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十篇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1

一、实践中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主要做法与形式

1.审定立法规划和计划。党组织审定立法规划和计划是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基础环节。实践中，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立法规划、计划均由人大常委会党组报送党委审查批准后才执行落实，有关的立法制度一般都明确将立法规划、计划报请党委批准作为立法规划、计划编制和实施的必经程序。总体而言，我国各级立法规划和计划的编制以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和要求为指导，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立法工作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实现党的执政目标。

2.提出立法建议。从实践看，提出立法建议，是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党委领导立法的重要方式。在中央层面，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曾进行过四次修正，均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立法建议。除修宪建议外，中央还多次向全国人大提出过立法建议。如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并向全国人大提出了立法建议，这是中共中央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的典型例子。根据中央的立法建议，199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即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起草班子[1]。再如监督法的制定，尽管在六届全国人大期间就开始酝酿，但真正促使监督法制定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则是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1990年5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便成立了监督法起草组，开始监督法的第一轮起草工作。对此，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立法机关对党提出的立法建议非常重视，一般都尽力使之很快步入法案到法的正式立法阶段，制定成为法律。”[2]

在地方层面，近年来地方党委更加重视地方立法权，更加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就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提出的立法建议也逐渐增加。地方党委提出立法建议一般具有以下特点：（1）在建议形式上，以党内领导人讲话、对请示报告的批复与批示、会议决议、会议纪要等形式提出的较多；（2）在建议提出主体上，主要是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以批示的形式作出，党委以集体名义向人大提出的立法建议较少；（3）在内容上，有的是要求人大就某事项进行立法可行性、必要性研究，有的明确建议人大就某事项进行立法；（4）在建议对象上，党委有时指定具体政府部门负责（包括牵头或单独负责），有的不指定具体部门，只是原则性提出要求人大进行立法的建议。对此类立法建议，一般由党委办公厅（室）负责批示事项的督办，人大办公厅（室）要以书面形式提出办理情况的报告。

3.审批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或者起草的指导原则。这一领导方式，在国家立法中表现比较突出。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规定，以下的法律草案或者起草需由党中央审批：一是宪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别重大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前，都须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与中央全会的审议；其他法定机关提出的修宪议案，也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或全国人大中党的领导小组报送党中央审定。二是政治方面的法律，在起草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党中央审批。三是政治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由常委会党组呈报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审批。四是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常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也由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

这一方式在地方立法层面的运用并不多，也没有专门的制度规范。实践中有的地方在重要法规草案或者重要法规的起草向党委报告或者征得党委同意。如2013年，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决定自主起草涉及多个部门的行政管理类综合性法规《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因该条例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高，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专门向市委提出立法涉及重大问题的报告，对胶州湾保护范围、管理和监督体制提出了建议，在征得市委原则同意后，方正式开展起草工作。

4.决定法律法规中的重大问题。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法律中，需要中共中央讨论的问题，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请中共中央讨论决定。十届全国人大产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三次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专题汇报，就修改监督法草案总的指导思想、原则、思路等重大问题，认真进行讨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据《立法与监督――人大日记》记载，仅在1998～1999年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先后就高等教育法、证券法、合同法、立法法向中共中央提出过有关问题的请示，提请中央讨论决定。

这一形式在地方运用比较多。如2010年8月25日，北京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了关于《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立法情况的汇报[3]。时隔不久，同年的12月25日，北京再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4]。2014年3月18日，青岛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市人大关于《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立法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法规、保证法规的贯彻实施进行了研究讨论，提出了意见。实践证明，地方党委就重要法规涉及的重要制度或者存在重大明显分歧的问题进行研究，不仅会推动具体法规的尽快出台，而且对于法规通过后的贯彻实施提供了保障。

二、关于加强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几点思考

1.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当前我国正处于亟需通过立法做好顶层设计、用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为加强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党在谋划改革决策时，要考虑与法的关系，及时主动提出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意见和建议，保证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立法机关要关注和掌握国家和本地改革创新总体思路和部署，及时研究论证现有法律法规的适应性，并根据需要及时启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程序，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或者可供试验、试点的空间。总之，党要加强对立法机关的领导和协调，统筹考虑改革措施出台与立法工作，力求两者之间无缝对接，使改革与立法相互适应，达到最佳效果。

2.建立和完善党领导立法的相关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也须有章可循，不能仅遵循惯例或习惯性做法，同样需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991年党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虽然明确了党对国家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实行政治领导的原则，并对审定立法规划、审批重要法律草案等领导方式作出了制度性规定，但因出台时间较早，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需要，亟需修改完善。同时，要完善党委研究立法事项的决策程序。党委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有关立法决策应当经过集体研究。研究立法事项应当遵循党内研究重大事项的工作程序，应提请常委会研究决定，特别重大的，也可由全委会研究决定。据了解，2013年11月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已明确提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规范党领导国家立法的工作程序，更好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5]建议地方党委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对审定立法计划、审批重要法规草案或者起草的指导原则、决定法规的重大问题等从内容、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实现党对地方立法工作领导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实践中，已有地方进行了探索。如2011年8月，湖南省委出台《法治湖南建设纲要》，该纲要把完善省委领导地方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建立了省委提出立法建议制度、省委审定立法规划、讨论重要法规规章草案制度以及建立地方立法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3.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立法权。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这是对加强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新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法定立法主体，加强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要充分尊重和保障立法机关依法行使法定职权。对于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重大决策以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党委应适时向人大提出立法建议，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法规，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立法工作关注的大多是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问题，涉及重大利益调整、部门职责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问题单凭立法机关难以协调解决，需要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帮助立法机关解决立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4.切实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作用，积极主动争取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通过人大常委会党组来实现的，人大常委会党组处于连接党和立法机关之间的枢纽地位，党组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关系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能否充分得以实现。一方面，人大常委会党组要确保党委的改革决策和方针政策及时有效转化为法律、法规提案，确保改革措施的合法性、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将通过立法过程了解到的社情民意准确地形成代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意见，及时传递给党委，供党委在改革决策时研究参考，以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建议进一步理顺人大常委会党组与主任会议、常委会会议的关系，厘清各自的权力边界，既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法定职能作用，又发挥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做到既尽职尽责，又不包办代替。对于事关全局性的重要事项，需提请党组会议讨论，由党组提出原则意见后再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逐步完善人大常委会党组议事规则，除研究、讨论年度立法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意见外，增加讨论、研究重要法律法规草案中的关键条款或对常委会审议中分歧较大的问题提出原则意见，研究、讨论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委重大决策部署的实施意见。人大常委会党组可通过人大工作会议、党组工作汇报、常委会履职中的请示等形式，向党委反映立法工作中需要明确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积极主动争取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5.健全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机构，加强组织保障。参照中央设立中办法规局作为中央领导国家立法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的做法，建议地方党委明确专门机构归口负责领导地方立法的具体事务，负责对地方立法的指导、协调和联系工作，如对立法规划、计划进行协调，指导人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定立法项目等。

注释：

[1]参见2003年3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不能动摇――访〈农村土地承包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

[2]参见朱继萍：《加强党在立法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依法立法的能力和水平》，载《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

[3]参见2010年8月26日《北京日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市政协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等事项》。

[4]参见2010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立法工作讨论通过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会议》。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国会是人民的最高代表机关，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国会是唯一有立宪权和立法权的机关。 国会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基本政策；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国防和安全计划；决定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的主要原则；决定公民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规范。 国会对国家的全部活动实施最高监督权。 第二条 国会行使下列任务和权限： 1.制定宪法和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决定制定法律、法令的程序、章程； 2.对遵守宪法、法律和国会决议情况实施最高监督权；审议国家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3.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和发展计划； 4.制定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和分配国家财政预算；规定、修改或者撤销某些税种； 5.制定国家民族政策； 6.决定国会、国家主席、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7.选举、免任或者罢免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国会主席、国会副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国家主席关于设立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建议；批准政府总理对政府副总理、部长和其他人员的补任、免任或革职建议； 8.决定部和部一级的政府机关的设立或者撤销；决定省、直辖市的行政区划的成立、合、分和调整；决定特别行政区──经济区的设置或撤销； 9.废止国家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违反宪法、法律和国会决议的文件； 10.决定特赦； 11.制定人民武装部队和外交人民的衔级制度和国家其他人员的衔级制度；决定国家的勋章、徽章和荣誉称号； 12.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决定国家的紧急状态和其它保障国防和安全的特别措施； 13.决定对外基本政策；批准或者废止根据国家主席的提议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14.决定进行民意测验。 第三条 国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组织和活动，并根据会议制度和多数人的决定进行工作。 国会工作的效果取决于国会会议的效果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国会代表团和国会代表工作的效果。 第四条 国会、国会常委委员会、国会专门委员会和国会代表在行使职能和权限的时候，应依靠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社会团体和公民。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和武装部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责任为国会各专门委员和国会代表的工作创造条件。 第二章 国会主席和国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由国会主席、国会副主席若干名和委员若干名组成，由国会主席担任主席，国会副主席担任副主席。 国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同时成为政府职员，必须根据专职制度进行工作。 国会常务委员会的任期根据国会的任期确定。国会任期届满以后，国会常务委员会继续行使职权到下届国会选出新的国会常务委员会为止。 第六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的任务、权限如下： 1.公布和主持国会代表的选举； 2.组织、准备、召集和主持各次国会会议； 3.解释宪法、法律和法令； 4.根据国会授权，就有关问题法令； 5.监督宪法、法律、国会决议、法令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停止政府、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违反宪法、法律和国会决议的文件的施行并报国会决定撤销；撤销政府、政府总理、最高人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违反法令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文件； 6.监督和指导地方人民议会的工作；撤销省、直辖市人民议会制定的错误决议；在省、直辖市人民议会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时候，解散省、直辖市人民议会； 7.指导、协调和配合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和保障国会代表的工作； 8.在国会闭会期间，批准政府总理对副总理、部长和政府其他人员的补任、免任或革职的提议；并向最近的一次国会会议报告； 9.在国 会闭会期间，在国家遭受侵略时决定并宣布战争状态，并向最近一次国会会议报告； 10.决定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宣布全国或者某地方的紧急状态； 11.实施国会的对外关系政策； 12.根据国会决定组织民意测验。 第七条 国会主席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国会会议，保障国会代表制度和国会会议的落实；签署法律和国会决议的生效； 2.领导国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国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准备、召集和主持工作； 3.召集和主持国会民族委员会主席、各委员会主任讨论国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会议；必要的时候，可以参加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会议； 4.保持同国会代表的关系； 5.指导和组织国会财政预算的实施； 6.指导国会对外工作的实施；在国会对外关系中代表国会；领导世界国会联盟中越南国会代表团的工作。 根据国会主席的分工，国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第八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指导、协调和配合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召集和主持国会会议。 在国会会议的准备期间，国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根据国家主席、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会民族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国会代表的提议，拟定会议议程草案； 2.指导、协调和配合有关机关准备会议内容；审议法律草案的准备工作；审议呈报国会的其它报告和草案； 3.决定同国会会议有关的其它问题。 第九条 根据本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有权提出法律草案的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提议，国会常务委员会报请国会决定法律、法令的建设计划。 第十条 根据国会通过的法律、法令建设计划，国会常务委员会法令。 有权向国会提出法律草案的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向国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令草案。 法令草案在提交国会常务委员会以前，须经国会民族委员会或者有关的委员会审查。必要的时候，国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在法令通过以前听取国会代表对法令草案的意见。 第十一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宪法、法律、法令和国会决议、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季度和年度的监督计划；单独或者交由国会民族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实施监督计划；审议监督工作的报告和建议；可以要求个人、组织和国家有关机关落实国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建议。 第十二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和指导地方人民议会的工作；单独或者根据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或者国会代表的提议，撤销省、直辖市人民议会制定的错误决议；在省直辖市人民议会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时候，解散省、直辖市人民议会。 第十三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单独或者根据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或者国会代表的提议，撤销政府、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违反法令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文件；停止政府、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违反宪法、法律和国会决议的文件的实施并报最近一次国会会议撤销。 第十四条 国会闭会期间，国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政府总理关于任免、撤职副总理、部长和政府其他人员的提议并向最近一次国会会议报告。 第十五条 国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家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国家在遭受侵略的时候战争状态的宣布并在下次会议上报请国会批准；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颁布全国或者某地方的紧急状态。 第十六条 在两次国会会议期间，国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对总理、政府其他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答复质询和执行国会民族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国会代表提出的建议的情况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最少每个月举行一次，由国会主席拟定工作计划草案并指导国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准备、召集和主持工作。 会方材料必须在会议召开以前7天送达国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第十八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会议制度进行工作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法令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须经国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人员总名额的过半数通过。法令、决议须在通过之日起的15日 以内公布，但在国家主席提请国会重新审议的时候除外。 第三章 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 第十九条 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是审查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审查国会或者国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报告，向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和法令建设计划建议和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行使监督权并提出建议的国会职能机关。 第二十条 民族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民族问题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 2.监督有关民族问题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章程的实施及有关这一问题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3.向国会提出有关民族政策和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建议。 第二十一条 国会设立下列委员会： 1.法律委员会； 2.经济和财政委员会； 3.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4.文化、教育和青年、少年、儿童委员会； 5.社会问题委员会； 6.科学、技术和环境委员会； 7.对外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 必要的时候，国会设立研究、审查某一草案或者某一特定问 题的临时专门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法律委员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国家机关、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和法令草案；审查法律、法令的建设计划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其它草案；参加审查由民族委员会或者其它专门委员会审查过的草案，保证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和统一性； 2.审查部和部一级机关的设立或者撤销的提案和省、直辖市行政区的成立、合、分或者调整的提案； 3.监督有关国家机关、刑事、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政府制定的决议和决定、政府总理制定的决定和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检察和审判工作的法律运用的指导性文件的施行； 4.提出完善法律体系的必要措施。 第二十四条 经济和财政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经济管理、经营活动和财政、货币方面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 2.审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草案；审查国家财政预算和国家财政补贴；审查政府对经济发展计划、国家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3.监督有关经济管理、经营活动和财政、货币方面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预算方面对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 4.向国会提出有关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经济管理、预算和财政、货币问题的建议。 第二十五条 国防和安全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国防和安全问题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 2.监督有关国防和安全问题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国防和安全任务的实施和有关这一问题的财政预算和执行情况； 3.向国会提出有关国防和安全的政策和在国防和安全问题上行使国会和国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必要措施。 第二十六条 文化、教育和青年、少年、儿童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文化、教育、通信、体育和青年、少年、儿童方面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 2.监督有关文化、教育和青年、少年、儿童方面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章程中有关文化和教育政策和有关青年、少年和儿童政策的实施和有关这一方面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3.向国会提出有关国家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和有关青年、少年和儿童的政策。 第二十七条 社会问题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社会问题和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 2.监督有关社会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章程中有关社会政策的执行情况；监督有关这一问题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3.向国会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 第二十八条 科学、技术和环境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 2.监督有关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章程中有关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和有关这一方面的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3.向国会提出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发展政策。 第二十九条 对外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审查有关国家对外工作方面和有关国际法、国际私法方面的法律草案、立法建议、法令草案和其它草案；审查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有关对外工作的报告； 2.监督有关对外工作方面的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的实施；监督政府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工作和各部门和地方的对外工作； 3.实现或者协助国会实现同各国国会和世界国会联盟的对外关系； 4.向国会提出有关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和同各国国会、世界国会联盟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方面的问题。 第三十条 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由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根据宪法、法律、法令和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在国会常务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自行决定。 第三十一条 对于由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负责调查和审查的问题，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有权要求政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有关国家人员提供材料或者进行陈述。被要求人必须接受民族委员会或者其它专门委员会的要求。 第三十二条 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人员到有关的机关和组织调查和了解民族委员会或者其它专门委员会关心的问题。有关的机关和组织有责任为民族委员会或者其它专门委员会人员的工作创造条件。 第三十三条 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有权向政府总理、政府其他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主席提出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接受人必须在接到提案的15日内进行调查并答复。超过时间接受人未作答复或者民族委员会和其它的专门委员会对答复不满意，民族委员会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有权在国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或者下次国会会议上向国会提出要求答复。 第三十四条 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设立小组，研究和准备属于自己的工作问题。小组组长必须是本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其它人员可以不是本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或者不是国会代表。 第四章 国会代表 第三十五条 国会代表是代表人民──不仅代表原选举单位人民、而且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人；是代表人民在国会中行使国家权力的人。 第三十六条 每届国会代表的任期从本届国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国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补选的国会代表的任期，从补选以后举行的下次会议开始到下届国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三十七条 在国会代表中，有根据专职制度进行工作的代表和根据非专职制度进行工作的代表。根据专职制度进行工作的国会代表名额由国会决定。 第三十八条 国会代表在行使代表职能的时候，对选民负责、对国会负责。 国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有良好的生活情趣，遵守公共道德，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国会代表有责任宣传和普及法律，动员人民遵守法律和参与管理国家。 第三十九条 国会代表有权参加国会会议，有权参加讨论和决定本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属于国会权范围内的问题。 第四十条 国会举行会议期间，国会代表有权参加国会全体会议、国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国会小组会议和国会代表团会议；有权讨论和表决纳入会议议程的问题。 第四十一条 国会代表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向国会提出法律草案和立法建议和向国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令草案。 第四十二条 国会代表有权向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政府其他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质询。受质询人必须答复国会代表质询的问题。 国会举行会议期间，国会代表可以向国会主席提交质询案。受质询人必须在会议上向国会作出答复。需要进行调查的时候，国会可以决定让受质询人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国 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在下次国会会议上答复。 在国会举行的两次会议期间，质询案可以提交国会常务委员会移送受质询的机关和个人并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答复的期限。 如果国会代表不同意答复的内容，有权提请国会主席递交国会或者国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必要的时候，国会或者国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受质询人的责任和答复质询的情况作出决议。 第四十三条 国会代表必须保持同选民的密切联系，接受选民的监督，经常同选民保持接触，了解选民的心理和愿望，搜集和忠实地反映选民对国会和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意见。 国会代表每年最少应向选民汇报一次自己的代表职能的行使情况。选民可以直接或者通过祖国阵线要求国会代表报告工作并可以对国会代表职能的行使情况提出意见。 第四十四条 国会代表在接到人民的建议、申诉和控告的时候，有责任进行研究和转达有关机关并敦促和监督处理。有关国家机关须向国会代表通报建议、申诉和控告的处理结果。 如果国会代表认为建议、申诉和控告的处理不妥，有权约见有关机关的首长，了解情况并要求重新审查。必要的时候，国会代表有权要求该机关的上一级机关首长进行处理。 国会代表有责任向建议人、申诉人和控告人通报处理的结果。 第四十五条 国会代表在发现违法行为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武装部队或者公民的合法权利的情况的时候，有权要求有关的机关、组织、部队和负责人采取必要的措施，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有关的机关、组织、部队和负责人须向国会代表通报处理结果。 第四十六条 国会代表在行使代表职能的时候，有权同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武装部队进行联系。各机关、组织和部队的领导有责任在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接待并答应国会代表提出的要求。 第四十七条 国会代表有权列席选举单位地方的各级人民议会会议并有权发表意见，但不能进行表决。 各级人民议会主席应向国会代表通报本级人民议会的会议日期并邀请国会代表列席会议，同时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四十八条 国会代表团由某个省或者直辖市选出的代表组成。国会代表团设团长，也可以设副团长来组织代表团的工作和在同国会代表的工作有关的问题上保持同国会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地方政府机关、祖国阵线委员会和其它地方机关和组织的联系。 每个代表团可以有一名到两名根据专职制度进行工作的代表。 第四十九条 国会代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会或者选民可以根据国会代表的错误程度罢免国会代表。 国会常务委员会根据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省祖国阵线或者选民的提议，可以提请国会或者交由选民罢免国会代表。 国会罢免国会代表，罢免案须经国会代表总额的2／3以上代表表决通过。 选民罢免国会代表，罢免案须根据国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的方式进行。 第五十条 国会代表因为健康状况或者其它原因，可以申请停止行使代表权。国会代表停止行使代表权的申请由国会决定；在国会的两次会议期间，则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在下次国会会议上向国会提出报告。 因犯罪被法院逮捕的国会代表，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即失去国会代表权。 第五十一条 非经国会许可，在国会闭会期间非经国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得逮捕和起诉国会代表，不得搜查国会代表的住宅和办公地点。逮捕、起诉国会代表和搜查国会代表的住宅和办公地点的提请权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会代表因现行犯罪被拘留，拘留机关须立即报请国会或者国会常务委员会审定。 非经国会常务委员会许可，国会代表不得被国会代表工作地的机关和单位撤职或者停职。 第五十二条 进行专职工作的国会代表，可以为自己的代表安排工作的地点和提供其它必要的条件。 国会代表工作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在国会代表进行专职工作以前，有责任接受和安排国会代表的工作，直到国会代表的任期届满为止。 国会代表进行专职工作的时间计为连续工作时间。 根据非专职制度工作的国会代表，可以使用不少于1／3的工作时间行使代表权。代表工作地的机关和组织必须为代表的工作创造条件。 国会代表的薪金和其它补贴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章 国会会议 > 第五十三条 国会每年举行两次例行会议。 根据国家主席、政府总理或者国会代表总额1／3以上代表的提请或者国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召集非常会议。 第五十四条 国会会议的工作议程草案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每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议程草案由上届国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第五十五条 国会例行会议和非常会议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召集。例行会议应在会议举行以前的30天召集；非常会议应在会议举行以前的7天召集。 会议工作议程草案应同会议召集决定一起送达国会代表。 第五十六条 每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由上届国会常务委员会在本届国会代表选举完成以后的60天以内召集。 每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由上届国会主席主持召开，直到本届国会选出新的国会主席为止。 第五十七条 国会会议的工作议程由国会决定。 国会代表有权对通过的会议议程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会议议程的修改和补充须经国会代表总名额的半数以上代表表决通过。 第五十八条 国会举行公开会议。 必要的时候，国会根据国家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或者国会代表总额1／3以上代表的提请，可以决定举行秘密会议。 第五十九条 国会会议议程中提出的问题，须经国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必要的时候，国会可以决定提交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国会代表组织和国会代表团讨论。 第六十条 不得成为国会代表的政府人员可以列席国会全体会议，可以根据国会的要求或者根据本人的提请并经国会许可，对属于自己负责的部门和领域内的问题发表意见。 第六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武装部队、报刊机关和公民的代表和国际友人，可以列席国会的公开会议。 第六十二条 国家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越南祖国阵线或者国会代表都有权向国会提出法律草案。 法律草案的提出权包括提出新的法律草案，提出现行法律的修改和补充草案。 国会代表的立法建议权通过提出颁布新法律的建议和提出修改和补充现行法律的建议来实现。 第六十三条 每届国会的法律、法令建设计划和年度计划，由国会根据国会常务委员会的提请决定。 法律草案在提交国会以前，须经国会民族委员会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由国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意见并在会议举行的20天以前送达国会代表。 第六十四条 国会在听取提出法律草案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陈述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以后，再对法律草案进行审查并提交国会讨论以后表决通过。根据国会代表的讨论意见，会议主持人提出需要表决的问题和表决方式让国会决定。国会采用逐条、逐章表决，然后再每部法律草案全部一次表决或者全部法律草案一次表决的方式通过法律草案。 第六十五条 国会决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和每一年度计划；决定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和财政补贴。 每一年度的计划草案、财政预算和财政补贴，由政府在上年年末的国会会议上向国会提出。 国会应在财政年度完成以后一年以内批准政府提交的财政决算。 各项草案必须在会议举行的10天以前送达国会代表。 第六十六条 各项草案由国会在听取政府的陈述和国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以后再行审查并在提交国会讨论以后表决通过。 国会通过各项草案采取逐问题表决，然后再每部草案全部一次表决或者全部草案一次表决的方式进行。 第六十七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工作报告，由国会在每年年末举行的会议上审议。工作报告由上述机关在年中举行的会议上送达国会代表；必要的时候，国会可以进行审议。 国会可以对提出报告的机关的工作作出决议。 第六十八条 国会、国家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期工作报告，由国会在每届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审议。 国会的任期工作报告，由国会主席根据国会常务委员会、国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和各国会代表团提交的报告进行准备。 第六十九条 国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国会在每届国会 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选举产生。国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从上届国会主席推荐的国会代表中选出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国会对选出的国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认证或者宣布个别代表的选举无效。 国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完成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以后即停止行使职能。 第七十条 国会主席、国会副主席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由国会根据上届国会常务委员会推荐的提名，从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 国会副主席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由国会决定。 第七十一条 国家主席由国会常务委员会推荐的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 根据国家主席的提请，国会从国会代表中选出国家副主席并批准成立国家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第七十二条 民族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由国会根据国会主席推荐的提名，从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 民族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根据专职制度进行工作的组成人员的名额由国会决定。 第七十三条 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国会根据国会主席推荐的提名，从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 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根据专职制度进行工作的组成人员的名额由国会决定。 第七十四条 政府总理由国会从国家主席推荐的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 政府总理关于任职副总理、部长和政府其他人员的提请，由国会根据提名批准。 第七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国会从国家主席推荐的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 第七十六条 每届国会会议的秘书处，由国会根据国会主席的提名，从国会代表中选举产生。秘书处由秘书长和秘书若干人组成。 秘书处行使下列职权： 1.拟定预备会议文件；准备国会预备会议的公告；综合国会代表在国会会议上提出的意见； 2.配合民族委员会、各委员会和有关机关整理向国会提交的法律草案和决议草案； 3.落实国会交付的其它工作。 本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的临时秘书，由上届国会主席指定，直到国会选出秘书为止。 第七十七条 国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每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从上届国会最后一次会议到本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的工作报告。 第七十八条 法律和国会决议须经国会代表总名额的过半数表决通过。罢免国会代表、缩短或者延长国会的任期、或者修改宪法，须经国会代表总额2／3以上代表表决通过。 法律和国会决议由国会主席签署生效，由国家主席在通过以后的15日以内公布。 第六章 国会的辅助机构和财政预算 第七十九条 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各委员会的辅助机构由国会常务委员会组织。 上述机构的组织机构和职能由国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八十条 国会的财政预算是由国会在年末的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国家财政预算的一笔独立的款项。 国会的财政预算的执行由国会主席指导和组织。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一条 本法取代1981年7月3日通过的国会和国务委员会组织法。 本法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八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1992年4月15日通过。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3

部门会坚持考核原则，公开考核程序，以客观公正为前提和基础。将考核工作进行。我们会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我们将不断完善自我，做得更好。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1团委纪检部工作计划，供大家参考。

团委纪检部工作计划1为使本部今后各项工作顺利的开展，特制定如下工作计划：

一、会议考勤与纪律维持，认真做好考勤工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继承学院团委的文件，认真贯彻执行，我部将定期进行汇报，向大家公开，以便大家核对，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二、加强团总支的内部建设，使今后的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严格执行和遵守学生手册。以此来保障今后的各项工作顺利的进行。

三、加大工作力度，保证工作质量。积极配合学院领导的各项工作，做好晚检、日常管理等各项工作。定期深入同学中间进行日常纪律及行为的检查。

四、及时了解和发现团员的情况，对脱离组织、工作消极的、不搞实际只搞形式主义，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的对其做思想工作，情节严重的通报处理。

五、对各种违纪情况做好记录并及时处理，每周例会前做好总结。

六、及时了解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邮箱建立与同学沟通的桥梁，对合理的意见采纳，对不良情况的反映要及时进行调查和处理。

七、在日常管理方面，要严抓主楼吸烟、走廊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等等不文明现象。积极配合校团委的检查，积极配合团总支工作，在各方面起领导带头作用。

八、晚检方面，我们纪检部将会更加注重全面性、准确性。增加学生的自觉性，在每天的日常管理工作，逐渐完善制度上的不足，并且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加强监督工作，认真、公正的进行晚检检查工作。

九、加强纪检部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和交流,与各部门之间互帮互助。纪检部除了平时做好部内的工作之外,更重要的还要配合好其他部门的工作。团结就是力量,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配合下,我系团总支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十、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

踏实——工作细致,落到实处。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实践,我们对仔细踏实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从每天晚检的检查到每周的统计,都不可以出一点错误。

希望纪检部跟着我院团委的脚步,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团委纪检部工作计划2时光荏苒，学生团委会又是一阵沁人心脾的芬芳。和学生团委会的成长一起，我们也来到了属于我们自己迸发向上的大二学年。如今的我早己褪去了当初的青涩，蜕变成为了一名学生团委会的老成员，回忆过去，以往的工作身影;过去社团里带我们成长的师兄师姐;以前办公室的陈设背景，还有墙上悬挂的一张张活动照片，都承载着一届届团委成员的精神和力量的结晶，我很感谢学生团委会带给我的一切，感谢师兄师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这次相识，更感谢这一年多的工作体验。如今新学期伊始，为了更好的适应学校建设和学生团委会的发展，我现将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陈述如下。

一、工作背景

自20-年加入学生团委会纪检部以来，我一直在纪检部跟随师兄师姐进行工作，对我纪检部的工作职能，以及工作特点各项事项有了一定了解。我们部主要肩负团委会纪律检查以及文档试卷的核查，还有各项人员文件资料的考核任务和大型活动考试的教室申请工作，总的来说我部的工作量少，工作比较轻松。从我部的日常工作中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个人的工作耐性，以及与人交流的语言技巧。但是将近两年的工作经历下来，我们部的工作一直存在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作为我们学生团委会的一把戒尺，这是我一直认为我们部职能的形象比喻，但是由于我们部的工作职能一直被分散，工作效力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工作方向不明确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部门的发展，而且由于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导致招新工作以及人员培养问题也出现问题，每学期的招新工作多数新生对我部不了解，完全没有加入意向，而且由于工作职能欠缺，人员考核与评定分歧很大，所留新成员有的甚至不适合本部工作。对于这些一直存在并困扰我们部门的问题，在新学期，尤其是在组织机构改革的时机，我希望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二、新学期的工作目的

在新学期，我部的工作要求没有变化，那就是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尽全力配合团委会其他部门开展好工作。同时把握组织机构改革的契机，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收回部分我部的职能，在加强我部纪律监督效力的同时加强我部的工作地位，逐渐从工作伸不开手，张不开嘴，慢慢改善为可以大胆执行我部的工作职能，敢于严明纪律，敢于制止不良行为的真正的工作状态。从熟悉我部工作职能开始，逐步健全我部的职能范围和工作范围，从部内完善开始，组织内帮扶帮助，逐步改善我部门的形象，提高工作效率，以改变的新形象参与到未来学生团委会的.工作中去。

三、具体工作举措和工作方法

1、首先从部内开始，从思想上解决我部门所有成员以往工作以来养成的无所事事、消极怠工的工作状态，定期举行部门例会，重新认识我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性质，认识我部门目前所处的工作处境，共同商讨如何建设我部门具体办法，并且认真细分工作，划分责任，让我部不再在以后的工作中有闲置的工作人员。

2、认真与团委会领导师兄讨论商议我部门的具体情况，分析我部职能范围、工作项目以及如何正确发挥我部门工作效力的解决办法，重新审视我部门的工作职能，确立我部门的工作地位。

3、在商议部门职能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同时，相配合的迅速制定一系列完善我部门新形象、新工作职能，新工作范围的工作制度，并交予上级领导师兄或指导老师审核批准，并预备实行。

4、加强部分工作职能力度，树立工作形象，例如加强规范请假制度，加强对于缺旷、早退、怠工人员的罢免、辞退程序，树立组织威信，严明组织纪律，切实开展我部门的实际工作。

5、加强与学生团委会其他部门的联络，认真倾听其他部门成员关于我部门工作细节的建议，以及他们对我们部门的看法，对合理的建议我们积极接纳，对于不良情况我们坚决做出相关的处理。

6、努力参与学生团委会的每一项工作，发现培养部门人才，并且丰富招新内容，在培养部门人才的同时，招贤纳士，为纪检部输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7、在学期内工作之余多举行部内联谊，为部门内部成员搭设沟通平台，在工作之余交流心得和工作经验，以求共同进步。

学生团委会是我们温馨的大家庭，我们希望我们各个部门都能扮演好我们对应的角色，各行其是，各尽其能，各展其才，各履其责。纪检部也是一样，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助力团委会的成长，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共同奋斗之下，向着学生团委会光明灿烂的明天，我们将一起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见证。祝我们的安顺学院学生团委会明天会更好!

团委纪检部工作计划3时间，转眼即逝，我们满载收获，满载欢喜。迎来新的一年，纪律监察部会谨记本部门的职责，始终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负责、踏实地做好团学干部考核工作，同时密切配合学院团委各个部门的工作，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团学干部工作氛围，并在学院里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以期在新的一年中，纪律监察部能更好的完成各项工作，现具体计划如下：

一、统计成绩挂科情况

二月中旬，我们将对各部门干部干事第一学期成绩有无挂科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并按照干部、干事考核制度，挂科1科即取消推优资格，挂科2科及以上，无条件退出团学组织。

二、推优系列工作

三月，我们主要负责协助组织部完成推优系列工作：推优入党、推荐上党校、推荐上政研社。同时，我们部门需负责团委推优的评选工作，并为其他组织推优提供干部、干事日常工作、学习的考核情况。

三、五四表彰

四月，我们主要负责五四表彰等一系列活动的考勤等工作

四、提副部长、团校及暑期社会实践

五月份开始第一批提副部长的相关工作。在提副结束后，第十四期团校开班，纪律监察部主要承担考勤、入场引导、会场纪律、学员培训情况统计等工作。在五月下旬，部门将协助实践创业部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相关的筹备工作

六、暑期前工作安排

六、七月份在即将放假期间，做好部门交接工作。

七、迎新、招新工作

九月份将面对迎新、招新的工作。在迎新过程中，积极参与，为新生提供帮助;在招新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不同的选拔方式选拔出具有能力且品德修养好的新成员，为本部门注入了新的力量和活力。

十月中旬将对新干事进行培训，使他们更好的了解本部门，更好地融入到本部门的工作中。

八、团校、换届及大型活动考核

十月下旬，第十五期团校开班，纪律监察部主要承担考勤、入场引导、会场纪律、学员培训情况统计等工作。

十一月份做好部长换届工作，及主席团竞选大会、团委组织的讲座、暑期社会实践表彰等大型活动会场安排和考勤纪律工作，保证部门工作的正常运行。

九、部门日常工作

做好部门日常工作：办公室周卫生、早上卫生检查，每周四各组织清除牛皮癣考核，安排办公室值班表及值班情况统计，干部每两周一次的工作量化考核。

团委纪检部工作计划4新的学期开始了，对-年取得的一定成果，我部保持平静的姿态，静静思索着本学期的工作计划。面对学院形成较好的院风和学风，我部一定会努力奋斗使之加以巩固和发展。能让我院学生勇于自律而使学习等各方面如虎添翼是我部的愿望和工作目标。

因此，我部，综合学院各班级的情况，并结合本部的工作职责和实际情况，现制定工作计划如下：

一、纪律考勤工作

1、为了使同学们能更加有效的利用早晨的黄金时段，我部成员每星期会对各班各自负责的考勤工作进行三到四次的检查。

2、我部会对各班的晚自习和课堂纪律会进行不定期抽查。

(我部会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并上交团学会。)

二、进一步加强部门建设工作

首先在本星期开一次部门会议，让我部于下星期正式开始工作。每星期二下午都要开一次部门内的例会，了解干事们的工作情况，并传授经验;加大部长和干事的沟通空间，培养干事的工作责任心，调整工作态度，激起工作热情，及时总结活动和工作经验、不足。在这学期，我会尽量让他们自己组织、开展工作，放开权限，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发挥能力的空间。

三、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做好综合协调工作，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在上学期期间，我部和一些部门有一定的交流和合作，但总体来说还不够。组织开展一些活动让干事和部长、部门与部门之间更了解。搞好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助，树立良好的部门形象。若各部门有需要帮助的，我部一定会积极配合。

本学期我们部的计划基本如上，如需要到时再增加，希望新学期我们会有新的成绩，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切实为大家服务，更好地维护广大同学的利益，也希望与各个部门更好地合作，树立好我们国际教育分院在学校里的形象。

团委纪检部工作计划5团委学生会生活纪检部工作计划新的学期来了，并且我也很荣幸能当上生活纪检部部长，上一学期，我们部九个人齐心协力完成了工作任务，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我大概也了解了学生会的各项任务。以下是我的工作计划以及要求和工作项目：

一、招才纳贤，补充生活纪检部后备力量开学后，生活纪检部将在新生的每个班级中挑选学习优良、拥有较强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新生，以补充生活纪检部的力量。并在初期有意识的组织对新生进行培养，让他们尽快熟悉工作，转变角色，融入到生活纪检部团队之中。

二、严格规范，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综合测评是体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各类大型活动的组织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陶冶中职生情操的有效方式，监督好课堂考勤和保证大型活动的秩序、强化综合测评的公平和合理性的价值突出，责任相对较大。因此加强生活纪检管理，落实责任分工非常重要。纪检部成员将在老师、团委学生会的指导下，落实责任，公平公正，全力为广大同学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三、增强内部沟通和了解，强化团队意识。生活纪检部随着工作的的需要，人员相对较多，各司其职，为了使工作顺利有序，本年度则要求各工作人员加强内部交流和沟通，相互团结、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本年度将在每月结束之时，召开部门工作会议,相互交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工作效率,提出工作上的困难和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在每学期结束之前写一份工作心得，主要内容是对于纪检部工作的看法、意见和建议，以供后期借鉴和矫正。

四、配合学校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做老师的好助手学生会的工作是一个大的整体，生活纪检部在学校指导下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同时，将加强与团委、学生会其它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如在各类大型活动中联合组织，共同携手一道为创造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和氛围努力，为同学们服务，为评估做贡献。

五、新学期生活纪检部工作晨检：主要是纪检工作(检查各班出勤人数，校服…)午检：生活和纪检工作同时进行晚检：放学后检查组要是卫生检查(地面，黑板，桌椅摆放…)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4

张维庆曾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担任主任10年，2008年3月，他到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担任主任。14年的计生工作经历已镌刻在张维庆记忆深处，永远挥之不去。这个曾被人口计生工作者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走过了30年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而他也在这个风雨的历程中体会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他提出“我们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口号。遭到很多人的非议

1994年9月，张维庆离开山西省副省长的岗位来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彭佩云，张维庆作为她的助手开始了新的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体现在其走过的“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张维庆说，所谓“曲折”，是因为我们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和偏差，所谓“悲壮”，是因为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所谓“辉煌”，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维庆说他是一个自信的人，任何困难在他面前都会被坚定地跨过去，唯独这个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曾让他左右为难。

张维庆刚上任副主任那会，不止一次和彭佩云同志探讨过这个话题：计划生育工作难就难在生育政策和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及眼前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我们党其他的政策都是直接惠及老百姓的，唯独这个政策存在着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老百姓希望多生，国家希望少生。于是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70至80年代，国家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比如说，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考核，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牵牛、抓猪、拆房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也给许多育龄妇女造成手术并发症。党群干群的关系由此紧张。当然，那段时期我们的生育水平的确下降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张维庆特别说明，这里所说的代价是指牺牲党群干群关系和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

1998年3月，张维庆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上任之后就下决心大力推进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一是从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到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计划生育问题的转变；另一个是从简单的行政手段转向依法行政、优质服务上来。他当时就想，在他任期内能完成这个思路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经过10年的努力，如今这个转变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基本实现。

张维庆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他这个性格，注定了要与非议狭路相逢。当年，许多人就很非议他提出的“我们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口号。

张维庆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后，前往内蒙古巴盟的一个旗调研，在和当地一个计生局长聊天的时候，这个女局长说她干了21年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她都尝遍了，过去她不知挨了多少骂，吃了多少苦，但老百姓不理解，认为是断子绝孙。她为此不知流了多少泪，后来她转变了工作思路，尽全力在各方面给老百姓提供帮助，和老百姓的关系也融洽了，大家都称她是最可爱的人。

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后，张维庆就对国家计生委党组的同志们说：“要对全国50万计划生育工作者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而是要把老百姓当成是计划生育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张维庆提出要人口计生工作者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口号一经提出，就引来行业内外的很多争议：你们还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你不可恨就不错了，也有的人说，这个目标根本达不到，人家是最可爱的人，作家写过了，这大家都能体会到，你计划生育是和老百姓拧着干的，怎么可能成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张维庆发现，在推行这个口号时也并不是很顺利，个别省根本不往下面转达。张维庆并没有因此失落，他知道一个思路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想想看，过去那套关、卡、压的行政手段搞惯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势了，如今你要让他彻底改变过来，他会不适应。张维庆认为这要经过两个方面才能逐步实现思路和方法的转变，一是干部的自身更替，二是工作环境上的营造，用基层创造的工作经验和榜样的力量进行引导和示范。

最可爱的人标准是什么?张维庆提出树人口计生工作者的新形象。于是在全国上下兴起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的创建活动，同时在全国树立了一批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尽管这项工作从提出到实现就花了多年的时间，但毕竟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新面貌。

计划生育立法的艰难过程

如果说，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担任主任10年中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张维庆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立法!

张维庆说：“一部法如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这个法是很好立，但我们的计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难的，彭佩云主任一直很想立法也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1984年张维庆还在山西省任副省长时，就曾接到过关于计划生育的法律，只是后来没有出台，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制定地方法规。张维庆曾和彭佩云同志就此事讨论过，最后大家还是认为计划生育立法难度比较大，等生育政策调整到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时候再去立法，那时可能会好办一些，这事也就搁了下来。张维庆上任主任后，这事仍成了他很重的心事不能释怀。但凡国策都有法律，如土地法、环境保护法等等，计划生育也是一项国策，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去保障，否则其法律地位怎么确立?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和计划生育没有国家法律，国家计生委如何依法行政?张维庆感到，立法与否，已经涉及到了人口计生工作生存发展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维庆将这个想法交到党组讨论，最开始的意见也不统一，张维庆就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最后大家意见都统一了，一致认为：早立比迟立好，即便最初制定的法律不是很完善，但今后还可以逐步完善。但接下来的工作仿佛并不顺利，张维庆形容自己那段时间的心脏仿佛每天都是悬起来的。

首先要起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法律中既要明确保护育龄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也要保护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正当权利。所以起草这个法最初是很艰难的，每一条都要逐字逐句斟酌，一有人提出争议就要研究修改，同时找大量的资料，找根据，诸如1979年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要立法，中央决定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体系等。最终，在张维

庆及同事们的努力下，起草的初稿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要经过全国人大的三审。包括张维庆在内的国家计生委的一帮领导忙开了，要去做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科教文卫委员会的工作，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做，还有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以及分管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工作要去做。与此同时，还要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总之，立法进入全国人大审议之前的工作量特别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审、二审顺利过关，可在三审时却出了问题。2001年12月的一天，针对三审的讨论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进行，决定是否提交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的副主任提出尖锐的意见，说你计划生育立法之后，现在的行政手段在立法后就不能采用了，人口反弹怎么办?张维庆当时和另一个副主任也参加了三审的讨论，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讨论，双方意见尖锐地对立，尽管张维庆事前已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由得紧张起来，他的手心一直在冒汗。

一上午的讨论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张维庆赶紧抓住这点时间和国家计生委的同事们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分析了所有情况后，一致给出的答案就是人口不会反弹，早立比迟立好。讨论中，张维庆针对提出的问题详细陈述了人口不会反弹的6条理由。张维庆后来说，当时是背水一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做出上述决定，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短暂的一小时匆匆而过，张维庆也成竹在胸。

下午的讨论准时开始，激烈的气氛仍然持续。张维庆理直气壮地说：“计划生育必须立法，不立不行，为什么?国策必须要有国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如不立法才会导致人口反弹，立法会保持生育水平的稳定，甚至是下降。不能简单依靠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搞计划生育，形势不允许，老百姓不答应，计生部门也难做工作，这种形势必须扭转。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从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各方面来看都不能这么干。要让实行计划生育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得到实在的利益，我相信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不通理的只是少数，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立法后，会得到更多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张维庆一席话说完后，会场上一片平静，大家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散会后，他对同事们说，法律委员会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鉴于立法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全国人大何春林同志向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同志汇报了这个工作，同志非常重视，并将此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去讨论。全国人大乔晓阳同志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之前给张维庆打了一个电话：“维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讨论研究计划生育立法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张维庆说：“拜托你了，你把我的意思向中央表达，计划生育立法利大于弊，请中央放心，国家计生委有信心有能力做好工作，确保生育水平稳中有降。”

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乔晓阳告诉张维庆，中央领导同志态度很明朗，说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要立，张维庆知道后很高兴，他想，接下来的工作一定好办了。很重视这个工作，还让何春林、杨晋宇、张维庆等人去了他办公室，亲自对计划生育法的条文一条一条地抠，整整弄了一个上午。同志还对他们说，为了顺利通过这个法，要尽可能采纳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减少讨论过程中的阻力。

张维庆当时分析了，参加三审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一共不到150人，可能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是47人，张维庆派人去做工作，细化到由哪个人去做。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最后的审议投票。张维庆在现场做法律说明，尽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过，但万一通不过一切的努力就将付诸东流，他的心情处于极度焦虑之中。最后，决定性的时刻出现了，123票赞成，12票弃权，零票反对。会后，张维庆和同事们的那个兴奋劲真的很难形容，他说自己工作了几十年，从未经历过这样千钧一发的搏弈，他们胜利了!从起草立法到最终通过，这项工作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

外人并不知道这部法律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意义有多大，但张维庆和他的同仁们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法律带来的巨大变化。张维庆说，立法之后，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相继修改和完善了，优质服务理念推进了，工作思路转变了，依法行政措施也采取了，许多惠及计划生育家庭而采取的措施落实了，总之计划生育工作至今能够稳定地发展，都与这个法的实施有很大关系，这部法还对后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张维庆还说，这部法律出台后，计划生育工作也比以前好做了。当然，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很难，但因为立法了，就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计生部门是一个责任大于权力的部门，什么工作都得求人

从张维庆的言谈中，记者能感受到每一项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都非常不易。他说，自从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后，就感到无论什么工作都得求人。计生部门是一个责任大于权力的部门。

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不对等，责任重大，权力很小，唯一的权力就是各方面去协调。正因如此，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在前期都需要有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比如说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需要做多少协调工作最后才能定得下来。张维庆就曾开玩笑地对大家说：“我们计划生育工作没有一件事情不求人，我当副省长时，是门庭若市，别人求我，是我手中有权力啊，我官升一级，到了北京什么事都求人，同样的事情在别的部门很容易办到，但在我们这个部门很不容易。”尽管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经过了许多时间才得到结果，但张维庆仍然感到辛苦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然，他也深深感到在这样的部门担任领导，其精神境界和协调能力决定这个部门工作的好坏。

2008年3月，张维庆离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到全国政协担任领导。即将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地方，张维庆顿感如释重负，过去这些年一直是绷着神经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人口计生工作生涯如是评价：尽职尽责，但也有遗憾。张维庆说他曾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让计划生育家庭率先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在实际中做到这点很难，至少是没有全部做到，其原因是政策不兼容、不配套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便是他的遗憾之一。

计生工作因其敏感的性质，身处其中的张维庆难免会面对外人对他是非的评价。在离开人口计生工作岗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张维庆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上对得起党中央、下对得起老百姓，就足够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

冬。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个人非常渺小。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自己，不管别人对我这段工作怎么看，我相信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的事业会在不断地争论中被人们去认识、去深化。”

如果说这些年张维庆是靠什么闯过了工作上一个个的难关，这要得益于他性格中的自信与坚毅，他总是对身边的人说，做事要先做人。作为一个官员，他给自己提出了“四不三”与的原则。四不是：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三与是：与众不同；与人为善；与世无争。

张维庆说，自己在最基层最艰苦的环境中工作过，对老百姓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老百姓太善良太厚道，太有承受能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一个官员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去谋利益，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凡是了解张维庆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敢讲真话的官员，即便是面对更高级别的领导，他也不会为自己的语言进行粉饰，所以他的老朋友总是对他说，你的优点是正直，缺点也是正直。

俗话说，一个人的品质不是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而是还在年青时代的岁月里便锤炼而成。两段人生经历及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张维庆风风雨雨的人生经历中，他在年轻时代的两段经历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对他日后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段经历是大学时代。张维庆最开始填报的高考自愿是陕西师范学院，可他在西安中学的班主任马老师却认为他成绩很好，应该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维庆非常感谢马老师为他人生作了一个重大决定。1962年，张维庆考入北京大学。他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但随之而来的“四清”和“”运动让这个国家时时处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之中，他不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接下来，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受到冲击。这段时间里，张维庆一直在思考国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虽然对自己的前程感到很茫然，但学哲学的他，已懂得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看待事物和人，为他日后参加工作奠定了成熟的基础。

另一段经历则是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求生存。人学毕业后，张维庆被分到了河北一个军垦农场工作，一年多以后又分到了山两祁县。他和同连队的同事杨如月一起到山西，杨如月因不久前在施工现场受伤，获救后身体受影响，他老家在山西晋中地区祁县，那地方条件相对不错，但他却被分配到山两保德县，这是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而张维庆就分到了他的家乡祁县。张维庆发现他的这个同事每天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哭泣，问后才知他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对象，但女方的要求就是要他分回老家才成亲，如分不回去就分手。张维庆当时就想，杨如月在部队里工作差点就丢了命，好不容易找了对象，家中又有老母需要照顾。于是，张维庆就找到部队政委要求两人的工作互换。就这样，张维庆去了黄河边上的保德县供销社。这时，北京农学院有一个学生也分到保德县当老师，他和张维庆在一次机会中相识后就说自己是学财经的，却要去当老师，他不想去。张维庆就说那我们就换换吧，你到供销社可能更合适。最终张维庆到了一个村办小学当了一名老师。至此，热心善良的张维庆已为方便他人换了两次工作，但他始终是快乐的，他坚信在艰苦的环境里不仅能生存还能发展。

当了一段时间老师后，张维庆感到当地老百姓很穷很苦，他希望带领老百姓改变穷山恶水过上好日子，就这样他又要求去公社当了一名乡镇干部。一年365天，他有200多天的时间都在和村民干农活。就这样，张维庆在艰苦的岁月里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他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张维庆说那时的风气很纯朴，根本没有人去跑官买官，他一个书生、一个外地人就因为上作出色而被提拔，且“平步青云”，在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在县里工作时，张维庆因为正直也得罪过个别人，但他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老百姓很认同他，后来他离开县城到山西省工作时，老百姓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评价张维庆：他是一个好官，心地善良。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5

任现职以来，本人在工委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大工作集体领导原则，积极与班子成员协调配合，认真依法履行职责，按照组织安排的分工，全面完成了各方面的工作任务，为工委整体工作的顺利完成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促进全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认真学习，提高履职能力，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为了尽快适应新工作，进入新角色，本人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六中全会决定和“八荣八耻”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盟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自治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和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和法律法规。通过学习，使自己对盟工作委员会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对盟行政公署、盟中级人民法院和盟检察分院实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法律规定有了新的更加明确的认识，同时对人大监督工作的程序、方法、重点内容等依法履职等所必备的知识有了准确的把握和理解。为尽快进入新的角色，做好各方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依法履行工作职责，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1、会议监督。认真参加了工委每季度组织召开的工委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盟“一署两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和盟行署的计划、财政、审计报告及其他专项工作报告，并根据盟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从全盟实际出发，依法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促进“一署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2、执法检查。积极配合自治区人大开展了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自治区爱国卫生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并按期上报了执法检查报告。

3、专项调研。组织工委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残疾人保障法和自治区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及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40号主席令在全盟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调研，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向盟行署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4、工作。根据各副主任的分工范围，认真接待了部分来访的群众代表，并为他们协调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

5、评议工作。根据《××*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代表评议工作条例》的规定，主持开展了对盟安监局局长的任职情况评议工作。

6、制度建设。认真参与制定了《人大××盟工委盟本级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等6项办法和制度，提请主任会议决定，成立了盟人大工委计划、财政监督工作专家组。

7、代表视察。积极配合自治区人大组织了代表视察工作，赴额济纳旗实地视察了居延海调水情况。

8、培训学习。认真参加了自治区党委2007年5月在××*党校安排的集中学习培训和自治区人大组织的历次学习培训活动。

三、廉洁自律，奉公守法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6

内容提要: 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表明其不是决策机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其职权细化为四个方面也是合宪合理的；但《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等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一、《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适当

    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委员长会议”这一机构始于1982年《宪法》，其第68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其中“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那么该如何理解宪法的这一规定呢？“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呢？

    （一）委员长会议对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有“处理权”

    委员长会议有权“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何为“处理”？根据我国《新华词典》的解释，“处理”的意思是“处置，安排解决。” [1]因此“处理”本身有权力的含义，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问题是，处理什么？该款中的处理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宪法在此是否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部分授予委员长会议、由其处理呢？鉴于委员长会议的人数很少， [2]在议会这样一个讲究民主代表性的机构中，这么少的人数组成的机构，其成员即使是选举产生，也几乎很难体现民主性， [3]宪法不可能授予委员长会议行使在常委会闭会期间属于常委会的部分职权，否则将与议会的民主精神相悖。宪法也没有像规定常委会职权（《宪法》第67 条）那样明确列举委员长会议的职权，没有像规定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性机构那样规定委员长会议是常委会的常设性机构，而只是规定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的重要 “日常工作”。因此这种“处理权”应具有服务性、辅助性的特点，具有某种处理议会内部行政事务的性质。

    委员长会议与人大的专门委员会都具有服务性功能，其成员都是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都属于人大的内部机构，都对其所辖事务有一定的处理权，但二者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委员长会议的服务对象是“一会”（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服务的对象是“两会”（人大会和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具有一定的管理色彩，专门委员会的服务手段则侧重于为大会和常委会提供相关专门知识或帮助，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委员长会议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宏观性，是对日常工作的一种全面安排和管理，而专门委员会多局限于处理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有学者指出，“专门委员会具有双重性质，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说，它是工作机构，但对它自己的工作部门和办公厅来说，它又是具有一定职能性质的机关，可以说它是一种准职能机构或半职能机构。 它是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能提出议案，审议议案，但无权独立行使权力，不可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它的日常工作也是为代表大会和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 [4]总体上看专门委员会本质上应属于服务性机构。那么委员长会议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双重性质？它一方面是常委会的服务性机构，其日常工作是为常委会“行使职权作准备”；另一方面根据现行法律也具有一定的职能性质，能提出议案，审议议案，但无权独立行使权力，不可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同委员长会议和专门委员会的相似性——都是服务性机构，都是为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作准备，但认为只有专门委员会才是一种准职能机构或半职能机构，而委员长会议却不应具有这一性质，即现行法律对委员长会议的许多规定是有瑕疵的。虽然法律赋予委员长会议有一些程序性的决定权是可以的，如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决定有关议案和质询案是否提交常委会审议等等，但不意味着它目前依法享有的所有权力都是必要的、合宪的。

    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在工作性质上具有类似性，在工作范围上又有全局与局部之分，这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是、应当是“指导”关系，《全

国人大组织法》第 25条明确规定委员长会议“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委员长会议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既然是“指导”关系，就不是领导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专门委员会之间才是领导关系，《宪法》第70条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5条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既然委员长会议对各专门委员会都不能领导，对常委会就更不可能领导。因此，认为委员长会议是常委会的领导机关（我国人大部门的许多同志以及研究人大制度的部分学者均认同委员长会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机构”），是对委员长会议性质的误读。

    （二）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什么是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呢？根据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日常”的意思是“属于平时的”，如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日常用品。 [5]在一般情况下，“平时”是相对于“战时”或“特殊时期”而言的，但在这里显然不能完全这么解释。结合宪法第68条第2款和我国的人大制度，笔者认为此处的“日常”工作所具有的“平时性”应是相对于“行使权力时”而言的，即常委会行使权力时不是平时，不在行使权力时才是平时。据此，“日常工作”可分为常委会会议期间的日常工作和非会议期间的日常工作，委员长会议对二者都有处理权，但处理的重点应是后者——非会议期间的重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在常委会闭会期间、但不局限于常委会闭会期间，而是也包括其开会期间的日常工作。

    首先，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在常委会“闭会”期间的工作。闭会期间的工作明显具有“平时性”，属于日常工作。常委会每2个月才开一次会， [6]每次会议时间多在一周左右，一年的会议时间往往在四十天左右。这四十天之外的时间（除去节假日）无疑应属于“平时”，这期间的事务性工作就应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如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

    其次，即使在常委会“开会”期间，也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做，这些事务性工作也可由委员长会议负责其中一部分。常委会开会期间是常委会在行使权力，但这不等于常委会开会期间的所有工作都是权力性的工作。常委会开会期间的工作有两类，一类是行使职权，如委员们的提案、讨论、表决等，这是权力在运作；还有一类是为权力运作服务，它们可能发生在会议前，如提供、印发各种会议资料，也可能发生在会议中，如会议记录，还可能发生在会议后，如编发简报等。委员长会议承担的应是这类性质的工作（这类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如把握程序），委员长会议不必直接操办太琐碎具体的事务，但可以对办事机构的工作进行领导和管理，因此在每次常委会开会期间召开委员长会议也是必要的。但委员长会议不应介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去，不能成为权力链中的一链。如果开委员长会议是因为“交付表决的议案要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表决”， [7]则委员长会议就有越权之嫌； 同样，认为委员长会议“作为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机构，由其制定执法检查计划，既可以听取、综合协调各个专门委员会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在程序上也较为便捷”， [8]也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这样解释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明显不妥。“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属于日常工作吗？它是权力链中的一链还是为权力服务的事务性工作？“制定计划”恐怕是权力链中的关键环节，计划制定出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执行，怎么计划就怎么执行，计划决定了执行。因此，委员长会议“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已经不是将委员长会议视为“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机构”，而是将其放在了权力机构的核心位置上。

    （三）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即委员长会议不是处理常委会所有的日常工作，而是只处理其中“重要”的日常工作，而对不是那么重要的日常工作，应由人大的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处理，如常委会的种种善后工作——立卷归档、审议意见的整理交办、对被任免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相关材料的单独归档、编发工作

简报等，应是办事机构的工作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监督法》第11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这一“意见汇总”的功能虽然具有服务性，但显然只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又如《监督法》第12条规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其中“发送报告”的职能也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此外，对政府部门汇报材料的事先审查，对人大常委会有关视察、调查或执法检查报告和程序性的文字材料的准备，对任免“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相关材料的提交，等等，都应是办事机构而不是委员长会议的工作。在这里存在着委员长会议和办事机构的分工。委员长会议与人大的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都具有服务性功能，负责的都是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但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委员长会议的成员是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办事机构的成员是人大以外的成员（一般公务员）；委员长会议的服务对象是常委会，办事机构服务的对象是“四会”（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对常委会的日常工作有处理权，办事机构对其范围内的日常工作主要不是处理，而多是梳理、整理；委员长会议负责的是重要的、相对宏观的、大局性的日常工作，其权力形式一般表现为决定，办事机构负责的是具体的、相对琐碎的日常工作，其权力形式一般表现为执行。

    据有关学者对我国人大办事机构的研究，其具体任务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为会议服务，如有关会议议程的各项准备工作，草拟各种法律草案、决议和决定草案，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印发各种资料，会议的事务组织和各项服务等。二是日常工作服务，如联系代表，组织代表视察，接待、答复代表，处理代表的议案、建议、意见，联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外事活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等。三是研究、咨询服务，包括调查研究、理论研究、咨询服务。四是后勤保障，包括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吃住行，平时所有工作人员的办公设施，机关事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各项服务工作等。 [9]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日常工作与办事机构的这些服务性工作应有相似之处，区别主要在于“重要性”的程度。由于委员长会议只处理“重要”的日常工作，因此其工作量相对较小，如“后勤保障”就明显不属于委员长会议处理权的范畴，“研究、咨询服务”一般也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日常工作，至少不是或不应是自己直接研究、咨询，但可以对办事机构的研究、咨询进行领导，也可以对专门委员会的研究、咨询进行指导和协调。 [10]即使是对“有关会议议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到“草拟各种法律草案、决议和决定草案，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印发各种资料，会议的事务组织和各项服务”等工作，也应是办事机构的职能。因此，有关会议议程的“准备工作”，委员长会议只负责其中“重要”的部分，如“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虽然该议程草案可能也是办事机构起草的，但委员长会议要审查把关，议程草案的决定权归委员长会议）。

    因此，委员长会议与专门委员会一样具有双重性质，但其双重性是不同的。一方面对常委会来说，委员长会议具有服务性，但其服务性仅限于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对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来说，它具有领导作用， [11]但它不是作为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权力机关中对内部享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分来发挥这一领导作用的。 [12]委员长会议与常委会之间是服务关系，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与各工作委员会之间才是“领导”关系。 [13]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如何为常委会服务，彼此之间应如何协调，要听命于委员长会议；在大会闭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如筹备大会的各种准备工作），也要服从委员长会议的领导（在大会开会期间如何为大会服务应由大会主席团安排）；如何为各专门委员会服务一般主要应

由各专门委员会自己安排，“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工作上是比较独立的，各自对本专门委员会负责，直接受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领导，但接受秘书处和秘书长的工作安排和协调。专门委员会的财务、后勤和人事方面，一直是由办公厅统一管理。” [14]由于秘书处和办公厅归委员长会议领导，因此不排除必要时委员长会议也可以出面对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进行领导。因此，在人大闭会期间以及常委会开会和闭会期间，委员长会议可以说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头（领导），各办事机构均应协助委员长会议做好人大和常委会会议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共同为人大和常委会行使权力提供各种帮助。 [15]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长会议负责“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表明委员长会议不是决策机构，不是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它只对权力机关的办事机构具有领导权。

    二、《全国人大组织法》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合宪合理

    《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关于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规定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

    1、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会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委员长会议决定常委会“每次会议的会期”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决定哪天开会和开几天会；而“会议议程草案”的拟定权是有限制的，因为每次会议的议程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法律对此应有大致的规定，在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惯例也是委员长会议在“拟定会议议程草案”时所要遵守的，这两方面的权力都属于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笔者认为，议案和质询案不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闭会期间提出，委员长会议对其都应只是一种程序性审查，只要没有程序性的硬伤就都应提交审议，如提案是否符合法定人数，提案内容是否属于常委会的职权范围，提出法律草案的同时是否提交了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等等，这样才与委员长会议的性质（处理重要“日常工作”）相吻合。

    3、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一规定表明委员长会议与各专门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指导和协调”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指导是业务上的指点、引导，不具有强制性；领导则是命令、服从关系。如专门委员会受常委会“领导”意味着常委会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决定，专门委员会要无条件服从；专门委员会受委员长会议“指导”意味着委员长会议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只有引导作用。

    4、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这项职权是伸缩性最大的，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的职权通过各种法律有了极大的突破，远远不限于《全国人大组织法》第 25条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前三项职权范围，等于频繁地启动了第25条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第四项职权，这种将兜底性条款的使用经常化、全面化而不是偶尔为之的做法，不禁令人担忧权力的迅猛扩张可能导致的权力失控。而且，即使是由法律细化兜底性条款，也应当符合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否则很难维护宪法的权威。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的前三个方面基本上符合宪法规定的委员长会议“处理重要日常工作”这一定性，但第四项处理“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却在随后的许多法律规定中偏离了宪法为之规定的方向。兜底性条款并非完全不能启动，但也不应频繁启动，其启动应当特别慎重，需要有细致的权力规范，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能违背宪法。

    三、《立法法》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是逾越《宪法》的扩权

    笔者认为，《立法法》中的许多条文超出了《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的委员长会议的前三项职权范围，属于该条规定的兜底性条款，而且与宪法对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重要日常工作”的定性有明显的矛盾。

    1、法律草案的提出权。即委员长会议自己直接提出法律案，而不是对别人提出的法律案作出决定（决定其是否进入常委会审议程序）。《立法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法律草案

显然已不属于“日常”工作。

    2、对法律草案的决定提交权。《立法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第25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委员长会议既可以自己提出法律草案，又可以决定其他机关提出的法律草案是否上会，这明显有失公平。

    这两个条款显然扩大了委员长会议的职权，法律案的审议需要常委会亲自把关而不应由委员长会议事先做大幅度的筛选。不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常委会委员联名提出的法律案，委员长会议都应只做形式要件的审查，从而决定列入或者不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而一个法律案的成熟与否，是否需进一步研究，其判断权不应由委员长会议掌握，因为这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3、对各专门委员会意见的协调权。《立法法》第33条规定：“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该条规定意味着报告后委员长会议应有协调权，否则就无需报告。《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规定委员长会议有权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但它指导和协调的是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而专门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显然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这样的规定有逾越宪法之嫌。

    4、公布法律草案权。《立法法》第35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公布法律草案应是一种常态，不公布是例外，因此不公布才需要特别授权，但不论公布还是不公布，此决定权都应属于常委会而不应属于委员长会议，因为这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5、撤回法律草案的同意权。《立法法》第37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如果不同意，提案人撤回草案的要求将无效。在国外，一般来说“提案已为主席接受或交付会议讨论，提案人要求撤回的”，主席需“征得全体议员同意后”（而不是主席自己决定）才能撤回， [16]而我国是“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委员长会议的“同意权”在其它国家是基本没有先例的。

    此外，《立法法》还赋予委员长会议有暂缓表决法律草案的提出权（《立法法》第38条规定：“法律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终止法律草案审议的报告权（《立法法》第39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法律草案表决的提请权（《立法法》第40条规定：“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解释草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44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对重新提出的法律案列入会议议程的决定权（《立法法》第50条规定：“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

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等等，这些规定都超出了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它已经不是在处理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四、非基本法律对委员长会议的规定是逾越《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全面扩权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中，涉及到委员长会议的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这些法律（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中有许多内容偏离了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脱离了《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确定的基本轨道。

（一）确定分组会议召集人的权力

    《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条第2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由委员长会议确定若干名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分组名单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拟订，报秘书长审定，并定期调整。”关于会议召集人的作用，《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30条第2款做了规定：“在分组会议上要求发言的，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即可发言。”第31条规定：“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在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可见“分组会议召集人”的权力是决定哪些人可以发言，以及是否可以延长发言时间。虽然这是一辅助性权力，但它对实质性权力可能有极大的影响（如召集人如果滥用职权，只安排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似的委员发言，或只给他们延长发言的机会，或给他们安排在比较好的时间段发言，就可能左右会议的导向），因此分组会议召集人由选举产生或委员轮流担任（而不是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应该更符合人大的民主精神。

    （二）有关议案方面的权力

    1、提出议案权。《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条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而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条规定，有权向常委会“提出议案”的是各国家机关、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等，没有委员长会议。常委会自己制定的《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条显然赋予了委员长会议一项新职权——“提出”议案权。

    2、暂缓表决议案的提出权。《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0条规定：“拟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委员长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有关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与《立法法》第38条规定“法律案” 暂缓表决的提出权属于委员长会议不同，“议案”暂缓表决的提出者是“委员长或者委员长会议”，而不仅仅是“委员长会议”，表明权力更集中了。鉴于人大的民主议事性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2个以上的专门委员会提出或一定数量的委员联名提出暂缓表决议案更符合民主原则，同时“暂缓表决议案的提出权”也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三）有关监督方面的权力

    1、委员长会议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有“通过”权。《监督法》第8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根据该款应是常委会而不是委员长会议选择，但该条第2款却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委员长会议的这一“通过”权显然是一种“决定”权，《全国人大机关贯彻实施监督法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计划要在每年12月提请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这种“年度计划”的通过权已经远远超出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安排，而是在给常委会“布置”工作，是把委员长会议当

作了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2、在质询案审议过程中的权力。《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8条规定：“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第29条第1款规定：“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报告。”《监督法》第3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在此的决定权应解释为决定交谁“审议”或“答复”以及“审议”和“答复”的形式，而不应是实践中实行的决定“是否审议”、“是否答复”。

    3、“组织”视察和调研权。《监督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可以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可以”组织也“可以”不组织，而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研意味着对哪些问题进行视察或者做专题调研由委员长会议决定，这样一来，常委会的监督就可能被委员长会议牵着鼻子走。因此笔者建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是否需要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研，应由专门委员会提议或一定数量的委员联名提出；有些则可以由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如听取和审议某些重大专项工作报告前，委员长会议“应当”组织视察或者专题调研。

    4、在执法检查中的权力。《监督法》第22条同样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负责“选择”若干重大问题（不是委员长会议选择），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但其第23条第1款又规定：“常务委员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经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这与该法第8条第2款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的规定类似，委员长会议的“通过权”使常委会的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也基本上由委员长会议拍板决定了。不仅如此，委员长会议的职权还延伸到对执法检查结果审议的介入，如《监督法》第26条第1款规定：“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5、要求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之议案的决定提请权。《监督法》第3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鉴于两高修改、废止其司法解释和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影响极其重大，笔者认为，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包括不提请）已经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6、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方面的权力。这首先表现在委员长会议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提议权，《监督法》第40条规定了有权“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体：“委员长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笔者认为在有关提案、提名权等方面，“委员长会议”不应与“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同等的地位，在人数上委员长会议（14人左右）只有“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30人左右）的一半，何况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提议权不属于常委会的日常工作。

    其次，委员长会议享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提请”权。依据《监督法》第40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是委员长会议或五分之一以上委员书面联名都可以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二者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对“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的提议，委员长会议有权“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这很显然是将委员长会议凌驾于“五分之一以上常委会委员联名提议”之上了。

    再次，委员长会议享有调查

委员会成员的唯一提名权（在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法》第41条规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笔者认为，委员长会议对专门委员会成员拥有提名权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它不应垄断提名权，不能是唯一有提名权的机构，因此应规定主席团（开会期间）、委员长会议（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30 名委员以上联名，都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享有提名权。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这一规定细化为四个方面，前三个方面是合宪的，第四项（处理“其他重要日常工作”）也是合理的，但在实践（包括立法实践）中被滥用了；《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监督法》等法律中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大大地扩充了委员长会议的职权，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行使了许多属于常委会的职权。如2005年12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委员长会议完成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性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并“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这样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制定和修改权都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如2008年12月1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同意财政部在预算批准前预拨项目支出资金的汇报，同意预拨一定比例的项目支出资金,将庞大的4万亿财政支出直接排斥在了预算审批监督之外。 [17]委员长会议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人大的民主议事性质，将其演变为了“二政府”，使人大正朝着行政集权化而不是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

 

 

 

注释:

[1]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8页。

[2] 据不完全统计，1954年一届人大副委员长有15位，1959年二届人大有16位，1965年三届人大有18位，1975年四届人大有23位（含届内补选），1978年五届人大达到30位（含届内补选），1983年六届人大有21位（含届内补选），1988年七届人大、1993年八届人大和1998年九届人大，副委员长数均为19 位，2003年十届人大副委员长有15位，2008年的十一届人大副委员长人数是历届最少的（13人）。“13位副委员长9张新面孔”，晶报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jb.sznews.com/html/2008-03/16/content_99262.htm，访问日期2011年9月26日。

[3] 有关人员的选举程序也有待改进，《全国人大组织法》第13条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经各个代表团酝酿协商后，再由主席团根据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的选举主要是通过提名推荐、民主协商、酝酿讨论、投票选举四个环节，这是组成人员产生的人大轨道；但在操作层面，执政党运用多种方式在代表候选人提名、协商讨论和投票等环节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以最终掌握人大选举，这是组成人员产生的政党轨道，其中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3年，香港、澳门代表团16位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当时《选举法》有关规定向常委会办公厅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在选举副委员长过程中也实行差额选举。数日后常委会秘书处即向该建议的主要起草人做出正式回复，解释等额选举副委员长的合理性，主要有四点：第一，副委员长人选已是经各党派、团体民主协商慎重选择的结果，并且考虑这些人选时还要全局考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候选状况，如果差额选举不利于中国政治稳定；第二，这是为了照顾民主党派候选人顺利当选，否则差额选举很难保证其能当选，不利于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第三，这是对少数民族和人民团体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的倾斜照顾；第四，现行表决制度赋予了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赞成、反对、弃权以及另外提出候选人的权力，因此也无必要差额选举。”冀业：《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组织与权力运作研究》，110法律咨询网，11

10.com/ziliao/article-135358.html，访问日期2011年9月26日。。

[4]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8页。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9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

[7]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8] 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9] 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77～478页。

[10] 调查研究工作是保证常委会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调研应属于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主要应是专门委员会）而不属于委员长会议的工作范畴；在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决定调研后需要对有关调研作出安排，这种十分具体的工作又主要应是各办事机构的工作，委员长会议不必多插手。至于调研后的分析研究，所提出的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为常委会审议该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等等工作，都应当由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其中如需要启动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程序，则只能由专门委员会、而不能由工作委员会进行）。

[11] 常委会的服务机构主要有秘书处、办公厅、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等，“办公厅下设秘书局、研究室、联络局、外事局、新闻局、信访局、人事局、离退休干部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另有培训中心、信息中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人大杂志社、图书馆、会议中心和大会堂管理局为事业单位。”“办公厅、法工委、预算工委和各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服务机构，受委员长会议和秘书长统一领导，由秘书处统一协调工作。”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88～492页。

[12] 笔者认为，为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民主法制建设，委员长会议的地位应适当淡化，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应有所加强；委员长会议领导下的办公厅、秘书处的权力应适当削减，专门委员长的办事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区别，一方面是成员不同（前者是人大内部成员，后者是人大外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是，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是人大行使权力的一部分、一个环节、一个程序，是权力链中的一链（但一般不能单独发生效力），工作委员会是人大以外的机构在为人大工作做准备，是权力行使之前、之中、之后的环节（但主要是之前、之后）。有学者认为，“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并没有严格的界说，它们都是职能机构的附属机构，都为职能机构提供服务。当然，这种服务的性质有所不同，工作机构侧重为职能机构提供直接的工作服务。办事机构侧重办理行政后勤服务事项。”同前注④，第476页。笔者认为工作机构（专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工作委员会）之间还是应该有较为明确的界线，但这一界线怎么划，则还需进一步研究。

[14] 同前注④，蔡定剑书，第492～493页。

[15] 虽然《宪法》第68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会议处理的是“常委会”（而不是人大）的重要日常工作，但人大会议由常委会“召集”（《宪法》第61条），因此，委员长会议也可能、可以筹办人大的会议。如2011年2月16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7次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审议拟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在此委员长会议建议的是 “常委会”议程，但该议程涉及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议程，因此委员长会议也间接地参与了人大会议议程的确定。而委员长会议的这类“建议”又往往是以办事机构的大量工作为基础的。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7

一、压实主体责任

按照年初区人大党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和要求，认真履职践行“一岗双责”，深入研究落实每项工作，结合财经委工作职责，制定了个人从严治党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并与分管领导签订了责任书，强化了主体责任。上半年，围绕年初制定的“两清单”，认真总结履行主体责任情况并形成报告。协助分管领导履行好主体责任，坚持做到财经工委工作和从严治党工作共同谋划和部署，对室委党员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始终保持党员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和思想道德的纯洁。

二、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人大党组的领导下，在分管领导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听取汇报、视察、调研、走访等手段，就区政府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等工作开展执法检查，对美丽村庄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监督，对上半年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2017年决算和审计工作、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和大邱庄镇农民合作联合社建设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工作中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制度，做到在监督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以严格的监督体现高效的服务。

三、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

认真分析财经工委工作中廉政风险，加强对党员干部履职、日常表现等情况的监督，教育工委党员知敬畏、明底线，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把握好监督和服务的关系。结合财经工委日常工作实际，坚持与室委工作人员开展谈心谈话，及时掌握思想和工作动态，主动征求意见建议，以达到相互监督共同促进的目的。突出对贯彻落实支部学习制度的检查，督促党员按照支部年度学习计划和上级要求，学习好相关篇目，做好学习笔记，确保制度落实不打折扣。

四、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总支民主生活会和支部组织生活会，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开展对照检查，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按讲大局讲党性要求，深刻剖析问题产生原因，制定有操作性的整改措施，并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事项。

五、严格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8

人口计生委“五五”普法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自“五五”普法工作启动以来，该同志积极投身于普法工作，结合计生工作实际，将普法和依法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列入重点工作，坚持政策推动，发挥普法宣传教育的“喉舌”作用，在全区计生系统着力构建了一个经常化、立体化、特色化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把“五五”普法教育和依法行政落到了实处。

一、协同渗透，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工作。

“五五”普法工作刚一启动，该同志就首先带头认真学习中央及省、市、区有关“五五”普法工作的文件，自觉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和“五五”普法工作思路，通过学习，充分认识到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根据“五五”普法的主要内容，精心起草了人口计生委“五五”普法规划，主动争取领导重视，协同相关部门统筹安排，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一是组织普法宣传月活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后，全区集中开展两次普法宣传月活动，区计生委负责同志就“现行生育政策”、“征收社会抚养费”、“公民实施计划生育权利和义务”等话题，适时通过广播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向全区育龄群众讲法释疑。二是搞好普法咨询服务。发送普法宣传资料，翻印和购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文本1万余份赠送群众学法,知识答卷5套，供基层干部群众开展学法知识竞赛。同时两次赴泸购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育新风进万家》、《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和《青春期保健》等系列板画各10余套供乡（街道）计卫服务站（所）日常宣传。三是举办学法培训班。区每年举办培训班，培训基层干部380多人次，各乡（街道）分别举办专题培训班2期，参培人员达1200多人次。四是开辟普法专题节目。区一报一台计生专题专栏节目定期宣传《法》的知识。五是搞好计生普法渗透。1.计生委积极参与“科普宣传周”和“家庭美德建设”街头设点宣传活动，有机地宣传计生法律法规；2.主动跟司法局联系，派员参加区普法讲师团宣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3.用书面形式向全区各类企业负责人发送公开信500余份，告知计生工作职责、权利和法律责任等；4.与区委组织部联系，利用社区支部书记培训班的机会，由计生委主要负责同志讲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5.利用节日和纪念日，集中进行有声势的宣传。“5.29”计生协成立纪念日，“9.25”中央公开信发表纪念日、科普宣传周、春节等节日，组织乡镇、单位利用黑板报、宣传画廊、设立咨询台、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有声势的宣传，不断拓宽普法广度、追求普法深度。

二、普治并举，依法整改，注重打造“五五”普法教育效应。

该同志视“五五”普法工作为己任，将普法工作纳入部门行政执法、优质服务、行风建设的重点。一是在依法行政上夯基础。坚持按照依法治区的工作要求，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具体为：确立一个管理体制：全区建立了现居住地管理体制，将辖区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同待遇；落实两个工作机制：农村推行“依法管理、村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城镇推行“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工作机制.

在行风建设上求实绩。一是明确分工、理清职责、亮牌办公，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学习制度、例会制度、考勤考核制度等，制订《日常工作规范》人手一册，定期布置和检查工作。二是开展计生干部岗位大练兵活动，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区、乡计生专线干部参加了市计生委组法律法规考核，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三是全员做到清正廉洁、遵纪守法，同时坚持“规范化、法制化、公开化”的原则，聘请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及有关部门的同志为行风监督员，对计生工作进行专门监督；重视对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结果,有力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

在优质服务上下工夫。坚持以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为目标，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推动普法治理向深层次发展。一是适应育龄群众日益增长的避孕节育、生殖健康需求，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六大工程”。二是针对不同育龄对象，提供“菜单式”服务，实行预先告知书服务制度，既有的放矢地宣传了法律法规知识，又提供了优质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9

一、总结经验，科学筹划，全面启动“六五”普法规划

1、科学制定“六五”普法规划。为制订符合实际的“六五”普法规划，我们深入基层，精心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不断地修改完善。7月13日，市委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总结2010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部署2011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并审议通过了“六五”普法规划（草案）。8月2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五五”普法工作汇报，讨论并同意市委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提交的“六五”普法规划。8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十四届四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市“六五”普法规划情况报告》，并作出了《关于开展全市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的决议》。9月30日，市委、市政府批转下发了《市委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各部门单位也制定下发了本系统、本单位“六五”普法规划，对本系统、本单位今后五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出总体部署和安排，“六五”普法开局良好。

2、高规格启动“六五”普法规划。10月8日，市成功召开“五五”普法总结表彰暨“六五”普法动员大会。会议对2006—2010年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正式启动和全面部署了全市“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并签订“六五”普法责任书，建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制。当日，市委书记、市长陈锦标在《今日》头版发表了《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合力推进“幸福”建设》的署名文章，轰轰烈烈拉开“六五”普法序幕。

3、调整充实“六五”普法队伍。鉴于部门、乡镇人员调动较多，年初法治办调整充实了全市“六五”普法联络员、普法讲师团和普法志愿者队伍。12月份，法治办组织全市普法联络员进行了为期二天的业务培训，使广大普法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六五”普法形势任务和今后的工作重点，提高了普法骨干队伍的普法工作能力。

二、突出重点，讲究实效，全面推进“法律六进”活动

一年来，我市坚持分类指导，抓点到面，加大学法用法先进典型的培育、树立和宣传推广力度，充分发挥典型的教育、示范、辐射作用，拓展和深化“法律六进”活动。

1、突出抓好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的法制宣传教育。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加强对网吧、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普法工作。通过开展法制讲座，加强对社会闲散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

2、法律进机关，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坚持开展市委理论中心组学法活动、党校市管干部法律培训、政法机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新任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等活动。5月份，组织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市委市政府关于整治、规范民间融资和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等相关文件精神，人人签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自觉抵制非法民间融资承诺书》，把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7月份，通过举办培训班、专家讲座等形式，组织路政、运政执法人员及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执法水平。11月份，法治办牵头组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参加省里组织的网上法律知识竞赛。12月份，法治办组织全市100多名普法联络员及全市法制副校长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和普法业务培训，提高了普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同时，各部门单位、乡镇街道也分别组织了和各自职能相关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

3、法律进学校，青少年法制素质进一步提高。将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通过上法制辅导课、举办法制报告会、开展法制文艺汇演、学法用法征文、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等形式，不断增强青少年学法的针对性。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小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职能优势，推进中小学校法制教育；上半年组织开展了市县两级优秀中小学法制副校长评选活动，经过民主推选共产生了市级优秀法制副校长3人，市级优秀法制副校长15人。同时，加强现有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以基地为平台，组织全市青少年学生开展法制教育和实践活动，拓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渠道，增强中小学生遵纪守法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4、法律进企业，企业经管人员责任意识显著提升。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培训，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合同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健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实行依法治企，促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减少各类劳务纠纷和生产事故。继续开展企业“法律体检”活动，据统计，全年各律师事务所共对135家企业顾问单位进行了“法律体检”，较好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同时为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市法律援助中心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援助力度，做到应援尽援。

5、法律进农村（社区），农民（居民）法制观念明显增强。

以“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为契机，借势用力，主动对接，推动乡镇政府狠抓落实，开创了农村普法教育的新局面。3月份，根据今年村级组织换届实际，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制作电视公益广告、开设法制宣传专栏、悬挂法制宣传横幅等途径，广泛宣传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了依法选举的良好氛围，确保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推进。同时对新任村“两委”干部开展了一次法律培训。6月份，双塔街道城北社区组织青年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利用禁毒宣传展板与样本让居民认知的种类和危害，并采用热闹的腰鼓队表演和热情的青年志愿者及时发放宣传资料。整个活动共发放公开信和禁毒宣传彩页500余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据统计，今年全年编发《送法下乡》、《普法依法法理信息》、《以案释法》等专刊52期，播出涉及农业、林业、公证、律师、殡葬等各类法制宣传公益广告片23个。开展送法下乡活动1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7600份，接受群众咨询2760人次，咨询问题275个，答复处理的213个，开辟农村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角80多个，累计刊出法制宣传资料50多期。

三、创新形式，拓宽载体，全力推进特色法治文化建设

1、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对法治网站进行改版，增加法治文化内容，并加快更新频率，确保网站宣传的及时性和实效性。开设文化长廊，用法治漫画描绘成壁画，将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乡村文化有机结合，增强与群众的交流互动。

2、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日、纪念日，扎实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宣传防灾减灾知识，把宣传资料发放到辖区居民手中；同时利用显示屏、宣传橱窗等多种载体，书写减灾宣传口号、张贴减灾宣传画，积极宣传防灾减灾常识和自救互救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增强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置能力。“6.26”第23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双塔街道周家青社区联合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开展了“禁毒宣传进小区、进校园”活动。第21个全国土地日来临这际，市委宣传部、国土资源局、双塔街道联合主办了“庆建党90周年暨纪念第二十三个全国土地日”国土法律法规知识竞赛。

3、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月、“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利用各类法律法规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以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重大节会，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扩大法制宣传社会影响力。5月份，全市各个乡镇（街道）举办了“和谐计生幸福家园”529计生协会系列活动。通过开展计生咨询、发放宣传资料、接受妇女维权、知识竞赛等形式，向育龄妇女宣传计生法律法规。共发放宣传材料2000余份，接受计生知识咨询500余次。双塔街道周家青社区针对农村地区侨务法制宣传较为薄弱的状况，在郑村村开展了侨法宣传活动。12月份，开展了市首届“全民读书周”活动，将“六五”普法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以及开展青少年“法在心中”法制宣传活动也列入此次“全民读书周”活动，全市共设8个分会场，学习活动从12月15日持续至23日，充分体现让读书成为习惯的活动主题，全面推进“法律六进”。据统计，今年的12.4”期间，全市共分发各类宣传资料4000多份，法律书本、小册子2000多份、提供政策法律咨询300多起，解答疑难问题100多起，图片展板60多幅。

四、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全市法治化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1、“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深入开展。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在率先推动。一年来，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维稳工作呈现新局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民生得到大力改善。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公正执法和司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切实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全面推进了法治建设进程。

自律委日常工作计划篇10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按照会议通过的议程，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黔贵所作的关于审计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审计法的决定草案。

蒋黔贵介绍说，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审计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法律委员会于2月8日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2月21日，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法律委员会认为，为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对审计法作适当修改是必要的，草案基本可行。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重庵所作的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施行以来,对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义务教育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反映比较强烈。因此,有必要完善有关义务教育制度，对现行义务教育法进行修订。受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周济作了关于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这是本次会议初次审议的法律草案。

会议还听取了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议案所作的说明；听取了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椿霖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和有关任免案等。

副委员长王兆国、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出席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列席会议。

2月26日上午，会议分组审议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草案。

当天下午，会议分组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吴邦国委员长参加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表示，过去的一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常委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深入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不断改进代表服务工作，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特别是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工作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工作文件，有力地促进了常委会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制定、修改了一批重要的法律，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向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迈出了重要步伐。立法过程中，常委会高度重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一是向社会全文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二是就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问题举行了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立法听证会。这两项重大举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

在谈到监督工作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围绕中心、以人为本、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思路，检查了6部法律的实施情况，听取了“一府两院”的10个专题工作报告，有力地推动了法律的实施，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监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常委会工作报告稿提出，2006年将进一步提高人大监督工作的透明度等，值得赞赏。

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常委会工作、修改好常委会工作报告稿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2月28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在人民大会堂闭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审计法的决定。国家主席签署第48号主席令，公布了这一决定。决定将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的任免名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的任免名单。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表决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后发表的公告，十届全国人大现实有代表2988人。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委员长会议建议,由吴邦国委员长代表常委会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

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吴邦国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再次审议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草案等，并作出了关于修改审计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审计法，进一步完善了审计监督制度，加大了审计监督力度，对维护财经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吴邦国指出，“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届人大常委会一直把推进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在前两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执法检查的基础上，去年检查了农业法的实施情况，本次会议又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国务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强调，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非常明确，关键在于落实。

吴邦国指出，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为了使代表事先对规划纲要草案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有所了解和认识，提高会议的审议质量，去年10月以来，我们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组织代表就“十一五”规划纲要涉及的重大问题开展集中调研；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介绍规划纲要编制情况。这些工作受到代表的欢迎。相信四次会议将圆满完成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任务。

吴邦国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常委会还将向大会报告工作。这是常委会接受代表大会监督的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虚心听取代表们对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代表的监督，不断改进常委会的工作，努力把常委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