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理论论文十篇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1

一、加强产权结构优化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产权制度变革与产权结构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基于产权制度变革与产权结构优化而进行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重塑则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因为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文化密切相关，特定的产权结构往往导致特定的公司治理文化，同时，产权结构的变迁亦影响着公司治理文化的变迁。例如，在国有企业中常因政企不分而导致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民营企业特别是在家族式公司中，公司内部治理则也许不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而是依赖于家族内部的—整套不成文的非正式或正式规则。这些均系单一产权结构而致的特殊公司治理文化现象，其公司治理绩效整体不高亦均业已得到了证明。随着产权多元化变革的发展，无论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中国家族式公司，均须对其公司治理文化进行适应性重塑，以期良好的公司治理绩效，而废除企业官本位文化或行政官僚文化与淡化家族资本和亲缓关系对公司的控制则应分别成为中国国有企业与中国家族式公司在产权结构优化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重点。此外，鉴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改革与深化尚须重视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产权融合中的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重塑。对于这点，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式公司抑或其它企业，均应予以重视并切实进行。

二、加强公司治理法律体系完善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公司是现代经济生活中最为普遍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各国或地区均通过立法对其公司治理作出了相应的强制性规定，但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形成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差异却往往导致了其各自公司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的不同。如美国崇尚股东，强调保护股东利益，而德国公司法则重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明确规定公司监事必须有员工代表等等。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定不仅限制了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选择，而且尚亦因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制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转型时期，中国国有企业既有公司治理的法律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的法律体系，其并未有充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形，以致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治理尤其是治理结构层面整体上仅具形似，甚至只是呈一种“装饰状态”，由此而致的公司治理制度文化与其实际的公司治理实践其实并不充分适应。因此，在未来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其它所有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公司治理的法律理念、哲学与原则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的同时，更应着眼与联系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断地作出适宜的边际修正与补充，而各个公司或企业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则应依此自觉地对其公司治理文化进行相应的重塑。

三、加强基于公司资源禀赋与经营环境差异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　文化适应；外语教学；措施

一　文化适应模式的理论基础

文化适应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在与另一不同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群体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过程。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学习者文化适应的程度决定在二语习得中进步的程度。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所研究的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二语的习得，而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中，学习者没有机会和目的语群体直接接触，因此诸如动机，态度或自我渗透等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比社会因素重要得多。

brown把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分为四个阶段：起初接触新文化时的兴奋感和幸福感；文化震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生疏感和抵触情绪，逐渐舒缓的文化紧张；同化。他认为在这些阶段中，文化震惊和文化紧张是学习者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为了帮助这些学习者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些阶段，避免太多的石化现象，教师应该尽量帮助学生缩短学习者团体和目的语团体之间的距离。

二　在外语教学中加强文化适应的措施

1　语言和文化相结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语言就是在学文化。任何语言，由于受独特的历史背景、价值观、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影响，都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是传播该种文化的主要工具，也是人类用来进行思维和交流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工具。汉英两种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这包括：一个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和语义上的呈现；词语在文化涵义上的不等值性；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用语，主要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由此，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解释某些词语或句子的意思，还要帮助学习者多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对于涉及到的语言材料或文化内容，要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解释涵义或阐明不同的社会规约和交际语境。

2　异同对比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两种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受的文化规约和语境异同，用相同之处来加强二语习得中的正迁移作用，用差异之处来防止负迁移作用。“这种从语言的深层次结构出发，透过语言的外表进而对所学外语所反映的与母语文化的相同点或异同点进行对比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学生在习得所学语言和文化时的心理障碍。”以“individualism”一词为例：中国人习惯上将它理解为“个人主义”。汉语中“个人主义”往往同“自私自利”、“爱出风头”等消极含义的词联系，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而英语中，individualism是一个褒义词。此词英语的权威定义为“一种赞成个人行为自由和个人信仰绝对自由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that favors the free ac-tion and complete liberty of belief ofindtviduals)。in~vtduahsm是美国人民所恪守的最主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一。这个从15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就在西方社会受到青睐的词汇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达到了顶峰。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完全不同而且极其精彩的一面，个人与个人不同，每个人都尤为珍贵，都特别出色。他们认为“个人追求”和“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权力、义务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它强调个人进取、个性独立、个人特点和个人隐私等方面的西方文化内涵。在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绝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利用垒真材料创造真实的学习环境，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可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的教材应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材料，即具有真实性(authenticity)。王宗炎先生对au—thent lcny的解释是：“指材料的文字和语言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以选自报刊，杂志的文章和录自广播，电视的节目为教材，那就是具有真实性的教材。”每个单元应注重目的语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介绍，教材的编排应有利于教师挖掘那些含有民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言现象，并结合语言现象向学生传授文化、语用、认知等方面的外部世界知识。

4　拓宽渠道，加强自我体验

外语教师应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目的语的使用者，自己体验西方文化。教师应引导学生参加各种语境的外语课外活动。如：读外语名著，听外国专家报告，参加英语角，英语戏剧表演等；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自我体验的途径更加多元：网络提供原汁原味的语言输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语言教室提供多样的外语学习环境；网络强大的交流体系提供真实的外语交际环境，同时，学生按照个人需求、喜好和时间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进度和方式，其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多媒体、交互功能能提高学习者的兴趣。

三　文化适应在外语教学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从实际情况来看，英汉两种语言所包含和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丰富多彩多角度多方面的。有人建议将这些文化“差异”归作七大类，从思维文化、习俗文化、历史文化、心态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和体态文化七个方面进行研究}也有人主张从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用层面、颜色词方面和成语方面进行探讨。不论从哪一角度切入，教师都需要向学生明确：了解其他文化是为了和其他文化群体更好的进行交流，而不是完全成为其他文化群体的一员或是轻视甚至忘记自己的文化。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适应 心理健康

一、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适应最初是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人类学家将文化适应定义为：“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心理学家 Graves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心理文化适应的概念，强调不同文化接触所导致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文化适应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蜜月期。初来乍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令人兴奋不已，简直就是一次大冒险。人们着迷于文化的不同，兴高采烈地愿意去探索去了解去感受这种新的文化。

第二阶段：冲突期。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常常会感到疲倦、焦虑、有挫败感，甚至开始想家了，再加上由于文化不同带来的困扰以及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烦恼，如语言、住房、学校、工作、交通及购物，人们经常会觉得无所适从。

第三阶段：首次调整期。当人们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开始觉得有些希望了，有些自信了，与他人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日常生活上遇到的烦恼少了，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工作了。这时，人们又处于调整期的波峰段。

第四阶段：心理孤独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离开家人和朋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常常感到孤单、孤独、愤怒和压抑以及总是对当地文化挑三拣四。他们会尽量避免和当地人接触，却更经常地和本国人及同是“外国人”的他国人在一起。这个阶段的负面感觉比第二阶段要强烈得多。

第五阶段：接受及融合期。再过一段时间，当人们渐渐习惯了新文化的一切，包括它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时，他们开始接受并将其视作生活的另一种方式；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一切来。他们也不再那么炫耀自己本国文化和批评当地文化了。

当对语言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熟悉及日常生活走上正轨之后，人们就不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越来越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了。

二、文化适应模式

文化适应是在两种及以上的文化环境间展开的。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弱势文化群体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调适。John Berry从文化适应的策略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种模式，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

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或个人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低，从而积极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则采用了同化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高，而疏远主流文化，则采用了分离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个体觉得维持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价值都较高，从而积极融入两种文化的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整合的文化策略；反之，如果个体既不想维持母体文化，又不想与主流文化积极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边缘化的文化策略。

三、文化适应策略

（一）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整合的策略

根据郑雪和David Sung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结论，“强的主族与客族文化认同及整合的文化适应方式有助于提高的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促使他们对异质文化环境的心理适应”。采用文化整合的策略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我们建议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心理卫生工作者和班集体，通过种种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积极互动，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从而形成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的心理文化适应，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推广双语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

心理学家萨皮尔和语言学家沃尔夫提出的萨皮尔. 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个体的心理过程 ，人们通过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一切认知活动。那些对教学语言（汉语）越是熟悉和理解的个体 ，在学校教育中会表现越好。有研究表明，那些接触教学语言（汉语）时间越早、 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 ，受主流文化影响越大 ，在主流文化环境中就越容易适应。目前，语言障碍已经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拓展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双语教育，结合当地民族教育现状完善双语教育体系非常重要。通过双语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而且是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语言学习了解汉民族文化，为文化适应作必要的准备。

总之，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理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掌握文化适应的规律性，积极寻求对策，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文化适应能力，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未来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中坚，在构建和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4

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型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类型众多，许多跨文化心理学家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的构建、验证和比较，有力地推动了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就目前而言，认可度较高且运用最广泛的主要有两种关于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维度模型，即单维度模型和双维度模型。(1)单维度模型:单维度模型理论认为，文化适应就是个体从原有文化逐渐被完全同化入东道国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单向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4］也就是说，个体会在逐渐接受东道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原来所属文化的特征。例如，依据这一理论模型可以预测，随着移民对东道国语言的掌握程度越高，他们的第一语言能力会日渐消失。美国的“熔炉论”(meltingpot)便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虽然这种单维度模型在20世纪早、中期占据主要地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对它提出了挑战，纷纷提出了新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和研究模型。［5，6］他们认为，保持个体原有文化与接受主流文化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维度。一个维度的加强不一定意味着另一维度的减弱。(2)双维度模型: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JohnBerry)认为:文化适应具有两个基本维度，即保持自身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根据这两个基本维度，贝瑞区分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分离、整合、边缘化。当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无意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认同，但积极地参与到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互动交往中，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同化”;相反，当个体非常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尽量避免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接触和交往时，他们采取的就是“分离”策略;当个体既重视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又注重与其他群体的互动交往时，他们采用了“整合”策略;而当个体既不重视保持自身文化，又无意与其他文化群体进行交流时，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7］贝瑞认为，个体对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对他们跨文化适应结果有很重要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对贝瑞的双维度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多项研究发现，整合策略往往是最佳的文化适应策略，而边缘化是最差的策略选择;同化和分离策略居中。在一项关于来自13个国家的青年移民的跨文化适应状况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倾向于运用整合策略的移民在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上的状况最好，而那些对于自身文化取向模糊不清，对自己的生活目标感到茫然的青年移民的适应状况最差。沃德(ColleenWard)和拉纳(Rana-Deuba)在她们关于尼泊尔国际义工跨文化适应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高认同能够预测心理层次上更好的适应，而对东道国文化的高认同则意味着更少的社交困难。［8］此外，还有尼奇(NyguenH．H)等对生活在英美社区的越南青年的跨文化适应研究、［9］李(Lee)等对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状况及策略选择的研究［10］等都分别从不同的具体文化场域有力地支持了贝瑞的双维度理论模型。另外，应该注意到，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还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赖性。也就是说，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不同的时间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例如，一个移民或旅居者很可能追求经济和工作上的同化、语言上的整合(双语)、婚姻上的分离(族内通婚)策略。阿连兹(Arends-Toth)和维杰威(VandeVijver)在对荷兰的土耳其移民文化适应维度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土耳其移民可能在公共领域选择同化或整合策略，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和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在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他们则更愿意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11］总的来说，在当今的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虽然仍有少部分研究支持单维度模型，但双维度理论模型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支持，并对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虽然随着心理学家对文化适应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多维度模型和融合模型等多种理论框架。但就现阶段而言，后两种模型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证据。

跨文化接触的理论方法跨文化接触是文化适应理论的核心概念，目前关于跨文化接触与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方法:文化学习法、压力—应对法及社会认同法。文化学习法主要是对跨文化接触和变迁中的行为进行分析，强调的是，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所必备的文化技能的习得过程。压力—应对法是强调文化接触与变化的情感因素;社会认同法主要关注的是认知因素，如人们感知和看待自我及他人的方法。(1)文化学习法:文化学习法的理论源于社会和实验心理学以及阿盖尔关于社会技能与人际交往行为的研究。［12］这一方法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跨文化适应困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接触中的个体在处理日常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因此，必须通过学习具体的文化和社会技能及行为来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学习法比较注重跨文化交际风格(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要素)、行为准则、社会习俗及价值观等方面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对跨文化效力的影响，同时也强调特定的文化知识、跨文化培训、外语能力水平、之前的出国经历、与东道国民的接触、文化距离以及文化认同这样一些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减少接触中的困惑和不满。目前的一些研究已经考虑到成功的跨文化适应必须具有特定领域的技能。例如，国际留学生所需的学术技能和企业外派人员所需的工作技能等，如果发现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行为缺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专业技能和社会技能的培训，以期缓解他们进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后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引发的“焦虑感”。(2)压力—应对法:压力和应对理论源自系统论，认为跨文化接触中的压力是当个体面对跨文化适应困难，并且认为这些文化冲突和难题无法通过简单的行为变换解决时所产生的一种压力反应。［13］换句话说，该理论是将跨文化接触和变化看成本身能够产生压力的重要事件并要求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以便能顺利的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体会思考他们海外经历的意义，将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变化看成是困难、危机或是机遇和挑战。不同个体对这些变化的评价结果是不同的。当个体将跨文化经历看做是困难重重、难以逾越的高山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和困难;而当个体将跨文化经历视作一种机遇或有趣的经历时，他们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可能会相对较少。而这种对生活变化的认知评估会受到跨文化经历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期望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程度对评估结果的影响非常显著。一些研究者指出，与实际经历一致的期望有助于人们进行调整，而期望与实际经历差别越大，心理调适和心理压力问题就会越大。为了应对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困难和压力，个体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进行心理调整。不同的研究者对应对方式的划分也有所不同，大多是基于他们各自的实证研究。迪亚兹(Diaz—Guerrero)将应对方式分为两类:积极应对(有计划的、主动积极地寻找解决适应压力的途径)和消极应对(更倾向于忍耐和自我调整)。［14］贝瑞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些应对策略只有在东道国对移民或旅居群体持正面的态度，且在愿意接受他们的情况下，才最为有效。否则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导致文化隔离的结果。此外，沃德和肯尼迪在对移居加拿大的英国人的应对策略和心理适应结果研究中发现，采用积极应对策略的英国移民的心理调适结果较好，而那些一味采用回避策略的人群的抑郁、沮丧等负面情绪的程度偏高。克洛斯对美国的国际学生以及伯恩、沃德对新西兰的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值得一提是另一种应对策略模型，即首要应对策略。首要应对策略主要是以任务为导向的行为，目的在于改变令人不快的环境中的负面因素。而次要策略更多的是涉及改变对压力事件和情境的认知与评价。沃德及其同事在对新加坡的东亚和欧美留学生的研究中发现，次要应对法能够帮助降低感知压力的程度，从而减轻抑郁、失望等症状。而首要应对策略(如积极应对和计划)相对来说不能对感知压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些跨文化效力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除了认知评估和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在压力和应对研究中一直被看成是跨文化过渡的主要手段和预测心理调整与生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个体可以通过构建和维持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获得各种资源(包括物质、情感、技能、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支持。

社会支持来源非常广泛，从亲疏程度上讲，包括家庭、朋友、熟人、长辈、工作伙伴等;从文化身份上讲，包括来自本国人士和机构的支持，以及东道国人士和机构的支持。很多研究都表明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尤其是在有压力的情境下，社会支持的缺乏很容易导致个体一系列的心理压力、情感上的困惑和生活满意度的降低，甚至是更严重的心理疾病。［15］博赫纳和弗恩海姆等人对旅居者的朋友圈模式进行了研究，将其由里向外划分成三个圈，包括单一文化圈(主要由本国同胞组成)、双文化圈(包括提供职业、学业及生活帮助的东道国人士组成)，以及多元文化圈(包括周围其他国家的旅居者)。这三种朋友圈对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都是必不可少的，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方式。［16］(3)社会认同法:社会认同理论主要注重的是跨文化接触的社会认知方面，如知觉、态度、价值观、期望、归因等，而非外部的行为因素和内心情感，他们关注的是人们怎么看待自我和他人的问题。其中，文化/民族认同的变化是跨文化接触研究中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某文化或民族群体成员身份的承认(recognition)、分类(categorization)和认可(identification)。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有多种动态的复杂的因素影响着文化接触中的个体对其自身和他人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义、再定义和构建的过程。从个体层面上讲，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人格特征(包括敏感性，心态开放程度、灵活性和自信)、外语熟练程度等;在群体层面上主要包括移民动机和居留的稳定度等;从社会背景层面上看，这些因素还包括歧视与偏见以及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而身份认同的改变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泰吉尔(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是研究在文化适应中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和群际关系最常用的理论框架之一，它认为民族中心主义不可避免，社会身份认同能够使个体在看待本群体时采取一种比别的群体更赞同的方式，将其作为提高个人自尊的一种手段。［17］与此不同，贝瑞提出的多元文化假设，主张集体自尊和安全感会导致更有力的群际感知和更高的外部群体容忍度。也就是说，某少数文化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越是自豪和欣赏，对保持自身文化越是有自信，那么他们就更容易与主流文化群体或其他少数文化群体互动交流，对异文化的宽容和理解程度也会相对高些。这一观点在文化适应研究中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另外，史蒂芬夫妇的整合威胁理论对于整个群际感知和关系(如偏见和歧视)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上述三种理论方法被沃德、博赫纳和弗恩海姆称为“文化适应的基本知识”(ABCsofacculturation)。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情感、行为和认知)出发对跨文化适应过程进行了分析，同时反映了跨文化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基本因素，三者互相联系，互有交集，共同影响着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影响跨文化适应的诸多因素跨文化适应的人群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移民(包括难民)，另一类是短期居留者，通常被称为“旅居者”(sojourner)，包括国际留学生、企业外派人员、访问学者、外交家、旅游者、军事人员等。从研究层面上讲，目前对跨文化适应层面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沃德及其同事的观点，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心理适应与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以情感反应为基础，主要指跨文化过渡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多从自尊和心理调适(对焦虑、抑郁等症状和身心疾病的调适)等方面来衡量。因此最适合运用压力—应对法进行分析;社会文化适应主要指的是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的能力，偏属于行为范畴，可通过文化学习法来了解。社会文化适应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如理解当地语言、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处理好学习或工作相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文化适应也包括对新文化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等深层文化因素的理解。同时马斯格特和沃德强调，社会文化适应不是要求国际学生一定得接受新文化当中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但是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价值观差异的存在，而且做好能有效应对这些差异和变化的充分准备。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跨文化适应结果包括文化和社会技能的提高，对新文化中的信仰、价值观和准则规范等的敏感度，以及跨文化交际技能的习得等。当个体在文化上和社交上都有充分的准备时，他们就有能力在新的文化社会中保持积极健康的社会关系，取得学业或职业上的成功。例如，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他们在出国时面临着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与父母、朋友分离，外语能力欠缺以及与母国文化背景相隔离等问题，这些问题给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沃德在其研究中对影响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一系列因素进行了论述。她认为心理适应主要受到人格特质、应对策略、社会支持的影响;社会文化适应主要受到在外居留时间、文化知识、语言能力和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陈慧等将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生活变化、在外居留时间、社会支持、文化距离、歧视与偏见;内部因素包括认知和评估方式、人格特征(如灵活性和自信、主动意识、敏感性、心态开放程度)、知识与技能、应对策略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19］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扶持，目前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学生离开本民族聚居区，到内地汉语地区求学。他们对主流文化和教育环境的适应程度及其涵化策略的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学业成就以及个人能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整体质量与持续发展。因此，深入了解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主要适应困难，并据此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当前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西方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能够为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许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例如，从涵化双维度理论的角度探讨涵化策略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关系;从群体和个体层面考察造成少数民族学生涵化压力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认同、生活满意度与其文化适应结果的关系等。此外，Berry的涵化态度量表，Ward及其同事设计的涵化指数量表及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等测量工具，题项设计合理且灵活，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与研究目的的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和调整，因此不断被应用于移民、留学生及西方社会少数民族等跨文化适应目标人群，并多次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这些相对比较成熟的量表能够为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研究提供测量工具上的选择。

综上所述，西方跨文化心理学及跨文化交际等理论较为成熟。这些理论对中国跨文化适应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参考价值。如何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地融合西方已有系统性理论与本土文化理论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使之不仅能够更加准确、深入地帮助阐释中国留学生及移民的跨文化经历研究，且能够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这也是今后该领域研究需要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课题之一。

作者：谭瑜 常永才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体系；治水实践；水资源适应性管理；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模式

中图分类号：TV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7）01-0018-07

Abstract：Water system is constantly changing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climate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ties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se changes rather than conform to a fixed control threshold or certain constraints.Certainly，it is not a passive and freewheeling adaptation。Therefore，studying the adaptiv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In this paper，the principle and mode of adap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UWR） is expound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ater syste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AUWR under environmental changes，the theory of adap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UWR theory） is put forward，a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theory is constructed，and its basic concepts and key contents are expounded.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odern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China，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underlying AUWR theory，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modern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using the AUWR theory.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UWR theory can provide significant guidance on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as well as la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under environmental changes.

Key words：adap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UWR）；theoretical system；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adaptiv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MWR）；adaptive utilization mode of water resources （AUWR mode）

自然界和人社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必然带动与之相关联的水系统的变化。特别是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自然水系统或社会水系统特征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多年平均气温、降水量的增加或减少，径流量过程和特征参数的变化（包括突变、增加或减少趋势等特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适应这些变化，来应对因环境变化带来的水系统的变化。因此，研究环境变化下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和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水系统演变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涉及许多方面，比如，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1-2]以及对与水有关联的事件的影响[3]，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2]以及为了适应气候变化提出的水资源管理对策[4]。国外对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较多[5-6]，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对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具体应用指导还有限。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于2013启动了未来十年水文科学计划Panta Rhei（2013-2022）计划[7]，强调自然与社会交叉研究人水关系，探索人水系统协同演化规律，积极推动人水关系适应性研究。国内文献有水资源适应性管理的提法[8]，主要从适应性管理角度进行分析。从目前情况来看，为了应对环境变化，提出水资源适应性对策、适应性管理的研究较多[9-11]，但多数是从水系统的外部因素视角来分析由于环境变化带来水系统内在因素变化的对策，很难从水系统与环境变化互馈关系整体高度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方略，还没有上升到一种水资源利用模式，更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剖析水系统与环境变化互馈关系入手，分析水资源适应环境变化的原理，提出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模式及其理论体系，并分析其在治水实践中应用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

1 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原理与模式

1.1 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原理

一方面，由于产生水资源的条件不断变化（包括气象条件变化、水文结构变化），从而带来水系统本身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水系统以外的环境发生变化（比如，人工筑坝、引水、排水等），影响水系统变化。把因气候变化、陆面变化（地震、火山喷发、地壳运动、地貌改变等）、人类活动等因素带来的水系统变化称为水系统的供给侧变化。把因人类生活、生产、生态对水需求的变化称为水系统的需求侧变化。为了保障水系统良性循环，水系统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应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当供给侧发生变化时需求侧也要适当作出调整，这就是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可以把其概念定义为：水资源适应性利用（adap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简称AUWR）是指，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适应人类活动、气候变化、陆面变化等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保障水系统良性循环，所选择的水资源利用方式。简言之，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是一种适应环境变化且保障水系统良性循环的水资源利用方式。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原理见图1，其对应的管理模式称为水资源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简称AMWR）。

在解释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原理时，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要适应？一方面，因为产生水资源的条件不断变化，比如，气象因素变化、陆面变化。不顾及水系统变化的开发利用水资源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对水系统的需求不断变化。因此，从水系统的供给侧和人类社会对水系统的需求侧来看，都需要相互适应。否则，就可能会带来水系统的破坏（包括水量、水质）或人水关系的不协调。

（2）谁适应谁？一方面，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要适应因环境变化带来的水系统变化和与之相关联的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整个供给侧的变化，不能超出水系统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水系统以及相关联的生态系统按照自然规律应适应因不可抗力原因（如地震、河流改道、气候变化）或人类必须开发因素（如引水工程、水力发电工程）带来的环境变化。这种适应是自然界自身的调整或自适应，具有一定的适应极限。当然，如果超出某一极限，有可能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

（3）怎么样适应？一种情况，由于水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水系统变化和人类适应水系统的变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进行。比如，因气候变化导致来水的增加或减少，必然带来与之相关联的水生态系统和用水系统的渐进变化；另一种情况，因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带来水系统的破坏，导致人水矛盾突出，原本相互适应的人水关系被打破，被迫转移到一种新的平衡。通常情况下，这种适应是被迫的，可能朝向更好的平衡状态发展，也可能朝向不好的平衡状态发展，因此需要人为科学调控。比如，因地震、火山爆发等因素带来河流系统改变，导致水生态特征的改变时，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通过人为科学调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这是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研究的重点内容。

（4）适应后又如何？在内部或外部因素影响下，水系统发生变化，人水关系平衡状态从一种平衡向另一平衡转移。那么，是往好的平衡转移，还是不好的平衡转移？首先，需要对适应前后的状态进行评估；其次，对转移到好的平衡状态，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持或维护好人水关系；如果转移到不好的平衡状态，需要采取必要的人为调控措施，使之向好的平衡状态发展。因此，在水资源适应性利用中需要有一系列保障措施配套，进行科学调控。

1.2 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模式

目前，水资源利用已出现多种模式，如水资源综合利用模式、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水资源优化配置利用模式等。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是一种新的模式，其是在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水系统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新的水资源利用模式，即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模式adaptive utilization mode of water resources （AUWR模式）。该模式的特征和大致轮廓表述如下。

（1）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需要考虑环境变化对水系统的影响，适应因环境变化带来水系统的变化，使水系统的承载能力在良好的、可控范围内。

（2）正确理解因环境变化带来的人水关系从一种平衡转移到另一种平衡，但可以通过人水关系调控，避免出现人水矛盾恶化，使人水关系朝着更好的平衡转移。

（3）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同样追求水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应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寻求水资源优化配置利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模式涵盖水资源综合利用模式、水资源优化配置利用模式，并追求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的目标。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手段。

（4）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是针对“环境变化-水系统变化-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水系统供给侧-需求侧变化”一体化的适应，不是简单的某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的适应。比如，针对气候变化提出的水资源适应性对策，这种提法不全面，应该从“导致水系统变化的总体状态”高度，系统提出调控对策。

2 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体系及关键内容

水系y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水资源利用涉及到水系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因此水资源利用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再加上环境变化的复杂性，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就更加复杂。为了更好地应用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原理，需要构建一套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体系，即本文提出的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

2.1 理论体系框架

对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的主体内容描述如下（见图2）。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图2只是完整表达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的主体内容，各组成部分间不是严格的并列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与因果关系。

（1）研究对象：人水系统。人水系统是以水循环为纽带，将人文系统与水系统联系在一起，组成的一个复杂大系统。其中，人水关系是人文系统与水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12]。

（2）实现目标：通过水资源适应性利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达到人水和谐的目标。

（3）驱动因子：人类活动、气候变化、陆面变化。针对具体的区域或流域，其驱动因子也比较具体，这是促进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的源动力，也是进行科学调控的主要因子。

（4）辩证关系：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并存，水资源利用带来的影响正面与负面并存，水系统供给侧与需求侧并存。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需要引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来分析其中蕴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5）顺应规律：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6）演变过程：正确认识人水关系的平衡转移，从一种平衡转移到另一种平衡，可能是进步的转移，也可能是倒退的转移。水资源适应性利用需要考虑人水关系的平衡转移。

（7）和谐调控：通过一系列调控手段，实现适应环境变化的和谐平衡转移，朝向人水和谐方向发展。

（8）理论方法：指应用于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的已有理论方法，包括指导性理论方法、基础性理论方法。其中，指导性理论有：人水和谐理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基础性理论方法有：水循环理论、水量平衡原理、水系统模拟方法、优化技术方法、和谐平衡理论、和谐调控方法等。

2.2 基本理念

（1）客观面对因环境变化带来的水系统变化，辩证分析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影响正面与负面、供给侧（各种水源）与需求侧（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关系，正确认识人水关系的平衡转移，水资源利用应适应水系统变化和人水关系的平衡转移。

（2）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辨识主要驱动因子，通过一系列调控手段，实现适应环境变化的和谐平衡转移，朝向人水和谐方向发展。

（3）综合运用已有的理论方法，实现水资源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研究和谐平衡状态的水资源利用方案。在没有达到人水和谐状态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和谐调控方法，选择较优的水资源利用方案。

（4）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工程，需要有一定的科技支撑、政策支撑。科技支撑包括创新供水、用水、排水、治污、回用水等技术以及水文学、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分析等科学方法，政策支撑包括健全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监控管理制度等。

（5）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在实践中产生，又用以指导实践。在我国治水实践中，蕴含着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的思想，但距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该理论可进一步指导治水实践。

2.3 关键内容

（1）人水关系分析及关键因子识别。

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人水系统，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引用系统分析方法、数学方法、辨识方法等手段，分析人水关系的内在联系和关键阈值（具有变化特征），识别关键因子及指标。这是进行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内容之一。

（2）人水关系演变过程分析与定量模拟。

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水系统不断变化，人水关系也处于演变之中，需要对这一复杂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特别是需要依据水循环理论、水量平衡原理、水系统模拟方法，构建人水关系演变模拟模型。这是进行水资源适应性利用优化方案选择的重要基础模型。

（3）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方案优选。

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达到人水和谐。因此，在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方案优选中，首先要用到人水和谐理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其次基于人水关系演变模拟模型，依据和谐平衡理论[13]，建立和谐调控模型；再采用优化技术方法，优选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方案。这是优选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方案的重要基础，目前缺少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4）水资源适应性利用支撑体系。

包括科技支撑和政策支撑两大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供水效率，降低用水成本，节约用水，减少排污，增加水回用率，提高水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等。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政策支持，依法管水、严格管水、科学管水，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节约利用、可持续利用。其支撑体系建设是水资源适应性利用重要保障和关键内容之一。

3 我国治水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尽管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刚被提出，但在治水实践中，很多地方已经表现出该理论的思想，或者说与该理论不谋而合。为了说明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的应用前景，下文将选择我国目前4种主要的治水实践，阐述其蕴含的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分析其与水资源适应性利用理论要求存在的差距，并进一步说明运用该理论的可能解决途径。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6

    一、再造文明:文化层面的哲学基础

    近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危机,对于危机因何而来?如何救治?学者们多认为应归咎于中国文明的不适应性。具体而言,主要有守旧和革新两种观点。守旧派认为中国之危机全因为人心不古,忘了祖宗成法,所以挽救的方法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保存国粹”。而革新派认为,中国自我封闭太久,缺少外界的刺激与交流,因而落后了。中国古老文明不失为世界上之最优秀,但应付现代生活已力不从心,需要学习别人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结合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胡适属于典型的革新派,提出了“再造文明”即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作为救国的基本路径。

    胡适强调实证主义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把有机体的一切行为均看作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生物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生存,因而否定理性主义的永恒真理观,认为所有的观念、理论、思想体系都应该看作是假设。胡适还主张“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需要用冷静的眼光来搜求证据,这便是评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1]。胡适认为,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就他们的实证主义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拿证据来。由此出发,胡适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对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及其出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明是人的心思智力作用于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产物。”[2]没有单纯的精神文明,也没有单纯的物质文明。寥寥数语,驳斥了“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保存国粹”者的论调,也为文明的评判确立了一个标准———应付环境的能力。中国文明应付环境的能力如何?“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上’不适于现代的环境,‘种族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社会制度与心理习惯上’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3]在胡适看来,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古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世界环境下,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相比之下,“西方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找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环境,改良社会政治制度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4]在胡适看来,西方文明建立在以“机械力”为标志的科学基础上,并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民主为追求目标。

    而科学与民主蕴涵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竭力满足人的理想追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解放人类的思想和能力,去享受这种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这种“利用厚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既然传统文化已经式微,以科学民主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文明又充满活力,为摆脱民族、文化危机,反省和扬弃传统,充分接受西方的新文明和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急需的觉悟就是:“我们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而且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政治不如人。”“第二步是死心塌地学习人家,一心一意地采取现代化的态度。”[5]胡适言下之意是,要救国,必须实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的现代化,而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接受西方文明,特别是民主、科学、技术。而如何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何接受民主、科学、技术,教育的独特、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胡适实现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未尝不是对现代中国出路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文化哲学基础。

    二、教育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教育社会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胡适的“教育救国论”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及其教育哲学对其基本概念和观念演绎的必然结论。受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杜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视为与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共同规律的过程,是一个改良和渐进的过程,“是东一块西一块零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世界。但是,要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一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6]胡适也主张,“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个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制度的解放,这个那个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7]胡适不厌其烦地陈述其改良的进化观。主张改良的进化观,一方面必然反对采取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其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下了伏笔。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杜威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并坚持教育要为改造社会服务,为创造美好的生活服务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他会给社会生活以充分明显的影响,教育是富有建设性的东西,是能纠正社会弊病,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最基本的方法。教育的首要社会责任,不是使现有社会秩序永久地保持下去,不论是经济秩序,法律秩序,还是社会秩序,而是对其改善做出贡献。他在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中》宣称:“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教育在达到分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如果没有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保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工具。”[8]胡适也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倡言,“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生活,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9]实用主义是现代美国的主要价值精神,胡适承袭了其基本精神,将社会改良寄希望于教育,并赋予教育以广泛的政治、经济,改良社会习俗的功能,成为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另一理论基础。

    三、完善的个性主义:教育个体价值层面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实现社会现代化是胡适救国论的路径依赖,教育是胡适救国论的工具依赖,那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则是一切依赖的依赖。正如英克尔斯所说:“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要素是个人,除非国民是现代的,否则一个国家就不是现代的”。也就是说,要实现“再造文明”、教育救国的理想,要实现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价值,必然关涉到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对此,胡适提出了完善的个性主义。他引用易卜生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时候,我感到好像整个世界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10]而“救出自己”的关键在于养成自由思想的独立、宽容的人格,充分发展自由的个性,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胡适认为具备独立人格,充分发展的个人乃是社会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动力,藉杜威的社会进化论、智能的个性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论证了培养完善的个性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进化论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的笃信者,胡适构筑于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完善的个性主义表达了对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乐观和期待,在他看来,社会有机体论所主张的个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的概念既是个人自由的根据所在,也是教育和启蒙的根据所在。他说,“人的身体里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作战……,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1]胡适的理路在于:既然个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理性充分发展,文化自觉,精神健全的个体是自由和健康的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根本保障,那么,通过启蒙宣传与教育,开启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的个性和理性自觉,就是创造新的自由社会和国家的“造因”。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民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交际教育；理论

我给自己的这篇论文设定了两个研究目标，第一，对于新疆民族教育现状某些深层问题的探讨；第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因此，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不属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式的研究方法，它得出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提出对策，而是通过对目前建构或实践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利用我们做的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获得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研究，以力图形成一些关于民族教育的理论认识。对第一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新疆民族教育与内地教育之间的差距为何没有出现早期所预期的缩小，反而在最近20多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们原来认为的基础薄弱和教育投入不足等因素外，教育本身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没有认识到的内在规律性原因。对第二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教育理论是否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思维。

国内以往的民族教育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民族地区教育如何按照国家的统一教育体系标准进行建构和改革，理论上往往运用普适化(universality)的大教育理论来整合和规范针对民族学校和民族学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但是，引起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国家和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在过去十几年间，虽然民族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类似新疆这样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内地汉族地区教育发展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即使在新疆地区，民族学校的教育与汉族学校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这是否揭示，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着我们尚未搞清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教育本身的发展。本文依据教育人类学提出的一些原则和在新疆民族地区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探究这些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并试图给予理论说明。

普适化教育理论与多元文化现实

讨论民族教育，应该首先搞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是“民族教育”，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一般都认为民族教育界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外，对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教育大辞典·民族卷》，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流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哈经雄、滕星主编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民族教育的界定性认识，他们指出：“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第二个概念是教育，从上述关于民族教育的认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论者讨论的是“教育”，但是对于教育的认识并不尽一致，《教育大辞典·民族卷》所指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民族教育学通论》所指的教育则是一种人的个体和社会化和文化传承的途径和手段，强调教育是某种“文化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事实上，国内教育界在论及“教育”这个人类活动时，往往主要指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活动，这一点与政府的产业分类是一致的，而在论及“民族教育”时，往往指的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这和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分类是一致的。

在类似“民族教育”和“教育”这样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的差异，必然影响乃至决定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和教育实践的不同认识，由此也必然得出关于教育的不同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认识上的差异和操作方法上的不同，必然对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冷静地考察目前国内民族教育研究的事实和这种事实引发出的问题。目前国内的民族教育研究和实践，主要建构在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特点是研究和实践如何使各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建构在国家统一的教育体系、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上，其中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核心。而这种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群体教育中产生的效果与普适化的预期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为例，国家或自治区“普适化”的教学大纲在各个民族的学校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主要地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汉族学校和民族学校”）的教育之间，也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汉族——少数民族学生混合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民考民”学生和“民考汉学生”就学的学校）的教育之间。

罗列一些统计数据可能对支持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数据本身并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探讨问题的话语方式。认识的出发点仍然是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本身。比如，近年来新疆地区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特别是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回避的现象，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的教师们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水平远没有达到大纲期望的水平，学生汉语水平不高造成获取信息的困难，因为与民族语言相比，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在提供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民族学校的师资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特别是一些县、乡、村学校更是如此；第三，社会在吸纳大中专毕业的劳动力资源时，对学生的语言水平（主要是汉语和外语水平），计算机操作技能，以及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考虑比较多，而一般不考虑毕业生是来自民族学校或汉族学校，或是来自民族语言授课和汉语授课的学校，而是用“市场”认定的标准衡量学生的技能；第四，除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外，国家规定的民族学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上述这些或许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但不是深层或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些被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定势”化的原因，思考的逻辑仍然是“普适化”的教育逻辑，其话语方式的表述和分析，仍然存在着缺陷，最主要的是它们忽略了民族教育中的特性，使用的仍然是“普适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

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是，无论是教育本身还是教育所处的社会，在文化上都不是单质的。这是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适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内隐于他们的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里。与中国内地相比，新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非常鲜明，这也必然引出另外一个与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的认识，即新疆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此认识，在新疆这样的地区，多民族存在和多种文化存在的现实决定了它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元文化社会，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新疆多民族的教育，必然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也就是说，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文化多元性，多元文化现实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是研究这个地区民族教育的研究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之一。

既然新疆文化多元性决定了它的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我们就有了审视目前在这里普遍实践着的“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的视角，即怎样认识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民族教育中的多重作用；怎样认识各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着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怎样认识受各个民族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影响所直接导致的教育实践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所有这些问题在既注的民族教育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而实际上它们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普适化”教育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它提出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具有适用于一切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的规范性特征。不能完全否定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努力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为教育普适化是现代以降全球化及其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普适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与“国际教育接轨”从而使国家的教育实现现代化。然而，即使教育的普适化是教育实践的终极目标之一，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在教育过程中对民族教育实践的影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无视文化多样性影响而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这是因为，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这些都体现在特定群体的文化中，人类群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规则生活着，而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教育的过程，否定人的实践，否定人的实践中的文化差异，“普适化”的努力只会使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远离由文化规则制约的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话语方式——教育学这个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高居（远居）于人的文化之上——这种“普适化”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有缺陷的，由此引发的实践也就具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特点，因为存在的文化差异性被忽视了，不独被教育者的文化身份在教育过程中被忽视，教育实践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亦被架空了。

民族教育特征的再认识

教育学中的“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教育人类学把教育看作是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虽然近年来教育学的“普适化”教育理论也开始强调教育存在于人的一生之中的认识，提出了“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概念，但是强调的重点仍然是通过学校教育或类似学校教育的途径获取知识和形成能力。承认教育学和教育人类学对于诸如“教育”、“学习”等概念认识的差异，对于考察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转贴于 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认识。教育学虽然也一般地承认学校教育不完全是一个人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是无论是教育理论研究或是教育实践，都把学校教育看作是最重要的教育实践过程。对于这一点，只要翻阅冠之于“教育研究”或“民族教育”题目的文章就可以得出结论。

“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一般不考虑接受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本人在进入“正规学校教育”之前的文化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获得的学习理念和策略，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全面的成长和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中个体的人“有文化”的原因，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对他“漏化”(enculturation)的结果。“濡化”是特定社会的个体的人获得这个社会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体的人不仅通过家庭和社区习得了自己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也习得了如何“习得”文化的方法和思维。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主体民族，学校教育和他们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亲和力和比较多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地域和城乡之间差异对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产生的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影响），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通过学校教育语言——国家通用语——而得到加强。认识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认识我们探讨的问题：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主体民族儿童通过学校教育前的“濡化”获得的文化和国家“普适化”教育目标所要求的文化基础之间具有比较相近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受学校教育前的“儒化”形成的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目标要求的学习策略之间的“鸿沟相对比较小。教育人类学把学校课堂教学看作是学习者“濡化”过程的继续，与家庭和社区的“儒化”相比，主要的差别是教育生态环境的差异。同时，教育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这样一个事实；同样，按照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认知方式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学校受教育者的学习思维和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内隐的。庄孔韶先生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凉山彝族地区，很多教师对现行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八课“谜语“的讲解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收效甚微。罩在“谜底”外壳那一层又一层朦朦胧胧的“迷雾”，对于见识相对狭窄的山村孩子本身就是一道难度的险关，漂浮在字表面上的一句句白话意思，对于不通和稍通汉语的彝族孩子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道道鸿沟。如今，26岁的汉族教师车金明站在讲台上，面对42个不懂汉语的8、9岁孩子，先用彝语说了一则由祖宗传下的、关于一种木工工具的谜语“者乃衣木者，都乃足此都”，学生们都兴奋地猜这“吃时从肚子下吃进去，旯时，从背后旯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反应快的孩子举手回答：“世约（即刨子）”。教师及时地用彝语讲解从描写事物具体特点到猜出具体事物的问题“谜语”，并引入正文。

这个例子说明，教育人类学力图阐明的民族教育中文化的影响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和实践行为中。在过去几年里，新疆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深人民族地区，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社会实践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以往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忽视各个民族教育思想和学校学习者已经形成的“认知方式指导下的学习策略”的缺陷。假如我们说目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落后，虽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研究对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教育方式的文化机制所知不多，而过分强调沿用“普适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造成了削足适履的后果。

教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与特定民族的认知模式、文化特质、教育理念和儿童在儒化时期形成的学习方法有着多层次的互相制约和互动的关系。如果多民族地区教育过分追求普适化的学校教育，那么就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弱化或中断这种关系，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学生在学校学习中处于一种“文化焦虑”的状态，这在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明显。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国内民族教育研究者比较多地探讨了民族教育中“多元文化教育”概念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以及对对民族教育的借鉴意义和作用。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主要矛盾焦点的深刻背景，也有着西方多民族国家里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高涨的背景。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下面几种具有代表性：

英国教育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在多民族社会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改革运动，其目的是帮助所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学会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积极和谐地生活，保持群体间教育成就和教育需要的平衡，在认识各个民族群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尊重和文化宽容。

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詹姆斯·A·班克斯则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学校教育做重大的改革。使来自不同族群(ethnic

group)群体的学生获得学业上的平等机会，由此他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应该为提高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的教育素质而做出贡献，因此学校教育必须改革，改革不仅限于课程，而是涉及到诸如学校体制和教育环境的改革过程，核心问题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利益和要求通过改革得到尊重和实现。应该指出的是，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不仅仅限于民族教育，而是包含了包括民族、种族和多个群体（如妇女、残疾人等）在内的教育。

而在我国研究者中，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的大背景视角理解和研究“多民族文化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

由于国内外研究者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尤其由于研究者个人学术和专业背景的不同，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概念的认识和表达，如文化、民族和教育等，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目前尚没有一个为大多数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由《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界定，指出，“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集团间的相互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在论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时，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理解”列为第一个目标。这些研究成果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国多民族社会中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和目标。

认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民族教育的意义，有几个基本点需要廓清。第一，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仅指学校教育，而是包括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生命历程中的教育过程；在民族教育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一个群体的早期濡化与现代社会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断裂问题；第二，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文化”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承担两种文化的传承功能，即特定群体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特定群体所在国家的文化的传承。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传递功能的同时，也要担负传递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这种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观点从民族教育的角度认识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既然是“多元”，那么每个民族的教育应该承担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功能，既然是“一体”，那么各个民族的教育也承担着传承国家文化的责任，偏废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教育本身“非文化化”，甚至会引发矛盾乃至冲突；第三，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既是这种教育实施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普适化”的教育理念由于追求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的“普适化”而忽略对参与教育过程的各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价值的理解和尊重，忽视各个民族知识体系的存在，把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这种偏向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话语的体现；第四，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与“普适化”教育追求的能力培养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许多论者都指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也说明，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到了一个多种文化存在的地区学习，文化适应，或是对异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文化环境适应的能力相对比较弱，“文化不适应”可能是造成他们在学校学业成绩差的原因之一，过去的民族教育研究对此很少深入探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我们调查获得的资料说明，这种能力的培养从早期家庭、社区浦化教育就已经开始，在多民族地区，儿童的认知过程中就包括了对“他文化“的认知。问题在于学校教育如何使这种认知过程继续下去，并逐步引导他们把已经形成的“跨文化认知”意识(intercultural

cognition)转化为“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bility)”和“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能力的形成上来。

新疆民族教育的实践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说明，类似于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的教育，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而与国家“普适化”教育理论和教育目标相比，这个地区的民族教育既有与“普适化”理论和目标相一致或相适应和相似的一面，也有基于多民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实际存在的自身特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于我们反思和认识新疆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

跨文化交际教育

多元文化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存在，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了跨文化的特征。从特定的角度认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人类交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际行为的教育在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具有跨文化的特征，跨文化教育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很久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尽管由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和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立场等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提出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对于我们认识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跨文化交际一般指在两种文化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跨文化教育则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的教育。文化接触、文化移入是产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基本条件。多元文化在多民族地区的存在，为人们的交际活动提供了跨越文化的场景，人们交际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征，属于跨文化交际的范畴。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认知异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体验“异文化”的个体和群体表现出来的认识方法、情感和行为方式。并且逐步地把这些认识和体验内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体验和认识“他文化”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认知因素。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跨文化教育基本的过程，交流成为教育过程的基本平台和条件，跨文化教育事实上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进行的。在这里仍然需要指出，“普适化”教育理论同样忽视了多民族地区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特性。

我们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首先是指多民族地区的教育，是在多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受者之间进行的，家庭、社区和学校对学习者（广泛意义上的学习者）的教育（无论是早期的儒化教育，还是在社区的文化习得及在学校“正规”接受的教育）一般都是在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接受自己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耳语目染”地接受着“他文化”的教育；其次，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认为，由于学习自己的文化和认知“他文化”，大都是在交际过程中进行的，教育本身就成为了跨文化交际最重要的渠道和实践，民族教育应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接受多种文化信息（包括学校教育提供的信息）的规律和方式；第三，它强调跨文化交际教育应该给学习者提供认识和理解“他文化”的理念和方法，逐步地培养他们对异于“己文化”的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不仅如此，教育还应该使这种理解和尊重贯穿于完整的和可操作的过程，使学习者能够通过多样的学习增加有关知识和信息，学会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善于从不同文化中汲取知识，掌握知识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最后，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主张实现多民族地区的家庭、社区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连贯性，使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形成跨文化适应和交际能力。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民俗文化词项 生态翻译学 十二生肖的翻译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近十几年兴起的新的翻译理论，中国学者胡庚申为此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此理论以适应/选择原则为其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观念，更强调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十二生肖文化是中国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中国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之一，而关于十二生肖的翻译，除了虎、蛇、马、猴、狗的翻译比较统一，较少争议外，其他生肖的翻译都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比如羊年的翻译，彭博社直接把它的全部翻译都列上去――the Year of the Sheep， Goat or Ram，显得极为可笑。生态翻译学的兴起恰好为这些生肖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本文旨在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译者中心和适应/选择原则来探究其更为恰当的翻译，为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翻译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于2001年起步，于2009年全面展开。纽马克是最早提出翻译生态这一术语，他把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分成五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翻译的生态学。其后不断有学者延伸和扩展翻译生态这一概念。而中国学者胡庚申、许建忠等则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依据他们对生态翻译学的定义，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研究各种翻译现象和成因，进一步掌握翻译发展规律，从而解释翻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简单说，就是把生态学的各种理论和成果纳入到翻译研究当中去，考虑原作作者、译者、目的语读者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一种翻译理论。其中胡庚申学者出版了《生态翻译学》一书来系统阐释生态翻译学，更提出了翻译要以译者为中心原则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

1.译者为中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翻译的桥梁，一名译者的好坏，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翻译的效果如何。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胡庚申学者认为这一理论研究的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译者为中心这一翻译理念直接把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其更加强调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2.适应/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适应，也要选择，即适应中要有选择，选择中要有适应。其具体特征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这也是一循环过程，求存、生效是适应的目的，优化选择是适应的手段；而选择则是汰弱留强。所以说最佳的翻译则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三、生态翻译学角度下的十二生肖翻译

民俗文化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的难点之一，因为民俗文化中具有太多文化负载词，而这些文化负载词往往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文化，承载了民族感情。所以对这些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普遍都具有争议性，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道理。十二生肖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英文翻译历来都有争议。在此，笔者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剔除争议较少的虎、蛇、马、猴、狗的翻译，对剩下的生肖进行自己的翻译理解解析，希望对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有所帮助。

1.鼠是“mouse”还是“rat”？对于鼠，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一种体型较小带毛，鼻子尖尖，尾巴长长的动物。翻阅《现代汉语词典》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可以发现英语中的“mouse”和中文中的老鼠具有一样的特征，而“rat”只是像大老鼠。同时在文化寓意上，“mouse”更为流行，在外国人眼中是一种较为可爱的小动物。所以，在鼠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下，“mouse”更为适合。

2.牛是“bull”、“ox”还是“cow”？在中文，牛是勤劳的代言，同时也是力气非常大的一种动物。而在英文中“cow”多用于产牛奶的母牛；“ox”虽然是通常用于干农活的公牛，但是却是被的牛，在中文中“阉”这个字通常都带有贬义；对于“bull”，英文解释为公牛，但是考虑到英文里这个词的周围生态环境，不难发现“bull”通常代表英勇，比如公牛队的名字就是“bull”。所以依据笔者的理解以及这些词的不同文化含义，“bull”更为合适。

3.兔是“rabbit”还是“hare”？在中国，一提到兔子，大家都会想起浑身白色毛发，体型较小的可爱小动物。而在英文词典中“rabbit”这一词的解释也跟中文里的兔子形象接近，体型小，有着长耳朵和柔软的皮毛；“hare”则被解释为与“rabbit”相似，但是体型较大，善跑。从中可以看出，“rabbit”一词更适合中文的生态环境，所以较为准确。

4.龙是“dragon”，“tiger”还是“Long”？众所周知，在英语里“dragon”是一种喷着火邪恶的怪物，而在中文里龙则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有明显不同的含义。所以曾有译者把亚洲四小龙翻译成“tiger”，或者直接音译“Long”。因为生肖里已经有虎的存在，所以“tiger”不可取。笔者考虑到随着近来中国地位形象在国际上的提升以及中华文化的输出，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龙已经有所了解，龙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的生态环境已经有所改观，所以直译“dragon”比较合适。

5.羊是“sheep”还是“goat”？在中国，说到羊，大家都认为其性情温柔善良，夸赞某人脾气温柔，也会说“温顺的像只小绵羊一样”。在英语里面，“sheep”的解释直接对应绵羊，而“goat”则对应山羊。但是因为“goat”在英文里经常与贬义相连，且在圣经里也被解读为坏人。所以依据适应选择理论，“sheep”更为准确。

6.鸡是“chicken”、“cock”、“fowl”还是“rooster”？鸡在中文里一般是家禽，是统称。在英文里，“chicken”虽然也指家禽，但是却含有胆小鬼、懦夫的意思；“cock”指公鸡，同时还含有性器官的意思；“fowl”指家养的用来食用和生蛋的鸡，是鸡的通称；“rooster”是指成年的公鸡，跟“cock”的意思差不多。所以根据鸡在中文还有英文里的语言生态环境，剔除一些不恰当的意思，“fowl”这个通称更为合适。

7.猪是“pig”、“boar”还是“hog”？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所说的猪，一般都指人类所圈养的，可以被食用的，体型偏胖，四肢短小的家畜动物。虽然在猪年出生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享福之人，但是不可否认，猪在中国文化里也是好吃懒做、蠢笨的典型，经常会听到诸如“蠢笨如猪”这样的骂人之语。而在英语中，“boar”指的是野猪，公猪，也是英勇斗士的象征，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hog”指（供食用的）阉公猪，还有贪婪者的意思；“pig”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的解释非常符合中国人心中猪的形象，同时“pig”在英语里也可以被用来当骂人的话。综上，无论是在中西方的文化里面还是本身的语义上面，选择“pig”是更为贴切与精准的。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最近兴起的翻译理论，同时也是中国学者作出最大贡献的理论，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基础来看，其对中国人进行英文翻译尤其是民俗文化词项的翻译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翻译者只有在了解并适应了两种文化的语言生态环境后，结合自己的知识与历史经验，选择合适的翻译才是最佳的翻译。本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十二生肖的翻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希望对以后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3）.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3]李双梅.曾传生.也谈生态翻译三维原则――以海南特色民俗文化负载词英译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4]刘白玉.对十二生肖汉英翻译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4）.

[5]刘淼.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过程[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5，（12）.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旅游景点名称；专名；适应选择论；翻译生态环境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势头，中国的旅游业对于国际市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根据一项针对美、日、英、法、德等五国游客访华动机的调查得知，海外游客希望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占100 %，了解历史文化的占80%，游览观光的只占40%。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届时，将有1. 37亿人次来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范海遐，何建，2008:36）。为了旅游产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景点名称、标识牌、解说词等等旅游文本的英译显得越来越必要。而其中代表产品形象的旅游景点的名称英译，是旅游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

旅游景点的名称就像一张名片，对于旅游产品的形象树立、广告宣传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向国际游客，景点名称的英译不但反映着旅游产品的内涵，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的选择——是否将该景点作为参观游览的目的地。wWw.133229.coM而如今旅游业的旅游景点名称的英译却良莠不齐，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类似景点的名称有不同的翻译版本，甚至同一景点内部的翻译版本也大相径庭。尤其是景点名称的专名部分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在英文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表达，导致译本更是五花八门，不利于旅游产品的品牌打造和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本文试从顺应论的角度寻找其对旅游景点名称专名英译的指导。

2 旅游景点名称特征与结构

根《北京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旅游景区景点可被定义为：指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围。旅游景区景点包括：风景区、文博物院、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旅游景区景点。

2.1旅游景点名称的特征

作为旅游产品的形象重要的一部分，兼顾旅游特色与地名的功能，旅游景点名称有着自身的特征：

2.1.1文本简洁，高度概括

作为一个名字，景点名称字数有限，文本十分简洁，便于游客识别与记忆。尤其是用高度概括的中文，相对有限的结构类型可以表达出千姿百态的各类景观（邹先道，1998:34）。如北海公园的“九龙壁”与“五龙亭”，表面看起来结构完全类似，但实则内涵大不相同：九龙壁指的是雕刻着九条飞龙的照壁，而五龙亭却不是雕刻着五条飞龙的亭台，而是指五座“龙亭”。这为英译工作带来了隐形的难题。

2.1.2富于美感，琅琅上口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语言与文字也历经了千年的传承洗礼，旅游景点特别是历史文化类的景点名称更是富于美感和情趣，读起来琅琅上口，比如陕西的关中八景、浙江杭州的西湖十景中的骊山晚照、断桥残雪等等，均是四字一组，工整对仗，无论是涵义还是修辞均饱含着美感，给人带来无限遐想。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修辞无法完全对应，中国游客津津乐道的同时，西方的游客却无法体会其中韵味，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景点的意境，给游客展现景点的真实性，美感性和形象性（孙益春，2008:297）。

2.1.3地域分明，文化深厚

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众多，而景点名称也富有当地的文化内涵，名称的来由也各不相同。有的取名于当地地名，有的取名于历史典故，有的取名于神话传说，有的取名于景区特产，也有取名于景色特色，比如承德的康乾七十二景，景名称或借用诗句，或暗用典故，或彰显意象，或突现意境，互文性极强，极富中国古典美学内涵（刘彦奎，2009:6）。再如陕西临潼华清池的飞霜殿，九龙池等，景点名称的背后都有着美丽的故事，虽短短数字却承载着深厚的地域特色以及历史文化。

2.1.4指向具体，融于环境

景点名称的另一特点即是其所指均为具体存在而非抽象概念，且使用者往往就在现场（邹先道，1998:34）。景点名称付诸于实体或印刷或雕刻，除了网络宣传、旅游宣传册之外，往往树立于景点附近，成为景点景观的指示。这对于译者的要求又更进一步，在不同使用场景下哪些应当省译，哪些应当增译，需要在翻译之前更多思量。

2.2旅游景点名称的结构

旅游景点名称一般可大致分为专名、性状成分（属性名）和通名三部分，专名是专有名称或专有名词，通名是通用名称，用来指某一类事物以及其中特定的一个，性状成分是名称中重要的组成成分，通常表明方位、序列、功能、性质等（徐剑，2006:71）。而景点名称的结构主要有以下四种：

（1）专名＋通名，如：柞水（专名）溶洞（通名），李自成（专名）行宫（通名）；

（2）专名＋属性名＋通名；如：陕西（专名）历史（属性名）博物馆（通名）；川陕（专名）革命（属性名）纪念馆（通名）；

（3）（专名＋通名）＋通名，如：红石峡（专名＋通名）风景区（通名），法门寺（专名＋通名）旅游区（通名）；

（4）（专名＋通名）＋属性名＋通名，如：曲江池（专名＋通名）遗址（属性名）公园（通名），大雁塔（专名＋通名）北（属性名）广场（通名）。

其中（3）与（4）中的第一部分由专名与通名一起又构成了新的专名，在汉语里表达是相同的，但在英译时却给译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题——第一部分的通名究竟是音译还是意译，不同的选择将给游客造成困扰。

一般来说，属性名与通名在英语里可以找到对应的翻译表达，少数属于文化空缺的，一般采用音译策略，如0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就被译为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其中通名碉楼是中国所特有的建筑文化，因此采用直接音译为diaolou来弥补文化缺失。

相对于属性名和通名的英译而言，景点名称中最具争议的便是专名的翻译。例如华山，译本有mount hua，mount huashan，huashan mountain，hua mountain等等，汉语虽短短两个字，但英译版本却五花八门，并且每个版本均无语法错误，但对于旅游景点树立形象、提升品牌、走向国际市场却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这一点也将在本文的后半部分重点讨论。

3 适应选择论概述

1999年，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什尔伦（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里提出了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verschueren, 2000:55-56）。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对语言使用做出种种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征：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而语言使用中的顺应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对交际过程进行描写和解释，即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杨司桂，冉隆森，2007:54）。

2004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2004:39）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顺应论认为达尔文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论，但与“进化认识”（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和皮亚杰（piaget）心理学的“顺应观”以及维果茨基（vygotsky）的心理发展观的联系更为密切；而语用“适应选择论”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诠释则直接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其研究的关键词是“语用生态环境”、“语用适应”、“语用选择”等语用策略和语用行为。胡庚申教授借鉴进化论“自然选择”原理，系统地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解读和论证翻译过程；提出且论证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二者相互支撑，互动互补互彰，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李亚舒，黄忠廉，2005:95）。尤其是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提出了“生命体”接受“自然选择”的思想，把翻译活动的基本规律描述为译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王育平，吴志杰，2009:135）。

表1 翻译适应选择论本体（胡庚申，2004: 40）

译论元素 主题描述

哲学依据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

基本理念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长存

翻译实质 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翻译过程 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

翻译原则 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翻译方法 “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评标准 多位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

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根据适应选择论，交际者（也就是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强调了交际者的“主导”作用和“中心”地位。

所谓“适应”，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去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胡庚申，2004: 180）；所谓“选择”，指译者“选择”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以及“选择”对译本的最终表达（胡庚申，2004: 180）；而这两大翻译步骤都以“翻译主体”即“译者”为中心而完成。2008年，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奠基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胡教授又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依据整体、关联、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考察翻译系统内部不同结构与周围翻译环境的相互关系，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

4 适应选择论给景点名称专名英译的启示

对于译者来说，翻译时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具体特征之一是“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之二是“选择”，即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就是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二者的关系表现为：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优胜劣汰”（胡庚申，2004:42）。

而适应选择论强调的译者应当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十分适用于在景点名称专名的英译，因为景点名称的专名部分结构复杂，来源广泛，文化背景深厚，需要译者仔细研究其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才能相应地做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本。

4.1分析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4: 40）。在景点名称专名的英译中，译者应该考虑的翻译生态环境则应当包括原语名称成因，语言背景文化等因素。

这里将重点分析景点名称专名部分翻译生态环境的名称成因方面。

（1）来自当地地名

为了表现地域的独特性，很大一部分的景点名称的专名部分是来源于地名，如：平遥古城，南泥湾革命旧址，关中民俗博物院等。

（2）来自历史人名

展示人文景观的景点，往往用著名人物冠名，这也是专名的主要成因之一，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李自成行宫，周公庙等。

（3）来自史实典故

重大历史事件的旧址或纪念场所，多用史实典故来命名景点，如：试剑石，暗度陈仓，兵谏亭等。

（4）来自神话传说

民间神话传说可以为平常的景物增加旅游价值，因此不少景点名称也出自于神话传说，如：九龙池，望夫石，神女峰等。

（5）来自功能用途

有些景点尤其是古建筑的名称是由其功能、用途等确定的，以求明快易懂，如：藏经阁，省心楼等。

（6）来自地文特征

地文特征明显或者盛产风物的地区常以地文特征或特产来命名景区，如：红石峡景区，樱桃沟，月亮湾温泉度假村等。

4.2适应与选择相应翻译策略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翻译原则便可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胡庚申，2006: 49）。多维度则强调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

翻译生态环境不同，翻译策略也应相应变换。因此不同的的名称成因或来由，使得译者需要仔细分析，区别对待。根据上一部分的成因分析，译者应当多维度适应，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转换中立体考虑，采取不同翻译方法：

（1）与（2）中的地名与人名，均属于专属名称，应当采取直接音译法。景点名称专名本身包含的意义已经不占据主导因素，音译能够提供给游客语音方面的信息，在交际维上如问路等情况下非常有帮助，并且也符合国家相关的地名标准规范。例如，关中民俗博物馆，应译为guanzhong folk art museum；周公庙，应译为zhougong temple。现在中国地名罗马化的国际标准是汉语拼音方案（国标地名标志）。据此，中国地名一律以普通话为准进行拼写。但应注意，约定俗成或已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拼法或者少数民族的地名或人名应当遵从“名从主人”原则（林艳丽，2008:223）。如蒋介石要写成chiang kaishek，乌鲁木齐要写成urumqi。

（3）与（4）中无论是史实还是传说，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背景，这部分专名如若采用音译将丧失其传递文化、吸引游客的主要功能，因此最好采用意译。既以历史典故为景为名，则必须充分体现其文化特色,否则有违设景初衷（邹先道，杨红梅，2010: 65）。同时在语言维上遵从名称的简短原则，在尽量有限的字数内传达出文化内涵。例如，兵谏亭，应译为remonstration pavillion；试剑石，应译为sword tester。

（5）与（6）中表景点功能用途、地文特征或者地方特产的，可以让游客一目了然，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对游客有提供便利，容易吸引更多潜在的有意向的游客，因此最好采用直译。例如，藏经阁，应译为sutra depository tower；省心楼，应译为retrospection tower。

除此之外，景点名称结构对翻译策略选择也有影响。根据本文2.2部分对景点名称的结构分析，共分为专名＋通名，专名＋属性名＋通名，（专名＋通名）＋通名，（专名＋通名）＋属性名＋通名四种。其中，后两种中的第一部分由专名与通名一起又构成了新的专名，使得原本通名部分也转化为专名的一部分，这使得翻译这一部分时，没有标准的情况下不同的译者将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红石峡为例，它属于第一种结构，也就是专名＋通名：红石＋峡，而红石名称来源于当地的地文特征，应当意译为red stone，峡译作gorge，所以全称应当译为red stone gorge；但是，第三、四种结构成立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例如红石峡风景区，属于（专名＋通名）＋属性名＋通名，红石峡整体变成了专名，属于地名，应当音译为hongshixia，全称应译为hongshixia gorge scenic area。同一个事物却有了不同的译名，将会引起游客的误解从而造成不便和困扰。出现这种矛盾后，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到作为名称的限制，如名称出现的环境，在宣传册或者景点附近），英文译名最好采用音译名＋意译名的“双轨制”。音译名按照语义结构和语音节奏分为两部分，意译名附于后面。这样既体现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又起到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帮助外国游客理解的作用（刘彦奎 2009:7）。那么此例应译为hongshixia scenic area (red stone gorge)。

5 结语

旅游景点名称兼有旅游特色与专有名词特征，翻译看似只有寥寥数词，但过程却纷繁复杂，实属不易。从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来看，译者应当提高主体性，分析研究原文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而相应在旅游的层面上，在语言维（作为专有名词的特征与限制）、文化维（历史地理等旅游文化背景）、交际维（考虑游客心理与需求）等多维角度立体思考，选择最适应的策略，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版本。正如胡庚申教授（2006: 52）所言，翻译的确是一种复杂的适应/选择活动，是一个“复杂化的机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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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 生态翻译 世界文化遗产 公示语

一、引言

公示语是给公众在公众场合看的文字语言，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实用语言，是一种公开和面对公众的，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特殊文体。由于公示语在公众和旅游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对公示语的任何歧义、误解、滥用都会导致不良后果。然而，很多旅游景区的公示语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错误的翻译会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形象和对外交流，也给外国游客带来诸多不便。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是河南省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景区。

本文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出发，通过以河南省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的公示语的英译现状为例，就旅游公示语的英译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了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公示语翻译错误的种类及错译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公示语翻译在生态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应该遵循的原则。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而是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角。生态翻译理论（Eco-translatology）是近年来由中国学者胡庚申学者等提出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将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到翻译研究中，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胡庚申，2004：39）。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实施对译文的选择。按照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翻译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4：133）。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三维”转换的优先顺序也不尽相同。公示语所隶属的祈使类语篇的优先顺序为交际、文化和语言。

三、生态翻译学在安阳殷墟公示语翻译的应用

1.公示语翻译的交际维

公示语文本最直接的目的是在引起读者注意的前提下，将信息传达给读者，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继而让其采取行动――按照公示语的指示去做。公示语翻译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其交际目的能否达到。因此，公示语的译者需要首先关注交际层面的选择转换，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达到交际、文化、语言等多维适应性选择。例如“无障碍通道”的英文译文为“Accessible Passage”，单从这个译文上看，其含义只是表示该通道可以通过，与残疾人特殊设施毫无关系，因此译文无法达到提示性的交际目的，应改为“Wheelchair accessible”或“Barrier-free path”。

2.公示语翻译的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中西方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其文化底蕴大相径庭。比如在殷墟的景区，有这样一个公示语“除游客外，闲杂人员不得在大厅内逗留休息。”，对应的英文为“Except visitors，other miscellaneous personals are not allowed to stay rest inside the hall.”，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貌似与原文对应。然而，实际上，这里涉及中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一般来讲，西方文化表达禁止概念时会尽量采用柔和的语气，或者从正面角度表达某种反面的含义。因此，遇到汉语公示语中出现“禁止”、“切勿”、“不要”等强硬口吻的词汇时，往往需要考虑西方人的文化习惯和心理预期。

3.公示语翻译的语言维

语言维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其次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产出殷墟内的旅游公示语基本完成应有的功能，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洗手间”的翻译就有四种不同的译法： “Toilet”，“Lavatory”，“Public Lavatory”和“Rest Rooms”；“入口”和“出口”分别有两种译法：“Entrance”，“Way In”和“Exit”，“Way Out”。就连“殷墟”的名称也不统一，有“Yin xu”，“Yinxu”，“Yin Ruins”和“Yin remains”四种翻译方式，实际上，殷墟申报世界遗产的文件上使用的是“Yin Xu”字样，这些不统一反映了殷墟保护区内规范、统一的公示语标准的缺失。

四、结语

在翻译景区公示语时，我们应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对词汇和句法进行选择调整，对语言形式进行转换。译者不妨采用生态翻译学中提出的“三维”原则指导公示语翻译，在转换过程中考虑具体的生态环境，采取有效的翻译手段和策略， 提高整合适应度，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