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十篇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1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2

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上述计算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3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4

（一）我国的经济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就是说汇率就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货币出现持续贬值，有些国家则大幅增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但整体缓步上扬，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而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GDP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相关性。（图1）

我国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则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相应提高，这也使人民币在长期内保持坚挺。

（二）人民币流通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衡量人民币流通状况的主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往往使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抑制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若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将使本币汇率下跌。但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取决于两国相对价格的名义变量。当本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币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绝对购买力平价可用公式表示为：S=p/p*（2.2.1）

S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单位外币（如现在的汇率为1：7.8，则S=7.8），即直接标价法。P和P*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综合物价水平。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之变化应该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除以外国的物价指数。如果用p$和p表示美国和中国t0到t1期的通货膨胀率,S0和S1表示t0和t1期汇率,则相对购买力可用公式表示为:

(S1-S0)/S0=(л-$$）/(1+$$）(2.2.2)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要旨是,汇率变动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如果中国通胀率大于美国通胀率,则人民币应该贬值,反之则人民币应该升值。从长远来看，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类似的通货膨胀率。以下采用1996年至2005年的中美居民价格指数，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分别以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相应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内高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与1998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随着年份与基期的差距越大，所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偏离越大。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汇率，基期的选择比较重要。如果选择以基期较接近的年份,得出的汇率与名义汇率是比较接近的，说明汇率的变化跟物价指数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1999年以后我国是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连续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汇率应该持续走低。但是我国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却持续升高。这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时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通货膨胀的水平，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外的物价水平的变化。但是，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修改，相信在长期内人民银行所制定的汇率是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要求的。

(三）利率差异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周边的国家，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上扬。利率平价理论的提出者凯恩斯认为：汇率变动与两国相对利差有关，投资者根据两国利差大小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进行投资选择，以期获取收益或避免风险。利率平价表达式为：

(F-S)/S=i-i*(2.3.1)

S是将本币换成外币的汇率，F是将外币换成本币的汇率。i是本国利率，i*是外国利率。

（2.3.1)式反映了汇率与两国利差的相互关系：当本国利率相对外国利率上升时，两国利差增大，汇率下跌；反之，汇率上升，即F与i-i*成正比。通过对表6中F和利差进行一元线形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高，相关系数为-0.45064。分析的结果显示F与i-i*成反比，即我国的汇率变动与中美之间的利差正相关。这与利率平价理论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水平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但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五年来，对外资银行的逐渐开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也将逐步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汇率水平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利差的变动。

(四）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呈现顺差，支撑了人民币汇率走高。

（五）人民银行的干预与人民币汇率

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1994年至今,我国汇率虽双向波动，但缓步上扬。1994年人民币并轨时，汇率为：1：8.7。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仍然保持稳定，1美元兑换8.275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和人民银行对汇率的干预只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人民币全面的自由兑换并走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二、人民币汇率与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确定

在前面各点中，分别分析了GDP、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国际收支和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我们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Y=X1+X2+X3+X4+U(3.1.1)

Y表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X1、X2、X3和X4分别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由于政策的影响是难以定量分析的，所以采用U表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的因素。

(二）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了1996年至2005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对3.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2.1式:

Y=8.259474+0.1836X1-0.30832X2-0.0975X3-0.02024X4（3.2.1）

可以看出：

（1）GDP增长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反相关，即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下跌。这点是不符合汇率的正确的发展规律的。这主要原因是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导致汇率的水平不能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2）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正相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应当贬值。但我国却相反。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汇率却提高0.3083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值低估，汇率升高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增加的压力。

（3）利差和汇率的关系跟前面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只是相关系数上的差异，这主要原因是多元回归分析跟一元回归分析在自变量的数量不同。

（4）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即顺差每增加1%，人民币汇率就提高0.02024%。我国十年来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国际压力的影响下，在汇率决定理论的作用下，人民币的持续走高是必然的趋势。

三、结论

通过构造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影响较弱。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利差和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增强。本文深化了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的认识，希望为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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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论文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面，即汇率的机制和汇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其次是名义汇率水平的问题。

有些人主张人民币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因为汇率的市场是国际外汇市场，中国目前不是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实际是无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因此实际上需要从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汇率机制(exchangerateregime)问题。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通常认为有九种汇率制度，1.自由浮动，2.管理浮动，3.目标区，4.一篮子钉住，5.爬行钉住，6.可调节钉住，7.真正固定钉住，8.联系汇率制，9.货币联盟。关于汇率机制的分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汇率机制无关紧要，即所谓“汇率机制的中性假设”。国际学术界关于哪一种汇率机制好的讨论并没有定论。国内的讨论中有一些观点认为浮动汇率机制要优于固定汇率，而且认为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实际是不了解国际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数十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不影响人们承认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欧盟内部实行货币联盟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很多人认可的是“两极化”观点(即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所代表的浮动汇率机制，和联系汇率和货币联盟所代表的固定汇率机制)，而不认同“中间汇率机制”(即上述第(3)，(4)，(5)，(6)种汇率机制)。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实行过不同的汇率机制。因此国际上近年有研究认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机制的主要好处有两点；

1、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利于贸易和投资。

2、提供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信用的固定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目前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机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角度来看，改变汇率机制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不利于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宜“退出”为好。

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这个结论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国内国外的讨论中如此表态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要好的多。

这次表态还澄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即中美的双边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的多边有效汇率，和实际多边有效汇率(有效即指多边，因此有时也常省略)对于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关讨论中的常见现象。人民币对于美元目前是钉住，但对于其他货币是浮动，因为美元对于这些货币的汇率是浮动。因此如果说在刺激经济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我们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只对中美汇率可以成立，对于其他汇率是不成立的，对于实际多边有效汇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讨论是从多国的角度讨论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情况，这样分析对于反驳那些只谈中美贸易，并认为只要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逆差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议论是合适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从对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的评估就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实际上除了欧美市场外，中国还要面对其他的贸易市场。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对美出口会挤压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实际上所有具有制造业能力，同时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的对美出口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压力。所以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的问题，而不是双边的问题。

但也要认识到，仅仅从贸易角度分析汇率问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不够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实。因为如果只谈贸易，一旦贸易的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利的数据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较科学的分析是从国内国外两个均衡来分析人民币的估值问题，这样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能够更加有力的体现中国的利益。所谓外部均衡是指经常账户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所谓内部均衡是指物价稳定前提下的充分就业。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角度分析问题，人民币维持对于美元稳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成为抗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6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7月21日公告称，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自1994年中国进行汇率改革以来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做出了2%左右的上调幅度，远低于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如此幅度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会是相当小的，但毕竟打破了长达十年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开始更加灵活，并有可能进一步升值。

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1994年至1997年基本上是一个小幅升值的走势，1997年到2005年基本上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换8.28元左右人民币的水平，变化幅度始终不大，而同期人民币利率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3年7月和199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两度提高利率，使得人民币利率远远高于美元利率。而自1996年5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更是先后7次降低利率。仅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刺激国内外的需求，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央行就连续6次降息。此后与连续降息同时出现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

除了1997～1999年人民币利率水平是低于美元利率水平外，我国人民币利率水平一直明显高于美元利率水平。回顾1994—1995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我们发现，人民币从1994年初的1美元兑换8.61元升至1995年12月底的1美元兑换8.35元左右，而且市场交易者及贸易商也普遍预期到了这一升值趋势，这种预期持续有两年之久。

如果根据利率平价的基本理论，当国内利率水平上升时，本币汇率应当是预期贬值的，而不应是升值的。那就是说，如果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汇率应该趋于贬值；当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汇率应趋于升值。这与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1996～1997年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势头，利率平价的预测正好相反；1998～2004年人民币利率水平高于美元利率水平，利率平价预示人民币应该升值，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不变。那么，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二、汇率和利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理论中关于汇率和利率关系的理论研究有很多，而最直接给出利率与汇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的假定有两条：(1)资本在国际间可自由流动；(2)外汇市场高度发达与完善。

根据这样的假定前提，得出利率平价公式：

Rf-Rs＝Ia-Ib(1)

式(1)即为利率平价公式，其中：Rf为远期汇率，Rs为即期汇率，Ia为一国国内市场利率，Ib为国际市场利率。

式(1)表明：当本国利率高于(低于)外国利率时，本国货币预期贬值(升值)，本币预期贬(升)值的幅度等于国内与国际利率水平之间的差异。

因为远期汇率和国际市场利率要由国际货币市场来决定。所以，一国政府可调控的对象就只能是即期汇率和国内市场利率。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即期汇率是不变的，这样政府可以调整的就只有国内市场利率了。因此，如果资本具有充分的国际流动性，那么本国利率的上升，一旦超过了利率平价所要求的水平，本币将会预期贬值。

我国以往实行的是盯住汇率制度，是很接近于固定汇率制的。实施盯住汇率制中国人民银行就具有了通过运用货币政策等政策工具来维护盯住汇率的义务，为维护盯住汇率制度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就是人为增减国际储备。

而人为增减国际储备的结果，会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有可能出现冲突，这是因为国际储备的增减会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资产与负债，从而会引起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变化。当一国国内经济发生通货紧缩时，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紧缩，但此时如果国外经济对本币存在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护本币汇率稳定，国家货币当局就应减少国际储备来减缓这一本币贬值压力，这样就形成了对国内经济的进一步紧缩效应。这样政府就处于两难境地。

我国从199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这一政策接近于盯住美元的盯住汇率机制。从1996年开始，为克服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实行了不断降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与本国汇率的贬值。有学者指出，在1994—1997年，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且两者的差距一直在加大，利率平价理论预示着人民币将有更大幅度的贬值，但人民币名义汇率1994年升值1.3%，1995年升值3%，1996年和1997年也持续升值，与利率平价的预测正好相反(叶莉，2003)。利率政策方向与应有的汇率表现相违背的表象，使不少人认为我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存在冲突。

三、实证分析

首先对利率和汇率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然后对二者之间进行一定的相关关系分析。这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3.1和Spss13.0版本。

近几年来，我国实际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我们选取1994～200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数据，利率指标选取的是1994～2004年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见表1)。

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假设条件，结合实际，选择滞后期为1年，得出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汇率与利率确实存在因果关系。因为，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完成了汇率并轨，初步建立了以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而20年左右的人民币利率体制改革，使我国利率决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越来越明显。

协整检验。协整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的非平稳性及是否具有同阶的积分。本文采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ADF(AugmentDikey—Fuller)检验法。运用上面的数据，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我们不能对汇率和利率再做协整分析。接下来对这两个变量作线性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在作回归分析时，我们加入外汇储备F这一变量。首先建立三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

R＝a+bT+cF(2)

式(2)中，R表示人民币汇率，T为人民币利率，a为常数，即基期汇率，b为利率对汇率的回归系数，c为外汇储备对汇率的系数。

根据人民币利率、汇率和外汇储备数据，使用Eviews可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R＝8.220-0.021T+0.000392F(3)

上述方程中的计算系数所采用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汇率和利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基本汇率为8.220的前提下，若外汇储备恒定，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汇率就会下降0.021个百分点，即升值0.021个百分点。若利率不变，外汇储备每提高1个百分点，汇率就会贬值0.000392个百分点。相关系数检验如表4：

由表4可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率和汇率的相关系数为o.787，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度水平Sig·(2-tailed)小于0.05，因此，利率和汇率之间相关性显著。

外汇储备和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为-0.423，虽呈显著负相关性，但显著度水平Sig·(2-tailed)大于0.05，所以，外汇储备和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检验，即两者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近几年所强制实行的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等。

许多学者认为利率的提高对人民币升值存在相当的压力，而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的近十年的利率和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我国利率提高，汇率水平跟着降，也就是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并不是很大。

分析说明，实际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情况与利率平价理论的预期是相违背的，因此，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

四、利率平价理论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分析

1.国际资本的非自由流动。利率平价理论要求的两个假定条件之一就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一条件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具体到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是不完全的管制；另一方面，相对于金融自由化国家而言，却又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在短期资本管制方面尤其如此。

我国近几年实行的是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这样的管制的好处是，一旦国内外利差出现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这样的做法会有效地抵制部分热钱的流入，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加息对汇率产生的压力。这在上述回归模型里有所显现。

2.外汇市场的不完善。由于法律监管力度不够，我国外汇市场上存在投机倒把和黑市等操作行为，同时加上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过大，这些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完善。而不完善的外汇市场对于市场利率和汇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3.人民币利率没完全市场化。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稳定的发展，我国的人民币利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人为制定。政府更多地注重利率的利益分配功能而不是其对经济的调节功能。这样的结果是，现行的利率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资金的均衡价格，也不能反映出市场的供求状况和风险程度，只是考虑了当时的物价上涨水平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民币利率倒挂现象严重，利率结构不尽合理，利率种类繁杂，利率管理体制僵化，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不完全实现会影响到利率与汇率之间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

4.汇率形成缺乏灵活性。一直以来，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权的中国人民银行已成为外汇市场上的最大主体。为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外汇、卖出人民币、同时发行国债冲销等)，把汇率稳定在央行所认为的合理水平上。尽管我国近几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事实上汇率的波动幅度非常小，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几乎固定在1：8.27。汇率形成缺乏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灵活性。灵活性的缺乏使得汇率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汇率变动，除了受利率的影响外，还会受到预期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水平、市场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只是单纯地从利差和预期的角度来探讨汇率的决定和变动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其他的限制条件。

五、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根据我国的国情和金融市场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利率政策的建议。进一步加快向货币完全自由兑换迈进，这是加快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除此以外，就是要加快利率的市场化。市场化利率，从长期来看，对实际汇率影响很小，这与我国近年来利率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有关，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今天，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利率对汇率产生显著的引导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对汇率政策的建议。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的稳定，稳定的汇率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缓解外汇压力的建议。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人民币仍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但压力的化解并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升值来解决，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解决：

稳步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逐步开放外汇市场，从根本上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要转变外汇管理体制。另外要强化市场意识，逐渐减少对外汇行政干预，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逐渐放松资本项目和金融账户的外汇管制，提供更多的外汇交易工具，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随着控制的放宽，释放部分外汇需求，从而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且从国际经验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的管制时，一般都会伴随本币一定程度的贬值。

建立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放开主要外贸企业进入外汇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主体，提高外汇交易规模；放宽国内对外投资的渠道，允许国内企业投资国外债券，适时推出QDII(国内机构投资者赴海外投资资格认定制度)；在近两年的时间内，逐步放宽汇率波动幅度，稳步推进“一篮子货币”制度向前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志坚.汇率长期变动预期模型与稳定汇率下的利率调整[J].工经济研究，1998，(12).

[2]刘淄.张力美.金融开放条件下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J].国际金融研究，2003，(1).

[3]叶莉.利率平价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3，(2).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7

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品种、放宽企业办理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条件、扩大银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的掉期业务等。央行与外汇指定银行还进行了外汇掉期交易，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逐渐扩大。在发展外汇衍生产品方面，我国境内外汇市场仍以完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发展重点。2006年年初实行的做市商制度对扩大远期外汇交易有所帮助，在新制度下，做市商实行新的结售汇头寸管理，可以在即期市场对冲远期交易，即允许做市商卖空美元，前提是银行通过远期头寸保证其整体上拥有足够的外汇头寸，而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在实行做市商制度后，银行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远期风险，这显然有助于扩大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远期交易。2006年7月1日进一步将新的头寸管理办法扩大到所有银行。但总体上，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境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发展仍相当缓慢，过于强调以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发展重点，而一定程度排斥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等产品的发展。

与境内相比，在境外存在多种人民币衍生产品，其中又以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Forwards，简称NDF）的交易最为活跃。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以来，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迅速活跃起来，日平均成交额已超过10亿美元。而在境内，由于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无论是即期还是远期都必须以实际经济交易为基础，银行与客户间的外汇交易量非常有限，由此也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也相当小，例如2006年上半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仅有704笔人民币与外汇的远期交易成交，而交易额为75.46亿美元，日平均成交量仅为区区的6395万美元[2]。从远期交易看，境外人民币外汇交易已经远远超过境内交易。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近期CME推出了人民币期货和期权，首次将人民币衍生产品纳入交易所交易。CME的人民币外汇期货采取无本金交割的标准化合约，每份合约为1百万人民币，目前约合12万美元，最终清算价格为最后交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中间价"的倒数，根据CME网站显示的行情，推出以来每日成交约在数十笔至上百笔之间，成交至今仍较为清淡。虽然短期内成交尚不活跃，但由于CME在外汇期货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较之原来境外人民币NDF市场发展，其长远影响将更具冲击力，无论对境内还是境外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的发展均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影响。

二、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影响评估

由于境外人民币NDF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境内远期外汇交易不活跃，人民币NDF汇率已经一定程度成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已经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人民币NDF市场发展主要源于对汇率风险的恐惧，其报价更多地由感觉和冲动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非理性的。长期以来，人民币NDF报价隐含的人民币升值幅度都超过利率平价的升值幅度，也高于境内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升值幅度。境外人民币NDF汇率和境内人民币远期结售汇汇率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也曾一度拉近，其原因是境内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境外NDF交易。但其后二者的差价又再次拉开，原因是2006年年初官方重申不允许境内机构参与境外NDF交易。目前，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一定程度上仍是两个分割的市场。

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难以反映在境外人民币NDF汇率上。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外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而境内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境内机构更加愿意选择购买远期外汇，而不愿意卖出远期外汇，即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和预期倾向于人民币未来的升值幅度将小于人民币远期结售汇预计的升值幅度。因此，如果允许境内机构、特别是银行参与境外NDF交易，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将能够一定程度反映在NDF汇率上，从而可以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币NDF汇率预期升值幅度偏大的情况。由于官方所作的限制，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难以反映在人民币NDF汇率上，因此NDF市场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其交易更加活跃，导致境外NDF市场在人民币汇率预期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CME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较之当前分散的NDF市场而言，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影响将更大。有分析甚至认为，随着CME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我国可能已经丧失了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的最好时机，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将来极有可能决定于境外而非境内[3]。对此，笔者认为现在作此判断仍为时过早。必须看到，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和境外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境内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仍占实际外汇供求的绝大部分，在这些交易被允许参加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之前，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目前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仍主要体现在对即期汇率的控制上，例如无论是境外人民币NDF还是CME的人民币期货，其使用的清算价格必须依据境内即期汇率确定，可见境内即期市场的影响力目前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但是，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主导权旁落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逐步推进，以及CME人民币期货期权交易的逐渐扩大，境外远期汇率对境内即期汇率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由于CME的规模、影响力以及公开性、透明度等特点，兼具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低的买卖点差、中央清算方式、流动性等各种优势，长远而言，CME极有可能逐渐取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市场，成为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的中心。CME的人民币期货和期权交易将能够更加容易地吸引包括目前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更多的资金。特别是投机性的资金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参与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交易，反过来影响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策判断。一旦CME成为人民币衍生工具交易的中心，将使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更加集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对汇率预期产生严重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进出口和资本流动等实际经济交易。例如，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由于CME集中交易而放大，将或多或少对即期交易产生影响，如我国进出口商会提前收汇结汇而推迟购汇，以及使资本流动加速流入等等。

一旦CME成为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的交易中心，CME对人民币定价权的影响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集中，而且使汇率预期的作用放大，吸引更多国际注意力，反过来影响国内的即期汇率。而且，这种影响力随着我国资本管制的放开，必然将逐步增大。特别是，如果境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迟迟无法形成规模，一旦官方允许境内的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需求转向CME，则人民币远期定价权将必然旁落境外。这也是目前我国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境内机构参与境外NDF和CME交易的原因，但是这种限制显然并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

三、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是必然选择

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政府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二是境内外汇市场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目前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应以国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和合理的预期为基础，而不应决定于不能完整反映市场供求的境外NDF市场或是CME的期货期权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应该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的实际外汇供求以及对汇率的理性预期，取决于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而不应是境外对人民币汇率的非理性预期或是投机活动。因此，当前更加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和完善境内外汇市场，更好地使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以及汇率预期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反映，而即使一旦放开资本管制，国内需求不会转求境外的NDF市场或是CME，这才是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关键。

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仍以完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主，而一定程度排斥期货期权的发展。这种思路是错误的，远期结售汇显然无法取代境外NDF交易，更无法和CME的人民币期货期权相比，因而也无法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足够的影响力。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当前尽快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是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应按照以下的原则操作：一是，外汇期货交易的监管应由中央银行负责，应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二是，对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市场准入可以采取逐步放宽的做法，以避免出现过渡的投机。初期只允许外汇指定银行和少数期货经纪公司之间进行期货交易，委托交易最初也可以只允许大机构。三是，交易品种为人民币与外汇之间交易，并以人民币作保证金，从而可以避免外汇期货交易与当前外汇管理规定发生冲突。在外汇管制条件下，可以限制进行外汇与人民币的交割，规定只有在发生实际外汇收付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实际交割，否则只能进行人民币保证金的结算[1]。相关的限制应适时放宽，促使期货交易逐渐形成规模。

四、境内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影响评估

在境内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国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掌握：

一是，国内外汇供求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在人民币远期汇率上。目前由于外汇管制，人民币远期结售汇必须以实际交易为基础，大大限制了远期交易的规模，而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无须以实际交易为基础，可以克服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境内外汇实际供求者将愿意参与期货交易，期货交易能够体现境内外汇需求的实际情况。由于境内和境外市场分割，目前大部分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无法反映在境外NDF或者是CME的期货和期权价格上，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后境内实际外汇供求将反映在境内人民币期货交易上。

二是，期货交易提供成本更低的套利机制，将更加便利交易者进行套利，人民币远期汇率将会逐渐满足利率平价关系，因此远期汇率将更大程度决定于即期汇率。通过法规和制度，可以将期货交易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央银行还可以在外汇交易中心对期货市场进行干预，保证远期汇率的稳定。推出期货交易后，由于提供了远期避险工具，就目前状况而言，企业和个人出于对汇率预期提前进行结售汇的情况将减少，因此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三是，期货交易将有利于外汇指定银行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反过来起到活跃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交易的作用。银行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以较低成本，较为灵活地对未平盘的远期结售汇头寸进行管理。例如，当天的结汇头寸多，多出的头寸可以通过卖出外汇与人民币期货合约平盘，如果下一交易日购汇外汇头寸多，则将原有的期货合约进行反向操作即可。与银行间的远期外汇买卖相比，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其交易成本较低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期货交易给外汇指定银行提供一个灵活的、成本相对较低的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的工具，将有助于降低银行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的成本，并扩大远期结售汇规模。

可以断言，境内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一旦推出，将能够逐步取代境外NDF市场和CME成为人民币汇率的风向标，从而使人民币远期汇率的形成基础和机制更加合理。这种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的一个月内，人民银行了关于完善外汇市场和开办掉期业务的两个通知，其后一两周内，境外人民币NDF报价水平逐渐向国内人民币即期汇率靠拢，但由于国内远期结售汇交易并没有因为这两个通知变得活跃，境外NDF市场又重新与即期汇率拉开距离[4]。再如，央行与国内银行首次进行货币掉期交易的消息传入市场后，NDF报价与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也立即大幅收窄。显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有更大的影响力。境内期货交易一旦形成规模，这种影响力将得以更好地体现。

五、结语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目前国内对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存在较大的疑虑。例如，高扬和何帆（2005）认为在境内推出外汇期货应采取慎重态度,应在汇率制度进一步市场化的基础上再予以考虑[5]。出于对期货交易风险性的考虑，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是这种担心制约了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发展。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期货交易必然加大市场交易波动的依据并不充分，例如宋敏（2002）总结了多种货币期货交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罕有证据支持期货市场危害现货市场，或使后者动荡加剧的观点[6]。期货交易产生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期货本身，而在于交易制度的不完善和对期货交易的监管不力。以市场不成熟为由延缓期货交易的推出，将丧失积累完善外汇期货市场和对外汇期货交易监管经验的时机。CME推出人民币期货给监管当局提出了必须正视的挑战，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当前决策者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正视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的发展。如果一味不予理睬，或者是继续依赖管制措施，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时机的错失和定价权的旁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将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而目前使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如何更好地反映在市场上价格上，其影响力如何得以体现，是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关键，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是当前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潘成夫.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相关问题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6（8）.

2.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R].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3.钟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将意味着什么？[N],南方周末，2006-08-24.

4.牟海阳.远期汇率的定价及其与NDF的关系[J].中国货币市场,2005,(9).

5.高扬,何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次序[J].财贸经济,2005(10).

6.宋敏.期货市场中的若干研究问题[A].田国强.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C],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年.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8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其次，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1999年组建的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一度减轻了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又高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长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3.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汇率稳定

2002年，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产品总额达到3255.7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由226亿美元扩大到305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7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贸出口、吸引外资等持续上升，汇率却维持不变，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国的注意。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因此，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决定一国货币币值的因素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类。长期因素是指通过提高一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来提高其货币的对外购买力的因素，比如贸易条件（TOT）、GDP增长率、技术进步因素、消费物价指数差、利率差、外汇储备等。另外，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却代表了综合的商品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是诸多其它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影响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典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就是分别通过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差与利率差来估算本币的相对变动的。

其实，GDP高速增长不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中国的情况看，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进口技术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技术引进反过来又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所以GDP增长快可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引起贸易项赤字，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在起飞的中后期，因资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对提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据测算，GDP增长的汇率弹性为0.0077，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贬值0.0077个百分点。1998年GDP全年的增长率为7.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贬值0.06%，因此，GDP变动对汇率的贬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项还没有开放的国家来说，储备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汇率。但因为这些因素是短期的，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无法掩盖汇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势利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战争、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也会对当前汇率造成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年汇率并轨至今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飚升至8.7，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比如，同一种轿车在A国卖1万美元，而在B国卖8.3万人民币，则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8.3。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个比价常常是不准确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A国对B国的贸易持续保持顺差，那么，A国货币就会升值，以使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汇率往往又是不够灵活的，常常不能反映这些购买力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服务贸易”。然而，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和滞后性，服务贸易的内容常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比如，如果A国公司接受B国公司的审计服务，或A国学生常常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大量出国留学，这些货币兑换需求就属于“服务贸易”的内容，同样应该列入经常项目的平衡表内。因此，“商品贸易”的状况常常不能真实反映“经常项目”的平衡。

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什么问题都沉在水面下，债权人愿意延展债务，投资者也会将利润汇出暂时留在国内。而一旦经济增长滑坡，或是出现了负面的外部冲击，利润利息的汇出不可估量。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汇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说应该是升值的。好的汇率政策必定要考虑经济效率、增长和稳定的原则，必定要适应内外经济环境不断变动的具体情况。

关于货币政策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经济的根本需要。有关中国应当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被认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中国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但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由真实部门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来决定汇率，这是完全可以的。

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非常重要，一般应选择在一国经济强势的时候。对于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中国而言，越早实行灵活汇率制度，自身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因此，我国应采取“相机抉择”的汇率调整机制，即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汇率管制条件下的官方汇率调整的试验。主要因为，一方面，相机抉择可以将汇率升值的风险逐渐释放，以避免风险积累过大时对宏观经济形成冲击。另一方面，可以先看看市场、产业、贸易等方面的影响方向和深度，为以后汇率放开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经验和教训。最后，即使有一些不良反应，也还可以再调回去。当然，进行“汇率试验”要视宏观经济的“热度”而定，进行“汇率试验”应选在经济偏热时。因为，在经济偏热时，总需求旺盛，对进口的承接力较强。因事实上存在一定的货币贬值倾向，这将减少汇市投机的风险。也可以保持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降低资本外逃的风险。

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实的货币供求，而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表现。因此，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如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汇平衡方面，要兼顾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

4.如何在短期减压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快确立科学的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地反驳“人民币重估论”。针对《经济学人》所称的“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我们可以选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先进的计算方法予以论证。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标作比较，“巨无霸”指数下的人民币还应该贬值。但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人民币显然又被轻微低估了。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实行自由浮动，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重申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几个理由：

首先，从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将会符合了外资流入的升值预期。目前，中国有大批外资流入，这些资金中无论是国外游资，还是外逃资金的回流都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因此是“热钱”性质。当前的资金流入与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资金流入在性质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基础，就是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

人民币汇率论文篇9

一、传统汇率理论及其局限性评述

西方经济学家在长期进行深入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阐述汇率的决定及其波动，提出了几种典型的汇率理论：

1.国际借贷理论（TheoryOfInternationalIndebtedness），又称国际收支理论。该理论由英国学者葛逊（GeorgeGoschen）于1861年提出。他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国际借贷说认为只有流动借贷相等时，外汇供求也相等，外汇汇率保持稳定；当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当流动债权小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小于求，外汇汇率上升。葛逊的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了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为国际收支说或外汇供求说。这一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笔者认为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具有现实性，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国际收支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国际收支中细致的结构分析，更有可能看出一个国家汇率的基本走势和主要影响因素。财会

2.购买力平价说（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简称PPP理论。1916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总结前人学术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说分为两种形式：绝对购买力平价（AbsolutePPP）和相对购买力平价（RelativePPP）。绝对购买力平价认为：一国货币的价值及对它的需求是由单位货币在国内所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决定的，即由它的购买力决定的，因此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表示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而购买力的大小是通过物价水平体现出来的。根据这一关系式，本国物价的上涨将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外国货币的贬值。相对购买力平价弥补了绝对购买力平价一些不足的方面。它的主要观点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将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它表明两国间的相对通货膨胀决定两种货币间的均衡汇率。从总体上看，购买力平价理论至今仍受到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视，在基础分析中被广泛地应用于预测汇率走势的数学模型。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传统实物经济理论，不是现代金融经济理论。现代金融经济时代，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货币化，并且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着巨额资本，包括很多以短期投资套利的“热钱”，而以货币购买力为基础计算所谓的汇率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是，汇率本身也可作为货币购买力的一个测量标准。而且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也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力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基本上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对于现实汇率走势分析和汇率政策的制订指导意义不大。

3.利率平价说（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释了利率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引起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把资金从利率较低的国家转向利率较高的国家，资金的流人将使利率较高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凯恩斯的学说解释了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差异同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远期汇率的推导过程就是应用了利率平价的理论。虽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资本流动不仅仅受利率影响，还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利率平价说直接考虑利率对汇率影响，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汇率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汇率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国家之间资本流动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利率变动引起资本流动，进而影响？正率变动。这个因果链条对于发达国家直接资本套利影响汇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4.资产市场分析理论（AssetMarketApproach）。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金平价”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逐步取消了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大量短期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频繁的套利活动，国际游资频繁移动与汇率的波动交互影响，没有贸易背景的纯粹跨国金融交易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国际贸易而占据主要地位，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大大加强。针对这种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人们提出了资产市场分析理论。资产市场分析法更强调资产市场的存量均衡对汇率的决定性作用，并从资产市场的角度来考察汇率，认为汇率变动是为了实现两国资产市场的存量均衡，均衡汇率即是两国资产存量的供求都达到均衡时的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可以说，这种理论严格的理论前提假定，如资本完全流动、预期合理、没有交易成本的完全资产市场等又与汇率决定的一些现实因素脱轨。另外，用传统的存量均衡分析方法思考汇率问题，无疑又落入纯粹模型分析的尴尬境地，这个模型对于现实汇率分析借鉴意义仍然不大。

二、范式转换：从均衡汇率分析到市场汇率分析

传统汇率分析范式具有的一个特征是：强调某一项因素后而构建出理论模型，然后根据这种模式测算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最后围绕这种汇率水平来制订汇率政策。对于高于均衡汇率的市场汇率，就认为有可能汇率高估；低于均衡汇率的市场汇率，则认为有可能汇率低估。各种名目繁多的汇率理论由于所包括的自变量不同，计算出的均衡汇率水平也会有差异，也使得现实中关注汇率问题的人有点“云山雾罩”。实际汇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绝不能简单用模型来测算汇率。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对于现实汇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一些新看法：

1.均衡汇率分析范式的局限性

均衡汇率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均衡价格概念在汇率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均衡汇率代表供求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汇率水平。然而，正如均衡价格的概念一样，其理论意义强于实际意义。在现实商品世界中，由于商品存在非同质性、信息不对称性等，均衡价格几乎就不存在。均衡分析是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真正分析商品价格走势时，几乎毫无用途。所有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变动状态之中，所谓的均衡价格实际也在上下浮动，因此商品均衡价格概念的意义不大。同样，汇率是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对于特定的货币而言，虽然具有高度同质性，但是由于影响汇率的因素众多，而且汇率对不同因素具有不同的价格弹性，因此，所谓“均衡汇率”就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对于需要兑换外汇的机构和个人而言，关注的仅仅是兑换之日的外汇牌价，不会关注什么是均衡汇率；对于从事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或企业而言，关注的是影响汇率的诸多因素以及对汇率走势的影响趋势，也不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决定的均衡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关注的是汇率走势对于实质经济部门特别是从事国家贸易与投资的本国企业的影响，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基本没有参考意义。财会

笔者认为，均衡汇率分析仅仅具有理论价值。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复杂，数量众多。如果说存在一种与实际情况相靠近的汇率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只能是现实的市场分析方法。汇率分析必须从外汇市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着手，对影响双方理论消涨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致力于说明汇率变动对实质经济的影响才是研究汇率理论的基本课题。以该目的为出发点，考察上述传统汇率理论，只有国际借贷理论与利率平价理论对实际汇率分析有帮助，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资本市场分析理论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后两个理论所用的“均衡分析”方法根本上就仅在抽象逻辑上兜圈子，对于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分析犹如“隔靴搔痒”。因此，均衡分析方法宜让位于市场分析方法。

2.市场汇率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和分析重点

如果要放弃均衡汇率的分析方法，而运用市场汇率的分析方法，一个必须的前提是区别购买货币的动机。同时要明确，货币既是交易媒介，代表商品购买力，也是一种价值保值增值的金融资产。货币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作为资产来投资甚至投机。在外汇市场上，交易对象都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分析货币之间比价，自然要分析人们购买货币的动机。在外汇市场上，无论哪种机构从事外汇交易，都有一定的动机。这种动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用于消费和用于投资，也就是说，购买外汇无非就是消费动机和投资动机。用于消费，就是把外汇看作是购买力，为了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商品和服务；而用于投资，就是把外汇看作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为了赚取汇率升降的差价。在外汇市场上，持有这两种动机的机构和个人都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真正实现了全天候的交易，外汇市场相对其他商品市场而言，是最接近完全市场模型的一种市场。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外汇投机的各种机构，带来了“热钱”，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寻找投机机会，成为影响汇率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即使不从事投机的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如果他们手中持有大量的外汇资产，他们也会把闲置的外汇资产用于长期投资，赚取投资收益。因此，当今时代对于外汇市场上投资动机的力量要予以充分的研究与重视。对于消费动机的购汇力量，基本上可以有稳定的发展趋势来用于分析，例如，一个国家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除非发生突发性事件如战争等，基本上可以预测；而对于投机动机的外汇交易而言，由于其隐蔽性很强，行动方式和规律较难预知，会给汇率监控带来很大的困难。

对于一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分析消费动机和投机动机这两种力量在外汇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与力量规模最为关键。国家干预汇率的基点也在于抑止外汇投机，防止外汇投机造成汇率不稳定乃至汇率制度崩溃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轻则影响国家的外贸和投资发展，重则导致金融危机，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3.影响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

较比均衡汇率分析方法，市场汇率分析方法更关注影响汇率水平的实际因素。市场分析方法并不预先设定所谓合理的均衡汇率，而是认为市场汇率总是处于变动过程中，不存在均衡汇率。其变动方向要受外汇市场上参与主体因素的多寡、先后及力度的影响。并且判断这些因素对汇率走势影响更为重要，而不是根据这些因素计算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均衡汇率”。大体上，按照其对短期内市场汇率的影响力度，笔者认为有以下因素必须考虑：

突发性事件。包括所有不可预知的一些突然发生的事件，如战争、政府更迭、政策突变、金融危机、突然发生的天灾等。这些因素对于消费和投机两种动机的外汇市场主体都有很大影响，对于汇率水平影响也很大。这类事件具有偶然性，不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对汇率产生巨大冲击。

利率变动。汇率是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两国中央银行基准性利率变动就会对汇率产生重要影响。利率走强的一国其货币自然有趋于坚挺的趋势，反之亦然。

国际投机资本动向。国际投机资本一般以投资基金形式出现在外汇市场上，在那些过早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制度的国家，如果实质经济出现漏洞，就给他们利用金融体系缺陷进行外汇投机创造了机会。他们对汇率的影响十分巨大，因为他们持有巨额资本。一般的结果是导致这个国家货币被抛售，最终汇率会一路狂跌，使该国家经济和金融处于崩溃状态。

汇率政策。一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会有一个强或弱的汇率指导政策，这取决于该国家经济金融的实力与金融制度包括外汇制度的健全性。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较比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强制性要弱，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选择汇率干预政策，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如果要分析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首先要分析这个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的汇率政策。这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一个现实因素。当外汇管理部门认为外币币值需要提升的时候，一般会抛售本国货币，反之则作相反操作。汇率政策对汇率的影响完全是人为的，不存在合理的均衡水平，汇率政策的影响力要看国家国际储备实力与汇率制度，只要把汇率水平定在可以操控的水平线上，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只小过不同汇率水平对于国内各个行业的企业影响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分析现实汇率变动走势的关键在于分析现实影响汇率的因素。这些现实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外汇市场上供求双方力量对比而发挥影响的。这些现实市场因素应当能说明汇率基本走势，而不是分析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均衡汇率。作为货币对外价格，汇率总是处于变动中。对于一个国家汇率监管部门而言，利用自己独特的监管地位，完全可以得到外汇市场上供求双方的机构情况、外汇交易的资金规模，甚至可以判断这些资金的交易动机和操作手法，对于外汇市场上的异常举动时刻给予监视与关注，在自己可以调控的汇率水平范围内予以恰当的汇率调整。这种调整是动用外汇平准基金参与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的，不是采取外汇管制方式人为规定汇率水平。基本结论是：较比经常变动的汇率而言，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积极影响更大，更能减少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因此，国家理应对汇率水平有所影响，至于具体的汇率水平定在何处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存在所谓均衡的汇率，不同汇率水平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影响也不同，关键看国家汇率政策的指向。国家调控汇率水平不应当只从行业和利益集团角度，而应当关注汇率变动对总体国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冲击。凡是有可能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的汇率政策变动，都应当谨慎从事。如果把握不准但又担心风险，就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保持目前汇率稳定为上策。

以上因素都是短期因素，是决定短期市场汇率的主要因素。如果考察一个国家汇率的长期走势，笔者认为经常项目走势、经济发展前景、金融制度健全性等是主要因素，但这也仅仅是趋势分析，没有所谓的长期均衡汇率可以计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测算长期均衡汇率甚至预测汇率走势，对于现实汇率政策的制订帮助不会很大。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及汇率制度选择

从2002年开始，国外一些官员及政客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攻击，甚至还通过此事对中国的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进行指责。同时，一些投资机构和国际企业也遥相呼应，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国内外经济界谈论的热点。

1.制订汇率政策首先考虑我国利益

正如上面已经论证的结论那样，不存在理论均衡汇率，只存在现实市场汇率。不同汇率水平之间的合理性的差别要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有利和合理的汇率变动不一定对另外一个利益集团就有利，国家外汇监管部门所要考虑的就是总体国民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持续发展，而不是个别利益集团乃至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如果没有较前文笔者所论述的因素更为异常的影响，就应当保持现在汇率水平稳定，而不是轻易变动。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我国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对抵御金融危机，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那时，不贬值是为了国家利益，现在不升值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汇率变动上一定要慎之又慎。日本日元升值的前车之鉴不容忽视。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日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的固定低点升值至240：1.但美国政府对日元币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满意，并委派财政部长贝克于1985年9月22日英、法、前西德、日四国财长达成“广场协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共同干预，促使其他4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迫于美方压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忠实”履行了“广场协议”，此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以致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很快陷入了一场“日元升值萧条”。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空前严重的衰退之中，迄今仍未能从衰退中彻底走出。1971年主导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被人暗杀，也成为日元升值的牺牲品。

因此，目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维护中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而作出的重大抉择。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最终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财会

2.汇率决定权是我国的一部分

汇率根本上决定于市场供求，但是，这种供求力量可以被许多因素所影响，其中一些因素不以真实贸易和投资为背景，是投机套利资金，所以，对于这些国际热钱的投机操作应当于以监控和回击。汇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外汇政策影响，国家考虑具体汇率水平首先要考虑本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利益，而不是从个别利益集团和其他国家政治压力来考虑。正如货币制度是一个国家需要控制的根本制度那样，汇率决定权也是国家的一部分。汇率水平由外汇监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水平和浮动范围，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压力和指责不应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也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汇率决定权由国家独立自主加以控制是天经地义之事，不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汇率什么水平合理，什么时候变动完全由国家独立判断操作，标准就是一个：维护国家的对外经贸和投资利益。

3.汇率制度选择：管理浮動制度

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不意味着汇率水平长期固定不变。由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肯定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在现阶段，由于中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国际竞争力还不足够强，难以承受浮动汇制的冲击。在现阶段，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完全由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会给脆弱的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可以预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国际、国内的炒家将会利用经济金融体系内的结构性缺陷爆炒人民币，会使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根本不会达到所谓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这种结果极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国内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期的不良后果。所以，尽管开放资本项目、完全由自由市场决定汇率一定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在现阶段，中国方面还不能够采取汇率自由浮动的做法，升值也是没有必要立即进行的，人民币需要维持稳定，这是由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作为货币兑换价格，受外汇市场上供求力量对比影响，汇率理应处于变动之中。但是，这种变动幅度越小，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越低。大幅升降的汇率只会增加汇率风险和交易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相呼应，经济国际化的部分也在快速增长。因此，国家外汇监管部门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现行汇率制度干预汇率水平尤为必要。在相对较长的一个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在确定一个国家认为合理、市场可以接受的汇率水平后，也应当设定幅度不是很大的一个波动空间，保持汇率水平一定的弹性，为应对市场正常的供求变动留下汇率调整空间。在汇率制度上，也就是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外汇市场上坚持市场供求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机制”，这是最为有利、可行的汇率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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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论文篇10

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特征可概括为：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双向波幅扩大、总体呈小幅升值态势；而从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因素来看，美元走势已成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场建设不断加强，2006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导向的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

1.人民币名义汇率呈波动性升值态势

人民币汇率屡创汇改以来新高，名义汇率波动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小额波动中的稳步上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仅在2006年11月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相继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个整数关口，当月累计升值近400个基点。2006年12月28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创出1美元兑7.8149元的新高；与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个基点，升值幅度高达3.17%。人民币对美元的加速升值，导致人民币对港币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币现钞兑换人民币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币进入“港元区间”。

2.人民币汇率双向运行态势显现

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之后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双向运行态势显现。2006年3月6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6个交易日的连跌，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浮动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回调；11月17日，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达到了7.8745。人民币汇率共下跌78个基点，成为自3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汇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过大，累积的大量回调压力得到集中释放，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的体现。

人民币在短期内连续走高又蓄势下跌，无论朝哪个方向，累计的涨跌幅度都相当可观，这也显示了人民币汇率不仅日间的波动在日趋活跃，而且阶段性的波动区间也在放大，弹性不断增强。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比较，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3.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与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间汇率的波动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仍属小幅渐进。例如欧元兑美元，2006年1月初为1欧元兑1.1980美元，到11月29日为1欧元兑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兑日元汇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内最低点110.07与10月13日的年内最高点119.81，则相差达8.6%。英镑兑美元，2006年1月3日为1英镑兑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为1英镑兑1.9492美元，涨幅为12%。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

1.正确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出现缓慢升值的态势，从深层原因来看，与我国经济总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续增长的预期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因素看，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与该国经济实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判断人民币的长期汇率走势，来自于对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分析，这是决定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最为关键的因素。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走势来看，未来我国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特别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发挥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重大干扰因素，我国经济将会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升值的。但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作用，汇率会有回归走势即螺旋式盘旋上升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需要把握视角的转变，由过去“钉”住“美元汇率”转向关注“一篮子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已从固定汇率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日益加剧以及贸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观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要有“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视角，更应该注重从“美元汇率”转向“有效汇率”。根据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货币升值或汇率上浮会产生“奖入限出”的效应，即鼓励进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进口价格涨幅显著超过出口价格涨幅，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而易见，如果从真实有效汇率(REER)来看，人民币汇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贬值。

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几次快速升值过程中，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出现了大幅贬值，这就使得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汇改时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因而关注人民币汇率应该从对美元的单边汇率转向有效汇率。虽然据不同的有效汇率计算方法计算出的有效汇率结果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远小于兑欧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时，从有效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还是处于贬值状态。在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要实现有效汇率升值，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我们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涨跌上，而应多视角透视汇率的变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2.美元走势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币汇率由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因此它对美元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国际汇市总体表现的影响。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几次大幅波动不难发现，美元在国际汇市的起伏几乎成了决定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当时对其他国际货币整体走强。10月份以来，每当国际汇市上美元跌到一个新的低点，人民币汇率就跟随创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弹，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回调。特别是进入11月份以来，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反向联动更为明显，每次美元指数创出阶段性新低，人民币汇率几乎都会报以汇改以来的新高。

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的影响下，美元遭受沉重打击，美元兑各主要货币大幅下挫。2006年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总体走弱，美元兑欧元汇率、美元兑英镑汇率都跌至近两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国调低了2006年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预期值，而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显示出多数成员预期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外，美国公布的劳工市场失业救济人数远高于市场预期。这些因素加重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推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因而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升值并没有超出金融体系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范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慢，而且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已表明，除了局部行业受到预料中的影响之外，总体上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相当稳健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物价和外贸形势都相当良好，如2006年GDP增长达到10.6%，外贸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我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把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加以消化，这就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7月汇改后一直保持着升值趋势，但同时，2006年以来贸易顺差却屡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未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这说明我国企业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扩大投资，说明企业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反过来也证明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出口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比预期高，升值强化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从汇改后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这种竞争的加剧，则体现为出口产品的价格降幅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部分企业以前隐藏了利润。二是企业在汇改进程中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汇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汇率避险工具来应对汇率风险。多样化的汇率避险手段包括提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中间消耗、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等，其中企业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和投资外汇理财产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和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大，企业使用远期结售汇的便利度明显提高。而银行间人民币远期市场和掉期市场的逐渐活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对新型汇率避险工具的适应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都有所增强(巴曙松，2006)。[1]

从国内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企业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适度升值以来，企业的汇兑损失不仅没有放大，反而实现了较大的汇兑净收益。总体而言，受益企业的平均受益金额，是受损企业平均受损金额的8.3倍。同时，汇率改革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且大企业云集的地区(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地区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增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了2%；一年之后，人民币升值3%以上，其间市场交易日间和日内波动幅度加大，金融体系运行正常。这与汇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关系。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逐步放宽银行现汇、现钞买卖价差限制，引导挂牌汇率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发展，外汇定价从“一视同仁”到差别定价发展。“一日多价”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银行汇率风险意识，并促使商业银行从人民币汇率产品的定价机制、平盘方法、操作流程、风险管理、IT系统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陆续推出，对商业银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业银行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机，通过加快业务创新争取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抢占先发优势，并巩固自身的生存适应能力。在积极引导客户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适时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与此同时，积极开发风险管理、风险对冲及投资产品，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价值互动的机理，分别对进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股市而言，本币升值预期主要会带来四方面的益处：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获得以本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在实行外汇管制情况下，本币升值会出现将外币资产转换为本币资产的趋势，改善股市资金供求关系；为了抑制更多投机资金进入国内，央行将有意维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币利差，倾向于保持低利率，为股市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坏境；国际流动资本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将主要投资于容易变现、流动性高的证券市场。历史经验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往往导致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升值，特别是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其升值幅度将远远超过本币升值的幅度。汇改之后，不少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趋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深远影响仍然认识不足，对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板块也存在较大的认识局限。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是支持我国股市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将成为今后几年市场反复经营的投资主题之一，因此，投资者应乐观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点关注那些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板块。当然，下一步将不再停留于人民币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将逐步转向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挖掘上。

毫无疑问，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效应的进一步释放，新的汇率制度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与汇率走势

由于汇率走势与汇率形成机制相辅相成，完善汇率机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王元龙，2005)。[2]而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未来的汇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结合人民币未来汇率政策趋势来分析预测2007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一)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预测

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货币政策将突出汇率政策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央行提出，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控制，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维护总量平衡。将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地协调起来，其关键是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这是当前我国经济战略转型和政策选择的着力点，也是改善当前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3]央行在2006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国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经告一段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心开始向汇率政策转移。可以预计，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成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汇率政策成为货币政策重心，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本身以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上。

2.采取多层次的政策组合

我国“双顺差”的失衡经济结构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要求合适的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二是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齐下进行调整。

3.适时调整汇率水平

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地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即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所谓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就是指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要求，以适应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调整名义汇率或调整实际汇率，或调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相结合。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如前所述，汇率政策的操作将采取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从当前日均波幅的0.3%，逐渐放宽到日均1%的范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的扩大，将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少，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从汇率制度改革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间的利率差额为3.1%，这种状况使得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I.McKinnon)所指出：中国央行将严格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这一汇率的日变动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币兑美元就以这一幅度持续波动着。但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据此制定其以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罗纳德·麦金农，2006)。[4]维持货币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我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即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潘英丽，2006)。[5]

4.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

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外汇交易已成为大势所趋。由于我国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幅度将逐渐增大，汇率风险问题会显得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开办银行间、银行与其它交易主体间的远期交易、调期交易、货币互换、外币期货、期权等金融风险管理业务，增加外汇交易工具，以满足企业对冲外汇风险的要求。要将以银行为主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扩展到银行、企业和个人均大量参与的完善的外汇交易市场，并适当放松资本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各类企业按实需原则均可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并且企业可保留的外汇额度相当大，这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供了一条途径，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持有外汇头寸的风险。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外汇经纪商制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通过外汇经纪商来规避汇率风险，并进一步使手中的外汇保值增值。同时，要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改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进一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外汇需求；要着力促进外汇市场发展，完善外汇市场风险计量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复合化发展，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企业、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避险产品，拓宽市场投资渠道。

汇率制度改革与汇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汇率制度改革对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对这些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风险防范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外，还要向这些机构提供管理风险的手段和工具，使金融机构、企业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管理风险，提高对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汇率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丰富了，风险管理的本领增强了，我们才可能考虑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包括汇率衍生品在内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将酝酿重大突破。我国将在借鉴国际经验和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配合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循序渐进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动交易托管集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2007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

1.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维持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趋势

可以预计，2007年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尽管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但这只是受到市场因素影响的短期状况，人民币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是很健全、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的情况下，过早实现汇率比较大的灵活性，将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损害。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要灵活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充分探讨并统一认识的过程。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利率、汇率都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因此需要给企业一个适应利率、汇率变化的时间。

2007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明显大于实体经济内在升值需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金融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内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浮动汇率尚需有个适应过程；而且在汇率调整对改善国际经济不平衡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轻率调整人民币汇率，风险过大，不利于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因此，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面，仍会继续保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将会在双向波动中实现人民币的小幅升值。

2.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将会在适宜时间放宽

人民币汇率弹性还有较大空间，波幅有望放宽。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即在较短时间里，可能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但在更长时间里，则是人民币汇率涨跌空间进一步扩大。这将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风险成本增大，从而可望抑制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随着人民币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增加，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就有可能减少，从而使外汇储备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200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波动幅度明显放宽，单日波幅多次逼近3%这一限制区间，因此放宽汇率波幅的时机已经成熟。选择此时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幅，有助于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但通过行政性升值措施不仅会打破各种市场的均衡，不利于汇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破坏市场的均衡。央行8月18日宣布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8月21日开市后，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加息带来的冲击。这就是说，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为扩大人民币升值波动幅度提供了基础。合适的汇率浮动区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应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扩大，最终将人民币汇率从现行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关于时机的选择，我们认为，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在基本吸纳和消化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当产生了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才会出现适当的时机。然而，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标的适度的浮动区间；但也不排除在汇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释放和消化市场等因素带来的升值压力时，提前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货币政策制定者应根据市场发育状态和经济金融形势，结合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可以预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应该是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对汇率政策趋势的预测，可以得出基本判断：2007年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将会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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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引用的汇率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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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巴曙松.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展与趋势[J].中国货币市场，2006，(7).

[2]王元龙.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3).

[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金融时报，2006-08-09(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

[4]罗纳德·麦金农.人民币汇率法则(TheYuanandtheGreenback)(N).TheWallStreetJournal，2006，(8)：29.

[5]潘英丽.放弃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N].国际金融报，2006-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