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学论文十篇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1

每个政治体系都有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机构，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有针对性地对主导性的政治知识、政治价值反复灌输，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把社会成员塑造成为社会所希望和要求的政治人。除了政府、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社会团体以外，学校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大学生主要时间都在学校生活和学习，在自觉不自觉的政治社会过程中，受学校影响非常大。学校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学生灌输政治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发挥高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四大块以及形势与政策、世界政治与经济等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确立政治认同，提高大学生政治知识和政治信仰，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些作用决定了它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特定的作用。

二、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4.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即具备最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尚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主动参与少，动员参与和被动参与多；政治参与功利化和现实化的特征。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对国家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课积极调试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参与或不参与，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广度等，使大学生以积极的政治态度参与政治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个体在基本知情状态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能作出自主理性的抉择。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2

一、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反复确立的就是主奴辩证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精神强势，他者则在长期的蒙昧状态中失去自我独立精神。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最明显的文本表征。鲁滨逊和星期五间的关系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通常从鲁滨逊的冒险开拓精神角度进行解读，从而掩盖了这一本质现象。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启发了大批边缘学者，他们开始把种族当做一个复杂的文化范畴，对其进行质疑、解构，“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数族裔获得一种族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他们开始质疑、颠覆、重构西方所谓的文学经典，揭示渗透在文本结构、故事情节和道德教诲中的种族等级制，进一步加深了文学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宽了读者的视野。开始了对主流文学中所存在的习以为常的、隐含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进行批判，“他们开始把种族视为一个复杂的文化思想范畴，而不仅仅从自然科学的的角度来解释，并同时借助西马与后结构主义的成套分析工具，对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解构渗透到文本中的话语霸权和制度规范，使得“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则以自传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种族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文化政治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种族斗争经历了族裔内斗争的文化政治学和族裔外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族裔内斗争求独立，族裔外斗争求认可。这两种斗争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的独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得到他者认可的一种象征性存在。处于中国文化家庭中的华女，自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无形中习得了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国传统道德，遵守孔子教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个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勤俭节约等中国文化价值观在无形中，自小深入到华女阿五的心灵中。父亲带着她一起诵读中国经典，她六岁时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读书。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她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她为自己所属的种族而骄傲，为祖先所创造的丰富文化而自豪，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学习成绩而自豪，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认为他的成绩根本无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结论:外国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他们天生冷漠。《华女阿五》的主要读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优秀，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华人形象是创作者显示其族裔属性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黄玉雪极力想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她笔下的‘华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学中负面的中国人概念化形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熟悉美国社会文化的模范女性。”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融入主流社会，更重要地是让主流社会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书中大量介绍了中国文化，如“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华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饮食，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习俗;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等。”她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并非全盘采取赞扬的态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对比的立场上，根据美国这个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赞扬和详细描述三种不同态度。对待美国文化则以华人的眼光来审视，但“也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到华人文化中的许多错处。因此，我们有这种双重视野、双重传承，但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两种视角而更显丰富。”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黄玉雪把两种异质性文化置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异质和同质，使之相互转化，实现超越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间文化建构。她之所以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元素就是尽其所能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对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会发出一个积极信息:我们不是消极被动地、封闭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国社会，而是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我们的融入。但是作为华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种族歧视，取得了自己所认为的成功。儿童时期受到同龄学童的歧视，被称为;中学时受到学校辅导人员对华人的轻视。虽然在美国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书工作，虽然极尽其力，把一份冷冻疫苗工作报告写得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独具创见，依然得不到认可，晋升的机会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难。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认可，更是难上加难;结婚后，想在高档住宅区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给华人。“白人主流社会并没有把她当成平等的、独立的个人。苦思冥想之后，她灵感突来－把自己的奋斗经历写下来。”因为她想让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华人文化，她想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长及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汲取、拣选中美两文化的合用之处，以及如何努力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正是她的这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才使她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让那些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模样的美国白人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从这一方面而言，黄玉雪是成功的。同时，这本书的成功也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她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东亚各国旅行，随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经营旅行社为业。她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过阐释:“‘不妥协者’，因为只有不妥协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组合，如果妥协的话，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话去做，这个世界就无法产生新事物。你可以做个不妥协者，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协，不去扰乱社会，因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协意味着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协者则与众不同。但他们都具创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这全都配合在一块。”这种不妥协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僭越，或者称为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在不失时第4期《华女阿五》:两种族裔属性斗争的文化政治学机地跨过既定界限，对主流的价值、观念、习惯、规定等进行修改、颠覆。颠覆被传统称为正典的、普通的价值体系。“文化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执的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声称‘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价值体系，与纠缠于暂时世俗利益的纷争政治相对立，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倾向。”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协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视进行斗争，以一种力求上进的精神求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进行族裔内斗争以求得独立，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结合西方文化，以一种超越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间模式建构独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个人独立，族裔文化的独立。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必然离不开社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因此“作为政治的动物，人就不能离开政治和道德观点来考虑文艺问题。”文化政治学中的“政治”体现为权力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种族斗争就是争取认可权力和独立权利的斗争，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构、重构、建构的非中心式建构模式，这些都明显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学的身份建构烙印。

二、性别所代表的族裔属性斗争中的文化政治学

文化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强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现为非政治的、无所不在的触须、无意识渠道等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满斗争和喧嚣的政治场所在。“只有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有效分析，正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义，并且最终诉诸政治行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变革，把此岸世界建设成理想乐土。”文化政治学中，性别和政治联姻，从而出现了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反映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华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时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传统式的教育，学会了逆来顺受。孝顺是维系家庭的脐带，集体大于个人，家庭重于个人等观念渗入其幼小的心灵当中。父亲定下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要求孩子们无条件严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父亲拒绝为黄玉雪上大学时支付学费。玉雪并没有气馁，内心抗议:“生为女孩非我所愿。作为女孩，我也许不想仅仅为养儿育女而结婚!也许我的权利不止是养儿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个人!难道中国人认为女人就没有感情和思想吗?”在心理上，玉雪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抗，反抗中华族裔属性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为个人幸福去追求，这是美国教师传授给她的价值观。但在她幼时，父亲就谆谆教导她应为家庭荣誉而牺牲个人幸福。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两种属性:中华族性和美国属性。这两种属性在性别之战中体现出来，也体现出两种属性所各自代表的权力角力。父亲是第一代华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浓缩着中华族裔属性，他们内心中那种叶落归根的心理非常强烈，对故国的眷恋和回忆深深地刻印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当他们想极力融入美国社会而遭拒绝，处处存在的种族歧视让他们不断地回忆起故国，想躲进故国的回忆之中进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内，父辈感到惬意。有人聆听他们内心的苦楚，更有亲情、更温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则处处充满了纷争、竞争，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亲情。生活在唐人街让他们有种归属感。但代表着第二代华裔的黄玉雪则截然不同，种族歧视更坚定了其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而非逃避。她积极融入父辈所极力逃避的白人社会。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体验到隐私权受到尊重的幸福。和华人社会相比较，黄玉雪感到白人社会给了她更多的尊严和权利、温情和平等。而父亲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认为女性一般心胸狭窄，目光短浅，智商低下，不适合从事智力活动，属于无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为了她们自己，同时也为了社会公益，她们最好谦卑、缄默，不要抛头露面。”［2］为挑战父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她在一次开船典礼上，特意把一瓶香槟酒砸碎在船首，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形。因为在父辈所代表的华裔看来，女人触碰会给新船带来厄运和不幸。而黄玉雪竟然亲手把这艘船送出海，是她个人的殊荣，更是中国女性的殊荣和华裔的殊荣。“此举表现了黄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象征着她业已冲出束缚唐人街华人妇女的陈规陋习之藩篱。”［2］黄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行为颠覆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想象性建构，同时也打破了西方对华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当时的美国流行文化中，东方女性毫无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测的狐媚，就是出卖色相的艺妓。甚至在美国华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说在刘裔昌的自传中，华人女子也被称作‘尤物’，这是个具有性暗示的词藻。与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华人妇女形象作一比较，黄玉雪笔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着真正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3

一

30年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各政治派别相互之间的严重疏离 。广大社会成员对的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 ；在这种状况下，民众的政治取向是多头的。30年代政府试图通过施行一系列文 化控制方略来扼制这种多头政治取向的势头，却反而引发了来自各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 政治文化反弹。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 们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又由于各权力客体之间因其代 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阶层，他们所持的政治见解也相去较远，因而，各 派纷纷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此，30年代的文学 论争，事实上往往是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一个窗 口。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都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 化潜因，人们在文学论争中看问题的角度也首先是政治的角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

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的政治意愿的表 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因此，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惟一的 机会。30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政治的 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为政治 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攻击某 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被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30年代的许多 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语权的 斗争。

争夺话语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获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 权利。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甚至拥有这个时代。这 一点，在3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那里，对此都是非常明白的。在获得政权以后，并 没有忘记对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先是提倡“三民主义文学”，但由于“四·一 二”之使“三民主义”蒙羞，“三民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面对日盛 的“普罗文学”的声浪，他们又抬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试图用“民族意识” 、“民族精神”来抵抗来自左翼文坛的“阶级论”话语。“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为现实 政治权力作辩护，理所当然地要向传统的政治经典找寻合适的政治语言，这是因为中国 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所充斥的内容基本上是立足于阐述现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政治语言。 直到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作为统治者话语的中心内容仍是传统的“四维”、 “八德”。与此针锋相对，左翼文坛再次掀起大众语的讨论。大众语的讨论，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是30年代文学论争中不多见的。以正统自居，故思想、语言要复古 ；左翼以劳动阶级、广大群众为旗帜，故语言要大众化，这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争夺话语 权的斗争。“大众”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最时髦，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大众化 ”的讨论，不仅成了左翼文坛针对统治者的话语武器，而且也使得左翼文坛因此而得以 靠着“大众”、“群体”的力量，引领了整个时代。

在这种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排他性是其重要的思维特征之一。例如，在“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即1927年下半年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恢复创造社及其刊 物时，曾想联合鲁迅来写文章，郑伯奇还去找过鲁迅，并在广告上也登出鲁迅的名字。 但正在这时，创造社新进的人们，即李初犁等从日本回国了，他们不赞成联合鲁迅，并 且决定把鲁迅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年轻人要反对鲁迅?为什么几 个年轻人能左右整个创造社(包括创造社的许多元老)?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 为争夺文坛话语权而必然导致的排他性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刚从日本回国的激进青 年，面对的是国内经过十年整合已成格局的文坛，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稚嫩的声音会淹 没在诸多文坛宿将们耀眼的声名之下，他们要获取独立的话语权，要使自己的声音成为 众声喧哗中的最强音，就不能不以攻击文坛话语的权威为其开端。鲁迅的公认的文坛地 位，就使他成了创造社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们首选的要跨越的对象。“创造社改变方 向”后“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 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 注：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天轨列车》1928年9月25日。)很明显，创 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首先拿鲁迅开刀，其中无疑包含着取代鲁迅文坛霸 主的地位，使自己的言论成为文坛强势话语的策略性考虑。

争夺话语权，就难免要将自己的言说营构成某种强势话语，以便给论争对手造成一种 压力。梁实秋几十年后对30年代他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仍耿耿于怀：“我发现所谓普罗文 学运动，不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利用文学做武器的一种政治运动”。后来“撤消”了“ ‘普罗文学’这一名义，实质的想在文学领域争取领导位置的运动仍旧进行，换一个方 式进行到另一个阶段罢了”。(注：转引自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台湾中华书局印 )第51—52页。)梁实秋的话的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们争夺文坛领导权的 政治意图，但他的这种对于“革命文学”即将形成的强势话语压力感，又从反面昭示了 他本人对权威话语的看重。因为这场争论的开始，是缘于他们难以忍受“思想上有了绝 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他们要以文坛正统派的姿态来“纠正时尚”，捍卫 文坛的“尊严和健康”。(注：梁实秋：《＜新月＞前后》、《谈徐志摩》，《梁实秋文 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的强势话语面前， 难以以自己的意愿来重整文坛，他们的压力感中多少包含了自己难以获得文坛霸主地位 ，难以获得话语霸权的遗憾感和失落感。

“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也曾感觉到了一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他在 《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认为，“普罗文艺”中有“主观地过剩”的“政治主张”。(注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1932年4月)。)胡秋原曾一再声称， 并不反对普罗文学，“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而二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论争，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争夺话语权。胡秋原打出的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 号，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强化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 “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偏曲倾向”。(注：胡秋原：《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 争》，《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这之所以没有得到同样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左翼作家的认可，是因为左翼作家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连苏汶也看得出胡秋原与左翼作家之间“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 ”。(注：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 月)。)左翼文坛要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话语权，就不能丢弃理论的阐释权，就不能不 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

在30年代的诸多文学论争中，许多人都曾作为论争的一方，感到了来自左翼文坛的强 势话语的压力。例如苏汶就曾认为，左翼文坛常常“借革命来压服人”，拒绝“中立的 作品”，把文学内容限制到“无可伸缩的地步”等等。(注：苏汶：《“第三种人”的 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再 如，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认为，文艺只有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 ’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而“另一种‘一尊独占’”， 显然是指左翼文坛。(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又如，林语堂在小品文论争中，面对来自左翼文坛的强势批评，表示了这样的不满情绪 ：“《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 何关救国?”(注：林语堂：《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1935年5—6月) 。)“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的罪名”。(注：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30日，5月31日。)毋庸置疑，上 述左翼文坛的论争对手们的种种报怨其实都带有某种政治情绪，其言论未必公允，未必 正确。但这些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左翼文坛事实上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论争中，都 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对论争对手构成了强势话语的压力。这里用语义政治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左翼文坛获得了“权力话语”。(注：根据语义政治学理论对“权力话语”的 解释，所谓权力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具有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 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与能力的话语。)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 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30年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 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公允地来评价30年代的一场场文学论争中的是非 功过，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 果没有获得话语权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 结果，很可能是在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左翼文坛，依靠营构 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了文坛霸主地位。这固然对其他论争对手构成了某种压力，但左 翼群体站在权力客置上对权力主体构成的威慑力量，为同处于权力客体的其他亚政 治文化群体争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营构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文化上的主导 地位，这正是左翼文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 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 ”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政治文化的一大功能 是把‘文化人’塑造成‘政治文化人’”(注：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2年，第24页。)，身处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 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从30年代文学论 争中的表现来看，多数作家未能避免成为“政治文化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 争中，其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 态度，以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就连茅盾、鲁迅也不例外。例如茅盾， 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论争中坚持的许多观点，在其后的一些论争中不仅不再坚持 ，反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在对待“五四”的评价上，观点明显发生的变化，其中 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意识的迅速加强。他的《“五四”运动的检讨》，是向“左联”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的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无论是从政治理论的运用 ，鲜明的政治见解的阐释和从政治角度发言的口吻，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政治的投入。

再如鲁迅，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受到“围攻”，曾产生非常愤激的不满情 绪，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 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界之一 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尽管如此，鲁迅多年之后却是从政治、革命的 高度来认识这场论争的，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 关忍受。”(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cūn@①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 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这种态度和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人的胸襟。在30年 代一系列的论争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许多见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出于政治 的考虑且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中，鲁迅就有一个由担心大众 化“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到终于完全站在大众文艺立场上的过程，最终甚 至不惜拔高一些通俗文艺形式的意义(如连环画等等)。尤其是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 ，鲁迅坚持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表明了他 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国防文学”口号相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 关注民族矛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阶级矛盾，这里包含了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 权的重视。这显出鲁迅作为政治文化人的政治远见。

“政治文化人”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思维的政治化。普遍的政治化思维弥漫在30年代的 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成为30年代文学论争的显著标识。

政治化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论争中的实用主义。借用霍布豪斯《自由主义》中的 话来说，那些实现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 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注：霍布豪 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双方的 目的常常是仅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而并不注意去寻找大 家普遍能接受的某种真理。所以，没有一次论争最后是哪一方通过讲清道理，以其自身 理论的真理性使对手真正心服口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争的兴起、结束，大家 所依据、所服从的也不是学理性的规则，而是政治的需要。例如“革命文学”论争，双 方的开战，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联合对鲁迅的批评，是一 种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注：参见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而创造社、太阳 社与鲁迅双方的最终握手，也是服从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服从了政治的需要。据冯乃超 讲，“为什么停止围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当时中央宣传部长)转达过党的 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注：冯乃超：《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冯乃超 文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79页。)也就是说论争的当事人不管在论 争中表现如何，使用什么样的言词，有什么理论的阐发，但决定论争进程和结果的，并 不是论争的内容和理论探讨的深度，也不在于谁真正完全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而在于政 治的需要。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有类似的情况，当论争刚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是因为化名哥特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中对左翼文坛排斥“同 路人”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此文一出，左翼文坛的调子便马上翻转过来， 多数言论立即从团结“同路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第三种人”，直到“第三种人”正 式“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之前，左翼文坛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其实已接近 收场。这一论争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出，论争的走向，并不是依据是非观点的是否 明确，不在于理论探讨的进展。与理论的正确与否相比，当时的人们也许更相信、更愿 意服从的是政治权威，是人们政治化思维中的政治实用主义支配着人们在论争中的行为 。

30年代文学群体是以政治倾向的同一性来划分的，各群体内部统一性高，且具有较强 的组织性意识，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上，往往一致对外，处处以本群 体为是，以非本群体为非。夏衍就曾谈起过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中的这种群体性意 识：“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文艺社团”，但这“并不等于中立，无可讳言，由于思想作风 上和组织上的大原因，我是站在创造社、太阳社这一边的”。(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三联书店，1985年，第141页。)也就是说，这种群体性意识并不依据形式上是否 参加某个社团，而是依据政治上的倾向，自觉地给自己划线，决定政治立场上的归属。 对群体性的强调，在左翼作家群体中显得最为突出。“左联”1930年8月通过的《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否认“左联”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 批评了一些成员仅仅把“左联”当作作家组织的“狭窄观念”、“自限于作品行动的偏 狭见解”等等。这里很明显地是提醒群体成员要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左联”群体 及其任务。

在30年代的许多论争中，左翼群体的确一直非常强调从群体性乃至党派性上来看问题 。左翼群体之所以会以胡秋原为攻击的对象，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外，还由于胡秋 原的不在组织上认同左翼群体。胡秋原多次表明自己的所谓“自由人”的政治立场：“ 我所谓‘自由人’者，是指一种态度而言，即是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 断一切”。(注：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他公 然声称“不在政党领导之下”，这构成了对左翼文坛党派性质的消解。正因为如此，当 胡秋原发表文章批评钱杏cūn@①的文艺理论的错误时(注：胡秋原：《钱杏cūn@ ①理论之清算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之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读书杂 志》第2卷第1期(1932年3月)。)，立即被左翼文坛敏感地认为他是“为了反普罗革命文 学而攻击钱杏cūn@①”，“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进攻”。(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胡秋原曾辩解道： “我除了批评钱杏cūn@①君以外，就没有碰过左翼文坛，然而钱杏cūn@①先生是否就可以代表左翼文坛?”(注：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陈望道当时也曾客观地指出：“我们不应把这对于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扩大作为对中国左翼文坛不满，甚至扩大作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不满，把理论家向来不切实不尽职的地方暗暗地躲避了不批判。而将来还是来的那一套，以致理论永无进展”。(注：陈雪帆(陈望道)：《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在习惯的政治化思维中，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内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任何来自外部的批评，哪怕是针对某个人的(尽管这个人也许确实存在可指责的错处)，也将被视为对这个个人所在群体的挑战。因此，上述出自胡秋原的辩解和出自陈望道的辩护都不能扭转左翼文坛多数人的基本看法。再如，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苏汶曾批评左翼作家说：“他们现在没有功夫来讨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注：苏汶：《关于＜文新＞与瞿秋白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对 此，周扬的辩驳是：“我们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我们反对超党派的客观主义”。( 注：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这里，意见 的分歧仍是党派性问题。

由其群体性或党派性来判定言论的是非，而不是依据真理性来判别言论的正确与否， 这有时便会导致宗派主义。茅盾就曾指出过“左联”内部的这种宗派主义，“‘唯我最 正确’，‘非我族类，群体而诛之’的现象，以及把‘左联’办成政党的做法”。(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09页。)在“两个口号 ”的论争中，连鲁迅也明显感到，他因主张“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遭到的 非议，其根源可能还是宗派主义在作祟：“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注：鲁迅：《书信·360828致杨霁 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6页。)入不入群体，事关重要。入了群体，自家人好 说话，有错误也是“内部矛盾”；不入群体，那言论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很重要，但更紧 要的是作为异己力量就首先要遭到排斥、遭到攻击。可见，30年代在群体之间发生论争 时，事实上却不被看作具体参与论争的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群体的事。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宗派主义情绪常常在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宗派主义情绪是伴 随着政治情绪而来的。政治观念表达的情绪化，在30年代的难以避免，其原因很多，但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理论的不成熟。30年代的各派理论家们，就根本而言，都 缺少政治理论的系统性，缺少应有的本土政治实践的基础。理论基础不坚实，浮躁的情 绪化的冲动，就成为必然。夸大的方式、极端的心态常常成了企望中的对待相异观点并 战而胜之的法宝。例如，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就特别注重渲染“最强烈最普遍的一 种团体感情”。(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如果在论争中过分强调情感和情绪而忽略理性，偏激和叫骂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在 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就有人公开为叫骂正名，宣称要提倡“新流氓主义”。他们认为： “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流氓ism不行。”“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 ，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不认为斗争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注：潘汉年： 《新流氓主义》，《幻洲》第2卷第8期(1928年1月)。)后期创造社青年作家们的论争风 格，与采取这种“新流氓主义”不无关系。而激进化、情绪化等，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 一直存在着。鲁迅曾指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 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毛病就复发。”(注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85页。)论争的群体性情绪化 ，是3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个显性特征。

三

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有时还表现为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即有很强的政治防 范意识。胡秋原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批判时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 。”这段话是明显针对“民族主义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这自由的创造” ，“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而来的。(注：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 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但在左翼文坛看来，这种“文艺自由论”固然是对“ 民族主义文学”以及的文化专制的一种批判，但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 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 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

30年生的关于“善于调和”的论争，也可以说是由过度政治敏感引起的。一位署 名“绍伯”的人仅因为看到《社会月报》八月号同时发表鲁迅和杨cūn@①人的文章，便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指摘鲁迅“善于调和”，“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他不得不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 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8页。)这位“绍伯”， 鲁迅认为是“田汉”，尽管田汉并不承认，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左翼群体中的、明显带 有过度政治敏感性的作家。

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有时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猜疑。例如，左翼文坛在与“自由 人”论争时，就有左翼作家一再称“自由人”是社会或托派(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而据胡秋原称：“我和 我的朋友当时根本没有社会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也根本没有这种组织。”(注 ：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文学艺术论集》，台湾出版社，1979 年。)这种政治上的猜疑在30年代的论争中时有出现，例如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一些左 翼作家因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上发表翻译文章，而称他在“ 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并猜疑他为的特务。

“领津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猜疑的内容。在“革命文学”的 论争中，杨cūn@①人就曾说鲁迅“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金”。(注： 文坛小卒(杨cūn@①人)：《鲁迅大开汤饼会》，《白话小报》1930年第1期。)“新月派”的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作家论辩时，便称左翼作家“到×党去领卢布”。(注： 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三民主义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在与左翼作家论战时，也一再诽谤左翼作家是“藉了卢布的作 用”，“领了卢布的津贴”。(注：林振镛：《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民族文艺论 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上述所谓的拿了谁的“津贴”，有些确实是属于政 治上的猜疑，当然也不乏其造谣和诽谤。指称论争对手拿了谁的“津贴”，成了一种陷 论敌于不利的境地的政治手段：或者是通过造谣，借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来剪除异己；或 者是通过这种猜疑或暗示，借民众对统治者的厌恶来将论争对手在“政治上搞臭”。这 里“津贴”一词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的标签，通过贴上这种标签将论争对手挂靠到某一 政治势力的实体上，将对手推上政治的极端，目的也在于引起与之敌对力量的“敌忾” ，引起己方同道们“全伙”的政治义愤。

政治化思维还特别强烈地表现为论争中的独断性和绝对化。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 争双方往往是以自己认定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来衡量一切，来判定文学的是非，而否 定其它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显示出一种独断性。例如，在“革 命文学”论争中，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时就表示：“我们不惟 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 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 8年2月15日第2号。)这种唯我独尊的独断性思路，也是导致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与鲁 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论战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 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注：《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 况(节录)》，《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与这种独断性紧密相连的是绝对化，即看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一种绝对化的存在，偏于一极，第三条 道路在尖锐的政治对峙面前是不被认可的。“反革命”固然难以被容忍，“不革命”也 同样被视为一种对革命的挑衅而不被认可，诚如成仿吾直接宣称的那样：“谁也不许站 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中的 多数都是持这种偏执的、绝对化的思路。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认为“不革命 的作家们”只有具备“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行”，“要有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 基那样的天才。而且写的还要是‘天才的小说’”。这就是说，一般的“不革命”的文 学作家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在该文中，他在文学观念的表述上也体现出绝对化的思维的 特点：“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他只 有叫喊，没有。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 流血，没有眼泪”。(注：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 期(1928年5月)。)这里的“只有”、“没有”是一种典型的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多样性 、复杂性的绝对化的思路。

“左联”作家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是从“革命”、“反革命”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看待“第三种人”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否认“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 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 始终是某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 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注：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 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鲁迅在《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 》中也否定了“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客 观上是存在着大批的中间派作家的。对此，冯雪峰就曾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 与理论》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 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注：丹仁(冯雪峰)：《关于“第 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

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事实上多数作家作为文化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 治文化人”的特点。30年代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他们的政治态度虽相 去较远，但就其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都往往有某种一致性。以独断性、绝对化思路为例 ，许多左翼之外的作家是对左翼作家的一种反“模仿”。例如，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阶 级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的阶级性推向极端；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强调文学的 人性，同样将文学的人性推向极端，否认一切阶级性。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 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并将此功能视为惟一；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否认文学的任何政 治功能，主张文学的绝对自由，以“自由”为惟一，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独断， 也显示出了思维的绝对化的特征。例如，梁实秋认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 一之标准。”(注：梁实秋：《文学批评辩》，《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7、28日。) 以自己的文学标准为惟一，是典型的独断性和绝对化的思路。在这样的“文学标准”下 ，他自然不能容忍革命文学。再如，在沈从文看来，当文学“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作 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注：沈从文：《短篇小说》，《国文月 刊》1942年第18期。)，当文学“与国内政治不分，成为在朝在野政治工具之一部”时 ，“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注：沈从文：《新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 ，《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这里，他否定了文学与一切政治的结缘 ，否定了一切政治，多少也是走向了绝对化和片面性。总之，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 独断性、绝对化是论争双方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之一，这正是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的 必然的产物。

四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争各方所依据的常常就是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所使用的理 论和知识也是为其政治立场服务的。论争中双方所特别关注的也许不是对方使用的理论 和知识的正确性，而主要是说话人所持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因此，对 方话语中的丰富内涵几乎被忽略的，关注的只是其话语的政治指向，即真理性、正确性 服从于对说话人属于“敌”或“友”的关系的判断，大家算的是政治账。例如，左翼文 坛对“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讨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左联许多成员一 开始就“确认”胡秋原是“托派”，是所谓的“社会”成员。这就将其在政治上 定位在敌对的阵营中了。因而，尽管胡秋原对统治者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他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尽管 他在许多理论观点上与左翼文坛不仅不相违背，而且比较一致，但是，他的所有的言论 均因其被“确认”的政治定位而被视为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左翼作家的攻击。

在30年代，对作家政治立场的定性，常常左右着论争的进程和决定着论争的结果。例 如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依旧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 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可以说是1928—1929年那 场论争的延续，所以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第209—210页。)直到1932年11月，鲁迅才发表《论“第三种人”》，而在文章 一开始就将胡秋原和苏汶区别开来，指胡秋原为别有用心的“论客”，而将苏汶视为是 可以“同走几步的‘同路人’”。文中虽也批评“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社会里，而 要作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存在，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 作品”，这只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但也肯定了苏汶所谓的“与其欺骗，与其做 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等言论是 正确的。(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40 —441页。)全文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其语调也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对苏汶等“第三种人”的政治定位还是认为他 们当时“在阶级斗争中动摇着，但未能抱住任何一种政治”，虽然他“要使文学也同样 地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他“至少已经消极地反对着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了”。 (注：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也就是 说，就当时“第三种人”的政治立场而言，还无法将其在政治上定性为“敌人”。因而 ，在以哥特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左翼阵营对其的批判还 曾一度缓解。最终促使这场论争发生质的变化的，是“第三种人”的“转向”。1933年 以后，先是发生了杨cūn@①人的脱党并宣称“愿意作个‘第三种人’”(注：杨cūn@①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继而要“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摆出了与“左翼”文学对阵的架势。(注：杨cūn@①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接着又发生了1933年底的“献策”事件。鲁迅估计他们可能“还要联合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以掩其献策的秘密”。(注：鲁迅：《书信·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5页。)加之韩侍桁、苏汶等人连续不断地发表与左翼阵营相对抗的文章，“第三种人”发展至此，引发了左翼文学阵营对其重新进行政治定性。左翼作家们认为，“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因为这是为了“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35页。)因此，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左翼作家都写文章对“第三种人”进行了新一轮的批判，态度之严厉、文章语调之激烈，都明显要甚于前阶段。尤其是鲁迅，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脸谱臆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揭露“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7页。)，指称“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鲁迅全集》第6卷，第134页。)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论争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对论争进程和论争结果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论争对手的政治态度和所持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之重要，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立场”的定性，有时却 又显得简单化。当时左翼作家在给论争对手作政治立场的定性时，一条重要的依据就是 其与“官方”的关系。王平陵曾说：“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是骂人是代 表官方说话。”(注：王平陵：《骂人与自供》，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9—410页。)这是针对鲁迅在《官话而已》一文中指称王平陵“ 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注：鲁迅：《伪自由 书·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第22—23页。)王平陵对此很敏感，且认为“刻 毒”，是因为他深知其背后的政治定性。事实上，是否代表“官方”，这在当时，确已 成为鲁迅等左翼作家划分论争对手政治性质的一条界限标准。这种标准，其实质，就是 看论争对手的政治立场，然后由其政治立场来评判其言论的对与错。30年代的一些笔墨 官司，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找到某种解释。例如，当时左翼阵营对施蛰存《文学之贫困》 一文的责难，据施蛰存讲，他在30年代并未提倡“纯文学”，而只是认为，“‘文学’ 的范畴应当宽一点，当时的责难，其实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办的《文艺先锋 》，倒并不重在该文的内容”。(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 史料》1991年第4期。)也就是说，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被看成了一种政治表 态，其“立场”被视为站到了“官方”。又如，当时鲁迅对赵景深翻译理论的批评，据 赵景深讲，他当时“并不是反对鲁迅所译的科学文艺理论”，他认为：“恐怕鲁迅不仅 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政府的一个宴会上说错了话而 批评我。”(注：赵景深：《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1978年 第1辑。)也就是说，鲁迅批评赵景深的“翻译”理论，其背后是因为他站在“官方”立 场上讲话。施蛰存、赵景深这两位当事人对当年一些论争的分析并不全面，但其中也提 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

类似的情况，在非左翼作家那里也存在着。例如，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其背 后包含着对鲁迅翻译普罗文学理论的不满，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就明 白表示了“批评所谓无产者文学理论”的立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实秋的不满是 在于“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这与他“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的观点是相对立的。(注：鲁迅：《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3页。)

如此来看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评价标准，其相对性、不确定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常常表现为因时而异和因人而异。所谓因时而异，主要是指人们评 价事情对与错的标准常常是按形势发展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样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评价。例如，1933年9月，施蛰存应《大晚报》的编辑之约，向文学 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一举动被鲁迅、茅盾、曹 聚仁等作家指责为是守旧行为。对此批评，施蛰存曾认识到：“因为当局者正在运动这 反动潮流，故对于我在这时候介绍这两本书表示不满，这意见我是诚心接受的。”(注 ：施蛰存：《＜庄子＞与＜文选＞》，《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8日。)但当1935年郑振 铎将《庄子》与《颜氏家训》列为《世界文库·中国之部》的书目时，施蛰存又发表了 《“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一文，大发牢骚。施蛰存的牢骚包含了他自认 为的委曲，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问题因其提出的时机的不同，可能会带来 效果上的本质性差异。因时而异的评价标准，其根源在于那样一个政治形势多变的时代 环境。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4

1.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是“人”，目的是为了给“人”的成长带来和谐宽松的环境，就必须大力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只有提高员工的创新精神，才能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合理进行。其次，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具有针对性，由于个体差异，人的思想与行为不可能呈现出一种状态，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由个体人格的心理与素质情况出发，尽力实现员工的需求。最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应该具体分层，对工作目标区别对待。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弹性定位，对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工作对象没有区别对待，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不具备先进性和广泛性。思想政治工作在具备清晰完整的目标体系之后，才能使群体和个体都找到努力的方向，进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2.将“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显露出人文特点

首先，可以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对人实行环境关怀。让人在人性化的环境生存，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统筹规划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建设；营造协调关怀的环境能在事业单位中显示出诚信和爱护；营造民主参与的环境，可以充分发现员工的智慧与实践能力。其次，构建和谐文化，体现道德关怀，在精神上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应该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思想，注重培养员工的和谐观念和价值取向，培养人的诚信与责任意识，提高员工思想境界，并在员工中形成普遍认识。加强员工道德素质，在道德层面推进人文关怀。

3.在网络中显示“以人为本”，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事业单位的领导骨干中，必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强化理论武装的同时，也应该强调真才实学，切忌形式主义那一套。党员应该以身作则，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理解政治认同，在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体现自觉性。第二，事业单位的推动在网络思想政治中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而且能在另一领域推动思想工作的进行，能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普及提供帮助。互联网是一个丰富的平台，可以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和广泛发展空间。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为下一步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指导方向，促进针对性教育的实施。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在网络环境中进行政治教育，通过网络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如何创新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提供方式和手段。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首要前提就是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注重人在理论学习中的培养。

二、结语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5

教学情境就是一种在生活背景下的情境化教学，其目的就是在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间建立具体联系，使知识点能够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把知识点理解透彻。而以往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多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更多地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记住知识点，而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批评的：这好比是“在岸上做动作教儿童游泳”。学生缺少真实体验，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不信，知而不行”，使得学生习得的知识也只不过是空洞的理论而已。因此，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将知识点弄懂弄透之后并熟记在心是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按照生活化教学理念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创设适合生活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自主活动中体验和感受。具体做法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实验法

人们一般认为实验是中学理化科教学中的专利，人文学科一般很少涉及课堂实验。这样理解实验就过于狭隘了。实验是对人类社会活动中某一领域的探究，是对真理的追寻，完全可以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上使用。如在讲授高中政治教材《哲学与生活》中的内外因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做实验：取等量的水和油同时加热，发现水比油先沸腾。然后，教师可让学生边观察边体会及思考其中蕴含的道理，从而得出结论水和油这两种物体的沸点不同，进而联系所学知识点，总结出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与内外因之间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二）情境再现法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形象化语言描绘、探究性问题设置、具体教育活动的组织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等创设最佳教学情境，把生活情境和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生活和课堂融为一体，用生活情境再现教学内容，营建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上关于法律法规的内容时，如果仅是通过语言向学生灌输不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往往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而如果让学生用表演小品的形式或教师利用幻灯片的形式将青少年违法现象和违法后的忏悔录进行再现，这样不用教师说教，学生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二、制作取材于生活的教学课件

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怎样能干的媳妇，没有米也是做不出饭的。制作课件同样是这个道理，没有充分、生动和质地优良的材料，只有在技术上兜圈子，翻花样，是不行的。而这些材料的应用不但要求教师要对教材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还要在掌握生活素材的基础之上结合所要讲的知识点，准确地选取和恰当地运用。课件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内容为一体，但课件不应当是用图片和文字“拼接”出来的，用音乐和动作按钮“堆砌”出来的，而应当是内容与形式、图片与文字相互渗透的统一体，这样做出来的课件才真实、自然。课件制作中的“有米可炊”单靠在生活中观察、搜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于积累。教师必须广泛阅读，在网上浏览时事信息，收集可以在讲课中用得到的或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图片和影音资料，实实在在地下一点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细工夫，才能在课件制作时信手拈来。例如，在讲授高中政治教材《经济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这一知识点时，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从网上搜集了有关资料，并制作了“1998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消费结构变化的走势图”，不仅形象直观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状况，而且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了学生视野。又如，讲授“消费心理面面观”时，我出示了几张生活中常见的消费现象的漫画，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了学生的思考。

三、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通俗地说，是指一切可以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物化了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的教学组成要素。这包括教材、社会生活、录像、图书、网络、小品相声、时政资料、电视广告等等。这里，我们以社会生活、网络、电视广告三种教学资源为主来谈一谈如何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如何将这些教学资源应用于教学实践。

（一）社会生活

走进社会生活是构建“生活化课堂”的延续。传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一般只局限于书本和教室。但随着教学生活化理念的提倡，教师有必要为学生拓宽学习的空间，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让学生走进社会，开展参观访问、赴敬老院献爱心、研究性学习等有意义的活动，把政治课置于社会生活实践当中，为学生打开了了解社会的窗户，丰富了学生的生活体验，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思想政治，生活中时时有思想政治。

（二）网络资源

网络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教学资源。与旧教材相比，新课程中思想政治教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读性大大增强，也缩小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形势每日都在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充实新的素材。网上资源时效性强，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

（三）广告资源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6

1.社会环境的影响

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日益加深.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影响.

2.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情况：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多，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任务繁重；学生的思想多样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压力大；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巨大的影响.

3.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受家庭和社会等环境的影响，学生对自身素质的培养不太重视.当代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环境较好，缺乏吃苦精神，并且追求自我，个性张扬，关注自身利益，不重视自身道德修养.

二、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应符合的规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要符合一定的规律.规律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且不由人的意志决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有规律可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符合规律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1.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门课有其自身的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要符合课程自身的基本规律.

2.符合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规律

严格按照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特点进行研究，了解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发展趋势，安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符合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规律，从而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

3.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规律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培养人才的要求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进行分析，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规律.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实现路径

1.思想认识科学化

根据党的十的报告可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人才的素质，同时也决定着国民整体的素质.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将其科学化是必然的趋势，在实现其科学化的同时，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科学化.

2.教育理念科学化

我国的教育始终要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问题展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而展开.教育理念科学化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灵魂.在教育理念科学化这一方面，要确立以人为本、育人无价和科学指导的教育理念.

3.制度设计科学化

制度设计科学化的目的是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水平.制度是否完善，对目标任务的完成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制度设计的科学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保运行机制良性循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协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确保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制度设计科学化有积极作用.

第二，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学校要结合高效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体系进行研究，加大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发挥各部门的职能，形成完善的保障体系.

第三，组织高校协调网络.组织高校协调网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德育的原则，将读书与成才结合起来，并坚持以人为本（.2）加强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3）教育与管理相融合.

4.内容和方法科学化

内容和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有很大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与最新的实际情况相联系，促进其科学化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结语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7

一、“心即理”与“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

王阳明的“心即理”说是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2）的观点提出来的。他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3）。“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4）他所谓“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综合。这样的“心”也就是“天”，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5）“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6）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与人之主世界的差别。他据此提出“万物一体”说，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7）。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源，殊无区别。将这样的认识实践于社会，就形成了他“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为体而以“亲民”为用。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8）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尽的解释：“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9）。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10）。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依照这方法明其“明德”，推广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亲，各安其分、各勤其业的理想社会。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11）。显然，他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叶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的重构。

王阳明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当时官僚争权倾轧、鱼肉百姓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当权者遵行圣人训典，“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12）推行仁政，怜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13）从而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这使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模式有了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但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蓝图，而是以贯通于自然与社会的亲疏等级为前提。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14）可见，严格亲疏等级规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15）。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农工商贾”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业”，而不能有丝毫“希高慕外之心”，更不能“作乱犯上”。换言之，作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16），倘有违逆之举，必将受到严惩。这样，我们透过王阳明一再标榜的“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外象，仍可看到其所理想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主义实质。

二、“致良知”与“破心中贼”

“致良知”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他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17），也就是“天理”、“天则”、“道”。他说：“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18），“良知即是道”（19），“良知即是天理”（20）。他不仅把“良知”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原理，而且还将其视为宇宙存在、运动的法则。他说：“天地间活泼泼的无非此理，便是良知的流行不息”（21），“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阳障碍？”（22）“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3）。这样，他便将道德准则与客观规律皆内化于心，成其为“良知”。在他看来，人们只要体认、扩充这“良知”，便能使“天理”昭然明觉，成为所谓与万物一体的圣人。王阳明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24）心之良知是谓圣，众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愚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即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块，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25）

可见，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要“致吾心之良知”（26），即在认识论上体认“良知”，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要依“良知”而行，自觉实践这“良知”。他说：“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去不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即不能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意诚？”（27）唯有既知且行，才能真正把心之良知“扩充到底”，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因此，他告诫弟子们：“尔那一点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28）。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即“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他说：“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29）。这就使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溢着强烈的道德实践精神。

王阳明是位富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对当世社会“纪纲凌夷”的危机有深刻认识，但他认为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是“良知之学不明”。因此，他满怀信心地宣称：“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30）。在他那里，一切社会矛盾遂被消融为伦理问题：似乎现实社会危机的解决并不在于伦理规范及其所维护的政治制度应相应于社会的变化而作出必要的改变，而在于人们的道德实践怎样更好地同既存的纲常规范相一致，从而更有效地维系现实政治体制，以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危机。这在逻辑上虽有因果倒置之弊，但确使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经院哲学，而具有十分显明的政治实践意义。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阳明力纠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之弊，重新诠释“格物”之义：“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31）。格物即正物，而物则为心之外化，“心外无物”，故“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32）。这样，正物即正心，亦即“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不知所云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33）。同时，他又反对那种一味“静坐”，试图“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或通过长期静坐，“然后见吾此心之体”（34）的做法。他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35）。可见，王阳明真正重视的乃是要“实实落落依照良知去做”，他将封建纲常伦理由外在的、超验的“天理”变为内在的、主观的“良知”，并在此基础上来强调道德实践，甚至把认识上的是非亦纳入道德实践范围，使之与主观上的好恶相等同，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变”（36）。这就使得“良知”内涵的封建道德规范成为了人们的选择及行为的标准。只要人们真正依照“良知”去做，就一定能在思想上、言论上、行为上同封建统治者的要求保持高度统一。

作为一位忠实于王权的封建官僚，王阳明一生积极镇压民众“叛上作乱”，致力于“破山中贼”，为挽救明王朝的危局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被封建为“新建伯”。但他认为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民众反叛，“民虽格面，未知格心”，比“山中贼”更厉害的是“心中贼”。而他的“致良知”说恰恰具有破“心中贼”的功效，因为即使愚夫愚妇，倘真能“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37）。“致良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功效，乃是因为其并非什么深奥的理论，只是要人们“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38）。换言之，“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王阳明企图通过唤发人们的“良知”，并使人们各致其“良知”，从而使每个人都无丝毫私欲牵挂，而只存留“天理”于心中，都能依据“天理”生活行事。在他看来，这样便能真正“破心中贼”，封建统治也就能长治久安了。

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王阳明认为，“克己”要下真功夫，“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否则天理、人欲“终不自见”。“克己”还要坚持不懈，好比走路，“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得到欲到处”（39）。具体说来，“克己”之功包括四种境界：一曰“静坐息虚”。这是“克己”功夫的第一步。王阳明说：人们“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虑”（40），使吾心处于“悬空静守”状态，排除杂念，然后才能进一步“克己”。二曰“省察克治”。这种功夫要求人们认真内省吾心一己之私，并努力加以克治。“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随时随地“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41）。三曰“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王阳明认为，若想使吾心“纯乎天理”，必须做到心中“无一毫人欲之私”。而欲达此境界，则“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42）。好比“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它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安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43），直至达到“无私可克”，只存留“纯乎天理”的心之本体的地步。“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44）。其四曰勘破“生死关头”。这是“克己”的最高境界。当人们“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后，尚有生死念头须勘得破。王阳明说：“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45）。有了这种念头的“毫发挂带”，私欲的克制便不能彻底，“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们只有将“生死念头”看得透彻，才能使心之全体“流利无碍”，最终达到“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的崇高境界，实现人之至善本性的彻底复归。而一旦真正做到这点，“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46），视听言动自然无不本乎“良知”而合乎“天理”。这样，人们自然不会有“贼”念生起，自然会以温良恭让的美德钻入君主****政治的死胡同，成为“圣人”教化下的谦谦君子、君主治下的驯服良民。这便是“致良知”说的最终目的。

三、“知行合一”与政治道德实践

宋儒论“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说，如程颐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强行者，安能持久？”（47）陆九渊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48）。朱熹亦明谓：“论先后，知为先”（49）。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50）他尤以其“心即理”说为理认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们“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则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则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所以，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51），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52）在他看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53）。

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指对“良知”本体的内在体认和感悟，而“行”则主要指对这“良知”的实践，或指“良知”本体外在显露。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54）。他又具体言道：“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精粗知温清定省之仪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55）可见，“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要求人们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对“心即理”、“良知”的认识，并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识外化为具体行动。

在范畴的使用上，宋儒所说的“知”与“行”既有知识同实践的区别，又分别指求知与躬行两种不同的行为，而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小；王阳明所说的“行”，则包括着人的实践行为与心理行为，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对“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别，王阳明对宋儒的批评在学理上显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又确易造成崇尚空论、不重践行之弊。这种流弊反映于社会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虚伪、道德水平下降的习尚。王阳明揭橥“知行合一”之帜，乃是“吃紧救弊而发”（56），“正是对病的药”（57），是要扭转当时浇薄的士风，要人们“克服不善的念”，从思想、言论到行为，尤其是行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从而使“圣贤之学”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绝非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说法。他说：“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休段亦本来如是”（58）。又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59）。他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违背禁令去做，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行观的错误引导。他说：“今天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凭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有一个。若不会偷说一个亦济得甚事！”（60）又强调指出：“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61）显然，王阳明更为注重的是通过对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先行后”说的理论批判，使人们真正知晓“知行本体之宗旨，从而纠正知而不行之弊。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联结，但更重视“知行合一”内涵的实践精神。他反复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62），“知、行工夫本不可离”（63），并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为了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换言之，所谓“一个工夫”，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间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道德修养、从事从伦理活动的实践，从而北朝鲜意向的道德性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性。这样，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便沟通了起来。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阳明的这种“知行合一”说，儒家伦理才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行动的开始，绝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诸实践而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行”。据此，统治者就应将其“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如在“簿书讼狱”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而应禀从“良知”执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阳明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64）。他不仅将参与君主政治的具体活动视为体认、实践“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径，而且还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炼”，以其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训练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颁布“乡约”，兴办乡学等事功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融贯于实践之中。至于对下层民众来说，“知行合一”则意味着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自觉遵行封建道德规范，“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65）。由此可见，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的根本目的，无非在于更有效地强化封建伦理——政治道德实践，以期封建君主****政治能长治久安。

[注释]

（1）《明儒学案》卷首《师说》。

（2）《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二》。

（3）《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

（4）同上，卷二《传习录中》。

（5）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6）同上，卷七《博约说》。

（7）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8）同上，卷二十六《大学问》。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12）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13）同上。

（14）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15）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16）同上卷十六《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17）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18）同上。

（19）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陆元静》。

（20）同上，卷六《与马子莘》。

（21）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25）同上，卷八《书魏师孟卷》。

（26）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27）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28）同上。

（29）同上，卷八《书朱守乾卷》。

（30）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31）同上，卷二十六《大学问》。

（32）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33）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34）《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

（35）《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36）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37）同上。

（38）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

（42）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43）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44）同上。

（45）同上卷三《传习录下》。

（46）同上卷一《传心录上》。

（47）《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48）《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49）《朱子语录》卷九。

（50）《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51）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52）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53）同上卷六《答友人问》。

（54）同上卷《书朱守谐卷》。

（55）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56）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57）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58）同上卷六《答友人问》。

（59）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60）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61）《王阳明答周冲书》，见《中国哲学》第一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

（62）《阳明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63）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8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域问题;对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影响，帮助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道德标准，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达有着决定性意义。针对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研究是针对高校新课程改革出现的不同思路，是基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关系衍生出的内容，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拥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本文主要从论域、论域问题及对策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与现代教学实践结合，确保学生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了解传统茶文化，使我国传统茶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在思想政治课中不断加入新的文化元素，在优化课程结构的同时增加学生对课外知识的掌握量，有助于学生形成符合核心四项要求的“三观”。

1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

我国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史、传统茶文化传承与两者内在联系三大论域。

1.1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史

我国饮茶历史悠久，品茶作为文人雅士娱乐、社交的重要内容被赋予了丰富文化内涵，其中茶道提倡的君子之道（例如：礼仪、谦让）等优秀品质，是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着大量交叉的。传统茶文化中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古代名人的哲理小故事可以被引申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生活化场景阐释理论内涵，使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血有肉。我国作为古老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对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很高要求，全面学习掌握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精华有着重要实践意义。

1.2传统茶文化的传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分教条和完全排斥都是片面的。在充分了解传统茶文化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是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传统茶文化中强调的和谐有礼，茶艺文化中对生活的热爱和美的追求是与时代精神相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针对地从中汲取养分。

1.3两者内在联系

我国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是以传统茶文化思想内涵为基础，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交叉。茶叶的冲泡、饮用过程有的礼仪环节和操作技艺，蕴含着我国传统君子对生活的态度和与人相处模式。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与教育，这和传统的中华文化中的君子之道是相通的，先贤故事的引导侧面激励学生自发严格要求自己，知行合一、谦谦君子等传统观念对当代道德观念的塑造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传统茶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都是教人向上。

2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域存在的问题

2.1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没有明确认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网络信息，生活节奏的加快使独立包装的快销饮品受到校园欢迎，品种多样的饮料选择使学生忽视茶叶，由于缺乏充分了解特色传统文化的环境，大学生对传统茶文化认识普遍不足。青少年是发扬传承传统茶文化的重要预备力量，但目前大部分学生对茶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影视作品，即使少数喜欢茶饮品学生也更愿意选择简便快捷的茶包。对传统饮茶风俗不够了解，是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工作开展的最大障碍，一些人认为两者结合就是单纯地把茶文化学习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这种错误的理解使一线教师不相信茶文化理论会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积极作用，面对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问题大多老师持怀疑态度。

2.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传统茶文化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准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公共课程。长期以来采取相对刻板的理论教学和单一的应试考核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固化，学生大多通过背诵方式记忆知识点获得好成绩，对测试之外的知识缺乏学习动力。授课教师对常规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工作主要依靠课本“照本宣科”，没有了解过学生的掌握情况和接受能力，片面采取“老师划重点，学生背重点”学生对教学新元素的引入比较排斥。授课教师需要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茶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使学生关注的焦点不再集中如何应付考试，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2.3研究方法存在误区

由于研究时间较短，我国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存在着一些方法误区。首先，传统茶文化涉及范围广阔，单纯以学科建设角度分析会存在偏差，一些学者将传统茶文化割裂对应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断章取义的理解无法触及传统茶文化的真正内涵。其次，文化的创新和融合应当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充分了解上，单纯强调理论的逻辑性忽视传统茶文化所处时代背景，无法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传统茶文化传达出的时代精神。受错误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传统茶文化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口径不一的研究结果无法很好融入常规教学中，为研究理论的实践造成很大难度。

3解决论域研究存在问题的对策

3.1明确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通过文化的碰撞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两者结合需要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通过对传统茶文化的不断内化，使两者达到有机统一。现阶段，针对高校对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关注度不够，应当在具有可操作性基础上，通过教研活动、主流媒体宣传等方式确保工作的顺利展开。考虑到我国传统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于高校教学实践稳步展开，使教师和学生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学科改革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传统意义上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课发挥出最大效果，教学相长，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进步。

3.2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传统茶文化

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增加传统茶文化元素，以课后课题活动、著名典故分享等形式使学生具备基本茶文化常识，逐渐对茶文化产生兴趣，避免生硬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添加传统茶文化理论知识。教师应当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培养，通过不断再学习，定期组织茶艺工作者在校展开讲座及实践教学，帮助在校师生对传统茶文化的发展和蕴含的思想政治内容有所了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需要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确保实施开展教学实践必须的经费和活动场所，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对传统茶文化的理解。

3.3针对研究方法误区不断修正

意识到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就要带着问题不断纠正调整方法，开拓学术事业全面看待传统茶文化。传统茶文化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对已有理论的支持和解释，其本身依然具有学习价值，需要我们不断通过研究发掘出有价值的部分。在研究中引入实证，避免单一逻辑推断可能带来的谬误，从实证入手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在传统茶文化中更广泛的应用科学研究方法。

4结束语

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问题及对策，可以在帮助高校进行特色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丰富。这种结合利用传统茶文化涉及的多种知识，寓教于乐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加深大学生对传统茶文化了解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为弘扬传统茶文化和现代教育结合提供全面的帮助和可行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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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学论文篇9

关键词： 网络文化 高校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文化，是一种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新型的人类生活方式。广义地说，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文化、网络规则文化及网络观念文化所组成，其核心是网络观念文化。在网络文化背景下，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加强对新型的符合网络文化的运行规律，以及大学生成长成材规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

网络文化是一种蕴含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化形式，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于以信息、网络技术及网络资源为支点的网络活动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说来，网络文化既是包括资源系统、信息技术等物质层面的内容，又包括网络活动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等制度层面的内容，以及网络活动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二、网络文化的特征。

网络文化是一种不分国界、不分地区的建立在Internet（因特网）基础上的信息文化，综合分析，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存在的虚报性。

互联网上，与现实环境不同的是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在网上匿名信息，这样就削弱了者的责任感，使虚假和不负责任的信息上网的可能性增强。为此，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把我们已经承认作为实体的现实的东西与我们创造的现实空间连接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二）操作的交互性。

网络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交互性文化。网络不再是静态的网络，而是具有相互作用的，它可以实现一对多、多对多、一对一的互动关系。人是文化的创造者。网络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文化，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网络空间交流思想，发表学术观点，浏览所需信息。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任意存取的开放性的网络文化环境。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这种相互沟通，是主体间的交流，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大家参与的机会是平等的，无论何人，只要具备基本的上网条件，就可以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成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据统计，现今我国网民规模达3亿多人，而大学生无一例外均为网民。网络文化没有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限制，网民既是文化的接受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大家都是平等的互动的文化参与者，文化的单向传播已被信息的多向互动所取代。［1］

（三）管理的自主性。

网络文化的创造、发展与运作，是在自愿和自我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既没有控制，又没有人管理，甚至没有计划和目标。网络文化的自主使用性使用户的个性得到尽情发挥和他人普遍的认可，从而推动网络文化创造性地发展。

（四）交流的开放性。

在互联网上，所有文化产品的供应都不受限制，能够随时将全球不同社会、不同种族的文化信息一网打尽，实现文化信息的全球化。正如《电脑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声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都可以自由进入的新世界。不会由于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或出生地的不同而产生任何特权或偏见。”在这个独立的网络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是多么奇异，都不必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可见，文化的开放性在这里得到了最深刻而具体的表现。

三、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文化的日益发展，为我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机遇和新的途径，同时也对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网络文化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广阔发展前景。

1.网络文化的高度信息化开放性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含量空前扩容。网络文化依托的是互联网，互联网具有容量巨大、资源丰富、传输快捷和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元等优势，较之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交流工具，都有根本性跨越。思想政治工作者一方面可以借助网络，挖掘大量、丰富的资源，吸纳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囊括古今，放眼未来。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网络大规模地、主动地、快速地传播自己的思想、理论、政策，而无需受制度、体制和其他繁琐程序的制约，工作舞台和对象、教育方式和手段、信息获取和传播等，都被大大突破。网络，为高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崭新的、空前广阔的舞台。

2.网络文化的可复制性和资源共享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模式发生转型和跃升。长期以来，以课堂教学为主，辅助座谈、讨论、谈心、社会实践等是高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模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舞台多局限于校园内。而在网络文化时代，大学课堂的外延大大扩展，课堂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室，它还包括数量庞大、各色各样的网站，网上远程教育将成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并显示其独特优势；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班级、一个年级的学生，学生也不是受业于一两个老师；教育方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几乎在所有条件下都可以展开；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在一次性投入后，可以无数次重复使用。毋庸置疑，在网络文化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大大增加，舞台大为扩展，方式更为丰富，时空得以充分延伸。

3.网络文化的多边平等性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双方的信任度大为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感一直是影响和制约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和质量的关键。由于人的思想隐蔽性的客观存在，学生不愿意向老师讲真话说实情仍然是当前高校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严重阻碍。网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局面得以消解。在网上，没有师生之分、高低之别，所有网民的人格、权利、地位等一切都是平等的。平等带来了自由、宽松的人际关系，学生便会在网络这个特殊情境中倾吐心声、交流思想、沟通情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便可以借网络手段去与学生进行交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网络文化的虚拟功能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更富于活力和创新。以往人们对未知领域、未来世界的探求，主要凭借想象力去勾勒、描绘。而网络的虚拟技术则将这种幻想变为“真实”。在网络虚拟功能的支撑下，可以设置多种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境，营造声、光、电结合的良好视觉效果，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更为逼真，形式更为活跃，吸引力更强，感染力更大。总之，网络的虚拟功能，有力地促进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一维向多维、由平面向立体、由线性向非线性、由收敛性向发散性转变，有利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向新的领域开拓。［2］

（二）网络文化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1.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挑战。我国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信息化校园时代，网络的全球性、自由性、交互性、虚拟性等特征，使信息的和使用没有限制，各种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公开向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指导理论和自身理念的传输主导性提出了挑战。学生从网络中获得的对其思想观念有影响的信息内容，远远超出了高校思想教育所要求的内容。这种网络环境的存在，加大了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舆论导向的难度，削弱了传统思想教育的功能和效果，传统的教育模式也受到挑战。

2.对思想教育形式和手段的挑战。高校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主要是教师或教育者通过课堂宣讲、个别谈心座谈、讨论等面对面的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灌输、启发、说服。这些方式的针对性强，反馈及时，能产生情感互动，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它的弱点同样明显：时空受到限制，教育对象有限，课堂教学形式单调。而在信息化校园时代，网上的信息丰富多彩，对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每个学生在任何闲暇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获取信息，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进行思想交流。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对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形式和手段带来挑战。

3.对思想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挑战。网络是由人来创造和管理的，而思想教育工作者对网络这一新的校园信息化平台的掌握、熟悉和运用，以及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决定了思想教育工作者对思想教育工作网的使用和发展。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处于一种信息优势的地位，通过这种信息优势，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容易树立威信，得到受教育者的尊重，从而有利于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但是，在网络时代，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方便地查到各种公开或内部、真的或假的信息，而教育者有时候却处于信息劣势的境地，而且存在网络意识淡薄、计算机操作和网络技术水平差、缺乏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性、观念更新不够等不足之处。因此，思想教育工作者熟悉网络、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是迎接网络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3］

四、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探讨。

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急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必须“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抓住机遇，更新观念，主动应对网络文化带来的挑战，大胆探索有效措施，构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对策。

（一）转变教育观念，体现学生主体性的教育理念。

网络文化背景中，文化的生产传播机制是一种大众到大众的传播模式，每个个体都可以选择并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日渐式微，以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关系模式逐渐被打破。［5］因此必须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整个教育过程，树立受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和自我教育的观念，构建一种新型的师生互动关系。针对信息网络时代的特点，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复杂的各种现象，认识并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学会参与整个教育过程，使师生互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同时互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形成教育者与学生协同学习的模式。

（二）优化教育资源，创造完善的立体化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思想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面临网络给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带来的各种挑战，应集中各个方面的力量，逐步建立并完善立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即以学校教育、社会疏导、家庭辅导、自我提高四管齐下的方式构建对高校学生的立体教育网络，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模式。网络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社会工作，要注重对网络思想教育工作的研究和思考，积极探索网络文化背景下思想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逐步建立起适应网络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体系。如加紧开发与网络教育相适应的高质量的教学软件和数据库，加快建设适应其发展需要的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教材体系，构筑起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网络阵地等。

（三）更新教育内容，提高高校学生网络信息素质。

美国图书馆协会1998年版的《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准》指出：信息素养是发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终身教育的前提。在素质教育中，信息素养是综合素养中的一部分。信息素养既包括信息技术，又包括网络道德。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网络信息素养，学校应该将网络培训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通过组织系统的网络知识讲座和选修课，普及网络知识，将网络应用渗透到有关课程中；另外，还要通过疏导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强化学生的网络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大学生树立自律意识和正确的网络观，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对有害信息自觉抵制的意识和能力，使之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合理使用网络资源，文明上网。［6］

（四）开辟网络阵地，构筑思想教育工作网上网下的教育功能。

网络时代，高校文化建设有两条战线，一是现实的校园文化建设，二是虚拟的网络文化建设；相应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现实和虚拟的两条战线。它们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必须将网络文化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纳入校园文化的总体建设格局，把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统中，在构建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的同时，丰富校园文化建设，拓展校园文化内涵，延伸校园文化功能，与此同时，不断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促进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互相配合和彼此协调。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形成高校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信息回路，更好地营造健康向上、活泼生动的校园氛围，提升整体的校园文化品位和科学精神。

（五）健全监督管理，建立网络管理和监控机制。

面对国际互联网信息潮流，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监控机制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对网络的监控和管理。一方面要推进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立法执法，加快网络法规建设，加强网络法制教育，发挥法律和制度的规范约束作用，防止网上不良行为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要提高网络宣传的针对性和宣传质量，及时了解网上信息，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和引导，强制性地检查并过滤信息，及时删除网上垃圾，从源头上净化网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通过严格立法和分析监控，及时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做到防微杜渐，从而在高校校园形成一种健康的网络环境。

（六）加强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型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信息素质直接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素质，即具备较强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要努力建设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思想政治工作，又了解网络文化特点，能比较有效地掌握网络技术，在网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除了符合网络思想教育工作的一般要求之外，还应该有探究网络文化背景下思想教育工作的新观念、新素质。

网络文化的兴起，给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时代课题。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辨别各种信息的能力，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不仅能使网络文化发挥出更大的功效，而且是网络时代赋予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韩锦标.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刍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3）.

［2］吕戎.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J］.辽宁教育研究，2003，（8）.

［3］曾令玉.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教育特征与对策分析［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4］.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80.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10

关键词：网络文化 契机 挑战 创新

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和信息平台，对于信息的传播具有快（时效性强、内容更新快）、广（传播范围广）、多（多媒体化，文本丰富）、活（灵活性）等特点。因此，互联网也成为了当代高校大学生获得信息、知识和资源的最佳路径和渠道。网络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有效利用其机遇，成功应对其挑战，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回避，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邂逅网络文化：把握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机

随着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网络平台的广泛运用，当代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耐性越来越强。网络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当今校园文化构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网络文化的出现也是时代特征的体现。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要想迎合时代的发展，就需要把握好网络文化给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契机。

迎合机遇，把握契机，首先要做到的是准确掌握网络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网络文化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虚拟性与现实性的相互交融

网络世界是以TCP/IP等网络协定作为基础，利用数字化技术层面构建的一个虚拟环境空间。网络世界虽然本身是虚拟的，但通过它却能反映出一个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世界。人们更多的只意识到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却忽略了它的现实性。网络文化的现实是虚拟性与现实性相互交融。网络文化是建立在虚拟世界之上的真实文化。如果说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网络文化则是一个真实的文化。

2.时代性和自由性的体现

相对于传统文化，网络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性是在时空界限上的突破。这也是网络文化一种时代性的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是为了摆脱原来世界对人类自由的限制。网络文化突破了时空的禁锢，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利用网络获得大量的有效信息。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对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把握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已将世界整合为一个地球村。人类通过网络交流互动更加的自由。

3.平等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网络能够以快捷便利的方式为人们进行平等的双向交流架起桥梁。网络空间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的身份意识被淡化，消除了世俗的等级障碍。网络文化，是一种平等与开放的文化，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参与交流互动，每个人在网络世界中的身份地位都是一样的。网络之中没有阶级的划分。网络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体现了平等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在网络文化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要合理利用网络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网络的快速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契机。微博、微信、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公众平台的开设，可以更好地让高校教育者对大学生思想状况以及当前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得以了解掌控。通过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以更好地开展双向互动。网络同时也是无限沟通的大平台，它的自由性可以使这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这个平台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以全方位的扩展。通过网络文化自身的特性，有效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这是时代给予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契机。

二、正视网络文化：迎接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对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网络文化具有双重功能。它既能带来契机，又能带来挑战。

首先，网络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复杂性。不可忽视网络文化有开放性和平等性的一面，但这里面也内藏了一种隐蔽性。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进行交流，但时代的代沟，地域的差异，以及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程度都不相同。这些势必会导致网上交流信息不对和网上交流冲突。而且互联网上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的，低级趣味，传销洗脑的垃圾信息例如涉黄、涉暴、甚至涉及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反动信息也会钻进网络平台的空子，对大家造成煽动蛊惑。当代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耐性比较强，这些不健康的信息严重影响当代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种网络文化的复杂性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其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利用网络这个大平台，看似多了一种可以更好地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新途径。但是新途径也会遇到新的问题。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都带来了新的影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方法，内容，特别是单向的灌输式、封闭说教式教育方法，已经不适应时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改变过去略显陈旧的教育方式，更多的去充实自身，紧跟时代的节奏，掌握合理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不断学习和更新高效实用的教育方法。网络文化的融入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更高的要求。

总而言之，网络文化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生了改变。由简单转向复杂，单向变为双向甚至多向。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切都要紧随时代步伐，不仅要在过去的传统上做到合理扬弃，同时要在复杂的网络文化环境中做到有效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因影响而动摇，更需要认真迎接挑战。

三、迎合网络文化：创新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途径

当今高校大学生群体具有喜欢追求新奇和个性化的特点。网络文化的发展对高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传统单一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认知特点和当前网络文化的时代特征，迎合网络文化，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准确及时的把握有效信息，将网络传播的特点与高校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相结合，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途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当代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最终发展为新时期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创新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路径，必须牢固把握好网络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好网络文化传递的政治导向，网络文化舆情导向，网络文化所传递的社会思潮导向，有效掌控网络技术，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控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权。迎合网络文化，要敢于打破以往陈旧的教育模式，网络可以打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利用网络平台，教育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内容丰富性也给以往传统单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来活力。这样也可以调动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积极性。除了在教育模式，教育内容上创新之外，还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层面上做到创新。熟练运用网络技术，例如利用新媒体平台，云分析，大数据库等，作用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合理，对不足之处进行有效改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算创新，创新培养途径，需要更多的去掌握现有的网络知识技术。

四、结论

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带来契机，又能带来挑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把握好网络文化的趋势，结合网络文化本身的优点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扬长避短，合理创新。使得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顺利进行，为新时期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张荷花.新媒体的负面影响与控制措施――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例[J].今传媒. 2011.（2）：94

[2]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