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范文10篇

私有财产范文篇1

关键词:私有财产;民法;保护

一、私有财产民法保护的法律依据

财产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基本权利，不仅是人们良好经济生活的保障，也是实现个体良好发展的基础。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权利也将成为空谈。公民若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应该具有获取财产的能力，还应该保障其财产权益的稳定性。财产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也是搭建良好生活环境的基础。若不能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将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人类的生产生活都将会受到重要影响。人们对私有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益，依赖于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作用。民法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自公民获得财产性权益时开始，于公民丧失对财产的持有时终止。若不能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稳定性，将会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完善财产保护制度，对于保障公民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对私有财产进行民法保护的原则

(一)广泛性。民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广泛性，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非常宽泛。公民的合法收入以及经营取得的收益都受民法的保护，除此之外，对于公民所享有的发明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相关的财产属性的权利，也都带有私有财产的属性，对于上述财产以及财产性权利都属于民法所保护的范畴。(二)拓展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财产属性的内涵更为丰富，财产属性的类型也更加多样。民法所保护的公民私有财产以及财产性权利的范畴不断扩大。民法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以及财产性权利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是公民正常生产生活安定有序开展的前提和保障。(三)平等性。民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平等性，每一位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都能获得民法平等的对待。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权益受到侵犯时，都享有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合法私有财产权益的权利，可以通过私力救济或者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合法私有财产权益。

三、健全私有财产民法保护体系

民法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作用强大，物权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物权法对公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逐步趋于健全。公民财产归属权的保护问题，对于人们生产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财产范围的划分以及归属问题合理与否，将会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债权法鼓励在物权权属清晰的情形下进行经济的流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债权概念的发展对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强民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完善立法体系。当前民法对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方面，并未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对于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尤其是对于新型财产性权利的保护方面，仍存在诸多的漏洞。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应该加强对新型财产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针对性的补充相关法律条文。对于新型财产性权利进行界定，可以尝试通过出台新的法律条文，或者对原有的法条作出扩大解释的方式，来弥补当前民法对新型财产性权利保护不足的漏洞。(二)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当公民的私有财产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受到侵害的危险时，如何实现对财产的有效救济是当下立法者需要思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若是公权力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公民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属于行政法探讨的问题。民法只能解决私人的行为。若公民对他人的私有财产权利进行侵犯，被侵犯的公民可以尝试采用提起诉讼、仲裁或者私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提起诉讼和仲裁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在司法实践中也并不能起到有效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目的。被侵犯公民可以尝试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当前实践中公民在采用私力救济保护其财产权益时，容易产生冲突，进而引发争执，也不能保障公民人身权益。再加上法院在处理上述由财产纠纷引发的冲突时，也并不能考虑到公民私力救济的必要性，其审判结果往往并不能达到公民采取私力救济时所考虑的效果。因此，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应该对公民维护财产权益不受侵犯的方式进行明确。

四、结语

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民法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法者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培养公民依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采用合法的方式来维护私有财产权益不受侵犯，这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文浩．浅议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受保护的私有财产必须合法吗?［J］．山东政法学院学报，2018(21):75－77．

私有财产范文篇2

关键词：私有财产宪法基本权利

20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伴随而来的是公民私有财产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因此，确认并保护私有财产问题突显出来。它是作为法律母法的宪法所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许多法律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私有财产保护法律制度，这套法律制度应该以国家宪法为龙头。所以，本文回顾并展望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一、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颁布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总纲中将私有财产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项内容来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只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这就是我国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历史与现状。由于每部宪法都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对私有财产宪法地位的确认和保护又作出了不同规定。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也是比较好的一部宪法。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给予明确的宪法保护，这有利于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明显不同，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受到很多限制。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诞生在特殊年代，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不完善，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只是公民的生活资料，是公民维持生活、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不是法律意义上完整的私有财产了。

1982年宪法即我国现行宪法，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果，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被公认为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科学性、稳定性和实效性的一部宪法。

二、完善宪法，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众所周知，生命、自由、财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宪法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志，就在于它是从公民的立场出发来强调国家对每一个公民最起码、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承认和保护。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应包括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我国宪法应当贯彻人权保障的立宪精神，确认私有财产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一)确立私有财产权应有的宪法地位

在现代西方各国宪法中，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规定，一般都置于人民(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之中，这反映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要求。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宪法的有益经验。从宪法结构上，把保护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内容中，不再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项内容规定在宪法第一章总纲里。宪法应当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私有财产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私有财产保护受所有制及其形式变化而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其他基本法律把该项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从而为建立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法律保障制度奠定基础。这样规定即符合各国宪法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时展的客观需要。

(二)完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条款

宪法应当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一个概括式、总纲式的规定。宪法应当作出原则规定，而不应当采用列举式，列举式是具体法律的任务，事实上我国的《民法通则》(第75条)、《继承法》(第3条)、《刑法》(第92条)等法律己经作出了规定。从私有财产权的内容看，宪法保护的公民私有财产权即法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具有经济利益的基本财产权利，它应当包括私法意义上的以财产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权利，也包括公法意义上的公物使用权等其他权利。

(三)完善私有财产权宪法限制条款

我国宪法应当完善对私有财产的限制条款，这既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适应世界宪法的发展趋势。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体现了这方面的精神，只是不够完善。本文认为，限制条款体现为两个方面:从公民的角度看，公民行使私有财产权时，应当照顾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从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所以，我国宪法在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基础上，还应规定为维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法院根据判决的方式对私有财产权依法作出限制。

私有财产范文篇3

一、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现状

如果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这个规定本身来看，它是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指明了哪些属于国家保护的私人财产范畴。其列举的财产形式实际上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和房屋。其中“公民的合法收入”具有较大的弹性，因为什么样的收入是合法的，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有不同的界定。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私人没有权利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易，一旦从事这方面的交易，则被认为是不合法，其收入不受法律保护。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转手买卖就经常被认定是“投机倒把”，个人经营承包收入甚至被指控为侵占、贪污。而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公民获取收入的手段开始多样化，相应的观念也发生变化：“法无禁止不为错”（即使行为有道德方面的瑕疵，比如悬赏寻物、有偿救助），相应获取的收入也都是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这时，“合法收入”就具有了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更广的外延。而上述条款中的“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结合该条的第二款规定（），实际上主要是指通过遗产继承或遗赠的方式获得的财产。

因此，可以说从宪法条文本身看，它并没有截然否定私有财产权，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回避了这个概念，并通过一些弹性规定以适应现实。但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需要从宪法条文本身进行理解，而且还需要从宪法对现实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理解，看一看现实中的私有财产保护情况到底如何。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基本的事实和逻辑对现实中私有财产的保护情况作出这样一个总体上的判断，即在我国，私有财产总的说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些基本的事实包括私人储蓄的连年增长、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拥有巨额资产的企业家人数不断扩张等等。因为，没有对各种收入来源的基本法律保护，财富的持续积累是不可能的，而从逻辑上讲，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对私有财产最低限度的保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关于资本积累所需要的上层建筑（指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分析，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都能够对此提供支持。因此，从现实中的私有财产总体上没有受到国家权力的横加干涉而保持持续发展这个事实来看，私有财产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虽然宪法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但现实中的私有财产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私有财产权。

其次，虽然我们承认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总体上是存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保护并不是没有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不少拥有巨额私有财产的人对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稳定性存在担心。担心不是因为别的，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目前还没有通过法律尤其是宪法上升为私有财产权。因为，在这种局面下，哪些财产是合法的，是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的，就只能取决于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的界定。可见，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所依据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需要首先界定哪些是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而才对其进行保护，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则私有财产已经是保护的前提了，因为它在法律上已经上升为一种权利，即私有财产权。对此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主动权不在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因此，这种保护是被动的。而在承认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主动权在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讲，特定私有财产是否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举证责任，对前者而言，在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即证明其私有财产是合法的。而就后者而言，举证责任则由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有关主体承担。可见，在我国私有财产到私有财产权之间并不是没有距离的，私有财产没有上升为私有财产权的事实使得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

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认为，目前我国私有财产保护的现状界于自然状态与完全的法律保障之间（可能更倾向于前者）：私有财产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不受国家权力的肆意干扰而持续增长，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然状态中私有财产的无序状态。同时，私有财产由于没有上升为私有财产权，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还不是非常有力的。但如果回过头来关注宪法与私有财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现实中私有财产的保护状况（即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保护的稳定性不够）正是宪法中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而由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规范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结果。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没有在宪法中将私有财产上升为私有财产权，现实中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始终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而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总体说来也就只能算做是一种权宜的制度安排。

目前，经济学界与法学界关于我国是否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定这个问题发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前者认为中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定，而不少法学界的人士认为1982年宪法第13条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这种分歧当然与研究视角的不同有关，但深层次的背景在于，经济学家希望宪法能够真正起到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用更学术的话来表达，就是希望作为上层建筑的私有财产权法律制度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而法学界的人士则更多地看到了既有的规定没有对现实经济的发展造成障碍，或者说现有的规定“够用”了，没有必要劳神来再一次触动作为法律大厦基础的宪法。因此，到底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够不够用，是否能够起到有力地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分歧所在。通过上面的分析，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到底有没有必要，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只有通过把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确认为私有财产权，才能最大限度地、比较稳定地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而之所以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对我国是否存在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于前者更希望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在经济发展中起一种主动的作用，而后者则往往没有看到当前我国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中存在着很多的权宜因素，以及内在的不稳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而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必定是一个能够保障私有财产稳定增长的制度。稳定性从何而来？只能通过把私有财产上升为私有财产权。早就有人指出，私有财产权必定是“靠法的恩惠而生存。只有在法中，它才有所保证-占有物还并非是财产，前者只有通过法的同意才变为”我的东西“。这是法的财产，合法的财产、受保障的财产。它之所以是我的，并非是由于我，而是由于法。”因此，我们上面所说的“现实中的私有财产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只是从实际效果而言的，而且这种实际效果由于没有法的保障从长远看必定是不可靠的。所以，从逻辑上讲，私有财产要真正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稳定存在，没有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从私有财产权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对整个法律体系建设的影响等方面深入探讨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的意义。

二、在宪法中将私有财产权明确化的意义

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仅具有一个形式上的意义。在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宪法学者）看来，没有宪法中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现实中还不是照常存在私有财产权；而且我国目前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即使在宪法上确立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不能通过援引宪法来寻求司法保护。但一个制度的确立、一个新概念的引进，乃至一个新提法的出现，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往往是短期之内普通人难以预料的。这方面的事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数不胜数，小的如“权利”、“国有经济”，大的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同志的“三个代表”等。应该说，这些概念、提法的出台，都在不断地对国人的思想、意识、观念发生着潜移默化然而又非常深远、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通过概念或者其他简单的符号而对个人产生影响的机制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如在美国，在私有财产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楚的情况下，私有财产仍然在人们心目中被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基本手段，而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这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强制或神话，只不过这种神化的承担者恰恰是财产权而不是别的什么权利而已。

那么，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对人们的观念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俗话道：“恒产者有恒心”。广义地理解，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是不会有很强的责任心和道德心的，因为他已处于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地步，一切的约束对他来说，皆是枉然。而私有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个体意志的外在表现，对它的承认与保障有助于个体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因为这时的个体有可以失去的东西了，他就需要采取理性的行动来保障它。个人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别人对其行为的反应，因此，这样的个体理性与“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中所表达的意思大体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尊重个人与尊重他人、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兼容，都需要通过确立私有财产权得以实现。这里，私有财产权作为个人自由意志的物质体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古罗马中对占有的理解到洛克的“劳动占有权说”和黑格尔把对财产的占有作为“某物属于我的这种我的内部表象”的外在体现，直到康德的“理性占有说”，都深刻地认识到财产权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个人意志通过与其他任何个人意志的兼容而扬弃了自身的偶然性，并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即社会中的自由而不是鲁滨逊式的自由。因此，私有财产权并非如有的人简单化理解的那样，是个人对物的排他性权利，而毋宁说是私有财产权的主体与社会其他所有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一种普遍意志的体现，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因此，私有财产权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绝对的，而有着内在的限制，这种内在的限制正是普遍意志的要求与反映。可见，没有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建立在对个人意志扬弃基础之上的普遍意志。没有普遍意志，就没有关于私有财产权的内在约束，当然也就没有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继而任何个体的权利也不会受到普遍的保障。这也是许多国家之所以把基于普遍意志而对私有财产权加以限制的任务交给代表民意、反映普遍意志的立法机关来完成的主要原因。

当然，私有财产权中体现的普遍意志不是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普遍意志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它自身也有一个变迁的过程，表现出来就是私有的程度或者说权利的排他性程度不同。比如，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渡，绝对私有财产权的观念逐渐向比较温和的、更加社会化的私有财产权观念过渡。特别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囿于传统的自由放任式国家理念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国家介入私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私有财产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需要根据新的社会经济形势进行界定。又例如，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包含了创作者劳动的、能够为其带来收益的权利，它的自然特征如易复制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外部性等，从长远看很可能导致对它的保护程度就不如对传统财产权的保护那么大，也就是说，法律赋予它的排他性程度将不如传统的财产权那么高。因此，可以说，体现在私有财产权中的自由意志从长期看必定需要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则普遍意志就成了失去座标的空洞之物。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经常抱怨中国的事情不好弄，老百姓不好管，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长期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不够有关，更何况我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往往很难树立起真正的道德心与责任心。这种文化积淀至今仍在。当然，私有财产权的过度保护也会危及他人与社会，但这主要是下一个层次需要加以注意和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现实是迫切需要首先提倡私有财产权，尊重私有财产权。不管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还是知识产权，以及其中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的普遍意志都需要得到尊重，这不仅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的需要，进一步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这个方面，中国再一次面对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进行制度建设的前提不是已经存在上百年的私有财产，我们需要确立的是私有财产权以及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而他们是在私有财产权已经顺当地成为一切制度建设的起点的背景下，由于私有财产权的过度张扬而需要加以限制。当然，如何在确立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同时，而不使它过度，不再按步就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这也是在法律的制定与运作中需要加以注意的。

私有财产权除了对于树立人们的责任观念有重要的价值之外，它对于人们树立权利观念，进而抵制国家权力的非正当扩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想象，在一个法治国家中人民没有基本的权利观念，而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没有基本的尊重权利以及权力约束的观念。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之间的互动实质上是宪法本身得以发展的动力。个人的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就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的状况直接决定并反映着后者的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论是在个人的权利意识方面还是在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而“私人财产”概念在江总书记十六大报告中的提出，应该说正为这些方面的进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应借着这股东风，把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为推动我国法治化的进程出一点绵薄之力。当然，以私有财产权为载体，树立人民的权利观念，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不正当扩张，这方面最终的实际效果有赖于整个法制体系运作中的许多环节的配合。如在对行政行为的规范方面，一部对所有行政行为都有效力的行政程序法对于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就非常重要。又如，私有财产权在具体情况下的范围应当如何划定-对公民救济金的非法剥夺算不算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饭店的生意受到旁边的下水道的影响，是否也可以认为侵犯了业主的财产权？乱收费是一种对财产权的侵犯吗？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国外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践，才能把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真正落实下来，做到张驰有度。但不管怎么说，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作为这一切的起点，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可以认为，目前我们是迫切需要私有财产权作为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与自由的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则在考虑是否有更合适的载体或者通过对传统的私有财产权赋予新的内涵而发展传统的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以上谈的是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对人们观念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宪法中明确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会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宪法回避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直接导致在其他的法律中也不能明确地提到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如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与宪法中的类似规定相对比，明显看出，这个规定无非是比宪法中多列举了几种个人财产的形式。但这种一一列举的做法不仅不能使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的范围明确化，而且还使法律条文过于烦琐。这实际上是为了回避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而付出的双重代价。而如果直接把上述表述改成私有财产，则不仅内涵清楚，即：只要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个人所获取的任何形式的收入都是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客观现实。十六大报告也提到了各种形式的财产来源，“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显然，再以列举的形式来表述个人财产的做法已非常不合时宜。

其次，由于宪法和民法中不使用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因此就不能不借助于“合法收入”这样的表述。但什么才是“合法”收入？因为宪法本身已经是法律体系中效力层级最高的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由宪法之下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来加以界定。这实际使本应约束其他法律的宪法条文成为空话，因为它又把问题踢回了本应受其规范的对象。这显然非常不利于对合法财产权利的宪法保障，也与宪法本身的功能不符。从整个法律体系的建立而言，由于这样的措辞使得宪法规范与其他的法律规范之间形成一种循环论证的关系，因此，会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造成伤害。另外，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也会为未来的宪政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因为只有确立起一些原初性的概念，即不受制于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规范的概念，宪法文本才能真正起到约束其他法律规范的作用，宪法的实际运作因而才具有比较切实的基础。显然，私有财产权当之无愧地应作为一种原初性概念来对待。至于这种原初性概念在现实中的如何界定，以及它自身又如何随着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意识等的变迁而变迁，这仍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套设施，比如哪些国家机构能够对这样的原初性概念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不同国家机构的解释其效力范围、效力层次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对这方面的解释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等等，都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讨，而且还需要在各方面实践中摸索。

第三，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直接关系到以权利—权力关系为基础性概念的法律体系的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我国法律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日渐凸现。在这个背景下，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成为整个法律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性概念。而私有财产权作为个人权利的外化或延伸，对它的保护直接影响到以权利—权力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会有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进而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分野也就不存在。我们可以把财产权与公民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比作与内核的关系：不通过，一定不能抵达内核；而一旦对的保护与对内核的保护出现了冲突时，则应当让位于内核。因此，如果以人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而人权与私有财产权相冲突，则人权优先。另外，如果把传统的财产权、知识产权与人权放在一块来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非常密切。私有财产权作为一个涵盖非常广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具体情形中往往游移于这三者之间。如知识产权一方面主要是一种财产权利，但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一种人权。1791年法国的专利法就开宗明义地宣示专利权是人民天赋的自然权利。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由于对人权的保护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价值发挥，进而影响到个人的财产收益，人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关系也就近了起来。因此，深层次地看，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导致其他各种权利或权益得到重视和保障的基础，也是沟通各种看似不相干的权利的纽带。没有私有财产权，不论知识产权还是政治上的权利，或者其他权利乃至人权，都将成为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大厦。

最后，从最直观的角度讲，在宪法中承认私有财产权，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有助于解决宪法、法律与实际生活“两张皮”的状况，最终加强人民对宪法与法律的认同感。1982年宪法以来的三次修宪都涉及到经济制度的调整，唯独没有修改宪法第十三条中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今，党的十六大要求我们“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上的禁锢已经放开，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日渐深入，我们认为，将私有财产权写进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权，会遭遇两个比较大的障碍。

第一方面就是现实中在某些领域存在的产权不清问题。产权不清直接导致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的前提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宪法中对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条款的权威性。形成稳定的财产权，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相关主体从内心里确认某物“是我的”。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企业家因为对企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认为企业的一部分产权应当归自己所有。但由于我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的功绩难以认定，因此，企业中属于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与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之间的界限就是不明确的。另外，国有企业在向私人出售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资产市场，国有资产的受让方应该以多少对价获得国有资产也不明确。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来保障交易的公正性，这种关于国有资产的交易将很难为形成稳定的财产权打下基础。当然，对财产权来源合法性的追问并不是无限的，但对当下的财产权而不是几代以前的财产权的合法性问题追问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合理地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出售过程中企业家定价和国有资产定价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财产权基础。财产的来路如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正当性有了客观的现实基础，那么对它在法律上的保护就不成其为问题。反之，宪法上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就会被认为是对不正当的财产的保护，是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因此，不利于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的落实，甚至危及宪法、乃至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信誉。至于如何才能合理界定企业家的劳动成果、如何才能保证公平交易，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需要经济学家来做，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私有财产权的范围应当由谁界定，以及如何界定、限制或剥夺私有财产权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等问题。把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对它给予较高程度的保护，但由于现实中涉及到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事项往往千差万别，性质也各异，因此，需要形成一个条理比较清楚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体系。为此，我们需要借鉴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体系国家的做法。首先，私有财产权的内在限制与对私有财产权的外在限制之间应有所区分。私有财产权的内在限制是指私有财产权的行使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个人对其私有财产权的行使方式应当与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兼容。比如，开歌厅的老板不能为了赚钱在深夜不顾他人的休息而继续营业，即使这会减少他的收益。私有财产权的外在限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对特定的私有财产权所施加的限制，如国家的征地行为就是针对的特殊个体。对特殊个体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显然不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内在限制。对这两种财产权的限制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应当有不同的主体和程序。前者一般由立法机关或者受到特殊制约的行政机关完成，后者则需要更严格的程序在宪法中规定。如征税就是一种外在的财产权限制，它就应当在宪法中规定行为的主体。又如，对行政征收、国有化、征用等也应当在宪法中做出规定。而我国宪法中只规定了“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至于纳税的规范由谁制订（目前《立法法》第8条第8款规定了税收的基本制度应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法律）、限制公民财产权的其他形式包括哪些、由什么样的主体进行等都没有作出规定。

其次，对哪些国家机关在什么样情况下、根据什么程序有权实施多大程度的直接减损公民财产权的行为，应当作出明确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就规定，政府决定剥夺人民生命、私有或财产，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我国目前宪法中没有类似的规定，但在其他法律中也有类似精神的体现。如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违法案件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其中就包括对公民的处罚程度限于50元以下；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政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政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政。但总的说来，我国对公民财产权保障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各种各样的法律规范中，缺乏较为原则的指导性规范，这按理应当由宪法予以规定的。当然，即便是宪法中规定了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原则性规范，也仍然需要一整套的配套制度使之运行起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逐步地探讨。

第三，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做是对财产权的侵害呢？如果仅仅着眼于直接的财产权侵害，那么很多情况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定都会被规避。比如，行政机关对饭店进行过于频繁的检查，使得饭店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从而影响了收入。在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以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饭店的财产权为由提起诉讼呢？这样的问题同样需要理论上的探讨并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私有财产范文篇4

一、私有财富宪法地位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公布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它们的配合特点是在总纲中将私有财富作为“经济轨制”的一项内容来划定，呵护私有财富只是我国的一项根基经济政策，这就是我国私有财富宪法地位的历史与现状。因为每部宪法都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对私有财富宪法地位简直认和呵护又作出了分歧划定。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拟定的第一部宪法，也是斗劲好的一部宪法。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富和私有财富，无论是出产资料仍是糊口资料，都给以明晰的宪法呵护，这有利于那时的社会主义刷新和社会主义培植;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共财富和私有财富的呵护力度较着分歧，公共财富神圣不成加害，私有财富受到良多限制。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降生在非凡年月，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不完美，宪法呵护的私有财富，只是平正易近的糊口资料，是平正易近维持糊口、繁衍儿女所必需的糊口资料的所有权，而不是法令意义上完整的私有财富了。

1982年宪法即我国现行宪法，必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培植的胜利功效，浮现了更始开放的精神，被公认为是开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科学性、不变性和实效性的一部宪法。

二、完美宪法，增强对私有财富的呵护

众所周知，生命、自由、财富是人类保留和成长的基本前提。宪法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标识表记标帜，就在于它是从平正易近的立场出发来强调国家对每一个平正易近最起码、最根基的保留和成长权力的认可和呵护。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划定:“国家尊敬和保障人权。”尊敬和保障人权，理应搜罗尊敬和保障平正易近的私有财富权。我国宪法理当贯彻人权保障的立宪精神，确认私有财富权为平正易近的一项根基权力，成立系统化规范化的私有财富权宪法保障系统。

(一)确立私有财富权应有的宪法地位

在现代西方列国宪法中，有关私有财富权保障的划定，一般都置于人平易近(平正易近)的根基权力系统之中，这反映市场经济成长的客不美观纪律和必然要求。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宪法的有益经验。从宪法结构上，把呵护私有财富权作为平正易近的一项根基权力，划定在宪法第二章平正易近的根基权力与义务内容中，不再作为经济轨制的一项内容划定在宪法第一章总纲里。宪法理当划定平正易近依法享有私有财富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私有财富呵护受所有制及其形式转变而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其他根基法令把该项平正易近根基权力具体化，从而为成立我国平正易近私有财富权法令保障轨制奠基基本。这样划定即合适列国宪法成长的潮水，也是我国时代成长的客不美观需要。

(二)完美私有财富权宪法呵护条目

宪法理当对平正易近的私有财富权作一个归纳综合式、总纲式的划定。宪法该算作出原则划定，而不理当采用列举式，列举式是具体法令的使命，事实上我国的《平易近法公例》(第75条)、《担任法》(第3条)、《刑法》(第92条)等法令己经作出了划定。从私有财富权的内容看，宪法呵护的平正易近私有财富权即法令意义上的私有财富权是平正易近保留成长所必需的具有经济益处的根基财富权力，它理当搜罗私法意义上的以财富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债权、常识产权、担任权等权力，也搜罗公法意义上的公物使用权等其他权力。

(三)完美私有财富权宪法限制条目

我国宪法理当完美对私有财富的限制条目，这既合适我国的现实情形，也顺应世界宪法的成长趋向。2004年的宪法批改案已经浮现了这方面的精神，只是不够完美。本文认为，限制条目浮现为两个方面:从平正易近的角度看，平正易近行使私有财富权时，理当赐顾帮衬公共益处和其他平正易近的正当权益:从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公共益处的需要，可以遵照法令划定对平正易近的私有财富实施征收或者征用。所以，我国宪法在划定因公共益处的需要，国家对平正易近私有财富进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基本上，还应划定为维护其他平正易近的正当权益，法院按照判决的体例对私有财富权依法作出限制。

私有财产范文篇5

在现代宪政国家中，财产权和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了公民最基本的三大基本权利体系，集中体现着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体系，通常把私有财产权价值的保护作为社会追求的基础和出发点。为了实现通过财产权所体现的人的基本价值，各国普遍在宪法中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原则、界限和范围，并通过普通法律把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原则具体化，为公民实现私有财产权提供法律基础。

在中国，对私有财产权的性质和功能有一个长期的熟悉过程。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过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正当的利益在法律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基本制度和理念。从1954年宪法开始，新中国的几部宪法对公民的合法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继续权等新问题做了不同形式的规定，但内容和体系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尊重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社会和法律基础。如没有形成私有财产保障的理念，财产权的保障对象不明确，基本排斥了对生产资料的保护，只保护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对公民作为财产权主体应享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给予必要的保护。在具体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上，现行宪法没有明确地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只规定限制的原则，没有从宪法角度规定补偿原则和程序。在公共权力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采取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显得消极和被动，在具体保障力度上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财产权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新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财产的平安感，开始出现了向国外转移财产的现象，出现了强行拆迁、拖欠民工工资、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和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富的积累和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财产权的保护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在国家法律体制中提供有效的保护。在政府、民众、民间力量和知识界的共同推动下，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维权热”或“宪法热”，社会主体普遍要求政府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根据社会实践和民众权利的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确立了“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宪法修正案规定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实现保护私有财产的基本价值，要求政府和公共机关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为私有财产权拥有者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现行宪法颁布后，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答应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99年修正案中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过两次宪法修改，私有财产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次宪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基础，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即从单纯的管理、监督转为平等保护和引导，扩大保护的范围，使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统一的宪法基础。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续权。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而存在的，一旦被规定为宪法内容后就脱离民法上财产权的概念，为私法上的财产权保障提供法律基础。“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实现财产权价值。当然，值得注重的是，财产权在宪法框架里具有双重性，即主观的防御性和客观秩序的性质。作为防御性权利，财产权是公民设防公共权力侵犯的权利，确立了公权力活动的基本界限。但另一方面，财产权又具有制度保障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每一个公民自由地行使财产权的制度或客观的法律秩序。因此，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实际上起着保障个体自由地利用各种经济条件的“自由保障的”功能。基于财产权的宪法性质，宪法修正案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现行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采取了列举的方式，把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生活资料，没有规定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财产权范围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财产拥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财富的积累经常伴随着不安和非议。从宪法原理上讲，凡是根据社会通念形成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益都构成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1982年宪法规定的所有权概念并不包括财产权的所有内容，它只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法完整地表述财产权的基本内容。为了明确公民私有财产中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宪法修正案以财产权代替原宪法条文中的所有权，并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根据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公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受宪法保护，如公民的股权、土地承包权、承包经营权、专利、发明权等。在公民的劳动收入中既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主要指持股分红、买卖差价收入、中奖等。

随着公民富裕程度的提高，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部分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在有些公民的收入中甚至超过劳动收入部分。非劳动收入和生产资料的活动也有着广泛的法律联系。要引导人们投资，就要承认投资收益的合法性。公民在实际生活中取得财产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在宪法中一一列举。根据财产权的性质，宪法修正案没有采取对财产权列举的方式，只确定一个原则，即合法的公民财产权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在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界限上，宪法的保护只限于合法的财产权范围，并不保护不合法的私有财产。在这里，“合法”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判定，旨在强调财产积累过程的合法性，要求社会成员通过老实的劳动积累财富，树立合法致富光荣的社会风气。

（三）私有财产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对于个人自由的伸张和实现其它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财产权本质是实现自由的基本要求，是人作为有尊严的个体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个体拥有私有财产是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和任何权利一样，财产权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财产权的社会性实际上决定了财产权存在的界限。各国宪法一方面规定财产权保护原则，另一方面对财产权也规定了必要的限制。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在公权力和私权利、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之间确定合理的界限，使受侵害的财产得到合理补偿。征收和征用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限制的形式，但两者的性质和功能是不同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征收是所有权的转移，征用是使用权的改变，一般在紧急状态下的强制使用，一旦紧急状态结束，被征用的物体要发还给原权利人；适用征收和征用的条件和补偿标准也是不同的，因征收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大于征用，故补偿标准相对更高一些。过去，在限制公民财产权时，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其标准，程序也不完备，由此引发补偿金标准不统一或过低等新问题。宪法修正案为了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规定了征收和征用的条件和程序，对公共利益本身画定了严格的范围。按照宪法的精神，权利人对公共利益本身的正当性和否可以进行判定。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体现国家国防、外交等重大的国家利益，既要考虑为公益而采取的国家政策的价值，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正义的价值。公共利益不同于团体、社会组织或商业的利益，应进行严格的限定。实践中存在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财产权的现象，实际上保护了商业利益和不正当的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需要注重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财产权进行的任何限制，也不是无对价的剥夺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收或征用给权利人造成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财产损失，故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给予合理补偿是十分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对补偿制度的规定对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将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公民运用损失补偿请求权得到权利救济。

（四）私有财产权在人们的关注和期待中已成为宪法的内容。随着宪法的实施，私有财产权的价值将通过各种形式凸显出来，改变着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和理念。修正案通过以后，人们的注重力将从宪法文本转到财产权的实现过程和社会效果的评价上。基于中国宪政经验和教训的熟悉，有些社会成员对财产权能否得到实现可能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历史的事实说明，宪法文本的完备并不自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需要以这次修宪为契机，在全社会宣传和普及私有财产权入宪的宪政价值，使财产权保护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私有财产权入宪对我国社会和法治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形成对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规范了国家权力活动范围；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依照宪法尊重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严格遵循法定界限；有助于鼓励人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创造性劳动，鼓励人们投资，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有助于建立公民权利救济制度。

私有财产范文篇6

对于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一强，在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私营经济，它所带来的社会关于私人财产的重新定位和宪法层面保护的呼声，受到当代中国的重新审视。

一、对于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权的社会认识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对公民个人拥有财富的社会定位而观，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人们对他（她）的评价往往越低，甚至认为公民个人拥有财富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对于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也可以肆意地剥夺。一个对私有财产评价偏低的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毫不存在，私有财产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而言，它是成为一个人和尊重他人为人的基础，并使得宪政文化所必须解决的民情问题因每一个公民是自由、独立、理性的而得以优化。罗马法的精髓，即是私权的神圣，而描述其框架的私有财产权、人格平等权、契约自由权三大板块之中，私有财产权可谓重中之重。“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一个人有其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一般都会去尽可能地合理经营自己的财产，使之不断增加复增加，实现自己的预期收益。但如果缺乏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人们对于拥有财富的担忧和对自己财富归属的不确定性，将演化为对财富的恐惧，放弃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甚至是遏制财产的增长，乃至打击、消灭财产，那则是我们社会大大的不幸。

一个管理、使用财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人通过物与社会发生各种事实的、法律的关系的过程。黑格尔曾经指出:“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意志并不是守在自己那里，而是与它的客体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的人格价值的体现，就是对所属物的处置与支配——很难想像，没有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对其的保护，一个人有多少人格权可以捍卫和表现。“如果财产缺乏所有权主人，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它，但谁也没有动力去充分利用它。行为标准与其对社会的实际付出及所得利益没有联系。所有权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可以确保人们积极考虑其行为的利弊。这是宪政民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财产权在公民权利中的地位。对公民个人来说，财产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渊源和保障，它是自由的个人所必不可少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洛克强调，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核心，它与生存权同样重要，因为人要想生存，就得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黑格尔甚至说:“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换言之，当人拥有的物时，就理所应当地具有对它天然的、绝对的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是在捍卫公民个人天然的、高贵的权力。“在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分立，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培养了一种对超越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规则的尊重的法治精神。因此，分立的财产及其权利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能够使人们在市场环境中领悟出：拥有财富是可贵的，拥有财富的人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只有重视积累和创新，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才能实现自己对物质的进一步需求，进而实现自己用财富与才智去影响他人，乃至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人们在私人财产清晰界定的基础上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出人的个体的自由、独立和人格尊严。唯有如此，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劳动与财富、尊重知识与人才的积极的社会风气。

二、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认识

在私营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越来越多的拥有财富的今天，一项关于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出台。2004年3月的修宪，便大量涉及到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对于此次修宪，社会上众说纷纭，学术界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宪法》修正案没有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中使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而现行《宪法》又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2条)，并不是否认对公私财产所采取的平等保护原则。现行宪法强调公有财产的神圣性，是来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它是为了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性而提出的概念。事实上，只要扩大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并在物权法中落实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原则，私有财产也可以得到与公有财产同样的保护。在笔者看来，虽然本次修宪所涉的方方面面已然是历史的一巨大飞跃，但细细分析起来，笔者依然认为，此种观点存在以下几点不妥：

（一）修改后的宪法对于公私财产并未采取平等保护原则

从修改后的宪法条文来看，国家、集体财产权与公民私人财产权宪法地位依然不平等。宪法对三者财产权的不平等规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明确规定三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前相比，虽然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有所提高，其地位已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高到“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未完全实现平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处于“基础”和占“主体”地位的依然是公有制经济。二是与宪法强行规定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地位相适应，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实行不同的政策。宪法第12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对国有经济是“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对集体经济是“鼓励、指导和帮助”其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在“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的同时，强调“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监督和管理”。

宪法这些规定反映了国家对不同财产权主体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不同所有权主体在国家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竞争法则要求所有市场主体地位平等，遵循同样的规则，各自根据经营能力取得优势地位或遭到淘汰。市场经济中不仅不同的所有制需要保障和发展，而且也都需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因为，财产所有者与财产使用者的分离，使公有财产权更容易被滥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公有制甚至更需要受到监督和制约。国家本应处于中立地位，平等对待所有市场主体，而不能依靠权力，放松对公有制经济的监管而限制了其他经济主体的发展。相对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宪法对公共财产的宪法评价更为积极，就保障的程度而言，两种保障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倾斜状态，亦可见这两种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宪法关于不同所有制的差别规定，与健全完善市场经济的宪法原则，以及与不断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实践不一致。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关于要求平等地保护不同性质的合法财产的内在要求，也不符合中国加入WTO时己经承诺遵守的非歧视原则。

（二）物权法与宪法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1二者体现的追求价值不同。

民法上的财产权在近代之前就已产生，宪法上的“财产权”正是从民法上借鉴而来的。近代之前的宪法并不以人权为其价值追求，因此也无所谓公民宪法财产权；近代之后，宪法转而成为人权的保障书，财产权升格为个体的元生需要从而使公民宪法财产权与民法上的财产权剥离而上升，从单纯的对财产的保障上升为对人格保障。

2二者对应的权利体系不同。

民法中的财产权与人身权相对，是公民对抗公民，或私人对抗私人的一种权利，由此形成了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宪法财产权同自由权、平等权等相并列，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与其他任何宪法权利一样，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为国家权力所不能不当侵害的一种权利，直接地反映了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在宪法秩序中的关系。

3二者体现的实质内容不同。

而民法上的财产权的客体是具体的利益和服务，这种利益和服务产生后，可以分割、可以转让，它体现的是在商品交易中自愿的契约安排。但它必须在公民宪法财产权得以保证的情况下，才能正常的进行。而公民宪法财产权体现的是人权，不可剥夺也不可转让，甚至也不可分割。它既是一种支配权，更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权。公民可以在没有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情况下而作为个体依然能存在，但若是没有宪法上的财产权则个体就不可能存在。

4二者对应的义务主体不同。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它是通过规制公共权力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因此，宪法财产权对应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是特定的。宪法对公民财产权进行庄严宣示，以使国家在行使公共权力时遵守必要的原则，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民法中公民财产权的义务主体是财产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是不特定的。

（三）宪法与法律对保护公民财产权的不确定性

1公民财产的合法性确认存在问题

现行宪法第13条表面上看，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财产权，但国家是否保护该公民的财产权实质是由普通法律来决定的。因为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所有权”，而其中的“合法”的法，实践中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根据宪法这一规定，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完全依赖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当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侵犯或损害公民财产权时，公民即使能够提起宪法诉讼，公民财产权亦不能依宪法得到救济。与其他国家宪法关于公民财产权规定相比较，宪法第13条的规定体现了否定公民财产权的人权属性，强调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势必造成：国家认为是合法财产时就保护，国家认为不是合法财产时就不保护，甚至是国家想保护时就说你的财产是合法的，国家不想保护时就说你的财产是不合法的现象。

2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种类和保障的客体范围限制过大

现行宪法偏重于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保障，即基本上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的保护，而轻视对生产资料的保护，保障对象的范围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现行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种类和保障的客体范围的规定，物权中的限制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将得不到宪法的有力保障。宪法列举的公民的合法财产，只是公民的生活资料，而不包括生产资料和投资性资产。如此看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的障碍并未随着修宪的成果而被扫清，普通法律也在这一点上无法逾越。这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3公民私人财产权保障不充分

私有财产范文篇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理应对作为公民一项重要权利的私有财产权予以明确规定,使之获得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的作用。回顾我国的宪政历程,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宪法和前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2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显然,第四部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保护的财产对象增多了,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保护的财产权利范围扩大了,用内涵广泛的财产权代替了内涵狭窄的所有权;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毋庸置疑,2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如此,本文认为,现行宪法有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及公民私有财产数量不断攀升、人民群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所产生的需要相比,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的潮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一、宪法应进一步加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虽然24年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但与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相比,仍然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积极、主动,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1982年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24年宪法修正案将1982年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条文的表述可明显看出,现行宪法给予了公共财产更为积极的评价,赋予其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对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则显得不够力度,原则化、一般化。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这不利于对私有财产的平等、有效保护。[1]由于宪法规定的保护原则不平等,实践中,在具体保障措施上就会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恣意侵吞公民私有财产,频频引发有关私有财产的纠纷,甚至步步升级;私有财产拥有者因对国家相关法律心存疑虑,对拥有的财产缺乏安全感,而怠于主动发挥私有财产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等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2]以上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受公大于私、先公后私等道德规范的影响,对于私有财产的认识依然存在偏差;加上长期以来的极左宣传,人们对于消灭私有制与保护私有财产的关系等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疑惑。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相反,我们应该着重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应把公共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处于同等保护的位置,应将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的观念明确体现在条文之中。现行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值得斟酌。宪法应对所有权主体不同的财产予以同等保护,不应分为公和私而差别对待,区别保护的依据只能是财产的类型,而不能是财产权主体。

二、宪法应将私有财产权当做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规定

我国24年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了较完善的规定,但并没有改变该规定在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仍然将其放在第一章总纲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并且在我国大部分宪法学著作和教材中,私有财产权也未被当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阐述,这割裂了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在我国现行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反映了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采用的通例,并与这些国家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实相适应。而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且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第二,这样的结构安排不利于发挥私有财产应有的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权没有上升到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高度,从而大大影响了公民将其所拥有的财产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3]166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不可缺少的权益,它直接反映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基本权利所直接否定的对立物是奴役人、束缚人、禁锢人,对人实行差别对待,不把人当做人的特权制度。[4]公民私有财产权完全具备基本权利的特征。1.私有财产权是公民其他权利的物质基础。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的物质基础。拥有了财产,人们就具有了实现自己合法权利的物质条件;享有私有财产权,公民就有权依法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以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排斥他人的非法剥夺。没有财产权作为基础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只能是空中楼阁。2.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法治的核心就是要限制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将私有财产权提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能有效遏制公权力专横。美国新宪政论者安东尼#奥格斯曾指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5]在一个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基本人权的社会,就能实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6]的理想。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把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由宪法具体条文加以明确规定,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和真正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3.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揭示出这样一个客观真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应以作为主体的公民享有完整的财产权和充分的自由权为前提条件。公民只有享有完整的财产权,才能作为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自主选择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激发内在动力和创造欲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因此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私有财产范文篇8

内容提要：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以促进公权力有效运行来实现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负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侵犯；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对此，政府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其实现。同时，公法通过设立正当的程序及设定相应的责任与救济机制以防止政府恣意与专断，抑制公权力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公民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恢复与补救。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主权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宪政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权力，划定政府的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法通过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划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随意侵入，政府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应当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公法为政府设定的不作为的义务既约束政府制定规则的活动，也约束政府具体的管理行为。政府在制定规则时，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不得随意创制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利或为公民设定某种财产义务的规范，否则无效。如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处罚种类，法规、规章可以依法一定的处罚种类，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任何处罚种类；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要求政府不得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不得非法没收，不得违法采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大量情况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行政权力不随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对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国家对待私权利的态度就是尽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预，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权力仅限于处理纠纷、保卫国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当时的法治理论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权利就能够实现。这成为自由主义时期法治理论的核心理念。[7]到了现代（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现代化使得国家职能日益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不仅负有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责任，还负有维持法律秩序、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与“私域”之间仍应有一条界线，应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行政权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张，如果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那么政府要剥夺他的此项权利就是错误的，即便这样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审批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审批权极度膨胀，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严重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导致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与蔓延。为了治理审批过多过乱的现象，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于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将行政许可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压缩了行政许可范围，削减了行政审批权限，简化了行政审批的手续，强化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9]，并在第13条中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第20条还规定，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13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可见，在设定行政许可时，要遵循市场调节、行业自律、公民自主优先的原则，政府只能在市场失灵、社会与公民不能的领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场与社会，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行政许可法》明确地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它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创建一个有限、透明、诚信、责任的政府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促使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类权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公民的房屋产权，需要得到政府的确认，颁发产权证书；公民使用国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颁发许可证书；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时，政府要履行救助的义务；等等。公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主要体现在：（1）政府有义务确认公民的财产权益，如产权确认。通过政府的确认，使公民的财产权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保护公民各种已经存在或已经取得的权利，并且使其权利为他人所认同。（2）政府对因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与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以帮助其维持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现代国家由于国民之生活对行政机关依赖与日俱增，给付行政已成为国家作用之重要机能。”[10]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与此相对应，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与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公民获得救助的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对于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提供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职责或义务；而对于被救助的相对人来说，获得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3）政府有义务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如对权属纠纷的裁决、对侵权纠纷的裁决和对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裁决，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4）政府有义务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显著成绩、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奖励。通过行政奖励，充分调动和激发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人们更多地实施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考虑到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奖励的作用，这既是对个人、组织应当获得的物质利益的保护，又能激发人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建设中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5）政府有义务对具备条件的个人、组织予以许可。个人与组织一旦获得许可，即可从事某种活动，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其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6）政府有义务对侵害公民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以保护受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权利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即个人享有法律权利的范围、内容的广泛丰富程度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权利总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和增多。社会文明程度愈高，人们对权利的渴求愈是强烈，法律也会相应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因此，赋予人们尽可能多的权利和承认人们更多的行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根据宪政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卫与增进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政府的全部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保护每一个在其管辖下的人的人权，并且必须尊重因而绝不以任何行动侵犯与它有关的所有人的人权。”[11]在现代，财产权已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财产权的含义与内容已越来越广泛。196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雷齐提出一个至今仍很著名的观点，即各种形式的政府赠与物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财产”，因而应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府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主要包括：薪水与福利、职业许可、专营许可、政府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劳务等。这些财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的形态，而对这些财产的分配是通过公法实现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财产权的出现，对政府提出了挑战，要求政府积极履行义务，主动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获取利益和实现其财产权。而在此过程中公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设立正当法律程序

程序是交涉、沟通、协调、选择的方式与过程的总和。“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3]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的过程中，程序扮演着承载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价值功能的角色。近现代民主、法治所催生的现代程序，在要求程序本身的正当、合理、人道的基础上，强调程序限制恣意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价值功能。[14]正当法律程序具有防止恣意、专断，抑制公权力的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作用。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或自由习俗、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这是封建贵族利用法律程序对王权的限制，体现了法律程序对自由和财产的初始保障。在爱德华三世时代，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十八条法令即《自由令》正式出现了现代所说的“正当程序”的条款，用以约束国王的言行，其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该条规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扩大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受英国程序正义观念的影响，美国也接受了正当程序的概念，并使正当程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美国，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一直起着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福利冲突的角色。”[15]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美国17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868年7月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可以说是整个权利典章的核心，它暗示了两个前提：第一，承认任何人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第二，政府如果要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16]正当法律程序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使美国宪法成为“活的”宪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17].

在英美国家首先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道屏障，已超越了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为许多国家所认同和效仿，并在程序立法中确立下来，成为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现代公法主要以程序为导向，程序对权力的制约是长期而稳定的。美国有学者指出，正当程序本身就是对财产权重要的实质性的保护，它“包括了所有对政府干预财产权的行为所作的来自宪法的明示和和默示的限制”[18].从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历史过程来看，现代宪法已经放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告，反而比较强调对私有财产权被政府限制或剥夺时的正当程序保护。“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19]“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控制（权力）比实体控制更重要，因为权力的划分是相对稳定的……而职权的行使却是经常性的，若无程序规则约束，则会时时构成对人民权利、自由的威胁。”[20]程序控制方式注重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控制，它能弥补实体性控制的不足，通过将公民纳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中来，以解决权力运行中的失控问题。程序控制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遵守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规则，当剥夺公民的财产、自由时，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让他们享有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和权利，通过赋予公民程序抗辩权，实现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促使政府行使权力、作出决定时要具备正当理由，保持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促进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结合。萨恩斯坦指出：“对财产权的程序而非实体保护。它是指，在政府干预公民财产之前，要给他听证的机会。这种条款可以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它有助于正确发现事实。独立的法庭主持的听证，保证财产不会被随意地、忽发奇想地或基于歧视性和无关的理由而被征用。在听证中，必须列举事实，以证明对财产的剥夺，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听证的权利发挥了重要的尊严性和参与性功能。不经听证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就是说，政府在对公民做出不利行为之前，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限制也增进了政府的正统性。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对相对人的利益采取损害行为之前，政府给予他们听证的机会，能使人们感到更加安全和值得信任。”[21]

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并导致具体法律制度中程序规定零散、不科学、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在传统观念中，程序仅仅是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缺乏用程序制约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正当程序”理念。这与现代宪政建设及法治建设的目标是不合拍的。我国宪法中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规定。有学者从程序的角度反观中国宪法以及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实体权利，认为就实体性内容而言，中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西方国家宪法的规定并无不同，但权利实现的程序和形式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宪法中缺乏对有关权利之实现和保障的程序性规定。[22]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提出了要求，首次输入了行政行为要遵守正当程序的理念。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也出现了体现正当程序精神的规定，如在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就规定有告之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情报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等，这对克服和防止行政权运行的随意性和随机胜，保护的公民财产权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制定统一的程序法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已对正当程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行政程序立法问题，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的事情。

正当法律程序并非只具有消极的控权作用，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所搭建起来的对质、交流、沟通的平台，有助于将公民纳入政府行为的过程中来，增强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以减少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冲突和对抗，增进双方的了解、信任与合作，这既有利于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利益的增进，从而形成一个互动的态势和双赢的结果。

四、设定责任与救济机制

政府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过程中享有职权和职责，与此相对应，就必须为政府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到权责一致。“权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脱离了责任的规制，就注定会恣意妄为，践踏人间正义。如果权力是烈马，责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龙头。”[23]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权力与责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无责任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责任。只有将职权的行使与职责的履行置于责任的状态之下，才能促使职权的合法公正行使、职责的正确及时履行，也才能促使政府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不变形走样而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具体要求：第一，法律赋予政府一项职权与职责时，必须同时设定相应的责任，做到责任法定。第二，责任的轻重要与职权及职责的大小相适应、相均衡，做到权责相当。第三，设立一套追究责任的制度与机制，以及时有效地追究责任，做到有责必究。

财产权与救济是紧密相连的，救济是法律的灵魂，权利离不开救济（Rightsdependuponremedies），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本质。”[24]“法律和救济，或者权利和救济这样的普通词组构成了对语。”[25]“很难设想有一种没有救济办法的权利；因为缺少权利和缺少救济办法是互为因果的。”[26]“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总是脆弱的，难以对抗强大的公权力。”[27]公法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为使命，当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公法的功能就难于彰显。健全、有效的公法救济制度对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权利救济，特别是对公权力侵害的救济，整个权利的大厦必将倾覆，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将名存实亡，而整个人类必将苟活于专制与恐怖的世界里。”[28]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公权力的侵害或者受到公权力侵害后获得及时补救，公法上设定了一系列的救济途径与手段，如违宪审查、申诉、信访、苦情处理、议会监察专员、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国家赔偿等。通过这些救济途径与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一个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链条。有学者认为，公民权利之所以能以微弱之力抗衡国家权力，其关键在于建立和强化权利的救济制度。健全而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一方面使微弱的公民权利获得了制度支持，权利的实现有了法律保障，即使权利受到侵犯也能依法定程序得到救济；另一方面，权利救济对国家权力也发挥着抑制和监督的作用。[29]就对公权力中行政权造成损害的救济而言，现代各国行政法，都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都设立了相应的行政救济手段。如在英国，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时或可能受到侵害时的防卫和申诉途径，公民可以通过向部长、议会、行政裁判所、法院以及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申诉而得到救济。在美国，有行政裁决、司法审查和行政赔偿等专门的行政救济制度。在日本，行政救济是指“关于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作用以及填补行政作用所造成的给人民利益带来的财产损失的行政上救济制度的总称。日本的宪法、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案件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灾害对策基本法等都有关于行政救济的明文规定。在法国，行政救济制度主要是通过”行政救济“、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来体现的。在我国，已设立了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救济途径，并制定了《信访条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对这些救济途径的运作作了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或不当侵犯其财产权时，可以依法通过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为适应社会发展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需要，我国还应积极完善救济制度，包括拓展救济的途径，扩大救济的范围，强化救济的力度，以增强救济的有效性。

注释：

[1][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1—174页。

[2]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3][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潘勤、谢鹏程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页。

[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5][美]埃尔金、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1页。

[6][美]路易斯·亨金著：《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7]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9]《行政许可法》规定以下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须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须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须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10]参见王和雄著：《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9页。

[11][英]A.J.M.米尔恩著：《人权哲学》，王先恒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12]PrivatepropertyRightandAmericanConstitution，NewHaven，Conn，1977．转引自梅夏英：《当代财产权的公法与私法定位》，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3辑。

[13]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4]吴建依：《程序与控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5]JerrylMashaw，DueProcessintheAdministrativeState，YaleUniversityPress，1985，p.6.

[16]徐亚文：《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程序正义条款初探》，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7][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6页。

[18][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19][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20]姜明安：《健全行政程序立法是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

[21]参见[美]萨恩斯坦：《宪政与财产权》，刘刚译，载/caichanquansaensitan.htm.

[22]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23]齐延平：《权力运行的道德底线与责任制度》，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24][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25][英]戴维·M·沃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64页。

[26][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27]江平：《财产权的重要性法律有待完善》，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4日。

私有财产范文篇9

现代社会对于私有财产权进行剥夺的最经常的方式是税收，当然，这种剥夺是一种合法的剥夺，也是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剥夺。因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而国家本身并不进行生产，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必须由享受公共物品的人民来提供。税收就是人民享受公共物品所支付的价格。用德国著名税法学家霍姆兹的话来讲，就是“税收是文明的对价”。

虽然税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剥夺，因此，必须经过人民或者人民代表的同意。而人民同意的方式就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目和减免税等。这一原则被称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也可以称为税法的“帝王条款”，它是税收具备形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最有力武器。古代帝王大都是横征暴敛的，人民包括处于统治阶级的贵族、宗教人士等对付国王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权的基本手段就是税收法定，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7年的《宪法》，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税收法定原则。正是税收法定原则才使得私有财产权获得切实保障，并最终实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议会立法征税也并非可以恣意妄为，也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保障原则。这一原则在税法中具体化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即国家征税不能触及维持纳税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费，否则就侵犯了纳税人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税法中体现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的制度很多，特别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制度，即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先将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的费用予以扣除。税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还规定了赡养老人的扣除、抚养子女的扣除、医疗费的扣除、教育费的扣除等等，充分保障了纳税人的生存权。我国税法所规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制度、消费税中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制度等都是税法中保障纳税人基本生存权也就是基本财产权的制度。

私有财产范文篇10

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明确的写进了我国的宪法,这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得到了空前的、广泛的肯定和重视,并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了宪法权利的层面。但是仅仅依靠一则宪法条款不足以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得到切实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规范仍待完善。本文试通过对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的比较,阐述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现实路径。

一、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比较

在我国,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最受重视,集体所有制次之,而私有制则常常被忽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个体和私有经济渐渐有了法律地位,但总摆脱不了它对公有制的依附地位和服务作用。在此,笔者主要从历史和现状两个层面对公私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差异作一比较,以期揭示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之不足。(一)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历史比较1954年宪法确认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同时规定了普通公民的生活资料所有权与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并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可“依法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公民行使私有财产权的法律限制,即不得侵犯公共财产,公民私人财产权保障必须以公有财产权的实现为前提,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保护原则通过宪法条款确定下来。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私财产权的宪法规定。规定普通公民对其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享有所有权,但国家对公民私人财产可以依法“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8年宪法重申1975年宪法的上述规定。公民的私人财产保护仍以公有财产权保护为前提。1982年宪法及其4个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对不同性质财产权的保护原则。1982年宪法重申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重新规定了“公民对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和享有对“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修正案将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主体延伸到私营企业主并将财产权内容扩展到土地使用权。1993年修正案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将农民财产权的内容拓展到农村土地承包权,突出了农民作为财产权主体的地位。1999年修正案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重新规定了对农村承包户、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主体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作。2004年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此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法律的尊重,具有了其自身的宪法地位。以上几部宪法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与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不断调整相反,公有财产权保护条款的稳定性说明了国家一直把对公有财产权的保护至于绝对至上、不容侵犯的位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相当低的。(二)公私财产权宪法保护之现状比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顺应这一变化,2004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比较这两个条款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宪法对公共财产所有权给了相对于私人财产权更高的宪法评价,与之相适应的是,宪法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也是不同的,存在倾斜状态。宪法第12条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第13条涉及到私人财产的保护时,规定的力度却没有那么强硬: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种行文格式表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抵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问题及分析

通过比较宪法中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差异,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虽然我国宪法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的调整和强化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是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仍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第一,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私财产权的等差保护最根本的原因应归结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这样的政治因素,使不同的财产权利在宪法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公有财产权必然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公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防止有人用社会占有去奴役别人这个使命;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国家与公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第二,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角度不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出发的。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追溯究竟,还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忽视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然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旨在对一种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的保障,而非对各种现存的财产分布状况或者实然的财产秩序的保障〔1〕,因此,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三,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规范不具体、不严谨。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2〕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3〕。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以上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关于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界定,导致了现实中许多侵犯个人权益的事情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所以宪法必须明确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给予正当的补偿。否则,在实践中要求对各种损害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在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