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地质学论文十篇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1

关键词：地方普通话 中介语 动态演变

“地方普通话”又称“方言腔普通话”“方言区普通话”“蓝青官话”等，是各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受自己母方言影响而形成的、带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研究不仅可以为普通话的规范和推广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还可以帮助方言区人提高普通话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本文从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探讨其发展前景。

一、研究历程

“地方普通话”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林宝卿在《闽南方言区学生常见语病初析》中首次提到“受方言影响的普通话”，引起人们对“地方普通话”的关注。此后，陈亚川、李如龙、陈建民、陈章太、姚佑椿等多位学者纷纷发文探讨这一问题。不过，80年代的“地方普通话”研究仍处于萌芽时期，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其性质、特点及其地位等方面，且研究成果不多。

1990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60多位学者提交了与“地方普通话”相关的论文，“地方普通话”成为该次会议讨论的热点，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普通话”研究，并使之得以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地方普通话”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界普遍认识到“地方普通话”研究的重要性，展开对各方言区“地方普通话”的探讨。

21世纪以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问题;研究方法多样化，除采用描写法，还有学者尝试结合语音实验的方法对“地方普通话”进行深入与细致的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更是齐头并进，不仅补充了语言学理论，更推动了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研究的进程。

二、研究范围

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性质、特征、地位及规范等方面。此后，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发声学、语言测试等方面。

（一）“地方普通话”本体研究

本体研究着重描写“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比如：陈亚川《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1987）、姚佑椿《上海口音普通话说略》（1988）、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1994）、王咏梅《龙岩新罗区“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陈蒙《“济南普通话”语音研究》等描写分析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邝永辉《粤语影响下的韶关市城区普通话词汇的特点》（1996）、田皓《地方普通话常见词语失误分析――以湖南腔普通话为例》（2006）等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词汇特征;周润年《析金华“地方普通话”》（1990）、曾子凡《“港式普通话”剖析》（2000）、张建强《铺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分析》（2008）等则全面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

（二）“地方普通话”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语言接触角度出发，研究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规律、变异机制等问题。如：顾钦《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2007）、陈建伟《临沂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2008）、傅灵《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以长沙、上海、武汉为背景》（2010）、曹晓燕《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接触研究――以无锡方言为例》（2012）等论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指导，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共变规律;劲松、牛芳《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个案调查》（2010）、李庐静《地方普通话方言变项的使用和扩散――以福建永安普通话“来去”句的调查分析为例》（2013）、《福建永安地方普通话共时变异研究》（2013）等论文运用语言变异理论，研究地方普通话的变异规律。

从语言规划角度入手，研究“地方普通话”的规范问题。相关研究如：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1988）、陈海燕《浅析海南腔普通话在词汇方面应该规范的问题》（2001）等。

（三）“地方普通话”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界对“地方普通话”形成的机制和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偏误分析角度出发，研究“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特点及如何纠正地方普通话等问题。如：许长安《大田普通话的普及和偏误》（1991）、顾英华《民族学生汉语口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2003）、王磊、张颖《普通话中介语负迁移及应对策略》（2007）、韩玉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香港人普通话中的词汇偏误问题》（2007）等论文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偏误的表现及其原因。

（四）语言测试中的“地方普通话”

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正式启动。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大批学者以语言测试为切入点，针对各方言区使用普通话的难点进行研究分析，探讨提高普通话水平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普通话的普及工作。这一方面的成果，如：韩玉华《香港考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中几种常见的偏误分析》（2006）、张建强《中介语理论与PSC论略》（2006）、周萍《上海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韵母偏误的比较研究》（2006）、张玉梅《吉林方言中介语及语言测试》（2009）等。

（五）“地方普通话”的发声学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多凭语言学家用口耳来摹仿语音并依靠音标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使用仪器分析各种语音，使语音研究更加科学和准确。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从实验语音学角度入手、探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的成果，如：李爱军、王霞、殷治纲《汉语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的对比研究》（2003）、韩维新《粤语常用入声字的普通话声调习得偏误研究》（2010）、银沛月《成都口音普通话“去声+去声”双音节词重音研究之简介》（2010）、李宁、孟子厚、李蕾《山西普通话的语音特征分析》（2011）等。

在上述研究中，以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认知语言学和发声学研究则处于新兴阶段，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三、研究内容

“地方普通话”研究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

（一）理论研究

学界对“地方普通话”的名称、性质、特征、界定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不标准的普通话还没有统一命名，如：李如龙（1988）等称之为“过渡语”，姚佑椿（1988）、汪平（1990）等称之为“XX口音普通话”或“XX普通话”，陈建民、陈章太（1991）等称之为“地方普通话”，还有人称之为“XX腔普通话”“蓝青官话”“椒盐普通话”等。究其原因，这与每个人对“地方普通话”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不同有关。

“地方普通话”是一种既非标准普通话又非地方方言的语言现象，这已得到学界公认，然其性质如何，各人看法略有不同。侯精一将其视作“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郭正彦认为这是“在各方言地区的运用中带有一定程度地方特色的普通话”，李如龙认为它“是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立统一物之间的中介，是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影响的中间环节”，陈亚川认为“是方言区的人学习非母方言的共同语的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语现象”。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地方普通话形成于方言区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与第二语言习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赞成陈亚川的观点，如韩玉华、顾英华、刘艺、肖劲松等。

通过对“地方普通话”的性质进行讨论，学界对其特点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如：李如龙（1988）认识到“地方普通话”“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在一个方言区的一个时期里，多数人所说的过渡语的两种成分构成又是具有大体一致的系统性的”，具有动态性、系统性、模糊性等特点;陈亚川（1991）进一步谈到“地方普通话”“有其不易改变的顽固性”的特点。

在如何判断“地方普通话”方面，姚佑椿（1989）提出区分普通话的严格标准和功能标准，认为普通话的下限是“能沟通不同方言区的人的语言交际”;谢俊英（1999）进一步提出语音是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普通话的首要条件，同时应兼顾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肖劲松（2007）提出普通话中介语的七个语言表征。

（二）个案分析

从成果数量来看，“地方普通话”的个案研究远多于理论探讨。笔者共搜集到108篇有关“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其中80%属于个案研究。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普通话”都受到学者关注并作了一定研究。如：陈亚川对闽南口音普通话的研究;姚佑椿、汪平对上海口音普通话语音特征的分析;曾子凡对“港式普通话”的剖析;张淑敏、张兆勤对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的剖析;邵敬敏、石定栩对“港式中文”形成原因、性质和变异手段的探讨;高山对武汉普通话的解析;陈秋娜对柳州普通话的语音体系特征的探讨等。

四、研究方法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以定性法为主，多采用描写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如：陈亚川、刘新中等运用描写分析法对地方普通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

2000年以后，学界除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引入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如：汪平、杨金凤、赵玲等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方言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对当地地方普通话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解释;陈松岑、劲松、李庐静等运用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法探讨方言普通话与社会变项的共变关系;刘艺使用定量分析法分析了粤方言区普通话字音的偏误类型及字音习得;韩维新、李宁、孟子厚等使用语音实验法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在发音方面的情况。

五、结语

总体来说，国内地方普通话研究已发现不少语言事实，也有一定的理论探讨，在描写其静态语言特征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但总体上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注重对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描写，但对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的研究不够;其二，个案研究多集中于非官话方言区，官话方言区的成果较少;其三，研究过程未能更好地凸显地方普通话的应用价值。有鉴于此，未来还应该加强“地方普通话”研究。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专项资助项目[11JK0278];陕西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K080]。）

参考文献：

[1]陈亚川.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4）.

[2]李如龙.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3]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J].语文

建设，1988，（04）.

[4]姚佑椿.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

（4）.

[5]汪平.上海口音普通话初探[J].语言研究，1990，（1）.

[6]陈亚川.“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J].世界汉语教学，

1991，（1）.

[7]崔梅.地方普通话与汉民族文化心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1993，（6）.

[8]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1994，（3）.

[9]刘俐李.新疆汉语方言语音特点的扩散[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5，（1）.

[10]刘新中.海南口音普通话初探[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8，（4）.

[11]刘宏. 加快“过渡语”研究的步伐[J].语文建设，1999，（4）.

[12]曾子凡.“港式普通话”剖析[J].方言，2000，（3）.

[13]韩玉华.香港考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中几种常见的偏

误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06，（3）.

[14]韩玉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香港人普通话中的词汇偏误

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7，（6）.

[15]刘艺.粤方言区普通话字音的偏误类型及字音习得的量化分析

[J].语言文字应用，2008，（2）.

[16]劲松，牛芳.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

个案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0，（4）.

[17]李宇明.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J].中国语文，2010，

（4）.

[18]叶军.上海地方普通话口音特征语项动态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

2012，（12）.

[19]李庐静.地方普通话方言变项的使用和扩散――以福建永安普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2

一、引言

教师的心理素质状况，影响教学质量与效果，以及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成长等与教育相关的事件，因此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而师范院校培养师范生是输送未来教师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渠道，那么，这些未来教师的心理素质如何？与普通教师的素质是否存在差异，或有怎样的的差异？据此，本研究试图了解贵州省地区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心理素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为贵州师范类教育提供可行性建议，旨在通过有效的师范教育培养师范生的良好心理素质。

教师心理素质，本研究认为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有效实现“教书育人”目标而必备的心理品质总和，它可确保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实施，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立足于此，本研究前期在文献法和访谈法的基础上拟定贵州省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由此设计量表，而后通过调查法，应用spss对调查结果进行区分度、信度、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确立了具有贵州特色的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结构如图1）和量表。而这量表也将成为本研究了解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差异状况的研究工具。

二、比较研究方法与分析

1. 研究材料。其一：本研究的调查工具为自编的《贵州省中小学教师心理素质调查问卷》，及在此基础上修改的《贵州省师范生心理素质调查问卷》，后者与前者的结构和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在个别题的表述方式上更适宜于学生理解。其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分析工具为spss19.0。

2. 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两类：其一，贵州地区师范院校学生，分别为贵州师范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凯里师院、兴义师院四所院校的大四学生（仅选择大四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过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也参加过试讲和实习，对教师职业有一定的了解和感受。这样，一方面，与其它年级相比，他们与普通教师之间更存在可比性；另一方面，比对他们与普通教师的差异，可探析师范教育的效果与不足），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1份。其二，贵州省中小学普通教师。分别为贵州、都匀、凯里、兴义四个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发放问卷共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46份。

3. 调查结果与分析。通过spss19.0对回收数据予以统计，本研究发现，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心里素质结构的子维度上均存在差异，有的出现显著差异。据此，逐一列表分析。

（1）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认知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认知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1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认知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1数据显示，在“职业角色理解”和“职业角色认同”方面，师范生非常显著地低于普通教师（P

（2）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能力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能力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2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能力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2数据显示，在“教育能力”方面，师范生非常显著地低于普通教师（P

（3）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品性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品性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3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品性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3数据显示，除了“耐心”和“自信”上，师范生和普通教师差异不明显外（P>0.05），在“责任感”和“宽容”方面，师范生显著低于普通教师（P

（4）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情感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情感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4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情感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4数据显示，在“情感投入度”方面，师范生显著高于普通教师（P

（5）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社会性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社会性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5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社会性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5数据显示，在“心理沟通”、“人际环境适应”和“专职交流”方面，师范生都显著高于普通教师（P

（6）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发展素质”上的比较。在“职业发展素质”方面，贵州省的师范生和中小学普通教师的差异比较见下表：

表6 贵州省师范生与中小学普通教师在“职业发展素质”上的差异

由表6数据显示，在“教学动机”和“教育反思”方面，师范生和普通教师的差异均不显著，在“素养提升”方面，师范生非常显著地高于普通教师（P

三、比较研究的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师范生和普通教师的心理素质结构逐一比较，可发现贵州省师范生的心理素质存在一定共性和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作为未来的教师，在心理素质的某些方面，现代贵州师范生具有比普通教师更积极的特性。主要是在学生观、创新能力、公正性、情感投入度、心理沟通、人际环境适应、专职交流、素养提升和现代信息容纳方面，师范生都明显优于普通教师，这也展现出年轻学生的活力与热忱。尤其在职业社会性素质方面，师范生有着积极的期待和准备，为未来职业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虽然贵州省师范生的心理素质存在一些积极因素值得肯定，但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他们与普通教师的差距，从而会对未来教师的工作适应和发展形成一定的阻力。具体折射于以下方面：职业角色理解、职业角色认同、职业价值认知、教育能力、科研能力、责任感、宽容、坚韧、教育感染力、情绪控制力、挫折承受力和工作环境适应。由此可见，贵州省师范生们的大学教育在这些方面有待提升。

第三，从调查结果显示，师范生的心理素质中，隐含这三大矛盾，这有可能成为师范生职业发展道路中的隐患。故有必要深入细致地梳理：

第一类矛盾：即是师范生的学生观与普通教师相比，彰显出强烈的积极乐观性，但另一方面在责任感、坚韧和宽容的职业品性素质上却显著低于教师，那么日后师范生在从业中必然会面对自己学生各种不可预知、不同程度的错误，而在责任感、坚韧和宽容方面较为淡弱的他们，是否能有效地应对学生的问题，若不能，则有可能形成失望等消极情绪，进而在学生观上出现清冽的失落感。

第二类矛盾：一方面，师范生的心理沟通、人际环境适应、专职交流、情感投入度等都显著高于普通教师；另一方面，挫折承受力和情绪控制力又显著低落，前者说明师范生对日后工作有积极的期待，后者又显示出师范生的情感素质薄弱，如此而来，若师范生在日后工作中遭遇人际关系的困扰，那么较低的情绪控制力和挫折承受力有可能会抑制他们职业社会性素质的发展。

第三类矛盾：虽然大四的师范生参与过试讲或实习活动，但毕竟欠缺丰富的教育经验，所以其教育能力与普通教师相比显著低下，然而，师范生的教学效能感却和普通教师相差无几。这就意味着师范生对于日后的工作：一方面存在积极向上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存在理想化或盲目自信化的状态，后者的状态会让师范生低估教育现象和问题，从而可能会遭遇突发问题出现后措手不及的窘迫，从而有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教学动机。

四、教育启示与策略

针对上述贵州师范生心理素质的状况，本研究认为对于贵州师范生的教育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改良。

第一，实施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教学模式。理论结合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广为认可的，但真正实施时两者有所脱节。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贵州省现行教育师范类学校的《教育学》教材，普遍偏重理论，或联系实际的内容欠缺；另一方面，师范学生一般是在大二、大三时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或《教学法》等课程，可是在试讲或实习时却是在大四，这样所学理论在应用中时间滞后，学生普遍反映淡忘了所学内容，难以学以致用。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开展教育类课程时，可精简理论环节的讲授，并能在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同时，有机会接触教学实践，这样对课程内容理解得更透彻，应用效果更佳，从而让师范生对职业角色理解及认同更清晰化，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教学能力。

第二，开展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本研究所提出的心理素质拓展训练，主要是针对师范生作为一名未来教师所必备的心理素质而开展的训练。旨在增强师范生的情绪控制力、挫折承受力、责任感、宽容、坚韧等心理品质，可以开设专门的课程由专职教师实施，亦可通过辅导员在课后发动学生广泛参与，或者由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心理活动竞赛等。总之，让每一位师范生在大学校园内都得以适量的心灵塑造的历练。

第三，发起关注教育热点的活动。教育热点的关注，可使师范生及时了解教育现状，吸纳教育新理念，并同时提升学生教育方面的科研能力。具体可以通过开展教育热点讲座或课程，或由辅导员组织学生开展教育热点的主题班会讨论，让学生分享教育热点信息及观点。

第四，深入了解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工作。除了各师范院校都有的教学实习内容，还有部分学校兼备的学生在实验基地助教及国培项目的师生置换项目，还可以聘请中小学学校的普通、骨干或特级教师到师范院校，与师范生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并为师范生创造和争取更多深入教学单位锻炼的机会，从而使师范生对教师职业更为熟悉，对职业理解和期待更切实际。

第五，扩建教育类主题创新设计平台。由调查结果可知，师范生的创新能力、素养提升、现代信息容纳等心理素质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大学教育中，其发挥或展示的机会有限，因此大学校园可尽量开设教育创新类的比赛活动，并给予参与者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那么师范生的优势即可发扬，并得以锤炼。

第六，民族文化的多渠道渗透。贵州省大部分师范院校处于少数民族聚集地，而大部分学生将留守在贵州任教，其教学对象亦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否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和家长交流顺畅，将会影响到日后师范生教书育人的成效，故师范院校需要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播，可以通过举办民族文化展览、民族文化讲座或选修课、少数民族师范生传递本族特色内容等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渗透活动，让师范生对民风民俗形成一定的印象，以期使师范生日后与少数民族学生及家长交流无阻碍，进而在社会性素质方面发展更佳。

参考文献：

[1]郭黎岩.高师生心理挫折与心理素质的培养研究[J].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3）.

[2]唐迅.现代教师心理素质[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史克学.教师心理素质研究速评[J].教学与管理，2004，（5）.

[4]俞国良，曽盼盼.论教师心理健康极其促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3

关键词：非师范类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主客体；研究

一、主客体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作用

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其目的是不断推进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工作，把全国的推普工作引向深入，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普通话水平测试由测试员和应试人构成，属于主观性测试。主体是测试员，客体是应试人。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都有重要作用，任何一方在规定的测试时间内的临时表现都将直接影响测试的质量，因此，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的素质和应试人的素质都与测试水平密切相关。

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名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尽管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测试内容全国统一，但测试的质量很容易受到测试员的资历、自身语言水平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在主观性测试中，测试员起着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测试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影响到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成效和汉语规范化的程度。

因此，“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应试人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标准程度，为了减少因个人趣味的差异而造成在掌握评分标准上的误差，必须建立一支合格的、素质良好的测试员队伍。” [1]

作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应试人，是测试的对象，在测试中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虽然《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对测试的内容和范围及试卷构成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和地区差异，使得应试人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表现也不同，尤其是根据圈定的范围来准备应试，不一定能全面体现应试人的普通话综合素质，这也影响着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质量。

二、非师范类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主客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应熟悉和拥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政策，热心语言文字工作，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乙等以上，具有大专毕业文化程度和三年以上工作实践，并有较高的语音分辨能力、作风正派，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培训测试中心（或部委直属单位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承担测试任务，测试工作必须严格按统一的测试标准和要求独立进行。[2]由于普通话测试是一项标准参照性测试，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总结和完善，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工科为主的院校中较为明显。

就测试员而言，非师范类高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测试员对于测试的认识与国家进行测试的目的和意义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一些以工科为主的普通院校大多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资源有限，因此，进行普通话测试的测试员有的是本校老师，有的是校外的测试员，测试员队伍的复杂使得他们提高认识有一定的难度，以至于他们中的极少数学校重视普通话推广的表现往往体现在宣传标语与口号上，督查不力。因此，这种情况下，要想让校内的测试员高度重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是不太现实的，更何况是校外的测试员。二是有的测试员长期从事每年一次的测试工作，已经产生“倦怠”心理，这势必会影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质量和可信度。三是加强自身学习的意识不够。比如，以工科为主的普通院校的普通话测试员，虽然也进行日常的教学和学习活动，但是他们的学习内容基本与普通话测试的要求、内容及标准没有太大关系，这也为测试员自身抽出时间不断学习提高素质增加了难度。四是高校内的普通话测试员之间的交流不够。由于测试员从事的岗位不尽相同，增加了测试员之间交流的难度。

就非师范类高校的学生而言，由于他们从业的方向与专业密切相关，对普通话的要求比较松，因此，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从思想上重视普通话测试，而且他们在平时的交流中都是普通话与方言并用，至于用什么，大多取决于与之交流的对象。一小部分学生虽然也关普通话测试，但并不认真准备，寄希望于测试时候的临场发挥和下一次的报名考试。

三、非师范类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对策研究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标准参照性质也为进一步提高测试水平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这需要发挥主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就测试员而言，一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重要意义。站在国家发展、学校发展以及个人成长的高度正确认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二是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测试员一方面加强理论学习，把握普通话测试的政策，吃透精神，谨慎测试；另一方面也要认真研究普通话测试的录音，分析应试人在各项题目中的优缺点，找出本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之处，以利于更准确地在测试中做出判断，防止靠经验判断出现失误。三是要克服怠倦心理。长期从事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要年年都有新精神，次次都有新面貌，避免草率判断。四是要多与同行交流，互相学习提高。

作为应试人，要想提高通过率，首先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普通话水平测试对提高自身素质和人生职业发展的长远作用。其次要认真对待测试，不能因为单次考试报名费用低而不认真准备。要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打下普通话的良好基础，才能在测试的不同题目中得心应手，通过率和等级都会得到提升。

总之，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都能提高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效率，为学校发展和国家普通话推广工作不断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关系；辨析

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之上，或者说是和普通教育相对而言的。如此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似乎是明晰的。然而，由于我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什么是普通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并非像表面那样泾渭分明。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其概念在我国素存争议。仅就名称而言，在20世纪就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其中最后一场争论，至今仍没有完全结束。与职业教育一样，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是一个从西方翻译来的词汇，亦译“通识教育”、“一般教育”。一般教育一词已很少使用，通识教育则多被用于指称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普通教育和今天我们面临的“职业教育”一样，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直到1977年，美国学者还在抱怨：“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概念像普通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也没有一个概念像普通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的歧义”。因此，仅从字面或现有的辞书，很难正确把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而要做到正确把握它们的关系，就需要了解其发展变化的历史。

一、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近代演进成两个对立的教育体系之前，首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或哲学。作为教育思想或哲学的普通教育，其先驱是古典的自由教育。[2]自由教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英文“自由”（liberal）一词是从拉丁文liber（自由的意思）发展而来的。这种自由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不一样，它与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有关。因此，自由教育只适合于与奴隶、工匠相对的“自由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典自由教育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全部生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鄙俗”的，一类是“高尚”的。“鄙俗”的生活是以实用、谋利为目的的“劳作”生活；“高尚”的生活则是以深思为最高理想的闲暇生活。与此相对应，他把教育相应地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人”的（liberal）教育，即通常所说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类是“非自由人”的（或“偏狭的”，illiberal）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为最高目标的教育，它以“自由学科”为主要教育内容，主要包括读、写、音乐、绘画、哲学等。“非自由人”的教育，是指为了谋生，以领取酬金为目的，以“工匠贱业的种种技艺”为主要内容，并以专门性的、狭窄的职业技能为手段而进行的教育。用今天的眼光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也就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他的观点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思想。自由教育的势利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上。他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立起来，并对职业教育持有非常明显的轻蔑态度，认为“工匠贱业的种种技艺都破坏公民的身体，而领取酬金的活计会劳瘁公民并贬抑其思想”。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衣钵，在后来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家和学者那里得到了继承。19世纪公认的、最伟大权威的神学思想家和作家之一，红衣主教牛曼（也译作纽曼），就是当时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所谓“自由教育”，牛曼认为它的真实含义是：“首先，从语义上讲，它与‘工役性’（servile，或‘奴性’）一词相对立，‘工役性’一词的含义，按照教义手册的说法，指的是无心智活动参与的体力劳动和机械作业……‘自由教育’是大学教育和绅士的特点……自由教育和自由职业是心智的、推理的、思考的活动。”他对职业教育非常轻视和排斥，认为职业教育尽管有些用处，但会“缩小、贬抑人的精神力量”。他的这种态度和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

虽然牛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并且这种影响还将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渐强大，一种“实用”的教育主张正在悄悄滋生。在牛曼大力提倡自由教育的同时，另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ke）等，都对自由教育持反对意见。洛克认为，教育应该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应该涉及具体的事物和工作。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它的价值，凡是有所花费的，都理应有所回报，所以教育和教学必需是“有用的”、“实用的”。所谓“实用的”是指“对学生将来的职业和营生手段有用”。在他看来自由教育一无所用：它不能教我们改进产品，也不能扩大我们的土地和庄园，改善我们的经济；也不能使一个人立刻成为律师、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也不能导致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磁学等其他任何一种学问的新发现。牛曼和洛克，这两种对待自由教育截然相反的态度，由此拉开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主张实用的观念，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倾向于把事物分成相互对立面的二元论。如把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对立起来，把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对立起来。杜威却倾向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性，他反对把职业教育与所谓文雅、自由的教育对立起来，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观念，是从前人类关系的阶级构造之残余。对于认为在初等学校甚至中等学校里开设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会贬低“广博的自由文化”的结构的观点，他指出“即使不会导致可悲的结果，也将是非常可笑的”，“当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使我们到处所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种结果是他一贯反对的。杜威认为，原来那些被自由教育所排斥的职业，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许多已经“渗入了一种理论成分”，应该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他的教育哲学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共存的。“职业是文化之根，文化乃职业之果”，这话是对他这种思想最好的概括。正象牛曼对于自由教育一样，杜威对于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专门教育）产生了巨大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阶段，一方面工程技术知识开始进入以自由教育为荣的传统大学，另一方面，新兴的技术学院通过升格为技术大学，逐渐获得了与传统大学相同的学术地位。这种状况，使上边我们提到的“模糊性”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解释职业教育的内涵时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除了反映了学校制度所发生的以上变化外，还反映了普通教育内容方面不断拓展的事实。在古典的自由教育阶段，西方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自由教育经普通教育改造以后，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入它的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使技术由前技术时代的经验技术更多发展到今天的理论技术——技术越来越具有理论的因素。同时，科学和技术联系越来越紧密，“科技”这一名词成了科学和技术不可分割的有力证明。这使技术进入普通教育领域成为必然。在西方的高等学校中出现了“技术科学”科目。“普通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早已成为职业教育词汇中一个常见的名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长期以来，普通教育这个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它只限定了一定数目的传统学科。但是，现在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直到最近还是属于专家禁地的许多知识领域，现在已经渐渐向普通民众开放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前，我国教育体系按照功能分成四个部分，即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在中等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分是明确的：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是专门化的；一个是为升学服务，一个是为就业做准备。因此，职业教育和其他类别教育的界限是清楚的。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异军突起，原来明确的界限被打破了。职教界由于不满意“高职”的现状和不愿意把职教办成“断头教育”，出现了在学制上把“高职”扩展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从而建立一个完全和普通教育相平行的体系的诉求。这就使“高等教育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或者“哪一部分是职业教育、哪一部分是普通教育”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于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否应该分裂为相平行的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需要弄清一个概念：何谓“普通高等教育”？现在我们习惯上把普通高校纳入普通教育体系，把“普通高等教育”看作是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概念。然而，实际上，“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普通教育”是两回事，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高等普通教育”，而非“普通高等教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次序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还需回过头去看看到底什么是普通教育？第一个把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帕卡德教授，在谈到普通教育的来源时写到：“我们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这是普通教育最初被赋予的涵义。一位研究普通教育的学者，在总结了国外50余种概念后，对普通教育（通识教育）作了一个概括：就性质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根据以上概括，普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从性质上看是一种非专业性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应的词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专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另一个是职业教育（中等教育阶段）。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是学习前苏联的结果，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模式。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成为高等学校的教学目标。这和西方的通才模式明显不同。《教育大辞典》对专业是如此界定的：“所谓专业，指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它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划分的。高等学校据此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进行招生、教学、分配等项工作，为国家培养、输送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学生亦按此学习，形成自己在某一专门领域的特长，为未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因此，无论是从国外关于普通教育的见解，还是我国关于“专业”的界定看，按照西方的文化，或许存在着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议，但毫无疑问，我国的高等教育肯定不是普通教育。也许，在西方存在着“高等普通教育”的学校形式，因为西方有专门施行普通教育的学校：文理学院。然而，在高等教育高度专业化的我国，到目前为止，普通教育还只能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普通高等教育”，最初对应的是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职业大学等成人高等学校。它们之间的区分，更多是行政上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它在招生和分配上被纳入到国家的正规体系，而成人高校则没有。因而，普通和非普通最恰切的含义应该是“正规”和“非正规”。把“普通高等教育”看作是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误用，反映了我们对普通教育认识上的模糊。也许有人会说，高等教育的某些专业是普通教育，比如说英语专业。持这种观点者，还是没有准确理解普通教育的内涵。与专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除了具有基础性这一特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综合性”。在英语里，general除了有“全面的、普遍的、一般的”含义外，还解作“不限于（人的、事物的、时间的）一部分的”、“综合性的”。也就是说，普通教育是指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科目，而不是某一个学科。单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既可以是普通教育的，也可是是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的。比如：对于一个研究生而言，同样是接受英语教育，如果是为了学习和交流，可以归为普通教育，如果是为了英语教学，则实质上是属于职业教育。

如果普通高等教育不是普通教育，那么，该如何看待高等职业教育呢？著名的职教专家石伟平先生是这样评价“高职”的：“‘高职’，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全称也，它极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创造。我从事职教研究多年来，从未在国外的文献中看到或在国际交流中听到这样的表述……我们今天所谈的‘高职’大概是西方的‘高等专业技术教育’……照此理解，今天所谈的“高职”，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职教现象或形态，其实践活动在我国‘早已存在’。我国的专科教育、工科、应用性专业学科的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都可归于此类。只不过我们过去没用‘高职’这个词罢了。”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我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一个同质的连续体。职业学校可以说是高等学校的初级形式，高等学校也可以说是职业学校的高级阶段，两者只有量级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所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平行体系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伪概念。

三、变化的趋势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但如何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实施“艺术普及教育”这一教育理念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如何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提示出高等教育的艺术普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对高等教育创新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迅速发展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素质教育”日益备受关注，作为素质教育之重要组成部分一艺术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我们这里所言的艺术教育并非艺术院校的专业艺术技法训练或纯抽象的艺术理论学习，是旨在普及艺术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综合艺术教育从原始社会的岩画、彩陶到现代化今天纷繁复杂的多样化艺术形式，艺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发展，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经验对于丰富人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与人性中最深层面的意识紧密联系，艺术能给人以勇气和希望，能给人以精神慰藉，艺术也保证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得以心灵的沟通，艺术还能够保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和延续。所以说一个没有艺术的民族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体制也是不健全的，同样高等教育也需要艺术教育。在这里，我想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谈谈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思考如何以学科为基础将艺术普及教育纳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当中。

一、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指挥棒的控制，我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一直作为“副科”可有可无地存在，担任中小学艺术课程的教师也大多数是“兼职”，并不是经过专业艺术训练和理论学习的专业艺术教师，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只是以简单的摹写或自由发挥来应付儿童对艺术的本性渴求，更谈不上系统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创作等学习。此外，大多数中小学校艺术课的课时很少，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校每周只有一到二节甚至干脆砍掉艺术课。

高等教育中的艺术普及教育又怎样呢?事实上，刚入学的大学生对艺术史和美学理论知之甚少，对于高雅艺术普遍兴趣不高，甚至于不知如何欣赏，学校也将重点集中在科技教育各课程的教学上，忽视或轻视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家，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摧残乃至扼杀人的本性、人的创造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极不有利于贯彻中央《决定》的精神”。众所周知，这种文理分裂，会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严重失衡，最终如同自然生态一样，失衡会使各个物种急剧退化甚至于导致生物链的断裂，教育的失衡就会导致各学科之间丧失多元化之间的相互支持。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中国已进入了世界一体化竞争当中，实际上，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与世界先进的教育体制接轨，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科学实践当中缺乏冲动性的创造能力、外向性的表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协调能力。究其深层面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对于人才的培养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而艺术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就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中指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众所周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位杰出的艺术家，而且还是想像力、创造力极为丰富的科学家，他承认是艺术为其科学创造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活动通过其形象性、感染性和愉悦性，既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热情，也能有效地诱发人的创造性”。“艺术活动所积淀于人们心中的艺术修养和正在进行的艺术活动，则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为人们灵感的产生提供契机和准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多次著文阐述科学与美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子等微观世界里，分子结构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排列构成的，科学与美密不可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者杨叔子先生也多次呼吁，科技教育必须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则利，相离则弊”。

二、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

提高艺术素养，开拓人文思想领域，由此担负起艺术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格局中重任，这一教育理念已得到有关教育专家的共识，目前，众多高等院校也已逐渐开设艺术教育课程，但由于没有先前经验作参考，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实施这一教育理念的最终效果而言，收效甚微。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学生自身基础薄弱；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之中坚的艺术普教，注定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因此，它既不同于一般艺术院校的纯技法教学，又不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训练，由于本身既是感性的又是精神的东西，其性质规定了对于它的学习必须经过感性的理性认识，方能登堂入室。可以设想，如果用数学的教学方法去教艺术课程，从理论到教条，弄不好就会把一种丰富多彩、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教学变成干巴巴的东西，但又不能用教化学的教学方法去具体对待艺术课程，弄不好又会走入纯技法训练的死胡同，最终落得空有技法而无思想的“匠人”。因此，在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拓展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明确确立艺术教育的教育目的。艺术教育是一种终生教育，可以培养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终生受益，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视觉文化意识，使能更充分地体验周围文化世界的多样性，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能够将艺术与历史、文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辐射其他学科，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和创造力。

第二，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由于当代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大多并未具备多少艺术素养，基础相当薄弱，另一方面，目前高等院校普遍课程任务比较重，不可能让出太多的课时给艺术教育课程，因此，必须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使大多数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最大效益地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一般情况下，艺术教育的课程包括艺术史、艺术欣赏与评论、美学理论、艺术实践与创作等四大部分，为了适应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需求，可以适当调整其课程结构，使艺术教育的四大组成部分有机整合，合理分配至大学四个学年当中。大学一、二年级可侧重于艺术实践和艺术欣赏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之初，从艺术的感性认识人手，培养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大学三、四年级可侧重于美学理论与艺术评论的课程教学，使学生能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能够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理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艺术史的课程教学可作为艺术普教的重点贯穿整个学校教育期间。

第三，融合多学科，促进学科之间相互交流。艺术教育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如果说在艺术史的教学中撇开历史背景、宗教特征、审美心理等不谈，只是就艺术特征而讲解艺术发展史的话，那么课堂教学肯定了无生趣，学生也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艺术教育要用跨学科的方法来传授知识，这样，可以把关于艺术作品以及关于政治、宗教、哲学、经济学等知识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例如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不单单只是研究山水画的绘画风格，还要深入了解魏晋“玄学”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士大夫个性情趣的审美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特征等等，研究达芬奇的《最后晚餐》、《蒙娜丽莎》不单单是研究作品的视觉风格，这些作品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和时代，那是个发现和科学的时代，是探索空间观点的时代。画家在揭示直线透视系统的同时，也探索了空间。

所以对于艺术教育的教师而言，不仅仅要吸取文学、艺术、音乐、社会历史等知识使得课堂教学生动有趣，而且还要用社会学科的教育去传授学生研究、思维和决策的技巧。

第四，组织编写一套适合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教材。组织编写一套教学内容上适合于当前高等院校的艺术普教的艺术教材对实施艺术普及教育理念非常重要，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艺术普教的教材来说，一是不够系统，只局限于艺术史、绘画欣赏等部分，并且不能很好地融合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对于艺术知识的介绍只能限于粗略、简化而已。二是内容上过于专业化，只是将艺术院校专业教材的内容加以删节、缩略，教材的文字语言过于专业，不够通俗易懂，如此教材会大大降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对其阅读兴趣。如果把艺术史、作品欣赏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用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肯定会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参与。三是过于注重艺术发展的连续性、时代性，忽略了不同艺术之间的比较性。例如大多数艺术史教材都是按时代顺序来叙述，这种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了时代的连续性，但其缺点是没有注意到艺术之间的比较，无意间就削弱了对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的培养。

第五，探索形式丰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艺术教育在自身特点上不同于其他教育课程，它的教学载体丰富多样，不仅有文字的，还有视觉的、听觉的；不仅有具象的，还有抽象的；不仅有理论知识的传授，也有实践技法知识的传授；不仅可在课堂进行教学，也可走出户外，深入生活进行教学。因此，教师在课堂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只采用传统的口授教学方法，还应结合技法做示范教学、电化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泛运用，艺术教师应在教学软件的制作上下功夫，结合课程的需求设计出生动有趣的课程方案，引导学生对艺术课程教学的参与热情和互动热情。

随着艺术的发展，现代艺术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自身，越来越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注重将艺术教育与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教会学生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这也是艺术教育的一个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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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但如何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实施“艺术普及教育”这一教育理念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如何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提示出高等教育的艺术普教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对高等教育创新素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迅速发展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素质教育”日益备受关注，作为素质教育之重要组成部分一艺术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我们这里所言的艺术教育并非艺术院校的专业艺术技法训练或纯抽象的艺术理论学习，是旨在普及艺术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综合艺术教育从原始社会的岩画、彩陶到现代化今天纷繁复杂的多样化艺术形式，艺术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发展，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经验对于丰富人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与人性中最深层面的意识紧密联系，艺术能给人以勇气和希望，能给人以精神慰藉，艺术也保证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之间得以心灵的沟通，艺术还能够保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和延续。所以说一个没有艺术的民族和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体制也是不健全的，同样高等教育也需要艺术教育。在这里，我想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谈谈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思考如何以学科为基础将艺术普及教育纳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当中。

一、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指挥棒的控制，我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一直作为“副科”可有可无地存在，担任中小学艺术课程的教师也大多数是“兼职”，并不是经过专业艺术训练和理论学习的专业艺术教师，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只是以简单的摹写或自由发挥来应付儿童对艺术的本性渴求，更谈不上系统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创作等学习。此外，大多数中小学校艺术课的课时很少，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校每周只有一到二节甚至干脆砍掉艺术课。

高等教育中的艺术普及教育又怎样呢?事实上，刚入学的大学生对艺术史和美学理论知之甚少，对于高雅艺术普遍兴趣不高，甚至于不知如何欣赏，学校也将重点集中在科技教育各课程的教学上，忽视或轻视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文理分家，这势必严重地妨碍、制约、损害、摧残乃至扼杀人的本性、人的创造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极不有利于贯彻中央《决定》的精神”。众所周知，这种文理分裂，会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严重失衡，最终如同自然生态一样，失衡会使各个物种急剧退化甚至于导致生物链的断裂，教育的失衡就会导致各学科之间丧失多元化之间的相互支持。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中国已进入了世界一体化竞争当中，实际上，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与世界先进的教育体制接轨，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科学实践当中缺乏冲动性的创造能力、外向性的表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协调能力。究其深层面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对于人才的培养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而艺术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就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中指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众所周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位杰出的艺术家，而且还是想像力、创造力极为丰富的科学家，他承认是艺术为其科学创造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现代人也普遍意识到“艺术活动通过其形象性、感染性和愉悦性，既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热情，也能有效地诱发人的创造性”。“艺术活动所积淀于人们心中的艺术修养和正在进行的艺术活动，则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为人们灵感的产生提供契机和准备良好的心理状态”。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多次著文阐述科学与美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子等微观世界里，分子结构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排列构成的，科学与美密不可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者杨叔子先生也多次呼吁，科技教育必须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则利，相离则弊”。

二、将艺术普教以学科为基础纳入人文素质教育体系

提高艺术素养，开拓人文思想领域，由此担负起艺术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格局中重任，这一教育理念已得到有关教育专家的共识，目前，众多高等院校也已逐渐开设艺术教育课程，但由于没有先前经验作参考，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实施这一教育理念的最终效果而言，收效甚微。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学生自身基础薄弱；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之中坚的艺术普教，注定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因此，它既不同于一般艺术院校的纯技法教学，又不同于抽象的美学理论训练，由于本身既是感性的又是精神的东西，其性质规定了对于它的学习必须经过感性的理性认识，方能登堂入室。可以设想，如果用数学的教学方法去教艺术课程，从理论到教条，弄不好就会把一种丰富多彩、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教学变成干巴巴的东西，但又不能用教化学的教学方法去具体对待艺术课程，弄不好又会走入纯技法训练的死胡同，最终落得空有技法而无思想的“匠人”。因此，在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拓展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明确确立艺术教育的教育目的。艺术教育是一种终生教育，可以培养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终生受益，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视觉文化意识，使能更充分地体验周围文化世界的多样性，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能够将艺术与历史、文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辐射其他学科，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和创造力。

第二，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由于当代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大多并未具备多少艺术素养，基础相当薄弱，另一方面，目前高等院校普遍课程任务比较重，不可能让出太多的课时给艺术教育课程，因此，必须整合艺术教育的课程结构，使大多数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最大效益地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一般情况下，艺术教育的课程包括艺术史、艺术欣赏与评论、美学理论、艺术实践与创作等四大部分，为了适应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需求，可以适当调整其课程结构，使艺术教育的四大组成部分有机整合，合理分配至大学四个学年当中。大学一、二年级可侧重于艺术实践和艺术欣赏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之初，从艺术的感性认识人手，培养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大学三、四年级可侧重于美学理论与艺术评论的课程教学，使学生能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能够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理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艺术史的课程教学可作为艺术普教的重点贯穿整个学校教育期间。

第三，融合多学科，促进学科之间相互交流。艺术教育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如果说在艺术史的教学中撇开历史背景、宗教特征、审美心理等不谈，只是就艺术特征而讲解艺术发展史的话，那么课堂教学肯定了无生趣，学生也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艺术教育要用跨学科的方法来传授知识，这样，可以把关于艺术作品以及关于政治、宗教、哲学、经济学等知识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例如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不单单只是研究山水画的绘画风格，还要深入了解魏晋“玄学”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士大夫个性情趣的审美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特征等等，研究达芬奇的《最后晚餐》、《蒙娜丽莎》不单单是研究作品的视觉风格，这些作品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和时代，那是个发现和科学的时代，是探索空间观点的时代。画家在揭示直线透视系统的同时，也探索了空间。

所以对于艺术教育的教师而言，不仅仅要吸取文学、艺术、音乐、社会历史等知识使得课堂教学生动有趣，而且还要用社会学科的教育去传授学生研究、思维和决策的技巧。

第四，组织编写一套适合高等院校艺术普教的教材。组织编写一套教学内容上适合于当前高等院校的艺术普教的艺术教材对实施艺术普及教育理念非常重要，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艺术普教的教材来说，一是不够系统，只局限于艺术史、绘画欣赏等部分，并且不能很好地融合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对于艺术知识的介绍只能限于粗略、简化而已。二是内容上过于专业化，只是将艺术院校专业教材的内容加以删节、缩略，教材的文字语言过于专业，不够通俗易懂，如此教材会大大降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对其阅读兴趣。如果把艺术史、作品欣赏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用故事情节串连在一起，肯定会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参与。三是过于注重艺术发展的连续性、时代性，忽略了不同艺术之间的比较性。例如大多数艺术史教材都是按时代顺序来叙述，这种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了时代的连续性，但其缺点是没有注意到艺术之间的比较，无意间就削弱了对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的培养。

第五，探索形式丰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艺术教育在自身特点上不同于其他教育课程，它的教学载体丰富多样，不仅有文字的，还有视觉的、听觉的；不仅有具象的，还有抽象的；不仅有理论知识的传授，也有实践技法知识的传授；不仅可在课堂进行教学，也可走出户外，深入生活进行教学。因此，教师在课堂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只采用传统的口授教学方法，还应结合技法做示范教学、电化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泛运用，艺术教师应在教学软件的制作上下功夫，结合课程的需求设计出生动有趣的课程方案，引导学生对艺术课程教学的参与热情和互动热情。

随着艺术的发展，现代艺术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自身，越来越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注重将艺术教育与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教会学生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这也是艺术教育的一个目标之一．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7

一、普职融通的学术表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多使用普通教育职业化或职业教育普通化来指代普职融通。21世纪前十年，以普职沟通或普职一体化作为关键词来论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融通政策及策略的文章逐年增加。就几个提法的侧重点来看，普职融通一词更具统摄性。中职教育要实现高效改革，就必须搭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推动两者的融合与沟通，在融通的前提下实现教育公平。

普职融通具有三方面的内涵：横向上，普职融通要求将分离的普通教育机构与职业教育机构进行有机整合，即横向融通;纵向上，普职融通要求建立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有机联系，即纵向融通;深度上，普职融通不仅涉及办学机构之间的整合与沟通，还要求课程与办学目标相衔接。普职融通的最高境界是使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全人教育，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再纠结于升学与就业的无谓之争，融通更深入、持久。

二、普职融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普职融通的必要性。《现代汉语新辞典》将必要性解释为相对于选择性而言的一种事物倾向，是达到一定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因素。中职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由于普职分离弊端的凸显、普职等值的要求、终身教育理念以及关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在中等教育阶段实现普职融通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第一，普职分离的弊端日益凸显。从历史来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基本处于分离状态，且这种分离在中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一个有着学术至上传统观念的国家，重学术轻技能，教育系统从下至上都实行严格的双轨制。11岁考试分流后，学生分别进入三种学校，即文法中学、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就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双轨制明显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导致二战后英国的国力逐渐被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超越的主要原因。再者，严格的双轨制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成为英国推动建立国家资格框架的主要动力。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普职分离，普通中学实行以文化知识为主的普通教育，职业中学则实行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普职分离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多数国家已导致教育结构失衡。

第二，普职等值的必要前提。姜大源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应用型人才要和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学术型人才同层次且等值，即要求在高等教育阶段对职业教育实行与学术教育地位相当的学位制度，实现学位等值，这是高等教育阶段实现普职等值的前提之一。在分离的教育体系中很难实现教育民主化和教育公平。中等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一直被视为精英教育的准备教育，而中职这种终结性教育则被贴上差生专属的标签。在融通体系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距会逐渐缩小，虽然短期内可能不会实现理想中的平等，但无疑会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构建的重要内容。

第三，终身教育理念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切实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按照终身教育的理念，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应该是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职业教育终身化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注重各个教育阶段的衔接配合，更强调不同教育类型间的融通，因此，职业教育应与普通教育融通，贯穿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另外，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人的个性发展，要在人生和工作的不同阶段接受对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定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简单以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来划分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显然过于武断。普职融通有助于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建立良好的机制，使学生在两种类型的教育之间自由选择和转换。

2.普职融通的可能性。第一，基于教育哲学的视角。王坤庆教授在《教育哲学新编》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是增加社会财富的唯一手段，从而培养人自立谋生的劳动素养，这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教育的价值趋向是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培养劳动者和建设者;树立全面的人才观，注重学生创造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职业教育要得到高效、贯通的发展，就必须将职业性的社会需求与教育性的个性需求融于一体。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平衡贯通发展，必将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及个性的充分发挥。

第二，基于技术哲学的视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技术的本质即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技术哲学具有技术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性，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在以职业为导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教育的核心目的时，也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现代社会的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工艺、技能类物质性技术，更多体现为智能型而非体力型的非物质性技术。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技术的复杂化、综合化趋势直接促进了岗位需求能力的综合化，进而要求劳动者在知识和技能两方面得到双重提升。因此，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思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

第三，基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视角。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表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虽然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普通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必定要借助实践的作用，形成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同样，职业教育在着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仍要以文化知识为理论支柱，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形成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证明，普职之间的内在矛盾已不是构成普职分离的根本原因。

三、普职融通实施的困境

在中等教育中推进普职融通，存在很多阻碍因素。从职业教育体系的外部环境看，传统观念的桎梏以及教育投入的失衡是主要原因;从内部机制上看，由高校扩招制度改革导致的招生制度普教化是主要原因。

1.传统观念的桎梏。当前绝大多数国家长期存在重学术、轻职业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初，中职学校的学生由于毕业后包分配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国有企业用人制度改革，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就业，普通教育代替中职成为出人头地的方式。21世纪初高等院校扩招，国家虽然鼓励发展职业教育，但中职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差生专属，中等职业教育遭受致命性打击。由此可见，推进普职融通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由于国家政策的普通教育导向性，职业教育在现实中不具有与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学生通过中考分流，按分数高低进入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但凡有机会，都会选择社会认可度高的普通高中而非中职。比起技能性较强的职业类选修课程，普通高中的学生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在中等职业学校，普职融通只对部分愿意继续升学的学生有吸引力。

2.教育投入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包括不同教育类型间投入的不平衡，也包括地区之间由于明显的经济差异而产生的附加影响。在普职融通的大同①状态中，学校既要有完备的普教师资，又要配备双师型的职教师资和机械设备齐全的实训场所，这些教育投入要比普通教育多很多。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显示，中职在校生人数下降了4.2%，专任教师总数下降了0.1%，校均教师配置下降了0.8%。师生比虽然得到了逐年改善，但中职学校无论是专任教师总数还是在校生总数、校均教师配置等，都与普通教育相差甚远。

另外，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师资和设备难以落实，普职融通更无从谈起。根据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公布的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长情况，全国中职的生均经费呈增长趋势。从表中可见，在中西部较落后地区如青海、新疆以及黑龙江等地，由于社会经济差异所导致的教育经费投入差异依然明显。表中还反映出：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东部地区为例)中职的生均经费逐年上升，但要达到与普通教育相当的经费支出即等值的理想状态仍需较长时间。

3.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尴尬。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是高校招生的主要方式，即绝大部分高校按照高考成绩招生，成绩不达线的学生自动轮到高职院校。换言之，高职院校也是按照文化课的考核成绩来招生。这样一种与高等学术教育无异的招生方式，与高职院校的办学宗旨相悖。要在中等教育阶段实现普职融通，学生就要接触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类不同的课程。对于想要升学的中职学生来说，学习普通类课程是有利的，但要让普通高中的学生花费一部分时间来学习对其升入学术型本科院校帮助不大的职业类课程，则并不容易。

四、中等职业教育视角下普职融通的实现路径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看，中职具有基础性作用，除满足劳动力市场技术工人的需求外，还是高职院校和应用技术型高校生源的重要来源。要在中等教育阶段推进普职融通，一是在学校层面开展普职融通的课程和教学模式改革;二是在地区层面促进区域内不同办学主体之间的沟通;三是在国家层面推动普职融通的制度改革。

1.实行分层走班教学，采用共同+分流两类课程模式。走班制是分层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最初在普通教育的个别学科小范围试行，如成绩分化严重的数学和英语学科。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固定的班级授课制形式，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程度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根据最近发展区设置各层次的教学目标，再由学校结合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课程与内容，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中职学生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且个性强，如果一味忽略个体需求的层次差异而按统一标准进行教学，必然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也难以管理课堂。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分层走班，其实是在班级授课制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教与学的组合形式，采用固定行政班+流动教学班的方式，在固定行政班教授共同课程，在流动教学班则开展分流课程。分流课程又可视作自选课程模块，即学生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选择选修课程，或偏重升学，或偏重就业。

2.促进不同类型办学主体之间的有效贯通，推行弹性学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职业教育实现纵向上的中高职贯通、横向上的普职融通，但是，无论是纵向贯通还是横向融通，不同办学主体之间的沟通合作都是一个重要举措。若说纵向贯通强调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的升学路径，那么横向融通则强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如前文所述，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很难实现高质量的普职融通，但不同的办学主体可以在普职融通的基础上，在办学形式上实现有效合作。

实行弹性学制和弹性课程，使学生在两种类型学校间的转学中体现个体意志，促使模块内课程所修学分之间有效互换，并依据学分考核学生是否达到毕业要求，从而代替传统的固定学制。可以试行点对点对口支援的互助办学，中职学校可以邀请普通中学的文化课教师为学生讲授文化课程;普通中学则可以利用中职师资开展职业教育，并邀请高职教师进行专题讲座。浙江温州市中等专业学校就实现了与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的融通合作，该中专在为第二十一中学开设多门技能选修课的同时，还派出专业教师带着教学工具进入普通高中的课堂为学生现场授课，必要时还为普通高中生提供实训场地。再者，两类学校还可以与职业培训机构合作，使职业教育突破正规学校办学的传统范畴，充分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保证中等教育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实现学分自由转换和互认机制。以分层走班教学为基础，促进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并使中职学生在招生考试中占有与普通高中学生基本相当的比例。高校对中职学校的招生占总招生人数的比例一度仅5%，尽管之后有所增加，但中职一直被排斥在高考制度之外。实现中等教育阶段的普职融通，改变中职终结性教育的性质，迫在眉睫。要将中职纳入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加强对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分流，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中职和普高之间学分自由转换的机制是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保障。以学分为计量单位来考核学生学业的完成情况，可以使学习成果量化，更直观地促进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成果的互认和沟通。就目前中国教育的现状来看，学分制仅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未能达到在不同办学主体和不同类型教育之间互认的程度，即便在部分地区的高中阶段进行了学分制的尝试，也流于形式。为此，需要探索学分互换互认的具体操作办法，在中等教育阶段试行弹性课程和弹性的学制;在中职与普通高中之间学生转学的过程中实现学分自由转换和模块内的课程衔接;以学分代替分数成为衡量学业的标准;建立部级别的学分互认机制和制度;尝试建立国家学分银行以保证学分互换机制的顺利运行。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8

此书作者迈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科莱特法律教授，多年来著述颇丰，撰写有数本关于合同法和公司法及其他商业组织方面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H·杰斐逊·鲍威尔教授评论他“在学术上抱负远大，甚有影响，在诸如我们社会当中法院恰当的社会职能等领域涉猎广泛。”

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8月首次出版，1991年6月再版，它“是关于普通法的内在理性的重要著作”（H·杰斐逊·鲍威尔《圣母学院法律评论》）。“对普通法本质的严肃探讨向来意义重大，迈尔文·艾森伯格的《普通法的本质》一书于此学术之急务厥功甚伟。……艾森伯格所著不仅对我们理解普通法大有助益，而且连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也一并囊括在内。”（弗雷德里克·绍尔在《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阅读之后，我认为这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1、可读性强。

《普通法的本质》一书中引证了许多经典案例，如涉及“本质危险”概念的系列判例：Donoghue v. Stevenson案（不透明的姜啤酒瓶中有一条腐烂的小蛇），Loop v. Litchfield案（圆形锯床的飞轮伤人案），Devlin v. Smith案（脚手架案），Statler v. George A. Ray Manufacturing Co.案（大咖啡壶案），这些案例在许多著作中被提到，如艾德华??列维著的《法律推理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Reasoning）及其他一些涉及法律推理的国内外著作。

作者从事了多年合同法和公司及其他商业组织法的教学和实务，对案例和学理融会贯通，理论升华的过程中信手拈来相关的判例，并不时对普通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具体制度、法律原则或判例中所确立的规则加以诠释。比如在法律推理模式一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先例推理、原则推理、类推推理、专业文献中确立规则的推理和假设推理等推理方法，艾森伯格教授将这些推理方法的理论基础、具体方法、典型案例及学术争议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此书涉及的领域广泛，研究合同法、侵权法和产品质量法、医疗关系等领域的法学同仁都可将此书作为参考资料之一。

2、对术语的把握到位。

本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翻译过一些资料，感觉到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学经验时，对法律术语的准确理解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找到相对应的中文词汇尤为重要。在《法律翻译—— 从实践出发》一书中，严元浩先生（现为香港律政司法律草拟科主管）深有感触的谈到：“英语法律词汇由于源于英语法律制度，并反映制度演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通常难以议成中文。法律词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英语法律过去的演变是在哲学、道德、伦理、文字及文化价值之间的互动下产生的，所以未必能够找到中文词汇可以准确及全面地带出英语词汇所包含的同一意念。”

在习读《普通法的本质》原作时，其中的一些概念就让我绞尽脑汁，如proposition一词，是对应中文的“主张”，“建议”，还是“提议”，自己就是拿不准。我也曾借参加英国法律培训的机会向英国的法官和律师请教过，他们给出的解释虽然能揭开这个词的英文涵义和指代义，但我仍找不到贴切的中文词汇与之相对应。中文译者们参考德沃金《法律帝国》一书将其翻译成“命题”，我认为很好的将proposition的涵义表述出来，并较好的体现出其学术性和专业性，这种译法使我茅塞顿开。

3、对国内法学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法学界中，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法理学、特别是法学方法论分支学科和领域，对普通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如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的问题，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的公法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的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等已进行了很多的探索，译注有列维的《法律推理引论》、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等，专著有张保生的《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张志铭的《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期刊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等，而《普通法的本质》这一译注的面世也将为法学界提供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外，此书中对法院的社会职能，道德规范、政策、社会经验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也不失为这些领域研究的资料之一。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9

关键词: 理工科类院校 普通话教学 现状 改革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规范化,是汉语发展的总趋势,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是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在信息化时代,普通话表达能力被视为高校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学生的内在素质的体现,对于理工科类院校的学生来说,普通话是学习和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能说流畅的普通话,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在求学、求职和事业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顺应社会的需要,许多理工科类高校也开设了普通话课程,然而,在教学的现实情况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好的情况普遍存在。针对这些情况,普通话教师应该积极探索符合理工科类院校学生发展需要的教学新思路。

一、理工科类院校普通话教学现状分析

1.对普通话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学院的重视程度不够。理工科类专业侧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相对忽视了对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许多理工科类院校不是把普通话课程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一种手段,作为一门选修课,而是学生通过普通话测试前的培训课,仅安排二十个课时量。在这么短的课时内,老师要讲授普通话的语音训练、篇章朗读、口头说话等多方面的内容,只能是点到即止,浮光掠影,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展开教学内容。学校对于普通话课程的投入也极其有限,没有专门的语音教室用于教学,也缺少语言鉴赏型的音像制品。②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师范院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成为教师,因此对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要求是至少达到二甲级别才能毕业,而对理工科类院校的学生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学生意识不到普通话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起来也缺乏足够的动力。近几年,教师资格证、导游证、公务员招考等把普通话等级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大学生越来越感受到普通话等级证书在就业中的作用,学习目的变得功利和实用,他们将通过普通话测试而不是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来作为学习普通话的目的,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现象。③老师的重视程度不够。理工科类院校的老师们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认为学生只要学好自己的专业,能做好实验就行。对于学生的普通话是否标准,表达能力强不强则缺少关心。

2.学生基础差,底子薄。理工科类的学生本身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质较之文科类的学生要差,在学校里重视的课程又都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致使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得不到提高。许多来自方言区的学生,说起普通话来方言方音相当严重。在实际的测试当中,较为常见的字很多同学都有不认识或是音调不准的情况出现,这表明理工科类学生的文字功底较差。

3.师资力量薄弱。理工科类院校里文科类的教师偏少,而专门的普通话语音教师的普通话要达到一乙以上水平,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普通话授课教师都是由取得资格的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4.教学方法落后单一,缺乏针对性。普通话课程采取大班授课,一位教师要负责一两百的学生,只能采用大课堂集体性训练的授课方式。在教授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发音时,一般都是由教师示范朗读,学生跟读,课堂容易感觉枯燥无味。班上学生来自不同的方言区,每个人的语音面貌和难点问题都不一样,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常常是普通话水平高的学生吸取不到新的知识,难以进一步提高,而水平差的学生又得不到有针对性的训练,语音问题得不到解决。

5.缺乏良好的普通话氛围。学生一离开课堂,几个老乡聚到一起,就开始说家乡话。学校缺乏一种以说普通话为美的良好氛围。

二、理工科类院校普通话教学改革探讨

1.丰富普通话课程教学内容,提高学习兴趣。教育学研究表明“只有当外部的教育因素触及到学生内在的需求时,才能使受教育者处于一种积极的接受状态中”,也就是说,在普通话教学当中,只有让学生感到学了有用,他才会愿意学,想学好。而目前大多数院校使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指导用书作为普通话教材,虽然有针对性,但从内容上来说相对简单枯燥,都是字、词语、句子及短文的训练,学起来很容易失去兴趣。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应该加入优秀作品鉴赏、经典诵读的内容,如名人的演讲、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华颂》节目的视频等,通过学习优美的文章,播放优秀播音员的朗诵带,让学生充分感觉到语言文字的韵律之美和艺术之美,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文学修养。在讲到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语流音变等内容时,可以选用多样化的训练材料,培养普通话语感,改造学生的发音习惯。如讲到鼻音和边音、平舌音和翘舌音、前鼻音和后鼻音等难点音时,可以选用绕口令、诗歌、影视经典对白等训练材料,让同学们练习。

2.以学生为本,创新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为达到一定教学目标而采用的教学方式、途径和手段,它直接影响着教师教学信息的传递和学生对教学信息的接收,是影响教学效果好坏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实际的授课中,有些方法被证明是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普通话水平的:①将大班授课与小班授课结合起来。在讲授语音的基本知识时,采取统一讲授的方式。在做具体的训练时,可以将有共同难点音的学生,如不能区分鼻音和边音或是不能区分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学生分成小组,有针对性地纠正他们的发音,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来选择教学内容,选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训练材料进行练习。这样一来,就不会使不具该难点音的同学失去练习的兴趣,发音也能得到显著的改善,学生之间也可以互相指正发音错误,形成探讨学习的良好氛围。②多样化的口语训练方式。许多学生在念单字或是词组的时候,能做到发音准确,但一旦开始念句子,开始说话,就不由得将方言发音方言词汇带进来,使人听起来觉得生硬不流畅。因此要加强口语训练,培养学生们的语感。在课堂上可以选取某一电影经典片段,让学生分角色扮演;也可以就某一话题组织一场辩论赛,让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辩论;还可以就普通话水平测试用的话题,请同学轮流上台讲2至3分钟,讲完后由其他同学来点评存在的语音错误和缺陷。这些方法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也能够促使他们将语音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语言当中来。③运用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动态演示,将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如在讲到语音时,可以将人的发音器官纵切面图投影,让学生了解不同的声韵母有不同的发音部位,以便更好地掌握发音的方法。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像、动画、视频、音乐、音效等技术手段为一体,从不同角度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④要求学生熟读甚至背诵经典篇目。在一遍遍的诵读中,学生将正确的发音牢记于心,也能够培养良好的语感。⑤角色互换,让学生来当普通话测试员。首先介绍普通话测试中的一些基本扣分规则,然后请一位同学到台上读一套样题,其余同学在下面为其打分,最后再由老师进行讲解。在为别人评分的过程中,学生能将学到的有关语音、语调、语流音变的基本理论知识运用起来,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

3.学院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院应该加大普通话课程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专门的语音室,添置语言学习方面的教材及光碟。在引进人才时,有意识地引进优秀的语音教师。对学院已经取得普通话测试员资格的教师也要有意识地提升其演讲、朗诵、辩论等多方面的才艺,以提高普通话教师的综合素质。

4.营造良好的校园普通话氛围。语音的改善和语言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仅仅利用课堂内几十个课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话教学应该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训练相结合,学院通过开展优秀文学作品诵读活动、演讲比赛、辩论赛等多样的课外活动,使同学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语音面貌和语言能力。利用板报、广播站等方式加强普通话的宣传,结合全国的“推普”周开展推普活动,让普通话成为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使全院的师生员工意识到普通话的重要地位,以及拥有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和得体的谈吐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在理工科院校内进行普通话教学,应该针对学生特点,因材施教,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普通话课程的实效性,切实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提高理工科学生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文化修养。

参考文献:

[1]普通话训练与测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普通地质学论文篇10

关键词：高校；成人美术教育；水彩课程；教学；探讨

普通高校成人美术教育由来已久，但是今年随着高校课改，成人美术教学的课程需要得到新的梳理。本文以水彩课程教学为案例，在分析当下普通高校成人美术教育现状的同时引入案例，希望从课程安排、教学目标、教学模式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现有成人美术教育的不足，为新的教育模式开辟路径，帮助成人美术教育在教学过程上获得提升，从而引入现有的美术教学当中，解决其所存在的教学问题。

1 普通高校成人美术教育现状

众所周知，艺术的本质在于其具有的审美特性。审美即主体通过感官对美的对象进行体验和感受，从中获得精神的享受与启迪，艺术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人们的内心体验，人们能够在艺术的独特审美体验中获得心灵的自由，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是艺术之外的事物所无法企及的，也正是艺术审美本质的表现。艺术的审美本质决定了艺术教育的本质也必然是审美的，失却了审美，艺术教育也就失去了主心骨和独立性。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对艺术教育本质属性的理解到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对艺术教育本质的判断，作者向我们娓娓道来，在缜密地分析后对艺术教育的本质下了结论：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艺术教育是审美教育，艺术教育只有突出了其审美本质属性，才能塑造美的灵魂，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本质的澄清对有效实施学校艺术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 水彩课程教学现状

普通高校水彩课程属于热门课程，对颜色的赏析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设计色彩的感受。对水、颜料、工具的掌控有助于学生增强对艺术技巧的掌控性，而水彩本身与国画及油画互通，有一定的艺术联系，因此学习水彩画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基于此近年来水彩课程受到了热追，但是其课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学生感到学习的知识过于狭隘，不能全面了解水彩课程。这是因为在成人美术教育的过程中，教学课程“稀释化”严重，如水彩画课程教学应当从《水彩画艺术史》开始，对水彩画的文化、兴起所处在的年代、近现代的发展进行详细分析，让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水彩画的艺术发展规律，而现代化的快速教学忽略了这一点，只是单纯地从技法上出发，力求教会学生在短时间内如何运用水彩画，从“道”变成了“技”。基于这一点，不难发现，水彩画课程教学在课时安排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现代成人美术水彩画在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临摹、速成、复制”的现象，教师在课堂上并不能起到引导作用，而是如同文化教学一样进行填充式教学，课程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课程一开始就是以讲技法为主，同时要求学生对优秀作品进行临摹复制，考核标准被设定为“临摹优秀与否”。这一现象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将大部分经历投入在技法的学习上，忽略了对于水彩艺术的了解。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艺术课程的教学，尤其是艺术史和文艺史的教学需要学生自我研读与探索，教师能够做到的是在一旁进行引导，引导学生对艺术产生兴趣，而现在的教学，教师完全充当全职教育者的角色，课堂教学没有情景，分析问题过于古板，这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降低。因此，如何帮助教师完善教学制度，帮助学生走出填充式教学，就成为美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思考方向。

3 提升水彩课程教学对策研究

综上所述，水彩课程的弊端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教学方式与课程设定两大方面。作者认为，教师也在其中有一定的教学责任，无论是教学方式还是课程设定最终都是以教师为主导所进行的教育形式，因此要解决普通高校水彩课程成人美术教学问题，从而延伸到所有教学问题，就必须从三个方向出发：第一，结合实践需求和艺术理论需求完善课程设定，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所教学生的艺术文化水平，加深其文化内涵素养，使其在工作当中能够将美术艺术与工作实践相互结合。因此，在进行课程设定时，首先应该重视艺术理论的培养，其次应当重视时间的需求，最后还应当重视实践与理论需求的结合，以这三点构筑成主要的课程设定内涵，拉开课程时序，遵照“433”理论，重新划分课时安排。第二，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激发教师的引导力，提升教师对学生在学习艺术文化知识过程中的辅助力，而并非教师的思想意识灌输，构建合情合理的课堂模式。作为艺术教学，应当将艺与术放在第一位，依托优秀的情景实践帮助学生迅速掌握所学课程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提升学习的效果。最后应当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激发艺术形式与技能实践的相互融合，鼓励教师站在引导的位置，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梳理，帮助学生完善教实结合。

4 结语

普通高校成人美术教育的研究很多，但从教实结合理论上研究的文章并不多。作者依据国外经典著作《审美价值论纲》从艺术与实践的领域出发，从教程与课程安排的角度出发，以水彩画作为案例，以研究整体成人美术教育为出发点进行分析，以教实结合为论证点，重新解读问题。高校成人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成人美术教育中遇到的业余性以及短期学习等问题，对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成人教育又不同于速成班，不能够简单低将基础内容灌输式地传递给学习者。本文以水彩课程教学为例进行深入的探讨，实质上是要针对成人教育的现状和特殊性，剖析重要的教学模式，引导和重塑成人教学的针对性，通过一定期限、短期内容的客观要求，不断地强化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与引导，让成人在加深兴趣，在教学中深入学习。一方面加强理论基础的学习，一方面要保证观念上的正确性，在教学模式的循循善诱和课程体系设置的步步引导下，不断提升学习者的认识和创新能力，从而达到普通高校不普通，成人教育不简单，教学模式齐全完备的新特征。

参考文献：

[1] 黄会林.经典美术读解教程（前言）[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2] A.L.Kroner and Clyde Chuckhole.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n acceptsand Definitions[M] . New York：Random House，1952：71.

[3] Additions.美国传媒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34.

[4] 杜天力.审美价值论纲[J].文学评论，1992（6）：4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