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制度十篇

土地产权制度篇1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各个朝代的更替，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王朝新建之初，统治者一般都采取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被集中于大小封建地主的手中，此时社会矛盾会逐步激化，统治者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调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永佃制和押租制。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所有征收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之后1952年的大规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运动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将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而到了1955年，开始推行的高级社和化运动，把农民土地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这种制度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自1978年秋起，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农民自发到国家逐步承认的过程，最终在1984年基本完成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农产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户成为独立的和完整的经济核算单位，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比1978年增加14倍，数百万农产在80年代摆脱了贫困。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体，使原来“一切土地权利归集体”的“单一产权”体制，转变为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民对土地有了的强烈归属感，激起了农民长久利用、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可以明确预知和享受自己承包土地上的劳动产品，农民付出的劳动就与劳动报酬直接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在土地上生产的热情空前提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时期，土地制度的调整都会对整个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影响，土地制度究竟是阻碍还是推动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这一产业的特点。

二.当前土地制度面临的窘境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用土地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改革和平稳的调整，土地制度是继承和发展性的。将承包经营权细化给农产，初步实现了土地权利、义务的统一，既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又使制度有了新的内容和发展。同时，采取承包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农民习惯的农耕劳作方式有效衔接，得到农民和社会各界拥护，新旧体制的转换平稳进行，制度改革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很低，改革带来的效益非常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引起的农用土地制度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着重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不可能深入地涉及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因此与城镇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比，农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是不规范、不系统、不彻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并严重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总产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自97年开始持续4年增幅下降；在我国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状况下，农民弃耕、薄耕和抛荒现象严重；农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强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只留下所谓的“三八六零”部队进行耕作，劳动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的日益严重，标志着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产权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在其调动农产积极性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后，它所蕴含的深层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1.土地产权极为模糊、产权界定严重不清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集体”的定义则极为含糊。《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集体所有。”但究竟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有多种提法不说，概念也极不明确，造成对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很大困难。谁都有权利变成谁都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往往行政上的组织如村委会等运用其行政权力来干预和行使所有权。

2.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大大挫伤了农民承包土地和进行投入的积极性

为了显示机会均等，遵循人地均分原则，每隔一段时间就对集体成员承包的土地作一次强制性的调整，从而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无论是人员数量上还是构成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虽然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更规定延包土地可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3—5年调整一次，甚全有的村年年有调整。据调查，从1978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承包者的预期大大降低，并且即使允许转包土地，也受到“只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的限制：同时国家对种植面积、种植品种等都加以限制，给农产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带来较强的干扰。这样的土地制度显然不能为农产提供长期而稳定的预期，势必导致农产土地利用行为上的短期化，特别是在土地改良的问题上，农户对土地投资缺乏激励，相反会选择过度利用土地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因为这种掠夺式经营方式的成本由于时滞因素将由下一任承包者而不是自己承担。

3.现行土地制度的法律基础薄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现行法律中涉及土地制度的条款都相对笼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特别是当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遇到侵权行为时，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失去了法律保障，再加上农民往往较为分散且文化水平不高，使农户处于谈判上的弱势地位，无法依法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利。

4.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

由于承包权作为农民的使用权是不完整的，农民没有被赋予转包、租赁、抵押、转让其他土地权利，使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中介和金融支持无法形成。尽管按农户均分的小块土地，适应了现有农村生产力的需要，但因土地在产权上是凝固的，难以满足适度规模经营中归并土地的要求，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理论探索：国有还是私有？一种新尝试

由于模糊的集体所有制带来的弊端，理论界早就开始探讨更为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国有还是私有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赞成土地国有化的主要理由有：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障碍小，成本低；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成功经验等。

而赞成私有化的则认为：私有化的产权体系以及保护私有权益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建立起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

我认为，土地私有并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良方。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农业私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来看，私有化在改革初期造成很大的混乱。私有产权给予个人关于财产自由使用、让渡和获取收益的权利，无疑会给微观主体带来激励。但由于私有化后，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民难以得到信贷和适合家庭农场耕种的机器，同时国家取消了对农业的多方面支持和补贴，致使投入品价格攀升、农业利润下降。在我国，私有化同样会带来这些问题。更何况我国还有自身的特殊情况：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处于以封建君主和官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的控制之下，即使是自耕农自由买卖土地也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农民并没有很强的土地私有的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土地经营自。

其次，在缺乏分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由于技术水平不高，交易效率低，个人激励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土地私有将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而目前我国农业已基本脱离自然经济状态。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土地私有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冒较高的政治风险，进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阻力，减少制度创新的绩效。

因此，私有化是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土地现状的。但是，单纯的国有化将农民完全剥离土地，更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是否可以在我国尝试构建“三权分离式”的新型农用土地产权体系呢？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为农用土地产权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产权形态。

（二）承包土地使用权：承包土地使用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下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土地产权形态。

（三）土地耕作经营权：土地耕作经营权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上附设的一种他项权利。承包土地使用权人可将其土地耕作经营权单独以转包、分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经营，经营期可根据经营的需要由承包或租赁双方自行商定。

国家拥有农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仿照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从宏观上起到调控和综合治理的作用。作为所有权者，国家收取合理的租金代替公粮以推动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以迎合WTO竞争环境的到来。

由于从物权的角度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给予了准确界定，赋予农民的土地就可从土地产权的角度给予可靠保障，其权利义务一经政府土地部门登记，承包经济关系的各种调整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今后就可以做到无论承包关系怎么变化，土地权利义务不变：不管生产任务怎么调整，农民都拥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体系中明确区分了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农民可把承包土地使用权当作一种财产权留在手中，保障自己最基本的土地权益，同时可将土地耕作经营权按经营的需要转包、出租给其他的农业生产者，获取土地经营收益。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土地耕作经营权分开，解决了既要把土地稳定在农户，又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难题，土地在耕作经营层次充分流转，可满足不同规模的集约化、产业化以及市场化的经营要求，由于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迅速向种田能手集中，增加农地经营的面积规模，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快的发展。

土地耕作经营权可自主流转，使农民有了更多的“离土”机会与择业自由，而承包土地使用权暂不允许转让，土地最终仍留在承包农民手里，流转的将只是短期的耕作经营权，防止了因土地长期转让而造成土地兼并，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倾向。由于每个农民都能平等地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益，农户又有了一份可资经营的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或向城市转移时，土地就能发挥可靠的社会保障作用。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三种权利都必须在法律中作出明确、清晰的规定，确保权利义务得以实现。

四.以农产家庭为基本对象是这一体系具体实施的基本要求

我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风俗和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始终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在社会价值观念中，家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家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成员的有限性和收益的连带性，使家庭成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实施较为有效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从而是使监督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因此，农户家庭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微观产权主体的最佳组织形式。

土地产权制度篇2

主要问题

1所有权实现方式不明

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模糊不清，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是共有，还是互有，或是其他，一直存在争论，不同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不同定位，也关系到农民处分集体土地时自由度的大小；另外现行法律关于“农民集体”的规定过于宽泛和空洞，依据法律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乡、村、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及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代表其行使所有权，实践中究竟哪个组织可以称得上是集体经济组织，该组织在法律上主体地位如何，农民集体作为主体有哪些民利，这些民利和民主程序在实践中如何执行；再者认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主要依据还是户籍，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实际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可能不同，究竟具备何条件才能成为农民集体成员也是一个问题。

2征收中补偿分配不公

“三农问题”中土地征收补偿的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依赖土地财政的现状下，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在征地补偿中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土地补偿费大量被乡镇、村截留，农民个体分得的土地补偿费少。有资料显示，目前城市建设占用农业用地中，土地补偿款分配比例大致为：农民5％～10％，集体经济组织占25％～30％，而60％～70％为乡镇各级政府所得，地方政府占有了土地收益的大部分，农民在补偿中处于劣势［3］。另外土地补偿费分配机制不明确，按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但实际执行中该规定不仅遭到村干部和大多数村民的抵制，也遭到了被征地农户的反对［4］。

3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我国是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其中农业人口约占60％。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预计未来十余年，有近2亿农民将实现身份的转变，按照目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要16．67×104～20×104hm2，如果按照城郊农民人均0．067hm2耕地推算，就意味着每年约有250万～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5］。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社会保障体系未很好建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就业压力增大，且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关系民生的问题矛盾重重，这些都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重大隐患。

4推进法制化建设任重道远

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行政命令逐渐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基本法所代替，“法治”代替“人治”正在发生作用，但还没有成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主要框架。如我国每年发生约3万起土地权属争议，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权利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人们的土地“权利欲”越来越强，在农村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寸土必争。但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土地权利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目前我国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实体性和程序性部门规章主要有：《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但是地方在解决权属争议案件的实践中，贯彻执行程序性规定的少之又少，政府要完全做到依法行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本思想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起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和企业管理学科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追求经济、效率和效果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被视为一套以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管理策略，致力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政府对于公共部门的控制，提出顾客导向、绩效管理、分权原则、公共责任等一系列流行于私营部门的、重要的管理理念［6］。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它既是一种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进行的改革运动。主要内容包括：让管理者进行管理；衡量业绩；产出控制；顾客至上；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7］。根据西方行政学者P•格里尔、D•奥斯本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①传统政府由于管得过细、过多，以至于什么都做不好，既没有满足公众需求，也没有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因此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只应制定政策；②传统政府是一个集权组织机构，制度规范，但缺乏灵活性，而对多变的社会环境，集权模式难以做出快速反应，因此政府应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模式将一些职权分离出去，而以合同或政策法规的方式对分出去的职能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效率的提高；③新公共管理针对传统政府易忽视公共需求这一问题，提出要以顾客为导向，服务于民，为民办实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④传统政府对投入的注重多于产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采取垄断主义，而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要重视结果，要在政府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政府的效率。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公共管理是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无庸置疑，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性公共事务都属于公共管理的客体，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管理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

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无论从产生、内容，还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层面来说，都是为政府的改革提供依据，改革需要理论的支撑，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出发，政府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应做好几方面工作。

1公平与效率的抉择

新公共管理理论重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政府的效率。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也必须充分重视使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真正流动起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全面提高改革绩效。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产权制度改革其实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选择，两者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至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出现了。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而公平重视人的主观感受，牺牲效率。效率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产权制度应在稳定中求变革，以变革来谋稳定，只有这样效率与公平才会达到平衡。

2推进法治化建设

产权制度改革要求政府进行法治管理。法治是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和社会和平的司法概念，人们和政府应当受到法律约束并服从法律，在这里法律是一种规则，要求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组织必须服从，并承担不服从的不利后果。政府可以建立听证制度、公告制度等等，加强民众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从而提高行政过程的民主性、透明性，减少政府“寻租”现象，为产权制度改革提供及时、公正的司法服务。

3加强政策储备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只应制定政策，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政府的职能是要认清改革的方向。可以说我国集体土地产权难以改革是因为该产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产权，而是承载了很多社会保障的功能，具有某种“政治”色彩。因此产权改革应当根据我国的政治现实，确认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既不是一种“共有权”，也不是一种“总有权”，而是一种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抽象集体所有权”，其主体既不是集体成员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法人组织，而是高度抽象的。在法律上应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民事主体地位，确定集体主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明确集体成员在行使土地使用、收益、处分时的民利等。

4明确权利主体的职责分工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将部分职权分离后，承担该职能的团体对环境变化可以做出迅速反应，从而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改革者应分清什么是政府应当承担的，什么可以由农民集体去自行处理。例如对农村内部集体成员的确定上应允许各地以户籍为基础，通过加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自主确认集体新出生人口、超生人口、嫁入女、入赘婿、收养子女、移民等是否取得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外嫁女、大学生、入伍人员、进城就业人员是否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再有就是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一级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转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乡镇等各级政府不应当垄断农村集体土地的一级市场或实行所谓的审批权，而应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主体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前提下与用地单位自主交易，政府只对交易合规性进行监督。

土地产权制度篇3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

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中，产权无法被充分界定、配置和实施。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变化意味着个人承担的由其动机而引致的结果要发生变化，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受到影响（Alchian，1967）。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经营、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权力，可以归纳为使用、收益和转让3个方面的权力。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历经一系列变革，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家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使农民结束了从地主手中佃租土地的旧产权制度，农民不再支付高达其土地产出的50%左右高额地租，有效地激励农民进行生产。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产权集体化阶段。通过推行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逐步完成了土地产权集体化过程，建立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同时，农民的劳动成果归统一平均分配，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又不利于激励农民生产劳动。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这种产权制度变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经济主体。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是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模式。农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集体依法组织土地发包和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特定范围内的农民在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承包合同等形式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土地以获取承包地。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二、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前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使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都得以发挥。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地细小化的家庭经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我国现有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由土地经营的产权缺陷造成的。

（一）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我国《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对“集体”的概念界定不清。如在《宪法》中只简单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在《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归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承包法》则规定农民集体所有，这就难免造成集体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不清。

主体界定不清造成土地经营权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其对土地是否合理使用都不需承担任何经济的和法律的责任，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农业生产周期长，产权界定不清更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非自然风险（非自然风险本文中是指政策、法规及其执行等非天气等自然因素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不利于激励农民保护土地和进行远期投入。其次，产权界定不清，则无法清楚地界定侵权行为，也就无法杜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由此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使用上的不经济。

（二）土地转让权缺失造成的丧失部分收益权

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是土地产权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的劳动力、资金都可以进入市场中进行交换，而土地的经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有进入市场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中遇到很多阻碍。

首先是不能转让。我国《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

其次是不忍转让。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担负着生活保障、养老保障的重要职能。同时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使农民不忍放弃。

再次是无处可转。土地经营权转让不够制度化和规范化，普及面不广，使以土地转让获得收益的交易费用过高。无法转让已经导致部分耕地弃荒。

（三）不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很少流动。根据户籍确定承包经营权有较明确的依据和标准。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要素流动性增强，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农村原有的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受到挑战。另外，家庭承包均分土地，造成土地条块分割、插花式分布。全国共有2.3亿多农户，种植业的平均规模为每户0.5公顷，而美国在200公顷以上，欧盟也在每户20公顷以上。这样的规模很难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生产，无法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

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产权缺陷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出来，探索制度创新迫在眉睫。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既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又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委托合作社经营，按照股份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配。

目前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单一以土地入股，入股土地原则上不作价，一般也称内股外租型改革；二是土地作价入股，参与经营开发；三是承包土地与社区集体资产统一入股或量化，实行股份化经营。

第一，将土地入股。重新测量集体和自愿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土地并组织村民委员会或由专门的土地评估机构对土地进行估价，根据征地价格、承包年限、土地年纯收入等因素进行综合折算后将土地折股，分成一定数量的股份。

第二，进行股权设置。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权一般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个人股权包括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基本股在个人股中所占比例最低，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以一定时间户籍存在为标准，采用“生不增、死不减”原则，固定若干年；承包股主要根据入社农户所承包的土地面积确定；劳动贡献股根据农户对合作社的贡献而定。

第三，构建土地经营机制。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作价入股，按照上述原则进行股权设置，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这样，原来的按人口平均承包就变成了农户自愿承包、投包或交由专业企业或组织承包经营。

第四，设定利益分配方式和管理机构。股份合作社通常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按劳分配是指社员根据在合作社的劳动量获得工资收入，承包者在土地承包经营中获得收益；按股分红指在按劳分配、合作社集体提留之后，社员依据所持有股份的数量参与分红。在管理制度方面，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由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根据一人一票制选举出合作社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监督机构——监事会。

四、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优势分析

第一，解决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土地合作社以股份制的形式将土地产权进行分解，将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进一步分开明确界定，将所有权归集体，收益权通过按股分红一部分归集体所有，一部分归农户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得到相应的收益。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利于确定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土地经营的规范化。

第二，有利于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分工和现代化机械耕作，这也是农业未来长期发展的趋势。我国农村土地的特点是肥沃程度分布不均、地块面积大小不一且在多数地区较为分散，因而导致机械化作业覆盖面小，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再加上土地经营权转让中的诸多问题，都制约了规模化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调整机制的不足。土地由农业生产专业户承包经营，发挥其专业知识之长，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符合生产专业化发展的方向。

第三，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减少交易费用。一方面，土地股份制合作社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没有专门法律规范，将流转纳入股份制合作社的操作范围中，则可依靠2006年12月颁布、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来规范。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达成契约的费用、执行契约的费用和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费用。在股份合作社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责任和权力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户、土地的原承包户和农业企业都要受该合同以及合作社章程的约束。合作社的契约有利于降低由于合约条款规定不明确所造成的执行成本。同时，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农户与土地的关系间接化，农户的承包权主要体现在对土地股权的占有而非实物土地，其收益体现在按股分红中，而合作社土地承包户的收益体现在生产经营的盈利中。双方通过合约有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如有违约将面临对方的惩罚——终止交易。对未来长期合作所带来利益的预期将有效地减少缔约各方的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

五、结束语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是一个过程（李怀，1999）。任何制度从形成之日起就处在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个最适合当时环境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约束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制度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面临的就是走向终结。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农业产业化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要求，必须针对现实情况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创新。当然，土地股份合作社目前还只是处于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农业生产规模化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阶段，其制度设置尚不完善，同时还面临着法律法规和职能部门管理的缺位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合作社运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是对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埃瑞克·菲吕博顿.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黄祖辉,傅夏仙.农地股份合作制:农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制度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2001(9).

3、何杨,尹奇.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J].中国改革,2001(3).

4、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J].管理世界,1999(3).

土地产权制度篇4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 产权缺陷 土地流转 使用权物权化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由土地问题引起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关系还不明晰，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内在缺陷不断凸现。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缺陷

土地产权是人们在土地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分配方面的权利关系，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权责对称的产权安排可以成功的使外部性内部化。能够形成有效激励的产权结构具有完整性、排他性、明晰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和稳定性。当前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及其派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缺陷。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从法律条文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界限十分清楚，然而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不明确的，产权是虚置的，对所有权权能的实际支配权掌权在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手中。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我国乡村自治发展还很不规范的情况下，村委会自治职能与政治经济职能不分，必然产生问题，不可能完全代表农民集体利益，必然带来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土地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2、农地产权权能残缺

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地产权权能表现出以下两个层次的残缺。

（1）农地集体所有权权能残缺。理论上，农村集体拥有法定所有权，集体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全权利，但是客观事实上，我国的农地集体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我国的法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属性作出了多方面的限制。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产权，只能依法在一定期限内有偿出租或让渡土地使用权；农村集体所有者不能随意改变所属耕地的用途，因特殊情况确需征占自己所有耕地时，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见，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属于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最终处分权和部分经营收益属于国家。

（2）农民承包经营权权能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法学界一致认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为物权而非债权。作为物权，就应该尊重农民拥有的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抵押权、入股权等处置权不受侵犯。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农地产权不清即土地最终处置权由政府和村集体所有，这常常使农民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受损。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在相对较短的土地承包期内，农民承包的土地面临着随时被收回的可能。农民的土地处置权不充分，农民承包土地除在用途和权属转移上受到国家的终极控制外，抵押的权力也被严格限制。在土地财产权利分配中，农民完全处于弱势，必然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受侵犯。

二、农村土地的流转困境

1、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困境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出租、入股和互换，其共同特征是不改变农地的农用用途。通过土地流转，可以使土地的使用权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更重要的是 ，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目前，我国农地还没有真正流转起来，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经营更是很少发生。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承租人租期的长短，租期越长，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越大，租期越短，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越低。我国农地承包期限不过二三十年，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较低，由此导致土地交易的低收益，抑制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完整，集体组织有可能随时对所辖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调整甚至回收，由此导致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契约缺乏稳定性，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目前我国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土地仍被视为农民的社会保障。

2、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困境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村土地的非农化使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有的国有土地存量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农业耕地。但是《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产权，也不能随意改变所属耕地用途。对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并给予补偿。据此，征用土地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唯一方式，也成为各类项目取得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而且客观上将“公共利益”需要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扩大到了包括非公共利益性质项目在内的所有建设用地项目。

土地在转为非农用地以后，会产生巨大的土地所有权增值收益，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农民应该得到合理的部分。但是土地征用制度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土地制度，它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虽然给与一定补偿，但补偿费用较低。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农村土地的财产权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手中，各级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利税动因及政绩效应，其自身利益很容易与资本的逐利动机整合，动用征地权帮助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攫取大量的土的所有权流转收益。征地成本与出让价之间的巨额收益，使地方政府有着巨大的拓宽征地范围的冲动，占用了大量耕地，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现象。随着农民土地的大量征用，由于补偿费用过低，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了贫困境地。据统计，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则占到60%。

三、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考

实践证明，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土地作为一种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浪费了稀缺的耕地资源，阻碍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必须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学术界则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路。

1、坚持农地使用权物权化改革方向

概括而言，学术界提出的农地制度改革思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跳出现有法律的框架，采取激进的改革；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渐进的改革。

实行土地私有制，把土地还给农民或者是实行土地国家所有下的农民永佃制均属于激进的改革观点。农村土地私有化方案的优点是，能真正还地权于农民，抑制村组织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但该方案实际上无法操作。在我国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框架下，农地所有权的变更需要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土地私有化更面临着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农村土地国有化虽然意识形态阻力小，但国家所有的制度安排同样可能成为一种虚置的所有权，处于社会结构最高层次的国家面对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制度运行中的交易成本甚至会高于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

渐进的改革方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已经给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长期化，即土地使用权物权化、长期化，强调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渐进的观点认为，在形式上，应该以“农民土地使用权”这一具有现代产权色彩的概念代替“承包经营权”这一债权特点明显的概念，并以法定的形式确立我国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内容。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物权的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直接依法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它的支配方式；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义务人，除物权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对物权人的权利负有不可侵害和妨害的义务。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是对农民使用的土地要素内含的各种财产权利的度量，包含对土地排他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完整权能和有条件的土地处分权。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相比，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权能更加完整，相对于土地所有权也更加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其使用期限是长期的。农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是保持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延长土地的租用期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渐进式的改革方案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被严重侵害的事实，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为出发点，提出了在淡化所有权或不触动所有权的前提下，寻求一种相对独立的、稳定的、扩张的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思路。该思路避免了所有权变更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使之具备了现实操作的可能。在当期，坚持农地使用权物权化的改革方向是现实选择。

2、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的征地制度

征地权是国家的强制性行政公权，只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国家的征地权应严格限制在公益性项目用地上，经营性项目用地只能通过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平等交易的方式获得。因此，改革征地制度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防止公权私用；其次要完善征地程序，引入监督机制；第三要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给予被征地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

对于经营性项目用地，政府不能动用行政权力进行征收，而应该在本地发展规划所允许的范围内，由用地企业与农民平等协商，按市场原则公平交易。在实现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以后，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征购过程中就具备了与地方政府、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有权出卖土地使用权。政府在非公益性土地的交易中的作用，仅仅是维护交易的公平性和合法性，依法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的变更。

3、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目前，土地对于我国农民具有双重功能，既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随着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征用，大量的农民将失去土地，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弱化和部分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流转，同时这也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正的内在要求。

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就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对此必须给予妥善安置，以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改革货币补偿安置办法，一方面要创造就业条件，鼓励多渠道就业；另一方面要拓宽安置渠道，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途径安置。

[参考文献]

土地产权制度篇5

【关键词】 流转制度 小产权房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落幕，国家治理各方面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小产权房”话题再度升温，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小产权房”最早产生于什么时候，无从追寻，但“小产权”的产生与我国特定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关联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跟随改革开放步伐，房改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小产权房”悄然产生并发展着。从1999年至今，尽管国家不断制定禁止“小产权房”的相关规定和措施，但由于整治力度不大，整治难点较多，导致“小产权房”愈演愈烈，成为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难题。

一、下的小产权房

建国至今，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运动。1950年，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内容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这一时期，农民不仅获得土地，而且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此法的颁布赋予了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权利。但当时处于建国初期，生产力低下，农民对经济的发展无论意识和知识上都相对落后，土地私有制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

于是在1955年，新中国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活动，逐步将农民土地私有制转变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建立。这一改变，将农民的土地产权弱化，土地逐步归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不再享有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的流转方式，农村土地也无法进行流转。

1983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从单纯集体所有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两全分离模式的转变，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分化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等权利。这种模式在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保证了农户的独立经营权，并对农村土地产生的收益分配关系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农村土地的流转又开始松动萌芽。这一时期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家对土地制度并没有较大的改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当时我国经济复苏，发展速度迅猛，伴随着房改政策―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房地产开发在经济特区特别成功，为国家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是从这一时期，由于房地产急剧的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在个别地区开始呈现混乱局面，大量土地被开发、浪费，土地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泡沫，政府调控失灵。出现混乱局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还是追溯到土地制度，由于当时对土地的流转、土地的使用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借着政策倾斜，恶性发展一度无法控制。小产权房此时已经开始存在，但在1999年以前，城镇居民是可以在集体土地上购买和建造房屋的，这时的小产权房实际上是合法的。

199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进行了限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尽管在特殊情形上给予了法律许可，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是无法公开进行转让的，所以可以看出此时我国法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持否定态度的。小产权房也由于其用途性质被定义为非法了。

2005年，广东省政府率先改革，出台办法，明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上市流转。这一地方性改革，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了突破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开始市场化。此时国家对小产权房的态度既不纵容也不严厉打击，小产权房正如火如荼的发展着。广东省政府的创新改革，对小产权房持有者的侥幸心理一定程度上起了安慰作用，也增强了其赌政策的决心。但这些持有者并不清楚，小产权房本身是违法的，国家对违法的行为任何时候都不会姑息纵容的。

十八届山中全会明确指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会议后相关部门将《土地管理法》修改提上日程，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守智对媒体表示，将继续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修改，统筹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以及土地产权、规划、审批、监管等相关土地管理配套制度建设研究，为立法打牢理论实践基础。”尽管小产权房已被定性为非法，但新《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一是可以从根源杜绝小产权房，二也为小产权房的治理途径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小产权房治理建议

对小产权房的治理应采取平等原则，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一要从根源上杜绝新建小产权房产生。国家应尽快对相关法律制度作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使小产权房不再因为制度缺陷而身份尴尬。

二要分类处理。大量小产权房已售，并且居民已入住。不能采取大量拆除或者没收的形式，这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也给社会安定造成不稳定因素。应基于法律允许和现实情况基础上，对符合城乡建设、土地利用规划、未占用耕地的小产权房，研究政策，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等方式，逐步将其合法化。

三是可将部分小产权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小产权房和保障性住房的持有主体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将小产权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也不乏是处理已建已售小产权房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刘凯.二元结构凸显小产权风险[J]. 新西部，2009，（8）.

[2]张娜.小产权房引发的土地制度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9）.

土地产权制度篇6

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生产的无限扩展，我国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越来越明显，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已不能满足所有者的个人利益需要，而更难达到土地资源价值和效益最大化的实现。特别是农村基本农田的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生产的发展要求多占用土地，而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民的利益，保住农民的“饭碗”，实行耕地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 农村 土地所有权 改革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及核心内容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1．明晰产权，确立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

土地稀缺性的增强和土地价值的提升，以及农民对土地利益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明晰农民同土地之间的权利关系，确立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这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权的保护问题。当前，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2．强化农村土地承包权，弱化集体所有权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稳定和完善作为该经营体制基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户承包权，把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都给农户，农户成为实在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土地主人。承包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长期化、固定化，承包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就越高。在现有中国农地承包制下，承包权越稳定，农户的收益越高。在家庭承包成为合法以后，我们要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它一个有力、可靠的保障。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把土地承包权赋予物权的属性，让农民拥有农地产权并使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这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的根本途径。

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影响，稳定农民的直接经营和交易预期，减少未来不确性因素对农民权益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可以强化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对作为发包方的集体任意撕毁合同的违约行为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二是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可以直接对抗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农民土地的侵权行为，有效保护耕地，保护农民的权益。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会使农民在利用土地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这对于农民走出土地、摆脱贫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推动城市化进程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历程与未来改革模式展望

（一）既有的政策和法律对土地承包权的规定

从土地承包期限上来看， 2002年8月29日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至70年，特殊林木林地的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可以延长。”

从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来看，既有的政策和法律所赋予农民对自己经营的土地的处置权的自由度越来越大。2002年8月9日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及流转方式”；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流转方式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二）《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确认与未来改革模式选择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作为一种物权的性质。《物权法》第133条规定：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规定说明，可以作为转让标的的土地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表面上包含了“等农村土地”，但其意义有限，标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对于抵押权， 《物权法》第180条第三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将“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用于抵押，可在第184条中却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如果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债权，那么其作为一种相对权直接关系到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即发包人的利益，这就在法律上需要对权利的转让作出限制。但如果将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真正的物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只是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原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剩余的期限，并且流转合同需报发包人备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过多限制，妨碍了土地的优化配置，为发包人干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以行政或准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留下了太多的余地。为了保障经营权人的财产权和生产的自，法律不应再对这种财产的转让施加过多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使农民与土地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更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保护土地资源。

结束语：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指向是以恢复农民地权为实质内容的制度变迁。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把土地承包权赋予真正的物权属性，这样可以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户以土地经济所有权，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保留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并通过一定的收益权来体现。对《物权法》中相关规定的修正和完善，正是我们迈向新的改革目标的起点。

参考文献：

土地产权制度篇7

所谓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完善产权制度的过程。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规定的产权结构规定，其所有权在集体，经营权及相关的收益权在农户，但实际上，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都有严格管制。

首先，无论是使用权人还是所有权人，都无法主动提出邀约并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只能被动依赖于政府单方面发起的征收，农村土地才能上市成为建设用地。而征收也并非市场行为，地方政府只按“最高不得超过所占耕地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的标准进行补偿，在城市地价高企的背景下，政府转手就能以补偿价9倍以上的土地出让价转售给开发商。

其次，土地的用途也受到严格管制。已有的一些土地流转的试点，也明确规定“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这意味着，即便使用权人可以绕开地方政府，通过更加主动的有偿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但相关土地依然只能在农村部门内部发挥作用，无法带来跨部门资源配置的超额收益。

土地制度改革的症结在于，土地产权属性及用途变更而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如何分配。

一方面，市场将土地与房产的真实价值不断展示出来，让农村权益人越来越看清自己手中土地的潜在价值，而不愿被低价剥夺土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收入已经高度依赖于级差地租的摄取，一些地方甚至不惜放任强拆现象，造成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日益尖锐。

三中全会之后，安徽省政府迅速作出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其中关于土地流转的规定表明“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出租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等”，相当于在用途方面放松了部分管制；而“探索建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实施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可按有关规定有偿调剂使用”，则意味着在产权转移和上市等方面也将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这些试点都是边际上突破原有制度的有益尝试。

纵观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大势，土地要素不可能持久独立于市场配置机制之外。

土地产权制度篇8

关键词 土地权 土地流转制度 改革 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

土地权是指有关土地财产的一切权利的总和。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下，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实施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更是我国政府努力发展的方向，这点从我国政府颁布的政策方面不难看出。因此研究土地权与流转制度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加深对土地流转的认识

土地流转是指在家庭承包制度基础上实施土地经营流转权，将原有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融入现代化的经营思想，使农村建设工作跟上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步伐，实现现代化、经济化农村建设。

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主要有：土地拥有人（承包人）通过入股的方式将自有的土地转让、出租或委托给其他人。通过这种方式入股转让、出租、委托的土地必须为国家认定的经营性土地的建设用地，凡符合政府总体土地利用规划要求的，合法拥有土地权的均可采用以出租、转让的方式获得供给他方土地有偿使用权和以宅基地换商品房、社保等形式的流转。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主要归农业部门和国家土地部门管理，属于农业用地的流转归农业部门集中管理，非农业性质的土地流转则归国家土地部门管理。

二、正确处理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占用，而我国亦是人口大国，地大物博说的是总体面积，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则变成了人多地少，所以我国农民压力大、责任重。

以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大面积的集中土地用以农用来响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需要因地适宜，集合当地的发展形势、民风民俗，根据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选择适宜的地区通过引导指引当地农民依法自愿流转土地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知道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不仅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将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结合起来，做到既能国家的响应，又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与现代农业化大生产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行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同时，在实践中探求方法，探索出一条多元化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既能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布局又能满足农民需求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土地承包入股问题

一切投资活动都伴随着风险，土地流转制度是将原有的家庭承包制度融入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思想，结合企业股份制度的管理，将土地以入股的方式出租、转让给他人，这就意味着农民也将承担一部分经营风险，如果经营亏损农民很有可能失去土地所有权。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专门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农民可以将自有的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以出租等方式租借给他人经营，如果经营失败农民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不承担相应的风险，以此保证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但法规也规定农民不得将土地用作风险投资，钻国家法规的漏洞谋取暴利，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农民群众不失去土地。

四、正确认识工商企业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土地问题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还在探索和发展的阶段，首先一批入驻的企业大都是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自身拥有着雄厚的经济资本、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先进生产的技术和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这些都可以为农产品的供销带来保障，为农民带来了更多收益，同时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良好的双赢协作关系长期的维持下去，并推广开来，因此工商企业在进入农村一定要遵守以下几条原则：（1）坚持实行农民自愿化，企业在和农民进行商讨的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由农民自愿流转，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2）坚持维护家庭承包制度，充分尊重农民自身的合法权利，让农民有自主发言、决定的权利。（3）确保农民的土地收益，企业在与农民进行商讨的过程中要确实考虑农民的根本利益，目的在于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为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不改变土地用途，只改变经营管理方式，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五、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

政府在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过程当中起着引导监督的作用。制定土地流转改革制度，使土地流转标准化、力度化；大力宣传土地流转制度，实施优惠政策，号召更多的企业入驻农村，带动农村发展；对进入农村发展的企业进行监管督查工作，确保企业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操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利，使农民真正受益。

以河南省为例，湛河区政府在土地流转方面做得就很好，为企业、农民做好了引导服务工作。湛河区彭庄村目前正在引进外资，做大型家庭农场的工作，政府监督指导企业严格做到国家提出的要求，农户每亩地每年可领取900斤小麦或等值现金；经营者不得改变土地性质，按市场行情招聘本村及附近农民到田里工作。既提高了农民受益，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当地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六、结束语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速度表现出了严重的差异，城市发展飞速，而农村却发展缓慢，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是是否能实现农村快速发展，提高农民收益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大力支持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坚决遵守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工商企业依法入驻农村，实现农村适度经营规模建设。

（作者：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土地产权制度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路径

农村土地产权主要是指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和支配权等权利。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可以从以下几种角度分析：一是从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应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影响农业增长的原因，制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二是从历史角度分析，土地历来事关社会稳定，处理不好会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阻碍，因此应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三是从现实角度分析，土地是农民、决策层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更应关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1.产权主体模糊

我国对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规定不尽相同，存在主体界定不清、相互交叉现象。《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分别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有所界定，但又表述不一，存在交叉问题，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土地产权主体多元化现象。

2.产权界定不清

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表现为：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界定不清，由于历史原因，现行土地所有权归“三级所有”，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缺乏统一规定；二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界定不清，经过多次土地调整，土地使用期限与农民期望值不相符；三是农村土地处置权界定不清，因土地所有权界定不清，导致土地处置权存在混乱。

3.产权关系不明

一是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间产权关系不明。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组织把土地使用权通过租赁或承包方式赋予农民，使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集体组织作为土地所有者应得到农民的租金，但现实中并非如此，例如有些土地，农民并不上交租金；二是农民和国家间产权关系存在认识误区。从理论层面上讲，国家和农民间不存在直接产权关系，但大多数人往往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直接产权关系；三是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间产权关系不合理。国家在征地过程中，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使集体失去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国家在征地过程中容易出现土地定价不合理，对农民补偿不充分的现象。

4.产权权责混乱

一是对农村土地具有所有权的“村集体”，在土地使用的监督和管理方面没有确定明确的形式和程序；二是对于土地承包者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具体规定。目前，对土地承包权的界限、内容和法律形式都缺乏明确规定，无法对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约束。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措施

1.明确所有权主体

在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归乡镇、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三级所有”的现状，应根据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实际情况，对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进行明确，从而有效解决土地多头管理或所有权缺位等问题。目前，由于乡镇政府组织范围较广，管理费用过高，已被列入农村土地所有权之外；村民小组不是一级行政单位，且不是经济组织，因此也不应列入农村土地所有权之内；村民委员会是最基层的一级农村组织，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可以代表群众心声集中行使权力，因此可以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明确为村民委员会。

2.健全使用权流转制度

在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首先，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和流转市场；其次，乡镇政府要准确定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好服务职能，不得采取行政干预行为。农民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流转行为应基于农民的自愿。

3.明确承包经营权内涵

承包经营权有着双重属性，经营权具有土地使用权性质，承包权具有土地所有权性质。目前土地所有权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所有权经常侵害使用权，导致土地使用权运行不充分。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解决，一是土地承包期永续化。目前很多国家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来完善土地制度，因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集体始终具有对土地的处置权，因此土地承包权永续化并不是土地私有化。二是明确农户经营决策权。在承包范围和法律规定之内，农户按时履行责任和义务，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干涉农户的经营活动。三是对农户收益权进行界定。在承包期限内，农户依据合同交足发包方租金和根据法律上缴国家税收之后，剩余部分由农户自由支配。四是对农户转让权进行明确。在承包期内农户有权转让土地使用权，任何部门不能进行限制和阻挠。

4.其他补充保障措施

为有效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其次，要强化法律法规的落实，加大执法力度，尤其是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等制度，该制度在对土地承包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为基础，以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为依据，是确认、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以及确认、变更、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重要依据。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有待于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亟需出台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产权制度，以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切实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土地产权制度篇10

[关键词] 农村土地地产权制度 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健康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就是以“共有产权（集体产权）为中心过渡到有限制的私有产权（土地承包权）为中心。这种制度安排有效地解决了“搭便车”行为和监督问题，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增强了制度的有效性。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这种产权制度安排的局限性日益凸现。

1.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

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集体到底是指哪一级，法律规定则较为含糊。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必然导致上级集体随意平调下级集体所有土地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对农民土地产权的随意侵害，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充分、不明确

正是由于承包经营权是一残缺的使用权，才导致了集体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村集体随时调整农民的土地；政府乱征用农民的土地；村集体非法出卖村集体的土地等。

3.土地承包期不稳定

中央明确指出，土地承包延长30年不变。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常常被打断，不断地被调整。频繁调整土地的承包期，造成土地经营周期的人为缩短，是造成农民不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进行粗放经营、掠夺式经营，而非集约经营的根本原因。

4.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尽管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土地产权的法律法规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但土地产权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尽人意。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二是无法可依。三是法律法规的内容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1.兼顾公平与效率

若只顾公平，对土地进行不断的调整和细分，则土地的可持续性就无法实现。同样若只顾效率，对农民的“成员权”则必然会出现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

2.能够有效地克服外部性

外部性有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之分。由于农地产权制度的残缺，使得农民的土地权利不断受到乡村集体的行政性干预；由于缺乏地役权，使土地使用者可以“以邻为壑”，给他人造成“外部”性；以及由于农民缺乏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感，而对土地进行粗放、掠夺性经营，对土地所有者（乡村集体）造成了“外部性”。所有这些都损害了农地的可持续发展。

3.能够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行为

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以家庭经营为单位，就有效地克服了“搭便车”的行为，降低了监督成本，解决了监督问题，使农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大大增强。因此，以家庭经营为单位的土地产权制度应该继续坚持。

4.能够有效地克服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

根据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正是由于农民预期土地会不断被调整，才引起他们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粗放性经营，而不注意用养结合，致使土地质量下降，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土地的生态环境。也正是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不稳定，可以对其进行调整，以致于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果地征用农地。

三、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1.明晰和规范农地的所有权

1.1耕地所有权。耕地的所有权应归属于生产队。这符合合作化以后农地所有权制度的传统；易于为农民所接受。

1.2非耕地的所有权。由于林地、草地、荒山等的边界不易界定，同时便于管理，一般应划归村集体所有；原来乡镇办果园、林场、草场等从持续利用出发，其土地所有权应归乡镇集体所有；原来乡镇办企事业单位，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应归乡镇集体所有；村办企事业单位和基础设施占用的土地应归村集体所有。

1.3明确农地所有权的内容。

2.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

从目前我国农业的特点来看，就总体而言还未走出以公平为中心的第一阶段，但我国东部和中部部分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已经进入到以效率为中心的阶段。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向以效率为中心的农地制度过渡。

3.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最根本的就要明确、规范、稳定农地使用权，使之成为类似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一种权利。为此，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建立起使用者的农地产权制度。在这方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第一，长期稳定农地使用权。第二，农地使用权作为一种产权（或物权），其完整性应包括农地的占有权、独立经营权、收益权、转让权以及租赁、抵押入股、转包、委托经营等自由。第三，农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和赠与。第四，由政府颁发同样的农地使用权证书，并建立起农地使用权的登记、获得、转移等法律程序。

4.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制度

要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制度，第一，必须确立农地使用权的商品属性。第二，要规范农地流转的形式。第三，要规范农地流转的法律程序。第四，要建立必要的中介机构，为农地的流转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评价等咨询服务和法律服务，以实现农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5.尽快建立现代农地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

现实的许多土地产权都没有上升到土地法权的地位，有的虽具有土地法权的地位，但没有发挥出法律的威力，以致于土地产权的有效保护机制难以形成，土地产权运用的随意性到处可见。因此，对其进行法制化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对维护土地产权的运行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