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投资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2 20:52:37

国内投资论文

国内投资论文篇1

    提高生态投资效益,可以在实现原定生态目标的前提下, 节约生态投资, 腾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样多的生态投资, 取得较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为生态投资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着,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 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 (1)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 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 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国内投资论文篇2

(一)中小企业不重视信誉

很多中小型企业的投资发展受到信誉的影响。企业信誉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本身就不占太大优势的企业一旦信誉在不高,就会给企业投资上造成巨大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信誉问题,使得很多企业不敢进行与其合作,合作时投资发展的基础,而信誉问题是我国中小企业目前存在最普遍的问题。

(二)缺少政策辅助

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没有给予中小企业政策上有利的帮助。政府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中小企业投资保护措施,给中小企业投资一些保障,加大对中小企业投资的支持,就能降低失业率,同时也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低的阶段,政府部门进行相应的政策扶持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政策辅助的现状是很不明确的,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于中小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不利于中小企业投资经济发展。(四)缺少专业投资人才投资不是盲目的,投资是需要专门的投资人员,而我国中小型企业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缺乏相应的专业投资人才,对于投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计划。很多中小企业过去的投资有着很大的盲目性,缺少系统的投资方式,对于投资没有进行专业的研究。很多企业对于投资过分的依赖主观能动性,没有经过专业的人才进行投资工作的实施。

二、解决中小企业投资难的对策

(一)树立企业形象

所谓企业形象是企业发展的风向标,一个企业发展的成败就取决于企业形象的建立上。企业形象是企业发展最基本的依据,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就应该抓住市场需求,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适当的改革和创新。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度,没有良好的信誉度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状况。企业形象能够带给企业发展投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就会降低企业投资难度,相应的企业投资发展也会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二)政策帮扶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投资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就是缺少政策保护。企业自身的发展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也会跟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发展是投资的基本保障,没有足够的资金数量投资项目是很难进行的,很多投资项目是一些中小企业所不能接手的,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有政策做后盾,中小企业的投资难度就会得到相应的控制。

(三)使用专业的投资人才

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都需要进行严格的筛选。一个企业投资上的发展需要有专业眼光极强的专业人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需要专业的投资人才进行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发展。中小企业把投资方面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应的减少企业投资上的不合理部分,维护企业的发展利益。投资人才的使用上能够很好的提高投资效率,以专业投资人的投资眼光进行的投资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四)控制中小企业的数量

国内投资论文篇3

关键词: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FDI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该国产业的内部结构。我国对外开放以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引导外资的合理投向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FDI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FDI在我国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起步阶段(19791986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额不大.但呈现平稳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是对外借款.即外商间接投资,这期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为7819个.年均项目数为977.38个: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191.59亿美元,年均规模为8.24亿美元。稳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随着环境的迅速改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按1981~1991年FDI流人量排名.中国已超过巴西名列发展中国家受资国第三位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都继续保持递增的态势。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外商对华开始了大规模、系统化直接投资的阶段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192.02亿美元.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首要来源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突破250亿美元。1994年突破300亿美元.1995年突破350亿美元.1996年已达417.25亿美元。调整阶段(1997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引进外资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流人量锐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资本都转向了预期投资收益相对更高、更保险的发达国家及亚洲以外的区域“人世”后的新阶段(2001年至今)2002年我国共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27.4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收FDI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500强企业有400多家已在华直接投资。1979年一2007年1月.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97797个.合同外资14349.9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6970.72亿美元。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短缺型经济结束.市场竞争加强,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产业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度化方向演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FDI在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产生的问题

(一)扩大了产业结构偏差。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很小.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第二产业内部.一方面外资主要投资于规模小、见效快风险小的轻工业和一般加工组装企业.对重工业的投入相对薄弱.导致我国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不利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进程。在第三产业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商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利润较高的产业,而流向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部门和科教文卫部门较少.对这些部门的产出比重变化还没有起明显作用。

(二)形成垄断,降低市场效率。随着我国引进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结构变化速度加快.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现象开始在部分行业中显示出来。随着国内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正在形成之中。外商在华独资经营的环境明显改善.不再依赖中方投资者与其合作以求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许多特点。

(三)对我国的民族工业带来压力和阻力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FDI.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会构成抑制的一面.表现在外商控股控市.对我国民族工业构成威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量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从而受到外资的排挤。最终退出市场。

国内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国内投资论文篇5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决一个国家资金不足问题,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招商引资而不是借外债的策略,大量吸纳国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伴随着国外资金大量涌入可能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会带来负的外部性;挤入效应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在大量引进外资后是为国内的经济带来了正的投资效应还是负的投资效应值得引起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及俄罗斯产生的投资效应。

二、 模型与方法

本文运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论模型构建的一个投资方程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为评估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建立总投资模型。一国的总投资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投资;一类是国外投资通常将其看作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将国外投资看作FDI忽略国外投资超过FDI的部分。而国外直接投资不仅依赖于当期FDI还依赖于滞后项,所以可以将模型写为:这里我们将国内投资看作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差额的函数:

Id,t=(K*d,t-Kd,t)(3)根据索罗模型t期与t-1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t-1期的投资:

Kd,t=(1-d)Kd,t-1+Id,t-1(5)

其中d为资本折旧率由(3)和(5)式得其中′0=0+2(1-d)2Kd,t-2

由于本期的经济增长预期依赖于前几期的经济增长,可以得到:将(8)式带入(7)式,两边同除以Gt得 其中i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 f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国在第t期国GDP的增长率;下标i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此基础上采用b来测度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①?茁j=1,即长期中,FDI/P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变成IP/GDP的1个百分点的提高,说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内投资是平行的,不存在挤出效应。

②?茁j>1,即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1个单位的FDI变成了超过1个单位的总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国内投资论文篇6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对外投资中存在的投资主体错位、投资产业缺乏比较优势、投资区位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等问题日益突出。西方FDI理论虽然比较成熟,为中国的FDI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体制,使西方基于市场体制的FDI理论作用有限,只有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丰富FDI理论,才能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不断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

关键词:FDI理论 技术进步 评述 借鉴

西方FDI理论的发展及其分类

跨国公司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工业化的成果之一,因此,最先研究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和研究最全面的都是西方学者。在一百多年的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积累了丰富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跨国公司的跨国动因、环境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1960)开创性地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必须放弃对传统国际资本移动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从不完全竞争来进行研究。所谓不完全竞争,是指由于规模经济、技术垄断、商标、产品差别,以及由于政府课税、关税等限制性措施引起的偏离完全竞争的一种市场结构,寡占是不完全竞争的主要形式,正是垄断优势构成了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海默、金德尔伯格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约翰逊指出,“知识的转移是直接投资过程的关键”,在直接投资中,子公司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利用总公司的知识资产,而当地企业为获取同类知识则要付出全部成本。凯夫斯(R.E.Caves)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利用其技术优势使产品发生异质化,产品的异质化使得跨国公司保持了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其垄断优势。尼克博格进一步发展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行为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提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思路,从而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独立开来,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对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二)交易成本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1976)以及A•Rugman(1981)沿用科斯(1937)的理论,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内部化理论把市场的不完善归结为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并从技术、知识等中间品的特性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入手,论证了跨国公司是经营内部化跨越国界的产物。赫尔普曼(1984)、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与马库森等(1996)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一般会发生在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从具有垄断优势企业所在国流向贸易壁垒较高、运输成本较高的国家。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沃尔夫、赫尔施、鲁特、阿利伯(R.Z.Aliber)等人研究了直接投资的依据与条件。阿利伯将货币政策、利率、汇率等货币变量引入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将其扩展到了宏观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阿利伯以其“通货区”理论解释直接投资的动因。

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以波特(M•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三)相对技术优势与产业区位转移

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从上市起要经历产品创新、产品成熟和产品标准化三个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是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变化的结果,其过程是技术领先优势与区位优势相互结合的过程。随着新产品依次经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对应的投资区位也依次从最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再到欠发达国家转移。

小岛清(1977)从日本“贸易导向”的产业政策角度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比较优势论,从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角度解释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种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疑是一种发展。

巴特利特和高歇尔(1997,1998)提出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产品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补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技术、核心能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管理当地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归纳。

Louis T.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

小泽辉智(1992)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四)综合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Dunning)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折衷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自身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所谓OIL模式。所有权优势主要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他国企业没有或者无法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其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了避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而将企业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会使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丧失或无法发挥,企业通过内部化可以使其优势获得最大收益。区位优势是指生产地点的政策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相对优势所产生的吸引力。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也决定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折衷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简单总结归纳,而是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这个高度,讨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组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企业从事出口、特许权转让还是对外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邓宁提出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动态化发展。

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克服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该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组合作用的结果。投资要素组合暗含有投资倾向与那些要素组合拥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或国家。

价值链理论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效率最大化,对于后来的全球价值分工、虚拟企业、业务外包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西方FDI理论评述及借鉴

(一)理论评述

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跨国公司理论和投资理论不断成熟、发展并系统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涉及交易成本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空间地理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多个角度,分别诠释和解答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对外投资”、“在什么地方投资”三个基本问题。

从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跨国投资理论不断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吸取营养,综合论述了跨国投资的动因、产业特征、外部环境、投资模式和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层次来看,跨国投资理论从微观的企业分析到宏观的国际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再到中观的区域产业集群理论,理论纵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全面地解释了跨国投资的内外部环境,使理论更加系统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易成本不断下降,促使国际分工不断细化,国际分工的标准从产业分工到产业内部分工再到产品工序内部分工,使比较优势和分工细化,促进了国际投资的发展。为适应国际分工的改变,跨国投资理论从要素禀赋论再到产品周期理论,再发展到价值链理论,对外投资方向的相互交错使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复杂化。

从研究范围来看,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从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问题,到逐渐关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且研究的重点从自然因素到非自然因素。在投资动因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人造的知识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而非传统的规模经济问题;在内部化优势中,学者们进一步关注由于关税和地区经济一体化造成的交易成本上升带来的跨国直接投资问题;在区位优势上,学者们更加关注由于特殊的政策造成的区位优势,特别是对于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国外跨国公司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完善,能够充分解释西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投资的规律,对各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也在不断创新。随着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上的大量应用,实证研究方法被大量采用,通过比较与实证分析,各种规范理论被实践进一步证实并获得进一步发展。随着心理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学科之间理论的相互渗透于融合日益明显,行为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弥补传统的经济人分析方法,有限理性的人期待完全理性的人,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使投资主体的选择行为更符合实际。而结构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平面化的社会,通过对社会分层、市场分割和企业性质与投资决策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研究,构建了立体化的社会,强调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财富分配问题对于跨国投资的影响。而近期风靡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范围,使对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另外,国外跨国公司和投资理论研究也具有逐步从强调特殊性到普遍性,从单一要素研究向综合因素研究发展的趋势。邓宁的折衷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尝试和突破。并且,对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也逐步从静态向动态研究发展,产品周期理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国际投资阶段论都体现出这种趋势。

(二)借鉴意义

从总体来看,西方经典FDI理论逻辑严密,从FDI的投资主体、投资目标、投资客体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FDI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使理论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普适性。但由于FDI问题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综合性,使FDI区位选择问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研究与完善。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随着竞争的全球化,单一企业已经很难有能力保持垄断优势,必须通过与别的大型企业合作才能获得充足的资源,保持竞争优势,那么,竞合行为的大量出现将会对FDI理论产生何种影响呢?

传统理论主要从微观与中观角度来看问题,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大量外流,发达国家环境、人权、质量标准的全球化,制度与文化能否成为FDI的理由呢?

技术进步、全球化导致新的生产、分工模式的出现,那么,其对相对比较优势有哪些影响呢?会强化、弱化、新增哪些优势?

新的技术基础、新的分工标准对折衷理论形成哪些冲击,特别是世界投资体制的多元化、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对折衷理论的冲击,要求对折衷理论进一步拓展。

基于制度逃逸的FDI必将进一步丰富内部化优势的内涵,而产业聚集、离岸金融、投资中心的大量出现,也必将进一步丰富区位优势的内涵。

随着转轨经济体的大量出现,国有企业主导的FDI投资模式已经造成严重的效率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国内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资本成本 企业投资 锚定作用

一、引言

投资决策是企业最基本的财务决策,决定了企业未来时期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和成败。对企业而言,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进行长远规划的过程,在企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在诸多影响因素中资本成本作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第一概念,是备受瞩目的决定性因素。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基准性的作用,即锚定作用,且该锚定作用是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因此研究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的锚定作用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运行质量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企业对投资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讨论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作用的文献数量也急剧膨胀,但目前尚缺少对该类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综述类论文。因此本文力图在这方面进行初步尝试,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为今后的理论探索提供基本线索,力图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Modigliani 和Miller(1958)从资本成本性质的角度,用无套利证明方法,深入探讨了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开启了现代公司理财学的大门。Modigliani和Miller指出资本投资决策是唯一能决定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最佳的投资规模是在净现值(NPV)等于0时的投资规模。随后在1958年~1961年期间,这两位学者又继续针对资本成本的有关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奠定了资本成本在财务决策制定过程中无法比拟的作用―锚定作用。从此,学术界对于资本成本的研究以及基于资本成本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成为了财务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领域之一。

Solomon(1955)提出资本成本能够作为判断企业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的参照标准(企业资本支出的取舍率),这就是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从理论上讲,自此之后,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限制作用已经得以确认,即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可以作为参照基准,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锚定作用。

Ehrhart(1994)以及Brigham和Ehrhart(2008)皆从理论上肯定了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中的约束作用,提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基准是资本成本,且该基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项目的风险程度进行调整,即锚定值的调整。Armitage(2005)以及Brealey et al.(2008)同样也提出真实的资本成本取决于资本的投向,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应该以不同的资本成本作为基准利率进行投资决策。毋庸置疑,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起着重要且核心的决定性作用。

Chatelain(2003)通过研究欧元区各国企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欧元区各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的长期系数区间为-0.2到-1,这表明欧元区各国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类似地,Gilchrist和Zakrajsek(2007)在研究美国企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时,同样发现资本成本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因素,对企业投资具有锚定作用。

三、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

何青(2006)利用新古典投资理论,研究了资本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程度,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随资本成本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并且投资规模与盈利水平有较密切的关系。

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同样从新古典投资理论出发,使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的方法对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其中,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敏感性较强,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几乎不具有敏感性。

汪平和邹颖(2012)提出了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明确指出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对投资决策的制定以及投资行为的实施具有锚定效应。因此企业的投资决策须以资本成本为基准,从而提高企业投资的效率。具体来说,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的锚定效应即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过程中有基准和约束作用。若企业资本成本较高,企业能选择的投资项目就少,于是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这就从某种程度上约束了企业的投资规模,保障企业不会过度投资;反之亦然。

赵玉成(2006)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企业的投资率、销售增长率、利率等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的投资效率随资本成本的上升而上升。该结果与一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没有引起对资本成本的足够重视,因而致使资本成本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无独有偶,汪平等(2013)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通过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的投资规模与资本成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的投资规模与资本成本的变动方向一致,该结论有悖于现代财务理论。这同样说明了在我国资本成本没有发挥出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约限制作用,而这方面也是我国企业应重视的。

四、总结与评论

综上所述,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具有基准性作用,即锚定作用,是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核心标准。并且,欧美等国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强,资本成本能够较好地发挥对企业投资决策的锚定作用。相比之下,资本成本并没有引起我国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导致了我国企业投资决策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不高,有时甚至会出现有悖于正常研究结论的现象,最终导致资本成本不能合理有效地发挥对企业投资的约束作用。因此,我国企业应正确理解资本成本的内涵,高度重视资本成本在投资决策乃至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地发挥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锚定作用。

参考文献

[1]Brealey,Stewart C.Myers, Franklin Allen,《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M].2008.

[2]Chatelain,J.B.,et al,《Firm Inves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the Euro Area》[J].Working paper series,2001.

[3]汪平,邹颖,袁光华.《资本成本约束与公司财务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3(10):92-96.

国内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控制权;现金流;影响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从公司价值的创造过程中看,公司价值是由企业在过去投资所产生的现有资产价值与未来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的现值所构成的,因此投资是公司创造价值的源泉,但是控股股东的目标并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而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我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环境薄弱,监管的缺失和法律的不完善使得终极控股股东更有机会根据自身利益操纵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往往利用内部现金流过度投资来攫取控制权私利。这往往表现在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而用于投资,盲目投资等等,所以我国上市公司会有很多过度投资现象,国有上市公司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同时也出现投资效率低下的很多问题,因此终极控制权与内部现金流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不同视角下有关企业投资的文献综述

(一)终极控制权文献综述

Berle和Means研究了美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提出股东与管理层的委托问题,到后来出现了由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称为第二类问题,因此本文研究的是第二类问题。终极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在国内,王鹏和周黎安(2006)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企业的绩效越差。因此陆续有学者从控制权角度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研究。

(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下的公司投资文献综述

公司的投资、融资是公司的基本政策,通过这两方面来指导公司行为。著名的MM理论认为,在不存在任何摩擦的理想世界里,任何资本的边际利润应该是相等的,公司的总价值与公司的融资结构无关。也即不论如何筹集资金,都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因此公司的投资行为与内部现金流无关。这一结论引起很多学者的怀疑,众多学者纷纷开始对公司投资与内部现金流关系进行研究。MM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上的,但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从而演化为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融资约束假说和基于委托问题的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

(三)融资约束视角下企业投资理论综述

由于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Myers和Majluf(1984)认为在CEO与现有股东之间利益一致的条件下,经理人往往总是倾向于在股票被高估时发行新股票。当投资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就会认为发行新股是因为资产估值过高,这样会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增加股权融资成本。这就导致了股票未被高估的企业,往往不情愿发行股票。因此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最终造成投资不足,使得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偏好内部现金流,这会降低企业发放的现金股利,更有可能因为内部现金流的有限而错过有价值的投资项目,造成投资不足问题,由此Fazzar(1988)提出著名的融资约束假说,他利用美国制造业421家企业14年的数据,用股利支付水平衡量融资约束程度,发现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是正相关的,此后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或者不同的衡量方法来研究二者的关系,Kaplan(1997)通过对公司进行分组,融资受约束组和不受约束组,对前述论文中的数据进行重新研究,结果却相反,认为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是负相关的。

国内学者魏峰、刘星(2004)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也普遍存在,并且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正相关关系。屈文洲等(2011)采用交易概率指标发现信息不对称与公司投资支出负相关,并且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并非线性关系。

三、终极控制权、内部现金流与公司投资的关系分析

罗党论和唐清泉(2007)研究中认为在我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国有控股可分为中央控股和地方政府控股,由于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相对较少,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赖程度也越高,我国政府是以GDP为导向的,依靠投资来获取利益,地方政府为增加其业绩,则更倾向于上市公司投资,所以会出现过度投资现象,Li(2005)研究我国省级官员升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明当地区经济表现较好时,所在地区省级官员升迁的概率更高,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治前途考虑会干预所控股的上市公司,利用内部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所以当上市公司拥有充足的内部现金流时,地方控股的上市公司比中央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利用内部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另外,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是导致控股股东侵占中小利益的重要因素,两权分离使控股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去从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事情,这样就有可能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当控制权与现金流权越来越接近时,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就越趋向于一致,此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协同效应为主,相反,当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来越大时,二者之间就会越来越背离,利益会不同,此时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关系以侵占效应为主导。由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可知,公司内部现金流量越多时,控股股东便会为自身利益趋向于过度投资,因此,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时,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越不一致,控股股东为获取自身利益而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改善上述问题: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由于我国的法律环境不完善,导致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以及控股股东影响公司投资,因此应该完善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并加大对违反规定的处罚力度,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减少政府干预,政府为终极控股的股东的公司,很多会呈现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有必要减少政府对公司的行政干预,促进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市场化,形成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导的结构,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上市公司多元股权结构的建设,很多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利用内部现金流过度投资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有必要加强上市公司多元化股权结构的建设,引入不同性质的大股东,建设多元化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结构,减少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1]邓建平,曾勇,何佳.利益获取:股利共享还是资金独占?[J].经济研究,2007.

[2]钱旭,丁元耀.股权结构、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行为[J].商场现代化,2012.

[3]李鑫.股利政策、自有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

[4]刘昌国.公司治理机制、自由现金流量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J].2006.

[5]罗党论,唐淸泉.中国民普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7.

国内投资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投资学 教学内容 课程

论文摘要:在金融学专业,投资学是兼有综合性和应用性的课程。如何设置课程内容结构,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突出重点,会使得教学效果迥然不同。本文从投资学应该重点讲授的内容、投资学与其他课程的衔接、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和模拟投资组合来提高实践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投资学课程在有效安排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如何拓展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国内许多学者可能为了跟研究实物投资的投资经济学区别开来,将金融学专业的投资学课程称为证券投资学(比如,吴晓求,2006,等),但是,根据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金融与保险学科组的建议,本科层次的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可以包括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中介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保险学、国际金融学、公司财务、金融工程、投资学10门,可见该学科组使用了投资学这一名称。国外一般都其称为Investment(投资学),比如,Williams F. Sharpe et al.(2001)、滋维·博迪等人的《投资学》。结合国内外的情况,以免误解,我们认为应该统一名称为投资学。

一、教学内容的安排

国内投资学教学大纲一般讲授的内容包括证券投资工具与证券市场运作、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和投资组合管理四大部分。从国外投资学教材来看,比如滋维·博迪等人的《投资学》也包括四大内容:证券市场与工具的介绍、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证券的估值和资产组合的业绩评价与管理。大体上看,国内与国外的教学内容差异不大,但是,如何设置课程内容结构,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突出重点,会使得教学效果迥然不同。以滋维·博迪等人编写的投资学教材来看,要用两个学期才能讲完,并且要突出重点,才能讲好。在安排教学内容时需注意如下几点:

1.像证券投资工具与证券市场运作这些内容只需适当提及即可,因为像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中介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保险学、公司财务、金融工程等课程都会涉及相关内容。

2.技术分析的内容必须讲,让学生明白投资管理不只是有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的应用也是非常普遍,但是,讲授的课时不用太多,适当介绍即可,因为本来技术分析的内容繁多复杂,而且在实际应用时,五花八门,各有其道,也就是技术分析本身并无统一的框架。另外,技术分析知识的难度比投资组合理论要容易许多,可向学生推荐基本参考书,比如,罗伯特.D.爱德华、约翰·迈吉和巴塞提编写的《股市趋势技术分析》等,让学生自学。

3.均值方差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和期权定价公式等理论是现代金融研究的基础理论,也是投资学的基础理论。只有理解了这些理论,才能说投资的基石是坚固的。以这些基本原理为中心,建立一个框架将内容串起来,其后的证券估值和资产组合管理也要统一于这些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内容是教学的重点,同时这也是教学的难点,因为理解这些理论对于本科学生来说,面临经济学基础理论、数学以及资本市场的理解等方面的挑战,但是,诚如博迪等人(2006)所说,可以尽量去掉不必要的数学和技术性细节,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直觉,这种直觉可以帮助学生在职业生涯中面对新的观念和挑战。

4.来自资本市场的数据与案例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的认识。采用国内,还是国外的?国内许多老师认为,课程应该更多关注国内证券市场发生的事情(比如,初昌雄,2008,等)。在本人看来,这诚然没错,但是,我国证券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日新月异,许多经验事实不具有规律性,耶鲁大学教授希勒在《非理性繁荣》强调,即使像美国证券市场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市场许多统计规律与发现是否将来还可靠还是值得商榷。因此,在讲授时,国内与国外的援例不可偏废,应更偏向于国外市场。

二、投资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学专业来说,学习投资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能够将所学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为个人或机构增加财富,而该课程又是集金融学大成之学科,一门综合性学科。投资学最好是在公司财务、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等课程之后开设,因为宏观经济分析和公司财务分析是股票估值的基本功;微观经济学是投资学理论的基石;金融工程的部分基础理论与投资学相同;计量经济学是资产组合管理与分析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些基础课程的支撑,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教学难度增大,教学效果下降。

三、教学与自学

投资学理论性强,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学生如果只是学习投资学的教材,而不进行更多的课外阅读,恐怕难以达到培养目标。课外自学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

1.投资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投资学的基础理论比较抽象,可以推荐学生阅读伯恩斯坦的《投资革命》和其续集《投资新革命》等可读性强的介绍资本市场理论的书籍,它们将投资学高深的理论如何应用于投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以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用学者的严谨论证,向读者阐述了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演化机理。伯顿·麦基尔的《漫步华尔街》从理论的高度通俗地讲解了应如何进行投资。

2.为了提高实践能力,前人的经验总结无疑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观摩和借鉴的捷径。这些经典书目包括:

一是投资大师的传记。像爱德温·李费佛(美)的《股票作手回忆录》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股票与期货的投资者——李费佛的自传,数十年来一代又一资人的必读书,甚至被称为华尔街的投资圣经。罗杰·洛文斯坦的《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是关于巴菲特的传记,但是,要真正了解巴菲特的投资方法与技巧,还需阅读小罗伯特·海格士多姆的《沃伦·巴菲特之路》、沃伦·巴菲特《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股份公司教程》、罗伯特·哈格斯特朗的《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等。

二是投资技巧。像菲利普·费舍的《怎样选择成长股》和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格雷厄姆投资指南(聪明的投资人)》是巴菲特称为老师所写的书,提出了诸多一直被投资者采用的标准与原则。彼得·林奇等人的《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和《战胜华尔街》为怎样挑选股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技巧。威廉·欧奈尔的《笑傲股市》提出的CANSLIM方法非常适合跟踪当前股市热点,进行短线投资,学生容易学以致用。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晦涩难懂,却是把握国际金融市场的利器。杰克·茨威格的《华尔街点金人(新金融怪杰)》采访了市场上超级交易员与成功的投资家,介绍了他们成功的经验。

三是介绍历史上著名的投机热潮。像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介绍了美国的股市大崩盘。查尔斯·马凯和约瑟夫·德·拉·维加的《投机与骗局》包含了两部书:查尔斯·马凯的《惊人的幻觉和大众的疯狂》和约瑟夫·德·拉·维加的《困惑之惑》,前者描绘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和荷兰郁金香热潮的在繁荣与崩溃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与心理;后者以对话的形式描述了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的运作。  四、学习与实践

投资学是金融学专业中理论与实践联系最紧密的课程之一。在学习投资学之前,绝大部分学生并未接触过资本市场,通过模拟实践,就可以给他们补上这一课。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让学生挑选三只深沪交易所交易的证券构成模拟投资组合,每两周可以替换一次。上课时学生对自己的投资组合进行经验交流,老师点评,期末学生根据投资组合管理理论与方法对自己的组合业绩进行评价,加深他们对理论的认识,提高应用能力。最终组合成绩作为课程平时成绩的主要参考。大部分学生经过两学期的投资学理论学习与模拟实践,既能掌握现代的投资学理论与基本框架,也初步具备了进行投资实践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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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杰明·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投资指南(聪明的投资人)[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3]彼得·伯恩斯坦:投资革命:源自象牙塔的华尔街理论[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8月

[4]彼得·伯恩斯坦:投资新革命[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3月

[5]彼得·林奇 约翰·罗瑟查尔德: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v.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4月

[6]彼得·林奇:战胜华尔街[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7]伯顿·麦基尔:漫步华尔街[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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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杰克·茨威格:华尔街点金人(新金融怪杰).西苑出版社,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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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伯特·哈格斯特朗: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组合[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

[15]罗杰·洛文斯坦: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M].海南出版社,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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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晓求:证券投资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

[19]威廉.欧奈尔:笑傲股市(第三版)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3月

[20]Williams F. SharpeGordon J. Alexander:Investment(影印本) [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21]希勒:非理性繁荣(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国内投资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4]Wells, L.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