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案件十篇

纠纷案件篇1

医疗纠纷案件的特点

案件数量增长较快

随着医疗科技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组织规模的扩展、就医人数的增加，人民法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但原有的案件统计模式不能全面地反映这类案件的真实数量，因为有关统计案由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事实上患者多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有鉴于此，于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加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由，且没有再区分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医疗过错责任赔偿纠纷。

纠纷类型涉及医疗行为的各个环节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纠纷涵盖了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和非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因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包括：患者认为医疗机构误诊误治的；患者认为医疗机构采取的医疗措施不当的；患者认为医疗机构治疗不及时的；患者认为手术不当或手术错误的；因药物损害发生的等。非医疗行为引发的纠纷包括：患者认为医疗机构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诊治过程中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病毒引发的；患者认为护理不当的；医学美容、整形等发生的；因医疗用具存在产品缺陷引发的；患者认为医疗机构管理不善、未按规定标准收费、涂改病历资料而引发的；医疗机构要求患者按照医疗服务合同支付医疗费用的等。其中，有些纠纷包含多种原因，呈复合状态。

事实认定方面的疑难复杂问题多

鉴于医学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很强的实践性，以及医疗行为具有的高风险性和一定的未知性，这类案件中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更难统一，医疗过失与医疗风险不易区分。囿于种种原因，医学会所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正性、客观性仍受质疑。一些鉴定结论虽然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同时又承认医疗行为“存在不足”，造成当事人不信不服，由此引发医疗过错鉴定。

法律适用不统一的现象较为突出

几年来，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现象一直未能得以统一，特别是对“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时，是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还是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此外，还有医疗赔偿案件是否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等法律适用问题。在这些法律适用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民事法律普遍性和医疗服务特殊性，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医学科学进步等诸多矛盾。

案件审理周期长

由于医疗纠纷案件经常涉及专业性知识，需要通过鉴定甚至重新鉴定、再次鉴定才能解决。受鉴定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不得不办理审限中止等手续，以致医疗纠纷案件特别是医疗赔偿案件的审理周期明显超过其他民事案件。

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化解矛盾难度较大

医疗纠纷往往在患者出现伤亡的情况下产生，由于患者或其亲属情绪波动较大，加之与医疗机构的沟通不畅，容易引发矛盾或导致矛盾激化，纠纷升级，甚至引发围攻医院、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另一方面，进入诉讼程序后，医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突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维护稳定的工作难度要大于其他民事案件。

处理医疗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医疗纠纷，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为了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建立积极的纠纷预防机制，从源头上控制纠纷的发生；加大对纠纷的处置力度，认真采取补救措施；完善医疗纠纷鉴定制度，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中立性；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就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和入手。

正确认识“医”和“法”的关系

对此，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在纽约医学会的演讲中指出，“医生依然是奇迹的创造者，是占卜家，我们饱受病痛折磨时，会求助于他们对人体五脏六腑的认识。健康时，我们可能嘲笑他；痛苦时，却会召唤他。法官仍然是希腊的西弥斯，如果你落入她的权杖，她就会宣告你的神秘劫数。你可能听不懂她的话，她却能让你体会到它们的效果。因此，对其他人而言，我们都是神秘人物。”我国学者陈也精辟地指出，医与法都在追求结果的确定性，但是两者的方式不同。在各自宗旨的实现机制中，法是用一般约束具体，医是用一般认识具体。在处理个案时，法律规范是一个适用过程，医学规范是一个适应过程。因此，在法的领域，法理上可以假定对任何具体纠纷都可以作出法律上是正确的判决；而在医的领域，无论医术多么高明、医生多么努力，医学理论也不能假定对具体患者的诊断都会正确，对具体疾病的治疗都有效果。所以，当用法律评价和规范医疗活动时，只能要求行医者在医疗过程中尽责，而不能要求其医疗结果正确。这些论述对正确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实行专业化审判，合理参与鉴定工作

实行专业化审判，是把“医”和“法”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从现状看，多数中级法院和大部分基层法院在民事审判庭内设立了专门审判医疗纠纷案件的专业合议庭或主审法官，一些法院注重发挥人民陪审员中的医学专家的作用，有的法院还尝试由具有法官资格的法医参与合议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针对医疗纠纷案件的特点，有必要在推行和深化专业化审判上下功夫，还有必要在主审法官参与鉴定程序、监督鉴定工作上下功夫，通过旁听鉴定过程和与医学专家探讨，有利于更多地掌握医学知识，更加准确地掌握案情，更加做到“两个效果”的统一。

强化诉讼调解，推进诉调对接

相对于其他民事案件，医疗纠纷案件更难处理，也就更应强调调解。在民事法官的不懈努力下，医疗纠纷案件的调解撤诉率呈现出良好的势头。近来，一些基层法院创新医疗纠纷案件调解机制，推出了诉前先调解、立案先鉴定等新举措，反响较好。同时，近几年来，江苏省法院大力开展“诉调对接”工作，积极参与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将医疗纠纷案件纳入“诉调对接”的范围，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纠纷案件篇2

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总结出以下原因：一是用人单位用工不规范，管理体制不健全或与法律规定相抵触，违反工资、工时、社保、工伤以及经济补偿金等法律强行性规定；用人单位随意或者违法解除合同。二是劳动者对法律规定存在错误理解且自身缺乏诚信或行为严重违纪；劳动者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三是劳资双方缺乏证据意识，对重要事实无法举证。

究其原因，建议从以下几方面预防和处理：

一、进提高用人单位法律意识，规范用工管理。企业给劳动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如果企业发展良好，发生劳动纠纷的概率就比较低。从以往案件处理经验来看，不少企业违法用工并非出于主观恶意，而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所致，由此带来的劳动争议解决成本更已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重大开支。用人单位自身要加强对劳动法律、法规的学习，建立健全劳动用工管理规章制度，发挥好企业工会的作用，强化工会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功能，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对企业员工教育培训工作，营造“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良好氛围。

纠纷案件篇3

【论文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已施行两年,在规范全国建筑市场行为、保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实务中,由于《解释》第13条和14条的规定过于粗略,使得各地法院的理解与适用不尽一致,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一定困扰。因此,要正确理解第13条和14条规定之涵义,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下称《解释》)已施行两年之久,极大地规范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市场行为,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由于《解释》对一些问题规定的过于简略,导致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在理解和适用上有很大差异,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笔者仅分析《解释》第13条和14条引发的若干争议问题并提出管窥之见。

一、关于《解释》第13条的问题

《解释》第13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此条规定引起如下两个争议问题:

1、“使用部分”是否包括房屋的屋面和外墙

对于这个问题,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房屋是个整体,房屋的屋面和外墙属于该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如果房屋屋面漏水、外墙渗水引起的质量问题,无论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过错责任)是谁,均应按《解释》第13条的规定判决发包人自行承担民事责任;(2)房屋的屋面和外墙虽然属于房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论发包人还是房屋实际占有人,都使用不上这一部分,房屋屋面和外墙属于自然使用的范围,不属于发包人或房屋实际占有人使用的范围。因此,房屋未经竣工验收而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根据有关质检部门的鉴定,若该房屋屋面漏水或者外墙渗水的原因是发包人造成的,应当判决发包人承担责任;若是承包人的过错造成的,就应判决承包人承担民事责任。笔者认为第2种观点比较公正合理,在案件审理中可予采纳。对于屋面和外墙部分出现的质量问题,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根据权威质检部门的鉴定结论,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划分当事人的责任。如果法院不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一律以《解释》第13条的规定来驳斥发包人的正当诉求,显然有失公正。《解释》第59条还规定,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的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施工,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等施工材料不得使用。因此如果承包人偷工减料,故意使用不合格的防水材料而直接导致房屋屋面漏水或者外墙渗水,承包人对此负有过错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时即使发包人擅自使用也无需承担责任,因为屋面漏水与发包人擅自使用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2、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是否一律不予支持

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而提前使用了建设工程,而且产生质量问题的部分属于发包人的使用部分,对于这部分质量问题,能否一律让发包人自行承担?笔者认为,如果使用部分的质量问题,不是发包人的使用不当造成的,而是由于承包人在施工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行为造成的,应按过错责任原则判决承包人承担相应责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已对此早有规定:首先,《建筑法》第58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1999)231号]规定“对在工程施工中,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行为,要判令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建议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次,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条例》第28条也规定“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二、关于《解释》第14条的问题

《解释》第14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2)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3)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此条规定存在如下三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1、如何认定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尚待明晰

在房地产实务中,如何认定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应当以发包人(建设单位,下同)提供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为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之日。[1]理由是,《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是工程设计、监理和质量监督等单位签字认可的,2000年建设部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建设单位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评价,工程竣工验收时间、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等内容。”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应当以地方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下称《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中载明的“工程竣工验收日期”来确定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日。理由是,2000年建设部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第6条规定“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署文件收讫。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关存档。”《暂行规定》第8条还规定“备案机关发现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有权责令单位停止使用已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因此建设单位原组织的竣工验收就作废了,必须重新按备案机关的要求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2、第14条第2款的规定与房地产实务操作互相矛盾

国务院《条例》第16条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第7条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因此承包人在房地产实务中没有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义务,只有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的义务,即先由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然后由先后监理单位提交《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勘察、设计文件质量检查报告》,最后是发包人制作《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笔者认为,《解释》第14条第2款关于“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表述应修改为“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3、如何认定“发包人拖延验收”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由于第14条没有详细列举发包人拖延验收的具体行为,在审判实务中如何认定发包人拖延验收主要有两种观点:(1)参考《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甲种本)第32条的规定“甲方代表在收到乙方送交的竣工验收报告7天内不予批准且不能提出修改意见,视为竣工验收报告已为批准,即可办理结算手续。竣工日期为乙方送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需修改后才能达到竣工要求的应为乙方修改后提请甲方验收的日期。”[2]这种观点与房地产竣工验收的实务有差距。首先,乙方承包人没有送交竣工验收报告的义务,只是承担递交《工程竣工报告》的义务;其次,甲方发包人无权批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只是制作《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按照国务院《条例》第49条的规定其最终批准权限应当是地方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而其是否被批准的依据是《竣工验收备案表》;(2)按照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16条的规定来认定发包人拖延验收的时间,即发包方应当在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的约定期限内予以答复。逾期未答复的,竣工结算文件视为已被认可。发包、承包双方在合同中对上述事项的期限没有明确约定的,可认为其约定期限均为28日。[3]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损害了承包人的利益,因为在房地产竣工验收实务中,竣工结算文件的递交,是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的28天之内。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是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条件,如发包人迟迟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承包人就无法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文件。

笔者认为,若发包、承包双方在合同中有约定的,依约定。无约定的,应按照房地产竣工验收的实际情况分别认定。(1)承包人在工程完工之后,依照《暂行规定》及时向发包人递交了工程竣工报告和竣工验收申请,发包人依照《暂行规定》组成验收组验收并提出整改意见的,承包人按验收组的整改意见整改后,第二次向发包人依法递交工程竣工报告和工程竣工验收申请的,发包人却以“整改不到位为由”拒绝组织再次验收的,但验收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整改到位且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的,此种情形应以承包人第二次递交工程竣工报告日期为竣工日期,且认定发包人为拖延验收;(2)工程完工后,承包、发包双方依法组织验收并将相关文件报送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但该部门审查认为需要重新组织验收的,也应当以承包人第二次递交工程竣工报告日期为竣工日期。若发包人以种种理由拖延不依法组织验收的,笔者认为应以29个工作日为认定发包人拖延验收的期限,其中包括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7个工作日、地方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15个工作日、发包人依法组织竣工验收所需的7个工作日。

【参考文献】

纠纷案件篇4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对安置补偿费问题，当地政府一般均在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补偿标准存有不合理之处，但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能满足群体一方诉讼目的的合适主体。同时，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

纠纷案件篇5

    人民法院的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权力所涉及的范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首先要明确该诉讼应当由哪一地区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才会受理，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的管辖分：1、级别管辖；2、地域管辖；3、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该条体现的是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即关于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第一审在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在高级人民法院。

    由于各种客观因素所至，级别管辖不可能完全适应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项又指出：“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

纠纷案件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sued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y, a single county agricultural county income significantly, significant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farmers cherish the concept deepen, the behavior of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land market, land disputes but growing numbe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various forms, and some even lead to mass disputes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rural land; contracting; disputes

F721.6

为妥善解决土地纠纷，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和谐与稳定，我们对近两年我县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调查后发现，2007、2008年共审理土地纠纷案件159件，其中判决24件，调解110件，撤诉20件，驳回起5件。这与2006年前两年的土地纠纷案件相比，土地纠纷案件上升了百分之十九。因此，对农业大县农村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很有必要。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表现形式

1、政策的变化引起的纠纷。税改前，农民种田要交统筹款、提留款，农民的收效甚微，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有稳定的收入后，将原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税费等也就由新的承包人承担。可税改后，不仅税费大大减轻，而且种地农民还可拿到种粮补贴，种地带来的显著利润让原承包户纷纷要求退还土地，受让人由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和自己的经营计划不能实现等原因，不愿退还，从而引发纠纷。

2、历史与现状的冲突引起的纠纷。（1）过去因兴办学校、乡镇企业、林场、农场而使用村组土地，这些学校或经济组织不复存后，土地由有关村组经营，但由于工作粗糙、个别村组弃地等原因，造成分配不公，现在弃地村组要求收回原被占用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因所有权与使用权不一产生纠纷；（2）土地所权、使用权权属不明确。因为历史原因，一轮土地发包时，有的土地没有登记，有的登记与耕种的数量不一，未经登记的荒地或拾边地，逐渐被便利的农户开发种植，产生收益后引发纠纷。

3、经济利益驱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1）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提出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好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所有的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理不平衡产生纠纷。（2）强行终止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因为近几年土地收益明显增加产生较大利润，村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哄抢承包出去的土地种植，使土地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尤以本村以外人员为承包主体的居多。

4、基层组织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1）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不经过民主议定而私自发包给家庭成员或有其他关系的农户，有的发包价格明显偏低。这样当土地收益提高，本有情绪的农民就容易因此引发纠纷。（2）利用村委会换届或集体经济组织分立或者合并，村委会负责人变更，以原职权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如因承办人或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因而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等。（3）侵占承包方的土地收益。如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用等。（4）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承包时对妇女实行有别于男子的歧视性土地承包政策，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出嫁女承包地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1、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是产生纠纷的自然原因。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品众多，土地的总体供应充足与个体分摊的稀少是一对长期矛盾。特别是农业大县的土地由于受到工业化的侵袭，实际可耕地面积正在日益减少，个别农民甚至无地可种，耕地较多的地方往往工业化程度较化，当地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强，对土地的情感就越深，传统思想的沿袭，形成了农村土地纠纷的自然原因。

2、农业政策的调整，导致农民收益的变化是生产纠纷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农民承包土地30年、50年不变的政策已深入人心，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国家却没有新政策调整，特别是各级政府提高征收农民各种税费标准，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种地无利可图，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一部分人开始外出打工，将土地交由他人或干脆抛荒，当国家发现农村农民负担较重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先是费改税，让农民重新看到了种地的希望，后来干脆免征各种税费，甚至对种地农民实行政府补贴，加上粮食价格的提高，外出务工地农民认识到即使不出家门，土地也会给自己带来比较满意的收入，收益的变化再次使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高涨起来，对以前抛荒、转手的土地纷纷设法索要，以致产生了土地纠纷案件。

3、法律和政策的衔接不协调是纠纷产生的法制性根源。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出台，到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历经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对农业土地承包经营中产生纠纷的解决，走过了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到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补充，再到政策调整与法律调整并重直到目前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历程。我国多年来农村土地政策不太稳定，几经变化，而土地是不能随着人的观念的改变而随意改变的，法律、政策的多变性和灵活性与土地变动缓慢的过程性、滞后性产生矛盾。

4、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纠纷产生的社会性根源。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农地征用、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纠纷，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利和财产权利而引起。

5、土地流转缺乏严格的程序要件是纠纷形成的必然原因。农民承包的土地30年、50年不变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农民承包的土地非经法定程序，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不得随意收回或转包，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进行土地流转时，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或法律知识缺乏，使法定的、严肃的程序性问题流于形式，事过境适，当有争议时，由于当实没有形成多数人认可的书面材料，往往纠纷不能调和诉至法院。

三、解决对策

1、确定处理此类案件的的价值取向。农民从不愿种地到挣抢土地，为了耕种土地不惜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原因与其归于农民不如归于政策之无形大手，因为趋利避害是生存的本能，农民在种地无利可图的选择放弃，转而外出打工另谋生路，当政策的变化让他们重新作出选择时，让他们对当初的放弃承担责任未免不公，因为政策的变化是农民选择的重要依据，不能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因此处理此类案件应本着保护原承包人，使农民不致与土地分离的宗旨。

纠纷案件篇7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

1、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承包方要求继续履行此类纠纷在村委换届后表现更为突出。

2、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土地使用价值提升等原因，致使原承包费过低，发包方要求提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

3、承包方因经营不善，没有取得预期利益，或取得利益过低，导致拖欠承包费。

4、因妇女离婚、出嫁等原因未能取得承包地，从而引发纠纷。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颁布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规定和司法解释较少，往往土地承包案件又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民间习惯、村规民约，审理中法官感到很吃力。

2、诉讼中农民的证据意识差，诉讼知识贫乏。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整体偏低，在发生纠纷时不太懂得怎样进行维权，在诉讼中经常走弯路，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

3、合同形式不规范，在对外承包土地时，基本上都能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都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几个人用尺子一量，就算定下了。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很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说清。

4、根据法律规定对外承包土地等重要事项需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决定，但实际上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很难召开，更不要说民主议定重要事项了。因此许多土地承包没有经过此程序，有的甚至只是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决定后，就对外承包。

5、村委的换届选举引起承包合同纠纷普遍存在。现在农村选举制度在实行中不完善、不健全，竞争中混杂着家族势力等非正常因素。新一届村委上台后，或因承包方是竞选对手的人而进行打击报复，或对前任村委工作不满意，于是找种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或干脆不经协商另行发包给他人，造成纠纷。

6、村组干部素质差，工作能力有限。在因人口变动需进行土地调调整时，不能正确理解政策规定，分地不均。并且，现行法律对村组干部制约过少。部分干部无所顾及，用手中的权力钳制农民，以此收受贿赂，索要钱财，或搞暗箱操作，给自己的亲友多分地、分好地。

7、歧视妇女，损害妇女的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有些地方在承包过程中明显歧视妇女，剥夺出嫁、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出嫁后发包方要求收回承包地，妇女离婚、丧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妇女离婚后，与原夫不在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容易受到侵害。

三、对策及建议

1、建议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的具体实施意见、细则。以便为人民法院及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在立案中应注意把好立案关。我们认为，对于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只能受理侵权纠纷，对于要求村民待遇的诉讼和要求调整土地的诉讼应慎重对待，我们认为该类纠纷不属法院主管的事项。村委委员会和村委小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它代表村委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调整土地或要求分配土地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法院不应当也没有权力去处理该类事项。目前，并不是所有矛盾纠纷法院均能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

3、合理运用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成本回收期限较长，一般合同的期限都比较长，其间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出现，审理中应注意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情事变更原则。

4、农村土地纠纷，仍应当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基层干部行为的监督，对其不经民主议定程序的行为及时介入，给予纠正。

5、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强化其法制意识，履约意识，减少纠纷的发生。各级政府要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对工作能力低下，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要坚决撤换。

纠纷案件篇8

一、消费者权益案件的特点：

1、经营者诚实信用原则与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是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重点，同时消费者人格权、知情权等纠纷表现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通过对20起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类案件原告主张经营者的过错主要集中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两方面，同时也出现了消费者以人格权受到损害为由进行诉讼的案例。

首先，经营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造成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孙某诉苏宁电器公司一案，原告主张被告将样品机作为未开封新机供货，存在欺诈行为；又如闫治武诉高丽、李永春一案，原告主张被告将仅具有保健功能的芦荟产品夸大为医疗产品，存在欺诈故意。该类案件主要因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夸大效用或以次充好的行为造成纠纷。20件案件中有9件，约占45%.

其次，因经营者未能有效履行安全保障和谨慎注意的义务，造成消费者人身及财产损害的纠纷，是该类案件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原告李淑珍诉被告张华、李玉平人身赔偿纠纷一案，原告到被告饭店就餐，因饭店临时加桌导致原告被板凳绊倒致伤，其伤情构成九级伤残。再如原告席开方至被告张勇经营的影楼拍照，按照被告的要求将手机存放于被告提供的衣柜内，后被盗。再如原告马广峰诉被告时代华庭洗浴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洗浴期间衣柜被撬，丢失手机一部。上述案例均由经营者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存在瑕疵和疏漏引起，共9 件，占抽样调查案件的45%.

第三，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消费者以经营者侵犯其人身权、知情权的案件也日渐增多。如原告陈燃诉被告新一佳超市侵害人格权纠纷一案，原告以被告强制其存包、侵害其人格权为由要求经营者承担侵害人格尊严权的民事责任。再如原告张秀英诉被告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以被告擅自改变手术方案但未履行告知义务，侵害其知情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这类案件，往往基于消费关系或类似消费关系产生，但其诉讼请求却不仅仅局限于消费领域，常常与其他侵权行为竟合，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冲突，又因缺乏先例且法无明文界定，审理的难度较大。在20 件案件中，这类纠纷有2起，占10%.

2、涉及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的常需要评估和鉴定，造成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审理周期相对较长。

消费者主张损害赔偿，即主张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不仅要证明过错、损害后果，最重要的是证明因果关系。通常均需要委托鉴定来确定因果关系，造成该类案件审理周期长。如李胜喜诉铜山县中建房地产责任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鉴定财产损害价值，审理周期为5个月；李淑珍诉张华、李玉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原告需要评残，审理周期近5个月。再如孙书兰诉铜山县大庙镇后坝村砖厂产品质量纠纷一案，需对砖瓦质量进行检测，之后还要对房屋的损坏价值进行评估，立案后半年内仍无法开庭审理。

3、原被告之间矛盾较尖锐，调解率低，上诉率高。

消费者往往以等价交换的意识要求经营者必须达到自身满意的服务水平，期望值较高。起诉到法院后，盲目认为至少可以双倍返还购货款，加上鉴定费用较高，对被告要求较苛刻。而被告方多为商家、厂家等经营者，为维护自身声誉，即使存在一定过错，亦不同意调解，造成该类案件调解结案率极低。抽样调查的这20件案件，调解、撤诉结案的仅为 5件，占25%.

4、消费者对于经营者过错的理解，常常与消法所规定的过错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滥讼。

如原告庄建引诉被告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庄建引因患心脏室间隔缺损于1996年7月16日就诊于徐医附院胸外科。徐医附院在明确告知庄建引法定人手术风险的情况下，与庄建引法定人签定了手术协议书。1996年7月24日，徐医附院为庄建引实施了手术，术中顺利，术后未发现异常。医师告知患者家长手术成功，庄建引遂于1996年8月1日出院。半年后，庄建引复查心脏彩超发现缺失分流。后庄建引以徐医附院未能治愈疾病却隐瞒真相、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各项损失50000元，并按照消法有关规定双倍返还医疗费。笔者认为，本案如按照合同之诉审理，被告在手术协议书中已明确告知手术风险，且缺失分流是不可避免的手术并发症，系合同明确约定的免责条款，即使原告手术后出现缺失分流，被告亦不能构成违约。如以侵权之诉审理，被告的过错在于错误告知手术效果，而被告对手术效果评价正确与否，与原告缺失分流的损害后果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也不承担侵权责任。该案虽然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原告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予以了驳回。

二、消费者权益案件在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消费者定义的模糊 ，难以准确适用消法是审理消费者权益案件中的突出问题。

我国现行《消法》是1993年制定实施的。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物质文化生活较贫乏，商家经营促销手段较单调，由此造成消费者定义模糊。显然，《消法》在这些方面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消费者定义的片面性日益暴露，如：因使用商家附赠商品而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消费者是否是适用《消法》；医患关系中，如医方存在夸大医疗效果、改变医疗方案、开具与疾病无关的药物等行为时，患者是否能以消费者身份要求适用《消法》；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法》；购票乘坐运输工具的消费过程中造成伤害是否适用《消法》等。以上情况均与《消法》具有内在联系，但又无定论。使得法官在审理中出现一定的困惑和茫然。

2、对于经营者的一些瑕疵行为是否应定性为消法所确定的过错，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难以确定。

如孙甲诉苏宁电器公司一案（以调解结案）中，孙某在被告公司看中一台电视样品，要求订购同样的机器。被告将样品包装后送至原告住处。原告发现此为样机后，询问被告，被告亦未否认，称仅剩一台样机。原告遂以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双倍返还购机款。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被告将样机销售给原告的行为。该样机并不存在质量问题，双方也未明确约定所购机器必须为未开封的新机，因此难以确认被告违约。依照交易习惯，电子产品一般应提供新机，但也不能排除提供样机的可能性；原告要求购买和样机同样的机器，而被告提供的恰恰就是样机本身，完全符合原告的要求。可以说，被告的过错在于没有明确告知原告提供的机器为样机，而这种告知是否为被告之义务，且即使是义务，违反该义务是否即构成欺诈，并且应当对被告苛以双倍返还价款的惩罚，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均难以定论。

3、消费者权益案件审理过程中，在举证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消费者在举证方面负担仍显过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款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此条规定，要求消费者首先要证明所购商品、产品存在缺陷，还要就该缺陷与致人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之后方可由生产者就免责事由举证。而如何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及因果关系，对于消费者具有一定难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如何界定“不合理的危险”，或者证明没有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存在缺陷，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和法官的自由裁量均难以确定，必须借助权威的鉴定结论。这就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如原告闫治武诉被告高丽、李永春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被告销售的芦荟产品具有卫生部门颁发的合格证，属于保健食品。原告主张其为缺陷产品，但无法证实；如进行鉴定，一则难以找到相关机构进行鉴定，二则鉴定费用较高，诉讼成本甚至高于原告期待利益；其三难以确定鉴定样品（原告所购产品已全部食用，被告提供的新批次的样品，原告又不予认可）。此外，原告还要对于自身病情加重与服用芦荟产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举证，这就面临和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同样的困境。

另一个对于消费者十分不利的规定，就是最高院对于缺陷产品举证责任中，要求的是由产品生产者举证，而不是要求销售者举证。根据消法规定，消费者可以选择商品的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要求赔偿，如果消费者选择的被告是销售者（为方便诉讼，原告多选择销售者），那么，即使是免责事由，被告也不须举证，举证责任全部由原告承担。如闫治武一案中，原告选择的被告是芦荟产品的销售者，而生产者是广东省中山市某公司，原告起诉生产者存在较大不便，起诉销售者又难以令销售者承担举证责任，陷入两难境地。所以笔者建议能否将产品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同时分配给销售者和生产者，以便消费者维权。

4、涉及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没有统一的案由，法律关系相互重叠、交错，在审理中缺少统一的执法尺度，造成个案审理存在较大差异。

因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没有专门的案由，因此消费者在立案时，多选择人身损害赔偿、医疗服务合同、客运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等案由主张权利。案由不同，审理时举证责任、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也不同，必然带来执法尺度的不同，造成各个案件在审理时存在一定差异。

如原告闫治武诉被告李永春、张丽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闫治武原患有天疱疮，后听信被告张丽的宣传，误以为完美牌芦荟产品具有医疗效用，遂购买了由被告李永春销售的芦荟产品（保健产品）2700余元。但闫治武的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后至南京住院治疗花费5000余元治愈。原告以芦荟产品造成人身损害为由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如依原告诉之本意，须按照一般人身损害案件的归责原则举证，其难以逾越的障碍即是证明因果关系。因闫治武最初主张因服用芦荟产品造成自身疾病的加重，须承担该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但其购买、服用的芦荟产品品种繁多、批次不同，且已没有可供进行鉴定的剩余样品；同时，鉴定机构的确定也成为难题，鉴定费用的承担亦增加讼累；即使以上问题顺利解决，该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亦难以预料。因此，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审理则原告胜诉的希望极为渺茫。但是，我们在审理时发现被告在推销和宣传时存在欺诈行为，遂向原告行使了释明权，告知可按照消费者权益纠纷主张权利。原告遂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消法双倍返还购货款。我院遂将审理重点转移到查明被告是否存在虚假和夸大宣传的欺诈行为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我院以被告对消费者进行欺诈、违反消法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购货款（该判决上诉后被维持）。这个案例非常典型的体现了案由的不同决定了消费者胜诉与否，再次证明正确的案由对审理该类案件具有关键作用。

5、在适用消法时，应当依侵权审理还是依合同审理有待统一。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源于购销合同，发生损害时应当就侵权和违约择一主张权利。但现实中消费者往往同时主张。为保护消费者，审理时往往定合同的案由，却依侵权审理，造成混乱。此外，消法实质追究的是侵权责任，归责上却采取无过错的违约。此类纠纷，按照合同审理，归责原则为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按照侵权审理，追究的是过错责任。在审理中，难以把握。

如原告边朝辉诉被告徐州国豪集团有限公司敬修堂中西结合医院医疗服务合同一案，被告广告宣传可以“不开刀、不住院、随治随走”治疗痔疮，原告遂至该院治疗。但被告发现原告病情必须分次治疗，遂告知原告并采取了分次治疗。原告后以被告违反“不开刀、不住院、随治随走”的承诺、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各项损失6000余元。本案在审理中即存在一定困惑：原告以被告违约来起诉，应为合同之诉，但要求被告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如果在归责上要求被告承担无过错责任，却在赔偿上承担侵权责任，对被告有失公正。鉴于原告主张被告具有过错且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即依照侵权审理，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被告无过错、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一审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诉后得到维持）。但是，在阐明理由时，我院认为由于患者个体差异和现有医学的局限性，一般不能将治疗效果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从而排除了原被告之间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而迳行依照侵权审理——但本案案由却是医疗服务合同。故本案的审理存在一定瑕疵和混乱。

其次，对于在法律关系重叠情况下，非典型消费者为了最大利益而选择消费者身份要求无过错的经营者赔偿的案件，要谨慎把握其中的法律关系。

如原告徐莹诉被告徐州市公路运输总公司客运合同纠纷一案（撤诉）。原告购票乘坐被告车辆前往山东。途中，另一违章车辆与被告车辆相撞，发生车祸，由侵权第三人承担全部过错责任，被告无过错。原告以被告违反客运合同、具有过错为由起诉被告，要求按照消法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近60000元）在内的所有损失。本案是典型的公路客运合同纠纷，但原告为得到最大利益，没有选择侵权人作为被告（侵权人已受刑事处分，无履行能力），而是选择无过错的被告（具有履行能力），其诉请本身就体现了合同之诉的本意。但其诉讼请求表现的却是侵权之诉。本案中的被告没有过错（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依法不需承担侵权责任。如按照消法处理，被告无过错，属于意外事故，原告不应得到被告的赔偿；假若再令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无疑更不公平。

再如原告刘凯诉被告徐州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目前在上诉期间），原告是公交车乘客，因司机进站刹车在车内摔伤。原告选择侵权之诉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但要求被告按照客运合同以经营者身份，来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责任。该案集客运合同、一般侵权、消费合同于一体，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在适用法律、过错归责、证明责任上均存在冲突，又无法律明确界定，因此在审理中存在相当的困惑和难度。我院最终仍按照侵权的法律关系判令被告承担60%的过错责任。

6、经营者过错程度应成为消费者获得赔偿份额的一个衡量因素，即使消费者要求追究违约责任，亦不宜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责任。

在经营者过错并非十分明显的案例中，不宜按照合同的无过错原则令经营者承担全部过错责任。

如因为第三人侵权引起的消费者权益纠纷就不能简单适用消法对经营者追究责任。法律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公平与正义，这种公平与正义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相适应。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而不能无限制的任意扩大和加重，否则，法院简单的将消费者的损失全部转移到经营者身上，虽然保护了消费者，但一方面也放纵了直接侵权人，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和经营风险，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产生不利影响。

如马广峰诉时代华庭洗浴城一案和席开方诉张勇一案，两名原告都是因为在消费期间被他人盗取了手机，在直接侵权人无法明确的情况下转而要求经营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即使经营者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疏漏，也只是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的一个间接原因，为犯罪分子盗窃得逞提供了条件，而不是必然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因此，由经营者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有失公平。这两个案例，一例为经营者自愿赔偿50%的损失调解结案，一例以法院判决经营者赔偿一半损失结案，双方均未上诉。事实证明，由经营者根据自身过错承相应的侵权责任，是可以得到当事人理解和社会认同的。

纠纷案件篇9

司法实践证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这两条规定是合适的，并没有引起争议。倒是由于保险公司的架构复杂而涉及的诉讼主体问题，经常会引起管辖争议。对于此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保险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中作了明确：“保险公司依法成立的各级分支机构享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时不得将签定保险合同的分支机构的上级公司或者总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这是一个必要的有针对性的规定。但是征求意见稿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需要重新斟酌，该条款规定：“（管辖法院及诉讼主体问题）保险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目前现实而言，通常保险合同会有仲裁或诉讼的选择条款，但选择仲裁的极少，而另行约定诉讼管辖法院的更少，只限于个别大的保单。就普遍而言，如果按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将被告住所地作为惟一的法定管辖法院，在实践中会有问题：

笔者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件：华南某市的药品销售公司向华北某地的一家药厂购买药品，并委托该药厂安排货运和购买货运保险，当装满药品的大卡车行至南京附近时，车辆起火燃烧，药品大部分被烧毁，车辆也损坏严重并殃及现场的其他财产，当地消防机关赶来灭火后，公安交警就把该卡车和货物扣押。而由于承运人是一个个体运输户，遇到这次事故已经损失惨重，根本无力再对药品公司进行赔偿。药品公司又与保险公司在赔偿数额上与残余物资的作价上相持不下，只得通过诉讼解决。最后原告按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选择了在事故发生地（也是保险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个选择应该是合适的，它方便了人民法院的取证、鉴定（公估）机构实施鉴定、确定损失的范围和数额。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作出相应处理。但是如果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那就别无选择，只能到被告（保险公司）住所地也就是华北某地去诉讼了。而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华北某地法院的承办法官和鉴定机构人员（法院通常是指定法院所在地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都要到南京附近来取证办案，这非常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当然如果本案原告选择了运输目的地的法院管辖，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但是针对在海运、航空运输中发生的保险纠纷的一些状况，规定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和运输目的地作为管辖法院是有必要的。而单纯以被告住所地为管辖法院，也照顾不到大型商业保险中的异地承保和统括保单业务的复杂情况。

因此，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司法解释能否限制、改变法律本身的规定，这是一个立法权限和法理的问题。

二、新的司法解释和原来的司法解释如何平衡衔接，这是一个避免准立法冲突的问题。

三、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应优先考虑的是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查明案件事实。这又是一个诉讼成本和审判效率的问题。

纠纷案件篇10

一、联营合同效力的确认

本文所指房地产联营是指一方出资金，一方出土地合作建房并分利的行为。审理房地产联营纠纷案件，首要问题就是联营合同效力的确认。而房地产联营合同效力的确认除了依照《合同法》规定的普通标准外，还有其部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标准。下面着重谈谈其特殊性。

依据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1995年1月1日后从事房地产联营活动的双方都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的资格，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联营行为才能成为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双方所订立的联营合同才能被确认合法有效，并受到法律保护。

在1995年1月1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从事房地产联营活动的，其合同效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应视具体情况，作如下认定：一、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签订的合建合同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除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外，还应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建合同无效，但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合同，或房屋已基本建成，又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认定合建合同有效，责令当事人补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当事人签订合建合同，依法办理了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不因合建一方没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而认定合同无效。三、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施行前，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以其使用的土地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的，可认定合建合同有效。四、《条例》施行后，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以其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建房屋的，应认定合建合同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依法补办了出让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五、名为合作建房，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可按合同实际性质处理。如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不因以合作建房为名而认定合同无效。

二、房地产联营纠纷的解决方法

（一）确定当事人

第一，确定原告和被告。原、被告都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作为房地产联营纠纷案件的原、被告，只能是联营合同的主体。第二，确定第三人。譬如第三人认为自己在原告提起联营房地产诉讼前，已经通过购买或抵偿的方式取得联营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则该第三人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外如联营房地产的一方当事人将联营房屋的全部或一部分出租给第三人居住或经营，则该第三人就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该第三人对争议房屋的产权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却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对一审要求承担义务的判决不服时?比如一审认为租赁合同无效，判决解除租赁合同?，他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联营房地产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审理时应特别注意案件所涉及的当事人的地位，不要遗漏第三人，造成审判程序错误。

（二）证据的认定

在房地产联营案件中，一般有合同书、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联营建房的审批手续、有双方房地产经营资格证明、有工程量结算书等等。面对大量繁杂的证据材料，不仅需要鉴别真伪和该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而且要依照与案件的关联性规则予以审查，最终才能采信定案的证据。

如果当事人对工程质量或工程造价产生争议，还需要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往往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因此对鉴定的审查采信尤为重要。首先，要审查其委托程序是否合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第二十六条和《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协商，但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范围内。协商不成的，才能委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次，要审查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按照上述两个《规定》的有关内容，主要应当审查：①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有无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②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③鉴定结论是否与其他证据有矛盾?④鉴定材料是否真实?⑤鉴定方法是否科学?⑥鉴定人有无应当回避的情形?⑦有无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的其他因素?再次，应当审查鉴定书的内容是否完备：①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②委托鉴定的材料；③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④对鉴定过程的说明；⑤明确的鉴定结论；⑥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⑦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经审查合法的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作为定案的证据。

（三）解决纠纷的意见

房地产联营案件诉讼标的一般比较大，证据比较繁杂，审理时关键要先正确确定办案思路，查清案情事实，确认合同效力，理顺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然后才能适用法律分别不同情况作出判决。

1.房地产联营合同被确认合法有效。此种情况下，应保护合同约定的条款。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若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房地产联营合同被确认无效。此种情况应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后为界线分别作出不同处理。

①房地产联营合同是在1995年1月1日后签订并履行的，除了按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判令解除联营合同，双方互相返还所取得的对方的财产，并按过错责任赔偿对方实际损失外，还应当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处罚，没收双方联营房地产所得的利润。因此，返还给双方当事人的财产，只能是双方的投资本金?即联营土地原始地价和工程造价?，房地产的增值部分应依法没收归国家所有。具体处理时，若双方合建的房屋尚未最后竣工或尚未销售出去，可以判决合建房屋的相当于原始地价的一部分归出土地的一方所有，由出土地的一方补偿工程造价给对方，增值部分房屋没收归国家所有。

②房地产联营合同是在1995年1月1日前签订并履行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联营建房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在建或已建成的房屋，其所有权可确认归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所有，对方的投资可根据资金的转化形态，分别处理；资金尚未投入实际建设的，可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将对方投入的资金予以返还，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的利息；资金已转化为在建中的建筑物，并有一定增值的，可在返还投资款的同时，参照当地房地产业的利润情况，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给予对方相应比例的经济赔偿；房屋已经建成的，可将约定出资方应分得的房产份额按现行审价价值或出资方实际出资占房屋造价的比例，认定出资方的经济损失，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给予赔偿。

三、审理中出现的其他问题的处理

（一）债务的负担

对于房地产联营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债务，应当先区分是联营体所欠债务还是联营方单方所欠债务，然后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联营体所欠债务的处理

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条的规定，联营分为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三种形式。按照上述规定，只有法人型联营和合伙型联营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才能对外营业，联营体在营运过程中，才有可能产生联营体负债问题。联营体是企业法人的，就按企业法人的规定清偿债务，联营体是合伙组织的，就以合伙组织法的规定偿还债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提供土地使用权作为联营条件的一方，对联营企业的债务，应当按照书面协议的约定承担；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或者盈余分配比例承担。

（二）以联营房屋抵债的效力。

在房地产联营过程中，经常出现联营双方或单方将联营所建的房屋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以抵偿所欠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对转让行为的效力，应按不同情况加以认定。

1.转让人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转让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对该房屋就有了处分权，转让就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行为，只要受让人到当地房管部门进行登记过户，该行为就已完成并具有法律效力。

2.转让人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由于房地产属于不动产，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适用登记注册制度。房屋建成后未依法办理所有权证前，亦应视为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联营双方对该房屋并无处分权，因此这种情况下将房屋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