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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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论文篇1

[关键词]医学史课程、高等医学教育、功能

医学史顾名思义是医学的历史，它是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医学工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也就在于他们应该懂得医学的历史。医学史课程是医学生懂得医学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学史教育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医学史作为一门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它有典型的医学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特点，因此，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能体现史学的一般功能。唐太宗《旧唐书》里对魏征有这样一句评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正是对历史的现实作用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有人指出“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充满生机的科学，在现代学科丛林中，历史学对现实和人生的意义不是任何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①具体说来，历史的现实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二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服务。三是有利于人生的修养，即通过历史的教育使人“明是非、别善恶”，用前人的智慧和德行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体现了上述功能。具体概括为：认识医学发展历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服务；学习医学前辈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从而提高自身修养。

一、认识医学发展过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

历史就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故有了人类便有了历史。医疗行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也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医学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最初的人类，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与疾病作斗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原始的经验医学。又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大多数生命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普遍认为是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生死祸福。与这种认识水平相适应，禁忌、崇拜、巫术就成为当时医疗行为的主要形式。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从时间来看，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人们开始把一些医疗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并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例如：在欧洲就有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在中国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印度有“地、水、火、风”四元素理论等。这些医学理论虽然不能像今天的医学那样科学地解释人类的生命现象，但这却是在原始经验与神巫医学基础上的理性升华。西方社会的中世纪，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领域，医学也由僧侣所掌握。他们为病人治病，也替病人祈祷，呈现出“僧侣医学”的特征，寺院即医院，僧侣即医生。这种笼罩在宗教神学阴影之下的医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逐渐受机械唯物主义影响，出现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开始了寻找病灶的过程，听诊器、内窥镜等多种诊疗设备也随之发明并投入使用。这种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以生物性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此时，西方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后，除生理因素之外，人们开始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因素。l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在其通过的中对健康这一概念作出了超越生物医学界限的解释，指出“健康除应在解剖生理上无病态表现以外，还必须在精神、心理上是健康的，并能够圆满地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要求”。l977年恩格尔教授根据现代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而医学也跨入到现代医学阶段。

通过回顾医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从医学模式来看，医学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本能、经验、巫术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几个阶段。其中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对于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以及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相对于原始的巫术医学模式在形式上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再现。例如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或“输导”与僧侣医学模式和巫术医学模式中“祷告”等在形式上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类似绝不是简单的复归。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与“心理输导”是在经历了生物医学长足发展之后的理性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世纪僧侣医学模式中的“祈祷”比巫术医学模式也多了一些如希波克拉底、盖仑等“实证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合理成分。又如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哲学基础上也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复归，两者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发生在人类对世界的本源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之后，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所发生的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因此，生物医学模比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更加科学。医学模式的转变所体现出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理性升华。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又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历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不断地创造历史。

其次，从病理学的发展过程看，也可发现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到分析的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在前生物医学时代，病人被视为一个整体，因而“整体观”是前生物医学模式中共有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医学中的应用，这种整体观开始走向了分化。例如十八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干尼(Morgagni)创立的“器官病理学”，就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推向器官水平。法国医生比沙(Bichat)把莫干尼的工作又推近一步，建立了组织的概念，认为器官由组织构成，并近一步描述了患病时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由器官深入到了组织层次。十九世纪5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从而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了细胞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剑桥结构学派克里克(Crick，H．C)和美国信息学派沃森(Watson，J．n)通力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外，医学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横向交叉或延伸，出现了医理、医文、医工交叉的多个学科群。这也表明医学的发展经历着由综合到分析，再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

上述规律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揭示事物规律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透过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通过对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在于预测医学发展的趋势。人们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预测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的目的和任务，将从传统的治病救人,延长病人的生命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医学工作范围，将从现在的出生到死亡，扩展到生前到死后；分子生物学将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的面貌发生改观；21世纪医学将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等等。

二、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推动现代医学发展。

纵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医学每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学习医学史，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前人在推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失误，并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为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经验积累是医学发展的最初行为方式。正如鲁迅所言“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就是针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药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的这句话道出了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又如，在巫医混杂时代，人们在征服左右人的生死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时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崇拜”再到“巫术”的过程，这就是经验作用的结果。早期人类对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感到奇怪和恐怖，因此不敢接触这些事物，从而产生了各种“禁忌”，即“远而避之”。例如当时人们由于对“死”的恐惧，因此把与死人有密切接触的人视为禁忌对象。菲律宾群岛的阿古泰诺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七八日之内，就只许晚上出门，并且走一步路必须敲一下手杖以警告走近的人。然而，这种禁忌的方法往往并不能阻止灾祸的降临，于是人们就会对这些禁忌的对象产生敬畏心理，希望通过祈祷、祭祀或占卜的办法祈祷宽赦，这就是“崇拜”，即“崇而敬之”。然而，当这种崇拜的办法也无法阻止灾祸降临时，人们就开始另一种新的尝试，即对鬼神之类进行“驱而除之”，以保护自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巫术”随之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物，由禁忌到崇拜，再发展到巫术，虽然不能真正征服自然，但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在经验的推动下产生的。

再如，通过对近代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也可发现经验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坚实基石。从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时代，被尊为解剖学之父的盖仑（Galen）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认识生命体的结构，积累一定的解剖学经验。但由于他把对动物的形态学认识强加到人体，因而难免有许多错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L．davinci)在对盖仑的经验进行继承和对其谬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使人体解剖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也是在对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解剖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就了《人体的构造》一书，从而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从化学治疗学的发展历程看。德国细菌学家爱尔利希(Ehrlich)提出了“化学疗法”的概念。他在对结核杆菌染色时发现该菌对某一染料有特殊亲合力，由此他推测某些化学物质对病原微生物也有亲合力，决定研制只伤害微生物，不伤害人体的药物。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能消灭螺旋体、治疗梅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化合物“606”(Salvarsan)，从而开辟了化学疗法的道路，为抗生素类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继埃尔利希之后，1928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这一经验的启示下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二十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1932年德国人多马克用同样的经验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解决了一些常见感染的特效治疗问题。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且促进了医学道德的转变。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惑或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都为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教训。比如，生物医学模式并不能真正完全解决病症问题；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的思维习惯，也对医学的发展有消极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也导致医患关系疏远，如医患关系物化的趋势，医患关系被分解的趋势，病人与疾病分离的趋势等。通过对生物医学模式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充分的认识，就可以总结和利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的经验教训，从而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使其逐渐趋于完善。

上述例子说明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医学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点，因为个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而文明却不因个人的逝去而中断，而是在“继承”、“创新”、“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创新。

三、学习前人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提高自身修养。

大学教育应当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医学教育更应当如此，因为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所以，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何谓医学人文精神？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是指人的人格、气质、修养。医学人文精神则是指医学工作者所具备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人文是外在的，人文精神是内在的。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就是把外在的“人文”化为医学工作者内在的“人文精神”的过程。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医学史是最重要的素材。因为“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③，医学史从多方面记述了人类与医学有关的活动，是最全面的教材。医学史可以为医学生的人格塑造、气质培养、修养提高提供借鉴。

首先，可以使医学生接受人道主义精神的熏陶。人道主义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内核，它是一个人面对他人、面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或态度。对医学工作者而言，其人道主义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如何面对病人，如何面对人类方面。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就强调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为病人服务，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费兰德（Hufeland）在其医德十二箴中也写道：“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追求名誉和个人利益，而要用忘我的工作去救活别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应怀有别的目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秉承医学人文精神。

其次，可以培养医学生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医学发展史上，许多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情感、健康、乃至生命。例如，比利时医生、伟大的生物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Vesalius），在欧洲社会还笼罩在神学权威的氛围中大胆进行科学实验，纠正了盖仑解剖学的许多错误并揭穿了神学关于人体的谬误，完成了《人体的构造》的伟大著作，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然而，维萨里与哥白尼一样，为了捍卫科学真理，遭教会迫害。又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M.Servetus)，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于1553年10月27日被统治阶级活活烧

死在日内瓦。此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献身精神无不启迪着后人。例如巴斯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疫区研究传染病的病原体，为揭开传染病的奥秘作出了贡献。琴纳首先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牛痘苗，然后又把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汁接种到儿子身上。这种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医学工作者应当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赞颂居里夫人时就说：“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她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要大”。

再次，可以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医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不一定都是通过理性的推理、论证或研究的结果，而是偶然的思想火花所致。例如，叩诊法的发明就是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把儿时的经验（常看见父亲用手指上下敲酒桶的木盖从木制酒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酒桶内有多少酒）迁移到医疗行为中的结果。又如，英国医生李斯特从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关于有机物腐败和发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认为伤口化脓是由于细菌作怪，于是决定采取碳酸消毒，无菌手术获得成功。李斯特就是这样移植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外科手术的消毒法。再如，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时发现，意外落在培养基上的霉菌斑点能够杀死引起葡萄球菌败血症的细菌，从而发现了青霉素，其后又发现了许多的抗生素。使许多另人束手无策的疾病得以治愈。这些例子表明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与科学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的。通过对医学史上这些事例的学习，可以引导医学生的有意识地培养其创新思维。超级秘书网

此外，通过学习医学的历史，还可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专业的感情。只有爱医学，才有可能为医学而献身。即通过学习医学史，了解医学发展的艰辛，看到医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味其中的乐趣与奥妙，从而产生对医学的热爱。通常所说的“知之愈深，爱之愈切”就是这个道理。

论述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目的在于唤起高等医学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对医学史课程的重视。目前，由于受“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的影响，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对医学史课程不够重视，仅少数院校开设医学史课程，且多为选修课，因此医学史课程的上述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有悖于高等医学教育的目标。这就要求高等医学院校采取有力措施，例如把医学史作为必修课，增加医学史方面的图书资料，提高医学史教师的水平等，从而使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医学史论文篇2

关键词：  中医医史文献　学科 机遇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袁 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医学史论文篇3

【关键词】 新安医学 医家史料 遗误 指归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WWw.11665.coM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1 李 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k］.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77，649，652，404，236，247，792，28，228，877，407，405， 307，55，158.

2 王乐主编.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09，56，452，366，155，269，292.

3 洪芳度主编.新安医学史略［m］.安徽：歙县卫生局，歙县中 医院 ，1990：237，187，111，246，211，231，220，207，134，106，168.

4 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74，76，77，102，127，40，80，63，41，102，24，139，67，69.

医学史论文篇4

关键词：历史演进；本土医学；西方医学；过去；未来

毋庸置疑，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发生了多次疾病。在中国正史以及地方史志等史书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疫”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持续时间长，记载量也很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疫病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连续性的。面对疾病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身体观以及医学文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替代品，是一种柔软的治疗体系，然而实际上中国医学是在治疗传染病的多次尝试中形成体系的。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采用辨证治疗。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金元以来，中医开始没落。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从20世纪初起，西方的医学便开始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医学，西方科学从基本原理到技术应用中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的身体的系统知识，基本上已统一了世界，成功地突破了一切国家、民族或文化的界线。19世纪是西方医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其治疗效应迅速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

相形之下，东亚的传统药学不免为之黯然失色，日本首先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医疗体制，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于这一新潮流之外。在西医取代中医的过程中，中医的性质问题曾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有关中西医论争的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学史界已有过不少的专门著述，但因资料的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后。路彩霞在“中医存费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一文中指出，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波及天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路彩霞认为此次论战是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争论。天津中医与《大公报》之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明清时期医药职业逐渐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行为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朝末年。1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医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借着近代媒体的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国医学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的科学之中，医学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门独立的学术，甚至在唐、宋科举考试中设有医学专科。直至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医文化会在西方医学的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而幸存下来呢？这源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中华名族既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文化的诠释者。当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中时，于是造就了中医学的浩瀚之作。这种寓创造于解释，寓革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有着系统的统一性。2同时中国医学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讲究人生哲理，强调和谐互补和天人合一，这使得几千年中医医道虽老不衰。

源远流长的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直至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那么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呼声，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显然符合这一国际趋势所追求的理念。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让中医文化精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十几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几千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通过两千年发展实践形成的中医药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加速吸收并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包括西医西药学的知识和技术，以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护好中国先民所创造的这一伟大的充满着智慧和民族精神文化瑰宝。

注 释：

医学史论文篇5

中国医学史；教学改革；思路和方法

中国医学史是高等中医院校开展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介绍了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该课程的主要教学对象是刚进入医学院的新生，对中医学尚无更多的认识。如何让从未接触过医学史甚至从未接触过中医的新生听懂中国医学史这门课，或者是更高的要求，如何让医学新生对中国医学史感兴趣，热爱这门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教学一线的每一位老师深思。“读史使人明智”，中国医学史作为医学生最早接触的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以及培养学生的人文科学精神和深厚的中医底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前几年的教学经验，中国医学史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满堂灌”，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均较低，未能很好地发挥中国医学史在医学生五年学习生涯中的重要作用。李岚清同志说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是我国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改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如何改革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仍需一线教师们继续探索。笔者认为中国医学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应当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将笔者的一些教学改革思路略述于此。

1教学身份互换

所谓教学身份互换，即是让学生当老师，老师当学生。主要分为三步，一是教师布置下节课的教学内容，学生课前搜集相关材料，并制作PPT，准备下节课上讲台教学；二是课堂前30分钟学生负责讲解；三是老师对学生的讲解进行点评和补充。教学身份互换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课前学生通过搜集材料，不仅熟悉了资料搜集的途径，更在备课的过程中掌握了教学内容并分清了教学内容的主次重要性。课堂上安排学生30分钟的讲解目的是在学习的前提下，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现自己，丰富自己的演讲经验。在学生讲课结束后，由教师上台点评和补充学生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的同时，补充学生忽略的重点内容，保证了教学质量。此外，笔者认为这一教学方法有助于师生双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使得教学过程可以更加顺利且保质保量的完成。教学身份互换是师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也开拓了老师看问题的视野，使得老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是对传统“填鸭式”课堂的一次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师生的共同进步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医学史在学生的学医生涯乃至以后临床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医学史教材中很多独立性较强且在整个中医界得到普遍重视的章节都十分适合教学身份互换的教学。首先，章节内容相对独立，适合学生学习，若是章节与前后关联性太强则学生自学及准备的过程中容易忽略重点，并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迷失自己，从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其次，若是章节内容在整个中医界受重视的程度高，则相关论文及著作更多，学生可以较为顺畅地获得全面的知识。笔者尝试从“四大经典的内容与价值”“临证各科的发展与特点”等内容实行教学身份互换的教学尝试，例如“四大经典的内容与价值”一节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一直以来其重要性对于教师而言，是课堂上的不断强调其重要性，对于学生而言是仅仅考试所占比例大。因此如何教学才能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值得每一位一线教师的思考。在此前提下笔者在“四大经典的内容与价值———《黄帝内经》”的教学过程中尝试教学身份互换教学法。一是嘱学生课前备课，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及其主要内容，收集《黄帝内经》对历代医家的学术影响，准备PPT及课堂汇报内容。二是让学生课堂上讲课，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三是教师点评，指出学生的优缺点，帮助学生进步，并补充学生忽略的重点内容，从而保证教学质量。经过这次的课堂教学身份互换教学后，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学生对于《黄帝内经》相关内容的掌握更加充分，关于《黄帝内经》对整个中医学重要贡献的认识也更加充分。

2专题辩论

开展中国医学史相关专题的辩论，是列一专题，然后让学生分为几组课后查找资料，课堂上分组辩论。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辩论的目的不是分胜负，而是让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思考自己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否合理、对辩题的理解是否正确、资料是否充足。这不仅可以打开学生的思维，而且能让学生通过辩论对教材里的一些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相较于以前“垂直”的教学模式，“辩论”是在老师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学生自主、自由地参与学习。作为一名大学生，已经不需要像中小学生一样，在老师的带领下逐字逐页地学习，学生更要学会的应该是如何自主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学生在准备辩论资料的时候，是对辩题的理解和分析的过程，并且学会如何快速且全面地搜集资料。学生准备辩论的工作是对资料的主次处理的过程。辩论结束后的讨论是更是反思自己思路的过程。专题辩论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参与教学，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加积极地学习。《中国医学史》中像“医药的起源”“中西医学的交汇与冲突”等存在争议的章节最适合做“专题辩论”式教学。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几千年的传承与争论都未能明确的问题不可能在一次课堂的专题辩论上就辩明了。我们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加全面的认识问题。例如，以“医药的起源论”为辩题，课前让学生分别从“医源于圣人”“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食同源”四个方面收集资料。课堂上教师把握节奏，让学生分为四组进行辩论。在“专题辩论”教学后，发现学生对医学起源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圣人”“巫术”等词也有了新的认识。

3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是为了让学生更加具象地认识中国医学史的发展，并充分发挥社会公共资源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结合安徽省历史博物馆及校内新安文化馆让中国医学史教学更加直观可见，并激起学生对中国医学史的兴趣。博物馆中所陈列的古籍、文物、图片、标本等，均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从某方面来说，它们是在演示着中国医学史。关于中医药发展的历史，相较于《中国医学史》中更加明确和完整的记载，博物馆陈列的文物相对不完整、记载相对粗略，于是两者的结合更显得十分重要。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是为了在参观中学习，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让学生更加直观真实地感受中国医学史的变迁。实践性教学的最大优点是充分调动了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热情，在参观的过程中带着求知的心情，使得学习变得轻松且愉快。在参观前让学生预习课本并自行查找相关资料，大致了解相关内容，在参观的过程中教师按照陈列物讲解中医药的演变过程。在实践性教学的尝试中，发现学生对中国医学史这门课的兴趣明显增加，并对中国医学史有了一个更加具象的认识。

4改革考核方法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考核方法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态度。然而考试不是目的而是方法，如果方法用错了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只是单纯的期末考试考核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热情，很多学生更加倾向于平时不听课甚至逃课，期末努力啃书。因此改革考核方法是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一步。将学生平时参与的“课堂教学任务”“辩论任务”以及“在实践性教学”中的贡献度列为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的考核各占总成绩的50％。可以说单纯的期末考试只在期末考试前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改革后的考核方法则可让学生在整个中国医学史学习过程中都充满热情和活力。

5小结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目的不是简单地让学生了解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而是让学生从中医药兴衰的历史中掌握中医药“兴”的条件和“衰”的原因，以此为基础反思现代中医药的发展以及如何为中医药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学习中国医学史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让中国医学史得到学生的重视，并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教学身份互换”“专题辩论”“实践性教学”三种教学方法的教学目的都是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求知，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医学史。相较于“一言堂”的枯燥和乏味，此三种教学方法使得学生的求知欲明显增加，课堂学习氛围更加良好。

参考文献

［1］李岚清．李岚清教育访谈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1．

医学史论文篇6

关键词：明清；河南省；名医；概况

20世纪中叶，随着“新史学”的崛起，医疗社会史作为其重要分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和讨论会议不断增多，新的视角和方法不断被开辟和运用。但在这些研究队伍中，对河南医学史的研究却寥若星晨。因此，笔者试图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对明清时期河南名医进行简单梳理。

明代，河南医家中在医学上颇有建树的唯有李濂。据《明史・李濂传》载：“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佥事。嘉靖五年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既罢归，益肆力于学，逐以古文名于时，其著述甚多。”在文学、史学、方志学及医学方面均有研究。据其自述：“（长兄）洪习医，（二兄）淳服贾，濂谫薄不类，赖族考庇荫之休，少举进士，三为下大夫”。李濂并非专门医家出身，但由于家学渊源和医风熏陶，加上深厚的文史知识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对医学的贡献无愧于“金钟李氏”（李濂先祖曾治愈皇太子痉病，上欲封之为太医丞，因固辞不受，乃赐金钟，于是四方之人都称其为“金钟李氏”）。李濂所撰《医史》10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名医传记类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后五卷，其所撰的《张仲景补传》《王叔和补传》《启玄子补传》《王履补传》《戴原礼补传》等篇，其文献价值更高。此外，其著作还有《幼科类萃序》《续医说序》《陶节庵伤寒六书序》等，由此亦可证明李濂对我国医学的传承所做的贡献。

清代医学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医家在清廷的高压政策下，埋头于对历代医学典籍的整理、点校，这对我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这一时期医学分工更加明确，温病学、解剖学、针灸学、药物学等各自形成了独立的体系。此时的河南籍名医主要有吴其浚、杨栗山、李守先、龙之章、王燕昌等人，吴其君（公元1789―1847年）河南固始人。1817年中进士，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就曾博览群书，收集资料，后在各地任职期间广泛搜集植物标本，绘成图谱，最终著成我国第一部植物志巨著《植物名实图考》。本书共38卷、收录植物一千七百多种，分为谷、蔬果、木等十二类，每种植物的形状、性味、产地及功能均有详细记载，并附有插图，以便识别。此书对历代本草医籍中的错误之处也给予了纠正。吴氏的医学著作除《图考》外，还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此书为《图考》的前身，载有植物七百多种，也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药用植物学专著。此书出版后曾流传至日本、朝鲜等国家。德国人依・布来斯耐德在其所著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中，对吴其君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图考》的绘图相当精准，“其中最精确的，往往可赖以鉴定科和目”。明清时期南北方瘟疫频繁，明代医者通过调查研究对治疗瘟疫提出过较为系统全面的主张，清朝中期，出现了专门的温病学者，杨v便是其中之一。杨v（公元1705―？年）河南夏邑人，自幼天资聪慧，能诗善文，清乾隆年间被选为贡生，然而在之后的考试中却屡试不第，逐改习医学，有感于世人不能明辨温病与伤寒，于是他便对伤寒及温病进行深入研究，终著成《伤寒瘟疫条辨》。该书共6卷92册，书中明确指出了瘟病的由来是因“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内治”的理论。该书还将温病和伤寒各分为一门，以其各自的病因、脉症，用不同的方法和药物治疗。从此伤寒和温病成了两种不同的医科。该书的发行使几千年的温病得到了有效治疗。针灸学家李守先（公元1736―1798年）河南长葛人。少时即自学针灸，苦练六年而成。约五十岁时，邑中疟疾流行，李氏施术救人，医活众多，时人皆称之为神医。李氏晚年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将其医术撰成《针灸易学》二卷，上卷包括针灸源流、手法、认证三部分，重点介绍针灸方法及要穴的应用，下卷主要论述穴位及治疗方法，列有十二经图、十二经穴、奇经穴名等。全书图文并茂，简明易晓。是一部较实用的针灸学著作，对初学针灸者有较多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述，仅为明清时期河南籍部分医者的基本概况，一些医家、医著、医事由于资料及篇幅有限，逐未作介绍，惟待以后通过查阅更多史料继续挖掘、研究。

参考文献：

[1]（明）张廷玉.明史・李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李濂.四库存目・嵩渚文集卷89[M].影印本，山东：齐鲁书社，1995：316.

[3]张一群.明代《医史》作者李濂生平著述考略[J].中华医史杂志，2003.

[4]毛德西，朱光.河南医史撮要[J].河南中t，2001.

医学史论文篇7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医学术流派的几个基本概念，提出判断中医学术流派的标准是：第一要有代表性人物，第二要有代表性观点，第三要有传承其学说的代表性著作。认为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是后人给予和约定俗成的，不必强求一致，不一致则反映了多样性。比较规范的应是《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提法。文章还介绍了浙江历代的中医学术流派，即南宋时期以温州人氏陈无择为师祖，以陈氏子弟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等为学术骨干的“永嘉医派”；金元时期以义乌朱震亨为鼻祖，以戴元礼、赵氏兄弟、王履、徐用试等为传承弟子的“养阴派”；明末清初以钱塘人氏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由高世？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钱塘医派”；以及明万历年间以宁波人氏赵献可为代表的“温补派”和清末绍兴人氏俞根初为代表的“绍派伤寒”。

正文：

学派众多，流派林立，是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鲜明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医历代学术流派既互相争鸣，又互相渗透与取长补短，从而深化了对中医药理论的认识，补充与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提高了中医药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因而也促进了历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医学术流派的概念

学术流派是“学派”与“流派”的泛称。中医界在探讨中医学术流派的著述中有称××学派的，有称××流派的，也有称××医派（医学流派之简称）和××学说的，大多并无严格的区别，直到最近才有了不同的看法。其实，它们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辞海》对“学派”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流派”是“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1］所谓“学说”，是指学术上自成体系的理论与见解，如中医的各家学说。但同一学说之中，由于观点不一，又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如河间学派中的火热论、攻邪论与养阴论派，《伤寒论》文献整理中的错简论与维护旧论派。关于中医的学派，孟庆云认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由于学术主旨不同，学说、观点之异，其学术队伍中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医学家发展承传的群体称为学派”。［2］汪沪双等认为“流派”的概念比“学派”的概念涉及的范围要广，如“‘新安医学’属广义上的‘流派范畴’”。［3］

中医学术流派的成因与判断标准

我国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固然有其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但还有本身的条件与因素，这也就是后人探讨的学术流派成因或标准问题。对此，我国中医界历来的认识与观点不尽统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有的认为，学说与师承是基本条件；有的认为，学说才是根本标准，师承关系只能作为参考；还有的认为，除了学说和师承外，还必须要有传世之作以影响后人，等等。其实，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标准基本点还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与详略不一而异。综合各种论点，全面地分析中医发展史上著名学术流派的成因，可以这样认识形成中医学术流派的主要条件，或者说判断标准，即，第一，首先要有代表人物。这个或这些人物可以是宗师，也可以是其继承者。但这个或这些人物必须是其鲜明学术观点的提出者，是一个或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第二，要有一批传承和发展其学说的人物。因为学术流派要“流”，不“流”则何谈对后世影响；再说，既是“派”，总得有几个人物，个人何以成派。但这些传承者不必非是亲炙或私淑的师承关系。第三，在学术上要有创新，在理论或方法上标新立异，旗帜鲜明。或者在一门学问之中创立了新的学说，或者提出了该学说中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治学上有独特的风格与方法。第四，要有一些代表著作。这些著作要能记载和反映该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如果简单归纳，只有三条标准，即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观点与代表性著作。

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

我国历史上的各个中医学术流派，都是历经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学术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其鲜明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往往由某学术流派成员自己提出，但又为历代医家所公认。但对某学术流派的命名，则往往是后人给予和约定俗成的。正因如此，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不尽统一。有以代表性人物命名的，如河间派、丹溪派；有以学科命名的，如医经派、经方派、伤寒派；有以观点或学说命名的，如补阴派、温补派、汇通派；有以地域命名的，如易水派、新安派、绍派伤寒，等等。不统一反映了多样性，故不必强求一致。

中医学术流派的类别

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术流派灿若群星。一般认为，中医学派的真正形成是在金元时代，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与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家，其依据是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近代中医学者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但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受当时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影响，医家在临床中就有偏重针灸、主用方药和强调切脉的三个流派。任应秋先生认为，汉代已有“医经”和“经方”学派。［4］《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医学教育网搜集

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中医学术流派，可谓说法纷纭。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提出有刘河间学派、李东垣学派、张景岳学派、薛立斋学派、赵献可学派、李士材学派等；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提出有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东垣学派、丹溪学派、折衷学派、服古学派、叛经学派等；《中医各家学说》二版教材提出有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学派，四版教材提出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热、汇通七大医学流派；而《中医各家学说》五、六版教材则提出了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温病七个医学流派。

查阅近几年发表的论述中医学术流派的文献，基本上还是沿袭五、六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说法。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说法都有其依据，只是没有严格区分“学派”与“流派”。如“丹溪”学派，其实是河间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正如任应秋先生所说：“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河间之学到了朱震亨又为之一变，而为河间学派之滋阴论者。”［4］

浙江历代的主要中医学术流派

浙江中医源远流长，以其名医辈出、医著宏富、世医众多与学术流派林立等特色在我国中医学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辉煌一页。尤其是高举“养阴”大旗的以浙江义乌人氏朱震亨为开山祖的“丹溪派”，不仅在金元时期成为中医学术流派四大家之一，在我国历代医家中影响久远，且极早影响了日本的汉方医家，致使日本在公元14世纪即成立了传承其学说的“丹溪学社”，对此，史料有着重彩浓墨的阐述。再如淋漓发挥薛立斋温补学说的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浙江宁波人氏赵献可为代表的“温补派”，以及以清末名医绍兴人氏俞根初为鼻祖的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绍派伤寒”，医史文献也多有记载。但尚有“永嘉医派”和“钱塘医派”两大医学流派，由于论及不多，必须推介一番。

南宋淳熙至淳？，大约公元1174～1244年间，正相当于北方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东垣学术活动进入高潮，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形成之时，南方的浙江温州地区形成了以陈无择为龙头，以陈氏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为骨干的“永嘉医派”。这一医学流派，以《三因方》为理论基石，围绕编著、增修、校正、评述、批评《易简方》，开展了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流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详见刘时觉编著的《永嘉医派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版）。

“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钱塘医家（今杭州）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由高世？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最早提及“钱塘医派”的，当为清中叶后期名医陈念祖。因为极其推崇张志聪及其门人高世？等编撰的《伤寒论集注》与《本草崇原》，故在所撰《医学三字经》中称赞“大作者，推钱塘”，并注曰：“张志聪，号隐庵；高世？，号士宗，俱浙江钱塘人也……各出手眼，以发前人所未发，为后汉第一书。”清末及近现代中医学者，大多称之为“钱塘二张”或“钱塘三张”。任应秋先生指出：“钱塘张卿子、张志聪师弟，以及长乐陈念祖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可以说是维护旧论最有力的一派。”［4］又如张志斌、张祥序在《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论及清代伤寒学派主张维护原有编次医家时指出：“（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遂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张遂辰（即张卿子）是明末钱塘名医，系明代伤寒学派维护原有编次的发端者，他的主张为其学生张志聪、张锡驹继承并发扬，故合称“钱塘三张”顺理成章。也有以张志聪等医家讲学与诊疗场所——侣山堂为称谓来论及“钱塘医派”的，如张瑞贤在《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阐述清代药物学研究概况时提出：“《本草崇原》为张志聪的未完稿，经其门人高世？继续完成，可说是侣山堂学派对药物理论研究的代表作。”竹剑平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该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医事活动与学术思想。［5］之后，又有陈春圃将“钱塘学派”与“丹溪学派”、“温补学派”、“绍派伤寒”作为浙江四大主要中医学术流派予以介绍。［6］

笔者以为“钱塘学派”改称“钱塘医派”为妥。因为，称“钱塘学派”不能从名称上反映中医药学科属性，不易与其他学科区别；二者“钱塘三张”及其传人，都未能在中医学上构建起独树一帜的学说体系，他们够不上一个学派。但他们在《内经》、《伤寒论》与《本草经》等中医药经典著作整理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一以贯之地提出了自己“维护旧论”的学术主张，并且首开集体研究之先河，有着自己的治学特色。故视其为“医经”学派中的一个流派则比较合适，“医派”是“医学流派”的简称。

总之，开展与加强对我国医学流派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与认识各个医学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仅仅是为了科学地评价他们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进中医药理论的创新，促进当代中医药学术的繁荣与提高。

参考文献

［1］夏征农主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947。

［2］孟庆云。论中医学派［j］。医学与哲学，1998，（8）：432。

［3］汪沪双，等。试论新安医学的“学派”与“流派”［j］。中医文献杂志，2000，（4）：3。

［4］任应秋。学派争鸣在祖国医学发展中的贡献［j］。上海中医药杂志，1979，（5）：41。

医学史论文篇8

杨力在同龄人里是早熟的。从12岁起到高中毕业，杨力业余时间都沉醉在《易经》《诗经》《论语》《史记》和《红楼梦》之中。博览群书铸就了她与众不同的志向。15岁那年，她独自在昆明西山的龙门前指天为誓：要像“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一样，把中国五千年文化尽收笔底。

出乎亲朋和师长们的意料，1962年考大学时，才女杨力竟没有报考她擅长的文史哲领域的任何一个专业，而是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云南中医学院。后来学有所成的杨力是这样向人们解释的：初高中时代我已经通读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历史系、哲学系的课本也读了大半，对这些领域已心里有底，觉得没必要再浪费工夫专门到大学里去读那些文史哲的教科书了。自己当时缺的就是以医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一块。医学，关乎身家性命，如没有师承、家传，很难在短时间内自学，应当老老实实去读科班学医，填补上这一部分知识。

杨力大学毕业的1966年，正值十年浩劫风雨突起的时刻。她一心只想走济世路，扁担前边挑的是行李，后边是中医和西医的大部头经典，一头扎到远离闹市的昆明市富民县医院，当了10年中医师。

当医生苦一点累一点，但经常会有成就感。她发现，很多人把中药当成西药用，有的效果不错，有的效果不好；其实，许多西药也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分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辨证使用效果不错。

十年临证，她的处方越来越便宜，疗程越来越短；十年临证，她体会到了简便验廉的魅力；十年临证，她深知老百姓的喜闻乐见，病人越来越多；十年临证，杨力的人生越来越丰富多彩。

杨力教授搞的学问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冷”，像中医学里的医易学，像《黄帝内经》里的五运六气学等等。不但非专业人士搞不懂，就是专业人士能搞明白、学以致用的也不多。但“冷”的背后却也有“热”：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学者在大炒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冷饭”，有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提出的问题比本土专家教授还专业，这一切令杨力教授又刮目又兴奋：这“冷饭”中有宝啊!

读研毕业后，杨力留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主授《黄帝内经》《周易》和五运六气等课程。授课对象是研究生、进修生和留学生。经过年复一年呕心沥血的备课和一道道疑难问题的攻破，杨力已然大彻大悟：要精通《内经》，必先精通运气；欲精通运气，又必先精通易理。

她认为，占据《黄帝内经》1／3篇幅的运气七篇大论是运气学说的渊源，气化学说是运气学说的核心，运气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这几年，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各驻京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举办的科普公益系列讲座，杨力教授是最积极的主讲“志愿者”之一。每周至少讲一次，每次两三个小时，她至今已经讲了100多场。备课、讲课时，已是两鬓霜染的杨力教授，眼前经常浮现的是30多年前在富民县医院临证时那些生者、死者及家属或喜或悲或渴求或绝望的面孔。

杨力向记者描述了一次在国家图书馆的大型健康科普公益讲座的情景。那次讲座的主题为“周易、中医与抗衰老”。有200个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门口、走廊、窗前包括她的三尺讲台前都站满了听众。大约到课间休息时间，她征询大家的意见：休息不休息?结果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异口同声：不休息，接着讲!

一次，一位老人因站的时间太长晕倒了，被送往医院抢救。醒来后，他托人转告杨教授：“应该把您讲的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出本书啊!这样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都可以知道这些养生知识了。”

《杨力养生23讲》《杨力四季养生谈》等健康科普图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迄今为止，杨力已出版了《千古王朝》(写周文王周公和西周史)、《千古绝恋》(写光绪皇帝与珍妃的爱情绝唱)、《千古传奇》(写盛唐玄奘赴印度取经的真实经历)、《千古一帝》(写秦始皇统一中国)、《千古孔子》、《千古汉武》(写汉武帝及西汉时期的十大人物)和《千古英雄》(写郑成功)等多部“千古系列”历史长篇小说，不但本本畅销一版再版，而且有两部已签下合同正在热编剧本，筹拍电视连续剧。

有人问杨力教授，好好的中医教授当着，干吗又去涉足历史小说?答曰：小说涉及娱乐、教化和精神文明，娱乐、教化和精神文明又关乎心理健康，古人说，上医医人更医心。

杨力教授何以能融会文史哲医成一家?记者不能免俗地向她探询了一番“秘法”和“心法”。答曰：启蒙立志较早，读经典较精较深，泡图书馆最勤最久。

杨力教授博览群书是毋庸置疑的。单说她的共550万字的三部《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中华五千年科学经典》《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每一部都相当于一部述评体经典通史，非等闲之辈三五年所能驾驭。

杨力说，从黑发读到白发，几十年来凡《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以及之外的医籍、笔记、野史等无不尽收眼底。在此基础上，她用功最勤、钻研最深的是《易经》《论语》《诗经》《史记》《红楼梦》和《黄帝内经》六部经典，翻过来倒过去地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就是最难懂的《易经》，其多数段落至今还能倒背如流。

医学史论文篇9

这个书卷此后就被称为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它是一个抄本，大约抄写于公元前17世纪，而它根据的原本，写于公元前3000－2500年间，是一位不知名的古埃及医生的作品。迄今人们共发现了14种古埃及医学文献，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是其中最古老的，事实上，它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科学文献。

但是，与其他古埃及医学文献相比，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却是令人惊讶的“现代”。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认为疾病是神的惩罚或恶魔作祟，巫医不分，拜神祛魔和用药都是治病的方法。古埃及人普遍相信身体的每一部位都对应着一个神，因此只有通过膜拜神灵才能治病。认为万物有灵的泛灵论在各个古代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在古埃及文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埃及的医生往往是由祭司担任的。因此在古埃及的医学文献中，都搀杂着大量的迷信和巫术。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却是个例外，它对病因做出自然的解释，治疗方法也是相当理性的，只有一例用到了巫术。

更难得的是，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在介绍了各个病例后，分别给出可治愈、不确定、不可治三种结论。其中不可治的结论出现了14次，探讨这些无法治疗的病例看来是出于科学的兴趣。认识到存在着不治之症，承认人力不是万能的，这不仅是诚实的表现，也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科学态度。在所有古埃及医学文献中，只有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表现出了这种态度。埃德文・史密斯手术书不仅是古埃及最早的医学文献，也是最客观、最清晰和最有科学态度的。

医学史论文篇10

在中国医学史上，许多杰出的医药家继承创新，阐发岐黄医理，以真知灼见、奇方异术而为病家们所称道。名医的别称也五花八门，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以官职而称宋代的范仲淹曾说：“不得为良相，乃为良医。”这是因为良相良医治国救人，都担负着让国泰民安的使命，可谓殊途同归。在中医杏林人物谱中，以官职而称的医家多见于史书传记的记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西汉名医淳于意以创写“诊籍”（即中医冰治）而名传青史，因其曾做过齐国主管粮仓的“太仓长”，世人遂以“仓公”称之。唐代医家王冰勤于对中医古典医籍的研究，曾用12年的时间补充整理注释了《素问》24卷，使这一医学经典巨著以较全的版本流传至今。王冰在唐肃宗宝应年间曾任过太仆令，“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故时人称之为“王太仆”。宋代医学家许叔微是中医伤寒学派的代表医家，他幼时父母双亡，长而发奋攻读医学，遂精于医，著有《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等书。因他曾为集贤院的学士，故有“许学士”的别称。因编著《南阳活人书》而声名遐迩的医家朱肱在宋徽宗时曾被授以“奉议郎医学博士”，故病家又尊称他为“朱奉议”。

以地名而称中医文化包涵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学术背景。医学流派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等都是以地名冠称的，洋溢着浓郁的地域学术流派色彩。汉代医家张仲景以《伤寒杂病论》被载入史册，因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故医史文献中以“张长沙”呼之。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因阐发火热病而成为河间学派的开山，其弟子门人有穆子昭、荆山浮屠等，再传和私淑者众，杏林中称之为“刘河间”，为医学史上所称的“河间学派”的代表。元代医学家朱震亨是中医养阴学派的鼻祖，他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观点，善用滋阴降火法，创制“大补阴丸”等名方。因他世居浙江义乌的丹溪，所以学者们便尊称他为“朱丹溪”或“丹溪翁”。明代医家汪机以医术名噪乡里，因他祖居安徽祁门的石山，故人称其为“汪石山”。和文学史上的“公安派”、“浙西词派”相同，中医学史上的“吴中学派”、“新安医学”等都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人才团”，传承了某一学科的理论和学术经验。以叶天士、薛雪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创立了中医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其弟子如顾景星、吴瑭、章楠、王氏雄等皆为清代名医。明清两代，新安郡（今安徽歙县、祁门、黄山一带）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医名家，如汪机、孙一奎、吴昆、陈嘉谟、“张一帖”、吴澄等，形成了群星璀璨的“新安医学”。据统计，新安医学的家族链有250多条，被载入史志的名医有250余位。著名的“胡庆余堂”也是新安医学中儒贾合一的名医名药的典范。

以药名而称中药中的刘寄奴、使君子、何首乌等均为人名，有着传奇色彩的掌故俚说。在历代医家中，亦有以药名而称的先例。河间学派以治火热证、善用寒凉药而著名。刘完素的弟子中就有一位以重用大黄为名的“穆大黄”，真可谓望“名”而知义，本学派攻下峻猛的用药风格尽在其名字中。明代医家张景岳常用温补法，善用中药熟地，他所创制的“新方八阵”中补阵共29方，其中用熟地的方剂就多达22个，故时人称其为“张熟地”，可谓名副其实。清代著名的汇通学派的医家张锡纯衷中参西，曾试图用现在药理探讨中药石膏生用和煅用的不同机制，所开方剂中重用石膏，医林呼之为“张石膏”。民国初年的北京著名的中医陆仲安善用中药黄芪治疗疑难病症，故当时病家多尊称其为“陆黄芪”。

以医术而称在中医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医家发皇古义，自成一家，从理论和实践上独辟蹊径，各有建树，后人常以他们在某个学科的成就而尊称他们。如汉代医家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华佗被称为“外科圣手”，唐代的孙思邈享有“药王”之美誉。清代医家吴尚先倡导中医的内病外治法，被尊称为“外治之宗”。亦有以医家独体的诊法为称的，如元代医家李玉善于针灸之术，故被称为“神针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