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十篇

宋代文学论文篇1

关键词：宋代；文学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编；分门别类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71?05

作为一种富含批评意义的文学文本，文学选本在逻辑层面上可以被折解为物质外壳和理论内核：物质外壳是指选本赖以存在并承载其功能的文本样态，也就是选本的形态；理论内核则主要指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就选本形态而言，选家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作品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以某种体例将作品编排成集，以某种文本样态正式呈现于读者面前。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选本编排体例和文本样态的考察，我们可以观照此期选本编纂活动的进化程度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宋代文学选本数量繁富、门类广泛、形态多样、特色明晰①，在其编纂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尚无全面、系统之阐论，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以为美芹之献。通过翻检现存宋代文学选本，不难发现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具体而言，可以将其析分为单一形态与复合形态两种 类型②。

一、单一形态：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单一形态具体包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三种文本样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 分体编录

对文体的区分，源于人们对文学自身特质认识的深化，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较早明晰而具体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曹丕《典论・论文》，曹丕在文中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种，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720）此后人们对文体的辨析越来越细密，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及33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文体为59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文体为127类。而随着对文体区分与辨析的深入，文学选本亦将区别不同文体进行选编著录――即分体编录――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编纂体例与文本样态。在古人看来，选文编集，通过分体编录的方式为所收之文正名定份至关重要、无可轻忽，所谓“才量学文，宜正体制”[2]（650）、“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3]（77）。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始于挚虞《文章流别集》，该集之体例即为分体编录，《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4]（1685）

宋代文学选本，采用分体编录方式的非常普遍，一些重要的大型选本多用此法，如《唐文粹》与《皇朝文鉴》。《唐文粹》全书100卷，选录作品两千余篇，分为26种文体，即古赋、古今乐章、乐府辞、古调歌篇、颂、赞、表、书奏、疏、奏状、檄、露布、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一、记、箴、诫、铭二、书、序、传录纪事。《皇朝文鉴》全书150卷，选录作品两千五百余篇，分为59种文体，即赋、律赋、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骚、诏、敕、赦文、册、御、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传、露布。

此外，如江钿《圣宋文海》，《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谓：“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 门。”[5]（卷四下）林之奇编、吕祖谦集注《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选录古今诗文数百篇，分为赋、诗、歌、行、序、引、论、记、书、启、表、疏、传、赞、箴、颂、碑、铭16体。王霆震《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分序、记、书、表、论、铭、封事、疏状、图、解、辩、原、辞、议、问答、设喻等若干体。

总的来看，宋代分体编录的文学选本对文体的划分与归类并无统一之原则，显然是依据各集收文数量及所收之文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归类，所谓“唯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3]（78），故而分类情况显得较为芜杂，如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逻辑层面不统一造成的分类交叉与重叠等，表现出宋代文体区分及选本编纂的一种摸索状态。这种摸索，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一文中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亦即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以类相从’，并为之确立‘类名’……就其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演绎法。正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因此才出现了不同时代文体分类纷繁琐杂的局面。”[6]（24）

（二） 依人系篇

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创作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认识的渐趋明晰。在魏晋以前，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意识的欠缺，作家的创作个性亦往往为群体风格所遮蔽；魏晋以来，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审美的自觉，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凸显，对作家个性的理论认识亦随之明晰，如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正是由于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文章才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才会有不同的成就；作家的个性、气质具有相对的恒定性，非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故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还具体指出了其时建安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1]（720）其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云：“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513）

对作家创作个性之理论认识的明晰，使得选家在确定选本的文本样态时，有了新的选择、新的路数。在最初的分体编录之外，一些选家开始依人系篇，以期在选本中更加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据现有资料，最迟在唐初已经出现了依人系篇的选本，如初唐崔融《珠英学士集》，《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5]（卷四下）据“以官班为次”语，该集当是依人系篇。从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来看，大部分都是依人系篇的，如元结《箧中集》、殷《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为了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些选本还在各家名下附以评语或小传，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在入选诸家姓名下附有对作家的评语，《极玄集》所选诸家名下均系以小传。这样一种依人系篇、兼以作家述评的处理方式，大大强化了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

宋代文学选本中，亦多有依人系篇者，如：《九僧诗集》，录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9人之诗。《圣宋文选全集》，今存32卷，所选皆北宋之文，欧阳永叔（修）2卷，司马君实（光）3卷，范希文（仲淹）1卷，王禹1卷，孙明复（复）2卷，王介甫（安石）2卷，余元度（靖）1卷，曾子固（巩）2卷，石守道（介）3卷，李邦直（清臣）5卷，唐子西（庚）1卷，张文潜（耒）7卷，黄鲁直（庭坚）1卷，陈莹中（）1卷。吕祖谦《古文关键》，原书2卷，上卷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3家，下卷选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5家，共63篇。邵浩《坡门酬唱集》，共23卷，前16卷为苏轼诗，17～20卷为苏辙诗，21～23卷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诗，其他别有继和

者，亦皆附入。陈起《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该集乃陈起编刊之《中兴群公吟稿》的一部分，《吟稿》全集凡48卷，录153人之诗，此乃其残帙，存7卷，卷1～3录戴复古诗141首，卷4～5录高九万诗114首，卷6录姜夔诗49首，卷7录严坦叔诗118首[7]。

从这些选本在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由于采用依人系篇的编排方式，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入选作家的个性特色，对入选作家个体及作家群体名声之传布起到了极大的彰显、推动或巩固、凝定作用，比如《九僧诗集》之于“九僧”、《古文关键》之于“唐宋家”、《坡门酬唱集》之于苏门文人群等。

（三）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选家在编纂选本时，要将所选作品进行区分、编排（组织），也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分门别类的方式。上面论及之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实际上都可以算作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一种形式，因为无论是“体”，还是“人”，当其被选家作为一种编排作品的参照物的时候，它（他、她）就具有了类别属性，只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类，“体”与“人”是两种相对较为特殊的类。此处所论之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乃指“体”与“人”之外的一般类别。

宋代文学选本中，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之法进行编排者甚众，如宋绶、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全书46卷，前42卷依节日次序分类编排（末4卷分咏1～12月），依次为：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春分、春社、寒食、清明、上巳、春尽日、端午、夏至、伏日、立秋、七夕、中元、秋分、秋社、中秋、重阳、立冬、冬至、除夜。孙绍远《声画集》，选家自序云：“择其为画而作者编成一集，分二十六门，为八卷，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也。”[8]（卷首）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共10卷，收文156篇，每两篇立为一格（类），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就题生意格等等，共88格（类）。佚名《策学绳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谓其10卷，有兵、财、政治、儒术等类。佚名《十先生奥论》，共40卷，分历代圣君论、时政论、六经论、性理论、考古论、治道论、进论等若干类。

从上举诸例可以见出，宋代文学选本在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时，虽多以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为分类依据，但也出现了《论学绳尺》这样以作品的写作范式为分类依据者，而且其将试论的写作范式归为88类，分类之细密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反映出宋代选本编纂在分类方法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变化与突破。

二、复合形态：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

除了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这三种单一形态外，宋代文学选本还经常呈现出层垒叠加、更张重组的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又具体表现为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两种情形。

（一） 层级结构

对于某些规模较大的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结构不足以使入选作家作品的编排达到条分缕析、整饬有序的效果，此时选家就会将几种单一结构加以整合，进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现存最早的文学选本萧统《文选》采用的就是层级结构，它首先分体编录，将所选作品纳入39类文体；然后对某些重要的文体，依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加以分门别类，如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诗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军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24类。

宋代文学选本多上承《文选》体例，采用这种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如《文苑英华》，全书1000卷，作者近2 200人，作品近 2万篇，面对如此浩繁的编排对象，选家先将所收作品归入39种文体，即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册文、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然后在各体之下按内容题材分门别类，如赋分为42种，即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祀、行幸、讽谕、儒学、军旅、治道、耕籍、田、农附、乐、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道、射博奕、工艺、器用、服章、画图、室、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由于所收作品数目庞大，选家又对第二层级之类别再次析分，如赋之第一类为天象，天象又分为26小类，即天、日、月、星、星斗、天河、云、风、雨、露、霜、雪、雷、电、霞、雾、虹、天仪、大衍、律管、气、象、空、光、明、骄阳。这样，全书就形成了一个由文体、门类、小类三个层级构成的复合结构。

其他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亦皆采用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

也有选本将《文选》创立的文体、类别二元层级结构加以翻转，转而采用先分类、再分体的编排结构。如《瀛奎律髓》，方回首先按诗歌题材内容、体式等将入选诗歌分为登览、朝省、怀古、庭宇、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49类，然后于各类之下再分五言、七言二体。

与上述二元层级结构不同，有的选本采用的是一元层级结构，即门下分类、类下分目。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宴赏、性适、、仕宦、投献、、庆寿、庆贺、干求、馈送、谢惠、谢馈送26门，然后对各门进行分类，如仕宦门分为朝见、禁直、下直、从驾、赴任、官舍、满替、休致、罢任、贬高、贬谪放还11类，庆贺门分为贺除擢、贺再任、贺功赏、贺致政、贺新娶、贺生子、贺荣居、仕宦杂贺8类。

此外，如《宋大诏令集》，先分帝统、皇太后、妃嫔、亲王、皇女、宰相、典礼、政事等17门，门下分类，类下分目，目下又设子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谓其“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9]（134）。《宋朝诸臣奏议》，先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等12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类，共112类。宋赵希《宋朝诸臣奏议序》：“辑我朝之群公先正忠言嘉谋，粹为一编，汇分胪别，冠君道，附边防，而以总论脉络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区别，内外之修攘，刑赏之惩劝，利害之罢行，官民兵财之机括，礼乐刑政之纲目，靡所不载。”[10]（1725）

（二） 区分等次

尊卑有等、亲疏有序是中国古代宗法礼义秩序的基本规范，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社会由此形成一种等次分明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之下，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和规范，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1]（14）

这种尊卑有等、亲疏有序的宗法礼义秩序和等次分明的社会差序格局，对古代文学选本的编纂行为及文本样态也有明显影响。选家编纂选本，一定是受到某种动因的驱动，为了实现这种动因，选家在选编作家作品时，心目中都会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对这些作家作品作出优劣高下的区分并进而作出选择――对实现编纂动因有利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多所青睐，对实现编纂动因不利的作家作品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呈现出来。

在宋代以前，选家一般不直接对作家作品进行等次的划分，而是主要通过入选作品的数量多少来体现，由入选作品的数量差别来间接呈现选家心目中作家作品优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风昌炽，不少选本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淫，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等次划分，并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直接呈现出来，这些选本对所收作家作品的编排既不采用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形态，也不采用多元复合的层级结构，而是将文体、作家、作品类别等打乱重组，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准，对作家作品划分等次、区别对待，形成选本编纂中的一道别样景观。如《诗准・诗翼》，其编纂源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全书采用先分等、再分级的方式，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诗准”、“诗翼”两个等次――“诗准”为上等，乃“诗之根本准则”，“诗翼”为下等，乃诗之“羽翼舆卫”。然后再进一步对“诗准”、“诗翼”进行分级，“诗准”共4卷，即4个级别――古谣歌词（包括诗歌正体、谣体、讴体、诵体、谚体、逸诗、琴操）为第一级别，铭体、祝辞、繇体、韵语为第二级别，陶渊明诗为第三级别，古乐府及其他汉、魏、晋、宋古诗为第四级别；“诗翼”共4卷，亦即4个级别――李白、杜甫所作古风为第一级别，唐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二级别，苏轼、黄庭坚所作古风为第三级别，宋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四级别。按王柏序中所述，“诗准”的4个级别、“诗翼”的4个级别，共8个级别，总体上又可归为3个大的等次――“诗准”为1个等次，“诗翼”中唐人古风和宋人古风各为1个等次。如此，方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作家作品区分等次的选本中也有不受理学牢笼者，如《月泉吟社》，作为一场诗歌竞赛的产物，该集虽亦对所收作品划定名次，依次

排列，但这种编排只是反映文学竞技的结果，并无多少文学之外的附加意义。月泉吟社是宋亡后遗民所立之诗社，创立者吴渭乃浦江（今属浙江）人，字清翁，号潜斋，宋时曾为义乌县令，入元后退居吴溪。吴渭创立诗社后，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皋、吴思齐等主持社事。至元丙戌（1286），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集五、七言律诗，至次年正月望日收卷，共得诗2735卷，选中280名，并将前60名所作之72首诗及其余诸人之佳句汇为一卷，并其事之始末，刻板刊行，名《月泉吟社》。该集卷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60人之诗，按名次排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

总体来看，宋代文学选本的文本形态既有对前代选本的继承，又多有变化、拓新之处。比如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

注释：

① 关于宋代文学选本的产生背景、时代分布、基本概况及发展演进，参邓建《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② 宋代文学选本还出现了新兴的评点形态，即在选本中附加评点（圈点和评注）。评点形态可视为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的衍生形态，因为此类选本对入选作品的编排也无外乎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2种情况，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再附以评点。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情况比较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详参邓建《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形态及其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 曹丕. 典论论文[A]. 萧统. 文选[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3]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4] 永，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5] 晁公武.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M]. 万有文库本.

[6]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J]. 中山大学学报， 2005， （3）： 24.

[7] 陈起. 宋中兴群公吟稿戊集[M]. 斋藏书本.

[8] 孙绍远. 声画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宋代文学论文篇2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宋代文学论文篇3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篇4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①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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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②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页。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厂。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人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①。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②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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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第22页。

②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烟卷第1期(1936年)。

③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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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ll-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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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①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②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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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第3、6集。

② 佐竹靖彦：《宋代時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总第30期）1997年第2期。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

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①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②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③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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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②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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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汉型文化》，载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①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②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③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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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②：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④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l期。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

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①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釣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②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

转贴于 三、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特点

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③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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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一183页。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①，"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②。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③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④

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⑤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州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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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引自佐竹靖彦：《宋代时期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④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⑥ 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①。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②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③

四、赘 语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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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宋代文学论文篇5

专论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共分导论和正文十章，系统考察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国有商业资本；宋代的盐商、粮商、布帛商；以及政府与商人的矛盾和宋代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对此前宋代商业研究中没有探讨或研究不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认真缜密的分析论述。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详细论述了宋代寺院经济的管理制度、经济状况、田产来源及经营模式、内部生产诸关系、寺院及僧人的赋役负担、寺院所经营的手工业及商业与高利贷、地区差异、内部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客观地评价了宋代寺院经济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主要论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海外贸易与宋代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政治和社会生活，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内容，指出中国古代包括宋代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源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超前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发展曲折迟缓的原因却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封建王朝的贸易、华夷观念和重本轻末政策等等。另外对海南岛的开发、东南沿海市镇的兴起及铜钱的外流亦有新的探索。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上下册，分述铸币管理；铜钱的供给、铸行、购买力；铁钱和特殊货币区；纸币的产生、演变及管理与形制；金银的供给、货币职能、形制、购买力、地位等。另外，作者对宋代货币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在1996年版的基础上主要增写了第三章，“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二”专论制度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扩散”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地域经济

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陕西师大学报4)。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对海外贸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历史研究1)。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福建论坛1)。

陈勇勤《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移动引发的思考——两宋定都作为总变化轨迹上一个关键点》认为两宋定都涉及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和东南移。首都与经济中心位移的总变化轨迹反映出，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再至华北，由此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1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2、西北与东南、区域差距；3、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经济中心移动及有关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流动问题(南都学刊4)。魏华仙《北宋东京节日消费》认为宋代东京的节日消费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带动了城市相关行业和饮食、商业、零售业、娱乐业等的发展，同时这种节日消费又具有季节性、短暂性、两极分化和剥削性等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成荫《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述沦》认为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程度较深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活跃开封的城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四川师大学报2)。关于北宋东京的经济问题还有陈晓明的《简论北宋汴京市场的管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等。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西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湖北大学学报3)。李景寿《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沦》认为宋代四大市场中东南市场与西北市场是两类差异明显的市场。西北市场是在大量输入军需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主要依靠发达的贩：匡性商业；东南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则是由当地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及近海市场网络拉动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战线5)。陈国灿《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认为，宋代江南／州县城市的物质供应总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每个系统具体又包括多种途径和形式，而且不同类型城市物资供应的结构和形态是有所差异的。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杨果、陈曦《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认为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重心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水陆交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开发水平的提高。来自北方中原和东面江西、西面四川的农民、商入等，借助便捷的水陆交通进入本区，成为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市镇的发育与成长(．武汉大学学报3)。龙登高《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从不同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论文集)。高荣盛探讨了《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江苏社会科学1)．

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认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史学月刊3)。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认为从元代前期属于腹里中、南部的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元世祖中后期出现的土地价格暴涨，田讼剧增等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河北师大学报4)。乐承耀讨论了《元代浙东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土地制度 农业

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认为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圩田的种种争论是由于江淮、浙西、浙东这些不同地区的圩田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之故。唐末五代圩田系统是一个众多圩田的集合体，它的正常运作与政府的管理和维护分不开，但人宋以后，由于政府管理圩田的公共职能逐渐废弛，整个圩田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圩田随之走向衰败(浙江学刊2)。宋代的租佃制有分成与定额之分，熊燕军《从租佃制形式看宋代租佃契约的订立》认为由于自身特点的原因，宋代租佃关系下是否订立契约、关键不在田地的官私性质上，而在于经营方式的不同上，契约关系应主要存在于定额租制下，宋代大部分的分成制都不存在契约关系(湖北大学学报3)。姜密《宋代“系官田产”释义》指出“官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系官田产”特定称谓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宋代“系官田产”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常平司、转运司及州县管辖的部分“官田”，广义则近于“官田”(厦门大学学报4)。李锡厚《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认为宋金之际，幽蓟富户被强制迁往塞外，北方汉族人民的耕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其最终结果却是封建化范围的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并不是女真国有的家内奴隶制和债务奴隶制发展的结果，而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河北学刊3)。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对新发现的元代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作了考释和说明，以为这项发明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安徽大学学报5)。柴荣《透视宋代的土地兼并问题)对宋代土地兼并现象的相关问题作了再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杨际平<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认为宋朝政府之所以和唐朝一样禁止寺观市民田与接受施舍民田，其动因乃在于抑制寺院兼并土地，而与赋役制度无直接关系(论文集)。

包伟民《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认为：宋代劝农制度分析的典范性意义在于：在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至少就今人看来纯BI形式主义的内容，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应用合适的理论工具去分析这些形式主义内容，解读它们存在的“理由”，有时可能会有颇具启发性的回应(论文集)。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认为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建设，积极劝渝和引导人民群众栽桑种树，使宋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林业体系(中国农史2)。刘旭东<略论两宋时期自然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则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两宋时期我国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其人为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军队屯垦、大兴土木(西南师大学报2)。杜建录(再论西夏的农业》从西夏农业区域、农田水利、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单位面积产量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西夏农业生产发展状况(中国农史1)。刘毕《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认为蒙元定都以后，改变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提出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举措，并注意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利和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河北师大学报5)。

手工业

杜建录、吴毅《西夏手工工匠考》考述了西夏冶金、兵器制造、马具生产、建筑、造纸业、文具生产、生活用品、丝织生产、毛纺织业、粮油加工、醇酒等39种工匠，认为西夏手工工匠种类齐全，分工细致，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特点(宁夏大学学报4)。王艳云《试探西夏木制家具》认为西夏饮食盛放类的家具多以木制器为主，这与当时以陶瓷为主的中原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在造型、装饰和风格上，无论是西夏饮食盛放类家具，还是坐卧类家具，都与传统和当时的宋朝有传承关系，又鲜明地层现出本民族独有的特色(宁夏社会科学3)。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考察金代金银的来源，金银制造业、金银的应用以及考古发现的金代金银器，认为金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制作技术上，较多运用锤錾刻焊接铸造等技法(社会科学战线4)。胡小鹏《元代的系官匠户》指出元代的系官工匠，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元代系官匠户数庞大，专业化程度高，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西北师大学报2)。刘莉亚、陈鹏《元代私营手工业初探》探讨了私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生产分工及其生产规模，是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存在形态，与家庭副业手工业不同，它的生产主要以盈利为目的(河北师大学报5)。

商业 贸易 交通

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认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人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当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思想战线2)。张锦鹏《北宋时期商税波动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引起北宋商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由此反映出的经济意义是：农业部门对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贡献率高，政府作为最大的商品购买主体，对北宋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思想战线5)。张锦鹏《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宋朝社会，出现了农产品大量商品化的新经济特征，这一新特征的形成是宋朝制度变迁的结果。宋朝自由买卖土地制度，由赋税供给型向政府采购型转变的财政制度、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消费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仅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降低了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易费用，使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小农的农产品供给行为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转化，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性农产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王云裳《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军队从事赢利性经营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回易、房地产、经营酒店、药局、质库、邸店是其赢利性：经营的主要形式。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与宋廷国策、制度多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5)。任仲书《宋代“牙人”的经济活动及影响》认为牙人是封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发育不成熟的滞后的市场条件下寄食于买卖双方的自由群落。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史学集刊3)。

王文成《从输出到输入：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考述》认为北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出大于输入，而南宋中叶以后，海外贸易中白银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总体上出现了以输人为主的迹象。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在宋代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论文集)。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认为元代是继宋之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中国海商活动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伸，海商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成为东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海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渐增长，东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士人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开始对商人与商业大唱赞歌(华南师大学报5)。张雪慧《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利用多种中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资料考论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耿相新《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认为宋元时期的图书牌记，无论名称、形状如何，其性质均属于现代图书版权页的雏形，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具有图书广告性质，从文字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来分类，宋元时期的图书广告，主要分为四类，即条记式广告、谘文式广告、题跋式广告、牒文式广告(中国出版8)。

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传》认为驿与递铺构成邮传网络的联结点。驿对稳固边防，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宋代邮传网络由驿与递铺构成，宋代邮传实行行政区划与军事法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县令为县级行政最高长官，县尉为县级军事主管，二人分工负责，充分显示宋对驿馆邮传的重视(中州学刊4)。

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制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认为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比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也更接近实际，同时对纸币自北宋产生至明代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文史哲1)。叶世昌《论会子》考察了会子的由来、分界、管理以及贬值(论文集)。

讨论宋代商贸的文章还有：郎国华《宋代官吏营商之风的原因及危害》(江苏商论1)、梁仲勋《宋代物价初探》(平顶山师专学报6)、于一贫《两宋的海外贸易与税收管理》(中国财经报01、21)、李增新《元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光明日报02、12、31)。

财政 赋役、征榷

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考察了唐中叶至北宋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北宋中央对地方经费的调控比唐代有明显的加强(南开学报5)。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不同意过去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五道制的说法，而是认为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该文考证了八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中国史研究2)。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指出北宋发运使始于建隆二年，从临时性的多处并设，逐步发展成为江淮和三门白波两处稳定设置，江淮发运使也经历了由在京师分水、陆两司设置、到在淮南合为一司设置的演变过程(厦门大学学报2)。李晓《北宋时期陕西折博务的政府购买职能》认为陕西折博务属于中央派出机构。陕西折博务的出现，反映了北宋在沿边军需粮草的购买补给管理体制上，变革原先主要依靠转运司之旧观，部分地改由中央派出机构来直接管理的制度安排取向(论文集)。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指出唐宋时期，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的转变，确立起了人中法在中国专卖制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影响甚大。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论文集)。林日举《宋代盐业弊政及其引发的地方性暴乱》认为宋代盐政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垄断、掠夺、压迫、剥削的本质，它是引起盐民、食盐者、盐贩子与政府间的矛盾斗争，酿成地方性动乱的根本原因(史学集刊2)。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蔡京的茶法改革最大的特点是由官府垄断收购的专卖制向以引榷茶制度转变，以引榷茶制度成为了南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的基本模式。这一转变也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格局结构转变和强化中央集权等因素促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建丽、铁爱花《论欧阳修的茶利观》认为欧阳修的茶利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反对政府屡更茶法，主张与商共利；二是主张政府降低茶价，确保茶市正常运营；三是正确处理国家、大商人、小商贩三者之间的关系；四是重视茶利，深刻认识到茶利在国防中的重要性(西北师大学报1)。

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认为辽代的赋税制度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而辽代的徭役种类繁多。契丹、汉、渤海等族人民，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北方文物1)。

宋代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唐代方言；宋代方言；方言学；方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 [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 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 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参考文献：

[1]张永绵. 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J].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1963（1）： 97?106.

[2]何耿镛.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37?44， 28.

[3]华学诚.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6（1）： 66.

[4]柳玉宏. 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8（6）： 49.

[5]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6， 17.

[6]汪启明. 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A]. 中国语言学（第四辑）[C].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87?192.

[7]储泰松.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J]. 语言科学， 2011， 12（2）： 113?123.

[8]何仲英. 中国方言学概论[J]. 东方杂志， 1924， 21（2）： 31?63.

[9]刘红花. 《广韵》方言词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10]储泰松. 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J]. 语言研究， 2004， 24（2）： 73?83.

[11]王智群. 《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1（5）： 102?104.

[12]赵振铎. 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第三辑）[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346?359， 268?293.

[13]罗常培. 中国方音研究小史[J]. 东方杂志， 1934， 31（7）： 141?154.

[14]许宝华， 汤珍珠. 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J]. 语文研究， 1982（2）： 122?132.

[15]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89， 199.

[16]张玉来. 方言音韵学研究小史[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97?99.

[17]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J]. 中文自学指导， 2007（1）： 33?38.

[18]崔骥. 方言考[J]. 图书馆学季刊， 1932， 6（2）： 194?194.

[19]周祖谟. 问学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494?656.

[20]丁介民. 方言考[M]. 台北：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 66.

[21]徐时仪. 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J]. 文献， 2005（2）： 279.

[22]时永乐， 门凤超. 唐代的方言著作[J]. 文献， 2007（2）： 66.

[23]汪寿明. 《广韵》与方言[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1）： 33?39.

[24]马重奇. 《类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方言别录》所辑唐宋方言[J]. 语言研究， 1993（1）： 136?143.

[25]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J]. 语言研究， 2003（1）： 61?69.

[26]冯庆莉. 《广韵》和《集韵》的方言词比较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27]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36?45.

[28]刘晓南. 朱熹与闽方言[A].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6?78.

[29]钱毅.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J]. 社会科学家， 2010（1）： 150?153.

[30]王耀东. 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1.

[31]陈钝. 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9（8）： 112?122.

[32]陈炳迢. 辞书概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0.

[33]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1.

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Mobile Station for the Post-doctors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宋代文学论文篇7

《唐宋诗宏观结构论》由上下两编构成，共分七章，既对中国古典诗歌从产生到唐诗宋诗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这一时期重要诗人的诗学成就与诗史地位做出深人的考证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唐音宋调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初步勾勒与评述。这两部分，分而言之，或宏观评述，或微观考证，或总论群体，或分梳个案，都侧重于唐宋诗某一层面的深层挖掘与开拓;合而观之，又前后辉映，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许著不仅为唐宋诗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与铺垫，也为唐宋诗的学术史建构做出了成功尝试。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2)对传统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许著打破传统文学史中唐分初盛中晚、宋分南北的研究格局，将唐宋诗史视为从未间断的一个整体三个阶段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唐代前期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融合构铸文人诗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多样化风格的诗歌中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唐代中期至北宋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由于大一统朝政的紊乱，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出现，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随之失落，文人的心理、行为走向多元，从而造成文人诗整体艺术精神由裂变而转向。伴随文学内质建构的演变，文人诗在功能、格调及审美趣味、艺术类型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分裂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表现为“宋调”中的“唐音”回归和重新定位。 (3)许著将唐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唐音宋调在显著的区别背后仍有其相通相融的特性。唐宋诗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并非孤立前行，而是相互交织，贯穿唐、宋两个朝代的始终。尚奇的诗学思潮，在唐宋诗史上形成了无数新奇的审美领域，努力贴近生活的写实思潮，产生了许多诗史名作，唐宋诗始终向着“以文为诗”的方向发展，使传统的诗歌功能与表现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生逢乱世的诗人的心灵悲歌体现了读书者的心路历程。这四个方面的诗学思潮贯穿唐宋两朝，同时将流变中的诗史整合为一体。许著在唐宋诗的动态递擅中架构了唐宋诗歌的宏观结构，揭示出一段经典文学史的整体进程。在这个整体的演进中，“唐音”、“宋调”的争论得以消解。这样的论述，层进层深，由诗歌的源流转向诗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和要义也在层层转化与深人中逐渐凸显。

宋代文学论文篇8

关键词：水浒传；宋江；文化；改良思想

《水浒》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宋江》，作为一部旷世奇作，《水浒》不仅作者难以考证，就连灵魂人物的代表，“忠义”的楷模宋江也是一个正反两派截然不同的争议人物，特别是在近年来大量的网络“草根”学者频繁论证宋江为了坐上梁山老大而杀害晁盖，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兄弟，甚至仗义疏财都被看做是“阴谋论”，对于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论调，笔者必须要加以痛斥，因为这种思想都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太少，对中华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人的看法。西方文学中有一句话叫：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笔者表示赞同，但是无论如何哈姆雷特也不能够变身为夏洛克，至少作者的本意不是为了“黑宋江”，而是将宋江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改良、创新和践行的楷模。很多学者在批判宋江的过程中，往往拿出金圣叹“独恶宋江”的依据，而不已宋江个人的品行和所作所为为依据，更忽略了《水浒传》作者要树立宋江这样一个“新儒家文化”的根本意图。

一、历史上的宋江

历史上宋江是确有其人的，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巨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七修类稿》卷二十五《辩证类・宋江原数》：“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扬子、济宁之地，皆为立庙。”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能够看出，宋江这个人物和小说中的人物不同，小说中的宋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和士人”阶层，虽然也舞枪弄棒，但是一遇到危险就“犯怂”，这一点和刘备不同，刘备刚出道便讨伐黄巾，箭无虚发，三英战吕布更是锐不可当。刘备“不甚好读书”，而宋江“自幼长攻经史”，由此可见，宋江是一个文人阶层。

但是在历史上，宋江却是一个“巨寇”，“横行齐魏，官军数万莫敢当者”，从这点上看，宋江必然不会是那种“文弱书生”的形象，历史上的宋江应该是武松、李逵、晁盖等人的结合，至少应该孔武有力的“巨寇”。但是为什么《水浒》的宋江形象是截然相反的，这就使因为宋江代表了作者的思想寄托，宋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者，虽然他最终殉道于“忠义”，但是他和“梁山贼寇”在一起，这无疑颠覆了传统文化。

二、宋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

毫无疑问，水浒作者塑造宋江这一形象，明显是将宋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宋江身上“忠孝仁义信”俱全。宋江的绰号最多，叫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又叫宋公明，是《水浒》一百单八将当中唯一有字的人，这确实说明了宋江和其他的梁山头领不同。

宋江是“忠”的代表，为了“忠”他全伙接受招安，并且最终殉道，殉道之后怕李逵坏了众弟兄的名声，甚至毒死最好的兄弟李逵。

宋江是“孝”的代表，他不说愚忠愚孝，为了保护父亲免受牵连，他和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父亲不让自己上梁山，他坚决不上梁山。

宋江是“仁”的代表，他救危扶困，无论是的英雄好汉，还是路边煎饼摊的“无照摊贩”，甚至是唐妞儿这样的泼皮，宋江都几乎散尽家财，倾尽全力相助。

宋江是“义”的代表，他能冒生命危险就晁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中说：“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天下豪杰之所以奉宋江为朔，盖因为宋江之“义薄云天”。

宋江是“信”的代表，宋江从不失信于人，无论是许给老倌的“装老钱”，还是许给王英的妻子。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人”和“君子”形象，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道德楷模。

三、宋江的中国文化改良思想

在传统文化当中，揭竿而起是都被正史视为“贼”，李自成被称为“闯贼”，中国文化一向对农民起义抱有敌意，传统文化认为读书就是入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科举是一条唯一的出路。但是宋江可不这么认为，宋江作为一个读书人，他“自幼曾攻经史，长成已有谋略”，从“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两句诗来看，宋江其人的气势和文学功底极高，这说明了宋江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的文学造诣也非常高，能够填词做歌，这一点无论是渔村的教书先生吴用，还是大名府的世家卢俊义都不具备这个文学功底，但是他却终日和一帮没有多少文化的江湖人士混在一起，李逵、张横、鲁智深之流基本上都是不识字的，武松、王英、燕顺、穆氏兄弟也是仅仅普及了识字率，其他一干首领皆是武人出身，和宋江的文人本质并不相符。

但是宋江恰恰和这些人意气相投，这说明在内心里宋江对于传统文化的腐朽之处，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制度层面已经深恶痛绝，那些高举道德旗号却欺压百姓的官吏让宋江产生了改良传统文化的心理，他改良传统文化高举的是“替天行道”的大旗，他身体力行，用传统的儒家忠义思想改造梁山好汉的思想，让他们都成为精忠报国的志士。

在中国近代，改良思想受到严重排斥，特别是文化上，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都有这种思想，都要把旧思想打破，实现彻底的革命，事实上，这种思想产生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因此，从文化思想改良的角度去研究宋江这个人对于传播中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作者单位：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胡适.《水浒传》考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宋代文学论文篇9

1宋代文人通医现象举隅

1．1身居官位，仕途顺利

他们重视医学的功用和价值，从事为朝廷编纂、校正医书的工作。如:苏颂(公元1020～1101年)，北宋进士，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知府，右什射兼中书门下侍郎。苏颂有颇高的医学素养，其于阴阳、五行、律吕、本草等无不钻研，著有《图经本草》等，并曾奉召校注《开宝本草》，为医学知识的修正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沈括(公元1031～1095年)，北宋优秀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学术浩博，文艺深长，经史之外，天文方志，历律音乐，医卜诸家，无不通练，皆有论述”［3］。沈括医药学方面的论著，有《灵苑方》(已佚)、《沈存中良方》(后人将其与苏轼的方书合并为《苏沈良方》)等专著。郭思，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进士，官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他非常重视《备急千金要方》，便选取其中药方，编成《千金宝要》，并刻于石碑上。郭思致力于医药知识的普及工作，选方以治急症为主，用药简单方便，所需药材经济实用，使百姓遇病时易于翻阅查找。洪迈(公元1123～1202年)，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者，绍兴进士，为官端明殿学士，绍兴知府，“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医卜星算皆有论述”［4］，著有《夷坚志》、《容斋随笔》等书，对于疾病症状、单方验方、方剂来源等内容有大量的篇幅论述。宋慈(公元1186～1249年)，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一生任官无数。著成《洗冤录集》，闻名于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李迅(生卒年不详)，南宋泉州人。“本以儒学传家，官至大理评事。以医闻名，精于外科。本着简单方便、易懂、易实行的原则，编有《集验背疸方》一卷”［5］。宋代还有很多官员通医，如孙奇、孙兆兄弟，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至尚书部员外郎;孙兆官至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他们都通晓医药，并在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入校正医书局，参与校正医书《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还有掌禹锡、林亿等，都参与过校正医书的工作。这些身居官位的文人，虽然不以医生为职业，但是编写过医书或偶尔为人疗疾，他们的官职有高有低。位高者如枢密使高若讷，魏国公苏颂，潞国公文彦博等;位低者如承节郎张松，奉州兴化令陈直，桐城县尉罗适等。他们凭着自己的爱好而执着于医学的研究，而且通过医学实现了兴趣与价值的完美结合。在宋代，这样的通医官宦多达103人之多，这种情况在前代并不多见。

1．2仕途不畅转而习医

他们习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方式来实现儒家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如:朱肱(公元1050～1125年)，他本是元祐三年的进士，官居奉议郎直秘阁，后因上书触怒皇帝被黜，仕途不畅，转而潜心习医，对伤寒有深入的研究，闲居时写成《伤寒百问》。恰逢朝廷重视医学，朱肱在政和四年被起用，重登仕途，担任医学博士，主管医药政令。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幼年父母双亡，屡试落第后转攻医药。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等，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许叔微还编有《本事方》、《续本事方》等方书，他在编著医书的同时，通过参与大量的临床实践丰富自己的医学经验。因仕途坎坷而习医，是宋代文人通医现象中极为普遍的一种。《中医人名辞典》［6］中就明确记载曾习举子业、通经史的通医文人有31人，如单骧、董汲、许奇、闻人规等，他们举进士不第，后弃儒习医。

1．3因兴趣爱好和修身养性的目的而习医

如:吴拱之，年少时研习儒业，把儒家的高尚品德贯穿在行医的过程中，以此来获得精神和生活的满足。宋代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志向高远，淡泊名利，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医学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此外，理学创始人邵雍也对医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精于养生术，诗集《击壤集》中就有很多养生方面的言论;理学家张载也兼通医药，经常为别人诊疾治病;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精通医药，曾建议弟子研读医书。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更加重视医学的价值，强调读书要“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等经典医籍，主张“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之故也”［7］。这些文人是儒学中的精英，却都进行过一定的医学活动尝试，且对医学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

2宋代文人通医现象的缘由探析

2．1政治稳定为文人通医创造了良好环境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通过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势力的东山再起，彻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的武人跋扈的局面，成了宋代初期统治者所有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重文抑武”也就成了宋代统治者的治国方针，并为宋朝历代皇帝所遵从。宋太祖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宋太宗则指出，要“以文化成天下”，宋真宗也曾作“劝学诗”等等，这种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风尚，整个社会充斥着崇文的气息。为博取功名，世人汲汲进取，朝廷也给予士大夫优厚的待遇，一朝登榜，衣食无忧。士大夫们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和条件广泛学习各门类的知识。宋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一专多能的整体特征。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人通医在宋代亦不足为奇。

2．2经济繁荣为文人通医奠定了基础

宋初实行的实物地租，使农民对生产的支配权更大了，生产积极性也更高了。同时宋代的手工业、商业、外贸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各手工业的作坊，规模之大，分工之细都超越了前代。城市商业活动更加广泛，行业规模与种类更多更细了。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宋代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和繁荣为医学的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张择端反映当时宋代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在拥挤的人流、熙攘的街道中，作者笔下描绘了至少三家中医药店铺，分别是“赵太丞家”、“刘家药店”以及“杨家诊所”［8］。宋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密度如此之高的药铺和诊所，正是当时医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宋代繁盛的商品经济促使重商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上追逐财富、名利的意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文人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很多没有雄厚资产和没有谋得官位的文人们意识到，必须学习一技之长来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这个技艺必须是文人们在观念上认可的，而又不会有损受过正统教育的文人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对医学的需要使得文人们选择了医学。因为借助医学知识，他们可以照顾家人的身体，又可以利用医术赚取些许收入而不辱没文人的身份。医者在宋代拥有相对较好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收入，这使得很多儒生向医学靠拢，兼习医学。这样，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简单疗疾赢得地方上的尊重，或者接受正统医学教育来获得相当高的官职;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在宋代，医学如同儒学一样，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考核方式而入仕，从而成为文人们飞黄腾达的又一种方式。

2．3统治阶级重视医药事业是文人通医的重要因素

宋代皇帝对医学的热爱是历史上少有的。李经纬说:“纵观中国医学发展史，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为突出”［9］。这番话道出了宋代皇帝对医学的重视。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6个熟悉医学，并且都有为人疗疾的经历。宋太祖曾在弟弟赵光义生病时，亲自施行艾灸。宋太宗在没有继位的时候就非常留意医术方药，还“大搜京城医工，凡通《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素问》及善针灸药饵者”［10］都被搜集起来。宋徽宗更是热心于医学发展事业，他诏令医官编写《圣济总录》二百卷，并亲自为之写序。宋真宗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曾亲自面试考核精通医术的地方官员刘元宾，还在龙图阁杜镐突然重病时，躬身调药。宋仁宗、宋神宗等也很注重医药事业的发展，他们或组织校正医书，或监督刊印医书，低价向民间发售。皇帝们对医学的热爱提高了医学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医者的地位，引发了朝廷内外的学医热潮，大臣和民众开始逐渐正确地认识医学的价值和医者的重要性。

2．4较为完善的医学体制为文人通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宋代，一方面，朝廷广纳习儒文人接受医学教育，还把医官制度归入文职系统，规定成绩优秀的医学生可以被授予官职。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官地位的提高，文人对医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不断接触医学、感受医学的自利利人的作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旨的范仲淹。他在没有成为宰相前就提出“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11］范仲淹认为，医学中利己、救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做一个良医也是文人们不错的选择。而且，朝廷对医学人才的重点培植也使得宋代文人尚医习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文人通医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另一方面，朝廷把“孝”的观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成为朝廷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医学也就成为宣扬“孝道”的载体。朝廷会把文人是否通晓医学作为判断其“仁孝”的一个直接表现。医学中的仁义孝道思想借助官方的力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客观上提高了文人对医学的热情。宋代的一系列体制和措施发展了医学，增强了文人们对医学的兴趣。文人们开始关注医学理论，甚至和一些医者成为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推动着宋代文人尚医习医风气的形成。

宋代文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宋元、医事法律、特点、价值

一、宋元时期医学发展

宋元时期的统治者尤其重视医学的发展，尤其是北宋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并且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来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宋元时期的医学发展显著，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这一时期，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病机学说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火热论，脾胃内伤论以及攻邪论等都相继出现，这些基础医学理论的出现，为推动宋元时期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内科、外科、妇科以及儿科、五官科、针灸、骨伤、口腔等临床学科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宋元时期的医学发展上承晋唐下启明清，在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1、宋元时期帝王对医学发展的重视

宋元时期社会变迁，尽管出现了几次朝代更迭，但是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程度较高的大国。从社会背景来看，政治格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社会科技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经济繁荣，这都为宋元时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帝王多重视医学的发展，当时的的皇帝将医学作为施行仁政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宋史》卷三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亲自为其弟赵光义施行针灸，宋仁宗赵祯层派人搜集我国历代重要医籍，并加以整理，宋神宗赵项命人校勘整理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古代医学经典著作，帝王对医学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宋元时期的临床医学成就

内科：宋代针对内科疾病的治疗，在理、法、方、药等多方面总结出了许多新的方法，相比较前人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南宋初期的王克明，在伤寒治疗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 ，元初的刘岳因其精于切脉而闻名，元末名世医王珪，研制了“滚石丸”主要医治痰多的症状。元末的倪维德，以《内经》为宗，吸取了刘完素、张从政等的医学理论精华，在临床内科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此外宋元时期在内科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妇产科：宋元时期，妇产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且专门著作了妇产科一类的书籍。南宋末名义薛将仕，精通医术，擅长妇产科，因为其精湛的技术而受到许多人称道。宋元时期的重要妇产科著作主要有《女科万金方》、《薛医产女科真传要旨》等，这些著作为后世研究妇产科，医治妇科疾病奠定了重要基础。

儿科：到宋元时期，儿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专科，南宋名医滕伯祥，擅长儿科，其后人继承了他的思想和技术，其著作《走马疳治疗奇方》流传广泛，为推动儿科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元朝儿科世医徐仲芳，在儿科研究上更加精细，具有较高的临床医学水平。

外伤：南宋名医颜直之，在外科方面颇有造诣，因为其精湛的外科技术，曾治愈了众多人，此外，其还针对外科，专门编著了《疡医方论》《外科会海》《疡医本草》。

五官科：宋代的五官科尤以眼科发展极为迅速，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元代名医倪维德不仅精通内科，在眼科方面也颇有造诣。《原机启微》为后世眼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针灸科：针灸在我国的发展由来已久，宋元时期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推广，南宋名医潘琪，在针灸方面又较高的造诣，创设了灸膏盲俞穴别法，后传于其弟子庄季裕，整理成针灸学的重要著作《灸膏盲俞穴法》。元名医葛乾孙，因其在擅长针灸，而有“神针”的美誉，著有《经络十二论》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学位以及针灸法等做了详尽的阐述，是一本针灸学专著。

二、宋元时期法律制度

1、 宋代的法律制度

1.宋朝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

2.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来强化中央集权，避免割据和分裂。

3.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崇尚以文治国，抑制武力，尊崇儒家和道家思想。

4.大度兼容，强调慎法，慎法与重典相结合

5.义利并举，重视经济立法

2.宋朝立法概况

制定《宋刑统》 宋建隆四年，宋太祖命窦仪等在对前人的立法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编撰了《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宋刑统》是宋朝第一步正式刑律。

宋朝的法律制度相比较前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看，宋朝的法律加强了对盗贼的惩治力度，为了树立宋朝新政的威信，改变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实行了间接减轻刑罚的折杖法；此外针对死刑施以刺配之法。即赦免死罪犯的死刑，处以决杖、流配、刺面的代用刑。凌迟之刑在宋朝也开始施用，是一种极为残酷的死刑。

宋朝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袭唐制，在中央设立了大理寺和刑部，并设立了审刑院，在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

在我国法制文明的历史长河当中，宋朝是我国医事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时期，统治者对医学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宋刑统》作为宋朝重要的法典，在宋朝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刑统》中关于医学发展的规定和相关法律措施比较散，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义务性的规范。

2 、元代的法律制度

（1）由于元朝的现实社会特征，实行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社会等级观念较强，并且因为民族特征，将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2）元朝的法律中有一部分内容在于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

（3）其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4）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肯定了蓄养奴婢的合法性。

（5）通过法律的形式保留了蒙古族的传统习惯法。

我国古代医事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建设对于促进我国古代医学发展及现代医学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医事法律制度，可能为我们现代医事活动提供必要可行的借鉴，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在对宋元医事法律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宋元医事法律的特征，对现代医事法律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