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文化论文十篇

信贷文化论文篇1

银行信贷文化战略是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整体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金融同业竞争的升级，信贷文化竞争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倍受商业银行的关注。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建设信贷文化，就应建设卓越的信贷文化，并通过信贷文化来体现和丰富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只有培育起广大信贷员工自觉献身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的责任意识、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使之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源，人格化的银行信贷行为也就将会不再是一种带有强制性或被动性的行动，而是员工自我价值不断追求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以主人翁的积极姿态投身工作，使银行的意志变为全体信贷员工的共同意志，银行的目标变为全体信贷员工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商业银行应以价值为导向，重规模、重成本、重质量、重结构、重效益，深入挖掘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创新设计银行信贷目标文化模式，充分探索现代信贷文化战略，通过建立符合现代商业银行价值取向的信贷文化规范，培育与银行共同的价值观，体现管理者和员工的共同利益取向，来促使全体员工从精神、理念、风气、言行直至符号和环境都产生充分的认同和自觉，进而使这种价值体系被社会和客户认同。

2以管理为主线，夯实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基石

一是要加强组织与领导。要明确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银行信贷文化的组织管理工作，要分别从观念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员工道德行为规范、重点业务、“品牌”等方面总结典型经验，把经验加工成理念，把理念阐释为规范，使价值内化为信念，以制度约束行为，使规范行为形成习惯，再用先进的信贷文化观念教育和引导员工，调动广大员工积极争当信贷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点带面，唱响文化旋律，尽展文化魅力，把信贷文化建设引向深入。

二是要加快培育与挖掘现代银行企业家。一方面，建设卓越的企业信贷文化，造就银行的核心人物——银行家尤其重要。他们作为银行全体员工的最优秀代表，是银行价值观和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另一方面，银行的个性出自银行的理念，银行的理念也就是银行家的理念。银行家作为成功银行的灵魂人物，是银行凝聚的核心，必然是银行信贷文化建设的首要主体，肩负重任。

三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有效结合。实践证明，只有将管理制度与人本主义有效结合，银行经营才能成功。建设以人为本、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中“人情化”管理的内涵，强调了环境因素与人本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清洁工是不能代替银行行长的，但竞争机会应是均等的。因此，必须要建立与完善责权利相结合的机制，要让责权利的对等，体现在银行信贷运作的全部环节与要素，并且作为价值观念支配着每一个员工。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实际功效与牢固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基石。

3以特色为品牌，增强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

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竞争力。如果银行信贷没有特色，就等于没有品牌；没有品牌，就等于没有卓越的文化；没有卓越的文化，就难以有客户的绝对忠诚与市场的生命力。

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信贷文化应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和创新服务，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与创造效益服务；否则，银行信贷文化就会失去它的固本之源与应有意义。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就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律，去提炼、开发与创造品牌。只有经过创意、包装和营销以及长期的市场培育并得到市场和客户认同的信贷产品、信贷观念等，才能成为叫得响、放得开与具有生命力的信贷品牌，才能升华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信贷文化二是要以客户为中心，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增强银行信贷的竞争力。由于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强的特点，因此，“客户”观念对于银行来说尤为重要。谁拥有让客户满意的品牌特色，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和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在为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过程中，应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为目的，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让“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信贷文化定位、包装和营销的全过程，通过特色品牌积累和“特色效应”的放大，增强客户的品牌消费信心，巩固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保持同业竞争优势。

三是要以科技为手段，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仅可提高金融增长速度，还可提高金融增长的质量。技术领先，服务领先，文化领先。只有实现科技规划、科技开发、科技应用、科技创新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密切融合，实现信贷文化的科技双翼的成功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为实质有效的提升与飞跃。四是要以传统优势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牌。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在各自领域占有优势，如建设银行在中长期信用、项目融资、项目管理、工程预决算、投资咨询等业务方面，有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拥有较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享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在房地产金融、住房消费信贷等新型业务方面领先银行同业。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比较优势，把自己的优势核心产品塑造成客户忠诚度高、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品质卓越的金融品牌，形成特色化的品牌竞争优势，再通过这些文化优势与品牌效应来拓展市场、赢得客户。

4以品质为生命，提升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位与素养

创造文化的卓越品质与创造文化同等重要。

一是要综合治理各种不良的信贷文化。即要全面、正确地评估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现状，对信贷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利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长远发展、不利于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培育的各类信贷观念、信贷制度、信贷产品甚至信贷人员等，都要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规范与整治，趋利除弊，以切实保证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先进性与卓越性。信贷文化要确立与保持自己应有的内核，如风险控制、稳健经营、强化管理、自觉约束、质量第一、规范运作等，要用实际、深远的眼光，以新形势下的信贷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生命，全面分析、衡量信贷文化的市场潜力，提升信贷文化的品位。

二是要着力规划整合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即要将构建卓越的信贷文化当作是金融竞争新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任务，认真做好信贷文化课题研究。商业银行作为大型企业，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允许信贷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允许探索具有局部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信贷文化表现形式，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内在涵养不能任意阐述，必须要有全局意识与整体概念。在信贷文化的统一规划与整合设计中，要将分散的文化相对集中，将信贷理念、服务客户的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予以梳理，将传统的单一产品宣传、信贷业务培训等与企业形象树立、价值观宣扬结合起来，并将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宣传渠道与传播网络等予以整合、疏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体现一个优秀企业的文化特质。

三是要敞开胸襟，放宽眼光，大胆学习、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商业银行的信贷文化精华。即要从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出发，立足国情行情，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注意学习各类单位，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先进的经营管理和信贷文化建设经验，分析鉴别，消化吸收，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不断丰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从而使商业银行信贷文化更具开放、兼容的国际化特性，更能紧跟先进信贷文化的发展潮流，更加适应未来国际信贷竞争的环境，更具卓越品质。

5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生命周期

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延伸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竞争优势和生命周期的原动力，是21世纪商业银行活力之源和商业银行获得全社会以及广大客户认同的保证。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必须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要与时俱进，注意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通过有计划、有意识的创意和策划，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创新、催生出符合时代特点和客户消费心理的信贷文化。信贷文化的创新还要注意推动文化的持续发展，即要与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一致起来，要加强学习与超越文化、虚拟与借力文化、速度与效率文化、协作与共享文化，实现商业银行利润性、社会性和伦理性三者的协调统一，最终促进商业银行成为一个有社会感召力、经济贡献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卓越的现代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交通银行课题组.西方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及其借鉴[J].新金融,2004(9)

2王进军.论构建卓越的建设银行信贷文化的政策取向与路径选择[J].财经政法咨讯,2002(4)

3彭力，芮军，李念斌.商业银行应加强信贷文化建设[J].中国金融,2006(5)

信贷文化论文篇2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系列用途、质量、偿还期限相同或相近，并可以产生大规模稳定现金流且将已经形成的信贷资产集合起来，经过一定的组合包装，以其为基础资产向投资者发行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1.增强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分散贷款的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可以交易流通的证券，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在不改变负债的情况下，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有效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协调了传统银行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则可以有效地分散资产组合，降低贷款的非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可以继续维持其原有的稳定的客户群。

2.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标准，通过对贷款进行证券化可以降低资产风险度，改善资本充足率。开展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中间业务，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

3.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信贷资产证券化可将期限长、利润薄的贷款提前兑现，从而加快信贷资产周转速度，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另外，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也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赚取收益，提高中间业务收入。

4.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虽然近几年通过努力，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现状及信贷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障碍

(一)信贷资产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差

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存款为主，而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公路、电厂等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却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年上升。银行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长期化与负债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使银行“短借长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

(二)风险过度集中，不良资产比重高，运作效率低

由于创新工具的缺乏，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持有中、长期信贷资产，现实或潜在风险不能及时、有效地分散、对冲和转移，风险更多的分置于银行体系中。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商业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时，只能在未来不定期的收回资金，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且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和精力。

(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盈利能力下降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商业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仍依靠传统的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比例很小，以及沉淀的巨额不良资产，导致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

另外，我国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经验，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法律、会计、税收环境都还十分欠缺，存在许多障碍，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资本市场规模小、结构不尽合理、产品单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不足等等。

三、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行资产证券化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保障。我国政府应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市场准入和退出，各类参与主体行为规范、风险控制、监管主体、会计准则、税收制度等方面制订完善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修改、补充与完善，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它需要养老基金、商业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提供稳定的资金。由于资产支撑证券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不能自觉地防范风险，也不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难以及时科学的调整投资策略。因此，在推行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大量、持续、稳定的长期资金。

(三)规范信用评级制度，培育具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支撑证券的顺利发行，关键在于能否被投资者所认可，而信用评级机构所出具的资信评级结果往往能左右投资者的选择。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客观、公正、透明的信用评级体系，培育一批国内具有权威性的、在国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另外，要加强国内评级机构与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的合作，引进先进的信用评级技术和经验，从而提高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四)根据我国银行实际，选择适宜证券化的资产。国际资本市场的实践表明，并非所有的资产都适宜于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能在未来产生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本息的偿还分摊于整个资产的存续期间，而且平均偿还期至少为一年；债务人应具有较好的资信，以保证资产支撑证券的未来现金流收益的稳定性；证券化的资产应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使证券化所需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证券化资产的信息应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五)培养相关高素质人才。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资产评估、信用评级、发行、出售和管理工作，其中还涉及大量的法律、税收、会计等问题。因此，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推进需要大量既懂得法律、信用评级、会计、税收方面的知识，又掌握资产证券化专业知识，既有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又充分了解我国的金融市场情况、会计准则和财税制度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和各商业银行应加大对现有相关从业人员及未来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曜.资产证券化——基本理论和案例分析[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12)

[2]陈翎.资产证券化：一种新型融资制度安排[J].中国金融，2006；(2)

信贷文化论文篇3

论文摘要：如何做好大客户、集团客户，特别关联企业客户信贷风险防范，是农发行信贷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对农发行鄂尔多斯分行几个大的关联企业客户营销及信贷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一、客户关联交易的内涵及其形式

关联交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关联交易将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的内部交易，减少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资产营运效率，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集团来说，尤其如此?鸦另一方面，由于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由关联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容易成为规避税赋、转移利润或转移资产等非法行为的挡箭牌。在我国，一些企业利用不正当关联交易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法律法规虽不禁止关联交易，但是要求企业应当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提高企业关联交易的透明度，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公平的关联方交易发生。

在界定关联交易之前，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关联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列举法的形式对关联方进行了界定：在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本准则也将其视为关联方。其中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决定这些决策。关联方的形式主要有：

母公司、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鸦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关联交易即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主要形式有：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如设备、建筑物、股权等；提供或接受劳务；销售货物、签订合同；租赁；提供资金，包括现金、权益性资金或实物形式的贷款等；为获得借款、履行买卖、劳务合同等所提供的担保；管理方面的合同；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使用商标、技术、专利等方面的许可协议；支付关键管理人员报酬等。

二、客户关联交易对银行信贷的主要影响

（一）信贷集中性风险

目前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制度以及多数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都规定了对单一客户（包括其关联企业）的最大贷款或授信比例，银监会也了《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控制对单一客户信贷过度集中的风险。但在目前关联方关系比较普遍、隐蔽、繁杂的情况下，很难区分关联贷款，增加了控制的难度。而且我国多数银行都实行分支行体制，分支机构遍布各地；目前银行的客户信息系统又不十分发达、健全，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同一银行的分支机构与同一企业集团的关联成员之间的交叉贷款、重复贷款现象。由于关联企业之间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关联性，整个债务链十分脆弱，一家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企业集团的贷款安全受到影响。

（二）经营风险的传递

在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关联企业的经营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其资金、技术、人事等业务主要依赖于母公司，一旦母公司经营发生变化，其本身的经营也将受到很大影响。关联企业的经营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往往与相关联方提供配套服务或上、下游产品，关联交易在其经营中占很大比重。一旦关联方发生变化，相互间的交易受到影响，其经营就会产生很大波动。

（三）财务信息不对称风险

由于关联交易在企业集团的业务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企业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关联交易来调整、控制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财务信息就很难做到真实、公允，具有很大可塑性。而且，目前不少企业在关联交易的披露上都极不规范，存在很大问题。例如，不少企业在关联方及交易的性质、形式等方面披露不细致?鸦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关联交易对企业的影响等问题分析不透彻；只披露主营业务事项，不披露资金占用、资产重组、资产租赁等事项。这样，就很难对企业财务状况做出准确判断，由此就影响了银行做出信贷决策的准确性。

1．虚增资本。一是高估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虚增资本。关联企业之间的投资有时是以非现金形式投入的，在这种情况下，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就会影响企业资本的真实性。很多投资方在以固定资产、设备、技术、商标使用权等投资时，往往高估资产价值，从而虚增了企业的资本。二是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参股，使得双方的资产和资本都出现了虚增，影响了对企业资本实力及资产规模的正确判断。

2．虚增资产。在进入正常的经营阶段，关联企业之司的资产重组、交易也较为频繁。例如，有些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大大高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将商标权、专利、技术及其他资产出售给上市公司，或抵偿对上市公司的债务。一些企业的母公司也是通过高价向子公司出售设备、技术等，虚增了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3．虚假利润。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粉饰财务报表是关联企业常见的做法。关联交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交易价格的可控性和非市场性，从而使得关联方之间可以通过不合理的转移定价调节利润，改善财务状况。一是在服务供给环节，例如上市公司以较低价格从其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购入服务，又以较高的价格向母公司或其他关联方出售服务，虚增了利润。二是通过资产重组，调节利润和财务状况。常见的方式有：母公司通过以优质资产置换子公司的不良资产、高价购买其债权、承担其费用或债务、支付资金占用费等，调控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另外，关联企业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彼此发生大量的应收应付账款，可以提前或延后确认相互间的债权债务，都会影响对其财务状况的分析与判断。

（四）关联公司担保的风险

关联公司担保的风险主要是保证人的履约能力问题。在保证担保情况下，借款人的保证人为其母公司或其他关联企业，由于这些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当借款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为其担保的关联方也陷入困境，丧失赔偿能力。

（五）破产、清算程序中侵害银行利益的关联交易

有很多企业在破产清算前，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转移资产、利益，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例如，破产企业在破产清算前向关联方分配、无偿转让资产；以较低价格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鸦对原本没有财产担保的关联方债务提供担保；提前清偿关联方债务；放弃对关联方的债权或怠于行使债权等。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会减少债权人的可分配资产。

（六）关联企业重组中的道德风险

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产、债务重组及各种形式的改制，蓄意逃废债务，在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常见的形式有：通过破产逃废债务?鸦通过企业分立，将债务留在原企业，悬空债务；抽逃优质资产、资金组建新的企业，将不良资产留给原企业，并由其承担债务，达到“金蝉脱壳”的目的。

三、防范客户关联交易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了解关联方关系、关联交易及其影响，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

第一，理清关联方关系。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存在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关联方如为企业，无论他们之间有无交易，都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以下事项：企业的经济性质或类型、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其变化?鸦企业的主管业务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但有些企业并不按规定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有关内容。为此，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关联方关系，如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企业会计报表附注；企业的合同、章程；企业业务往来的合同、协议、交易信息；要求企业提供关联关系的资料等。同时要对企业所在的企业集团的经营、财务状况进行总体的调查了解，以分析整个企业集团的经营风险、关联企业的担保能力等。另外，要注意收集、保存关联企业的资产、账号、股权分布、法定地址等情况，以便将来因企业违约引讼时，采取快速的资产保全行动。

第二，了解关联交易的实质及影响，认清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了解关联交易的性质及目的，分清正常的关联交易还是非正常的关联交易，交易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套取贷款、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其次是对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及影响进行调查了解，例如交易的金额或比例、定价政策等。最后是运用关于关联交易会计处理的有关规定和做法，对企业的业务收入、利润、资产、资本等进行重估，挤干水分。

（二）在企业破产、重组过程中保全债权，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

一是要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了解关联企业资产、债务重组动态。尤其要关注企业重组、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公告，及时申报债权。二是依法参与借款人在兼并、破产、改制过程中的债务重组，参加破产企业的清算、处置工作，最大限度保全银行的债权，防止借款人借改制、重组之机逃废债务。三是在借款人合并、兼并、分立、合资、联营前，应要求其清偿债务、提供担保、或由变更后的主体签订新的借款协议，落实贷款本息偿还事宜。四是充分运用《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债的保全制度，依法行使撤销权、代位求偿权，阻止借款人放弃债权或无偿、低价转让债权、财产等有损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恢复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五是对于在借贷活动中通过违规关联交易骗取贷款、逃废银行债务等造成贷款重大经济损失的借款人，要及时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借助司法、执法部门的力量尽量挽回损失，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规范关联公司担保业务，确保担保的法律效力

首先，应通过贷前调查、核保等过程，来确定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是否存在相互担保的行为。对于确属关联担保、尤其是公司为股东担保的，则要审慎处理。关联担保虽有一定缺陷，如不能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等，但其最大好处是可以防止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转移资产、利润来逃避债务。因此，在具体实务中还是可以接受关联担保的。一般情况下应要求企业较高层次的控股公司（至少是母公司）来提供担保。

其次要严格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各种担保手续，落实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要审查担保是否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章程是否明确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对外担保，担保是否经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如股东大会等决议通过，简言之，就是担保是否经合法授权。审查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担保决议是否由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或董事表决通过。为避免欺诈行为，应要求担保人出具附股东或董事签名、且印章齐全的决议，必要时送律师、公证机关予以见证或公证。对于涉外担保，如外资企业与其母公司之间的担保，还需要了解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必要时由担保人所在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再次规范担保合同文本，争取有利的合同条款。例如在合同中规定有利的诉讼、仲裁地点和机构，这对于国外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尤为重要。在借款、担保合同中规定出现不利于债权人的关联交易时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行使迫索权的条款等。

信贷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信息监管/信贷资产证券化/次贷危机 内容提要: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打通了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但其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功能对流行的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即彰显了现有监管模式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陷和失败。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源，本质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范。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以信息监管为中心，以此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作为信用交易的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这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它打通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与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通道，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进而建构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在金融创新不断加快的今天，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关系的表现之一。本文在界定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与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中信息监管失灵三个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我国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信息监管的必要性，以作为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制度选择。 一、次贷危机根源分析的新视角：金融信息披露失范 信息是指有目的地标记在通讯系统上的信号，表示传达的过程与内容。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ner）认为，信息是有秩序的量度。在其后的信息科学中，对信息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认识。本体上的信息是指事物自我显示出来的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变化方式；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主体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和变化方式的认识以及对此种认识的表达。从哲学上看，信息是对物质的运动及物质间运动的一种描述。它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以能量为动力。 从经济学上看，金融作为一种信息符号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表现形式。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近代整个经济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可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底层经济，指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二是中间层次的市场经济，通常表现为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而第三个层次是以货币、信贷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布罗代尔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透明的，而后者是“不透明的”，容易产生垄断和操纵的问题。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布罗代尔的经济生活三层论，关键在于它深刻剖析了以金融信贷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生活的特点：货币和信贷成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语言”，日益复杂，具有高度的技术性，而且由于进入壁垒，导致垄断和操纵信息出现。金融信贷经济的复杂性和信息操纵的特点正是当代信息社会和符号经济的显著特点。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有力的实证，如美国著名资产证券化法律专家施瓦茨教授曾经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的高度复杂性、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以及人性贪婪与利益冲突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而这三点原因都与信息经济中金融信息的披露不充分密切相关。 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度复杂性和高度杠杆性树立起层层的信息壁垒，导致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成为常态。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方式，是应对严格金融监管而产生，以结构复杂著称于世。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遵守维持存款准备，保留资本充足率为8%，即杠杆率不能超过12.5，并向存款保险体系缴纳保险费等监管要求。但有研究估计，美国在这次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信贷违约掉期（CDS）超过60万亿，它们赖以发起的担保品即物质金融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7万亿，其杠杆率达到200。在如此高度的金融杠杆启动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多种金融创新在为社会提供巨大购房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信息壁垒问题。尤其是按揭贷款衍生证券的长链，牵涉多个环节当事方，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 理关系造成层层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现象，最终导致风险累积，引爆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工具的复杂性造成了投资者信息障碍，从而形成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给予评级机构极大的操纵信息的机会和空间。证券化产品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使信用评级成为必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1975年起就开始依赖“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Nationally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作为信用评级手段。此后，美国国会也在各种金融立法中要求使用NRSRO评级，并逐渐形成了三大评级机构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格局。[11]从本质上来讲，信用评级机构的地位不应该等同于其它金融机构，它们是具有明显公共服务性质的金融机构，在充当金融工具价值评估者的同时，还肩负着投资者利益保护、合法实现金融市场再分配功能以及金融自律体系守门人的责任。然而事实证明，三大评级机构并不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与此相对应，广大投资者对结构性融资工具的无知成为信用评级机构谋取暴利的良机。与传统债券发行相比较，结构金融评级费用构成了评级机构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些收入来自为数不多的投资银行，作为回报，提供评级费用的投资银行获得非同一般的市场权力。[12]这无疑会带来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事实正是如此，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优势给次级贷款的高评级，让投资者损失惨重。危机发生前，大约有75%的次贷产品获得AAA的评级，10%得到AA，8%获得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评级。[13]危机发生后，那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为推卸责任，又将当年评级为AAA级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评级一降再降。仅2009年7月，标准普尔就将2996种曾自诩为黄金质量的抵押贷款、次级房屋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评级为“D类证券”。[14]评级机构操纵信息的套利行为，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金融机构内部最高决策者与二线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信息链的断裂，进一步恶化金融监管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金融机构内部的利益冲突关键在于报酬冲突，二线经理（SecondaryManagers）通常是受过严格证券技巧训练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是将信贷资产结构化、销售和投资于复杂证券化金融工具的次级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他们依据分配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获取报酬，而不是将金融公司或投资银行长期业绩与其收益挂钩。在公司治理领域，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往往只是集中在最高管理者身上，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减少最高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因为最高管理者通常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二是如何提高董事会管理职能。[15]这种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隐含着的一个推定就是，二线经理受金融公司最高决策者（Top Manager）的监督和指挥。因此，二线经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而且往往被排除在公司有效治理架构和金融监管范围之外，造成现实中二线经理为其自身利益隐瞒、掩盖甚至扭曲各种风险信息，甚至连投资银行的最高决策者也被蒙在鼓里。在金融行业，金融公司广泛采用风险评估模型（VaR，Value-at-RiskModel）[16]来确定二线经理的报酬，即采取将二线经理的报酬不仅与其创造的利润挂钩，而且与低风险相联系的方式。因此二线经理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往往倾向于低额利润回报但损失几率小的金融衍生工具，诸如信贷欠债互换（Gredit-default swaps）。其实，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二线经理深知这类衍生工具虽然就单笔交易而言貌似风险不大，但却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由于利益冲突，他们很少向上级决策者汇报。信息在二线经理和最高决策者之间中断或者受阻，难以上传，即使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的最高决策者“准确无误”地将已知信息传达给董事会，也无法形成真实充分的信息流动，信息严重不对称在当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金融机构内部也依然痼疾难除。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见仁见智，但就笔者而言，以信息监管的视角观之，此次金融危机实为信用危机和信息监管失灵。在此基础上，如何反思信息监管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重要性，进而构建当前金融环境下有效的信息监管机制，颇值得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 发展的护航者：信息监管 金融监管是以有效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非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信息都构成金融监管法上的信息，就本文所言的信息监管中的信息，是指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决策具有重要性的信息。在重要性的认定标准上，巴塞尔协议体系中的观点值得借鉴。按照巴塞尔协议及其报告的规定，所谓的重要性是指遗漏或误报可能会改变或影响信息使用者的评估或判断。以此标准，若某信息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安全，或会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行动产生影响时，则其便属于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17]笔者认为，信息监管起码要求三个层面的监管技能：一是能够通过观察金融市场中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异动和数字变化获取合理判断的基础信息；二是克服市场障碍对该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和技术；三是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金融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18]金融监管机构具有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分析技能作出艰难决策的意愿和能力。信息监管直接地决定着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秩序、安全和效益等宏观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效信息的获取是一切有效监管的出发点与中心。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信息监管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保障信贷资产证券化成功展开。从证券化的过程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这样一种融资制度安排：作为发起人的银行把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标机构（SPV），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银行参与的证券化活动中，所涉及的诸多操作环节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首先，当银行将资产出售给SPV时，要向SPV的董事或受托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评估资产质量、确定交易价格和对资产进行管理；其次，银行需要向信用评级机构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完成资产的内部评级和对随后设计好的资产担保证券进行正式评级；再次，银行需要向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提供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决定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的幅度；最后，当进行资产担保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依据相应的证券法进行信息披露。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并借以作出相应决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功展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资料的合法获取和依法披露，亦即有效的信息监管。 其二，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提高融资透明度。金融市场的运行实践表明，不论是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还是企业以其信用到资本市场上直接发行证券进行的直接融资，都存在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正是信息监管的必要性所在。当一个企业欲向银行贷款时，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企业的各种财力指标，以取得银行的信任；当企业为了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取得直接融资时，又往往采用“包装上市”的手段，公布的企业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多有不全面的成分，发行证券的市场价值与与发行价之间存在着背离。从理论上讲，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结构性、社会化的融资方式中，投资者不再对自己想了解但又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的企业“信用”进行投资，而是对正在或未来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特定资产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由发起银行转移给SPV机构，并通常由金融机构为该资产的现金流和资产损失提供担保，因此投资者有可能了解投资对象的详细情况，实现全部融资过程信息的透明化。但理论假设不能代替现实运行，可能性也还不是现实性，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尚需要一定的条件，这里的条件便是对证券化资产的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监管。如果信息监管不力，则后果不堪设想。次贷危机的发生已充分说明社会化融资中信息监管更为必要。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银行业内一些害群之马为了多挣佣金，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包括故意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怂恿甚至代替消费者虚报收入等，诱骗消费者上钩。美国货币监理署的咨询函中归纳了上述掠夺性贷款的主要类型，诸如：“驴打滚”、包装在融资额中的隐蔽费用、“气球尾款”、强制仲裁条款以及对真实交易风险与费用未作充分披露等。[19]如果此时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信息监管，次贷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其实，在次贷二级市场恶性膨胀的情况下，2002年乔治亚州率先进行了当时被称为“全国最严格”的反掠夺性贷款立法，出台了《乔治亚州公平贷款 法》。[20]该法规定，如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的是掠夺性贷款，他们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于是，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尽管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能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财政上的依赖关系使得货币监理署背离监管者的职责而站到被监管者的立场上，于2011年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不能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对这些监管套利[21]的行为，投资者浑然不觉。其实，只要投资者掌握一个简明的信息，即由于次级贷款需要负担证券化成本，因此对借款人而言，此类贷款总费用一般高于传统银行贷款费用，其除了本金和利息之外，还包括启动费用或者点数以及其他与完成贷款相关的费用，他们就不会盲目地对次级贷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工具趋之若鹜了。 其三，协调不同监管者以保证监管之有效性和维护金融消费者[22]利益。在间接融资时期，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分解了银行在储蓄转为投资链条中作为融通资金中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银行利用其经验和优势在证券化操作中充当多种角色的渠道，即其运作已突破银行业进入到证券业，因此对其的监管必然既涉及银行监管，又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首先，监管目的和重点不同。传统上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系统的稳健运行；而证券监管侧重保护投资者和维护市场公平。其次，监管方法不同，银行监管传统上主要采取监管机构直接管理和“秘密监督”；证券监管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约束而不是监管当局的干预。再次，监管手段不同。银行监管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式，而证券监管则侧重于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有效监管，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关系势在必行。 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关系的方式有两种：组织协调与制度协调。组织协调的方式即将银行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合并，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23]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国情下，这种由分业监管体制立即过渡到统一监管体制的做法并非务实之举。因为统一监管以金融混业经营为基础，混业经营虽然具有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等优点，但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要比分业经营的监管标准更高，技术更为复杂，操作更为困难。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尚未能达到比较有效地控制混业经营风险，实现风险适度内部隔离的情况下，金融混业经营的变革还是应该持谨慎态度，逐步推进。正是鉴于这一考虑，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在法律监管方面为金融创新留了余地，但仍保留了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未变。制度协调即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克服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中的“两张皮”现象，比如建立监管机构之间定期与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就是具体方式之一。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其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信息监管以新的监管理念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目标。信息监管的监管理念为：“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实质上是信息与信用的二元一体。信息是前提，信用是核心。[2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而金融信用的建立，有赖于对金融信息的保护以及对金融信息流通和使用的规范。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信用是交易当事人在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评价，具有相对客观性。金融风险源于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因此，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共同目标应该是通过信息监管削减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现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通过社会公众参与对金融机构的间接监督来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等的合法权益。 其次，信息监管中最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方式。信息披露制度原只是证券监管中最重要的制度，设立该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广大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上的主力军，是股本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与条件上， 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使广大中小投资者不至于在交易中处于显然不利的地位，通过立法令发行人承担披露有关信息的强制义务是必然的选择。最早试图通过信息披露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统一起来的文件是《银行与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该文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国际证券监管组织于1995年11月联合的，两委员会在该文件中就大量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银行与证券公司如何进一步改进其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25]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上述工作成果表明：尽管银行与证券公司在信息的提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协调的可能，从而在统一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开了先河。如果说在该文件中信息披露对于银行还只是就衍生产品而言，那么，信息披露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则被引入整个银行监管，其思路是通过使与银行有利益关联的人了解银行的风险资产组合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对银行的社会监督。由此，银行监管在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当局督促检查之外，又获得了与证券监管相同的监管方式和手段——信息披露。 由此可见，信息监管对于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当前，建立与完善信息监管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发展，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关系中实现金融监管不断优化的战略选择。 三、构建信息监管制度：最新趋势及启示 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州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化解地方财政困难。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也有再度兴起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作法，建立信息监管制度，以推动金融创新产品的健康发展，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次贷危机表明已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对资产证券化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已显得软弱无力。早期的机构性监管，侧重点是指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但随着金融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各国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理念逐渐发生变化，功能性监管[26]逐渐取而代之。美国是在多元监管体制下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的国家。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深刻揭示了美国式的不彻底的功能监管的弊端。事实上，在功能监管的模式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机构之间既有权力之争，也存在权力漏洞，“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等负面效应也一直受到指责。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监管之源并进而做出立法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7月21日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将美联储打造成“超级监管者”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们对该法案统一监管者的预期不同，它并未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27]可以说，危机后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过渡，其本质在于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新法将美联储这一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权力集中在信息综合和汇集功能上。赋予其权力包括：（1）在事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上有权从所有的金融公司收集周期性或其他种类的报告；（2）有权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3）有权监测美国境内重要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及金融公司的相关活动。[28]新成立的跨部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的职责第一项也赫然凸显其信息监管职能，即收集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主管金融研究所，收集各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机构的信息。[29] 具体到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的监管，该法案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信息监管发挥监管中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1）要求SEC继续提高证券化市场的透明度和 标准化，对SEC建立的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商报告制度给予清晰的授权，尽量提供充足的市场信息，解决复杂的结构性金融晦涩难懂问题。（2）对所有OTC衍生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实施全面监管，提高市场有效性和透明度，防止该市场风险渗透入整个金融体系，防止市场操控和欺诈，避免不成熟的主体进入市场。此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解决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让不成熟的市场主体知难而退。（3）进一步协调期货和证券监管规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监会应向国会建议，对有关管理条例和规定进行必要修改以协调对期货和证券的监管。许多证券化产品是期货和证券的结合和衍生变异的结果，因而期货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监管就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也时有信息合作。最近的例子有，2010年7月，SEC对高盛的诉讼矛头直指其债务抵押证券，指控高盛在房产市场崩溃时误导投资者购买次级抵押相关产品。高盛虽与SEC达成和解，但并未承认或否认相关指控。在听证会上，一些国会议员表示希望SEC对高盛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联邦法官最终批准了高盛与SEC的和解协议，高盛将支付5.5亿美元解决次级债复杂金融工具相关披露民事诉讼，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罚款之一。SEC还将继续追究金融机构在2007年、2008年金融与房产市场危机中的责任。美国司法部及包括SEC在内的金融诈骗执法力量已表示将继续共享信息，针对金融危机中曝光的其它问题公司展开调查。[30]无独有偶，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中，也将信息监管提到了重要位置。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提出了《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它是因2011年巴塞尔协议遭到了众多批评而作出全面修订。这些批评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评估不足；对流动性风险计量方法的缺失和监管不足；对市场风险，尤其是交易账户下新增风险的资本计提不足和监管缺失；VaR （风险价值）方法的固有缺点和压力测试方法等尚待应用于完善；公允价值等会计准则的度量和建模以及跨境监管等存在缺陷。巴塞尔委员会根据上述反思与批评，对新协议的三大支柱进行全面修订。值得一提的是，对第三支柱下的主要修订，是加强信息披露要求，从四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31] 且不说《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对于我国在内的所有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具有指导性，就是美国在反思次贷危机教训后加强信息监管的实践对于我国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的证券化实践最早可以溯及到1992年，当时的海南三亚市政府利用下属的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作为发行人，以三亚市单洲小区800亩土地为发行标的物，向持有三亚市身份证的居民以及海南的法人团体发售总金额为2亿元的地产投资券。这一通过发行地产投资券，证券化其地产销售收入的筹资安排在当时取得了成功。[32]银行参与证券化则较晚，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先后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同意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包括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在内的6家银行进入试点行列。2007年末，在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按计划将结束试点，进入常规化发行之际，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美国发生危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可以预计，次贷危机的硝烟散后，资产证券化的世界性浪潮会在加强信息监管的条件下重新兴起，这一结构融资工具在我国的出台也是大势所趋。但我国商业银行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还很不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作好法律准备。 第一，构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形成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正如美国信用报告的广泛使用使全国银行体系共享客户金融信息，不仅降低了贷款机构的各项成本，并使信用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33]我国近日也着手构建金融信息共享系统。中国银 监会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同推动的银码信息共享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银码信息共享平台系统（以下简称“银码共享系统”）已经于2010年4月9日在北京、河北、山东（含青岛）等3个地区向工商银行、光大银行2家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信息查询服务。[34]通过“银码共享系统”，中国银监会将有效拓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信息渠道，增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服务开始迈向金融信息监管，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与构建信息监管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仅此还不足以应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持下构建一个类似美国的消费信用平台，这在现代金融创新频繁推出的时代必不可少，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35]那么金融信息的共享是现代社会金融大厦建设成功的粘合器。 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出台抵押贷款法，保证基础信息真实准确。金融资产证券化最基本的信息真实就是抵押合同的信息真实。“只有信号足以信赖时，信号机制才能发挥作用。”[3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环节的贷款者信息真实是资产证券化后面各环节真实可靠的基础。首先，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会回溯信息保证，中间任一环节的断裂都会导致信息链条的断裂，然而如果第一环节的基础信息错误，将使结构金融信息传递整体失败。其次，作为理性经济人，资产证券化中各主体会考虑各种行为惩罚，不仅包括法律责任承担，还包括失去市场机会等市场规范惩罚。经纪商会考虑如果真正出现夸大申请者收入的虚假称述时，什么惩罚将会发生；借款者会考虑是否承销商或者债券持有者将真正行使买回权利。但无论从哪一步责任向前回溯，都会追溯到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抵押贷款法，来保证基础信息的真实准确，如2008年4月3日明尼苏达州《反掠夺性贷款法》修正案生效，该法案被看作是美国各州立法中最复杂而综合性最强的一部法律。其中，被视为不合法行为[37]的规制值得借鉴。该修正案规定实施下述行为时为不合法：（1）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引起使用任何口头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的行为；（2）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为使用任何故意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的行为；明知与文字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同等效果的行为；或者（3）试图违反条款（1）与（2）的其他行为。抵押贷款法律制度能够将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甚至信息欺诈从源头上切断，保证金融信息监管行之有效，这一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建立、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与国际监管趋势相适应，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银行披露义务的法律法规。200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曾印发过《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这对我国银行业的治理完善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7月3日，银监会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适用对象、监管主体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证监会也于2007年1月30日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就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了公告，[38]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各参与机构高度重视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的要求披露基础资产池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公告》还要求《发行说明书》必须披露投资者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限内查阅基础资产池全部具体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基于以上文件和相关法律，证监会又制定并于2008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2009年8月中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第五次征求意见稿），将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变动融入其中，除了内部评估法（IAA）未在本次征求意见稿得到体现外，其整体内容已趋完善，这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也即将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 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资产证券化融资信息披露的一个开端。国际清算银行副 总经理HervéHannoun在2010年于IMF-FSB公开发表最高官员帮助执行具体计划的报告中阐明，银行统一地位的适当性信息分析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个体机构层面，一些银行信息在银行统一全球平衡表中体现为常规金融报告，然而，这些信息缺少衡量资产负债表压力的必要统计分析，诸如货币信息、到期日与交易对方当事人种类和双方资产和负债地位，以及表外信息等等。换句话说，金融消费者能得到的有效公众信息远远低于有效监管的需求水平。”[39]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检验显示该规则相当原则性，并没有保障资产支持证券信息得到完整、全面的披露。以“建元2005-1”MBS为例，该证券《发行说明书》作出“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申明”后，并没有披露证券发行人（受托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更没有说明为何最终信用评级报告仅有“中诚信国际”一家公司署名而不见“穆迪公司”信息。因此就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的全程信息披露而言，笔者认为，应专门立法对其运作中不同角色的主体作出不同的要求： 其一，对原始债权人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的数据资料，包括：在综合证券化和传统证券化项下贷款和贷款承诺的总金额；如果适宜，再将其区分为定期和循环证券化，循环证券化中的销售者权益要予以披露；通过证券化活动融资的数量；（2）证券化资产的类型；（3）原始债权人银行在其证券化活动中充当的角色；（4）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这些合同义务；（5）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上述前四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二，对发起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合同规定的数量；（2）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以上两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三，对发行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所有评级机构或其他评估风险者的名字；（2）有关交易法律结构的总结；（3）所使用的资产转让形式，特别是任何有关原始债权人持有的残余权益；（4）证券化资产的类型、选择的标准和替换的标准；（5）所有证券化交易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充当的相应角色；（6）证券化交易中信用增级的数额、形式和信用等级，并表明以所述的为限，没有进一步的信用支持；（7）流动性便利的数额、形式、信用等级和偿付顺序；（8）引发资产池早期摊销的触动点。 其四，对支持资产质量变化的信息跟踪披露要求：除了继续要求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说明书中提示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后进行跟踪评级外，有必要规定证券发行人和评级机构在证券发行说明书和信用评级报告中提示投资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时的信用评级随着资产池的老化会发生信用下降或提升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包括二线管理者）设计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换言之，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不应是“一般审慎之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而应是“一般审慎银行家”所应尽的注意义务，他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更全面和及时。 小结 反思次贷危机所揭示的美国金融监管的失败，一个主要的教训就在于金融信息监管的碎片化无法发现和应对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割裂式的功能性金融监管的破产意味着必须另辟蹊径，构建信息监管指导下的新的金融监管模式。以金融信息为中心的监管体系，能够形成监管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甚至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者之间多维度信息的充分交流与互动。在高级虚拟经济著称的金融帝国中，作为社会化融资方式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打通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房地产等行业之间的隔阂，而只有完善金融信息披露机制，立足于社会化信息的共享平台，才能弥合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缝隙和漏洞，协调彼此的监管政策和工具，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也只有统合成为整体的信息监管才能满足资本市场及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需要。 注释: 参见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0页。 同注，第10页。 同注，第566页及以下。 参见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See Steven L.Schwarcz，Conflicts and Financial Collapse：the Problem of Secondary Management Agency Costs，26Yale J.on Reg.p.457，2009. 早在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制定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其中规定银行总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旨在促进各国间的公平竞争，并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性。2005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只是修改了风险加权资产，对资本充足比率提出的最低要求仍然是8%。参见http：//www.bis.org/publ/bcbs118.htm，2010年7月30日访问。 参见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3页。 See U.S.Sec.&Exch.Comm’n ，Report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Credit Rating Agencies in the Operation ofthe Securities Markets，2003，pp.7-8. [11]在当今美国资本市场上，主要的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穆迪（MOODY）和惠誉（FITCH）。以标准普尔为例，其在100多个国家为大约32万亿美元的债务证券提供了评级。单在2007年，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就了51万个评级，其中包括新评级和评级调整。参见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home/en/us，2010年7月30日访问。 [12] See John C.Coffee，Jr.，The Mortgage Meltdown and Gatekeeper Failure，9/20/2007N.Y.L.J.5，p.1. [13]参见符浩东：《构建风险应急机制稳健推进金融创新——次级贷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启示》，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第6期。 [14] See Harrison Scott Publications Inc.，MBSLosses GrowMurky as Defaults Rocket，Asset Backed Alert，September 11，2009.See http：//www.securitization.com/article.asp？ id=1&aid=9222，2010年7月30日访问。 [15] See OliverWilliamson，Corporate Governance，93YaleL.J.p.1197，1984；HenryHansmann&ReinierKraakman，The End ofHistoryForCorporate Law，89Geo.L.J.p.439，2001. [16]典型的VaR模型只有小于1%的损失率（或者，有时候达到5%）。See Joe Nocera，RiskMismanagement，N.Y.Times，Jan.4，2009，p.46. [17]参见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18]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克拉斯·塔雷伯以“黑天鹅”效应来描述当今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他认为，一个单一观察到的黑 天鹅，就能让千万次确认看到数百万只白天鹅所得到的泛化推论失效……黑天鹅事件使得你所不知道的事远比你所知的事更为重要。这种不确定性的研究通常被应用于金融领域中。参见[美]纳西姆·尼克拉斯·塔雷伯：《黑天鹅效应》，林茂昌译，大和书报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9-12页。 [19]See OCC Advisory Letter AL 2003-2 February 21，2003. [20]参见孙天琦、张晓东：《美国次贷危机：法律诱因、立法解危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21]监管套利是指金融监管因遭特殊利益集团“劫掠”而导致监管套利的现象。 [22]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是“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在我国金融立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是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第4条规定：“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3]如有学者建议将我国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合并，设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参见王大庆：《一体化监管模式：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3期。 [24]参见郭雳：《信息、金融与金融法》，载《金融法苑》2003年第1期。 [25]具体内容可参阅《银行与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的第三部分“相关建议”的内容。 [26]功能性监管的概念最早是由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erton和Bodie提出的。它是相对于机构性监管而言，是针对特定类型金融业务，如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亦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强化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法律体系。 [27]新的法律虽然撤销了OTS和OCC，但又新增NBS、FSOC和CFPA，加之原有的FRS、SEC、CFTC、FDIC和NCUA等五家机构，机构数反而由原来七家增加到八家。 [28]参见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 [29]参见《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112条第2款A项。“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member agencies，other Fed-eral and State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ies，the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 and，if necessary to assess risks to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system，directthe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bank holding companies and nonbank financial companies.” [30]参见《高盛被罚仅为开始 华尔街将继续被查》，财讯网http：//content.caixun.com/CX/01/52/CX0152sd.shtm，2010年8月2日访问。 [31]参见巴曙松：《影响中国的金融监管变局》，载《财经》2010年第1期。 [32]参见何小锋、刘永强：《资产证券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中国一个早期案例的研究》，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 [33]美国曾通过一系列信用信息披露法案，比如1968年通过的《贷款信息披露法案》、1970年通过《公平信用报告法案》（后来1996年和2003年又对法案多处进行了修订）、1974年通过《平等信用机会法案》、1975年通过的《房屋按揭披露法案》、以及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等等。参见邹浩：《美国消费信用体系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34]参见《银码共享银行风险监管新举措》，中 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网站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ID=2010042284C2C20FDA415713FFEF30D27CF7F300，2010年4月28日访问。 [35]这里所讲的通讯是广义的，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36][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著：《法律与资本主义：全球公司危机揭示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37] MINN.STAT.§609.822，subdiv.1，3，2008，SeeMark Ireland，After the Storm：Asymmetrical Information，GameTheory，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Minnesota Model”for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ortgage Brokers and Tomorrow’s Predatory Lenders，available at http：//www.ssrn.com/abstract=1525868. [38]2007年第16号中国人民银行文告（总第252号）。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网http：//www.pbc.gov.cn/publish/chubanwu/2920/2009/20091112152726642161446/20091112152726642161446-.html，2010年11月22日访问。 [39]HervéHannoun，“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nformation gaps”，prepared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Basel，8-9 April，2010. 【主要 torm：Asymmetrical Information，GameTheory，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MinnesotaModel”forNational Regulation of Mortgage Brokers and Tomorrow’sPredatory Lenders，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525868.

信贷文化论文篇5

（一）小企业利息收入不断增加。

在贷款利率管制下，利息收人增长主要依赖规模扩张；放松管制后，客户选择更为重要。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是大银行在竞争利率环境下的重要客户群体。香港利率市场化完成后，汇丰银行持续壮大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工商业务，2013年工商业务净利息收入占全部净利息收入的比重达到28%,较利率市场化完成初期的2002年提升11个百分点。年报数据显示，2012年四大行在降息和放宽贷款利率下限的环境下，贷款平均收益反而均有所提升，这也是得益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提高。

（二）净利息收入地位不断下降。

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后，大银行通过深入挖掘客户金融需求，提升综台服务能力，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能够弱化收入和利润对利率的敏感性。香港2001年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后，恒生银行和汇丰银行净服务费收入的比重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0至2013年，恒生银行净服务费与净利息比由O.18升至0.32，最高时达到0.47；汇丰银行升幅更大，由0.29升至0．50，最高时达到0.57，而2013年四大行的平均值为0.25，中间业务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三）存贷净息差保持相对稳定。

通常认为，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将导致息差收窄，但从经验看，大银行可以保持稳定。2001年香港完成利率市场化，次年恒生银行净息差却上升14个基点，近10年净息差也是在特定区间内波动，并且波动性远小于市场波动。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的年波动性（标准差除以均值）分别为0.10和0.12，而同时期香港银行同业隔夜拆出利率的年波动性要大得多，可达1.11。从统计上看，这是因为生息资产平均收益与付息负债平均成本高度相关（汇丰、恒生的相关系数均为0.99），有效缓冲和抵销了市场波动。更深入地看，是银行积极应对的结果，如优化存贷款定价、发展中间业务、拓展中小企业等。内地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市场化定价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与贷款利率的相关系数已由2010年前的0．69升至0.8l。

二、利率市场化下信贷管理发展的趋势

（一）管理重心更趋向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业务占比提升导致承担的信用风险增加，信贷管理重心也面临调整。一是建立防火墙，优化管理体制。在经济下行期，中小企业容易集中暴露风险，为避免业务线之间的风险传染，可将其划归专门的子公司或事业部经营。如汇丰银行在向亚太其他地区扩张的同时，其旗下的恒生银行事实上已成为汇丰服务香港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二是选好客户，有效分散风险。中小企业客户增加并不等于风险分散。如钢贸贷款“市场+担保公司+商户”的模式将借款人“捆绑”在一起，风险传染很快。因此，只有均衡拓展若干领域的中小企业，才能有效分散风险。三是配足力量，消除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业务更加依赖“软信息”，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如工行每亿元贷款对应员工人数约4.5人，而以小微企业业务为主的泰隆银行则多达15人；以小额贷款为主的格莱珉银行更是高达360人（折合人民币）。

（二）业务发展更突出价值创造。

利率市场化下大银行将更加注重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一是风险管控“精耕细作、精打细算”。银行风险排序更多考虑综合回报，风险管控不仅是在“做与不做”之间划底线，还须针对各类客户潜心研究“怎么做”的信贷模式和策略。二是定价模型更加全面精确。在贷款期限、还款付息方式、违约概率、综合回报、成本水平、损失比率、经营目标、市场供求等更多因素上体观差异化。三是组合管理助力风险收益平衡。研究表明，金融机构资产回报差异有91%源于资产配置，仅不足9%可由市场时机和个案选择来解释。资产配置即属于组合管理的范畴，同时，组合管理可以提高银行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三）风险管控更注重利率风险。

利率市场化下，银行存贷款利率波动加大，需要更加关注利率波动对净息差的不利影响。同时，为维持净息差，经营机构存在缩短负债期限，拉长资产期限的动机，因此，商业银行必将加强资产与负债在期限、金额和性质上的匹配，确保流动性充足。

三、利率市场化下信贷管理调整与创新

（一）调整信贷经营策略。

当前国内商业银行主要信贷产品的价格和服务同质性较强，商业银行普遍实施以提高市场份额为导向的经营策略，力求通过客户数量及业务规模的增长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利率市场化下，银行净利息收入对利润的贡献和地位将逐步下降，尤其是部分传统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可能会明显下降。商业银行必须适时调整经营理念，坚持以效益为核心的收益导向原则。一方面，要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及贷款担保承诺等表外业务为重点，加快营销拓展力度，同时加快保险等有手续费收入的业务发展，不断扩大利润来源。另一方面，要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步伐，努力提升中小客户贷款的占比，通过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信贷资产的整体利率管理水平。此外，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加快表外产品的创新步伐，逐步形成有自身独特优势的品牌效应。

（二）建立合理定价机制。

在贷款利率的确定上，商业银行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行业的发展和客户自身的风险，综合考虑包括利率优惠、费用分摊、提前还款和违约概率等因素，按照收益有效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原则，尽量减少利率与风险不匹配造成的损失。国内商业银行要在实践中逐步利用贷款的定价来体现自身的战略选择及客户定位等思维，如对于所处竞争较为激烈区域的分支机构，可给予较为灵活的定价权限。

（三）推进产品组合优化。

在信贷产品及价格同质化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对客户的成功营销较多地依赖于服务及效率。商业银行要加强信贷产品的组合与包装，要利用自身现有的业务优势，对大客户提供诸如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理财服务等超值服务，来弥补贷款价格策略方面的不足，力争以独特的优势产品和业务赢得客户及市场。同时要提高信贷审批的效率，不断完善信贷审批体制，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切实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效率。

（四）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信贷文化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信贷需求，层次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一、农村信贷需求层次分析综述

需求跟进型的经济决定金融理论认为：真实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额外的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求而跟进的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发展。即现代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形成以及相应金融服务提供的水平和数量是由真实经济对金融的需求所决定的。因此,金融服务是经济发展催生的,也体现出金融服务领域的消费者主权。所以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金融需求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安排有着重要的影响。要提高农村金融水平,首先要正确认识农村地区的金融的有效需求。【6】

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借贷需求从整体来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史清华对山西745户农户的调查发现, 2000年与1996年相比,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比例由29. 6%上升到40. 7%。朱守银通过对安徽亳州的217户农户的调查也发现,农户借贷的发生率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1年的51. 3%,农户借贷资金规模由1999年的27. 8万元上升为2001年的69. 7万元,农户借贷次数由1999年的1. 57笔/户上升到2. 05笔/户。

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产业结构的差异等原因，农村信贷需求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性和层次性，针对性的农村信贷需求调查在各地展开。在以往的农村信贷需求层次性分析中，普遍采取以信贷需求主体的不同层次分析的基础。收入是影响信贷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金融论文，不同收入水平对信贷的需求规模、条件等都会有所不同。如何广文、李莉莉(2005)曾将农户信贷需求的层次性分成贫困农户、一般种养殖农户和专业型农户三个类型。对目前我国农户的多层次性信贷需求特征进行剖析,进而为信贷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指南和方向；还有些以行业为标准将主体划分为按种植业、养殖业、渔业、餐饮及旅游业等分析；此外还有以组织结构标准进行分析的，如将需求层次划分为农户、农村经济联合体、农村企业、政府机构等主体（楚尔鸣，2007），对各主体的融资次序进行调查分析；以及微观主体构成按规模和特点可分为下列五个层次:地方骨干型企业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般民、私营企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专业户、种养大户和普通农户。由于上述经济主体的所有权、经营规模、产品及运行模式不同,在经营活动中具有各自的特点,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个性明显,层次性强烈。另外根据农户的贫富状况又可以分为贫困户、温饱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不同层次经营者对金融需求的形式、特征和满足金融需求的手段与要求是不一样的。（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8）。主体的层次性对应着需求层次性,在数量、方式、时间上也有着明显的特征，因此，基于主体层次性的分析是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基于资金用途或信贷需求动机的分析中，王雨舟（2004）将农村信贷需求层次从资金用途上划分为生产性信贷需求、消费性信贷需求、农业综合开发性信贷需求等。生产性信贷需求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多元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生的金融需求；消费性信贷需求主要是农户因修建房屋、医疗看病、婚丧嫁娶、子女教育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农业综合开发性信贷需求主要是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而产生的信贷需求。周立(2004)以同一区域的农村内部为出发点,认为同一区域的农户之间对金融需求也存在差异。

与基于需求主体的层次分析不同，基于需求动机的层次分析其观点在于对信贷的需求是为了满足某种目的，基于目的性考察信贷的需求进而设计信贷的供给模式将更有利于提高信贷供给效率，提高信贷的有效供给。此外由于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体在需求动机上往往有交叉重叠，基于需求动机的考察可以避免不同需求主体的相同动机分析。立足于需求动机，结合需求主体的层次性，全面把握农村信贷需求特征，从而为农户信贷产品开发和服务拓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二、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农村信贷需求层次性分析中的适用性

1、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介绍

亚伯拉罕.H.马斯洛(Abraham.h.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研究表明,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成梯式的五个层次:①生理需求。包括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的需求等,它们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②安全需求。是指对于安全稳定,无忧虑和一个有结构的,有序的环境的需求。一般表现在安全的工作条件,公正和明确的规章、规定、工作保证,轻松自在的工作环境,退休和保险计划等。③归属需求。是指对社会交往、感情、爱情、友谊的需求,包括在工作中的交往、协作等机会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的机会等。④尊重需求。是指人们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尊重,也需求自尊,包括获得能产生成就感和责任感的机会。⑤自我实现需求。指一种最充分地发展个人的真正潜力,以一种最高程度的个人方式表现个人的技能、才干和情绪的愿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包括四点基本假设:(1)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2)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3)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4)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途径多于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途径。【2】

2、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农村信贷需求层次分析中的适用性

马斯洛理论认为金融论文，人在不同的阶段需求会有所不同，体现一个由低层次需求到高层次需求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渐进过程。该理论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了人类需要产生的客观规律，被广泛用于各行各业。同样在农村信贷需求中也适用。

农村信贷需求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产品需求、服务需求以及关系需求。产品需求是信贷需求中的最基本的需求，主要包括信贷规模、信贷条件以及信贷渠道等方面。信贷市场作为一个特殊商品的市场，产品的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服务需求是高一级层次的需求，包括服务环境、服务态度、服务获得的便利性等方面。但由于信贷市场的特殊性，也往往会与产品需求相结合；关系需求则应被看做是信贷需求中最高层次的需求，客户在购买了称心如意的产品、享受了舒适的服务基础上，如果能同时扩大社会关系网，获得稳定的关系，将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因为“关系”对一个客户的价值在于获得社会的信任、尊重、认同，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信贷需求中的关系需求则是指客户通过信贷需求获得稳定的关系，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感和自我满足感。

在农村信贷需求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产品需求也可以利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农村信贷的需求主体主要有农户和企业组成，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金融论文，将需求层次划分为金字塔式的3个层次：生存性信贷需求、发展性信贷需求以及特殊性信贷需求。由于两大主体有所不同，我们分别来进行分析。对于农户而言可将改善住房条件、传统农业需求作为生存性需求;将子女教育需求、生产经营需求作为发展性需求;将看病、婚丧等其他需求作为特殊性需求。【3】对于企业而言，结合企业成长周期理论，可将企业有效信贷需求动机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生存性需求，如交易需求，主要存在于发育期和成长初期。第二层次的发展性需求，如企业扩张，主要存在于高速成长期和成熟期。第三层次的特殊性需求，如投资需求，属较高层次需求，是个性化需求，大多存在于成熟期企业。【4】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农村信贷需求分析以各阶段需求动机的不同，进而需求特征的差异对各阶段的需求进行深入分析，由于信贷提供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信贷需求，形成信贷有效供给金融论文，因此在对不同层次信贷需求把握的基础上设计的信贷供给模式，无论是从规模大小、用途以及信贷条件等方面都更能适应农村对信贷的需求。如针对农村多元化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可对信贷产品进行分级，形成不同种类的信贷产品体系，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层次不同，分级为生存性信贷、发展性信以及特殊性信贷3级，以此形成能够适应不同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体系，实施不同级别的准入门槛、信贷流程、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等，使信贷支持区别对待、有的放矢，从而不同的农村信贷需求均能获得满足。

三、结论

农村信贷市场存在 “三层重叠逻辑”的典型特征:第一层是农村经济弱质低效、分散闭塞的特征，它是农村经济中最基本的决定力量;第二层是农村信贷供给，它基于农村经济的特征，从而也就决定了它的主体结构和政策取向，正是由于农村信贷供给是基于农村经济特征而不是基于农村信贷需求，从而产生了诸多难以调解的矛盾;第三层是农村信贷需求金融论文，它基于农村信贷供给，供给什么就只能需求什么，正是由于这种需求是基于供给而不是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供给抑制型供需缺口和非均衡就是必然的。【11】

因此，如果能够基于农村经济发展来分析农村信贷需求，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基于农村信贷需求，利用农村信贷的有效供给来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则可以进入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与循环。而在此过程中，农村信贷需求的分析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特点，针对农村信贷需求的层次性特征，需求层次分析理论为农村信贷需求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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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新军.基于需求角度的农村信贷供给体系重构[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1.(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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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俞建雄，林振东.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有效性和层次性分析[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3.(58-82)

7.杨伟坤，王立杰.河北省农户小额信贷需求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农村地区的调查分析[J].财政研究.2009.12.（58-63）

8.曹邓，季钰.论我国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的层次性[J].价格月刊.2007.08.（36-39）

9.刘卫锋.农村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创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66-69）

10.王雨舟.农村信贷供给与资金需求的差异性及整合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2(13-15)

11.楚而鸣.基于需求层次的农村信贷供给体系重构研究---来自湘潭农村信贷市场的调查分析[J].经济管理.2007.14.(31-36)

信贷文化论文篇7

下午好！我是金融学专业***，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分析》，我的指导老师是***老师。下面我就论文的相关情况向各位老师作一下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通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况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创新的之处是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信贷文化论文篇8

    存货质押融资中的物流企业有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是作为银行和贷款企业的货物保管服务商参与其中;另一种是凭借银行授予的授信额度直接为贷款企业提供资金和质押物监管服务,即贷款企业向物流企业出质,物流企业将银行授予的授信额度分解给贷款企业,本文称之为授信融资模式。该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商业银行无法混业经营的问题,在降低借贷门槛及提高贷款效率等方面均具有极大的优势,较之前者更具代表性。

    授信融资时,物流企业并不清楚贷款企业是否按合约规定使用资金,以及能否按时按量归还贷款。因此,有必要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管。据此,本文从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仅具有有限理性的实际出发,借助演化博弈的方法,建立了贷款企业诚信和物流企业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了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得到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以及演化稳定策略。最后,数值仿真了模型的演化轨迹,进一步验证了稳定性分析的结果。

    一、演化博弈模型

    融资合约生效后,贷款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在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时存在两种行为选择:诚实和欺骗。物流企业对贷款企业也有两种行为选择:监管和不监管。由于物流企业与贷款企业的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为便于分析,进行如下假设:一是博弈方为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二是贷款企业的策略选择为诚实和欺骗,物流企业的策略选择为监管和不监管;三是若贷款企业选择欺骗,物流企业只要监管就会发现其欺骗行为并进行相应的处罚。

    1.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和假设,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1中的8个指标分别对应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选择不同策略时的收益值,该收益矩阵能较好地反映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在一次融资业务中的收益分配情况。若该博弈为一次性静态博弈,其纳什均衡为(诚实,不监管)。实践中,物流企业为保持稳定的客户群,贷款企业为保障获取贷款资金的便利性,他们的合作通常是长期且重复进行的。同时,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及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融资时受多种因素作用,要求根据对方的行为不断调整自身的策略,最终在试错中达到均衡。演化博弈论针对有限理性博弈方的策略和行为进行动态稳定性分析,由于具有较强的博弈论现实基础和高可信度的结论,因此,本文借助该理论研究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

    2.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

    博弈初始,假设贷款企业选择“诚实”策略的比例为x,选择“欺骗”策略的比例为1-x;物流企业选择“监管”和“不监管”的比例分别为y和1-y。由表1可知,贷款企业选择

    由式(5),得到雅各比矩阵为

    将各均衡点的坐标值代入式(6)和式(7),由J的行列式和迹的取值情况,分析局部稳定性如表2所示。其中,系统的不稳定点为(0,0)、(1,1);鞍点为();ESS为(1,0)、(0,1)。

    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的动态演化相位,见图1。其中鞍点E()和2个不稳定均衡点(0,0)、(1,1)连成的折线可以认为是系统收敛于不同策略的临界线。当初值位于不同区域时,系统将收敛于不同的均衡点,说明初值对系统的演化结果有显着的影响;即初值位于折线上方区域Ⅰ时,系统将收敛于(0,1)点,其位于折线下方区域Ⅱ时,系统将收敛于(1,0)点。由表2可知,模型中欺骗收益、罚金和监管成本等参数同样影响系统的演化结果,这给贷款双方控制演化方向、制定经营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数值仿真及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物流企业和贷款企业融资合作的演化过程,本文采用数值方法仿真系统演化的时间历程,即数值计算由式(3)、式(4)构成的彼此耦合的非线性方程,分别改变两类企业的概率初值、欺骗收益、罚金和监管成本等参数计算系统的演化轨迹。

    1.初始概率对演化结果的影响(见图2)

    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图中纵坐标表示物流企业选择“监管”策略的概率,横坐标为演化时间,是贷款企业选择诚实策略的初始概率,从图2a中各曲线司以看出,物流企业策略选择的演化结果和收敛速度的快慢与贷款企业初始概率的取值密切相关。当取值较大时,演化曲线快速地向Y=0收敛,即物流企业选择不监管;而当取值较小时,演化曲线快速地向y=1收敛,即物流企业选择监管。改变y的初值继续仿真,结果如图2b、图2c和图2d所示,它们与图2a中分析结论一致,只是当y的初值越大时,更多的演化曲线收敛到y=1,而且收敛的速度更快。

    图2 贷款企业诚实概率的初值对物流企业策略演化的影响

    2.欺骗收益和罚金对演化结果的影响(见图3)

    图3 部分参数对贷款企业诚实概率演化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欺骗收益和罚金对贷款企业“诚实”概率演化的影响,

    图4 部分参数对物流企业监管概率演化的影响

信贷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转轨经济；金融加速器；资产负债表渠道

一、 引言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断完善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周小川，2014）。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包括传统的“货币观点”和非传统的“信贷观点”，“货币观点”将利率以及利率影响的资产价格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信贷观点”强调银行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从信贷供给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进行研究，以加深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认识。银行信贷供给受到自身经营以及借款方信用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前者在理论上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Bernanke & Gertler，1995），对后者的解释现有理论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论。

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提出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变化会影响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并进一步传导至实体经济。Bernanke等（1996）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摩擦，借款人的资产净值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溢价，但借款人资产负债表具有顺周期的内生性变动，这导致最初的货币冲击通过信贷市场放大，表现出金融加速器机制所导致“小冲击，大波动”现象。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角度，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角度观察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现有的理论研究显示，我国作为转轨经济体，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在经济中并存。国有企业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形担保以及更好的银企关系，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由于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时的不同地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可能表现出一定特征。本文从现有理论出发，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一方面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性；另一方面检验我国资产负债表渠道所表现出的特征。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 文献回顾。Bernanke等（1988）提出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观点”，他们通过放宽传统理论关于债券和银行贷款完全替代的假设引入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为这一研究领域奠定理论基础。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将信贷渠道划分为银行贷款渠道（Bank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银行贷款渠道从银行自身经营限制以及监管约束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商业银行自身的规模、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融资能力、外部的监管以及行业竞争水平等都会导致银行贷款供给的横截面差异（Olivero et al.，2011）。相对于银行贷款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从信贷需求方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变化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兴起成为将各种金融市场摩擦融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框架的理论媒介和有力工具。在信贷市场中，信贷需求与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信贷融资成本，导致融资方的外部融资溢价。Bernanke和Gertler（1995）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净值以及其他财务指标可以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溢价。由于企业的净值等财务指标与货币政策状态相关，比如对于重资产行业，货币政策紧缩期，利率上升会大幅降低企业资产净值，从而减少企业净值用于降低外部融资溢价的作用，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因此货币政策变化会通过影响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影响银行对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传导至企业的资本支出。这一机制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Bernanke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与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Bernanke（1996）通过金融加速器理论揭示出信贷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所表现出的“小冲击，大波动”现象。金融加速器理论着眼于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阐述了信贷市场不完美性导致货币政策变化通过信贷市场状态的改变被加剧和传递的机理。王立勇等（2012）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梳理，认为现有“金融加速器”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新凯恩斯理论为基础，从传统BGG模型出发对金融加速器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第二类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从RBC模型出发对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检验；第三类主要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研究金融加速器的具体效应。

在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方面，许多学者利用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Bougheas等，（2006）采用英国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特征会影响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企业银行融资相对于其他外部融资以及总融资的占比。朱新蓉和李虹含（2013）采用我国2007年～2013年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与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状况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研究认为我国企业层面的现金流状况与企业的投资相关性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

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我国作为转轨经济体，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在经济中并存。国有企业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形担保以及更好的银企关系，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上市企业表现出明显的融资约束问题。银企关系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但不能显著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

2. 假说提出。现有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信贷需求方拥有个人信息，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溢价。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认为企业的资产净值可以作为抵押资产，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减少外部融资溢价。

由于不同企业的资产结构不同，可抵押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占比有差异，对于可抵押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资产净值变化可能大于可抵押资产占比较低的企业，这会导致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银行信贷影响的程度随企业的资产结构而变化。为了对这一货币政策传导过程进行验证，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指标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可抵押资产占比的提高而增强。

同时，在我国的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存在融资软约束，资产净值对国有企业信贷融资约束的缓解可能并不显著，因此上述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并不明显；民企企业存在融资硬约束，资产净值变化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影响较大，上述过程对于民企企业可能更为显著，因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由于国有企业的融资软约束，假说1中所表现的相关性对于民营企业的表现更加明显，而国有企业并不显著。

三、 数据描述与模型构建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2004年～2014年度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按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以企业的最终控制权作为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划分标准。

企业微观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样本中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ST公司，删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以及存在异常值的观察样本。货币政策指标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2. 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为了实证检验假说1和假说2，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检验模型，并考虑到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构建如下GMM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模型：Loanit=β0+β1Loanit-1+β2MPt-1+β3MPt-1*Ratioit-1+β4Liqit-1+β5Lnsizeit-1+β6LnInvestt+ui+εit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oan为样本企业的银行借款增长率，采用t年度的银行借款期末增加额比t-1年度银行借款期末余额。解释变量包括可抵押资产占比（Ratio）与货币政策立场（MP），Ratio为企业可抵押资产与总资产之比，可抵押资产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货科目；货币政策立场指标参考国内相关文献，选择银行间7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徐明东和陈学彬2011）；MPt-1*Ratioit-1为货币政策立场与可抵押资产占比的交叉项，用于检验货币政策立场与企业的贷款增速负相关关系是否与企业的可抵押资产比例相关。控制变量包括流动比率（Liq），企业规模（Lnsize），以及衡量宏观经济投资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Lninvest）。

我们主要关注系数β2和β3，β2为负则表示货币政策立场与企业的贷款增速负相关，货币政策紧缩会导致企业的贷款增速降低；β3则用于检验货币政策立场与企业的贷款增速负相关关系是否与企业的可抵押资产比例相关。为了检验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差异，我们将总体样本划分成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分别检验。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和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对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用于检验原始模型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过度识别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合理。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立场指标MP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企业的银行借款增速和货币政策立场负相关，在货币紧缩时企业的银行借款增速降低，宽松时银行借款增速提高。分组来看，民企组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且不同的货币政策指标下显著性水平都达到1%，而国企组的整体显著性水平并不高，这反映国企的银行借款增速受货币政策影响相对民企较低。

货币政策立场指标与可抵押资产占比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可抵押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政策立场的负相关性相对较强，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与货币政策政策立场的负相关性随着可抵押资产的占比提高而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说1。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有企业组交叉项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而民企组的相关系数在不同货币政策指标下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显著性，在指标为贷款基准利率时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检验结果对假说2给予了较好的支持，国有企业组由于我国的转轨经济背景，信贷约束并不显著，银行的信贷供给受企业的资产净值变化影响较小，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较弱，而对于民营企业，由于企业本身存在融资约束，企业资产净值为缓解企业信贷融资提供了较好帮助，而货币政策变化对企业净值的影响会传导至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表现出明显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企业的流动性和规模都对企业的信贷增长有明显的相关性，流动性较好的企业在下一期的信贷增速相对较高，而规模较小的企业信贷增速也相对较高。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的信贷融资也有一定影响，国有企业组的表现相对显著，而民营企业组的显著性较弱。

五、 结论

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都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影响，货币政策变化会传导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传导资产负债表效应，民营企业由于存在较为显著的融资约束，企业净值的变化会显著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国有企业由于其有较好的银企关系以及政府背景，银行的信贷供给受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变化的影响较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在政策建议上，我们认为由于我国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效应较为明显，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效率，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会进一步压缩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降低整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因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应该适度降低货币政策的波动，减少企业融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需要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减少国有企业存在的隐性信贷优势，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这可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可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5，（3）.

[2] 洪怡恬.银企和政企关系、企业所有权性质与融资约束[J].宏观经济研究，2014，（9）.

[3] 王立勇，张良贵，刘.不同粘性条件下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2，（10）.

[4] 徐明东，陈学彬.中国微观银行特征与银行贷款渠道检验[J].管理世界，2011，（5）：24-38.

[5] 朱新蓉，李虹含.货币政策传导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有效吗――基于2007～2013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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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rnanke B.S，Gertler M.and Girlchrist S.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1）：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4YJC790129）；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号：SK2016A0039）。

信贷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 小额信贷 绩效 评价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小额信贷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它给广大低收入者带来了福音，在我国的小额信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小额信贷的绩效或成果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本文就当前国际上的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作了文献整理和述评。

一、小额信贷的定义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认为小额信贷是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包括贷款、储蓄和汇款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Marzys（2006）认为，小额信贷是以微型企业或是经营项目向穷人提供的金融服务。Fabrizio Botti and Marcella Corsi（2010）在其研究中认为，小额信贷承诺的是，要用一种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服务那些被隔离在正规银行部门之外的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所谓的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双重底线”）。

杜晓山（2004）将小额信贷定义为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韩红（2010）则认为，小额信贷是指向无资产担保的群体直接提供小额度的贷款资金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信贷活动，不仅包括对农户、城市下岗失业者，还包括微型和小型企业信贷等。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出，小额信贷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融资、为贫困者服务的金融活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含义：一方面，为大量低收入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即小额信贷项目的开展，服务于目标群体层；另一方面，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即小额信贷机构的持续性。要对小额信贷绩效进行有效评价，也应从这两方面进行。

二、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理论

对小额信贷机构绩效评价的不同角度，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思想学派，但这两个思想学派对小额信贷业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两个学派分别是福利主义学派和制度主义学派。

（一）“福利主义”的绩效评价理论。

Elisabeth Rhyne(1998)认为关于福利主义与制度主义的争论最终是关于是否对利率进行补贴。Yaron(l992)认为财务绩效就是提供服务的所有成本由服务使用者直接支付的程度。社会绩效则有许多定义方法。Zeller，Lapenu，Greeley(2003)强调与最低操作标准一致，包括对顾客保护的外部标准。提倡扶贫的学者对允许商业化盈利性的小额信贷存有戒心，他们担心盈利性经营者会出于利益需求忽视最为贫困的客户(ElisabethRhyne,1995)。CGAP(2004)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与贫困作斗争的有利工具，它能够帮助穷人提高收入、建立资产并增加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福利主义学派认为，即使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与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私营投资者不同的是，社会投资者并不期望取得资金收益。相反的，这些提供捐助资金的社会投资者实现了社会的内在收益(Basu and Woller, 2004)。福利主义者强调的往往是扶贫，相对于服务的广度，他们更注重服务的深度，并且是以社会指标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的成功。

（二） “制度主义”的绩效评价理论。

相反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除非我们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够脱离补贴而独立运作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否则无法兑现小额信贷机构消除世界贫困的承诺。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能帮助其扩大服务范围，从而给更多的贫困人群提供服务。

制度主义者们认为，可持续性的小额信贷机构有利于扩大小额信贷服务的范围，从而服务更多的贫困人口。S.Chahine・L.Tannir（2010）指出：奉行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提高机构自身的财务绩效，同时还能改善机构的资本结构，但是付出的代价则是会降低社会服务的深度。何广文和李树生（2008）认为，在“制度主义”的评价理论中，绩效指标的分析以及提供有关信息的变化能够确定潜在的或显示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改变政策或经营，最终带来财务绩效的改善。

三、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的总结

因此，即使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根除贫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张的方式。福利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以非常贫困的穷人为服务目标，而盈利能力是次要的。他们更中意依靠捐助资金的资助及其低利率。制度主义者则认为，依靠捐助资金是不可靠的，要想在未来服务更多的穷人，小额信贷机构就必须能够获得足够的收益，更中意稍微贫困的穷人客户。他们收取较高的利率，注重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来获得利润及服务更多的穷人。

（作者：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杜晓山.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