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30 18:05:28

国际货币论文

国际货币论文篇1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革命。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革命。尽管信息化技术革命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革命,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政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政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政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政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政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些相关的国际问题:中国或是日本应该成为亚洲货币的发起者吗?APEC货币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世界经济需要世界货币吗?

国际货币论文篇2

货币合作的背景

人民币与港币的货币合作不仅服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来自当今世界区域经济货币合作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从合作的背景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欧元的示范效应。欧元的成功启动,无疑是当今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创举。多个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给各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一是内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明确的维持物价目标稳定了欧元区内的通货膨胀预期,市场利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很好的改善了区内的融资环境,提升了整体经济信用水平。二是减少了欧元区内货币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三是由于汇率和货币的一体化,扩大了货币规模,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而且,由于取消了货币兑换,欧元区内货币和资本流动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促进了资本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在外部环境中,由于美国经济和政策等情况的变化,美元不再成为强势货币,欧元对美元汇价的屡创新高更是加大了成功欧元的示范效应。目前,欧盟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5个国家,欧元区的成员国还将呈扩大趋势。货币合作带来的收益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评估货币合作问题。

2.我国的区域经济货币合作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同样引人关注。我国一直热心于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进展最快的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于2002年年底生效,中国与原东盟6国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东盟新成员则到2015年加入到自由贸易区中。正在发展的还有10+3机制和东亚自由贸易区,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而原为政治需要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把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为此承诺拨贷9亿美元启动经济合作。与此同时,清迈倡议、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的运作已经步人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向深度发展。为了争取区域合作的更高收益,我国通过壮大货币体系的规模,增强货币的稳定性非常关键。

3.香港主动加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的经济也历经考验。由于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内地)加人WTO的需要,经济管制己基本解除,香港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经济中自身的一些问题得以暴露。而大陆经济的一枝独秀,给香港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机遇。“引进大陆专才计划”、“香港自由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参加9+2区域合作(由广东省等9个内地省份和澳门、香港两特别行政区参加)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很好的促进了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加速了两地货币合作的进程。

货币合作的条件判断

国际货币合作的形式有很多种,按照货币合作程度的高低可分为三个层次: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和货币单一化。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已经验证了固定汇率、自主的货币政策、受到控制的资本流动二个政策目标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内不可能同时获得,选择货币合作主要是为了突破这一两难困境。但汇率联盟常常因为参加合作的成员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出现汇率变动,这种合作形式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汇率的固定。货币单一化是货币合作的最高程度,目前仅有欧元区成功启动。因此我们不妨以货币合作的中间形式货币一体化来分析人民币和港币的合作问题。

货币一体化一般称为通货区。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固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共同的货币政策。根据凯恩斯货币市场均衡理论:名义货币供给与名义货币需求相等,才能实现货币市场的均衡。汇率的固定前提是要确定两地的均衡利率,而利率的确定,主要考虑的指标就是通胀率、失业率、GDP增长率。我们对两个经济体这三个主要指标作一简单分析。

由于内地经济的规模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因此,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虽然判断数据的趋势需要积累较长期的数据来分析,但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却是近些年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从消费物价指数来看,两地变化趋势非常接近,这与香港与内地接近,消费物品主要由内地提供情况相符。而由于内地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难以统计,内地的失业率较难准确获得。但我们不难推定,随着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劳动要素的流动将更加便利,两地失业率变化情况将基本趋同。

从GDP增长率来看,两地经济周期不尽相同,这也说明香港经济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大,而内地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2002年以后得以加强,有理由相信香港经济的表现将更加趋向于内地。

从建立欧元区的条件来看,两地建立通货区还有许多与之相似条件:一是地理环境相邻;二是目前汇率制度一致,均实行盯住美元制度;三是两地经济规模相加后在世界卜举足轻重;四是两地产品差别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区域内分工;五是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实行通货有助于降低费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着突出的政治优势,两地虽然分属两制,但仍在一国框架,这一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唯两地所有。我们知道,在当今区域经济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来看,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

但根据上述通货区的主要内容,两地也有许多条件并不具备。从宏观上看,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地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所有国家确认,经济运作的基础、调控的手段、管理的要求等尚有较大的差异;香港虽规模不如内地,但人均水平等质量指标远高于内地,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人民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银行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等。从微观上看,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很难在现实中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尚无明确时间表,港币的作用并非人民币可以完全替代。在通货区的四个内容中只能部分的实现。

当前货币合作的政策安排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看,两地建立通货区已具备了一些条件,且在实践上也符合一些基础条件,毕竟通货区的成立较为复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也是长期复杂的。我们在推进两地货币合作中,还要充分发挥港币的作用,近期应主要做好以下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经贸一体化建设。取消两地各项经贸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两地经贸的更大融合,经济体的各项指标应逐步趋同。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1937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地支持了港币汇率体系,堪称两地货币合作的典范。目前,香港是内地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内地是香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两地货币政策的协调,无疑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国际货币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结算 结算货币 人民币跨境结算 【论文摘要】通过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分析,得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受到出口商品的差异性、结算货币的交易成本、出口国的市场份额和经济体的实力、出口国货币的汇率制度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除了要做好技术性的工作,还需要提升出口产品的差异性和质量,加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 国际贸易结算采用哪种货币对于进出口企业来说事关汇率风险、交易成本和经济效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事关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影响力大小以及世界主要物资定价的话语权。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也标志着此种货币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 一、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综述 1.出口商品的差异性、市场地位决定结算货币。美国经济学家Mckinnon(1979)发现在选择何种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因为难以削减国际贸易合同的相关费用,出口商比进口商更愿意以出口国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出口商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出口产品的价格支配能力等因素,影响出口国出口商品的谈判、交涉能力;在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商较进口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以本币计价防止汇率风险。麦金农的这个观点被很多人引用,它是后来的很多贸易结算货币理论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Krugaman(1980)认为在确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时,那些差异性不强,具有很强替代性的行业,出口商为避免汇率引起价格波动,倾向于与竞争者使用同种货币,并且愿意选取彼此熟悉的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某种货币一旦确立了在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就会具有惯性作用;国际贸易商品的同质性会造成凝聚效应,参与国际贸易各方所出口的商品越是具有同质性,在一物一价定律的作用下,就越是会采用具有规模效应的货币来充当结算手段。 Giovannini(1988)在《汇率与交易商品定价》一文中指出,出口商对结算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厂商利润相对于汇率函数曲线的凹凸性,如果厂商在国外市场上具有垄断势力,即需求对于价格的弹性不大,出口商更倾向于用本币计价以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而当一个出口产业在某个国外市场有着多个竞争对手时,所有的出口商都会选择用同一种货币结算,在现实中常会用美元计价结算。 Tavlas(1991)认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与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有关,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高,则国际贸易结算多采用出口国货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多使用发达国家货币结算;而在那些大宗均值商品市场上,信息传递的经济性要求采用单一货币。 2.货币的交易成本决定结算货币。Hartmann(1998)提出了‘货币的网络外部性”理论,他认为一种货币的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就越低,这是由于货币交易也存在规模效应的缘故,而规模效应会导致人们所使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趋向一致。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会在国际货币结算中居主导地位,欧元在短期内难以替代美元成为主要结算货币。货币兑换交易成本大小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货币是否可以自由兑换;二是兑换价格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项目存在货币兑换的管制,一般就很难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作为结算货币。另外,当被兑换的货币因为成交量的增加而导致价格大幅波动时,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货币的兑换价格是内生的,从而是不适合充当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的。 3.出口国商品的市场份额与经济体实力影响结算货币的选择。出口国的市场大小对于结算货币选择有很大影响。Bacchetta(2002)认为出口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越大,出口商就越能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中居于有利地位。当出口国的商品市场份额越大,经济体的实力越强时,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可接受程度也就越高,采用出口国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Fukuda(2006)的研究表明,出国经济体越大,则出口商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越大,这将影响到进口商对于出口国货币的接受程度。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很多情况下受惯性因素和趋同性的影响,那些实力越大的经济体越倾向于选择本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4.汇率制度类型、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影响结算货币的选择。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上,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类型及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选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Goldberg(2005)的研究表明,当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汇率制度,很多国家货币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结算中,如果结算货币是本国货币钉住的货币,视同用本币进行结算。而如果多个国家汇率制度都是钉住同样的一种货币,则出口商品采用钉住的货币结算时避免了汇率波动造成的需求波动,在现实条件下,这个被钉住的货币多是美元。 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也会对本币能否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产生重要影响。一国货币要作为国际重要结算货币,必须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依托,有健全的远期市场为进出口商提供套期保值工具,有发达的银行票据市场和国债市场便于货币的运用与筹措等。可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必要条件。 通过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理论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货币要想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它和货币发行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及经济体的实力、出口产品的差异性和市场地位、货币的交易成本、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国际贸易货币结算理论对我国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启示 2009年7月6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4个城市先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境外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人民币正式参与到国际贸易结算中。很多人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寄予很高期望,但是试点工作几个月来,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火爆场面,人民币跨境结算‘‘遇冷”。如何看待我国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呢? 1.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个渐进的过程。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还将是我国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人民币跨境结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要想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作为重要的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元在当今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延续。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和生产者。人们用美元来进行贸易结算,不仅可以得到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和降低外汇市场交易成本的好处,而且还可以获得用美元进行第三国贸易的外部溢出效应。同时,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美元的保值工具和交易方式也要比其他货币多很多。这些条件都决定了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的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动摇。 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已有相当规模,2008年进出口总量高达25600多亿美元,其中对香港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量分别为2036亿和2311亿美元,这意味这人民币跨境结算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不可过于乐观,在短时间内人民币很难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与产品的质量还需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议价能力较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不能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未全面开放,缺乏成熟的离岸清算中心和开放的金融产品市场。虽然在东南亚以及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很多采用人民币结算,也有周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藏货币,但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较低,声望也远远比不上美元、欧元等强势货币。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虽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形成,但其中美元仍然占有最大权重。这些因素都使得国际贸易结算中外商选择人民币的可能性不高。 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动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N2ooo年日本进出口贸易中,出口贸易日元结算的比例为36.1%,进口贸易日元结算的比例为23.5%。经过30年的努力,仍然难以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2001年正式启动的欧元几乎是重复了日元的历程,在欧元实际流通8年之后,并没有像当初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国际社会中一种主要的结算货币。根据日元、欧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经验,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其中长期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需要循序渐进。 2.从技术层面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创造良好条件。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遇冷”,与预先设想的火爆相去甚远,既有深层次原因,也需要在技术层面创造条件,扫除障碍,推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从技术角度看,应该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现在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较少,试点银行和贸易对象覆盖范围较窄。比如广东省,欧美市场占其出口贸易的60%以上,此外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贸易额也较大,而此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没有覆盖这些区域。当前广东省内只有300家企业可以参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其他有需求的企业还不能进行人民币跨境结算。所以,随着结算业务的开展,需要不断 扩大结算企业、银行和贸易对象覆盖范围。第二,我国进出口市场遍及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实施人民币跨境结算之后,海外买家需要开具人民币信用证,相应的结算银行也都需要开设人民币账户,并进行人民币之间的结算但目前试点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数量较少,境外企业获得人民币的途径少之又少,所以今后还需要扩大金融机构海外的人民币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增加经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外资银行。第三,人民币结算试点慢热的原因还有部门协调的问题,比如退税、报关、结算等,所以要加强税务、海关、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便利人民币跨境结算第四,加强试点银行相关的技术、流程方面的改造;完善现行国际结算系统,加大国际结算业务的电子化、网络化建设投入,建立有效、完备的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 3.提升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鼓励优势企业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一个主要动因是降低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出口企业的根本问题,出口企业竞争力增强主要应该依靠产品的差异性以及质量提升,而这又能对促进人民币结算有积极作用。一般来说人民币能否作为重要结算货币取决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处地位的变化,这不仅仅是指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大小,更主要是指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只有这样,在贸易谈判中,企业才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才能在贸易结算货币上居于主导地位。而当前中国的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企业的激烈竞争,议价能力处于劣势。进出口贸易时,进口方掌握话语权,决定结算的货币种类。 但是要提升我国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当前除了宏观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外,现阶段可以从那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大宗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着手,推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经过了3O年的发展,我国产品的异质性指数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一些优秀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地位。 在促进本币结算方面,日本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日本在80年代推行日元结算时,日本的一些产业,如机械电子和汽车等,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Et本充分利用这些产业的竞争优势,主导当地的产业分工体系,扩大产业内跨境贸易,通过掌握核心部件和中间产品的出口垄断权,迫使当地企业采用日元进行贸易结算。我国可以重点扶持一批重点出口产业,切实提高出口产业的集群竞争力,以此为先导,推动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贸易率先进行人民币结算。 4.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保障。人民币跨境结算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障碍需要克服。一是人民币输出渠道不畅。开展跨境贸易,境外进口商必须能够获得人民币资金,融资是重要渠道。尽管央行已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根廷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但如何确保人民币从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流到当地企业手中仍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市场对人民币贸易融资有较大的潜在需求,需要逐步推进。人民币输出渠道不畅也影响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数据显示,香港目前人民币存款仅为559亿元左右,限制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也无法更好地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资金保障。二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只是在贸易项下可兑换,在资本项下不可兑换,兑换自由度受到限制。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手中的人民币保值增值的运作途径相对也较少,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境外企业拿到的人民币,除了用以支付中国货款外,要用作他途就有不便。因此,人民币要想能够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它能否具有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所应具备的两大功能,一是能否解决结算过程中,人民币头寸盈余状态下境外投资者的保值”需求;二是能否有效引导和控制人民币头寸盈余状态下的‘增值”需求。 日本的经验表明,发达的离岸金融市场可以促进日元贸易结算。离岸金融市场,尤其是短期外汇市场,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了贸易融资的场所。日本在推进日元结算时,积极推动日元结算贸易融资和日元结算贸易贷款,发挥政府对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防范机制。2005年,日本大藏省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设立中小企业出口债券担保基金,通过对当地进口企业提供日元贸易信贷,促进当地货币与日元兑换,保证当地的中小企业出口以日元结算。日本的这些经验对我们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很有借鉴意义。 要促进人民 币跨境结算发展,必须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推动人民贸易结算,我国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同时,加快建设离岸金融市场。通过允许海外金融机构发行熊猫债券,增加人民币资金的使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国债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这二者是相互连接的。只有发展国债市场,才能找到我国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有了这个市场的基准利率才能发展外汇交易市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决定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根本性因素,只有能够为贸易伙伴提供足够回避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保值增值的T具,贸易伙伴才能愿意用人民币来结算。日本在推行日元结算初期,亚洲当地的进出口企业和日本企业的海外子公司,都希望市场上有更多的金融产品或者结算方式,从而方便其规避汇率风险,扩大日元计值的贸易融资。日本金融机构开发了很多新型金融产品,帮助日本母公司集中管理外汇风险,降低资金交易成本

国际货币论文篇4

内容摘要:本文在回顾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基础上,深入剖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以探索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之路。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与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制度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

回顾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变迁,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古典金本位制。从1870-1914年,英国处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支配地位,率先通过法令规定英镑的黄金含金,正式采用金本位制度。英镑成为国际清算中的硬通货,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金本位制在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上逐步国际化,自发形成了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在于黄金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削弱了金铸币流通的基础;其运行缺乏国际监督和保障机制;体系内各国货币在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异,是一种不对称的货币关系。

金汇兑本位制。一战之后重建了金汇兑本位制,虽然仍属于金本位制的范畴,但金汇兑本位制和古典金本位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其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远不及古典金本位制,表现为黄金可兑换性受到威胁,短期资本流动不稳定并伴随着全球性通货膨胀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黄金储备占世界3/5,GDP占世界1/2,美国凭借综合政治经济实力取得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权。1944年7月,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除货币储备机制、汇率安排机制和国际收支调解机制外,最为重要的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实行固定汇率制,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的“特里芬两难”——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的信心与清偿力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根本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分崩离析。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的美元过剩,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大量外流,最终美元与黄金脱钩。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不断变动调整的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及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的原则。该体系并没有对主要货币之间的关系、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以及资本流动监管做出实质性的安排,只是对浮动汇率制度和其他浮动汇率制度安排的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和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国际收支调节方式灵活化进行了事后的承认。牙买加体系虽然更加灵活并富有弹性,但缺少统一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缺乏权威性的监督管理,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这种既没有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也没有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货币体系,导致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弱化、矛盾重重,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频爆发。本文对牙买加体系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行进一步探讨。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缺乏约束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又称美元本位币,全球货币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上,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基准关系,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目前占全球贸易结算份额的85%、国际储备货币份额的65%)。美联储拥有事实上的国际货币发行权,成为全球中央银行,美元的发行权属于美国,货币发行多少只需根据其国内经济需要来决定,美国为了获得通胀税和铸币税收益不断扩大货币发行。由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缺少必要的约束,发行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流动性泛滥和各国货币关系不稳定,特里芬难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美国全球争霸的国家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汇率体系不稳定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没有任何约束。“牙买加协定”允许成员国自由做出汇率安排,既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也可以实行盯住某一种主要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增大。

(三)缺乏制度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牙买加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表现之一就是没有制度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该体系下,由于实行以浮动汇率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汇率制度,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性问题。然而,自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无任何设计和约束来敦促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也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完全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

(四)权利和责任的失衡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国对外提供美元不再有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被赋予了世界通货的特权,作为储备货币,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在缺乏替代货币的前提下,由于解除了原来附加在美国身上的对于货币发行和汇率调整的约束,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无限制地对外提供流动性,确保了美联储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和权利——对世界发行货币,却没有任何世界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获取大量的铸币税收益,并通过美元贬值逃脱和减轻国际债务,同时远离外汇风险和外债危机的伤害。

(五)决策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当前IMF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不尽合理,基础投票权的作用名存实亡,作为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反映目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美国有16.7%的投票权,拥有对基金组织任何一项重大方案和决议的一票否决权,欧盟国家占30%以上的投票权。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区域化、多元化

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与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时指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成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目前还不具备对国际货币体系全面推倒重来的条件,只能在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下,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完善。

对世界而言,即使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进程,但从短期而言,国际货币体系很难发生重大调整,美元的核心地位仍然会持续较长时间,而且保持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从长期来看,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地位将被逐渐削弱,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多元化,将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曹彤.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银行家,2009.5

2.杨小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新特征与人民币国际化.上海金融,2008.11

3.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09.1

国际货币论文篇5

关键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核心货币 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83-02

一、货币星云学说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

货币星云学说是世界货币体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学说的创立者蒙代尔教授受天文学上日心说形成过程的启发:认为货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演化过程,首先各种货币产生于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随着各地区经济交往的深化和广化,以及各种货币之间的竞争,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就会形成货币中心,该地区的货币就成为核心货币,其它货币则变成货币,像各行星围绕在太阳周围一样,货币也围绕在核心货币周围。这个理论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有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大约生成了1.7万余种货币,而现在只剩下几百种,且少数货币具有霸权地位。美元就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元又是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很多国家要想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就必须储备美元,美元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历史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通过国际合约的形式将美元确定为世界货币的核心。虽然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欧元的出现,动摇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很多国家选择了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施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如果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东亚国家,美元仍是核心货币,为了规避世界贸易中的风险和增加出口,仍然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货币锚。因此有学者就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①可见货币星云学说揭示了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逻辑,在发展的任何时期国际货币总有核心和之分。同时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数据验证

从两个方面可验证美元的核心地位,首先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是形成核心货币的基础。根据McKinsey(2008)的研究,美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为21%;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价值为5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30%。②其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起到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4/5以上的外汇交易、60%以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虽然欧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成立时的17.9%增加到2008年的26.5%,同时美元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就逐步下降,但相对于欧元的26.5%、英镑的4.1%和日元的3.3%来讲,2008年美元仍占有64%的比重。③综上所述,美元有着其它货币不能取代的地位,美元绝对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

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人民币作为货币的数据验证

根据上文分析,当前的货币国家有着以下特点:出口是这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了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和刺激出口,这些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大幅度低估本币价值。由于长期稳定的汇率和贸易顺差,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较高的外汇储备。

中国具有和大多数货币国家相同的特点,首先,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2000―2010年的10年中,除2001年、2009年和2010年受外部影响导致贸易顺差减少以外,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43.5%,2008年贸易顺差为436107百万美元。其次,与美元长期稳定的汇率。虽然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中,但是从2000―2010年的升值幅度不大,从2000年的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到2010年的6.67元人民币。最后,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从2000―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0.8%,2010年达到28473亿美元。以上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是货币国家。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面临的问题

1.丧失铸币收益。所谓铸币收益是铸币行业除去铸造成本后的正常所得。④铸币收益自古就有,在古代人们将黄金送到铸币处,铸币匠将黄金扣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形成铸币收益。虽然铸造成的金币含金量下降,但是不影响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把这套规则应用到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当前,则可发现铸币行业具有超额垄断收益。铸币匠不再需要别人送来黄金,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创造纸币,每一张纸币直接形成铸币收益。现实中的铸造匠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时收益归国家所有。在世界贸易中,美元是结算货币,美国作为核心货币国家会享受铸币收益,货币国家中国对美国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也为其获得铸币收益创造条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公平,中国在为是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铸币收益。

2.通货膨胀风险。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可以向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人民币要保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其运行机制如下: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假如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市场利率降低,市场利率下降进一步造成美元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人民币资产回报率相对上升,投资者就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外汇市场上抛美元、要人民币,导致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国政府会在外汇市场上抛人民币、收美元,其结果就是人民币的供给增加,中国出现了通胀压力,美国通过刺激政策向中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调控有四大目标:控制失业、稳定通货膨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美国给中国带来的通货膨胀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在这个货币体系中受到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与布雷东森林体系不同,当前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是自愿行为,而这种自愿行为会面临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更大风险,因为在布雷顿森理体系下,美国还会顾忌自己的承诺,维持1盎司黄金对35美元。但是当美国对世界没有这种承诺时,可以更加自由的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国输出的通货膨胀。

3.外汇储备风险。上文提到货币国家会储备大量核心货币,当前中国就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中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最常见方法是将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但这会存在很大风险。

本文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科技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持,而美国则利用美元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外流;一方面又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顺差国家将美元投资于美国,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无论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还是出于对美元储备风险管理的需要,都会不断地将储备的美元回流到美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美国的“准银行”。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脱离,导致这之间存在很大风险。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美国的资产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本文不同意阴谋论的说法,因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与美国整体的资产相比很小,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最严重,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来源于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而中国之所以陷入两难困境就是因为现行的储备体系。

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建成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为核心的多元化储备体系。而当前学术界提出的建立超货币和亚元制度都不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1.超货币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能性。斯蒂格利茨和周小川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创建超货币的思想。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国家为获得必要的国际储备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核心货币国家不希望出现等量的经常项目逆差,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就会减少。因此,现行储备货币制度对世界经济存在紧缩作用。创设全球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方法之一是大量增加SDR的发放,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就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国际储备积累的需求。⑤周小川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会造成核心货币国家与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只有建立超货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建立超货币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无法协调当前国家间的利益: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支持SDR常年的增发,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充分的国际清偿力,他们不必要持有特别提款权。反而增发会导致国际通货膨胀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其次,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增发SDR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和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国不会任其损害自己的利益。⑥最后,超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有市场,即人们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超货币进行交易,而转换交易货币对买卖双方而言都存在着转换成本。

2.亚元制度的建立和现实的不可能性。国内有学者提出以东盟和中国为基础建立亚元制度。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欧元区建立的启发,但是东盟和中国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首先,建立最优货币区要求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只有这样新的货币才能很快地被成员接受,体现出增加货币有用性带来的好处,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东盟和中国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其次,建立最优货币区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一定程度上限制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各国对这种问题十分敏感,这给建立亚元制度造成了政治阻碍。综上所述,成功建立亚元制度的可能性很小。

3.逐步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优选择。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和区域性统一的货币都具有不可能性,所以只能从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出发,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人民币转变成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列的国际储备货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需要逐步展开,包括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开放资本账户等等。要实现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各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协调配合。本文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优选择的观点下,忽略了对这些长远问题的探讨,把视角转向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即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下面从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推进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的问题以及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四个方面论述。(1)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有资料显示: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日本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北美也有几百亿的人民币。这个资料说明,中国政府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民币流通到了国外,并且被外国人储藏了起来,不论这种储藏的动因是由于人民币预期升值造成的,还是由于外国人认为人民币就是硬通货,结论都是一致的:人民币在海外的数量越多,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就越具有可能性。(2)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首先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企业和外国的出口企业,对于我国的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有利于优化汇率风险管理、节约向银行结汇时的汇兑成本,同时对于采用外币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汇率风险的企业,以人民币结算可以节省外币衍生品交易费用。对于外国的出口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虽然丧失了节省汇兑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是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投资于人民币,这会给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带来收益。其次,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和外国的进口企业,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的防范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就会有利于企业创造稳定的收益,促进我国企业的出口。对于外国的进口企业来说,由于这些进口企业所在国货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有多种金融工具可供企业选择,因此这些进口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汇率风险管理或外汇套期保值。同时外国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和中国出口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出口价格上获得折扣。总之,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3)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不需在银行结汇,外汇储备不必增加;另一方面,原先以美元结算的非美国经济单位的出口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明显降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例。(4)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美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结算范围的相对缩小,必然要触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会受到来自美国的阻碍,所以更需要中国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体系,中国作为货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核心货币国家的损害,中国要想消除这种损害,必须在国际经济中提高自己货币的地位,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而当前的第一步改革应是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当前中国具有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条件,而且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但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有利于世界的选择,建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对繁荣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着积极地作用。综上所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最优选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J].金融发展评论,2010(3)

②朱小梅.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4)

③袁志刚,邵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力量来自何处[J].世界经济研究,2010(5)

④曹和平.20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21世纪世界货币体系和亚元建立设想[J].北京大学学报,2003(7)

⑤施建淮.现实的选择:力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J].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9(5)

⑥黄范章.G20集团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金融研究,2010(2)

国际货币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国际货币论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要求。针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现状,本文通过重新界定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关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持有浓厚兴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影响力日益提高、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这些都使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目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探寻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关系的再认识

在货币国际化的含义中,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扩大的结果,最初是依赖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自由货币”。但随着经贸发展和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货币就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信用和政治权力的支撑,“自由货币”逐渐过渡到“国家货币”。而国际性货币是随着各个经济体合作和依赖关系的加强,由某国货币突破该国国界进入流通范围形成的。

最初的国际货币本是信用货币,凭借其银行券身份可自由兑换成金银而被人们信任。但黄金非货币化后,国际货币因退化成不兑换纸币,其本身价值微乎其微,已经不可能有自由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价值储藏以及世界货币的职能。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对应于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国际货币也就可以分别使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三大领域。因此,从货币的需求和货币购买力的角度,国际货币可定义为在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三大领域中承担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从国际货币的定义出发,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指某种货币由国内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从货币国际化的程度上看,有部分国际化和完全国际化之分。部分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完全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既是流通手段、又是支付手段、而且还是贮藏手段。笔者认为只有完全国际化的货币才能称之为国际货币。

而货币的自由兑换是指一国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不受限制地按市场汇率兑换成他国货币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三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一般而言,一国货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即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把货币自由兑换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其实这是由于混淆了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形成的误区。根据上文我们对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概念的界定可知,货币自由兑换是国内货币转变成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实现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地发挥货币职能。相反,由于货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货币的自由化是有层次的,货币国际化作为一个国内货币向国际货币转变的成长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两者有着时空上的伸缩弹性,因而可以在时间空间上同步推进。所以货币自由兑换并非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在货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资本项目管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政治实力提高后的必然选择,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潜在的国际经济资源。

人民币目前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由于理论误区的存在,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到极大限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在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前几年,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中开始流通。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是唯一能接受的支付和结算货币,而且还形成非正规汇市行情;有的国家(如越南,缅甸),人民币甚至可以全国通用。香港澳门回归后,人民币俨然已成为当地的合法货币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远快于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严格受限于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从主要国际货币的形成历史看,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主要有:经济规模以及外贸规模在世界总量中占的比重大;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较强的地位且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该国货币的价值长期稳定且国际信誉良好;货币和金融市场发达等。结合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不难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化已初步具有了现实基础。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仅次于美、日和欧盟。商品进出口大幅增长并持续保持顺差,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加大,2002年后我国年吸引外资都在500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已突破2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十分迅猛,国家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这样迅速增强的经济基础,尤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我国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96年12月,我国成为IMF“第八条款”国,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为金融机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正朝着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乃至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三、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此,从目前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之前,我国宜结合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1.继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越不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影响,其货币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强,给交易者带来的信心越足。另外,规模大的经济实体在国际交易中的规模往往也大,交易规模的大小与交易成本的高低成反向变动关系,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给货币使用者带来的收益也越大。因此,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人民币开放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选好今后的工作方向,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谋求周边贸易投资结算的人民币化。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把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的阶段性目标。为此,我们应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研究相关策略。具体实施上,我国可有选择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投资自由化等形式的合作机制,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并通过签订正式协议的方式,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使人民币境外流通由民间走向官方,率先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3.积极稳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具备同时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有选择、分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具体的策略安排上,我国可以从资本账户的具体子项和具体国别两个维度,选择资本账户的某些子项,适度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同时选择人民币流通范围较广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区域,间接地推动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4.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只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货币和资金到该市场上,从而为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目前要做的是:(1)加快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国债市场一方面可作为一个可靠的“资产池”,吸收境外人民币回流,解决突然的回流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支持。(2)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些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推动其金融市场功能的国际化。(3)建设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把香港培育成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发行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提供人民币的贸易信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加强和改进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1)积极消除金融隐患。近些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始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银行资产质量不高、地方金融秩序混乱、金融立法和执法疲软等。这些金融隐患不消除,将严重削弱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2)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改变现行的以封闭型、分散型为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和健全一体化的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有效监管,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保证货币国际化目标顺利实现。(3)建立健全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制度。要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统计和监测制度的研究,防范和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和保持金融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钟伟.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J].世界经济,2003,(3).

[3]李瑶.非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J].金融研究,2003,(8).

国际货币论文篇8

摘要:虽然美元的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但目前尚无任何货币具备超越美元的实力,美元地位的下降将是漫长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国家意志和外交战略的支持。经济实力是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基本因素,信心、流动性与交易网络支撑着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但一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必然转换为货币实力,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元堪称世界的顶级货币,但其协商货币色彩愈加浓厚,美元地位的维持要借助在位货币的优势和外力支持。

关键词:国际货币,次贷危机,金融衍生品,实体经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

一、引言

次贷危机的爆发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注:很多文献中将美元的特殊地位称为美元霸权,本文主要从货币职能视角对国际货币决定进行分析,故不使用这一带有某种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美国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大量占用他国资源,同时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些美元回流美国后,借助复杂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功能,催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通过经济全球化的链条传导、扩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经济因素

当一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延伸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就上升到了国际货币的层次。哈特曼(Hartmann,1998)从货币职能角度扩展了国际货币的定义,他认为,作为交易媒介,国际货币在私人领域被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在官方则是干预外汇市场和平衡国际收支的工具;作为记账单位,国际货币被私人部门用于贸易和金融产品的计价,官方则用其确定汇率平价或本国货币钉住的“名义锚”;作为贮藏手段,国际货币可用于金融资产组合,如非居民持有的证券、存款等和官方储备。由于支撑货币具体职能的原因不尽相同,且某种职能的获得又有利于扩展货币的另一种职能,很难理清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经济层面上,信心、流动性与交易网络,是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主要因素。

对一种国际货币的信心主要源于其币值长期稳定的纪录,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对内稳定指货币发行国通胀率较低,货币购买力较少受到侵蚀,对外稳定是指汇率相对稳定或有升值趋势。信心对货币的计账单位和贮藏手段职能至关重要,从动态角度看,能提供价值稳定预期信息的货币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和持久生命力。

谢林(Schelling,1960)指出,在任何用数字表达的体系中,计账单位的职能就会产生,交易中选择什么作为计账单位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者能够达成一致。这个推论可以运用到国际金融领域:市场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其他人也视为必然的货币。

三、国际货币地位决定与政治

国际政治学历来对货币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分配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吉尔平(Gilpin,1987)所言:“货币次序具有分配其所代表政治力量的功能,同时也是现行体系参与者用于延续或这种次序的工具。”一些研究霸权稳定理论的学者揭示,当投资者和交易主体认为需要一种坚挺、方便、能被广泛接收的且能促进国际市场繁荣的货币所带来的信心与便利时,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货币是十分必要的。

苏珊斯特兰奇(Strange,1971)把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征服货币”(Mastercurrency),意指在附属国、殖民地流通的征服国或宗主国货币;第二种类型是因内在经济吸引力而获得外国认可的“顶级货币”(Topcurrency);第三类被其称之为“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rency),是指一些国家(追随国)被发行国提出的条件所吸引,诸如援助、市场准入、政治同盟乃至军事保护的承诺等,选择支持其货币,但这种支持并不一定要签署正式协议,也可以是有关方达成的默契。

追随国支持协商货币,包括各层面的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原联邦德国和日本支持美元,可以部分归因于冷战时期两国在防卫上对美国的依赖,沙特阿拉伯同意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支持协商货币需要众多追随国的共同承诺,但这种承诺有时并不可靠,难免会有某些国家产生“搭便车”行为。

政治还可通过经济因素对国际货币地位产生间接影响。沃尔特(Walter,2006)指出,持久的保守货币政策能孕育一国的货币实力,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必须“可靠地根植于该国的政治制度之中”,19世纪英镑币值稳定的声誉及所获得的外部信心,与英国的有限政府、公民选举权以及精英金融集团控制的英格兰银行密切相关。政治因素也影响一国能否建立起发达、高流动的金融市场。斯塔萨维奇(Stasavage,2003)认为,有限权力的政府和倾向于债权人保护的法律框架,是国内金融市场成长的必要环境。

四、美元的未来与挑战

无论以何种货币职能标准衡量,美元都是当今世界头号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量占据了89%的份额,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欧元的市场份额为37%,日元只有20%(BIS,2007)。(注:外汇交易按买卖双向统计,因此总份额为200%,国际清算银行BIS每隔三年出版的《国际外汇市场统计》提供了此类数据的来源。)作为价值贮藏手段,2007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高达64%,欧元为26%,日元则仅为3%。全球银行存款中,美元比重为48%,美元债券的比率为44%,欧元的比例相应为28%和31%。作为记账单位,世界上有近2/3的货币通过各种形式钉住美元,美元还在许多国家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了东道国货币的职能,即所谓的“美元化”现象。

前文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如“征服货币”、“协商货币”和“顶级货币”,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即便鼎盛时期的英镑,也从来不是单一类型的国际货币:作为征服货币,英镑体现了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权威,但在其他地区,英镑则是因为经济吸引力而被认可的顶级货币,二战后,英镑更主要地是在英联邦内充当协商货币,这些国家将对英镑的支持与从英国能获取的优惠联系在一起。显然,美元作为征服货币的色彩要淡得多,因此我们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可以循着顶级货币和协商货币两条路线展开。

(一)作为顶级货币的美元

经济实力支持美元的顶级货币地位。从信心的角度分析,根据统计,美元的对内购买力一直相对稳定,以1995-2004年和1950-1964年的平均值为例,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仅比德国马克和日元略高。(注:这种现象说明美元国内货币和国际货币职能的内在冲突,显然,美国更重视本国利益而忽视为世界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职责。)与对内价值相比,人们更关注美元的对外价值。虽然从理论上讲,汇率的稳定和坚挺是货

从历史数据看,19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最强,但其货币地位并不特别突出,直到1870年,在英国经济实力连续几十年稳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镑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二)作为协商货币的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登上国际货币舞台伊始就带有协商货币的色彩,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虽然不乏表面上的合作,美国的超强实力及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使美元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顶级货币。进入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开始显露,美元地位的维持已经由完全依靠美国自身实力向借助外力转变,期间美国曾与他国合作建立“黄金总库”,签订“互惠信贷”和“借款总安排”等协议,虽然这些举措未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延迟了美元的颓式。而当1971年当美国政府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后,美元与其他货币已无本质区别,其地位就更依赖他国所愿提供的支持。

本文对“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解是: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某种默契,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循环模式,即东亚出口商品,美国提供市场;东亚积累债权(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美国积累债务;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这一默契与本文前面所下定义十分吻合:美元在东亚是一种协商货币。问题是,这种模式能否长期延续,东亚对美元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以全球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为例简单分析,公平地讲,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益良多,也乐意持有适度数量的美元资产,这本是可以双赢的局面。但事实是,两国从此陷入了所谓“金融恐怖平衡”,且中国的处境更为不利。例如,次贷危机后,中国辛苦挣来的美元面临贬值甚至违约的风险,但却不能通过抛售而退出,因为这会导致所持美元资产价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损失,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掉入了“美元陷阱”。

(三)美元的竞争对手

在美国政经力量相对下降后,美元实力仍得以维持,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手能够取而代之。

谈到美元的竞争对手,人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欧元。就经济实力而言,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金融市场发达,欧洲央行秉承了德国央行的反通胀传统,这些条件都赋予欧元挑战美元的实力。但时至今日,欧元取得的成功仍是有限的。诚如前文所言,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记账单位的实现,在于成为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年轻的货币,欧元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构建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心中的形象,由于社会惯例改变需要出现足以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在此之前,人们仍会继续遵循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并建议在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基础上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虽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从现实角度出发,用超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存在极大的困难,这不仅在于让各国上交货币的政治障碍,技术上也很难行得通。以特别提款权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创造出来的SDR,虽然具有价值稳定的优点,却是一种没有实体形式的账面资产,其用途也限于IMF和会员国政府之间的借贷以及会员国之间的国际收支调节,不能用于民间的贸易和非贸易结算,流动性十分有限。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国际货币论文篇9

关键词:货币需求函数制度变量协整分析向量误差调整

货币需求函数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焦点,从费雪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的古典学派,到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托宾-鲍莫尔的存货模型,直至弗里德曼和梅尔茨的货币主义学派,投身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所获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货币需求函数模型的建立也是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起点。进一步讲,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1.理论和研究方法回顾

1.1国内理论的回顾

由于国外的货币需求理论汗牛充栋,各类文献都有涉及,故本文不给予回顾,而是主要着眼于国内理论的新近发展。从国内的有关文献看,近年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大多是在国外经典理论上的修补,部分学者看到国外发达市场上发展出来的货币需求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货币现象,从而引入了制度变量。易纲(1991)提出旨在突出经济货币化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他认为,中国转轨经济中货币化因素促使了超额货币需求的产生。根据其模型的推断,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化指数的影响程度必然会逐步缩小,货币化进程对超额货币需求的吸收能力也将逐渐变小。秦朵(1997)经过实证分析发现,用一般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我国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过于简单,仅仅构成Goldfeld和Sichel(1990)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特例,她对通用货币需求模型进行扩展时考虑了与中国经济制度有关的三方面因素:一是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资需求,二是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三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对货币的超常需求。李成(2002)在对易纲、秦朵、张杰等人的理论进行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在不同改革阶段,货币需求函数中包含的主要因素不相同,处在制度转轨期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需要做出不断修正和扩展,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加以解释。改革初期货币化进程是促成货币超额需求的主要因素,90代国家控制能力又成了促使货币供应量超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0年代末期迄今则需要新货币需求函数的出现。

另外,在选取制度变量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有:郭浩(1999)从金融资产积累角度考察了货币需求。李恒光(2000)对美国和亚洲九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货币定义,而且也使货币需求动机和货币需求目标变量发生变化。谢富胜(2000)和焦瑾璞(2002)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货币需求函数之间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王平权(2002)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研究了人口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王松奇(2003)通过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内涵的重新解释,理论上解释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货币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影响。

1.2国外研究方法的回顾

90年代以来,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大多采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货币需求与相关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LastrapesandSelgin(1994)运用向量自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短期持有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对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反应;Darrat(1996)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做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长期和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值得注意的是他引入了外汇作为其中的一个因变量,以代替该国的国内资本市场收益。

H.Fujiki(1998)利用季节调整合成数据(paneldata)的方法,估计了日本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检验结果是强有效的。MichaelFunke(2001)利用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欧元区的货币需求长期有效性和短期有效性之间的联系。JunNagayasu(2003)通过对货币需求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发现标准货币需求模型无法解释1992年以来(即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衰退现象。

1.3国内研究方法的回顾

我国目前对货币需求函数建模的方法与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利用1980~1996的季度数据给出了Johansen检验结果,得到两个协整向量,分别对应货币市场和和商品市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然后建立了误差调整模型。陆金海和陈浪南(2000)运用了协整分析和误差调整(ECM)分析方法,考察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我国的货币需求同样存在长期均衡,货币需求量受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呈显著水平。汪红驹(2002)根据误差修正(ECM)模型估计了中国1979~2000年的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M1和M2的实际金额与实际GDP和一年期存款利率之间存在同积关系,说明长期的货币需求与实际GDP以及利率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2.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回顾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那些参考国外的经典理论并用较为现代的计量方法建立的模型,尽管在统计意义上看是成功的,但他们建模时大多忽略了制度变量,这些制度变量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货币需求;而那些对制度因素感兴趣的学者往往无法测度出制度变量或者建模技术过于陈旧,难以给出较严格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利用1998~2002年的月度数据,选取了能够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个方面的制度变量,通过Johansen检验,试图找出长期稳定关系,并得出经过向量误差调整(VEC)的货币需求函数。本文的贡献就在于对若干制度变量的选取和测度,使得模型更具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本文之所以只选取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信贷活动规模两方面的制度变量,是因为我们在选取制度变量时,主要考虑到目前经济运行中较为突出的现象,比如经济结构转型,这是贯穿于中国经济现象的长期命题,不可忽略;而企业信贷活动扩张恰好是当前中国市场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分额不断下降,但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对国有企业仍然有着体制性的“软预算”机制。正是这些现象,它们对货币需求影响程度有多大,把它们引入长期的货币需求函数中是否合理,就成了本文要考察的问题了。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因素复杂而且广泛,除了以往经典理论里出现的解释变量外,要想对货币需求函数精确建模,还需要现在和后来的学者们不断挖掘尚未发现的解释变量。

以下是对本文建模所包含的变量以及数据的说明:

2.1因变量:

实际狭义货币MR=M1/P:中国人民银行将M1定义为现金+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我们采用M1作货币指标,而不采取M0和M2;原因在于:一、M0已经无法反映实际货币需求;二、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生产总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另外,我国的M2统计口径在不同年份有较多差异,从数据的可采取程度来看,也不倾向于采取M2。这里的P我们取较常用的消费价格指数。

2.2规模变量:

实际消费品零售额YR=Y/P:一般代替财富的规模变量可选用GDP,GNP,国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民货币收入等,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取了消费品零售额,在实际操作中是反映国民永久性收入的一个比较好的变量。

2.3机会变量:

2.3.1实际利率RR:等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减去通货膨胀率INF

2.3.2静态预期通货膨胀率INF:即INF=P(-1)。

2.3.3实际证券市场市价总值VALUE: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里,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是货币持有的机会成本,但由于我国的债券市场较晚开展,而且交易量较小,其对货币需求影响不大,另外,债券收益率数据在中国是相当难采集的;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由市价总值来度量,是以往的文献里较多出现的测度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市场总量的急剧扩容有可能是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因素。

2.4制度变量:

2.4.1国有工业产值比重RATIO:

即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它是反映我国经济结构转轨过程的常用变量,把它归入制度变量,目的在于考察市场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对于为什么选取这个指标,秦朵(1997)给出了论证,我们这里直接采用。

2.4.2企业信贷活动规模CREDIT:

谷京萍(2001)曾重点阐述了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的成因,她认为企业信贷需求过度扩张在于国有企业的微观机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企业的投资饥渴与个人收入的超分配,企业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以及过度的投资需求和收入分配需求,而银行信贷约束的软化使企业过度扩张的信贷需求得以实现。她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构造一个新的指标衡量企业信贷需求扩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这涉及到各个企业混乱的微观财务状况,统计意义并不明显。1998年,构成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中,对银行债权仍占78.4%,构成金融资产总量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银行存款贷款;而银行的资金运用中,信贷资金占到了70.4%。企业在贷款取得后一部分存在企业活期帐户和少量现金持有以待扩大投资,另一部分一般是弥补亏损,我们要测度的是这部分企业信贷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变化程度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程度,所以大致上取CREDIT=【(金融机构存款-居民储蓄)+企业亏损额】÷金融机构贷款。

2.5随机因素:

随机变量u,包含其他制度变量以及数据观测误差等等,除本文选取的两个制度变量外,其他的变量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

相应的,以上变量取对数形式后,分别为LMR=LOG(MR),LYR=LOG(YR),LRR=LOG(RR),LINF=LOG(INF),LVALUE=LOG(VALUE),LRATIO=LOG(RATIO),LCREDIT=LOG(CREDIT);上述变量都经过了从名义变量到实际变量的转换,且不考虑对上述变量进行季节调整。

从而函数表达式为:

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等,数据从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60个样本,这次考虑只是做1998年至2002年的函数形式,原因在于:一、以往的文献证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1994年以后的货币化程度可以在模型中忽略掉,这样做可以减少模型的复杂性(谢富胜2000);二、满足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第三季度起定期公布季度数据,而月度数据在1998年以后比较容易计算和获得。三、我们认为5年符合中国5年发展计划的宏观调控周期,可视为中长期时间跨度,在这个期间内,制度变量是不可忽略的。

3.计量方法与实证分析

3.1计量方法:

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容易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现象。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之前要对所有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序列的平稳性和整形阶数。本文采用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变量进行检验。

对于1阶差分稳定的时间序列变量,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关于协整检验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二是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Johansen极大似然法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r,因此我们采用Johansen方法。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VEC:VectorErrorCorrection)模型对函数进行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不同于误差向量调整模型(ECM),是因为它对诸变量施加了协整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VEC模型只能用于有协整关系的序列建模。

3.2中国的实证:

我们利用计量软件SPSS10.0对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对LMR=F(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u)建模。

3.2.1ADF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长期的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考察它们是否具备同阶整形的条件,这也是进入协整分析的前提。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ADF检验值检验类型(c,t,n)临界值(5%)

LCREDIT-2.314544(c,t,3)-3.4904

LCREDIT-5.620754(c,o,1)-2.9127

LMR-3.068633(c,t,3)-3.4904

LMR-7.944472(c,0,1)-2.9127

LYR-4.586632(c,t,3)-3.4904

LYR-4.920526(c,0,1)-2.9127

LRR-2.580948(c,0,3)-2.9137

LRR-7.757722(c,0,1)-2.9127

LINF-3.187362(c,0,3)-2.9137

LINF-5.890185(c,0,1)-2.9127

LVALUE-0.879052(c,t,3)-3.4904

LVALUE-4.635321(c,0,1)-2.9127

LRATIO-0.366660(c,0,3)-2.9137

LRATIO-7.611158(c,0,1)-2.9127

注: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表中所列临界值为5%置信水平下的ADF检验Mackinnon统计值。

我们可以看到在95%的置信区间里,上述7个变量全部是1阶整形;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分析。

3.2.2Johansen检验:

通过Johansen检验发现,第五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99%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第五个原假设被拒绝,即至少有4个协整关系。我们关心有一般经济意义的协整关系式,故取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表,如下:

表2Johansen检验结果

EigenvalueLikelihoodRatio5%CriticalValue1%CriticalValueHypothesizedNo.ofCE(s)

0.756385221.3992124.24133.57None**

0.529316140.905794.15103.18Atmost1**

0.45029497.9522568.5276.07Atmost2**

0.42446163.8450647.2154.46Atmost3**

0.34331132.3555329.6835.65Atmost4*

0.1279038.38445215.4120.04Atmost5

0.0101890.5837653.766.65Atmost6

注:*(**)表示在5%(1%)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3标准化协整系数

LMRLYRLRRLINFLVALUELRATIOLCREDITC

1.0000001.168161

(0.36872)0.301516

(0.06185)3.514679

(0.83901)0.109613

(0.10296)2.413601

(0.39713)-2.832221

(0.57258)-37.75279

写成数学表达式:

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该方程式反映了序列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另外,令

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在0附近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需要注意的是,VECM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

从协整关系看,

1、实际消费品零售额的系数为1.168161,接近于国际上的检验结果,即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每变化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1.168161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实际货币需求的弹性收入大于1,说明经济中的货币化进程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但模型中的弹性系数并未偏离太多,可以大致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这与以往学者们的结论一致。

2、利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利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变化0.3个点。但要注意到,中国利率尚为市场化,利率的变动并真正不能反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均衡,人们在持有货币时并未十分考虑利率因素,认为中央政府一旦将利率提高就意味着要紧缩经济,反而持币观望。

3、通货膨胀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相当大,将近3.5。我们知道,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宏观经济状况,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实际货币需求量的大幅增加。

4、股票市值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说明投资者更愿意在股市上冒险赚钱,而不是分散风险。但0.1的弹性系数并不是太大,我们尚无法推断出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

5、市场化程度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相当高2.4,这也表明了市场化程度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影响相当大,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这也是学者们在从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时不能绕开的问题之一。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减小,实际货币需求量将大幅的减少。

6、企业信贷扩张与货币需求量呈相关系数相当高,接近于市场化程度弹性,这与我们对企业信贷扩张对实际货币需求影响的估计相符合的。这反映了近5年里,现行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冲动”仍然存在,随之而来的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和对银行的特殊“安全”准则继续存在。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任重道远。

3.2.3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最后在协整关系的约束条件下,建立货币需求函数的向量误差调整模型,观察在长期均衡中的短期波动。采用Hendry的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去掉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得到向量误差调整模型。

D(LMR)=-0.4710102847×D(LMR(-1))-0.4330927203*D(LMR(-2))+0.1503427887×D(LYR(-1))-0.8126287334×D(LINF(-1))+0.053675543×D(LVALUE(-1))+0.05528580046×D(LVALUE(-2))+0.1052109636×D(LRATIO(-1))+0.1682600795×D(LRATIO(-2))-0.3706352754×D(LCREDIT(-1))+0.02635528142-0.153780584×VECM

其中,VECM=LMR+1.168161LYR+0.301516LRR+3.514679LINF+0.109613LVALUE+2.413601LRATIO-2.832221LCREDIT-37.75279

从拟合度、AIC和SC等统计量上看(如附录之表4所示),模型是成功的。

从结果上看,长期系数是-0.154,修正幅度并不太大,而短期冲击值得关注,这说明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

1、短期的滞后一期的收入弹性继续存在,且影响较大,即短期内实际消费品零售额波动1个百分点,货币需求量正向波动0.47个百分点。

2、模型中忽略掉利率变量,这与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有关,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坚持2~3年利率不动,短期内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是条直线。:

3、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这既符合传统理论,也较好的解释了居民更愿意采用通胀率而不是利率来预期未来。

4、证券市场短期对人们的持币量影响很小,说明投资者短期内对中国证券市场不信任,容易用脚投票,短期内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性很强。

5、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市场化以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信贷扩张,它们在理论上是假设短期内不变,但我们还是将它们引入了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影响不大,这也与理论假设相符合。

4.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1998年1月~2002年12月间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结果表明研究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时既要看中长期的稳定,也不能忽视短期内的波动。我们发现,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消费品零售额、利率、通货膨胀率、实际证券市价总值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及企业信贷活动规模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在短期内利率、证券市值波动以及制度变量等一些解释变量不会对实际货币需求产生大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结束,利率市场化必须加快,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因素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应该忽略,以及现行体制内政府对国企资金的“软预算”的现象继续存在。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建模是个复杂而又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挖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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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论文篇10

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相当多国家发行本国货币并要求在本国境内的经济交易使用本币支付,外国货币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在本国才具有购买力。例外的是,实行美元化或欧元化等的国家,本国不再发行货币,允许美元或欧元在该国境内使用。另外,也有一些中小国家,允许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当人民币发挥诸如美元、欧元的作用,被其它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跨国交易的支付结算以及官方储备时,人民币才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现钞、非现钞形式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在境外流通并被非居民持有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人民币从境内持有使用到被非居民持有使用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通常,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中使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纳入其它国家官方储备范围。当人民币完成这三个层次的国际化后,人民币即成为国际货币。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货币国际化一般是从本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借贷和国际投资等跨境交易使用本国货币,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是被其它国家普遍用于官方储备,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对有关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分析

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

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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