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十篇

私有财产权篇1

第二个原则，保护私人财产权就要保护集体所有权里 边的私人的成员权。我们过去只强调集体财产的集体性质、 公有性质，而否认了集体财产中的私有性质。现在物权法 起草里面已经注意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里面应当尊重它的 成员权。我想，这个成员权应当包含三大权利，类似《公 司法》里面的股东的权利。第一个就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在 重大决策上要由它的成员来决定，在《物权法草案》中已 经有了集体土地承包给地区以外农民这样的重大决策要经 过全体成员2／3以上的同意。第二，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 证成员的利益分配权。现在集体土地被征用所拿到的补偿 的费用往往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农民，而集体所有的土地真 正的利益者恰恰是每一个农民。所以应当保障集体土地所 有权里面的成员权中的财产收益权，补偿的费用应该归成 员来享有。第三，土地虽然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管 理机构的成员应该由具有选择权或者叫作选举权的集体成 员选举产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当然 这部分的权利不一定完全在民法里面作规定、物权法里面 作规定，但是这三个权利应该充分得到保障。如果在集体 所有权里边不能够保障每一位成员的这几种权利，集体所 有权就会变成空的、凌架于个人之上，甚至是危害和侵害 个人利益的一种所有权。

《公司法》里边我们正在考虑代位权，当公司利益受到损 害时，每个股东可以代表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叫派生诉讼 或代位诉讼。那么，集体所有权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一条规 则，不仅仅是集体的管理机构的人员违法了以后造成了损害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受到了侵害，这 种侵害虽然名义上侵害的是集体的土地，而实际上受到损害 的恰恰是每一个私人成员，这时候应该允许每一个私人、每一 个成员以集体所有的土地利益的保护向法院提起诉讼。我想， 这样一种代位诉讼的权利应当从法律上给予肯定。只有把集 体所有的财产权利和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

第三个原则，保护私人财产权就要明确，除非有法律 的规定，否则不得对私人的财产进行剥夺和限制。我想这条 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法律的规定才能够对私人的财产加以剥夺和限制。这一条在《立法法》中已经有了。《立法 法》中不仅规定对私人人身权利的限制必须是法律的规定，而 且在《立法法》中，也规定了对于私人财产的征收只能够在法 律上作规定。现的法律明确规定的是只有社会公共利益需要 的时候才能对私人财产征用或征收。但是由于国家和城市发 展，把什么都看成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必须明确哪些 是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哪些是商业利益的需要。民法学家早 就提出，在商业需要征用土地时，国家只批准允许其用多少 地，而不具体负责该片土地的征收和出让。比如在北京的四 环以外修建一个占地500亩的超市，至于这500亩地是在哪 一块，向谁来买，那就跟土地所有人直接谈判，价格应该由 双方共同确定，所得利益应该完全归土地所有者、集体所有 的土地的农民获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一个公平的原 则，能够使得商业用途的人不至于利用征收土地，用一个低 的价格买进来，变成房屋或其它建筑，再用一个高的价格卖 给农民或城市居民。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只有社会公共利 益需要的时候，国家给予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向农民征用土 地，而如果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而是商业利益需要的时 候，那要按照商业利益的原则，用比较高的价格取得这块土 地。

第四个原则，保护私人财产权，就必须明确，国家 在征收或征用个人财产时，必须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这 个问题在宪法修改后又引起了人们新的议论。因为这次宪 法修改是这样表述的：征用“并给予补偿”。有人提出 为什么在补偿前面没有加一个定语呢？既没说合理补偿也没 说适当补偿，也没说相应补偿。有一种解释是，既然讲 了征收并给予补偿，那么补偿不是赔偿。补偿就是征收征 用的财产是多少就应该补偿多少，所以不写多少更好。但 是也有人担心，如果宪法中没有写明给予什么样的补偿， 那么到了具体实施时会不会也按照这样的原则，既然宪法 只讲了给予补偿，给予 2 万元也是补偿，给予 5 万元也是 补偿，只要给了补偿就是补偿，那可以不可以呢？所以现 在争论的问题是，宪法在补偿前面没有写定语，那么物权 法要不要写定语，具体的法律中要不要写？我认为宪法只作 了原则的规定，但应该看到，在贯彻法律时，如果没有写明 一个一定的限制词或者一定的定语，在具体执行时就会相差 十万八千里。按照民法公平的原则，我认为在征收时必须写 明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这样，使被征收土地或房屋的人才 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

私有财产权篇2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是作为基本人权被加以保护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在修改后的《人权宣言》中更进一步宣称“财产为一切公民得自由处分其财富、其收益、其工作与职业所收人的权利”，强调了私有财产的无限制性。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的搜查与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据荷兰的亨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的研究，截至1976年3月31日，世界上156个国家的宪法资料中，有118部宪法规定了私有财产权，占总数的83.1%，没有规定的只有包括中国1975年宪法在内的24部，占16.9%。在最近的26年里，又有50多个国家制定或修改了它们的宪法’。

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自由和财产的保障，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在英国国王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和臣民反侵犯的斗争中，最终确定了近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是英国也是世界近代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开端。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虽未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认为私有财产权保障体现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之中。1787年《联邦宪法》也未提及私有财产权。为了弥补宪法缺陷，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凡是私有财产，非有正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法国现行宪法是1958年颁布的。对于财产权，由于《人权宣言》中已有规定，故法国宪法正文未再重复。《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受英、美、法三国影响，西方各国纷纷立宪规定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于1949年颁布，实为德国的宪法。关于财产权，德国的基本法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该法第14条对“财产、继承权和征收”进行了规定，第巧条对“社会化”进行了规定。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1)财产权和财产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其内容及范围由法律规定之。(2)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众。(3)为公众利益起见，财产可予征收。征收应依法实行，并依法确定征收方式和赔偿金额。偿付时应恰当考虑公众和有关各方的利益。”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6年颁布。关于财产权，日本宪法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应当符合公共福社，由法律予以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

《俄罗斯联邦宪法》在确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原则的基础上，第35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第35条第1款强调“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改变了以往只强调“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并在该条第2款中对私有财产权的权能做出了规定，即“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为其所有的财产，有权单独地或与他人共同占有、使用和处置其财产”，“继承权受保护”。为了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实现，第3款指出:“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其财产，除非根据法院决定”。“为了国家需要强行没收财产只能在预先做出等价补偿的情况下进行”，限制了国家利用其特殊地位可能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

从现代宪法的规定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私有财产权不得侵犯;二是对私有财产权征收的制约条件是有利于公共福利;三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平或正当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简而言之，不可侵犯条款、限制条款与征收、征用补偿条款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缺陷

1.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平等保护不够充分

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财产权价值。在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长期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在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不仅如此，在具体保障力度上也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安全感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

2.没有凸显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

当前的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做了相对完善的规定，但是并没有改变该条规定在宪法中的位置。修正后的宪法仍然将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范被安排在总纲的根本经济制度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未曾涉及。而按照世界各国宪法文本规定的惯例，公民的私有财产权都是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中，强调其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可侵犯。但在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却没有相应的规定，这割裂了公民人权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在人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价值，没有私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

3.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规定较为模糊，并缺乏正当程序规定

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虽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乏一般性的规定。无法确定究竟是采用正当补偿、完全补偿还是适当补偿标准，可能造成具体部法和实践中补偿标准的混乱。不仅补偿条款模糊，我国宪法还缺乏征用补偿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

从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看，首先做出补偿规定的是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把正当法律程序当成实质性的或程序性的法律原则，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宪法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上大都试图引进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遗憾的是，我国宪法对此仍然缺乏基本规定。

4.“公共利益”的范围难以界定

经修正后的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0条第3款);“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征收或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关重要。

那么，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呢?美国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部分启示。首先，“公共利益”是一个弹性很大和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不太可能得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明确标准。第二，应由人民代表而不是政府来界定“公共利益”，因为议会相当于一个“公益机器”，而代表是“公共利益”的最可靠的保障者。第三，法院应该对政府的征收行为施加一定的司法控制，但其工作重点是保证被征收者获得“公正补偿”。第四，中国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合理地界定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与义务，使征收的“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都得到有效保障。

三、对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基本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在财产征用制度上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不完善，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又是宪法理论与实践不发达的反映，需要通过进一步修改宪法和实现民主予以弥补。

1.明确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主体范围

私有财产权的主体范围应当包括所有国民，而且应当不分政治态度、、文化程度、居住期限、城乡户口、性别、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各国宪法所通行的原则，尽管不一定写在条文里面。

2.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

“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这就必然使宪法规范体系中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仅仅处于从属于公有财产权的地位。这与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在人权价值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在宪法中明确划定公民和国家的权利界限、限制和防范国家权利的无限膨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基于财产权是个人自由权和生命权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权应纳人公民基本权利范畴，这样我国的人权体系也将更加完善。宪法规范才能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将是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基本物质保障，使整个人权具有扎实的根基。

3.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在我国，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收、征用均无程序控制，或程序规定非常简单，不利于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美国宪法文本中有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修正案第5条、第14条)，它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对行政机关的拘束，而是应现实需要衍生出的功能。正当程序原则所表达出的理念即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和尊重，也正因如此，人们对程序的正当性的关注才会经久不衰。宪法中应确立正当程序原则，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不仅如此，我国还可以在征收、征用中实行公民参与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公民权益保障制度，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公民还可以通过行使这些程序抗辩权和防卫权，制约和抗衡政府的征收、征用权，以有效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权不受政府的非法侵犯。

私有财产权篇3

关键词:民法、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体系

一、 简述私有财产权的起源

有关私有财产权的起源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晚期时期,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了。古希腊晚期的斯多葛派提出了自然法概念学说,从那时起许多哲学家和法学家们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渊源问题,总之,本文简述一下自然权利学说,这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学说,同时也是提出人众多的一个学说,自然权利学说简述如下:

自然权利学说主要是以亚里士多德、格劳修斯、阿奎那以及霍布斯等为主要人物所代表的学说,自然权利学说是提出人数最多的一个学说之一。尽管这些代表人物对自然权利学说提出的分析注重点不同,但是基本都是以自然法观念作为理论基础,都是以理性或抽象的人性自身来解释所有权的根源,阐述所有权的合理性,主要说明私有财产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类理性的财产制度,同时又是具有天赋行和不可侵犯性的固有权利。此后,亚里士多德编著的《政治学》中也对私有财产权做了相应的阐述,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财产权思想对后来的学者研究私有权做了巨大的贡献。进入中世世纪之后,私有财产权的观念仍然在西方延续,阿奎那将自然法财产理论和私有财产权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论真了私有财产权的优越性和其合理性,在他看来,财产的私有化是上帝赐予的、特批的,一次是具有神圣的意义。英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霍布斯也是自然法则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私有权是人的天性,是用来保护自己自由的一种自然权利,因为人天生就具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天生本性,而这种天性就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就包括着财产权利。

二、 简述私有财产权与所有权制度

所有权在私法层面上可以说是整个私法的基础。从渊源上看,所有权是劳动者和所有者之间分离的结果,是劳动关系中剩余价值的部分,是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原始社会中,所有的财产都是以共享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没有剩余也就没有了所有权问题。当出现了产品的剩余之后,也就出现了私有制,自然就产生了归属问题。也就是说,所有权是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因此,私法关系中,所有权是一项私权,是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保护的是私人之间的归属权关系。

“所有”,可以解释成为一种事实状态,而在法律语境下,所有是强调特定人对待指定事物的排他性直接支配关系,是具有占有、收益 、使用以及处分。而在民法中对此种状态的肯定和保护就被称做为所有权。所有权在民法体系中是最健全的一种物权,是用担保物权和益物权两种体系派生而来的,是物权制度的基础保障。

所有权的存在是具有永久性的,也就是说,与其它的权益相比,所有权不受存续期间的限制。其行使权是具有社会性的,所有权在行使的时候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义务,尽管存在着私权的神圣观念,但是,在私法范围内,所有权的授权与行使都是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

所有权的主体在民法中的主体是自然人个体,这是由于,只有个人才具备完美的责任能力和权利能力,组织和团体是无法实现的,除非法律特指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差异中,我们不难发现,没有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私有财产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没有以私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就不能将私人权利得以重视,所以说,历史证明,只有私有财产的发展,才能够促进经济越来越快的发展。

三、 简述民法对私有权的保护

谈及民法中对私有权的保护,我们就不得不想到物权法对私有权的保护,因为物权法是对私有权诠释和保护的最为核心的一项法律法规之一。物权法相对于与民法的其他部分更注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物权法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其社会作用是确保财产权,创建一个健康的交易安全场所,使私人之间不发生利益冲突,同时物权法为确保当今社会相关财务的安全做了有效的保障。所以说,民法中,私有权主要体现在物权法中。

但是,物权法中的规定尽管是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们的财产,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原则,但是,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和行使的一些规定中,还是比较原则的,缺乏一种人性的关爱,为此,本文简要的提供了几点细化正法规的可操作原则,具体如下:

首先,所有权的内涵太小,可以将其扩大为财产权。在民法体系中的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中一遍只限定于物权范围内的。这其中不包括股权、知识产权等民事财产权和非所有权的财产。因此,建议将其权利范围扩大话,这样就更具有人性化,在现如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权、知识产权的确立以及有法律物权的保护,也就更有利社会的稳定以及法规的规范化。

再次,物权法中,不仅仅要重视个人生活资料的保护,同时要加强对生产资料的保护。《物权法》中基本上是对公民的房产、财产等的保护,而对于投资性财产没有明确的法规进行保护。这就轻视了对公民的生产资料的保护,从长远角度去看,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议将投资性财产也规范在物权法范围之内,这样生活与生产资料同时得到平等的保护,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作者简介: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桐.论私有财产权与民法的价值体系[D].大连海事大学.2008

[2]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56

私有财产权篇4

作者简介：孙茂红（1990-），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宪法。

公民所具有的私有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能够保证人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但在以前，因为宪法中对此规定不全面，从而导致私有财产权得到保障的权利有限，但当前因为将已经将私有财产权归入到宪法中，所以此权利已经能够得到宪法的保障，人们的权益更加不会受到侵害。

一、以修宪为契机，宣传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宪政价值

（一）能够对社会以及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

私有财产权入宪对于将会对我国的法治以及社会发展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此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第一，通过宪法来对私有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可以进一步的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将权利范围的活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第二，在宪法中对私有财产权进行明确的保护，可以促使各政府部门以及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对私有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遵循法律界限；第三，公民的私有财产顾名思义就是公民通过正当手段所获取的经济效益，当这部分经济效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之后，公民才能更有动力参与经济活动，这样公民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1]。

（二）能够保持社会财产和个体财产之间的平衡

虽然国家立法部门已经将公民私有财产权归入到了宪法中，但是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想要将宪法中所规定的和私有财产权有关的条例落实下来，立法机关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立法机关人员在进行立法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按照相关原则，并在宪法委任的基础上对私有财产权和社会财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而想要确定宪法基础，必须就在立法过程中应用付条款理论，通过形式法律的方式来促使宪法对私有财产权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得以实现。当立法机关将私有财产权列入到宪法中之后，立法工作者就应该对多种利益关系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还应该保证法律条文和宪法精神是相一致的，不会出现矛盾现象。另外，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合理范围，必须保证对财产权进行限制的手段以及目的都是正当的，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

（三）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人大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同意将私有财产权融入其中，所以相关部门就应该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首先，相关人员应该将已经存在的一些法律法规等文件清除，将和宪法规定不相同的法律条文废除。其次，应该对比较笼统的规定进行细化，对其进行细化需要行政机关来执行，但行政机关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不能将其范围扩大或者是缩小。最后，应该在法治思维的基础上来开展经济活动，实现私有财产权价值。通俗一些说，就是应对政府的行政水平进行提高，对私有财产权保障进行推广，让社会各界人士人士到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是正确的。

二、私有财产权有利于个人自由的伸张

在我国宪法修正案中，当国家的公共利益无法得到满足时，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然后给予相应的补偿[2]。这一规定就是对社会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界定，保证被侵害私有财产权的公民可以得到适当的补偿。对私有财产征收或者是征用，都是国家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的一种举措，但征收和征用两者之间的实质性意义是不同的。征收是指财产的所有权被转移，而征用则是指财产的使用权发生了改变，无论是征收还是征用，都是当国家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才会实行的举措，所以相对来说，宪法更倾向的是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也就是说，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这一举措主要是在公共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够实行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的，而且公共利益本身也是有着严格的限定的，而且对于只能基于公共利益才能限制私有财产权这一内容也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保护，确切的说是对商业利益以及一些不正当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保护。

私有财产权篇5

摘要：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个宪法修正案．其中倍受关注的是完善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本文从中西方有关财产保护的思想文化对比出发，揭示我国对私有财产进行宪法保护滞后性的文化因素。阐述新宪法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的进步性及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必将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宪法  私有财产权利

一、中西方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思想文化对比

(一)西方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文化渊源

财产权观念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信条之一，重视财产权问题一直是西方的传统。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指出“如果不免除债务和重新分配财产，负债人就不可能以一种自由精神享受他们的权益，因此改革者希望他们获得某种适度的财产．确信贫困的产生更多在于人们的贪婪．而不是更多的在于个人财产的减少。这样的确信确实是社会安全最稳定的根源．使人们保持这样的信念是后来建立一切政治制度最稳固的基础”因此他指出“必须用某种制度来确定财产”

亚里士多德发扬了西方传统的财产权观念．认为私有财产会使人感到“人生的快乐”他指出了美德与财产之间的联系“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倾向于下贱和恶毒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因而中产阶级更倾向于理性的行为”

洛克开创了“自然权利说”的财产权理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普遍的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即使进人市民社会以后．人们仍然具有这些基本权利主权者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决不容许扩张到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财产他奠定了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理论基础

现代学者立足于现实需要．使财产权理论日益世俗化。边沁认为．财产权同法律是共生死的。财产权是财产在法律上的表现．是法律对财产的认可和确认．从而直接揭示了财产权在法律中的重要位置。

伴随着理论的日益成熟．西方国家也早就在宪法中提出了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条款英国是第一个把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的国家1625年的《权利请愿书》就开始了对私有财产的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受侵犯”最早被规定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书》中，随后载人1791年的法国宪法。美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其关于财产权保障的内容亦蕴含在宪法修正案的第5条和第l4条的“正当法律程序中”．“任何人…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既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

(二1中国有关财产保护的文化精神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直到2004年才在宪法中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滞后性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文化传统中本身就缺乏这种思想背景。

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则处于辅助的地位。传统的“义利观”占据道德体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不义而富贵，为君子所不耻”，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而后取”。法家在治国上也重视“功利”，与儒家对立．但法家的废私立场，与儒家一致。韩非子以“法”为“公”．合称“公法”。常常以“法”与“私”对立．认为法的功能是“去私”

道家的立场是义利两忘．即所谓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道家是“忘利”的，且不分公私两利实则“去私”也是道家应有之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发展到宋代，理学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存之所欲。”此处的“理”．即为“公”，“欲”即“私”。宋明理学将义与利的对立推向了极端．进而影响了后来人的思想观念绵延了两千多年“义利”之争有一个共识就是“去私”而“倡义”。当然．笔者对传统的“义利”．“公利”之分析并不是对“倡义”这种传统的否定我所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对“公私”，“利义”，“理欲”过分的对立和对“利”、“私”和“欲”的过分抑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未能摆脱传统“公”与“私”对立思想的桎梏．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实行公有制．个人就理所应当的服从集体。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追求私有财产是自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侵犯私有财产的事例不绝于耳对个人利益的忽视和在法律上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缺乏，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保护的原则是国情的需要。

探究中西方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文化渊源．可以看出两种法律文化演进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倡导自由的个人主义．崇尚法治．历来强调私权利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限制其法律较早地凸显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成为必然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历来被我国所倡．进人社会主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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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此价值观与马列主义理论有契合之处．集体主义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对集体主义的高扬必然会抑制个体对私权利的追求．甚至以谈私权利为耻．此种观念难以催生出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立法行为这也是导致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历程如此艰辛之所在。

二、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进步性

此次修改弥补了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周的缺陷．为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

首先．修正案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一是将私营经济以强调“监督管理”到增加了“鼓励”和“支持”的内容。表明了国家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政策导向的变化二是从财产权的角度将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在法律上予以同样地对待，即只要是合法财产就一概受法律保护

其次．扩大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范围。在此之前．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仅限于所有权和继承权方面，限于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观念势必会对各类财产的有效利用和增值速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宪法确立了“私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以“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以“概括式”代替“列举式”．在扩大私有财产权保护范围的同时，也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法律保障。

再次．实行了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的平等保护。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对财产权进行平等的保护．使各种财产处于同一的平等的竞争序列当中．让它们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自身的优势．最终建立起一个互相竞争的链条．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最后．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和征用制度。具体来说。此次宪法规定征收、征用的前提是：第一．征收、征用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只有是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才表明征收和征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第二，征收、征用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不可避免，然而由于私权利难以形成可与公权力相对抗的聚合力。这就需要对公权力做出必要的限制达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目的。对征收和征用程序的规定，必然会增加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砝码第三．对征收和征用要给予补偿。国家实施征收和征用的行为．体现着某种公共意志，代表着公共利益。但是，征收和征用的对象却往往与私人利益攸关，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毫无代价的剥夺私有财产．因此必须给私人一定的补偿。

三、宪法修正案对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意义

现行宪法修正案不仅完善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而且将合法私有财产纳入宪法，列为专门条款，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护私有财产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土壤和前提在宪法-中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使他们大胆的投资经营．同时也有利于引进和吸收海外资本．进而解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

其次．有利于进一步调动民众将富裕资金投人到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过去对合法的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保护。仅限于国家政策．未提升到宪法的高度．私有财产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和能动性．使得民众即使有大量的闲散资金．也不愿意冒险将其用于投资现在拥有了保障条款这把“尚方宝剑”．民众就可以放心投资了

再次，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并称为公民三大基本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基础．拥有财产权就意味着有了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物质保障。卢梭也曾叹言：“财产权的确是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因此．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必然会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进而推进依法治国

私有财产权篇6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 宪法保护 完善

一.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演变路径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世界范围内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发展路径。近代以前,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以私法保护为主,都是在私法的构架之内,通过私法救济的办法解决侵犯公民私有才出安全的行为。《自由大》这一被称为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出现应该说也第一次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宪法保护的范畴。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从而确立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神圣的宪法地位。

在我国来讲,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经历了非常复杂曲折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第一次写入宪法。这样的修改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2004年宪法修正案13条规定以后,使得我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大体上符合了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这现代财产保护三大条款的要求,我国私有财产权能够建构成完整的宪法规范体系。

二.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存在缺陷及原因分析

尽管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而且又在现实上和法律上具有双重的意义,在纵观我国近几年来层出不穷的强拆等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为,可以我国宪法第13条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在实践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存在的缺陷分析

1.在我国宪法中,私有财产权仍然归入到经济制度的部分,不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规定在总纲部分,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这种方说明现在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仍然只是当做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而没有纳入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层面。而按照大部分发达国家宪法文本规定来看,都是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中,强调其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可侵犯。但是将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更有利于公民私有权的保护,也更符合宪法发展的潮流。

2.缺少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补偿标准。所谓征用补偿条款,是指国家根据公共需要而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时必须予以正当补偿的条款。2004年宪法修正案,虽然增加了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并且规定了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补偿的条款,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标准。这样以来就会造成给日后实际的补偿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赋予征收或者征用机关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从屡屡发生的“强拆”“血拆”我们可以看到不免会滋生国家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侵害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现象。因为只是模糊的载明“给予补偿”,产生了在现实中征收补偿的巨大问题,成为了社会讨论的热点。

(二)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上述的问题可以清楚看到,虽然在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方面已经有了法律的建设,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建立私有财产宪法保障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残留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

首先,在建国初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允许个人保有从公有财产转化来的生活资料性质的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和私有财产被认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有害,人人闭口不谈,敬而远之。在这样的体制下谈不上个人私有财产权,更谈不上宪法保护。其次,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我国有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它深深植根于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中。以至于影响与现在的私有财产权宪法发展。

三.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的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我国的宪法经历了几次修改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我国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也渐渐收到重视,但是与西方那些宪法建设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针对上面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完善的意见。

第一,思想根源是完善的基础,加强我国宪法保护的思想教育是首要工作。我们国家因为经历了长久的封建文化的浸染,封建王权思想根深蒂固,却反西方丰富的、开放的、自由的宪法精神与政治哲学思想。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入手来完善,第一便是走出去吸收西方国家相对完善的政治哲学思想精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学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且结合我国长久以来的传统优秀思想,形成独具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思想与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思想。

第二,体系是关键,重中之重是优化完善我国宪法私有财产权的规范体系,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范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中,使得公民私有财产权成为一项真正的人权。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重新优化过的财产权规范体系,对我国的建设以及人权保护方面意义重大,符合世界先进的现正发展的潮流。与此同时我们另一方面要要健全征用补偿规范体系,因为这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必要因素,我们应该在宪法中确定保障的原则,提升为宪法的高度有利于此保障制度更好的运行。

第三,从解决机制上来讲,我们应该呼吁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要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笔者认为这是解决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问题的根本。在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方面,我们的诸多学者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审查方法,有效法西方的,有重新设计的,但是无一例外在我国没有得到实施。这需要我们宪法学者思考与努力。(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认为与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许崇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焦洪昌.公民私人财产权法律保护研究——一个宪法学的视角.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私有财产权篇7

论文摘要：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农民的土地私订财产保护足脆弱的。要完善农比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就婴改革l地的Ⅲ让方式，明确农[屯的上地私有财产权利，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建立司法日『查制度以及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

新修订的宪法第13条增加了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会自动落实到8亿农民的身上。8亿农民的重要的合法私有财产—“土地私有财产权”还是残缺模糊的，农民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必须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一、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模糊残缺的私有产权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指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其他组织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纵观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可以按使用目的的不同划分为以下几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的使用权，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U1。所以，作为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主要包括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对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3年月1日生效配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力。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长达30-70年的承包期内，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收益处置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等。依照该法，农民实质上已经拥有了对承包土地的私有财产权。

宅基地使用权是使用权人占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其他附着物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也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对宅基地的占有与使用权、出租权、实施附属行为权、取得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的征用补偿权，同时也实际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抵押权。因为虽然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单独转让、抵押，但是并没有禁止或限制随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所有权的转移而产生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抵押等。申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需要特殊身份，但是依合法方式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受让人的身份条件。通过买卖、交换、赠与、继承等方式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将不可分割地一并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清楚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的立法意图。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私有财产权却是模糊残缺的，农民对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取得真正的处分权。

首先，基础权利的模糊。土地使用权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是非常模糊的。首先，权属不具体。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是在196?年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上确定的。“三级”即“乡(镇)、村、组”。从法律上看界线十分清楚。但具体到每一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所有权归属则比较模糊，具体属于哪个集体所有，是乡(镇)是村还是组?不明确。同时乡(镇)、村、组是行政单元，并不都是经济学概念上的“经济集体”，也不是法律概念上的“经济法人”。其次，主体不明确。目前无论是乡(镇)、是村、还是组，对土地所有权的产权均无具体的土地产权证书予以界定和确认，无产权证就无土地产权的法律依据，这样在一个乡(镇)范围内，其土地所有权可以说成是乡(镇)所有，也可以是村、组所有，法律界定不清晰，随意性大。第三，权能不清楚。在赋予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的权能之后，集体所有权的权能有哪些?由谁实现?怎样实现?都是一片空白。第四，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他们作为具体个体的所有者权利如何得到保证?怎样实现农民对乡(镇)、村、组等集体“所有代表”的监督?这些也缺乏制度规定。最后，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关系也不清楚。表面看来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可以并行不悖，实则关系并不清楚。一是因为集体所有权的模糊，二是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也没有相关的处理依据。

其次、公益征用权的模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土地私有财产权在实际运行中常常遭遇到的公权，这种权利同样模糊。其一，何谓“公共利益”，确认者、确认标准、确认程序等目前都不明。其二，“依照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哪些?是不是任何法律法规都可以?指向同样不明。其三，征收或征用以及相应的补偿，除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比较明确，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外，其余的都缺乏具体的程序和标准。

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使得农民没有真正掌握土地，结果是“基层政权及乡(镇)、村干部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仅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承租关系。}(2]作为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就成了残缺的私有产权。而公益征用权的模糊，使得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也成了模糊的私有产权。这些是造成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的根本原因。

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脆弱的私二产财有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财产权。一些人就利用这种模糊与残缺，“合理合法”地侵犯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和侵占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

仁一)农民土地被大量侵占，土地私有财产权成空中楼阁

土地所有权模糊、权属不清。土地实际的处分权落在了基层干部即县、乡、村干部的手上。于是，这些基层干部就常常以“合理合法”的“、集体所有“的名义，随意处分土地，随意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不能真正获得所有者权利，也不懂得珍惜这些权利，更没有能力去与强势集团抗争来保护土地所有者权利。于是，在““集体所有的名义下，包括县、乡、村在内的地方政府在上地问题上，事实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默契。其结果是，实施了几年的“.严厉的土地保护政策”，丝毫未能遏制住滥占土地的势头。相反，就在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通知后，东部几个城市还加大了土地出让的步伐。以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纸空文，三次由“‘开发区”热引发的’.圈地热”，圈走了220多万hm，土地t=}]。而在一些传统农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工资常常不能按时发放。为了筹措经费，“卖地”成为首选的筹资方式(4]。据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6700多万公顷耕地被征用，有4000多万农民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川。农民失去了土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也成了空中阁楼。

(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受侵犯

尽管农民有《农村土地承包法》，但实际上掌握了土地所有权的乡(镇)、村、组干部的强势集团也有“集体所有”、“发包方”的强大武器。因此，强势集团就借“集体所有”之名干涉农民的自主经营权，无偿收回或非法转让、出租农民承包的土地，违背农民意愿强行进行土地流转等，也借“集体所有”之名随意调整土地承包期。国家规定土地的承包使用期在延长15年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不变。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期不断地被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频繁的调整，使土地经营周期人为缩短，不利于对土地保护，不利于农民投资和经营，却有利于强势集团利用土地以权谋私、以权寻租，从中渔利。因为承包期越短，对所有者越有利。有资料显示，通过“圈地热”的土地转移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有3万亿元之巨。这些本来应当与农民共享的“级差收益“，由于现行法律语焉不详，而成为强势集团的“囊中之物一囚。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随着经济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于是，农民单访或群体上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时下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难题。

(三)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连及房屋等私产也易受侵害

我国宪法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征用补偿的基本原则，但是国家立法机关至今尚未制定关于农村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以调整征用补偿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涉及征用补偿问题，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比较明确，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宅基地使用权连及以房屋为主的农民私有财产权则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宅基地及房屋概念，它们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根本没有作出具体补偿标准。在现行处理农民这些私产中除了极为少量的法律涉及此问题外，主要是参照由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规章及文件来干预和处分在征用过程中涉及的农民私产。由于制定征用补偿标准的权力层层下放，各自为政，导致补偿标准高低无据，随意性极大。而且各级政府在征用补偿法律关系中，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裁判员与处罚机关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至少从法律及程序上就受到不当限制。由于缺乏法律对农民私产的征用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和规制，有的地方由镇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中不仅处分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而且“打包”顺带处分了农民的房屋、树木、青苗等私产0

有恒产者有恒心。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是农民主要的恒产，但这种“私产”却还如此脆弱，还远没有成为“恒产”，这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及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不利的。

三、完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

(1)改革土地出让方式，推行依法行政，保护土地私有财产权的根本—土地。实践业已证明，由行政审批制度决定的土地出让方式，难于达到“严格保护耕地”的目的。因为，地方政府有追求GDP的冲动，为达目的会千方百计游说、“攻关‘’审批机关，其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而掌握着土地生杀大权的行政审批部门，则借机实现其寻租行为。强势组织共同防范的‘对象”是拥有土地““残缺产权”的农民，蒙骗的对象则是中央政府。现代经济学家用、‘寻租理论‘’证明‘“政权有自动扩大权力来妨碍产权的可能“。“当特权存在时，有特权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来维护特权并寻求更多的特权，没有特权的人或受到特权所害的人总是想办法来消除不利于自己的特权，并寻求有利于自己的特权，由此带来了权力的博弈·.(1。这段有关、‘现代产权制度”的话语，成功地揭开了在‘·土地产权”主体混沌不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就土地问题的争议为何愈演愈烈，而滥占耕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行为几乎无法遏制的谜底。

(2)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要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须制定具体的制度。具体的制度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是明确所有权的角度;第二是强化土地使用权的角度。明确所有权，是这项制度建设工作的重点。明确所有权，就是清晰化所有权，要将集体所有权的各项内容都用立法加以明确规定;明确所有权，不是强化所有权，而是淡化所有权，要特别强调不能以“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等名义，侵犯个体合法的土地使用等私有财产权。有专家建议取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实证的数据并不支持我国目前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政策或实行土地私有化。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目前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的公有制可以保证每位农民都有一份土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一旦没有了工作，还有一份土地可以养活自己，不至于完全失去依靠，这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sl而且，实行土地私有制还将面临政治意识形态等障碍。所以，目前我国还不宜实行土地私有制。强化土地使用权，则重在贯彻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加强土地的确权工作，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

(3)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首先，要明确规定征用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政府行为必须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原则。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进行征用，是行政法律关系，性质上是公权对私权的干预限制，最基本的原则是政府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非法律明文规定的授权事项不可为，包括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农民的私有财产应当只接受法定的公共利益的限制。第二，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征用后的一补偿”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政府负有公平合理补偿农民财产损失的职责和义务;农民有权要求政府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补偿标准和金额的确定应遵循平等合理、弥补实际损害的基本原则，不能以行政手段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财产主体地位及求偿权。

其次、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具体事项。公共利益是政府在公权限制私权过程中的行为边界，也是公民接受限制的行为边界。法律要以例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具体界定，防止假公共利益之名，播越法律，进行商业开发等违法行为。

再次，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对农民上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必须借助严格的法律程序完成。具体包括:第一，征用程序。如:财产评估程序、补偿标准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第二，救济程序。如:行政裁决程序、仲裁程序、诉讼程序。这些程序都必须明确而完善，特别要避免地方政府同时充当决策者、规则制定者、征用方及纠纷的最后裁决者的多种角色。

最后，制定统一的补偿计算标准及安置原则。除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外，对其他土地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也应确定计算标准。在此基础上，由各地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通过制定补偿计算标准，既能防止征用方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能防止被征方漫天要价、谎报和扩大面积，非法获利，加重国家用地负担的事情发生。

私有财产权篇8

[关键词]：宪法，私有财产权，限制条款，公共利益

经历了多年的民间诉求和学者努力，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2004年新一届政府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宪法第22条修正案标志着我国确立了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宪法规范结构。然而，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并不会就此完结，该条规定的实效性还需依靠宪法解释等技术去实现。尤其是作为财产权保障手段的限制和补偿问题更是凸现出来，而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探讨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私有财产权宪法限制条款进行比较，并从规范表现、财产权观念和限制理由等方面具体展开论述。

一、限制条款规范表现

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规定大致有两种情况，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为典型。美国宪法并无独立财产权条款，[i]只在第5条修正案[2]（充公条款或征用条款）中间接推导出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理由——公共使用。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4条则明确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该有助于公共福利。”与之类似，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应由法律规定，以适应公共福利”。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虽然规定“财产（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和神圣的，”[ii]但宪法委员会承认，1789年以来，财产权及其行使的目的和条件发生了演变，一方面，它扩大了财产权的范围；另一方面，它也接受了“因整体利益要求而施加的限制。”[iii]意大利共和国宪法规定，“法律为了保证私有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为人人均可享有，得规定获得与使用私有财产的办法以及私有财产的范围。”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35条第3款规定，“为了国家需要强制没收财产只能在预先作出等价补偿的情况下进行。”越南宪法第23条规定，“个人和组织的合法财产不实行国有化。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国防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购买或征用个体或组织的财产，并按照通行的市场价格予以赔偿。国家征购的程序由法律规定。”[iv]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从以上宪法规范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如下现象：

（一）美国宪法虽然并无独立财产权条款，但这并不妨碍财产权限制内容的存在，从而使得国际间对话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除德国、日本外，多数国家宪法的限制条款和补偿条款合二为一，这正说明了二者的紧密逻辑联系。德、日宪法虽将二者分别规定，但并不没有抹煞这种联系，相反，它使得二者逻辑层次更加分明。

（三）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理由虽表述不一，但基本围绕“公共”二字展开。

（四）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限制除公共利益外，还在“私有财产”前加以“合法的”限制。

此外，我国宪法有关财产权规范被规定在总纲中，而非基本权利中。这也是比较过程中需加以注意的。

而通过对上述表象继续分析，我们还可以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有些对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颇有启示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各国的宪法财产观和限制的具体理由。

二、宪法财产观比较

美国宪法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这是制宪精英“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财产观妥协的产物。[3]前者认为，私有财产的目的是使每个人有基本经济保障，从而能够不依附于他人，平等地参与公众事务。后者认为，私有财产的目的是划清公私界限，从而能够在私人经济领域不受政府干预随心所欲。显然，在共和主义看来，私有财产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它既为一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也可在必要时为社会而牺牲。而自由主义则视私有财产权仅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而德国联邦基本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限制条款则是典型地反映了共和主义的财产观。[v]同属大陆法系的法、意、俄、日等国宪法也当体现了共和主义财产观。反观我国，在此次修宪之前，由于体制和观念等原因，宪法和实践做法是对私有财产限制有余，而保障不足。就此而言，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既不属于能归于自由主义，也不能简单归于共和主义。而此次修宪后，我国宪法则当反映了共和主义的财产观。因此，现代宪法中共和主义的财产观居于主流地位。此外，即使在那些宪法没有规定财产权的国家[4]也可以找到共和主义财产观的影子。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主张发展中国家有时不得不牺牲一些自由以求发展、安全。同时，新加坡立宪时，正值动荡时期，政治和经济都不稳定，这使制宪者对公民权利采取了十分务实的态度，如没有规定财产权利等。[vi]

上述各国宪法对财产权限制的态度是其国内与国际、历史传统与现代趋势以及蕴涵于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产物，也是法学理论从自然法学派向规范法学派发展的结果。当然就特定宪法而言，其所体现的财产观也可能是制宪者妥协的结果。同时，各国宪法财产观不仅仅隐藏在静态宪法规范中，还可见诸动态的宪法适用过程中。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宪法体现了共和主义财产观，这既秉承了其团体本位的传统，又反映了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向现代市民宪法的历史性转变事实。随着社会国家（福利国家）的到来，作为自然法精神载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也从高高的神坛上跌落下来，[vii]进入到世俗的规范视野。美国宪法财产观则体现了其一贯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然法精神、以及制宪者财产观的妥协。时至今日，美国宪法也未规定社会权，在美国人看来，社会权也不是基本人权，从而将自由主义传统推向极致，这在现代宪法世界显得“很不合群”；美国宪法是由信奉自然权利学说者们起草并由同样信奉这些观念的人们通过的，[viii]因此，即使制宪者也承认财产权并非绝对，可以公共利益加以限制，但正当程序原则却有力地制约着公权力对财产权的任意侵夺，从而使得自然法根基并未在根本上动摇，甚至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公认自它在宪法判决中有影响。[ix]

而我国宪法中有关财产权的规定的发展演变与前面所述西方国家宪法中财产权观念的发展演的趋势是相反的。即总体上西方在经历了近代自由放任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转变后，宪法对财产权的必要限制逐渐得到认同，以修正和弥补传统财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实质不平等以及对其他自由所造成的侵害等种种弊端；而我国宪法修正案去却是在民间要求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呼声中通过的，尽管修正案也同样规定了限制和补偿条款，但考虑到我国私权保护缺失的传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私人财产保护乏力的现状，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修宪的意义在于回应民间诉求，加强私有财产保障。然而，我们毕竟不能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也不能无视现

代宪法发展的整体趋势。这样，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财产权问题上，“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宪法面临着严峻的历史取向的抉择：一方面，自由放任主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近代自由国家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近代的课题尚有待于完成。”而抉择的结果是，我们既不能由近代直接跃进到现代，跨越“卡夫丁峡谷”，也不能走必须先近代，再现代的渐进式道路，而应采取近代课题与现代客体相互交融、近代阶段与现代阶段齐头并进的取向。[x]当然，笔者认为，即便是采取这种趋向，在其内部也还应由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在当下的中国，面对滥用的公权，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圈地运动，我们更应将重点放在尚未完成的近代课题上，充分发展私有财产权，培育精神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最终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秩序。但是，考虑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属性的特定环境，这就使得在财产权问题上，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加复杂，即除了基于公共利益对私有财产给予必要的限制（姑且称之为体制外限制）外，尚有体制内的事实限制。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梳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也将对完成近代课题的任务产生只管重要的影响。

三、限制理由比较

虽然各国宪法对财产权限制的理由一般限于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差别。美国宪法虽无明确的公共利益概念，但是通过判例法却使得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张。最高法院认为，只要行为后果涉及权利人之外的多数人，也就是说无论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的主要目的，还是行政征用的附带性后果，都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xi]可见，美国对公共利益的解释相当宽泛，甚至认为“有想象得到的公共特征存在即可。”[xii]同时，在美国德的宪法实务及学界还普遍存在“警察权力”理论，作为肯定联邦及各州立法限制私人财产权行为的依据，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也曾一度有扩张的趋势。由于该理论认为，既然其行使目的是禁止某些基本权利的有害行使，所以也就没有补偿的必要。而同为限制理由，基于公益征收却必须补偿。这样一来，如何理性界分公益和警察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关键。尽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殚精竭虑地发明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但并未找到根本一致的解决办法。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只能是“解铃尚需系铃人，”由创立、承认和支持这一概念的最高法院自己予以适当地限制其使用。法国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也是从被征用财产利用目的的角度进行解释，而不包括美国的附带性后果。日本学者一般从积极规制和消极规制的区别以及财产权制约二分说理论出发，对公共利益概念进行或宽松或严格的解释，并影响违宪审查的司法实践。[xiii]德国在确定公共利益时，为了防止其被滥用，在实践中发展出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但正如学者所言，其实质要件弹性太大，实际上并不能提供公益性的客观标准，最终还要依赖有权机关的主观判断，这就有决定论的色彩，会导致以权威损害民主，以专断侵犯人权。[xiv]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同样对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财产权的限制，采取了不同的条件和态度。[xv]因此，总体上看，西方各国对公共利益的解释都持谨慎的态度，以免作为其立国之本的私有制遭到过度侵害，最终动摇其统治基础，而进行违宪审查的各种法院在私有财产权保障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公共利益的概念普遍而概括地存在于宪法、行政法以及民商法之中，实践中很多行为也多以公共利益之名进行，似乎这是个不证自明、深入人心的概念。这既与我国的国家本位思想和中央集权传统和义利观一脉相承，也和计划体制下无限公益、全能国家理念与实践有关。然而，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对抗、冲突，人们开始对这个熟视无睹的华美概念进行反思。过去乃至当下人们有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公共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甚至将各级政府利益，尤其是基层政府利益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但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并不能找出这些结论的充分依据。实际上，如上所述，公共利益再大，但如果其与个人利益之间不符合比例原则，也不得成为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另外，我国也没有区分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财产，采取相应不同的限制，在实践中导致一些人因财产权遭侵害而危及到其生命健康权。再者，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违宪审查机制，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标准也不同一，实践中多是由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其是，滥用公共利益的情况就在所难免。针对我国公共利益立法、实践的窘境，有学者认为，我国宜借鉴外国经验，综合考量某一利益自身的性质、被征用财产的利用目的、利用后果及特别时期的特定需要等因素确定公共利益的实体内涵，并加强征用程序的民主性与公开性，以客观形式限制主观利益评价的形成。[xvi]而且为确保公共利益不走样，有必要进行统一立法，并以详尽列举和概括兜底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实践中恣意侵夺私有财产的情况发生。[xvii]

此外，我国宪法还独树一帜地在财产权前以“合法的”加以限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限制。但这种限制是否有必要却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只有合法的财产才应受到保护，违法取得的财产当然不在保户之列；有人则认为这是用有色眼镜看人，更可能是放映了一些人的仇富心理；是必须首先认定是否是合法财产呢，还是直接推定其合法？笔者以为，从规范的意义上讲，受保护的当然是合法取得的财产，所以再以“合法”予以限制就既不必要，也显得重复，更使人产生如上的质疑。不可否认，民间仇富心理有某种程度的存在理由，即部分富人的第一桶金获取方式非法，在当前的国企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乃至有学者公开站出来予以揭露，而推动私有财产权入宪的重要力量也恰恰是一些有实力的有产者，但是，这不应成为以“合法”限制的理由。因为这有以偏概全之嫌，同时也使本来惠及全民的基本权利因过度关注少数人而使得其意义大打折扣，还显得修宪者信心不足，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对司法实践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上，西方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规范虽或繁或简，但无不从理论上精心雕凿，在实践中谨慎为之，盖保障才是目的，限制只是保障的手段。通过修宪，我国私有财产权完整入宪，这使得我国有了一个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已完美无瑕。相反，仅就限制条款而言，从其规范本身、理论和实践，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必要，尤其是考虑到我国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当下的形形假借公益之名肆意侵夺财产权的实践以及面临的近现代课题的抉择，我国财产权保障的道路还艰难而漫长。

ComparativeResearchontheClauseofRestrictingPrivatePropertyinConstitution

WangLi-bing

（HeilongjiangInstituteofTechnology，Harbin，150050，China）

Abstract：Constitutionsofmostofcountriesintheworldstipulatethatpriv

atepropertyisabasicrightofcitizens.Theygiveitbothguaranteeandnecessaryrestriction.Therearenotcompleteidenticalontherestrictionnorm，theoryandpracticeineachcountrywiththefactorsofthetraditionandreality，paredwithdevelopedcountries，Chineseconstitutionstillhasdefectsinthenormofrestrictingproperty，correspondingpropertyconceptionandthetheoryandpracticeaboutpublicbenefits，whichneedtobefurtherperfected.

Keywords：constitution；privateproperty；restrictionclause；public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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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也论所有权社会化”（项目编号为：10544100）的字课题“财产权入宪问题研究”（获黑龙江工程学院科研基金资助）的研究内容。

[2]原文是“任何人民不得未经正常法律程序，而被剥夺其生命、自由及财产权；私有财产亦不得在未予以公正补偿后，予以公用征收。”

[3]共和主义代表韦杰斐逊，自由主义代表为麦迪逊。

[4]在涉及到宪法中是否涉及私有财产权时，在142个国家的宪法中有118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财产私有权，有24个国家没有涉及。参见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54页。

注释：

[i]崔之元：财产权与宪法之关系的比较研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0期。

[ii]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iii]韩大元：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6页。

[iv]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6页

[v]崔之元：财产权与宪法之关系的比较研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0期。

[vi]韩大元：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45页。

[vii]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页。

[viii]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ix]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x]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5页。

[xi]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xii]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页。

[xiii]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1页。

[xiv]李累：略论我国宪法财产征用制度的缺陷，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xv]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私有财产权篇9

内容提要： 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 freedom from 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主权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宪政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权力，划定政府的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法通过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划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随意侵入，政府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应当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公法为政府设定的不作为的义务既约束政府制定规则的活动，也约束政府具体的管理行为。政府在制定规则时，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不得随意创制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利或为公民设定某种财产义务的规范，否则无效。如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处罚种类，法规、规章可以依法一定的处罚种类，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任何处罚种类；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要求政府不得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不得非法没收，不得违法采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大量情况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行政权力不随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对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国家对待私权利的态度就是尽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预，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权力仅限于处理纠纷、保卫国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当时的法治理论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权利就能够实现。这成为自由主义时期法治理论的核心理念。[7]到了现代（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现代化使得国家职能日益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不仅负有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责任，还负有维持法律秩序、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与“私域”之间仍应有一条界线，应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行政权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张，如果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那么政府要剥夺他的此项权利就是错误的，即便这样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审批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审批权极度膨胀，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严重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导致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与蔓延。为了治理审批过多过乱的现象，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于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将行政许可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压缩了行政许可范围，削减了行政审批权限，简化了行政审批的手续，强化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 [9]，并在第13条中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第20条还规定，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13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可见，在设定行政许可时，要遵循市场调节、行业自律、公民自主优先的原则，政府只能在市场失灵、社会与公民不能的领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场与社会，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行政许可法》明确地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它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创建一个有限、透明、诚信、责任的政府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促使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类权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公民的房屋产权，需要得到政府的确认，颁发产权证书；公民使用国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颁发许可证书；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时，政府要履行救助的义务；等等。公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主要体现在：（1）政府有义务确认公民的财产权益，如产权确认。通过政府的确认，使公民的财产权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保护公民各种已经存在或已经取得的权利，并且使其权利为他人所认同。（2）政府对因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与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以帮助其维持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现代国家由于国民之生活对行政机关依赖与日俱增，给付行政已成为国家作用之重要机能。”[10]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与此相对应，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与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公民获得救助的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对于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提供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职责或义务；而对于被救助的相对人来说，获得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3）政府有义务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如对权属纠纷的裁决、对侵权纠纷的裁决和对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裁决，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4）政府有义务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显著成绩、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奖励。通过行政奖励，充分调动和激发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人们更多地实施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考虑到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奖励的作用，这既是对个人、组织应当获得的物质利益的保护，又能激发人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建设中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5）政府有义务对具备条件的个人、组织予以许可。个人与组织一旦获得许可，即可从事某种活动，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其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6）政府有义务对侵害公民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以保护受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权利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即个人享有法律权利的范围、内容的广泛丰富程度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权利总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和增多。社会文明程度愈高，人们对权利的渴求愈是强烈，法律也会相应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因此，赋予人们尽可能多的权利和承认人们更多的行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根据宪政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卫与增进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政府的全部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保护每一个在其管辖下的人的人权，并且必须尊重因而绝不以任何行动侵犯与它有关的所有人的人权。”[11]在现代，财产权已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财产权的含义与内容已越来越广泛。196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雷齐提出一个至今仍很著名的观点，即各种形式的政府赠与物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财产”，因而应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府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主要包括：薪水与福利、职业许可、专营许可、政府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劳务等。这些财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的形态，而对这些财产的分配是通过公法实现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财产权的出现，对政府提出了挑战，要求政府积极履行义务，主动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获取利益和实现其财产权。而在此过程中公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设立正当法律程序

程序是交涉、沟通、协调、选择的方式与过程的总和。“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3]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的过程中，程序扮演着承载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价值功能的角色。近现代民主、法治所催生的现代程序，在要求程序本身的正当、合理、人道的基础上，强调程序限制恣意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价值功能。[14]正当法律程序具有防止恣意、专断，抑制公权力的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作用。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或自由习俗、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 这是封建贵族利用法律程序对王权的限制，体现了法律程序对自由和财产的初始保障。在爱德华三世时代，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十八条法令即《自由令》正式出现了现代所说的“正当程序”的条款，用以约束国王的言行，其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该条规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扩大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受英国程序正义观念的影响，美国也接受了正当程序的概念，并使正当程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美国，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一直起着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福利冲突的角色。”[15]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美国17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868年7月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可以说是整个权利典章的核心，它暗示了两个前提：第一，承认任何人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第二，政府如果要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16]正当法律程序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使美国宪法成为“活的”宪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17].

在英美国家首先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道屏障，已超越了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为许多国家所认同和效仿，并在程序立法中确立下来，成为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现代公法主要以程序为导向，程序对权力的制约是长期而稳定的。美国有学者指出，正当程序本身就是对财产权重要的实质性的保护，它“包括了所有对政府干预财产权的行为所作的来自宪法的明示和和默示的限制”[18].从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历史过程来看，现代宪法已经放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告，反而比较强调对私有财产权被政府限制或剥夺时的正当程序保护。“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19]“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控制（权力）比实体控制更重要，因为权力的划分是相对稳定的……而职权的行使却是经常性的，若无程序规则约束，则会时时构成对人民权利、自由的威胁。”[20]程序控制方式注重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控制，它能弥补实体性控制的不足，通过将公民纳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中来，以解决权力运行中的失控问题。程序控制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遵守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规则，当剥夺公民的财产、自由时，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让他们享有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和权利，通过赋予公民程序抗辩权，实现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促使政府行使权力、作出决定时要具备正当理由，保持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促进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结合。萨恩斯坦指出：“对财产权的程序而非实体保护。它是指，在政府干预公民财产之前，要给他听证的机会。这种条款可以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它有助于正确发现事实。独立的法庭主持的听证，保证财产不会被随意地、忽发奇想地或基于歧视性和无关的理由而被征用。在听证中，必须列举事实，以证明对财产的剥夺，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听证的权利发挥了重要的尊严性和参与性功能。不经听证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就是说，政府在对公民做出不利行为之前，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限制也增进了政府的正统性。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对相对人的利益采取损害行为之前，政府给予他们听证的机会，能使人们感到更加安全和值得信任。”[21]

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并导致具体法律制度中程序规定零散、不科学、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在传统观念中，程序仅仅是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缺乏用程序制约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正当程序”理念。这与现代宪政建设及法治建设的目标是不合拍的。我国宪法中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规定。有学者从程序的角度反观中国宪法以及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实体权利，认为就实体性内容而言，中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西方国家宪法的规定并无不同，但权利实现的程序和形式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宪法中缺乏对有关权利之实现和保障的程序性规定。[22]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提出了要求，首次输入了行政行为要遵守正当程序的理念。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也出现了体现正当程序精神的规定，如在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就规定有告之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情报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等，这对克服和防止行政权运行的随意性和随机胜，保护的公民财产权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制定统一的程序法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已对正当程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行政程序立法问题，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的事情。

正当法律程序并非只具有消极的控权作用，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所搭建起来的对质、交流、沟通的平台，有助于将公民纳入政府行为的过程中来，增强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以减少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冲突和对抗，增进双方的了解、信任与合作，这既有利于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利益的增进，从而形成一个互动的态势和双赢的结果。

四、设定责任与救济机制

政府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过程中享有职权和职责，与此相对应，就必须为政府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到权责一致。“权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脱离了责任的规制，就注定会恣意妄为，践踏人间正义。如果权力是烈马，责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龙头。”[23]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权力与责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无责任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责任。只有将职权的行使与职责的履行置于责任的状态之下，才能促使职权的合法公正行使、职责的正确及时履行，也才能促使政府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不变形走样而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具体要求：第一，法律赋予政府一项职权与职责时，必须同时设定相应的责任，做到责任法定。第二，责任的轻重要与职权及职责的大小相适应、相均衡，做到权责相当。第三，设立一套追究责任的制度与机制，以及时有效地追究责任，做到有责必究。

财产权与救济是紧密相连的，救济是法律的灵魂，权利离不开救济（rights depend upon remedies），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本质。”[24]“法律和救济，或者权利和救济这样的普通词组构成了对语。”[25]“很难设想有一种没有救济办法的权利；因为缺少权利和缺少救济办法是互为因果的。”[26]“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总是脆弱的，难以对抗强大的公权力。”[27]公法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为使命，当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公法的功能就难于彰显。健全、有效的公法救济制度对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权利救济，特别是对公权力侵害的救济，整个权利的大厦必将倾覆，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将名存实亡，而整个人类必将苟活于专制与恐怖的世界里。”[28]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公权力的侵害或者受到公权力侵害后获得及时补救，公法上设定了一系列的救济途径与手段，如违宪审查、申诉、信访、苦情处理、议会监察专员、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国家赔偿等。通过这些救济途径与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一个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链条。有学者认为，公民权利之所以能以微弱之力抗衡国家权力，其关键在于建立和强化权利的救济制度。健全而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一方面使微弱的公民权利获得了制度支持，权利的实现有了法律保障，即使权利受到侵犯也能依法定程序得到救济；另一方面，权利救济对国家权力也发挥着抑制和监督的作用。[29]就对公权力中行政权造成损害的救济而言，现代各国行政法，都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都设立了相应的行政救济手段。如在英国，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时或可能受到侵害时的防卫和申诉途径，公民可以通过向部长、议会、行政裁判所、法院以及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申诉而得到救济。在美国，有行政裁决、司法审查和行政赔偿等专门的行政救济制度。在日本，行政救济是指“关于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作用以及填补行政作用所造成的给人民利益带来的财产损失的行政上救济制度的总称。日本的宪法、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案件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灾害对策基本法等都有关于行政救济的明文规定。在法国，行政救济制度主要是通过”行政救济“、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来体现的。在我国，已设立了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救济途径，并制定了《信访条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对这些救济途径的运作作了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或不当侵犯其财产权时，可以依法通过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为适应社会发展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需要，我国还应积极完善救济制度，包括拓展救济的途径，扩大救济的范围，强化救济的力度，以增强救济的有效性。

注释：

[1] [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1—174页。

[2]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3] [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潘勤、谢鹏程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页。

[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5] [美]埃尔金、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1页。

[6] [美]路易斯·亨金著：《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7]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8] [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9]《行政许可法》规定以下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须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须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须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10]参见王和雄著：《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9页。

[11] [英]a.j.m.米尔恩著：《人权哲学》， 王先恒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12]private property right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haven，conn，1977．转引自梅夏英：《当代财产权的公法与私法定位》，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3辑。

[13]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4]吴建依：《程序与控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5] jerryl mashaw，due proces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6.

[16]徐亚文：《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程序正义条款初探》，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7][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6页。

[18]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19]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20]姜明安：《健全行政程序立法是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

[21]参见[美]萨恩斯坦：《宪政与财产权》，刘刚译，载/caichanquansaensitan.htm.

[22]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23]齐延平：《权力运行的道德底线与责任制度》，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24]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25] [英]戴维·m·沃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64页。

[26]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27]江平：《财产权的重要性法律有待完善》，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4日。

私有财产权篇10

后，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其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逐渐暴露出来，农村各阶层疑虑重重，这些思想顾虑严重地妨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根据当时广西省委政研室的调查，农村各阶层的疑虑有以下几种表现：1.部分贫雇农中存在“以贫穷为荣”、“吃斗争饭”思想，认为贫穷自在富贵多忧，懒人思想较严重。在尚未颁发土地证的地方，不少贫雇农担心田产权利变动。2.中农的顾虑主要是怕“二次”，想发财但怕冒尖，担心“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怕“二次”时阶级成份提高。因此，不敢放手发展生产，缺劳力不敢请工，有余粮不敢借出，装穷叫苦。甚至部分中农把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耕种尽量种好，另一部分故意耕种得差，以备下次成为斗争对象时把差的土地交出去。3.富农和地主情绪普遍低落，生产积极性不高。富农担心“斗了地主斗富农”、“地主一时痛，富农痛长久”，害怕并消极地等待“二次”的到来。有些富农原本生活节俭，但以后逢圩就买肉，“吃完了事”，不愿也不敢进行生产投资，不敢再雇工。虽然大部分地主开始参加劳动，但由于害怕再被批斗和再被追交余粮，生产积极性更低，甚至有的不承认自己是地主，抵触情绪较强烈。此外，由于担心增产后负担增加，以为“增产了纳粮也多”，“多耕多征、少耕少征”，干脆“不如少耕，够吃就算，清闲自在”，导致中农不敢冒尖，富农生产消极，地主不安于生产。与此同时，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着农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后，有的农民认为，“三年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穿一样衣，住一样房”。因而，贫雇农盼望“社会主义”，等着“三年后就吃便宜”；中农则怕“社会主义”，怕被“共产”吃亏，在生产中表现为“生产不发家，劳动不致富”。新的生产关系确立后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制约着广西农村各阶层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如不妥善解决，将使的成效大打折扣，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对农业生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广西经济将产生严重影响。

二、审时度势，及时实行以确保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稳定新的生产关系的政策

中共广西省委基于上述对形势的分析与认识，于1953年1月底在省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确定旨在稳定新的生产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早在1951年年初，为稳定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发展，中南军政委员会了《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保护农民的既得果实，实行借贷自愿、雇工自由、贸易自由、相对固定农民负担等政策。在此基础上，根据广西的具体实际，中共广西省委宣布实行确保私有财产权的政策：（1）已经完成的地区，迅速宣布结束，一律不进行新的及复查，坚决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中分配给地主的土地财产不再没收，坚决停止追缴地主的余粮。复查后，严禁农村任何以经济为目的的斗争。各阶层人民所有土地，有自由经营、买卖、典当、转让的权利。（2）发放土地证，固定土地所有权，不再调整、变动已分配的土地。（3）雇佣自由，工资由雇佣双方商定。（4）借贷自由，利息由双方商定，有借有还。严禁用行政命令强迫借贷。中农、贫雇农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均承认有效；后的借贷关系，一律承认其有效。（5）相对固定负担政策，严格控制农民税收负担，禁止非法使用劳动力，不准随便使用民兵民夫，禁止无偿使用地主劳动力。这次扩大会议后，中共广西省委在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南局的请示中，认为解决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当前贯彻政策的主要任务。1953年3月，广西省人民政府布告，宣告广西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已经结束。上述政策，对稳定民心，消除农村各阶层的疑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1954年，广西粮食总产量突破120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三、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制订广西“一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