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科普论文十篇

小学科普论文篇1

科普需要知识的力量和美的体验高峡

我国科普资源共享发展战略研究莫扬

科学传播研究热点的演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张婷

植物园一次科普活动分析——以2008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为例詹彩虹，刘政安，周守标，韩小燕

"公共事件科普"的提出及其形成机理分析科普研究 谢莉娇

科普调查问卷及其设计技巧的探析王宇良，戚敏

中国科协会员日定为每年12月15日

对科学态度的评估及启示黄颖，骆红山

科普项目评估制度化探析史路平，安文

对科技馆建设理念和建馆模式的探讨梁兆正

国外科技馆建设对我国的启示胥彦玲，何丹，吴晨生

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文化传播陈江洪，厉衍飞

文化视角解读我国科普创作问题谢小军

澳门科学馆开放举办中国古代科技展

浅谈气象科普动画片的选题策划思想游立杭

看待复杂事物的角度问题——以多维视野下的UFO现象为例尹传红

踌躇的西行:中国大陆科幻的命运变迁MikaelHuss，辛禄高，郑军

从《股份农民》看科普方式的创新任福君

关于青少年非正规科学教育的认识徐善衍

中国科普的六个新理念居云峰

推动社区科普工作的有益探索——北京市实施"社区科普益民计划"的做法与思考科普研究 周立军

《科学月刊》能走多远:在零与无穷大之间杨虚杰

关于当代科普的人文思考徐善衍，XuShanyan

传播完整文化,就是传播创造之种——创造力的学习笔记王直华，WangZhihua

后现代的人文思考金涛，JinTao

探究科学普及的人文内涵张开逊，ZhangKaixun

科学普及与人文的几点思考王玉平，WangYuping

谈谈科学家的人文精神郭曰方，GuoYuefang

加强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提升公众科技传播效果雷绮虹，LeiQihong

人文精神是科普工作的重要支撑和灵魂王海波，WangHaibo

科普:要关注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翟立原，ZhaiLiyuan

一个科普场馆的人文追求郭耕，GuoGeng

精神实践视野中的科学与科普刘孝廷，LiuXiaoting

科普是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粘合剂郑念，ZhengNian

基于公共传播理念的科学普及翟杰全，ZhaiJiequan

科学普及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林坚，LinJian

关于互联网科普的若干问题——以中国数字科技馆一期工程为例张小林，ZhangXiaolin

创新科普形式增强传播效果周立军，ZhouLijun

科普税收优惠制度实施中我国科普出版认定制度审视张义忠，任福君，ZhangYizhong，RenFujun

科学家对自身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看法的调查研究王姝，李大光，WangShu，LiDaguang

如何成就优秀的植物园科普展览金红，刘兴尧，傅晓平，唐勤乐，JinHong，LiuXingyao，FuXiaoping，TangQinle

新闻快递

对俄罗斯神秘主义泛滥原因的思考申振钰，ShenZhenyu

韩国科学文化事业演变浅析余维运，YuWeiyun

耕织图与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技术及农业文化传播朱洪启，ZhuHongqi

认识科学的"不确定性"——从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争论说开去尹传红

科学传播和技术传播翟杰全

公众盛赞科学,科学家责备公众和媒体李大光

一群"松鼠"引发的论战——从连岳序言引发的争议看中国当下科学传播理念的分歧蒋劲松

科技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和谐参与模式研究刘立，陆小成

科普能力建设:理论思考与上海实践李健民，刘小玲

科协系统科普场所发挥未成年人校外科技教育作用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楼伟，邓帆，赵建龙，董亚峥

科普简讯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背景下的科技馆发展研究科普研究 佟贺丰

质的研究方法在科普研究中的应用何丽

对中国科普历史界定的探讨张昀京

科技传播在印度陈微笑

分化与整合并存——当代科学中心变革的显著特征徐善衍

事情没那么简单——漫谈错误的相对性及二元对立思维尹传红

一代巨匠,为世人留一下什么?——读《宇宙秘密》,忆阿西莫夫卞毓麟HtTp://

忆钱学森关心航空航天科普谢础

亲历中国科幻30年:个人史与社会史杨虚杰

传播中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张文秀，刘树勇，颜实，ZhangWenxiu，LiuShuyong，YanShi

《科学素质纲要》实施的监测评估理论框架研究科普研究 田德录，方衍，TianDelu，FangYan

科普与文化产业间的作用结合机制探析马蕾蕾，曾国屏，MaLeilei，ZenGuoping

高校大学生科普及其研究的几点启示王宇良，沈瑶琴，戚敏，WangYuliang，ShenYaoqin，QiMin

科学探究教学的实践与思考徐杰，XuJie

试析我国综合科普期刊的困境与出路陈真，谢旭成，ChenZhen，XieXucheng

从人本主义学习论看博物馆的展览设计——来自现代欧洲博物馆的启示何琦，王军，HeQi，WangJun

我国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活动案例研究钟琦，ZhongQi

科学精神涵义的发展变化——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精神讨论的比较唐真，TangZhen

满足好奇传播常识——谈科学普及的目的与任务金涛

在创新中深化科普工作——访周立军尹传红

美国科普史研究方法探究——读《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刘新芳，LiuXinfang

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失杨水根

让科学乘上艺术的翅膀——通州2008科技周科普书画展小议朱效民

科研人员博客的科普内容研究——以科学网博客为例黄晓慧，詹琰，HuangXiaohui，ZhanYan

中国读者爱看哪些科学家传记——科学家传记的影响力研究张越月，李大光，ZhangYueyue，LiDaguang

《时务报》中的科学技术内容浅析王淼，WangMiao

五四时期《科学》广告的科学传播功能隋明晓，SuiMingxiao

旅游视角下的博物馆职能演变李健文，孟庆金，金淼，LiJianwen，MengQingjin，JinMiao

大教育观引领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发展科普研究 王丽慧，WangLihui

英国科学节效果评估模式分析及思考刘彦君，吴晨生，董晓晴，李小燕，LiuYanjun，WuChensheng，DongXiaoqing，LiXiaoyan

关于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以广西科技馆为例梁春花，LiangChunhua

俄罗斯神秘主义流行现状及与前苏联的比较研究申振钰，ShenZhenyu

科学创新,社会的责任——读《居里夫人文选》有感科普研究 王鸣阳，WangMingyang

中国科普作协成长的忠实记录——《科普创作》杂志汤寿根，TangShougen

小学科普论文篇2

[论文摘要]在当前科学教育普及热潮之际，对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科普教育运动作必要的回顾与梳理，从中汲取其普及科学教育的有效措施和方式对当前的科学教育普及将不无裨益。这些措施主要有：(1)创办科普教育实体，使之成为推进科学教育普及的主要阵地；(2)发行通俗的科学报刊杂志，刊载通俗的科学作品；(3)翻译和创作科学小说；(4)培养科学教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兴起了一场科学教育普及热潮，又称科普教育运动。主要表现为:以鲁迅、陶行知为代表的科普教育思潮的形成。受其思想的感召与指引，一批教育界、科学界的个体和团体纷纷投人到科学教育的普及中来，遂在实践领域导引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科普教育运动。其影响一直流衍于四十年代末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战后的民主建设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其在实践领域卓有成效的业绩不仅得益于科普教育思想的指导，更得益于一系列有效的科普教育举措。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科普教育运动进行回顾和梳理，重温其实施的具体手段与措施，对今天科普教育实践的顺利开展将不无裨益。

一、创办科普教育实体，建立普及科学教育的阵地

科普教育实体多是由热衷于科学(教育)普及的教育家或科学家汇聚在一起，相约创立的科普教育机构。在科学大众化运动中，这些来自民间的科普教育实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机构往往集结了一批热心科普教育事业的专家和学者，在发行通俗科学报刊杂志、翻译和创作科学小说以及培养科学教师等方面发挥着中坚作用，成为科学教育普及的主要阵地。

这一时期的科普教育实体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教育家创办的致力于科学教育普及的教育机构，另一类是由科学家创办的注重科学宣传和普及的科学团体或组织。前者以陶行知等人创立的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等为代表，后者则以中国科学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及其附设机构为主流。

1.陶行知创办的科普教育实体

1931年从日本流亡归来的陶行知，一方面有感于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强在科学之发达”，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当时科学教育的诸多弊端，开始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倡导把“科学”嫁给人民大众，与农民“喜结良缘”。是年夏，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陶行知与戴伯韬等人创办“自然学园”，专门从事科学实验、科普创作和科学普及工作。1932年，陶行知又与上海儿童书局合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在他看来，“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是普遍下层科学训练之发端”。其后，伴随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日臻成熟，他开始着手创办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科普教育实体。如1932年以后相继创办山海、更晨、萧场、报童、棉花等工学团，力图实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目的。此外，为使更多的下层民众，如老妈子、拾垃圾的孩子能了解现代科学成果，陶行知还与广播电台共同创办“空中学校”。由陶晓光每天用大众能听懂的语言，在科学园地节目中演播20分钟的科普知识，内容包括“老少通千字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等。抗战爆发后，陶行知的科普教育努力也未就此停歇。1938年11月，在香港创立中华业余补习学校。1939年7月，在重庆北磅创建育才学校，专事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并希望将他们培养成“抗战建国之人才”。

2.中国科学社的科普教育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有鉴于中国科学落后，“知科学者有如凤毛麟角”的现状，中国科学社自其成立之初即负起“传播科学，绍介新知”的启蒙之责。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三十年代以后，在科普教育思潮的激荡下该社进一步加大科普教育的力度，通过设立科学咨询处、建立图书馆等多种方式来推动科学的普及。

(1)设立科学咨询处。有感于时人有科学难题却无处咨询的情况，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7月设立科学咨询处。他们申明:“凡实业团体以及青年学子遇有科学上疑问无处解答者，可经函本社，由本社专家社员详为解答”。起初，所有问题和答案都刊载于《科学》月刊。后来，科普杂志《科学画报》创刊以后，科学咨询遂移至该刊。据悉，由于《科学画报》发行量较大，来信咨询者也逐渐增多，有时每月来信询问者达50余件。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社还成立了以竺可祯、韩组康等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解答。

(2)设立图书馆。自科学社迁回中国以后，即开始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筹建图书馆。经过积极而紧张的筹措，1931年1月上海明复图书馆正式开馆，其中馆藏中西图书2万余册，杂志200余种。图书馆除向本社社员开放以外，经过一定的手续办理也可以向非社员的一般民众开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的普及。

此外，科学社还成立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专门负责科学图书的发行和科学仪器的制作，并通过举办各种科学展览等形式推动科学的大众化和社会化。该社生物所于1934年1月29日举行的生物学展览会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展览会原拟展览十天，由于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又临时决定延长了六天。参观人员除本社社员、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民众，各类人员达1万人以上。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普教育机构及其主要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同仁们认识到“我国科学之不发达，是由于懂得科学的人太少，以致国家的科学文化很难提高;要提高必须作好普及工作;科学普及了，广大人民就掌握着科学，能利用科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从而提高社会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水平。因此决定走科学大众化的道路，从事普及科学运动。”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中华自然科学社还设立社会服务部，主持科学普及工作和科学生产事业，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组织战时科学问题讨论会和战时科学服务团，利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地民众教育馆等处所，举行通俗科学讲演，实行科学电影教育，还编纂了《国防科学丛书》，在《科学世界》中充实有关抗战的科普资料，努力使科普教育工作服务于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

二、发行通俗的科学报刊杂志，铸造科学教育的喉舌

作为科普教育的先驱，鲁迅十分推崇通俗科学报刊杂志的作用。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即指出，“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然而，时至二十年代末期，科普报刊奇缺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观。为此，陶行知呼吁作一家及出版界“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倡议投稿的人用新文字(拼音文字)写大众文，出版社编辑大众能看得懂的科普杂志。

响应于这些倡议，在科普教育热潮兴起后，主要的科普教育推进个体和团体或撰著通俗的科普作品，或发行科普报刊杂志，或利用原有期刊登载大量的科普作品，一时间，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要推进个体，鲁迅、陶行知、茅以升等大批的教育家和科学家开始积极参与到科普作品的撰作中来。此外，陶行知还亲自创刊《生活教育》刊载大量的科普作品，并于1934年5月，在《生活教育》月刊上专门开辟“科学新知”、“科学生活”和“大众科学”等栏目，开展科学普及教育，先后登载丁柱中等十余人的科普作品达180余篇。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要推进团体，中华自然科学社于1932年11月即率先创办国内第一份通俗科学刊物《科学世界》。这份刊物以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其宗旨在于使他们不断地获得新颖的科学知识以造就民族自救和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为系统地介绍各门科学知识，该刊还创有化学、物理、医药、儿童科学等各种专号;为使小学生和一般民众了解科学，该社还另行编印了《科学浅说》多种，赠送给全国各地的通俗教育馆和图书馆。而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也于1934年正式改版后，重新厘定宗旨，以“高中及大学生”、“中等学校之理科教员”、“专门学者”和“一般爱好科学之读者”为主要对象，“力求科学知识之普遍化”，“务使初学者读之不觉深，专门家读之不嫌浅”。1933年，科学社还创办了专门面向一般民众的科普期刊《科学画报》，其目的在于“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用简单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画或照片，把世界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谐谈游戏都介绍给他们，逐渐地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受科学大众化热潮的影响，三十年代以后，不仅像《申报》、《读书生活》等综合性刊物开始陆续刊载科普作品，这一时期还涌现出大批具有科普性质的专门科技期刊。如《电业季刊》(1930)，《陕西水利月刊》)(1932)，《棉业》)(1933)，《无线电》)(1934)等。

三、翻译和创作科学小说，使科学走入民间

在寻求科普道路的早期，鲁迅最先尝试的科普教育形式就是翻译和写作科学小说。在他看来，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浅文化社会层中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渗透性，是推行科普教育，启蒙思想的重要利器。虽然晚年的鲁迅对小说的编译工作做得较少，但用小说来进行科学普及一直是他从事科学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并且经他倡导，这一形式在同期及三十年代以后为多数科普教育工作者所继承和发扬。

三十年代前后，陶行知开始认识到科学小说、科学文艺于科普教育的重要意义。1931年，他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在创办“自然学园”的同时，不仅亲自撰写科学小品文，还邀集高士其、戴伯韬等翻译或创作了大量通俗科学故事或小品，并邀请陈鹤琴出面编写了《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共计108册。其中，《儿童科学丛书》内容涉及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领域，旨在“引导小朋友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由于这套书注意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基础上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不单小朋友可以看，而且凡是幼时没有学过科学的成人都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从头学起。并且，这套丛书又“略依年龄学籍排列”，因此教师和家长还可以依照此书来指导不同学年、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学习科学，该丛书遂成为当时少有的科普读物和科学教材之一。

此外，受鲁、陶二人的影响，在科普教育热潮兴起的三十年代，我国科学小说、科学文艺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异常活跃。这一时期，董纯才翻译出版了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贾祖璋在推出《鸟与文学》之后，又于1936年后陆续出版了《生物素描》、《生命的韧性》等科学小品集。顾均正于1936年前后相继推出《科学趣味》、《电子姑娘》等科学小品集。同期，高士其也先后出版了《文明的抗敌英雄》、《细菌大茶馆》等科学小品集，并创作了《菌儿自传》这一著名的自传体科学小说。此后不久，郭以实发表了科学童话《太阳请假》，孙铭勋也发表了科学童话《自然太太》，等等。

除上述科普教育推进个体之外，主要的科学团体和报刊杂志也纷纷介人科学小说和科学文艺的创作与刊载工作，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小说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大众化运动。

四、培养科学教师，造就科学教育的中坚力量

科学教师是实施和推广科学教育的基石和灵魂。可以说，无论是造就科学的小孩子从而造就二十年后之科学中国，还是改造乡村教育以改造乡村社会，进而“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都必须依靠科学教师。然而，与科学教师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科学教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科普教育需求的现实。有鉴于此，主要的科普教育推进个体和团体开始纷纷参与到科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中来。

1.创办师范学校，培养科学教师

如中华教育改进社继孟禄对科学教育的批评之后，就将调查和改进学校科学教育作为基本的社务之一，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介人科学教师的培养和教育事业。

大教育家陶行知于1932年筹建儿童科学通讯学校，除招收中小学生之外，还特别招收小学教师和师范学生，力图通过为期两年的自学和辅导，增进他们从事科学教育的知识和能力，推动科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1934年陶行知正式创行“小先生制”，鼓励接受了一定文化和科学教育的儿童以“即知即传人”的方式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并对小先生普及科学教育的方式、内容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和尝试。在战乱不息、经费拮据、正规的师范教育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陶行知推行的小先生制可谓“普及科学教育的急先锋”，用陶行知自己的话来讲，它可以攻破“先生关”—解决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可以攻破“娘子关”—解决中国女子的初步教育问题，还可以攻破“买卖关”、“衰老官”、“饭碗关”等普及教育的二十七大难关，最终将教育和科学的种子四处撒播开去，“创造新的中华民国”。

2.联合举办科学教师暑期培训班

受孟禄、推士等人批评的刺激，中国科学社等主要的科学团体也“着手把改进理科教学作为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并开始与教育团体联手参与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1923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杭州教育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会上社长任鸿隽在致辞中说明该社今后的工作目标，决意把组织发展科学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会上还就中学科学教授法的改进问题进行了讨论。1924年，中国科学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联合在清华大学举办暑期科学教育研究会。在研究会里，科学教师可以在暑期的数月中，通过专家指导，继续深人地学习研究，以提高教育水平。此外，中国科学社还在江苏省率先实验其科学教育计划。为了改进中国的科学教育，培养和辅助科学教师，中国科学社还特别设立了改良科学教育委员会，专事调查各中等学校的科学设备、教材书籍，并随时提供辅导以期有所改进。

3.面向中小学教师，出版刊载大量的科普读物

小学科普论文篇3

一.科普宣传工作成绩突出

科技“三下乡”活动。为了搞好“三下乡”、“四进社区”活动，市科协制作科普宣传展板50余块，科普资料及科普图书xx余份（册），深入乡镇办，利用场天，采取科普展览、科技咨询、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科普宣传，送科技下乡。索要科普资料、科普图书，观看科普展板的群众达3000余人，发放科普资料、科普图书近xx份（册）。 “科技三下乡”活动，对群众进行了一次很好的科普教育，激发了群众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受群众欢迎。

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按照《xx年年xx市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科技活动周期间，市科协紧紧围绕“携手建设新型国家”这一科技活动周主题，精心制作科普展板40余块，准备科普宣传资料1000余份（册）。组织科协干部职工，5月21日在街心花园设点宣传，展出科普展板50余块，发放科普宣传资料600余份（册），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对提高广大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市科协还充分利用科普光碟， 发到全市xx个乡镇，在农村广范开展科普宣传，对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和依靠科技致富的能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充分利用科普画廊开展科普宣传，共举办宣传2期，内容既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在市民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深入街道办、乡镇、村组及农户，开展产业结构调整调查，认为肉兔养殖是个短平快的项目，目前，国际国内市场看好，有发展潜力， 5月19日---20日，组织乡镇（办）和市畜牧局共xx名干部、养殖户到xx县养兔协会、xx市xx区xx欣民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考察学习肉兔养殖。通过实地考察，农户的养殖积极性非常高，现兔舍已基本建设完毕，正在准备进种兔。

二、青少年科普工作成绩喜人

xx年年1月，按照省、州科协的安排，市科协与市教育局联合发文，在全市中小学组织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经过挑选，选送省科协参赛的科幻画、科技实验作品120（幅）件，xx小学.幼儿园的同学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一.二.三等奖，1名教师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市科协获第二十届xx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奖，受到省科协、教育厅、环保局、体育局、团省委、妇联等单位表彰；3月，转发了xx省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联赛文件到市直各中学， 5月14日，市直八所中学483名中学生参加了xx省中学生生物学联赛，通过初赛有部分同学获选参加省复赛。“六.一”期间，充分利用青少年科普光碟、科普挂图在xx路小学（六小）举办专题科普宣传，近1000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些活动对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科技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月，组织全市科技辅导员撰写论文，选送了9篇论文参加全省科技辅导员论文征集活动，为我市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三、学会协会工作上台阶

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则，5月18日，经过半年认真筹备的xx市计算机学会宣告成立，学会现有会员268名，其中，个人会员230名，集体会员38名，计算机学会网站建立工作已基本结束，学会会员可以通过xx市计算机学会网站开展交流，学会的成立对推动xx市计算机及信息产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积极筹建市煤炭协会。学会协会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此外，市科协积极开展思想和组织建设，继续巩固和发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坚持每周二、五的干部职工学习制度，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6月5日——6月14日，6名干部参加了全市公务员通用能力培训，通过考试，全部合格。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依法开展科普活动的能力。心系群众，认真开展献爱心活动，慰问困难群众4户，涌跃为困难群众捐款1200余元。圆满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小学科普论文篇4

关键词：突发性；公众事件；科普模式

Summary of public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sudden emergency mode science research

Yuan Gui Ju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Contemporary soci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oci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xis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event of sudden emergency science mode， and emergency mode Summary of science became respond to emergencies and the primary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cience emergency m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particular research purpose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actical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ituation， trends and abroad to make a reasonable assessment.

Key words： Unexpected； public events； science mode

一 研究目的

如今，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对国家公民的科学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断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实践、社会安全事件等不同形式的突发性公众事件。近年来，国际、国内社会已经进入突发性公众事件高发期，诸如雪灾、地震、禽流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突发性公众事件，究其原因，除了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外，在很大程度源于突发性公众事件的传播模式对公众认知的影响以及公众本身缺乏科普知识和技能，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国外诸如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科普事业方面已取得较好成就，因此，总结和借鉴国外应对突发性公众事件科普模式的研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科普模式，完善突发性公众事件的传播模式，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以促进公民适应社会的现代化，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提高公民对个人和社会事物的决策能力，成为当前科普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科学的先进性和时代性、科学精神的理性光芒、科学家的探索创新和奉献精神具有的震撼力和感召力，是引领社会思潮的优质文化。科普作为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展开的对话，也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在突发性公众事件的高发期，科普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应对突发性科普模式的形成，成为当前科普事业发展的方向。因此，对国内外突发性公众事业科普模式的研究，掌握其内在统一性，完善中国特色科普模式，实现科学惠及全体公民，是顺应时展的要求，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首先，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科普理论研究层出不穷，但基本着眼点比较碎片化，主要是"科普"内涵争辩、中国科普历史回顾、发达国家科普体制等，其呈现形式也趋于零碎化和段落化。而本研究主要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界定科普内涵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国际国内科普发展现状，进而在总结国内外科普发展模式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实现了科普理论体系的完善。其次，从目前科普工作研究方向看，大部分是从理论层面探讨科普含义和内容，缺乏其解决具体问题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本课题在总结科普模式的前提下，在结合具体突发性事件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启示性的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普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缺失。

总之，对国内外突发性公众事件应急科普模式研究具有重要的前瞻性价值，是科普事业发展的理论诉求。

三 国内外研究状况、发展趋势与评价

（一）国外应急科普模式研究状况、发展趋势

1.研究现状

理论层面，国外对于科普工作的相关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范围比较宽泛。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从传播学的角度将科普工作的开展视为"创新扩散"，必须经历认知、说服、决策、实施、确认五个步骤。而国外很多学者关于科学普及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公众接受科学"（Public Acceptance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Participation of Science）。公众接受科学强调科普的重点是普及和传授科技知识，实现公众对科学的接受为主要目标以及寻求公众支持和参与科学教育；公众理解科学从美国米勒教授提出的科学素质的三个"理解"到杜兰特批评"缺失模型"，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ICSU）支持并实践"民主模型"无论是学者还是科普工作者都逐渐倾向于促进公众理性地看待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外溢性作用，实现双向传播；公众参与科学以公众参与科学为主要目标，强调公众对科技的体验，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性，强调公众对科技决策的参与性。

政府实践层面，政府部门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将应急科普工作合法化，美国安全部2005年制定了《国家应急反应计划》，这项计划为美国处理天灾人祸、恐怖威胁及袭击等国土安全事件确立了统一标准，重视公民组织和团体在危机预防、应对、善后中的作用。德国联邦民众保护与灾害救助局组建的"共同报告和形势中心"和开发的"德国紧急预防信息系统"，方便找到有关民众保护和灾难救助的背景信息，也可以了解危险情况下如何采取预防措施等信息。此外加大对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6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都有大约3座科技馆投入建设，而同期美国每年的建设数量达到5座。

2.发展趋势

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应急科普已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其发展趋势表现在如下领域：一是内容方面的创新，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与本土知识结合，如90年代成立的国际研究组织"国际公众科学技术传播网"，泰国国家科技局2002年实施的研究如何运用现代技术解释本土食品和手工艺；二是方式方法上的创新，以学习为中心，注重参与互动，如美国70年代建立的旧金山探索馆，通过亲历科学的方式，在互动基础上实现科学与人类的触碰，美国学者勒德曼提出"动手做探究式学习"的科教模式，提高了科学知识和社会活动能力；三是对象方面的扩大化，除了青少年、学者专家外，应该重视女性的应急科普建设，美国在这方面发展迅速，在2005年有近乎占劳动力总数一半的女性的科学教育；四是主体领域的转化，实现由小科普到大科普的转变，加入网络科技普及主体，实现传播手段的多样化，逐渐走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道路。

（二）国内应急科普模式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1.研究现状

理论层面，掌握中国科普研究的发展史对科普模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50年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中国文化部成立科学普及局；1958 年中国科协的成立；1978年"科普学"概念诞生，为此高士其、章道义、周孟璞、曾启治、叶永烈、郑文光等人在1981年就" 科普学"的概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1980年科普创作研究所成立并设立了《科普创作》杂志编辑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吴国盛、张开逊、刘华杰等学者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的观点进行了大讨论，得出让公众理解科学的合理性和普适性；1990年科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国外著名学者关于科学素养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传播的新理念和研究方法有了了解，在学者们争论博弈声中，全面科学素质建设悄悄登上中国舞台；2007年以来，针对一些与科学普及相关的突发性公众事件来开展应急科普工作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朱登科将应急科普定义为针对突发事件，根据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所展开的科普，此外学者们还结合禽流感、"苏丹红"、生态环境、地震等公众事件的研究，提出科普转型的重要意义，如高峡认为转型科普研究使科普工作由自在转向自觉，从社会边缘转向社会基础性工作，黄永明认为公众事件是双刃剑，突发性公众事件给公众带来伤害，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为科普宣传带来机遇的同时能吸纳公众参与进来。

实践层面，政府依旧是处理突发性公众事件的主体，其主体性地位决定了当前存在着政府指令型、政府主导型、社会调节型以及政府社会互动型的四种科普模式。为此学者林兆彬提出在具体实际活动中要建立政府为主体、以党政部门和社会力量为连接线、以事业发生地区为底面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体系，坚持全面性和针对性、应急性和日常性、传统型和时代性、预防性和救援性相结合的原则。

2.发展趋势

按照社会发展趋势看，最适应应急科普事业的发展模式是摆脱传统"填鸭式"的科普模式转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的"情景式"科普模式，在此状态下，中国应急科普模式的发展趋势是：资金投入主体有单一向多元化转变，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以及企业等；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创新；公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增加企业商业科普模式，大力发展经营性科普事业；走品牌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增强科普知识的趣味性；从事科普事业者的科普素养越来越高。

（三）对国内外研究的综合评价

西方发达国家对科普工作研究较早，因此相关理论的发展趋于成熟，关于"科学人"培养计划、政府当局和企事业的共同参与以及公益性和盈利性等相结合的科普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总体框架下的应急科普模式发展相对滞后和缺乏系统性的应急科普模式，比如美国的9.11事件以及日本的核辐射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当前科普模式完善的必要性。研究国外应急科普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于中国实际，借鉴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先进理念发挥了很好的典范，让我国开始反思单向"填鸭式"科普模式的不足之处，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对于我们解决当前存在的科普资金、科普人员素质、科普运营机制和管理机制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孟璞，曾启治：《科普学初探》.中国科普著作程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 章道义：《传播科学技术的学问--试论科普及其研究方向》.《科普学文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67.

[3] 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2000年中国国际科普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科普出版社，2001：30.

[4] 高峡：《以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统领科学素质建设》.《科普研究》，2007（3）：11-16.

[5] 朱登科：《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媒体应急科普的作用和分析--以人民网、新浪对汶川地震、甲型H1N1流感相关报道为例》.《科技传播》，2010（2）：226-229.

[6] 李大光：《外国"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理论及实践发展趋势》.《科普研究》，1996年第3期.

[7] 林兆彬：《建立突发事件中应急科普体系的思考》.《科普基础理论和政策》， 第70页至75页.

[8] 李健民，刘小玲：《科普能力建设理论思考与上海实践》.《科普研究》，2009年12月第6期.

小学科普论文篇5

（桂平市下湾一中广西桂平537219）

【摘要】笔者（梁氏）发现了牛顿——梁氏定律、梁氏变换和钟慢尺缩绝对性原理，并用牛顿——梁氏定律将牛顿力学修正为普适经典力学，用梁氏变换将爱因斯坦相对论修正为普适相对论。梁氏还发现了利用质数表可以将一个正数写成质数之和，于是解答了“1+1”、“1+1+1”和梁氏猜想。牛顿——梁氏定律和梁氏变换导致改写世界科学史及改写世界大中学物理教科书。

关键词 牛顿——梁氏定律：梁氏变换：钟慢尺缩绝对性原理：梁氏理论：梁氏猜想

（1） 中国人的科学梦

在世界大中学自然科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公式（方程）或定理或定律或原理或理论，共和国诺贝尔科学奖尚未突破，钱学森说共和国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刺痛了大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改革开放给大陆中国人机会，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了科学奇迹，中华在振兴。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发表了令人瞩目的论文——《中国一个乡村教师站到了爱因斯坦和牛顿肩上》，中国人梁氏要修正平常人看不懂的天书——爱因斯坦相对论，要修正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第一个完整的理论——牛顿力学：第九届中国科学家论坛（2012，北京人民大会堂）确认，梁尺峰改写科学史的划时代的科学发现与创新理论——梁氏两方程一原理与梁氏理论，是2012中国科技创新卓越成果奖。于是，梁氏以论文《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修正与梁氏理论》申请2013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12该奖空缺），该文见梁尺峰博客（blog.sian.com.cn/liangchfeng）。虽然中国科协两次组织专家审评梁氏理论（2009，2010），并没有明确结论，但是梁氏坚信：历史将证明，梁氏两方程一原理与梁氏理论一定能进入世界大中学科学书并改写世界科学史，具有诺贝尔物理学奖水平，民国的大师学术成就不能跟梁氏相比。

（2）牛顿——梁氏定律

宇宙间找不到惯性系，将牛顿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建立在惯性系上是历史性错误，宇宙间找不到受力作用的质点，因此牛顿第一定律不成立（没有物理意义），惯性系不可定义。牛顿力学认为惯性力是假想力，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惯性力是真实力，二者必有一错。参照系（参照物）加速运动果真能产生相应的惯性力场（物质），显然违反物质不灾定律，于是反证等效原理不成立（这就证伪了惯性力是真实力）。另外，物理学是实验科学，将不可测量的假想惯性力引入物理学显然是错误的。因此，经反复思考，梁氏发现地面参照系S和相对于S匀速平动的参照系SV以及相对于S加速运动的参照系S’上有互不相同的重力加速度（分别为g?、g?v和g?’），进而发现了适用于任何一个参照系的质点动力学基本定律（称为牛顿第一梁氏定律），发现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和狭义相对性原理不成立。因此，梁氏以牛顿第一梁氏定律为唯一基本定律、以该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基本方程和数学基础，创立了适用于任何一个参照系的普适经典力学（称为牛顿一梁氏力学）。

(3)梁氏变换

两坐标系（参照系）之间的相对运动，不但有匀速平动，而且有加速运动（即变速平动、匀速转动和变速转动），因此匀速平动的洛伦兹变换不是最普遍的时空变换（随之洛伦兹协变性没有普遍性，它不是“探索物理规律和建立物理理论的一条强有力的基本准则”），最普遍的时空变换是加速运动时空变换——梁氏变换。梁氏还发现，相对论的钟慢相对性和尺缩相对性均违反哥白尼日心说（这种相对性等于承认地心说与日心说都成立，这就错了），于是梁氏发现了钟慢尺缩绝对性原理。因此，梁氏以光速不变性原理为唯一基本原理，以梁氏变换为基本方程和数学基础，创立了适用于相对运动的任何两个参照系的普适相对论（称为爱氏——梁氏相对论）。

（4）哥德巴赫猜想与梁氏猜想

1742年哥德巴赫向大数学家欧拉提出，任何一个不小于9的奇数都可以写成3个质数之和（称为弱哥德巴赫猜想，也可以称为哥德巴猜想，记为“1+1+”）。欧拉不能解答，同时他提出：任何一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写成2个质数之和（称为强哥德巴赫猜想，也可以称为欧拉猜想，记为“1+1”）。2009年梁氏发现，利用N以内的质数表可以将接近2N以内的不小于6的任何一个偶数都写成2个质数之和。2012年梁氏想到了，利用N以内的质数表可以将将接近2N以内的不小于9的任何一个奇数都写成3个质数之和。因此，利用质数表可解答梁氏猜想（也可以称为广义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正整数（偶数不小于6而奇数不小于9）都可以写成质数之和（为偶数个质数之和或奇数个质数之和），记为“1+1+1”，“1+1+1+1+1”，……，“1+1”，“1+1+1+1”， ……。梁氏猜想包容“1+1+1”和“1+1”。以上这些猜想的解答，可见梁尺峰博客上的《梁尺峰论文选集》（纪念母校广西师范大学80周年校庆，2012，桂林）。陈景润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78），梁氏的工作比陈景润的工作（证明了“1+2”在大偶数时成立）更上一层数，不给梁氏该奖显然欠公平。

（5）梁氏理论使梁氏永生

普适经典力学和普适相对论总称为梁氏理论，是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修正之结果。任何人都无法否定

牛顿——梁氏定律、梁氏变换和钟慢尺缩绝对性原理，因此，梁氏理论不可否定，它是科学振兴中华的一面旗帜，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部份，它还使梁氏永生。因此，梁氏理论是梁氏人生价值的体现。

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些物质富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可能仅造就了一个顶级精神富豪——梁尺峰，他拥有世界科学史长河中划时代的里程碑——梁氏理论。许多成功人士生前的光环随生命结束而很快消失，生前占有的东西不能永远属于自己，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不能留下痕迹。欲了解梁氏理论，请看上述《梁尺峰论文选集》。梁氏唯一一本专著——《普适经典力学与普适相对论》，待牛顿——梁氏定律、梁氏变换和钟慢尺缩绝对性原理获得公认以后，才能出版。到那时侯，记录梁氏故事及其科学奋斗历程的自述——《我的奋斗史》，必将在全世界永远有不少读者。不能证伪梁氏理论而又嘲笑梁氏的人，其实时间证明自己才可笑。诗人臧克家有句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人/有的人死人，他还活着”。

（6）后语

小学科普论文篇6

社会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整体质量状况，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新的发展时期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1]。中小学生是我国未来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培养提升中小学生的科学素质有助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探究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及科普实践能力的途径措施。

1 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强化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1.1 应试教育的弊端决定了需要转变教育理念，着力开展科学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在此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形成了家长，教师过度注重学生学生成绩，学校以升学率作为单一教育目标的教育局面，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抑制了中小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发展。随着应试教育的弊端的显露，国家着力推行素质教育，积极开展公众科普教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着眼点和基本宗旨，涌现了一批先进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中小学生科普意识也日渐提高。

1.2 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及科普实践能力，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保障，要培养出具有较高科学素质，具备创新思维能力的全面型人才，需要从中小学生做起。一方面这是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素质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众多成就，既源于国家科学先进的方针政策，也源于我国科技的进步及普及。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社会，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开展中小学生科普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2 从中西方发展经验，分析科普教育的可行性及实效性

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来看，科普教育是促使科学技术得以有效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会促进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2]。英国较为重视科技发明创造，以蒸汽机为标志，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极大提升了欧洲的经济增长效率，使西方世界最快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作为我国邻国，日本早期处于闭塞孤立的状态，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在中小学教育中普及科学知识，实现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成为亚洲的重要经济体之一。我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换来了经济的大腾飞，大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种种发展经验表明，科普教育是提升国家经济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且必要的途径，科普教育具有突出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3 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和科普实践能力的途径方式

3.1 学科教学中，注重科普知识的传授，发挥重点学科的带头示范作用

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及科普实践能力的提高，既要依托课外科普实践场所及活动，也要注重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渗透科普知识，通过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类的学科案例设计，发挥这类学科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教师可以从中小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出发，设计出符合中小学生探究兴趣的物理科学实验及各类科技制作，以调动中小学生对科技知识的学习积极性，做到科普知识与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培养中小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例如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彩色影子”为案例，开展科普知识教育。首先，教师可让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对形成的手影加以任意创作，然后提示学生思考影子的形成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最后教师提出具有较强科普性和针对性的问题：一，影子有色彩吗？是否一定就是黑色？二，一个物体是否就只有一个影子？在抛出问题后，教师可让学生根据自身的生活及认知经验，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思索，让学生自由讨论，并留出特定的时间让学生畅所欲言。在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后，教师拿出事先准备的实验仪器，进行彩色影子的演示，在演示结束后，引导学生思考这一现象，然后将学生加以分组，进行分组实验操作，在实践中验证自身思路，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意识。在实验完毕后，教师让每组学生进行实验结论的汇总，教师与学生一道，揭示彩色影子形成的原因。

3.2 学校要依托教师资源，创建科普实践平台

学校作为素质教育及科普教育的主要阵地，要充分借助自身教学资源优势，积极为中小学生打造科普知识宣传及科普实践的平台[3]。组建“科普实验班”及“科普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学习组织，点燃学生的科普知识研究热情。“科普实验班”与专业知识课程的学习要做到有机统一，既不占用专业课程时间，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可选在周末开课，在课程内容学习上，诸如平面镜成像、光的颜色、太阳能利用、光谱等都可以作为科普重点内容加以研究，在科技制作上，可以相应的进行万花筒、太阳能风车、魔盒、潜望镜等方面的实践操作。

学校要组织一定数量的教师开展科普案例的研究制定及科普教具的制作工作，以有效配合学科教学及科普教学的实施。

3.3 联合相关单位，开辟中小学生科普实践基地

我国自实施“科教兴国”及“科学发展观”战略以来，颁布实施了《科普法》，并加大了科普公共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组建起了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普单位组织体系，各种科普馆所遍布全国各地区[4]。学校可以联合这类科普单位，开展一系列的科普实践活动，开辟出中小学生科普实践基地。

例如，南宁市的众多中小学联合了广西科技馆，在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开展实施了一些科普实践活动，诸如“物理科技展”、“科普大探险”、“玩转科学”等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参与，在取得了良好社会评价的同时，又形成了充足的科普案例，能够为学校科普教育所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3.4 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等科普机构组织要切实发挥科普教育的重要作用

科普馆所，诸如科技馆、博物馆、少年宫、科技活动中心等，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普教育作用，一方面向中小学生提供科普知识读物和科普产品展览，做好科普知识宣传，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建设，为中小学生亲自动手操作相关实验创造条件[5]。

山东省科技馆注重强化自身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提供包含物理、地理、海洋、材料、能源等多方面学科内容的科普展品，还着重强化了青少年科技产品制作、科普产品展示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在科普工艺活动组织开展上也卓有成效，取得了较好的科普教育效果，成为科普馆所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典型范例。

小学科普论文篇7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 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 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大跃进，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文革”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文革”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文革”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 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 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 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 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 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 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 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 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 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 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 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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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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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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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

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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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温家宝，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著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

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科学，1993年第2期，第4页。

小学科普论文篇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

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第2卷，第2期），第422页。

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议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480—481页。

5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2页。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文集，第5卷，第345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

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

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页。

1992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数据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1992年），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著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

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科学，1993年第2期，第4页。

小学科普论文篇9

作者：林群

出版：科学普及出版社

定价：19.00元

微积分太有用，由帮助高中生解题到帮助公众解读小说，但他们只能先用，不明理（不明白为什么，不给证明），留有缺口。《微积分减肥快跑》志在对高中生或公众传道，使他们通过几步高中代数与几根几何线条（见封面），不增负不增压也能明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给出证明），补了缺口，圆了微积分高中化之梦！这是对传统几百页微积分的大减肥。梦能严格实现吗？需要采用更直接的定义和框架以及以个例开道、简单至上、突出“快”字、几笔成形的工作方法。但微积分并非天衣无缝，多处出现缺口和堵截战，也时时无可奈何。《微积分减肥快跑》写成随笔或演义，让读者深入其中，化身为其中的角色，进行品味思考和梦想。

科学的真相

作者：周立军主编

出版：科学普及出版社

定价：36.00元

科学名家是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领域的佼佼者，也应该是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提升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对科学家来说，参与科普活动或科普创作，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也是一种示范和挑战。

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

作者：任福君、翟杰全

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价：45.00元

本书尝试对科技传播与普及进行理论探索、对我国科技传播与普及实践进行总结。本书中探讨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问题，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发展情况，讨论了科普实践活动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测评估问题，概括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提出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课题。

有趣的科学――有趣的力学

作者：[英]哈蒙德

出版：科学普及出版社

定价：29.90元

《感觉到的力――有趣的力学》物理不仅仅意味着飞驶的汽车和砸烂了的苹果。事实上，物理与一切事物都有关，从小到难以想象的构成宇宙的微粒再到大得不可思议的宇宙本身。试想一想，当你试图将两块磁铁的北极挤压在一起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会将它们推开。这个力是什么？又为何存在？你或许会认为，科学家已经破解了所有事物的奥秘，但真实的情况是，科学中充满了神奇和疑惑，而这也是本书为何问题满篇的原因。大多数问题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些问题还没有答案。有些问题可能会令你惊奇，其余的会让你感到震惊，还有的仅仅是激发你的思考……希望你能乐在其中。

十万个为什么 奇妙的科学

作者：龚勋

出版：云南教育出版社

定价：9.90元

来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孩子们的脑子里总是装着无数个“为什么”。刹车的时候，车上的人为什么要向前倾呢？电视机为什么能播放精彩的节目呢？飞机上为什么装黑匣子？为什么说战斗机是“空中勇士”……这些疑问，在这本书中都将得到解答。

全书共分为科学共探索、技术大揭秘、交通面面观和武器万事通四章，为孩子们揭示和讲解了科学的原理、技术的奥秘、交通工具的特点、武器装备的种种知识。书中丰富而直观的彩图、浅显易懂的文字会让孩子们在轻松的阅读中，把心中的疑惑一一解开。

莱布尼茨-科学大师启蒙文库

作者：赵晓春主编

出版：上海交大出版社

定价：29.00元

莱布尼茨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几乎在每一个相关领域都有杰出成果，被誉为罕见的科学天才。由于他独立创建了微积分，并发明了优越的微积分符号，使他更多以数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世。

莱布尼茨一生著作丰硕，本书精选其经典部分汇集成书，侧重于对大师科学成就的了解以及对大师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方面的论述。通过阅读，可以使我们走近科学大师的思想深处，切实感受理性思维对科学创造的深刻影响。

伦理能不能管科学

作者：江晓原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34.80元

一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等等领域的研究者，因为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思想倾向和关注的问题，而成为多年的朋友，被称为“科学文化人”。诸同仁志同道合，气味相投，本“君子和而不同”之旨，在《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中各抒己见，贡献出自己最新的思想和最具创意的文章。

软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范式

作者：李崇阳

出版：厦门大学出版社

小学科普论文篇10

一、学理论、守初心

一是早安排、早部署。9月12日下午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二是提前学、抓紧学。区科协党组在动员部署会召开前就对《学习纲要》进行了学习，为了便于更深入地理解此书内容，为全体党员首先传达了中央关于该书的解读内容，让大家从总体上对学习资料有准确地把握。动员会召开会紧接着召开 第1次集中学习研讨，班子成员有在区委轮训下学习的，有在指导组的集中下学习的，有自学的。总之，无论何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大家都是认认真真地学，如饥似渴地学，真正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

二、担使命、解难题

区科协始终牢记“四服务一加强”工作职责，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任务，大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主动认领科协工作任务，大力开展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积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讲堂促科普”、以“活动促创建”，解决基层科普活动数量少、形式少的难题。一是开展“科普大讲堂”进社区活动；二是赠送科普宣传资料；三是更新22块科普宣传栏；四是制作二维码科普树牌450余块；五是指导社区科普中国APP和网站等科普资源自行组织开展活动。8月至今先后深入城区蜂业协会等基地；祥达、恒光等民营企业；古矿小学等学校；钟家庄街道汇仟社区；北街街道中、东、西后河；东街街道建设路、东岭巷社区；南街街道及南街街道凤西社区；西上庄街道西马匠社区；开发区街道郝匠社区等开展了8次调研；9次“科普大讲堂”、赠送科普图书约7000册。向广大群众普及健康养生知识、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扩大科普覆盖面、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提高公民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