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会制度论文十篇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1

一、夯实固定资产核算、负债信息

1、固定资产核算更加全面、真实。新《医院财务制度》取消了修购基金科目，增加了累计折旧科目。新制度第四十七条规定医院原则上应当根据固定资产性质，在预计使用年限内，采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计提折旧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不考虑残值。考虑了因折旧给医院固定资产核算带来的资产总值和净资产额的影响因素。而在旧制度中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的一定比率提取修购基金，用于固定资产的维修和更新。它存在以下弊端，(1)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是相互背离的。固定资产提取修购基金后，其账面价值并未减少，反映的永远是原值，造成固定资产的价值失真。(2)由于公立医院的建院时间都较早，房屋等建筑物原值较低及修购基金提取比例较低，造成提取的修购基金远远无法满足房屋修缮和固定资产更新需要。

2、固定资产的负债信息更加准确。集中体现在资产负债率指标上，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而资产总额是扣除累计折旧后的净额。在新《医院财务制度》下，由于固定资产提取折旧，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更加真实，计算出来的资产负债率也就更准确，从而更加全面披露资产负债信息，有利于加强资产管理与财务风险防范。在旧制度中，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不计提折旧，医院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项目只反映原值，不能反映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提取的修购基金，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和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失真。

二、反映的科目更加全面，更具有实用性

1、反映的科目更具有实用性。新《医院财务制度》第十八条规定的收入包括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和其他收入。与旧制度相比，取消了上级补助收入，增加了科教项目收入，并将药品收入纳入到医疗收入的明细项目里，同时在医疗收入项目中增加了药事服务费收入。笔者认为把医疗、药品收入核算全都合并在医疗收入中核算，比较符合医院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实际情况，弱化了药品加成收入对医院的补偿作用，同是增加了药事服务费收入，既体现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核心，又规范加强了医院各项收入的核算与管理，也更符合国际惯例。旧制度中将医疗收入与药品收入分开核算，极易造成人为分摊管理费用处理不当，而影响医院的收支结余。

2、反映的科目更加全面。新《医院财务制度》采用了一个新会计科目待冲基金。来记录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资产提取的折旧，提取时，预存在待冲基金科目里，等到该项资产要被摊销、清理的时候，冲销待冲基金。这样，医院就可以把财政性资金和非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区别开来核算，通过待冲基金对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进行有效的过程性管理。同是也兼顾的满足了预算管理需要，会计科目更具全面性。

三、强化成本核算、控制

1、强化成本核算。新《医院财务制度》第二十九条指出成本核算一般可以分为科室成本核算、床日和诊次成本核算等。三级医院和其他有条件的医院还应该以医疗服务项目、病种等为核算对象进行成本核算。在进行以上成本核算是还可以开展医疗全成本核算和医院全成本核算。新制度第三十条还对医院科室的分类、科室成本的归集、科室成本的分摊等均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三十四条还特别指出一般不应计入成本的范围。相比较，新制度重点强化了对成本管理的细则要求。而旧制度则是简单的把成本费用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间接成本按人员比例分摊，成本费用管理较粗放。

2、加强成本控制。新《医院财务制度》第三十五条指出医院应针对成本核算的结果，采用趋势分析、结构分析、量本利分析等方法及时对实际成本变动情况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提高成本运营效率。第三十六条也指出公立医院应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利用各种管理方法和措施，按照预定的成本定额、成本计划和成本费用开支标准，对成本形成过程中的耗费进行控制。总之，要求公立医院建立健全成本定额管理、费用审核等制度等，控制医院成本费用有效、合理支出。而旧制度只提出哪些应计入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对于成本控制只是简单指出医院的支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并无具体成本控制的方法、措施。

四、加强内部监管，强化外部审计

1、加强内部监管。新《医院财务制度》第六条指出三级医院须设置总会计师，其他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设置。医院的经济效率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像企业那样的利润结余，而是和社会效益还有着很大的关系， 设置总会计师就是协助院长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制定综合目标管理等计划、措施、反馈、修正等工作。旧制度则只提出符合条件的医院应建立总会计师制度，从应建立到须建立，仅一字之差，却传递着一个积极且重要的信号，即无论是从医院自身发展到配合政府部门的监管需求，体现了设立总会计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强化外部审计。新《医院会计制度》第六条指出医院对外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应按有关规定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为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11年1月，还专门了《医院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通知。旨在配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创新医院财务监督机制;促进公立医院加强医院内部预算和成本管理;加强政府卫生投入的使用监督;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健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于推进公立医院的资金绩效评价、强化财政监督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五、加强医疗风险意识管理

新《医院财务制度》第六十二条中，专用基金的范围，取消了修购基金，增加了医疗风险基金，并规定医院累计提取的医疗风险基金比例不应超过当年医疗收入的1-3。由于医疗行为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当前医疗事故及其经济赔偿不断加大，严重的医疗事故会造成当月的支出大幅增加，特别严重的事故及经济赔偿会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进行，为此，医疗风险基金势在必行。而旧制度中没有进行医疗风险防范要求，缺乏抵抗医疗风险的内容。医疗事故经济赔偿在只有在发生时，列入其他支出科目,未涉及抗风险问题，也有违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六、完善财务报告体系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2

财政拨款及支付方式是影响高校财务管理的宏观因素，国内高校70%以上的收入依靠政府拨款。专项拨款成为高校政府拨款的主要拨款方式，专项项目的经费收入远远高于普通日常经费的收入，由于专项拨款“专款专用”的特点，导致高校无法进行自由调配，所以现行政府拨款制度下，对高校财务管理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高效规模扩张及改革，收入来源中出现营业收入及捐赠收入等，使得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影响高校财务管理模式选择的另一因素，改革的推行让高校自越来越大，为高校的分级管理以及提高学院的积极主动性创造了一定条件。

二、高校财务管理中的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等方面常发生经济违规事件，都跟内控不健全有着很大关系。首先，内部控制的内容不健全，缺乏财务内部监督机制，使得高校在投资上容易迷失方向。其次，内控机制的形式大于实质。很多高校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了内控制度，但实际运作中却没有严格执行。最后，内控涉及的范围和领域过于片面。某些高校虽然在财政资金上监控较为严密，但是忽略资金预算外的控制。

2.人员结构不合理

在政府拨款为主的高校，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对会计人员的核算水平要求也较低。因此，高校经常会为解决教职工家属就业问题而将其选择为财务人员，造成财务部门整体素质较低的现状。非财会专业人员无法运用财务知识及新的技术对高校财务风险加以预测及判断，更无法成为高校领导决策的好参谋。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随着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必须造就一批高技能的高校财务人员。

3.运行机制不健全

无论何种财务管理模式，都无法完全避免财务权力集中及分散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财务管理上的漏洞。过于强调权力集中，影响决策民主化，而且缺乏完整可控的经济责任追究机制，导致积极性不高，相互推诿现象频发。

4.高校财务管理所有者考核缺位

国家是高校所有资产的所有者及控制人，国家将高校资金委托给高校领导进行管理和经营，但是在资产的投入与产出方面并没有相关考核指标或流程，于是出现了责权利不统一的现象，引发财务问题甚至是财务危机。

三、构建“三维一体”的高校财务管理新模式

1.以“绩效预算”为桥梁

在分级管理管理中，以绩效预算为纽带，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对二级学院及负责人在完成绩效目标时给予相应奖励，不能完成绩效目标时惩罚。能够鼓励各院在追求自身绩效利益的同时实现学校整体目标。绩效预算的关键在于对成本和收益的确认，有效的将目标管理及分级管理箱结合，能优化财务管理体系。

2.以“分级管理”为中心

为了进一步挖掘二级学院及部门的积极主动性，财务管理应在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根据本学院和部门具体情况实行分级管理，既包含集权也包含分权，保证高效在财务权利的完整与统一，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各二级学院和部门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发展规划，合理使用资源调动积极性。分级管理是高校资源配置发展的主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道。

3.以“目标管理”为手段

在分级管理实践中，由于层次委托的关系，学校战略需要层层分解，推进一套完整的战略方案，很难避免出现真空运行。此时，高校此时应该根据学校的战略规划进行执行安排，以目标管理为手段，将资金使用、资源配置与战略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避免目标分散；逐步加强目标管理系统的责任体制建设，有利于保证责权利的有效结合，充分展示分级管理的优势。

四、结论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3

一年来，在商务部党组正确领导、有关部门、全体会员单位和理事的大力支持下，学会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遵循为企业服务、为会员服务、为商务事业服务的宗旨和发展、改革、创新、自立的指导思想，围绕商务工作中心任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学会五届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加强了与部财务司等有关司局的联系，启动了学会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健全了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2007年工作总结和2008年工作思路报告如下，请各位理事审议。

一、2007年工作总结

（一）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

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进展顺利。各省市、大区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正在组织对拟推荐论文的修改及报送工作。全国论文评选委员会将于2008年1月份召开评审会，优秀论文将在2008年初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财会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2007年的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加强了理论研究组织领导

2007年，部财务司和学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通知》和《关于2007年商务财会论文评选工作安排的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学会联合开展理论研究工作。通知强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学会的中心任务；同时，对理论研究具体工作做出布置。“两通知”的，进一步明确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理论研究工作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要求，为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保证和依据。

2.深化了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的具体指导

接到通知后，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和外经贸会计学会领导深入指导理论研究具体工作。从落实课题、征集论文、组织审改到论文评选，全程关注甚至全程参与，并亲临省区市或者大区组理论研讨会，根据商务工作发展需要，提出理论研究工作的思路和要求。北京、辽宁、四川、广东、江苏等21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负责人参加了大区组理论研讨暨论文评选会。

部分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和财会处领导率先垂范，有的亲自撰写论文，有的亲自审改论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山西省商务厅领导安云亮同志对理论研究工作十分支持，坚持年年撰写论文，并且论文有深度，质量高。辽宁省外经贸厅原财会处处长林国军同志，调任贸发处长以后仍然热心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亲自审改辽宁省的论文，并参加辽宁省和东北大区组织的理论研讨会。

3.完善了大区理论研讨与论文评选机制

大区组作为学会理论研究组织推动工作的一级机构，对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大区理论研讨会不能正常举行。今年，总会和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认真贯彻通知精神，积极完善大区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大区组的作用，全国5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都如期召开了理论研讨会。其中华北、中南、华东3个大区组以及外经财会专业委员会继续坚持开好研讨会，东北、西北西南大区组恢复了大区组研讨会。

4.提高了论文评选及表彰层次

从今年开始，进一步完善了论文评选制度，对优秀论文将在全国商务财会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同时，改进了论文评选机制，对论文评选委员会的构成进行了调整。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商务财会理论研究的权威性、学术性和指导性。

（二）《国际商务财会》更名改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对外经贸从单一的商品贸易逐渐向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合作、技术引进与输出等方式相结合转变，传统外经贸行业的概念逐渐淡化。为适应形势发展，更好的满足读者需要，经商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2007年1月，杂志正式更名为《国际商务财会》。

杂志更名改版得到了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同志为我刊亲自题写刊名；杂志顾问、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杂志编委会主任、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对杂志改版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新一届编委会也给杂志更名改版提供了许多支持。

更名改版后的杂志从内容、版式以及市场运作上都有很大改进：内容上，突破传统外经贸的框框，紧跟商务财会工作需要，开辟“准则实施”、“商务观察”、“国际运作”、“财会人生”等新栏目；版式设计上，改进封面设计、内文用纸，便于读者翻阅和查找；在市场运作上，杂志扩大对外合作，以媒体交换等形式，在各类报纸、期刊等广告媒体上广泛宣传，提升杂志知名度。

读者的订阅是对杂志更名改版工作最好的肯定。从省市学会发行主渠道看，上海、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武汉、沈阳等省市学会的订数有的比2006年明显增加，有的比前几年明显回升。从2008年杂志征订情况看，各省市都很有信心增加杂志订数。上海、江苏等华东各省市以及天津、辽宁等省市表示2008年的订数一定会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有的学会甚至表示杂志订数要翻番；宁波在原订180本的基础上，再增加100本。

（三）3本书的编写

1.《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

近两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和新税法的出台，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指导意见和通知陆续下发。为使企业更好地贯彻这些新制度、新法规，方便财会人员查找和学习。2007年，我会受部财务司委托，按期出版了两册（2006年下册和2007年上册）《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共纳入400余个重要的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文件。

《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作为学会出版的传统书目，发行量一度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为转变这一状况，学会按照市场细分的理念，针对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需求，改进装祯版式；各省市学会积极加强各方面联系、推介，发掘习惯纸质媒体的读者群，夯实发行渠道。目前这两册书的征订情况良好。

2.《企业风险管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企业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取胜并保持长盛不衰，就需要特别加强风险意识，建立完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本着为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目的，出版了《企业风险管理》一书。

该书内容丰富，案例详尽，既阐述了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也提供了防范和应对各项业务风险的具体措施；既纳入了生动的风险案例，也包含了重要风险管理文件。适合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和业务人员阅读和学习；也可以作为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外经贸会计学会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培训的参考教材。

3.《反倾销会计实务》

为更好的帮助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2007年学会组织了几位反倾销专家编写了该书。目前该书的初稿已经编写完毕，正在抓紧时间总撰编审。

（四）培训工作

1.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2007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共举办了26期培训班，学员共计3 162人，占国务院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中央企业财会人员应培训总数的10%，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反倾销会计培训班

根据部财务司《关于举办2007年“全国反倾销会计人才培训班”》的批示精神，学会承办了全国反倾销会计工作培训的任务。2007年在长沙、郑州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共培训学员216人。总体看，2007年反倾销培训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高度重视：不仅积极组织落实，宣传、推动培训的开展；还亲自参加培训，既带动了其他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又为日后组织反倾销应诉工作做了思想认识和知识技能准备。

（2）培训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85％～95％学员来自湖南、河南本省及其他中西部地区省市。

（3）学员普遍反映良好，认为本次培训内容实际、深入，受益匪浅，不仅消除了对贸易争端的惧怕心理，而且掌握了基本的应诉程序和自我保护措施。

3.联办新会计准则培训班

2007年，我会与各省市学会合作，分别在海口、大连、成都成功举办了3期新会计准则培训班，共有272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了部财务司领导和资深专家分别就当前外经贸政策和新会计准则做了详细讲解，受到学员好评。联合办班的模式，发挥了“总会”和省市学会各自优势，将师资、生源、协调组织等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了双赢、双发展。

（五）召开财会处长、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使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财会人员及时了解、掌握国家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开展相互间学习、交流活动，2007年6月22日至26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贵阳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度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处长联席会”。90多人参加会议。财政部会计司制度处负责同志讲解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后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部专家工作组的处理意见；新财务报表的格式及其影响等。”商务部财务司综合处负责同志介绍了“对外经贸形势；进出口税收政策变化；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上海兰生集团等单位进行了经验交流。

2007年9月18日至20日，我会与部财务司在西宁市联合召开了“2007年全国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审计处长联席会”。70多人参加。财务司审计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商务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要求。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李三喜总经理讲解“如何构建中国式内部控制”和“中国企、事业单位全面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中国中化集团等单位进行了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经验交流。

（六）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活动

2007年是《国际商务财会》创刊20周年。5月，学会在武汉召开了杂志创刊20周年庆祝会暨杂志编委通联员会议。庆祝会得到了商务部领导和湖北省商务厅的重视，原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商务部傅自应部长助理、李荣灿司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上还对杂志创刊20周年征文的获奖作者以及对杂志创办和发展有贡献人员进行了表彰。

（七）编发简报

为及时反映各级省市学会的工作动态，相互交流、学习，促进工作，学会加强了简报的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工作。全年编发25期，比去年增加9期。

（八）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发展新会员

为加强总会与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联系与合作，为更多的外经贸企业和财会人员服务，省市学会经过协商，同意已加入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会员单位，加入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目前已有26家省市属企业加入总会。

（九）网站

在部信息化司的支持下，学会新版网站于2007年10月10日开通，运行良好，月平均点击量占“协会学会类”前3名。

二、2008年工作思路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商务财会改革30周年。30年来商务财会在财税体制、财会制度以及调控机制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学会也将围绕“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开展工作。

（一）举办主题论坛或研讨会

主题论坛或研讨会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为主题，具体组织方式将根据论坛或研讨会的内容、规模来确定。在此，希望各位理事多提意见和建议。

（二）编好2本书

1.修订《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

随着新会计准则、新财务通则在企业的推广实施，新税法的出台，企业迫切需要有一本既反映外经贸行业特点，又紧跟各项财税政策的业务指导用书。2008年将进行《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的修订工作。《基础手册》修订将注重知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指导财会人员做好本职工作，还可以作为中小企业财会人员培训教材。该书作为外经贸财会领域的传统书目，伴随着外经贸财会领域的几次改革，因此也将作为“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的工作之一。

2.继续编好《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2007年下册和2008年上册。

（三）加强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工作

1.重点做好课题研究

为提高理论研究的主动性和指导性，在鼓励财会人员对广泛开展理论研究活动的同时，学会将征求各位理事和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的意见，选择几个重点研究领域作为专题研究课题。课题将以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以及当前商务财务工作的热点、难点为主题，以提高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

2.设置论文评选工作组织奖

坚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会计学会联合开展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机制。为加强论文评选组织工作，明年将增设论文评选组织奖。表彰5～10名组织工作做得好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财会处、省市外经贸会计学会。组织奖的条件有：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健全组织协调机构，配备专人负责；参加理论研究工作的商务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人数较多，撰写的论文较多、质量较高；做好大区组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组织工作并富有成效；积极参加全国商务财会理论研讨和论文评选活动等。

（四）培训

1.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

鉴于目前沿海省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集中，需要增强反倾销意识，提高反倾销应诉及自我保护能力，2008年将继续申请反倾销会计培训立项，培训对象将向江、浙、沪地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倾斜。

2.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

为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对外交流，明年学会将酝酿组织企业境外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为企业会计制度，考察国别（地区）拟定在台湾省、日本或韩国。根据实际预报名的人数和考察意向，确定考察的时间和具体安排。

（五）办好杂志正刊、增刊与网站

为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增加信息量、增强实用性，2008年杂志正刊页码从64页增加到80页，增设企业理财、个人理财副刊，同时为配合“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活动，增设“商务财会改革发展30年”栏目；办好两本增刊，帮助财会人员、评定职称、提升自我，为财会理论研究交流提供平台；维护好网站，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效率，为省市学会及时获取信息、交流情况提供平台。

（六）开好财会/审计处长联席会

为搭建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交流平台，2008年我会将继续和部财务司联合召开商务系统财会/审计处长两个联席会。

（七）编发好学会简报

由于部分省市学会网络条件的限制，学会纸质简报仍是学会之间获取信息与交流情况的主要渠道，2008年将继续做好学会简报编发工作，及时将各省市学会工作情况进行交流。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4

[中心词汇]财富税；税收公允；中央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允性效果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实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钱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形式以来，有关财富税税收归宿的研讨不时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效果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富税税收公允的研讨文献大体构成了两种相互统一的观念，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区分在实证文献中失掉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富税公允性的研讨失掉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念的运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富税公允性研讨的实际文献，一方面为国际学者了解这一范围的开展状况与开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际学者研讨国际物业税的下一步革新提供有益的思绪。

一、“受益论”与财富税税收公允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不时持否认态度，Tiebout模型改动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形式。虽然最后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外地反映理想，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讨效果为财富税“受益论”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富税的“受益论”观念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停止了更为深化的论述。这种观念以为财富税是一种简直可以鼓舞外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中央政府支出的主要承当者，他们经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中央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运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富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效劳的支出，从而也使财富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念在局部平衡框架内剖析税收归宿，以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允支出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富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支出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支出家庭相比，低支出家庭承当的财富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求两个中心思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域可以有效地保证财富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可以充沛表现到住房价值中。少量关于分区制的实际文献都努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状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关于中央效劳和住房需求存在支出和价钱弹性，而支出与价钱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效劳的分类选择提供了能够。显然，这类研讨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理想。理想上，对土地应用的控制往往是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方案的剖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剖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经过中央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状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绪最成功的实际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规律停止了普遍深化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异；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讨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兼并的最终决议者；RandaUHolcombe总结了其他相似研讨，发现这些研讨很有压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适宜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效果要求房屋购置者比拟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效劳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念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讨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以为“假设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添加的那局部税收支出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标明预算开支添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中央财富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讨了其他公同事情对中央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标明，各种中央公同事情的影响都会十分准确地体如今房屋价值上。

二、财富税“新论”与税收公允

与财富税“受益论”相统一的另一种观念是财富税“新论”，这一观念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实际体系。Mieszkowski经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普通平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中央财富税的剖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度的资本供应完全没有弹性，研讨标明，资本一切者作为一个全体担负了全国财富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富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富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支出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当的税赋也多，所以财富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允支出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念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报答也失掉了思索。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富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域，从而降低了外地消费要素的消费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报答，最终提高了房屋价钱；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域，从而使流上天的土地与工资价钱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钱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富税的消费税效应。但是，就经济总体而言，财富税“新论”以为相关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主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富税“新论”异样也依托两个中心假定：一是资本可以由于不同地域间税率的差异而自在活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坚持不变。并且，即使在普通平衡模型中参与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定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讨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定的阅历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中央公共效劳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中央公共效劳水平的影响实践上是财富税“新论”在中央公共产品供应上的一种运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阅历验证。最早留意到这个效果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以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中央政府不愿对活动资本征税的心态，能够会招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招致中央公共效劳的供应缺乏。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念停止了系统研讨，他们树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反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在活动；每个中央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效劳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假设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效劳是有效的，此时财富税税率为零。假设人头税的运用存在限制，则财富税融资的结果标明中央政府选择的公共效劳会低于有效水平，缘由是中央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战略，从而增加了对资本税的运用。

Brueckner对这种复杂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参与了休息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依据其对不同公共效劳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休息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活动的影响，结果标明依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效劳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普通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思索消费结构的模型中，只需征收财富税降低了中央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效劳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发生。不过，假设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效劳数量缺乏的效果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沿效劳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能够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效劳水平，由于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取得庞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招致公共效劳低水平提供的传统实际都遵照了一些相当严厉的假定，诸如中央公共效劳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中央公共效劳的提供完全由选民志愿决议等。而理想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议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偶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中央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能够存在市场权利。因此，关于财富税税收竞争的最新实际也在这些方面停止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中央公共效劳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发生公共效劳水平低下的结果。

LucNoi-set将税收输入剖析融入到规范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坚持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消费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定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域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权利。结果标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经过对可活动的资本征税取得垄断租金，从而经过税收输入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添加，并且，这种福利的添加完全能够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招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反地域(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休息两种消费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域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域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招致地域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效劳的有效供应；并且假设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增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添加。

四、财富税革新、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允

美国财富税革新的主要缘由是征税人的公允要求，也与财富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引见了美国财富税的革新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新鲜的税收限制方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中央政府的财富税率停止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情愿为中央政府公共设备树立而承当征税义务，第一次财富税革命发作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经过税收限制，其中大局部的措施都片面地对中央财富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上下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经过标志着现代财富税税收革命的末尾，在1960年代以后，大局部现代财富税限制直接或直接地触及到对财富税支出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富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价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运用的措施也末尾在一些中央政府运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中央政府停止税收限制的主要缘由：一是居民财富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添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添加而引致的增加财富税的要求；三是从财富税过渡到对运用者收费的要求。

关于现代财富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富税限制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标明财富税限制增加了财富税税收支出及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时，中央政府其他方式的财政支出添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添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剖析中央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复杂模型，模型假定政府运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效劳投入，只消费一种公共产品的状况。假定中央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假设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议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需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效劳投入间的边沿替代率(MRS)必需等于要素价钱。显然，假设支付函数与消费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招致中央政府改动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但是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标明税收限制会招致中央政府增添效劳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容许以用中央政府操纵选民的才干加以解释，即假设一单位税收增添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能够赞同经过中央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弭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富税限制的影响也体如今其他方面。人们以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能够是招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缘由，Figlio研讨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员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员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剖析了基于置办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富税革新，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支出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清楚，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需市场价钱的增长快于再评价限制，以置办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招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允，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求支付越高的财富税。Shires以中央政府能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支出作为判别中央政府能否对财政支出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详细剖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的变化，结果标明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大幅下降。

除普通性财富税限制外，对特定项目或征税人的税收优惠也是财富税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路政策是指居民实践财富税额超越一定的支出比例时，这些项目允许缴税人失掉州退税或取得所得税减免。研讨标明，各地可以享遭到这一优惠的比例从15％到100％不等，但估量大少数州的参与率在50％以上。另一种罕见的特定优惠措施是住宅税收豁免，即州政府强迫中央政府豁免住宅财富税，Baer估量的各州住宅豁免的参与率通常要高于80％。第三种重要的特定财富税减免项目即是对财富税项目的特定限制，其中最盛行的两种限制措施是特定税率限制和财富征税限制。此外，也有一些文献对财富税特定项目优惠停止了延伸研讨。

五、中国物业税革新的研讨综述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效果的决议》，《决议》在提到深化财税体制革新时指出“实施城镇树立税费革新，条件具有时对不动产开征一致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一致税政前提下，赋予中央适当的税政管理权”。说明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的目的一是要规范与调整目前的财富税体系，二是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打好基础。围绕这两点内涵，国际学者对物业税展开了普遍而深化的研讨。

针对“租税并举”的不同态度，国际学者关于物业税开征对住房价钱的影响构成了两类截然相反的观念。吴俊培以为我国现行的一些财富类税收与现行的土地“批租”制度，只起到抬洼地产价值或现值的作用，并不利于土地的有效运用和居民住房状况的改善。因此，在将要推行的物业税革新中，应该废弃现行做法，将现行城镇土地运用税、土地增值税及批租支出等归并到物业税中，这将有利于构成土地的市场价钱，并且将一局部市场价钱转化为真正的财富税税负。同时，从效率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提高效率，税负的散布也会愈加契合“才干准绳”，因此会发生更大的公允效应。马克和等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念。另一种观念以何振一、刘维新等为代表，以为物业税是不动产税的一种类型，土地出让金是地价的别称，是政府以土地一切者身份，在出让土地运用权时收取的土地价款，它并不是政府为完成公共管理职能收取的费用。地价与税收是两特性质不同的经济范围，税是公共分配范围，地价是市场范围，两者在社会再消费中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也不应当相互替代。房价过高的理想也不是“租税并举”的肯定结果，因此，处置房地产开发本钱过高和房价过高效果的基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树立方面费税革新的步伐，消弭过多、过重的不合理收费，降低过高的税率，简偏重复征收的税种，这样才干实在到达降低过高房价的目的。

除了从房价的角度讨论物业税革新，进而了解其支出再分配效应以外，高培勇则直接把近年来我国调理贫富差距成效欠佳的缘由归结于物业税这一“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税的缺位，以为虽然从外表看，物业税不过是对现行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的一种归并整合，但实质上，物业税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却有着非同普通的差异。由于行将开征的物业税所聚焦的主要课税对象是居民团体所拥有而非企业所拥有的房产或房地产，因此，物业税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税，也是实真实在的财富税。而物业税开征的直接动因既不是人们客观想象中的抑制房价的工具，也不会是为中央政府寻觅主体税种的结果，而是调理支出分配的一种逻辑肯定。由于支出分配的调理无非是“流量”与“存量”两个方面停止，而物业税的开征正是我国现行税制体系“填补存量税(财富税)”空位的重要举措。

关于物业税革新形式，安体富与王海勇引等提出了规范我国现行房地产税费，构建以土地年租金为基础、物业税为主导、其他房地产税费为辅佐的租、税、费体系思绪。而樊丽明与李文㈨等则以为物业税革新应兼并房产税、城镇土地运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将房产税、城镇土地运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兼并为房地产税(或物业税)，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税制要素。此外，关于开征物业税后会不会加剧现有的地域间财力差异，大少数学者持一定态度，但也有学者并不以为然。当然，在税率、税收减免、住房价值评价等方面，国际研讨也都有涉猎。

六、小结

财富税的“受益论”与“新论”都是基于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在公共经济学文献中都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无论是支持“新论”的HarbergerL关于税负归宿的普通平衡模型，还是支持“受益论”的Tiebout关于中央公共效劳支出决议的“用脚投票”实际，都基于一些很严厉的假定。因此，这些假定与理想状况的相符水平就成为比拟两种观念正确性的关键所在。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5

随着新兴产业的壮大和知识型企业的泛化，人力资本所有者将超越现有的被激励的管理模式，成为与物力资本同样具有分享剩余收益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企业所有者。有研究指出，在人力资本产权逐渐形成，并逐渐要求作为与传统财务资本平等力量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基础上，会形成新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新的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两大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现代企业是物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契约”这一科学的企业存在观，深刻地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使财务与财务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理论和实践角度，反思现有的财务理论范式、财务管理制度与财务管理工作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行财务制度是以传统财务资源——物力资本为运作核心而进行的财务安排，是以传统的财务资本——资金为中心而进行的融资、投资，以及强调以物力资本所有者为唯一剩余收益分配对象的基本模式，是现行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范式的产物。其中，以物力资本所有者（即股东或出资者）为剩余收益分配的唯一对象的财务分配制度，是现行公司财务运行的核心。人力资本产权化趋势及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使得现行公司财务范式面临创新的需要。公司财务必须改变其以传统物力财务资本的融通、投入、日常管理及对出资者的利润分配等为基本内容的财务范式，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及对人力资本进行价值管理的方法与内容。为了保持公司财务实务范式的运作效率和公司财务理论范式的解释和指导能力，对这些问题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

我们还可以从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来反思现行公司财务范式。现行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的主流范式还没有形成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财务安排，这使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很难深入，无法深入到人力资本会计阶段，即从资产和权益两个方面完整地对企业在人力或智力上的投入、产出及存量进行核算和管理。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理论与核算体系大都是在缺乏人力资本财务安排的条件下构建的，这无益于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和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制度创新安排。正因为如此，管理层在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和推行上缺乏足够的动力。财务制度构成财务会计核算与监督制度的基础，人力资源会计要想系统地披露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价值方面的信息，并有助于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必须建立起系统的财务安排。而现行的财务范式除了关注物力资本所有者即股东对财富最大化的要求外，还未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务分配要求、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价值评估等纳入其中，这就使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和人力资本会计的发展存在制度性的障碍，始终无法从核心人力资产（或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益两个方面来设计能得到企业管理层肯定的人力资本会计制度模式。因此，人力资本产权化影响到财务与会计的实务范式和理论范式，现行公司财务范式由于缺乏创新而形成的人力资本财务制度缺位，成为阻碍人力资本会计发展的理论与实务上的障碍。

二、基于物力资本的财务范式的缺陷与创新要求

首先，从财务范式的内在缺陷来看，现行的财务范式存在“价值空洞”缺陷，而弥补“价值空洞”的根本出路就是范式创新。如前文所述，现有的财务范式是围绕着资金及其运动而展开的理论结构，以资金的筹集、投资、营运管理及利润分配为财务管理内容，利润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按资分配。公司财务的核心和现实的边界是指资金运动的轨迹及其涉及的经济利益关系层面，公司财务范式可抽象为资金即物力资本的配置结构。然而，从人力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产权化发展的角度观之，这是典型的工业经济社会对公司财务范式认识的产物，其实质是物力资本所有者（出资者）及其人（经营者）的传统财务理念，其理财根本取向是对物力资本所有者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是物力资本所有者财富的最大化。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逐渐与物力资本即传统意义的财务资本一同成为企业经济的核心要素。在一些新兴行业，人力资本甚至取代物力资本成为整合资源的主导要素。像微软这样的创业企业并不是建立在丰富的物力资本基础之上，其企业价值的创造主要源于核心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非传统的物力资本即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实际价值也不反映在现有财务会计核算的财务资产中，而是体现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无形资产上。就当前的会计模式而言，财务会计还无法有效地核算人力资产，这正是前文所指出的财务制度缺位使然。因此，在实际的企业价值和账面的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价值空洞”。现有的财务范式是含有“价值空洞”缺陷的理论与实务结构，与目前人力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的现实和未来产权化发展趋势存在很大的背离。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企业经济战略资源的结构变化，必然会促使财务理论与实务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融资”、“投资”、“管资”、“酬资”的财务结构将被提升到融智与融资并重、投智与投资并举、管智与管资并行、酬智与酬资并存的新型价值管理结构。这其中孕育着崭新的财务范式，这一新型的价值管理结构充分体现了通过财务范式创新来弥补“价值空洞”缺陷的系统性努力。这些系统性的努力包括对现有财务范式下的财务概念、财务资源、财务价值观、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管理属性的重新审视，其目标是在崭新的基本财务概念和财务价值观念上，构建一个企业价值管理的公司财务新范式。

其次，从财务范式的管理实践来看，现行财务范式会造成管理摩擦，而范式创新是解决管理摩擦的根本出路。一方面，由于现行财务范式以物力资本为基础，人力资本外在于其理论与实务结构，因此，人力资源的管理与财务管理是不相干的。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新观点，如人力资本运营资本化管理，其具体内容涉及到人力资本的股权化安排、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与权益确认等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我们并不反对把前述内容纳入广义的人力资源管理，但我们更倾向于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属于公司财务管理的内容。如前文所述，现行主流财务范式还没有定位在价值管理上，鉴于“价值空洞”的存在，人力资本要素尚未纳入财务的理论与实务范式，因此，出现人力资源管理与财务管理之间的管理摩擦，即人力资源价值管理与人力资本管理的职能管理归属矛盾是必然的。现有的财务范式未能考虑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新兴的经济要素，无法满足新的管理实践的要求，在理论解释上也缺乏力量。按现在的财务范式，是不能接受人力资本会计上提出的“物力资产+人力资产=负债+物力资本所有者权益+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的，这正是传统资金管理型财务范式在局限我们的思维。人力资源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而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形成的重要资本内容，为什么不可以纳入财务管理范畴？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形成企业新的资本结构，难道不会改写传统资本结构的意义？财务难道没有责任解决人力资产的估价难题？因此，只有创新财务范式，财务的理论与实践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财务范式的创新除了体现在能容纳新的经济要素，接受新的价值理念外，还体现在通过管理方法的创新来完成财务观念的转变和资源、资本结构上的变化。以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应对新的管理内容，正如“旧瓶装新酒”，未必相容，可能产生管理失效。人力资产评估方法、人力资本投资方法以及基于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利用效率的财务分析、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财务分配政策等，都需要在继承传统财务管理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表明财务范式创新只有取得方法论的支持，才能尽可能避免管理方法与管理内容之间的摩擦。至于方法的创新，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求异，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引入新的财务管理方法。

三、基于人力资本的财务研究前瞻

结合人力资本产权化的经济背景和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借助于现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管理的客观规律，构建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财务理论与实务范式，有利于人力资本会计的发展，也有利于有效地开展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密切公司财务管理，会计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使三者各有其管理职能定位并形成有机的职能协调，这是公司财务研究的新课题。展望未来的财务范式，其创新意义体现在：未来的公司财务理论范式和实务制度不再是以物力资本为唯一的剩余收益分配主体，而是一个以物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双重产权主体参与剩余收益分配，以物力财务资源和人力财务资源即广义财务资源为管理对象的创新范式，一系列基本财务观念的变化和财务基本理论的发展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首先，从财务资源观来看，面对新的经济条件下财务环境的变化，财务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作相应的拓展，人力资本要实质性地纳入财务理论研究的范畴和财务管理实务的视野。在财务资源等基础概念的理解上要有新的突破，把财务管理的对象从狭义的财务资源——资金，拓展为广义的财务资源——物力财务资源和人力财务资源。

其次，从财务职能管理创新来看，在新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的内容需要超越资金管理，把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纳入财务职能管理，并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财务管理部门之间进行相应的职能协调。人力资源的管理应明确分工，如人力资源部门专门进行人力资源的引进、培训、岗位设计和优化等事务性管理，而把人力资源价值管理的职责赋予财务职能部门。

再次，从财务的手段创新来看，财务部门要进行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需要发展新的财务管理方法。比如，把管理中的激励方法系统地引入财务管理，使其有效地协调企业与不同财务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注重激励企业核心人力资源，充分发掘企业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潜能。「参考文献

[1]张丹。人力资本要素确立的财务思考[J].现代会计，2002，（5）。

[2]兰艳泽。论财务管理的泛资源观念[J].当代财经，2002，（12）。

[3]阎达五，徐国君。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与劳动者权益的确立[J].会计研究，1999，（6）。

[4]张兆国。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创新[J].会计研究，1999，（3）。

[5]仲文。试论人力资本理论与应用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1999，（6）。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财政管理；内部控制；述评；建议

一、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研究述评

众所周知，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发展的比较缓慢，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少，笔者经过整理与归纳，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中得知，自1999年---2015年有关财政内部控制的研究低于100篇，且核心期刊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其一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数研究主要涉及到的内容包括政府内部控制、财政内部控制的内涵、基本要素等，其中研究最多的便是财政业务领域，如国库集中支付动态、会计控制、政府采购控制等。换而言之，从上个世纪末端，有诸多学者便对其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从政府控制内部框架、政府内部控制与审计等角度展开论述，提出有效路径。其二是从研究时间上分析。在2010年之前，有关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文献非常少，在2010年之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发展变化与国内业界对内部控制研究与方向是一致的。从现阶段大多数文献资料分析，国内并没有制定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学术专著，仅仅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政府内部控制著作。在国外学者研究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时主要建立在可研究范围之内，并且国外政府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深度。以美国为例，其政府内部控制与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比较先进，甚至还积极借鉴其它国家的理论成果，世界各国最高国家审计机关共同组成的国家最高审计组织同样推动了政府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其中在1992年所提出的公共部门内部控制准则指引，在两次改版之后，融入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基本概念，并且还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经验，归纳与总结了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的主要内容。

二、结论与建议

诚如上文所言，在近几年有关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创新发展，且为日后财政管理奠定了基础。然而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分析，还需要不断提高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研究水平，鉴于此，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一，在前几年有众多学者对财政管理的内部控制含义进行了分析，且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财政控制理念，然而从现实角度分析，有诸多内容在进行论述的时候与我国财政管理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其中有非常多的内容是对国外内容的照搬，没有从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分析，如此则导致诸多论述与国内财政内部控制的衔接不够，甚至会缺乏应用性。其二，根据对众多学术论著的解读得知，大多数内容涉及了财政预算资金控制，然而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预算单位财政资金管理内部控制方法，简而言之便是预算单位因受到外界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影响，导致财政资金不规范。鉴于这种发展局面，则需要积极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在构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框架的同时吸收相应的思想。其三，从2010年之后，大多数学者对财政内部监督与内部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概述，其内容具有创新性，然而其研究成果并不成熟，仍旧存在传统的思想与缺陷。还有一点是因为缺乏对我国财政的分析，在借鉴国外内部控制理念的时候有所不足，导致监督理念与形式呈现出落后性，长此久往会导致财政内部监督与内部控制在原先的制度框架中不断打转。笔者认为，在财政管理内部框架之中财政内部监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需要将财政监督作为内部审计机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财政内部监督与内部控制的相互融合，也能够实现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创新发展。且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与我国财政领域所提出的“大监督”一致，同样也会成为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创新举措。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分税改革实施以后，我国各级财政部门推出了各类财政改革，提高了财政管理的科学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公共财政体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研究评述众多，但是其研究内容上存在缺陷，文中针对其研究评述提出了几点建议与对策，旨在实现我国财政管理的有效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计金标,方玉红,杨豪.中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研究述评与建议[J].北京社会科学,2013,06:89-94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战的经济理论对公共财政论的影响

遭遇挑战的正统经济理论必将对财政学产生影响，这是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决定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财政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同时它还要大量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样，经济理论遭遇挑战，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论也在所难免。

1.企业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财政学研究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共部门（政府）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政府活动体现了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产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费用和公共部门（政府）的运行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自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起，并将替代原因主要归于交易费用。交易是在一个又一个契约的背景之中完成的。这与公共财政论中研究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已述及，有一种国家观将国家（政府）视为人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也是一种契约与另一种契约相互替代的问题。我们说，政府活动应局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市场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在这些领域太高了，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契约，因此表现出市场失效。另外，张五常认为企业取代市场是以一种市场取代另一种市场的看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动大致可以视为平等的个人之间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等早已将市场交易理论引入财政学。但由于布坎南对交易费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应用。从交易费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动，将是有利于政府活动的实证分析。

2.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论的行为假定

虽然经济学上一直有行为假定是否应该符合现实的争论，但就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为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为假定是进了一步的，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在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应该比原先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更为深入，或者说拥有不亚于它的解释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都是与现实一致的，能够通过现实的统计检验。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很明显这不符合现实。人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处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等问题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现，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现实性。）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暗示了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虽然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毕竟不如这一点直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定，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公共决策中的行为。

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公共财政论也是有启示的

公共部门的活动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问题，如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采购问题。就政府采购问题而言，与企业是选择在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问题有着相似之处。政府是从市场上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是自己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公共产品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问题。当由公共部门来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由私人部门来生产时，就可以公共生产取代私人生产。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产上存在着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4.新制度经济还还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理论有着启示

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权的变动，而是控制权的转移。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对剩余控制权的强调，对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应如何配置资源，以节约交易费用，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发展，由于后者强调所有权因素的作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的启示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这一点于公共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组织理论，特别是威廉姆森等对企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理论有着直接的启示。

5.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代议制国家。个人（选民）犹如市场中企业的股东，政府犹如市场中的企业，政府雇员（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这样，就很容易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到这里。只不过，在公共部门活动中，投票代替了货币支付。对于其他方面，则政治活动与市场活动相似。对于公共部门的活动采取了市场的研究方法，这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将公共部门的活动，也视为市场活动，是极其有利于本来是在研究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公共财政论中的应用的。

6.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影响

微观财政学主要涉及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与正统的微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的分析，这必然在财政学中得到体现。布欣南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契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这种说法存在偏颇，但它指出了正统经济学在研究契约问题上的不足。制定实际上是一种契约，缺少契约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财政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正统的公共财政论研究了税收等财政制度对个人的影响，但就个人对财政制度的影响而言，则研究得很少。

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家（政府）在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就是正统理论的缺陷之一。“国家一旦出现，就对交换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扩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盛洪，1996b）

国家的出现与交易费用的增减存在着联系。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每个人为自己财产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这就增加了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虽然国家的保护也不是免费，也是存在着交易费用的，个人还得为此支付费用，但若由国家来履行这一职责，由于国家保护的是全社会，因此，它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从而节约单位交易费用。国家保护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这对社会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展是有好处的。分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场。（注：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讨论了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将这一原理称之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狭窄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的。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收益是远远超过国家保护所费的成本的。一方面，国家保护较私人保护有效率，这就节约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半径”（注：关于“市场半径”，据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还会增加收益。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替代个人并不见得都会减少交易费用，这就要看是什么问题，有时国家替代个人（市场）的结果甚至是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有时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或君王是两回事”。（盛洪，1996b）国家可以建立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坏这一秩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国家替代市场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问题，至于资源配置中应该让市场还是国家发挥作用，就取决于二者对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了。

六、结束语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公共财政，由此，必然要借鉴公共财政论。但是，公共财政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们不能以僵化的观点进行借鉴。这也是本文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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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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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森。财政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盛洪。经济学精神[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内涵;趋势;对策

中图分类号:F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35-02

1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内涵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是企业效益的反映。表现在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看,从财务预算管理到资金管理,从流量控制到监督决策,都展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换句话说,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已经不仅仅是现代企业资金的管理,而是体现出一种是对整个企业财务、效益优化的管理理念,已经和企业的决策和企业发展挂钩。

2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1)原有的产权理论及制度加剧了股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中,创造、接受、利用、加工信息和掌握知识技术的员工在企业财富的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企业已不再仅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实际上是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合契约”,是“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合作。传统的产权理论及制度只注重有形资产和投入资本的配置,忽视知识资本的有效配置,从而会加剧所有者(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2)企业全面财务预算管理仍存在误区。

首先,为预算而预算。

企业和企业的主管部门均认识到了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作用,并把是否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作为衡量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但对预算到底应是什么样子,如何安排和实施预算,尚缺乏深刻的理解。不少企业为了在企业管理水平认定方面能得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认同,纷纷实施预算管理,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预算管理的制度性文件。实际上,企业实施财务预算管理是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而不是衡量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所以,企业不能只将财务预算管理作为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去填补制度空白,而应将财务预算管理作为实施企业发展战略的具体手段,重在预算管理是否有效实施和落实。

其次,财务预算管理属纯财务行为。

全面预算是在财务收支预算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预算是财务行为,应由财务部门负责预算的制定和控制,甚至把预算理解为是财务部门控制资金支出的计划和措施。随着管理的计划性加强,全面预算逐渐受到管理层的重视,全面预算是集业务预算、投资预算、资金预算、利润预算、工资性支出预算以及管理费用预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预算体系,预算内容涉及业务、资金、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尽管各种预算最终可以表现为财务预算,但预算的基础是各种业务、投资、资金、人力资源、科研开发以及管理,这些内容并非财务部门所能确定和左右。财务部门在预算编制中的作用主要是从财务角度为各部门、各业务预算提供关于预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并对各种预算进行汇总和分析,而非代替具体的部门去编制预算。

第三,财务预算编制方法模式化。

预算编制是企业实施预算管理的起点,也是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企业采用什么方法编制预算,对预算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预算管理的效果。事实上,财务预算管理的最直接目的有三个,一是充分利用价值链分析编制预算方法,实现科学预算目标;二是对不同预算编制尽可能适应不同的情况,增加预算编制的灵活性;三是根据企业实施预算管理的模式,尽可能的优化预算编制的效能。表现在现代企业预算管理上,上述模式限制预算编制的灵活性,无法保证最大限度地提高行业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改变当前的预算编制模式,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

(3)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经济时代的投资决策需要。

首先,从会计主体假设看,电子商务的应用,使得电子商务和网络公司十分普及。企业在网络空间中非常灵活,会计主体变化频繁,传统会计主体在这种条件下已失去意义。如何在电子商务络环境中对财务管理主体做出新的界定或对会计主体假设本身进行修正是网络会计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在电子商务网络环境下,会计主体十分灵活,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虚拟公司”可以随时终止,持续经营假设将不再适用。在网络会计中,是适用清算会计还是创建新的会计体系或方法,特别对会计分期假设存在冲击。

第三,财务管理所依据的货币计量假设发生了变化。由于电子商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变的非常容易,尤其是在通过电子商务进行跨国金融工具交易时,财务管理中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外币会计问题。

第四,现代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将大大提高。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最主要、最重要的投资对象。但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内容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低估无形资产价值,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说明财务管理理论已不适应经济时资决策的需要。

(4)现有的财务机构设置与财务人员素质严重妨碍着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现代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应是管理层次及中间管理人员少,并具有灵敏、高效、快速的特征,我国现有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大多数是金字塔型,中间层次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财观念滞后、理财知识欠缺、理财方法落后,缺乏掌握知识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一切与严重妨碍了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3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趋势

(1)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必然选择。

预算管理是企业利用价值和价值形式在科学的市场预测基础上,对企业未来的内部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规划、控制与协调。全面预算管理是在市场背景下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在企业层面上结合的体系。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成功企业多年积累的经验之一,对企业了解家底、有效调动和分配资源、把握机遇、争取主动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的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系统必须密切配合,会计核算过程同时也就是预算的执行过程,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任何反常现象都应该通过会计核算系统地体现出来,通过预算的预警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经营问题或预算目标问题,并通过预算的考核和评价制度,有效地激励经营活动按照预期的计划顺利进行。

(2)以电子商务为主体的网络会计理论是财务管理变革的主旋律。

电子商务的出现,带来了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大变革。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催化下,全球的网络经济已具雏形,网络已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更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新的场所,开创了全新的经济组织和经营方式,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交易方式。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应用发展,预示着会计技术手段跨越到会计信息化阶段。会计信息化的目标是通过会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对会计基本理论及方法、会计实务工作、会计组织、会计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进而建立据以满足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会计信息系统。

4 当前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应对策略

(1)树立现代企业理财新思维并非一日之功。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呼唤现代企业理财思维,这是形势的必然。现代企业理财新思维包括三个方面:“现代企业理财战略目标重生存;企业理财战略体现的是融合于企业战略管理;真正的企业理财战略决策是选择决策者较为满意的方案”。

(2)现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任重道远。

现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已经被大多数现代企业认同。但是,为“预算而预算”“财务预算管理属纯财务行为”的观念仍是大多数企业的通病。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客观要求现代企业实施全面的财务预算管理,即集业务预算、投资预算、资金预算、利润预算、工资性支出预算以及管理费用预算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预算体系,内容涉及业务、资金、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在实务中,认为预算是一种纯财务行为的看法是无法使预算管理得到有效实施的,应以现有的财务会计方法为依托,与现行财务会计报告口径相衔接。

(3)注重电子商务条件下新的财务管理理论的学习和应用。

任何技术上的变革和进步都会带动整个世界的各行各业的革新及人们意识的创新,财务管理理论也不例外。随着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电子商务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经营方式最强有力的因素,它将对传统会计理论、会计实务及会计工作组织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披露发展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而引起的,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途径,这必然会带来对传统会计理念、理论与方法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冲击与反思。如果我们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潜能,将会引发一场财务管理理论的大革命。

(4)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必须之举。

首先,要转变企业理财观念,重视和利用无形资本,充分利用无形资本为企业提供持续的利润增长。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 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 申书海，李连清. 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 会计研究，2006，（10）.

[2] 伍中信. 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会计研究，2005，（10）.

[3] 李心合. 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 衣龙新. 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林钟高，王锴，章铁生. 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新财会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 政府会计 改革动因 改革路径

一、政府会计改革的演进过程

政府会计决定政府能否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给国家决策、监督机构；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关联方。如果政府会计内容残缺不全，会计主体、会计方法的选择有失科学性，提供的报表及附注不能真实可靠地披露政府财务信息，会给依赖政府信息作出决策的人士造成误导、危害他们的利益。政府将很难取信于民，所以各国政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会计准则委员会都高度重视对政府会计的改革。政府会计改革作为政府治理的基石，近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及会计学术界广泛重视。

（一）国家层面的改革举措

2003年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开始提出政府会计改革。2010 年 4 月财政部宣布全面修订《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由此拉开了新一轮政府会计改革序幕。2013年，三中全会决定建设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明确了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方向。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加快推进政府会计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2015年为构建统一、科学、规范的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财政部公布《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作为政府会计的“概念框架”，统御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的制定。2015年11月财政部会计司起草发表了存货、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四项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

（二）学术层面的研究成果

当前，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紧迫形势下，深入探讨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及改革路径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宏观层面国家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市场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变迁，能够成为政府会计改革的驱动因素，改革后的政府会计应当与这些制度安排相匹配（陈志斌，2015；张琦等，2011 ）。在国外很多发达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来制定内容详细、全面、科学的财务报告准则与政府会计准则。因此，我国政府会计改革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出一套内容完备的政府会计准则（李定清，2014）。一般认为，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的基石，政府财务报告应具有公开、透明等特征，只有进行政府会计改革建立起执行公允价值会计才能够改善政府的受托责任、提高政府透明度（陈志斌，2015）。

二、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

（一）政府治理要求政府会计改革

政府会计作为会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改革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国家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200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造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理念，指出必须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坚持创新政府管理制度和方式。建立完善的政府会计体系，提供全面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运行业绩情况的数据，是充分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以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2010年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政府会计改革，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2013年印发的《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发对浪费条例》及近年来对党内行为的严厉打击都加快了对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责任与服务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二）新经济形势引起政府会计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的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公共服务上来；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复杂性和艰难性都前所未有，改革成为最大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意味着上层建筑需要进行调整来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政府会计需要适时改革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深水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在实施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背后，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防范财政风险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借鉴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改革经验和国际政府会计准则进行改革，以达到防范财政风险和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需求。

（三）财务信息需求推动政府会计改革

2015年1月新预算法开始施行，新预算法总则第一条就提出要建立健全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有效的政府会计是实现政府财政信息透明的基础，政府会计主体、会计方法以及会计核算基础选择的科学性及可靠性都会对政府财务信息产生巨大的影响。纳税人、公民和公共产品的接受者是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这些信息使用者会依赖政府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这就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可靠的、透明的信息。以及对政府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实际、明白之处的要求就需要有一个更为有效的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系统。加强财政透明化、科学化、精细化成为政府会计改革的新要求。除此之外，国家在进行融资时，为了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范围，政府就应该按市场要求向投资者披露财务信息。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政府会计的改革必将成为现实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促使政府会计改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近年来国际上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最新发展理论成果，它将政府、社会、公民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看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公民并非是政府的下属，他们应当积极参与到公共政治周期的各阶段中。鉴于此，政府需要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改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促进政府信息披露。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把重点聚焦于建设公开、民主、高效政府，考察政府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强调政府整体运营效果的评价，这就对政府财务报告和财务信息披露提出了新挑战。新公共管理主要是对政府财务信息系统的改革，重点是采用权责发生制为计量基础的会计系统。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运动及新公共治理模式下的推动下，公共管理理论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与方法都在发生变迁，这对政府提供的年度财务报告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实施路径

（一）明确政府会计改革目标

编制以政府会计准则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是现阶段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目标。针对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中还存在着政府管理体系不完善，政府会计缺少成本信息，预算体系存在诸多缺陷等问题。2014年，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提出的关于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改革方案，力争在2020年前，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二）重构政府会计体系

我国政府现行的会计体系是以披露财政预算收支为主的预算会计体系，缺乏反映政府资产、负债、成本等会计信息。因此，现行预算会计提供的财务报告无法真实地反映政府的“家底”，会计系统应有的财务管理及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因此需要在加快完善我国预算会计体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完整的政府会计体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二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会计构成。第二，“三元论” 新引入了政府成本会计概念。第三，“四元论”则在“三元论”的基础上又新加入了政府管理会计。随着政府会计基本准则的颁布我国政府会计将基本实现第一种观点。“三元论”及“四元论”勾勒出了我国政府会计体系未来发展方向。关于上述三种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二元系统”是现阶段应该依据政府会计基本准则需要尽快贯彻落实的。而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会计实现政府成本管理、绩效评价客观上就需要引入政府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

（三）完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

我国政府会计与我国企业会计和国际政府会计相较发展相对滞后，为了规范政府会计系统对信息的核算与披露，政府会计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我国企业会计改革成功做法，制定一套内容完整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以满足不同信息需求者的信息需求。本文认为，我们构建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应该包括基本准则、具体准则、财务报告准则以及相关应用指南四个主要部分。基本准则规范政府会计体系的基本原则和问题，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会计具体准则则是对政府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基金会计核算、特殊业务及事项的处理等事项进行具体规范。财务报告准则按照以政府会计准则所规定的具体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编制。政府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则是对上述三个准则的补充。

（四）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是对政府综合财务信息进行规范和披露，同时也为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及进行政府绩效评价提供重要依据，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本文认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应该包括资产负债表、营运业绩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和其他附表五个部分。资产负债表能够从总体上反映政府财务状况；政府营运成本效益情况由营运业绩表反映；现金流量表则反映政府资金的现金流量状况；财务报表附注起到补充的作用，如会计政策说明；其他附表是对三大报表作补充说明，如固定资产明细表。从另一方面讲，我国政府综合的财务报告应该包括三层次：基金财务报告、部门财务报告和政府整体财务报告。

（五）建立财务审计及评价机制

政府会计作为国家审计的主要对象，主要包含对政府会计中预算执行情况、经济责任履行、绩效评价、债务状况等多方面的审计与评价。审计与评价的本身价值不仅仅局限于结果的反馈，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审计及评价带来的预期后果对政府行为所起到的引导和约束作用。通过国家审计署出具官方的审计报告达到披露和监督政府会计信息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防范、抵御政府会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具体来说，政府会计通过评价反馈机制能够帮助政府清晰地认识在自身权力运行中的不规范和不合理的行为，为政府进行自我检讨与自我改正提供依据。建立财务审计及评价机制通过监督约束效应，让社会公众、第三方机构等外部主体监督政府权力运行过程，问责政府权力运用绩效，实现权力的约束与制衡，能够约束和纠正政府会计运用的不端倾向。

（作者单位为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SKGH082。]

参考文献

[1] 李建发，张国清.国家治理情境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15（6）.

[2] 陈志斌，李敬涛.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政府会计治理效应[J].会计研究，2015（5）.

[3] 李定清.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J].商业会计，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