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法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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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法律关系  刑事处置权（刑事权利）  刑事责任（刑事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于刑事法律关系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法，不仅如此，而且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及其内容等方面都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刑事法律关系研究重视程度不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与定罪量刑无直接的联系，没有实际意义。但几年以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刑事法治理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践问题需要得到理论的解释和指导。例如：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各自的权利义务及其相互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刑法意识，同时也能为司法定罪量刑提供正确的指导。以下是笔者就刑事法律关系所作的一些初步探讨。

二、刑事法律关系概念的界定

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它的调整对象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严重违法行为。也就是说由于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经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便上升为刑事法律关系。由于刑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和调整手段的特殊性，造成了对刑事法律关系界定上的分歧。著名刑法家杨春冼教授认为：“刑事法律关系也称刑法关系，即犯罪与刑罚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刑事法律关系是刑法实施以后，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上的观点存在不足，笔者认为：首先，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体。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和犯罪人。其次，法律关系的形成必须要有法律规范的调整和法律事实的出现这两个前提，两者缺一不可。刑法实施以后，但由于没有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这一法律事实的出现，因此此时不可能产生刑事法律关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法律关系是由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经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产生的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权利和刑事义务关系。

三、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是以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前提的。因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犯罪人便要承担由此行为导致的相应的刑事义务（刑事责任），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也因此启用刑事处置权（刑罚权）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刑事法律关系产生后，消灭前，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权利和刑事义务的部分变化。从《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中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犯罪行为被旧法认为是犯罪，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可知，对于同一个犯罪行为，由于新、旧两个刑事法律规范对该行为的溯及力的规定，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权利和刑事义务就会发生变化。

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国家的刑事处置权的完全行使，犯罪人的刑事义务的完全履行。刑事处置权的消灭包括刑事处置权的完全行使和因特殊原因无行使的必要而消灭。刑事义务的消灭包括犯罪人承受的刑罚或非刑罚处罚的执行完毕和因一定的时效制度或赦免而消灭。引起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法律事实有：犯罪人的死亡，时效消灭，免除刑事责任，赦免和刑罚执行完毕。

四、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是以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为其内容的，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表现为两者相互对应，相互依存，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权利和刑事义务，两者之间也是对立而统一的。但长期以来，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只强调司法机关的刑事处置（职权），轻视犯罪人的权利；二是又只强调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忽视司法机关的刑事义务（职责）。使得刑事法律关系变成了一种单向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诚然这种单向的关系，对打击犯罪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以此同时，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即：一方面国家司法权（刑事处置权）的滥用，另一方面犯罪人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人权保障的相对缺位。这是不符合刑事法治发展趋势的。正如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所说：“刑事法治的第一个内容是人权保障，并且以人权保障为核心”。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司法机关的刑事处置权和相应的职责以及犯罪人的刑事义务和相应的刑事权利，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进行和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

1、 司法机关的刑事权利和刑事义务。

司法机关的刑事权利是指基于国家宪法，对犯罪人实施刑事制裁的权力，也就是刑罚权。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求刑权：即请求对犯罪人予以刑罚处罚的权力。司法机关通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提起诉讼，要求对行为人的行为予以定罪的方式来实现。通常表现为公诉形式。

（二）量刑权：即对已被确定有罪的犯罪人是否科处刑罚及科处何种刑罚的权力。通常通过审判定罪量刑的方式来实现。

（三）行刑权：即对犯罪人执行刑罚的权力，也就是司法机关将判决所确定的对犯罪人的刑罚付诸实现的权力。

刑事权利义务在法律关系中应该是对等存在的，因此司法机关在行使刑事处置权的时，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义务，即履行与其职权相对应的职责。具体包括：

（1）对犯罪人行使刑事处置权是司法机关的职权，同时也是它的职责，如果司法机关对于犯罪人怠于行使刑事处置权，使犯罪人逍遥法外，则构成司法上的不作为，属于失职行为，应该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法律责任。

（2）承担依法行使刑事处置权的义务。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司法机关行使刑事处置权的准则。因而司法机关在行使刑事处置权时，必须履行以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义务。

2、 犯罪人的权利和义务

犯罪人的权利是随着以法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近现代法律观念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犯罪人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无疑应享有人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社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也必然要保护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并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而犯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自然应该受到社会的保护，享有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另一方面，犯罪人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应该受到刑罚处罚，但他的公民资格并不因此而丧失，仍然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罪犯具有公民地位表明，刑罚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刑罚权的行使只改变了作了公民的罪犯的权利状况，但并不否定罪犯的公民资格 .”

综上所述，犯罪人虽然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受到来自于社会的谴责和非难。但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仍享有基本的人权；同时作为普通公民，仍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笔者认为犯罪人所享有的权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对其行为严格依法定罪的权利。《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因此对犯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何种犯罪，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认定，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2）要求对其量刑必须均衡的权利。《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人只在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范围内来承担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既不能主观归罪，也不能客观归罪，而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承担与罪行相适应的刑罚……

（3）要求在行刑时享有人道主义待遇的权利。刑罚制度所确认的财产刑和罚金刑的规定便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在没收犯罪人的财产时，应保留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必需的生活费用。对犯罪人执行罚金刑时，如果犯罪人遭遇到不可抗力、意外事故的，司法审判机关也应该酌情减轻或免除对犯罪人的罚金刑。

犯罪人由于实施了犯罪行为，应承担三种责任：道义责任、社会责任和刑事责任。从道义的角度上来讲，由于犯罪行为违反和侵害了社会善良伦理风俗，因而行为人就应承担来自于道义上的非难，即道义责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侵害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便要对该种行为进行制裁，这样犯罪人便要承担来自于社会的非难，即社会责任。而从国家角度分析，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侵犯了体现国家意志的刑事法律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国家所要确立的稳定的法律关系的失衡，必然会引致来自国家的法律的制裁，而且是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即刑罚。而刑事责任恰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因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由司法机关强制犯罪人所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性法律评价的负担。 这三种责任是递进的，前两种责任均不能完全体现行为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只有刑事责任才能综合地且最终体现行为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社会个人、社会整体、国家利益的最严重的侵犯，因而犯罪人必须承担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后果，才能衡平因为其危害行为给社会个人、社会整体、国家利益带来的不利的后果。而这三种责任的承担也最终突出表现在刑事责任上，这就要求行为人在刑事法律关系中要承担的责任（义务）便是：依法认罪，依法服刑，同时还要相应地赔偿因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The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of  The criminal legal relation

Jian chunlin ， liu xianghe

（ the law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

Abstract： The criminal legal relation is a relation of criminal right and criminal obliga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crime people. The research deep to its， ca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riminal law on one hand ， the more important one embodies lying in it has great guidance functions to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one hand. There is this text， probe into the right that crime people should be enjoyed in the criminal legal relation， review criminal right and obliga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crime people， promote the idea that people establish correct criminal  law consciousness and human rights and ensuring.

keywords ： criminal legal relation；  handle right criminally（the criminal righ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 crime （the criminal obligation）

参 考 文 献

1、H.库兹涅佐娃、H.佳日科娃著：《俄罗斯刑法教程》，黄道秀译，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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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日本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责任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成功地推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与法律援助体系已更加成熟的日本相比，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分析二者的差距对明确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未来完善方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立法上确定将刑事法律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的时间不同

我国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作了重大调整，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然而，此处介入侦查程序的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延续到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出台实施才得以定论。根据新刑诉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以真正“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

与中国相比，日本早在2004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就认识到了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辩护权行使的局限性，从而对国选辩护人制度进行了扩充，将国选辩护人介入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日本著名学者田宫裕教授认为在日本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辩护是“决定现行法生存死亡的核心点”，足以证明日本学者对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重视。日本在侦查中实施国选辩护人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案件的范围限于“必要的辩护案件”。第二，犯罪嫌疑人选任国选辩护人必须提出财力申报书。第三，法官认为必要时，可以依据职权制定辩护人。第四，国选辩护人只能在律师中产生。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在法律援助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同

以中国江苏省为例，江苏省2006年11月～12月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受理案件12630件，其中刑事案件4978件，占案件总数的39.4%；2008年11月～12月全省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9732件，其中刑事案件5653件，占案件总数的14.2%；2010年11月～12月全省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5569件，其中刑事案件797件，占案件总数的5.1%。分析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每年11月～12月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在法律援助总量中的比重在逐年递减。至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江苏省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刑事法律援助的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在广大西部地区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1999年日本第一审刑事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被告人使用国选辩护人制度[3]。2007年地方裁判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有四分之三的当事人选择了国选辩护人。在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中，越来越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倾向于选择国选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究其原因，日本刑事辩护的普遍性问题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钱”和“人”都被逐步解决。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刑事法律援助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预算。在2000年以前，由于日本极为严格的司法考试制度，在全国203个地方裁判所和家庭裁判所支部管辖区域的市町城中，根本没有律师或者只有1名律师的0～1地区并不少见，而且日本的律师大都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2004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日本打破了司法考试通过人数的限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刑事辩护的普遍性与有效性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三、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与义务主体不同

国际社会一般都认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国家理应以其财政支出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开展。然而在我国，法律援助却逐渐演变成了政府以命令的方式让律师承担了大部分法律援助的义务。一些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避免政府强行摊派的法律援助案件占用本所优秀律师资源，便委派那些执业年限较短或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甚至有些律师通过缴纳金钱的方法代替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性。

而在日本，律师通过律师联合会与律师协会，形成了希望制、轮流制及希望轮流制这三种选任方法。其中希望制与轮流制体现了尊重辩护人的选择；而轮流制与希望轮流制则有效避开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集中选择知名的优秀律师进行辩护的问题。国家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绝对责任主体，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实力为这三种选任方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立法方面、实践方面与责任认识方面都与法律援助制度已近趋完备的日本仍存在一定差距。正视这些缺陷与不足，有助于在日后的发展中对症下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日]西原春夫，李东海等译.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东京：日本国成文堂，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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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律师；违法执业；刑事法律责任；豁免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有的人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因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的有关规定而应当受到的刑制裁。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也有的人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者与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者，其相同之处都认为刑事法律责任之发生与执业活动有关，都是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出现分歧：前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仅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后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且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同时包括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在内。但是，新《律师法》只有在第49条规定了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一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所以，依照新《律师法》的规定，笔者所称的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应当是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一、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实施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触犯了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但对于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特征，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律师刑事责任基本特征表现为：责任的主体为律师；责任的前提是与律师执业活动有关的犯罪行为；责任具有明显的背职性。由于律师所扮演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在法律现实中所取得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因而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进行特殊的法律规制无疑是必要的，其违反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进而触犯刑律的，由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有的认为律师刑事法律责任之属性是律师“职业行为触犯了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虽然刑事责任主体是特殊的，但刑事法律规范却并不一定特殊，即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并不一定专门为律师而设定，诸如律师行贿、介绍贿赂、泄露国家秘密等等。我国刑法第306条所规定之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加拿大刑法典》第331条规定之受托律师盗窃罪等，是较例外的情况。在大多数国家，律师之大部分刑事责任都是普通规范而非特殊规范”笔者认为，律师刑事责任之构成特征应具备如下几个：（1）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即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执业律师，而不包括哪些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而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黑律师”；（2）犯罪客体的复杂性。律师之犯罪行为一般指向其执业的相对人，如司法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其侵犯的客体比较复杂。一方面，其相关的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如律师行贿侵犯了司法机关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律师之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律师职业的公信性，贬损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3）犯罪与执业的相关性。有人认为“关于律师的刑事责任，要注意律师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执业活动有关，即要区分律师个人犯罪和律师职务犯罪。从个人角度来看，律师对其自身的与执业活动无关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属于一般主体刑事责任，与律师刑事法律责任无关；从职务角度来看，如果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行为，构成律师的职务犯罪，则属于律师的刑事责任。律师的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律师只有在其行为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触犯了刑法、并且应当受刑罚处罚时，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律师之犯罪行为如果与执业无相关性，则属于公民之犯罪。

二、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种类与法律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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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政府部门 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服务合同制度的建立。政府部门为了要保证法律服务机构的规范性和确保相关人员的资质，引入了服务合同制度。由于服务合同的引入，英国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不能像原先拿着账单要求委员会付款，而需要先与委员会签订合同，以合同的内容和规定为标准，在保证服务完成后，才可以获得应有的资助，这样，一方面，强化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规范了服务机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加强了对法律援助服务经费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最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得到经费帮助，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最大限制地提升了服务效果。

第二，相关内外部质量标志标志和评估方法的建立。众所周知，监督管理制度包括档案审查制度、质量变化统计报表制度、专业质量标准、同行审查制度等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和评估方法等。在这些监管制度以及质量标准的前提下，要想顺利地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英国的各个法律服务机构，都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方可进行，如对于某个质量标志的申请，尤其需要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提供经费时，就更加需要加强对其质量标准的检验，要求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的资质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质量规定。

第三，其他质量标准制度的建立。对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而言，不仅要统一的质量标准，而且也要具备相关的其他类别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如某一案例中的个案帮助，或者是一般帮助等，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需要其他个性标准来作为支撑和补充。但是，对于个别化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在享有了法律援助服务的同时，却不可以得到相应的经费支持。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英国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评估方法体系，其又可以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完备，也是最为复杂的法律援助控制体系，目前，世界各国都以英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为标准，加强对自己法律体系的完善和修正，而且，其也要受到了世界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如荷兰著名的律师学者Guido，针对英国法律援助服务控制体系，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经过严格的项目审查后，提出：“同行审查是最有效的、最能发挥自我激励作用的质量控制工具。”因为，在整个审查过程中，不仅组织专家进行办案，加强对办法过程的控制，而且，针对具体的案件，提供了合理的经费，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地评估审议。与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还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通过审查结果，同行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加强经验分析总结，并且从中找出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为以后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明确目标

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来分析，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法律援助服务效率的提高以及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原则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确保人们在享有法律权利和获得司法公正机会的同时，也要不断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群体得到法律帮助的实现；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重新关注，保证更多困难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帮助。另外，在追求法律援助工作效率的同时，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物有所值最大限度地实现。

（二）改善管理方法，拓宽领域范围

首先，要加强对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虽然，英国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合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如包括非营利机构和事务律师在内的所有的法律服务机构。但是由于法律的本身的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法律服务机构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广大社会公民的切身利益，后来只是签订了相关的意向书，并没有升成法律条文，接着在2008年，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获得法律援助方式和程序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引入了纠纷调解机制。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还需加强进一步的改革，这就需要司法部门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强化对年轻一代律师事的培训，实现法律援助服务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

其次，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领域改革。在2008年，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顺利改革和实施，政府组织专家，在改革办公室展开了法院试点计划，而这项计划更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以视频会议的形式，来快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加快服务的审查过程，提高服务效率。经过多方的努力研究，在2010年在部分警察局展开了进行，而该试点活动会在2013全面推广实行。另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法律援助改革的需要，还要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重点，深化改革，针对具体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加强实时监督，与此同时，要以当前的市场机制为基准，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约束力，不断地激励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突出其优势作用，为更多的社会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进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持续发展。

（三）建立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电话咨询服务网络

英国的CDSDirect可以方便公众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同时又以较低的经费，在初期化解大部分的法律纷争，节省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CDSDirect系由承担法律援助的私人律师或公设辩护人进行服务，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足以保证电话咨询服务的质量。随着法律咨询作为一项独立的业务而职业化运作，法律咨询在法律服务中的地位在上升，这也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网络服务体系仍旧不完善，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因素的分析，从中找出不足，保证全天候的服务，并且要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效地分开，建立相关的咨询岗位，由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人员负责，进而为人们提供更好好的法律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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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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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器官移植立法现状刑事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7.127

一、器官移植的概述

器官移植是指摘取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内以代替病损器官的过程。器官移植包括同种自体移植、同种异体移植、异种移植，其中发生刑事法律责任的是同种异体移植，即本文论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涉及的法律关系包括器官移植的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受体、医疗单位以及相关医务人员）、客体（主体的行为和移植的器官）、内容（受供体的生命健康权、自主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上述法律关系不只受民法规制，如果有侵害受供体的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等权益的行为时，将会受到刑法的制裁。

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在世界上达到先进水平，但是，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定却未跟上步伐，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器官买卖现象颇多，《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等相关规定前，对买卖器官、非法摘除器官的违法行为却无法真正进行刑事处罚。该项法律规定刚出台，对器官犯罪的打击还需一段时间才有明显效果。

二、我国器官移植刑事法律的现状

我国器官移植犯罪频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器官移植的专门立法欠缺，且现有立法不完善，刑法规定较晚且不够细致，才出现钻法律漏洞的铤而走险的犯罪。

（一）我国器官移植的刑事法律规定

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由器官移植产生的法律上的问题，这些法律上的问题产生了针对器官的犯罪，严重扰乱了法治秩序。我国的器官移植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技术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与此极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器官移植立法工作却进展缓慢。台湾、香港、澳门分别于20世纪80、90年代迈出了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而大陆却迟迟于2003年才起步，先后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些规定大多只是规定了器官移植技术层面上的要求，对于器官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认定一直未得到确定，其中《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二）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三）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但是，这些虽然规定了器官犯罪的刑事责任，却由于刑法对这一犯罪规定的长期空白，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认定；2011年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第二百三十四条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针对犯对罪象等的不同，应视其情况分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盗窃、侮辱尸体罪。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非法买卖器官的行为，规范了器官移植的秩序。

受立法经验的欠缺、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立法规定过粗，不便于司法操作，有些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买卖器官、侵犯器官受供体利益的行为还难以认定，比如进行人体试验，并且这些立法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因此，在器官移植的行为过程中，对器官的来源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处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致捐赠器官的行为有时也是不合法的行为，从而衍生出黑市交易器官的现象猖獗。在器官移植方面我国仍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撑。

（二）器官移植涉及的刑事问题

器官移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刑事问题，具体涉及人体器官捐献中的刑法问题、死刑犯器官摘除的刑法问题、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的认定三个方面。

1.人体器官捐献：

第一，受体范围。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这样规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买卖器官”现象的存在，但这客观上使符合配对条件的供体无法捐献器官，导致器官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受体在狭窄的法定渠道无法获得器官来源时，为延续生命会铤而走险，去寻觅其他非法渠道，如买卖器官等，从而间接导致人体器官买卖生意兴隆、暗地横行。

第二，无偿原则。器官捐献提倡自愿、无偿原则，是为了打击、铲除器官的非法交易，但是，这也客观上减少了供体来源，加剧了供需失衡，并且也不利于供体的积极捐献和术后康复。

第三，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合法供体之外。但是，这客观上限制了器官移植，由于亲属间的器官匹配度最高，患者可能除了未成年亲属外，找不到合适的器官。对于尸体捐献，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死者的同意以保障移植合法。“自愿”的确定问题包括：死者生前未有捐献意愿，或捐献意愿不明确；死者生前同意捐献，而其死后家属不同意捐献；死者生前无相关意思表示，家属未置可否。

2.死刑犯器官的摘除：

在我国的器官移植中，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占相当大的比例，原因在于缺乏对死刑犯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和法律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生前并未有捐献自己器官的意思表示，也未在其死后经其成年家属同意，偷偷处理死刑犯遗体。更有甚者，不管死刑犯是否同意，在处决死刑犯之前，采用欺骗、麻醉等方式，强制摘取其器官。因此，有必要在此着重论述死刑犯器官摘取的合法性。

死刑犯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尽管法律已经剥夺了其生命权，但却并未剥夺其身体权及自主权，仍然享有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生命健康权、身体完整权，其依法依旧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捐献自己的遗体或器官，仍适用器官移植的自愿原则。如果死刑犯生前不同意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或者生前未作明确表示，被处决后，其亲属不同意捐献其器官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摘除其器官，否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对于死刑犯器官的摘除，应提高关注，依法保护器官移植中的死刑犯的合法权益。

三、器官移植刑事立法完善

为了使器官移植合法、健康发展，打击器官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可以吸取世界各国器官移植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器官移植法律，对器官来源、器官移植的监管等作出详细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规定，也为刑法对器官移植的刑事规制提供前提，从源头上遏制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一）增设医疗机构的刑事责任

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医院往往也是人体器官犯罪上的重要一环，而刑法缺少对其的刑事处罚，未将医院作为犯罪的主体。虽然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刑事责任，但是规定较模糊，且法律责任偏于行政责任，并不能最有效的遏制医疗机构的犯罪行为。因此，要在器官移植专门法律及刑法中规定医疗机构的刑事责任，并区分单位犯罪及自然人犯罪，以刑事责任警示医疗机构禁止参与人体器官买卖。只有完善对医疗机构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规定，才能更好的规制医疗机构的行为。

（二）统一的“器官”范围

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的“器官”不包括人体血液、骨髓、角膜等人体组织，因此现行刑法未将同样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买卖人体血液、骨髓、角膜的违法行为纳入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中，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类人体组织的侵害无法以犯罪认定。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对于骨髓、角膜的移植的危险性已经大大降低，因此针对对法益侵害程度的不同，应在刑法中对两类移植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区分，以避免某些犯罪行为的难以认定。

（三）认定跨国贩卖器官犯罪

对于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跨国贩卖人体器官的刑事处罚缺乏统一的刑事法律规定。我国的刑法虽然有属地、属人管辖等，但是由于跨国贩卖人体器官的特殊性，对其单独作出刑事法律规定会在实践中较容易认定。

（四）人体试验的合法性

对于人体试验的正当、合法的进行缺少刑法上的解释，不能统一认定。医学界把动物移植到人的身体上的尝试备受争议，动物是一些病毒的天然宿主，这些病毒可能通过异种器官移植而感染人类。这些病毒本身或通过与人类病毒的基因重组有可能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新病毒，这种病毒在人类中传播，后果将十分严重。因此，对异种器官移植问题必须在法律上作出规定，予以严格限制，违反的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罚。为了避免人体试验中的犯罪行为，刑法应对其作出解释，维护医疗秩序和法治秩序。

刑法应针对以上难题作出完善、细致的规定，并对现有的过于笼统的法条做出详细解释，从根本上杜绝器官交易。法律是规制和促进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最佳手段和必要手段，刑法的规制尤其重要，虽然我国在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相关刑法做得还不够，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吸取世界各国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的有益经验、刑法典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制度和规则，在加快人体器官移植立法的脚步，制定一部完备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律的同时，完善刑法等相关法律，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体系，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加速发展。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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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践；发展前景

1、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分析

1.1法律平等性原则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的不断完善，使得人权平等思想与法规条例得以有效结合，发展至今，刑事法律援助法规是否确立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完善与否和人权保障机制的重要指标。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普及范围的逐渐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在被更多国家采用。从国家人文角度分析，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建立是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范畴中，刑事法律援助充分体现了人权平等的思想，也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建立至今，已成为保障我国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在实际应用中也更为有力的体现了法律的平等性原则。

1.2控辩平衡诉讼理论的要求。社会文明的进步促使法律法规在设立过程中更多考虑到人格尊严和人权理念，这使得被告人在接受审判的同时被赋予了诉讼的权利，能够与控诉方进行交涉与抗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评审过程和结局，以维护被告人自身权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方和辩护方是对审判结果影响最为有力的两个因素，因此要保证审判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刑事法律援助评审过程中应着重强调控辩双方的平衡关系，通过协调刑事法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保障裁判的公平性。

2、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探讨

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及生理发育尚未成熟，不具备明确的自我保护意识，缺乏相应的社会经验，这就使得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劣势，无法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辩驳与维护。这就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更为依赖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以此律师在进行刑事诉讼之前，应首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其犯罪背景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调查，为之后的刑事诉讼做好充分准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成年人在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指导下行使诉讼权利，加之律师的辩诉和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维护，都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援助。由于未成年人在社会群体中地位的特殊性，其犯罪具有主体贫困化和犯罪动机的简单化的特点，这就使得刑事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必须注重案件对未成年的教育作用，并以此促使未成年心理的成熟，使其能够尽快从错误中反省过来，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建立，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体制的人性化，也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法律保障体制的完善中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3、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践分析

3.1刑事法律援助范围问题分析。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尚未得到有效完善，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范围，使得未成年人的部分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主要包括法院指定辩护案件和未成年人自己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就2006年～2009年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分析可知，指定辩护案件占案件审理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案件中，仍有部分未成年人没有得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当下部分未成年人无法得到有效的刑事法律援助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立法制度，通过将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列入到立法中，以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在还原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

3.2刑事法律援助介入时间分析。结合现阶段我国相关刑事法律的内容可知，在未成年人行驶指定辩护权利时，法院作为行驶主体，应参照刑事法律援助机制的规定，开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而由于司法实践过程中审理过程所需时间较长，造成案件审理拖沓，进而无法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开展。有切实的解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的时间问题，可以通过提前向未成年人发放告知函，使其提前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避免时间因素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充分考虑时间因素能够进一步提升案件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也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进而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成功。

3.3法律援助经费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每年以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其中比如2012年的14亿元人民币，就比2010年的10.12亿多了将近四亿。从援助经费的较大幅度的增长来看，我国政府及社会对于法律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深究这里边的问题不难发现，这些法律援助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虽然法律援助经费从总体上来说比较乐观，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受援人数数量比较大，因此这些钱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就所剩无几了。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比较单一，这是导致法律援助经费大部分都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的主要原因，虽然已经由民间自发的基金会或者是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援助活动等，但是这些活动获得的法律援助是有限的，并且仅仅靠政府财政拨款是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法律受援需求的，因此目前我国法律援助资金存在来源渠道单一的难题，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律援助中心给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的援助案件的补贴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严重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要继续扩大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渠道，从物质方面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

3.4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专业的律师队伍，高素质高质量的律师队伍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强力推动力，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特点不同于成年人，因此办案律师要更加注意和未成年人的沟通问题，对于未成年受教育后重返社会问题要特别注意。目前律师行业的现状是刑事法律的援助报酬不高，许多专家律师通常不会在这种案件上浪费太多时间，因此这些案子都是一些经验不足或者是水平不高的年轻律师来处理，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高素质律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效果和质量。

结 语

刑事案件是我国法律案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造成这方面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充分了解影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展的阻碍因素，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纠正和弥补，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的相关规定，促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M].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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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Most academic writings about law in China get confusedabout strict liability and absolute liability because theycannot grasp their meanings comprehensively and exactly.Based on some cases in Anglo- American law systems， thisarticle deals with the issue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strictliability and absolute liability.

「关 键 词英美法系/严格责任/绝对责任/刑事法律

「 正 文

在国内研究英美法系刑事法律中的严格责任制度的论著中，大都把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等同，（注：这种等同包括名称的等同或内容的混同。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94页；张智辉：《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刘生荣：《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所见的资料来看，它们是存在较大差别的，而明确这种差别，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

在严格责任出现之前，犯意（mens rea）一直是刑事责任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一个人之所以被认定构成犯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除了因为他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外，还因为他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具有故意、轻率、明知或疏忽等犯意。正如英国鲁班特·克罗斯指出的那样，“刑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这样一个格言中，‘没有犯意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一个行为，如果没有在法律上应受责备的意图，就不能使一个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在英美法系国家，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是汤森重婚案（The Queen v Tolson）。（注：（1889）23Q.B.D.168，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18.）汤森的丈夫是一个水手，在一次出海后没有回来。在当时恶劣的航海条件下，汤森确信她丈夫已死，因此在6年后与他人结婚。但婚后几个月， 她的水手丈夫却奇迹般地出现。于是她被控重婚罪。最后她被判无罪，原因是她虽然有重婚的行为，但她是在合理的背景下确认她丈夫已经死亡，因而不存在重婚的犯意。法官在作出判决时指出，犯意和行为两者必须同时具备而且相互结合，才能构成一个犯罪；作为一般规则，如果犯罪行为的发生没有相应的犯意的存在作为支持， 则不能认为是犯罪。 （注：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19.）

但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发生了一些改变。由于民众健康和公共安全日益受到关注，有关劳资、福利、教育、经济等社会立法相继出现，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public welfare regulatory offences）也被创制出来。这样，在这些国家里，犯罪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有的由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 或 Crime Act ）规定的基本的和真正的（注：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6.）犯罪，另一类就是以条例（regulation）形式规定的侵犯公共福利犯罪。于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普通法假定犯意是构成每一个基本的和真正的犯罪的必要要素，那么这一假定是否也适用于由条例规定的“并非真正的”犯罪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在这些讨论中，一些侵犯公共福利犯罪的案件，如尼科尔斯诉霍尔案（Nichols v Hall 1873）、坎迪诉勒考科案（Cundy v Le Cocq 1884），首先被引入这样一种观念：对于某些犯罪，犯意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注： 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3. ）在之后的谢拉斯诉德·鲁曾（Sherras v De Rutzen）（注：（1895） 1Q. B. 918，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2.）一案中，法官进一步确立了在普通法中犯意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规则存在例外情况。这是严格责任早期运用的含义。

严格责任的这一内涵随着另一相关问题，即被告犯意证明的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的讨论而不断丰富。虽然戴J.法官在上述的谢拉斯诉德·鲁曾一案中已提出被告犯意证明的责任应改由被告承担，但并未被采纳。直到1905年伊沃特案（R. v Ewart）审理前，关于与案件相关的证明仍停留于这样两种情况：一是由控方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出于故意或明知；二是控方只需证明被告存在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就足够了。伊沃特一案的审理开拓了第三种，也是介乎于上述两种之间的证明方式：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爱德华兹J.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尽管在起诉时控方不需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出于“明知”或“故意”，

或受某种犯罪心态（aguilty mind）支配， 但被告仍可通过向法院证明他事实上不存在犯罪心态而免除责任。（注：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5.）

这种情况维持了60 多年。 到了1970 年的斯佐布里奇案（R vStrawbridge）（注：（1970）NZLR909，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5.）， 主审法官认为伊沃特一案在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方面走得太远了，于是提出了这样的修改：被告是有举证责任，他可以提出适当的证据支持其论点，但最终的对抗被告的举证（反证）权应留给控方。该案法官同时认为“犯罪心态”这一规定范围太大，因此把被告免责的条件由原来的“必须证明他事实上不存在犯罪心态”修改为“只须证明他是在合理的背景下正当地相信他的行为不是犯罪。”

又过了20多年，到1983年的民航局诉麦肯齐案（Civil AviationDepartment v Mackenzie ）（注： （ 1983） NZLR78，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4.）时，主审法官觉得有必要重新讨论曾被斯佐布里奇案颠覆的被告证明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共福利方面的犯罪，缺乏犯意（证明的内容又变了）的证明责任是否应归于被告？该案涉及的事实发生于1980年11月15日，当被告麦肯齐即将结束一次观光飞行而准备降落时，他驾驶的飞机的尾翼撞断了两条横跨一条河的电话线。由于这两条断了的电话线继续被飞机拖着沿地面滑行，当时在河床上的两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理查森J.法官在案件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在本案中，根据1964年《民航法》第24条第1款的规定， 被告的行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被告有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意，这是需要证明的，而证明的责任归于被告。理查森J.法官进一步指出，虽然被告辩称他没注意到两条电话线的存在，没注意到飞机与电话线的碰撞和直到案发第二天才发现飞机尾翼的损毁，但这不能证明被告确实不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意。

从完全排斥被告犯意的证明到要求被告证明缺乏与行为相关的犯意，从免除控方的举证责任到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严格责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和缓慢的过程。而我们现在讨论的严格责任，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某些特殊的犯罪，法官并不把犯意作为决定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要求检察官加以证明，只要被告实施了一定的为法律禁止的行为，而被告又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包括“已尽自己的能力注意和避免”，则被告可能被判有罪。

二、绝对责任（absolute liability）

与严格责任一样，绝对责任是犯罪构成要素一般规则的例外。但与严格责任不同，绝对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检察官毋需证明，而且被告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被告不存在值得谴责的过错，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使被告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被告就能被定罪。

上述的斯佐布里奇案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绝对责任。1969年9月，斯佐布里奇误把印度大麻的种子当作葵瓜子播种， 违反了1965年《麻醉品（管理）条例》。地方法院认为这属绝对责任犯罪。这样的结果是：被告是否明知那是大麻种子，这是不重要的，也不需要证明，只要被告实际上是违法种了国家禁止种的大麻，就构成犯罪了。

此案后来虽经高等法院改判，认为必须是“明知”大麻而故意种植才构成犯罪，但是关于绝对责任的存在，却还是在司法判例中得到确认。这在上述的伊沃特案和1989年的斯塔克（Police v Starkey）案（注：（1989）2NZLR373，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4，P194.）中都有所反映。 由于主观犯意的忽略，因此在绝对责任犯罪的情形下，被告刑事责任的承担依赖于犯罪行为实施的证明上。

因此，与严格责任相比，绝对责任更是进一步把刑事责任的基础建立于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上，所以在运用绝对责任的场合，法官会认为是由于有关条款“更强调行为而不是行为人”。

关于这点，在AHI业务有限公司诉劳动部（AHI Operations Ltd.v Department of Labor ）（注： （ 1986） NZLR645，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201.）一案中更有充分体现。在1983年10月10日，AHI 公司的一名雇员在操作一台印刷机时，因印刷机上的防护装置失灵，致使其手严重受伤。奥克兰高等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尽管AHI 公司在这件事上不存在过错，但是，由于（1）1950 年的《机械设置条例》第27条规定，每一机械的拥有者负有确定的、绝对的和全部的责任保证机械中任何具有危险的部分被牢固地、安全地保护起来，否则构成犯罪；（2）上述第27条清楚显示它设立的是绝对责任犯罪；（3）AHI 公司违反了上述第27条的规定，因此，AHI公司构成绝对责任犯罪， 最高可被罚款2000美元，如果犯罪持续下去的话，每天还会被判罚100美元。

设立绝对责任的目的部分地是希望能更有效地提醒和促使公众注意避免触犯条例或法律，避免作出为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注意避免违反某种特定的法律义务，但能否真能达到这一目的，目前尚存在争论。持否定态度者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绝对责任会导致人们“注意”程度的提高。如果一个人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先警告的措施，但当他知道无论他如何地“注意”，当真的出现损害结果时他都将不会有任何辩护理由和机会时，他就不会再采取另外的措施了。如果他确实已经尽了他的能力，运用了他的“注意”，那么对他定罪会违反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而且这种定罪的不公平性会导致对法律的讽刺和践踏。

由于以上原因，而且严格责任被认为是与绝对责任接近但比绝对责任合理的制度，因此绝对责任的运用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适用绝对责任的案例在数字上也很少。只有在行为必须用刑罚禁止而犯意又确实难以证明、或要证明犯意会不利于禁止某类必须禁止的行为时，立法机关才会确立；也只有在法官认为条例明确表明适用绝对责任的场合，法官才会选择适用。

三、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是在社会经历由个人利益的保护向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保护的重点转移，而传统的刑罚不应加于无过错者身上的原则备受限制的情况下逐步产生的。它们是运用犯罪构成的要素处理被告的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存在的两个例外情况，所有关于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讨论都是在犯意和刑事责任的关系的探讨中展开和完成的。但是，另一方面，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又是反映着对犯意要求的不同程度的两个词，它们是有区别的。

1.从适用范围来看

由于各国的关注点不同，因此侵犯社会福利犯罪包括哪些内容，各国或地区的情况仍会有所不同。（注：见〔4〕，第68～70 页；罗德立等：《香港刑法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一般来说，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主要是违反食品卫生的行为，例如在菲茨帕特里克诉凯利一案和罗伯茨诉埃杰顿一案中提到的出卖掺假食品；（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第二类是违反酒类管理的行为，如把酒卖给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包括未成年人，谢拉斯诉德·鲁曾一案中提到的当值警官和在坎迪诉勒考科一案中提到的已喝醉酒的人（注：

Professor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3.）等。这第一、二类的情况在早期的案例中经常见到；第三类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如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等；第四类是一些属于普通法上的犯罪，如中伤性诽谤、亵渎性诽谤和某些公害行为，（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例如工厂发出噪声、污水流进了河道、臭味散发给了邻近公众带来严重不便等；第五类是被认为对公众安全有潜在危害的其他行为，如在毕晓普案件中提到的在一所没有执照的房子里接纳了精神病患者（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等。从性质上来看，上述的行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或“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需要用刑罚加以禁止的行为”。

与严格责任不同，绝对责任适用的面比较分散。从司法实践来看，适用绝对责任的情况主要见于：（1 ）条例中明确表明适用绝对责任的侵犯社会福利犯罪，如没有医生的处方而拥有为法律所禁止的麻醉剂，出售没有附充分告诫的潜在危险药品（注：〔美〕罗伯特·考特等：《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2页。 ）和非法倾倒有毒废物等。也就是说，除了条例明确表明适用绝对责任或要求检察官证明犯意的少数场合，公共福利犯罪主要适用严格责任（注： 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6.）；（2）个别由刑法典规定的不把犯意作为必要要件的犯罪， 例如一个男子与一个不满法定年龄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虽然该女子是自愿的，而那男子也误认为该女子已过了法定年龄，不具有通常所说的犯意，仍构成罪。又如引诱一个不满法定年龄的少女脱离其监护人的监管，尽管被告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该少女已满法定年龄，仍被定罪（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2.从举证责任及犯意不存在的情况对定罪的影响来看

对于刑事案件，一直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控方在对被告提出刑事检控的同时，必须提供相应的包括证明被告行为、犯意及其因果关系的证据。如果控方能提供足以使被告定罪的证据，则被告会被定罪；反之，被告则会被无罪释放。但这种情况在实行严格责任的案件中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包括两方面：（1 ）举证的内容划分为两部分：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和关于与行为相关的犯意的证明；（2 ）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对被告实施的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仍由控方进行，但对被告的与行为相关的犯意的证明则交由被告进行。也就是说，在被告的行为经控方证明是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被告能提出合理的抗辩事由以证明自己在实施该行为时不存在过错，或者在过失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已尽注意的责任，则会被判无罪；反之则会被定罪。

但在绝对责任的情形下，被告有没有犯意并不需要证明，只要被告实施了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即被定罪。

可见，不论是在严格责任的场合还是在绝对责任的情况下，无犯意的情形都是存在的，但适用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结果是不一样的；只有在严格责任的场合，它对被告才有意义。

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上述区别使法院把它们具体适用于案件的工作具有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条例或普通法中清楚显示它设立的是严格责任还是绝对责任的情况很少，因此在法院分析相关立法的意图，决定具体案件的适用时，往往感到困惑。 例如在斯威特诉帕斯利（Sweet v. Parsley）（注：（1970） AC 132，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6.）一案里，对于斯威特因为其租户在她的房子里服食大麻，违反1965年《危险药品法》第5条b款规定的行为究竟是绝对责任犯罪还是严格责任犯罪，高等法院与上议院的态度截然不同。上议院议员里德在判词中指出，在大量的没有清楚显示是适用严格责任还是绝对责任的案件中，只能假定立法机关不打算把那些不存在可责难的过错的行为定罪。（注：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6.）

四、关于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简要评价

作为与以过错为归责根据相区别的刑事制度，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是两个遵循不同的归责原则的责任判断过程。严格责任在运用的早期主要是以把犯意的证明排斥于归责过程为特征，而这一点与后来实行的绝对责任极为相似。

由于严格责任适用的犯罪大部分是过失犯罪，因此，它的设定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严格责任能更有效地迫使有关人士更负责任地注意他们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为。例如，它可以使一个卖肉的人更为小心负责地注意他所出售的肉是否适合购买者消费，可以使一个酒馆老板更加留意和关心他的顾客是否具有法律禁止的情形。事实上，由于侵犯公共福利犯罪的控制效果主要在于潜在犯罪人而不是潜在被害人的预防程度，而严格责任所实行的部分举证责任转移消除了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在犯意证明上的困难，实际上无形中加大了被告和潜在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因此严格责任的实施有助于帮助潜在犯罪人抑制犯罪和再犯罪，因而在预防侵犯公共福利犯罪和再犯罪方面，严格责任的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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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需要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司法机制的保障。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的重要机制,是公民不论贫富都能平等地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律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一、法律援助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

    (一)法律援助及其特征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法律服务费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我国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从我国目前实施法律援助的情况看,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国家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机构中配有执业律师来完成法律援助案件。第二种模式,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按照律师协会的要求,每年完成规定的法律援助任务。第三种模式,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例如,上海妇联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第四种模式,各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学生们向社会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构建

    (一)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主要功能是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的实现。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得较粗疏,缺少可操作性,基于此,才出现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通过通知及联合通知等形式来对各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东西部法治环境差距较大,所以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援助法为主线,通过各省的地方立法加以具体贯彻落实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二)适当扩大应当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

    讨论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的扩大首先应该考虑扩大应当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的范围。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一般对象即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一国的律师辩护资源相对有限,不可能能够满足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有关标准加以分流,把有限的律师辩护资源投入给最需要该资源的那一部分人。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律师的发展水平也不相一致,所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标准,即“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而衡量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掌控的标准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相对于英美及加拿大等国的凡被告人可能被处1年以上监禁就属“司法利益需要”的司法实践而言,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的准则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虽然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中用多达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占全部罪名的1/6强,但是由于并不是涉及死刑罪名的案件就必然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范畴,而且限制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考虑到死刑的适用范围呈减少趋势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呈增大趋势的矛盾,在今后的立法之中宜对此项条件限制加以修改。由于刑法诸多条款中都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所以笔者建议把十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司法利益有无需要的分水岭,并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进一步扩大。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

    可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这种监管方式给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提出了一个量的要求,但尚难于在质的方面进行监督。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两相结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作为整个庭审的主持者,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者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四)构建满足西部及贫困地区律师需要的律师制度

    按照西部及贫困地区的律师职业现状,由于合格专业律师的匮乏及地方财政的窘迫,实施法律援助有相当的困难。而按目前的律师准入制度的发展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合格专业律师的缺口将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有效地为西部及贫困地区提供律师新生力量,随着律师“孔雀东南飞”现象的加剧,不发达地区最基本的法律服务的需要将都很难满足。我们在此方面所需要作出的努力不能再限于司法考试降低分数要求,而是要根据西部及贫困地区的现实需要来完善现在的律师准入制度。比如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对既会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工作者以考核的形式颁发民族地区律师资格证的办法,增加满足少数民族法律需要的律师数量。同时,可以鼓励各社会团体参与到法律援助当中来。在我国西部,一方面在降低法律援助人才准入标准的同时,可以增加法律援助的参与群体。

    三、结语

    我国特别是贵州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由于起步晚、制度不健全,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了很多对当事人造成权益损害的漏洞。正值《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五周年暨贵州法律援助十周年之际,笔者从外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研究入手,通过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反思进而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所谓挑剔以期进行完善。通过在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法律援助的质量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进一步构思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些改革。

    参考文献

    [1]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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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应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决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看法相异。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或者侵犯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也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

2）、刑民事判决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独特的程序，因此两者判决本来是不应当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坚持民事审判中的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雷同。民事诉讼在这种大环境下失去了她的独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诉讼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审查、采纳证据的做法中。三大诉讼法证明标准的一致性，更是这种做法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判决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诉讼法理的发展中，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与刑事诉讼目的完全分开。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主要关注的是保障私权。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主要关注的社会利益。两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独特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比如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上诉不加刑；民事诉讼中的处分主义、调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现在证明标准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这些都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础。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1.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经济纠纷而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根据民诉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仅仅是有犯罪嫌疑却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笔者认为，简单地裁定驳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据《规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后，经审理发现有犯罪嫌疑，就应当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属于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认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及时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经侦查终结，依法需要提起公诉的，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来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则可以将案件分开审理，如果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处理。

2.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对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书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须立即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刑律，必须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须裁定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侦查终结后，根据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的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对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法律事实涉嫌犯罪，应当立即裁定中止执行并通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并将案件全部材料和线索随案移送，经侦查终结，没有犯罪事实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结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原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确有犯罪事实，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人民检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而不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因为对同一法律事实，刑法上的处理方法与民法上的处理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对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为赃物处理，民事上则可能作为不当得利等方式处理；对于当事人的损失，在民法上可能通过赔偿损失的方法来弥补，在刑法上则通过追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决定适用的审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除非当事人有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即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原调解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变，仅就刑事部分单独审理。

三、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诈骗案件为例，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刑事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体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鸣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4、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注释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