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十篇

宏观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篇2

1、对1999年的基本评价。

1999年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调整收入分配，刺激居民消费，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7%目标顺利实现。总的来看，1999年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运行基本情况是好的。但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持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方面要看到成绩，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到今年10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持续下降了43个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了25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了18个月。

2、2000年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进入WTO，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发展，特别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结构性调整，以及改善贸易条件扩大进出口规模，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具体的因素还有：

有利因素：（1）物价水平的降幅有所缩小；（2）国有企业效益有所回升；（3）出口止跌回升。

不利因素：（1）影响金融正常运转的呆坏账问题并不可能短期内解决；（2）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迅速下降。特别是更新改造投资1一9月份累计同比下降1．7%。结构性调整，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任务仍然很重；（3）消费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始终在低位徘徊；（4）国企改革人员下岗分流后再就业压力较大；（5）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如此等等都必然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消费，减少投资；（6）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在较长时期内对总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形成通货紧缩的环境。这些不利条件，特别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物价下降，使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国内需求不振、投资需求不断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型的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早几年消费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消费环境不好、消费政策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以及长期结构性矛盾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大等原因，这些都助长了通货紧缩。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要保持7%的GDP的增长还需进一步创造条件，进一步实行积极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3、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党中央一系列决策核心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条件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决策不能半途而废，因为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充分见效。过去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时也用了二至三年时间，现在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其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形势已得到稳定，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政策的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认识形势，对已经实施的政策产生怀疑有可能会使过去的政策半途而废，再重新启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现在是要坚定信心，按照既定目标前进。

4、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是有限的。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以其启动经济，但这种政策不能过分使用，搞不好很可能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祸根。我国目前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增加，综合债务负担率提高，扩大发行国债的余地越来越小，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受到一定的制约。先说中央财政赤字问题。据统计，1991年一1999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情况，均在3％以内。虽然中央财政赤字GDP比重并不大，但由于中央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不高，目前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超过60％以上。再说财政潜在的债务风险问题。1998年我国预算债务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1．7％（不含增发的600亿元专项国债）。即使加上增发的国债，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也不能算高，但应考虑国家财政可能出现的“或有”债务问题。我国的“或有”债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后的债务（包括企业债转股后形成国家承担的债务）；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违规举债、违法担保形成的债务；未纳入预算的，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和指令性贷款事实上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形成的不确定债务部分。如果把这些“或有”债务和账面上的债务加在一起，根据国家综合负债及金融风险指数的国际比较计算（综合负债指数=（全部外债+政府内债+银行坏账*%）。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发债历史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潜在债务风险更不容忽视。

5、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考虑。

由于存在国家综合负债率较高的风险问题，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好地考虑使用效果，由扩大需求为主转向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并重，因此，要更多地支持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企业，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改善有效供给，加快结构调整；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更多地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要改进财政资金的使用办法，适当采用财政贴息的措施，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6、对两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存在不足之处的分析。

在充分估计到困难的情况下，要看到治理通货紧缩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因为目前我国经济战线正进行一场战略性的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其力度和范围还会不断扩大；时间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要彻底改变目前通货紧缩状况似乎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正确制定政策。这种基本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反省；当前经济形势的焦点仍然是通货紧缩趋势，如果还是只一味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的配合，很可能只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以反通货紧缩为主、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

三、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7、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金融在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取得最大效率。

8、货币政策作用欠佳的主要原因。这中间形成欠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银行不良资产过重负担形成的过度防范金融风险的原因，也有因需求不足引起贷款不断下降使得货币供应量低位徘徊等原因。

9、金融风险不可等闲视之。

金融风险表现在：（1）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兼并和破产；（2）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较高。虽然目前已经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实施“债转股”后，短期内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这些不良贷款的产生有旧体制的客观因素，也有银行内部的原因；（3）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虽然去年中央财政发行2700亿元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仍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8%的要求；（4）国有银行经营效益较差，收息率下降，目前国有银行收息率不到60%，亏损加大，风险仍在增加；（5）特别要注意近来银行储蓄存款开始出现明显分流趋势，应重视储蓄资金向国有大银行集中带来的问题。存款向大银行集中，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备付率不断下降，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要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注意防范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

10、积极运用货币政策不能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立起来。只有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才能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当前，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是明确的，但由于一些体制性的障碍还没有消除，一些政策措施还不到位，使得货币政策的效应不尽如人意。为此，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扩大货币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1、改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改革。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更加有力地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企业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非公有企业的发展，解决城乡金融组织如何满足城乡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需求的问题。要鼓励农村信用社开展对农户的小额生产贷款，满足有适销对路产品的企业资金。中央银行应适当增加对信誉好、资产质量高的地方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基础货币供给。

四、加强计划和预见性，加快市场化进程

12、关于加强计划和预见性的问题。去年和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拉动投资。在这过程中每次都由于对经济发展后劲估计不足，存在突破预算、增加发行国债问题。应该对2000年赤字有一个明确计划，一步到位算清楚，以免中途出现追加赤字情况发生。加强工作计划性和预见性，可以提高我们工作质量，保持工作主动性。

13、关于加快市场化进程问题，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改变。过去我们只注重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政府作为投资主休把投资搞上去，以此完成GDP的增长。但是这需要政府采取长期赤字政策，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现在主要还得依靠财政政策，还是要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要注意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一些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包括对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的投入，不应该由政府自己做，而是要由企业自己投入。投资主体一定要改变，要由政府投资置换到企业，这就涉及到怎样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问题。政府投融资体制现在存在的许多体制性弊端，投资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大多都是由于政府充当投资主体所带来的。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有效供给，带动民间投资。怎样改革，有些问题急需研究解决。（1）政府投资部分严格把握住投向，预算资金用于的项目一定是经过立项批准的基础设施；（2）尽快促进企业投资主体的形成，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3）制定一切可能的政策扶持民间投资，包括资本市场证券投资；（4）探索和试行高科技企业融资体制，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尽快建立中小型科技企业上市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篇3

我们知道，市场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调节经济。可是，当河流被污染、山林被砍伐，当受教育者需要学校、出行者需要公路，当偏远贫困山区的人们生活困难，当失业下岗的人可能揭不开锅，市场就无法去应付，而且，“看不见的手”也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市场失灵时，就需要“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经济。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目标是使国家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平衡。政府运用三大政策来调控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主要表现为调节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对外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汇率和关税的作用。当经济太冷时，政府就“踩油门”，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增加出口，让经济回升；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踩刹车”限制消费、减少投资，把过热的经济压下去。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它和财政政策一样，也是调节国民收入以达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的目标，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财政政策直接影响总需求和规模，这种直接作用是没有任何中间变量的，而货币政策则还要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对总需求发生影响，因而是间接地发挥作用。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货币政策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

二、中央银行运用三大主要工具来变动货币供给量

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取得信贷更容易，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把经济拉起来。反之，在通货膨胀严重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削减货币供给、降低总需求水平、提高利率、减少贷款、压缩投资，使经济实现“软着陆”。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变动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是为防止银行因挤兑风潮而倒闭，也为控制银行贷款的速度和数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存款，规定一个必须备有的准备金。凡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须按法定比率保留一定的准备金，上交中央银行，其余的部分才能用于放款和投资。法定准备金率对货币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即使法定准备金率变动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变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等于增加了银行存款准备金，增强了商业银行贷款能力，导致货币供给量多倍扩张和利率下降，这就开始给经济加油了。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就等于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降低了放款、存款创造和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其结果是社会的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此时，银行将处于非常困难境地，錢已贷出去，要收回多贷出去的錢，势必采取一系列追讨资金的措施，导致费用增加，坏帐增多。所以，变动法定准备金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手段，它强迫市场资金逆向循环，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如果法定准备金率变动频繁，会使商业银行和所有金融机构的正常信货业务受到干扰而感到无所适从。

第二个工具是贴现率政策。贴现率是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针对经济过热或过冷，可调高或调低对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以限制或鼓励银行借款，从而使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缩减或增加，进而决定货币供给量减少或增加及利率的提高或下降，使经济运转速度减慢或加快，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同时贴现率的变动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期，社会公众通常把贴现率的变化视为中央银行对经济的预测及政策立场的一个指示器，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其它途径筹措资金，而不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借款，中央银行就处于被动地位，就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并且，当银行十分缺乏存款准备金时，即使贴现率很高，银行依然会从中央银行贴现窗口借款。可见，通过贴现率变动控制银行准备金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第三个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也是中央银行常用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办法。它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证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行为。经济太冷的时候，市场需要錢、现金，中央银行买进债券，即收回人们及商业银行手中的债券，放出现金。这一行为，首先增加银行系统的基础货币(银行存款准备金和通货)，通过银行系统的存款创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大；与此同时，债券价格因需求增加而上升，利率下跌，由此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带动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增长。反之，为了遏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业务中卖出政府债券，由此导致基础货币的减少，进而货币供应量多倍减少和利率上升。当人们持有债券时，就难以拿錢去消费、去投资，市场流动现金减少，经济就适度降温。运用这种政策工具有较多的优点，一是可及时频繁连续地按一定规模买卖政府债券，对经济进行微调，不像变动法定准备金率那样强烈。二是公开市场业务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所以，这一工具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

货币政策除以上三种主要工具外，还有一些其他工具。如道义劝告，即中央银行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劝告，影响其贷款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但由于道义劝告没有可靠的法律地位，因而并不是强有力的控制措施。

三、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1992年，我国经济过热，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当时海南的房地产炒得更是热浪翻滚，就是再造一个海口市及一个三亚市的人口，也买不完这么多的房产。到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21.7%，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股市泡沫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等，所有问题都冒出来。我国政府开始对经济“踩刹车”，在货币政策上，法定准备金率从1993年的7.56%提高到1995年的9.18%，一次次提高利率，逐渐把货币供给的龙头拧紧，从流通领域把錢抽走。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增加个人税收和企业税收，以减少人们消费和企业利润等，经济就这样慢慢地冷下来，到1996年底，我国经济成功地完成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下降了，GDP增长率由13.5%下降到9.6%，通货膨胀率从21.7%下降到6.1%。但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1998我国又赶上百年未遇的洪水，使我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又出现了过冷现象，陷入低谷，表现为物价向下，利率向下，失业增多，所有指标都向下。这时总供给远远大于总需求，东西过剩。我国政府又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上，1998年法定准备金率已降至8%，一次次降低利率，使我国利率由原来的10%以上降到1%左右，鼓励人们消费、投资。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发行国债，借老百姓的錢去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80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带动两三万亿的投资，最终奠定了民间大规模投资的基石。2003年成为一个拐点，国内外需求全面恢复，特别是社会投资出现加速启动，民间投资以接近30%速度猛涨，GDP增幅达到9.1%，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中国彻底走出通货紧缩困境。

四、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实行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减少经济波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从反经济衰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即当利率降低到某一不可能再低的低点时，投机性需求变得无限大。人们手中不管有多少货币，都不肯去买债券，此时LM曲线呈一条水平曲线)，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现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那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比如，日本利率已降到0.1%水平，接近零利率，也就是现日本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基本失效了。

第二，从货币市场均衡情况看，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要影响利率变动，必须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为前堤，否则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就要打折扣。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就是货币需求减少；流通速度放慢，就是货币需求增加。如果货币供给增加量和货币需求增加量相等，LM曲綫就不会移动，因而利率和收入也不会变动。

宏观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经济危机；原因；宏观经济；有效措施

引言：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国家、多个国家或者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出现负增长的现象。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与政治、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一味的任由市场自我调节，很容易出现产品垄断的现状，只有同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调节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自08年经济危机以来，直到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还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措施。

一、宏观经济含义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根据市场供求规律：产品供大于求时属于买方市场，价格会下降，产品供小于求时属于卖方市场，价格会上升。但是一味的依赖市场，很容易出现产品垄断的现象。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

（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

首先，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国家在根据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制定的财政工作内容，并且分别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两方面来促进我国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例如：发展公共设施建设，为了居民提供工作岗位，减少企业税收，增加工人收入。

第二，貨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没有起到主要作用

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指：对社会信用较低或者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贷款服务。这种贷款方式收益回报很高，但是风险性很大。因此，贷款人群收入较低，很多贷款人没有支付贷款能力，导致次贷借款不能按期归还，尽管银行收回了房子，但是无法卖出合理价格，银行营业存在亏损现状，与此同时，随着次级贷款弊端的日益凸显，房产融资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受到影响。美国政府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因素，因为在银行提供次级贷款服务时，政府并没有对贷款人的进行规定，导致很多低收入人去贷款，此外，随着次级贷款人数的逐渐上升，很多银行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提高了次级贷款利率，导致贷款人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单一

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都是在美国制定的贸易规则前提下进行的，并且通过美元进行商品交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世界贸易规则优点与缺点并存。优点是为世界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行为准则，让经济往来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缺点是，在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经济危机，一旦经济贸易链出现断裂，其影响范围都是世界级的。

三、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我国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国际贸易往来中我国主要从事加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低端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在经济危机中缺乏风险抵抗能力。例如：在江苏南部服装加工制造产业居多，并且多为外贸产品，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由于国外经济萎靡，服装加工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就会收到影响，有的小型服装加工企业在经济危机下亏损倒闭。尽管一些大型服装企业依托资本维持生产，但是依然会采取裁减人员的方式来减少生产成本。这使大批劳动力不能及时就业，造成社会就业难的窘境。

（二）美元计价的财产缩水

我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1月31日，我外汇储备余额为2.9982万亿美元，在外汇储备余额方面比2016年减少了3198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总体额度仍然偏大，客观的来说庞大外汇储备额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首先，庞大的外汇储备额给人民币流通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了一定会相应的缩水。美元计价财产缩水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外汇储备方面，还体现在持有国债方面。根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05外亿美元。在单一的世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我国所持的美国国债也会相应的缩水。

（三）扰乱我国经济发展政策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过热现象。即：房地产开发过热、物价上涨过快、炒股热。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我国有效的经济资源以及经济环境难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加之劳动成本增加、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加工材料费用的不断上升，给企业运行带来很多的压力。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采用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我国经济发展政策被打乱，原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不能满足稳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危害，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四、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从表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联系。其实，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社会战略发展问题和公平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十分密切的。如果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二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反之，社会保障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市场经济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利用竞争机制，导致优胜劣汰。而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会出现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市场经济也无法有效解决养老、失业和社会救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各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进行调节，减少贫困。

（二）增加公共建设投入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具体内容如下：在2008年，我国政府宣布将投资4万亿人民币用于经济建设，同时来抵御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在4万亿人民币投资方面，我国政府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其中2800亿人民币用于安居工程建设；3700亿人民币用于农村民生设施建设；1.8万亿人民币用于道路桥梁、机场、地铁已经配电网系统的建设；3500亿人民币用于环境保护建设；1万亿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建设；400亿人民币用于教育卫生事业建设；1600亿人民币用于创新结构调整建设。

五、结束语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相应依然存在，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每个国家都在需求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面对经济危机我国始终站在科学的制高点，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房产档案馆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张海容.南方论刊.2013（S1）

[2]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现状分析及预防解决措施[J].周鹏.东方企业文化.2015（09）

[3]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若干反思[J].奥利弗·布兰查德，乔瓦尼·德’拉里恰，保罗·毛罗，胡妍斌，王辰.新金融.2010（03）

宏观经济政策篇5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 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 发展 ,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 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3 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 企业 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 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 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 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3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 发展 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 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宏观经济政策篇6

宏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颇有争议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在经济学家间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许多学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经济方面的作用，学派之间的主张分歧甚大。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预，宏观经济的局面会更好。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使宏观经济的目标难以达到。谁都不否定市场经济和政府的作用，但每当出现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派强调政府的作用。至于谈及政府的干预时，对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在什么时候干预，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等诸多方面，在经济学家间又争论不休。

我们在这里将考察近代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经济的社会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国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必然会碰到宏观经济调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方面的问题，了解国外宏观经济学派以及在不同时期政府所实行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效果，是不无益处的。

宏观经济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还是灵活的？

一般说来，主张政府减少干预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和工资相对是灵活的，也就是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有涨有落，市场会很快出清。根据他们的观点，失业现象是暂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从长期来说，市场的力量会使劳动力严重过剩现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业（这部分人的失业是正常的，无需政府关心）。对一时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和劳动者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对劳动职位的空缺及时信息，鼓励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间流动。

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从短期上说是有一定的刚性的，所谓刚性也就是不够灵活，固定不变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把工资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他们的政策主张是，对工会的权力要有所制约，使工资水平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使刚性消失，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可称为右翼观点。

左翼和中间派的观点对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的假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也就是相对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对劳动的需求发生疲软现象，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必然会遭受到工会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对工资作了削减，但也不足以解决非均衡的失业问题。而且削减工资的结果反而会减少总需求。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样对需求变化的反应显得很不灵活。随着市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明显增加后，企业对需求不足的反应不是通过削减价格来增加销售数量，而是通过别的办法对付之。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话，他们就增加存货，减少现在的销售，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减少就业。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就会采用成本加成的办法，把经济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工资是刚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资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话，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是刚性的。因此，他们批评右翼观点，认为要依仗市场的力量解决失业的问题是一种奢望。

2.总供应是固定的，还是可伸缩的？

如果总需求发生变化，国民产出会发生什么反应？会对就业发生什么影响？

右翼的观点认为，总需求的变化，对总供应只有在短期内会作出一些反应，从长期来说是不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总供应是不受需求因素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数量，也就是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不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水平的扩张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不能造成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长期增长。同样，总需求的萎缩从长期来说也不会导致国民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它只能引起价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实现总供应的增加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一种良策。他们主张，要直接鼓励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不要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只有这样，总供应才会增加。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

与右翼的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促进总供应的增加，如果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大，失业率会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种较高的扩张的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就会持续到长期。被扩张的总需求刺激的市场会变得充满活力和不断扩张，从而刺激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雇佣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资，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无为而治”，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强对总需求的管理，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要及时调节，确保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对总供应曲线的性质的理解上。

右翼观点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几乎不会对总供应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总供应曲线是一条垂直的曲线，总需求曲线的扩大，不会使总供应曲线向外移动，结果只能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

反对右翼观点的人们认为，社会生产能力是存在过剩的，总需求曲线的向外移动（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从极端的角度说，总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使国民产出显著增加。

不偏之为中的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大，既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也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如果经济特别不景气，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甚低，失业率很高，总需求的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很多，价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总需求扩大的效果不是始终如此的，随着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逐渐增加，生产能力趋向于饱和，总供应曲线就变得陡直起来，企业会发现要增加产出会很困难，对总需求扩大的最直接、明显的反应就是提高价格水平。从长期来说，如果总需求的扩大导致了社会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总供应曲线会向右移动。从这点来看，长期总供应曲线比短期总供应曲线更有弹性。

3.预期的作用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预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预期主要是指人们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有多快的反应和多大的反应？他们预期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预期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持右翼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会反应很快，特别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他们特别强调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如果总需求扩大了，人们就会预期价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对工资的增加理解为物价的上涨，名义工资的增加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工资的增加部分很快会被价格上涨所吞噬。企业对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的信号，开始以增加产出作为响应，后来发现用提价而不是增产的方法更为“有效”。不多时，企业纷纷仿效，整个经济提价成风。企业不久发现工资、原材料等外购物品都涨价了，成本明显提高，企业以此为由，又进一步提高价格，结果价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国民经济的产出不会增加，因而就业人数也不会增加，只是价格水平提高。他们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对增加产出和增加就业无济于事，它只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企业丧失生产的信心，不敢轻易投资，结果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业水平不会因此而提高。

与右翼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预期的内容不是如此简单的。人们是否预期总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这要看现行经济的状况，以及扩张总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生产能力严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医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就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的效应是有利的。企业对扩大总需求不仅仅预期为通货膨胀，而是预期经济会得到复苏，企业会得到发展，市场也会扩展。于是，企业就愿意投资，结果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国民产出进一步增长，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因此，对预期理解的差别反映在对总供应的看法上，右翼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张不会产生新的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总供应曲线是无弹性的，是一条垂直的线，所以，其效应是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反对右翼观点的人认为，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增加总供应和就业人数，企业因而会预期国民产出增加。

对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两种观点的。凡是认为总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人就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实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让市场经济发挥充分的调节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比如，限制大企业的垄断，限制工会的垄断等。从长期来说，国民产出会增加，非均衡的失业率会降低到均衡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扩大总需求的做法，如同饮鸩止渴，毫无益处，从长期来说会影响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凡是认为总需求会有助于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的人认为，如果听凭市场调节，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长期存在，而且会相当严重。因此主张政府干预，扩张总需求，从而促进总供应的扩张和就业人数的增加。

二、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在19世纪，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代表，认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国民产出则以算术级数增长，生产力存在的收益递减的规律会抵消技术进步和新资源以及原材料的发现所得到的益处。在此情况下，政府最好是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企业的发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贸易，扩大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国民产出的增长。

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些改变。主要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贸易也很兴旺，对国民产出的长期增长不再那么悲观了。在此情况下，经济学家更主张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让经济自行发展。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魅力，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架精妙的机器，会把社会稀缺资源引导到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去，会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业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不必多此一举，干预经济。政府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过多发行货币，以免引起通货膨胀。

古典学派对依靠市场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要求坚信不疑，任何非均衡的失业现象是摩擦性的，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它终将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不是很严重，所以，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占主流地位的，即使有争论也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工人失业率骤然上升，上升到了两位数，英国在1932-1933年达到了22%，工厂的开工率普遍不足，国民产出明显下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国际贸易额大幅下降。

经济大萧条与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有关，它使失业现象加剧。回顾这次经济危机，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本来的经济情况会好得多。但是，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和理财当局坚持反对把失业现象归咎于需求不足的观点，也不主张放松银根或扩大需求（比如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

根据古典学派的观点，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不会导致失业，面对失业率上升的现实，他们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没有出清的缘故，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没有下降到足够低，使其达到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他们主张劳动力的价格应当进一步下降。如果货币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总的价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说明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就业人数增加，从而使商品的价格也进一步下降，市场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时出口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增加出口，使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也得到改善。

古典学派因此主张政府应坚持实行平衡财政预算，甚至不惜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失业人数，企图以此“短痛”避免今后的“长痛”。事实证明，古典学派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是错误的，高失业率与需求不足同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逐渐怀疑其理论的正确性和以该理论所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凯恩斯认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是很难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达到供求均衡的水平的。当需求不足出现的时候，社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下降，但劳动力的价格仍维持在原来水平，结果劳动力出现过剩（失业）。凯恩斯的观点是，即使将工资水平可以压到均衡的水平，但工人工资的减少，会进一步使总需求减少，而且工资减少的幅度难以抵消总需求的减少，从而使市场出清难以做到，非均衡的失业现象将持续存在。企业主可能会发现劳动力的价格的确是便宜了，但由于总的经济状况不好，他们就不会贸然增加生产和增加雇工。结果，经济萧条现象越发严重。

如果总需求严重不足，就会产生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如果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潜在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后备军的话，通过扩大总需求的方法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凯恩斯认为，可以从财政政策上去促使总需求的扩大，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政府如果在经济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漏出大于注入的时候，仍然采取紧缩的政策，必然会使经济更加萧条。在此时，政府的正确做法是，不再固守财政预算平衡的政策，而是为使注入大于漏出，这就要求实行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换言之，要减少财政收入（税收），增加财政支出，也就是实行财政赤字，以扩大总需求，让乘数效应发挥作用，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

凯恩斯指出，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性的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因为增加货币供应会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纸面资产（证券等）的投机，而增加政府支出会直接增加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好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扩大货币供应，这就不发生挤出效应，较有效地促进国民产出的增长。

如果总需求扩张过度，总需求曲线外移，社会上闲置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越来越少，已逐渐接近极限，此时，如果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导致价格的较大幅度的上涨，而对国民产出增加的贡献很有限。对此种情况的出现，凯恩斯主张实行相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减少总需求，比如，财政政策方面，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货币政策方面，减少货币供应。在减少总需求时，他还是认为财政政策最为有效，当然他仍主张财政政策应当与货币政策同时实施。

凯恩斯理论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它最有力的冲击是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是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代表。他以古典货币数量说为基础，适当吸收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包括一些凯恩斯的观点），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作了独特的分析。

货币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说明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数量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弗里德曼分析了美国历史上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数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即：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长期的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产出潜在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则不可避免。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只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伤害，因为它使人们对今后的投资前景发生怀疑，失去信心，从而减少投资；也因为通货膨胀使本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他们主张政府要对货币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即主张确定货币控制目标。温和的、公开的货币供应目标会有助于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率。除对货币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外，根据货币主义者的建议，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工会的垄断权力，以排除人为的障碍，使市场经济能够正常的运作，发挥市场的效率。按此主张，企业和工人会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产出和劳动，结果使总供应得到增加。货币主义的刺激供应的政策主要精神是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企业尽情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社会生产能力得以充分的利用。

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们认为自然失业率之所以上升（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主要是工会的作用和对失业福利救济的增加，从而使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加。滞胀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们在1970年代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人们增加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结果国民产出不仅没有受到刺激，而且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都采用了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观点，对总需求有所遏制，花费了一段时间，调整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在短期内，失业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工资上升的调整较慢，需要有一个过程。但从长期来看，根据货币主义者的观点，通货膨胀率会明显下降，最终自然失业率也会明显下降。

坚持凯恩斯观点的学者对货币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排斥的，他们也认为，如果总需求扩大过猛，会使通货膨胀率急增，有一部分失业率是不可能靠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得到解决的。无论是社会的总供应或社会的失业率都存在着某种极限。到了这种极限，一味扩大总需求就会产生不良的效果。总供应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到了生产能力利用完毕的时候就变成垂直的了，说明是扩大总需求政策有效性到了极限，再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对国民产出的增加无济于事，国民经济存在一种潜在的产出水平，这就是社会所有的资源基本上得到充分利用的产出水平，这种产出水平不是完全可以依靠扩大总需求的办法来达到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在一定范围内会导致失业率的减少，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比关系，说明在这个范围内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自然失业率不是靠扩张性的政策所能解决的，如果在这时继续实行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只会引起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而对失业率的下降毫无作用。

尽管凯恩斯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货币主义者的观点，但在基本立场上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的确是与过度的总需求扩张有关，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般性的总需求扩张引起的，过度的需求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过度需求的部门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被需求不足的部门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所抵消，因为工资和价格都存在着刚性，于是需求转移型的通货膨胀就发生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要归咎于成本推动的压力，大型的跨国公司过大的经济权力，大型工会的谈判权力和发生的能源危机致使石油价格上升，都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的连续发生，工人对每年工资的增加产生预期，但工资的名义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所以，从长期来看，主要问题不是人们对价格上升的预期，而是人们对实际生活水准提高的预期。

凯恩斯主义者对1980年代出现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总需求的不足。总供应对总需求的减少呈现出较大弹性的下降。企业对总需求的下降的反应是减少产出和减少对工人的雇佣。企业减少库存，企图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做法，加剧了这种情势。

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过分依仗市场的力量，认为只要把企业和工人都推向市场就会解决问题；二是把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萧条等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单地归为货币供应的控制问题。

他们认为，现实的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的不完全性使“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佳化。市场供应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往往反映短期的投机情况，不能正确反映长期的成本和效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象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它们对短期的压力反应十分激烈，而且过分，对企业的长期投资非常不利。比如，外汇汇率的激烈波动，怎么会使企业家对长期投资出口市场持有信心呢？因为无论汇率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都会损害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对将来的需求、供应和价格产生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减少投资，从而减缓经济的增长。据此，他们认为政府对干预经济责无旁贷，以促进投资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凯恩斯主义者常常引用日本、法国和德国等例子，说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几十年是经济学家十分活跃的时期，如果把经济学家一分为二，不是货币主义者，就是凯恩斯主义者，未免太简单了。如同经济现象是复杂的一样，经济学家也是流派纷呈，主张各异，面对各自的观点，不是互走极端，而是在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前提下，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吸收合理的成分。当你在一个学府问及一位经济学家的时候，他可能会滔滔不绝，但不会给自己贴上什么学派的标签。学派的划分，在很多场合，是评论家的分析或者归纳。 三、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启示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宏观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客观经济现象过于复杂，不同的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所依赖的假设又各不相同，所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很难走到一起来的。不过，全面理解宏观经济的各种思想，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是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

1.以总量调控为主，还是以结构调控为主？

既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那么单单利用总量调控，就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企业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企业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和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可以说，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着计划经济的痕迹。国家对许多重要的商品价格还实行着严格的控制，国有企业的用工权还受到很多的限制，地方主义还时有抬头，民营企业在行业进入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国有企业的资本的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我国的行政和税务制度和法规很多是沿袭计划经济的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恐怕宜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比较有效。结构性调控的做法，似应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即“瓶颈”行业注入必要的资金，使其缓解供应紧张的局面；对生产能力过剩又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对新兴的行业政府宜采取扶持的政策，从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取消“禁入”的规定，使它们能较快地进入短缺的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短缺行业是赚钱行业的同义词），既增加投资的有效性，又缓解社会对特殊商品的供应不足。

2.宏观调控侧重需求管理，还是供应管理？

自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的视野确实有了很大的拓宽。他所强调的需求管理在调节西方经济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不然，宏观经济思想不会像现在那样混乱。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好处是对经济的调节比较直接，对解决通货紧缩特别有效。换言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对经济发生大萧条时十分有效。问题是，现在经济的运行并不象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那样低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与政府调控能力与那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不太可能产生像那时出现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的尖锐矛盾。可以这样说，经济大萧条只是一种特例。它说明，如果不分经济情况的好坏，一味强调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会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它的好处仍然是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它的弊病是，如果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已无多大剩余的话，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从微观层面看，会出现严重的“挤出效应”，排斥私人投资，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供应学派的兴起是对片面强调需求管理的一种纠正。

我国真正借鉴西方宏观调节的做法可以说从1999年始，那时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疲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和做法正式出现在政府的报告和文件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词，虽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处，但隐喻着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显然，扩大总需求，就是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需求管理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是有一定贡献的，有的学者估算，大概使国民经济增长一到二个百分点，但与人们对它的预期效果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人们对它产生的疑问有：为什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有发行国债一途？我国屡次增发国债的效果究竟如何？当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的看法是，发行国债后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工程，是一种正确的做法，要比用于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好得多。问题是，一方面公共工程是否对国民经济的总供应产生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公共工程的乘数效应究竟如何。恐怕两方面的效果都不令人满意。前者，只具有总量调节的意义，对解决国民经济中的“瓶颈”不十分明显（说实在，在需求疲软的时候，“瓶颈”在哪里也难以说清）；后者，没有引发新一轮的增产和投资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对需求刺激的反应不敏感。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没有促进国民经济的有力增长，也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供应管理方面，也许效果会好得多。所谓供应管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主要是要把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搞好。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潜在的生产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在停产之后，要再把生产重新组织起来，困难重重。有许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破产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要靠需求管理政策来拉动国民经济，使国有企业的机器重新开动起来是难上加难。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是对宏观调控的信号十分敏感的企业，有了这个条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把企业潜在的生产能力“拉动出来”。

3.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更多地利用市场，还是依靠政府？

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思想的分歧争论在很多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对市场的看法上。

我们不会也不能对西方的两种学术观点作出裁判。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联系我国的实际，如何正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治理经济的对策。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虽然我国已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依靠行政命令指导和调节经济。我国肯定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但对如何实现这个功能，或者了解甚少，或者做得很少。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写得很清楚，依靠市场要解决三大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计划经济何尝不想较好地解决这三大问题，但计划经济实践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这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们要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完善市场经济上多下功夫，政府应当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市场成长和发育。应当看到，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它们的市场基础远比我们深厚，他们尚且注意或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我们还有什么顾虑，认为让市场发挥自身的作用会使国民经济失控呢。恐怕即使让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者对中国的现状发表意见，也许他们也会发出“政府干预太多”的感叹。

【参考文献】:

[1]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l860～l9l5[m]. philade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944.

[2]lionel robbin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m]. london:macmillian co., l952.

[3]warren g. samuels.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non-legal social control[j]. souththern economic journal, no. 1, 1964.

[4]ju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5]je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sation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9.

宏观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中国 宏观经济 政策 推动 经济发展

纵观我国现有的经济现象，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变化的形式也变得复杂繁琐。所以，极容易出现经济膨胀或者经济紧缩的现象，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所以，本文就重点谈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虽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变的。其主要目标则是促进经济不断增长，使我国就业率增加，保持国际间收支平衡。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则是：抑制通货膨胀，优化内部经济结构，同时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此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但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要根据利弊得失进行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

（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多数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国际经济政策。供给管理是通过调节总供给进行调控经济，从而实现政策目标。需求管理则是按照调节总需求来实现政策目标调节经济的工具。国际经济政策则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之间进行调节经济的工具。

（三）宏观政策内容

宏观政策内容具体包括：国家为了达到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以及有效改进国民经济运行缓慢的现状，为了达到以上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以及指导原则。它还包括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地区发展策略，以及相关产业的政策、物价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资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明确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较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屋价格持续走高。第二、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第三、能源价格急剧增高。第四、通货膨胀。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这样一来有助于良好的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于物价持续走高的情况，我国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控制，有效的减少土地供应量。同时也应该对房产地行业的资本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产企业上市的数量。对于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国家应该采取有力的物价调控政策。从而及时将物价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而对于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国家则可以通过控制物价来减少通货膨胀的情况。

（二）中央应及时落实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从本质来说则为“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宏观政策即是不同于紧缩性以及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微调节并且适度进行扩张以及紧缩的政策。所以，将传统的调节模式进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观政策进行过渡。这样一来，能够从客观上有效的抑制诸多企业投资过快的需求，进而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性宏观经济政策实质的意义。其实质意义在于既要预防通货膨胀的萌芽又在于预防通货紧缩现象再次发生。通过中性宏观政策不但能够解决因为过度投资所剩下的生产能力，有能够抑制过度建设所形成的产能过剩。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实现双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在钢铁、水泥以及机械等投资过热的行业进行调控。并且同时也要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薄弱行业进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开发、农业、以及生态环境等经济薄弱环节进行适当刺激经济内需的工作。这样一来，通过适度的调控，不但能够克服现在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又能够让我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所谓的中性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将结构与总量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并同时将需求以及供给进行结合，将长期与短期发展进行结合，这样就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调节经济问题的手段，能够通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使用，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而宏观调控也是公共财政所具有的职责。具体包括为弥补市场失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虽然，我国向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尚未实现，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这不能否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所以，中国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守东，刘琳琳.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 2013

宏观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债务危机；国民经济；宏观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103

[中图分类号]F822.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1

1 我国国民经济产生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1.1 外部原因

1.1.1 欧洲债务危机影响

欧盟经济遭到持续打击，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竭尽所能出台政策拉动欧洲经济的复苏，但由于存在个别债务十分巨大的国家，欧洲经济仍面临着倒退的风险。中国作为欧盟第二大合作体，受欧洲债务危机波动的影响也是非常强烈的。许多欧盟的国家采用关税壁垒的政策，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发展，导致我国的出口业务遭遇沉重的打击。

1.1.2 流动性加剧

当前美元持续走低，欧元区和日本将会持续跟随，全球流动性将会持续呈现加剧的状态，从而对我国的影响也将会进一步深入。从中美债务交易数量来看，美元的持续走低对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是非常不利的。当然，日本作为我国的邻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而且随着流动性的加剧，低迷的经济发展态势一定会影响到更多的新兴国家，包括金砖四国等。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恶性循环。

1.2 内部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但是我国整体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是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在发展前期增长速度过快，现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经济进入“新常态”。

第二，受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国的出口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主要的出口对象在经济方面都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呈现低迷状况，再加上我国通货膨胀的经济态势，导致成本上涨，丧失价格优势，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内通货膨胀态势严重。在通货膨胀方面，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原油和金属，这两项对于我国的工业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再加上小商品的价格也呈现小幅增长，无法刺激国民消费。

国内外宏观经济的诸多问题，留给了我国一个非常难的决策问题：到底应该实行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令国民经济回升。对此，本文笔者仅仅从自身观点出发，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2 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

2.1 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经济增长

2.1.1 刺激消费者需求，增加居民收入

通过宏观调控，尽可能降低膨胀率，发展新兴的第三产业，促使消费结构升级。

2.1.2 深化税制改革

积极采用减税、退税、优惠的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对居民必需品进行相关的政策支持。积极推进“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步伐，通过税制的改革刺激居民消费。

2.1.3 城镇化进程和惠农政策相辅相成

加快城镇化进程，启动更多基础类民生工程，拉动内需，利用剩余劳动力。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因此，要制定惠农政策，给予农民更多的政策保护，在三农问题的上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重视，做好民生工程的建设。

2.2 稳健的货币政策微调经济发展

2.2.1 进行金融制度改革

一定要扎实推进利率改革，与人民币的汇率相适应，重视基准利率的作用，完善我国的金融制度，深化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问题，重视收支平衡的国家预算，重视宏观经济对金融制度改革的影响，重点推进农村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农村虽然是我国金融的薄弱部分，但也是我国金融的一块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国家必须深刻关注金融制度的改革问题，良好的金融制度是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2.2.2 利用信贷关系调整经济结构

刺激内需，通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化升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技术产业要给予大力的信贷资金支持，吸引信贷资金往民生工程的发展。信贷资金应用于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动。对于传统的行业，通过信贷基金做好结构调整，适时淘汰不懂改革产业结构的群体。

2.2.3 防范金融危机及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已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本国出现了类似的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险，那么打击一定是更加巨大的。只有政府、银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理念，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做好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

3 结 语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府要及时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自身的努力去应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结合国情、结合实际的经济发展现状，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宏观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宏观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旅游业；影响

1.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动荡和不安。唯有一個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大，它已经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要直接或间接的受其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旅游业的发展也从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因此，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因为经济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不但会存在互补性，也存在一定的冲击。此外，还要考虑到政策本身的协调和对时机的把握程度。这些都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即关系到政府经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的程度。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时应该作整体性的宏观战略考虑和安排。

3.宏观经济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

3.1宏观调控对旅游产业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央采用的宏观调控，保证和促进了旅游业的正常运行，使旅游新型行业排除了很多障碍。绝大部分地区把旅游业放在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位置，加强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上的扶持力度。旅游业的运行状况，深刻的印证了中央重大决策的正确。

3.2以宏观调控为动力加速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实施宏观调控时，进一步调整转变方式。旅游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软件弱，管理散，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从业者素质低，特别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调控已势在必行，尤其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一是注重从数量型方向和质量型效益型方式转变。

二是从单纯的重视硬件设施向强化软件方面转变。

三是主要从依赖政府投资向投资主题多元化转变。

四是从产品的生产型经济方式向市场型经济方式转变。

五是从传统的竞争型方式向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转变。

休闲度假旅游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我们有理由、有条件，更自觉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意志，在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经济管理上努力实践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产品开发上向规划性科学发展。

总之，可以预见，在近一时期宏观调控仍将是总揽经济全局的方针，将有利于旅游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也给予旅游发展提供绝好的机遇，休闲度假旅游作为旅游发展的新生主力军，将在政治强国、旅游强国的迈进中发挥积极作用。

4.如何扩大正面影响

4.1抓住机遇，加快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国内抓产品，国外抓促销，积极开拓国际客源市场，加速客源市场的深层次开发。国内抓产品，要在巩固、丰富传统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专项和特种旅游，注意精选节庆活动，形成旅游产品。国外抓促销，对周边市场，要根据覆盖面相对较大的特点，着重开发面对公众的促销活动，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拓宽客源层用。（二）要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对现有的外商投资旅游项目，应下功夫办好、提高经济效益；在景点、景区、旅游商品、旅游交通等领域可以有步骤地吸引直接投资，以调整外商对旅游业的投资结构，适应配套发展的要求；要抓紧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三）要在全行业提高质量意识，坚持以质取胜。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切实加强对各类旅游企业业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4.2加强宏观调控，保障旅游业协调发展

必要的宏观调控，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旅游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确保旅游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认真清理在建旅游项目。一要确保外商投资资金到位率，要防止旅游设施项目简单模仿、近距离重复建设。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必须对本地区在建旅游设施进行清理、审核排队，对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旅游项目，要下决心停建。对以利用外资为主建设的旅游项目，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

（二）精选旅游节庆活动，注重社会和经济效益。除经过国家旅游局精选确定的以外，各地旅游管理部门要对本地区各旅游节庆活动进行认真筛选。社会经济效益差、对经济发展带动效应不明显的节庆活动，必须停办。

（三）控制旅游社发展总量，严格依法审批旅行社。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得越权审批或以“试办”等名义审批一类旅行社和合资旅游社。要严格审批第三类旅行社。

（四）端正旅游企业经营方向，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各类旅游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客源，做好旅游招徕、接待主要业务工作，对一些唯利是图，违法经营，不顾旅游业务质量，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的旅游企业要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停止其经营旅游业务。严禁以承包名义搞个体经营旅行社业务。

4.3综合分析

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旅游业，我们不难发现：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其总体发展趋势主要还是受国际经济局势、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旅游需求产生于、从属于和受制于一个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又随着开放度的日益增加而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旅游供给因涉及基本建设，也受到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宏观影响。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5

[2]李天元.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尹德涛等著.旅游社会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