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体制改革十篇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1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很大进步，经济结构的主体框架得以有效稳定，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建设。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

1.完善财政支出体制

开展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国库支付采用集中支付，提升了国库的优化空间；政府采购过程是在传统的方法基础上更加透明、公开。政府在社会服务和公共基础建设方面加大投入，这样既优化了支出结构，又增强了财务管理的成效，加快了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脚步。逐步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2.优化预算管理体制

完善预算体制改革，要从根本上加强对预算的监管制度。开展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单一账户、收支两条线，在现有预算管理体制上，完善预算制度，提升预算监督体制效率，实现规范性运作。促进预算体制改革才能将预算体制上升一个高度，强有力的支持了社会主义税收制度。

3.实现税制的转型

首先，统一税收制度，使得企业展开公平竞争，优化平衡各种资源配置。其次，形成以增值税为主的新型税收体系，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补充，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税制替代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产品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最后，建立分税制度办法，加强财务分配，增强财务管理主动性，发挥财政职能。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离不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通过改革，能够调节收入的平衡、改进资源的配置、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全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1.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减轻了企业负担，企业就有充足资金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建立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2.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实现了收入分配改革，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3.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提高了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1.财政税收体制不完善

在财政税收体制中，政府收入体系没有包括非税收入，没有加入到财政税收体制的重要税种，所得税及增值税存在不合理性，没能促进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财政收入范围没有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当前政府的财政收入财力分配失衡。在分税机制划分中，中央与地方存在不合理性，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不能清晰划分税种界限。

2.税收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比例较高，间接税较直接税比例高，造成较高的宏观税负。税收的不公平，造成偷税漏税较多，依法纳税人减少，计算纳税过程上存在一些漏洞需及时完善。

3.预算制度不完善

执行年初预算的单位较少，有些单位在年底集中花钱，造成财政收入的浪费，除此之外，不完善的预算内容，导致政府随意分配税收支出，造成信息不透明。另在财政预算阶段缺少周期预算，影响政府进一步规划财政发展，不利于宏观手段干预。

4.监督落实不到位

在体制改革中，一定要从监督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推动改革和创新。我国财政税收监督体系不完善，财政预算的监督单位及监督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监督预算执行情况，媒体和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处罚手段单一，没有震慑力。

四、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

1.改善支付环境，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要想实现支付规范化管理，就一定要结合支付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创新支付形式，在财力控制的前提下规范性发展，保证管理形式满足相关要求。支付管理要以资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基础，实行科学管理，增强资金利用效率，合理配置税收资源。

2.科学制定财政税收收支范围

依据优化、服务原则，明确财税管理范围、税负比例，切实加快公共服务均衡化过程。明确责任和权力的财税管理，确保税管部门行使权利责任，扩大税收管理范围。此外，要结合实际以及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逐步将财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中。

3.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对于税务机关来说，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就是要明确国税与地税间的关联，确保彼此间的有效协调。在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下，各地都设置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机关，因此，对政策出现不同理解时，彼此之间应充分开展信息交流、共同探讨、合力解决问题，良好协调国税与地税的关系。

4.完善监督机制

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中，要加强建设预算监督机制，推动预算管理的创新和改革；要充分结合管理效率和资金运行，优化和创新管理模式，为财政税收管理奠定坚实基础；充分结合监督体系和预算管理，

为创新财政管理提供前提条件；要坚持科学合理和公正透明的原则，实现多元化监督。

五、结束语

在整个财政中，财政税收是一个重要部分，其发展直接影响整个财政的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结合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完善财政税收体制，在新形势下，运用创新思维为其改革提供帮助，完善革新力度和支付制度，全面实施税收转型方案。

参考文献：

[1]申红.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与规范化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管理.2015.06.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2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规范化发展

我国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税收，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税收收入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有比重越来越高。但是，在经济新形势下，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模式的创新，从而促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更加规范化发展。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能够保证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更加科学化，同时还能够明确我国政府支出结构，从而促进我国教育、文化、医疗等事业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完善的财政税收征收制度，能够保证纳税人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的同时，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见，财政税收的目标是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公共财产，以此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新形势下，应当加强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通过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通过有效的措施解决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不足，以此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体制，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二)保证财政支出规模更加科学化通常情况下，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所集中、占有以及使用的经济资源，还能够体现出财政职能作用的广度和力度，从而体现出我国财政支出的总水平。此外，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明确了财政支出时间、价格标准、指标体系等各方面的内容，能够有效保证财政支出规模更加科学化。

(三)明确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在我国经济生产中，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环境、卫生、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上，这些公共领域的支出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以此保证政府支出更加明确和合理。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体制有待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进程也不断加快，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但是，从整体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财政税收工作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使得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步伐缓慢，尤其是在重要的税收项目上，存在不及时的情况，从而影响税收的作用，不利于保障社会分配的合理性。

(二)监管水平有待提高在财政税收征收工作中，基本是依靠人员来进行财务核算工作，在这期间，如果存在利益驱使，则很容易发生一系列偷税、漏税等不合法行为。导致这些不合法行为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监管力度不足，这不仅对于其他纳税人是不公平的，而且还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工作责任不清晰在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工作责任不清晰是目前存在最重要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收与支出存在差异性以及纳税人的主观随意性，这些问题影响着税收征收的监管及惩罚力度。由于工作责任不清晰，在管理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漏洞，以致于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影响了国家财政税收管理，严重情况下还会给国家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四)财政预算存在漏洞财政预算是财政支出的基础，也是财政税收管理的重要环节。但是，由于国预算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在监管方面也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以致于财政预算在细节处理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同时由于在财政预算过程中不能够确保信息的透明化，以致于时常发生资金挪用、占用等违规行为，这极大地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的方法和规范化发展的措施

(一)完善财政税收制度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整体上呈现出增速的状态，但是部分地方财政税收体制并没有随着增速而推进改革的进度，甚至有的地方财政税收体制仍然停滞不前，难以满足当前经济发展以及税务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加快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去一个统一的、公平的、均衡的财政税收制度，以此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二)加大税收监管执行力严格的管理制度是财政税收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开展，才能够有效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此，需要加强税收管理的力度，落实相应的奖惩机制，给予表现良好的企业、个人鼓励和表彰，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为财政税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于一些个别企业和个人的漏税漏税行为，要严格按照税务法和遵循公平工作的原则，对其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加强严查力度。此外，政府应当加强支出机制的完善，加大存在主观随意支出财政税收行业的宏观调控，完善相应的管控制度，严格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进行管理，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性。

(三)完善财政支出体系，明确责任和分工针对财政税收工作中财政支出不合理的问题，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结合财政税收管理的要求，建立起完善的财政支出体系，并加强各个职能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明确各个部门的责任和分工，从而更好地应对变化莫测的环境。同时，要不断完善财政支出体系，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提升财政信息透明化程度，并且严禁各类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和行为发生，同时杜绝财政支出存在主观随意性，应当要严格控制每一笔财政支出，做到每笔财政支出都能够有依据、有责任人，从而提高财政税收的利用率。

(四)强化预算管理要想有效提升财政税收管理水平，还需要强化预算管理。对此，要加强预算管理问题的分析，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的改革，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水平，从而保证财政税收资金的有效监管。同时，强化全面预算管理，不断提升财政税收预算和支出管理的水平，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3

关键字：财政 税收 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经济社会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原有的财政税收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深入调研，结合我国自身国情和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改革、完善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1.财税管理难以控制

在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管理人员受业务、行政双重管理体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对有关财政税收管理的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甚至有的不能坚持原则，不把法律法规放在心上。加上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许多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缺乏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往往会造成一些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2.监督监管不够到位

由于我国机构改革的推进，一些地区削弱了财政税收管理的力量，不少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和人员被撤并，导致了财政税收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工作积极主动性不高，管理滞后。不少地方存在着没有设立财政税收管理机构，没有落实专门的管理经费，没有配备专职管理人员问题。

3.民主管理不够完善

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没有很好地落实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政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其中，财务公开，民主理财就是这一制度的关键内容。实际上，许多地方和单位虽然成立了民主理财领导小组，但成员大多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而是领导指定的，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4. 规范化转移支付有待加强

大量事实一再证明，政府部门之间的财政资金来往是出现转移流程不规范、转移周期长、资金使用率低、贪污违纪现象多发的地方。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进行支出的具体管理。中央已经通过分税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财政收入的中央集中比例，减少了纳税部门偷税漏税的途径，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来协调我国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个财政平衡。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是构成我国转移支付的三大部分。在这当中，仍然有很多地方存在着需要尽快改善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首先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的资金比例在转移支付总量中所占比例过高，税收返还、体制补助带有明显的有利于地方的倾向，而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例很小，它主要能够反映地方财务均等平衡的状况，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返额度高是正常的，但是比例过于悬殊就不利于经济的平衡发展，税收返还额度在成一定的比例增加，也使某些经济现对落后的地方社会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其次，在政府转移支付过程中缺乏有效地监管制度，这也是在转移支付过程中频发支出不透明、财政截留、现象的一大因素，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财务问题由于从支出项目繁杂、设计部门较多，核查起来十分困难，因此，要在转移支付的源头把好。

5.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

近十二年来，国家大规模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3年，农业税等农村不合理收费被取消，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但是乱收费现象的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税制改革的成果，这里面的一大原因就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地方大量的公务员队伍还没有进行有效地精简，个别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将各种税费摊派到百姓头上。这种现象在县级以下财政管理中屡见不鲜。稳定的税收来源受到抑制的同时，应当在财政监管加大力度，不允许县级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向官僚本位主义倾斜。应当想尽办法使得不在位的公务员不成为财政的负担。否则，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就得不到有效的根治，还会变本加厉、循环往复。不仅不利于个地方的经济建设和财政平衡，严重的还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损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局。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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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建议

1.建立完善“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

建立完善“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不仅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也是通过改革整治现行财政税收管理中诸多漏洞的手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目的在于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比例、依据当前情况，应当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强化政府财政同一支出的平衡；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加强统筹管理，减少财务问题，同时减轻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的压力，配合行政改革中人员精简的客观要求；还要对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进行必要的规范，既赋予足够的财政权力，也要控制过度的财政自由，使得地方支付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加速进行。

2.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搭配，形成资金来源稳定可靠，资金分配方法较为科学合理的中央、省（市）两级两类转移支付体系。首先是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整合其中的专项转移支付，妥善安排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其次是要改革税收返还与增值税分享制度，从而稳定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最后是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起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资金分配体系，从而逐步改变目前从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与转移支付水平的方。

3.财税改革要在制度上实现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直是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深化的羁绊。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劳动热情被充分激发，农业生产工具的价格下调，给农业生产降低的生产成本，在免除农业税等税收项目外，在水手结构上也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正式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必由之路。通过适当的途径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 合作扩大生产是有效手段。在财政税收体系中，合理的采用“合同制”，也是完善地方政府财务税收管理分配职能的一大创新，不仅仅加强了地方财政税收的自，也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施加有力的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是永不过时的话题，制度创新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一再被历史证明。 加强中央管理和不同级别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4.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对税务机关而言，理顺国税和地税的职责关系，健全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本身就是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在实行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除了极少数省份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分别设置了国税与地税这两套税收征管机构。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各地的国税与地税机关也应充分开展信息交流，当对政策有不同理解或出现争议时，双方要共同探讨，合力解决问题，实现国税与地税的良好协调。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和财税体制做了重新定位，不仅赋予财政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全新定位，而且亦对财税体制的功能与作用给出了“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全新阐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牵动所有领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工程，极可能成为改革突破口和主线索。

一、我国预算管理体制发展历程

我国预算法的产生是财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时，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暂行条例中规定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预算草案、预算、决算编制制度；1978年改革开发后，预算法制得到进一步加强，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1年国务院了《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管理条例中要求设立五级政务预算、确定了预算收支范围和预算编制原则、确定了预算执行和监督制度、预算调整制度和决算制制度；党的十四大以后，在分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确立分税制改革的法律依据，强化预算的分配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对预算的管理，在总结预算管理条例的基础上，199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部预算管理法，并于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预算法明确规定了“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原则，并设立五级预算体制，实行分税制，确立各级政府的预算管理职权，各级政府的预算收支范围，各级政府预算编制原则，各级政府的预算审查和批准制度，各级政府的预算执行制度，各级政府预算调整制度，各级政府的决算制度，并规定了各级政府的监督制度和法律责任”。

预算法实行以来，其在财政法律约束、财政分配、宏观调控和财政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律约束作用。预算法的实施强化了预算的法律约束作用，对各级政府的预算收支、预算管理、决算收支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财力保证作用。预算法的实施为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法律保护，为各级政府提供了财力保证；

第三、调节制约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预算法的实施有效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规模，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规模调节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预算收支结构有效的调节了国民经济结构；

第四、反监督作用。预算法的实施规定了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有利于各级政府全面掌握经济的运行状况、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及时进行监督，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二、预算法修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所谓财政预算，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即国家财政活动的数字估量表。但预算不仅仅是数字化的技术性安排，也不止是钱的问题。预算是国家拟定的有关政府经费支出的需要与收入的财源的计划，作为一定时期内政府收入与支出行为的准则。

预算法，准确地说就是政府支出法，是约束政府花钱的。预算法不仅是上级政府管理下级政府的工具，更是人民对政府支出的约束。它是约束和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规则，更是构建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法律依据。预算法是当下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交汇点，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运行效率，关系到民生改善，关系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调整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政府职能和财政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经过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调整，而施行了十九年的预算法有不少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财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世界上许多国家完成从传统国家建构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转型，都是由财政税收领域改革起始的，中国应该也不会例外。财税体制改革或者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是当下中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倒逼，也是国家治理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关键环节，是厘清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塑造良好国家治理架构的基础，是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打造合理投融资机制、遏制腐败的核心制度保障。

财税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任务是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只有做到预算编制科学完整、预算执行规范有效、预算监督公开透明，才能达到事前、事中和事后规制政府的行为，实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内核是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对各级政府预算进行强而有效的监督和审查，对不合理预算能行使否决权。政府预算公开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

三、新预算法的突破与不足

新预算法共101条，约1.42万字，较之原法，内容增加一倍多，改动多达82处，亮点颇多。

我们认为，新预算法最大的成就，即在于基本实现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预算制度改革的框架性要求。按照建立全口径预算的改革方向，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此外，新预算法还强化了各级人大对预算的监督，新增规定强调，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相关预决算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20日内由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安排、执行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这些都体现了三中全会对预算体制“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主张。

新预算法强调了预算要公开透明。但是，有关的条款是否能够保证一个基本的作为法律底线的公开透明水平？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关于“及时”，新预算法的规定是明确的，二十日之内要公开。但公开什么？“透明”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新预算法规定要公开有关的报告、表格，但对这些报告和表格具体内容却没有做明确规定。这是个明显的缺陷，我们希望能够在新预算法实施条例制定时予以完善。

从20年来原预算法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法律本身存在多少漏洞或缺陷，而是执行不到位甚至错位的问题。除漏洞和缺陷带来的问题之外，更多的还是执行不到位造成的，是人为因素的结果。新预算法能否真正发挥效应，还要看执行的效果，看能不能真正做到纲举目张。第一要规范政府行为，让预算完全按照法律的规范编制和执行；第二要规范管理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行为；第三要有效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如何实施上述三个方面，才是关系到新预算法实施效果的核心所在。

地方政府的债务是此轮财税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新预算法不仅规定了地方债的发行主体、用途、规模和方式，而且对地方债风险控制更有明确规定，建立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地方债发行规模要上报人大审批。在新预算法下，各省政府可自主发债，但是不得超过中央政府设定的额度。我们预计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的势头能够得到遏制。同时，放开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将使地方政府债务由暗转明，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科学有序的管理。首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有利于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期限错配问题。地方政府的融资来源将会发生变化，即从影子银行和企业债转变为地方政府债券。这适用于新的融资和已有债务，这将有效地为地方政府债务减少期限错配的风险。目前地方政府所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回收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而由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债务一般在5年以内，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期限错配较为严重，未来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将有利于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期限错配问题，同时减少利息负担（因为地方政府债的收益接近国债收益，比银行贷款利率或信托收益要低得多），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从长期来看，这也可增强地方政府借贷的市场约束，因为与影子银行融资相比，地方政府债一般具有更严格的要求（比如，外部评级要求，资产负债表的披露以及对政府支出的监控等等）。其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尤其是BT、信托、融资租赁等隐性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更为高昂（融资成本在8～10%），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利率较低（略高于国债同期利率，4～5%）将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再次，预算法修订案要求制定偿债计划和明确偿债资金来源，将解决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只想借债，不考虑还债”的问题，将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加可控。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债务将被纳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估的主要指标。地方政府也需密切监控预警指标，比如新增债务、债务率、偿债率和逾期债务。这些措施均有助于削弱地方政府官员过度借贷的动机，并遏制金融风险。

落实新预算法，建立新的地方政府融资体制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比如，如何界定全口径的地方债务，如何界定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应包括的资产、负债 和国有企业的范围，如何处理隐性和或有负债，如何设计预警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如何完善地方债评级体系，如何提高地方债市场的流动性，如何进行中长期的债务可持续性预测等等

新预算法允许省级政府自主发债，实际上只是缓解当前矛盾的一种技术性调整，而非根本性变革。换言之，它所触动的只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非内在核心内容。破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体制性痼疾，除了法律上对地方政府发债予以规范以外，必须在体制上进行改革，直面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与分税制财税体制。

分税制改革是争议最大的财税体制改革，以目前显现的负面效应否认分税制改革的成果，并不客观。19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改革当年的11%增长至2013年的22.7%，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由3%增长至10.5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但随着时间推移，目前分税制出现明显的负面效应：地方债上升、土地财政依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公、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等新难题层出不穷。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增加，财政效率下降寻租现象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当年转移支付的70%，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远小于财政收入增速，中央财政占比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政府官员异化为房地产企业高管，地方负债上升大多数用土地作抵押。而围绕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系进一步恶化了“土地财政”。因此，我们认为应当以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为突破口，将改革推进至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估和财政收支体系层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地方政府债务运行向新常态的平稳顺利过渡。

四、政府会计体系急需改革

新预算法的修订不仅涉及预算管理的变革，还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体系奠定了法律地位，对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具有指引作用。新预算法突出体现了公共预算管理的受托责任导向，要求政府不仅要履行好行为受托责任，而且要对履行职责结果进行披露。新预算法第九十七条确了“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5

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贯彻“五个统筹”、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今天，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我们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究竟应具备什么样的理念呢？笔者认为：

一、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

这既是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的需要，也是财税工作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2003年已经超过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6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2003年超过2万亿元，而2004年仅上半年全国入库税款就近13万亿元（12991亿元，同比增长262%，增收2693亿元）；高科技（神州5号等）和交通（青藏铁路等）、能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增收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体制，其中当然也包括财税体制方面的障碍。譬如，在城乡分割方面，地方财政困难尤其是乡镇财政困窘、农村财税制度不合理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也暴露出税收区域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方面，现行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比较热衷于搞经济建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盲目，（可以说，我国目前经济过热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推动、和积极财政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有关。）资金浪费惊人，而社会管理、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则严重短缺，财政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同时存在，这和我们的国家预算制度形同虚设、财经法纪废弛无疑有很大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耕地锐减、原煤、原油等能源过度耗费、水资源严重短缺、二氧化硫排放世界第一、珍稀动植物品种数量减少，都或多或少地与我国房地产等资源税制保护的力度和广度不够、绿色环保税制依然阙如有关；在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方面，内外税制不统一、出口退税机制不畅等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制度性解决。而就财政工作的内在规律而言，财税法作为调整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等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直接关系到经济资源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配置；关系到经济利益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私人经济个体”（包括企业、家庭和个人）间的再分配；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周期的调整）、社会的稳定（如地区差距、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的调节）和国家政权的维护（如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确保）。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矛盾集中度之深，是任何其他法律制度的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无论是中央与地方间事权、财权、财力的划分，税种的兴废、主体税种（税制结构）的选择、税率高低及结构的确定，还是具体税收征纳制度、国债发行制度、预算收支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出口退税制度、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都涉及到全国范围内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都是在多方面“作战”，必须慎之又慎，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否则，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经济发展。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还面临着如此众多而又盘根错节的问题，故我们称之为“启动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制变革”以期全盘规划，也诚不为过。

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着力点与归宿点，使人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更快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发展的历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本质上是生产性财政、建设性财政，政企不分、政府包办经济是其特色。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片面地理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策方针，我们政府的工作、我们财政预算支出的着力点，不是提供好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搞好社会保障，以此为经济个体的经济运行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而是继续“越位”热衷于经济建设，忙于上项目，搞达标工程、形象工程，没能真正从行动上把财政的“一要吃饭二才是建设”的位置摆正。如此一来，建设性财政连年超支，经常性财政也入不敷出，其必然结果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盛行，资源浪费、贪污受贿现象严重，政务支出、教科文卫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扭曲和束缚。在税制建设方面，直接作用于生产流转过程的流转税比重过大（超过70

%），而调节收入差异、平衡社会财富的所得税、财产税则明显不足（不足30%）。由于财政（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流转领域，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视点，更多地是关注当地经济“盘子”的大小，关注的是辖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寡，而对纳税人尤其是个人纳税人的服务则明显不足，个人的公共服务需求受到漠视。为经济而经济，国家财政职能、政府服务职能与市场功能严重错位，一方面妨碍了市场对资源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妨碍了正常的私人经济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漠视了人本身的最切身需要，忽视了贫富差别的调节，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致使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益与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很不相称，也造成了国土资源、环境资源、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这种状况必须通过颁布《财政收支基本法》、修改《预算法》、完善税法税制，建立、健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以经常性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予以改变。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以立法为主导，并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实施

这既是“依法治国”的逻辑必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一系列深层次的财税问题的必由之路。财政本质上是公共经济、政府经济，财政工作、财税法制实践实质上是政府“公权力”全面介入“私人经济个体”的经济生活，它对私人经济的交易秩序、对私人的经济福利影响非常巨大。（在许多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希腊、冰岛、瑞典、土耳其、美国等，其政府支出（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0％、50％以上。在我国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亿元，而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1691亿元（不含债务收入），财政支出24607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19％，财政支出占GDP的21％。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收支则占GDP比重当在30％以上。此说明财政活动对私人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意味着“私人”劳动成果的1/3以上要无偿转移为财政资金，此亦说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不仅是民法的任务、刑法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税法的任务、财政法的任务。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译：《比较预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3页。《中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qianlongcom／20040227　00：55：55.）

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过程、西方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与“民主财政”、“法治财政”相伴而行的。人们通过“契约”（立法），以对个人财产权的让渡（纳税）换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之，政府的存在不是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为纳税人服务、为增进纳税人福利而存在。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政府的事权、政府的支出范围要依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定，政府的收入要经由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始可征收，而其“同意”的方式即是立法机构的立法。因此，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事关财政收入、支出及相关管理事项上，无一不是以法律定之；在关涉纳税人基本财产权的财政、税收的重大事项上更是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反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无论是80年代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确立和两步“利改税”的推行，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全面工商税制改革，都是在行政主导下，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条例》（或《暂行条例》），甚至是以《通知》、《决定》等政策文件形式下发实施的。据笔者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和决定只有20多件（其中正式的法律仅8部（这8部法律是《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1958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税条例》。）），25种税只有3部税种税法（其中《农业税条例》还是50年代通过的）。而国务院制定的财税法规与法规性文件有200多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制定的财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更多达3000多件，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财税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结果是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财税法律制度总体立法层次不高、透明度差、法律规定之间矛盾冲突之处甚多，由此而带来财税法律权威性差，财税法纪松弛，税外收费、乱收税（费）现象非常严重，财政资金随意流用、浪费惊人等弊病。这种行政主导下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律的制度建设，80年代虽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空白授权（其后又经《立法法》再次确认），（参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之（八）和第9条的规定。）能收方便快捷之效，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突出表现在政府尤其是财政、税务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集财税立法、执法、用财、监督于一身），缺乏严格、公正、民主的立法程序，缺少民主监督与权威法律保障，极易产生权力膨胀、权力寻租、财败，诸多政府高官的腐败问题也多与其能随意掌控政府财政、财力有关。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财力与服务不对应，精心设计规划的财税改革措施因此有不少未能如期出台，有的即使强力推行也业绩不佳。如“分税制”财政体制、如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如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等都曾出现过强烈反弹，显然表明在财税改革问题上，没有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没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间事权、财权、财力的明确划分，不通过高位阶的立法如《财政收支基本法》、《财政支出管理法》、《税收基本法》等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是很难理顺中央与地方、理顺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

四、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

财税问题盘根错节，财税体制的改革与财税法制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再调整，它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直接关联，所以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规划设计，但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则必须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以尽量减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震荡。

所谓“突出重点”，是指在众多的财税问题中，应抓住最主要的环节，着力解决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财税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突出的财税问题。前者如财政分税制立法的完善（即《财政收支基本法》的制定）、《预算法》的修改、增值税制的转型（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税制的改革（证券交易税、信托税制等）、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确立，后者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社会保障税制的建立、财产税制的完善、农村费税制度的综合改革等，都是目前应当特别予以关切的财税法制问题。所谓“量力而行”，是指要把握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变革的力度，把改革的力度和各方面（包括国家财力、企业和个人承受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的财税宏观调节保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避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居民个人产生剧烈的冲击。所谓“分步实施”，是指要切实把握好各个具体财税制度变革措施的出台背景、时机，分轻重、别缓急、讲程序，有条不紊地渐进改革。

总之，突出重点，强调的是财税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迫切性，量力而行关注的是财税改革的现实可行性，而分步实施则强调对改革时机的把握。这一理念归根到底是要我们把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适度地加以改革，而不能在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是极其脆弱）的阶段，再推行一揽子的整体改革，否则，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因此，我们的财税改革必须是整体设计，但应分步实施，作“有进有退”、“有增有减”地渐进式改革。

五、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既要面向国际，但更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要实现科学性、缜密性与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制度趋同化的进程加快。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连网的广泛使用、交通业的日益发达，现今社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越来越易，也越来越频繁。国际税收竞争、公共服务品质好坏的竞争的客观存在，迫使我们在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方面不能不面向国际，广泛借鉴和吸取他人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使我国的财税体制与制度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符合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是在经济加速转轨，制度亟待转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发展等方面都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尤其农民众多）、资源贫乏、财税法治观念淡薄与文化素质的落后是我国的特色。在此众多的约束条件之下，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照搬和移植。正如上世纪中叶公共行政大师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所说：“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以后才可以判定”。（转引自［美］艾伦？鲁宾著：《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第四版）之《译丛》总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6

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管理模式

现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将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进行创新，能够促使经济建设发展目标的有效达成，需要利用科学管理机制将管理模式优化建立起来，实现对财政税收的全面管控，将各类资源、资金等的应用价值提升。将创新与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应用起来，能够确保财政税收符合综合管控的基本目标，有助于创建优质的财政税收环境条件，给各项政务、国有企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条件。

一、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分析

（一）预算管理体制缺陷性目前财政税收体制的主要内容，需要依据预算管理体制有序进行。但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未能有效跟进，在实践阶段会遇到主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所涵盖的范围相对较小，地方的政府管理部门未能将该体制有效推进。后续在实践阶段，由于审批以及监督存在问题，预算管理体制不能公开透明的进行，在一些政府部门出现财政资金问题较为常见，后期的资源浪费等情况也影响预算管理、资金应用效率。

（二）财政税收体制局限性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的建立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以中央管理目标要求，将财政税收管理制度建立起来，而地方的财政税收部门也是中央领导与约束的。财政税收在实践阶段，由于中央财政发展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很难将有关制度精准落实。目前在地方税收制度设定阶段存在诸多不完善的问题，就会出现社会稳定、财政资金分配等被体制所遗漏，缺乏管控引导的预算与支出，很容易会导致地方的财政资金问题。

（三）财政税收民主性不足财政税收将公平性、公正性的原则落实到位，需要将民主管理的目标有序开展，使得党建工作能够明确侧重点，实现对财政税收工作的有效规划与引导。但是我国的财政税后民主管理存在不足，主要是新形势之下民众监督指导的权力被忽视。此时财政税收管理制度在创新实践阶段也会面临诸多的问题，不能将民主管理的优势影响作用全面展现出来。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举措

（一）转移支付体系完善构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阶段需要将支付体系及时调整，经过转移支付管理模式，能够将财政资金管控的目标要求顺利落实，将创新实践的工作目标顺利完成。要核实民众的资金来源情况，将资金管理有序开展，确定不同环节的财政支付功能特点，以此来提升税收资金利用率，后续的收税资源利用也能按计划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将税收支付的总体结构优化建立起来，此时资金分配体系的管理模式能够达到制度规范要求，体系优化建立之后综合性的创新实践目标达成，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构建由此获得良好保障。

（二）加强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研究财政税收体制的构建作为系统性的工程，在具体的实践工作阶段，管理部门需要将责任制度建立起来，按照财政税收支付的基本需要，将管理体制进行创新与优化。在实践阶段地方财政管理作为核心，需要确立规范化的管理目标，将财政税收全方位的管控，探讨创新实践的有效措施方法，此时财政税收能够平稳的推进，经过宏观的管控与指导，制度创新与实践阶段，始终能够围绕大局的创新实践要求，将各类信息条件有效应用起来，信息沟通交流效率不断提升，提升政务工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

（三）分责分权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创新需要将分级管理目标确定，使得财政税收获得优化发展的基本条件。需要从不同角度的财政税收管理模式入手，将完善的分权分级管理制度构建起来，因而给创新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期间需要与分级分权紧密联系，了解在财政税收管理阶段存在的问题，将综合管控指导的计划目标有序推进。目前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体制设置阶段会面临诸多困难问题，需要将头筹管理的计划目标确立起来，使得财政税收管理能够为推进财务管理提供良好的条件。

三、新常态背景下税收体制改革模式的规划化措施

（一）集中管控财政收支矛盾问题在落实体制规范化管理目标提前，需要将收支矛盾问题有效控制。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方法，集中控制管理，使得财政税收能够更好的满足地方财务运行的基本要求，将税收综合管理水平不断增强，创新型的税收体制改革发展目标由此确立。需要建立增收模式的优化方案，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债务情况全面分析，使得债务管理始终在标准制度规范的引导之下进行，此时的财政税收控制水平显著提升，在面对不同的收支矛盾问题时，能够全面建立运行管理的目标，确立税收的创新型管控引导目标。财政体制的完善建立，无论是财政税收征缴方面，还是在当地经济建设发展环节，能够将经济社会运行发展实际情况紧密联系，将多元化的管理目标顺利完成。

（二）预算管理机制优化建立在进行税收体制规范化引导期间，需要完善预算管理的优化机制，使得各项工作在实践阶段都能获得基础依据条件。在预算编制以及执行的过程中，两者相互统一、相互协调，能够给制度化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条件。需要将财务支出进行规范性引导，现阶段预算管理的范围逐渐扩大化，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管理机构或办公室设置期间，都不能脱离预算管理机制的约束与管控，将财税预算管理以及监督指导紧密联系起来，将财政税收制度化的进行。此时监督管理系统优化建立起来，在实践工作阶段公开透明的发展模式构建，甚至基层参与监督管理过程的目标也能顺利实现。此时的预算过程更为高效且合理，财政税收管理的全面发展由此得到保障。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建设阶段，始终要将财政支出归入其中。

（三）注重财政税收体制中的权责划分各级政府在管理指导阶段，由于收入与支出想要达成平衡发展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困难性，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未能理解地方管理与中央把控之间的紧密联系，想要达成财政税收体制规范化发展的目标会面临诸多的困难。为确保制度应用始终按照科学发展目标进行，需要将各个部门的权责关系进行划分，根据地方发展实际情况，将地方管理部门提供相应的权利。此时在规划与协调财政关系的过程中，需要在明确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联系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将分税管理制度优化建立，经过合理的规划，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有序进行，此时的财政制度能够按照计划目标进行，也是从上管控制指导入手，控制地方出现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方法。在实践阶段要明确，不同地区的经济建设水平差异较大，需要将深入性的经济扶持制度建立起来，使得财政部门在良性的运营过程中获得必要支撑。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7

关键词：财税体制 改革 深化 思考

众所周知，自我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及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提出与落实，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及人民对我国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进一步探究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存问题及解决措施，是目前促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现存不足

虽然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解决。 通常而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现存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结构不甚合理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结构不深合理，是造成改革难以继续神话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也就是说，政府的非税收入所占比例远远高于税收收入。其次，就政府的税收收入而言，间接税所占的比重远高于直接税所占比重。者说摩纳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税收调节作用壬戌不断强化。此外，由于某些税种的功能定位尚不清晰，因此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中仍存在着一些重复征税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二）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权责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权责制度不够完善，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范围不够明确等，也是阻碍我国税收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问题。权制度的不完善容易造成改革的随意性较大，对权利的支配发生分歧，以及互相推诿责任等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稳定发展，还会造成相关政策在上传下达及具体落实过程中的困难。

（三）中西部地区政府的自主财源不足

由于地理位置、所占资源等因素，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这就给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带来了另一大问题，即中西部地区政府的自主财源不足。这不仅对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带来一定的困难，还容易地方政府为保障财政需求而千方百计筹集非税收入，进而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深化带来不便。

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工程十分浩大。特别是面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诸多现存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相应的解决措施，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明确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明确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实现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方式。这里的目标及方向既包括终极目标，也包括阶段性目标。只有合理规划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我们才能保障改革能够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而获得循序渐进的有效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当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具有明确的方向及坚定的目标时，改革才能更好的集中各方力量以共同谋求发展。

（二）提高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实践性

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应当只是纸上谈兵，而应当关注于政策的具体落实。因此，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实践性也是十分有效的举措。这就要求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时刻以我国财税体制的实际情况为现实依据，以财税体制改革相关政策的可操作性为基本要求，不断推进财税立法及财税预算的管理等。

（三）努力平衡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各方各面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作涉及到各行各业，各方各面的工作。因此，努力平衡好各方的经济利益，并做好更放的统筹与规划工作，也是促使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地有效措施。也只有这样，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做量入为出、未雨绸缪，并努力实现改革的结构优化，权责一致等要求，进而才能有可能实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四）发动群众力量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离不开群众力量得支持。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力量，以期实现改革的不断深化与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大对财税体制改革的宣传力度，以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传播力以及敏感度等。只有当人们了解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意识到改革对人们生活的意义与影响时，人们才会主动计入到改革深化的队伍中，进而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加大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创新性

要想进一步实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们就不能一味地按部就班、故步自封。因此，加大改革的创新性，以前瞻性、预见性及现代化、国家化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并不断集思广益，努力尝试新的改革方法，以实现既积极又稳妥的改革路线。不得不说，这对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同样意义重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一直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在国民收入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方面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也是促进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一环。在此情况下，政府应当进一步推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当下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深入分析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存问题与不足，并努力寻求合理的解决措施，以期有效实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并未进一步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奠定良好的财政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强.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N].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01：4-10+22

[2]楼继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J].求是，2014，20：24-27

[3]方胜.对深化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J].税务研究，2015，02：32-36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8

现行的财税体制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尤其是与当前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财政税收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军区医院作为我国的事业单位，在财政税收制改革创新方面也必须做好相关工作。以自身实际情况，分析现阶段自身存在的弊端，探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提出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财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是关系着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财政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政府体制，由政府体制决定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决定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这是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现状。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统一财政预算和分级管理，从财政政策和各项财税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到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收支模式、收支结构的确定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决策。而地方政府仅在中央集权统一决策或授权下对财政活动进行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一直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着“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模式。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分税分级财政的框架初步形成，既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实现预期效果，显著提高了财政总体实力与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是关系着社会经济不断高效发展的重要任务。因而对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综合分析，明确清楚现时状况。伴随着改革的逐步加深，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有：财税管理难以控制；监督监管不到位；民主管理不够完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在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业务、行政双重管理体制影响着管理人员，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对有关财政税收，产生诸多弊端。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创新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来有益经验，在新形式新环境下坚定不移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在继续深化改革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有益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已不适应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新一轮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有：一是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以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的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以及收入权力和收入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比例，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按照科学发展观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需要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权力，逐步实现从财力性分权向制度性分权过渡。军区医院也应梳理和政府的权责关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军区医院自身财政管理的体制。二是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收入机制。一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道关卡。改革是从“放让权力”开始的，在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税收制度是必须的。政府需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只能，严格规范收入机制，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出现。三是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增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四是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水平适中、税负结构公平合理、主体税种设计科学、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9

[关键词]资源税；地方财政；从价计征；清费立税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7090

1 资源税制改革的进程

我国自198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历经了几次重大的税制变革。资源税开征之初，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调节国有资源有偿开采和使用的级差收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税在整个财政体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调节级差收入，而更多地被赋予了利用税收制度引导和调节纳税人合理开发、节约利用资源的功能。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财税体制改革的需要，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计税方式历经了四次重大的调整与修改。

11 1984―1993年，资源税制度初步形成阶段

1984年10月1日，我国正式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几类资源性产品开征资源税，对开采单位获取的销售利润超过12%的部分，适用超率累进税率。这也就是典型的“利润型资源税”。在当时财政资金紧缺的背景下，超率累进税率充分发挥了“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维护了社会公平，能够有效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为了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收益，我国在1986年实施的《矿产资源法》中确定了矿产资源开采“税费并存”的制度。在当时的税收征管背景下，由于超率累进税率计算比较复杂，税收成本比较高，从1986年开始，煤炭资源税由超率累进征收方式改为从量定额征收。一直到1993年，资源税税收制度基本成型。

12 1994―2009年，资源税制度改革探索阶段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资源税税收制度也随之实现了重大变革：一是将资源税划为地方税种，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收入划为地方税收收入；二是简化征收管理方式，将资源税的征收方式全部改为从量定额征收；三是调整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在原有范围的基础上，将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盐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这次重大的变革搭建了资源税制的整体框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资源税税收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取得了改革的预期效果。但是随着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攀升，经济增长中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税制本身的缺陷不可避免地被放大，资源税改革也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2007年，有关资源税改革的方案提交国务院，但在当时经济过热的背景下，难以有效推进。

13 2010―2015年，资源税制度改革试点阶段

2010年6月1日，原油、天燃气从价计征改革在新疆开始试点，同年12月1日，试点地区扩大到原油、天然气资源富集的西部12省区。2011年1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意味着资源税价格改革机制正式启动。原油、天然气从价计征由试点地区向全国范围的稳步推广，为部分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炭资源税的从r计征改革奠定了基础。2014年12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2015年5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在从价计征改革的基础上，开始清理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制在改革试点中逐步完善。

14 2016年―至今，资源税制度改革全面推开阶段

2016年7月1日，资源税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将资源税的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逐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全面清理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适当扩大省级政府税权。这次资源税改革的全面推开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结束，而是以全面改革为契机，在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中，继续完善资源税税收制度，发挥其在地方税制中应有的作用。

2 资源税制改革的动因

我国资源税制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总会不断涌现新问题，资源税制本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显现。新的历史时期对资源税制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

21 征税范围偏窄

自然资源的范围很广，包括一切具有使用价值，并且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要素。但是从改革前的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来看，纳入我国资源税征税范围的自然资源只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7种应税矿产品。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能够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土地、木材、草场等资源并没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客观上使得企业在进行经营决策时，人为地选择使用不征税资源代替征税资源，放大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对狭窄的征税范围不足以起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22 计税依据缺乏价格弹性

从征收方式上来看，从量定额计征在计算上比较简便，便于征收管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相对稳定的税源，符合分税制改革背景下财税体制管理的要求以及开征资源税的最初目的，也适应当时我国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但是，从量计征一个最大的弊端是割断了价格与税收之间的关系，难以建立税收的“价格调节机制”和发挥税收的“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由于资源性要素在企业劳动生产率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在市场竞争中，资源的价格也逐渐攀升，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难以体现市场的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国家难以真正获得资源级差带来的收益。企业在巨额利润的诱惑和驱使下，难以真正做到按需开采，往往会造成应税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严重浪费，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23 税费关系混乱

我国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长期并存，造成税费关系混乱。在地方财政预算中，以费挤税的情况非常普遍。从理论上来讲，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功能定位上应该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我国资源税的征管实践中，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征收对象、征收方式、征收环节和调节功能上已基本趋同。在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区财政收入，不惜以费挤税，设立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加重企业的税费负担，弱化了资源税应有的税收调节力度。

面对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问题，地方财力明显不足。为了适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需要，必须加快地方税制改革，健全地方财政管理体系。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从总体上看，是“十三五”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税收制度上的充分体现。

3 资源税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行，直接导致地方税收体系主体税种的缺失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资源税作为地方税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和完善对地方财政具有重大影响。

31 保障地方财政收入

资源税作为地方税种，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资源税征税方式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建立了资源税的价格传导机制，对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增收效应非常明显。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进行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年份，资源税税收收入都有大幅度增加。

从改革试点地区的资源税入库情况来看，2011年至2015年间，原油、天然气从价计征改革使全国油气产地的资源税税收收入增加900多亿元。2015年，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使全国煤炭资源税增收189亿元，25个产煤省份的煤炭资源税平均增幅为12倍，其中山西省的增收幅度最大，同比增幅约为212倍。

2016年7月1日资源税全面改革的目标是不增加企业的税费负担。资源税制改革的增收效应主要是依托资源税税收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在生产经营决策中充分考虑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资源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32 完善地方税制结构

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和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营业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目前的地方税制结构体系中，还没有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税种能够真正成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此次资源税改革，在完善地方税制结构，培育新的主体税种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从2015年地方税收收入主要构成图可以看出，“营改增”以前，营业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体系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其次是企业所得税。随着营业税的正式退出，地方税制结构中还没有任何一个税种可以单独承担起地方主体税种的重任。虽然企业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但不适合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受国税和地税征管权限的限制以及受中央和地方留存比例的限制，“营改增”以后对于地方税收收入而言缺乏新的增长空间。契税和土地增值税过于依赖地方土地财政调控，受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度的影响较大，税源不稳定。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从税制原理上来看，符合地方税制结构改革的基本宗旨和目标，理应承担起地方主体税种的责任，但由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税制结构还不是很完善，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改革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资源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占比很小，难以独自承担地方主体税种的功能。但是资源税“全速前进”的改革新步伐，能够打开地方税制结构和地方税收体系改革的突破口，继资源税全面改革之后，下一个税制改革的重头戏应该就是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改革。通过资源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产税改革，能够有效改变地方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偏低的现状，重构地方多元主体税种，推动地方税制结构优化。

33 优化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资源税作为主要的地方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财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资源税改革承载着双重要义，不仅仅是税收制度的改革，而且还是地方政府收入分配体系的改革。通过清费立税，全面清理矿产资源收费基金项目，厘清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使企业能够卸下税费重负，轻装上阵，积极参与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地区经济结构。通过适度扩大省级政府税权，使地方政府具备与事权统一的财权，能够激发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保障公共产品和公共政策的支出。

参考文献：

[1]李建明，王宁资源税改革对地方税收有什么影响？[N].中国税务报，2016-08-10.

[2]姚长辉资源税改革的意义、目标和原则[N].中国财经报，2016-07-26.

[3]刘明慧，党立斌地方财政收入的合意性――基于结构视角的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4（8）.

新财税体制改革篇10

[论文摘要] 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发端于1978年并与整体经济改革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已经持续3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四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4年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领域入手的。最初确定的主调，便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提高被传统经济体制几乎窒息掉了的国民经济活力。而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税体制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便有了如下的若干改革举措：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

——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从1978年起，先后推出了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制度。

——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从1980年起，通过建立涉外税制、建立内资企业所得税体系、全面调整工商税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完善农业税等方面的改革，改变了原相对单一化的税制格局，建立起了一套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互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税制体系。

——在与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上，给予“财力保障”。以大量的财政支出铺路，配合并支撑了价格、工资、科技、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改革举措的出台。

上述的这些改革举措，对于换取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所发挥的作用，可说是奠基性的。然而，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主要由财税担纲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却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

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数字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数字迅速下滑：前者由1978年的31.1%，相继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和1993年的12.3%。后者则先升后降，1978年为15.5%，1980年为24.5%，1985年为38.4%，1990年下降为33.8% ，1993年进一步下降至22.0%。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并未随之下降，反而因“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而出现了急剧增加（如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所带来的价格补贴以及为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而增拨的专款等）。从1978年至1993年，财政支出由1122.09亿元一路增加至4642.20亿元，15年间增加了2.1倍，年均增加21%。

与此同时，在财政运行机制上也出现了颇多的紊乱现象。诸如擅自减免税、截留挪用财政收入、花钱大手大脚、搞财政资金体外循环、非财政部门介入财政分配等问题，相当普遍，随处可见。

作为“两个比重”数字迅速下降并持续偏低、财政支出迅速增长以及财政运行机制陷于紊乱状态的一个重要结果，不仅财政赤字逐年加大，债务规模日益膨胀，而且，中央财政面临的困难，已经达到了难以担负宏观调控之责的空前水平。

从1979年至1993年，除了1985年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之外，其余年份均出现财政赤字，且呈逐年加大之势：1981年为68.9亿元，1990年上升至146.9亿元，到1993年则扩大至293.35亿元。若按国际通行做法，将当年的债务收入纳入赤字口径，则1993年的财政赤字水平实为978.58亿元。

从1979年起，政府恢复了中断长达20年之久的外债举借。1981年，又开始以发行国库券的形式举借内债。后来，又先后发行了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国家建设债券、特别国债和保值公债。1993年，国家财政的债务发行收入规模已经达到739.22亿元。

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央财政债务支出＞)而论，到1993年，已经达到59.63%的国际罕见水平。这意味着，当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举债或借款收入来解决。

第二阶段：1994—1998年

如此的困难境况，很快让人们从改革最初成果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意识到“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在这一思路上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财税改革自然要进行重大调整：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恰好，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1994年起，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

1994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过，政府便在财税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通过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土地增值税以及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基本规范等一系列的行动，全面改革税收制度，搭建了一个新型的税收制度体系。

——在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实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框架。

——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在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同时，实行国有企业统一按国家规定的33%税率依法纳税，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彻底取消向中央银行的透支或借款，财政上的赤字全部以举借国债方式弥补，从制度上斩断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所推出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多是围绕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展开的。而且，也是在整体改革目标定位尚待明晰的背景下而谋划的。这次改革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往“放权让利”思路的束缚，走上了转换机制、制度创新之路。从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入手，在改革内容与范围的取舍上，既包含有利益格局的适当调整，更注重于新型财税体制的建立，着重财税运行机制的转换，正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重心所在。

迄今为止，我们所颇为看重并为之自豪的发生在中国财税领域的一系列积极变化，比如财政收入步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两个比重”持续下滑的局面得以根本扭转、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得以改进和加强、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有了基本的规范等等，正是那一次财税改革所收获的成果。可以说，通过那次财税改革，已经为我们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1998—2003年

1994年的财税改革，固然使中国财税体制走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说到底，1994年财税改革所覆盖的，还只是体制内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则没有进入视野。而且，1994年财税改革所着眼的，也主要是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牵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使得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

随着1994年财税改革成果的逐步释放，蕴含在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和财政支出一翼的各种矛盾，便日益充分地显露出来并演化为困扰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收支运行过程的“瓶颈”。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将改革带上了财税体制整体框架的重新构造之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1998年3月19日，朱?基总理在当选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话：“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对此必须进行改革。”以此为契机，中国拉开了“税费改革”的序幕。

实际上，在全国性的“税费改革”正式启动之前，各地已经有过治理政府部门乱收费的尝试。最初的提法，是所谓“费改税”。其主要的初衷，是通过将五花八门的各种收费改为统一征税的办法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宽，人们逐渐发现，现存政府收费的种种弊端，并非出在政府收费本身。现存的、被称之为政府收费的大量项目，既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又基本不纳入预算，而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作为自收自支的财源，或归入预算外收入，或进入制度外收入，直接装入各部门、各地区的小金库。因而，它实质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来源。“费改税”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以此为途径，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于是，“费改税”开始跳出“对应调整”的套路而同包括税收在内的整个政府收入盘子的安排挂起钩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费改税”一词为“税费改革”所取代，进而被赋予了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特殊意义。

在“税费改革”日渐深入并逐步取得成效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翼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先后进入改革视野的有：财政支出结构由专注于生产建设领域逐步扩展至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优化调整；推行以规范预算编制和分类方法、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状况为主要着眼点的“部门预算制度”；实行由财政（国库）部门集中收纳包括预算内外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入且由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政府部门所有财政性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进将政府部门的各项直接支出逐步纳入向社会公开竞价购买轨道的“政府采购制度”。

然而，无论是财政支出一翼的调整，还是以“税费改革”为代表的收入一翼的变动，所涉及的，终归只是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局部而非全局。当分别发生在财政收支两翼的改革的局限性逐渐凸现出来之后，人们终于达成了如下共识：零敲碎打型的局部调整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新构造，并将局部的调整纳入到整体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之中，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于是，将包括收入、支出、管理以及体制在内的所有财税改革事项融入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并且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时，人们也发现，能够统领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覆盖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的概念，除了公共财政之外，还找不到任何其他别的什么词汇担当此任。于是，以1998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为契机，决策层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作为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有整体改革布局性质的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正式进入到财税体制改革的轨道。

第四阶段：2003年——

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由构建到完善的跨越过程一样，伴随着以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核心的各项财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而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任务。在时隔5年之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那次会议上以及那份重要文献中，根据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判断，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认识到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放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从而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方案，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契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又开始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

最先进入操作程序的，首推新一轮税制改革。在《决定》的第20条款中，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被概括为如下八个项目：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从2003年10月《决定》通过至今，已经先后有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改进个人所得税内容之一——上调工薪所得减除额标准和实行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改革的重要一步——取消农业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在东北地区三省一市和中部地区26个城市进行试点、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内外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几个项目得以启动。并且，以处于核心地位的改革项目——内外资企业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的启动为标志，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操作期。

几乎是与此同时，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管理制度线索上的改革也投入了操作。对此，《决定》的第21条款描绘了如下一幅蓝图：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与以往发生在这些事项上的改革有所不同，这一轮的改革适逢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故而，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棋盘上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并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