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闻论文十篇

法治新闻论文篇1

本研究以《中国法治报道》、《法治在线》和《法治进行时》三个目前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节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日播栏目作为取样来源。其中：《中国法治报道》作为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唯一的资讯类法治新闻栏目，是央视着力打造的“法治新闻旗舰”栏目。《法治在线》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专题类法治新闻节目，于2003年5月1日开播。节目宗旨是“紧扣中国法治进程脉搏、关注法治领域热点、揭示人与法的复杂关系，体现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以鲜明的现场感和新闻性凸显栏目特色”。《法治进行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老牌知名法治新闻节目，1999年12月开播，在北京地区拥有较高的收视率。

在样本的选择方面。本文对《中国法治报道》样本选择中，主要选取2008年9月5日-11月5日两个月时间(十一期间的特别节月除外)，每隔5天进行样本抽样。(由于央视网站的部分视频资料不全，因此少数样本的时间会有所顺延。最后，本文选中9月5日、10日、15日、21日、25日，10月12日、17日、26日、29日、11月2日、5日共12期节目进行题材分布的分析。在这12期节目中，除去片头、片花、广告和最后的短评——“法眼观察”外，一共有新闻报道179条，总时长为18662秒。除去法治简讯版块的56条资讯外，共有新闻报道123条，由于《法治在线》是专题类节目，本研究的统计以央视网站中2007年的新闻节目列表为基础，以全面考察该栏目的题材分布情况，统计研究共获得新闻276条。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样本主要通过连续选取2008年11月13日-11月26日(其中11月16日和11月23日星期日除外)共12期节目进行统计。在这12期节目中，一共有新闻报道81条，除去片头、片花、广告外，节目总时长为12141秒。

二、电视法治新闻题材分布的考察结果

1法治新闻题材分布的泛化

所谓题材的泛化，即栏目对新闻题材的选择，超越了法律的范畴，把其他领域与法治无关的内容也涵盖在其中。作为新闻的一大类别，法治新闻的价值评判应该包括新闻价值和法律价值双重标准。也就说，事实内容能够成为法治新闻，除了必须具备一般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兴趣性的价值标准外，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必须是有关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和社会各方面与“法”有关的各种活动、现象和问题的新闻报道。

在《中国法治报道》栏目中，我们发现栏目所涉及的新闻报道领域比较宽泛，据笔者统计，该栏目的新闻报道一共有15种题材类型，它们分别是刑事犯罪新闻、民事案件新闻、重大事故报道、公共安全报道、政策资讯、法律资讯、监管执法报道、执法争议报道、法治研讨、法治人物报道、消防营救报道、经济新闻报道、文体教卫新闻、气象灾害新闻和由动物趣闻、垃圾处理等内容构成的其他社会新闻。具体分布情况见图1：

从这些类型来看，前十一种类型与广义上的“法治”内涵是密切相关，总时长为15170，占比为81.3％。但后四种与法治的范畴相差较远。根据统计，样本中的经济新闻一共有21条，总时长为1042秒，占到节目总时长的5.6％，样本中出现的文体教卫新闻数量为10条，时长为1172秒，所占比例为6.3％，样本中的社会新闻数量为12条，新闻时长为914秒，所占比例为4.9％，另外，样本中的气象灾害新闻数量为5条，新闻时长为364秒，占比例为1.9％。以上与法治内容基本无关的四类新闻，节目总时长比例占到18.7％，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新闻的纯粹性。

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在一般性的纠纷和冲突、无法律意义和责任的一般性事故内容等也被纳入到法治新闻报道当中。比如，《法治进行时》栏目中，关于公司酬金分发的冲突、租房纠纷、车辆管理员在停车位置放钉子的不道德行为、老人不慎煤气中毒、设备事故导致供暖热水伤人的事件等等，也悉数被作为法治新闻进行报道。

2报道题材明显偏向刑事案件，并以暴力犯罪。为多

在《中国法治报道》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在该栏目中最多，时长最高，所占时长比分别为24％、并且三项数据都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执法争议题材报道(节目数量是执法争议题材的3.3倍，节目时长为1.4倍(成为《中国法治报道》第一大新闻题材。执法争议和民事案件方面的题材在节目中时长都超过了2500秒，所占时长比分别为16.8％和14％。分别居第二、第三位，属于第二梯队；重大事故，文体教卫、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占比在7.6％-4.9％之间，是第三梯队；政策资讯、公共安全和法治人物时长居于第四梯队，占比在3％～4％之间，其他如监管执法、法治研讨、法律资讯和气象灾害均在2.5％以下。

在《法治在线》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165条，占比达到60％；典型人物报道37条，占比为13.5％；服务性信息41条，占比为14.9％；民事案件11条，占比为4％；法治探讨10条，占比为3.6％；营救报道5条，占比为1.8％；公共安全和重大事故报道都是3条，占比仅为1.1％。

在《法治进行时》12期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为47条，节目时长为7259秒；民事案件报道为16条，节目时长2489秒；一般事故类报道5条，627秒；消防营救报道4条，528秒；一般纠纷4条，552秒；违章违规报道为3条，372秒；其他新闻2条，314秒。通过数据和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法治进行时》的新闻题材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偏向。

我国法治新闻栏目的题材不仅过度集中于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报道中，又较为偏重暴力题材。根据统计，《法治在线》的刑事案件中，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在内的暴力犯罪题材占比达到节目总量的39.9％，这其中又以故意杀人罪数量最多，占比达到23.4％。《法治进行时》47条刑事案件题材共涉及18种类型，暴力犯罪案件的比例为34％，而《中国法治报道》的43条刑事犯罪题材涉及22种类型，暴力犯罪题材占比为23％。

3经济犯罪报道比例偏低，并以一般性财产侵犯为主

法治新闻栏目中的经济犯罪报道数量不算多。所谓经济犯罪，目前倾向于广义经济犯罪与狭义经济犯罪概念之说。广义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发生的财产性犯罪，其外延等于侵犯财产罪加上破坏经济秩序罪。狭义的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经济法规，侵犯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照刑事立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广义的经济犯罪根据经济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将经济犯罪分为三类：职务型经济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和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职务型经济犯罪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力)非法获利的犯罪。根据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规定，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属该类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指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其经济业务范围内所为的犯罪。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8节92条81个新罪名所规定的犯罪属该类犯罪。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系指一般主体所为的财产性犯罪。在《中国法治报道中》节目中，报道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12条，企业高层报道1条。《法治进行时》也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9条，职务侵占罪1条。

4法治探讨类节目数量偏少，舆论监督节目普遍不足

在《中国法治报道》，法治探讨类节目占有一定比例。比如有关司法判决争议的深度报道有1个，对行政执法争议的专题报道有3个，内容分别为城管执法争议、网店监管执法争议和拆迁争议。这些对争议性判决和执法问题的报道，较好地履行了“彰显法治精神、看护法治时代公民权利”的栏目宗旨，具有较强的法治意义。只是相对于整个节目总量而言，此类节目数量和时长占比稍显偏低，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不多。在《法治在线》276条新闻报道中，法治探讨类题材只有10条，占比为3.6％；内容涉及解读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检察机关同期介入重大事故调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治理商业贿赂等等问题，但是以上新闻都是集中在“2006年法治进程回顾”的年终报道中播出的。在《法治在线》日常报道中，有关法律法规信息的报道、法治问题的研讨以及对对公检法系统和行政机关执法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比较少见，有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报道占比也仅为1.1％，与节目中大量播出的刑事案件相比，反差极为悬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基本以个案式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为主，重要法治事件和问题报道、法律法规信息的传播和批评报道在样本中也没有出现。

三、电视法治新闻题材失衡的影响

1题材泛化影响节目的法治品格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法治新闻报道中，法治新闻栏目中的题材选择首先呈现出一种泛化特点。如《中国法治报道》当中占比不少的经济新闻、文化教育和体育报道，这些关于节日消费、住房消费和场馆开放等新闻，既不涉及违规也不涉及违法，甚至与广义的道德规范也无甚干系，但因为是热点话题，也被纳入到报道范围，甚至部分经济新闻和教育新闻还被处理为专题进行了立体式的深度报道，使栏目的题材选择显得并不纯粹。另一方面，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为题材选择上明显的民生化和社会化倾向。这不仅使法治新闻报道显得臃肿不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内容的新闻价值和作为法律案件的典型意义。对于法治的内涵，拉兹曾经感叹：“在法治的祭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标，可能会是法律贫瘠而空洞。”。同样，在法治新闻栏目中，泛化的题材不仅使观众难以区分法治的范畴，其中夹杂着的过多的世俗化内容和社会情感，也将影响栏目的法治品格和追求。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节目话语空间的有限，这也是节目舆论监督功能还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作为法治新闻栏目，对司法监督的缺位，不仅使其对社会的环境监测和预警功能大受影响，栏目的法治精神也将大打折扣。

2题材失衡导致媒介世界与现实社会的错位

根据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首先表现在环境认知层面。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不仅在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而且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挑战，刑事犯罪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根据我国司法机关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刑事犯罪依然处于高位运行，主要犯罪案件多呈下降走势，如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减少。同比分别下降25.2％、11.3％、10.3％、1.9％和1.5％；“两抢一盗”犯罪与2006年持平，但经济犯罪活动走高态势日益显现。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8.4万起，比2006年上升4.2％，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出现明显上升。从具体案件类型来看，除涉税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所下降外，其他案件均呈上升走势。其中，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3265起，同比上升15.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3976起，同比上升11.3％；金融诈骗9055起，同比上升14.3％；扰乱市场秩序3.9万起，同比上升10.1％。同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大案、要案比例有所上升，商业贿赂案件显著上升，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为数也不少。但是，反映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中的案件报道，与现实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从前面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犯罪主体为普通人的“两抢一盗”案和诈骗案件依然是节目报道的重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贪污受贿案件和商业贿赂的报道数量较少，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以及腐败案件以及大案、要案更是难得一见。这充分说明媒介在犯罪案件题材的选择方面，有意进行了安全性的筛选，媒介建构的法治世界和现实生活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

3暴力偏向易引发道德恐慌，并导致“偏离放大效果”的恶性循环

法治新闻栏目对暴力题材的“嗜好”，不仅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大量暴力犯罪题材的新闻生产所带来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与焦虑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栏目中，类似“夜半来贼”“楼道杀手”、“近在咫尺的凶手”、“致命的家教”、“市场里的枪声”、“小城大案”、“小村疑案”和“一块电池引发的命案”这样的节目不时出现，仅看标题就足以让人心生不安，感觉那些盗贼和凶手仿佛就在附近，甚至“近在咫尺”。西方学者波特(Porgy)就曾指出，“接触媒体上的暴力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是在受众接触之后立即产生的，也可以是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性接触后产生的。我们还知道，某些特定类型的暴力展示、某些特定类型的受众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都会增加产生消极影响的概率。”暴力题材所带来的道德恐慌，容易引发社会对某种犯罪人群认识的偏离和放大效果，Cohen对于道德恐慌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社会不时地受道德恐慌周期的影响。这是一种状态，一个事件、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表现为被定义为社会价值和利益构成威胁的性质；它的本质被传媒以一种类型化的刻板方式所报道。英国学者朱克斯则详细描绘了偏离放大螺旋的产生过程：“广为传播的谴责可能会导致那些群体更加感到被边缘化，相应地会增加他们的偏离行为，以至于他们更像原来被传媒所创造的哪种动物。持续的偏离会导致警方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逮捕和进一步的传媒报道，因此，一个“偏离放大螺旋”就会被推动起来”。

其实不管是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是案件题材的有意识的筛选，其实都体现着主流新闻价值观的导向和示范效应。这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是一种新闻框架(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的创造过程，也是对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的引导过程。大众传媒所进行题材的选择和内容的扬抑，里面蕴含着复杂的机理。其中深刻的动因，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我们深思。

法治新闻论文篇2

司法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会长张苏军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法治精神・舆论监督・和谐社会”的主题，认为这一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探索价值，它充分切合了党的十七大关于“全国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法制新闻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理论上的有益探讨。

法制传媒的社会责任

在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中，“法治精神”强调的是法制传媒在宣传报道中的总指导，要把弘扬法治精神作为宣传报道的核心任务；“舆论监督”强调的是当前法制新闻传播的主要责任，只有加强监督，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健康有序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则是法治新闻传播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这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总目标是吻合的。因此，法制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成了本次研讨会的热闹话题。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岳川夫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谈到，在我国的社会监督体系中，舆论监督因其自身的公开性、广泛性和群众性等特点，具有了特别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看待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社会功能的发挥及其社会评价。发挥舆论监督在当今和谐社会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是当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广西《法治快报》员宁珠女士在论文中认为，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观念，确立公众自觉认同和服从的基础，是法制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强化法律、制度的亲和力的有力途径。

她指出，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法制媒体可以通过培育法治理念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通过表达社情民意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撑，通过弘扬正气用典型示范来培育凝聚力，通过引导社会热点来搭建透明舆论平台，要直面社会矛盾以增进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通过了解群众疾苦来维护弱者的合法权利，通过疏导公众情绪来化解社会矛盾。

《浙江法制报》副总编辑俞评在论文中提出，为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媒体和司法须达成“四互”：在求同存异中增进互信，在信息交流中加强互动，在平等交往中实现互惠，在沟通协商中达成互谅。这“四互”应当成为双方构建和谐关系的基调和着力点。

要实现公开报道与公正审判的有效协调与平衡，必须把握五个原则：第一，司法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特例；第二，司法机关应尊重和支持媒体的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第三，司法机关应依法保护新闻采编人员的合法权益；第四，媒体不能干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第五，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应把握适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闻学副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认为，积极为农民工争取话语权、主动帮助农民工捍卫他们的正当权益，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媒体为构建和谐社会应尽的义务。新闻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新闻传媒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必须做到责任与利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法制媒体与普法宣传

普法宣传一直是法制媒体的重要使命，而法制媒体与普法宣传的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检察日报》副总编辑李雪慧结合自己从事法制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在论文中谈到，和市场上商品的“过度包装”一样，“过度宣传”也已经成为宣传工作，特别是新闻报道中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它的出现不仅无助于促进和谐社会，反而起到了与我们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负效应，造成宣传资源的无谓浪费和耗竭。治理“过度宣传”，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观念。讲究宣传工作的全面性，牢固树立多元思维、系统部署的观念；讲究宣传工作的协调性，牢固树立尊重个性、和衷共济的观念；讲究宣传工作的可持续性，牢固树立着眼长远、循序渐进的观念。

江西省赣州市司法局刘新生和陈景新的论文，指出网络媒体拓展了传播时空，变单向宣传为互动参与，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求。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法制宣传，是法制宣传工作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需要，提高法制宣传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延明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法治新闻首先是新闻，其次才是法治宣传。有一句话叫“讲两面话是新闻，讲一面话是宣传”，新闻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说是新闻。

两者性质不可混淆。上海市司法局黄文新和柏正惠在《新媒体与法制宣传》的论文中也指出，新媒体在适应现代社会进行法制宣传的过程中，作用就变得非常之大。新媒体的核心在于“双向互动”，它能针对不同个体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将传播者和接受者融汇成对等的个性化的交流。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巢立明副教授在论文中，着重关注了网络庭审直播的问题。他认为，网络与法制报道的结合绝不仅仅是报道方式的改变，它意味着中国司法的透明度、公正性和专业化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中国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当中重要的一环。网络庭审直播是在新技术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司法宣传方式，随着我国网民的不断增加，它将是法制宣传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和阵地。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范玉吉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法制报刊顺应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在报刊调整中脱离党政机关而走市场化的道路，对法制媒体而言是一次解放，法制媒体可以自由地和其他媒体在市场中竞争。但是对法制宣传而言也存在弊端：一方面，有的法制报刊划转地方报业集团以后，遭到了或停刊或改刊的命运，从而使法制宣传的阵地减少了；另一方面，法制报刊成了报业集团中一个靠市场吃饭的市场主体，那么它的职责首先就是适应市场，法制宣传就不再是它的首要任务了。

法制媒体的管理与创新

2003年起，中央新闻主管部门开始对中国报业进行调整。全国各省市的法制报刊都逐步和党政部门脱了钩，全国的制报刊或停办或转到了报业集团。从宏观上看，这次改革给我国的新闻出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我国新闻出版业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开放报刊分销市场等新变化，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但是从微观上看，这次改革对法制报刊的整体发展来说无疑也是一次挑战。经过五年左右的阵痛期，各报刊都摸索出了适用于自己的新道路。

《上海法治报》总编辑金乐敏在主题演讲中，介绍了通过加强舆论监督、有效集聚人气的办报策略。他说，舆论监督吸引人的关键就是站在市民或百姓的立场，对损害市民或百姓利益的现象进行媒体曝光，这种曝光很快成为报纸得以聚集人气的“磁石”。不仅如此，从2007年起，《上海法治报》还专门聘了华东政法大学的20余位法学专家成为专家团成员。凡是要探讨的法学问题、社会问题，他们都会给与及时的分析和指导。在强有力的法学后援指导下，报纸的舆论监督占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江苏法制报》孙劲松认为，法制类报纸受到都市类报纸和专业期刊的双面夹击，必须转变办报思路，在媒体性质上，要实现从政法行业媒体向法治专业媒体转变，以专业塑造品质；在报道内容上，要实现从单纯法制资讯向双向法律服务转变，以服务创造价值；从读者需求的角度看，要从休闲消遣可读物向生产生活必读物转变，以内容提升质量；最后还必须做到能报道权威声音、权威观点，以权威造就影响力。

《法制快报》总编辑李峻峰在论文中指出，《法制快报》在划转后之所以能在全国同类报纸中脱颖而出，走在前列，主要就得益于“党报性质，法治特色，都市类报风格”的办报理念”。

《浙江法制报》总编辑杨永敏的主题发言侧重法治新闻采写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新闻监督中的证据收集。考察这些年来“新闻官司”中媒体和记者败诉的原因，除了一部分是主要事实失实或某些用词不当外，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新闻采访的特殊性―――常常因为时过境迁取证难，以致证据不足而败诉。要积极防范和应对“新闻官司”，就需要在采编时依法做好证据的收集和保存工作。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要求，在新闻监督稿件的采编中，要认真搜集原稿等书证、实物及图片等物证，进行式报道所保留的备忘录及关联资料。对这些证据的保存时间，不能少于两年。

法制传播的实务研究

法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都针对法制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安徽电视台社教海外中心副主任袁卫东在发言中，结合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指出法制视角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具有价值判断和功能定位的作用。无论是进行舆论监督、认清突发事件的本质，还是报道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都离不开法治视角。大连电视台《法治天地》制片人贾非在论文中指出，救灾新闻报道应大力宣传法制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把政府依据相关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行政的效果展示出来，把灾区群众遇到的现实法律问题结合具体的事件进行解释性报道。从法律的角度去反思，一方面利用现有法律去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呼吁加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

法治新闻论文篇3

【关键词】新闻自由；欧洲政治文化；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生活中，新闻自由萌芽于理性和自由的论辩之中，成为人们民主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前夜，它苟且于集权主义所主张的绝对权力内，新闻成为集权国家的统治工具，自由无从谈起；在资产阶级全面兴起的时候，新闻自由又活跃在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所建立起来的新闻法制中，成为“第四种权力”；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它有时像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勇士，感召着千千万万的新闻从业人员以顽强的生命力、坚韧的毅力、敏锐的目光、无私的胸怀去深切关怀着整个社会。有时又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卫道士，“自由”的旗号下隐藏的是金钱驱使、低级趣味和冷漠的良心。

在欧洲，新闻自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漫长的发展岁月里，它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坎坷，成为今天的模样，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一大批思想巨人的政治学说对其起到了引领作用。我们在研究欧洲新闻自由发展的时候，不能不考察以相关思想家学说为引领的政治文化背景。

在欧洲一直盛行辩论之风，这是由其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言论自由”在哪里是一个争论千古的主题，这对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

一、崇尚理性和自由论辩――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文化被公认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社会生活具有民主、平等的特点，这集中的反映在当时的城邦国家中，如雅典、阿布德拉、米利都等，其中雅典的民主最为发达，成为奴隶制民主的典范。

雅典是公民国家，其国家制度的基础是高度的直接民主，城邦的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如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凡年满二十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在公民大会上，与会者自由发言，每个雅典公民都有权对现行政策和任何公职人员进行评议，提出意见。[1]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公民热衷于辩论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参与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天赋职责。城邦开展的一切活动都依靠公民的积极合作，而这些合作的前提在于对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辩论。著名的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曾说：“在我们看来，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辩论，而是缺乏那种为行动做准备而进行辩论所能获得的知识。”[2]

由此可见，雅典人的生活信条之一就是“辩论”，并且认为辩论是制定公共措施和推行这些措施的最好方法。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一书中将雅典人的力量概括为“关于一个自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身份的设想”[3]。在这个城邦里，至高无上的是法律而不是统治者，法律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它公正。公民的自由在于它能够充分了解情况、自由辩论和做出贡献，这种身份的依据不是地位和财富，而是才能和品德。这种自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人充分运用、发挥其才智和能力的共同生活。在雅典人眼里，自由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也是城邦政治的独特之处，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自由讨论、自由参与政治氛围的存在，使雅典一度在奴隶制城邦国家中最为强盛，成为古希腊的民主典范和思想文化艺术中心。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全盛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雅典走向衰落，而此时其政治哲学却全面发达起来。涌现出一批哲学家、思想家，其中不能不提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前496-前399），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他提倡以讨论的方式发现真理、接近真理。在他看来，一切通行的观念，都应该通过理性的裁决，讨论任何问题不应该有先入之见，对事物做出判断时不要唯权威是从，也不应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他主张个人良心的权力绝对不可剥夺，其权威在一切法律之上，在任何压制下，甚至被处死，良心都不影响任何权威屈服。他坚信自由讨论和批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古希腊关于言论、思想自由最早的火花。继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其学说进一步发挥，都提倡个人有反对公共权威的权利，有独立思考、阐发己见的权利。

柏拉图（前427-前347），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赞同希腊人朴素的自由信念，认为政府最终依靠的是说服而不是强迫，国家各种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发挥说服而不是强制作用；政治体制绝不是天生高贵的宙斯才能够理解的神秘事物。公民的自由在于具有推理能力，能够不受约束的说服人和被人说服。显然，这种关于政府的“说服作用”和个人的“说服”、“推理”能力的主张具有浓厚的民主意识。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社会科学集大成者。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具有良知，有从善的本性，只要把人的这些秉性发挥出来，人就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所以应该让人自由发挥。他确信，人民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由于存在人民行使其权利的可能性，统治阶级必须接受约束。而在制定法律方面，人民的集体智慧比即使是最聪明的立法者也远为优秀。[4]古希腊文化对后来欧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关于自由辩论、公民独立的理性思考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政府与公民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学说，曾经对以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等时期争取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的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可以说古希腊学说是滋养新闻自由的第一滴乳汁。

二、新闻是统治者的工具――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前夜

古希腊公元前二世纪被罗马帝国攻陷而变为后者的一个行省。其后的二三百年时间里，希腊的民主思想继续对罗马的共和制发生着积极的影响。三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306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为国教。从此罗马教皇和他的大主教们开始利用教统的绝对权威压制各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说。教会自诩为基督启示的受托者，宣称教会作为世人的向导，对于人类的灵魂负有责任，为此必须全力保护教义的纯洁，以使教徒接受基督的绝对真理，而免受世俗说教的侵蚀。换言之，教会反对其教义以外的一切思想文化传播。

基督教义得到统治者的普遍承认和推行，是因为神权可以使专制合理化。君士坦丁大帝和后来的欧洲各王朝无不借此宣扬“君权神授”，积极参与镇压言论自由，号称国家有统治思想文化的绝对权力。古希腊及早期罗马盛行的理性原则遭到了严重摧残，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学说从整体上看是一种集权主义理论，其核心是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即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只有成为社会的一员，才能发挥其全部的潜在力量；只有通过社会，个人才能实现其目的，所以社会远比个人重要，个人的言论、思考、行为都应该服从社会的需要。进而引申出这样的命题：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家，其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本身就是目的。

黑格尔、特雷契克都是主张这种“绝对权力”理论的思想家。

法国哲学家黑格尔是现代集权主义政治学说的代表，他说：“国家是理智本身。这是由于国家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在国家中，自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权利，同时国家本身就是目的，这就使它具有对于个别公民的最大权力，公民的最高义务就是做国家的成员。”[5]具体到公众通讯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方面，黑格尔反对所有人都应当参与国家事务。在他看来，个人应该被告知和关心公共问题，只是在作为某一阶级、集团或组织成员，而不是作为国家成员的时候。自由意味着个人有自由知道他是不自由的，知道其行动决定于历史、社会，尤其是“绝对观念”，而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

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在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特雷契克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特雷契克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国家统治下的，而非不受国家约束的。多数人的自由既不能保证政治自由，也不能保证社会自由，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重要的乃是国家的自由，具体到每一时期，就是政府的自由。

欧洲国家在历史上大都依据这些学说建立过严格的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按照这种理论，既然真理只掌握在君王或少数统治者的手中，那么新闻的作用就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把统治者认为公众应当知道的事情和公众应当支持的政策报道给公众的工具。新闻成了君王和统治者的喉舌，而没有任何传播的自由，公民的知晓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生活的监督权也就被无情的剥夺了。集权主义学说是专制的福音，由此建立起来的新闻法规犹如巨大的黑色幕布笼罩在中世纪的上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保障新闻自由为主的欧洲近现代新闻史也即将登台，并将大放异彩，一批新时代的思想家为此播下了光明的种子。

三、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力――资产阶级全面兴起时期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法等国先后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宣告这个阶级开始成为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主导力量。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限制君王、政府的权力及贵族的特权。资本主义经济与中世纪关于身份和“国家安全”的概念水火不容。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自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其基础是自由契约，因此“不论教会还是国家都不准过问一个在积累财富的社会集团在道德上的好坏，这一集团正在忙于供应人们的需要。”[6]

约翰・洛克（1632-1704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伟大辩士，他建立了“人民学说”，认为权力的重心在于人民的意志，政府不过是受委托的办事人，人民赋予其权力，同时也可以撤回。他反复强调，人民以理性的方式把自己的个人权力交给了国家以换取国家的保障，所以国家必须承认和维护人民的天赋权力。他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自由主义理论广泛传播，从而将中世纪以来集权主义确立的人与神及其化身君王的关系重又颠倒过来。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人们依靠自身的理性就能够在面对矛盾的时候分辨真伪、善恶，所以弘扬人类理性使其自由发展才是目的。这是对古希腊民主思想的遥相呼应，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回归。如果说古希腊仅仅将“理性”看作城邦公民（奴隶、外邦人都不是公民）的禀赋，那么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则已经将他普及到所有人，变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理想。

确认了个人的重要性，寻求真理就成为人类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因此宗教、言论、新闻自由的提出就成为一种必然。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年），英国政治家、诗人。1642年，英国制定了明细的《出版物检察法》，对宗教、文学、哲学、新闻等各类印刷品实行严格的事先检查，弥尔顿对此深恶痛绝，多次撰文予以抨击。1644年，他发表了《论出版自由》，点燃了言论、出版自由的思想火炬。他认为，要用理性去辨别真理和谬误，人们就必须不受限制的了解别人的观点和思想，只要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本身就具有战胜谬误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说，“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7]弥尔顿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在后来欧洲国家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却广泛传播，进而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等重要观念，即让所有意欲表达的人都自由的表达其思想，真实、正确的思想在论辩中会保留下来，虚假、错误的思想会被克服，政府不应对意见的交流、讨论横加干涉。即便谬误可能一时占上风，但真理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汲取力量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深深影响了新闻自由事业的还有约翰.密尔、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政治学说，这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根本上把集权主义学说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这一时期，针对历史久远的专制势力，新闻领域全面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首先调整了政府与新闻的关系：限制前者，保护后者。这种做法极大的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使其迅速地成为“第四种权力”。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新闻事业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现，但后来，尤其是现代社会，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思想家们又开始关注新闻领域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与公共关系，他们力图使新闻事业在保持避免政府干涉的独立性的同时，还要担当起对公众的社会责任，不能滥用新闻自由，不能危害公众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四、履行职能才有自由――现代资本主义时期

当代欧洲社会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以及丰富的物质基础为其“新闻自由”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这就是在新闻活动中体现人的意志。在这种自由主义原则的保障下，欧洲新闻事业摆脱了政府或官方的过多干涉，18世纪末飞速发展，经过19世纪的全面成长，到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现代规模的大众传播事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当代欧洲社会的“新闻自由”：一方面，在“新闻自由”精神的感召下，新闻从业人员生命力顽强，意志坚定、目光敏锐，以超越个人私利的胸怀深切关怀着整个社会。欧洲新闻界不乏这样的优秀分子，他们身负社会责任，不顾艰难险阻去追寻新闻，即使受到外力的胁迫也绝不后退。哪怕是暴利的实施也不能摧毁他们追求自由的坚定意志。道德、尊严、忠诚、敬业精神在这里得到升华。他们的努力使“新闻自由”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新闻自由”旗号的掩护下，道德的失落导致新闻活动走向异化。新闻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过分渲染，小题大做，甚至操纵舆论，把新闻活动演绎得丑态百出。最典型的就是震惊全球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风华正茂的戴妃成为“新闻自由”的牺牲品。此外，媒体的公信力下降导致它的社会功能退化，对民主政治的推动力减少，甚至起阻碍作用，很多弊端暴露无遗。

从19世纪末开始，媒体由社会舆论机关逐渐演变为盈利性的商业机构，新闻自由成了经营者的盈利自由。为了吸引受众，媒体拼命挖掘“社会新闻”，为了出奇制胜，努力抢“独家新闻”，不惜破坏社会公德，诽谤他人名誉，侵犯个人隐私。

上述倾向让人们提出质疑：新闻的职责是监督“民治”政府，那么新闻本身是否应该受到监督呢？如果是，该受谁的监督呢？政府的专制倾向可以通过司法和舆论监督来避免，而新闻事业的垄断和堕落是否也该受到政府和司法力量的调整和限制呢？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美国找到了答案。1947年，美国赫金斯委员会（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纸》的报告中，提出了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论”。它的核心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既要担负并完成其社会责任，又不能以破坏他人或机构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为代价。必须以“社会责任”为规范，报道新闻必须真实、公正、对社会有意义。为实现这种理想，赫金斯委员会建议政府在某些方面可以制定法规，借以保证媒体实现其职责与功能。在英国，媒体揭露坏人坏事的作用也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劳顿勋爵曾经说：“揭露欺骗行为和丑陋是媒体的职责之一。”英国法律也不允许媒体有诽谤性的报道，但时规定在某些场合为了公共利益，某些言论可以免于诽谤诉讼的危险，这是法律赋予新闻的特许权。

原本自由主义主张全面的放任自由，新闻也要体现自由的公平竞争。立法机关不得限制新闻自由。但是针对商品化倾向带来的“新闻自由”危机，“社会责任”理论在肯定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指出传统观念的“新闻自由”是一种消极的，即免于干涉的自由。而现代新闻自由观念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要有积极内容的，即新闻自由应该做些什么，这样的“新闻自由”才不至于名存实亡，或走向另一个反面。这就是说“社会责任”理论暗示，新闻事业应该首先承认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服务社会，同时暗示政府、司法机构对新闻应给予必要的干预。国家在大众传播事业中应采取立法手段积极担负起拓展道路，维护秩序，保持道路畅通的责任。“社会责任”理论也已经被欧洲国家普遍接受，在继续拓展新闻自由范围的同时，其立法机关也陆续制定了新闻法、记者法、反独占法等一系列有关法规，以保障新闻自由全面、健康地发展。

五、结语

欧洲新闻自由在历史中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背景作为依托。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至今，一批又一批思想家从不同角度阐发了挖掘人的理性，尊重人的价值，维护言论表达、意见交流自由的光辉思想，形成了一个无比丰富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库，在西方新闻事业初具规模的时候，让新兴资产阶级以它为武器，迅速摧毁了专制集权的新闻制度，建立起比较进步、民主、自由的新闻传播秩序，进而又依据民主的政治学说，对新闻事业实行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新闻自由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民主、进步的政治学说和新闻法制理论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新闻改革、新闻立法举步不前的时候，打破时空的局限，对这些思想财富进行认真的学习、剖析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施治生、沈永兴著，《民主的历史演变》，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美]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页

[3]同上，第54页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4、261页

法治新闻论文篇4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 新闻侵权 新闻法

新闻的法治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并明确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一论述符合我国国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同时也为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指明了方向。①那么首先何为“新闻舆论监督”呢？

    所谓舆论，即多数人的共同意见。所谓监督，我国《辞海》中的解释是“监察督促”，也就是说，监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监察，二是督促，监察的目的是发现问题，督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新闻舆论监督”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各界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形成舆论，从而对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以及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制约。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成果和政治生活状态的政治文明，其核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扩大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公民的民主监督，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手段，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其主要监督方式有报道、评论、讨论、批评、发内参等，但其核心是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因为“舆论监督的实现需要两个环节：一是提供足够的舆论信息，即可以形成舆论的事实和情况，使人们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在拥有信息的情况下，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及有关人进行理性的、坦率的评论。在信息日益丰富的情况下，舆论批评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人们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论辩、辩驳乃至争论，即众多个体意见的充分互动，最终达到某种为一般人普遍赞同、且能在心理上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②整个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作为社会上有多种监督，如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中不可或缺、极具有战斗力的一种监督形式——新闻舆论监督以其特有的公开曝光的形式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与其他的几种监督是不一样的，它具有很强的公众震慑力。然而，据统计，近几年来，我国因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官司已经超过1000起，新闻界的败诉率在30%，屡屡败诉，即使有的胜诉，也使自身精疲力竭。这种现象，说明新闻舆论承担着重大的法律责任，却没有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也显出有些人在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理解上存在着偏差。

    一、新闻舆论监督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其实，重视新闻批评不仅是执政党的一项方针政策，而且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4条涉及新闻：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社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发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条文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的。但承认言论自由，与承认针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毕竟不是一回事。公民可能享有批评其他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一定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人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除了谏官以及某些级别的官员可以在随时可能撤销的恩准之下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之外，其他人是必须沉默的，或在忍无可忍之时诉诸于暴力的反抗。在我国君主专制时期，一般人批评朝廷及其命官构成“诽讪”、“谤讪”或“诽谤”等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批评政府及其官员曾被称为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也是一种犯罪，言论属实不是抗辩事由。 一个按民主原则安排制度的国家，是否承认公民享有揭露以及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多数国家只规定言论自由权，并未提及揭露和批评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可以从宪法解释中引申出来，在实践上则由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展而得。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这之间可能有一个过程。

    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即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一条规定即是我国公民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当行为之言论自由的直接法律根据。它与宪法第三十五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是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我国宪法在一般性地规定言论自由之外，又特别规定公民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足可说明我国宪法的真正民主性。所以我国不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但是只是宪法具有不可诉性且又没有操作性很强的法律条文来保证宪法这一原则性条款的具体落实。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各界对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呼声日高，由新闻批评所引发的新闻侵权纠纷案件再度呈上升趋势（绝大多数为民事侵权诉讼）。为此，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包括新闻批评与新闻侵权在内的有关名誉侵权问题的认定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总共11条中有4条直接涉及新闻批评。但这些司法解释不仅法律效力等级较低，而且极不全面，对新闻舆论批评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依然没有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为此，新闻界和法学界都有人一再呼吁尽快出台专门的新闻法。但是笔者认为，新闻立法虽然是种必然，但在理论界尚未就有关问题作出深入而充分的探讨并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之前，匆忙出台新闻法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新闻法，要么因背离民主宪政和新闻自由的内在要求而难以保障与规范新闻批评及其它新闻行为，要么因过于超前和空疏而不为人们所理解与接受，导致司空见惯的有法难依。当务之急还在于应开展全方位的、有深度的学理探讨和自由的学术争鸣。

    如果说新闻舆论监督政党和行政在我国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因而实行起来颇为困难的话，那么在监督司法方面则要好得多。1998年4月15日，新上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系统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提出，审判机关要把宪法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自觉接受舆论监督。1998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宣布，从即日起，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可凭身份证自由旁听法院的审判。同时，新闻记者可以“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国内记者凭该院核发的采访证可享受纪录的特权，但不能录音、摄像，也不能私自采访办案人员。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颁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1999]3号）则更进了一步：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除了精神病人、醉酒的人和未经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以外，公民、持有有效证件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均可旁听。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还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但外国记者的旁听须按照我国有关外事管理规定办理。应该说，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以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为核心的新闻舆论监督，既有助于把宪法规定的人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等民主权利真正交给人民，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司法审判机构的公正性和司法活动的廉洁。这方面我国还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很大。

    二、新闻法治中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异常迅猛，但是我国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体系却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强新闻法治的研究不仅是新闻传播事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

    新闻舆论监督影响面广，反应最快，震动也大。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闻媒体中曝光，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使问题能较快较好地解决。我国在监督司法方面做的很多，但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其潜在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对此，我国法学界一些年轻的法学家一直比较冷静。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还是应与社会舆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舆论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的监督。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1）社会舆论反映的结论或观点并不必然公正，历史上我们曾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从统计学上看，“好人”和“坏人”在社会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因此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界也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2）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知识，需要专门的技术，过多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张“外行领导内行”。（3）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东西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法律运行必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波动；而相对说来，法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及职业规则的要求，都使审判机构相对来说可能更冷静一些。（4）能引起社会舆论的案件常常涉及到的是政治性的、道德性的问题，对这些案件的政治性的、道德的评价，不应指导更不应替代法律的评价。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更有可能是给具体的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6）现实生活中，如果涉及司法案件，舆论界大都是依据新闻报道的事实和历史社会背景，依据社会的道德意识以及实体法常识来评价法院的决定，并且往往是从判决的最终结果来进行评论。而司法判决所依据的必须是现行的法律，依据法律所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实体法，而且要考虑程序法，因此有些司法判决不可能令舆论界满意。③由此可见，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还是不能过于“亲密接触”，否则就会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这就是新闻监督带来的副作用。

    三、新闻记者的权利界定

那么在《新闻法》尚未出台之前，笔者认为新闻记者的权利有以下几项：

（1）采访权是保障实现新闻媒体新闻职能的记者基本权利

记者作为新闻媒体的组成部分，其享有的权利首先是采访权。记者的采访权源于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在新闻媒体，采制新闻、编辑新闻、发表新闻，都是新闻自由的权利内容。记者的采访权，就是实现新闻媒体这些新闻权利的基础。试想，如果记者没有采访权，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从何而来呢？

    采访权，就是记者对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有权进行采访，制作新闻报道，交给自己的新闻媒体编辑、发表。在现在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有正面报道、反面报道的区别。在进行正面报道的时候，往往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在进行反面报道的时候，也就是进行舆论监督时，新闻媒体以及记者往往受到威胁、殴打、关押，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然而，社会进步需要这样的新闻报道，需要记者和媒体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不仅仅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以新闻为武器，与丑恶的社会现象作战，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记者的采访权就时时受到侵害的威胁，充满挑战性和危险性。在战场上，记者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采写新闻，很多记者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现实，面对危险和威胁，很多记者只身与恶势力或者腐败现象争斗，与违法行为争斗，受到打击、报复，甚至受到生命的威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依法行使自己的采访权，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实现新闻媒体的职能。他们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尊敬的。 正是由于有众多的忠实于新闻职责的记者可歌可泣行为，才保证了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记录社会发展，报道时事新闻，进行新闻批评，推动社会进步。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新闻记者享有的采访权作为基础和保障，都会是一句空话，新闻媒体的职能无从实现。

    （2）新闻记者享有新闻报道权

公众知情权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意义重大。“知情权是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基础，也是保护自己多种权益不受侵害的有效手段。”（1）公众知情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知悉政府工作情况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人们一般会将知情权简单地理解为“自由地知晓”的权利，即不受限制地自如地去获知自己想了解的信息。其实，这只是知情权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知情权还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公民有权要求信息的掌握者将有关信息公布出来的权利（法定不能公布者除外）。（2）如果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享受就会受到限制。

新闻报道权是指新闻媒体及记者自由地搜集新闻信息并将它们报道出来的权利，也是让受众享受“知晓”的权利。新闻记者通过报道新闻事实与意见、介绍社会光明与美好，抨击社会腐败与丑恶，达到传递信息，服务社会的目的。新闻报道权是新闻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所以，新闻记者自由的新闻采访活动只要没有妨碍公民和政府其他合法权益，就不能受到限制，或者不能以“无可奉告”之类的外交辞令变相限制。

    在资讯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受众要享受好公众知情权，就必须确保新闻采访权，因为新闻采访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公众知情权得以享受的前提，一旦新闻采访权受到限制，公众知情权也就很难得到保障。同时，从经济快捷的角度看，保护新闻采访权同样显得意义重大。正如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所言：“由于每家媒体和每名记者的不同立场、兴趣爱好和知识背景，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方式，而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全面和正确了解，恰好需要从各媒体的不同视角和不同侧面报道中获得。拍卖采访权，实际上就会造成渠道单一的局面，从而有害于公众的知情权。 ”④

（3）新闻记者享有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

每一个新闻记者都是人。人，在民法上称之为自然人，以与法人相区别。记者既然是自然人，是具有血肉之躯的自然人，拿就在民法上享有一切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 在我国，自然人是民法上最主要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一切人格权。其中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是最基本的人格权，维护的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的人格，其他的，还享有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人身自由权等作为民事主体必须具有的精神性的人格。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这些人格权，就是要保障其在法律地位上的基本人格，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事主体，真正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存在。

    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都是物质性的人格权，维护的是人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物质性人格。生命权，维护的是人的“活”的权利，是性命维持的权利，是生命安全的权利。健康权维护的是肌体、器官机能的完善性发挥，是这种完善性不受侵害的权利。身体权，则是维护身体组成部分的完整性的权利，表明自然人身体的实质完整和形式完整，不受非法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三者结合在一起，实现保护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其中任何一个权利受到侵害，人作为民事主体的物质存在就要受到损害，丧失部分人格，最严重者，直至丧失全部人格，使这个主体在法律上消灭。因此，法律通过一切手段，保护人的物质性人格权不受到非法侵害。任何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严格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利。

    自然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性人格权，就是人身自由权。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自然人，也享有人身自由权，包括身体自由权和意志自由权。身体自由权是自己自由活动、自由行动的权利，意志自由权是自主思维、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记者作为自然人，也享有这样的权利，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作为记者，不仅享有依据身体自由权自由进行采访的权利，同时，也享有意志自由权，以自己的忠实义务，依据自己的意志判断，决定真实报道，不作虚伪报道。限制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侵害的是记者的基本人格权，不仅是记者本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损害，同时也使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侵害。

    新闻记者是人，是自然人，享有任何人都享有的人格权，其中就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人身自由权。在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进行新闻采访的时候，他作为记者，其采访权受到保护，作为自然人，他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也受到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的严密保护。任何侵害记者人格权的行为，都是民法制裁的对象。

    三、论监督与新闻侵权中大法律问题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新闻机构已成为了人民日常生活专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承担了传播新闻以实现公民的新闻自由的神圣使命。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新闻机构传播新闻的过程中，可能会给他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造成一定的损害。其中，对他人的民事权利的损害，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闻侵权。

    新闻侵权行为又有以下特征：

法治新闻论文篇5

中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现在正是第六个5年普法规划（2011～2015）的实施阶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众对法律的内容和作用有了广泛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公众在了解法律内容和相关知识基础上对法治理念的信仰更为重要。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社会意识的功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记者因职业的关系比一般公众更早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宣传法律知识与培养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己任。不能不说的是记者在进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记者自身的法律水平会随着各种类型的与法治相关的报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记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各政法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新闻媒体，参与到法治新闻的采访制作环节，法治新闻在法律知识和规范的传播方面越来越准确，作为社会法治意识基础的法律知识普及的工作已基本进入良性传播的阶段。关于法律的常识和基本规范的认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这部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法治意识的前提。对此，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意识上都是自觉和统一的。

但是公众法治理念的形成远比通过普法教育让其了解法律规范要困难得多，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认识水平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是由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整体。社会意识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总体关于法治的认识水平的体现。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塑造过程。这种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种渠道，学校教育、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都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可以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一定专业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

法治新闻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参政；影响因素；模型构建；运行机制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公众参政意识的增强，新闻参政异军突起，日渐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主流渠道，并对社会的民主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新闻参政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一）新闻参政的内涵

“参政”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参政是一种官名，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此后各朝均有类似官职，如元在中书省设参政，明在各省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清初各省布政使下设参政。民国后，袁世凯设参政院，成员亦称参政。新中国成立后，参政成为参加政治活动的简称，参政有了新的释义，即“参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1]。借助参政的概念，可以对新闻参政进行界定。“新闻参政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众通过媒体平台将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所关心、关注的重要问题表达出来，以向政策研究者或政府机关表明自己的诉求及意见，供决策者或政府机关参考；二是决策者或国家机关通过媒体平台广泛征求公民对于国家政策、法规、执政理念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之得以修正和完善，做出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

（二）新闻参政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1）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新闻参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影响着新闻参政。经济发展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新闻参政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丰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为新闻参政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大众媒体才能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为新闻参政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和更加广泛的平台，为国家各级机关及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更加科W的决策依据，及时关照民众的呼声。

（2）经济发展水平与新闻参政有着最直接联系。

亨廷顿曾针对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的相关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在研究中亨廷顿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3]“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4]在我国，也有相关数据显示经济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经济越发达，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越高，反之亦然。这进一步证实了“富裕者比非富裕者拥有更多参与政治活动所需的资本和动力，也比非富裕者更加有效地利用参与的机会”[5]。经济发展好、收入水平高者不仅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去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同时也更善于利用和把握政治参与的时机。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平台，它能为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2.政治环境和体制因素

我国的政治体制制度为公众的新闻参政提供了制度平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新闻参政的行为与其效度。“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6]政治参与中，制度化水平和人们新闻参政的效度，以及政治的稳定性等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公众文化素质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加之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使得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工作人员、工人及农民等不同群体的责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有了较大的提升，因而公众的新闻参政意识得以不断提高。而新闻参政正是公众有效参与各项政策、政府部门有效搜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3.文化、教育因素

传统文化对新闻参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公众的文化素质直接决定新闻参政的效果。新闻参政需要一定的知识储量作基础。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教育与政治参与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7]即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素养越高，其新闻参政的力度就越大，反之亦然。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有较大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这使得公众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意识在增强，民主意识、责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参政的发展。

4.媒介因素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万物皆媒介。媒介所具备的受众选择性增多、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实时性、获取信息便捷性、互动性等若干基本特点，直接影响着新闻参政的途径及效度等问题。

首先，媒介的多样性拓宽了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手段。在互联网时代，新传播科技不断赋权，媒介形式日益多样化，不仅有报纸、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介，而且还有手提电脑、手机、iPad等移动媒介，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参与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也都大大降低。其次，媒介的便捷性有助于发挥新闻参政的监督作用。随着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公众对政治的监督变得更加直接和有力。在信息技术时代，腐败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监督方式还会不断扩大层次范围，向纵深发展。再次，媒介的发展使新闻参政主体的隐匿性大大增强，提高了参政主体表达的自由性和沟通的能力。媒介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多元化信息交流平台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5.行政主体因素

行政主体是新闻参政的核心要素，对新闻参政有着重要的影响。行政主体因素包括主体的参政意识、主体的认知水平及主体的参政能力和责任意识等。首先是主体的参政意识。行政主体参政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与政治运行、政治输入及输出关系有着高度的认识。[8]参政意识的强弱及其属性，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程度深化与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其次是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与能力。作为新闻参政的主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及相应的实践检验能力，而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是指主体对政治的相关理论、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一般来说，较高的政治认知水平不仅是公众形成正确价值取向的有力保障，而且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价值观，不断增强公众对政治文化的认同感，并不断培育公众的政治情感。在新闻参政中，公众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理性参政主体，首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政治认知水平，特别是对我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理解和把握。再次是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指行政主体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对国家、人民及历史高度负责，把握角色，认清使命，做好新闻参政的相关工作。

二、新闻参政模型的构建

（一）新闻参政模型构建的依据

1.要素依据

新闻参政的基本要素是指新闻参政过程中必备的基本元素，包括新闻参政主体、新闻参政客体及新闻参政的途径、方式。

首先是新闻参政主体。主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定义是“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日常所谈到的“主体”，是相对“客体”而言的，主体和客体是一种规定性内容，其属性的赋予来源于对象存在物在人类意识中的投影，而我们所要追寻的，正是这种意识投影的方式，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在媒介技术的赋权下，新闻参政主体的内涵和形式都在不断丰富，参政的主体不仅包括现实社会中的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媒体记者及公民，还包括网络上的“网民”等。

其次是新闻参政客体。客体是主体主观能动作用的对象。在传统政治活动中，参政客体主要是指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政策决策、社会公共生活等社会政治体系。[9]新闻参政虽然是借助新闻媒介这一平台，但其政治参与的本质没有变，其作用的参政客体也还是现实的政治体系。虽然由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大，新闻参政的客体在空间和内容上都比传统的客体更为广泛，但不管是传统的政治参与还是新闻参政，其参政客体都是指向国家政权系统的。

再次是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方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直接化。参政途径是实现新闻参政的载体，没有新闻参政的途径，新闻参政的价值就无法实现。目前主要的新闻参政途径为：报刊、广播电视、政治论坛、政治博客、政治微博及电子邮件等。公众不仅可以利用网络论坛对某一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还能组成一个网络共同体及时对政治事件发表见解。

2.理论依据

（1）传播学基本理论。

郭庆光指出，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10]从本质上来说，新闻参政过程也是参政各要素之间的信息传播和反馈活动，也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及反馈等传播过程中的要素：一方面派、政协、媒体记者及其他的公众作为信息传播者，政府及行政机关的有关部门是信息受传者；舆情民意是传播的讯息；媒介即新闻媒介，不仅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媒体，而且包括网络、自媒体等新型的媒体；反馈是指行政机关有关部门对新闻媒介传达的舆情民意的反应及处理意见。另一方面传播者是行政机关，受传者是派、政协、媒体记者及其他的公众等人员，讯息是政府出台的一些新的方针政策，媒介依然是新闻媒体，反馈是指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的一些看法及实践等。这两个传播过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两者共同构成新闻参政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新闻参政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要收集舆情民意，并筛选、整合有效的信息传f给政府有关部门，让政府了解民情，了解民众的心声；另一方面也会把政府出台的相关方针政策及对问题的处理意见及时传递给公众，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的工作动态，加强政府和民众间的沟通、互动。

（2）民主参与理论。

民主参与理论又被称为受众参与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要求大众传媒向一般民众开放，允许民众个人和群体的自主参与，媒体应当致力于在一般民众中发展多元文化。新闻参政的过程就是公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作为传播者将一些意见或建议利用媒介及时传播出去。新闻参政体现了公众拥有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知情权、传播权以及媒介的使用权，体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

（3）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是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强调自由须以责任为前提，新闻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必须先对社会、对公众尽相关的义务和负相关的责任，遵守社会道德；既追求积极的自由，扩大以及发展新闻自由的权利，又要建立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在新闻参政中，新闻媒介是连接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纽带，没有新闻媒介，公众就无法实现新闻参政的目的。新闻媒介在新闻参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新闻媒介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对公众、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二）新闻参政模型构建的思路及运行机制

法治新闻论文篇7

现代历史表明，大众传播既推动着民主的发展，也强化着专制极权政治。在极权政治下，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成为实行极权统治的最有力的手段。正是这一点，使当代的极权政治对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控制远远超过古代任何形式的专制。歇斯底里的政治狂热、普遍的政治无知状态、公民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对政治统治者宗教般的服从与崇拜（当代的查里斯玛现象），这些现代的病态政治现象，都是借助于统治者对大众传播的控制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曾成为法西斯主义政党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希特勒曾得意地说：“我的新闻组织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消除了任何人想说什么就有权利说什么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墨索里尼也得意地说过：“我认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是我的交响乐。”。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大众传播能够成为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以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为基础的。所谓新闻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施，用以保障新闻媒介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性。西方人认为，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第390页。）

1、新闻自由的确立

在西方，最初的大众传播手段即印刷术的出现，成为推动民主建立的原始动力之一。当时，作为新知识新思想载体的书籍承担起批判传统社会的功能。无论在文艺复兴时代、英国革命时代还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都是如此。虽然各国统治者和官方教会都极力实行言论控制，但西方社会具有多元化特征，各民族国家并立但又相互紧密联系和影响、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政教分立、教会内部的分裂等因素，以及思想家和学者追求真理的勇气等，都使思想的控制难以奏效。

大众传播越是发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控制。拿破仑已经看到，“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纸的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面对由政府控制的法国报纸，德国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叹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的30万大军。”

同样，那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种社会集团自由平等地参与为基础，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争和妥协中形成政治决策。它信奉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原则。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观在传播领域的表现。民主社会的大众传播不能允许传播手段为政府和少数权势集团所垄断，从而形成对人民大众一边倒的强制性灌输，仅仅充当政府或统治者的“啦啦队”。它要求保障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实现一种不同知识和观念的自由市场。

1644年，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了“自主原则”：“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两位英国作家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于1720年以“加图”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为后来所知的“信息自由流通”辩护，断言政府自由与出版自由共存亡。他们指出，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一个人不用它来危害和支配别人就行”。（参见J.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弥尔顿和“加图”影响了美国人，使其将言论自由写进宪法。

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的法律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和17世纪的《权利法案》，但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项条款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

法国革命领袖米拉波深受弥尔顿影响，他向三级会议呼吁：“让你们的法律的第一条永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当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限制。假如我们丧失了它，其它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进一步阐发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思想，他提出“观念的自由市场”概念。“人们所欲求的最高的善，最好是通过观念的自由交易来实现。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是让思想的力量本身在市场的公开竞争中获取承认。”（参见J.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2~17、23.）他还强调，不仅赞同我们的人有表达自由，而且“我们所憎恶的思想也有表达的自由”。

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也为言论和新闻自由作出了最有力的理论贡献。在其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草案中宣称：“真理是伟大的，如果任其自然，她终将得到传播。她是谬误天生的强大敌手，对争辩无所畏惧。”（J.HerbertAltschull，Agents ofPower，p.21.）他还留下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的范文不断地复制出来，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杰斐逊坚信：“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杰斐逊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25页。）

不过，杰斐逊对新闻自由的乐观主义在他担任总统的年代由于屡受报纸的攻击而受到冲击。他报怨说：“从没有读过报纸的人比那些读报纸的人更了解情况，正如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比满脑子装满谎言和谬误的人更接近真理。”（参见《杰斐逊集》（下），第1365页。译文据英文做了部分改动。）他发现报纸过度自由会造成一种“危险的情况”，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和理性竞赛必须根据美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予以限制。所以他呼吁用“有益的压制”来对待“虚假的诽谤性文章”。这表明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面对现实，也处于两难境地中。在他对新闻自由的乐观信念与新闻界令人担忧的滥用自由的现实之间，在他抽象保证的彻底的新闻自由同他认为在新兴国家中建设一种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在杰斐逊身上出现的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出现于美国社会和整个西方社会。近代民主制度确立起来之后，一般都在法律上抽象地承认了新闻自由。但对于新闻自由的涵义的界定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个过程充满着斗争。总起说来当代西方新闻界比起19世纪初来，其享有自由的范围要大得多，其法律的保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也大得多。

在当代，经过数百年民主制度的培育，新闻自由的信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J.阿特休尔针对美国的情况指出：“的确，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之根深蒂固，有如对宗教教义的信仰一般。以至于在美国，人们把它赞誉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性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公民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兴旺，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J. 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8、19.）

2、新闻自由的扩大

民主制度和它在法律上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精神摇篮。民主制度下的党派竞争产生了对媒介及言论自由环境的需要，竞争各方都要制造舆论，公开的政治辩论也刺激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关心，以及掌握政治信息和理解政治问题的兴趣。在英、美、法等国的现代多党制形成时期，大体上也是报纸开始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时候。民主制度为19世纪兴起的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政治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新崛起的政治因素和独立的政治势力，它本身又成为维护、扩大和发展新闻自由最积极的力量。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款（美国）之类的法律为基础，不断扩大着新闻自由的范围。

民主制度使各种政治势力竞争合法化，所以必然保障政治上的自由讨论。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在古代民主制度下就已存在。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在此之外，还保障了不能以宗教信仰理由实行对新闻的控制。19世纪以后，套在新闻界脖子上的一道紧箍咒是诽谤罪。所有国会议员在法律上都享有不受诽谤指控的权利，只要他们的言论被认为与他们作为公职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有关。国会议员的这种权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议会刚刚诞生的年代。而他们的言论往往是经过媒体报道而公之于众的。不过，新闻记者却没有这项特权。对诽谤的惩罚比新闻自由的历史悠久。

在专制制度下，对统治者和权贵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诽谤，都属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民主制度下，对诽谤罪解释如果过于宽泛，会使新闻界动辄获罪，被迫对一些敏感的人物和事件缄口不言，难以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充分有效的监督。当代新闻媒体争取扩大自由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得到批评政府官员的相当充分的自由，在很大范围内免除了诽谤罪的威胁。

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1964年，在美国南方黑人民权冲突高峰时期，《纽约时报》刊登一则广告，间接攻击了亚拉巴马州警察长。当地陪审团以所登广告与事实不符为由，裁决《纽约时报》交付50万元的赔偿费。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判决，认为它违反了新闻自由。“实质上，最高法院认为，对社会问题展开充分的、健康的讨论，包括对公职官员的批评太重要了，不能允许各州利用自已的反诽谤法来束缚新闻界。”1964年后，公职官员要求赔偿诽谤造成的损失就非常困难了。法院说，只有当公职官员能证明新闻界存有“恶意”，“无视事实真相”，“明知不符合事实还要报导”时，才能被指控诽谤。后来这个原则又被扩大到知名人士。（参见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90页。）

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纳（WilliamBrennan）写道，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代表着“国家郑重承诺的原则，即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健康的和公开的，这类辩论可以包括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激烈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毫不留情的严厉抨击”。不过，在1979年“赫伯特对兰多”一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法院可以调查记者的思想状况，以判断他在写文章时是否怀有恶意。这被新闻界认为是一种倒退。

据认为，在美国政界中，能幸免于受到不公平和不准确报道的凌辱和伤害的人是很少的。但最高法院的裁决有利于新闻界。人们认为，美国一些精英人士不愿任公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经常处于众矢之的的境况之中。

当代围绕新闻自由问题的另一争论是有关新闻自由权利与控制机密情报的必要性之间的冲突。在民主政治下，公众有权了解情况，媒介有权向公众报道真实消息，这是它们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对公众封锁必要的信息，他们便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而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对一些消息保密。当代的发展表明，这个冲突的解决不断朝着有利于新闻界和公众的方向发展。在70年代，《纽约时报》连续刊载了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高级机密文件。尼克松政府要求法院予以制止。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结果是泄漏机密者受到惩罚，但报纸胜诉，仍然继续刊登有关文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冲突是，新闻媒介和记者是否有权对一些消息来源予以保密。新闻界人士认为，如果不允许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他们就无法得到公众应该知道的一些消息。但法院和一些律师认为，法院需要充分了解情况，以便能够公正审判，保护公民免受不法行为之害。一些州通过了“保护法”，允许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但仍然有因坚持不透露消息来源而被判藐视法庭罪的情况。有关的争论仍然没有明朗的结果。（参见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96~100页。）

3、创造“白箱”政治

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作出他们的决策。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政治下，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玻璃箱内外的关系。官员被置于玻璃箱内，任人品头论足。

在古代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制度下，重大政治事务都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政治事务是高度透明的。政府官员与普通公民没有遥远的距离和隔阂，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直接接触之中。现代民主社会实现政治的透明化，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最初报纸的兴起，就承担了这一功能。而后电视的出现，为政治公开化透明化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对政治人物和事件的现场直播消除了报刊传播政治新闻的时差，实现了共时性监督。特别是以事实为基础而不以评论为基础的英美传媒，遵循非党派性、对各种意见一视同仁、注重事实的原则，还有那种不加剪辑地完整报道原始政治过程（如国会辩论）的电视，更使政治高度透明化。小小的电视荧光屏，已经成为巨大的政治透镜。

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这种惊人的威力，它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家里就看到遥远的首都发生的事情或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且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陌生，更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在美国，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民主功能，是联系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纽带。舆论的形成依赖于新闻媒介向公众所提供的内容，而民主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的，并以公众得到公正和充分的信息为前提。”（Milton C.Cummings，DavidWise， Democracy under Press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5th edition，HBJ，1985.pp.106、223.）

当代系统控制分析创立了“白箱”、“黑箱”和“灰箱”概念。“白箱”或称“白箱地带”，是具有大量已确定的、透明化的因素和数据的领域。未知的、非透明化因素和数据是“黑箱”或“黑色地带”。两者间不确定的和半透明化的因素和数据即混沌不清（chaos）的“灰箱”或“灰色空间”。“黑箱”政治是专制主义的特征，“灰箱”政治是民主不发达不健全的表现，它们都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白箱”政治是发达的民主制度的标志。

不过，西方的大众传媒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不能说已经真正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真实的镜子。在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对传媒没有好感，或评价不高。像华盛顿、杰斐逊、肯尼迪、罗斯福这些杰出的政治家，对传媒都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公众中也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对传媒表示不信任。除了人们常提到的西方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原因外，大众传媒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电视新闻必须吸引大量观众和压缩报道以适应节目时间紧凑的特点，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有过于简单化、琐碎和哗众取宠的毛病。由于追求效果，往往热衷于新闻的刺激性。所以很自然，事务的常态不是新闻，变态才是新闻。“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人们都在工作不是新闻，罢工才是新闻；官员奉公守法不是新闻，贪污腐败才是新闻。西方新闻界流行一句很形象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一些美国学者还特别指出，与西欧媒体较少报道坏消息相比，美国媒体据说有报道坏消息的癖好。“多数新闻记者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人士。那种向公司、政府、警察、军方和社会其它权力中心的权力和权威挑战的新闻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新闻主题是权力被贪婪的商人、沆瀣一气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将军、残暴的警察等滥用。他们把穷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劳动阶级描绘成官方的愚蠢、极度的贪婪和高级官员的冷漠的牺牲品。他们宁愿从自由主义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公共利益集团获取材料，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大多数新闻具有坏消息的癖好。”（T. R.Dye，H.Zeigler，American Politics in theMedia Age，pp.6~7.）以至于一次杜鲁门总统写信给一位记者说：“我想请你们扪心自问，总统总还有偶尔正确的时候吧？”

一部美国传播学教科书给读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美国接受的移民比其它所有国家还多吗？里根政府时期联邦社会福利开支每年在增长吗？美国老年人比其他人更富有和享有更高收入吗？暴力犯罪率在下降吗？等等。作者接着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如果你不相信或感到惊异，那是因为你受电视的影响过大。电视没有正确地反映这些真实情况，而是给人以相反的印象。（T.R.Dye，H.Zeigler，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Media Age，p.10.）

4、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known），国内又译获知权、知晓权等，指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它是在当代西方得到承认的一项新的公民权利、民主权利，也是大众传播媒介所获得的一项新的权利。与人民的获知权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和官员有“告知的义务”（obligation to inform）。

法治新闻论文篇8

关键词：新闻自由；宪法；权利

前言

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逐渐彰显了新闻自由与宪法自由的紧张关系，尽管新闻自由一直是各国宪法与国际条约相互约定的条款，但是真正的新闻自由永远在宪法自由的范围内。法治社会追求的是社会上的一切调整事物的规范都应该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受法律的调整。法治社会拒绝任何专断权力在社会上调整的效力。新闻自由与宪法自由的关系是社会事实与法律自由的关系，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必须把新闻自由放在宪法视角内，在宪法视角范围内深层解读新闻自由的法律含义与意义。宪法视角范围内的新闻自由，是随着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与演变而逐渐演变的，新闻媒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发展都是要积极保护人的基本尊严、基本自由，从而为人的社会生活创造积极的社会环境与法治环境。

一、宪法视角下的新闻自由的含义

(一)新闻自由是在人权范围内的自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权逐渐受到国际与国内社会的重视，人权实际上也正是在国际与国内社会的普遍关注之下逐渐成长，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基本共识。新闻自由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是人权的应有含义，在当代新闻自由的发展彰显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权保障状况，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中，新闻媒体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自媒体(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人们对新闻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相似的发展共识。新闻自由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们的一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任何自由的前提与基础，只有人们能够通过言论自由才能最大程度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社会事件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更是人们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相关社会事项进行意见表达的基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新闻自由的发展程度都是一个国家言论自由度的重要保证，只有真正把公民的言论自由度放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才能真正对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总之，对于新闻自由来说，新闻自由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宪法范围内的自由，是在基本人权保护范围内的自由。

(二)新闻自由是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的自由

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其重视集体利益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公共利益永远是国家发展的重心，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具体到我国来说，新闻自由也是我国宪法保障的重要方面，我国宪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实际上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新闻自由从宪法上来说，至少是符合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秩序的自由，也是符合国家建设根本目的的自由。首先，对于新闻职业者来说，必须真正把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新闻自由放在新闻发展的重要方面。新闻报道必须坚持求真、求实、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坚决摒弃不利于国家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于新闻发展的维度。其次，社会公共利益在新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新闻自由的首要考虑对象。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主要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在发展的各个方面是否始终做到维护与发展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检验国家性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判断国家的利益观的主要维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新闻自由在科技迅速发展与推动之下，逐渐呈现迅猛发展之势，必须把任何阶段的新闻自由放在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的轨道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对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

(三)新闻自由是以符合法治原则为最低限度的自由

法治原则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必须坚持的具有法律意义从而对国家的各项社会生活具有明显指导意义的原则。法治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拒绝人的权力的主观臆断，对人的权力进行法治之下的限制是法治国家必须坚持的重要目标。新闻自由坚持法治原则意味着：其一、新闻自由的各种新闻行为是立基在法治之下的。新闻行为无疑是一项具体而又复杂的行为过程，对于这项行为过程必须坚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这也是法治之下的新闻自由的含义。新闻自由的各项行为目标，都是对人们的合法权利的保护，更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贡献。其二、新闻自由下的法治原则以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并以国家的法治建设为主要推动对象。在法治国家中，任何法治范围内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必要方面，更是对新闻自由实行法治控制与法治监控的主要途径。国家的新闻自由只有真正树立法治原则并在法治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新闻自由的各项行为，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实现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目标。

二、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

(一)坚持人民的宪法原则

宪法原则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具有绝对最高效力的原则。宪法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指引着一个国家的建设方向，也是一个国家进行修宪、改宪乃至立宪必须坚持的最根本原则。新闻自由是宪法自由的一方面，也是宪法自由的重要含义。新闻自由既包括新闻者的新闻行为自由，也包括新闻接受者的新闻接受自由。作为宪法自由的重要方面，新闻自由的建设与完善，也必须真正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新闻自由发展的方向上。这就需要国家的法治要做到：第一，以国家法律对于新闻自由能够真正体现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其始基。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新闻自由能够代表并表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新闻自由发展的起点上，才能够把新闻自由的政治方向搞清楚、弄明白。第二，人民原则要求新闻自由必须坚持人民监督的原则。人民掌握着国家的、掌握着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人民必须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尤其是新闻自由行为是否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检验新闻自由能否遵循宪法原则的基准。

(二)坚持权利的法律救济原则

确保新闻自由行为不至于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有权利必有救济，任何权利都必须是法治下的权利，作为法治下的权利必须有法律途径的救济。西方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自由势必是一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干扰人们行为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限制的一种自由。从发生侵权行为的概率上来说，新闻自由的不当扩张及任意滥用，容易侵犯人们的隐私权、肖像权、人格权等，所以建立对新闻自由下侵权行为的适当救济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权利救济原则首先要求建立司法救济，亦即要求新闻自由下的侵权行为必须能够使得受害人寻求法院救济，法院救济是最中立、最公正的救济方式，同时法院救济也是人们当代寻求权利救济最权威的方式。其次权利救济原则还要求把行政复议、行政申诉等纳入到新闻自由侵权行为的救济途径中来。在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的过程中，必须把取证过程、质证过程，尤其是要把对受害人侵权的各项证据真正放到权利救济过程中来，是权利救济的必要维度。有必要指出，在法治视野下，法律救济原则并不仅仅局限于诉诸司法程序的救济，其他与司法救济相配套实施的救济形式也必须提高到相应的位置上。行政复议、行政申诉都具有比司法救济更加优势的地方，任何一种救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优势的救济形式。对于新闻自由下的侵权行为，必须建立立体式的救济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宪法也真正赋予了人们司法救济以外的各种救济途径。

(三)坚持新闻自由度的原则

新闻自由度指的是国家的新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大范围内能够自由，这是新闻自由度的基本含义。从新闻自由度的含义出发，实际上就是要求新闻行为必须能够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逾越宪法与法律约束的范围。从实质上来说，新闻自由度是从正面规范新闻的自由行为，任何一种自由都不可以妨碍其他人自由的行使，同时任何一种自由也都是在既促进自身自由又是在促进社会整体自由的情况下实施的。坚持新闻自由度原则要求：首先，国家法律法规有必要为新闻行为划定一定的界线，新闻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这种界线范围内的活动。这就是从法律上规范新闻行为，从而为新闻行为的规范行使确立正确的轨道。尤其是在新闻自由的模糊地带，最容易引发侵权行为，这就有必要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为新闻自由划定界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侵权行为的发生做好准备，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侵权行为。其次，国家法律法规在确定新闻自由度的同时，也必须要真正考虑新闻自由的特殊性。新闻自由不同于其他自由，进一步说，新闻自由关涉着人们的言论自由，也关涉着出版自由，这一系列的自由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与新闻自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为新闻自由划定限度的时候，必须真正考虑新闻自由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自由的特殊关系，这是新闻自由得以成立并能够真正保证新闻自由的逻辑前提。实际上，不能真正划清新闻自由的界线，以及不能理清新闻自由与其他自由的关系就不能真正实现规范新闻自由的目的。

三、结语

从宪法的角度观察新闻自由必须真正树立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同时在法治视野下对新闻自由依法进行保护，尤其是在真正保证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对新闻侵权行为实行法律救济更是必要途径。必须指出的是，明确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是真正从作为根本大法的“母法”的角度来考虑新闻自由的真正法治意蕴，也是更好规范新闻自由行为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马得华.我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吗？[J].比较法研究,2016(7).

[2]张奂奂,高益民.美国高校教师学术自由保障的模糊空间——基于判例制度的宪法解释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6(5).

法治新闻论文篇9

关键词：新闻;政治性;敏感性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成为新闻界长期讨论和关注的理论焦点。特别是近期内连续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人们把关注的矛头直指新闻新闻媒体，面对接连发生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体所表现的态度和做出的反映以及传递信息的新闻报道受到人们的热议。应对突发事件，新闻媒体的反应能力和政治导向的把控能力决定着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着新闻媒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众所周知，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在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国家重要的宣传口径，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作用，成为信息和传递的重要端口，新闻的政治性占据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同时，新闻的敏感性又是新闻记者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的主要指标，指引着新闻工作的方向。但是，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空洞无物、新闻敏感钝化，甚至刻意炮制假新闻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此等等皆与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无不相关。

一、何为新闻的政治性

自古以来，新闻和政治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信息传播从早期的肢体传播、口头传播到如今高度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新闻传播方式的日益演进，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伴随着人类交流方式的更迭而成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形式，如此多样的新闻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紧了其与政治的联系，新闻包含着很强的政治因素。回顾往昔，古代报纸的出现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邸报的内容删选和出版被当权阶级把握，新闻传播媒体成为政治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无独有偶，在西方亦是如此。“西方国家早期的报刊史有力地说明，近代印刷报纸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需要分不开的，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观点，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斗争密切相连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武器。” 足见，新闻离不开政治，新闻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在我国，政治性是新闻事业的重要属性，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或多或少的被新闻舆论所映射，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新闻舆论更是要坚守政治性，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好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任何一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要明确新闻政治性的重要使命，发挥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舆论导向，始终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思想统一，代替党、政府和人民发表强有力的新闻言论，表明政治立场，发出正义之声。

新闻的政治性是新闻工作的首要和必要属性，即在整个新闻传播工作中新闻媒体应该坚守的总原则和总任务，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代表政治当权者，并为其服务，新闻话语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纵览新年以来的大事要闻，从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马航客机失联、西安某幼儿园非法喂食处方药、广州PX项目到乌鲁木齐爆炸案……一系列事件中，我国新闻媒体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表传达出坚定的政治观点，及时发出政治声音，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了社会的安稳和团结。由此可见，新闻的政治性或多或少的埋藏于新闻事业中，对于整个新闻工作的有力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何为新闻的敏感性

查阅相关文献得知关于新闻的敏感性早已成为学界讨论的关键词，而且大多是将新闻敏感性与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相连，从业务技能上探讨新闻敏感性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意义。整理了大量文献后，发现对于新闻敏感性的思想内涵，学者们可谓是众说纷纭。“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就是对新的事实中的新的信息的发现和辨识能力。”“新闻敏感性是指新闻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迅速而敏捷地辩识和捕捉生活变动的信息并衡量信息含有新闻价值大小的能力。”“新闻敏感性主要指新闻工作者，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新闻事实、判断新闻价值、洞察社会形势、把握报道特点等能力的综合反映。”“新闻敏感是记者、通讯员对社会形势和客观事物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以及对所要报道的事物的迅速而准确的反应能力。”等等。总结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新闻敏感性常常与发现、辨别、预见、洞察、捕捉等词汇相连来启动新闻事实的信息传播。所以，笔者认为新闻敏感性就是先于新闻报道之前，准确而又迅速的感知新闻事实所具有的的新闻价值的大小的能力，是新闻记者必备的新闻素质。

在西方新闻学中，新闻敏感被称为“新闻嗅觉”或“新闻鼻子”。它是新闻记者能力的集中综合体现，其大致包含了新闻事实发生前和发生后两个部分。对于新闻事实发生前来说，新闻的敏感性即是先于事实发生前预感到事件的来临，做好准备报道;而对于新闻事实发生后来说，新闻的敏感性即是于事实发生后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探寻具有高度新闻价值的线索，从旧新闻中找闪光点予以报道。既能够从危机混乱的事发现场提前预知新闻事实的来临并进行采访记录，又能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中挖掘出高质量的新闻素材。概括起来，新闻的敏感性大致包含以下几种能力：

1、迅速地判断新闻事实的影响力以及对受众的兴趣力的能力。

2、敏锐地超前预见新闻事实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的能力。

3、洞察和发现新闻价值的能力以及准确把控事件发展动态的能力。

4、准确地把握新闻报道的方向并能随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做出调整的能力。

5、对新闻事实的背景、后续影响和发展趋势有深度开掘的能力。

6、在困境中开掘新线索并迅速判断的能力。

…………

总而言之，新闻的敏感性是对新闻事实作出快速的反应能力和精准的分析判断能力，是个一闪而过的灵性思维过程。它决定着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而新闻敏感性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闻记者报道新闻事实的精彩程度和作品深度，是记者职业素养的能力要求。良好的新闻敏感性，能够使新闻记者快速而准确的从杂乱的事件中挑选出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线索，并以独到的新闻视角，创作出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因此，新闻敏感性需要新闻记者怀着巨大的新闻热情投入到新闻报道工作中，去发现、捕捉、探索新闻事实，从纷繁芜杂的事件中突出重围，拨开迷雾来还原事实的真相，迅速准确的提升新闻价值。

三、如何培养新闻的政治性与敏感性

近年来，随着新闻报道手段和方式日益多样，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几大新闻传播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舞台上异彩纷呈，纷纷绽放自己的魅力，丰富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众多的新闻媒体所传递的新闻事实中，假新闻、“标题党”、新闻失实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新闻被当作牟利手段，新闻的真实性和深度性曾一度遭到人们的质疑。这无不反映出新闻政治性和敏感性的缺失。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语境下，新闻的敏感性首先体现的就是政治的敏感性，只有在政治思想和观念上保持敏感才能保证整个新闻报道的敏感性。因而，笔者将新闻的政治性和新闻的敏感性联系起来共同探讨培养和提升的方式方法如下：

首先，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加强政治修养，提升政治敏感性。认真贯彻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好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主要工作方向，把控好政治舆论导向，紧跟时代的发展脉搏，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精神动态，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在充分学习掌握好政治理论基础上提升新闻工作的政治性，发挥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尽力宣传和传达党和国家的各项理论方针和政策实践，努力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全力传达党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更应该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意图，于细枝末节之处迅速捕捉到具备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将其写作成篇，成为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舆论工具。

其次，加强知识储备，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积累。新闻是个混杂的综合学科，杂糅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学科门类的知识，要提高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就要注重在平时生活中多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积累多方面知识从而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深度挖掘问题的能力，利用充足的知识库对所发生的事件有总体的把控和调度。另外，尽量做到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保持高度的新鲜性和好奇感，拥有强烈的探索欲望。这样才能在新闻事实来临之时，于纷繁杂乱的思绪中迅速调集已有知识，以强烈的敏锐性完成对新闻事件的报道。

再次，注重新闻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在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充足的知识储备之余，新闻工作者要想提高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还要注重平日的新闻实践，懂得学以致用，勤于实践练习。避免“纸上谈兵”式的新闻工作，坐到办公室或家里空想新闻是想不出好的新闻的，只有深入新闻现场，从最新的新闻现场感受新闻气氛，循环往复的从事第一线的工作，以此得出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并总结和积累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还要多向经验丰富的新闻人交流探讨，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连接。

综上所述，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是关乎到新闻报道是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是关系到新闻记者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能力的关键成分，是关切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呼声得以表达的主要部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在平日的新闻工作中要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政治性和敏感性的重要性，并努力提升和培养自己新闻政治性和敏感性，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投入到新闻事业中，面对新闻事实，能够敏锐迅速的发现和深度探索新闻线索，并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写就具备较高新闻价值的新闻作品，提升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尽力铸就新闻精品。

参考文献：

[1]王传寿.《论新闻工作的政治性》，《江淮论坛》，1996年第4期

[2]王艳芳，孙莉.《刍议新闻的敏感性》，《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刘璐.《论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性与洞察力》，《考试周刊》，2011年第62期

法治新闻论文篇10

【关键词】政治教学 时事政策 新闻点评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1-0107-02

随着云南省初中政治学业水平测试由开卷变为闭卷，面对繁杂的中学政治学习内容，学生都很畏惧，他们必须把很多的理性知识死记硬背后才能参加测试。因此，学生对于中学政治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果也不尽人意。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被动地学习自然不会有学习的乐趣，更不用说学习效果了。怎样才能点燃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加学习乐趣，让学生由被动变主动，乐于学习便成为笔者教学的突破点。课堂上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谈论感兴趣的话题，但又不能天马行空，于是便从谈论热点新闻开始，这就很巧妙地把时事政策教育融入到了中学政治的教学中。时事政策教育是对当代政治课教学提出的新要求，但其课时长期被思想政治课占用，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通过新闻点评的形式可以让时事政策教育既不落空，同时反过来帮助政治课教学，从而发挥作用。

一 时事政策教育的渗透与展开

21世纪的“90后”们自我意识增强，追求自由、独立、民主，不喜欢老师、父母过多地干涉。笔者结合课改新理论的倡导，更多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在学习上多给学生们一些机会。根据学生的心理基础，开展了“五分钟新闻点评”的活动，让学生变为新闻点评员。

时事是最新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与社会联系广泛，与生活密切相连，加之时事新闻具有新鲜感，学生对此会有极大兴趣，教师可以借此积极调动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兴趣。为了保证时事政策教育的时效性，把最新的时事及时传递给学生，可实行每节课安排两位新闻点评员轮流值日的方法，由新闻点评员负责组织每节政治课前五分钟的新闻点评活动。首先，培养学生搜集、获取新闻的方法和习惯。在网络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学生们搜集时政新闻的渠道很多，因此要求新闻点评员必须搜集近日发生的头版头条新闻及热点报道。然后，为学生确定挑选、整理、运用新闻的原则。要求学生在搜集到的众多丰富的新闻资料中，遵循“以各种重大时事为主；国际国内时事中，以国内为主；各个重大时事中，以政治、经济、热点问题为主”的原则，再加以综合分析、筛繁就简，去粗取精，同时尽可能挑选出能发挥“正能量”的时事政治新闻。其次，培养新闻点评员解读新闻、评论新闻、阐述观点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语言精练、生动有趣的前提下，他们可以通过运用教学多媒体播放图片、视频等不同形式，模仿电视台新闻评论员那样，把自己准备好的新闻向同学“播报”，同时就新闻的某一个切入点发表短评，联系所学知识提出启发性问题，与“观众”进行互动。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教师以10分为满分，从材料搜集、语言表达、新闻评论等几个环节进行评价打分，同时归纳出本次新闻点评中同学们要注意联系到的知识点有哪些，对一些模糊或错误的认识进行正确引导。把学生新闻点评的成绩按10%的比例纳入期末的综合评价中，使认真准备新闻点评的学生得到肯定，在新闻点评中有不足的学生也能认识到问题所在，并且根据老师的建议进行完善。这样的方法既调动了每个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对时事政策知识的热情和兴趣，又有效地保证了新闻活动的质量。

二 时事政策教育渗透于中学政治教学的作用

1.对学生的作用

第一，拓展视野，情系祖国。学生可以通过看报纸电视、手机上网等多种方式获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外交、国内外多个领域的时事政治新闻，这便是时事政策教育的一种渗透形式。在对新闻的某一个切入点发表短评，联系所学知识提出启发性问题的过程中，拓宽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在长期坚持的五分钟新闻点评活动中，学生们不仅培养了政治课的学习兴趣，还逐渐点燃了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学会情系祖国，使学生实现了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转化，从而间接地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锻炼思维，提高学生综合能力。首先，新闻点评员学生在确定挑选、整理、运用搜集到的众多丰富的新闻资料时，遵循原则，再加以综合分析、筛繁就简，去粗取精，同时尽可能挑选出能发挥“正能量”的时事政治新闻，这样收集—分析—整理—加工的过程锻炼了逻辑思维、政治思维、语言文字组织、搜集整理信息等方面的能力。其次，新闻点评员通过运用教学多媒体播放图片、视频等不同形式，模仿电视台新闻评论员，把自己准备好的新闻向同学“播报”，在解读新闻、评论新闻、阐述观点的过程中就新闻的某一个切入点发表短评，联系所学知识提出启发性问题，与“观众”进行互动，这提高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自信心得以锻炼。最后，新闻点评员要就新闻发表短评即揭露新闻背后的政治理论话题——提出启发性问题——与“观众”积极互动讨论——依托所学知识创造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应变能力、辩论能力，最终实现了对知识的综合分析运用能力。

2.对中学政治教学的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政治教学效率。时事政策教育是中学政治教学的新内容、新要求。时事政策教育把生疏、难以理解的政治理论知识生活化，充实了政治教学的内容，丰富了教学活动，提高了教学效率。如在讲中华文化时，学生对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了点评，老师又补充说明，使学生真正领会了我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为什么要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如何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这种将时事政策教育与政治教学活动紧密联系的方法，使学生学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使研究性学习和新课改落到实处，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教学的效率。

3.对教师的作用

用新闻点评的形式将时事政策教育渗透到中学政治教学中，可以很好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扩充教学资源，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教师的思维是有限的，与学生交流思维，不仅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角色，构建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对教师自身教学能力的挑战，激励教师自己也要不断更新知识，达到“教学相长”。

4.对时事政策教育的作用

《昆明市中学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关于课程设置明确提出：“时事政治教育是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程的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必须按规定从教学内容和教学实践上予以保证”。因此每节课五分钟的新闻点评是时事政策教育实现的一种好方法，它使学生主动搜集、了解、分析时事政策，把时事政策教育落到实处。同时政治教学的基础知识可以帮助学生剖析时事政策教育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综上所述，时事政策教育与中学政治教学是相互作用又密不可分的，为了适应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时事政策教育渗透到中学政治教学中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在学生主动学习的情感下使新课改顺利落实，实现了较好的政治课堂教学效果；推动教师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提高自身素质促进自身发展；时事政策教育的课程标准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冉汇真.中学时事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3）：1～7

[2]安然.中学时事教育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6：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