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十篇

时间:2023-11-17 17:47:37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含着严密的科学论证部分,也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部分,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侧重于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部分,而较少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部分。本文运用文化哲学方法重构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重要理论观点,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流淌着的深厚的人文底蕴。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依靠“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规律说明了人的劳动必须始终围绕着商品的最终交换来展开,或者说“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的难题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完成来解决。商品交换在劳动矛盾关系的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商品对人产生了异化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异化关系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加明显。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人的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物化劳动的根源,因此活劳动的性质决定着物化劳动世界的性质;全面的活劳动产生全面的物化劳动世界,片面的活劳动产生片面的物化劳动世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的活劳动先后经历了从源始统一到分裂对立再到回归统一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不存在分工和交换,劳动是整体和全面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物化劳动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已经出现,活劳动变成了分工之后片面的活劳动,劳动产品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商品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商品交换在基础上确立起来,于是商品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奴隶社会开始经过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形式终于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与此相适应,活劳动的分化和物化程度也都达到了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资产者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客观上推动着商品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但当商品经济系统已经不断完善,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之后,发达的商品经济系统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愈发明显,这表现在下述悖论上:商品经济系统维护自身正常运行就要求“生产消费系统”必须要满足某些基本运行条件的要求,而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必然要破坏这些基本的运行条件。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社会危害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加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根据对立统一原理,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中,一个是琐碎的物质性世界,一个是整体的本真性世界,它们并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包含着的两个矛盾方面,这两个矛盾方面相互作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个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现,例如,从劳动的角度可表现为私人劳动的世界和社会劳动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从商品的角度可表现为使用价值世界和价值世界(商品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即资本的宰制性力量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属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可以表述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生活与高度隐蔽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物化生活与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于是随着剩余价值资本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产者阶层实力不断扩大,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也越来越大;这样,庞大商品世界的运行就不得不遵照着资产者的意志运行,即朝着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向运行。同时,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系统与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分离;这样,原本处于人的整体生活领域之外的商品经济系统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的生活领域,这种控制是通过塑造一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资本人格”来完成的。换言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又是依照资本增值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也就不可能按照人的整体发展的方向运动,最终资本的强权不仅决定了商品经济系统的资本导向,而且也塑造了人的资本人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要求”并没有随着物化生活和资本人格的出现而泯灭,它通过两大矛盾的运动重新孕育出来。这两大矛盾,一个是物化世界自身的矛盾,即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一个是从物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矛盾,即物化生活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大矛盾运动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不断被遮蔽,于是这个由资产者所统治和主宰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资产者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最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将通过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得以重新开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10.

〔2〕李辽宁.当代中国“去政治化”话语评析[J].红旗文稿,2014,(04).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2

摘要:交换这一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攻坚阶段之时,正确理解并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交换理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交换理论的主要内容,以期为本领域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交换理论;《资本论》;体系

交换关系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研究对象。《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资本论》体系的展开来看,交换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重要内容和贯穿始终的线索。

1.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前提条件

交换的直接动机是需要,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商品首先有使用价值,有用处。生产者首先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

2.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某种商品可以和不同商品按比例交换,这就说明:同一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而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个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这个东西不能是使用价值,因为当做使用价值的两个商品首先是异质的;而作为交换价值,两个商品却是同质而异量的,因此“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最后,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了,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隐藏在商品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的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这里,马克思从商品和交换关系入手,发现了隐藏其后的价值本质、价值实体并考察了价值量、价值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3.交换过程使货币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

马克思作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与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相适应,交换过程也具有二重性并包含着矛盾。交换过程是个人过程和一般的社会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个人过程(为了得到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商品对别人有没有使用价值)。商品交换要完成,必须是两个商品所有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商品并且二种使用价值包含的劳动量又相等时才能达到。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想把自己的商品当做一般等价物,所以实际上就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这就是物物直接交换的矛盾。随着进入交换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出现一个独立的价值形态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交换中出现了第三种商品(一般等价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起初是很不固定的,但随着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也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天然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上。

4.私人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简单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商品的劳动直接是作为私人劳动表现出来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各种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私人劳动本质上又是社会劳动。不过,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发生社会联系,所以,其私人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在生产领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有在交换中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才能表现出来。这时他们的私人劳动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并在事实上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实现交换,私人劳动必须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对社会有用,能满足社会一定的需要,即具有社会有用性;另一方面私人劳动还必须具有社会等同性即必须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各种商品才能相互比较。

5.货币职能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完备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3

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和“私有”的论述,澄清一个重要的问

题:消灭私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最后最完备的私有制,而不是消灭个体、小资

产者、小农的私有;是消灭“少数人占有”,而不是消灭“私人占有”。

关键词:私有,公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一、“对立统一”的哲学含义

“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之一(另两个

是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揭示事物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内容

和动力源泉,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最根本的规律,又叫矛盾规律。

这里所讲的“矛盾”,是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与形式逻辑所讲的矛盾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形式逻辑所指的“矛盾”,指人们在思考问题和论证问题时违反形式逻辑

的不矛盾律所造成的逻辑错误,不能自圆其说,是思维混乱的表现,是应当排

除的矛盾。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必须保持首尾一致,不

自相矛盾,要么是“甲”,要么是“乙”,而不存在既是“甲”又是“乙”的

结论,否则就是错误的结论。

唯物辩证法所指的“矛盾”,指事物的对立统一。

统一,表现为同一性,共存性。即矛盾的一方以另一方为前提和中介,一

方的存在和发展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脱离对方孤立起来,就不可能

作为特定矛盾的对立而存在,该矛盾体也就随之消失。如买和卖,阴电和阳

电,前进和后退,上和下、大和小、少数和多数等等。

对立,表现为斗争性。即矛盾统一体中对立面之间相互限制、相对反对、

相互否定的性质。以买和卖为例,一顾客准备买某种商品,买者希望商品价格

越低越好,卖者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买卖双方就要进行激烈的谈价,这就是矛

盾双方的斗争性。当双方谈到都能承受的价格而成交,即矛盾能够调合。如果

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价格不能成交,即矛盾不可调合。

只有很清晰地辨别这两种矛盾才能够更好地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否则

就会出现研究“辩证法的矛盾”时出现“形式逻辑矛盾”的错误。导致问题无

法解决,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二、“公有”和“私有”矛盾是唯物辩证法范畴,而不是形式逻辑范畴

看看对“矛盾”的两种不同理解会产生什么结果?

一是形式逻辑的理解。形式逻辑的不矛盾规律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必须

保持首尾一致,不自相矛盾,不允许在同一时间、同一条件下对同一事物作出

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那么,按此分析,对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只能是:

要么“公有”,要么“私有”,而不可能存在既“公有”又“私有”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只能实行绝对的公有制,而不允

许个人私有制的存在。事实证明,这种理解是不对,实践也是不成功的。

二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公有”和“私有”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说其统一,“公有”的存在和发展以“私有”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脱离

“私有”孤立起来“公有”是不存在的。如近几年来,山区农村为解决收看电

视难的问题,大量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每套约一千元),某两农户因其距

离很近,共同购买一套,每户只须出五百元,这一套财产是两户的共同公有,

这个公有又是两个私有结合而成的,如果没有每户五百元这个私有也就不存在

一千元的公有。但这个公有是有范围限制的,相对于第三户来说这个公有又是

一种私有。也就是说:公有和私有都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转化。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县城有线电视网络向

乡村延伸,全县网络线路从两农户门前经过,他们决定进入全县“公有”范

围,这个公有还会越来越大,全省“公有”,全国“公有”,甚至全球“公

有”。可以理解,“公”是趋势,“公”又是由无数的“私”集合而成,没有

“私有”的累积,“公有”也就无法砌成。但“公”是有条件的,有过程的。

“公有”之中的“私有”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就象一个人体,由头、躯

干、四肢、心脏、肝、肺等等组合而成,缺一不能成为人。就全球经济发展而

言,目前尚未发展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但经济全球化已越来越明显,如97年下

半年,自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南亚都受到涉及,进而全球的股市就

象神经受到触动一样出现异常。

说其对立,指“公有”和“私有”是相互限制、相互反对、相互否定的。

如前例中,若两农户居住相隔很远,仅线路成本就要一千元,那么两户肯定不

愿意设备公有,而各买一套,成为私有(这个“私有”是有条件的,是相对于

另一户而言,因为就本家庭来讲,又是家庭成员的公有)。这就是矛盾双方进

行斗争的过程,如果“公”不及“私”,那么“私”占主导地位,如果“私”

不及“公”,那么“公”占主导地位。

如果在“公”不及“私”的情况下,违背客观规律,强行搞“公”,就会

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如六七十年代,农村很多生产大队强调把“公有”做

大,大兴土木,烧砖制瓦,修学校、修办公楼、修礼堂、修卫生院等等,由于

烧砖瓦的技术跟不上,燃煤又短缺,结果砍掉了全大队80%的森林,烧出的砖

瓦80%不合格,之后多年接连发生山洪暴发和泥石流灾害。象这样的沉痛教训

实在太多了。违背客观规律,违背辩证法的做法,必然不能长久坚持,集体公

社在78年岁末被安徽省凤阳县梨山公社小岗生产队二十户社员首先冲破,至

1982年,全国95%的人民公社宣告解体。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公

有”和“私有”的唯物辩证法理解是正确的。

三、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有”和“私有”的论述

1,消灭私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最后最完备的私有制,而不是消灭个体、

小资产者、小农的私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概括地提出了

一个基本理论,即“消灭私有制”。《宣言》第二章原话是这样的讲的:“现

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

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

可以把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过去,人们往往离开“从

某个意义上说”这个前提条件,把“消灭私有制”作为一个不需要前提条件的

孤立的原理到处生搬硬套。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分散的手工劳动大量存

在、生产力还很低的情况下,就急于消灭各种私有制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

制。当时自以为是贯彻和实现了《宣言》的原理,事实证明,我们的理解是不

对的,实践也是不成功的。如前面提到的农户安装有线电视事情,如果不顾农

村生产力水平,强行要百姓出资搞大网络,即使大网络建起来了,但很多百姓

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是粮食卖光了;二是再生产资金没有了。一些人

为了生存和温饱,不得不铤而走险,或者干脆把有线电缆偷去卖了,为此不得

不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最终得不偿失。

《宣言》所强调的“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关键的前提。从这句话的前后

文所述,可以把它概括为:私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消灭个别私有建立小集体

的公有,小集体的公有相对于大集体来说又是一种私有,又逐步消灭小集体私

有建立大集体的公有。可见,消灭私有制是逐步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能跨越

中间阶段。《宣言》的论述已十分明确:“消灭私有制是消灭资本主义最后最

完备的私有制,而不是消灭个体、小资产者、小农的私有”因为:“那种财产

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他们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2]”

2,资本主义私有不是简单的小生产形式的私人占有,而是少数人对社会

化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马克思在论述小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生产方式时

认为:“劳动者对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

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其他生产资料

的分散为前提的。这种方式必然要消灭,而且已经被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

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

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3]”从这

段论述可以看出,小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

一种私有制形式向另一种私有形式的转变,即简单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多数

人的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所控制的私有制。马克思在论述小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化

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再转化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时认为:“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

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

主义私有制转化为公有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

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4]”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私有”已不是简单的小生产形式的

私人占有,而是少数人对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基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私有制应分三种情况来考虑:第一种是对简单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种私有制存在于小农生产、私人作坊等经济形式

中,由于它的生产资料占有者相互之间的生产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因此,一般

来说,一个私有者停止生产对另一个私有者的生产生活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种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归少数私人占有制。在这种私有制下,劳动者生产

的产品不是由劳动者拿去卖,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享有出卖权和资本增

值享有权;第三种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归全民以个人股份形式占有的“全民私

人公共占有制”。这种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因为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且

紧密联合,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有财产,但是,这种共有性依然有量

的差别,即股份有多有少。那么这“第三种私有制”是不是我们梦昧以求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呢?暂不能这么说: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一些

巨商(官商)大量收购社会股票后又退回到第二种私有制,又出现垄断剥削,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答案至少有一个特点,即:不是靠强制力调

节,而是靠人们掌握真理后的一种自觉行动(目前有人提出:研究劳动力经济

学,建立劳动人民股份制,即:实现劳动力商品化、资本化、折旧化,可以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知识经济越炒越热,为建立劳动力经济学摇旗纳

喊,并很有可能成为广大人民接受劳动力是资本的突破口)。

3,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要准

确理解,全面把握。鉴于对私有制三种情况的理解,引起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的再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论述:“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

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

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他们仍然服从于资

本主义占有方式。”“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5]”。这里都没有提到“私人占有”方式,只提

“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二者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前者的内涵比后者要大得

多。这里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只是社会化生产资料被视成少数人的私人财

产的占有方式,其实质是少数人制。其实,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第

一章对“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

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最完备的表现”这段话中的“一些人

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明确写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6]”,我认为:这

种说法更确切和更容易使人理解,但为什么在后来的各种翻译文本中又改变

了,是个值得考证的问题。

我认为:为使人们不致于产生误解,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社会

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很有必要强调:“私人占有”即为

“资本主义占有”,或干脆改为“少数人占有”。改变“少数人占有”为“多

数人占有”,正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的之一。

四、研究“公有”和“私有”对立统一的现实意义

辩证法认为,要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及其运动,就必须要对立中把握同

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这样才能洞察矛盾和状态及其各方面的情况,找出解

决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恰当方法,从而促进事物的生存与发展。把握了“公有”

和“私有”的对立统一,我认为有如下现实意义: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清晰。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就必

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这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常识问题。我们年年、月月、天天都在讲,都

在干社会主义,竟然连“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没有弄清

楚,这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

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就在

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7]”研究“公有”和“私有”的对立统一

对解答这个问题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它至少可以回答:“公有”和“私有”

并不能区分姓“社”姓“资”问题,也就否定了以“公有制”和“私有制”作

为判断标准的认识。从而必然激发我们继续努力寻找真正的区分标准的勇气和

决心。

姓“社”和姓“资”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第三部分的分析中

不难找到答案。姓“资”,即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所控制,把社会化的

生产资料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少数人享有产品出卖权和资本增值所有权。

资本主义社会名义上实行“按资分配”,但实际上未能实现彻底的按资分配,

因为资本主义只注重一般资本的研究,而忽视了可塑性非常大的劳动力资本的

研究,即使研究,也只是遮遮掩掩(这其中原因不排除有:受历史发展局限性

影响,而不可能有更深的认识),因为一旦劳动力成为资本,就意味着资本家

不可能再进行深度的剥削。姓“社”,即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

共同财产,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已被多数人所控制,多数人按照贡献的大小享有

不同程度的产品出卖受益权和资本增值享有权。社会主义仍然实行“按资分

配”,但其内涵比前者丰富得多,因为它的“资”包括了“劳动力资本”,而

且劳动力资本在所有资本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印证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以

按劳分配为主,其它的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的提法是有科学依据的。社会

主义社会人人享有均等就业的机会,因为人人都有属于自己而不可能属于他人

的劳动力资本,意味着人人都是资本家,个个都是老板,不管是你用别人,还

是别人用你,你都可以以老板的身份与对方进行平等地谈条件,谈要求。关键

看自己愿不愿意去努力,去主动争取。如果你的能力、素质太低,你提出的要

求别人接受不了,你的资本就少。如果你的能力强,素质高,你提出的要求别

人能够接受,你的资本就高。

二是对解放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私有”即资

本主义的认识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进而使党的建设受到影响,人们对党的

领导产生了怀疑,党的威信也呈下降之势。然而通过对“公有”和“私有”辩

证统一的认识,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什么的问题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即:共

“资本”。构成社会的资本不仅为大家共有,同时也是私人所有。社会化生产

资料是“公有”和“私有”的辩证统一。建设好一个党,必须有科学的、正确

的理论作指导,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大党,这一

点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基本理论就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那么对于建设好一个

党肯定是值得怀疑的。现在看来,自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的八

十年时间里,出现的失误和困惑,其根源就是在于基本理论没有完全搞清楚,

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

矛盾”没有讲明白“私人占有”为“少数人占有”的真正含义,导致人们理解

上发生偏差,指导行动上出现失误。现在是该彻底讲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三是对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性。通

过上述分析,很明显:“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就是“公有”和“私有”的对

立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按照过去的理解,从股份制某个角度分析,由于它具有私人占有性质,所

以将其一概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对其进行排斥和打击。合伙经济、民营

经济也象做贼一样不敢积极发展而贻误了商机。如由一千人各投资一万元办了

一个中型股份合作制企业,按传统方法分析应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不允许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形式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

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出现了股份合作制,发展速

度非常之快。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国家中小企业在改

制中,也越来越采用这种形式。到1996年底止,全国城乡已有四百多万户股份

合作制企业,基本上是不推自广。说明它受到人民的拥护,具有旺盛的生命

力。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关于“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待‘公’和‘私’的关

系”是完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目前,我国正处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时

期,一些领导干部对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抱观望和怀疑

态度,什么“国有资产流失”、“重走资本主义道路”、“退回私有制”等错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4

对分享经济的讨论,必须放在“产权经济”与“使用权经济”,或“占有型消费”与“分享型消费”的关系结构中来进行。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支柱,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动力的源泉。但是,儿乎所有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限定在生产领域,较少涉及消费领域。与产权相关的研究即使涉及消费领域,也往往是限定在公共消费领域。在学者眼中,共有产权的消费(如福利)不但会导致消费者对公共消费资料的不珍惜,进而导致浪费,而且往往会导致个体需求无限膨胀,从而导致供不应求,并进而导致财政危机。与私有产权相关的消费的研究,事实上大多没有把消费同私有产权联系起来讨论。例如,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应该是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研究。但是,在这里,产权问题事实上被搁置了。它只是被当作一个缄默的前提。    

事实上,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浪费的问题。这种浪费源于私有产权所导致的使用权垄断。这种使用权垄断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权排斥,即:他人分享财物的需求遭到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排斥。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就是“占有型消费”。它在所有权基础上,形成了对他人的使用权排斥。

尽管人们常常拥有冗余、多余、不再有用或低度使用的财物,但由于“占有型消费”所具有的使用权排斥,使得他人无法分享物品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这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不仅如此,占有型消费模式还常常导致一些“主观效用”(即:虽然物品还能用,但拥有者不再喜欢了)终结的物品被提早当作垃圾丢弃。这种行为不但使这些物品尚存的使用价值被浪费掉,而且还增加了社区处理垃圾的成本,并加剧环境问题。可见,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占有型消费,在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上,存在负外部性。    

只有相对于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这样的背景,分享经济的社会与环境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分享经济实质上是一场针对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所展开的改良运动。通过这样的运动,分享经济打断了私有产权与使用权垄断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不牺牲私有产权,但它瓦解了使用权垄断。它不试图颠覆财产私有制,但它试图隔断私有制与使用权排斥的必然联系。分享经济不是一种产权革命,而是一种改良运动。由于这种运动不会牺牲与产权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得它所遭遇的抵制不会像产权革命那样大。但同时,分享经济还给许多人带来增量收益,从而获得的社会支持,不会比产权革命少。作为一种保留现存所有制下的使用权经济,分享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人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消费的道路以及加强社会团结的生活方式路径。    

正是这种折中和改良的特点,才能说明,何以分享经济首先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分享经济是一种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演化出来的改良运动。之所以是改良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去触碰私有产权这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试图对私有产权所导致的负外部性进行修正。改良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折中、调和或融合,如:市场与社会、经济与文化或理性选择与价值规范的融合。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市场的支柱是私有产权,市场行为的逻辑是盈利最大化。而私有产权制度体现在消费上,就是“占有型消费”。与占有型消费相联系的消费特征,一方面体现为使用权排斥,另一方面体现为地位竞赛,如凡勃仑所说的“炫耀性消费”。

这两种行为都具有某种负外部性或消极性。与市场相对,社会的支柱是公民精神及合作意识。体现在消费领域,社会性就是消费行为中的公民性。它是与占有型消费所引申出来的使用权排斥和个体主义的地位竞赛相对立的,因为作为公民,消费者要时刻关注自己行为的外部性,并尽可能减少其负外部性或消极社会后果,如因为浪费而造成的环境问题,因为地位竞赛而导致的社会割裂问题,等等。因此,市场与社会的折中和融合过程,既包括市场行动者主动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消极因素,并吸纳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如公民精神),也包括社会积极利用市场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效率和规模效应)。    

那么,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改良运动,究竟是如何实现了市场与社会,或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折中和融合的呢?这就是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我将说明,分享经济是市场和社会互动演化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向社会靠拢的情形,从而试图克服私有制的某些负外部性。另一方面,社会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向市场靠拢的状况,从而试图克服以往的道德精英主义者的社会运动的覆盖面过小的问题。正是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催生了分享经济。

二、分享经济的演化:市场向社会的靠拢    

尽管分享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儿千年时间(Belk, 2010;  Widlok, 2017),分享经济却是在2000年后的头十年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马丁认为,分享经济之所以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发源于硅谷的Airbnb(爱彼迎)和Uber(优步)取得巨大成功。这两个平台自创立后的短短的儿年时间就成为价值儿十亿美元的国际性公司(Martin , 2016 )。博茨曼和罗杰斯也敏锐地觉察到,分享经济可以中断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超消费实践。它使得人们可以从消费者追求“占有的文化”转向消费者与他人分享使用权的文化(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o    

分享经济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理查森(Richardson, 2015)认为,它有三个新的特征。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数字化在线平台。互联网,尤其是Web 2. 0,不但促成了新的分享形式,而且也让旧形式的分享获得了更大的规模。这一在线平台可以减少把许多不同的潜在消费者和生产者连接起来的成本,并有助于增加供给和消费者选择,并因而降低价格(Botsman andRogers , 2010 ;  Belk , 2014b ;  Schor et al.,2015 ; 14 ;  Richardson , 2015 )。其次,分享经济大多采取点对点(peer-to-peer),或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联系和交换,无需借助中介组织居中协调(但Zipca:和中国的共享单车不具有这个特点),从而提高了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和匹配精准性(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Richardson , 2015 )。

第三,分享经济主要是立足于对物品和服务的特定时段的使用权的获取(access-based consumption),而不是立足于获得物品的所有权(但也有例外,分享经济也可以包括转让产权的物品交易,如Etsy ),从而有助于提高冗余闲置资源的社会利用率,并因此有助于遏制过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问题(Chen, 2009;   Botsman andRogers , 2010 ; Bardhi and Eckhardt , 2012 ;  Richardson , 2015 )。有学者明确地区分了“分享”和“共享”的区别:“共享”意味着产权共有,“分享”则只是使用权的分享(李文明、吕福玉,2ols>。如果说,要成为分享经济,上述第二和第三项条件可以是二选一的条件,那么,第一项是必要条件(Richardson, 2015)。也有一些学者只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分享经济,并把分享经济等同于在线平台(Wosskow , 2014 ;  13 ) o    

第四,分享经济本身蕴含着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吃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 Morozov , 2013。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过度消费的一种改良办法(Schor et al.,2015 )。或者说,分享经济既是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的延续,又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替换物。分享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展演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矛盾,它又试图去克服这种矛盾。分享经济就是一种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展演(performance )    ( Richardson , 2015 )。正因为分享经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不同的学者对它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有的人来说,分享经济是化解资本主义内在困境的一剂良药(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Sundararajan , 2016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分享经济将把我们带到灾难的深渊(斯蒂文·希尔,2017 ) o    

第五,分享经济所蕴含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视角来审视它。分享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或资本主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多样性中的一种(Richardson ,2015)。在一定的意义上,分享经济是市场(或经济)走向与社会(或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会出现某个部分的市场与社会相融合的现象呢?这源于数字技术领域的私有产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产权与社会公共目标之间的矛盾。作为对这些矛盾的回应,数字技术领域首先发生了信息和知识共享运动。这种共享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相矛盾的。这就使得分享经济在一开始就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某些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吴晓隽、沈嘉斌,2015 )。但由于它不废除私有制,因此其实质还只是改良。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5

关键词:交换理论;《资本论》;体系;内在逻辑

能否正确理解交换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问题。纵观整个经济学发展史,唯一对流通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分析的,当属马克思。马克思把流通环节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并作为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主线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排斥交换和流通,忽视、误解了交换和生产的关系以及交换的基础性地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入攻坚阶段、适应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原马克思交换理论的本来地位,并联系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对于全面提升本世纪中国经济竞争能力至关重要。

交换关系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研究对象。《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资本论》体系的展开来看,交换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重要内容和贯穿始终的线索。笔者尝试以交换角度切入,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从交换和简单商品经济、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交换的国际拓展三方面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进行总结:

一、交换与简单商品经济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商品、价值、货币等都是交换发展的产物。

1.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前提条件

交换的直接动机是需要,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商品首先有使用价值,有用处。生产者首先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

2.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某种商品可以和不同商品按比例交换,这就说明:同一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而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个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这个东西不能是使用价值,因为当做使用价值的两个商品首先是异质的;而作为交换价值,两个商品却是同质而异量的,因此“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最后,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了,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就是商品的价值。所以,隐藏在商品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的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作为价值实体和计量价值量大小的就只能是一般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在这里,马克思从商品和交换关系入手,发现了隐藏其后的价值本质、价值实体并考察了价值量、价值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3.交换过程使货币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

马克思作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与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相适应,交换过程也具有二重性并包含着矛盾。交换过程是个人过程和一般的社会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个人过程(为了得到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商品对别人有没有使用价值)。商品交换要完成,必须是两个商品所有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商品并且二种使用价值包含的劳动量又相等时才能达到。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想把自己的商品当做一般等价物,所以实际上就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这就是物物直接交换的矛盾。随着进入交换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出现一个独立的价值形态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交换中出现了第三种商品(一般等价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起初是很不固定的,但随着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也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天然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上。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说明了货币的产生。

4.私人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简单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商品的劳动直接是作为私人劳动表现出来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各种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私人劳动本质上又是社会劳动。不过,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发生社会联系,所以,其私人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在生产领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有在交换中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才能表现出来。这时他们的私人劳动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并在事实上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实现交换,私人劳动必须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对社会有用,能满足社会一定的需要,即具有社会有用性;另一方面私人劳动还必须具有社会等同性即必须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各种商品才能相互比较。简单说,就是商品必须在质(使用价值)、(价值)量两方面满足社会需要。交换的实现意味着矛盾的解决。

5.货币职能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完备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分析了作为货币本质具体表现的货币职能,阐明货币职能的完备反映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内在矛盾的发展。

货币的产生一方面使商品交换的矛盾得到了实际的解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超越了直接的产品交换,克服了直接产品交换的困难,实现了买卖分离,打破了直接产品交换的个人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货币又发展了商品交换的矛盾:买卖在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支付手段的出现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

交换的发展使货币的职能逐渐完备。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商品和货币在流通中不断交换位置,商品流通也表现为货币流通。货币当做支付手段也是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债务关系。货币的支付手段的职能直接产生出信用货币,并逐渐占据了大规模交易领域,而金银被赶到小额买卖领域。当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和规模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在非商品关系的地租、赋税等方面发挥作用。随着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世界货币。货币制度作为最古老的金融制度,为交换提供便利,节约交易费用,促进了流通和分工的发展,银行信用制度为流通的发展筹措资金,加速流通领域的资本积累,使流通的扩张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相适应。

二、交换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1.货币转化为资本,简单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

“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从第四章起,马克思进入对资本的研究,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研究的序幕。该章阐明了由货币到资本的质的飞跃,随着这个转化过程的完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就转化为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矛盾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

首先,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货币)是资本的前提(最初表现)。“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生产的起点。

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不同于商品范畴(产品变为商品只需要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就足够了)和货币范畴(它是商品交换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各种职能表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使这些职能出现。)有了商品流通或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工人在市场上出现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货币作为可能性上的资本,它可以交换的使用价值,只能是生成、生产和增殖交换价值本身的那种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了。

2.生产过程中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及其作用

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中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商业资本参与产业资本的循环,以其专门化的服务缩短了流通时间,节约了流通费用,提高了经济效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分析商业资本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商业资本的活动加速了产业资本的周转。因为在商业资本代行产业资本出售商品的职能的情况下,产品一旦转入商业资本手中,对产业资本来说,商品出售过程即告结束,从而大大减少了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另外,一个商业资本可以为不同产业部门的许多产业资本推销商品,这样不仅能缩短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而且能缩短一个产业部门以至整个社会资本的周转时间。况且,商人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产业资本家更熟悉市场状况,能更快完成买卖。第二,商业资本的活动有助于增加生产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规模。商业资本集中专业的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由产业资本各自单独兼营商业事务来说更经济,能节省大量用于商品销售方面的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了单个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用于生产领域的资本,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规模。第三,商业资本活动于各生产部门和生产企业之间,对他们之间的分工起媒介作用,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总之,商业资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提高利润率。但是商业资本的积极作用是以它的数量不超过社会必要的比例为条件的。过度臃肿、重叠的商业机构和环节会增加纯粹流通费用,减缓资本周转速度,破坏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既掩盖又加深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商业资本的反常运作、流通中商品储备的人为垄断和炒作都会造成市场的虚假供求并加深这一矛盾。

3.交换与资本运行

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广义)过程: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的第一、第二篇,马克思不仅总结了循环连续进行的条件,而且进一步概括出资本的循环运动和价值独立性的本质关系:既然资本循环的主体是价值,目的是价值增殖,则加入循环的商品与“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显然,价值规律是左右商品经济的客观内在规律,资本流通过程尤其是商业的发展突破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成为必然趋势。

在论述社会总资本的运行即再生产理论时,马克思把商品资本作为分析的起点:从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了再生产中三个方面的交换关系和过程。分析表明,交换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内容,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与否能够通过商品交换的情况直接反映出来。

4.发达的商品交换(流通)与生产价格

突破前人,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性的提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科学的解决了古典学派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从历史上看,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小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大体按价值进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和统一的商品市场还不够发达,竞争也尚未充分展开,因而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平均利润率,价值也不可能转化为生产价格。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时期,信用关系广泛深入发展,不存在人为及自然垄断,从而为资本自由转移提供物质、技术、经济条件,平均利润率才形成,利润才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才转化为生产价格。

5.交换的完全形式——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市场有几方面含义:首先,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其次,市场是交换的组织。马克思有时也把“商人的店铺、栈房”叫做市场。第三,市场是供求关系总和。第四,“市场即流通领域”。马克思还分析了市场的类别。但是马克思并不确定市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市场的抽象范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后将会知道。”马克思研究计划的中断令我们关于市场和交换关系的认识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看来,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交换行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总和。随着产品(商品)、劳动、产权的社会化,集中、统一、开放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及其运行机制逐渐形成,商品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就是通过各种交换活动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交换经济。市场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

三、交换发展为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1.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和交换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关系就是分工和交换的相互关系。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市场。交换的深度、广度及方式都取决于生产和分工的发展水平。同样,国际分工也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当社会分工从部门分工、地区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时,贸易关系和市场联系也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到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和市场关系。在国际商品交换的背后,是各国商品生产的分工,没有国际分工,就没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贸易的规模、范围、方式和速度。国际贸易的格局也明显受到国际分工格局的制约。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互为条件、互为促进。没有交换,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分工和生产就无以为继。国际贸易引导、加快、创造着国际分工,使参与国能够直接分享到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利益。

2.商品、价值、货币的国际化发展

交换使商品、价值、货币等一切经济因素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自身性质的充分表现。“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

首先,在世界市场中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将自然经济扫除干净,使产品普遍发展为商品;同时,在世界最大范围和各国劳动创造的无限产品中,商品普遍的展开自己的价值,发展为世界劳动所形成的国际价值,真正地成为一般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其次,货币转化为世界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货币变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交换手段;……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获得的特殊民族形式,在它作为货币而存在时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

最后,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国际生产价格是由商品的国际平均成本和国际平均利润构成的市场价格,它是世界市场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商品交换的基础。

3.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

首先,“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世界市场是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的经济要求是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的,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寻找更大的投资和销售场所。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区域性的国际市场联合起来形成世界市场的雏形,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促进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制造业以后,机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商品需要日益扩大的市场,而生产的扩大又引起对原材料的大量需要。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产联系,寻找廉价的原料和有利的产品销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其次,资本国际化从商品流通领域起步向生产领域发展,造成国际化过程的全面发展,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并将各国的经济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世界市场一旦形成,就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参考文献:

1.周文丽.金融危机让《资本论》热销[n].北京日报,2008-10-20

2.张克难.《资本论》热销说明了什么[n].解放军报,2008-10-30

3.张晓辉.金融危机深化 全球苦觅良策[n].证券时报,2008-10-17

4.龙在天.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原理看世界金融危机的本质[j].国外理论动态,1999

5.崔向阳.《资本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j].当代经济研究,1998(6)

6.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n].沈阳教育学院报,2005

7.李志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1999(5)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7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8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9

关键词:私有经济. 私有财产. 剩余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的推动了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因为国有企业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改革后发展也比较缓慢,而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前基本没有,它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势头及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是国营企业所自叹不如的。可以说,20年来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而在非公有制经济当中,私营经济又无疑起到核心作用。

尽管私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其却是在一个十分不利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时常受到各方面的非议及各种歧视性政策的制约:许多私营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行业不许他们经营;限制私营企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银行不愿为其贷款;限制自营进出口权等,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一方面,党和国家承认私营经济的合理合法性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他的存在符合“三个有利”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国家又在许多方面对私营企业进行限制甚至歧视,严重恶化了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其地位甚至不如外企,使其成为我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二等公民”。这本身就已是自相矛盾了,难道“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体现在各种歧视性政策上吗?

其实,透过各种制约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表象本身,应当看到,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及矛盾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私有经济的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思想指导人们的行动,因此,当这种带有偏见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时,私营经济不公平的生存环境便不可避免了。

首先,在关于公有制经济同私有制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影响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这种思想不但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已经深入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当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绝对对立,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调和的,而理论根据则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代表着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则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这种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理论认识上的绝对对立,使我们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都自觉不自觉的站在公有制立场上排斥资本,排斥私有经济。这就使我们在看待私营经济及私营企业问题上,虽然也看到其促进经济发展,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方面,但仍过分强调其通过雇佣劳动来实现生产要素组合,存在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一面。进而得出结论:私营经济必然具有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作用。于是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的限制、监管,乃至歧视的政策便随之产生了。事实上,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而市场经济又是一种以个人为主的自主性经济,要求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以私有财产、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商品交换同样是以私有财产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私有财产,就不可能有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具有先天的统一性。因此,如果我们一方面喊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私有财产“横眉冷对”,要想使市场经济得到正常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私有财产真的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吗?他们的矛盾真的是不可调和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我党历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在论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绝对对立关系时,也一再强调这是马克思思想原理的体现,着事实上是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公有与私有关系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如果抛开私有财产的异化,那么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私有财产是在自然和生理的需要上建立起来的,就每一个人而论,为了获得适当的东西而满足他的需要,他们不辞劳苦和不惜生命地去发挥他的一切才能。由此可见,马克思否定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私有财产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这也是公有与私有对立和矛盾的根源所在,而对于以独立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结合的优点,马克思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而我们在理论认识上往往片面强调马克思关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对立的论述,而对于马克思所阐述的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公有经济同私有经济的同一性的问题避而不谈,或者认识不清。这必然造成我们在经济实践中对私营经济及私营企业的错误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阻碍作用。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大公者,集天下之私。”也就是说,公其实与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因此,公应当顾及到社会中每个人,每个利益团体的利益,两者是息息相关,容损相依的。可见,我们在公与私的认识上,有时还赶不上古人。

其次,由于长期受到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私有财产绝对对立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在许多关于私有财产、私人利益等方面是存在偏见的。这种认识误区并不会因为我们承认了公有与私有的相容性而消失。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问题在于,在强调国家、集体利益的同时,却却往往忽视了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应有的承认与保护。在《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就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同时在第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用词着句上便可见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地位差距。更为重要的,对个人利益及私有财产的偏见与轻视已渗入到相当一些人的思想意识当中,进而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私”的,这个“自私”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说,每个人都是看重自身的个人利益及私有财产的增殖的。亚当·斯密曾说:“人们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可见,只要我们的“自利”行为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自利行为那么不但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整个社会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同样,在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就是“理性人”概念,其具有“个体本位主义”、“自利原则”、“理性原则”三个基本特征。其核心就是人如何理性的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毫不夸张的说,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外国人是人,中国人同样是人,外国人是理性的,中国人也没有理由失去理性,有理性就要去追求私人利益,这是任何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无法抑制和抹杀的。事实上,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都是无处不在的,这也是为何时期自留地的收成往往比生产队要好;国企经济效益为何赶不上私营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长期轻视私有财产,缺乏对私有财产及产权的有效保护,已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银行存在大量坏账,企业间存在大量三角债,资金〔尤其是私有财产〕大量流向国外,皆是因为缺乏对财产、产权的有效保护所致,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我们对于私有财产的认识误区,尤其是要从法律上肯定私有财产的地位,加强对私有财产及产权的保护,这不但有利于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三,在如何看待资本与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我们也存在认识误区。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而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人剥削人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剥削是千真万确的,这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表现的尤为明显,资本家为了更大限度的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工人仅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可见,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存在着对立和斗争的。这也是符合“理性人”的假设的,理性的企业主和劳动者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和斗争也是必然的。我国的私营企业内部当然也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现实。正视这一现实是完全必要的,而问题就在于,矫枉往往过正,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看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私营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但任何事物都应当辨证的看待,就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资本与雇佣劳动也具有同一性,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而且,这种同一性会随着私营企业由维持生存阶段向寻求发展机遇阶段的转变而越发显著并居于主导地位。同样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厂商也会尽力使工人保持良好的工作能力及健康的精神状态,调动工作人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事实上是对人力资本的尊重与有效利用,应当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如果人力资本的产权受到侵犯,他很可能会完全或基本上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而这当然是私营企业主不希望看到的。因此,私营业主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也必然要减轻工人负担,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积极的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对自身收益的增加也是有益的。可见,私营企业与工人,资本与雇佣劳动在商品生产中已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私有制的性质也逐渐由古典私有制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工人更多的参与管理,持有企业股份,即使所有者又是劳动者,斗争性淡化了,资本与雇佣劳动更多的表现为同一性。因此,如果我们的观念仍停留在古典私有制上,只关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斗争性,是不符合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现状的。

另一个值得充重新审视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私营企业家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得的收益,按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只有雇佣劳动者才创造价值,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这一观点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古典私有制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私营企业中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不同作用看作是社会分工不同的结果,是一种脑力与体力,管理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分工。如果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创造,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就不是劳动,就不创造价值吗?尤其从我国目前私营企业的现状来看,企业主不仅投入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还投入了自己的技术、管理及社会关系方面的资源,超强度的工作及极高的风险压力,因此,即使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他们也应该获得较高的报酬。澳籍华裔经济学家扬小揩就认为,“老板的剩余权就是管理知识的间接价格,是对企业家思想的间接定价的工具,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着段话是有其道理的,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剩余权,哪个企业主还会去追加投资,去改善管理,我们的国民经济又如何得到发展?因此,当我们谈到私营企业主时,不要把他们不加区别的想象成贪得无厌,惟利是图的,只会吸食劳动者血汗的吸血鬼,其实,他们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劳动者,付出了普通劳动者无法付出的复杂而繁重的劳动,只不过这种劳动太无形,以至于人们往往无法察觉。

二十于年来,中国的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肌体中最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一个亮点。但是,成绩并不能掩盖阻碍私营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还是那句话:思想决定人们的行动,因此,只有解放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观念,正确认识关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关系;每个人利益及私有财产的性质和地位;资本与雇佣劳动,剩作价值等核心问题,才能深刻认清我国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的性质,进而制定出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秀华:《从劳资关系看中国经济的基本性质》

(2) 张波:《何去何从——二十一世纪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前景预测》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矛盾篇10

【关键词】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失衡;矛盾;资源

小城镇建设具有促进农村现代化、完善县域经济、建立现代化城乡社会结构的战略意义,是衡量一个地区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进入2l世纪,我国中西部出现小城镇建设高潮。但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地方单一产业模式特征突出,仅以建筑业及房地产业为依托,忽视其他产业发展所需条件、产业间良性互动关系等因素,反致本地产业结构失衡,背离小城镇建设初衷。本文结合基层调查讨论小城镇建设中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欢迎商榷。

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

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

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