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十篇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1

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解喻和恢复人类过去的历史．这项工作固然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史料，但史料决不等于史学。无论史料多么完备，它都难以等同历史．赋予史料以生命而使我们能够依据史料恢复过去历史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以他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即历史观去理解和解喻史料和史实。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学术思想界取得主导地位，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性质取代了历史事实与过程的性质，愈来愈备受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

唐宋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中外学者对唐宋史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骄人的进展。这其中，唐宋历史观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的唐宋历史观作一总结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最早从历史观的角度对唐宋历史作全面分析并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是日本学者。19lO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在这篇文章中，内藤湖南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历史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是：第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也就是说，六朝至隋唐为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宋代则代之以君主独裁；第二，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第三，在官吏的选拔上，贵族时代行九品中正法，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开科取士后为科举制所代替。官吏选拔由配给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第四，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之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第五，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第六，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第七，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依据这些变化，内藤湖南总结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由此，他提出了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唐宋历史观．

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赞成其说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围绕唐宋变革论， 日本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论争，这场论争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唐宋史研究的开展。宮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之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势力再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统一后迄明清时代，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他还说，从世界史的观点看，最早进入近世的是西亚，其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最后才是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西洋受西亚、东亚的影响才进入近世。接着，他详细分析了唐宋时代的变化。其分析侧重于经济变动方面。第一，宋以后，中世庄园之隶农(部曲)获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谓佃户制，其本质是自由农民与地主间所缔结之自由的佃耕契约关系：第二，经过唐代三百年较和平的统治，人民私有权逐渐发达。两税法实行后，人民土地私有遂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人民劳动力也获得自由。简言之，从唐中叶以后，土地倾向于私有化、贷借化：第三，入宋以后，因科举制度而新兴出一批官僚阶层，就文化上而言，他们属于读书人；就政治上而言．他们是官僚：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是地主、资本家．他们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之场所，从事生产、买卖、交易。同时，产业之经营已商品化、分业化．故宋代以后，经济之发展已脱离家内工业的阶段，走向了近世的资本主义式的大企业经营；第四，中国所谓庄园，实际上是中世的土地经营方式．它起源于汉，盛行于南朝，继之于唐。此种私家经营的庄园，随均田制之崩溃而衰落，继之而起的是近世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经营，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均田制崩溃和庄园制继之代起；第五，中世庄园崩溃后，近世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发达，都市的形式为之一变．宋代的都市，已几乎成为“商业都市”——以分业为基础的大企业(例如纺织业、制陶业等)与合股经营的大企业发达，科学知识亦进步：第六，从经济观点看，宋代可谓是运河中心时代．所谓运河中心时代，是以运河从事交通、搬运的事业发达，故运河时代也可谓商业时代。中国的商业，到宋以后，面目一新，对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大影响：第七，唐玄宗时代，政府兵制为募兵制，实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军人成为一种职业，兵员系从农民分化而来，这与近世产业分工的发展，同为近世社会的特征之一；第八，宋代在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美术、工艺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成为近世的文化．火药、印刷术、罗盘针的发明，早于西洋几个世纪。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铁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独立的逮捕、讯问、裁判犯人的机构，加以诉讼学发达，起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审判机构的进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征之一；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勃兴．唐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周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昂，例如晚唐时期的突厥与回鹘，在西方影响之下，制作自己的文字，这是游牧民族自觉和先声，东亚世界近世发展的起点。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第一，从唐到宋，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是贱民的解放。在唐代，贱民指奴婢与部曲，奴婢即奴隶．部曲属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如西欧中世的农奴。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部曲获得解放，上升为佃户，或曰“佃人”：第二，从部曲到佃户的变化，反映出唐宋间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以后，佃户完全变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订立租田契约之际，完全具有选择权．因此，宋代以后，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庄园闭锁经济已告消失；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打破了古来所谓“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这是事实，但对第三者而言，并未失去对等的地位，这与唐代的部曲对主人以外的良民仍处于劣势的情况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种“身分”，但这种身分等差是临时性的，如佃户将田地退还给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复本来的自由民地位：第四，宫崎接受柳田节子的意见，承认宋代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后进地带”在大地主庇护下的佃户性质，实际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这只能适用于“后进地带”；第五，在均田制时代．中国确曾出现过有如西洋式的庄园制，中国若有农奴制，便是在此时代．但宋代以后的庄园，与西洋之庄园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视为农奴：第六，中国的社会，宋代以后，贵族、官僚、富豪的家族，无法持续长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贵族社会，绵延不绝．宋代以后，广泛实行着“社会流动”。因此，宋代以后的社会，实为唯才是视的时代，这是近世社会的特征，决非所谓的“封建”的固定社会。

对于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历史观，前田直典率先进行了批判。1948年，他在《历史》第]卷第4期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文中．他设想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以这一基本构想为基础，前田反对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说法。他主要根据加藤繁的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主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盛行的大土地所有论，提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这虽然没有明确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却开了此说的先河．稍后，石母田正依据加藤繁、周藤吉之有关大土地所有制研究的成果，认定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将此后形成的庄园制视为隶属性的佃户制。他说，佃户尽管在身份上是自由民，但在现实阶级关系中尚未成为农奴，而是接近奴隶形态．以这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宋代处于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农奴制过渡期的位置．同样，仁井田升也根据加藤繁、周藤吉之的研究成果，视农奴制为中世封建制，又视地主佃户关系为农奴制，从而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

五六十年代，针对宫崎市定的学说，周藤吉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强调：第一，宋代佃户的身份隶属于主户，没有迁徙自由，或称为“随田佃客”：第二，地主对一般佃户的生活作某种程度的保证，但佃户对地主须负责重租，重役，双方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第三，宋代的佃户与农耕奴隶不同，农耕的奴隶完全依附于主家，而佃户可独立经营生计。佃户与“佃仆”、“地客”类似．宋代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是从奴隶耕作转移至佃户耕作的阶段；第四，宋代以后，豪族(即官户，或谓形势产)的土地增扩，而从事庄园的经营。在庄园耕作的，即佃户与奴隶，或雇佣．此种庄园，从唐末至宋代之间，大为发达。根据这些特征，周藤认为宋代开始实为中国的中世社会。另外，崛敏一指出，从唐代古代国家和均田农民的生产关系向宋代个人的生产关系(地主佃户关系)的转化是封建制的形成，他把均田农民的分化视为中国中世社会的起点．柳田节子也非常重视均田制崩溃后地主佃户关系形成这一事实，但在某些方面，她似乎折衷了宫崎和周藤之说。她强调，宋代及其后的“地域差”的重要性，认为在“后进地带”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区，佃户的身份隶属性强，而在“先进地带”的以两浙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是一田数主，佃户有较高地位．不宜一概而论．在宫崎市定八十年代所发表的成果中，显然部分吸收了柳田的观点。

八十年代，渡边对唐代古代终结说和宋代中世说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均田制下分田农民对上级土地所有者即国家而言，劳动过程、所有权等方面不存在充分的独立性，可以被看作国家奴隶。两税法是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可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因此，渡边把唐宋社会变革视为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除上述两说外，还有一种观点视唐宋变革为封建制的再组成，即封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五十年代，池田诚指出：均田制是以土地为媒介分配生产物的关系，本质上不是奴隶制。唐宋变革，是由于均田农民的解放而形成的地主佃户关系的过程．他与宫崎市定不同，将宋代的地主制视为封建制，并指出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的小农的存在以及超经济强制。因此，他认为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便是封建制的再组成．六十年代后期，佐竹靖彦在吸收日本领主制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唐宋间庄园制向地主佃户制转变理解为从大经营开始的小经营的自立过程．进而，他论述说，形成宋代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同地主土地所有相结合成立的封建性村落规范和由明确权力构成村落行政的过程。佐竹以私人的生产关系为视点，把唐宋变革看成从封建制前期向封建制后期的转化过程．

此外，在五十年代的论战中，浜口重国强调唐宋及其以前，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和一般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唐宋期间没有变化，次要的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变。这种观点事实上基本不承认唐宋有所谓社会变革．在七十年代的讨论中，小山正明把中世封建制的成立期界定在明末清初．并据此确定唐宋社会变革是古代国家形态的延续，将唐宋社会看成是家长制的奴隶制经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连宋代社会也看成是奴隶制社会。

二

欧美学者比较集中地视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将唐宋社会看成是中国历史从中古向近世转变。他们注意到来代中国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台湾出版的{来史研究集》序言概括道：大部分符合所谓“近代”意念的中央官制至宋已成定型：分政教、商业、住宅区的城市之形成在宋；地方特产品如徽墨、端砚，以及各大名窑、名瓷，其发展至宋而臻于最高峰：火药、印刷、造船、指南针等使世界文明改观的重要技艺的发明与发扬在宋；文学新体裁的产生，由禅宗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而演变成的理学，出现于宋：第一部中国通史({资治通鉴》)和第一部颇具现代规模的考古学书({宣和博古图》)亦成于宋……所有这些，标志着宋代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种认识，是日本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欧美的学者，过去比较“普遍接受”内藤学说。对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理解．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以科举制为基础或途径，平民兴起，成为时代新的标志；经济史方面，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特别是商税收入在宋代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唐代由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为私人土地市场所取代。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非士族家族的私人财富积累得到承认和合法化．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文化史方面，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宮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与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而唐代士族政治衰落后，却出现了君主独裁。①

近二十年来，这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②一文所述，主要变化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近世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据此，欧美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唐宋转型作了新的诠释．包弼德概括道：在社会史方面，将唐宋转型看成是一个士或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确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包弼德本人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③一书中，就曾详细分析了从唐代世家大族到北宋文官家族再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变过程：经济史方面，传统意见认为，宋代的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看法已被普遍接受，还很少有人提出挑战．地方精英的存在与此有关：政治史方面，从对皇权独裁的研究，转向对十二世纪更重要的制度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证明唐宋转型是独裁统治的结果；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三个转型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其次，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④

在唐宋何时转型的问题上，多数认为从宋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刘子健认为变化发生在北宋和南宋之交。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⑤一书中，刘子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但是，“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他特别强调：“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紧接着，他说：“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在书中，刘子健重点剖析了从北宋到南宋文化和政治的转变。他总结道：“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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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7月。

② 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③ 该书中译本．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④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⑤ 该书中译本．赵冬梅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三

在我国，古代即有人注意到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在陈邦瞻的变化论中，显然包含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观念。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觉察到来代的变化。他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 ①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在剖析中华历史演进时，同样注意到来代的变化和它的历史地位。王国维道：“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②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而金毓黻在撰著《宋辽金史》时，又讲道：“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他们均从揭示历史发展变化本来面目的角度，论说了唐宋时代的变化。

真正从科学历史观的高度对唐宋社会的变化给予全面的分析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国学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唐宋社会的变革。侯外庐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0年为又一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这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从文中的论述来看，唐宋时期无疑是一个变革时代。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均田制破坏，庄园经济继之兴起．随之而来，立基于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在开元、天宝间也就跟着破坏。此后不得不采用召募的雇佣兵制，以至于宋代的广募流民为禁军的制度．同时，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租庸调法，也大受破坏，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第二，封建的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在唐代进行了再编制。唐代，九等户制确立，九等分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在地主阶级内部来说，表现了官品贵族、豪族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一升的过程，从而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同时，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九等户中，使之制度化，也反映了农民的地位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农民的人格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地租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以两税法的实行为标志，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转向实物地租形态．农民则从豪强的“私属”中解放出来，人格隶属关系得到国家的承认：第四，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野和党争也反映了社会的重要变革。唐代一连串的党争，其实质是旧门阀豪族与新起庶族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虽属地主阶级内部之争，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双方的差异：第五，结合作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以及{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两文(均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唐宋时期，农民战争有了重要的变化。前期，农民战争的矛关主要指向封建苛政和繁重的赋役，农民要求人身权和生存权．后期，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利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平的口号，要求土地和财产的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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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衡杂志》第13页，上海中华书局。

② 《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商务印书馆长沙本，1940年版。

③ 《金明馆丛稿》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该文收入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胡如雷持同样的观点。他在1960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了《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胡如雷说：“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时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来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这种演变是“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两个朝代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特点。”具体说来，第一，阶级斗争发生了变化．从秦汉至隋唐，几次著名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反对的打击地主经济本身，但纲领性口号中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政权。从北宋开始，农民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的旗帜上．阶级斗争的这种变化使地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某些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代以前，对农民进行赈贷的基本上是地主政权，义仓、常平仓的设置即与此有关。宋以后，“州里富人”对农民进行“赈济”的记载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农民的人身依附发生了由严重到缓和的变化趋势：第二，地主政权与地主间争夺剩余劳动的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唐朝到宋朝，是隐漏土地与检括田亩的斗争由缓和趋向尖锐的关键阶段．宋代以前的田制，都有限制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性质。但是到宋代，地主政权同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空前地激化了，统治者不再是限制地主侵占官荒，而是直接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南宋“公田法”表现尤为明显；第三，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了重要发展。宋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土地所有权还不十分巩固．均田制破坏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地主的称谓以及其对农民的剥削均发生了变化。文中他还强调，将隋唐作为一个时代的开端，或者以安史之乱、两税法、唐末农民起义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都不妥当，而以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为断限划分历史时期比较合适．

漆侠也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第一，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衰落，进入宋代，土地私有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北宋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有地不过5%，而私有地则占95%；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显著变化，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首先，自唐中叶，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势力已彻底跨台，新兴土地势力(即武将以及所论有力者、富商大贾)则扶摇直上，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均田制破坏后，均田制下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渐居于支配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第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流一朝消散，思想得到相应程度的解脱，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主要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儒家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儒家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经学沿袭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唐代中中开始，一些人从大的纲领去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不过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自我推移，但从上地国有转为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这些变革适应了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唐中叶经五代十国，直到北宋，是我国封建制时代经济突出发展的时代，到宋代达到最高水平。”①但在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上，漆侠认为是从唐代国家农奴制转向宋代地主制。②

王曾瑜在研究宋朝阶级结构时，发现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并强调：“自唐迄宋，地主和农民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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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題》，《宋代经济史》代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③ 王曾瑜著《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第1]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四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在如何认识唐宋社会的变革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观。既有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终结，宋代为近世的开端的观点，又有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终结，宋代是中世的开端的看法，还有不少人认为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即封建制的再组成，也有人认为唐宋社会均为奴隶制社会，极个别的学者还认为唐宋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对唐宋社会的总体认识不尽一致。即使是同一种观点，不同的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特征的分析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在日本学术界，同样主张宋代近世说的学者，有的认为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平民地主的兴起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有的则重视地主与佃户的相互关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唐宋社会变革程度的认识也不一致。有的学者主张发生了质变，如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就作如是观．有的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在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主张唐宋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大部分学者即持这种看法。还有的学者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动很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则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代中世终结和宋代近世开端说的影响最大，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当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目的论有关，这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叙及。这里仅只指出，鉴于唐宋社会的巨大变革，内藤湖南不太主张将唐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尽管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它确实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可以将唐宋作为一个时期，并且这样做，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唐宋社会的变化。

在对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学者更强调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认为变革是由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的．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商业的影响，甚至说唐宋社会发生了商业革命。这主要是他们生活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唐宋社会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揭示。但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宋代以后中华帝国体制的独裁，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没有持续按照一种走向现代性的方式发展，这种现代性就像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所界定的那样。”①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从土地制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小农的人身地位的变化来论述唐宋社会的变革，显然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去理解和解释唐宋社会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历史观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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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束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唐宋历史观问题，巨大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从全球史的高度对唐宋史作了分析论说。中外学者多用“古代”、“中世”、“近世”对唐宋社会作定性研究。所谓“古代”，指奴隶制时代：“中世”指封建制时代；“近世”则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完全是基于全球历史发展总结而出的。用这些概念研究唐宋史，重要的前提之一是要假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将唐宋历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去分析．同时，也使人们在研究唐宋史时，非常注意将其与西欧、东亚、西亚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扩大了唐宋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唐宋史的特质；第二，它将唐宋史置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作了把握。唐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了说明唐宋历史的性质，必须将之与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朝代的历史作比较．事实上，各种历史观的学者正是在将唐宋史与此前或此后朝代的历史比较中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使人们从一开始就是将唐宋史置入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其有机联系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从而避免了断代史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观的问题；第三，它唤起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热情和兴趣．由于中外学者长期围绕唐宋社会变革问题进行论战，所以，唐宋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内藤湖南等人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甚至是世界近世的开端的观点，，更吸引了人们对唐宋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因为，关注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二十世纪全球普遍感兴趣的课题。正基于此，在法国，著名汉学家狄纳．巴拉兹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在美国，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言，唐宋史的研究者最多。包弼德说：“我这一代对唐宋转型和宋史感兴趣，大概起初都是由于这一时期被说成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发展，而对现代性之目的论挑战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思想辩护。”①对于这三点，张其凡在评价日本学者“唐宋变革期”学说时作了一些分析论证。我以为，这完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第四，唐来历史观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对唐宋史作了系统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整体性变化．为了说明唐宋的社会变革，必须对唐宋史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研究。这是二十世纪唐宋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国际学术界历史观的逐渐变化和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诸种唐宋历史观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第一，西欧中心论的动摇严重地冲击了唐宋历史观。上面我们说到，唐来历史观是将唐宋史置于全球史的高度作分析论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解释和说明唐宋历史。特别是在解释宋代为近世开端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揭示宋代近世的特征．“西欧中心论”的色彩极为明显。但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巨大突破，以及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各具特色，没有统一模式。由此，西欧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样，以西欧中心论为背景的对唐宋历史所作的分析当然难以立足。

第二，正如包弼德所言．传统的唐宋转型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他在对唐宋转型学说进行反思时分析道：持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的学者尽管彼此迥异，但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把历史的变化理解为朝向‘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第二，他们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都持有一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的终点就是现代性的实现，这种现代性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尽管两种分期论一种是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近年．由于受后现代标帜下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逐渐拒绝历史目的论②。由此，人们自然会对过去那些传统的解释产生怀疑．

第三，近二十来关于封建制研究的成果也冲击了传统的唐宋历史观．中外学者不论是将唐宋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是笼统地定性为中世或古代，其实都是用大家所理解并认可的那种封建生产关系模式去解构唐宋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封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对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封建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所谓封建制，只是在西欧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局部地区出现的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作具体研究时，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改称“传统社会”③．这些变化，对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无疑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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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②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③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第四，唐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使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出现某些矛盾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为平民社会，具有平等性，但有的学者又强调宋代及其以后的君主独裁．有的学者强调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又指出它的自然经济特征．诸如此类，都使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可以说，传统的唐宋历史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唐宋史的研究呼唤新的历史观。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时指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框架转变很大。由于战败，反省战前的中国史研究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日本学者拟定了克服中国停滞论这一最重要的课题．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相继而起的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拟定出围绕封建制的问题．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为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这不仅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的学者，而且也是站在文化史观立场的学者共有的认识．”又说：“研究唐宋社会变革，战后中国史研究与封建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封建制的问题在理解‘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与日本中国史研究整体动向和轨迹完全一样。然而，‘基本法则’的运用并未成功，专制国家的存在和领主制的不存在常常阻碍着‘基本法则’．不但如此，现代中国的形势足以让研究者在价值观方面把社会主义相对化。这种状况不管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还是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都产生了这样的新倾向，即把中国社会理解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社会(多系统发展说)的倾向。这种情况明确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现在，唐宋社会变革论从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上退出。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成为指南的方法论正处于摸索新的展开的阶段。”①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唐来历史观牵扯到人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牵扯到西欧中心论、历史目的论， 以及封建社会的有关理论。这些看似与唐宋史研究无大关系的问题，实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单是对史料的一种简单解释，它更是一种理论的剖析和人们思维的活动。同时也启示我们．即使是研究断代史和具体问题，也应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历史研究只有有理论指导，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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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游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传统的唐宋历史观尽管异彩纷呈，但归结起来，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基于历史发展的法则提出的。这种历史观，是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正如上面我们所言，这种历史观越来越受到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唐宋时代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总结出新的历史观。我们将这种历史观姑且称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相比，基于历史法则的历史观是从既有理论和概念出发，再以事实加以论证。这难免削足适履，与历史事实不符：而基于历史事实的历史观，论从史出，没有事先设定的框架的束缚，有利于揭示历史的真实变化。转贴于 五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变革的性质、变革的程度、变革的主要特征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变革的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动。因此，研究唐宋史，我们要确立起变动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以变动的观点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

对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动，其实唐宋时代的人已感受至深，他们常常惊乎世道之怪和世道之乱。两税法是唐代非常大的变动，上自皇宮天子，下至穷乡百姓，都感受到了它的变化。但为什么要实行两税法呢?原因是，在两税法之前，社会已经是“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战乱不休，人们更感世道之乱．安重荣居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②天子的地位都受到威胁而不稳，世刘之乱可以想见。北宋统一，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乱，但人们仍然感賀世道很乱．苏洶将世道之乱概括成“五怪”。说：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划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较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摩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入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县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宄法以为奸，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③

对此，与苏洵大约同时的石介深有同感，他说：

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臬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誑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士亡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官有游食则不禁，衣服逾制则不禁，宫室过度则不禁，豪强兼并则不禁，权要横暴则不禁，贿行于上则不禁，吏贪于下则不禁。④

《三山志》则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怪现象：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襤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或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呼母，其党类及在己F，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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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②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③ 苏洵：《嘉祐集》卷6，《衡论下·申法》。

④ 石介：《石徂徕文集》卷下，《明禁》。

⑤ 《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

上述唐宋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涉及到了等级制的变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动、人心风俗的变动、社会力量的变动．这些变动，如果从现象上看，无疑是“乱”和“怪”．因为，这些变动打破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社会状态．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无疑是一种变革．换言之，变是通过乱体现出来：表面是乱．实质是变．这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点。

当然，仅仅注意到唐宋社会的变动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探究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引起唐宋社会的变革的呢?

人类社会有两种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推进，生产越来越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这就必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在商品经济业已存在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埏先生尝称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运动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的退却…。伴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①。原来建诸于其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同样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以其固有的分化性，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从前引《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来看，两税法这个重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升降已非旧第”。早在数百年以前，司马迁就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奴，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②即，财富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组合原有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引起了唐宋社会的变动。

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庶族地主靠什么打败了手中握有世袭特权的门阀士族，靠的就是手中的财富。由于财富力量的崛起，庶族地主成为社会上最大的財富拥有者，这样，原来富贵一体的体制再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是“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③，富与贵发生严重分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唯其如此，靠富贵一体而长期家世不坠的门阀士族自然难以赓续。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亡，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我们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际上，它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在古代那样的等级社会中，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充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就连在民族政策领域，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下层市井文化兴起。这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总之，唐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这一系列变化．日本学者宮崎市定和欧美部分学者将唐宋时期称之为一个商业时代，言其发生了商业革命，这并非全无历史依据。所以，研究唐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从根源入手，我们主张将商品经济上升到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待它对唐宋社会的影响。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历史观，这应是唐宋史研究今后进一步拓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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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六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经过中外学者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唐宋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以新的历史观，进一步推进唐宋史的研究，也非常必要。以商品经济的历史观研究唐宋史，简言之，就是说，唐宋社会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原有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研究商品经济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点，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径。鉴于政治领域的研究较深入，这里拟就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三个层面的研究略谈一点看法。

在社会层面，应重点研究唐宋社会的流动．对此，已有学者作了一些探讨．例如，张邦炜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①一文。文中，他将两宋的社会流动概括为：(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并指出：“两宋的社会流动以中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所促成．”社会流动“不仅使得人们的门第观念相对淡化，而且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某些生气．宋朝素称‘积弱’，其所以同时又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著称，无疑与社会流动有关。”但目前对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限于等级制度方面。应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社会各种要素的流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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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流动，它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宋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举例言之，宋代社会租佃契约关系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这应是唐宋社会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宋人朱熹描述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家活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产递相告诫，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①对此，我们过去强调朱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剥削佃农辩护。但这段话使我想起了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二者相为生存”的生产关系。以往，对后者我们过多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它与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何其相似。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以此理解宋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就可得到新的认识．据《水浒传》的记载，宋代佃客往往拥立庄主。共同反对官府的统治。对这一现象，按传统的阶级学说，很难加以解释。因为，既然庄主剥削庄客，那么，庄客不应该拥立庄主，而是要反其道而讨伐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业师李埏先生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他说，庄园内部存在矛盾，庄园与外部也存在矛盾。庄客拥立庄主共同反抗官府统治是庄园与外部即官府矛盾激化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果．这种解释，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占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见。但如果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依存关系去理解，那么，原因应该是：由于地主与佃户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经济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一起，共向反对官府的统治。这应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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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

在经济层面，应充分重视产权制度的确立及其效应。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入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①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②北宋人苏轼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③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在这种情况下，从佃农方面来说，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确立，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而从地主方面来看，因其经济地位和利益受到承认与保护，也具有生产的积极性。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主不劳而食，其实，它也有关心生产的一面。上引史料说地主向佃农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叶适说到的富人虽“厚取贏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由此而来，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工具的进步，不如说是来自制度的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力巨大地释放出来，从根本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有力证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高度重视对宋代产权制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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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③ 苏辙：《栾城集二集》卷8〈诗病五事〉。

产权制度确立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包弼德强调．宋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地方精英的形成，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精英阶层就是社会中的富人．如果没有富人这个阶层出现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主角，就不会有精英阶层的形成。由于富人阶层的形成，社会財富大量向富人阶层集中，相比之下，国家財力就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尤其集中统一．宋代的所谓“积贫积弱”，当与此变化有关。

在思想文化层面，应重点探讨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財富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求富欲望的膨胀，传统的价值取向受到冲击，开始发生变化。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作了对比，以揭示两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差异．据包氏的分析，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家大族，重家族传统和声誉，推崇文化之“学”，而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宋代庶民地主则从人的实际行为出发，注重实效和伦理关怀．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当时，价值取向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为宋代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①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②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③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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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价值取向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廢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①“唐宋特别是宋代，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体现了人性的要求，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学术文化由重形式转向自由表达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变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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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列汉诺夫选集》第2卷。第273页。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2

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产品供给的增长；江南的开发，不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同时扩大了市场的成长空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社会上虽然还有像白居易所描述的徐州古丰县朱陈村①那样的自然经济村落和地域，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确实不能漠视。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种种迹象表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商品经济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分化性的经济形式。它的发展，既引起了各种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组合，又冲击了原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还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所有这些，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

一、商品经济赋予唐宋社会新的时代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运动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自然经济的退步。二者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列宁指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②有的学者说，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以商品经济存在为条件，商品经济以自然经济存在为前提。初看起来，还比较辩证，但却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关系。唐宋时期，商品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必然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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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居易集》卷10，《朱陈村》。

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7页。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变化发展，是一种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以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来看，虽然自商鞅变法以来，“民得卖买”的地权原则就得以确立，但在自然经济加强、商品经济衰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所有权关系是高度稳定的。这是门阀士族长期维持不衰的根本原因。这时，国家通过占田制、均田制调整土地关系，维持土地占有的稳定。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更多地是一种等级关系的反映。到了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政治色彩日益蜕化，作为一种财富的经济意义不断增强。而作为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财富，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必然按商品经济的要求，进入交换。所以，从中唐以来，土地买卖日渐频繁，以致宋代有“千年田换八百主”之说。这样，中古田制再也难以实行，土地摆脱了中古田制的束缚，“田制不立”代之而起。

商品经济同时是一种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法律制度发生变化。作为社会环境，商品经济的每一发展都会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同样，也会使社会关系更趋于市场化。这样一种发展方向，在唐宋社会也是极为明显的。以赋税的征收为例，这时虽然传统的两税仍占主要地位，但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不得不推行和买、预买、折买、和籴、博籴等政策措施，通过市场来弥补传统赋税征收上的缺陷。赋税征收呈现出市场化趋势的特征。在其它很多方面，市场化的趋势和特征也较为明显。如在禁榷制度领域，政府推行“官商共利”的间接专卖制，从而导致人中法的勃兴。又如在民族关系方面，形成了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①

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思想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所赋予唐宋社会的诸多新特征，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集中而又明显的反映。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分析唐宋变革时对学术文艺的性质之变化作了这样的概括：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②。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③一文中指出：中唐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宋学的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体现出自由开放和经世致用的特征。深究这些变化的根源，很多实与商品经济有关。经学、文学及艺术的自由开放，应是商品经济开放性的一种反映，重经世致用，无疑与商品经济的求利性有关。至于平民文化和市井文化的兴盛，则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总之，唐宋时期是一个商品经济发展引起各种原有的社会要素流动组合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日益呈现市场化趋势的时期。从商品经济的视角看待社会要素的变动和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市场化趋势，这既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又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还是一个各种关系分化组合的过程。多种过程的交织，赋予唐宋社会开放和流动的特征。唐宋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就是这些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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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林文勋：《略论食盐人中法的产生发展及历史作用》，《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1期；《宋朝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②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 刊《文史哲》1995年第1期。 二、商品经济孕育了新的社会力量商品经济是一种富于分化的经济形式。唐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则直接导致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社会上出现“至富敌至贵”的说法，唐中后期杨炎推行两税法，其基本精神“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宋初“杯酒释兵权”，以土地金钱换取大将的兵权，以及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一以贯之地说明了财富的崛起。

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①经济力量的增强自然会要求按照新的经济关系规范人们的社会地位。这就必然冲击原有的社会关系。作为其结果，“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所谓先王之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动摇，代之而起的是王应麟所说的“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②。而征诸唐宋社会，王应麟所说的“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变化：(一)贵者未必富；(二)富者未必贵；(三)贫者未必贱；(四)贱者未必贫：(五)富、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随着富贵贫贱的不断转化及其分离，旧有的等级制度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门阀士族的衰亡是唐宋旧有等级制度崩溃的重要内容。由于富贵贫贱的转化及分离，过去集富贵于一身的门阀士族，“名虽著于州阊”，但已“身未免于贫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虽然仍旧“自号膏梁之胄”，却为生计所迫，“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烟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③这样，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界限就日趋泯灭。这是唐贞观十六年六月诏令中说到初唐时的情况。此后，封建统治者虽试图对此加以惩革，但是，财富的崛起以及富贵贫贱的分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据《旧唐书．杨炎传》的记载，中唐以来，社会上已是“田亩转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人宋以后，“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圭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④。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在经历数百年后，终于消失在财富力量的崛起和富贵贫贱的转化之中了。

门阀士族的衰亡并不是唐宋旧有等级制度崩溃的全部，因为它仅是社会最上层的变动。l.农、工、商等级制的打破无疑才是社会的整体性流变，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大。过去，人们谈论唐宋旧有等级制度的崩溃，多只谈门阀士族的衰亡，这是极不全面的。

士、农、工、商既是一种职业划分，又是一种社会等级。自管仲“四民分业定居论”提出后，很容易把它单纯地看成是种职业分工，而实际上，它同印度的种姓制一样，兼具两种属性。由于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应该说，后者的特点还应更为重要。在士、农、工、商等级制中，虽然各等级之间均有一定的差别，但以士、商两个等级的差别最大。长期以来，士、商一直有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区。直到唐初，情况仍未发生变化。唐太宗对大臣房玄龄说：“朕设此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⑤。但是，拥有财富的商人是不会永远甘居这种地位的，一旦财富力量的崛起超过一定的限度，他们就要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抗争。中唐以后，伴随着财富力量的崛起，商人越来越多地与权贵交通、与士宦联姻以及纳财买官和培养子第科举人仕。另一方面，由于贵者未必富和封建政治结构的调整，官僚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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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③ 《唐会要》卷83《嫁娶》。

④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

⑤ 《旧唐书》卷177《曹确传》。

阶层，出于各种目的，也迫切寻求与商人交结。因此，士商之间从原来对立的关系不断向两者混为一体转变。到了宋代，宋人黄震说，“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但如今“同是一等齐民”①，士商很大程度上已经混同。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被财富力量摧毁了。

关于唐宋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在拙文《唐宋财富力量的崛起与社会变革》③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只作一个简单概括，不具体展开。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唐宋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孕育的又一新的社会力量。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关系松弛，土地买卖频繁，社会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这就为人们购买土地和积累货币财富提供了可能。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土地财富的积累方面，有力者可以白占，于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以至当时人惊呼“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③在货币财富的积累方面，“兼并豪猾之徒，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④，在北宋都城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⑤。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财富的占有不如汉晋南北朝那样稳定，个人对财富的占有常有大起大落的情况，但这正是财富力量作用充分显现的魅力所在，非但没有影响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反而使人们的财富占有欲望更加强烈。

对财富的追逐，导致财富逐渐向一部分人手中集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当时人所说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在财富的重新分配和集中过程中，唐宋社会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民”阶层。自唐代以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多田翁”、“足谷翁”、“富家翁”等记载，在各地则有所谓“高强户”、“出等户”、“无比户”等称谓，表明一批“富民”正在崛起。汉世樊嘉之辈积钱五千万，被称为“高赀”而列于史传。但到了宋代，士大夫认为这根本就不足道，说：“中人之家钱以五万贯计之甚多，何足传之于史?”⑥郑学檬在论及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向时，指出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当地富户增多⑦。实则，这还不单是一个富户增多的问题，而是一个“富民”阶层的崛起。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⑧一书中分析唐宋社会的转型变化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地方精英”阶层。其实，这个“地方精英”阶层就是当时社会上的“富人”阶层。

汉晋南北朝，对那些巨额财富的占有者，社会上多称之为“豪强”，整个社会从观念上对之加以拒斥，政府则对之主要采取抑制的政策。而自北宋开始，政府不仅放弃了传统的“立田制”、“抑兼并”的政策，而且将社会上的财富占有者作为国家的根本来对待。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⑨社会上也从拒斥转向认可。当时人曾说：“兼并之有，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之外，于国有何功而享此厚奉?然人情未尝以为此辈不当享此厚奉者，习所见故也。”⑩这说明“富民”阶层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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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氏日抄》卷78。

② 刊《转变与定型：宋代历史文化学术讨论文集》，台湾大学2000年。

③ 《宋史》卷173《食货上》。

④ 宋祁：《景文集》卷28《乞损豪强优力农札子》。

⑤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⑥ 吴箕：《常谈》。转引自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 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

⑧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 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1。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

“富民”与财富占有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富占有者除包括“富民”阶层外，还有大批官僚贵族，他们也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而“富民”则是专指那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但没有特权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有的是靠占有土地致富，有的是靠经营工商业致富，还有不少是农工商各业兼营。这个群体，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机会，是土地买卖的盛行创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条件。这个阶层的崛起，完全是财富力量作用的结果。唐宋社会，虽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富久必易位”，《袁氏世范》说“富儿更替做”，楼钥更指出“朝为富室，暮为穷民”①，“富民”处于不稳定状态，但由于在一部分富者贫的同时，也经常有一部分贫者富，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富民”阶层则是稳定的。

因此，唐宋社会的“富人”阶层，已没有汉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特权，更不能象门阀士族那样把持地方政权，他们所有的主要是对财富的占有。其他权力多由此而派生。袁采的《世范》列有“处富贵不宜骄傲”、“富家少蓄金帛免招盗”、“富家置产当存仁心”等目，显然这是当时“富民”阶层的治家之训。从家训中可以看出，“子弟不可废学”，通过科举仕进为官仅只是“富民”家庭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诸多条件。从整体上看，“富民”阶层应是没有特权的平民。因此，在当时人看来，“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②

“富人”阶层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商品经济是一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交换要求经济主体对产品具有充分的所有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不断排挤土地国有制。宋代，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加以承认。顾炎武曾说：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的占有者称为“豪强”或“兼并之徒”，而人宋以后，则“公然号为田主矣”。③表明土地私有在社会上已得到合法认可。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以往，我们注意到了土地私有制主导地位的确立，但没有上升到产权制度的高度加以分析。

不同的产权制度下，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角。叶适论述道：“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④北宋人苏辙也强调：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⑤有鉴于此，宋王朝一改传统的“抑兼并”政策，转而“不抑兼并”。有部分学者过多强调赵宋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因而保护富人。其实，这主要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大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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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楼钥：《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

②胡宏：《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

③顾炎武：《日知录》卷2《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④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⑤苏辙：《栾城集·三集》卷8《诗病五事》。

其次，“富人”阶层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唐以后，租佃契约经济关系得到广泛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这是当时生产关系领域重大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富人”阶层成为社会主要的财富尤其是土地占有者使然。因为，“富人”没有特权，他们所有的主要是财富。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靠超经济强制去剥削耕种者，而只能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以往，我们一想到封建社然要经历一次重大的变化。

传统的价值观念强调“贵义贱利”，而商品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形式，讲求利益是其内在规定。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言利的思想主张日益抬头，一批思想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唐代，部分进步思想家已公开言利。如白居易就说：“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①进人北宋，言利之风更盛，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更为尖锐。李觏是其重要代表人物。他强调：“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指出利欲为人性之本，不许言利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并将矛头指向孔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蹁矩，非无欲也。”②稍后，苏洵作有《义者利之和论》，进一步指出：“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③，批评过去将义利完全对立的观点，阐述义利二者具有统一性。到了北宋中期，王安石继续阐发了义利相统一的思想，说：“利者义之和，义固为利”④，并以之作为变法的旗帜。可以看出，从中唐以来，言利思想与传统价值观的斗争一直贯穿始终，成为社会思想观念发展变化的一根主线。

价值观念的这样一种变化和发展，最终导致了功利主义学派的兴起。南宋时期，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反对道学家空谈性命，志存经济，主张经世致用。叶适曾明确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⑤朱熹斥责他们“专是功利”，说：“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⑥功利主义学派产生于南宋的浙东地区，这并非偶然。这里，商品经济发展，“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⑦从功利主义学派兴起的环境来说，它强调功利，无疑就是商品经济注重人性和追求利益的本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因此，陈亮曾提出“农商相补论”，叶适一反千年传统，从根本上第一次否定重农抑商的思想，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商品经济思想互为表里。所以，就功利主义思想而言，大谈言利是表，商品经济的发展才是里。

以往在研究唐宋社会的变革时，大家往往忽视对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取向的考察。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深层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探讨社会变革问题时，应给予充分重视。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以往我们主要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这种研究，使思想文化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单纯的抽象分析。这是不正确的⑧。包氏所言，极为精到。其实，价值观念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而且其影响是深层次的，它甚至可以将社会导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从整个唐宋思想史来看，义利之辨占有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程灏说：“大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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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居易集》卷5《早送举人人试》。

②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9《原文》。

③ 苏洵：《嘉祐集》卷9《史论》。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壬辰。

⑤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23。

⑥ 《朱子语类》卷122。

⑦ 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动学文》。

⑧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秋。

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①朱熹也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②黄履翁说得更为具体：“学问之道无他，明乎义利而已矣。为人君而不明乎义利，则其弊至于不仁；为人臣而不明乎义利，则其弊至于不忠；为人子而不明乎义利，则其弊至于不孝。虽然，是未可以易言也。苟不致谨于疑似之微，力辩于界分之严，其是非得失，盖有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者，可不畏哉。”③由此可以看出，义利之辨是约束和控制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重要的思想。唐宋特别是宋代，言利思想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斗争，是当时一场持久的思想大解放。而思想的大解放必然带来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变化。以宋代官吏经商方面的变化来说，据北宋蔡襄讲：“臣自少人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④如果没有言利思想的抬头和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官吏经商根本不可能从原来的“避人而为之”转为公开化行为。当时，社会价值取向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实效和注重功利，它赋予社会发展以新的动力，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面貌。同时，还打破了过去沉闷的思想状态，使社会具有活力并呈现开放的特征。

换个角度来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取向的变化，首先改变了整个社会对新事物、新现象、新趋势的看法，从而降低了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的阻力，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如前面提到的对土地占有者从汉唐时号为“豪强”到宋代号为“田主”的观念转变，对财富占有者财富占有合法性的某种程度的认可，以及对富民阶层重要性的认识和由此而来的反对抑兼并的思想与主张，都与价值取向的变化有关。其次，价值观念及取向的变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如唐宋得到普遍发展的租佃契约制，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它无疑是一种最具效率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佳的制度安排。再次，价值观念及取向的变化，使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朝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调整。北宋太宗末年，茶法弊坏，宋廷命三司使陈恕考究茶法利害，准备调整茶法。陈恕召茶商条陈利弊，分茶法为三等，对副使宋太初说：“吾观上等之说，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兼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并最终实行了“公私兼济”的中等之法，即新人中法⑤。过去，政府对商人均采抑制之策，而现在在调整政策时，政府不能只单方面考虑朝廷利益，还要同时考虑商人的利益。这在此前是没有过的现象。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对财富占有合法性的某种认可和对经商逐利行为正当性的认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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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文公集)卷24(与延平李先生书)。

③ 林駧：《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义利》。

④ 《蔡襄全集》卷18《国论要目》。

⑤ 魏泰：《东轩笔录》卷12《陈晋公为三司使》。 四、结语

到目前为止，除极个别学者持唐宋社会没有什么变化的观点外，唐宋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对于这种变革的实质，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由前期向后期的嬗变，而欧洲部分汉学家则称“宋代实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认为，唐宋社会的变革不是前后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转型，而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重新组合。也就是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

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促成唐宋社会的变革，根本原因在于它集中地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之时，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增多，因此，进入交换的商品也就越来越多，商品经济相应地得到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部分讲到交换的重要性时指出：生产和交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纵横座标决定了社会经济曲线。这条经济曲线就是商品发展的轨迹(参见李埏先生所著《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3

连载吴晓波先生《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第二期，我们选择了宋朝。在其之前，有暴秦、强汉和盛唐，不少人眼中的“弱宋”有何价值？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意即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士绅经济成型，国有专营事业空前壮大，民间商人被挤压于产业中下游。而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虽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实际上却推动建立了贪婪的经济集权制度与民争利，最终间接地亡掉了北宋。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自此之后，帝制时期的中国再无“变法”，经济策略走向保守；放眼世界，东西方文明也由此出现了“大分流”。

了解宋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对于了解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的分野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天下无“商”宋政权经济制度的两面陛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绷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

然而，兵权收上来，中央从此就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粱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据称，宋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宋政权的经济制度上也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料、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法令，商人私贩专营商品，超过一定数量一律处死。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经济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几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几个人，要么是贪官。要么寥寥记录，要么有名无姓。

官员经商士绅经济的定型

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以此来拉拢和控制自己的下属。他的文臣武将都是当代大贾，财富横溢。

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的全汉升。曾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窦，蔚然成风。他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宫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另外，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_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宋代在牌照制度上有所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而“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一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幽拄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仅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经济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王安石变法计划经济大师的“理想”制度

宋代的治理逻辑由此可见：控制兵权——中央养兵——增加财政收人——壮大国有专营事业——挤压民间经济、权贵经济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贫富差距很大，土地兼并严重，而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宋神宗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他任用了个性骄傲、胆子又大的王安石来操盘，试图打破中央既得利益集团的盘踞，不破不立。

王安石变法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首先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打破原有分工，将管财政的户部三司权力集中，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有十余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耍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划拨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

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青苗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众苦不堪言。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一登基便尽废新法。重新启用了司马光。当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去世之后，宋朝廷又任用了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在后世以贪官和奸臣闻名的蔡京，将王安石建立的国有专营制度推向了极致，转型为权贵经济，疯狂掠夺民脂以致民不聊生。57年后，蔡京被罢官，但北宋气数已尽。

千年一辩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分叉口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王安石与当时的大儒司马光在首都汴梁进行了“延和殿廷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关于国家专营体制的辩论，第一次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这场“千年一辩”中，王安石认为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意即政府要开源，最好能把财富都集中到政府的口袋中；而司马光认为要节流：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

王安石的变法观点，若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便可以发现，其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深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从历史演进上看，王安石变法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的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一一稳定。

王安石变法的11世纪前后，东西方开始了“大分流”。欧洲诞生了“自由城市”，建立了独立的大学体制，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在西方发生。而宋代中国尽管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再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家”之一；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宫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他不贪色、不爱财。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中绝无仅有。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4

：乡村危机公共服务城市知识分子政府

〔中图分类号〕K26；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076-10

一、前言

乡村危机是近代以来世界性的社会历史问题。东西方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个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乡村衰落和农民生活贫困化，即便欧美国家也不例外。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乡村危机痛苦而漫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面临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乡村衰落难以摆脱的困扰，六七亿农民仍处于贫穷的地位。因此，近代乡村危机及其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领域，有待学界的持续关注。

中国人自觉意识到乡村问题的困扰是在1920～1930年代，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大讨论和乡村建设运动。①1990年代以来，乡村危机以“三农问题”为表现形式引起学界关注，史学界探本溯源，重新审视1920～1930年代乡村危机，重点研究乡村危机的原因，并形成了多种解释模式。较早的观点继续阶级分析方法，将帝国主义侵略、土地兼并、国家剥夺、军阀混战等作为乡村危机的重要原因。②这种观点把近代乡村危机完全归因于外部因素，有一定说服力，但显然不够完善。因此，学者们也试图从乡村社会内部探寻原因，比如从人口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关系的角度，提出农业过密型增长等观点。③随着研究的继续和积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注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背离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从更深层面上成为农业恐慌形成或爆发的致因。④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把传统乡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看待的，认为传统乡村社会系统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影响，出现了乡村危机问题；而内部因素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在外部环境压力增强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系统内部缺乏灵活多样的应变机制。系统论的假设为进一步研究乡村危机其他方面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性框架。

既然乡村危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就决定了乡村的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系统的角度来观察，乡村应变在两个方面具有指标意义，一是乡村系统内部的变化，组织制度的重构；一是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依赖关系的重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乡村危机之后的制度化反应。从制度变迁结果来看，1920～1930年代的乡村危机犹如一条分水岭。在此之前，乡村制度基本延续清代及以前的社会制度，而在此之后进入制度重建时期。所以，1920～1930年代乡村危机的长时段历史意义不可小觑，它既是传统乡村社会溃散的标志，也是乡村社会制度转型的开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二、宋型社会：近代乡村危机的起始形态

近代乡村危机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中国学术界曾经对照西方社会形态理论，试图为中国传统社会画像，结果不是很理想。陶希圣、瞿同祖认为，中国近代以前不能说是一个“封建社会”，至少从秦汉时期开始“封建”已经不是国家、社会运行的根本制度了。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2010年；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显然不是一个纯然如西方的阶级社会，而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基础是“早启”的理性和礼俗秩序。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7-174、181-185页。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费孝通进一步细化为“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等特征，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很大。其实，梁漱溟、费孝通都是从较晚近的时代去观察传统社会，平面化地剖析社会传统的。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视角来看，西周处于“封建”时期，世袭贵族占据统治地位，人口的社会地位绝大多数只能向下流动；汉唐则是“门阀”时代，以姓氏、族望制度建构起大家族，世家大族利用特权把持统治地位；到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土地私有制度的完备，世袭特权烟消云散，平民家族的精英得以上升到社会上层，但是“富不过三代”，构成了一个新的时代——士绅社会。显然，简单的概括不可能描摹出社会形态的全貌，它只是提醒我们，宋代至清代这一千多年间中国的社会形态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汉唐社会的阶段。

简而言之，1920～1930年代乡村危机中要溃散的农村社会，并非徐中约等学者笔下的清代农村社会，也不是秦汉至明清时代的全部，而是宋代至清代千年间的一种农村形态。由于史学界早有“唐宋变革”的历史分期法，关于唐宋变革的论述，众说纷纭，但基本承认唐宋之间存在着社会转型的问题，可参见罗祎楠的《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张国刚的《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等。从社会层面把唐宋划分为两大时代，且清代的基本制度可追溯到明代、宋代（也有一部分能追溯到唐代），如君主集权制度、土地私有制度均肇始于宋，影响清代的乡约、保甲、乡役、税赋制度也莫不与宋代有关，而族谱、义田、祠堂等家族制度则为宋代士大夫首倡，滥觞于明清，所以尽管宋元明清历代农村制度不尽相同，不过大致可以认为，前近代的乡村基本上是宋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产物。为了研究的方便，套用社会学“理想型”的做法，不妨把宋代至清代的乡村社会称为“宋型社会”。史学界早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傅乐成、刘方）、汉型家庭和唐型家庭（杜正胜）等说法，把长时段的具有复杂特征的历史现象，用简单的时间概念来进行表述，这里也是以此为鉴，并非说宋代之后整个社会就只有沿革，没有变化。但是，相对而言，宋代形成了新的传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而持久的模式，对后世社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王先明先生曾使用过“中世纪农村”一词，可惜没有展开论述（见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2页）。

宋代以来基本制度供应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造就独特的乡村社会。从宋代开始，贵族势力消散，君主集权专制得以加强，同时平民地位上升，成为自由农民，直属于国家。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宋代开创了与西方不同的传统，西方视君主专制与人民参政为势不两立之事，宋代则表现为二者互为表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其主要原因是贵族阶级的消失，让君主和平民在各自的位置上获得了自由，开始发生直接的联系。[日]谷川道雄：《“唐宋变革”的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李济沧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6年第23辑。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之一是，国家支持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不再像唐代那样采取授田、均田的方式保障平民的基本生活，结果由于地权高度分散和高度流转，造成贫富分化。虽然教育和科举制度为个人提供的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在消除财富与权力不平等的破坏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家庭间的贫富分化显然具有制度刚性，难以遏止，往往在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情况下，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为避免危机加深，政府在财力和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转而强调地主和富商阶层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与佃农形成互相依赖与合作的关系。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提出“民胞物与”（张载语）价值观，构筑平民家族制度，倡建具有合作理念的乡约制度，发展义学、义仓等社会救助体系，其目的就是要使地主、富商以及由它们衍生的士绅阶层来承担相应的义务，为平民生活提供社会化服务。宋明时期，士大夫转化为乡绅，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则由经世致用转为服务地方，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注意。在宋型社会中，乡村精英的社会责任意识、家族——乡约中公共服务职能的发展都与儒家文化的繁荣、经典精神的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前期，由胡瑗和范仲淹奠定以经意为体、以时务为用的宋学规模后，宋儒以《春秋》和《周礼》，积极入世、经世；以《易》为宗，取“厚德载物”精神，化成“民胞物与”观念；整理四书，阐扬“儒家社群主义”（胡伟希：《儒家社群主义及其发展前景》，《儒教文化研究》第六辑）。宋代以后，随着士绅乡居者渐多，社会生活重心不断向地方、基层发展，这些富有乌托邦色彩的信念理想也转换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行为理念，润化在宗族复兴、乡约治理、慈善救济、兴学教化和应对乡役等活动中。考之历史，诸如修桥、铺路、医药、教育、水利、金融借贷等公共事业和其他慈善事业的发展，无不与他们发生着重要的关系。这里所做的整体论述并没有否定地域性和时代性差异，而是认为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国家不在场，农业合作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各个地方不自觉地创新社会组织，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和网络。特别是其中的士绅号称“四民之首”，地位出类拔萃，在乡村社会充当文化规范和组织权威的角色。显然，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在宋型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二者保证了活跃的社会流动，建构了一个与平民紧密联系的士绅阶层，起到了以机会平等消解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作用。如果教育和科举制度受损，宋型社会的崩溃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也在清末民初得到验证。

士绅在宋型社会中的独特地位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需要说明的是，宋代以来，政府不能再像汉唐时期那样直接任命乡官进行管理，李治安：《历史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问题研究》，《南开学报》2008年第3期。转而承认士绅的乡村治理权，这种制度选择对于政府——乡村关系的影响巨大。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构建了一个层级模型，政府无为而治，基层是长老带领下的礼俗社会，而个人则倾向以自利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香港凤凰出版社重印），1948年。乡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与政府二元分离、“低度整合”，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各有分限，保持相当疏离的状态。不用说，这种松散的国家—社会关系，降低了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当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但从反面来看，这种封闭而自主的乡村制度也满足了小农经济自我发展的要求，有利于保障劳动力投入。

宋型社会的封闭与自主，很快从系统内部制度的构建上表现出来。这就是平民家族和乡约等农民自组织的发展，它们为农村实现自我管理提供组织保障。宋明时代的平民家族再造，从组织建设到文化建设进行了数百年探索：一是建立族田，以家族的经济共同体为手段，把阶级分野约束在宗法共同体之内；二是由各个家长共同推选出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族长），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三是修建祠堂，整理族谱，加强族人的认同感，担当救济贫困的责任和义务。曹锦清：《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重温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平民家族的社会功能基本包括主持祭祀、支配族产、裁判族众、经济自救、催索赋役、鼓励教育、宣传教化、管理族内杂事，叶娟丽：《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和乡村自治的重要作用。家族施行有力的自治和自卫，阻止了国家行政向末端的渗透。韦伯洞察到这一点，他指出，“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同“自下而上”的家族组织互相冲突，由于家族组织的团结格外坚强，官僚制不能深入到家族的内部，造成国家行政和司法的粗放性和软弱无力。[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2-204页。

乡约只是传统社会自治组织的一个代表。相对家族研究而言，学术界对这类社区、社团组织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程度。从明初开始，国家就有意识地推行乡约，发挥乡约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教育功能。起初明太祖朱元璋借鉴乡约理念，用政府手段在乡村倡导礼仪规范；到永乐年间，朱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吕氏乡约》；嘉靖至万历时期，国家多次提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各地方官组织乡民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南直隶和陕西、江西、福建等省，都在全省实行乡约，甚至出现家族的乡约化现象。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306页。明代也是乡约创新最为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南赣乡约》、《乡甲约》、《泰泉乡礼》、《乡保事宜》、《治乡三约》等乡约新形式。明代乡约受到国家力量的导引，在基层社会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承担起义学、义仓、社学、社仓、里社祭祀、水利设施维护与水权分配、民间纠纷调解、危机处理等多项职能。

乡约是家族社会的重要补充。宋代以来，汉唐世家大族消亡之后，家族成为一个 “工具性”的概念。土地私有制之下的家户生产方式，使“家族”成为个人谋求生存、争夺资源的重要工具，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这是因为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人，因土地资源而产生竞争关系，并不因为同一血缘和同一祖先的缘故而天然具有认同感、亲近感，更遑论互相承担、彼此照顾的义务，大家的友情、扶助与合作是建立在礼物交换、人情走动、敬祖仪式等习俗上的，家族的边界往往因为小家庭的需要而自由伸缩，所以有“远亲不如近邻”、“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说法。也就是说，建立在个人自利性之上的家族社会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文明社会，在讲面子、讲人情的日常生活之下，涌动着资源的争夺，表现为邻里之间的争水、争地，家族或家庭内部的父子矛盾、兄弟矛盾等等。这都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乡约以社会教育、调解、惩罚并用的制度设计，在原有的熟人社会（街坊邻里）之中导入了文化力量，力图对种种社会冲突和越轨行为做出制约，以弥补家族管理失效的问题。

乡约作为重要的合作行为再生产机制，至少在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它提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实施儒家道德教化的场所，能有效提升乡民对于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的认同。其次，发扬了乡村中“有事多商量”的传统，在促进个人和家族行为的文明化、理性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乡村精英群体的文明办事有重要影响。在社会管理方面，因“官不下县”，在乡的士绅和豪强势户，乡里和保甲制的头目，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房长，也包括乡村中有影响的地痞和僧道，构成了乡村精英群体（参见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三，在村落中为各家族之间的联系网络提供稳定性，平衡各家族之间的势力，吸收乡绅、长老在乡约中发挥议事、监督作用，构造一个不断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一致意见的自治网络，从而制约乡村权力体系向等级森严、资源垄断的金字塔结构发展。

综上所述，北宋至民国初年的农村社会是在国家制度供给的基础上演化的产物。在贵族制度取消、土地私有制之下，国家与乡村形成较为疏离的关系。乡村社会因应时空的嬗变，在形态上与唐代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洪迈：《夷坚志甲卷· 五郎君》，中华书局，2006年，第717页。的民众，为争夺生存资源，应对社会不安，而探索创建了平民家族，构筑紧密的社会关系；为了制约平民家族的自利性，则催生了乡约等民间自治组织，完备了习惯法，使之成为家族、邻里的重要调节机制，维护团结互助。在此基础上，村庄从个体自利性向村落公义性转变，而以士绅为代表的乡村精英正是平衡乡村—国家关系的产物，引导农村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乡村危机：社会自主性流失的结果

宋型社会以家族和乡约为基础，构筑乡村公共服务体系，达成社会自主性，保证社会秩序的平稳有序。按照李昌平的说法，自主性是指不依赖于他人，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自我判断，自主行动（李昌平：《再向总理说实话》，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对于社会而言，则是社会成员自主决定社会的公共事务，落实在制度层面上即为自治。自治以自主性为基础，“意味着某个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由本共同体的成员来自主治理，而非由共同体之外的人或组织来治理”（参见王建勋编：《自治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编者序第1页）。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迅速流失，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不断削弱。从组织的角度来判断，主要与三个方面有关：一是领袖缺乏，受科举制度取消、西学教育普及的影响，士绅阶层社会地位下降，农村产生新的领导阶层不易；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0-482页；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二是组织涣散，家族、乡约衰微，乡村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三是组织文化衰落，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伦理秩序受到质疑，难以为组织提供价值基础，组织效力下降。农村组织化的衰落，使农民失去自组织保护，渐成个体化生存状态，抵御风险的能力大为降低。

在农民失去自组织保护的同时，国家的虚弱无能也变相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一方面，清帝退位、军阀擅权、土匪横行等一系列政治混乱、政权碎片化，为军阀、土匪随意进入乡村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田赋、地租由实物形式转为货币形式，逼使农民走向商品生产，搅乱了农村经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65-266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村情况已极为惨烈，“不仅经济上破产，农民陷入普遍的贫困化境地，而且农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以及组织网络都弄得零七八落，农村变成了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间地狱。”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把1920～1930年代乡村危机放在农村生存环境变化的角度来审视，就可以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自组织能力下降，又遭遇社会环境的劣化，终致农村难以适应外界环境而产生危机。

近代以来，乡村自主性的流失严重降低了乡村社会的防灾减灾能力。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在历史上多“靠天吃饭”，形成水利社会。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认为，中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控制广大民众进行包括道路、城墙、长城、水利等在内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以确保社会安定和统治牢固，特别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利工程系统，历代不敢放松。这一观点的偏颇之处已为学界所认知，不过所揭示的国家政权能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就地域水利工程建设而言，在国家的指挥与调控之下，均离不开地方精英——士绅的主持、参与、组织。在国家政权能力下降的同时，民间自组织能力也因地方精英的更替而发生了问题。清末以来，儒家文化影响力的下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农村社会上层表现出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追求物欲而拒绝履行义务，导致公共服务精神的失落，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地方组织架构向“赢利型经纪体制”（杜赞奇语）转轨，结果造成农村水利、路桥等基础设施和农村金融借贷等都大受影响。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个问题也许能看的更为清晰。1931年发生大水灾，16省沦为泽国，8000万群众面对着饥饿和死亡。据时人观察，饿殍满地之时，“地主、富农、商人及官吏等在灾荒期间贱价收买田地成为灾区普遍的现象。大批的土地脱离农民的手里，而动员到富有的阶层的掌握中去。”钱俊瑞：《1931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新创造》1932年第1卷第2期。到1934年再发生全国性水旱灾害，已有经济学者从制度类型学的角度指出，这是“水利经济的解体”。骆耕漠：《水旱灾的“交响曲”——中国水利经济的解体》，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骆耕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9页。其实，地方水利与地方士绅关系密切，水利社会的另一面便是士绅社会。士绅劣化引发蝴蝶效应，最终导致农村社会的总体危机，是可以预料的结果。虽然由一个阶级、阶层的地位变化、角色转退而造成一方农业或一个时代的农村社会的衰退，这是一个超级的历史课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微观角度来看，士绅劣化造成农村水利工程失修或朽坏，最终酿成天灾人祸的恶果还是不可小觑。事实上，正因农村公共服务供应短缺，1920～1930年代出现华洋义赈会、乡村建设运动等很多民间组织，国民政府也开始探索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

四、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城市知识群体关于乡村

危机的应对路径五四前后，中国从乡村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变，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有着完全相同的思想意识和体验，所以有的人感怀民族的苦闷，鞭挞民族劣根性，希望通过批判而使国民猛醒，不少人由此而走向革命；也有的人对时代的转变抱着怀疑的态度，审慎地观察西方现代文明存在的问题，转而歌颂中国乡村古典人性之美、文化之真；还有的人从中西对比中，发现了乡村社会的“愚、贫、弱、私”，由此走向乡村建设、乡村教育。

1乡村制度创新主要发生在公共服务领域。翻开晚清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知识群体的制度探索涉及基层组织、平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经济合作、地方自治、公共卫生、民众动员等很多方面，大致是把世界上已有的乡村组织、乡村建设经验，包括中国固有的、丹麦的、日本的、美国的等等，都尽可能拿来实验一番，极力发展出一些适合国情的模式。1920～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这些新制度实验大致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就：一是以乡学、平民学校等教育设施为核心，构建新老精英群体共同参与的地方自治组织，加强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探索地方自治。这在乡村精英劣化、豪强地主当道的时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实验。二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构建农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将外部的知识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输入农村。比如农业推广方面，为了能够在孤陋寡闻、成见很重的农民中迅速推广良种，定县实验不仅设立良种农场、生计巡回学校、表征农家等制度，而且每年组织一次县级规模的农产博览会，表彰先进团体和个人，有效发挥了示范引导作用。再比如由陈志潜创建的定县卫生医疗模式，打造了中国最初的“三级卫生保健网”，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这些新的规则形成了一个畅通的渠道，使现代科学技术进入农村，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对整个农业社会的现代化都有重要的启示。

总体来看，城市知识群体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大多发生在农村社会发展所需要、农民所急需的公共服务领域。关于这些举措的时代意义，美国学者马若孟在《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中曾指出，当时“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对农民及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以支持农业生产，家庭农场的产出和生产力本应增长得更快。例如，如果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像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发展和推广优良作物品种的话，本来是会使产出有明显增长，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98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前言”第1-2页。1950～1960年代由政府推动的相关做法取得相当的成功，验证了1920～1930年代城市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的历史贡献。跟外部环境优化一样，制度化地向农村提供紧缺的公共品服务，也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农村社会发展前景、发展空间和地位。

这些实验，作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初步探索，反映了“宋型社会”渐行渐远的时代变迁。费孝通曾指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虽然生活水平很低，但因村庄内部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一个可以生存的体制，所以人们不受饥饿和其他方面的煎熬，但是近百年来的种种“社会侵蚀”，造成农村的贫穷、压迫、疾病和苦难，使得它单靠自身机制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秩序了。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2页。乡村危机使我们看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村庄的生存发展已经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机制，而是需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依赖关系，特别是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和一套完整的制度给它提供公共服务。换句话说，社会变迁使农民从自组织状态脱离出来，由于失去了自组织的保护，他的个体化生存需要新的组织来呵护。在国家功能尚未完成现代化，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乡村建设是一种自觉担当和探索。遗憾的是，民国时期这个群体人数有限，实验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最终只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2乡村制度创新的重要基础是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代以来，当国家无力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农村需要自力救济时，士绅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成为扭转社会风气，挽救社会颓势的利器。这不仅仅使士绅们创造出儒家的“心学”派，也把“风俗起于一人之心响”（钱穆语）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读书人的心中。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震荡之下，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饱经挫折感和屈辱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没有偏离传统士人的轨道。他们奋力发掘文化传统，复苏先秦诸子学和大乘佛学，特别是发扬儒家修身经世的致用精神。按照张灏的说法，近代知识分子身上的致用精神以两种形态体现，一是以《大学》模式为本，在极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推动下，以实现完美的人格为目标，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一是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以客观制度的安排和调整为其达到目的的途径。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还表现在，他们能够以我为主，自觉超越西学的影响。清末以来，严复翻译《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危机感，但是也以生硬的结构论限制着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所以1920年代，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以扭转中国社会在中西竞争中的被动局势。比如梁漱溟就接受了柏格森“创造性进化”思想的影响，视进化为能动的、进步的趋势，具有强烈的反抗和征服欲望。李世雁、张建鑫：《在创造进化论中肯定生命冲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日第6版。这是当时整个主流思潮的缩影。当时也有很多人重新审视、服膺曾国藩、王阳明的思想，以“心”力量对抗外在环境的制约，以理想为指引，重新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精神世界的变动可能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点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而基本得到认可，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制度创新中最重要的一环，也说明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知识群体的经世精神发挥了创造性转换的作用，通过采撷各种知识、思想、制度资源，并按照特定目标对其中的有效成分离散、重组，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种子或框架，正是知识群体的专攻。

正因为有了这些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1920～1930年的乡村危机显现后，很快引起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关注。与传统士绅阶层不同，这批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教育，依靠大学、报刊杂志等现代传播体系，构筑舆论平台，因此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在杜威“进步教育”、“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希望运用现代知识和方法来发展中国，改造中国，而不是抄袭西方。所以，在大学、报纸、学会团体等公共空间的作用下，有关乡村危机的讨论日渐热烈，强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 宣朝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民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时代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循环激荡的“剧场效应”，带着城市知识分子们走向农村，观察农村，体验农村。1931年，年轻的历史学者顾颉刚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农村思想保守、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生产萧条、治安混乱的农耕生活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叹道：“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页。他承认自己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的，这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内心告白，是他们学术研究和改造农村的指引。

3乡村制度创新的认识来源是知识群体关于乡村危机的认知重构。1920～1930年代，城市知识分子站在现代的、城市的立场上，以全新的话语体系解读乡村危机，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产业诸方面，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的“病理”分析，做出了事实认知的重新建构。他们认为，农村在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苛捐杂税的压榨、高利贷的剥削；在政治上，内战、土豪劣绅的统治日益严重；在文化教育上，农民识字水平差，迷信思想严重，习染等恶习；在农业上，人多地少，耕作方法陈旧，农副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流向城市，这些都是乡村危机的病因。吴伯明：《农村衰落与农村教育问题》，《教育与农村》1932年第21期。这种分析突出了农村衰落的全局属性，把农村问题放到世界格局、国际形势、国内政局和中外农业比较等多个层面，进行全方位地研究，反思农村社会生存环境方面的功能缺失。围绕着这些分析和讨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乡村建设天然地包含着很多社会问题，局部的乡村建设是不可能的。⑦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93、494页。

彻底解决农村问题，全面进行乡村建设，只能从制度重建开始。正如梁漱溟所言，“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欲谈建设，应从建设一新组织构造谈起，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从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之运动。”⑦当然历史证明，重新对社会组织结构进行制度安排，并非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通过改良的办法能办得到。同时，辛亥革命的失败、地方自治的昙花一现，警察制度向保甲制度的回归等，都证明整个国家在这个方面都缺乏干部、经验和法律等方面的准备，社会革命、制度重建任重而道远。因此，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要抓紧解决公共安全、教育、救济、技术、交通、水利等问题，这或许是务实的办法。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在这个方面，晏阳初认为，紧迫的任务是“现在需要一套乡村改造的办法，装入制度里，大规模的推广出去”。吴相湘：《晏阳初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第319页。他领导的定县实验，力图探索一种民间自组织的公共服务体系，以便顺畅地把科技、知识、金融等输送到农民手中。

五、现代化中的纵向整合：乡村社会演化的

政治环境与地位异化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以国家政权建设为核心，实现中央—地方的纵向整合，达到集中内部资源，获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目标。受制于这种现代化的特征，乡村社会的地位受到一系列规制和调整，由独立自主变成依附国家。1920～1930年代，随着国家“现代化”意识的陡然增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1-365页。孙斯鸣：《中国现代化的径途》，《十月谈》1933年第1期。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也迅速提升，通过“建立合理化的官僚制度，做到规则的统一和国家强力的垄断，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社会”，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69页。以有效的纵向整合社会能力，将人力、资源从村庄自治状态、家族组织之中释放出来，为现代化目标所用。

削夺乡村内部自治权，对农村社会自组织进行强烈干预，阎锡山是始作俑者。1917年，阎锡山仿效日本，以加强地方自治为名，在村一级设立行政干部——村长、村副，村下设闾，闾有闾长，闾下设邻，邻有邻长，一律由政府发给补贴，在农村代行警察职能。三年后他又打破村落原有格局，每百户设一编村，要求从邻长到村长监视村民财产、言行，干涉村民的日常生活。及至后来，村干部队伍大为扩编，村副多至五个，村公所设书记一至二人，村警二至五人，另外还设四个组，组长、副组长各一人，分管户籍、财政、生产、教育、组织、公安、情报等事项，在闾这一级加了副闾长，副闾长以上皆由县政府加委任命。过去的乡绅和富户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和话语权，大多都担任了各级职务。整个山西的村闾长有50多万人，各地都多了一批吃官粮的公务人员，给本已贫困的农民增加了许多负担。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做法的实质是仿效日本军国主义治国方式，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经济上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实现国家政权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汇集农村人力、财力和物力，达到军事和工业现代化目的。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8-82页。其实，比照中国传统统治技术和日本的现代化历程，就会明白，这种做法在日本是“王政复古”，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借助“王政复古”，实现中央集权，“创立官办工厂，引进股份公司制度和银行制度，创立现代科层制度及现代行政组织等充当现代国民经济之前提的制度框架，铁路、公路、港湾等基础设施的整备等等” ，在此基础上倡导殖产兴业政策，完成了日本的产业革命。（参见[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董兴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在中国历史上是“编户齐民”，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是在中国近代走了一个“出口转内销”和土洋结合的过程。

统治时期，各省的乡村自治多与此相类，以自治之名行官治之实。1930年代，“民国政府为了应对当时面临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问题，在地方政治重建中的着力点开始由现代地方自治回归于传统保甲制度。”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南开学报》2008年第3期。清朝的保甲是受地方乡约、士绅权力限制的，因此难以对地方自治权构成威胁，而新保甲制则把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筑到每家的门前，更是把国家的警察制度这条轨道延长到了门内，在税收和征募劳役方面发挥出高效率，而在所有地方重建项目和增产活动中，能做的只是把政令保留在保公所里。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0-73页。因此新保甲的施行，不仅扰乱了传统的社区组织，也弱化了地方自治和社会发展能力。

政治需要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黄宗智在关于华北地区农村社会的研究中指出，现代化所导致的国家权力扩张，迫使原来内生的保护型村庄领袖退出了领导地位，让一些恶霸、地痞出任领导，固化了乡村精英群体的“劣化”趋势。[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杜赞奇则进一步指出，乡村精英劣化的深层次根源，是以赋税为主要来源的国家财力无法支撑现代化导致的权力扩张，也就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建立起一支直接控制乡村社会的官僚队伍，只好在乡土社会寻求廉价的人，利用他们的关系网控制农村。[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1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表现积极、别有用心、配合国家“演出”者成为政府扶植和利用的对象，构成了统治农村的新精英群体——干部。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同一个基本观点，即“干部”治村导致了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恶化。其实，恶化的体制根源是，中央在控制地方的过程中，把村庄置于国家纵向整合、强力支配和绝对控制的地位，而使村庄丧失了自主能力和权利。也就是说，村庄在现代化过程中由自然发展的主体地位沦为被规划与调整的客体地位。

不过，有一个基本问题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近代以来国家与乡村均有发展互赖关系的愿望。在应对乡村危机的过程中，乡村亟待调整与国家的关系，以获得国家的资助和支持。比如，近代以来，“宋型社会”家族制度衍生出来家产共有制（如族田）、小土地所有制（以北方为主），以及不动产转让的族内优先等缓解人口与土地矛盾的制度，均遭荒废搁置，土地向大地主集中，致使个体化生存的小农家庭对土地的要求变得极为迫切却毫无办法，有待国家力量的介入。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威胁之下，国家也渴望与农村形成依赖关系，且威胁越大，依赖度越深。所以，国家在这个时期以行政权和警察权为手段整合农村资源，是具有合理性的。如果国家在强化控制的同时，能为农村适当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帮助解决村庄内部无力应付的公共问题，国家也将建立起它的统治合法性。这个逻辑关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中国各界的认同，并在19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但是遗憾得很，国民政府是一个“低制度化水平的权威主义的城市型政权”，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于刘建军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有效统治范围仅限于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通商口岸。它为了满足自身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扩张，不得不更加苛刻地榨取乡村的物质供给，而此时的乡村既无法实现自治和自我稳定，同时又被断绝与国家系统的政治沟通，陷入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并由此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濒临崩溃的边缘。胡位钧：《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载刘建军主编《制度与国家成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1930年代以后国家对乡村的依赖与控制模式的变迁

1950年代，国家为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制、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村教育、农业合作化、赤脚医生等方面，受到了农村群众的广泛欢迎。此时农村的变化还表现出“革命”的深入进行，祠堂和族产、族谱、族规（族训）等制度化的家族形态都被取消了，核心家庭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在庞大的现代化计划面前，国家管控农村的力道持续加码，阶级斗争扩大化、农业集体化等措施快速推进，乡村社会的自主性遭到进一步削弱，村庄变成生产队，成为计划经济下的一个基本单位。有学者指出，“在管理体制下，农村日益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行政化的社会，其行政化强度并不亚于中国的城市社会”。蒋永甫：《行政吸纳与村庄“政治”的塌陷》，《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这种制度改造的合理性就在于，“1949年后正式孕育成型的中国基层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型民族——国家制度设计的产物，其核心意图是通过将近代城市和传统乡村改造成为基层社会，来加强国家对各项资源的统一支配，以便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以‘富国强兵’弥合民族的心理创伤，并以此应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胡位钧：《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载刘建军主编《制度与国家成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国家对农村实施干部管理，大量的公共资源集中到干部的手中，实际上是以等级身份制度取代了阶级制度，以金字塔型的科层制取代了原有的士绅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农村有了相当大的自，但由于我们在发展上选择赶超型战略，“而赶超战略的实际实施往往以压力型行政体制为制度支持。作为行政体系中的最基层组织乡镇政府为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对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包括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同时，压力型行政体制限制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弱化了村委会的自主性，处于行政紧约束下的村委会自主性缺失，无力提出民主的强劲要求，也不能有效抵制乡政府的不正当操纵和控制。”郎秀云：《当代中国乡—村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第9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服从于赶超战略的基层社会，这是我们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享有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的重要原因。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5

诺思把结构的变迁看成是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并指出：“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有目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②按中国学者通常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表述：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诺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后者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肯定作为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经济层面的基础有着逻辑联系。所不同的是：诺思主张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似乎有上层建筑反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的意思。至于把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结构可变的因素，那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相似，看不出有本质的分歧。至少我们对诺思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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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三联上海书店，1994年版，2002年重印。

② 同上书，第63页。

我想可否以自己的理解，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还是诺思的论述，凡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都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就唐宋社会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一番考察。

一、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

我们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五六十年代是我们的必读的经典之作。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暴力性质等等，是人所周知的论点。诺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内容。诺思所述的关于国家存在的两种解释即契约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暂且不说，因为本节不讨论关于国家的定义问题。我所注意到的只是与本题研究有关的国家界定产权问题。现结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加以阐述。

诺思指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①。他接着说，“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②

我们不能套用诺思上述观点去论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也曾经有过这类国家“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但可从诺思的论述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制定若干基本规则，影响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所谓产权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沿用。概括地说，当时的观点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包括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两大形式，土地私有制又可分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阶级可划分为身份性地主(皇室地主、贵族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商人地主)，所以，土地所有权的政治属性(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属性)也有不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形式，地主的地租收人体现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国家征收的租或税是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一的体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表现为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问题远比以上概括要复杂。一是产权的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二是产权的层次远较上述说法复杂；三是产权效率问题从无人问津；四是产权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关系究竟如何?四是产权与统治者租金扩大化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现在结合唐宋的一些史实加以分析，提出个人的探索性看法，以就正于同

(一)关于土地产权的立法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有比较严密之刑法，但无严密之民法。但并非绝对如此，关于土地的立法就是例外。西周有“井田制”，春秋时有各国变法所包含的土地法，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汉有“田令”，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田令和宋田令等。虽然以上的土地法令已无法窥其全貌，甚至只知有其令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土地立法表明国家十分重视关及自身利害的土地产权问题。诺思指出：“雅典的产权结构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罗马人的贡献是精心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它强化了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①中国古代的土地立法内容具有严格的法律精神。有类于希腊；而又愈来愈详尽(如《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有类于罗马人的精心设计。中国古代土地立法侧重土地还授、申请、限田等方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重点在控制产权，而不是为了适应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产权契约化。中国古代较早有土地契约，但限于民间土地买卖时立约，而不改变国家的土地法。这一点使它区别于罗马土地法。罗马法“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②。而中国的土地法是建立在国家控制农户(编户)、土地、租人的基础上。

无论先秦时期抑或秦汉至唐宋，土地是联结国家一民户(可分为贵族、官僚、农民、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的纽带，国家首先是土地管理者，各阶层取得土地的途径有：(1)赏赐；(2)请射；(3)职禄；(4)买卖；(5)掠夺；(6)继承。在六种途径中，除买卖、继承两种途径相对独立以外，其余四种均与国家权力有关，其产权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赏赐给一个人土地，是为了褒奖这个人对国家(王朝)的贡献；给予一个官吏职田、禄田，是因为他为国家尽职尽责。至于请射土地，过去或解释为兼并，或解释为借耕，其实都是误解。请田之事很早就有，汉代以来就有“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③的传统，所以国家总是把解决无主荒地的开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来实施。一般人往往误以为是国家把这些荒地分配给贫民的，而事实上是由需要土地的贫民申请的，申请者须经地方政府的批准才能获得某一块土地。《史记》曾记载一则故事说：武帝少时，由东武侯母养育，当了皇帝后这个“大乳母”上书武帝：“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武帝就把这块地赐给了她④。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此制也是以无主荒地分给贫民耕种为内容，贫民需要土地，也要经过申请手续。对这类请田手续如何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988年《敦煌学刊》一、二期合刊发表杨际平同志的文章《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就“请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均田制”下的“授田”(如果是实授土地的话)与“请田”实际上是一回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里正所造的“请地簿”(“请田簿”)残卷和“欠地丁簿”残卷即可资证明。“均田制”破坏后，百姓请射官荒地的做法，仍然继续存在，历唐宋而不改。由此可见，请田制度是历代处理官荒地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兴于唐宋的一种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从产权的角度说，请田规定证实土地产权转移的规则，除了土地买卖契约规定以外，还有由政府《田令》所载的规定。所以历代“田令”也可看成是与产权有关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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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③ 《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

④ 《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

掠夺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指以某种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得土地的行为。此种方式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有一点却很重要。这就是凡是具有掠夺能力者，多属现任官吏或贵族、世族，他们代表某种政治势力，所以他们通过掠夺取得的土地产权，本质上属于政治权力的延伸。很难把掠夺列为土地产权转移的一种规则，也不符合《田令》规定，即与土地产权立法精神相抵触，但从兼并行为的结果看，土地兼并又是政治势力重组的反映，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竞争原则也可能说得过去。

总之，从产权立法角度看，中国古代是比较完备的，但立法的精神是确立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而不是像诺思所云“罗马法”那样，“这种法律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①。

唐宋之间土地产权立法的变化莫过于《田令》的修改。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天圣令》及其附录的唐《田令》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变化的证据②。如宋《天圣令》就没有还授田的规定，更无永业、口分之别。表明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力度在削弱，私人的土地产权更为充分。宋《天圣令》有一条内容是：“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转引自戴文)那么，如果是卖易给其他人当然是合法的了，土地买卖比唐《田令》的规定显得灵活得多了，也就是说，官人、百姓的产权更完整了。一个社会对土地占有数额进行限制，如汉唐之限田，从保障生产者(主要的纳税人)土地产权这一点来说是合理的制度；但从生产要素(如土地)上界定产权角度说。限田妨碍了土地要素可能合理的配置，因为土地兼并者中有的(如商人)是有实力的投资者，故限田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不合理的制度。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唐至宋个人土地产权的扩大，如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于凛，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路。”③所谓“人享于田庐”，可以理解为当时江西农户(地主与农民)有充分的土地产权，乐于耕作，安于农亩。王仲舒是在穆宗即位后出任江西的，他的改革反映了江南地区发生的制度变迁的潜在意义。为什么唐以后整个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水平有很大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这个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扩大了，改善了市场发育所需的商品生产环境。这一点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理论去观察是很难弄明白的。

(二)关于产权层次的复杂性问题

唐宋产权复杂性问题也是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不成熟的理解是：产权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多种阶级成分及他们多数和土地相分离。在五六十年代，把土地所有者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身份性地主)；商人地主、一般地主(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部分佃农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准确的。他们之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外，都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主要是地主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土地产权有不稳定的一面，许多事实说明因犯罪，或政治上失败、失宠而被籍没的土地不计其数；因战乱而逃亡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子孙败落而出卖、典押土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等等。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产权必然与政治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地主依靠收取地租来实现其产权，如果出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或者因灾害而收不到租的情况，其产权将随之缺损。与以上产权缺损同时发生的是产权的转移，“千年田，八百主”，即言土地产权变动之速也。所以，实际上土地产权是在缓慢而不停地流动着，最终构成土地产权既有层次又有不断变换的有如层云移动的状态，此即所谓复杂性原因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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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

② 戴文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③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二是国家的干预下，使私人土地产权发生转移。我们知道，租税的收入是国家安危所系。为了确保税人，国家必然会尽量防止民户以逃亡形式逃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天圣令》附录)规定：借佃荒田者，“私田三年还主”，而三年以上则另一回事了。这一法律规定，迫使逃户必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耕种纳税，否则他的土地将作为荒田被人请射，土地产权亦归他人所有。南宋经界法也规定：经界中“稍有欺隐不实”者，“仍将所隐田没人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①。唐宋乃至其他各朝代的这类属于重新界定产权的干预措施，实可视之为“重新界定产权”行为。诺思说：“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这样重新界定产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产出和税收收入。”②尽管诺思是从国家的统治者“使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地主”这个角度说的。隐田者的这部分土地产权遂转入他人手中。国家干预下的产权转移有许多情形，此处所举仅为一种而已。此亦为土地产权层次复杂性之一。

三是民户在财产继承中出现的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亦影响土地财产权的复杂化。举个例子说，一个家庭如无直系男性继承人，怎样选择继承人便是个问题。有了符合法令与习俗的继承人不等于土地财产权的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如寡妇守节，原则上有权继承丈夫的土地财产，直至找到继嗣。在唐宋土地财产继承法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产权效率问题

诺思说到国家界定产权时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又认为：如果假定一个“中立”的国家存在，那么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方案而存在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③。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诺思的意思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哪一种产权形式带来的成本最小，该产权即是最有效率的；而有效率的产权能造成经济发展，国家界定的产权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则这个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产权，若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率的产权；具体造成产权有效率或无效率的直接责任是某个政治一经济组织，国家的理论要对这类组织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以上观点有两点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造成无效率的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指的是什么?一点是“最小成本”在历史上(如中国古代)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点，在地中海应指希腊的城邦之类；在西欧应指采邑、庄园之类。所谓这些组织的“内在倾向”应指其对产权形成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关于最小成本问题。是诺思作为一个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必然会提出的观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到相应的例证是很难的，原因是成本或边际成本的取样与计算十分困难。因此至少在我来说是无法做这件事。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明产权效率就成为我们的探索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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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②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31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我想试一试用分析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的方法来评估唐宋的土地产权效率。唐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政局安定时期应当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在乱世则较低，可证无论是《田令》实施时期或是废除了土地还授之后的《田令》实施时期，农民的产权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农民有了土地可耕作，不管有无土地所有权，都会有生产积极性。至于产出之多少还要看土地肥瘠、耕作技术和是否风调雨顺以及租税负担是否过重等等因素。以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农民经济状况为例，土地产权只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使土地产权效率体现为较高的产出，还需要上述土质、耕作技术、天时、租负等条件，即需要一个制度系统来保证其产出一一产权效率由以实现的标志。唐宋的情况均如此。凡是有效率的产权的存在，无不和当政者努力改善实现农民产权效率诸条件有关。由此可以推论，不能孤立地去求证土地产权效率，必须从制度系统去分析土地产权效率。

产权效率不仅限于土地产权效率，还有其他房屋、碾硙、油坊、商铺、邸店、作坊等不动产的产权效率。这类产权效率如何评估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成说可借鉴，故试作简要分析。首先是这类产权不同于土地产权，与国家的产权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依托政治权力而存在；这类产权和上述因素的关联度不等，但不是没有关系。其次，这类产权的处置自由度远大于土地产权。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一条敕令称：“应赐王公、公主、百姓等庄宅、碾皑、店铺、车坊、园林，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院收管。”①既然允许庄宅、店铺等产权的自由出让，那么它的产权是充分的。有一些资料表明，江南地区这类产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从而带来了江南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经济质量、规模的提升。转贴于 二、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

诺思承认：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②。这一论述所具有的深刻性可能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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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5《宪宗纪》。

②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

从唐宋两代的实际情况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下是我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租金最大化的确切含义

诺思没有详细解释租金最大化的含义。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统治者的租金是指国税意义上的租税。唐宋时分为唐前期的租(租庸调之租)和唐后期与宋的税(两税之税)，还有其他的征税，是为统治者的“租金”。另外还有地主所收的地租，也是“租金”，因为地主之中，相当多是官僚，所以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统治者的“租金”，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租金，我们讨论的是诺思所说的具有国税意义上的租金。以唐后期至宋的情况而言，只有租金合理化而无租金最大化问题，此即与诺思所论不合者。请看下列事实：

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有著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翰苑集》卷二十二)之奏议，这篇宏文反映了时人对具有国税意义的丁租和两税性质的看法。他指出：“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故谓之租。”(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就是说，时人以为土地产权属于国家时，国家向土地耕种者收取的生产

物叫“租”。而事实上当时除部分荒地准于农户请受外，农户的土地一般是祖业。所以，国家产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象征意义。国家征收的租(也就是诺思所说的“租金”)的特点：一是统一，如陆贽所云：“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二是租税负担率(税率)较低，以丁租来说，一丁百亩之田不过“岁纳租税二石而已”，平均亩纳二升。这个税率肇自汉文帝三十税一制度，以后曹操的《租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①，把税率提高一倍。唐代丁租税率比汉魏均低。所以陆贽竭力反对两税法的高税率原则。他说：德宗建中之初“创两税之新制”，“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从租金最大化原则来说，两税法是做到了，但受到政治家的质疑。所以往后的论争，都围绕着税额问题。而唐后期北方处在方镇割据局面，难有减税之可能；南方则因许多新进士人(多数是进士科出身)主持州县政务，实行某些改革，把两税税额稳定在一个合理负担的基础上，以保证财政收入；但就两税本身来说。是在控制税额最大化，从而推进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得以保持下去。

(二)租金合理负担的制度化

唐德宗贞元以后由于折纳等因素，两税的实际负担明显增加，所以有陆贽等政治家的激烈批评，围绕两税税额、折纳、减免灾后税额和反对摊逃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政策是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两税额的合理水平。试以元和四年(809年)的政策为例加以条析。该年度支奏：“诸州府应上供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每年匹段估价稍贵，其留使留州钱即闻多是征纳现钱，及贱价折纳匹段，既非齐一，有损疲人。伏望起元和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依京官例征纳现钱支给，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即于当州两税内据贯均配支给。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请随夏税旨限收送上都，度支收人次年旨符，便为定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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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② 《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

以上记载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匹段折估，凡诸州府上供的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出现“每年匹段估价稍贵”的情形；留州留使钱物中，也有“贱价折纳匹段”问题，这类折纳，“有损疲人”，应予制止，所以有“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的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州县官正料钱的支给。规定正料钱的一半依京官例支给现钱，“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于“当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支给”，避免趁机滥征。这样一来，可以制止名义上税额不变，经折纳、加征后而实际上增加税额的行径。第三个问题是改变两税钱的解送。原规定使府解送上都，诸州解送使府；改为使府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诸州把供使钱直送上都。这三项政策，虽非重大改革措施，亦有利于控制税负、降低运输费用。由此可见，国家界定产权的目的不是求得租金的最大化，而是在求得租金的合理化，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同样，在宋代税额的控制也是统治者们争议的焦点。宋代的两税已经不再是一州、一县之总额控制；由于按地起税，逃税者首先从瞒产上作文章，所谓隐田漏税是也。政府的对策是继承唐元稹同州“均田”(均税)、后周柴荣颁发“均田图”办法，加强田产清查，明确纳税人的产权，也明确纳税人的义务，产税挂钩，以行政手段，迫使有产户依法纳税。这一思路发展为方田均税法与南宋的经界法。国家在实施方田均税法与经界法中，充分发挥了界定产权的作用，保证了税人(国税意义上的租金收入)，但只是保证国家合法的税人而不是最大的税人。我们知道，南宋代替北宋，南北经济总量南重北轻的格局已无法改变，李椿年的经界法之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南方经济的持续增长。究其原因是经界法强化了产税挂钩，从法律上确认土地产权的标志之一是纳税(另一标志是收租)，唐代就提出的“据地出税”原则真正得以实现。

过去在分析重税之弊或两税不均时，多从批判政府官员之苛政人手，自有其理由。倘若照上面的思路去分析，主要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人。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以来两税之征收必有文簿为据。这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一开始就有漏洞。宋太祖建隆时，已发现“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所以太祖命逐县造户帖、户抄。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诏令检复“招携及归业承佃户税物文帐”，并令三司“将复检文帐上历系管，于判使厅置库架阁，准备取索”。加强文簿的管理。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了防止下级官员偷卖文簿，诏令“州县案帐抄旁等委当职官吏上历收锁，无得货鬻弃毁。仍令转运使察举。犯者官员重置其罪，吏人决仗配隶。”卫州判官王象就因卖掉“案籍文抄”，除名为吏。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京西路劝农使报告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报告还说，兖、郓、齐、潍、濮诸州已查出“失陷税赋”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四贯匹石。针对这类“走移税赋”情况，要求详细规定“夏秋税簿”的写造、勘验、归档程序①。这些措施加强了夏秋两税征收的制度建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制度性政策，最能干、最廉洁的官吏也难以成事。下面还要再说一下南宋经界法在这一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高宗绍兴年间，李椿年提出经界主张就是为了重建夏秋两说的征收制度。他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大害处。“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虽欲走弄不可得矣。”②然后他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土地产权登记、转移规定，从制度上确保税人，实现具有国税意义的租金收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之所以不会因辽、金南下而中止，和经界法这类制度的保证有极大关系。为了使大家了解李椿年对制度建设的作用，特再引用其报告部分内容如下：

“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址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付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水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井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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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均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至十二。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十六《经界》。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从完善赋税征管制度角度看，其具体化、规范化是前所未有的，无疑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所起的作用。上举唐宪宗元和四年关于折纳等政策，直接受惠的恰恰是江淮地区，“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珀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①最后一句话是《册府元龟》编者的看法，时间在北宋前期[《册府元龟》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可见此次制度性的政策规定，对江淮经济发展的影响直至北宋前期。证明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有长期作用。至于李椿年经界法实施时的制度性规定，当然首先在江南推行。因此可以认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有关制度性建设相联系，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要形成比较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诺思的理论可能不完全符合唐宋时期的实际情况。诺思在他的书中强调：“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②因为经济学的素养不同，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会不同，就个人水平来说，要逻辑地解释诺思的观点还有困难。

首先，如果国家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那么这个所有权结构就不应该是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妨害有效率体制的建立。问题可能出在租金最大化的假设上，既然这个所有权结构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当然会出现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有效率体制的建立。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至少在唐宋赋税史上是不易证明的，它和国家这个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政治结构的固有特性有关，就是说国家尽管不能不有其阶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会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违背国家性质和职能。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某个时期有竭泽而渔的搜刮，也可以说短暂的、局部的租金最大化现象是出现过，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或政策，不可引以为通例。诺思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由于现存产权结构引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个人就会发现，从其利益出发，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不同于另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③中国历史的共同体特性相当大地影响国家的作用，它不能任意把大多数纳税人即编户齐民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租金最大化和另外两个因素的持久冲突是否属实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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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488《邦计。赋税》。

②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

其次，关于交易费用。上面引《宋会要辑稿》关于“今后遇有将田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的记载，表明李椿年所建立起来的“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是有利土地交易，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土地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至于农产品的交易，和租金最大化有关。唐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农户(地主和农民)虽然不能说两税负担普遍减轻，但也不是普遍加重。因为在江南存在着税负的平衡机制，具体表现为地方州县采取落实“据地出税”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江南的生产力有较快的提高。因此，产出和税负之比，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就在这种环境下，江南农户(地主和农民)出售粮食、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户和农副产品市场的联系已司空见惯，这种情况恰好证明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是有利于他们在产品或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我无法解释这个时期农户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但从农户卷入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现象推测，他们的交易费用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再者，交易成本会因为交易环境的改善、利润率的上升而得到补偿。诺思的论断似乎脱离这些应当考虑的因素。在中唐以后，江南地区交易环境的改善在本文下半部分将有举证。

复次，关于有效率体制问题。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能想到的难点就有多个，试析如下以就正于时贤。一是关于有效率体制的含义。所谓有效率体制应指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亦即国家体制，而不是诺思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如有效率产权或有效率市场等方面。例如被诺思誉为“西方古代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罗马史”的罗马，由于罗马法的创立，有了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因而强化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商法、财产法等法律的问世不能不说是造就了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到了“奧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发展了更加精巧的管理体制，这些管理体制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君主制度有很多共同之处，即进行检查，建立文官制度，任命有经验的属于元老院的总督管辖各省，设立按职业支付薪金的常备军。税收结构改变了，对承包商的依赖减少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了在意大利定居的罗马公民(在此之前，奴隶解放只征收5％的税)以及外省居民。”①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情况说明它们应是那种有效率的国家。诺思在分析所谓“探险和商业扩张时代”的国家统治危机时，说：“国家统治上的冲突导致了带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国家：一种是产生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另一种是相对或完全处于衰落期的国家。”②总之，所谓有效率的体制即指有效率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而言。

就唐宋时期而言，比较公认的唐之宪宗、穆宗，北宋之仁宗、神宗，南宋之高宗诸朝，大体上税人有所控制，不应列入所谓租金最大化时期；经过若干改革，产权结构，特别是土地产权结构也有合理性；法制尚称健全，政治有所刷新，当时的政府可以视为有效率的体制。因此之故，也很难断定唐宋两朝的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但是话得说回来，使租金最大化往往是许多官吏的从政目的，竭泽而渔往往是一些官吏的不可抑止的行为。因此在这些官吏当权期间，极易出现短期的无效率体制。这类局部腔梗式的无效率状态会导致政治、经济体制和已有的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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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6

改革是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体上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情况下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危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革，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就成为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最常见、最有效的途径。

春秋时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荒地开垦日益增多，私田急剧增加，建立在“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之上的井田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出现了“公田不治”（《国语·晋语》）的现象。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田里不鬻”（《左传》襄公四年）的格局被打破。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层出不穷。与此相适应，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部分奴隶主转化成封建地主；获得小块土地私有权的奴隶和平民转化成个体农民。封建依附关系与租佃关系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则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针对腐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奴隶起义与平民暴动此起彼伏，工匠斗争和国人暴动不断高涨，“私家”（大夫）对“公室”（诸侯国君）的斗争愈演愈烈。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相继出现。被称为“战国七雄”的各国国君，为了避免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中遭到宗族残灭、社稷瓦解的厄运，纷纷变法图强，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连仲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前后八九十年间，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尤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并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变法运动，是旧的奴隶制度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集结的产物，实质上是一场摧枯拉朽的封建化运动。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奴隶主贵族普遍遭到沉重打击，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被废除，由奴隶制引发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化解，生产力获得解放，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中国历史迈入蓬勃发展的封建时代。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确立，是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那么，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历代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上不断地进行改革分不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来的农民阶级与地方阶级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每当这些矛盾集结、社会危机到来之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君、有识之士，迫于农民造反的压力，为避免统治的覆亡，往往会推行一些针对时弊的改革，从不断完善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入手，企图缓和矛盾，克服危机。从秦始皇、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改革到杨炎、张居正、雍正皇帝所推行的赋税体制改革；从魏孝文帝的全面社会改革到金世宗、元世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无一不是为了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克服社会危机所作出的努力。而改革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松动了封建生产关系中落后部分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调整了封建剥削中的分配与再分配关系，减轻了人民的某些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封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发生的，而改革又成为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

改革过程中可能引发新矛盾的诸因素

改革是为了化解和克服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旧矛盾，但在化解与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作为旧矛盾的主要方面必然为保持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引发革新与守旧的斗争，这是改革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例如，北宋中期，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官户、形势户地主依仗权势，贪赃枉法，公开掠夺，经商走私，诡名挟佃，影庇税户，导致国税流失和阶级关系紧张，农民造反与士兵暴动此起彼伏。仅嘉四年（1059年）一年之中，各地就发生农民造反970起。加上连续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每年要“岁赐”西夏银帛茶二十五万五千。辽朝也趁火打劫，迫使宋廷在“澶渊之盟”所确定的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基础上，每年再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从而导致宋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宋廷就拼命搜刮，这就引发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为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依靠王安石进行变法，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和军事制度，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力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法的实行确实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打破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剥削秩序，政府因而增加了赋税收入。但由于新法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朝野上下守旧派司马光、韩等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围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免行法等展开的斗争尤为激烈。司马光曾说：“四患（指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和对西夏的关系）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宋史·司马光传》）。宋神宗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动摇，导致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控制朝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宋史·高皇后传》），把改革派驱逐出中央政府，改革最终失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三十多年以后，便爆发了方腊、宋江、高托山等农民起义和金兵进入中原，北宋王朝不久也就垮台了。由此可见，改革过程中所引发出来的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不仅会使改革失败，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重新陷入动乱之中。此其一。

其二，改革过程中，如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失调，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秦始皇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地方权力最大限度地集权于中央，滥施淫威，形成“内重外轻”的局面，等到因暴政引起的农民起义爆发，孤立无援的地方郡县便望风披靡，不攻自破。西汉初年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实行郡国并行制，封了七个诸侯王。由于矫枉过正，诸侯势力坐大，又形成了“外重内轻”局面，导致吴、楚七王之乱的发生，使社会重新陷于动乱之中。此外，像西晋的八王之乱、唐后期的藩镇割据等，也都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调所造成的恶果。

其三，在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配置关系的变化也容易引发出新的矛盾。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推行“附会汉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革除了大蒙古国时期奴隶制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改变了蒙古贵族所推行的杀掠、屠城、强占农田为牧场以及变俘虏为奴隶的政策。一部分守旧的蒙古奴隶主贵族认为这样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引发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中原地主阶级与西北地区蒙古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长达四年之久的阿里不哥叛乱。

其四，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决策失误，不仅会导致改革的失败，而且还会使社会陷于动乱之中。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土地兼并的高度发展，形成了“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局面（《汉书·王莽传》）。富商大贾，“上争王朝之利，下锢齐民之业”（《汉书·货殖传》），官、私奴婢人数激增，导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饥民与官徒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克服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作出了“托古改制”的决策，下令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借以实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汉书·王莽传》）的理想；通过恢复三代主要是西周的礼乐制度，确保宗法地主势力的统治和宗法封建贵族的世袭地位；又仿照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令实行“五均六管”，垄断工商业和高利贷。同时，他还假托古制，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更改官制，授爵封官，滥改行政区划与建制等等。王莽的一系列“复古”决策，严重违反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农民起义的催化剂。当绿林、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王莽的“托古改制”也陷于灭顶之灾。

改革过程中可能引发新矛盾的诸因素

改革是为了化解和克服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旧矛盾，但在化解与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作为旧矛盾的主要方面必然为保持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引发革新与守旧的斗争，这是改革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例如，北宋中期，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官户、形势户地主依仗权势，贪赃枉法，公开掠夺，经商走私，诡名挟佃，影庇税户，导致国税流失和阶级关系紧张，农民造反与士兵暴动此起彼伏。仅嘉四年（1059年）一年之中，各地就发生农民造反970起。加上连续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每年要“岁赐”西夏银帛茶二十五万五千。辽朝也趁火打劫，迫使宋廷在“澶渊之盟”所确定的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基础上，每年再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从而导致宋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宋廷就拼命搜刮，这就引发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为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依靠王安石进行变法，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和军事制度，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力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新法的实行确实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打破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剥削秩序，政府因而增加了赋税收入。但由于新法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朝野上下守旧派司马光、韩等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围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免行法等展开的斗争尤为激烈。司马光曾说：“四患（指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和对西夏的关系）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宋史·司马光传》）。宋神宗在守旧派的压力面前动摇，导致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控制朝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宋史·高皇后传》），把改革派驱逐出中央政府，改革最终失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三十多年以后，便爆发了方腊、宋江、高托山等农民起义和金兵进入中原，北宋王朝不久也就垮台了。由此可见，改革过程中所引发出来的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不仅会使改革失败，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重新陷入动乱之中。此其一。

其二，改革过程中，如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失调，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秦始皇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地方权力最大限度地集权于中央，滥施淫威，形成“内重外轻”的局面，等到因暴政引起的农民起义爆发，孤立无援的地方郡县便望风披靡，不攻自破。西汉初年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实行郡国并行制，封了七个诸侯王。由于矫枉过正，诸侯势力坐大，又形成了“外重内轻”局面，导致吴、楚七王之乱的发生，使社会重新陷于动乱之中。此外，像西晋的八王之乱、唐后期的藩镇割据等，也都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调所造成的恶果。

其三，在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配置关系的变化也容易引发出新的矛盾。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推行“附会汉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革除了大蒙古国时期奴隶制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改变了蒙古贵族所推行的杀掠、屠城、强占农田为牧场以及变俘虏为奴隶的政策。一部分守旧的蒙古奴隶主贵族认为这样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引发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中原地主阶级与西北地区蒙古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长达四年之久的阿里不哥叛乱。

其四，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决策失误，不仅会导致改革的失败，而且还会使社会陷于动乱之中。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土地兼并的高度发展，形成了“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局面（《汉书·王莽传》）。富商大贾，“上争王朝之利，下锢齐民之业”（《汉书·货殖传》），官、私奴婢人数激增，导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饥民与官徒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克服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作出了“托古改制”的决策，下令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借以实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汉书·王莽传》）的理想；通过恢复三代主要是西周的礼乐制度，确保宗法地主势力的统治和宗法封建贵族的世袭地位；又仿照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令实行“五均六管”，垄断工商业和高利贷。同时，他还假托古制，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更改官制，授爵封官，滥改行政区划与建制等等。王莽的一系列“复古”决策，严重违反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农民起义的催化剂。当绿林、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王莽的“托古改制”也陷于灭顶之灾。

历史上改革变法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改革要配套。金世宗完颜雍的改革与元世祖忽必烈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例子。金世宗的改革，不仅促进了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最后完成，而且保存并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的发展，出现了“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金史·世宗纪下》）的安定局面。金世宗也因此赢得“小尧舜”的美名。元世祖忽必烈“附会汉法”，不仅使北中国从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的疮痍满目逐渐走向大治，而且迅速统一了全国，实现了“廪有余粟，帑有余财”（《至正集》卷77），使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历史上也有不少次改革，并没有针对时弊配套进行，而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单打一式地推进赋役制度改革，结果无法克服当时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唐以后，唐王朝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初唐为控制地方所设置的监察区性质的“道”和军事防御区性质的“道”等中央派出机构，到唐中朝互相结合，演变成拥有一方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的割据势力，造成藩镇割据，并且导致了有名的“安史之乱”。到唐德宗时，又爆发了成德节度使李维岳、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起兵抗唐的“四镇之乱”。藩镇割据与唐中央统一的矛盾，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大量均田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天下户口，什亡八九”（《资治通鉴》卷226）。这样，自初唐以来一直实行的按丁征课丁税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实行不下去了。由于国家控制的户口骤减而使国家减少了收入，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当时又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这两种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矛盾面前，唐德宗却没有实行相应的配套改革，而是只抓钱粮，由杨炎主持两税法的改革，即按田地、资产征收夏秋两税。两税法的实行，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政府也因此增加了收入。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它简明易行，历代相沿，至明初而不改。尽管税制改革很成功，但却不可能化解政治上的藩镇割据与中央统一的矛盾，致使社会动荡不已，唐王朝国力日渐衰败，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

其次，改革要循序渐进。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分步进行的。公元前359年开始的第一次变法，以推行什伍连坐法、颁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则“倍其赋”，赏军功、禁私斗、崇本抑末、实行“尊卑爵制等级”为内容的改革，经过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350年开始第二次变法，以“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以上见《史记·商君列传》），普遍推行郡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统一赋税、统一度量衡等为内容的改革。它是第一次变法的进一步深化。两次变法的结果，使原来落后的秦国，在短短二十年间由弱变强，从而为其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急功近利导致失败的例子，则以清末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最为典型。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重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除旧布新。不过，光绪皇帝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但光绪皇帝靠这种急风暴雨式地颁布谕旨推进改革的做法，没有收到什么实效。当然，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未从根本上触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而朝廷内外的要害部门均控制在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官僚手里。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他急功近利，只务虚名，不求实效，又不能不说是促其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7

摘要：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钟山营建的孝陵，在形制上作了重大改革，成了我国古代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朱棣以后诸帝更将陵墓集中于北京昌平天寿山麓，形成了气势磅礴、举世罕见的帝陵组群，形成了世界建筑史上极为独特而壮丽的一页。本文本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爱，旨在通过研究明帝陵的建筑特点、与唐宋帝陵的异同及对其对中国陵墓建筑的贡献，解开明帝陵建筑艺术的神秘面纱。

关键词：明帝陵；唐宋陵墓；异同点；贡献作用

公园1368年，朱元璋元朝统治后，建立明朝，定都南京，至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朱元璋称帝后第二年，下诏在江苏泗州为其祖父修建“祖陵”，在安徽凤阳为其父母修建“皇陵”。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崇祯亡共历16帝。其中第二代皇帝朱允在与成祖朱棣争夺皇位的内战中下落不明，第七个皇帝代宗朱祁珏由于前代皇帝英宗朱祁镇复辟，死后以王礼葬于北京西郊金山，后虽复帝号并经扩建，规模小于其他陵。其他各帝共建陵园14座。

1明代陵墓建筑的特点

（1）明帝陵迷信风水之说，重视陵址选择。孝陵曾两迁寺院，十三陵也经数处选址后选定。陵区选择在背山面水，诸山环绕，溪水夹绕的地区。孝陵位于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背依群峰，面对平原，泉壑幽深，林木葱郁。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东、西、北三面群峰耸立，南面温榆河蜿蜒流过，山清水秀、景色壮丽。十三陵以长岭为主左右排列，形成相对集中的陵区，成为明代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2）明代陵墓形制大致相同，规模大小有别。朱元璋的孝陵和朱棣的长陵规模较大。凡是皇帝生前亲自督理修造的陵，都比较高大、讲究；死后由子孙修筑的，规模较小，也比较草率。思宗朱由检自缢后，葬于田贵妃墓中，是明代帝陵中规模最小的。

（3）明陵建筑防卫森严。明代各陵园附近均设有神宫监，掌管祭祀等事务。各陵还设卫，已驻军保卫陵寝。今南京中山门外有孝陵卫镇，北京昌平城内有长陵卫、献陵卫、景陵卫等胡同。据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在昌平州“以四千人立永安营，三千人立巩华营，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有警赴各隘口把截”，可见当时陵寝的防卫相当森严。

（4）明代各陵具有较明显的类别特征。明皇陵和祖陵在参照宋代陵寝制度上而略有变革，属于初始型；孝陵和长陵继承前两代陵寝制度而鼎力更新，创立了明代特有的规制，并成为后世各帝陵的基本范型，属于创制型；此后的献陵、景陵、裕陵、泰陵、康陵、显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和德陵等绝大多数帝陵，效仿孝陵和长陵制度却又不同程度的缩减了规模，以“逊避祖陵”，形成了“逊避型”；而景陵、泰陵和思陵则分别是由亲王坟和贵妃坟改建而成，属于特例型，实际上也是明代最简陋的帝陵。

（5）“前朝后寝”规制，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生前死后都应有同样的规格生活。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示意天子死后亦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及至高无上的天子之威的权利。

（6）严厉的“下马碑”和禁止出入禁约，反映了皇权的不可侵犯，君臣规矩不许逾越。

（7）明帝陵神道上的石兽、文武百官等石刻造像为死后的皇帝服役侍立，反映皇权无比威严。

（8）火焰牌楼等神化建筑，象征死去的皇帝威焰仍然冲天，神圣不可侵犯。

2明帝陵与唐宋陵墓建筑的异同点

明代帝陵的祭祀和规划布局从皇陵开始无不因袭了南宋上下宫贯穿中轴线的布局，同时，又结合明代陵寝祭祀礼仪的变革，形成了明代陵寝的时代特征。

（1）明帝王陵采用宝城宝顶的封土形式。帝王陵墓在秦汉时盛行“方上”封土，唐时是“依山为陵”，北宋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时不建陵墓，至明清时陵寝制度又做了重大改革：在地宫上方，砌成圆形或椭圆形围墙，内填黄土夯实，顶部做成穹窿状。圆形围墙称宝城，高出围墙的穹窿状圆顶称宝顶，在宝城前的城台上建“方城明楼”，明清帝陵多采用宝城宝顶式。

（2）明帝陵废止上下宫制度。唐宋帝陵上下宫分开，灵柩、地宫所在区域为上宫，最重大的祭祀仪礼都是在上宫内进行，而日常祭祀则在下宫进行；明代大幅度改革了陵寝祭祀礼仪，取消了宫女和太监守护陵寝等活动，但日常祭祀仍在享殿或恩殿进行，殿中三间暖阁成为“皇帝神寝”，布置神床，帷幔、寝具、衣冠和册宝等，安奉帝后灵魂依附的神主牌位，神殿前面安置御座和御案，拱神主日常馐膳和各种吉日的祭拜。享殿即恩殿的祭祀功能，相当于唐宋帝陵的下宫。明帝陵的后红门即陵寝门以内，巨大的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护卫着安奉帝后灵柩的地宫，构成陵寝核心的外部标志和礼拜场所。陵寝门内专供举行最隆重的皇帝上陵礼或清明节负土礼的祭祀礼仪时开放使用，具有唐宋陵寝上宫的性质。明代废止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魂魄日常生活起居用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拜谒的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

（3）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地方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拱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3明帝陵对中国帝王陵墓建筑的贡献

（1）明帝陵中尤其是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明帝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一个重大的成就是它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融汇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灵动的图案内容。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它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

（2）开创了都城式的陵园建筑格式。据史料记载明代第一陵明皇陵在洪武八年、十一年修建中，严格按照遵循《周礼・考工记》而建的中都三套方城格局，以皇城、砖城、和土城三重陵垣层层相套，从而突出皇陵威严的特点，同时，为强化陵寝作为礼制性纪念建筑的空间气氛。从整体规划到局部形制都有相应的改革。在土城正红门和砖城棂星门之间的东部，布置各类祭祀辅助建筑，构成了辅助空间；在砖城红门和皇城金门之间，排列着象征朝会仪仗的石像生和碑亭等，组成了谒陵展祭的引导空间；皇城金门和后红门之间的皇堂，后红门和砖城南明楼之间陵台，形成了举行祭祀仪式的祭祀空间。可以这样说：明皇陵陵园建筑格局与“规制之盛，实冠天下”的明中都三城相媲美，堪称中国帝陵中第一座“三环相套”都城式的陵园。

（3）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成为我国古代陵墓艺术的重要石刻艺术遗存，是古代陵墓建筑艺术的杰作。明帝陵神道石像生群中国帝王陵墓上石像生数量最多，最为著名的石像生雕刻艺术群。石像生群雕刻艺术特征具有上承唐宋创制元明的石刻艺术特征。石像生高大圆胖，体态生动工整，形象逼真，体表纹饰细腻，纹线条刚进有力，人物服饰、动物尾毛线条柔中显刚，把一个个动物、人物雕刻的活灵活现。这种雄浑的个体造型，写实中点燃着程序化的夸张，一气呵成的整体布局更流溢出非凡魄力，彰显了明初的艺术成就。明帝陵神道石刻群艺术还具有一定的外漏内蕴情绪，具有“人性化”艺术性质，每个石兽均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明帝陵神道上的石兽、文武百官等石刻造像为死后的皇帝默默护卫，反映皇权至上。明帝陵石刻艺术为当代雕塑艺术家研究古代雕塑提供了代表性的实物支持。

（4）明代帝王陵墓制度对清代、民国建筑的影响。明代创立了全新的陵墓建筑制度，相对于汉、唐、宋而言，它少有继承，但对于清代和民国的陵墓制度却有重大的影响，清代皇陵和明代皇陵大同小异，因为它们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清代与明代稍有异同，例如，我国历代大多实行“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制度，从商代后期至明代帝王陵墓都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内。但清代帝陵却一反前代分成了东西两个陵区。清东陵葬有顺治、康熙帝，到了雍正，才在清西陵另建陵区。还有就是清代改变了明代制度，每座帝陵附近一般都另建有皇后陵寝和嫔妃园寝，形制与帝陵基本相同，但规格不同。帝后陵寝以黄色琉璃瓦盖顶，妃、王园寝用绿色琉璃瓦盖顶，规模也较小；明代陵墓制度到民国仍然可以看到深浅不一的明陵痕迹。他们分别是河南安阳的袁世凯墓和江苏南京的中山陵。袁墓建于1916年，其主体建筑依次为照壁、石拱桥、五阙石牌楼、望柱一对、石像生五对（马、虎、狮、文官、武将各一对）、牌楼等建筑形式，主要建筑皆覆绿琉璃瓦，陵园平面布局与明制相同。

4结语

明代陵墓建筑是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陵墓制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和社会风貌，因此，研究明帝陵，对中国传统建筑格局、雕刻艺术、装饰艺术、文化内涵均起到了重要指导意义，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日后能够透过明陵建筑探索相同艺术成分的外延部分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黄景略，叶学明.中国的帝王陵[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2] 刘毅.中国古代陵墓[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8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

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

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

1．由于地理与国家安全的原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分散的土地制度安排与中央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为社会以及工商业发展所预留的空间进一步变小，社会很难形成与国家分权的中间力量。

2．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以中央集权的政府对民间的管制为基础，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高强度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一种收缩的均衡状态，向现代公共治理模式转变所需要的经济条件难以形成。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9

宋代画绣鼎盛的背景

在丝织品中织物需要织机，在一定的空间里由两个以上的人合作进行，装饰纹样事先经过设计，一旦开始织造则不能改变。刺绣所需要的工具很简单，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在刺绣过程中随意性和灵活性比较强，根据需要可以变换花纹和针法，是理想的发挥个人才艺的领地。这种灵活的个性化的艺术品种一旦具备条件就会产生优秀的作品。

1．唐以来纺织品和刺绣工艺的发展

唐代丝织品产量空前增长，生产中心从北方逐渐向南转移，丝绸品种增加，绢、绫、罗等刺绣用纺织材料从数量和品种上飞速发展。纺织染料的不断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绣线色彩，各种深浅不同的适合画绣的中间色彩层出不穷。唐以前刺绣主要用于服饰和日用品。唐代佛教盛行，虔诚的善男信女们大量刺绣佛经佛像，使唐代刺绣逐渐迈进了观赏性刺绣艺术的门槛。唐以前的刺绣主要使用锁绣法，盛唐时期开始流行平绣针法，为细腻、立体地表现人物和各种物体创造了条件。题材的丰富为刺绣技法的革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技法的进步又为题材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

2．宋代绘画的影响

宋代绘画在五代基础上发展迅速，建国之初太宗雍熙元年（983）设立“翰林图画院”，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太宗又命令全国各个郡县收集古今书画。宋徽宗时进一步充实画院，提高画家地位，这种以宫廷为中心的对绘画的奖励和保护制度，为宋代绘画的飞跃发展作出贡献。宋仁宗、徽宗、钦宗、高宗都妙擅丹青，其中以徽宗最为突出，不少作品留传至今。绘画的空前繁荣必然对其他艺术门类产生影响。绘画与刺绣都是平面艺术，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在表现方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欲大力发扬绘画艺术的宋代艺术家们发现了用针线代替笔墨制作的画绣，这是对刺绣艺术的新的尝试。宋代强化科举制度，士大夫和文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他们的意识形态对当时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画绣艺术品的欣赏和收藏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

3．宋代官府对刺绣工艺的推进

宋代官府手工业大量培养和招募刺绣艺人，当时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其中少府监掌管百工伎巧之政令，下辖“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绫锦院掌织锦绣以供\舆凡服饰之用。染院掌染丝币帛。裁造院掌裁制服饰。文绣院掌纂绣以供\舆服御及宾客祭祀之用(崇宁三年（1104）置，招绣工三百人)。”另外，文思院下共有42个作坊，其中也设立刺绣作。内侍省里的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共有81个作坊，其中也有刺绣作。宫廷服饰和依仗用装饰也多用刺绣，这些机构里的绣工主要担当实用品的刺绣。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对绣品的大量需求。需求的增长使从事刺绣的人群增多，也促进了技术的提高。这是画绣艺术产生的沃土。宋徽宗于崇宁年间（1102―1106）设立绣画专科，专门制作以绘画为底稿的绣品，出现了思白、墨林、启美等著名刺绣艺人。

宋代刺绣的特点

由于观赏性画绣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使宋代刺绣与唐、五代相比，在实用功能、题材、技法上有了突破式进展，并形成鲜明特色，达到刺绣艺术史上的高峰。

1．实用功能

刺绣可以分为观赏性画绣和实用性刺绣两类。从唐代刺绣佛像开始兴起的观赏性刺绣，到宋代以摹绣绘画为主，并在宫廷和民间流行，不仅数量多、范围广，刺绣技艺也跨入新的台阶。以宋为开端，刺绣走向观赏性画绣和实用性刺绣两条发展道路。两者题材不同，刺绣技法也有所区别。观赏性画绣以体现绘画原作精神为目的，在写实的的基础上，追求逼真的效果，开启了画绣结合的先例。实用性刺绣继承传统的刺绣，主要生产服装和日用品，受画绣艺术的影响，纹样注重写实，刺绣技艺更达到了新的高度。

2．题材

观赏性画绣与宋代绘画题材大致相同。据宋邓椿《画继》记载，宋代绘画已经分出仙佛鬼神、人物、山水树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门类。从现存刺绣资料看花鸟题材比较多。宋代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花鸟画家，宋徽宗也擅长花鸟画。花鸟画构图相对简单，色彩优美，符合女性审美标准，非常适合作刺绣稿本。辽宁省博物馆藏《海棠双鸟》、《梅竹鹦鹉》和博物院藏《梅竹山禽》、《秋葵蛱蝶》、《黄筌花鸟册》即是典型作品。

宗教题材的作品有佛像和道教神仙故事。与唐代不同，宋代对崇佛有所节制，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更是痴迷道教。道教不断创造新的神仙，如“八仙”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因此宋代除了佛画，还出现了道教题材的绘画，这种题材的刺绣品也比较多。辽宁省博物馆藏的《遥台跨鹤图》和博物院藏的《老子像》即是代表作。辽宁省博物馆藏南宋绘画《仙山楼阁》纨扇（图一）构图和内容与刺绣《遥台跨鹤图》非常相似，这种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比较流行，刺绣艺人也竞相摹绣。实用性刺绣见于近年出土的服饰当中，以花鸟题材为主。如北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北宋初期刺绣经帙残片上的凤穿牡丹和莲花，新疆阿拉尔地区出土的北宋刺绣方袱，在中央绣四鸟四兽。故宫博物院藏山西南宋墓出土的绛色罗地绣花鸟璎珞纹残片、褐色罗地绣人物花鸟纹抹胸以及福州黄N墓出土的牡丹、芍药、芙蓉等刺绣花边。

3．刺绣技法

宋代刺绣，尤其是观赏性画绣的蓬勃发展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形成的。唐代已经出现了适合表现人物肌理和色彩层次的平绣针法，并使用模仿绘画效果的退晕针法，日本正仓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花鸟纹刺绣中可以找到资料。唐代绣品在形状上比较写实，但在色彩上装饰意味还很浓，如花瓣和花叶使用蓝色、褐色等人为的装饰色彩。虽然已经使用模仿绘画效果的退晕针法，但色彩跨度大，通常是不同色系的色彩跨越。用针线代替笔墨表现绘画的自然线条和浓淡笔墨，对刺绣艺人来说是新的尝试。在不断摸索和反复实践中艺人们创造出新的刺绣技法，在模仿刺绣绘画过程中不断发明新的针法，把观赏性画绣一步步推向新的台阶。下面从绣地、丝线材料和色彩以及具体针法上探讨宋代刺绣的特点。

绣地――主要有绢、绫、罗、纱。实用绣品以罗居多，有少量的纱。如南宋黄N墓出土绣品17件，都是罗地刺绣。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北宋初期刺绣经帙残片，也以罗为绣地。观赏性绣品以绢和绫为主。因为绢和绫光滑、细腻，最接近纸的特性。另外还有少数纱地纳绣现收藏博物院。

绣线材料――有丝线、金线以及彩纸。丝线分劈丝细线和捻线。为了准确地表现宋代工笔花鸟画中纤细的、一丝不苟的笔墨，艺人们把丝线劈成几分之一细，用短针精工绣制，无论线条还是色彩都不逊于原作。捻线即两股丝线捻在一起的粗线，在观赏性画绣中使用很少，主要用于刺绣佛像。金线刺绣在唐代已经出现，宋代刺绣用金线分片金线和捻金线。如在辽宁省博物馆藏《遥台跨鹤图》楼阁屋脊和人物服饰都有使用。彩纸在福州黄N墓出土的刺绣花边中以贴绣方法使用，未见于画绣。

丝线色彩――色彩的良好感觉源自对绘画的理解。摹绣绘画作品要求严格按照原作配色刺绣，宋代刺绣不象唐或实用绣品使用强烈的原色，而选择柔和的中间色，如黄褐、灰黑、灰白、粉红等，应该来自绘画颜料。在色彩过渡上不象唐代跨越不同色系，而是选择相同色系的色线，按深浅不同逐渐退晕。辽宁省博物馆藏《海棠双鸟》（图二、图三），绣一枝海棠上二鸟嬉戏的场面。这件绣品针法比较简单，但以色彩取胜。用色彩的变化真实地再现自然景物。绣面上的色彩并不多，但使用非常巧妙。海棠花瓣用白、浅黄、深黄等二段或三段退晕。花叶的色彩设计独出心裁，如开始枯黄的叶子用蓝绿色、米灰色退晕施绣，已经枯黄的则用深浅不同的黄色退晕，表现出秋日渐深的风景。鸟以黑、灰、白三种色彩绣出浓淡层次，力求立体地表现鸟的姿态。颈与腹、背相接处白、浅灰、深灰、黑色自然过渡。鸟爪绣稀疏的扎针，再配灰黑色绣线表现纹理。

针法――为了准确表现原作精髓，在反复摸索和不断创新过程中发明创造了很多新针法，可分点、线、面三种。打籽针表现点，多绣花蕊。唐代花蕊用几行齐针刺绣，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的北宋早期刺绣经袱上花蕊也使用这种齐针。至少在南宋时使用打籽针法刺绣花蕊，花蕊突出于花瓣上，增强了立体效果，进一步提高了花卉的写实程度。

线则在唐代接针基础上，出现了滚针。滚针在表现曲线时自如婉转，与唐代使用的接针相比针脚短，转折灵活且不留痕迹。面的描写在原有直针、缠针、戗针基础上出现了套针，这是刺绣针法上的巨大变革。但宋代套针即不象唐代戗针一皮皮如刀切似的整齐，也没有象明顾绣套针参差排列，针针相嵌，看不出色彩的界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皮皮之间还能看出界限。套针的适用范围极广，它的出现使刺绣技艺迈出关键性的一大步。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固定粗捻线和捻金线的钉线绣，表现各种网格图案的网绣，表现鸟爪纹理的扎针，表现羽毛立体感的施毛针，表现羽毛的刻鳞针以及在纱地上按纱格刺绣的戳纱绣。总之，宋代已经出现了古代刺绣史上几乎所有的针法，明清时期的针法是对它的继承和发扬。明高濂在《遵生八笺》赞叹：“宋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细者为之，故多精妙。设色开染，较画更佳，以其绒色光彩夺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三趣悉备。女红之巧，十指春风，不可及！”

在宋代刺绣技法上不能忽视补笔渲染，补笔是摹绣绘画时出现的灵感，在作品中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明顾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藏《遥台跨鹤图》（图四、图五）中几乎汇集了宋代所有的刺绣技法。在高25厘米、宽27厘米的绢地纨扇上刺绣云中仙境，西王母跨鹤飞来，楼阁亭台上二人持幢相迎，周围奇山云水，松柏环绕。作品运用了多种材料，如劈丝细线、双股粗捻线、片金线、捻金线等。针法丰富，几乎囊括了南宋时期的所有刺绣针法，大胆使用补笔手法，为作品增添光彩。最华丽精彩的部分是亭台楼阁，主要特点是铺针地上叠绣图案。如砖文、斗拱、勾阑华板、窗和卷帘在铺针地上用细线绣各种网格图案，再钉针固定；屋顶的瓦楞部分在铺针地上压绣捻金线，屋脊和屋檐在平金线上钉绣线。这种双层设计方式不仅使天上仙境金碧辉煌，又增加了画面的立体效果。人物只有2.5厘米高，但眉目衣纹清晰，用长短针法纵向施绣，衣襟、袖襟在捻金线地上钉线绣。西王母的头饰、云肩边饰和幢上坠饰用捻金线勾边。仙鹤爪扎针绣。山石用蓝白色线戗针绣，松柏用直针，竹竿接针、竹叶直针绣。与其他宋绣相比补笔比较多，楼阁墙壁上画龙纹，蓝天稍加渲染。白云的轮廓在白色双股捻线上再缠上棕色丝线钉绣，里面用白粉描染。细细观察这件作品，在赞叹作者高超的技艺和奇异的设计思想的同时，也被她过人的耐心所折服。

4．时代特点：

从宋墓出土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宋代实用性绣品的时代特征。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北宋初期刺绣经帙残片，新疆阿拉尔地区出土的北宋刺绣方袱，在花纹样式和刺绣针法上还遗留着唐、五代时期的特征――构图还属于对称排列形式，虽然有写实的意味，但装饰色彩还很浓。针法以戗针为主，丝线相对粗，针脚长。南宋黄N墓和江苏金坛周吁墓出土的绣品受当时绘画等艺术的影响，已经形成写实风格，刺绣技法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丝线细，针脚短，比较熟练地运用套针、打籽、滚针等针法。

摹绣名家绘画的观赏性画绣的制作在北宋后期已经在宫廷有组织地进行，并迅速在民间流行起来。与出土的实用绣品比较观察传世的观赏性作品，大部分应该是北宋后期以及南宋时期制作的。刺绣技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能够熟练地使用套针、施毛针、打籽针法，色彩的晕染达到绘画般的效果。辽宁省博物馆藏《梅竹鹦鹉图》（图六、图七）是南宋时期的代表作品。这是一幅典型的工笔花鸟画稿本，梅枝横斜，竹叶掩映，一只红嘴鹦鹉伫立于枝头，转首下窥。鹦鹉色彩绚丽，以劈丝细线用长短针和套针依照鸟羽生长方向退晕刺绣，末端加施毛针表现羽毛的立体感。翅膀和尾羽层层绣出重叠丰厚的逼真效果，栩栩如生。鸟爪扎针。花瓣单色或两色线绣套针，花蕊打籽针。这是在深刻领会原作精神的基础上，以高超的刺绣技法完成的，其灵活纯熟的表现手法，是在画绣艺术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才能达到的水准。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篇10

论文关键词：李觏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法律思想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时人称旴江先生。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革新派的代表，是庆历新政的热情拥护者和理论上的积极支持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李觏被认为“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使得“理学大明，儒风蔚起，识者谓濂、闽、关、洛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总之，李觏在北宋前期的学术活动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以功利主义为其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李觏是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之一。萧公权先生说：“两宋之功利思想虽以王安石为中坚，而致用之风则欧阳修倡之于先，李觏广之于后。”而李觏的法律思想正是以功利主义学说为基础的。

北宋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处于无法摆脱的内忧外患的惨境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李觏提出了与“贵义而贱利”的儒家传统观点不同的主张，他认为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根本，而圣人无不言言利。他在《易论》中提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他认为《易经》之教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伦世用。此外，他在《富国》中还提到：“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因此，李觏认为利和欲都不是不可以讲的，利是人们维持生活的必要条件，欲是人们的自然的情感。李觏功利主义的核心就是其“人非利不生”的观点。而且君主的天职就是安民。他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养民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政治的目的，是君主的天职。富国强兵，兴利图霸都在于安民。而法制对于治国是极其重要的。李觏认为：“有法制，然后有其物，无其物，则不得以见法制；无法制，则不得以见仁义礼智信。”在李觏看来，法律制度就应该服务于富国富民。李觏的法律思想正是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的。

在义和利的争论中，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他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认为“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他认为利欲本身不是罪恶的，只要符合礼的规定，就不是贪和淫。所以李觏虽然提倡利欲，讲求功利，但他没有否认道义，而是主张义利并行。他说：“形同则性同，性同则情同。圣人之形与众同，而性情岂有异哉？然则众多欲而圣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祸也。”也就是说圣人与众人的的性情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圣人知道求欲过度必招致祸患的道理，因此圣人不过度求欲，节制所欲，故能得其所欲而不招致祸患。因此，李觏主张利欲不能过度，尤其是统治者，不可无节制的追求，否则必然会因欲而得祸。李觏还提出霸道与强国并重的主张。他为霸道作了辩护。他认为霸政是可取得。霸政有利于实现富国强兵。他还为“王道”与“霸道”作了解释来说明人们对王霸的理解是错误的。他在《常语》中说：“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霸，诸侯号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王者霸者只是地位不同，职务不同而已。

二、李觏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觏虽然不是法学家，但他对法律也有许多的论述。他认为法制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说：“有仁义智信，然后有法制，法制者，礼乐刑政也。有法制，然后有其物，无其物，则不得以见法制；无法制，则不得以见仁义智信。备其物，正其法，而后仁义智信，炳然而章矣。”这是李觏对法制的属性及其重要性的阐述。而李觏的法律思想的核心是“礼”。在他看来，“礼”既是思想性的东西，又是法制性的。李觏强调为政之要，在于礼法，治国之本，在于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并用。豐李觏说：“礼乐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并用，传之久矣。”在八者中，礼凌驾于乐刑政仁义智信七者之上，礼是这七者之本，这七者是礼的体现和别名，所以说这七者都是礼，乐、刑、政视为礼之大用，是礼的三支；仁、义、智、信视为礼的大旨，是礼的四名。李觏还对刑法的起源作了阐述。他认为在远古时代，由于人们群分之后，而相争相害，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而不相害，于是先王们制定了刑法，刑法之所以产生是为了以刑止刑，以杀止杀。他说：“窃迹古先哲王之制刑法，非耆杀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类，类则有群，群则相争，争则相害。”李觏提出法律应“不辨亲疏，不异贵贱”，并且要“一致于法”。他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普天下的人都应当遵守的，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他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赏庆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此外，李觏还提出法律应当“宽猛相济”、“慎刑慎杀”的观点。就是说刑罚的宽猛之间，如果不审时度势，根据时势的需要加以掌握和运用，任其失去调济，必将产生不良的后果。他认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而断狱定刑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做到正确断狱，必须广询于众。他说：“即使圣人断狱，犹恐聪有所不闻，明有所不见，下情有所不达，议法有所不平。于是有外朝之位以询于众焉，必群臣、群吏、万民之意同，然后刑杀，可不谓慎乎？”

李觏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主要在其经济法制思想上体现的。李觏认为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反对孔孟和宋学家脱离实际物质利益，空谈仁义。他认为解决经济问题是国家的第一要务。李觏是一个十分注重生民实际利益的思想家，对人民的衣食住行极为关心。因此，他特别注重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在经济法上业提出许多的观点。

他在《庆历民言》中建立了他经济立法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圣人与众人性情是相同的，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应为圣人能够寡欲。而尧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掌握了追求情欲的分寸，即“欲而无祸，尧舜固为之矣”。而历史上那些横征暴敛、贪婪无比的君王，不顾人民死活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终大祸临头。所以，李觏认为君主必须寡欲，“损上益下”，与民同乐而不是独乐。统治者如能寡欲，就会给人民多欲，从而民富国强。而在政策上、法制上要有利于富国富民，要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此理论基础上，李觏提出了均田论，这是他经济法制思想的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因为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他社会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立法制。他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张。他说：“民生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仪，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李觏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统治者的根本之图，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那什么办法也是徒劳的。农民无土无食，所谓礼仪教化也就成为空话了。只有“平土”、“均田”，贫穷的人才能衣食自足，才能充分发挥人力和地力，达到“民用富而邦财丰”的目的。豖此外，李觏看到，要达到富民的目的，还必须解决当时存在的繁重的徭役和赋税问题。针对北宋名目繁多、沉重苛刻的赋税制度，李觏提出应当采取“薄税敛”的政策。他主张：“税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皆以役多少参折之”；“平其徭役，不专取。”他其实是要求减轻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的过重负担，限制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当时土地兼并恶性膨胀，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又享有各种免赋役的特权，他们隐瞒大量的土地，漏纳赋税，也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的重压，而携带土地“匿比舍而称逃亡”，成为特权者的佃客，这样使登记在册的田亩大大减少，田赋随之亦相应减少。因此，按田亩取赋税，是个重要问题。而李觏提出的轻税薄赋政策，既是为了使贪官污吏“不敢厚敛”，又是为了“富民”，使民免受“饥寒冻馁”，达到“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就是说要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

三、李觏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