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制度论文十篇

评估制度论文篇1

（一）政府主导

评估制度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风向标”和“指示器”的作用，由政府主导的评估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有很强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首先，由于从评估工作的统筹到评估人员的选配都被纳入到了政府行政工作体系中，大大加重了政府工作的负担，同时也由于缺乏常态、连续的评估，造成评估工作成本过高。其次，由于政府主推的评估远离教学真实环境、远离市场环境，导致评估活动的信息收集不完整，对市场需求的反映有明显的滞后性。再次，政府集高等教育举办者、管理者和主导评估者三角色于一身，从评估开始到评估结束都有很强的封闭性，缺乏第三方的有效监督，这使评估活动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公益性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政府在办好高等教育和管好高等教育的双重目标下压力越来越大。

（二）未反映社会的利益诉求

社会主体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对其有深刻的影响。社会希望高等教育能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培养更多能适应、推动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同时，社会希望自身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中得到反映，并希望政府主导的评估活动的评估结果能融入到市场“信息流”中，为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不仅如此，社会希望参与到评估中，引导社会资源对高等教育的高效投入，加强与大学的联系，扩大自身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力，改变社会对高校建设缺少话语权的现状，而上述种种诉求无法直接地在我国现有的评估制度中得到全面反映。

（三）高校参与评估的内动力不强

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估呈现行政检查倾向，并且评估结果与政府的各项资源投入直接挂钩，高校在面对政府的评估时，不得不倾尽全校之力迎合评估标准，甚至不惜弄虚作假。评估一旦结束，学校便懈怠下来，逐渐在各高校间形成政府评估通过便“万事大吉”的消极思想。高校过分依赖政府的外部推动，无法形成参与评估的主体意识，对本应贯穿于日常教学的自我评估的推动意识不强，大大降低了教育评估的成效，影响了“以评促建”的实现。此外，现有的评估制度缺乏教师和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师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检查，影响了高校参与评估内动力的提高，客观上也形成了高校评估缺乏基层参与的问题。

二、多元参与的意义

（一）有利于缓解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是指得到社会大众或各个利益主体的普遍认同与自愿遵从。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自建立以来就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利益格局不断分化，政府主导的一元评估制度，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契合度不断下降，无法实现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和利益诉求，自然难以得到其信任和认同，形成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关乎各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高等教育评估应有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通过高等教育评估多主体参与，拓宽社会和高校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的渠道，为其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从而使高等教育评估更加民主、科学，提高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协调能力，保证高等教育评估活动得到广泛认同和信任，缓解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合法性危机。

（二）有利于政府、社会和高校间的相互认可

随着市场经济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社会和高校各主体在高等教育的利益逐渐分化，这必然会产生利益的矛盾和教育价值观念的冲突。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估活动因缺乏与社会、高校的沟通互动，评估的认同感下降。高校在政府“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标准中呈现趋同态势，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对高校建设的认同感下降，对政府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管理能力产生不信任。多元参与是通过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元分配，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通过政府、社会和高校共同参与高等教育评估，重建三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强化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引导政府、社会和高校各方的独立性，实现政府、社会和高校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相互认同。同时，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激发各主体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积极性。

三、多元主体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策略

（一）政府创造多主体参与的环境

在高等教育评估多主体参与中，政府需要通过宏观上的制度安排和引导来巩固影响力。第一，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职能的转变需要制度的保障。改善评估制度缺失的现状，创新已有的评估制度，加快评估的立法，实现更加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确立社会、高校参与评估的合法性，并对社会、高校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方式进行明确的规定，确保社会、高校在参与评估时有法可依。第二，积极培育和发展教育评估市场。引入教育评估服务的竞争机制，运用立法、委托合作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评估工作进行宏观管理和协调。第三，建立多样化评估标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需要有多样化培养目标的高校，也需要多样化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不同类型高校的质量。通过多样化评估标准的实施给予高校充分的建设空间，以充分发挥高校探索特色发展的创造性，使评估工作真正成为大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动力。

（二）社会提高自身的参与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在教育市场资源配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教育评估领域，社会需要自主创造参与机会，提高自身的参与能力。第一，政府对公共高等教育经费的减少为社会市场参与高等教育提供了机会。社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金、信息优势，加大与高校的横向合作，提高社会与高校的密切程度，并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参与，促进高校提高专业设置和学生培养中的成本效益，扩大社会在高校发展中的话语权，进而将这种影响力映射到高等教育评估中。第二，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将自身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利益诉求以合理的方式反馈到政府评估的运行中，使这种参与愿望不断以温和的方式得到强化，进而引起政府在评估决策中的考量，为自身参与高等教育评估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

（三）高校加强自我评估

高校自我评估更能发现高校自身存在的不足，对高校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更强的推动力。第一，高校需建立一个常设评估小组，小组成员可由专业评估专家、普通教职员工、学生等共同参与。将学生纳入评估小组的目的是拉近教学评估与学生的距离，促进评估的基层参与。第二，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对自身建设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评估指标，并不断丰富评估指标体系，使指标体系涵盖学生的输入输出质量、教师绩效、行政管理和校园文化等高校建设的方方面面。通过制定合理的评估指标提高和强化高校进行自我评估的完成度，促使高校不断根据自身情况提高评估标准，提高自我评估的积极性。第三，高校在进行自我评估时要不断丰富评估技术手段，改变过去过分依赖现场抽查、直接面谈的方式，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评估工作中，充分利用学校校园网、图书馆信息系统等已有数据库中的资源，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获得更加客观的信息，以减少参与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评估的信度和效度。第四，加强教育评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工作，将教育评估的本质和目的的研究以及科学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理论支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科学发展[2]。

评估制度论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从法规政策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特点,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对策。

《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意见》指出,“十五”期间要办好一批不同层次的示范性师范院校;国家和地方共同支持若干所师范大学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重点建设好一所师范大学;各地要继续加强现有本科师范院校的建设,积极创造条件拓展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继续办好一批师范专科学校,继续推进同处一地的师专和地(市)教育学院的合并,有条件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可以升格为本科师范院校或其他高等学校。各地中师根据需要和可能,或升格为师专,培养专科学历的小学和幼儿教师,或并入高等师范学校建立初等教育学院(或学前教育学院)。鼓励其他高校与师范院校联合、合作办学,参与教师培养。随着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机构是以各级各类师范院校为主体,逐渐向多元化、高教化方向发展。教师教育评估涉及到从事教师教育的各级各类院校,以及内外部诸多复杂的因素。所以,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教师教育评估制度是必要的。

1　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特点

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意见》等法规文件中,其内容包括教师的培养体系、培养机构、培养质量等多方面。评估制度的建立,一定程度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意见》中明确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教师。从以上法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1　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实施结果不是全面向社会公布的

与其它国家一样,我国教师教育评估主要目的是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的水平;主要任务是准确地了解教师教育活动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做出评价;为学校改进工作、深化改革和教师教育管理部门改善宏观管理提供依据。而在西方国家,教师教育评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评估强调学校声誉,评估的方法是依据专家印象和掌握的材料打分,排名,向社会公布,促进学校在社会舆论的激励下自我调节和改善。现阶段,我国各级各类院校开办教师教育都是在国家、部、委或地方教育管理部门领导下办学,对社会的信息公布不是全方位的。因此,我国高等学校师范在评估前后存在表面的差异,缺乏实质的改变。缺乏外在的压力,缺乏改善的动力。

1.2　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实施机构仅为国家组织

教师教育评估制度是国家对各级各类院校实行监督的重要形式,主要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实施。西方的教师教育评估制度一般由社会民间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学术机构(如专业协会)组织实施。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专业性强,二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可以比较深入和具体。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决定教师教育的评估制度必须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同行实施。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能使领导部门在宏观上控制院校的发展方向,促进各项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二是使评估工作顺利地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弊端(后面论述),因此,在教师的专业化、国际化的趋势下,今后,逐步开展一些民间学术团体主持的教师教育评估,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形式补充到实施过程中。

1.3　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理论借鉴国外评估理论为主

教育评估的思想源远流长,现代的高等教育评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教育评估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泰勒、布卢姆、克龙巴赫、普罗维斯等等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他们还创办了很多学校期刊,如《评价研究》《、评价评论》等等。相比之下,中国的评估研究起步比较晚,制度的建立也比较晚,大多是借鉴和移植国外的评估理论、经验和政策。但是,每个国家的教师教育与评估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与本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历史传统密切相连。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切忌照搬照抄,必须依照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

2　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教师教育评估制度建设成绩不斐,但由于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和精英教育时期,过于关注国家利益而忽视了社会和高校的利益,行政色彩较浓,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诸多矛盾。

2.1　实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政府机构权力过大

由于我国的历史发展情况,特别是政治体制发展,形成了教师教育评估制度中明显的中央集权制的特点,政府组织的机构在制度实施中占有绝对的权威性,非政府组织在制度中基本得不到认可。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传统的完全由政府干预的组织机构来完成对各级各类院校的教师教育评估的形式已经不适合新形势下的需要:

1制度的实施主体是仅仅依靠政府权威性的评估机构,对全国所有开办教师教育的院校的各方面工作进行评估,评估的周期长,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变化的需要。

2政府独家控制评估权,缺乏相互监督和竞争的机制,相对降低了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和科学民主性。设立一个制度时,应该尽量避免出现一方机构的专制。

3政府在宏观上管得太死,微观上操之过细,导致高校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缺乏,从而无法使竞争在高校中发挥作用。

因此,可能出现走过场、搞形式等不良现象。

2.2　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理论发展滞后

我国开展教师教育评估领域的研究时间较短,迄今为止,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评估制度。指导制度建立的理论基本上是从国外移植过来,在研究比较国外的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等建立起来,虽然有众多教育学者进行辛劳的研究,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评估制度,更谈不上超前性。因此,理论的发展滞后,无庸置疑导致制度的更新速度的落后,出现评估制度与现实情况的矛盾,无法有效反映真实的情况,影响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评估工作也缺乏理论的指导,因此必须加强教师教育评估理论的研究,并且结合实践,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教师教育评估制度,这是在教师教育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2.3　教师教育评估制度中的评估体系缺乏弹性

教师教育评估标准缺乏弹性与开办教师教育高校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依靠行政力量主办教师教育,在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行政力量仍主宰着教师教育的发展,政府控制着教师教育资源分配权和教师教育质量标准。就本科教师教育的教学工作评估而言,虽然教育部从1997年起陆续出台了一批综合大学、工业、农林、医药、政法、财经、外语、师范等不同类型高校的本科教学工作评价方案,但总体上看,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各类评估指标体系,多以统一的指标标准应用于诸多学校、诸多学科,过于强调“标准”而淡化“特色”。因此,既属于高等教育,又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师教育,无法从评估体系中找到专业化的评估体系标准。如2002年前进行的优秀评估、合格评估、随机评估是根据办学历史长短对高等学校进行“人为”的划分,无法真正反映高校的实际办学水平。评估标准的僵化和缺乏弹性使得不同层次、类别的高校一味“求上”,专科院校追求升本科,本科院校追求成为重点,重点院校则致力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大制约了教师教育发展的多样化。

3　完善我国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对策

3.1　转变教师教育评估制度的功能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教师教育培养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教师教育评估制度中体现的评价思想要朝着促进教师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方向转变。首先必须反思高等教育评估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不能异化为为了评估而评估。高等教育评估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宣判书,评估应该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建议书。教师教育评估也该如此。教师教育评估制度,是为了保障评估工作的有效进行,而评估只是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更多地是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决策权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和高等院校手中,制度实施后的结果也只公布给双方。转变教师教育评估制度,应当改变公布对象,全面地对社会公布,让社会的影响力参与到完善教师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教育评估制度应当看作是社会人士了解高等教师教育院校的一个桥梁,不仅是为政府与学校服务。

3.2　转变政府在教师教育制度中的角色

国家政府应当逐渐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对教师教育评估制度完善的宏观管理和统筹计划上。同时帮助建立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评估中介机构中的评估制度,并且运用其行政权威有重点地组织和开展一些必要的、以宏观调控为主要目的教育评估和监督活动,从宏观上保证我国的教师教育学院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使我国教师教育事业能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评估制度论文篇3

生态环境(ecologicalenvironment)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本文由/整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本文由/整理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五、结论

评估制度论文篇4

当前，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素质教育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应试教育的弊端 也逐渐得到了揭露和否定。但在否定应试教育的同时，也产生了把应试教育的弊端一概归咎于教学质量评估的 误解，似乎搞了教学质量评估就是在搞应试教育。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教学质量评估的内容和标 准方面的区别，正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根本区别之一。应试教育以分数的高低、升学率的高低作为教学质 量评估的主要的、唯一的标准，素质教育的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则是全面的、综合的。可以说，素质教育兴起和 发展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对应试教育的教学质量评估内容和方式的反思。

由此可见，认真研究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功能，并对之实施有效的、合理的控制，对于完善素质教育 的理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充分认识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功能，是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的前提。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首要功能 在于教学过程中的调查反馈。根据不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教学质量评估大致分为选拔型、水平型和反馈型三 类。选拔型评估类似于体育中的淘汰赛，旨在筛选人才，如各类升学考试。水平型评估类似于体育中的资格赛 ，旨在审定水平或资格，如现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反馈型评估则与选拔型、水平型评估有着根本的区别， 它不同于任何一种竞赛，而更类似于某种检阅。其目的在于调查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取得教学反馈信息。单元 测验、学期考试这些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主要形式，都是反馈型评估。因此，虽然我们在以下将要讨论到 的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某些功能和要求，也大致适用于选拔型和水平型评估，但研究并认识反馈型评估的 功能和要求，则应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经典的教育实验证明，没有反馈的教学过程不是完整的教学过程。按照控制论的观点，只有在教学过程中 形成一连串周而复始的“反馈——矫正”的闭合回路，才能获得最优化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而且，从辩证 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开展任何工作都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中学语文教学也不例外。只有了解教学 对象、了解教学效果，才能保证教学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质量评估的调查反馈功能，也 显示了开展教学质量评估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意义。

教学质量评估对学生学习成功的激励功能，往往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项涉及到1255名青少年 学生的考试诚实性、自制性调查表明，在考试中通过不诚实的手段取得所谓的“好成绩”，是学生学习中存在 的一个突出问题［（1）］。这一研究成果再一次从反面证明了成就动机对于学习的激励作用。成就动机归因 研究表明，成就需要的发展意味着儿童在成功之后为自己有胜任任务的能力而高兴，失败之后为自己的无能而 失望。成就需要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正是这种自我归因［（2）］。中国学生的成就动机中，追求成功的倾 向就显著地高于逃避失败的倾向［（3）］。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完全有可能从学生的这种心理特点出发， 努力营造出积极的成就情景，让学生在成功的喜悦中获得成功的动力。

教学质量评估的调查反馈和成功激励功能，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提出了目标明确、效果显著、分析量 化和评价科学的要求，这为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实施有效的控制，充分发挥其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 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一、目标明确

教学目标就是教学所预期要实现的最终质量标准，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结合本学科的特点提出的 具体要求。教学目标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制约着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适当的、科学的教学目标，对教 和学都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对教学质量标准的实现也具有稳定作用。以教学目标作为教学质量评估的依据， 是确保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调查反馈功能的首要前提。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构建一套科学的语文教学目标体系。关于语文教学目标的研究比较丰富，一项初中语 文教学目标分类研究的成果，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项研究对初中语文教学目标作了如下的图解［（ 4）］：

（附图 {图}）

以上这套体系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在日常的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实际操作中，也许就显得不够简明了 。那么，我们也不妨将以上的这套语文教学目标体系简化为三个水平性层次：一是“知识——技能——情感” ，二是“听——说——读——写”，三是“识记——理解——运用——评价”。总之，确保中学语文教学质量 评估中目标的明确性，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二、效度显著

任何一种教学质量评估，都只能是一种抽样评估，都只能从接受评估的总体中选取部分样本用于评估，并 以此来推断总体的特征。这是由形式逻辑中归纳推理的原理决定了的。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评估调查反馈信息的 信度，效度控制是编制评估试卷的关键。效度，也就是指实施所评估的内容（样本）与所要评估的内容（总体 ）间的吻合度。

“听——说——读——写”，这既是语文教学的目标，也是语文教学的方法。但目前的语文教学质量评估 ，却往往只能涉及到“读”和“写”，这显然是难以保证评估的效度的。当然，目前的技术手段还很难确保“ 说”的评估的信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未来的语文教学质量评估中，运用电脑“人 机对话”的功能，实现“说”的能力的评估，应该是完全可能的。而在目前，借鉴英语考试中听力测验的做法 ，实现“听”的能力评估，也该是不难办到的。

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指出，要保证语文教学质量评估有较高的内容效度，评估试题编制者还必须明确具体 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所界定的具体的教学目标作代表性取样，知识、方法、重点的覆盖面都要广。要根据各水 平层次的教学目标的权重比例，制定每道评估试题的评分标准［（5）］。保证评估的效度，还应该适当加大 试题的容量，并以主观性试题为主要形式。选择题、判断题的答案具有较大的凝固性和机械性，往往导致了学 生得分的偶然性，使评估失去信度。为了满足以上的这些具体要求，构建一套完备的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 题库，也许是个好办法。因为一套完备的题库对评估范围、能力层次、难度等都应有严格的、统一的要求，根 据题库生成的评估试卷性能更加稳定，效度更加显著。当然，这样的题库必须是由大量的、有合理比例结构的 题目组成的；构成题库的试题必须明确评估内容、能力层次、难度、区分度等参数值，并且这些 参数必须都统 一在同一个度量系统上［（6）］。

三、分析量化

教育学从哲学中分化并独立出来，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教育科研却长期停留在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的研究 水平上。目前，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基本上采用的就还是定性分析的方法，这同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对国内外 1992年出版的部分较有影响的教育研究杂志中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使用定量分析情况的比较结果显示，我国 的教育科研论文中使用百分数、平均数、假设检验等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的仅有27％、11％和5％，而国外 则达到35％、35％和15％［（7）］。这种现象，在中学语文的教学研究中表现得更加严重。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学》月刊中的选文，应该是代表了我国语文教研的最高水平的 ，但对该刊1995年选载的300多篇文章的粗略统计表明，零星采用了最简单的定量分析方法的仅为13 ％左右。

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较之定性分析的方法更客观、更准确，更能发挥教学质量评估的调查反馈功能。笔者 曾在任教班级的一次教学质量评估的定量分析中发现，同样是考查课文知识，问答题的得分率较之填空题竟然 低了16个百分点。原来，填空题多出自“课文提示”，书上有现成答案，问答题则多出自“思考与练习”， 需经独立思考或课后整理笔记才能获得答案。由此发现的问题，是在采用定性分析时很容易被忽视的。

教学质量评估中采用定量分析。评估试题的目标指向性要明确、单一。评估字音与词义，评估识记与分析 ，每条试题都要避免在同一水平目标范围内发生交叉。这样得出的数据才能具有可分析性。采用定量分析，还 要求阅卷评分、量分和登分都应逐题进行，这样才能获得更为丰富的调查反馈信息。

定量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耗时多、技术难度高，但所能获得的反馈信息量又是定性分析无与伦比的。而且 ，如果能够编制微机程序进行分析，定量分析也还是可以做到比较迅捷、简便的。

四、评价科学

教学质量评估的目的本是既针对教也针对学的，而这两者也是有区别的。长期以来，针对教和针对学的评 估被混为一谈了。这种误解的后果，就是导致了针对学的评估时对于学习发展的催化剂的作用、成为教师控制 教学过程的“权杖”的作用都遭到了忽视，就是导致了传统的貌似公正的评分制。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阿莫纳什 维利对传统教学体系中的分数观提出了严励的批评。他认为，这种分数脱离了教育过程，失去了教学本性。而 且由于传统教学的严重缺陷，又使这种分数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意义，使学生产生了焦虑与压力，引起了师生间 的对立与冲突，给整个教育教学带来了灾难。因此，阿莫纳什维利主张取消传统的评分制，代之以实质性评价 。我国成功教育的实验者们也提出了奖励分数的评价法。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中必须予以重 视和借鉴的［（8）］。

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能在评估后获得成功的喜悦，在对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估中表现出应有的教育 机智，充分发挥教学质量评估的成功激励功能。其一，可以采用进步分。计分方式是：本次评估成绩—前次评 估成绩。其二，可以采用奖励分。即对学生在某一学习目标达成度上的突出成绩给予额外的分数奖励。其三， 可以采用双轨计分。即把针对教的评估结果和针对学的评估结果区分开来，对后者适当保密，而把前者公之于 众，以免因为评价过低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外，如有必要，还可以延缓计分或不计分。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语文教学，阻碍了教学效 率的提高，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严重障碍。在此，笔者综合众多的研究成果，结合 自己的体会，提出了一些对于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评估的功能与控制的认识，愿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

［注］

（1）参见戴斌荣、刘正萍：《关于青少年学生在考试中诚实性、自制性的实验研究》 《教育理论与实 践》1995年第3期。

（2）参见梁丽萍：《成就动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教育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1期。

（3）参见叶仁敏：《成就动机的测量与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1992年第2期。

（4）引自陆云：《初中语文教学目标分类及意义》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5）参见林华春：《略论语文单元过关试卷编制中的效度控制》 《教学与管理》1995年第5期。

（6）参见马世晔：《题库理论与目前我国题库的发展状况》 《教育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1期。

评估制度论文篇5

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二、生态环境(ecologicalenvironment)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

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

(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评估制度论文篇6

一、评估行业存在的基础

评估行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行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多年以来，很多评估人习惯于告诉外界：之所以要评估，是因为根据某某法律法规或文件规定，必须进行评估。然而，众所周知，法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行业存在的基础如果仅是若干法规或文件的条文规定，则该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将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以公司设立为评估目的的业务是评估行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其主要法律依据是公司法。公司法中对股东非货币性资产出资需要评估作价进行了明确规定。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对资本制度的选择曾经产生很大的争议，部分专家认为应仅要求对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进行股东评估（即股东内部协商评估），并主张将法定资本制变更为授权资本制。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公司法坚持了独立第三方评估的要求，认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部分采纳了授权资本制的内容，实行较为宽松的法定资本制。尽管继续坚持了以资本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资本制，但很多专家也认同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资本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是未来的总体发展方向，因为从国际实践经验来看，该制度更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法定评估”之一的以公司设立为目的的资产评估，其法规依据在未来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资产评估的固有基础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相应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适应，上层建筑总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来适应经济基础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与适应的过程。公司法要求对股东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进行独立评估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确定的，该规定是与我国现阶段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协调的。

因此，从表面上看，资产评估似乎是因为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产生，然而，深究其实质，我们就会发现，资产评估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基础并非是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资产评估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基础。

二、资产评估的经济学分析

笔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深刻认识与系统分析资产评估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研究资产评估，可以奠定资产评估的经济学基础，明确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方向。

（一）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家向人们证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问题，不仅提出了交易费用等革命性概念，而且对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人的行为特征作了重新界定。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当今最为重要的经济学领域，其主要分支学科有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

（二）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罗纳德·科斯教授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和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

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在构造经济学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但现代经济学家们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据道格拉斯·诺思教授估测，1970年美国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另一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估计交易费用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这包括了全部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二产业的监管费用，诺思认为，这些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

因此，现代经济运行中，研究与解决交易费用的问题是重要的课题之一。由上述交易费用的分析，不难发现，资产评估作为现代服务行业，在产权交易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各主要环节中，都能够有效发挥节约交易费用的重要作用。在产权交易过程所涉及的各主要环节，如交易前期的价格谈判、价格确定，交易实现中的交易条款设定，以及签约达成以后的签约调整、违约赔偿等环节，优质的估值工作都能够发挥重要或者辅助的作用，其中，有的作用是资产评估自身功能所直接决定的，比如发现并达成交易价格，帮助订立交易条件、违约赔偿等；有的作用则是在资产评估服务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比如交易谈判，度量、界定产权和提供交易条件等。高质量的资产评估能够有效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评估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选择。

评估制度论文篇7

由于当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仍处于过渡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此，处于探索阶段的政府绩效评估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表现得很不成熟，与发达国家的实践相比，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还处在原始的手工业水平上”，具有“自发性”、“盲目性”、“随意性”、“单向性”、“消极被动性”和“封闭神秘性”等特征，这些特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发展的障碍，如不及时解决，必将导致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甚至步入歧途。由此，本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和运行程序加以设计延伸。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现状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由于价值观念的限制，人们缺乏对政府实施监督的意识和行为，相应的，政府的责任意识与创新动力欠缺：政府有强烈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动力，但在急功近利的赶超心态支配下，往往忽视自身创新，而倾向于寻找普适性的方法与技术：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使得中国人较少有制度意识，对于问题的分析也倾向于进行定性的界定；同时，在党对政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与影响方面，党与中央分别借助于自己对于调整两种关系的主动权的掌控，赋予两种关系更多的期权特色。这样的基础限定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使其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之下，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如下问题：(1)有关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不足；(2)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还不够：(3)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际应用有误区；(4)政府绩效评估的体系不够健全；(5)政府绩效评估设计的内容和构架不够科学。

三、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和运行程序的设计延伸

(一)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的先进经验。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起步早，发展快，具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与经验：(1)注重完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的法律体系；(2)注重评估机构的健全和评估方法的科学化；(3)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融入绩效管理，确立以质量为核心、以顾客为导向、以服务为目标的绩效管理模式；(4)以公共支出评价为手段，注重政府绩效审计。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运行模式。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可分为三个评价模式：第一方评价：政府内部的自我评价：第二方评价：上级政府、公民对下级政府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事务部门的评价；第三方评价：独立的第三方专门评价机构对各级政府的评价。

(三)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程序

1、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一般化程序。第一，根据《宪法》、《立法法》制定《绩效评估法》，从立法上确立绩效评估的地位，保证绩效评估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环节，促使政府开展评估工作。第二，根据《绩效评估法》规范政府绩效评估法律关系，从法律上树立绩效评估的权威性，确保评估机构享有在调查、评估过程中不受任何干扰的权利；确保评估结果有效传递和反馈，有充分的可信度和透明度。第三，按照法制化原则健全评估制度和法规，主要是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政府绩效评估的相关制度，使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2、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具体程序设计。根据我国政府卓越绩效评价运行模式：第一方评价、第二方评价、第三方评价的分类要求而设计的评价程序如下：

(1)第一方评价程序。首先，评价主体根据组织自身特征建立内部的组织卓越绩效评价机构，遴选和确定评价人员，并需获取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资格认证：其次，依据《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的要求起草绩效评估计划，报请评估管理和监督委员会给予指导和监督；再次，根据绩效评估计划，分步骤实施评价程序，包括评价动员、评价信息的收集、评价值的计算与分析、评价结果的形成、撰写评价报告；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分析，结合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落实责任，并诊断出组织的优势和不足，识别组织的持续改进方向，为制定下一轮绩效评估计划和第二方、第三方评价提供借鉴。

(2)第二方评价程序。首先，评价主体(上级政府部门或公众)根据《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的要求起草绩效评估计划：其次，向同级政府绩效管理和监督委员会提出评价申请，获得评价人员资格认证和计划批准后，方可对评价客体实施评价程序，并接受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再次，持管理委员会同意评价的有效批文和批准后的绩效评价计划，组建评价机构，落实评价项目责任制，分步骤实施评价程序，包括向被评机构发出评价通知、收集有效评价信息、计算评价结果、对比绩效标准分析和形成评价结论、撰写评价报告、提出合理化建议，此过程需要评价监督委员会对其实施全过程或专项独立审计，并确认其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分析，结合事先确定的对下属政府机关工作绩效评价相关的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相关条款落实奖惩责任，并帮助下属政府机构诊断出其政府管理的优势和不足，识别下属政府机构的持续改进方向，并上报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存档，为制定下一轮绩效评估计划提供借鉴。

(3)第三方评价程序。首先，由获得资格认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根据《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政府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的要求起草绩效评估计划；其次，向政府绩效管理和监督委员会提出评价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对评价客体实施评价程序，并接受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再次，持管理委员会同意评价的有效批文和批准后的绩效评价计划，实施评价项目管理责任制，分步骤实施评价程序，包括评估前的准备、向被评机构发出评价通知、收集有效评价信息、计算评价结果、对比绩效标准分析和形成评价结论、撰写评价报告，此过程需要评价监督委员会对其实施全程或专项独立审计，并确认其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分析，帮助被评机构诊断出其政府管理的优势和不足，识别其持续改进方向，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上报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存档，为评价管理和监督委员会提供政府绩效标准的修订、政府管理政策制定的实践依据。

评估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政府绩效管理；科学知识图谱；热点主题；研究演化路径；CiteSpace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2.026

〔中D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2-0141-1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It is meaningful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ot spots in the field a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volution path.Based on the 472 research papers from CNKI（2002-2015），and by using CiteSpace for counting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mapping all kind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the paper could learn the research hot spots and evolution path and the research hot spots in the future combined with expert advice.

〔Key words〕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scientific knowledge map；hot topics；research evolution path；CiteSpace

伴随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的行政效率、效果成为公众热切关注的核心话题，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随之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综述相对较少，且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综述，如杨亚莉通过对绩效管理内涵以及国内外政府绩效管理发展历程的描述，分析了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1]；胡卫卫，施生旭以2000-2014年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288篇文献为样本，从研究类型、研究视角、研究趋势等角度进行了统计分析，概述了主要观点，并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建议作了梳理[2]；包国宪、向林科通过对“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梳理了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并对研究前沿论域进行了预测[3]。以上综述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部分成果谱系，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存在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缺乏大样本的计量分析等不足。

本文主要以CiteSpace作为分析工具，选取CNKI中2002-2015年“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472篇研究期刊为数据样本，通过高频关键词统计及各类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分析，结合专家建议对该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及研究演化路径进行细化梳理，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探索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

1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为保证原始数据的全面可靠性，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为研究数据来源；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以“2002-2015”为检索年限，文献类别中期刊的检索条件均为“模糊”，检索得到篇名和关键词中包含“政府绩效管理”的期刊共计472篇。

12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由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一种用于文献数据识别与可视化其演化动态和研究热点的Java应用软件[4]。其基本原理是对分析单位（文献、关键词、作者等）的相似性分析和度量，本质上是一种宏观知识测量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因此有其独特的计量指标及含义[5]。自2005年该团队率先在中国命名和引入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6]以来，科学知识图谱或知识图谱作为科学计量学的新方法和新领域在国内勃然兴起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具体操作上，首先利用CNKI数据库自带的数据分析功能（Refworks），对检索到的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数据资料进行格式转化并导出CiteSpacce能够识别的数据格式；其次，在借助CiteSpacce分析软件对转化后的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作者共现、机构共现等技术处理的基础上，分别绘制多元、分时、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最后，结合高频关键词矩阵、高被引文献等数据资料以及相关专家建议对各类知识图谱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探寻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演进路径和热点主题。

2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

21文献量变化统计

统计发现，2002-2015年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研究文献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2002-2009年期间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在2009年达到历年研究期刊量的最大值64篇；2009-2015年期间整个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发文量呈波动下降趋势。

22核心作者

作者发文量以及期刊被引频次往往能反映其在相应科研领域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力。本文利用CNKI数据库的被引频次统计功能，对发文量3篇以上以及单篇被引频次超过27次的作者进行统计（表1、表2），有助于探寻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核心作者和作者群，进而更加准确地挖掘和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权威知识体系。

23主要研究机构

通过对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数据进行机构共现（CiteSpace中Node Types选项设定为Institution）分析，可以得出近年来该领域研究机构发文量的排序列表（见表3）。由表3可以发现，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发文量相对较高，是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

24合作机构与合作作者分析

作者之间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往往暗含着学术共同体的演化脉络。通过CiteSpace对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合作机构与合作作者进行共现图谱绘制分析，有助于明晰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团队和科研规模，更好地把控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走向。在政府绩效管理领域合作机构与合作作者共现图谱绘制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将CiteSpace中的“Node Types”值设定为Institution+Author，“Top N”值设定为30，其他设置选择默认值，经过图谱修剪等技术处理最终绘出较为理想的科学知识图谱（见图2）。

3研究过程

31关键词抽取与词频统计

关键词作为论文主题内容的代表性词汇，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凝练概括，当某个关键词在该领域文献中反复出现时，该词就能反映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动向[7]。高频关键词体现了当前政府绩效管理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主题，也是研究者共同注意力的汇聚，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焦点主题。利用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统计功能，在对原始数据进行关键词频统计的基础上，整理出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前30位的高频关键词（见表4）。由表4可知，绩效管理、政府绩效、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绩效评估指标、绩效管理工作、评估主体、平衡积分卡等词十分活跃，是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

32自动聚类标签视图分析

聚类视图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可视化分类，便于研究者高效梳理冗杂的数据信息。此外，自动聚类标签视图是在默认视图基础上，通过谱聚类算法[8]生成知识聚类，继而从引用聚类的相关施引文献中经过算法获取标签词，以此来表征对应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研究前沿。

通过绘制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自动聚类标签视图，最终析出排名靠前的11个聚类（见图3）。其前沿标签分别为乡镇政府、考评结果、审计、因果分析、公共部门绩效、中央国家机关、全面深化改革、工具理性、公共服务型等，这些聚类标签表征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视角。

33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综合知识图谱分析

为了能更直观清晰地挖掘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及潜在热点，通过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原理，将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数据以1年为时间片进行切割，保留每个时间片上前30个关键词，结合图谱剪修及人工调整等技术处理，最终绘制出该领域的综合科学知识图谱（见图4）。

观察图4发现，政府绩效管理与绩效管理所对应的节点最大，且与其他节点的连线最为密集，表明它们是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处在该领域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政府绩效、绩效评估指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绩效目标、平衡积分卡、绩效评估、绩效管理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价值取向、公众参与、公共服务质量、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公信力等词对应的节点也相对较大，表明这些主题也是近年来众多学者所关注和青睐的研究焦点；电子政府、行政改革、考评结果、公共服务型政府、评价指标、工具理性、公共价值、第三方评价、战略管理等词对应的节点虽相对最小，但基本都处在整个关系网络的连线末端，很可能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

4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热点主题

综合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统计、自动聚类标签视图、综合知识图谱分析以及相关专家建议，最终将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概括为政府绩效管理理论、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电子政务绩效、政府绩效审计等7个方面。

41政府绩效管理理论

政府绩效管理作为提升政府绩效的一项主要工具，需要集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等宗旨于一体，以公共价值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开展绩效管理工作。梳理文献发现，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1994-1999年）、研究的拓展阶段（2000-2003年）和研究的细化和创新阶段（2004年至今）3个阶段[9]；此外，学界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建立行政决策专家来推行政府绩效评估[10]；为什么评估、评估什么、谁来评估、如何评估等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问题探讨[11]；建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12]以及健全政府绩效管理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优化组织环境；完善政府绩效管理的流程与环图4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综合知识图谱

节；促进政府绩效评估更加科学；实现信息技术应用与政府绩效管理有机结合[13]等具体理论思考。因此，未来的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发展需要立足解决传统行政官本位文化理念、集中发展经济的管理理念、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长期具有的“政府本位”的价值取向[14]等理念困境，寻求彻底解决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内部矛盾的突破性进展。

42政府绩效管理模式

作为解决政府绩效问题的方法论，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对提高和改善政府绩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模式主要以福建的“效能考核”、广东的“科学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以及深圳的“政府绩效评价”3种模式最为代表[15]；基于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视角，学界形成了“下评上”模式、“评估团”模式、“政务公开”模式、满意度调查模式、“万人评议政府”模式以及“第三方评估”政府模式等基本模式和做法[16]；u价模型主要包括类指标、评价维度、评价指标、指标要素以及技术指标等5个方面的内容[17]。此外，部分学者针对时下流行的“公众参与”式的政府绩效评价模式与“技术理性”的政府绩效评价模式进行了利弊分析等模式评估，认为前者会因公众的知识限度影响政府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后者则会因专家的“经济人”天性影响到政府绩效评价的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公共性。由此，提出建立一种公共政策中技术理性与公共精神相统一的“复合型”绩效评价模式[18]。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方面主要是以决策战略目标化、指标设置目标化、目标责任明晰化、目标考核综合化、目标过程程式化为特征的南通模式最为代表，是集目标管理与现代绩效管理优势于一体的绩效管理模式[19]。

43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由图4可以看出，学界在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大量研究的同时，对与其相关的绩效标准、平衡计分卡、政府效能、绩效管理制度等研究热点进行了探讨。梳理文献发现，学者关于该热点研究主题的论域主要集中在指标设计的类型和方法[20]；绩效指标的地位和功能、设计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确定指标权重的思路[21]；影响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的内部因素（政府职能、政府发展的战略和规划、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和政府管理的规范化程度）和外部因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公民参与度、文化传统和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与整合）[22]等方面；此外，部分学者针对当前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的线性化和表象化，提出应基于治理过程对构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考察，利用平衡记分卡合理设计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以突显其民主行政的价值观[23]；为解决现有指标体系设计框架的自适应问题，有学者提出建立一个基于“绩效维度――层级特征――样本属性”三维立体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逻辑框架[24]。

44政府绩效评估主体

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作为政府绩效评估活动的推动者和实施者，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关于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探索和争议并存，其研究视野大都集中在对缺乏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有效参与的多以上级评估下级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形式进行多元化重构。具体来看，学者的研究论域主要涉及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构建的观念、制度和技g障碍、价值取向、合法性、结构特点和发展建议等方面。倡导在分析政府、公众、企业作为政府的主要绩效评价主体所蕴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各自的优劣势基础上[25]；从规范政府绩效评估主体资质、优化政府绩效评估流程、增强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的回应性等方面增进政府合法性[26]；构建政府绩效评估多元化主体，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有人大、政协、第三部门组织、专业评估机构等参与的、协同共助的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27]；坚持公共本位价值取向，突出社会民众、社会中介组织、专家等主体在绩效评估中的价值，建构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公众积极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系统[28]。

45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

由图4可以看出，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研究同绩效目标和公共服务质量密切关联，正确的政府绩效价值取向往往能够为绩效目标的达成与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论域主要集中在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作用、要求和层次分析；价值扭曲的表现、成因以及确立原则等方面，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民众本位”或“政府本位”等应然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受道德价值观、公共责任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界定不明确、目标价值的冲突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往往出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缺失、经济价值的过度泛化、公共价值导向的偏差、对效益原则的扭曲等价值失衡现象[29]；此外，部分学者进一步对绩效评估实践中价值取向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展开了探微。通过评估主体、评估指标、评估程序、民众满意度4个维度的测量，发现当前的政府绩效评估存在评估主体单一化、评估信息封闭性和神秘色彩严重等“政府本位”诟病，并提出专家决策、公众参与、公开评估信息等旨在构建“民众本位”的价值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30]。

46电子政务绩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这一新技术革命潮流下的衍生品得到了各国不同程度的重视，对其进行绩效评估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竞相研究的热点主题。比较发现，国内外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价都十分重视，并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价体系的内容和价值取向、评价模型、评价指标、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内外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研究在研究水平、研究要点、研究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31]。国外的电子政务绩效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埃森哲咨询公司、联合国、美国Brown大学、TNS公司、Jersey Newark大学等机构；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聚集在广州时代财富科技公司、北京时代计世资讯有限公司、电子政府思想库网站、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东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研究机构[32]。此外，我国学者对电子政务绩效的评价模型原理和结构以及评价过程[33]、提高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水平经验与途径[34]、模型比较与本质分析、方法和技术等部分进行了探讨，强调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并选用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指标，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是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工作中的重点[31]。

47政府绩效审计

20世纪40年代，政府绩效审计逐渐在国外兴起，经济危机后国家公共开支的大幅增加和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使得公众开始主张对受托经管其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展开检查。相较而言，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目标管理。国内外日益常态化的政府绩效审计实践逐渐引起了学界众学者的研究兴趣，梳理发现，国外学者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政府绩效审计比较研究、整体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政府绩效审计角色和作用研究3个主要研究领域，且存在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缺少系统性、政府绩效审计研究整体性不足以及与审计学基本理论系统的衔接有效性不够等现实问题[35]；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实践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研讨阶段以及21世纪初至今的深入研究阶段，并在政府绩效审计的内涵、内容和范围、职能和目标、程序和方法、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审计报告等方面成果显著[36]。未来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需要在审计主体和对象、审计层次、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革新，并注重政府绩效审计结果（信息）的价值发掘与应用[37]。

5研究的演化路径与未来潜在的研究热点

51研究的演化路径

近年来，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学者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除了研究成果数量呈波动变化趋势外，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也具有一定的演化规律。为更加清晰地梳理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演化轨迹，以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成果峰值的时间节点（2009）为限，分两阶段分别进行归纳梳理（见图5）。

511研究探索阶段（2002-2009年）

统计发现，这一阶段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成果数占总体的42%，且呈不断增长趋势，2009年达到增长状态的临界值。图5显示了2002-2015年政府绩效管理的年度研究热点主题演化轨迹，其中2002-2009年期间学者的研究焦图5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时间分区图谱

点重点指向重塑政府、服务型政府、效率政府、电子政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结果、目标和指标；行政体制改革、理性与反思、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行政价值取向、公共支出绩效、公民参与、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等。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整体处于探索阶段，学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和概念界定的研究较多；同时，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探讨投入较多；评估过程开始重视公民参与，在反思绩效管理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了解决对策和建议。

512研究深化阶段（2010-2015年）

较之前一阶段，这一时期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数呈波动下滑趋势，但总体科研数仍占比较大（58%）。图5显示，该阶段学界的研究论域转向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公众满意度、政府执行力、第三方评价、绩效评估体系、政府公信力、行政管理方式、政府职能、法制化等层面；继续对政府效能、绩效标准、绩效评估结果和指标、地方政府绩效、公共价值、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效目标等研究进行了深化；价值取向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灵魂，长期以来得到了学界的持续探讨，极力倡导构建“第三方评价”等能切实保障公众权益的绩效评估模式；伴随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日渐丰富以及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构建成为该领域发展的核心话题，如何将政府绩效管理的各实施环节纳入到法制的运行轨道，仍需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52未来可能潜在的研究热点

521乡镇政府绩效管理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组织系统的基层组织单位，是党和国家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者和实施者，其行政绩效好坏直接关乎国家政策方针的落实程度和水平，对乡镇政府进行绩效评估和管理，能够督促其行政活动更具效力和活力，提高乡镇政府行政活动的绩效水平。目前，学界关于政府绩效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县市级，对乡镇一级的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方兴未艾，且学者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乡镇政府现行绩效评估体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功能定位、困境解读、弊端分析和对策建议[38]；评估理念、评估要素以及评估结果的运用[39]；指标体系构建、问责制度与组织绩效相关性分析等方面。此外，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过去政绩的考核，不是把评估放在绩效管理的大框架中去操作，而是仅为考核而评估，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乡镇政府的可持续发展[39]，需要学者的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522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

目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价模型主要有“公众参与模型”与“技术理性模型”，受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集权行政思想的影响，政府部门往往乐忠于依靠“技术理性模型”进行自身的绩效评估，而轻视甚至排斥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活动。伴随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逐渐成为民心所向。当前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活动主要有行风评议和公众评议机关活动两类。且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政府绩效、公众参与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40]；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价的意义与历史沿革[41]、现状与思考[42]、模式及展望[16]等方面。然而，受自身知识水平和利益权衡的影响，单独的“公众参与模型”与“技术理性模型”难免会身陷囹圄，因此需要在重视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借鉴“技术理性”之所长，构建“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

523政府绩效评估结果

随着政府绩效管理实践活动的日渐推广和普及，关于其评估结果信息的运用情况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如Harry所言，“公共管理者是否把绩效数据实际应用于管理过程是绩效管理是否值得投入的最好衡量指标”[43]。梳理文献发现，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的使用方式主要包括诊断与控制问题、组织学习与发展、配置组织资源、调整工作安排、为预算做准备、改进绩效、与下级沟通和协调工作目标、实施奖惩、激励员工、提供培训机会、向公众公开评估结果等方面[44]。且存在评估结果缺乏实质性应用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其在预算决策、调整工作安排以及干部培养晋升等方面的使用还不充分[45]。此外，部分学者注意到政府绩效的评估结果与政府绩效的真实值之间往往存在差异，这种由价值导向、指标体系设计、绩效立法、评估方法等与评估目的无关的因素引起的评估结果的不准确程度被称作政府绩效评估结果误差[46]，学者分别从评估结果误差的概念、类型和生成机制[47]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降低甚至消除，仍需学界立足于具体的政府行政环境，综合现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展开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

524第三方评估

20世纪20年代，英美等国家逐渐出现第三方评估的弥端，其实质是由政府以外的学术性组织、研究组织、投资组织、中介组织或民间社团来评估政府绩效[48]。国内的第三方评估发源于2004-200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委托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对全省各市（州）政府和省政府职能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价的“甘肃模式”，此后第三方评估成为学界持续的关注热点。当前第三方评估存在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理论引导力度不强、评估标准尚显单一、指标设置不够细化、评估方法尚欠科学、评估手段不够先进、评估结果缺乏实质性应用[49]等问题；在制度环境建设中主要面临硬制度、软制度和实施机制等3个方面的困难[50]。未来的第三方评估需要兼顾各方评估主体的利益诉求，重视绩效评估结果的二次评估制度建设，加强评估信息公开法制化和透明化建设，完善信息共享制度，降低政府绩效评估成本，为政府绩效水平的提升继续努力。

6结语

经过学者10多年的学术探索，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样态已呈多样化、纵深化的发展之势，研究视角越发新颖、研究观点更加聚焦、研究论域亦更显广阔，整个学科研究业已形成体系。通过对近年来政府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发现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政府绩效管理理论、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电子政务绩效、政府绩效审计等7个方面；研究演化路径经历了研究探索及深化两个阶段；未来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则更加趋向于乡镇政府绩效管理、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政府绩效评估结果以及第三方评估等主题的研究和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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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模糊综合法；评估

1 绪论

1.1 本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1.1.1 本论文研究的目的

安全评价是安全生产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预测、预防事故发生的重要手段，要使安全评价工作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质量保证。因此在安全评价机构中建立一套科学的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体系，并对此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以发现不足环节，从而达到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1.1.2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

对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进行评估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

（1）通过对过程控制进行评估能够明确不足项，提高安全评价工作质量水平，明确机构的不足之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

（2）通过对过程控制进行评估有利于安全评价规范化、法制化及标准化的建设和安全评价事业的发展。

（3）通过对过程控制进行评估能够使得安全评价工作有序进行，使安全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中各司其职，加强评价人员之间的交流，提高工作效率。

（4）通过对过程控制进行评估能够建立良好的对外声誉，在市场中取胜。

1.2 本论文研究内容

本文尝试利用模糊数学理论的隶属度原则建立对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进行评估的模型，试图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和对指标权重进行计算来建立针对安全评价过程控制的评估方法。

（1）对现有的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体系进行分析，并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建立能够反映其评价效果的一级指标体系。对上述指标进行细化建立能更准确反映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评估效果的二级指标。

（2）通过对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体系的分析和对模糊数学综合评估的研究，建立比较科学的数学评估模型。

（3）通过计算和利用专家知识，对各层指标的权重进行研究。

（4）尝试把该评估方法应用到具体的安全评价项目中去。

1.3 本论文的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如图1。

图1本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2 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评估指标的建立

2.1 第一层次指标的建立[4]

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根据其特点将指标分为六大类如图2。

2.2 第二层次指标的建立

在对安全评价过程控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第二层次指标如图3-图8。

3 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评估模型的确立

首先要确定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之后就要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来对低层次的指标权值向上进行复合，从而为上层的计算提供数据。

建模过程如图9。

4 实例应用

用以上数学模型对一次安全评价项目的过程控制进行评估。

4.1 第一层次指标权重计算

第一层次指标为：硬件配备（A1）；风险分析（A2）；检查改进 （A3）；审核（A4）；内部管理A5）；评价实施（A6）；表1中aij表示第i行元素与第j列元素的重要度的比值。由本领域的专家对该矩阵赋值。

表1中aij表示第i行元素与第j列元素的重要度的比值。

由表得到权重矩阵 ：

求和法求权值，按列归一：

按行相加得到： 归一化得到权值：

由公式 （i=1，2，……..n）计算？姿max

得到；

由公式3.5得到：

从而得到：

由此可知专家给出的第一层次的指标权值如表3。

表3第一层次的指标权值

4.2 评判矩阵计算

专家对二级指标进行打分，如表4。

得出评判矩阵

4.3 模糊综合评判

依据公式：

得出综合评判集：

由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得出本安全评价过程控制的效果为较好。

5 结论及展望

5.1 主要结论

5.1.1 将模糊评估方法引入到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评估领域中，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将边界不清，不容易定量的因素进行量化，并建立了过程控制评估的多级评估模型。利用隶属函数充分考虑了各个影响因素及子因素的性质，将各因素的边界模糊化，使其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5.1.2 由于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中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而这些因素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且许多因素具有较强的模糊性，故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进行评估。实际计算表明，运用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可以得到有效的结论。

5.1.3 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在实践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对多层次指标系统评估是可行的。通过实例论证，效果较为理想，因此，使用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对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进行评估将会对实践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可以具体明确安全评价过程控制中的不足和问题。

5.1.4 分析了影响过程控制的各种因素，从中做出总结，建立了能够进行安全评价过程控制评估的二级指标体系。

5.1.5 采用专家评分的办法，尽可能的减少主观判断对结果的影响。

表4 专家对二级指标评分表

5.2 展望

安全评价过程控制系统拓扑结构可能具有多态性，在系统控制量的变化下，系统的运动可能会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转化，在这种条件下应用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尽管在隶属函数构造问题上是分段、不连续的，但是仍然比传统的方法有了较大的改进。以后的工作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由于过程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使得指标体系的建立并不是非常完善的，因此，建立能够全面反映安全评价过程控制的指标体系，是今后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

（2）本评估方法在确定指标权值时，虽然极大的减少了人为的主观因素影响，尽量把这种影响淡化，但是仍然是有所欠缺的，因此，指标权值量化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以后工作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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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制度论文篇10

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遵循着渐进式变迁的模式，改革中选择和运用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使用频率较高，自愿性工具使用较少;三个阶段运用的政策工具较为稳定，强制性工具主要运用了规制和命令性权威性工具两类，混合型工具主要运用了信息与倡导和诱因型工具两类;这几类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和政策对象上的选择和运用差异较大。在未来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中仍需加强政策工具规划、丰富政策工具箱，发挥政策工具的互补性。

关键词:

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政策工具

一、引言

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中央政府和高等学校始终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也促进了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评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相对较系统和完善，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试点探索、规范化和制度化三个阶段。［1］目前，我国学者关于本科教学评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开展情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如张晓鹏［2］、陈玉琨［3］、赵立莹［4］等都对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框架、价值反思、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研究;二是对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研究，如周湘林［5］、肖兴安［6］、安力［7］等学者从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决策模式、历史演变、院校层面的政策决策等方面开展过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公共管理理论由于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解释力，不断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其中政策工具理论也被用来解释教育政策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如殷凤探讨了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类型的变化情况［8］，张端鸿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策工具的变化规律等等［9］。虽然政策工具在政策执行中非常重要，但从政策工具的角度探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成效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因此，本研究以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中的政策工具为研究对象，重点对改革中的政策文本和重要事件进行整理和分析，总结和分析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中的政策工具种类，探究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描述各个阶段政策工具应用的变化趋势，为新一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政策实施中的政策工具选择提供对策和建议。

二、政策工具的类型与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府执行政策的工具、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它是“连接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最重要的环节，良好的政策目标必须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10］。达尔和林德布罗姆早在1953年就对政策工具的基本原理进行过研究，但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政策工具理论才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很多学者都对政策工具做过分类，如麦克唐奈和埃尔莫尔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制度变迁工具(McDonnell＆Elmore，1986);林德和彼得斯把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财政补助、管制、劝诫、权威、契约等(Linder＆Peters，1989);施奈德与英格拉姆则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权威型工具、诱因型工具、能力型工具、象征及劝说型工具和学习型工具五类(Schnei-der＆Ingram，1990);豪利特与拉米什也提出了一个政策工具分类模型(Howlett＆Ramesh，2003)，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较广。豪利特与拉米什根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程度把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三类，具体见表1。对于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豪利特与拉米什综合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认为应根据国家能力和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两个因素来讨论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国家能力是指政府机关可以影响社会行动主体的组织的能力的大小，而政策子系统的复杂程度是指政府在执行政策时所须面对行动主体的数量和类型的多少，这两个因素组合方式决定着政策制定者选择何种政策工具。［11］本文将运用豪利特与拉米什的自愿性、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三分框架，对中央出台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相关的政策文件中蕴含的政策工具类型进行分析，并运用豪利特与拉米什的政策工具选择框架探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各阶段影响政府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

三、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历史回顾

(一)试点探索阶段(1978－1989年)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评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0年原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之前，为我国普通高校教学评估改革的试点和探索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工作是扩大高校的办学自，逐步恢复被破坏的教学秩序。由于恢复教学秩序和完善教学改革的需要，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等一些高校在某些教学活动中开始了评估的尝试，随后尝试评估改革的高校也越来越多，一些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也开始了评估工作的尝试和探索。这些努力和尝试终于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管理部门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单位对高等学校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办学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予以整顿和停办。”其后，国家教委先后颁布一批政策和文件，均要求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加强对本科教学工作的评估。1985－1989年期间，我国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以本科教育质量提高为中心的学校评估、专业评估、课程评估等试点工作，并形成了基本的评估模式。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78年至今，中央政府或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先后颁布的普通本科教学评估相关的政策文件共有42项，其中1978－1989年6项，占12．1%;1990－2002年15项，占35．7%;2003年以来有22项，占52．4%。因此，在探索阶段，高校教学评估制度是自下而上逐步展开的，但由于政策文件数量少，评估工作尚缺乏规范的制度和体系。

(二)规范化阶段(1990－2001年)1990年10月原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到2002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为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改革的规范化阶段。这一阶段，许多高校继续进行对学校、学系、专业评估工作的积极探索，在高校评估理论与实践的大力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完善。1990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高等教育评估的政策性规定，也是我国高校评估实践走向规范化的开始，在这一阶段国家相继出台了15项政策文件以规范高等学校的教学评估工作。专门的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出台，表明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工作逐渐从高校评估中分离出来，有了专门的评估领域，明确的评估任务和内容，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初步建立，并走向规范化发展。

(三)制度化阶段(2002年至今)从200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以来，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工作迈向了制度化发展的阶段。《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将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水平评估三个方案合并为一个方案，并作为评估普通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标准，同年11月教育部《关于对全国592所普通高等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拉开了我国五年一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的序幕，且这项工作在2008年基本完成。据笔者统计，从2002年起，教育部先后了普通本科教学评估方面的政策文件22项，占1978年以来此类政策文件的52．4%。其中，为规范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秩序，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关于严肃评估纪律、成立普通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选聘评估专家及委员会、规范评估工作基本程序和工作以及各类评估人员职责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日趋完善。2008年以后，教育部采取多种形式对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虽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评估标准和形式单一、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定位不明确、整改环节薄弱等［12］，被评高校过分重视评估结果和等级而出现的疲于应付、弄虚作假的现象较为严重。在总结反思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评估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2013年教育部了《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明确提出审核评估将作为今后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基本形式和制度，开启了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新时代。总之，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是从自下而上的实践和探索开始，又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和完善的，遵循着渐进式变迁的模式，并且政策工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中的政策工具运用

笔者梳理和归纳了各个时期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政策中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如表2所示。从整体上看，我国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中采用的政策工具不断丰富，三类工具配套应用于政府机构(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评估人员，也包括自愿性的评估组织与个人。从政策工具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强制性政策工具和混合型政策工具应用较多，自愿性工具应用较少。从政策对象上来看，对高等学校和评估机构使用的政策工具较多，对政府机构、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性自愿组织使用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其中，对高等学校使用的强制性政策工具在减少，自愿性政策工具在增加;对评估机构和人员使用的强制性政策工具和混合型政策工具均在增加;对政府机构主要使用强制性政策工具，兼有混合型政策工具，工具种类较为稳定。

(一)试点与探索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这一阶段我国本科教学评估政策主要采用的是混合型政策工具中的信息与倡导和诱因型工具，具体包括舆论宣传、鼓励号召、社会声誉、权力下放等。当然，这一阶段也有强制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对办学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予以整顿和停办。对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分析可知，在这个阶段国家对教育管理的行政能力强，但对高校评估工作管理相对较弱，高等学校、政府机构、评估机构与人员等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较低，按照豪利特与拉米什的政策选择模式，这一阶段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混合型政策工具。因此，在评估政策的试点和探索阶段，中央政府对高等学校主要采用混合型政策工具，中央下放权力，扩大高校办学自，鼓励和号召高校进行教学评估，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对评估专家、政府机构等政策子系统并没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

(二)规范化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在这一阶段，对高等学校的政策选择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包括设定和调整标准、建立和调整规则、法规、监督、处罚、考核等规制;对政府机构的政策选择也是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主要侧重于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包括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能力建构、政府间协定、政策试验、指示指导等;对评估机构和专家人员仍是强制性政策工具，包括机构改革、机构能力建设、命令指示等，如1992年规定成立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1998规定成立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等。从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的分析可知，在规范化阶段，国家行政能力增强，经济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高等学校、评估机构与人员等政策子系统的复杂程度也有一些增加，但仍然比较简单(政府机构自身的改革是一项较为简单的指令性改革)。按照豪利特与拉米什的政策选择模式，决策者可以采用规制、直接提供、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等强制性政策工具。因此，这一阶段是我国高校评估和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建立和规范时期，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高度重视，表现为国家行政能力增强，且政策子系统比较简单，对本科教学评估政策的改革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对高等学校的政策选择主要以规制为主，对政府机构和评估机构主要采用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在这一阶段自愿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的使用情况与第一阶段变化不大，只是对高等学校增加了信息公开和学习教育两种政策工具。

(三)制度化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在我国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进程中，强制性政策工具箱中的规制工具和命令性、权威性工具太过刚性，需要更多的混合型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因此，在这一阶段，与政府职能转变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趋势相适应，普通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中在混合型政策工具选择方面增加了更多的诱致型工具，如权力下放、信任、程序简化等。由于2013年教育部下发的《审核评估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要探索和逐步推进管办评分离办法，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这意味着政府领导下的本科教学评估模式将会逐步退出，以市场为导向、有竞争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将会逐步进入高校评估领域，承担起本科评估的责任，那么自愿性工具将会越来越多。从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分析可知，这一阶段，虽然政府将部分权力归还于高校，中央政府将部分高等教育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但国家行政能力仍然处于强势。虽然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评估工作逐步规范和制度化，但所有本科院校必须在五年内全部接受教育部本科评估，致使短期内接受评估的高校数量多、层次杂、任务重，加之媒体对本科评估的报道褒贬不一，政策子系统越发复杂，特别是审核评估中将第三方评估机构引入。按照豪利特与拉米什的政策选择模式，国家能力强、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高，一般采用自愿性政策工具，但由于我国本科教学评估政策子系统中的自愿性组织和第三方评估市场发展均比较滞后，这一阶段对高等学校、政府机构和评估机构与人员的政策工具选择还是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特别是规制工具和命令性、权威性工具。同时，与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在于混合型工具和自愿性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有了较大的发展，混合型政策工具中的权力下放、信任、程序简化被广泛地应用在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中。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革遵循着渐进式变迁的模式，政策工具的种类不断丰富，三个阶段使用的政策工具的大类基本一致，但具体条目却有很大的差异。从政策工具箱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强制性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但三个阶段都只使用了规制和命令性、权威性工具两种强制性政策工具。在强制性政策工具选择方面，在规范化和制度化阶段选择和使用的政策工具基本一致，与探索阶段相比减少了处罚和制裁等工具，增加了机构设置、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能力建设、政府间协调等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在政府机构、高等学校和评估机构三类主体，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与政府机构改革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基本一致。在混合型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方面，三个阶段都采用了信息与倡导工具和诱因型工具两类政策工具，在信息和倡导工具箱中都选择了信息、信息公开、舆论宣传、鼓励号召等工具，但在诱因型工具的选择方面差异较大，在试点探索阶段主要采用了社会声誉，在规范化阶段增加了权力下放，到制度化阶段更是增加了信任和程序简化等工具。混合型工具兼有强制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的特点，可以作为强制性政策工具的有益补充，一方面可以规范政府机构、高等学校和评估机构的评估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参与和接受评估的积极性，另外可以通过信息公开、舆论宣传等形式接受社会、生师、家长及用人单位的监督。

在自愿性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方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其后的一些与本科教学评估相关的政策和文件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政策和文件都提到了自愿性工具中的自愿型组织和服务。但由于我国正式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一般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展开，致使这类工具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在审核评估阶段真正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自愿性工具中的市场工具也将会被选择和使用。通过对我国三十多年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制度改革中政策工具选择和使用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新一轮的审核评估改革阶段，规划政策工具时应该注意:分类规划、综合运用，发挥政策工具的互补性;丰富政策工具箱，尝试新的政策工具;加强强制性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度，推进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法治化进程;积极开发和利用混合型政策工具箱，做好政策宣传、学习工作，建立和完善评估信息公开制度;培育和壮大第三方评估机构，引入市场机制增强评估活力，真正发挥自愿性政策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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