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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2 21:05:35

私有制范文篇1

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到目前，全市有个体工商户22万户，民营企业13万多家，非公有制企业数量、工业产值、上交税收、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市的99%、96%、75%、80%，创造的出口额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事业发展的主要支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基础、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

适应非公经济发展的需要，市较早开展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探索。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年以前为外延发展阶段，主要是“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建立各种形式的党组织，使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从无到有；年年初至今为内涵发展阶段，主要是探索解决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的问题。

（一）以“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狠抓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是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内在动力。凭着“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理念，人不但创造了“模式”经济奇迹，而且还创造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骄人业绩。他们率先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大胆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非公企业党组织任职，一步到位建立起市、县（市）、镇街三级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机构，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难关，把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向前推进。年，他们又创造性地设计并大力实施了“建设活力和谐企业”的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思路，以此作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载体，从而解开了长期困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三大难题：“总目标”明确了党组织朝什么方向做的目标定位难题；“总任务”解决了党组织做什么的具体功能难题；“总载体”找到了党组织怎么做的方法途径难题，从而独辟蹊径地构建了一套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完整体系。这一创新得到了党建专家的充分认可，引起了高端媒体的密切关注，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鼓励支持。新华社专门采编了系列报道，中组部组织局会同党建音像出版社专门在拍摄了“活力和谐企业建设”党建电教片，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教授系统调研后撰写了长篇调研报告，将于近期提交中央高层参阅。

（二）以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引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核心在于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关键是要增强企业抓党建工作的“内源动力”，使党建工作成为企业的内在需求。市委在调研中发现，非公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党组织、企业主和企业员工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表现形式不同，看起来很不协调，有时甚至形成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通过深入分析后，他们认识到，企业主追求成本最小化和收入最大化，其实质就是加快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利润；企业职工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就需要与企业主共同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党组织追求组织建设目标，其落脚点也是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三者的价值取向，完全可以在异中求同。企业主、职工和党组织三方价值取向的共同之处，就是企业共同的价值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明确提出，党建工作目标必须得到党组织、企业主和企业职工三者的共同认可，必须既符合党组织的要求、又符合企业主的要求、也符合企业职工的要求，必须具有党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体利益的一致性。

根据共同价值基础的内在要求，在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市委提出把建设“活力和谐企业”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总目标，同时，把“活力和谐企业”定义为：企业发展充满活力、企业内部关系融洽、企业外部环境友好。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各方的思想困惑，把过去非公企业中斗力较劲的三股力拧成了一股绳，形成了抓党建工作的“内源动力”。企业主普遍意识到党建工作是为促进企业发展服务的，是企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党务工作者跳出了“就党建抓党建”的框框，找到了工作着力点，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了；职工感受到党组织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党组织更加拥护了。现在，规模以上的非公企业，绝大多数是要求上级党组织来帮助建党组织、要求推荐高素质的党务干部，党员和员工大都积极支持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各级党委政府更是实打实的去促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全市形成了抓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以明确具体的功能职责定位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市委赋予非公企业党组织政策导向、思想政治、文化建设、培育人才、整合利益、协调沟通和领导群团等七项功能，并指导非公企业党组织正确履行职责。一是抓企业主这一关键要素，切实加大对业主的引导力度。以“党组织和董事会理论学习联合会议制度”为平台，畅通党组织与企业决策层的沟通渠道，寻找党的方针政策、法规要求与生产经营实际的结合点，使企业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谋求更大的发展。充分发挥经济管理部门的教育监督管理协调职能，加强对业主的教育引导，为构建“活力和谐企业”创造良好条件。自提出“建设活力和谐企业”目标以来，全市已新增企业党组织920个，286名企业主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二是抓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培育团队精神。开展“和谐与党建”、“我为和谐企业做什么”、“讲奉献、爱员工、筑和谐”等讨论活动，积极培育企业精神；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主导企业先进文化；抓好企业党校、企业网站、企业报刊和职工活动中心等文化阵地建设；开展知识竞赛、职工运动会等活动，营造团结进取的文化氛围，培养“爱企如家”的团队意识。三是抓人才工作，强化企业智力支撑。积极探索强党与兴企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党爱人才、党荐人才、党聚人才，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资源。协助企业制定人才政策，引导企业完善人才激励措施，并建立党组织班子成员联系企业人才制度，定期安排企业主与人才谈心交心，稳定企业人才队伍；以党校、团校为依托，帮助组织各类知识讲座和业务培训、技术比武、评选“金牌员工”、技术标兵等活动，把党员培养成敢于争先的强手，应用科技的能手，全市党员科技管理骨干占到非公企业党员总数的65%；建立党员优秀人才和非党员优秀人才信息库，实行动态分类管理，并建立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干部推荐考察制度和企业后备干部档案，及时向企业和上级党组织推荐优秀人才。四是抓协调利益关系，实现企业劳资和谐。通过大力开展关爱员工活动，积极引导企业开设“节日食堂”、“自助厨房”、“一帮一”结对帮扶、建立帮扶基金等措施，解决员工困难，凝聚人心；通过健全职代会，劳、资、工会三方面工资福利集体协调等制度，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劳资矛盾和薪酬纠纷，维护员工合法权益；通过建立党组织书记、业主谈心接待日制度、民主恳谈会制度，开展“员工在我心中”等活动，构建员工反映意见机制，为企业提“金点子”，化解员工积怨。五是抓科学发展，增强社会效益。在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上着力，开展以关爱民工为主题的“和馨行动”，在劳动用工等方面切实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外来民工真正融入。全市签订集体合同非公企业占已建工会企业的70.6％，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率达85％，员工投保率达63%。在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上着力，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数量适中、方便工作、促进发展”的原则，开展企业党建联合共建工作，达到了社会治安联防、思想工作联做、公益事业联办、文明企业联建、党员教育联动。在引导企业参与公益事业上着力，引导业主成立了“民营企业慈善基金”，目前基金已达15亿元。在建立以工促农机制上着力，组织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与贫困农村开展“千企千村共建”活动，培训农村劳动力并将他们吸收为企业员工。在引导企业依法经营上着力，广泛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企业树立科学发展观，遵守法律法规，合法经营。

（四）以科学系统的目标任务体系驱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市委系统设计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目标，在“发展充满活力、内部关系融洽、外部环境友好”主要特征下面，提出了具体的子目标和一整套活动载体，推进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一是围绕“企业经济效益好”谋划活动。建立企业党组织与企业决策管理层“共谋发展机制”，不断提高企业管理层领导科学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建立“党组织班子与董事会成员双向例会”制度，经常性地加强沟通交流，努力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围绕“人才队伍培养好”设计活动。组织实施“素质提升计划”，提高企业员工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组织实施“党员人才工程”，建立优秀人才与党员、员工联系制度，不断壮大党员人才队伍；定期组织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业务技能；组织党员、员工技术攻关，开展小创造小发明、劳动竞赛、评选技术标兵等活动，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三是围绕“企业文化氛围好”组织活动。实施“品牌文化战略”，创建“文明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的文明程度。四是围绕“安全生产管理好”安排活动。实现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管理相融合，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牵头组织开展“平安企业”创建等活动，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五是围绕“员工利益维护好”开展活动。牢固树立“关爱员工就是关爱企业”的观念，开展“谈心接待日”活动，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建立“党员调解小分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员工互助基金，定期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活动，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六是围绕“社会责任履行好”筹划活动。组织实施“反哺社会工程”，动员业主参与“慈善一日捐”等社会公益事业，组织开展扶贫帮困活动，提高了企业社会美誉度。

（五）以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一是建立党建工作网络。在市、区县（市）、镇街三级设立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挂靠在党委组织部，由组织部分管组织工作的副部长（镇街党委分管副书记）兼任书记，分别配备了专职副书记和5名专职工作人员。市级工委工作经费市财政保证工作所需，区县（市）、镇街工委本级财政每年给予不低于50万元的工作经费，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有专门机构管，有专门人员抓，有专项经费用。二是完善一系列长效制度。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公司法〉，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活动保障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企业党组织活动经费、场所、时间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规定非公企业党组织活动经费，不低于员工年度工资总额千分之八的比例。建立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中共市委关于以建设“活力和谐企业”为目标，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意见》、《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理论学习联合会议制度（试行）》、《关于组织开展以构建和谐企业为目标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试点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使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引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三是建立党务工作者人才库。市委组织部于2000年8月建立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人才库，并在各区县（市）设立分库。党务人才库中选录了500余名高素质的党员干部。党务人才由组织部门召开双选会，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向非公企业推荐，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签订聘用合同。四是选聘高素质的党组织书记。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普遍具有素质高、善党务、懂经营、会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强的特点。每一个党组织都有一个优秀的书记，一个优秀的领军人物。正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林可夫曾担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央教科所、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十几家高校和研究所的兼职教授；德力西集团党委书记郑达东曾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嘉利特.荏原泵业公司党支部书记曾一松曾担任瑞安市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这些企业的党组织书记，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并且都担任过党的领导干部，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对经济工作也十分熟悉。五是落实党组织书记的待遇。市委制定了《重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例会制度》、《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理论学习联合会议制度》等制度，使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在企业中的地位、职责、待遇、管理等有了遵从的规定和参考。很大一部分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享有企业副职待遇，非董事会成员或总经理班子成员的党组织书记列席董事会会议和总经理会议，党组织班子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中的党员很多是交叉兼职。公司董事会在重大问题决策时，都要事先征求党组织书记的意见和建议。

学习考察的启示

这次之行使学习考察组的每一位同志思想上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致深切地感受到：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氛围非常浓、力度非常大、工作非常实、整体效果好。市各级党组织真正形成了“不抓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是失职，抓不好是不称职”的共识和决心；党政机关真正形成了“服务建设活力和谐企业，齐抓共管非公企业党建”的合力和态势；非公企业界自觉形成了“建好党组织、提升竞争力”的意识和愿望。市抓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形成了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健全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完善的工作网络和得力的专业队伍，形成了有力的投入机制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没有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做的都是企业发展所需、员工党员所盼、和谐社会所求。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真正起到了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创造活力、构建和谐、助推发展的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非公企业及业主已经离不开党组织，非公企业党员和员工已经充分信任党组织，全社会也已经高度认同党组织。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与非公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市的做法，我们获得了以下启示：

（一）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要找准工作突破点，有明确的目标定位

市委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就是促进企业发展充满活力、内部关系融洽、外部环境友好。这个目标定位是准确的、科学合理的。它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现代企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做大做强做长，必须有活力、有潜力、有魅力，党组织帮助企业推进活力和谐建设，正是企业所需要的。建设“活力和谐企业”的目标定位符合党建工作实际，符合企业和员工利益的追求，使党组织开展工作有了各方面都乐意接受的结合点，使党组织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独特优势，体现作为。企业党组织朝着“活力和谐企业”建设方向努力，业主肯定欢迎，职工必定拥护，自身一定有为。重庆也要从“两新”组织的实际出发，制定合适的工作目标，形成科学的工作策略，努力推动全局工作。

（二）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党组织活动必须与“两新”组织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结合起来

非公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很讲求针对性和实效性，即针对每一个非公企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和所急所难，发挥党组织的整体优势和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每一项工作或活动都踩准企业发展的节拍进行，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有的党组织通过协调企业与社会、政府、职工等的关系，为企业发展铺平道路；有的党组织通过开展企业文化等活动，凝聚、联系职工，增强员工对企业和党组织的认同感；有的党组织通过为企业出谋划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些都使企业党组织在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中“大展作为”，增强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避免党的工作与企业发展“两张皮”。重庆也要借鉴经验，在找准“两新”组织党组织工作与“两新”组织健康发展的结合点上狠下功夫，一企一策开展适合自己的主题实践活动，增强党组织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两新”组织党组织更有为更有位。

（三）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队伍

市各级党组织认为，非公企业党组织能否有效运转，关键在党组织书记。基于此，市高度重视非公企业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并把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心党的工作、有创新和奉献精神的非公企业党务干部队伍作为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关键问题来抓，通过建立非公企业党务干部人才库，采取内部选拔、公开招聘、组织推荐等多种方式，配置非公企业党务干部。他们还实行选拔党政机关优秀干部到非公企业挂职的制度，挂职期间保留工资等待遇，两年后由干部自行决定回原单位或留在企业。重庆也应大力加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切实改变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重数量轻质量、多兼职少专职、有选派无考核、要求奉献不讲利益的作法，使指导员队伍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要借鉴建人才库的作法，运用市场配置手段，把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落实到“两新”组织中去。公务员之家:

私有制范文篇2

本文认为，不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是劳动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而保护劳动者的个人私有制却是社会主义的道德神。还提出了相对私有制的概念。社会主义只消灭雇佣劳动私有制，争取实现的是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关键词

分工，私有制，道德，异化，雇佣，劳动者，所有制

张恒山同志在“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意义”（《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一文中说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私有财产的根源，根据是马克思说过：“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页1972年版）张恒山同志还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权导致人的劳动异化，从而使人的本质异化，所以，不具有道德合理性。”长期研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并有小有成绩的我认为，他的第一个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

分工不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尤其不是剥削阶级雇佣劳动私有制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分工和私有制是同时产生的，即有分工就有私有制，决没有劳动分工是导致私有财产的意思。分工和私有制是孪生兄弟，而不是父子关系；它们的父母是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以及劳动种类和劳动部门的增多。

还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私有制不是特指那种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而是指与分工相适应的一般的所有制。如马克思曾这样说过：“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新的交往形式（劳动分工——笔者），例如保险公司等等的时候，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同上71页）这里的新形式是指所有制，至于这种所有制是什么性质的，那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同时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出现，至于是否会产生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那就要看资本和劳动是否会产生分裂以及分裂的程度。马克思这样说：“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激烈。”（73页）马克思是说，分工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至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是否包含着异化的雇佣劳动的私有制，那就看资本和劳动的分裂程度而定。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雇佣劳动私有制的根源是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及其程度。马克思把异化的雇佣劳动的私有制称为“纯粹私有制”（69页）。马克思这样说：“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概念”的，“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结果。”（1995年版第一卷第51和50页）马克思认为这种文明社会的纯粹私有制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另一个是出现了除了劳动力外没有任何财产的工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1972年版第三卷第5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个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才是异化劳动的雇佣劳动私有制的根源。从而看来，张恒山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权导致人的劳动异化，从而使人的本质异化，所以，不具有道德合理性。”是不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会这样一般的认为。我们要问，劳动者个人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私有制（私有权）还会产生劳动异化吗？决不会的。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会认为一般的私有制（或私有权）会导致人的劳动异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私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有两种对立的私有制。他这样说：“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层次，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同上第265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区分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私有制。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劳动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认为这种雇佣劳动私有制才会导致人的劳动异化是违反人性和不道德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肯定了劳动者个人私有制，认为这是一种主体的具有积极本质的私有制。马克思说，劳动者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主的劳动和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和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改造”的必备条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版第6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肯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个人私有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备条件”（《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版第8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德农民问题》的著作中都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只消灭劳动异化的雇佣劳动私有制，因为这种资本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把“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变为私人资本，并用它来奴役劳动者。他们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但不消灭劳动者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而且还认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

我再次大声疾呼：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个人真正直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劳动者联合体的所有制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那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不直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所有制（或美誉为全民所有制）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按邓小平的话来说，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是官僚主义腐败的“总病根”。传统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公有制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论述，请读《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7节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他在这里有一大段精辟的语言论述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在共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一篇第五章的[（b）]节中指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赞扬和肯定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强大动力。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英国的状况》一文中指出，源于日尔曼劳动者土地个人所有制占主体的核心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因为“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这种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利益，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转变为利益。”（《马恩选集》1995年版第一卷第22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亚细亚、古罗马和日尔曼三种所有制。他在这里指出，真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起点的是劳动者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古罗马、希腊和日尔曼类型的生产方式。古罗马类型的所有制形式的单个人有着双重身份：单个人既是私有者又是公社社员。作为私有者，个人是自己那份土地的主人；作为公社社员和其他社员一起是公有土地的所有者。公社与个人的关系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至于日尔曼所有制关系中的个人所有制的地位就显得更重要了，即个人土地所有制在公社中占主体地位，公有制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公社的统一体只表现为个人独立主体的一种联合。

马克思肯定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道德合理性。他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和驳斥有些人指责“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制”时说：“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剥夺剥夺者。它是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和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同上第三卷第59页）请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道德合理性和文明是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马克思决不会认为劳动者的私有权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消灭私有制是特指，是指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的雇佣劳动私有制。他们说，垄断资本的雇佣劳动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因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他们还特别声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第一卷第286——288页）

《宣言》说的“两个决裂”，过去被理解为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错误的理解。我国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在2000年10月2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的“从《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看马克思如何看待传统”的文章中指出，这里的两个决裂指的是共产主义革命是同流传下来的那种对共产党进行责难的那种所有制（指责共产党人要建立消灭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及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责难就是指责共产党人想消灭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个人所有制，从而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公有制；就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不承认任何个人私有的粗陋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这种不承认任何个人私有权的所谓共产主义公有制及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思想。

所以，一般的说私有权导致人的劳动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雇佣劳动的私有权才会导致人的劳动异化）。劳动者个人私有权不仅不会导致劳动异化，而且还是劳动者获得自由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使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就必须使劳动者直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体现形式是劳动者股份合作制。

私有制范文篇3

首先我想澄清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区别，及民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英文中的民主一词主要与普选权的扩大，选举政府及少数服从多数有关，而共和是来源罗马共和制，主要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蘅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就是对民主不信任，害怕其导致多数压迫少数。美国与共和党之争确切地反映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紧张。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级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宪政和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的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Pipe的新书“财产与自由”（ProplityandFreedom（1999））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按照他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的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英国国王是不专制君主因此让国会自订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这可是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国会自订税，使得税收更加容易强制执行。这可能也与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告辨双方有权选择打官司的法院（当时有国王的法院宗教裁判所和地方封建主法院），而且国王法院中告辨双方有权排除陪审团中有可能不公的成员。既然判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当事人自己同意的，所以一旦判决，也不得不服气。因此司法，执法的权威反而高于大陆成文法国家。

由于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为保证收税而设立，所以国会的成员都是向国王交税的大户，国王绝不会要由他供养的官僚进入国会。因此在没有私人财产权，特别是土地私有权时，由政府提供财政的议会其实只可能是政府的橡皮图章。

国会在英国历史上是独立于王权的另一政治中心。国王不会喜欢它，但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约束下，又不得不靠它来收税。英国国王的财政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不得不依赖民意代表机关。有几位国王尽量少开国会，只是要加税时才想起开国会。但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习惯“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国王慢慢接受了这种公共财政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关系但是发生战争时国会与国王在税收之间的争执往往导致两个政权并立和冲突的情形，甚至导致内战（英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类冲突引起）。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王财政不独立于民意代表机关的制度却不因这些冲突而被废止（克伦威尔专政是个短暂的例外），要是在中国，国王被议会中的造反派杀了头，王朝复辟后，大概头件事就是取消代议制。但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时期，及至光荣革命，国会制度反而日益巩固。中国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中国的执政者没有一个会如此傻崩的仔细琢磨，除了从北欧来的英国统治者生性厚道以外，私有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国王无法俞越的制度约束，有这个约束，国王财政依靠国会就是对国王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因为国会自订税则，收税最有效。

按Mokyr的记载，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实实交税，民富国强，（比法国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财产加代议制的功劳。还是Mokyr的说法，法国哪怕是拿破仑法典后，侵犯私有财产比英国还厉害得多。土地地表的矿藏在法国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国的土地私有权却非常彻底，地上地下的东西都归地主所有。按Mokyr的说法这是英法宪制游戏规则差别的基础。英国这段历史是对中国历史上薄赋轻徭观念的批判。有了代议制，让人民自己决定税率，税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税收可以用来做很多修桥，铺路，司法，城市公共设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过看似薄赋轻徭的专制国家。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去西方时惊叹政府税收能做这么多善举。

想想苏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动机是用国有制来减少税收的麻烦，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财政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看似是聪明的主意，实则是民富不起来，国强不起来的馊主意。这也说明读史的重要，当年要是列宁，斯大林读了很多英法的历史，他们会发现他们关于制度的想法早就被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教训证明大错特错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当年就应该是法国比英国更富强，而不是法国在落后的刺激下爆发大革命，不得不改专制制度。

私有制范文篇4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01)05-0009-08

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年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简称《起源》），1884年在苏黎世出版。本书系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手稿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写成，是一本研究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专著。书中除用印第安人民族学资料外，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和克尔特人等史料，涉及到的民族不下一百个。因为使用的资料极其广泛，涉及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史许多专门知识，读者甚不易了解它的全部内容。为了更好地研读这本“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列宁语）和“马克思主义第一本民族学著作”（1955年给杨kūn＠①讲话时对《起源》一书的评语），把握它的基本思想和科学方法，充分发挥它在新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下对国家学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研究的指导作用，本文将从学术上阐述它的三个主题。

一、个体家庭的起源

家庭产生前，人类祖先经历了实行群婚几种家族形态的漫长时期。其中对偶家庭也属母系大家族。这些家族与后来的个体家庭不同，《起源》汉文版将两者同译为“家庭”是不妥的。本文对引文属家族而译为“家庭”者均改为家族，使之符合原著主义。这是预先需要说明的。

全书共9章，第二章专门探讨个体家庭的起源，占全书正文的1/3篇幅。作者在这一章使用的方法和资料，基本都是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年）的，例如婚姻家族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通过亲属制度追溯婚姻家族历史形态等。摩尔根是根据亲属制考察历史上婚姻家族形态的发明人，恩格斯完全肯定，并精辟解释道，亲属称谓“并不是一些空洞的名称，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份的观点的表达”。[1]在批评麦克伦南(J·F·Mclennan,1827-1881)对亲属制采取含糊不清的态度后，又对它的功能作了说明：“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1]这里讲的“社会制度”即婚姻家庭制度，因为远古时代的社会制度与婚姻家族制度是合一的，既是社会组织，也是一种婚姻家族实体，直到私有制产生后，两者才发生明显分裂，婚姻家庭缩小为社会细胞，而社会乃是这些无数细胞组合而成的机体。然而，亲属制与婚姻家族制却并非同一，亲属制总是落后于婚姻家族制，“当家族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族却已经超过它了。”[1]如同已消失的婚姻家族的化石，人们可以根据亲属制来研究并断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婚姻家族模样。恩格斯完全采用摩尔根的婚姻家族史分期法，并赞同摩氏认为婚姻家族产生之前有一个“杂乱性交”阶段（现在民族学界称为“杂交”），以此驳斥芬兰社会学家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1861-1939)在《人类婚姻史》中提出一夫一妻制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婚姻和家庭形式的观点。恩格斯认为，杂乱性交乃是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这种杂交不能算婚姻家族，直到进化成直立猿人，才开始有婚姻家族和社会。对此，《起源》说道：“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族形式。”[1]这就是人类婚姻家族四个形态及其发展序列。兹分述于后。

1、血缘婚家族，《起源》称为血缘家庭。此婚制是摩尔根对夏威夷人和洛图马人亲属制研究后发现的。恩格斯说：“夏威夷的亲属制度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有在这种家族形式之下才能产生。”[1]这种婚姻形态最原始，大概产生于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的直立猿人，当时还未有性别分工，狩猎采集结合于一体，生产活动按年龄分群进行，一群人在一起生产和多半时间在一起生活，乃是产生群内通婚的一种必然条件。同一年龄段的诸成员结成生产群体就是所谓的“辈分”或“范畴”。其婚姻特点是按范畴来划分婚姻集团，在一个家族内，摩尔根和马克思将其划分为5个范畴，即祖、父、己、子和孙，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划分为4个范畴，即祖、父、己和子。不论多少范畴，每一范畴都是年龄相近的男女，《起源》称他们是同胞兄弟和姊妹，属于一个通婚圈子。这种通婚关系，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通婚，是实行同胞兄弟姊妹通婚的一种婚姻家族制度，其亲属制摩尔根取名“马来式亲属制”。我国云南省基诺族解放前还实行马来式亲属制，不少民族的传说也有描述兄弟姊妹通婚的内容。

2、普那路亚家族。“普那路亚”是夏威夷人语，即伙伴之意，有的著作称此婚作为“伙婚”。《起源》根据夏威夷人资料研究此家族形态。血缘婚进化为普那路亚婚，它提到两个动因：第一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当人们发现近亲通婚的诸多弊端后，家族内部的通婚便渐渐受到禁止。恩格斯说：“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1]因为实行家族外婚对体质有强壮和进步的明显作用，原始人遂逐渐推广起来。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此时原始人已使用弓箭，猎物成了日常食物，可用皮毛为衣，大大促进人类本身的变化，人口比以前增加了，当时即旧石器晚期，全球有人口约300万人，同以前比较，每1000年增长8%。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一些人口较多的血缘婚家族分裂成较小的家族公社，开始在家族内部禁婚，形成外婚集团。这种外婚集团的组成是，“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的家族形式”。[1]如图：

附图{图}

图中实心三角和实心圆圈表示同胞兄弟姊妹，彼此不能通婚；空心三角和圆圈系堂兄弟姊妹，可以通婚。这是走出血缘婚家族的第一步。“这种形式后来又有一系列变种，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族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被排除在这个家族范围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1]换言之，上图实心三角和实心圆圈逐一增加，即禁婚范围由同胞兄弟姊妹扩展到堂兄弟姊妹，当全部变成实心而完成排出通婚关系之后，同一个普那路亚家族内就再不能通婚，实现了血缘家族内婚制向普那路亚家族外婚制的完全转变。氏族由此而产生。《起源》指出，一个普那路亚家族就是一个氏族，并说：“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族中直接发生的。”[1]

当然，世界各民族也还有另外形式的外婚制，如澳大利亚的结婚等级。对此，《起源》说道：“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产生氏族的出发点；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族，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1]所谓“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是：一个部落分为两群人，即两个婚级，一个婚级又分为男女两个性级，同一婚级的男女禁婚，两个婚级的男女则是生来的夫妻。这样的婚级因实行外婚制，所以恩格斯说澳大利亚的婚级也是产生氏族制度的出发点。

3、对偶制家庭。《起源》根据易洛魁人资料指出：“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有些地方刚刚达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1]对偶制家庭(pairingfamily)是一对男女组成的并不稳定的家庭，若干个甚至几十个对偶制家庭组成一个母系大家族。母系大家族之上是氏族，易洛魁人的“长屋”就是一个母系大家族的住宅，一排长屋内隔成许多小房间，一个房间有一个火塘，住一个对偶制家庭。对偶制家庭的婚姻是群婚后期向单偶婚过渡的一种家庭形态，乃个体家庭的萌芽。但对偶婚却早已存在，《起源》明确说：“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1]，但不能称为对偶制家庭。

普那路亚家族发展成对偶制家庭的主要条件也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即由物质条件引起的。不过《起源》没有具体讲述其内容，只讲到易洛魁人的财产如工具、日用器皿、粮食、战利品等为家族公有，个人财产一般只限于身上所携带的那一部分如衣服、装饰品等。每个对偶制家庭轮流做饭，然后由女族长均分给每个家庭。由于实行大家族公有，对偶制家庭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因而很不稳定。其主要特点有三：(1)氏族或母系大家族的男个体与另一氏族或母系大家族的女个体通婚，形成许多容易结合同时容易离散的对偶关系，子女仍属女方氏族。易洛魁人的婚姻和纳西族“阿注婚”即是。纳西族有固定配偶和临时配偶两种，前者数年，后者数日不等，有的人除了固定配偶外，还有一两个临时配偶。(2)通婚范围逐渐缩小。在易洛魁人中，凡为他们所承认的亲属都不能通婚，禁婚规范达数百种；纳西族是同一个母系家族的人禁婚，三代以后可通婚。(3)夫妻关系很不牢固，男女都可以主动提出离异，又另寻配偶，有的人一生离合十数次甚至数十次之多。

《起源》还讲到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恩格斯认为这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1]。它无疑也是一种对偶婚。

社会发展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在畜牧地区，人们开始把畜群据为己有，饲养牲畜成为男人的事情。宜农地区的一些民族，原来主要由妇女劳动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主要由男子劳动的犁耕农业。财富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男子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妇女开始转入家务劳动。男子为了把属于自己的这些财产传给自己的子女，就要求自己的子女是亲生的，而且必须属于自己氏族，世系必须按父权制来确定，这就发生了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转变。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很简单，“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1]《起源》根据肖尼人、迈阿密人和德拉韦人资料，认为是通过按父系氏族给子女取名字来达到此目的。可是从现代民族学资料看，母系转为父系继承权所经历的过程是相当复杂和漫长的。纳西族实行阿注婚地区，有少数双系大家族，即在一个家族内，分男娶和女不嫁两半边，结果男子所生子女属男方，开始建立父系家族，其姊妹所生子女属女方，保持原有的母系家庭。两半边分属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有的经过好几代人之后完全转变为父系大家族，但也有倒退到母系大家族去的。由母系家族转变为父系家族，便是父系氏族，建立家长制家庭公社，个体家庭由此得到巩固，开始了专偶制家庭的历史。

4、专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主要特点有三：(1)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2)是男子居于统治地位的固定配偶关系；(3)个体婚与杂婚并存，所谓专偶制仅是对妇女的要求，男子纳妾不受追究。它是人类婚姻家族发展的第四个形态，与文明时代相适应。《起源》把专偶制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古典专偶制家庭。刚从对偶婚发展而来，经济基础是私有制，丈夫是一家之长，多以女奴为妾，妻子地位低下，职责是生育子女和做家务。《起源》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由此萌生了阶级和阶级压迫。

(2)现代专偶制家庭。虽然法律上也承认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但对违法者并不过问和追究。《起源》说，在资产阶级中间，“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常”[1]。无产阶级无财产可以继承，在家庭中男子没有统治妻子的经济基础，妻子通常也参加社会生产，和丈夫一样有收入供养自己，能与丈夫享有平等地位。《起源》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中间，“才成为并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1]。可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贫困地位，生计没有保障，和通奸现象也常有发生。这样就决定了“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难以克服。

(3)真正的专偶制家庭。历史上专偶制家庭之弊归因于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地位。要克服其弊，必须彻底废除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妇女必须像男子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以及在法律上确保男女享有一切平等权利。具备这些条件，人们才能享受到结婚的充分自由，实现真正的专偶制家庭。

以上就是《起源》阐明的人类婚姻家族发展的全过程。“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1]即是说，人类史有三种婚姻形态——群婚、对偶婚和专偶制婚，四种家族（家庭）形态——血缘婚家族、普那路亚家族、母系大家族和个体家庭。其中在母系大家族向个体家庭的过渡中经历了长期的父系大家族。这就是《起源》所阐明的个体家庭的起源。

二、私有制的起源

《起源》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着重论述了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

母系氏族社会使用石器工具，以采集狩猎为业，在大家族内实行集体劳动，集体享有，共同制作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还没有驯养动物，土地尚未得到利用，只有性别分工，“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1]部落间的战争多属血族复仇，俘虏或放或杀，还无利可图。可是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的共产制经济内部开始发生趋向财产私有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

1、生活资料的私有。自有人类便有生活资料的生产，并属于制造者和使用者所有。《起源》指出：“男女分别是自己制造的和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1]这是讲新石器时代对偶家庭阶段的状况，当时丈夫的责任是获取食物，并制造为此目的所需的劳动工具，他是这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离婚时，他要随身带走这些工具和自己的衣物，游牧部落还要带走他饲养的牲畜。妻子只能保留属于她自己的家庭用具。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私有财产。因原始公社的生产力低下，必须依靠群体合作劳动方有所获，食物之获取，园圃之开垦和种植，住所和小船制造，均是集体劳动产品，只有它属于共同财产。人类远古时代即存在财产所有的公私两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公制逐渐减少，到新石器晚期，原为公制的多转变成私人所有。

2、动物驯养业的产生。此时，生活在水草丰茂地区的猎人，开始驯养捕获的野兽，很快繁殖成群，给人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动物驯养业使当时的社会出现四个方面的新景象：其一，由大家族集体狩猎变为对偶家庭（以后是个体家庭）饲养和看管牲畜，牲畜逐渐变为家庭的私产。其二，原先从事采集的妇孺也渐次放弃采集，转为饲养牲畜和家务劳动。其三，由于牲畜迅速繁殖，需要更多人看管，人们遂以俘虏为奴，补充驯养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所以《起源》指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1]其四，可以生产食用后有余的肉、皮、毛等生活资料，促进游牧部落与非游牧部落的交换。这四方面显示，一旦动物饲养业发生，便开始财富私有的历史。

3、耕地私有。与动物饲养业产生的同时，亚洲亚热带地区的一些部落，开始在住所附近种些可食植物，进而种植谷类，供人畜食用，猪狗家禽渐次被饲养起来。以前人们用主要精力采集，现在则用于园圃种植。种植业兴起，向农业部落发展。种植所获属种植人所得，园圃也属自家所有，唯大面积可耕地仍是公有。《起源》指出：“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没有更多的权利。”[1]此处讲的占有权即是使用权，当时个人还没有耕地所有权，只有取消耕地定期重新分配以后，耕地才由氏族公有变成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农业部落种植私有较游牧部落牲畜私有晚些，而耕地私有则更晚，有些民族直到阶级社会产生以后，还未完成耕地私有的转化。

4、交换。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开始了游牧部落的牲畜、畜产品与非游牧部落产品之间的物品交换，它促进人们占有私有财产的发展。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人们已知冶炼金属，有力促进着生产力的进步，农产品日益丰富，使手工业生产获得必须的原料。在此条件下，农牧民普遍从事家庭手工业以供自需。手工业生产日益多样化。在像雅典那样的城市，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1]。开始出现商品生产。当历史发展到即将进入文明时代时，又产生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1]这便是社会第三次大分工。金属货币铸造出来了，土地可以买卖和抵押，财富迅速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贫民和奴隶的人数迅速增加，“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1]。当人也变成私有财产的时候，便开始了阶级对立的历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视为财产的东西渐次增多，每当一种东西被人们认定为财产时，它便属于私有物，由使用权递升为所有权，向私人所有制全面发展。而在财产私有制形成中，继承制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初由氏族继承，而后由大家族（宗族）继承，最后才由家庭的子女继承。较妇女拥有更多财产的男子，总不愿意死后让其财产归入他人所有，遂用强行手段切断妇女群婚行为，废除按女系计算世系和母系继承权，要她严守贞操，给自己生下属于自己血统的子女，确立男系计算世系，实行父系继承法，让亲生子女继承自己一生挣来的财产。《起源》认为，实行父系继承法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1]。依靠它，私有制得到全面巩固和悠悠世代的延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国家的起源

国家的起源，亦是古代氏族的起源，故西文将两者同称Nation。《起源》第三——八章专门论述这个主题。

因国家和古代民族皆源于母系氏族的发展，所以恩格斯从氏族开始论述。氏族是原始公社的社会基层单位。《起源》用易洛魁人以及古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材料阐明由氏族部落发展成国家的全过程，同时也是说明由氏族部落发展成古代民族的全过程。

氏族源于一个共同始祖母，是一群血缘相近的人们。母系氏族最古老。19世纪易洛魁人正处在氏族社会发达阶段，保留有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一系列完整结构。《起源》第三章专门进行研究，逐一阐明它们的特点。

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均是易洛魁人氏族制度的各层社会组织。恩格斯赞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1]各民族在没有分化为阶级以前，其社会亦是如此。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才使这种古老的氏族制度崩溃，发展成为父系氏族。

父系氏族产生于早期阶级社会的前夜，是它促进了阶级社会的产生。《起源》第四、六、七章对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父系氏族情况进行描述，其中以希腊人氏族最为典型。父系氏族乃是母系氏族更高一级的氏族，不同的是父权制按父系计算世系和继承财产，实行私有制，部落战争频繁，开始把俘虏当作奴隶，氏族和部落内部混杂有外族人，军事首领职权已开始与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职权相对立，这些都显示氏族制度在崩溃中。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要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1]国家是父系氏族历史的继续。《起源》在以后四章里(5-8)探讨国家起源时，提到父系氏族，因此所占篇幅比易洛魁人氏族多3倍多。

氏族制度发展成国家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是：氏族…胞族…部落→父系氏族…地区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和民族。

《起源》叙述了欧洲国家起源的三种类型。

第一类型，雅典国家的形成。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阶级社会的条件下，直接从氏族结构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世界上多数民族（包括中国）国家起源都属这一类型。《起源》在第五章以希腊人父系氏族资料说明之，并指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1]。

第二类型，罗马国家的形成。罗马国家也是从罗马人父系氏族基础上发展来的。公元前7—前6世纪，在生产力发展、地区扩大和人口增加条件下，整个“罗马人民”形成三部分人，即出身于氏族上层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私有财产，属于“保护人”；广大氏族民日益贫困，依附贵族，平时为其劳役，战时出征，是贵族的“被保护人”；第三种人是外族人，他们是自由人，可占有地产和经商，但不能作官，不能参加人民大会等，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是“平民阶层”。“被保护民”和“平民阶层”与贵族存在着阶级对立，平民与贵族的对立尤为严重，斗争激烈，平民最后战胜氏族贵族，建起罗马国家。

第三类型，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民族大迁徙时代，德意志人曾是父系氏族社会，有部落和部落联盟组织，但还未发展成国家。而是在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在其“废墟”上改造自己原有氏族机关并设置一部分新的机关的基础上建起国家的。

这就是“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1]国家起源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均是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产物，它不同于氏族的主要点是：按地区划分国民，设立公共权力机关，不论是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本质上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综上所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个书名准确地体现了专著的三个主题，开创了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以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为线索，把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三大课题熔为一炉，进行综合研究的先河。列宁高度评价《起源》的科学价值及其研究方法，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2]《起源》自1884年用德文出版后，至今已过去100多年，全世界已有5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人类社会也踏进了新的世纪。在“一球两制”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大科学大技术的知识经济时代所推进的全球化新浪潮中，在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中，《起源》所阐明的社会科学上述三大课题的科学思想，所应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所提供的“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无疑对新世纪历史大背景下的国家学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创新，依然具有不衰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01-04-09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25,25,26,33,34,35,35,36,38,38,50,43,58,53,63,69,70,73,73,159,161,161,163,166,168,95,107,118,169-170．

[2]列宁．论国家[A]．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43-44．

私有制范文篇5

一、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

公正，最初是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和高尚道德的追求而提出的，属于伦理学和价值观的概念。在古代，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确定为公正社会，同时也把公正确定为最大的"善"和"德"。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公正社会的最早典范。在近代，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的文献中大量地论述了有关公正的基本问题。"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社会当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得以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得各阶级的平等、公正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实际上，这就提出了实现公正理念、实现公正基本规则的最为重要的路径。

二、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价值内涵

（一）意义说

实现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元价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之一。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强调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旗帜和标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对于指导我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经验，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进而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效应说

社会公正的核心是给人应得。[2]然而，给人以应得是一个历史的原则，也是一个主观的原则，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的应得"内涵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在我国转型期的今天，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使国家领导者认识到，应得不仅包括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而且还包括给予每个人基于对社会贡献大小而决定的利益和给予社会成员为维护社会秩序、对现有分配结果进行社会调剂后的利益。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符合我国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需要，是社会公正的思想保证，对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公

正问题有益，而且对于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邓小平公正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共同富裕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所构成的实质公正

邓小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理应是公正和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3]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邓小平坚持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在当代社会的集中体现。

共同富裕和权利平等，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邓小平公正思想的实质，在强调全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人人权利平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4]但是，在贫穷和社会经济资源极为缺乏的条件下，广大社会成员不可能拥有广泛的基本权利，不可能拥有较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用以实现权利平等。在贫穷基础之上只能实施平均主义式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公正''''，但历史己经证明乌托邦式的"公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为了实现人民权利平等，邓小平认为"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政治民主原则和民主法制化所构成的制度公正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享有最广泛的充分的和切实的民主权利。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制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邓小平认为应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7]

民主这一社会公正需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针对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在制度上保证民主化。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这样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得以避免受到侵犯。

（三）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调剂原则所构成的路径公正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本身就具有公平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10]这就是说，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首先要考虑效率的因素。当然，强调"按劳"，还要兼顾其他因素，否则也会造成分配不公。为此邓小平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国家和左邻右舍"，"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实现社会公正应该把社会分配上的差别控制在既能激励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能为社会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水平。除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外，邓小平认为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社会的调剂，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提高国家能力，中央要有权威，这样才能加强宏观调控，避免两极分化。其次，要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以税收政策为杠杆，调节高收入。同时，建立个人收入纳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三是要建立个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四是要宣传一种人人平等、相互关心的人道主义的公平价值导向。

四、启示

同志在2005年2月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此，社会公正被郑重的提出来。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体现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我们当代行政管理中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基础之上的公正: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将效率、平等、稳定、和谐、尊严等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统一于自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理想的公正。应该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进步、保障，民众公正意识的觉醒，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加上政府、社会对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的重视、解决,社会将会更加的走向公正、文明。

（二）政府职能定位的完善:政府应该作为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的主体来制定公共政策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保证政策的公平,在行动时其利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要警惕政策制定中的歧视现象。应该认识到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相对独立性,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设施,尤其应该注意扩大公共服务领域在农村的覆盖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到了小康社会,政府应将总收入更多的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尤其要注意对丧失劳动能力、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帮助。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区域间教育的公平。

（三）正确地看待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在我国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发展应该是全方面的,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共同发展。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稳定相互制约和协调,应该以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来促进社会公正。以社会公正稳定来保证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邓小平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观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到了社会目标的高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582

[2]君.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给人以应得[J].云南社会科学，2005(12-23).

私有制范文篇6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资本，效率，公平，垄断

每个人得到的应该等于他所创造的。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个人利益只能取决于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不能凭借垄断甚至特权而坐享其成。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认同他人利益，才会体现出真诚与友爱，才会全身心地从事于社会的进步事业。从而使社会体现出和谐，使经济体现出效率。公平与效率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不应该是某些人纷乱虚妄的主观情绪。经济效率也不应该与生产效率相混淆。在合理的制度与操作机制下，公平与效率应该具有量化的客观标准。

官僚特权所造成的不公平远过于资本垄断。这是对金钱利益直接的强占豪取，甚至不需要任何资本转换过程的掩饰，当然更不以社会财富的创造为前提。不仅如此，特权的存在会引发人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国还有个专用名词叫“挂靠”。出现为谋取或维护特权利益而行贿受贿、损公肥私等丑恶现象。这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无为浪费，更严重的恶果是人性的扭曲与社会公德的沦丧。

社会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边际收益，绝非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让某种投资的规模达到追加的单位投入与由此增加的产出相等，则此时的边际收益率必然为零。那么与其如此，不如将部分资源转投到边际收益率更高，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项目上。毕竟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创新的空间却相对是无限的。就劳动创造而言，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越高，说明资源的使用效率越高。

私人对资本的所有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资源从低边际收益率向高边际收益率流动。当某些人的利益来源，逐渐从资本创新演变为资本垄断，他们也就逐渐从开明的创新者蜕化为保守的垄断者。垄断者掌握了资金，也就掌握了资源。既得的垄断地位，决定他们的资源投向，更具改良性而非革命性。正因为如此，那些对现存资本具有毁灭作用的高新技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大多不能得到及时的实施。

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以至环境恶化，市场价格的非确定性以至经济不定期的膨胀与崩溃，等等诸多无效率现象，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不公平的资本私人所有制。

私有制社会的不公平，决不在于私人能够占有那些纯粹是自己劳动创造的，或以此等价交换的他人劳动创造的产品。创造归创造者所有，天经地义。这是道德与正义的准绳，法律与秩序的基础。是保证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存续的最基本的原则。个人财产无论多少，无论是消费性的或是生产性的，只要不是用作剥削他人利益的资本，就神圣而不可侵犯！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设想过于天真了。

经济史实表明，私人资本的数额差别，自身具有正反馈作用，可以不断加大这一差别。在私有制社会里，贫富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公有制理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其实，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憎恶私有制而主张公有制，正是因为那些在现有科学水平下社会还无法扩大供给——甚至根本不可能扩大供给的耐久性经济要素——它们或者是有形的自然资源，或者是无形的技术知识，以及在自然资源与技术知识基础上，衍生积存的各种生产手段等，却被某些私人所垄断，使之成为自己借以不断剥削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本。由此而造成社会竞争条件的不平等。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共产党宣言》

个人主义的辩解是，既然资本与劳动同样是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那么资本必然也要参与其产品的分配——虽然资本家得到了由资本所决定的产品分配份额，但是资本家在取得资本时，已经根据资本的交换价值，支付了相应的代价。意即资本的分配份额恰好等于其交换价值，因此这是一个公平的等价交换过程。

鉴于价值与价格概念的混乱状况，在此作如下澄清：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是总价与单位价的关系。一定量某种商品的单位价值，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反之，这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的乘积，就是此一定量商品的价值。资本的使用价值，是指一项资本在实际运营中，由该项资本的经济效用所决定的，从而为其所有者带来的收益的贴现和。就经济学而言，各种商品的具体效用并不重要，关键是它能带来多大的利益，从而可以相互比较。价格通常特指交换价格，而非使用价格。

必须指出的是，资本的交换价值与其使用价值大多是不相符的。事实上，资本的使用价值常常超过其交换价值，且交换价值较高的资本，其使用价值一般更高——不等价交换由此出现，这正是所谓的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

当然边际生产力理论会告诉我们，如果某种要素可以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家就会加大这种要素的投入，而减少其它要素的投入。直到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为止。然而实际的生产情况常常是，资本具有整体性，是无法任意分割调节的。资本与劳动亦具有相关的配比，换言之，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资本的一部分。另外边际生产力不代表整体生产力。即使从抽象意义上讲，各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也并不必然证明，其各自的整体生产力相等。

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完美结合

实际上，在非合理的制度下，处于协作中的各种资本，其各自的生产力是无法直接衡量比较的，即只能间接地分析判断。

再生性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几乎是无限的。风景宜人的海滨，水产丰富的湖泊，生长着名贵植物的园林等。无论以何种可能的价格得到它们，长期看都是物超所值。因为其相同价格的产出，即使能够贮藏，也终有用尽之日。而得到这些资源，就意味着得到了大自然源源不断的无偿馈赠，可以长久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由于资源当前的产出数量总是有限的，人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模仿复制它，即具有垄断性。从而使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他的子孙，能够持续地得到一种具有剩余性质的租金收益。

另外象经济发展形成的各种商用土地，社会普遍认可的各种饮食秘方等。其使用价值同样可以看成是无限的。而象油田，矿山等许许多多耗竭性自然资源，法律赋予的各种专利权或版权等，其使用价值虽然不是无限的，但也往往大大超过其交换价值。资源的价格之所以是有限的，仅仅因为货币的数量是有限的。

拥有了某项财产，便绝对拥有这项财产所带来的一切。这是一条古老的法则，然而却是一条错误的法则。

人人都是只身来到世上。自然资源与技术知识，是先我们而存在的。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绝对地属于某个人或某个种族。对资本先入为主的陈规陋习，是一切不平等，种族仇恨，以至敌国战乱的根源。个人固然可以进行资本创新，但是任何创新，都是在现有资本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个人智慧，都是前人智慧的升华。因此，资本创新只是资本的一个有限的，一次性的增值过程。超过资本增值部分的，由其剩余使用价值带来的租金收益，将之无偿地据为己有，显然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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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资本租金的资本家，就如同榨取土地地租的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但要注意的是，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并非是属于工人的劳动，而是属于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人类，全社会的资本租金。劳动者只能出租而不能转让，即工资是劳动者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因此不可能存在价值剩余。

以往将要素及其报酬分为：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租金。这是针对厂商的生产成本而言的。而且这里的资本，确切讲应称为资金，因为利息属于信贷成本。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同土地一样，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租金收益。因此，从社会的经济协作关系的角度讲，要素及其报酬应分为：劳动的工资，创新的利润，资本的租金。土地也是一种资本。

租金属于资本的垄断过程。是资本的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超过其交换价值的剩余部分。资本均具有耐用性，其产出是相对稳定的，因而租金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利润属于资本的创新过程。是创新者的使用价值。创新一旦停止，利润也就消失。其产出是相对不稳定的。因而利润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当然，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下，如果创新能够不断地进行，利润也是持续的。

理论上资本都可以出租获利，因而租金应该是商品生产之前决定的。当所有者亲自经营其资本时，可视为自己向自己租赁。如果自营还不如出租的效果好，那是因为被自己的愚蠢的负价格所抵消的缘故。

创新者的利润不同于管理者的工资。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是企业租用的人力资本。因而工资是商品生产之前决定的。而利润，无论是显含的或隐含的，都是资本所有者的决策性价格，是扣除其它要素贡献后的余额。因而是商品生产之后决定的。发明家的技术创新，企业家的经营创新等等，不仅其构思的过程难以预测，更由于无先例可资借鉴，其成果的物化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利润也是一种风险性价格。

工资源于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是其劳动创造的价值体现，理应归劳动者所有。利润源于创新者的天赋与拼搏，是其资本创新的价值体现，理应归创新者所有。租金源于资本本身的经济效用，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全社会共有的资源与世代扩展、更新、积累起来的人类智慧的结晶，理应以某种方式回归社会。

取消私人的资本垄断，并不需要取消私人对资本的财产所有权。因为只要各种资本之间不存在相对的垄断租金剩余，则各企业的垄断程度必然相等。那么实际上垄断也就消除了。所谓公有制，应该是资本的公有制而非财产的公有制，它只能体现为国家对资本租金的征税权。

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更需要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创见性。这既不能通过数学推演解决，也不能通过投票选举解决，最终只能落实给具体的人。如果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不明确，那么经营中的风险与个人价值也就得不到补偿与体现，则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

就所有制而言，首先在于资本收益权的拥有，因为取得收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资本使用权的拥有也很重要，因为个人的才能与价值，必须有机会使用资本手段，方能得以体现。在非合理的制度下，资本收益与个人价值很难区分。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私有制。私人企业的资本收益，总有一部分要成为国家的赋税。而国家的赋税，即使在奴隶制社会，也总有一部分要用于全体国民的利益。这种国家对资本收益的所有权，必然使社会的经济制度具有公有制的性质。世界上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领导比普通工人，显然拥有更大的资本使用权。而且领导与领导之间，甚至工人与工人之间，其资本使用权也各不相同。这种因资本使用权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的资本收益权上的不平等，必然使社会的经济制度具有私有制的性质。

经济公平的标准，在于资本收益权与使用权的严格对称：个人能够得到但只能得到自身带来的收益；个人必须承担但只须承担自身带来的损失。经济公平的偏差，必然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即资源的非生产性应用。

极端的私有制经济，总是表现为收益权大于使用权。即企业所有者得到的利润，并非全部是自己的决策价格或风险价格。其中还隐含着资本垄断带来的租金收益。历来的税收机制，都无法将其全部提取出来。而极端的公有制经济，总是表现为收益权小于使用权。即企业经营者不但得不到资本垄断带来的租金收益，甚至连原本属于自己的决策价格或风险价格，也被税收机制取走。而当出现经营亏损时，也由政府承担，他本人并没有补偿的责任。

可以这样讲，社会主义的失败，乃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正确地实现过。或者说它从极端的私有制走到了极端的公有制。其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经济，而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

极端的公有制等同于公无制，只能引起混乱与效率低下。既然资本的使用权与使用者的自身利益不相关，他没有理由为资本的增值而努力。不仅如此，通常他或多或少会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个人利益。于是特权泛滥，牺牲企业以中饱私囊，自然成为极端公有制经济的常见现象。债转股更不可能改变低效的国企运营机制，它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另外国企领导的产生是基于政府选择而非社会选择，从而使企业特权扩展为政府特权。长期而言，极端公有制经济的衰退具有必然性。

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政府出于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都能成为个别人捞取私利的凭借，成为特权泛滥的借口。对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个别企业，也许可由政府推荐经营者，但作为一种普遍方式必然行不通，因为推荐者本身也需要推荐。事实上推荐也是一种特权。

福利分配也好，转移支付也好，以及事业性工资等等，凡是割裂了资本收益权与使用权联系的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是无效率的。

中国目前的国企改革，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功，正是因为加强了企业使用权与收益权的联系。即企业的公有化正在减弱，而私有化正在加强。但这种转化仍是基于政府的主观努力，而非制度上的进步，因此难以持久。与其如此，不如进行真正的转化，比如以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那些优秀企业家以永久的控股权。而经济的公有化性质，则应体现为国家对资本租金的征税权。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决定什么样的人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任何领域的成功，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

那些凭借特权或垄断，能轻易地获取金钱利益的人，往往并不擅长——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愿意从事风险投资。尽管这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愿意从事社会财富的真实创造，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因为没有资本而无法付诸行动。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那些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即使能够有所作为，也必须付出许多不必要的代价。

艰苦的环境也许会造就一两个天才，但更多的天才则会因此而埋没终生。

为什么严重的衰退与萧条过后，总是迎来更加显著的繁荣。为什么战败后的德国与日本，却能迅速成为经济巨人。纵观人类历史，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也总能经历一段强劲的增长吗？官僚的特权，资本的垄断，以及各种社会恶势力等，历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清除它们的过程，历来都是艰巨而残酷的。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手中的金钱，往往左右着政治选择。所谓不破不立，正是这个道理。

私有制下的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这是资本的不等价交换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反过来，贫富两极分化却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东欧转型国家遭受的经济挫折，原因就在于其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实际上让那些邪恶的投机分子，轻易地得到一个快速获取金钱的契机。但他们获取的仅仅是金钱，并不代表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些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必然招致国家的衰落！

发展的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但成功的原则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仅能使个人快速致富，而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经营活动。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将精力放到专利技术开发等促进社会实质性发展的事业上。

商品能否被垄断，主要不在于行业的集中程度，也并不存在绝对的行业。如果供给商品的资本容易被模仿复制，那么即使只有一个供给商，也具有竞争性：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介入，他必须通过规模效益，取得成本与价格优势。其供给因而扩大，收益率因而下降。事实上集中行业的收益率仅略高于分散行业。反之，如果供给商品的资本无法被模仿复制，那么即使它被众多的供给商分割所有，其供给数量仍然是有限的，即具有垄断性。

自然垄断行业，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并非是因为存在所谓规模效应。包括农业在内，只要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就必然存在规模效应。正如其名称所指，垄断出于自然因素。表象上在于它们的资本：输变电网，通信线路等不允许被模仿复制。但这种不允许与特权不同，确切讲，是不允许在城市中极其有限的商用土地上模仿复制。因为模仿复制的社会收益，要小于被用于模仿复制的商用土地的机会成本。可见其垄断性源于商用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完美结合

不应笼统地认为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因为土地与土地并不相同，就象人与人的能力不同一样。任何两项资本，只要有任何一点差别，严格讲就不是同一种资本。凡是一种持续性效用，若其数量不因需求的增加而能相应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固定供给要素，就具有垄断性。商用土地之所以能构成自然垄断，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只能使其增值，而无法使其贬值。

私有制范文篇7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

，从而提出了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三种主要形式”，确切地说，应该是“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从普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从特殊意义上讲，它又只是代表了三大实例，也就是说，有“三种主要形式”，当然还应该有不主要形式或曰次要形式，以及其它形式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往，我们在考察“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发现国家产生的形式总是与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雅典是“民主共和国”、罗马是“共和国”、德意志是“王国”，

⑨不必细说，而且，我们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如何保全各种君主制度，莫洛修人的王室、斯巴达人的王室，可以借鉴。⑩特别是斯巴达人的早期二王君主制，在希腊城邦中，包括意大利各族各邦在内，也还是比较盛行的。11等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远古的克里特文明被毁之后，岛上又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它们的政体形式，大体上与斯巴达政体形式相同。12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国家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决定了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而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形式，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

在世界上古史上，不但“古典古代”的情况，当是如此；就是“亚细亚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河上下，以及包括我们古代中国在内，所看到的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国家产生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之。

要之，从史前社会发展到文明国家的出现，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的话，正好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国家产生的前夜，这种过渡的政治制度或曰政治形态包括：

A．出现了与氏族民主制相并列的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力，但它习惯上是由一定的氏族或家庭选举产生，其权力还没有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

B．军事首长的权力还必须服从于人民大会这个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C．普遍地存在着与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同时，议事会权力的上升，人民大会权力的下降趋势。反映这一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是，战争极其频繁。

这三层不同权力的设置与划分，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自代表了氏族或部落各集团的利益，这一点越往后，特别是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根据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家政体的产生应有多种形式，即：

军事首长权力→未来王权政治→君主政体；

议事会权力→未来贵族政治→贵族政体；

人民大会权力→未来民主政治→民主政体。

从上述的模式中，可以看出由军事民主制的政治形态，派生出三种国家政体类型，而它们和它们之间的交叉又会产生更多更繁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承认这一具体事实，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产生的形式，特别是“亚细亚古代”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性，找出其规律性的统一。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以为，尽管“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却只能有一个，不会有“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两个标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形成的标志即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3

前者构成了“国家的基层单位”，后者“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我们拿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古典古代”社会，当然没有问题，也无须我们再作讨论。因为本来恩格斯就是从“古典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亚细亚古代”社会，例如像我们中国古史实际，就显现出有它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不少的学者注意。我们认为，作为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不妨以“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主，以“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为辅，因为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恩格斯本人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是强调这一点的。近人的论著，如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也提出真正可作为识别国家的标准的，乃是长期设立的统治机构，14这个统治机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公共权力”或曰统治机构，也就是“国家形式”，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家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主要的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我想如果把这一个标志两个方面作为讨论或衡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可以补充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标志，又可以诠释“亚细亚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课题，只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超过前人。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

⑥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

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第126页、第148页。

⑩参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Ⅴ，章十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下同。

11参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85页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2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章十。

1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私有制范文篇8

【关键词】法律起源/恩格斯/唯物史观

【正文】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这些历史唯心主义者不可能对法律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

相反，恩格斯则是以唯物史观研究法律起源问题。他在《论住宅问题》中作出了如下著名论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来的以及自然地、逐渐地养成的，是人们共知、共信、共行的结果。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习惯又发展为习惯法即最早的法律。其四，与法律产生的同时，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即国家。在更晚的时期，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的出现，文字的发达，法律又发展为或多或少的成文习惯法，再进一步便是制定法。通过以上概括不难看出，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深透洞察力，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达了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但是，无庸讳言，这段概括性的论述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最明显的是：表现为共同规则的习惯产生于“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究竟指哪个阶段？“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法律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二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什么？等等。

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们仍否认原始社会的历史，认为凡缺少具体实证材料的地方就没有历史，只有“史前时期”。“这个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岂只如此，甚至作为整体的历史科学还处于摩西五经的阴影下，被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所笼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页。）。稍后，一批学者们相继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原始社会某些领域认识的视野。尽管如此，十分有限的成果还不足以使人们对原始社会总体的认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原始社会经济活动的分析，主要还是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那些经济学原理。由此可见，尽管恩格斯对涉及法律起源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当时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进而也就决定了此时恩格斯有关国家与法律起源的思想尚处于变动不居的过渡的状态。前面说到的若干存疑，也来源于此。

1877年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历经40年之久对印第安易洛魁氏族制度的亲身考察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撰写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古代社会》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并且在保持时间最长的母系氏族制度下是没有任何人奴役人的现象存在的，氏族社会才真正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打开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哑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还由此开辟了研究原始社会的新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面对这个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学成就，马克思便暂时中断了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对《古代社会》进行深入地批判、思考和借鉴，写下了厚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该《摘要》的基础上，同时以自己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根据，认真审视并弥补了《古代社会》的某些缺陷，撰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法律的起源问题，集中表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新见解，并对以前的存疑做了明确的解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科学完整地阐述了法律起源问题

恩格斯以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为主要依据，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法律起源问题作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系统的阐述。国家和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依据史前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具体的实际材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不知国家和法为何物的社会。法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它是氏族习俗的延续和变革，是私有制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和法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阶级的完全消灭，国家和法也就失去存在的条件，将自行消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解答了《论住宅问题》中关于法律起源的那段论述所包涵的几点主要的存疑：

1.“某个很早的阶段”和“后来”所指的时间。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看出，“某个很早的阶段”显然指的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分期法，这应属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若按现代史学界的一般分期法，这一阶段应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如同恩格斯所说：“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因此，这时还不可能有重复的、经常的交换行为，只有当畜牧部落出现，并从野蛮人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具备“经济交换的条件”，方才有经常的交换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后来便成了法律”，这里的“后来”，需要从这段论述所讲的法律产生的政治特征，即“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的出现来判断。关于公共权力或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营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从而使人类“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

2.经济关系究竟如何决定习惯质变为法律。

与10余年前写作《论住宅问题》时的情景不同，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再次谈及古雅典和古罗马法律产生原因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古雅典和古罗马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3页。）这里的“经济强制”的提法，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它指的是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雅典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由债权债务关系引发的富有的债权人对贫穷的债务人，强制实行以当事人的人身和他的妻及子女作为债务抵押和偿还的一种奴役制。可见，“经济强制”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对此，恩格斯引述马克思在《摘要》中的一些论断作了分析。他说，正是由于“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正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才使氏族制度的机关“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与这一变革相适应，反映氏族成员平等关系及“权利与义务没有任何差别”的习惯，也就必然要质变为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习惯法。

3.“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私有制范文篇9

众所周知，指斥私有制，主张公有制，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尤其是16－17世纪早期空想家的共同特征。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他们渴望找到实现平等和公正的途径和手段。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寻根探源，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是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使人道德败坏的根源，是造成贫困的根源，因而是现实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们几乎都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作为寻求社会平等、公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根本方法。空想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是私有制问题。他们认定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私有制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演化几千年的基本制度，不仅仅是滋生罪恶的土壤温床，肯定还有它社会生活理性的一面。人类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明显的。这说明私有制并不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障碍阻力。空想主义者只是观察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情况，因而断言私有制除了罪恶就是罪恶。事实上，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一种罪恶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原因。而私有制至多是导致这些罪恶的一般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具体思考什么样的私有制会导致罪恶，更无法说明人类哪些罪恶是由私有制所造成的。因此他们幻想：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铲除了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可见，他们对私有制缺乏历史的、理性的分析。且不说有关消灭私有财产的幻想如何能够实现，假使真的实现了，彻底公有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间的罪恶和堕落就会少了吗？

其次是公有制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倾向是崇尚和迷信公有制，把公有制——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当作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向往原始共产主义，认为那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期，没有私欲，没有占有和争夺。他们以原始共产主义作为蓝本所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方案，都是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然而假使那种普遍的公有制真的实现了，就能够避免一切社会罪恶，确保理性、正义、公平、平等之类的理想通行无阻吗？这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无法预测的。

这里，我们绝对无意苛求于几百年前的先哲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多也只能是站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显性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来观察和思考。所有制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矛盾，无疑是属于表层现象、显性问题。空想主义者只是在他们的思维和观念的世界里实现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们憎恨私有，追求公有，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的、处于自在状态的无产者心态，反映了这个阶层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寄托。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必须清醒记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那些思想主张，仅仅是空想，绝不可以在“空想”范围之外去理解和诠释，更不可能做为国家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运作的理论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发现

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站在科学和理性的立场上，发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局限性。他们以历史的、理性的、科学的、现实的态度对待公有、私有问题。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对公有制的设想，已经不是那种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简单抽象和思辩活动，而是把公有私有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去探讨和研究。如果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理解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那么这种理解至少是犯了简单化、片面性的毛病。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所采取的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能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里的私有制不是“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同意语，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制，是资产阶级赖以实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这里的“消灭私有制”其含义显然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简要概括。《共产党宣言》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宣言，而不是改造社会的一般经济纲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着重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的否定和批判是极其严谨的。他们所针对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私有制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形式。

其次，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提出一些概略性的设想。例如“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反杜林论》的一段注释中，明确表示不赞成笼统地把国营、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在这里我们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申明不同意关于个人生活消费资料实行公有的说法；二是他们所设想的公有制的典型、理想形式，不是全民所有、国家所有，而是多种多样形式的劳动者集体或个人所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那些超越具体构想和个别结论的、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论述，对于我们更具有启迪和帮助作用。例如他们曾讲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讲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断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正如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价“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公有私有问题的设想时，尽量避免由于追求详尽周密而走入空想的误区，这是他们理性和科学精神之所在。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凡是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某些稍许具体一点的构想，都是具有严格的时代背景的，既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针对当时有可能发生工人革命这一特定的背景所阐述的，他们从未标榜过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有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意义。在著名的《实践论》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价值和真理的光芒，并不在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讲得正确与否，也不在于他们对未来社会构想得是否准确恰当，而是在于他们在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给我们留下的一大笔宝贵的科学财富，这才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动力之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创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私有问题的探索是在严谨的科学和实证层面上展开的，具有丰厚的实践底蕴。人类已经有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有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公有私有的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坚持从社会主义现实的国情出发，坚定地走出了所有制认识的误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的理论前提。

私有制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