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十篇

宋代文学篇1

南京师范大学常国武教授首先介绍了《宋代文学史》编撰的过程，并以“平”作为该书的总体评价。所谓“平”，即平稳、平实。具体地说，该书篇幅大，资料丰富，撰稿人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对自己所论述的作家有深入的研究，不仅能够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提供新的材料、新的观点和新的发现。特别是该书在作家论的基础上增加总论，力求准确描绘出宋代文学 发展 的轨迹，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当然，由于撰稿人多是年龄较大的老辈学者，未能摆脱传统的文学史撰写的模式；另外，总论的撰写没有经过集体讨论，既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能统帅其他章节，虽然与具体各章节没有太大的矛盾，但确有不能衔接的部分。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是 目前 最全面、最细致、最系统的断代的宋代文学史，其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评价作家作品比较科学全面， 总结 性地探讨了宋代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 历史 过程。具体地说，其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书充分吸收了近20年来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纠正了以往文学史着作的一些失误。如对西昆体 时代 的定位，柳开、王禹偁、九僧时代的先后，书中得到了正确的反映；岳飞《满江红》、李清照词论的真伪，在注释中详细给予说明；柳永、晏几道、张元干、姜夔等生年及生平事迹的考订成果都能及时吸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 分析 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 政治 一元化的标准，而注重实事求是，注重 艺术 审美价值的评判。如有关欧阳修的评价，纠正了过去视之为保守派的错误看法，肯定欧阳修本人是充满改革精神的，评价相当客观。此书对近20年宋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的吸收和整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翔实的资料。

第二，此书研究、涉及的作家较以前任何一部宋代文学史或文学通史都要多，比较有特色的作家都有所反映，诸如宋初诗人惠崇、北宋中叶的司马光、南宋初汪藻、王庭珪、邓肃、朱弁、洪皓、曹勋以及江西诗派的韩驹、徐俯、潘大临、三洪、二谢、夏倪、晁冲之等人的文学成就，以前的文学史未曾提及，此书给以评述，拓宽了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对于一些着名作家，以前的文学史往往只评述其某一方面的成就，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此书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中见新意。如苏舜钦、杨万里、范成大的词、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的诗文，此书作了全面的论述。特别是此书几位主编、副主编功力深厚，义理、辞章、考据无不当行本色，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精辟，概括准确，发现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东西。对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发掘较深。如苏舜钦的词，虽然只有一首《水调歌头》，其豪健放旷的风格开苏辛一派之先声，以前从未有人论及，此书是别具只眼。另外，如上册第五章中论柳永词“体段的配置模式”（第95页）、第六章中论晏殊在庆历新政中所起的作用（第110页）、第十六章中论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八章中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四章论苏轼散文三个方面的发展（第257页），下册第六章对诚斋体的论述，撰稿者选取许多未曾经人提及的小诗，充分展现了杨万里诗歌的特色，这些论述，都富有新意和创见。

第三，资料丰富。全书将近80万字，字数超过程千帆、吴新雷合着的《两宋文学史》近一倍。每个作家名下介绍着作、版本、现存作品数量，有助于初学者。在写作体例上，加大了注释的份量。该书介绍作家的生卒年、籍贯、以及生平中的若干重要关节时，往往是慎重地采取一说，对其他说法在注释中予以介绍，说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凡有疑难问题，利用注释详加讨论，其言必有据，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翔实可信；同时，对前人成果广泛吸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力求详尽、全面，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为阅读、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

第四，此书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调整了文学史编撰的思路，对文体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较以前的文学史着作更为新警、细密。以往的文学史着作多 参考 明、清人的评述，只注意从作家的仕宦生活以及与政治的联系来评价作家作品，没有去从宋人对文本的认识来评价作家，此书从原有文本出发，注重原始资料，注意作家的生活背景。通过对史料的溯源和考辨，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到文学史的原始状态，但如果能够还原到当时的评论的话，也会有新的发现，将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如上册第七章注意到欧阳修的生活观念与宋代社会生活背景的关系，从笔记小说中挖掘新的材料，多方位地来评价作家，给人较多的启示。又如：五代、宋初和辽国的诗坛，都是 学习 白居易的，其诗风的主流为白居易体；宋初诗人魏野之子魏贤与司马光交厚，司马光等认为魏野属于白居易体而不是属于晚唐体，认真读一下魏野现存的作品，虽有晚唐体，但大多是白居易体；南宋四大家中杨万里与陆游相比，更富有个性，就诗歌史发展的地位来看，杨万里似应更重要一些。此书给杨万里以一章的篇幅，说明其对杨万里文学成就的注重。

第五，其总论的撰写，颇有创见，站在新的高度，描述了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嬗变轨迹，为宋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汲取的东西。与唐代文学的研究相比较，宋代文学的研究较弱，以往的文学通史对宋代文学的论述比较单薄，问题较多。程千帆、吴新雷合着的《两宋文学史》有许多精彩见解，可惜缺少通论，有些地方史的线索不够明晰。这部《宋代文学史》通过撰写总论，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宋代文学的全貌，提出宋代文坛氛围、文学群体等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欧阳修门下文人、元佑文人群体、南渡词人群体等文学流派的发展，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学的特点。

针对这部《宋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也提出许多颇为中肯的意见。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此书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束缚，虽然增加了总论，但对宋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有待于加强，个别作家的论述与通论脱节，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不够；石介抨击西昆体，有极端偏见，无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对“太学体”的形成负有责任，其对古文运动的 影响 没有反映；总论中曾论及苏舜钦对杜诗的继承，见解独到、精辟，但在上册第四章有关苏舜钦的具体论述中却没有照应，第十二章又说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位学杜的诗人，与总论的看法相左。一部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点、面、线的结合，此书点最好，面、线次之。点的描述非常精彩，应加强对作家历史定位的研究，用发展的文学史观来研究作家前后的承接和影响，从而描述出宋代文学每一个时期的嬗变过程。

第二，章节设置有些不太合理，有些章节的 内容 还可以商榷。如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与苏舜钦、梅尧臣在诗史上的地位相当，安排一章是否太重？有的标目也不够明晰，如“苏辙与苏门子弟”一节，容易使人误解，将苏辙视为苏轼的弟子，而且没有提及苏过，显然是一个疏漏。司马光专设一节，其诗词文并无个性及成就，有敷衍成篇，凑足字数之感。戴复古、刘克庄的诗词安排在不同的章节介绍，其他作家全都是在一章论述，体例不统一。周邦彦一章不应置于“北宋后期其他词人”章之后。陈克（1081—1137）、叶梦得（1077—1148）置于北宋，朱敦儒与陈克同年，李光仅比叶梦得小一岁，而置于南宋，陈、叶也应放在南宋一章。另外，作家生平的介绍，过去多是史传的摘录，过于“客观”，未能与作家的个性、思想等有机结合，如《宋代文学史》上册第六章晏殊生平介绍中，谈到寇准罢相时，晏殊两次拒绝拟写诏书，没有说明晏殊拒绝草制的原因是出于正义感还是胆怯，如果能够结合其思想、性格予以说明，将更有利于对作家的了解。

第三，由于此书撰稿人多是词学专家和 研究 宋诗的专家，宋代诗词的研究较为深入，是其强项，但也存在某些弱项和缺项。宋文、宋代小说、戏曲、是此书相对薄弱的部分。虽然总论和作家论中对宋代散文也有论述，但却没有描绘出宋代散文 发展 的过程，没有揭示出宋代散文的特点。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宋人最不看重的是词，近代以来研究宋词的着作多了，反而使人对宋代文化的全貌看不清楚，此书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没有提高，如宋代的四六文，程千帆、吴新雷合着《两宋文学史》有精辟论述，此书没有涉及。研究宋代小说，此书注意了话本，忽略了传奇，宋代传奇虽然未曾突破唐传奇的藩篱，但其数量多，内容丰富，如《太平广记》、《夷坚志》、《青琐高议》这样的着作有必要加以介绍。宋代的笔记比较重要的有700多部，一般文学史着作资料引用较多，其文学成就无人论及，也应有专章介绍。宋代戏曲的介绍也较为简略，有关南戏产生的背景、文体特征、结构方式以及对元杂剧发展的 影响 ，都需要专章加以介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的完成，真实地反映了近20年来国内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虽然宋代诗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关宋代散文、南戏和文言小说的研究相当薄弱。 分析 、讨论这部书的成就和不足，对于如何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这部书既是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成果的 总结 ，又是下一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起点。

与会专家还对文学史着作的撰写发表了意见。在论及文学史的模式时，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说，这部《宋代文学史》编撰之初，已故着名学者唐圭璋、孙望先生根据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 方法 ，建议先做长编，研究每一个作家、流派、先收集资料，进行笺注，编写年谱，汇集评论资料，然后上升为 理论 研究。文学史侧重线和面的研究，点的研究由相应的作家研究的成果来完成。这一构想，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完全付诸实践。现在看来，这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湖北大学王兆鹏教授等认为，从以往文学史的模式来看，多是纪传体的翻版。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是 艺术 个性、艺术进步和 历史 定位，其基本原则是“守正出新”，既要吸收别人的成果，又要有创见，文学史着作的体例是否可以向学案体、纪事本末体的方向发展，是否可以借鉴历史学家白寿彝的方法，以研究课题为纲，汇集各家观点，断以己意。这样，更有利于初学者和研究者。

在论及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与会专家强调观念的更新。文学史的修订，要根据不断发展的文学观念来确定每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观念的更新，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要以当代 中国 的文艺理论为本位，以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文艺理论做参照。对宋代文学来说，应该把宋词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还要有世界性的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学史，要有一种他者的立场，宽阔的胸怀，把中国古代文学当做一种文化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特别要注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如何从古典形态走进近代形态，把握住宋代文学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另外，文学史的研究，除了应注重名家名篇的 社会 意义和审美价值外，还要注意挖掘作品的文学史意义，特别是一些小作家并非名篇的作品，只要它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就应该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

宋代文学篇2

关键词：宋代；文学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编；分门别类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71?05

作为一种富含批评意义的文学文本，文学选本在逻辑层面上可以被折解为物质外壳和理论内核：物质外壳是指选本赖以存在并承载其功能的文本样态，也就是选本的形态；理论内核则主要指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就选本形态而言，选家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作品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以某种体例将作品编排成集，以某种文本样态正式呈现于读者面前。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选本编排体例和文本样态的考察，我们可以观照此期选本编纂活动的进化程度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宋代文学选本数量繁富、门类广泛、形态多样、特色明晰①，在其编纂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尚无全面、系统之阐论，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以为美芹之献。通过翻检现存宋代文学选本，不难发现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具体而言，可以将其析分为单一形态与复合形态两种 类型②。

一、单一形态：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单一形态具体包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三种文本样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 分体编录

对文体的区分，源于人们对文学自身特质认识的深化，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较早明晰而具体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曹丕《典论・论文》，曹丕在文中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种，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720）此后人们对文体的辨析越来越细密，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及33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文体为59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文体为127类。而随着对文体区分与辨析的深入，文学选本亦将区别不同文体进行选编著录――即分体编录――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编纂体例与文本样态。在古人看来，选文编集，通过分体编录的方式为所收之文正名定份至关重要、无可轻忽，所谓“才量学文，宜正体制”[2]（650）、“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3]（77）。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始于挚虞《文章流别集》，该集之体例即为分体编录，《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4]（1685）

宋代文学选本，采用分体编录方式的非常普遍，一些重要的大型选本多用此法，如《唐文粹》与《皇朝文鉴》。《唐文粹》全书100卷，选录作品两千余篇，分为26种文体，即古赋、古今乐章、乐府辞、古调歌篇、颂、赞、表、书奏、疏、奏状、檄、露布、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一、记、箴、诫、铭二、书、序、传录纪事。《皇朝文鉴》全书150卷，选录作品两千五百余篇，分为59种文体，即赋、律赋、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骚、诏、敕、赦文、册、御、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传、露布。

此外，如江钿《圣宋文海》，《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谓：“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 门。”[5]（卷四下）林之奇编、吕祖谦集注《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选录古今诗文数百篇，分为赋、诗、歌、行、序、引、论、记、书、启、表、疏、传、赞、箴、颂、碑、铭16体。王霆震《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分序、记、书、表、论、铭、封事、疏状、图、解、辩、原、辞、议、问答、设喻等若干体。

总的来看，宋代分体编录的文学选本对文体的划分与归类并无统一之原则，显然是依据各集收文数量及所收之文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归类，所谓“唯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3]（78），故而分类情况显得较为芜杂，如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逻辑层面不统一造成的分类交叉与重叠等，表现出宋代文体区分及选本编纂的一种摸索状态。这种摸索，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一文中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亦即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以类相从’，并为之确立‘类名’……就其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演绎法。正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因此才出现了不同时代文体分类纷繁琐杂的局面。”[6]（24）

（二） 依人系篇

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创作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认识的渐趋明晰。在魏晋以前，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意识的欠缺，作家的创作个性亦往往为群体风格所遮蔽；魏晋以来，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审美的自觉，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凸显，对作家个性的理论认识亦随之明晰，如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正是由于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文章才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才会有不同的成就；作家的个性、气质具有相对的恒定性，非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故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还具体指出了其时建安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1]（720）其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云：“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513）

对作家创作个性之理论认识的明晰，使得选家在确定选本的文本样态时，有了新的选择、新的路数。在最初的分体编录之外，一些选家开始依人系篇，以期在选本中更加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据现有资料，最迟在唐初已经出现了依人系篇的选本，如初唐崔融《珠英学士集》，《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5]（卷四下）据“以官班为次”语，该集当是依人系篇。从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来看，大部分都是依人系篇的，如元结《箧中集》、殷《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为了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些选本还在各家名下附以评语或小传，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在入选诸家姓名下附有对作家的评语，《极玄集》所选诸家名下均系以小传。这样一种依人系篇、兼以作家述评的处理方式，大大强化了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

宋代文学选本中，亦多有依人系篇者，如：《九僧诗集》，录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9人之诗。《圣宋文选全集》，今存32卷，所选皆北宋之文，欧阳永叔（修）2卷，司马君实（光）3卷，范希文（仲淹）1卷，王禹1卷，孙明复（复）2卷，王介甫（安石）2卷，余元度（靖）1卷，曾子固（巩）2卷，石守道（介）3卷，李邦直（清臣）5卷，唐子西（庚）1卷，张文潜（耒）7卷，黄鲁直（庭坚）1卷，陈莹中（）1卷。吕祖谦《古文关键》，原书2卷，上卷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3家，下卷选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5家，共63篇。邵浩《坡门酬唱集》，共23卷，前16卷为苏轼诗，17～20卷为苏辙诗，21～23卷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诗，其他别有继和

者，亦皆附入。陈起《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该集乃陈起编刊之《中兴群公吟稿》的一部分，《吟稿》全集凡48卷，录153人之诗，此乃其残帙，存7卷，卷1～3录戴复古诗141首，卷4～5录高九万诗114首，卷6录姜夔诗49首，卷7录严坦叔诗118首[7]。

从这些选本在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由于采用依人系篇的编排方式，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入选作家的个性特色，对入选作家个体及作家群体名声之传布起到了极大的彰显、推动或巩固、凝定作用，比如《九僧诗集》之于“九僧”、《古文关键》之于“唐宋家”、《坡门酬唱集》之于苏门文人群等。

（三）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选家在编纂选本时，要将所选作品进行区分、编排（组织），也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分门别类的方式。上面论及之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实际上都可以算作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一种形式，因为无论是“体”，还是“人”，当其被选家作为一种编排作品的参照物的时候，它（他、她）就具有了类别属性，只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类，“体”与“人”是两种相对较为特殊的类。此处所论之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乃指“体”与“人”之外的一般类别。

宋代文学选本中，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之法进行编排者甚众，如宋绶、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全书46卷，前42卷依节日次序分类编排（末4卷分咏1～12月），依次为：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春分、春社、寒食、清明、上巳、春尽日、端午、夏至、伏日、立秋、七夕、中元、秋分、秋社、中秋、重阳、立冬、冬至、除夜。孙绍远《声画集》，选家自序云：“择其为画而作者编成一集，分二十六门，为八卷，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也。”[8]（卷首）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共10卷，收文156篇，每两篇立为一格（类），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就题生意格等等，共88格（类）。佚名《策学绳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谓其10卷，有兵、财、政治、儒术等类。佚名《十先生奥论》，共40卷，分历代圣君论、时政论、六经论、性理论、考古论、治道论、进论等若干类。

从上举诸例可以见出，宋代文学选本在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时，虽多以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为分类依据，但也出现了《论学绳尺》这样以作品的写作范式为分类依据者，而且其将试论的写作范式归为88类，分类之细密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反映出宋代选本编纂在分类方法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变化与突破。

二、复合形态：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

除了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这三种单一形态外，宋代文学选本还经常呈现出层垒叠加、更张重组的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又具体表现为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两种情形。

（一） 层级结构

对于某些规模较大的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结构不足以使入选作家作品的编排达到条分缕析、整饬有序的效果，此时选家就会将几种单一结构加以整合，进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现存最早的文学选本萧统《文选》采用的就是层级结构，它首先分体编录，将所选作品纳入39类文体；然后对某些重要的文体，依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加以分门别类，如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诗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军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24类。

宋代文学选本多上承《文选》体例，采用这种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如《文苑英华》，全书1000卷，作者近2 200人，作品近 2万篇，面对如此浩繁的编排对象，选家先将所收作品归入39种文体，即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册文、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然后在各体之下按内容题材分门别类，如赋分为42种，即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祀、行幸、讽谕、儒学、军旅、治道、耕籍、田、农附、乐、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道、射博奕、工艺、器用、服章、画图、室、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由于所收作品数目庞大，选家又对第二层级之类别再次析分，如赋之第一类为天象，天象又分为26小类，即天、日、月、星、星斗、天河、云、风、雨、露、霜、雪、雷、电、霞、雾、虹、天仪、大衍、律管、气、象、空、光、明、骄阳。这样，全书就形成了一个由文体、门类、小类三个层级构成的复合结构。

其他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亦皆采用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

也有选本将《文选》创立的文体、类别二元层级结构加以翻转，转而采用先分类、再分体的编排结构。如《瀛奎律髓》，方回首先按诗歌题材内容、体式等将入选诗歌分为登览、朝省、怀古、庭宇、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49类，然后于各类之下再分五言、七言二体。

与上述二元层级结构不同，有的选本采用的是一元层级结构，即门下分类、类下分目。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宴赏、性适、、仕宦、投献、、庆寿、庆贺、干求、馈送、谢惠、谢馈送26门，然后对各门进行分类，如仕宦门分为朝见、禁直、下直、从驾、赴任、官舍、满替、休致、罢任、贬高、贬谪放还11类，庆贺门分为贺除擢、贺再任、贺功赏、贺致政、贺新娶、贺生子、贺荣居、仕宦杂贺8类。

此外，如《宋大诏令集》，先分帝统、皇太后、妃嫔、亲王、皇女、宰相、典礼、政事等17门，门下分类，类下分目，目下又设子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谓其“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9]（134）。《宋朝诸臣奏议》，先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等12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类，共112类。宋赵希《宋朝诸臣奏议序》：“辑我朝之群公先正忠言嘉谋，粹为一编，汇分胪别，冠君道，附边防，而以总论脉络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区别，内外之修攘，刑赏之惩劝，利害之罢行，官民兵财之机括，礼乐刑政之纲目，靡所不载。”[10]（1725）

（二） 区分等次

尊卑有等、亲疏有序是中国古代宗法礼义秩序的基本规范，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社会由此形成一种等次分明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之下，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和规范，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1]（14）

这种尊卑有等、亲疏有序的宗法礼义秩序和等次分明的社会差序格局，对古代文学选本的编纂行为及文本样态也有明显影响。选家编纂选本，一定是受到某种动因的驱动，为了实现这种动因，选家在选编作家作品时，心目中都会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对这些作家作品作出优劣高下的区分并进而作出选择――对实现编纂动因有利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多所青睐，对实现编纂动因不利的作家作品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呈现出来。

在宋代以前，选家一般不直接对作家作品进行等次的划分，而是主要通过入选作品的数量多少来体现，由入选作品的数量差别来间接呈现选家心目中作家作品优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风昌炽，不少选本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淫，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等次划分，并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直接呈现出来，这些选本对所收作家作品的编排既不采用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形态，也不采用多元复合的层级结构，而是将文体、作家、作品类别等打乱重组，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准，对作家作品划分等次、区别对待，形成选本编纂中的一道别样景观。如《诗准・诗翼》，其编纂源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全书采用先分等、再分级的方式，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诗准”、“诗翼”两个等次――“诗准”为上等，乃“诗之根本准则”，“诗翼”为下等，乃诗之“羽翼舆卫”。然后再进一步对“诗准”、“诗翼”进行分级，“诗准”共4卷，即4个级别――古谣歌词（包括诗歌正体、谣体、讴体、诵体、谚体、逸诗、琴操）为第一级别，铭体、祝辞、繇体、韵语为第二级别，陶渊明诗为第三级别，古乐府及其他汉、魏、晋、宋古诗为第四级别；“诗翼”共4卷，亦即4个级别――李白、杜甫所作古风为第一级别，唐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二级别，苏轼、黄庭坚所作古风为第三级别，宋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四级别。按王柏序中所述，“诗准”的4个级别、“诗翼”的4个级别，共8个级别，总体上又可归为3个大的等次――“诗准”为1个等次，“诗翼”中唐人古风和宋人古风各为1个等次。如此，方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作家作品区分等次的选本中也有不受理学牢笼者，如《月泉吟社》，作为一场诗歌竞赛的产物，该集虽亦对所收作品划定名次，依次

排列，但这种编排只是反映文学竞技的结果，并无多少文学之外的附加意义。月泉吟社是宋亡后遗民所立之诗社，创立者吴渭乃浦江（今属浙江）人，字清翁，号潜斋，宋时曾为义乌县令，入元后退居吴溪。吴渭创立诗社后，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皋、吴思齐等主持社事。至元丙戌（1286），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集五、七言律诗，至次年正月望日收卷，共得诗2735卷，选中280名，并将前60名所作之72首诗及其余诸人之佳句汇为一卷，并其事之始末，刻板刊行，名《月泉吟社》。该集卷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60人之诗，按名次排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

总体来看，宋代文学选本的文本形态既有对前代选本的继承，又多有变化、拓新之处。比如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

注释：

① 关于宋代文学选本的产生背景、时代分布、基本概况及发展演进，参邓建《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② 宋代文学选本还出现了新兴的评点形态，即在选本中附加评点（圈点和评注）。评点形态可视为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的衍生形态，因为此类选本对入选作品的编排也无外乎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2种情况，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再附以评点。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情况比较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详参邓建《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形态及其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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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篇3

两宋时期是江西文学创作最为辉论文联盟煌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里，不仅诗、词、文、戏曲、笔记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创作中，都有江西文学家活跃的身影，而且更有许多是当时文坛的一流大家，如晏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姜夔、杨万里等等。这些毫无疑问是宋代江西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仅有这一点似乎还不全面，或者说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宋代江西文学的繁荣，因为人数众多的江西文学家也应该是我们研究视阈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有了众多的文学家，才能真正构成两宋江西文学的亮丽风景线。本文拟以两宋繁荣的“江西文学现象”作为切入点，对构成这一繁荣景象的宋代江西文学家，运用文学地理学中作家籍贯地理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地描述、统计和分析。

一

两宋时期，地处江南的江西，成为文化昌盛之地。洪迈在《容斋四笔》中，曾引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还以饶州为例，分析了“人才之盛“的原因：“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饶州这种现象，也可看成是宋代江西的缩影。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两宋时期，江西文化的兴盛，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江西文化的兴盛，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文学家众多。根据各种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且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文学家人数众多，见表1：

由于江西籍文学家众多，而且其中不乏大家、名家或文坛领袖，因此，在宋代文坛中出现了一种“江西文学现象”，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有过关注，并有详细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丧萎?之余习斩焉不存。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江西地域文学现象：

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

文中不仅概述了江西文学之盛的特点，而且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

南宋人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从杨万里说起，进而论及宋代江西其他的著名文学家，他是这样说的：“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但是宋以后的学者对此也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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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江西文学现象”不仅仅见诸于评论家的文字当中，而且，在对江西文学家和文学流派的称谓上，同样能够看到“江西文学现象”的影响。如，晏殊又被称为晏临川，欧阳修又被称为庐陵先生，李觏又被称为李盱江，曾巩又被称论文联盟为曾南丰，王安石又被称为王临川，黄庭坚又被称为豫章先生，等等。再如，以“江西”命名的文学流派就有著名的“江西诗派”及“江西词派”等。

以上这些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描述，恰恰反映了古代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独特切入点，这就是从地域的角度，对文学家或文学现象进行评述。这种视角，这种方法，其实也正是当今文学地理学所要强调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

为了全面掌握两宋江西文学家的数量，我们根据《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以下简称“三全”）等辑录的宋代文学家作了一个统计，两宋时期，共有江西籍文学家1362人（仅次于浙江、福建，居全国第三），寓居江西的文学家有67人。如果从文学家的数量来讲，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远远超过了前代。

以唐代为例，据有关学者对《全唐诗》有籍可考的诗人进行统计，江西共有55位诗人被录入《全唐诗》，其排位情况如下(见表2)：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再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所参照的文本依据是：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简称《辞典》）、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称《分布》）、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简称《大全》）。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唐代后期录11人；五代录3人。《分布》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录11人；五代录3人。《大全》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1人；南北朝、隋代空白；唐代录40人；五代录16人。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全国的排位情况。东晋：《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4人，与湖北并列第六；南北朝：《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6人，列第九名；《辞典》录唐代前期江西文学家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第13名；《辞典》录唐代后期江西文学家11人，与湖北并列11名；《辞典》、《分布》录五代江西文学家3人，与四川、浙江并列第6名。由于《大全》所录仅为江西文学家，故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家相比较，也无法与《辞典》和《分布》相对应。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东晋：《辞典》、《分布》录4人，今九江、南昌各占2人；《大全》录陶渊明1人，故东晋江西文学家仅有九江一地。南北朝：《辞典》、《分布》录6人，其中九江5人，南昌1人。唐代前期：《辞典》录1人，为今南康县人。唐代后期：《辞典》录11人，其中宜春5人、高安2人、南昌1人、鄱阳1人、广丰1人、贵溪1人。唐代：《分布》录11人，其中宜春5人、南昌、高安、鄱阳、广丰、贵溪、南康各1人；《大全》录40人，其具体分布为宜春13人、南昌8人、鄱阳3人、南康县3人、九江2人，临川2人、高安2人、进贤1人、萍乡1人、贵溪1人、永新1人、丰城1人、奉新1人、上饶1人。五代：《辞典》、《分布》均录3人，其中南昌、九江、宁各1人；《大全》录16人，其中南昌4人、吉安2人、赣州2人、丰城2人、宜春1人、九江1人、高安1人、永新1人、吉水1人、进贤1人。转贴于论文联盟

以上是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从数量上看，《辞典》共录25人，《分布》共录24人，《大全》共录57人。这个数量也表明，晋唐五代时期只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那么，这三部书收录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辞典》、《分布》各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45人，南宋论文联盟111人。通过对《辞典》、《分布》的统计，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河南60人，列第一，江苏、浙江各37人，并列第三。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辽时期，在前20名的州府军中，江西有四个州军名列其中：抚州11人，列第5名；洪州、建昌军各8人，并列第9名；临江军6人，并列第16名。南宋以嘉定元年（1208）为准，其中拥有10人以上著名文学家的有19府州，在前19名中，江西有五个州府军名列其中：隆兴府19人，并列第6名；吉州、饶州各18人，并列第8名；抚州12人，并列第15名；建昌军11人，并列第17名。以今属省籍统计，前三名排序依次为：一是浙江167人；二是江西111人；三是福建78人。

《大全》共录两宋江西文学家252人。这些文学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见表3、表4。

从以上的统计来看，《大全》所选入的252位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江西的46个县（市），占江西现有80个县（市）的57．5％。

三

根据我们对“三全”的统计情况看，两宋江西文学家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地域分布广

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大致是这样的(见图1)：

今江西辖地内的宋置69县，其中62个县（不含婺源）都有文学家分布，占89．85％，由此可见江西文学在宋代的繁荣与辉煌。以今天江西省所辖面积（其实与古代面积相差不大）来统计，现江西省总面积为16．69万平方公里，两宋江西文学家共1362人，每100平方公里有文学家0．816人。

以上是以两宋时期的行政区划为标示，由这个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这13个州军加上徽州的婺源，其地域实际上就是今江西省的辖地。换言之，在两宋时期，江西地域中的13个州军均有文学家出现，按其人数多少排位如下：①吉州228人；②饶州188人；③洪州183人；④抚州159人；⑤建昌军139人；⑥临江军107人；⑦信州98人；⑧虔州42人；⑨南康军40人；⑩筠州38人；?????江州35人；?????袁州32人；?????南安军7人（以上统计不含徽州婺源48人）。在这13个州军中，超过百名文学家的州军就有6个——吉州、饶州、洪州、抚州、建昌军、临江军，约占江西州军总数的46％强，这一比例在当时全国的州军中也不算低，而这6个州军，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江西文学家的重镇。

如果以今天的江西行政区划来看，江西现有11个设区市，即，南昌、九江、景德镇、抚州、上饶、宜春、萍乡、鹰潭、新余、吉安、赣州，这11个设区市共辖80个县（市）(见图2)。

以所辖面积计算，这11个设区市的统计数字是：抚州市现辖10县1区，面积为1．88万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1．59人；吉安市现辖2区10县1市，面积为2．53万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1．04人；上饶市下辖12个县区市，面积为2．28万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1．07人；宜春市现辖6县3市1区，面积为1．87万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0．86人；九江市现辖9县2市2区，面积为1．88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0．68人；南昌市现辖5区4县，面积为7 402．36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0．98人；景德镇市现辖2区1市1县，面积为5 256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0．95人；赣州市现辖15县2市2区，面积为3．94万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0．12人；新余市现辖3区1县，面积为3 178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1．29人；鹰潭市现辖1县1市1区，面积为3 554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1．1人；萍乡市现辖3县2区，面积为3 823．99平方公里，每100平方公里约有文学家0．24人。

从以上的排序中，主要可以看到这样两点：第一，今江西11个设区市，在两宋时期都有文学家出现，这种全方位覆盖的现象与两宋时期文学家覆盖江西13个州军的状况基本吻合；第二，在排序上，今设区市与两宋时期13个州军的排序有较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今设区市与两宋江西州军下辖地域有较大的变化所致(见表6)。

在江西省现辖的80个县（市区）中，有63个县（市区）在两宋时期都有文学家出现，约占总数的78．75％。

(二)宋代江西州、府、军、县的文学家人数，在两宋不同时期，起伏变化较大(见表7)

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北宋和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人数相当，可见在文化重心南移之前，江西文学已经非常转贴于论文联盟

发达；二是宋代各个州、府、军、县的文学家数的排名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见图3)。

就整个曲线图看：一是两宋江西文学在北宋中期、南宋中期出现了两个高峰；二是北宋后期的41年和南宋初期的36年，时间虽然相对较论文联盟短，但文学家人数也都在200人以上，这也是江西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三是北宋初期和南宋后期江西文学发展相对来说则比较沉寂。就文学家人数较多的州军府说：①建昌军在北宋初名列第一，北宋中期之后地位逐渐下降，南宋初降至第七名，南宋中期再次上升至第四；②吉州、饶州在宋初排名分别为第五、第六，北宋中期以后逐渐上升，并稳居前列；③洪州、抚州，在北宋初分别排名第二、第三，之后排名一直上下波动，不过总的来说比较稳定(见表8、表9、见图4)。

从以上图表看，就各个县来说：第一，庐陵与临川两个文学家大县，北宋时期临川一直排名在庐陵前，南宋时期，庐陵开始超过临川。第二，婺源、鄱阳、丰城都是到了北宋中期才开始显山露水。第三，吉水是从北宋中期后排名持续上升，到南宋末排名已经相当靠前。第四，分宁、新喻在北宋时期都名列前茅，但南宋逐渐下滑，甚至一落千丈（新喻）。第五，南城、南丰等地排名则比较稳定。从这个排名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宋代江西文学的走向及文化中心的转移情况。

(三)文学家族多

据统计，江西在两宋期间共有136个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主要分布在今江西省10个设区市中，仅萍乡1个市未出现文学家族(见表10)。

从统计数据来看，文学家族占前三位的抚州、上饶、吉安三市，其文学家数量也排在前三位。

这136个文学家族主要分布的县（市）见表11。

从县（市）统计数字看：第一，两宋时期的文学家大县，文学家族也相对较多。如吉安，有文学家106人，而文学家族就有10个，文学家族的总人数为30人，约占当地文学家总人数的28％；再如临川，有文学家92人，而文学家族就有9个，文学家族总人数为34人，约占当地文学家设区市亦辖41个县（市），其中有文学家记录的县（市）共27个，占所辖县（市）的65．85％，约占宋代江西有文学家的62个县（市）的66％，占全省县（市）的33．75％。第四，文学家分布密度高。这6个设区市总面积为76 629．28平方公里，其中每100平方公里有1．08位文学家；在这6个设区市的39个县（市）中，仅有抚州市的东乡县和资溪县，上饶市的横峰县，九江市的瑞昌市，南昌市的安义县没有文学家记录，这5个县（市）的面积为5 286．29平方公里，如果减去这个面积，即为71 342．99平方公里，那么每100平方公里就有1．16位文学家。江西其他5个设区（吉安、赣州、宜春、新余、萍乡）市的总面积为9 0374平方公里，共有文学家500人，每100平方公里有文学家0．55人。

以今设区市为统计单位，鄱阳湖地域6个设区市的文学家人数排位依次是：1．抚州市有298人；2．上饶市有245人；3．九江市有127人；4．南昌市有72人；5．景德镇市有50人；6．鹰潭市有39人。以县、市为统计单位（不包括设区市），其文学家人数排位顺序见表12。

宋代文学篇4

青词，又称青辞、清词，亦名绿章，是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宋吕元素《道门定制·序》说：“道门斋醮简牍之设，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它表状文移之属，皆后世以人间礼兼考合经教而增益者。”随着道教在两宋时期的繁盛，青词——这种融合了道教义理与文学审美的独特文体，也迎来了它自身发展的高峰。

从唐代开始，翰林院的翰林学士，就有为国家斋醮撰写青词之责。唐翰林学士吴融代唐昭宗撰《上元青词》曰：

维光化四年，岁次辛酉，正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时当献岁，节及上元，爰命香火道人，烟霞志士，按科仪于金阙，陈斋醮于道场。伏愿大鼓真风，潜垂道荫。俾从反正，永保无虞。四海九洲，干戈偃戢；东皋南亩，皆获丰登。冀与兆人，同臻介福。谨词。

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皆相当崇奉，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称。真宗在与辽立澶渊之盟后，为粉饰太平、神话皇权，仿效李唐，制造了“天书”下降、“圣祖”降灵等道教神话。他还命张君房、王钦若等校刊、编辑道藏。徽宗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宠用林灵素等符 道士，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神霄道教，一度崇道抑佛。南宋时期，统治者吸取了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对道教在长时期内均无特别的崇奉，实行严格的管理。但此时沉重的苦难使民间道教活动空前活跃。南北各地兴起了许多道教的新流派，民间的斋醮祈禳等道教活动，亦十分盛行。

青词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与宋代道教斋醮盛行于朝野有关。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宋世尤重科醮，“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在如此繁盛的道教斋醮科仪中，使用的文书种类很多，青词是科仪文书中最重要的一类。南宋金允中曾详细稽考古式，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中指出：

斋醮自始及终，皆备词关申，是高功措辞者。独青词乃斋主之情旨，高功之所据凭，科所谓誊词者也。

宋代青词作为在斋醮科仪中敬献天神的词文，其实是表达道教思想的一种工具。因此形式上要求十分严格：青词须选用上等青纸，要求不能有玷污破损，一幅青词纸长一尺二寸，要使用小楷朱笔书写。每首青词书字不能超过十七行，每行不拘字数，前空一掌，后空两掌。青词开始部分是“启圣”，启圣以后的正文不得超过十六句，直述奏请事项。采用四六金书的骈文格式，在书写上比较讲究对仗、用典。因青词是表达斋主之诚切，要求辞旨简而不华、实而不芜，不可堆砌华丽词藻，行文以质朴为上，以收言简意赅、道韵深沉的效果，这是青词与世俗骈文风格之不同处。

宋代东京的学士院承袭唐代翰林院礼制。宋代学士院正厅称为“玉堂”，此名被认为来自道家，玉堂学士不乏具有道学修养者。宋崔敦诗撰《玉堂类稿》二十卷，载宋孝宗时的青词及制诏口宣批答等。学士院文士们撰写的供奉青词，一时间广为流传，以至青词成为宋代文士创作的常见文体。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条说：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公王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

宋人文集中的供奉青词，就是文士们为国家斋醮所撰写。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九日，宋太宗准敕江州庐山举行春秋国醮，当年七月初十庐山太平兴国宫开建道场，“青词朱表系学士院降到，令本州永为定式。三年，郊祀礼毕，遣中使赍御名青词朱表，建道场五日，设醮谢恩”。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八月二十五日，庐山太平兴国宫为国家修设罗天大醮，普度在六月抗金之战中为国捐躯的英魂。《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卷三载仪式中拟写的青词说：

百战间关，见危致命，一忠激烈，虽死犹生。惟勇士不忘丧元，故敌人每为夺气。追念胡氛之甚恶，遂令国步之多艰。不贰尔心，岂与共戴天而处；勉出乃力，盖将置亡地而存。义重而形躯则轻，役同而瞬息即异。兴言钜痛深怆，至怀带剑之辞；尚新忍忘，楚野复矢之哀。曷挽空慨邾娄，虔修荐拔之科，庸写尽伤之极。伏望大垂慈鉴，俯挈冥途。壮节难磨，已可垂名于穹壤；英魂未逝，尚能效役于风霆。

此辞虽为应制而作，然文理章法、对仗用典极工。在以文治立国的宋代，文士撰写青词成为时尚。宋欧阳修《内制集序》说：“今学士所作文尝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说；祈禳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如苏轼撰青词十七首、王安石撰青词二十六首、欧阳修撰青词四十五首、夏竦撰青词二十七首、王 撰青词一百四十一首、胡宿撰青词一百二十五首、张孝祥撰青词十三首、洪适撰青词四十二首、周必大撰青词九十首。学士们闲暇切磋青词的用语对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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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为文坛流传的佳话。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史越王青词》载史越王写得一首青词，其中有：“反本狐邱，寓诚獭祭，念此阖门之多指，迫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对。讷斋冯端方在坐，应曰：“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称赏久之。《四六话》中亦载：“谓其本于古人之联，未知前今所载孰是。”

为皇室撰写的御用青词，典雅瞻丽，具有侬郁的宫廷韵味，而民间的斋醮仪式中的青词，也因文士的记录而传诸后世。南宋叶适《水心文集》共有青词六首，其中《代子设醮青词》、《大祥设醮青词》、《谢恩青词》，词文的内容都是设醮祭奠亡母。宋王 《野客丛书》记载唯室先生撰追荐弟青词说：

气分父母，孰知兄弟之亲；痛切肺肝，无甚死生之隔。

明沈德符评价宋人青词说“其组织之功，引用之巧，令人击节起舞”实不为过。其实，“青词”发展到南宋，已经发展成一种文人创作的独立文体了，并不见得作者都是道教的崇奉者。杨万里曾作《祷疾青词》如下：

疾痛呼天，人以穷而反本；高明覆物，民所欲而口从。敢读告于再三，庶激福于万一。伏念臣某，发身空乏，窃禄满盈。上不切于王家，下无补于民政。不肖老而后止，乃于既止而进宫。君子居无求安，果以偷安而属疾。繁天赐之过分，致身灾之自招。步将一周，病尚未去。不堪极痛，屡祈死以载号；仰止盖高，何雍闻而未彻。深者薄尤之积，逃星耀之临，敬介黄冠，荐于丹幅。愿回哀眷毫，虽罪而不刑；律有夷廖疾，无妄而勿药。

杨万里集中诗文极少表现出对道教的崇拜，而此文只因病痛之折磨，故尔表现得极为虔诚，备极真挚。

对文人学士们撰写的青词，道门人士自有宗教角度的看法，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五说：

常俗斋官或非自己撰述，词又率多委之他人。而士人用力于功名，未免专心举业，又不复辞以不能。往往斋中青词祈一次，醮中青词又祈一次，间有善于作文者，不过形容斋之与醮而已。彼又安知道家斋后设醮之本旨？

在业内人士看来，学士们对道教斋与醮的区别，建斋设醮的本旨很难把握。但这也正说明了青词正在逐步摆脱束缚，从庄严盛大的科仪制度与宗教义理中走出来，向真正的纯文学创作靠拢。青词的创作主体从道士转向文人，从宫廷到民间，内容形式从单纯说理转向与文学表达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道教神仙思想得到仪式化的阐扬。从一定意义上讲，青词就是道教神仙信仰的文学化表达。

在宋人作品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间接反映青词创作的例子（多以绿章代替）。南宋林景熙《送横舟真士游茅山》诗曰：

绿章夜彻九虎关，坐使业海生青莲。

瓣香持谒三茅君，上清秘籍开琼文。

宋代文学篇5

一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诗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夸赞自己的故乡:“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寄题沙溪宝锡院》);“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送吴生南归》)如果剔除个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的确,江西文化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的发展。两宋时期堪称江西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景象,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据各种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且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文学家人数众多:《全宋词》辑录词人共1397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4人,占总人数的12.46%,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约27%,而这41家中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全宋诗》共收入宋代诗人9 000余人,江西籍诗人就有778人,占总数的8.6%……在这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臂不仅支撑起了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他们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

对于出现在宋代文坛中的这种“江西文学现象”(文中所称的“江西”,是指今天的江西省全境),除欧阳修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外,更有其他文人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如,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斵丧萎茶之余习斩焉不存。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邠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

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

文中不仅概述了江西文学之盛的特点,而且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

南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他们是这样说的:“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然后世学者亦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宝盖头,下为“禹”字),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以上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一个独特视角对地域文学的阐释,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地理环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家,而这也是当下兴盛的文学地理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宋代出现的“江西文学现象”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和后代文坛关注的热点,或者说,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的崛起,使江西成为文坛聚焦之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这样说,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各体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晏殊,这位被称作为北宋江西文坛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北宋初,不仅为江西文坛掀开了绚丽的篇章,而且,为当时的词坛镌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子晏几道传承父业,“二晏”在北宋词坛留下了“父子词人”的美誉,而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更是北宋令词创作的杰出之作。由于他们对宋词创作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历代评家所重视,徐在《词苑丛谈》(卷1)中评价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于晏殊稍后,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也成就斐然,在北宋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晏殊一道,开创了宋词中的江西一派。由于晏氏父子和欧阳修在北宋词坛的杰出贡献,他们被尊为“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其后,在词的创作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词人,如,南宋的布衣词人刘过和姜夔、凤林词派等等。正如朱祖谋在《庵词序》中所言:“西江诗派,卓绝千古,唯词亦然。有宋初造,文忠、元献,实为冠冕。平园近体,踵庐陵之美;叔原《补亡》,嬗临淄之风。若乃《桂枝》高调,振奇半山;《琴趣外篇》,导源山谷。南渡而后……尧章以鄱阳布衣,建言古乐,襟韵孤夐,声情遒上。”可以这样说,二晏和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开了一个好头,而凤林词派则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诗文创作领域,两宋时期的江西也是十分辉煌的。欧阳修被尊为“今之韩愈”、“一代宗师”,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创作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体之流弊,为宋代诗坛别开生面,在形成和发展宋诗特色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诗话》,被称为诗话体开山之作;在笔记创作上,他的《归田录》为宋人笔记中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

在晏殊、欧阳修的带动和影响下,江西文学家在北宋文坛非常活跃,在古文创作方面,曾巩、王安石的成就亦为文坛瞩目,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后代评家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苏”,或为欧阳修的学生、或得欧阳修的奖掖,江西文学家在北宋古文创作中的贡献和影响,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诗的创作上,江西诗人也有上佳表现,像王安石、刘敞等。这里尤值一提的是被视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理论和方法上,构架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体系,为宋诗的创作拓宽了发展路径。他的这套体系,深得诗坛欢迎,围绕这个创作体系,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江西诗派”。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近一半,像黄庭坚的外甥“豫章四洪”、其同乡分宁的徐俯、靖安的善权、永修的李彭、新昌的惠洪、临川的“二谢”、饶节、汪革等等。这个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型特征的成熟和确立,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中期的诗坛,并且绵延至晚清,前后延续了800多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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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仍然继承了北宋前辈散文创作的传统,虽然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北宋前辈,但也涌现出不少传芳百世的名作名篇,如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孝宗论兵书》,欧阳守道的《颜鲁公祠堂记》、《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文山观大水记》,谢枋得的《却聘书》,等等。南宋江西文学家以诗词创作唱响文坛,词的创作在上文已有简略评介,此处仅叙诗的创作。南宋初、中期,诗坛在“江西诗派”影响的笼罩之下,彼时的诗人创作,很难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其间,虽有人想在江西派之外,另寻路径,如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诗论,似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理论本身并未真正消除“江西诗派”的痕迹。然而,吕氏的理论,却得到了江西诗人曾几的实践和响应,而且他还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其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在这四位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下,南宋诗歌创作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畛域。这其中尤以杨万里那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而蜚声诗坛,杨万里以幽默诙谐、活泼跳脱的诗风,给当时的诗歌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杨万里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南宋,即使在后世诗坛,“诚斋体”仍然是一个评说不尽的话题。南宋江西诗人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谢枋得等爱国诗人,他们那包含血泪的诗篇,在亡国之际的慷慨悲歌,成为宋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绝唱。

除了诗词文的创作,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在其他文体的创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宋时期,江西的小说和笔记创作,在全国也是成就最高的省份之一,像乐史的传奇作品《广卓异记》、《诸仙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洪皓的《松漠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都堪称是两宋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更被誉为中国古记、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在两宋戏剧创作方面,虽然现存资料较少,但就是在这些存世不多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在现存40套的北宋大曲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两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笔——曾布创作的以冯燕故事为主题的《双调•水调歌头》七遍;董颖创作的以西施故事为主题的整套大曲《道宫•薄眉》。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两宋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群体和文学体派中,还是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活跃的江西文学家的上乘表现。换言之,正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文坛上有如此突出的贡献,所以江西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为两宋文学创作的重镇或热土。

三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如果我们将江西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便能发现,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省份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300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所参照的文本依据是: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简称《辞典》)、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称《分布》)、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简称《大全》)。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唐代后期录11人;五代录3人。《分布》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录11人;五代录3人。《大全》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1人;南北朝、隋代空白;唐代录40人;五代录16人。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全国的排位情况。东晋:《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4人,与湖北并列第六;南北朝:《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6人,列第九名;《辞典》录唐代前期江西文学家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第13名;《辞典》录唐代后期江西文学家11人,与湖北并列11名;《辞典》、《分布》录五代江西文学家3人,与四川、浙江并列第6名。由于《大全》所录仅为江西文学家,故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家相比较,也无法与《辞典》和《分布》相对应。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东晋:《辞典》、《分布》录4人,今九江、南昌各占2人;《大全》录陶渊明1人,故东晋江西文学家仅有九江一地。南北朝:《辞典》、《分布》录6人,其中九江5人,南昌1人。唐代前期:《辞典》录1人,为今南康县人。唐代后期:《辞典》录11人,其中宜春5人、高安2人、南昌1人、鄱阳1人、广丰1人、贵溪1人。唐代:《分布》录11人,其中宜春5人、南昌、高安、鄱阳、广丰、贵溪、南康各1人;《大全》录40人,其具体分布为宜春13人、南昌8人、鄱阳3人、南康县3人、九江2人,临川2人、高安2人、进贤1人、萍乡1人、贵溪1人、永新1人、丰城1人、奉新1人、上饶1人。五代:《辞典》、《分布》均录3人,其中南昌、九江、宁各1人;《大全》录16人,其中南昌4人、吉安2人、赣州2人、丰城2人、宜春1人、九江1人、高安1人、永新1人、吉水1人、进贤1人。

以上是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从数量上看,《辞典》共录25人,《分布》共录24人,《大全》共录57人。这些数字也表明,晋唐五代时期只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45人,南宋111人。通过对《辞典》、《分布》的统计,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河南60人,列第一,江苏、浙江各37人,并列第三。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辽时期,在前20名的州府军中,江西有四个州军名列其中:抚州11人,列第5名;洪州、建昌军各8人,并列第9名;临江军6人,并列第16名。南宋以嘉定元年(1208)为准,其中拥有10人以上著名文学家的有19府州,在前19名中,江西有五个州府军名列其中:隆兴府19人,并列第6名;吉州、饶州各18人,并列第8名;抚州12人,并列第15名;建昌军11人,并列第17名。以今属省籍统计,前三名排序依次为:1.浙江167人;2.江西111人;3.福建78人。

《大全》共录两宋江西文学家252人。这些文学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一)以今设区市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江西省现有的11个设区市中,除萍乡外,其余10个设区市均有文学家出现。

(二)以市县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2。

从表2的统计来看,《大全》所选入的252位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江西的46个县(市),占江西现有80个县(市)的一半以上。

四

如果将两宋江西文学家与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相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变化:(一)两宋江西文学家人数远远超过晋唐五代。《辞典》共录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25人(《分布》录24人),而《辞典》、《分布》分别录入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晋唐五代人数还不及两宋时期的零头;《大全》录入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57人,而其录入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共252人,晋唐五代人数也仅仅超过两宋人数零头5人,这与《辞典》和《分布》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分布的区域更加广泛。两宋以前,江西文学家虽然分布在江西9个设区市(南昌、九江、抚州、上饶、宜春、吉安、赣州、萍乡、鹰潭),仅比两宋少一个,但是,其分布在江西的市县仅有17个县市,而两宋为46个县市,比晋唐五代多了29个市县。(三)除了上述两点外,两宋江西文学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晏几道、晏敦复祖孙三代,王益、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文淑、王、王安石之女的临川三代七王,南丰的曾致尧、曾巩、曾布、魏玩、曾肇、曾纡、曾季翤、曾惇、曾繦、曾思、曾协等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陆,新余三孔,鄱阳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特殊群体。据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共58家①,其中北宋有23家,南宋35家。北宋23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抚州市8家,吉安市2家,赣州市2家,上饶市3家,九江市4家,宜春市2家,新余市1家,南昌市1家。南宋35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吉安市12家,抚州市7家,宜春市5家,上饶市4家,九江市3家,新余市2家,赣州市1家,鹰潭市1家。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在各市县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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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如此多的文学家,这无疑是宋代江西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一现象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时的江西,不仅是哲学家的摇篮,而且是文学家的大本营。”(《分布》)而且,还有不少学者面对宋代文坛这种奇特的“江西文学现象”,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民南迁,如晋室衣冠渡江、宋都南迁等,都为江西文学在两宋的崛起进行了文化储备,带来了发展机遇;交通便利,在江西境内,“郡邑无不通水”(李肇《国史补》),因而内河航运及造船业相当发达;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使得江西经济基础雄厚;人口众多,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人口最多,以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为例,全国总户为14 852 684,东南地区占8 448,550户,为全国总数的57%,江南西路(现江西大部分地区)有1 365 533户,占东南地区的16%,仅次于两浙,居东南地区第二位;学校、书院林立,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进入统治集团,两宋时期,江西有15位宰执,北宋6位,南宋10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为江西人才(自然包含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以上这些探索,无疑是对“江西文学现象”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合理阐释。但是,我们如果将视角聚集在江西地域这一焦点上,我们同样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对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本土的分布为何主要集中在赣北、赣西和赣东北,而到两宋时期却呈全面辐射状。有人以唐代为切入点,结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方面来说,以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从西往东依次推进着文学发展,而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文学浪潮之中,因而出现了文学作家群……但到了宋代,这一文学地理学浪潮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及欧阳修等著名作家。”[1]这种文学地理学的分析确有别开生面的作用。

其次,沿着文学地理学的思路,我们还能发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这种状况如果结合梅新林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形态与]变》一书中关于长江流域文学轴线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运动之描述,也是相当吻合的,因为江西水域与长江水域只能通过鄱阳湖交接,所以,鄱阳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学浪潮的影响自然更便捷、更直接,这个地域成为文学家的密集地,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而且,处于核心地位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凭借黄河流域文学轴心向长江流域文学轴心转移这一股强劲“东风”,才使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的点点星火,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第四,江西文学家的涌现,还与江西科举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 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正是有了这种科举的辉煌,才使江西的人才能够走向全国,而这也为江西文学家的脱颖而出夯实了人才基础。

第五,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高密度聚集区域,而这一特征又与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征相吻合。关于这一地域政治人物的分布状况,我们分列《江西宋代宰相一览表》、《江西宋文武鼎甲表》和《宋代江西进士表》三表表示(附文后)。

根据这三个表统计——1.宰相:抚州市3人,上饶市3人,吉安市3人,并列全省第一;南昌市2人,九江市2人,并列全省第二;景德镇市1人,新余市1人,并列全省第三。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11人。2.文武科鼎甲共34人:上饶市10人,列全省第一;吉安市5人,列全省第二;抚州市4人,宜春市4人,并列全省第三;南昌市3人,景德镇市3人,并列全省第四;九江市2人,新余市2人,并列全省第五;赣州市1人,列全省第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22人。3.进士(不含宗室93人,共5 452人)②:抚州市1 282人,列全省第一;上饶市1 029人,列全省第二;吉安市1 025人,列全省第三;宜春市582人,列全省第四;九江市449人,列全省第五;景德镇市315人,列全省第六;南昌市247人,列全省第七;赣州市223人,列全省第八;鹰潭市148人,列全省第九;新余市105人,列全省第十;萍乡市47人,列全省第十一。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3 470人。根据这三个表的统计数字以及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显示,鄱阳湖地域在宋代既是文学家密集之地,同时也是政治人才密集之地,从二者关系来看,正是因为在这个地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能够为这个地域文学家的崛起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宋代,鄱阳湖地域堪称江西文化核心区域,是江西人文鼎盛,人才荟萃之地。

注释:

宋代文学篇6

从魏继宗的建议可以清楚看出,设立市易务的初衷是使“出入不失其平”,“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以及“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换言之就是平物价、抑兼并,并且通过赢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从尔后市易务的运作方式与职责来看,市易务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4)(5)是官府向商人借贷,(3)(7)是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除此之外,(1)(2)规定了市易务行人或牙人的担任;(8)规定官府所需物资,如核计较向外采购为便宜时,可由市易务一并在京收买;(6)借贷或收购都不得强迫。

通过以上归纳可以认为市易务从成立之初就有赢利的性质,其第三个目的“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以及第一个方面职能官府向商人借贷取息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平物价与抑兼并的作用则“先天不足”。因为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只能起到“贱则少增价”的作用,而对“贵则少损价”没有提出什么措施。而且这种“贵买贱卖”类似常平仓的调节物价方法,只能是短时期内的应急措施,不可能成为长时期的日常性持久措施。因为市易务买进了不该买的滞销商品,且价格比市场稍高;卖出去时又“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如再加上市易务的体制运作成本、储存成本、保管成本等,所以,从长远看,政府总趋势要亏本经营,最终财政无法承担这种亏损时,就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赢利,否则市易务就无法存在。宋代高利贷的利率一般是一倍,偶有高达二三倍。现在市易务以20%的利率借贷给商人,必然扩大借贷的需求。市易务在熙、丰年中“用千五百万本钱”,是不可能满足每个商人的借贷需求。

总之,市易务收购商人手中的滞销商品出售和向商人借贷很难长久运作。因此,通过这两种方式达到平物价进而剥夺大商贾的“擅开阖敛散之权”和抑兼并,只是魏继宗、王安石等人的美好愿望,很难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更何况“因得取息以给公上”的动机已为封建政府利用权力取利提供了依据,这是市易法推行后一切弊端产生及恶性发展的重要根源。纵观宋代史料,市易法对商业和民众的危害程度超过了大商人垄断商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虽然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也存在经济效率的损失,但市场仍能部分地实现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封建政府垄断将使价格信号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全丧失。市易司的官员“务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于与市易争买卖者……小则笞责,大则编管”。由于有整个国家的权力作后盾,这样的政府垄断经营对商业活动正常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比私商的“较固取利”更加恶劣。由于在政府垄断过程中委托人(皇帝)与人(各级官吏)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的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后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利益和升迁机会),这就使得政府经营活动的运行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如民间高利贷利率的一二倍与市易务借贷利率的20%之间的巨大差价,使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商人要借到20%利息的贷款,必须向主管官吏支付租金。因此,市易法放贷的最大得利者是主管的官吏,而遭受损失的无疑是政府,即投入巨大的资本,却赚不到什么,甚至亏本。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大臣王觌就指出:“臣伏见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尝不善也,皆因奸吏营私以乱法意,浸以为患……市易之法本以平物价,而奸吏为之,乃使民无故而破产……臣访闻市易本钱约一千二百万贯,其法每岁收息钱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岁岁被赏。行之一十五年之间,若收息皆实,则子本自当数倍矣。今勾收还官及别作支用者,仅足本钱而已。盖奸吏恣为欺罔,凡支钱出外未见增耗,买物入官未经变卖,并先计息而取赏。既以得赏之后,物货损恶,本钱亏损,则皆上下相蒙而不复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虚名,而奸吏有冒赏之实弊也。”

2.市易务是封建垄断性官营机构,必然设置大量官吏,政府必须为此付出数额巨大的管理和监督费用,加上贪官污吏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使官营商业高成本运作,非但不能赢利,亏本是必然的。正如苏轼所指出:“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韩川在《乞罢市易奏》中也认为:实行市易法,“仓务共占官六员,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所收之息,不补所费之半。窃惟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而其事则不免计较以取利,使获其利,实足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补所费,顾可为邪?”

3.政府要扭转市易务的亏本经营,使其长期、全面运转,在国家财政补贴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其实政府不但不想补贴,还想通过市易务赢利,增加财政收入),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市易法发展到后来,把最初的“并不得抑勒”的规定抛到脑后,对许多商品实行强买强卖。如前所引,任职于市易司的魏继宗说:“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食盐专卖后,“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市易法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一定数量的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的购买数量下降,本来不滞销的商品都成了滞销商品,官府又不能亏本,市易务等机构还要靠赚钱维持运转,就只好靠强买强卖盘剥百姓了。市易务在赢利中其职能逐渐异化,平物价抑兼并的初衷完全丧失,在官营垄断商业中连蝇头小利也不放过。正如苏辙所批评的:“今自置市易,无物不买,无利不笼;命官遣人,贩卖南北;放债收息,公行不疑;杜绝利源,不予民共。观其指趣,非复制其有无,权其轻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业,商旅不行,空取专利之名,实失商税之利。”最后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作为官府的经营对象。市易务还采取各种办法抽税,官吏甚至敲诈勒索。如郑侠就揭露说:商人出京师城门,“但是一二顶头巾,十数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类,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

4.市易务在借贷方面也损害了中小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利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就对神宗说:“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困穷。”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都提举市易司也承认“诸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能偿,公钱滞而不行,欠户有监锢之患”。因借市易钱而遭监锢的事实说明,中小商人在市易法的实施中不是获得好处,而是受到损害。

从宋代市易法可以看出,尽管市场是不完善的,政府管制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反应,但是,政府太多的手可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更糟糕。在封建市场中,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差。因为管制会导致比未受管制市场更加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丧失,

权力寻租应运而生,管制本身的执行实施成本大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收益,政府不得不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从而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宋代文学篇7

【关键词】  宋代 皇帝 诏令 医学

    医学诏令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关于医学政策和医学活动的最高命令与行遣文书，具有最高权威性、命令性和强制执行性的特点。由于医学一直被古代中国当作“仁政”来看待，所以医学的兴衰与皇帝和政府对医学的关注与重视紧密相关。宋代医学诏令不仅是体现宋代政府“仁政”思想和权威统治的命令与行遣文书，也具有强力执行、越级指挥和实行人治的特点，是 研究 宋代国家与医学关系的有效途径。宋代医学诏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 影响 ，还是它所反映的医学 问题 ，均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评价。

    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宋代医学诏令的研究。唐志炯《唐宋的医事律令》（1958年）一文，最早对唐宋两朝政府颁布的法律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诏令有的也就成为补充的法律”［1］的观点。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1989年）一文，首次对北宋时期的医学诏令进行了统计，认为北宋皇帝共了248次诏令，并从十个方面 分析 了北宋皇帝诏令中所反映的医学问题，认为“在历代皇帝中，重视发展医药卫生并主要发挥积极影响者，当以宋代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诸帝最为突出。”［2］廖育群等《中国 科学 技术史·医学卷》（1998年）认为：“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要说对医学关注最多的王朝，当数北宋时期。”［3］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健康圣训：北宋时期的医学 理论 、实践与政策》（2006年）一文，对北宋时期的医学理论、医学实践及其同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4］。

    以上工作均以正史记录为主要资料来源，给后人留下珍贵资料，但其所录缺漏甚多，不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宋代医学诏令所蕴含的内容及问题。笔者利用宋代正史、实录、《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地方志、文集、笔记、墓志铭、《大藏经》、《道藏》和明清时期的 历史 文献 ，对宋代政府的医学诏令进行了重新统计与疏理。据笔者调查，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宋末帝祥兴二年（960～1279年），宋代皇帝和政府的医学诏令就有830次之多，其中北宋时期有535条，南宋时期有302条，超过了宋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也为此后的元明清政府所无法比拟。

    宋代医学诏令的种类

    自秦代至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通称为诏敕、谕旨，后世通称为诏令。凡不经正式机构程序，而由皇帝以个人名义直接下发的命令，唐代称墨敕或手敕，宋代称手诏、御札，明清时期称谕旨。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笔书写，未经正式议定，系个人意见，三省也可以不执行。但一般来说，诏敕、谕旨具有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宋代，皇帝最多的是诏敕，诏敕成为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这和明清时期谕旨成为常用的诏令文书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了政府诏令是以皇帝和政府的名义联合下达的，有一定严格的起草、颁行和执行程序。

    宋代，与医学方面有关的命令与行遣文书，依据《宋大诏令集》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圣旨、御札、德音、赦、批答、口宣、诏、诫诏、手诏、表、赦制、榜、敕榜等，通称为诏令。此外，宋代文献中还有一些常见的政府命令方式，如令、赐、颁、除、迁、黜等，这些内容都是诏令文书的不同表达方式。在宋代医学文献中，最常见的有诏、手诏、敕等。诏，文书名，属命令体文书。凡举行朝廷内外大事，赐待制（侍从官）、大卿监、中大夫、观察使等五品官以上，颁奖谕、诫谕、抚谕等，用诏书。其文体或用四六句、或用散文，由学士院翰林学士草拟。其中皇帝所下宽恤诏称德音。如开宝四年（971年）月戊子，为了扭转宋初医学人才缺乏的局面，宋太祖《访医术优长者诏》。《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九载：“《周礼》有疾医掌万民之病，又汉置本草待诏以方药侍医。朕每于行事，必法前王，思得巫咸之术，以实太医之署。其令郡国，求访医术优长者，咸籍其名，仍量赐装钱，所在厨传给食，速遣诣阙。”［5］这条诏令反映了宋初官方机构太医署中医学人才匮乏的局面，表达了宋政府对医学人才录用的态度以及奖惩措施。

    手诏，皇帝直下文书名，用黄纸写，不常用，文字系散文，不套用四六句制词的公式。如宰相、亲王、枢密使由陈请事，则降手诏。此外，皇帝有特别属意之事，或降手诏。如熙宁十年（1077）夏，广南东路（今广东）和广南西路（今广西、海南）一带瘴疫盛行，官吏将校多有感染。六月丁酉，宋神宗《选差医学三人赴桂州手诏》，对广南军队中流行的瘴疫给予特别重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载：“〔熙宁十年六月丁酉〕手诏：今岁岭外大热，病瘴者多，方屯兵未解，官吏、将校在彼者众，深虑难于医药，枉致死伤。医官院选差医学三人，赐绢五十匹，遣赴桂州，委赵呙分掣差使，候及一年差替，经略司具所愈人数，保明闻奏。”［6］宋神宗的手诏说明了政府对广南路军队中发生的瘴疫极为关注，让翰林医官院派遣翰林医学3人前往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 治疗 ，并赐绢50匹作为治疗费用。

    北宋前期，“敕”是经由中书门下的命令，元丰改官制后，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驳、尚书省实行。凡“敕”，须宰相押字。如政和三年（1113年）闰四月九日，宋徽宗“敕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7］。

    两宋时期，政府设立专门的编敕局，对历代皇帝诏令的汇集极为重视，并刻板印刷，颁行诸路，与法律并行流通。北宋咸平元年（998年）诏修的《敕书德音》，太平兴国八年（983）诏修的《时政记》，神宗以后诏修的《神宗御批》、《元诏旨》、《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玉堂制草》，政和五年编辑的《金耀门制诏》，大观元年（1107年）编辑的《大观诏令》，元符、政和年间两次修订的《制书》等，包含了大量医学方面的诏令，但大多已散佚。南宋绍兴年间诏修的《宋大诏令集》，是现存北宋九朝皇帝诏令的重要汇编。此外，《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和宋元时期的史书、笔记、文集、墓志铭、医学著作中，也保留了部分医学方面的诏令。

    宋代医学诏令的内容与特点

    1.医学诏令的内容

    两宋时期，政府共颁布了830多条与医学有关的诏令，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表1：宋代医学诏令内容与类别

    序号诏令内容与类别  北宋时期        南宋时期          合计  次数%次数%次数%1医学文献校正、编修与刊行6712.562 738.72不同 社会 阶层疾病的救治 1713216554.633339.73医学 教育 、医疗机构、临时医111 20.766〖〗21.9 17721.1院、慈善机构的设置及管理4 不同医学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与奖惩10018.753〖〗17.515318.35改革风俗，决狱，控制和改造巫医17〖〗3.37224 2.96颁布五运六气和月令6512.1657.87对海外药材的管理40.75291.58合计535100302100837100

    从此表可以看出宋朝皇帝对医学关注的重点及其制定政策的依据，并可以比较他们在发展医药卫生方面的政绩。其中北宋太祖24次，宋太宗41次，宋真宗60次，宋仁宗110次，宋英宗7次，宋神宗94次，宋哲宗28次，宋徽宗171次，宋钦宗不详。南宋高宗106次，宋孝宗86次，宋光宗9次，宋宁宗79次，宋理宗15次，宋度宗5次，宋恭宗2次，宋端宗不详，宋末帝1次。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不同阶层疫病的救治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重点。但政府对疾病的救治又是分层次和等级的，医学诏令首先关注的是宫廷医疗，其次是军队，再次是普通民众，最后是牲畜疫病的防治。从疫病救治地区来看，医学诏令关注最多的是京城及其附近驻军之地，其次是 经济 发达地区，再次是南方瘴疫流行地区。在疫病救治中，政府除采用传统的赈济和医学救治措施外，首次将新医学知识引入疫病救治。南宋时期，有关疫病应对的诏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封神、祭祀活动的内容大为增加。

    第二，对医学文献的整理和编修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核心。为了扭转宋初医书的短缺和版本的不一，弘扬政府“仁政之急务”和正统权威，宋政府在医学文献的整理方面采取了访求医书、置局设官、任用不同人员参编等措施，并首次将先进的印刷术引入医学书籍刊刻。宋代官修医学著作，对两宋时期医学的发展及其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宋代本草学、方剂学、伤寒学、运气学、温病学、脉学等医学理论、教育和实践的发展，也影响了官僚士大夫、医家和文人对医学的态度。然而，北宋中期以后官修医书的局限性，背离了医学著作实用性的特点，引起了南宋医学的转型——“简约”风气的盛行和局方医学成为官方医学的主流。

    第三，政府机构的参与和配合是宋代医学诏令运作的制度保证。宋代的医学机构主要有隶属于入内内侍省的翰林医官院、御药院、殿中省尚药局，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尚书省礼部祠部司、太医局和国子监医学，隶属于政府机构门下省编修院所属的校正医书局，隶属于尚书省太府寺的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它们各自负责行政、药政、教育、校书、制药和卖药等。南宋时期，由于皇帝对医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太医局被多次裁撤。

    第四，改革和普及医学 教育 ，提高医学和医师的地位，是“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徽宗时期宋代教育和科举改革的 内容 之一，也是宋代政府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五，对不同阶层人才的选拔是宋代医学诏令关注的重点。然而由于受 政治 改革的 影响 ，两宋时期医学人才的选拔变化较大。北宋初年，政府主要通过地方推荐选拔医学人才。王安石变法期间，科举 考试 和太学“三舍法”成为政府选拔医学人才的重要方式。北宋后期，政府制定医学技术官阶，吸收不同层面的医学人员到政府为官。南宋时期，由于太医局设置的反复，科举制选拔的人才数量减少，从民间选拔“草泽医”的诏令增多。

    第六，控制和改造巫术。控制和改造巫术医学是宋代政府 发展 医学和规范 社会 秩序的重要保证。宋代，巫术开始从汉唐时期的上层社会转向民间，其内容和组织形式发生较大变化。巫术流行对儒家伦理和社会统治秩序带来严重挑战，引起宋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在对待巫术方面，宋政府采取了限制、打击和改造的措施，强制巫医或从事巫术 研究 的知识分子改学官方医学或农学。从而使国家力量和汉文化影响较弱的地区逐渐确立了官方医学知识和权威统治。然而，由于官僚制度的弊病与巫术医学自身的发展空间，政府政策只能控制和改造巫术医学的发展规模，但却不能根除它。

    2.医学诏令的特点

    笔者在 分析 了宋代医学诏令的内容和背景后，认为这些诏令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诏敕成为宋代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这和明清时期谕旨成为常用的诏令文书有很大的不同。说明了在宋代，与医学相关的诏令是以皇帝和政府的名义联合下达的，有一定严格的起草、颁行和执行程序，但有时也不必经过宰相签署。宋代十八位皇帝，尽管在位年限不尽相同，但曾多次诏令，对医药卫生事业给予政策指导和行为规范。

    第二，皇帝的诏旨就是 法律 ，有权修正或收回已颁布的命令，诏令在法律效力上具有最高权威性和命令性，也具有强制执行、越级指挥和实行人治的特点，其效力跟政府颁布的法律如《宋刑统》、《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等具有同等的地位，中央各部和地方机构必须贯彻执行。咸平元年（998年）十二月丙午，宋真宗《颁编敕赦书德音诏》，强调皇帝诏敕与政府法律具有相同的地位。《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载：“国家开创以来，诏令所下，年祀久，科条实繁。爰命有司，重定厥要，去其重复，分以部门，著为定规，允协中典。宜下颁诸路，与律、令、格、式、《刑统》同行。”［8］可以看出，由于诏令具有可变性和实效性的特点，它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宋代初年颁布的法典——《宋刑统》，其法律条文大多源自《唐律疏义》，有关医学方面的法律条文难以适应宋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宋代的医学政策和医学活动，大多是通过诏令来实现的。

    第三，诏令是宋政府在医学领域内弘扬 “仁政”治国思想和“正统”统治的工具，如宋太宗、宋徽宗等直接将医学称之为“仁术”、 “仁心”，将发展医学称之为“仁政之急务”等。

    第四，宋代皇帝和政府极为重视通过诏令对医学政策的宣传，重视政令是否能顺利地贯彻至各基层。为此，宋代皇帝屡次诏令，改革中央和地方文书收发程序，并将诏令的执行与否作为考核官吏的政绩。在所有的信息渠道中，由于军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军队文书收发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极为重视。淳化四年（993年）八月二十一日，宋太宗《谕银台司诏》，详细地规定了枢密院所属机构银台司上奏文书的程序。《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十七载：“太宗淳化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诏：银台司承受奏状，批鉴事宜，发赴中书、枢密院、三司外，仍逐日具所承领奏都数一本进。内所发逐处奏状系急速事，限五日；常事，限半月。仍令逐处行遣讫，旋具事宜关报银台司点检勾鉴，有稽滞者，依条举奏。”［9］同年九月，宋太宗又《进奏院日差进奏官一人承领敕文诏》，对地方驻京机构——奏事院的职责给予了详细的规范。《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十五载：“进奏院日差进奏官一人承领敕文，于监院使臣当面拆封，点数入递。应奏状日具都目纳银台司。”［10］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十三日，宋真宗 “诏群臣上殿奏事，日不得过五班，如事干急速者诣崇政殿。寻又诏门候以上任西北缘边、川峡、广南监军者听上殿，自余有公事，令实封以闻。”［11］令中央巡查官员在出巡西北、川峡和两广时，严密关注当地疾病的流行情况，并将收集到的情况上报中央，为中央诏令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宋代政府在军队疫病应对方面取得成效的关键。

    如皇四年（1052年）冬十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宋仁宗的警觉，冬十月丁亥宋仁宗诏令，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的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三载：“〔皇四年冬十月〕丁亥，诏曰：“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庚寅，上谓辅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12］

    从这道诏令中可以看出，宋仁宗严令地方官及时准确地上报疫病流行和地方政府救治的情况，“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以闻。”［13］春正月庚寅，宋仁宗又担心文书收发不畅，他对辅臣说：“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于是改革文书收发程序，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上述机构掌管中央和地方奏事的通进，但隶属于不同的中央机构。如东、西门司先后隶属于门下省、台察、中书省，通进司先后隶属于枢密院、中书门下、门下省，银台司隶属枢密院，登闻理检院先后隶属于谏议大夫和谏院，进奏院是地方在京设立的奏事机构。宋政府通过规范它们的职责，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顺利畅达。

【 参考 文献 】

宋代文学篇8

【关键词】唐宋;唐宋文学;女性文学;文学教育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娼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娼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综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学铸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而这种辉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唐宋女性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唐宋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可见，文学之花的盛开，离不开社会条件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浇灌。这点，对我们今天繁荣发展中国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宋代文学篇9

关键词 宋词 政治文化 宋词发展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都有它产生的特殊条件，宋词也不例外，而这些特殊条件在构成了宋词的特质时也拟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和轨迹。

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特征，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宋词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但它并不是一步就走向辉煌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宋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繁荣和政治活动以及本民族的历史共同构造了宋的政治文化，他们是构成宋词的特征也拟定了宋词发展的轨迹。

一、宋代的政治文化与宋词发展

在宋朝，文人既是文学的主体同时也充当政治的主体，这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成熟的主要表现之一。那么形成这一政治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宋代物质生活的富足为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而由于学术，艺术的兴盛，宋人开启了从诗艺，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这种风气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作为宋代社会上层建筑的宋代思想界的种种发展变化深刻的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并通过文人心灵这一媒介，对宋代文学独特的思想面貌和审美方式的形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形成这一政治文化与当时的政治政策有着不可估量的关系，宋王朝，崇文抑武，宋太祖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就可怕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也积极的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涨，造就了一批批既是官僚又是文学家的的新型文化人，宋代文人地位的空前提高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两宋王朝是出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民族融合和民族冲突的时期，民族关系复杂，这样的民族关系牵动着宋朝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的宋词的特色形成。

宋代的政治活动也时刻影响着宋词的发展，宋代这些集政治、文学、经学于一身的士大夫们亲身参与政治并通过宋词这一文学形态的媒介，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渗透到文学创作之中，决定了创作的趋向。像晏殊、欧阳修、范仲淹、柳永、张先等生活在“承平”的年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多是台阁重臣，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比较顺利，主要是享乐意识和乐极伤悲后对人生的反思。他们的艺术作品意境雄浑，有纵多的艺术圆熟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主的审美规范。

政局动荡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这时期的宋词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自靖康之难后，金兵入侵，江山不保，繁华流水，这时的文人们慷慨悲歌，震臂激昂，报负着收复失地的雄心。南渡词人们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像李清照、朱敦儒、张干元、叶梦得、陆游、辛弃疾等人。稼轩词如钟鼓之响豪迈奔放。李清照的《声声慢》则表现出其家破夫亡，受尽劫难和折磨，写出了人生如戏的命运。周敦儒的《卜算子》记录了他南逃的行程和感受，突出了漂泊流离的苦难伤悲，从侧面表现出时代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

二、宋代的经济繁荣与宋词的发展

宋代的经济繁荣与宋词的发展是相当密切的，一幅流传至今的《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朝的社会风光的富足和繁荣，宋初的百余年间国家相对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冶金业、造船业、纺织业、印刷业、制陶业、制盐业、医药等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繁盛，纸币的流通，商行的形成，城市，城镇乃至草市的兴盛，以及海外贸易的增加，都是宋代繁荣的明显标志。这种繁荣经济带动的社会的繁荣，这样的情况下物质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了，这时滋生了以娱乐为目的的各种文艺形式，宋词也是其中之一，宋词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和本性的恢复，词人们流连于歌舞宴会，在游冶赏乐中品析人生，欣赏自然，任凭心灵自由歌唱词中充盈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词作为士大夫们宣泄内心的渠道，抒发了他们纵情享乐时的缠绵绮丽。其中大官僚如晏殊、寇准、韩琦、宋祁，乃至谥为文正的范仲淹、号为理学名儒的司马光，都有艳词绮语流传，跟有柳三变一生厮混在中，过着依红偎翠、浅斟低唱的生活。然而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不仅仅满足着舞榭歌台，也出现了如苏轼自抒逸怀浩气的词作和倾吐豪情的稼轩词。民族矛盾激化的南宋，豪放词人一改顾影自伶的低吟浅唱，开始了高歌戎边抗敌的壮志豪情。当然还有些对城市生活阔场景展开描述的，如张先的《破阵乐.钱塘》《宴春台慢.东都闽使上》等，柳永的《望海潮》描写了杭州风景如画的场面，他的《倾杯乐》《迎新春》《透碧霄》《笛家弄》等则是描写大都市东京的气派的。反映了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

三、本民族的历史与宋词的发展

宋王朝在民族关系上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而这种特殊的境遇，对政治文化形态始终是一个敏感关键的因素。宋词作为宋代文化的代表，当时特殊的民族关系必然会从不同的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宋词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色。直接影响有民族关系的突发事变或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迅速的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如靖康之变和南宋亡国前后的词坛变化以及南渡词人的出现。更多的时候，这种影响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中介而作用于文学的，由民族关系而引发的政治斗争通常将决定身兼文人官僚学者的士大夫们的命运和处境，这些都将影响到文人的思想构建并影响的其创作的宋词的内容和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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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脱脱.宋史[M].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3]宋魏仲恭.朱淑真诗集序[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宋代文学篇10

关键词：唐宋诗之争；历史；要点；风格特点；意义影响

一、唐宋诗之争的历史

有关唐宋诗之争的争论从南宋至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南宋时期

唐宋诗之争的起源于南宋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但追其本源，可究到宋初以来诗歌的流变。宋朝初期，诗歌的风格仍旧沿袭唐风，尤其是中晚唐的诗歌风格，宋朝的文人对此不满并进行改革创新，经过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开创了宋诗风气：诗歌的内容包括谈笑、谐谑、人情、物态等；在形式上“以文入诗”，“以议入诗”。坡、黄庭坚在宋诗上更是各成风格，尤其是黄庭坚写诗遵循法度，自创理论，易于被后世学习。他的诗擅长炼字、用体，引经据典，被称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江西派便是苏黄的拥护者，自北宋末60余年，江西派影响极大并发展至极端，这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南宋人对江西派评论，从而引发了唐宋诗之争。出现了永嘉、江西两派的对垒，永嘉派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而严羽则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江西诗派，他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王若虚、元好问也极力贬斥宋诗、苏黄与江西派。但从总个时期来讲，宗宋的思想占主流。

（二）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总体上由宗唐的潮流站主导。先有元朝四大家以唐诗为准，如白朴的《墙头马上》，此剧的素材，便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后有明朝复古尊唐之论，虽然明初有宋濂等支持宋诗的文人，但他们远远不敌于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以致不仅明初主唐音。之中公安派以三袁为代表，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竟陵派也反对七子，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认为他们的主张“救七子学唐之流于肤廓”。只有毛先舒维护七子学说并因此著有《竟陵诗解驳议》。但纵观整个明代宗唐是明显的形势。

（三）清代时期

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简而言之就是有开始的宗唐之风的流布发展到宗宋之风的兴起――及由唐入宋，到最后的唐宋诗融合的发展历程，到晚清宋诗更受尊崇，清诗的唐宋之争以宋诗胜出为结局。从清初到康熙初期，宗唐占优势，大约康熙十年左右，宋诗开始蓬勃发展，到康熙中叶唐音回归直至乾隆初年。乾嘉时期沈德潜的格调说宗唐，袁枚的性灵说力主无分唐宋，融合唐宋，翁方纲的肌理说主宋，这三派三足鼎立，这之后融合唐宋的思潮不断高涨，是乾嘉时期的主导潮流，宗宋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道咸同年间诗风大转，宗宋派为主干力量，其中有桐城派，这引起的湖湘派的不满，唐宋诗之争变得激烈，这一时期依然有融合唐宋的趋势。光宣民初，陈衍的同光体积三元说构建了时代性的宗宋理论体系，河北派与诗界革命派支持融合唐宋，王]运，南社及章氏师徒宗唐，但总的来说宗宋派无可阻挡，导致近代诗坛的宋诗运动。

（四）五四以来的时期

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结对唐宋诗之争进行了一定的评论。

二、唐宋诗之争的要点

（一）唐宋诗之争“非朝野之别，实风格之殊”。

就是说唐宋诗之争争论的不是诗是唐人写好的还是宋人写的好，因为有的唐人如杜甫，所写的诗开创了宋诗的风格，宋人中如陆游等写的诗中也有的具有唐诗风范。唐宋诗之争真正争论的是对于“唐、宋诗风格的不同”的看法。

（二）唐宋诗之争中的“唐”究竟指的是那一段？

唐代的诗歌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并且这四个时期诗歌的风格差异较大。自古至今都有唐诗宋词的说法，这证明唐诗受到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是诗歌的顶峰甚至可以用唐诗来代表整个诗歌，但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盛唐（初唐）时期的赞美。中晚唐时期，尤其是贾岛、姚合等为代表的诗人创造出了苦吟体，而恰恰是宋初诗风沿袭中晚唐，导致的唐宋诗之争的发生。

（三）自南宋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宗唐、宗宋的情况。

如江西、永安两派对垒，明七子与公安、竟陵的对峙，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的共同存在等等。区别在于宗唐、宗宋谁占主导，在研究是要两方面都考虑到。其次在清代有了融合唐宋的潮流。

三、唐宋诗之争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

唐诗的总体特点是尚意兴，相对于宋诗更加的雄浑、雅正、豪放、外向、宽容，唐诗是高亢明暖的色调，诗文形式求新出奇，充满了尚武的精神气息。比如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流动多姿的春江花月夜为明丽的背景，对宇宙人生探索，情、景、理交融，体现了一种意兴。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尤闻侠骨香”，有一种大气、尚武、豪放的积极的气息；还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如《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终南山》中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等，表现了色彩的层次感，体现了心境的空明，有求新出奇之妙。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唐诗风格，是因为唐朝开放的总体风气及唐朝的经济繁荣。唐朝的统治者有鲜卑血统，受胡人文化影响，对外族的文化宽容并能进行吸收。唐朝经济繁荣，唐人的生活形式多样，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都东西杂糅，对女性的束缚也较小。在这种繁荣与开放下唐人对人生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态度，拥有恢宏的胸怀气度，能够对不同文化兼容（比如佛道思想），这些都反映在唐诗上。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也很繁荣，也影响了唐诗。唐代士人喜欢漫游，他们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边塞与通都大邑，唐人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很多士人经历过入幕与贬谪的生活，而这些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唐诗的内涵，构成了唐诗多彩的情思格调。

宋诗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学文化。宋诗相较唐诗，更加的内省精致含蓄，细微浑沉，保守封闭，内倾淡雅。宋诗重文，呈现出一种舒缓的冷色调。在形式内容上，宋诗重议论，以文入诗，以议入诗，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使得宋诗思考性强，娓娓道来，但却少豪气。而宋诗形成这样的风格，有一下几方面原因。宋朝的产生起源于兵变，于是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导致宋人重文的风气。宋朝的理学发展使得宋人宋诗内敛、重思考，而“文、道”的关系的讨论使宋诗更加重议论，有散文化倾向。宋朝文人对国家、对民生的使命感也体现在宋诗中，宋诗中有干预政治的主题。宋朝市井文化的崛起影响了宋诗的雅俗共赏的特性。

四、唐宋诗之争的意义及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通过唐宋诗之争不仅可以了解南宋以来的历代诗坛的风尚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唐宋诗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也对古典诗歌、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总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13（1）

[2]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