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治论文十篇

成本管治论文篇1

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与“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人说”的理论基础。人的决策不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决定着企业的长期命运。这些决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经理人员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经理人员为增加股东财富制订决策的动机。股东通过董事会聘用经理人员对公司的具体业务进行管理。然而，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却不完全一致。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不会象业主那样尽心尽力。经理人员可能在工作中付出较少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选择适合他们风险与时间偏好而不是股东所希望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本论文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委托—关系的形成、问题的种类、用于削减成本的若干控制机制进行论述并对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所裨益。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论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问题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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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色文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实效性

政治上常用“红色”来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觉悟高、左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红色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创造的特定历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和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红色风情。广义上所讲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建设时期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及其承载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本文着重从广义红色文化的视角来审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旨在充分利用古今中外红色文化资源，实施红色教育，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大学生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切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间性教学。

一、正确认识“本色”与“特色”的辩证关系

“红色”是马克思喜爱的颜色．是共和国国旗和党旗的颜色．也是各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本色”。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形象地说就是“”)，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如何使“红色”更纯正、更鲜艳、更持久、更亮丽、更有魅力，是各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值得思考和探索的一大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本色是“红色”即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本色是特色的前提和基础。保持和弘扬本色，才能创造特色。离开了本色，所谓的特色也就会黯然失色。坚持本色．永葆红色不变，是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的本质规定性，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具体表现。特色则是指区别于其他同级同类学校同行的，具有独特性、创造性、稳定性、优质性的个性与风格。特色是生命，是灵魂。特色是本色的提炼和升华。因此必须在坚持本色的基础上追求特色，要认真分析和总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形成的特点、优势和经验，凝聚力量，塑造精品，打造品牌，挖掘、整合、培育和提炼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要培育的特色应该是比其他同级同类学校同行的更纯正、更鲜艳、更持久、更亮丽、更有魅力的“红色”。使“红色”更加纯正――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遵循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使“红色”更加鲜艳――深化教学改革，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使“红色”更加持久――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效机制体制，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红色”更加亮丽――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影响力、辐射力；使“红色”更有魅力――加强教师修养，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识魅力、人格魅力。一言以蔽之，要在“红”字上做文章、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和提炼出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特色。

二、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红色精神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特区精神、提出的新时期的五种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光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红色精神，曾经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披荆斩棘、奋勇前行。红色精神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永远不会过时。新世纪新阶段，红色精神理应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执着追求、坚守阵地、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诲人不倦的精神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继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努力成为红色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刻苦学习者、深入研究者、积极传播着、模范践行者。一要牢固树立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实事求是、敢创新路．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等红色革命精神，并将红色精神的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过程的始终。这是历史与时代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大职责。二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熟悉掌握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即红色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各种表现形式．如红色歌曲、红色诗词、红色名言、红色格言、红色戏剧、红色歌舞、红色影视作品、红色散文、红色诗词、红、红色书画、红色书信、红色藏品、红色故事等。这是运用红色精神实施红色教育的先决条件。三要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和研究红色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深刻阐明和揭示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教育目的、主体、介体、客体、环体、结果及其各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四要结合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现代传播学、教学法等学科专业知识和原理，科学把握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教育的规律和有效路径。五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坚持实践第一原则，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实际行动让大学生感悟到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魅力和实效。

三、科学设计和实施“红心工程”。锻造一支“红军”队伍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高低。加强和改进师资队伍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2008年9月23日，、教育部各高校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指出：“实行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应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新任教师原则上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具备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工作期间应兼职从事班主任或辅导员工作。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得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可见，、教育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各高校党政领导应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个宝贵的"gI色人才资源”。并依托这一资源，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体性。红色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实质上就是一项“红心工程”。科学设计和实施“红心工程”，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旨在锻造一支"gr军”．即让党放心、让学生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应该是立场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队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扎实、学贯中西、功底深厚的队伍；应该是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的队伍；应该是师德修养好、富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的队伍；应该是老中青结构合理、教学领军人才不断涌现的队伍。嗯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使命。教师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创造性地从事教学。因此，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以方永刚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提高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深入实践，了解学生，提高教学艺术和教学能力；注重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做教书育人的典范；坚持“学术研究无．课堂讲授有纪律”．力图实现“口红”与“心红”的有机统一。

四、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各种红色资源．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各种红色资源，为大学生打造成功人生的鲜艳底色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抢占网络阵地，构筑红色网站。要重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建立教学互动的红色网站，把课堂延伸到网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加灵活、有效和充满吸引力。2构建校园红色社团，凸显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主体作用。要依靠学生，相信学生，发挥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建各种理论社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渗透于各种社团活动之中。3．要举办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校园主题系列活动。如举行红歌比赛、组织红色演讲、朗诵红色诗词及红色格言、表演红色戏剧及红色歌舞、播放红色影视作品、阅读红色文学作品、展示红色书画与红色书信等红色藏品、进行红色专访、讲述红色故事和举办红色论坛等。要深人挖掘蕴藏在各类红色经典当中的时代内涵，提炼其具有永恒价值、巨大魅力和震撼力的思想精华。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红色文学经典《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美术经典《开国大典》、《江山如此多娇》等，红经典《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焦裕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红色电视经典《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恰同学少年》、《潜伏》、《大国崛起》、《百年中国》、《复兴之路》、《世纪伟人》等，红色音乐经典《长征》、《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走进新时代》，红色经典歌舞《白毛女》、《红梅赞》、《绣红旗》等。这些红色经典感人肺腑、动人情怀、催人奋进、激人向上，对大学生具有不可低估的魅力和巨大的鼓舞激励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善于运用这些红色经典资源，使其中蕴涵着的革命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帮助大学生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挫折，砥砺意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4要充分发挥红色实践基地和红色旅游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尽可能创造条件，多组织学生到红色实践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瞻仰革命遗迹，睹物思情，观故思新，以启迪心灵，校正人生航向。开展红色之旅是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实施红色教育时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按照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要求，在坚持统一性的同时，力求教育教学风格和方式的“五彩缤纷”、“色彩斑斓”。因为当今社会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第二，在进行红色教育的时候，还必须对形形的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进行改造、揭露和批判，而不能机械呆板、一味地搞“满堂红”、“红到底”。要讲究方法策略，坚持有破有立、注意贯彻教育的渗透性原则，坚持把深刻的科学真理与巧妙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认知疲劳、审美疲劳。在进行红色教育时，尤其要注意着力增强时尚感，要适应大学生个性特点和心理接受特征，善于将时尚元素注入教育教学过程中，赋予其新鲜的时代气息。

五、以“红色管理”为航灯，以“黄色管理”为镜鉴。以“蓝色管理”为参考。积极探索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

近年来，许多高校为适应迎评创建工作的需要，大力推进教学管理规范化建设，突出教学过程管理。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教学管理的文件、规章制度，教学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譬如严格教师准人制度；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教学工作；实行导师制，专门指导青年教师；制定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范教师的行为；实行集体备课制度；制定课堂教学质量标准；实行听课和评课制度；坚持学生评教制度；实行教考分离制度；加强和改进教研室工作。应该说，为了迎接评估，这些在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管理已实现从经验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和实施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刻不容缓。

成本管治论文篇3

【关键词】 财务治理； 势科学； 利益相关者； 财权； 信息势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6-03

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委托矛盾的深化，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渐渐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财务治理要素、结构、机制、模式及财务治理理论框架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继续研究和拓展。

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倾向于将原本孤立的学科联系起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学科间的交叉地带，运用新视角研究老问题，获得新想法新思路，并且已取得很多创新成果，本文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思路，将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放入“势科学”领域进行诠释。本文希望通过一个研究视角的创新，用中国的原创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及财务治理问题，挖掘势科学与财务治理之间的潜在联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文献回顾

（一）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研究起源于西方，但早期西方学者是从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单独进行研究的，直至1992年《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面世才开启公司治理财务问题的研究。在西方财务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遭遇了三次重大变革，实证研究成为西方财务研究的主流方法，绝大多数财务治理研究都是实证研究，以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为主，探讨融资结构、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经营者激励问题等，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概念、相关理论及财务治理体系构建等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探讨。

至今为止，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已经历四个无法精确划分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中后期的初步认识阶段，我国学者将产权理论引入财务理论，代表观点有：汤谷良的“财务的产权思考”，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治理，李心合的财会治理结构，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思想等。第二阶段是奠基阶段（2000年至2002年），学者们对财务治理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财权、财权配置等概念，虽然成果颇丰，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是理论体系探索阶段（2002年来），随着财务治理内涵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提上日程，多数学者认为财务治理框架构建应该围绕以下因素进行：以公司治理框架为主导，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财务信息为载体，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内容包括财务治理结构研究、财务治理机制研究（尤其是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模式研究。第四阶段是实证应用阶段（2008年来），成果虽然不多，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研究了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的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务治理效应问题。

（二）势科学

势科学是信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与其相对的是已被众多中外学者充分研究的耗散结构。尽管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研究，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熵的对立面“势”，而是用负熵来对其解释，直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李德昌结合传统文化精髓，提出了“势科学”。

势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即信息动力学，与耗散结构相对应，主张在开放系统下而非孤立系统中研究信息作用机制，以变换对称机制的势增原理对应传统的置换对称机制的熵增原理，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而非“差别消减联系，联系缩小差别”，推崇信息人假设，主张对称化管理。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在势科学原理下构建系统强势要求组成元素是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对称化元素。李德昌致力于研究势科学视野中教育、管理及创新问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些领域。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较少，其中，周海洋等（2011）在势科学视角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的融合，分别构建了显隐两个势场，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六维和九维势场。

（三）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财务治理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很少涉及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研究较多，不过尚处于理论的构建初期，并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未来研究空间很大。

国内财务治理相关研究已有30多年历史，势科学研究也历经10余年，然而，至今二者都没有交集。尽管势科学已涉及管理学问题的研究，从管理的不确定性、管理信息势、对称化管理、理性信息人假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未涉及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由于财务治理属于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范围，因而财务管理与势科学的交叉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将对此领域尝试探索性研究。

三、信息人假设与财务治理主体

传统经济学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理性人”假设已无法为自身固有的缺陷辩解。李德昌提出人类不断地从“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变为“信息人”，提出六维信息人假设――货币信息人、权利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信息人、艺术信息人和虚拟抽象信息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外在动物性的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内在信息的储备与体现。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需要市场参与者具备相应的信息含量，信息量越大的主体越能在资本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信息势越强的主体越能影响市场。

随着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务治理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不难看出财务治理主体呈层次化分布、多元化发展趋势。势科学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众多理论中更具有包容性、前沿性，更加复杂，隐含了李德昌的六维信息人假设，将独立的、有差别的个体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差别越大联系越紧，产生的“势”越强，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力更强，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人假设下的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可称为利益相关信息人。利益相关信息人参与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度、谈判能力高低等条件。从信息人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可大体上分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和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和员工等；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债权人、中小股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客户等。整体上看，无论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还是从利益相关角度或是从谈判能力高低角度来看，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的信息势要远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人控制”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中，债权人由于自身固有特点及与企业建立的债权债务契约，相对其他主体而言，更加关注企业财务治理状况，加之我国企业债权人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而，债权人更强“势”，在企业财务治理中所起的监管作用强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小股东势单力薄，但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10年“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小股东的投票成为焦点，决定了投票的最终结果，在事关企业未来的争夺战中，小股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信息势与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什么是财务治理客体”存在不同声音：张敦力认为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油晓峰认为是财务冲突；大多数像伍中信、杨淑娥等学术专家都赞同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

势即导数，即将复杂的现实用简单的字或符号抽象表示，用以表达其中的内涵，使得大量的信息得以在最短的路径传播，途中尽可能少地损失势能，避免信息传播过程中噪声的干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务冲突只是客体中的某一方面，而财权是财务治理众多客体的一个抽象概括。“财权”两字内涵的信息更多、更广、更复杂。复杂即信息量、信息势，“复”即联系，“杂”即差别，复杂即差别×联系。财权表现为对财力的支配权，财权与抽象的货币资本和财产权利紧密相连，在产权构成要素中六维信息势最大。因此，财权更适合作为财务治理客体。

如果将企业抽象为人，有钱的人即拥有财力的人，借助高度抽象的“钱”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信息势“摆平”困扰；有权的人即拥有狭义财权的人，通过信息的占有，源源不断地从周围获得信息，增强权力信息势；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往往是大众关注的焦点，通过强大的货币信息势与权力信息势造势，吸引着潜在的关联者，通过信息流的有序流转，拓宽财权的影响范围，减少管理的不确定性。

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财权配置。笔者认为势原理下的财权配置包括财权的分配和分配中冲突的化解，通过财权的有序分配，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权、责、利的平衡；通过矛盾化解，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率。

五、势场与财务治理环境

财务治理不同于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关注宏观制度设计，是对企业战略高度的把控；而财务管理侧重微观运营管理，是对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的操作与控制；战略财务是两者的桥梁与纽带。因而，对财务治理宏观环境的分析可以借助宏观环境分析模型（PEST模型）。PEST模型中的P代表政治和法律环境，E代表经济环境，S代表社会和文化环境，T代表技术环境。财务治理所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是2006年颁布了新《公司法》、新《证券法》、新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通则》等；经济环境是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持续进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现代规范化企业越来越多，资本市场不断成长，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文化环境是企业越来越重视文化，很多企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财务文化是财务观念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目前财务文化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财务文化的树立、推广还有待发展；技术环境是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拓宽了企业信息收集的渠道，提高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可靠性，完善了网络财务软件的性能，降低了企业信息系统的运营与维护成本，为基于财务信息的财务治理提供基本保障。

势场是某种有序事物或信息构成的物质场或信息场，营造一种像电场那样的“势场”，就具备了作功的能力，当势场强大到一定程度，趋于某种临界值时，系统内创新及发展的机遇就会凸现。财务治理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势场，但这个势场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即使有效，起到的可能是正效应、负效应或混合效应，这与企业的类型、性质及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有效的势场，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因此，企业需要分清现有势场的效应如何，其构成要素中哪些是显势哪些是隐势，思考这些因素是否相互对称，如果不对称的话该如何协调从而改进势场的效应等问题。

六、结论与展望

笔者尝试将势科学与财务治理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研究，即将两个有很大差别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符合势科学“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运行机制，验证了“差别越大，联系越紧”。本文回顾了财务治理及势科学的相关研究，从信息人假设、信息势和势场三个角度对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和环境进行了试探性分析，发现势科学与财务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是两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两者共同存在的基石。

通过财务治理与势科学的试探性结合，笔者发现该领域内藏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前景广阔，为此，提出以下五点研究建议，希望学者们能给予关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如下：（1）借助势科学具体分析财务治理相关概念及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打好基础，充实理论内涵；（2）结合势科学对称化原理探讨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财务治理关系网的构建，由简入繁、由无序到有序梳理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信息流转路径；（3）通过势科学的运作机制分析财务治理机制；（4）在势科学指导下进行财务治理框架研究；（5）按照势科学“势――对称――群――和谐”的演化规律分析财务治理内在的差别与联系，发掘潜在的研究对象等。

此外，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势科学尚处于理论构建初期，其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多以描述为主，加之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不同，也是定性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逻辑化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法。然而，采用上述研究方法使得本研究缺乏数据支持、模型论证，对研究结果的支撑力度不足，因此，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可以吸引学者们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德昌.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J].管理学报，2010（4）：489-498.

[2] 苏正建，牛成.债权人财务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合作博弈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4）：52-55.

[3] 李德昌.中国管理情境下的势与复杂――势科学视角[J].管理学报，2011（3）：332-339.

[4] 周海洋，张守凤，李淑萍.基于势科学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融合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97-99.

成本管治论文篇4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 理论基础 核心价值 操作规则 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含义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 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wWW.133229.cOM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政治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有不同的论述。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oecd组织的认识，认为新公共管理就是增强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公共组织的生产绩效，目的是提高人员、发展、合格人才的招聘以及绩效奖励等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二是：“充分利用私营部门”。[4]（p11）胡德(hood)则从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待“新公共管理”，包括七个方面：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的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更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5](pp4-5)欧文.休斯(owen.e.hughes)从一般管理的框架入手得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综合性的框架。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包括战略、管理的内部要素、管理的外部构成要素三个部分。[3](pp64-66)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位，学术界存在两大基本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具有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中提出的“典范”或“范式”（paradigm）意义，是政府管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革。[6]（pp73-8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一种“寻求政府良好治理的一种努力”[7](pp15-21)，是多种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的“交响乐”[8]

鉴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公共行政管理被誉为“借用来的学科”，[9]（p3）而“典范”这一概念作为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相对于逻辑学派解释科学结构和科学发展问题的时候提出的，“典范”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不确定的概念，库恩本人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典范”这一词语。为避免“典范”在科学哲学层面的争论。我们打算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概括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和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的提出也是围绕这三个层次进行的。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与传统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和官僚组织(bureaucracy)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这里的经济学主要是指50-6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等）。

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采用“经济人” 假设解释整个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其推论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应该最大化，政府的作用应该相应的减少，建议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不具有更好的责任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灵活性，需要向灵活的、负责的、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机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源于科斯(coase.r)引入交易成本概念对企业组织和市场边界的研究，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扩展，交易成本泛指“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10]（p8）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成本比较的角度研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认为“在公共部门，如果采用签约的形式来降低行政经费并且造成某种竞争，将有可能使某些交易付出较低的成本。”[3]（p16）

委托理论旨在探讨人和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和监督问题，为了减少公共部门的问题，新公共管理强调诸如合同等市场化方案的运用。

最后，私营部门的管理也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20世纪末，人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信息化、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私营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私营部门为了适应环境，很快进行了管理变革，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获得成功的巨大影响下，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诸如绩效评估，目标管理，灵活化的组织、弹性的组织模式、人力资源开发等，形成了重视结果，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2、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以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如下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首先，人性假设是组织分析和行为分析的起点，新公共管理采用经济人的假设，导致对传统约束规则、激励规则的再思考和再评价。使得传统上重视组织理性的官僚制规则转向重视个体理性的市场规则。通过市场这种成本——收益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行政（administration）人员转化为管理(management)人员，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结果负责。

其次，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模式。改变福利国家的过渡干预，还权于社会，严格限制政府的界限和规模，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化是其主导方案，就是将公共服务的提供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改变传统上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模式。

再次，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限制政府的边界和规模这一逻辑一致。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战略管理，确定组织的目标和重点，制定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分开，政府主要从政策和战略层次上进行管理。而让具体的执行事务交给市场解决。于是政府通过公共关系，与外界组织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与非政府部门积极协调，与公众和新闻媒体良性互动成为新公共管理的题中之意。

最后，政府内部的管理价值、原则、机制的重新审视，进行“重塑政府”。在政府的管理当中引入私人管理模式。一是“重理”观念的引入，“重理”即“为了显著改善严格当代意义上的业绩指标，如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而在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重新设计管理程序”[11](p32)。二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公务员中立的原则提出挑战。三是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调整，政治对行政官员具有很大的决定力量和影响力，公务员不再是传统上的政策的执行者，公务员需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公务员直接和公众接触，对自己的管理责任负责，公务员与政治家之间通过合同进行管理。

3、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市场化的操作手段，一个方面是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诸如规范政府产权；放松管制：出售国有单个企业或资产。另一方面是将公共活动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转包出去。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去，以私人与私人的竞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竞争、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12]（p63-68）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

与市场化的逻辑要求相一致，政府对于自身的管理和对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发生了众多的变革。在自身管理方面：政府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平面化的趋势发展.比如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the next steps）和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等。政府进行管理流程的再造，核心在于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诸如采用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成本核算、财务控制、绩效预算、绩效工资等，英国的雷纳评审（rayner scrutiny programme）和财务管理新方案(fmi)，澳大利亚的高级文官绩效评估等等都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方法。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有许多具体的操作办法，诸如，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制定政策标准，保障市场秩序，放松管制等。

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可以列举出许多。这些操作规则以市场价值、私营企业管理价值作为核心。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从提出到实践一直面临着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总体上由理论上的批评和实践上的批评构成。理论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提出批判性的分析和见解。实践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承诺与具体操作规则的真实效果之间的反差和距离而提出。

（一）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前面已经论述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对此的批判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二是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三是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

1、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借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公共组织，分析的起点就是经济人假设，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问题。经济人的动机并不代表政府组织中政治官员和官僚的真实动机，人会在群体中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组织实质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和网络。[13]（p321）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其次，经济人假设所造成的组织管理的约束和激励问题。经济人假设要求按照“胡萝卜加大棒的约束激励机制”。这忽略了官员的伦理和自律在约束官员行为方面的重要性,“欺诈、腐败、内线交易等似乎已成为地方性的流行病。”[3]（p296）同时经济人假设使政治家和官僚在公众面前变成了不受尊重的人，官员的士气受到影响，“士气不振的工作者显而易见不能有成效的工作。”[3]（p297）

2、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是公共选择的核心。但对市场的推崇和过渡的宣扬，使得新公共管理的陷入了一条腿走路的误区。波利特（politt.christopher）据此认为新公共管理是新右派考虑国家问题的“令人欢迎的面孔”[14]（p.vi）

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除了指责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外。还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崇拜的弊端。

首先，市场本身是不完善的，新公共管理从市场出发指出了政府的缺陷，但是，市场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和政治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假设条件的缺失直接造成了“市场失灵”。同时如果市场发挥作用的环境不健全的话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的援助，强调良好的治理和“善治”，发展中国家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时候出现的诸如腐败、政治化、合同实际上难以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就与新公共管理的适用环境相关。片面的市场崇拜是新公共管理的难以应对的挑战和批评。

其次，市场的基本价值是效率，但是效率并不是公共部门和社会的唯一的价值追求，用单纯的效率价值忽略甚至替代其他的价值（诸如作为公平的正义、民主、公民权利、公众参与等），有悖于公民对政府的要求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把英国拖入了“相互倾轧的50年代”[15]（p100）

复次，市场的适用性问题。市场机制是以平面化的方式组织私营企业，并且需要政府的政策提供市场的游戏规则，“将市场机制运用到行政组织和管理当中不能不顾及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机制。”[7]（pp15-21）否则很容易造成失败。

最后，市场崇拜忽视了政府、社团、第三部门等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特殊作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williamson.o）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交易活动都少不了被称作 “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可以通过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90年兴起的治理理论认为社会的网络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导致了市场和等级官僚制这两种协调方式都失败了，需要多种社会组织通过网络化的组织，通过谈判和协调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

3、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对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基础的批判与人们对市场的批判类似，主要针对私营企业管理的局限性、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对于公共部门的适用性等方面。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区别是进行批评的基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时间观点、绩效衡量、人事限制等方面存在差异，[16]（pp339-346）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移植到政府当中去会遇到许多麻烦，甚至造成混乱和冲突。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批判。

首先是对市场化方案的批判性审视，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 out)[3]( p292)。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可能使成本提高，私人组织在没有竞争和没有市场的情况很难有很高的效率。民营化和签约外包使合同的执行和责任的追究变得复杂和难以实现，需要许多技术和政治问题解决，同时还容易造成公共工程中的合谋和贪污腐化。

其次，私营企业的技术运用于公共部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和弱点。新公共管理“接受一种超组织的视角，没有注意到不存在控制的情况下如何让协调共同的目标”。新公共管理“沉迷在目标管理当中，忽视了信任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但是不适合跨组织的网络”。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竞争和调控之间存在矛盾。”[17]（p100）新公共管理使得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加强导致行政的公正性和公共性很难保障。

最后，新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在实践中的效果“尚未得到验证”[3]（p304）在实际当中新公共管理的方案推行和执行并不像政治家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遇到了众多难题，对于难题的解决和实践效果的检验还需要一个过程。“重塑政府”去向何方？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18]（pp37-39）

三、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

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治理(governance)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治理”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操舵”一词，原意是控制、指导或操纵。长期以来，governance一词专用于“国家公务有关的法律的执行问题，或者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5]（p55）。20世纪80年代治理成为广泛运用的词汇，不光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管理学还涉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

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原因，首先， 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19]（p218）要求有新的组织方式和协调方式。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治理。其次，国际金融机构在借款问题上从经济主义转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治理成为他们常用的概念。战后重建运动、对全球化和超国家组织的管理也是治理常常指称的领域。最后，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国家统治领域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传统的统治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是治理出现的重要原因。

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指导和反映集中的体现了治理出现的原因和背景。首先，“把治理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根源在于对社会科学流行的一些过于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否定。”[15]（p56）比如，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比较制度分析扬弃了市场与政府；政治学扬弃了私与公；国际关系扬弃了混乱无序与主权。其次，系统论的整体思想、开放思想、演化思想；以及与系统论相伴随的自组织理论、协同论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驾驭复杂、多变的组织的理论参照。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终于导致了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的提出。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一个充满含混和多种含义的概念和理论。以致于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0]（p53）人们在多层面、多领域和多层次上使用治理这一概念，鲍勃.杰索普认为治理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狭义的治理就是自组织（self-organizing）的协调方式。广义的“治理可以指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20](p53)罗伯特.罗茨归纳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作为善治、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作为自组织网络。[17]（p86）

笔者认为作为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应该包括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具体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替代与超越。罗伯特.罗茨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治理的一种形式，并将治理在不同领域的用法进行了概括，这样的确触及了治理的外延，但并没有阐释治理的内在机制、理论基础和相对一致的操作规则，因此很难从总体上形成治理的概念。笔者比较同意鲍勃.杰索普的意见，认为治理就是协调组织活动的多种方式，它们构成网络关系，这些网络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进行协调。

治理直接构成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或者说扬弃了新公共管理。所谓替代或者扬弃就是说，治理包含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但是只是把它作为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治理本身具有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范围、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以及操作规则与手段。

1、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替代。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私营企业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基础是比较广阔的，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等众多的学科当中的理论和思想，比如经济学当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就主要运用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以致于tce有时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一脉。[21]政治学对统治和治理的区别；管理学对治理与管理的区别[22]（p128）；系统论对组织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研究；自组织理论对组织之间协同和控制机制的研究都构成治理理论的基础，成为分析公共管理问题可资借鉴的视角、方法和观点。

这些众多的理论当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治理的理论基础截然分开，其中也有重合的部分，比如两者都垂青新制度经学，都喜欢使用交易费用理论，但是治理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主要不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用来论证市场崇拜的，而是用来论证组织之间的选择和替代，认为在行动的网络中没有唯一的优势组织和活动方式，而在不同的情景下需要组织之间的相互替代和协调。比如，90年代兴起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就在于强调制度的多样性和替代性。

这些理论中有一部分是与新公共管理不同的，是在对管理环境变化考量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观察和解释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本来是对复杂、有机、多样的自然现象研究形成的知识体系，对社会和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使得人们发现这些现象具有相同的运行机制，因此这些本来属于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变成了治理的理论基础。

2、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有两条，一是，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市场崇拜，政府卸载，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运用与市场适应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原则进行政府的再造和重塑。新公共管理被称为“新右派意识形态”（new right ideology）就在于新公共管理在市场和政府二分的逻辑基础上，过分推崇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

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理理论扬弃了新公共管理的一条腿走路，将市场和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看作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他们采用合作和“谈判的逻辑”[20]（p61）进行协调。“治理的重新发现有可能标志着这一过程中的一场革命——对过去由国家进行协调遭到失败的事例做出简单周期性的反应；在更晚的一些时候，则是对市场调节失败做出的周期性的反应。”[20]（p59）

其次，治理理论扬弃了管理理论，将治理和管理看作不同的概念，治理与管理的内容和范围、机制是不同的，治理超越于管理。

治理和管理的内容不同，打个比方说，治理是决定到哪儿去（where to go）;而管理是决定怎样到哪儿去（how to go）。“治理被看作机构的内在性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外部性和组成要素的监督有关。而管理是采取或监督采取明智的手段完成某些目标的行动。管理阶层主要关心在以具体的时间和既定的组织具体的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管理的中心则是内部的；治理一个开放的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历史任务导向的。”“所有与管理从而与控制的分离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22]（p128）

治理与管理的范围是不同的，治理是社会系统要素之间的协调，对话和谈判要求广泛的共识和参与，治理的范围涉及广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协调的方式达到协调增效。而管理是一种理性结构，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绩效评估、人力资源开发，要求一种规范和结构使得目标得到实现。管理的范围没有治理广泛。治理涉及“关于规则的游戏”（”games about rules”）而管理涉及“遵守规则的游戏”（’games under rules’）。

治理和管理的机制不同，新公共管理被波特利（politt.christopher）等人认为是“新泰勒主义”。重视效率的逻辑而忽略感情的逻辑，重视程序理性而忽视对话理性，核心在于通过测量绩效和控制以期待获得最佳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也就是说新公共管理“被关于效率和经济的价值所支配”，对于求得“诸如正义、代表性和参与等等不是被剔除出议程就是被视为高产的阻碍。”[14]（p138）新公共管理的内在机制不能容纳正义、代表和参与的价值。而治理是以“反思的理性”[15]( p65)为基础。治理实现的机制是网络化的协调和自组织，包括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谈判和对话形成共识，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协调增效。

3、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操作手段和操作规则的替代和超越。

治理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操作手段与规则既体现了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差别，也体现了治理理论所凭借的广泛的理论支持。

首先，治理的操作手段和规则的多元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市场化方案和重塑政府措施只是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治理通过衡量政府、市场、自组织网络等不同的协调形式的优缺点，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化协调达到公共事务处理的最佳状态。

其次，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多层次性，治理的总体特征在于自组织的协调，这一自组织的协调包括人际层次、组织际层次和系统际层次，不同的层次需要不同的操作规则和手段。在人际层次，人们的交往是直接和简便的；在组织际层次，通过成员间的谈判和协商为基础确定具有明确任务的战略联盟；在系统际层次，系统通过“降低噪声”和“负面协调”形成共同行动的纲领。[20]（p62）

最后，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当中所运用的操作规则与手段都是静态的、简单的单一的。然而在治理理论中，治理借鉴了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协同论、混沌学等自然科学在研究复杂现象时所用到的基本概念，尝试用这些概念形成治理的可操作的规则与手段。在动态性方面，熵、均衡、干扰、相互影响、干预等被用来形成治理在处理动态性时的操作工具和手段；在复杂性方面，约简和选择、结构化与操作化成为处理复杂性的工具和手段；在多样性性方面，通过考察系统本身的各个方面，例如计划、目标、权利等形成治理的可操作性工具。[21]（p218-230）

当然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还是很不完善的，治理理论因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核心价值和思想的多元性，操作规则和手段的抽象性，很难形成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的相对固定的一套管理理念和模式。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需要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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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ublic management facing challenge ,criticism and substitutive mode

成本管治论文篇5

关键词：治理理论；我国政府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40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065-02

1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1.1　治理理论的涵义和特征

(1)治理的涵义。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民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定义，既包含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含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从行政学的角度看，治理理论则强调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公共行政。

(2)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根据治理的涵义和内容，治理理论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①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杜会权力的中心。因此，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②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而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③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

④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有责任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以不断地提高管理的效率。

(3)治理理论的目标。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入，人们对治理的目标追求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善治做为治理的终极目标。

善治，又称有效治理或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它更强调政府的责任与回应、公民的参与权利以及民主理念的实现。

1.2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

治理理论在关注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的同时，对政府角色给予重新定位，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政府理念。

(1)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当代社会中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政府不能成为全能政府，政府必须进行改革，成为“有效政府”。政府要把社会力量办不好只能由政府管理的事情认真管理起来，并努力管理好。把社会能管理好的事务尽量归还给社会管理。

(2)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善治理论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善治理论认为，治理公共事务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共同协商、良好合作、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现。

(3)对公共物品提供和生产的区分，是治理理论制度创新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出于政治、法律和道义的责任，须对保证国计民生和社会持久发展的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予以提供；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修正由政府独家垄断而造成的外来压力缺少、成本控制机制匮乏和服务品质低下的问题，以提高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效率。政府提供某类公共物品，并不等于必须由政府来生产此类公共物品，政府可以借助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来生产这些公共物品。政府可通过订立契约、补贴、税收政策等手段将一部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让渡给社会组织和民营组织承担，以其成本、技术和竞争等优势，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率、品质更高的物品和服务，同时也降低了政府与公营部门的支出规模，最终形成公民自主服务与民营、政府服务相结合的、多中心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

1.3　治理理论评述

从政治倾向上看，治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治理理论其最近的渊源就是极端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上都持一种强烈的反国家、反政府的态度。从经济发展来看，治理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这种相对否定的理论倾向往往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从文化接受性来看，治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观念，这意味着对于处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可也不能直接照搬照抄治理理论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必须要有所鉴别，有所抉择。

2　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综述

2.1　中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历程

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78年起我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体制改革运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治道变革实践，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1)1982年――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千部年轻化。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

(2)1988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

(3)1993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4)1998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鉴于当时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

(5)2003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

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6)2007年――大部制改革。

2007年的大部制改革主要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制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是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化。

2.2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实践及其成果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治理的道路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治理培养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准备了法治与德治的文化基础，进行了社会自治和政府改革的伟大实践，开创出一条政府主导型的特色治理之路。主要表现在：

(1)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努力，为中国实现善治构筑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2)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为善治在中国的实现准备了文化基础。治理与善治是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新型统治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基础。而法治与德治治国方略的提出，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3)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是治理与善治思想在中国实验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在社会自治和政治透明方面取得的突出性成果。

3　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究竟其适用性如何，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对中国具有借鉴价值。何增科先生认为，“治理和善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于研究、总结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成就极为有用”。徐勇教授认为：“尽管治理是在西方社会语境下发展并被赋予不同含义，但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分析概念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其独到价值，只是我们必须将这一词汇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并且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将治理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公民社会和村民自治方面。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适用性问题。可以看出，治理理论包含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政策参考的价值，但是逸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选择地吸收和运用。作为一种并非本土产生的政府和行政理论，治理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仍然需要考察。借鉴治理理论的有用部分，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提出如下启示：

(1)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这方面的改革一直来为我国政府所重视，多年来的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以及行政法制建设等基本上属于这个范畴。

(2)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合作。除了要理顺政府组织内部的结构与相互关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历来有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要改变这种状况，顺利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就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包括国际组织、志愿者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

(3)重视公民的参与管理积极性，实现管理民主化。公民参与管理是一种公共行政治理改革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公共行政改革也应该考虑到公民的实际需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逐步实现管理的民主化。要大力发展和支持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等行政民主化的实践，并逐步健全人民参与管理、监督公共行政的系统配套制度。

成本管治论文篇6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职能和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进入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家。[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有不同的论述。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OECD组织的认识，认为新公共管理就是增强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公共组织的生产绩效，目的是提高人员、发展、合格人才的招聘以及绩效奖励等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二是：“充分利用私营部门”。[4]（p11）胡德(Hood)则从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待“新公共管理”，包括七个方面：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的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更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5](pp4-5)欧文.休斯(Owen.E.Hughes)从一般管理的框架入手得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综合性的框架。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包括战略、管理的内部要素、管理的外部构成要素三个部分。[3](pp64-66)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位，学术界存在两大基本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具有库恩（ThomasKuhn）在革命中提出的“典范”或“范式”（Paradigm）意义，是政府管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革。[6]（pp73-8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一种“寻求政府良好治理的一种努力”[7](pp15-21)，是多种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的“交响乐”[8]

鉴于行政管的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公共行政管理被誉为“借用来的学科”，[9]（p3）而“典范”这一概念作为科学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相对于逻辑学派解释科学结构和科学发展问题的时候提出的，“典范”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不确定的概念，库恩本人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典范”这一词语。为避免“典范”在科学哲学层面的争论。我们打算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概括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和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的提出也是围绕这三个层次进行的。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与传统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和官僚组织(Bureaucracy)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这里的经济学主要是指50-6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等）。

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采用“经济人”假设解释整个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其推论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应该最大化，政府的作用应该相应的减少，建议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不具有更好的责任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灵活性，需要向灵活的、负责的、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机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源于科斯(Coase.R)引入交易成本概念对组织和市场边界的研究，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扩展，交易成本泛指“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10]（p8）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成本比较的角度研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认为“在公共部门，如果采用签约的形式来降低行政经费并且造成某种竞争，将有可能使某些交易付出较低的成本。”[3]（p16）

委托理论旨在探讨人和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和监督问题，为了减少公共部门的问题，新公共管理强调诸如合同等市场化方案的运用。

最后，私营部门的管理也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20世纪末，人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从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信息化、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私营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私营部门为了适应环境，很快进行了管理变革，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获得成功的巨大影响下，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诸如绩效评估，目标管理，灵活化的组织、弹性的组织模式、人力资源开发等，形成了重视结果，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2、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以学和私营部门管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如下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首先，人性假设是组织和行为分析的起点，新公共管理采用经济人的假设，导致对传统约束规则、激励规则的再思考和再评价。使得传统上重视组织理性的官僚制规则转向重视个体理性的市场规则。通过市场这种成本——收益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行政（administration）人员转化为管理(management)人员，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结果负责。

其次，调整国家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模式。改变福利国家的过渡干预，还权于社会，严格限制政府的界限和规模，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化是其主导方案，就是将公共服务的提供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改变传统上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模式。

再次，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限制政府的边界和规模这一逻辑一致。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战略管理，确定组织的目标和重点，制定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分开，政府主要从政策和战略层次上进行管理。而让具体的执行事务交给市场解决。于是政府通过公共关系，与外界组织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与非政府部门积极协调，与公众和新闻媒体良性互动成为新公共管理的题中之意。

最后，政府内部的管理价值、原则、机制的重新审视，进行“重塑政府”。在政府的管理当中引入私人管理模式。一是“重理”观念的引入，“重理”即“为了显著改善严格当代意义上的业绩指标，如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而在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重新设计管理程序”[11](p32)。二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公务员中立的原则提出挑战。三是与行政关系的调整，政治对行政官员具有很大的决定力量和力，公务员不再是传统上的政策的执行者，公务员需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公务员直接和公众接触，对自己的管理责任负责，公务员与政治家之间通过合同进行管理。

3、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市场化的操作手段，一个方面是将国有出售给私营部门，诸如规范政府产权；放松管制：出售国有单个企业或资产。另一方面是将公共活动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转包出去。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去，以私人与私人的竞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竞争、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12]（p63-68）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

与市场化的逻辑要求相一致，政府对于自身的管理和对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发生了众多的变革。在自身管理方面：政府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平面化的趋势.比如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NextSteps）和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等。政府进行管理流程的再造，核心在于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诸如采用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成本核算、财务控制、绩效预算、绩效工资等，英国的雷纳评审（RaynerScrutinyProgramme）和财务管理新方案(FMI)，澳大利亚的高级文官绩效评估等等都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有许多具体的操作办法，诸如，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制定政策标准，保障市场秩序，放松管制等。

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和发展家的实践中可以列举出许多。这些操作规则以市场价值、私营企业管理价值作为核心。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从提出到实践一直面临着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总体上由理论上的批评和实践上的批评构成。理论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提出批判性的分析和见解。实践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承诺与具体操作规则的真实效果之间的反差和距离而提出。

（一）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前面已经论述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对此的批判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二是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三是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

1、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借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公共组织，分析的起点就是经济人假设，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经济人的动机并不代表政府组织中政治官员和官僚的真实动机，人会在群体中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组织实质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和。[13]（p321）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其次，经济人假设所造成的组织管理的约束和激励问题。经济人假设要求按照“胡萝卜加大棒的约束激励机制”。这忽略了官员的伦理和自律在约束官员行为方面的重要性,“欺诈、腐败、内线交易等似乎已成为地方性的流行病。”[3]（p296）同时经济人假设使政治家和官僚在公众面前变成了不受尊重的人，官员的士气受到影响，“士气不振的工作者显而易见不能有成效的工作。”[3]（p297）

2、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是公共选择的核心。但对市场的推崇和过渡的宣扬，使得新公共管理的陷入了一条腿走路的误区。波利特（Politt.Christopher）据此认为新公共管理是新考虑国家问题的“令人欢迎的面孔”[14]（p.vi）

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除了指责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外。还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崇拜的弊端。

首先，市场本身是不完善的，新公共管理从市场出发指出了政府的缺陷，但是，市场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和政治环境、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假设条件的缺失直接造成了“市场失灵”。同时如果市场发挥作用的环境不健全的话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的援助，强调良好的治理和“善治”，发展中国家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时候出现的诸如腐败、政治化、合同实际上难以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就与新公共管理的适用环境相关。片面的市场崇拜是新公共管理的难以应对的挑战和批评。

其次，市场的基本价值是效率，但是效率并不是公共部门和社会的唯一的价值追求，用单纯的效率价值忽略甚至替代其他的价值（诸如作为公平的正义、民主、公民权利、公众参与等），有悖于公民对政府的要求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把英国拖入了“相互倾轧的50年代”[15]（p100）

复次，市场的适用性问题。市场机制是以平面化的方式组织私营企业，并且需要政府的政策提供市场的游戏规则，“将市场机制运用到行政组织和管理当中不能不顾及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机制。”[7]（pp15-21）否则很容易造成失败。

最后，市场崇拜忽视了政府、社团、第三部门等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特殊作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Williamson.O）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交易活动都少不了被称作“治理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可以通过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90年兴起的治理理论认为社会的网络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导致了市场和等级官僚制这两种协调方式都失败了，需要多种社会组织通过网络化的组织，通过谈判和协调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

3、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对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基础的批判与人们对市场的批判类似，主要针对私营企业管理的局限性、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对于公共部门的适用性等方面。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区别是进行批评的基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时间观点、绩效衡量、人事限制等方面存在差异，[16]（pp339-346）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移植到政府当中去会遇到许多麻烦，甚至造成混乱和冲突。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批判。

首先是对市场化方案的批判性审视，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3](p292)。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可能使成本提高，私人组织在没有竞争和没有市场的情况很难有很高的效率。民营化和签约外包使合同的执行和责任的追究变得复杂和难以实现，需要许多技术和政治问题解决，同时还容易造成公共工程中的合谋和贪污腐化。

其次，私营企业的技术运用于公共部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和弱点。新公共管理“接受一种超组织的视角，没有注意到不存在控制的情况下如何让协调共同的目标”。新公共管理“沉迷在目标管理当中，忽视了信任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但是不适合跨组织的网络”。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竞争和调控之间存在矛盾。”[17]（p100）新公共管理使得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加强导致行政的公正性和公共性很难保障。

最后，新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在实践中的效果“尚未得到验证”[3]（p304）在实际当中新公共管理的方案推行和执行并不像政治家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遇到了众多难题，对于难题的解决和实践效果的检验还需要一个过程。“重塑政府”去向何方？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18]（pp37-39）

三、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

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治理(governance)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治理”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操舵”一词，原意是控制、指导或操纵。长期以来，governance一词专用于“国家公务有关的的执行，或者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5]（p55）。20世纪80年代治理成为广泛运用的词汇，不光涉及学、国际关系学、学、管还涉学等广阔的领域。

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原因，首先，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和后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19]（p218）要求有新的组织方式和协调方式。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治理。其次，国际机构在借款问题上从经济主义转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治理成为他们常用的概念。战后重建运动、对全球化和超国家组织的管理也是治理常常指称的领域。最后，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国家统治领域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传统的统治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是治理出现的重要原因。

作为对实践的指导和反映集中的体现了治理出现的原因和背景。首先，“把治理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根源在于对社会流行的一些过于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否定。”[15]（p56）比如，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比较制度扬弃了市场与政府；政治学扬弃了私与公；国际关系扬弃了混乱无序与。其次，系统论的整体思想、开放思想、演化思想；以及与系统论相伴随的自组织理论、协同论的，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驾驭复杂、多变的组织的理论参照。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终于导致了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的提出。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一个充满含混和多种含义的概念和理论。以致于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0]（p53）人们在多层面、多领域和多层次上使用治理这一概念，鲍勃.杰索普认为治理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狭义的治理就是自组织（Self-organizing）的协调方式。广义的“治理可以指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20](p53)罗伯特.罗茨归纳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作为善治、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作为自组织。[17]（p86）

笔者认为作为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应该包括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具体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替代与超越。罗伯特.罗茨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治理的一种形式，并将治理在不同领域的用法进行了概括，这样的确触及了治理的外延，但并没有阐释治理的内在机制、理论基础和相对一致的操作规则，因此很难从总体上形成治理的概念。笔者比较同意鲍勃.杰索普的意见，认为治理就是协调组织活动的多种方式，它们构成网络关系，这些网络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进行协调。

治理直接构成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或者说扬弃了新公共管理。所谓替代或者扬弃就是说，治理包含了新公共管理的但是只是把它作为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治理本身具有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范围、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以及操作规则与手段。

1、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替代。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私营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基础是比较广阔的，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等众多的学科当中的理论和思想，比如经济学当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就主要运用比较合约分析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以致于TCE有时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一脉。[21]政治学对统治和治理的区别；管理学对治理与管理的区别[22]（p128）；系统论对组织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研究；自组织理论对组织之间协同和控制机制的研究都构成治理理论的基础，成为分析公共管理问题可资借鉴的视角、方法和观点。

这些众多的理论当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治理的理论基础截然分开，其中也有重合的部分，比如两者都垂青新制度经学，都喜欢使用交易费用理论，但是治理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不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用来论证市场崇拜的，而是用来论证组织之间的选择和替代，认为在行动的网络中没有唯一的优势组织和活动方式，而在不同的情景下需要组织之间的相互替代和协调。比如，90年代兴起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就在于强调制度的多样性和替代性。

这些理论中有一部分是与新公共管理不同的，是在对管理环境变化考量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观察和解释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科学理论本来是对复杂、有机、多样的自然现象研究形成的知识体系，对社会和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使得人们发现这些现象具有相同的运行机制，因此这些本来属于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变成了治理的理论基础。

2、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有两条，一是，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市场崇拜，政府卸载，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运用与市场适应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原则进行政府的再造和重塑。新公共管理被称为“新意识形态”（Newrightideology）就在于新公共管理在市场和政府二分的逻辑基础上，过分推崇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

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理理论扬弃了新公共管理的一条腿走路，将市场和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看作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他们采用合作和“谈判的逻辑”[20]（p61）进行协调。“治理的重新发现有可能标志着这一过程中的一场革命——对过去由国家进行协调遭到失败的事例做出简单周期性的反应；在更晚的一些时候，则是对市场调节失败做出的周期性的反应。”[20]（p59）

其次，治理理论扬弃了管理理论，将治理和管理看作不同的概念，治理与管理的内容和范围、机制是不同的，治理超越于管理。

治理和管理的内容不同，打个比方说，治理是决定到哪儿去（WheretoGo）;而管理是决定怎样到哪儿去（HowtoGo）。“治理被看作机构的内在性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外部性和组成要素的监督有关。而管理是采取或监督采取明智的手段完成某些目标的行动。管理阶层主要关心在以具体的时间和既定的组织具体的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管理的中心则是内部的；治理一个开放的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任务导向的。”“所有与管理从而与控制的分离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22]（p128）

治理与管理的范围是不同的，治理是社会系统要素之间的协调，对话和谈判要求广泛的共识和参与，治理的范围涉及广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协调的方式达到协调增效。而管理是一种理性结构，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绩效评估、人力资源开发，要求一种规范和结构使得目标得到实现。管理的范围没有治理广泛。治理涉及“关于规则的游戏”（”gamesaboutrules”）而管理涉及“遵守规则的游戏”（’gamesunderrules’）。

治理和管理的机制不同，新公共管理被波特利（Politt.Christopher）等人认为是“新泰勒主义”。重视效率的逻辑而忽略感情的逻辑，重视程序理性而忽视对话理性，核心在于通过测量绩效和控制以期待获得最佳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也就是说新公共管理“被关于效率和经济的价值所支配”，对于求得“诸如正义、代表性和参与等等不是被剔除出议程就是被视为高产的阻碍。”[14]（p138）新公共管理的内在机制不能容纳正义、代表和参与的价值。而治理是以“反思的理性”[15](p65)为基础。治理实现的机制是网络化的协调和自组织，包括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谈判和对话形成共识，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协调增效。

3、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操作手段和操作规则的替代和超越。

治理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操作手段与规则既体现了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差别，也体现了治理理论所凭借的广泛的理论支持。

首先，治理的操作手段和规则的多元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市场化方案和重塑政府措施只是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治理通过衡量政府、市场、自组织网络等不同的协调形式的优缺点，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化协调达到公共事务处理的最佳状态。

其次，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多层次性，治理的总体特征在于自组织的协调，这一自组织的协调包括人际层次、组织际层次和系统际层次，不同的层次需要不同的操作规则和手段。在人际层次，人们的交往是直接和简便的；在组织际层次，通过成员间的谈判和协商为基础确定具有明确任务的战略联盟；在系统际层次，系统通过“降低噪声”和“负面协调”形成共同行动的纲领。[20]（p62）

最后，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当中所运用的操作规则与手段都是静态的、简单的单一的。然而在治理理论中，治理借鉴了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协同论、混沌学等自然科学在研究复杂现象时所用到的基本概念，尝试用这些概念形成治理的可操作的规则与手段。在动态性方面，熵、均衡、干扰、相互、干预等被用来形成治理在处理动态性时的操作工具和手段；在复杂性方面，约简和选择、结构化与操作化成为处理复杂性的工具和手段；在多样性性方面，通过考察系统本身的各个方面，例如计划、目标、权利等形成治理的可操作性工具。[21]（p218-230）

当然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还是很不完善的，治理理论因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核心价值和思想的多元性，操作规则和手段的抽象性，很难形成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的相对固定的一套管理理念和模式。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需要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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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篇7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成本管治论文篇8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 权利保障 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①网络时代的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网络政治参与权，而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需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法治化，这涉及到政治参与法治化建设的必然性与原则、具体措施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

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参与式民主的要求，可以促使公务人员按照民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基础。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就要在法律上赋予公民政治参与权。公民参与权是公民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公民通过国家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公民参与权是一类权利的总称，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参加听证、参与民意调查、提出意见、建议权等等。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对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即公民的网络参政权作出规范与保障。保障公民网络参与权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人民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就是维护落实人民的宪法原则。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包括了公民广泛、自觉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网民激增与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网络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必然要受到高度重视。

为加强对公民网络参政的保护，应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法规保障的不足之处。现行法律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不足之处较多，如宪法并没有集中、明确地规定参与权，在有关政治参与的条文明确性方面，宪法的规定尚显不足：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该条没有明确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间是在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实施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因为这种批评、建议若仅在行为实施之后提出，就仅仅起到事后监督作用，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又如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缺乏刚性规定。当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种公众参与的形式，但是其规定普遍缺乏强制性，因此公众参与往往被作为制度创新大力宣传，却难于以制度化形式存在。拿听证来说，《立法法》等仅规定有关机关作出决议、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而对上述形式缺少硬性规定，因此立法应补充规定听证会代表如何遴选、听证意见如何处理等操作规程、不进行听证的法律责任，否则听证程序将成为随意取舍的环节。

上述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足之处说明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需要从各方面完善立法，不仅要针对有关公民网络参政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而且也应完善其他法律中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

网络言论自由原则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由发表言论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形式，因此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言论自由原则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发展进步。目前网络上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这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网络上言论自由原则的运用必须有所限制，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网络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划定一个合理边界。在我国，确定言论自由合理界限的基本依据是《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其他公民与组织的合法民事权利。由于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国家机关利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词语的具体含义不清晰、有争议的特点，以“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名义进行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因此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两个较有弹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划定网络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防止国家机关滥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利。

近年来，有一些不法分子出于各种目的在网上散布各种谣言。网络谣言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的谣言，传播快，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谣言自然不属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完善对其的司法惩处措施非常必要。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处理网络谣言上升到刑法层面，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细化的规定，例如对相关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区分，提出明确的量化标准;提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从而为用刑罚手段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根据《解释》等刑法相关规定的反面解释可知，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转发，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损害，也不构成犯罪。如此则《解释》有助于厘清公民信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有效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之，《解释》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最终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进步。《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解释》目前尚属于司法解释层面，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机关可根据《解释》适用的实际情况，择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增强相关规定的权威性。同时未来立法也应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政治参与而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

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原则是指公民在网上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人们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均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民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得违法侵害法律保护的利益。

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是公民依法参与网络政治的前提。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新事物如微博、博客等不断出现，依托网络技术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与规模也日新月异，而我国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使得我国网络和网络政治参与的立法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由于缺失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一直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网民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立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落实公民依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原则的前提。

拟制定的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应是符合网络空间特点的一部专门网络法律。立法应与网络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特点相适应，应适应网络政治参与现状，适时调整各类法律关系，最终为网络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必须立法规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范围、渠道、方法等内容。根据政治学相关原理，网络政治参与内容可主要包括决策参与、立法参与、执法参与、争议裁决参与、监督参与等内容;在政治参与的渠道、方式上，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可建立网络投票、网络政治辩论等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立法亦应完善相关的司法救济程序，尤其要针对网络自身特点创设符合网络空间环境特点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司法救济措施。应注意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更要注意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要在规范网络秩序与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

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

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媒介―网络媒体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有害信息。有害信息是指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违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违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互联网的开放性为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新型土壤，导致一些试图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分子散播的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实际利益，扰乱了网络社会正常秩序，因此有必要对有害信息等进行网络管制以禁止其传播。

禁止有害信息传播原则与网络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冲突。任何国家均没有绝对的网络言论自由，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均受到法律限制。因此，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既要注意保护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要对有害的网络政治参与信息加以限制或禁止传播。但是对网络政治参与有害信息的内涵界定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大，就会损害网络言论自由原则，而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小，就会使禁止有害信息传播的立法目的落空，因此立法要慎重地合理划定有害信息与无害信息的界限。

适度管制原则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些负面的行为，如在网上煽动分裂祖国、散播政治谣言等违法行为也随之而来，它们让人们感受到了网络民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减少网络民主的负作用，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实施适度管制。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非理性等消极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对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有序而适度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网络民主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网络社会中，公民可以选择多种政治参与方式，再加上网络控制的难度较大，极易可能使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要求超越当前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政治体系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加上网络政治参与人数多、网络结构复杂决定了对网络的管理困难。由于网络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是在自由和缺少管制下进行的，任何人都可追逐极端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任意发表言论、进行活动，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中容易出现网民大量的“非理性”参与行为。上述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且非理性特点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危机，易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民众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

第二，需要通过适度管制消除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是不平等分配的，能够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分配获取的“信息强者”往往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利，此种现状决定了有必要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管制。通过管制规范“信息强者”的行为，使其网络行为能合法合理，注意保护“信息弱者”的利益，实现网民政治参与权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嬗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网民间平等的观点交流，实现对话平等，促进网络民主的发展。

对网络的管制不能“为管制而管制”，网络需要适度而有效的管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网络管制需要标准和限度，需要遵循适度原则，把握好管制力度。网络管制过弱会使网络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损害社会利益，而网络管制过强会压制网民参与政治的活力与热情，同样也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因此，进行网络管制时必须平衡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把握好网络管制的尺度、力度与具体措施，应以既可防止网络违法行为、又不至于侵害网民政治参与权利为标准。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需要立法者高度重视与谨慎界定。

结语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各个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贯彻的原则，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尚在完善之中的国家，市民社会不发达而政治国家很强大，政治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为了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法，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必须首先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与言论自由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平衡的需要，在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需要贯彻依法参与原则、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从而依法加强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行使的合理限制与依法规范，但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种种限制也必须适度，以防止对公民正当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利造成妨害，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必须贯彻适度管制原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各个基本原则互相联系、制约，立法者必须注意如何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立法中平衡各个基本原则的关系。

（作者分别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治化路径研究”和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侵权法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k0200、XAGDXJJ0928）

【注释】

①李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行政论坛》，2009年第1期。

成本管治论文篇9

关键词：治理理论；实践；综述

中图分类号：c9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6-04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出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广泛变革，强调市场、企业、ngo和各类公民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合作作用的治理理论逐渐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快速变革条件下表现出的适应性不良等问题，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充分借鉴治理理论及应用实践经验，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内外治理理论及研究

（一）西方治理理论

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管理危机，由于政府“超级保姆”的角色，导致了政府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病，导致公民强烈不满。全球化的深入也使毒品、环境保护、市场垄断等国际问题逐步发酵，种种不可治理性以及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作为新兴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群体，对于弥补市场机制弊端和政府功能失效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①自此，治理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界探讨的理论热点[1]。

西方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政治画卷。从上述关于治理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家们都反映了治理的一些共同特征，即：管理主体从传统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政府职能从职能全能走向治理职能有限；政府与市场，尤其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从单方强制走向自愿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政府更加突出其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及有效性的特征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研究范围也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到治理评价体系等多方面深入。目前，西方治理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重新向现代性回归。明显特征是国家的元治理地位在实践中得到确立，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制度的保障者、公共责任的最终负责者必须居于主要位置，同时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公共服务的方式也得到了反思。二是项目层次上的治理在西方得到高度重视，研究者通过项目来比较等级制、市场和网络的治理绩效，从而找出决定各种治理绩效的那些因素。这种理论意图使得治理理论正逐步成为突破经典理论、开拓新实践领域的旗帜。

（二）国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内最早介绍“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源于1995年发表于“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上署名知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6]。2000年，随着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的出版，该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理论见解，即治理有别于统治，它打破了市场与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传统两分法思维模式，把有效的管理看作两者的合作互动过程，力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同时，我们在看到治理理论的优点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着异于西方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才能实现有别于西方所谓“国家重构”的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建构。

二、治理理论的国内外应用实践

（一）国外实践

20世纪末，治理理论最先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实践领域，并出现了大范围的地方治理创新运动。国外社会治理的应用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等多个领域，其中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的运用与实践经验较突出，值得借鉴。

1.美国——典型的公民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社区并不是作为政府的一个基层管理单元（行政区划）而存在。联邦各

州乃至各个市、镇，都有其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但在社区发展和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了“政府负责规划指导和资金扶持，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社区居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民主的活力，公共服务企业的运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组织的加入引起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化，社区权力的分散最终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化特征。

2.日本——“行政+自治”的合作式治理模式

在日本，民众主要通过大量结社方式（通常表现第三部门或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主要在政府和企业力不从心的治理领域提供帮助，或在其中发挥桥梁和中介作用。1998年，日本制定《特定npo法案》并辅之以一系列管理制度，开启了日本民间组织注册管理制度发展的新时期，让民间组织具备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同时，日本的税法修正案为公民社团的税收优惠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从社区治理看，日本社区治理方面的最大特色在于形成了“行政—自治”混合模式，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干预较为宽松。在城市基层社区层面，最基本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1991年日本国会在修改《地方自治法》时，将町内会作为“地缘群体”写进了该法的附则中，正式确立了町内会的民间地位，表明了政府向民间让渡管理空间、下放权力的意向。日本的社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出国家主导和社会自治相互交织的两重性，使得公民对社区自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3.新加坡——行政主导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新加坡社区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党政强介入，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新加坡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包括国家层面的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以及人民协会，地区层面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层面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以及居民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有关社区建设发展的事务，由政府部门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虽然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中集权色彩较浓，但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新加坡的民间组织乃至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及社会义务工作者等都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构成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体系。

（二）国内实践

从国内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创新实践，部分省市的实践仍然集中在一些生产、生活领域或重大项目上。其中，以杭州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和深圳盐田区社区治理为代表的实践成效较为明显。

1.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

杭州在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提出“社会复合主体”崭新发展思路，将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并进而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在“社会复合主体”系统中，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社会运作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三力合一”，政府在宏观控制和战略决策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企业、社会组织则着力于微观资源配置和生产。鉴于其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革新，“杭州模式”不同程度地被一些城市效仿与借鉴。但由于该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结合中国城市实际，完善复合治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2.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始于1999年，其最大的特点是妥善地处理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一方面创建了标志政社分离的“一会两站”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即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组成的社区组织体系，另一方面直接选举了回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这样，基层政府部门摆脱了部分管理事务，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社区居委会回归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强化了自治功能，淡化了政府管理色彩。在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居民和居民组织、社区服务机构都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新的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也相应建立起来。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对治理理论及相关应用实践的研究，本文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研究：

一是加强对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特色的治理模式。目前，西方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已有20多年

也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是近几年才充分引进治理理论的研究，国内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引进、内涵的解读等方面，没有深入地将该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实践完美结合。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将中国发展情况与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国家背景等做充分比较，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治理道路，而不是照抄与照搬。

二是强化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等在治理理论中的分支研究。治理理论产生后，产生了很多分支研究，比如国际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等，目前国内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理论本身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状况、城市管理状况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相应在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具体的领域范畴进行相关研究。

三是加强对相关实践的跟踪研究，从中不断总结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之母，没有实践，理论便只是理论。目前，西方国家在治理探索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也在针对国情不断地做优化和调整，理论不是一层不变的，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他们产生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我们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并加以跟踪研究，避免走他们所走过的失败的老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国内对治理的实践参差不齐，基本上是小规模、小领域、小项目等范围内的实践，个人认为，目前应继续保持跟踪观察研究，在政府层面也不急于做大范围的实践探索，待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实践经验更多的前提下，再进行大范围探索实践亦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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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篇10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技术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020-03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的系统理解

技术指进行生产活动或其他活动的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是指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任务、要求和性质，为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的目标、强化其功能、保证其质量，在高校思想政治实践中采取的一切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的总和。

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必然要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应包括三个子系统：（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计划、组织、机制等，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实际，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可以阐述为高校思想政治目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方法论管理。（2）对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人员的管理。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的任用、培养、考核等，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不仅包括在行政系统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教辅人员、还包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生干部队伍。（3）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管理。

在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的基础上，系统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集中探索和阐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系统中建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技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队伍管理的技术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过程管理的技术，以作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水平的落脚点，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实效性提供技术支持。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与国际社会全方位的交流更加频繁，以各种方式流入我国的西方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加大，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也面临新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多元化和传递网络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意识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私欲膨胀，产生很多消极负面的东西。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持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网络信息量之大、信息传递速度之快、信息内容的良莠不齐对以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样国际风云变幻、信息多样和交流网络化的条件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还存在许多与高校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系统内部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为：（1）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来看，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体系不够完善；（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队伍参差不齐。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和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人员多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其存在队伍不稳定、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存在知识和业务技能上的缺陷；（3）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务过程中的技术有待提高，管理创新能力不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效果难以保证。此外，目前学校思想政治还存在着单向灌输多、双向交流少，集体受教多、因人施教少等不足，实效性不够，各阶段的思想政治重点和特色不清晰，影响了思想政治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 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是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体系中实用性最强，最贴近实际，对高校思想政治效果影响最直接的要素，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最薄弱的领域。应对新形势、新问题，需从大局出发，克服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利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中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技术、队伍管理的技术和过程管理的技术。要把握思想政治实施方向，优选思想政治内容、方法和途径，减少或纠正思想政治偏差，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技术

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技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从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的方法论、目标论、组织论三个方面来确实提高其技术。

第一，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是一个围绕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进行管理活动的系统工程，要根据党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出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然后层层落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根据总目标和保证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并把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部门和个人考核的依据。其主要环节包括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系统、组织好思想政治目标的实施、依据事先确定的目标做好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检查和评估，如此循环反复，构成一个有序的思想政治目标管理的过程。

第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起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思想政治组织机构，使组织成员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怎样设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结构，是高校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切实提高其思想政治组织管理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设计上要遵循分工协调和权责相称原则：在设计思想政治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时，做到职能与目标的统一、政令统一，既要明确规定每一管理层次和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又要赋予其完成自己职责所必需的管理权限，避免责任落空或“瞎指挥”。

第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就是指导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具体实践的管理观念，它提供的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维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行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有助于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管理，促进学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技术，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决策、自我调节、信息反馈和考核评价几个部分着手。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管理中运用各种方法，从管理科学角度，引入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

2.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选拔、培养、激励、指导、引导、促进和鼓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能，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切实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考核抓起，提高其技术，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提供人才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不仅包括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如分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辅导员等，还包括学生干部队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学生干部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机制。”选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入口，把好入口关是思想政治队伍建设的基础，建立竞争上岗、择优聘用的队伍管理机制是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自觉通过自学和实际工作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高校也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地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教育、培训；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的考核，科学设计考核方案，根据科学公正的考核标准，让思想政治工作者明确自身的优缺点及其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要建立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制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要与职位聘任、晋级挂钩。考核内容包括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程序等，考核优秀者列入学校先进个人的评选序列，并给予奖励。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时也可能会犯错，要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3.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为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诸要素加以监测、改善、控制，使之达到良好状态的过程。正确运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沟通技术。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不可缺少的途径，思想政治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教育和控制等管理职能要通过沟通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沟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有效性，沟通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施过程中的沟通，要达到交流、加强了解、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目的。为了使沟通收到预期效果，掌握沟通技术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善于把握沟通的最佳时机。当发现有某些问题的预兆或者刚发生时，要及时沟通，不失时机地通过沟通解决，不使势态扩大。（2）善于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方式。在注重沟通的说理性、原则性的同时，也注意恰当地选择沟通的场合和方式，发挥环境的特色心理作用，会使沟通事半功倍。（3）要善于控制沟通中的情绪。沟通既是思想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合理地控制情绪、调动感情是使沟通取得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4）要善于倾听。沟通的本质是交流信息，表达是向外传递信息，倾听是向内获取信息。要真诚地倾听他人讲话，要集中注意力，鼓励对方表达心声，并善于从他人的谈话中学习。

沟通的方法，异彩纷呈，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工作，灵活地加以运用，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沟通技术。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授权技术。授权的本质是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分解和下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不同层级有不同的职权，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素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即时性，使授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授权是管理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有效的授权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技巧。授权过程进行得是否科学、恰当，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必须掌握和不断提高授权的技术。

上级领导要克服授权的思想障碍，选择、培养被授权者，并给予鼓励及协助，扶持他们提高本领、用好权力，做到授权权利、承担责任、应得利益的统一。下级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辅导员，常常接受上级的授权，面对多变的、复杂的实际问题，果断、独立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一方面在接受上级的授权的同时，自己也应该认真学习和把握授权的技术，善于培养学生干部，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授予学生干部，让学生干部的队伍形成一个网络。当然，下级在大胆工作、不断创新、积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同时，要主动向上级传递工作信息，接受上级的指导与监督。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授权技术掌握好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疏导工作和人文关怀就时时都在，进而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涉及面广，既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本质、原理、内容和机制的实现，依赖于管理技术的落实和提高。因此，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了系统的理解后，对其三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技术、队伍管理技术和实施过程管理技术作了些探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创新发展，从而提出更好的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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