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滞纳金论文十篇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1

关键词：税收滞纳金；征收比率；政策建议

鉴于目前实施的《税收征管法》是2001修订的，距今已有13年之久，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有些条款已经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环境，因此国家税务总局重新主持起草了《税收征管法》修订稿，《税收征管法》再次正式进入修订程序。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税收滞纳金的性质进行辨析，指出现行的税收滞纳金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措施。

一、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

对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存在不同，区别主要在于对税收滞纳金的功能定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行政处罚说

即认为税收滞纳金属于行政罚款。该观点认为，税收滞纳金征收的对象是不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纳税主体，税务机关有权依据税法规定对这种滞缴行为进行处罚，对其征收一定数额的滞纳金，相当于对纳税主体欠缴行为的处罚，与罚款性质相同。而且滞纳金征收率一般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含有惩罚的成分。

（二）经济补偿说

即认为税收滞纳金属于欠缴税款的利息，是对占用国家税款带来的时间价值的一种补偿。该观点认为，纳税主体到期未缴纳税款，导致税款不能及时入库，一方面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损失，另一方面，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可以利用未缴税款从事经济业务，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为此就要承当滞纳金，也就相当于银行贷款利息。并且，税收滞纳金的计算形式与银行贷款利息的计算形式相同，未缴纳的税款相当于本金，滞纳金加收率相当于贷款利率，滞纳期间相当于贷款期限，因此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是利息。

（三）损害赔偿与惩罚说

即认为税收滞纳金具有损害赔偿和惩罚的性质。此观点源于民法中的规定，债权债务双方签订合同形成债务关系，到期时债务人未履行还债的义务造成债权人损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须承担违约责任，支付债权人一定数量的违约金或承担损害赔偿。在税收关系中，纳税主体相当于债务人，国家相当于债权人，如果纳税主体没有按期履行纳税义务，即构成迟延履行。税收滞纳金就是纳税人对国家财政造成损失而支付的损害赔偿金。而税收滞纳金加收率一般都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对纳税主体具有惩戒的作用。因此，应结合损害赔偿与惩罚两方面对税收滞纳金予以定位。

（四）损害赔偿与行政执行罚说

即认为税收滞纳金具有弥补损害赔偿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该观点认为：一方面，税收滞纳金是纳税主体因欠缴税款，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而向国家所作的赔偿；另一方面，税收滞纳金是税务机关对不及时履行税款缴纳义务的纳税主体强制施行的一种加重给付义务，具有强制执行的特点。

本文比较认同第四种说法，但损害赔偿与行政行罚究竟谁主谁次还值得探究。行政执行罚性质比较严肃，它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它与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有相同点：都是纳税主体因逾期未缴纳税款而必须向行政机关交纳一定的款项。但是，对纳税人征收滞纳金是为了督促纳税主体尽早纳税，它不是处罚方式没有处罚的性质。如果纳税主体缴纳了税款及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就停止。而罚款针对的是已经发生的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使义务主体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防止其以后再发生违法行为，带有警示的作用。并且，滞纳金的计算数额高于一般的银行存贷款利息，故滞纳金不只是补偿因纳税人迟延纳税给国家财政带来的税款损失，还是一种督促纳税人准时纳税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来讲，税收作为公法之债，纳税人如果在清偿期届满时未如期履行义务，就构成迟延纳税，债权人在这里也就是国家有权要求债务人也即纳税主体承担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因此，一定程度上讲，税收滞纳金就是纳税主体因延期缴纳税款对国家财政税收造成损失，而应支付的损害赔偿，但它并不是利息，纳税主体并不能无限期的拖延税款，认为只要缴纳滞纳金就可以，税务机关还有权利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因此，本文认为，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应当是以行政执行罚为主兼具损害赔偿性质。

二、税收滞纳金存在问题

（一）有关税收滞纳金加收率的问题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第32条的规定，税收滞纳金的加收率是按日计算的，滞纳期间每日的加收率是0.5‰，也即年率为18.25%。对此规定我认为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固定加收率的设计不合理，无法充分体现滞纳金执行罚的性质。税收滞纳金体现的是执行罚的运用，而监督纳税人，使纳税人尽快履行应尽的义务是执行罚的目的。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银行的贷款利率也相应提高。假设银行的年贷款利率与税收滞纳金的年加收率相当，那么，纳税人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就等于银行贷款所要支付的利息，税收滞纳金成了因纳税人迟延支付税款造成国库资金的利息收入减少而应补偿财政的资金。这显然有悖于立法者设立滞纳金制度的本意。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具体经济情况，对固定的加收率进行调整。

第二，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偏高，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损害赔偿的实质。根据央行每年公布的一年期银行等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我们可以得到其算术平均值为6.48%，而税务机关实施的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前面已说过是18.25%，高出银行贷款利率十几个百分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理由之一，正如第一部分所述，税收滞纳金具有损害赔偿的性质，如果滞纳金加收率的设置明显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损害赔偿的性质就无从体现。理由之二，实际滞纳税款人的负税能力也是滞纳金制度所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如果滞纳税款人因加收率过高而无力支付滞纳金，那么税收滞纳金的征收也就无从谈起，税法的严肃性就会遭到破坏。

（二）税收滞纳金计算期间的问题

对于税收滞纳金的计算期间，《税收征管法》也有明确规定为：纳税人应缴税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至纳税人实际缴纳税款之日为纳税人的滞纳期间。根据规定很明显，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事实进行税务稽查、依法确定滞缴金额等事项也包括在此期间。

作者认为，税收滞纳金计算期间的规定，不仅无法反映滞纳金的性质，而且也对纳税人不利。原因在于：实践中，纳税人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税时，必须出示书面的补缴税款通知单，而该通知单一般是在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稽查得出纳税人确实滞缴税款的税务稽查结果时才开具的。从税务稽查开始实施到整个环节结束，可能包括税务人员整理资料，写出稽查报告的时间；可能包括具体情况特殊，政策没有明确规定，需要按一定程序向上级请示汇报的时间，还可能包括纳税人对税务稽查结果有不同意见，需要听证的时间。纳税人并不能控制这段期间，但这段时间纳税人还要负担滞纳金，这不符合滞纳金损害赔偿的性质。理论上来说，只要纳税人缴完税款，则不应再计算税收滞纳金。但是按照目前《税收征管法》所规定的税收滞纳金的计算方法，可能存在这样一问题，就是纳税人主观上有尽早将税款及滞纳金缴入国库的意愿，但由于税务机关需要进行税收稽查，纳税人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期间却仍然要承担税收滞纳金，无疑加重了纳税人负担。

三、有关税收滞纳金的立法建议

（一）滞纳金的规定应该更灵活

滞纳金制度是由法律规定的，其纳税主体、计算方式、加收率等都是依法确定的，税务机关只是执行机关，没有变更的权利，不得擅自改变。但是从滞纳金制度的设计意愿和具体的执行实践来看，纳税人的情况千变万化，能否负担滞纳金也要看其支付能力，税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应当给予税务机关一定的缓缴税款、减免税款甚至滞纳金的权利，只是应该严格控制。在《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中，如果允许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对滞纳金制度的实施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缓缴税款，甚至减免税、款滞纳金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基层税务机关在具体执行时就能够有章可循、有的放矢，税收制度也更人性化，可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降低其抵触情绪，使征纳关系更加融洽。

（二）税收滞纳金加收率应设不同档次

鉴于我国税收实践实践较短，可以借鉴国外的税收制度，以时间为标准，根据时间的长短，把滞纳金加收率设定为几个档次，比如说，滞纳期在3个月内的适用低档加收率，加收率的多少根据一年期的银行贷款利率调整，可以在其基础上上浮五到七个百分点；滞纳期间超过3个月而又不到1年的，适用中档加收率，加收率可以在低档加收率的基础上翻倍；滞纳期间超过1年的，适用高档加收率，加收率可以在中档加收率的基础上再翻倍。当然，这些加收率都要在同期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变动，并虽同期贷款利率浮动。这样一方面可以给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纳税的纳税人一个缓冲期，减轻了滞纳金负担，同时也体现了税收滞纳金具有执行罚的性质，有利于促使纳税人及早缴纳税款。

（三）规范税款滞纳金的加收时间

《税收征管法》对滞纳时间的规定是“从滞纳税款之日起加收”，也即，只要纳税主体存在到期未交税款的情形，就应该对其加收滞纳金，而不考虑滞纳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有无客观不可抗力因素。因此，建议把此规定修改为“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应加收税款滞纳金之日起加收”。这就照顾到了可能的原因，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但同时，要严格规定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程序，不能被有心人利用，成为免收滞纳金的理由。

（四）规范滞纳金名称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税收滞纳金的性质，也可以解决《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强制法》两者之间对滞纳金规定不一的问题。因为《税收征管法》认为，滞纳金是纳税主体因占用国家税款而需要支付的利息或是一种补偿。没有税款就没有滞纳金，征管法将税收滞纳金定性为附加税。从目前的税收实践，对滞纳金的具体执行来看，是偏向于这一种理解的。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和程序来征收滞纳金，实际上是将其定性为强制执行方式，是执行罚的一种。这样就存在着一个矛盾，到底应当把税收滞纳金界定为纳税人占用国家税款的时间价值，还是界定为强制执行措施，这是解决两部法律适用冲突的关键所在。（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孙文.税收滞纳金之法律性质探析――兼论《税收征管法》第32条之完善[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9（3）

[2]许建国.执行滞纳金加收规定中出现的问题和建议[J].涉外税务，2002（1）

[3]闫海，于骁骁.论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适用情形与核定机制[J].2011（6）

[4]姚嘉民，李丽凤.滞纳金的征收管理[J].中国税务.2003（8）.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2

同是对预售收入征税，本质却截然不同

对内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出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其核心内容是明确纳税人取得的房地产预售收入须先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当期毛利额，扣除相关的期间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然后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统一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待开发产品完工时再进行结算调整。这是企业所得税实体法对应税所得的确认进行具体规定，其实质并不是对预售收入进行所谓的“预征所得税”，只是对税法与会计规定的差异所进行的纳税调整。纳税人如果没有对其预售收入依法进行确认应纳税所得，则必然对其当期的应税所得构成影响。至于纳税人是否会因此减少当期应缴所得税，则要视其是否实际造成少缴税款的事实进行区别对待。如果纳税人当期预售收入应确认的所得小于本期和前期可弥补的亏损，则不会造成少缴税款的结果，对此应按《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虚假申报处理；如果纳税人预售收入应确认的所得在弥补完本期和前期可弥补的亏损后仍有余额的，则会造成当期少缴税款的结果，对此应按《征管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法追加滞纳金，并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第六十三条或者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对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收入预征税款的规定出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征收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53号），其明确了直接对预售收入采取按核定的利润率单独预征所得税，并且是“按季”进行“预征”，类似于企业所得税“分季预缴”税款的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预征所得税”。但由于只是简单地仅就预售收入“预先核定征收”所得税，且不考虑当期是否有经营所得和前期是否有可弥补的亏损，因此，即使纳税人本期的经营业务发生亏损也不能盈亏相抵，同样地对前期的亏损也不能进行相应的弥补，即不论当期是否有应税所得，都必须单独就预售收入预缴所得税。由于外资企业的预售收入需要预缴税款，和内资企业有着根本的区别，由此而引起了纳税人如果没有依法预缴税款，税务机关能否依据现有的法规对其加收滞纳金和处以罚款等问题。

预缴税款的税务处理问题

目前，对纳税人应缴税款进行预征已是普遍应用的征收方式，所涉及的税种占了现开征税种的绝大部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等。为保证税款及时入库、减少滞纳欠税，各税种的实体法规均规定了纳税期限。由于滞纳金是税务机关对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按比例附加征收的金钱，是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时，税务机关对其采用课以财产上新的给付义务的办法，因此，滞纳金制度是保障各税种实体法有关纳税期限规定有效实施的有力手段之一。

1.现行税法对预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规定

对未按期预缴税款是否加收滞纳金的问题，目前税收法规中仅《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未按期预缴所得税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1995]593号，以下简称“593号文”）对内资企业所得税作了具体规定：根据旧《征管法》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对纳税人未按规定的缴库期限预缴所得税的，应视同滞纳行为处理，除责令其限期缴纳税款外，同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但此文件的合法性在实际工作中遭到质疑，即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特别是在新《征管法>）实施后，其法律地位更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对此，笔者认为，593号文作为规范性文件虽然法律级次较低，但作为国家税收行政主管部门的国家税务总局依照税收管理权限有权对有关预缴税款的税务处理问题做出解释性文件，而且有关具体规定与现行税收法规并不抵触，其合法性应是不容质疑的。

至于593号文件在新《征管法》实施后是否仍然有效，则涉及到新老《征管法》的衔接问题。在新《征管法》实施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旧《征管法》的法规如果没有修订则自动失效。对此，笔者认为，旧《征管法》的废止“属于默示的废止”，但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新《征管法》实施后旧《征管法》即完全废止，而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理解为新《征管法》实施前颁布的税收法律与新《征管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新《征管法》的规定。因此，593号文中有关旧《征管法》第二十条涉及滞纳金的比例为干分之二规定的内容，只需按照新《征管法》第三十二条相应规定的万分之五执行即可，并不影响该文件其他内容的有效性。

2.纳税人没有依法预缴其他税种税款的加收滞纳金的处理

虽然593号文明确了内资企业所得税预缴的滞纳金处理问题，但对其他税种税款的预缴是否加收滞纳金则没有针对性的补充文件进行具体规定，这也是引起当前争议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税法没有具体规定并不等于没有法律依据，其法律依据可以从《征管法》中有关缴税和滞纳金的规定中去引证。

根据《征管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这里对缴税并没有限定是“预缴”或“汇缴”，还是一般正常的缴税。因此需要明确的问题是，“预缴”税款是否属于“缴税”的范畴。由于目前税法没有对“预缴”明确定义，笔者认为可以从涉及预缴的各税种的法规条文规定归纳：对纳税人的应缴税款在纳税期限中间采取提前预先分期缴纳，期末再进行汇算，多退少补的方式。

虽然相对于一般的税款缴纳方式，“预缴”有其特殊性，但是不能因其特殊性而否定其一般性，因此，《征管法》第三十二条有关纳税人未按期缴税须加收滞纳金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预缴的各税种。

此外，虽然相对于纳税人的某一个完整纳税期限而言，在期中预缴的税款不一定是最终需要缴纳的税款，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但是对于某一个预缴期而言，所预缴的税款又是可以计算确定的，因此，以预缴税款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免于加收滞纳金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3.未按期预缴税款的处罚问题

在明确了预缴税款的性质和滞纳金问题后，对于纳税人未依法预缴税款的行为应如何进行处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既然预缴税款是属于纳税人缴纳税款的一种方式，除对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有关偷税认定的特定情况已经予以明确外，《征管法》中有关对纳税人未按期纳税进行处罚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未按期预缴其他税种税款的情况，但具体操作则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判断。

需要完善的相关政策

虽然笔者认为加收滞纳金的规定应适用于预缴税款，但是目前有关滞纳金的制度尚需完善。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3

[关键词]税务行政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

在税收征收领域，为保障税款足额入库，切实满足公共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税收征管立法早在1986年就规定了税务行政强制，后又于1992年、2001年经历两次重大修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税务行政强制制度。总体上来看，当前的税务行政强制制度保证了税收征收目标的顺利实现，也体现了对税务行政相对人基本权益的合理维护。但随着《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为《强制法》）的颁布施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为《征管法》）与《强制法》在行政强制的诸多规定方面产生了冲突，这不仅带来了立法体系内部的矛盾和不协调，而且使得税务行政强制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和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从法理层面正确厘清《征管法》与《强制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在行政强制规范配置层面从冲突走向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问题意向：《行政强制法》颁布实施带来的立法冲突负效应

在成文法世界里，法律冲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不仅是由于同一事项可能有不同的立法机关进行规制，而且可能因为新的系统性单行立法的制定对旧的分散立法所带来的冲击，《强制法》与《征管法》之间发生的冲突即属此类。

从立法的实体配置来看，《征管法》为确保税收及时足额入库、促进税负公平原则以及量能负担原则的实现，授权税务机关可以对违反税收缴纳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强制，以期通过物理强制力量实现税收征收目的，并且就税务行政强制的实施主体、条件、范围、方式、程序、救济等进行了系统化的明确规定，这些规范为保持稳定的税收秩序和必要的征收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而《强制法》主要是针对行政强制进行的专门性、系统性立法，是关于行政强制的一般性法律规范，不仅对行政强制的设定进行了限制与规范，而且具体规定了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种类、条件、实施程序、法律责任等，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突出了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私权利的保护。就《征管法》与《强制法》在行政强制的具体内容规定来看，认真加以检视和审思，应该说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全方位的。

关于立法冲突的解决，我国《立法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定不一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据此分析考察《强制法》、《征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之间的适用关系：从法律规定的位阶来看，《强制法》与《征管法》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若后者与前两者关于行政强制的规定不一致，后者不得适用；从新旧规定的角度来看，最近修订的《征管法》于2001年5月1日起施行，《强制法》于2012年1月1起施行，后者是关于行政强制的新规定。由于《征管法》中的行政强制规定系针对税收征收领域作出的特别规定，而《强制法》则是针对一般性行政管理领域作出的普遍规定，前者是关于行政强制的特殊规定，因此若两者之间存在同一事项不一致的规定，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从上述分析来看，对于《强制法》与《征管法》之间存在的法律冲突现象，如果不能够及时进行立法解决的话，无疑将会给税务执法实践带来尴尬难题，因为在《行政强制法》生效之后、冲突问题解决之前的期间，税务机关虽然面对两部适用税务行政强制的法律，但由于需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而不能够直接适用。特别是程序性规定，可以说其不一致情况更为严重，这种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了税务行政强制执法实践陷于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审思与检讨：《征管法》与《强制法》之冲突的现实样态

（一）法律概念使用层面的冲突

法律概念是在法律文本中对法律现象的抽象性描述。若对同一法律现象或性质类似的法律现象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不仅会引起学界不必要的逻辑论证和多余的研究讨论，而且容易给执法者和行政相对人带来具体应用上的错觉，并进而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作为《征管法》中重要法律概念的税收保全措施与作为《强制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行政强制措施称谓不一致，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困惑和不便。

《强制法》将行政强制划分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并进行了概念界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有效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考察《征管法》文本，虽没有出现“行政强制措施”这一法律概念，但存在近似概念“税收保全措施”。《征管法》所规定的税收强制包括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两种情形。“税收保全措施是指税务机关对可能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原因，致使优厚税款的征收不能保证或难以保证的案件，采取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措施。”“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强制法》所称的行政强制措施。”笔者认为，虽然税收保全措施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不能完全等同，但税收保全措施具有避免危害发生的不利后果，应被包含在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之内，体现了“行政强制措施”的意蕴。因此，《征管法》中的税收保全措施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可以被称为《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在法律概念使用上用行政强制措施替换税收保全措施，于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另外，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也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这一法律概念，并明确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征管法》与《强制法》中关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范围、程序不一致

查封、扣押、冻结既是《征管法》中税收保全措施的全部内容，又是《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的重要种类，在行政强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因立法者认识上的不同及法律实施对象的差异，《征管法》中作为税收保全措施的查封、扣押、冻结与《强制法》中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查封、扣押、冻结之间在具体范围上不一致。《征管法》第37条规定的扣押范围为商品或者货物；第38条规定的扣押、查封范围为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冻结的范围为存款；第42条的规定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排除在外。《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9条将《征管法》中规定的“其他财产”解释为纳税人的房地产、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和动产，明确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规定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得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法》第9条、第23条规定查封、扣押范围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规定冻结的对象为存款、汇款，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通过比较分析，《征管法》与《强制法》的扣押、查封范围存在交叉关系，主要差异为：前者不受“涉案”的限制，后者不受“单价5000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的限制；前者冻结的范围为存款，而后者则还包含汇款。

（三）滞纳金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不一致

《征管法》中的滞纳金被认为具有补偿与惩戒性质，其功能不只是督促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为确保滞纳金制度的可行性，将滞纳金征收率定为万分之五，即相当于年利率18%，较为合适，它一方面注重了滞纳金的经济补偿性，同时又兼顾了滞纳金的惩戒性，同时还考虑了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我国税收滞纳金的性质主要是损害赔偿，并兼具行政执行罚性质。在立法中主要体现为：滞纳金征收率高于银行利率；滞纳金起算时间为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解缴税款之日止。在征管实践中，滞纳金征收绝对量较大，个案中滞纳金数额有时会超过应收税款。《强制法》则把滞纳金定位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目的是通过对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之行政决定的当事人加收滞纳金，使得行政决定尽快得以履行。“滞纳金是指当事人没有按期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有关机关可以按照规定对当事人收取一定带有处罚性的费用，以督促其履行义务。”“加收罚款和滞纳金都属于执行罚的范畴。”显然，这里的滞纳金并不具有经济补偿性。为更清楚地区分两者的差异性，现举例说明：某一企业2010年5月25日发生纳税义务，按规定应在6月15日前将税款缴纳入库，但该企业一直未申报缴纳。2011年5月10日，税务机关在执法检查时发现该笔税款未申报缴纳，并于5月15日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企业在5月30日前缴纳税款。后企业于5月20日将税款缴纳入库。该案中，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75条规定，滞纳金计算日期应从2010年6月16日起至2011年5月20日止；而依照《强制法》第45条规定，由于企业在税务处理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了税款，则不需要征收滞纳金促使其履行纳税义务，但如果企业在限期内未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可以自5月31日起加收滞纳金，以督促企业尽快缴纳税款。

（四）《征管法》中的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在适用范围、目的及程序上不一致

税收保全措施的适用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根据《征管法》第38条规定，对于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而未到纳税期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在责令提前缴纳税款的期限内发现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应税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迹象的，并经责令提供纳税担保而未能提供的；二是根据《征管法》第55条规定，在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迹象的。《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基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税收保全的适用范围较窄，适用目的具有单一性，主要是为了确保税收安全而采取的，以避免税收逃逸结果的发生，而不存在防止证据毁损等目的。在具体程序上，《征管法》在第37条、第38条、第4l条、第47条规定了扣押、冻结、查封的基本程序，其实施细则从第58条到第69条进行了细化的补充解释；《强制法》第三章针对行政强制措施不仅规定了系统的一般程序规定，而且又分别对查封、扣押和冻结“量身定做”了个别化的具体程序。两相比较，主要差异在于：一是在查封、扣押、冻结实施前的审批上，《征管法》第37条规定的扣押无需报批程序，其他情况下的查封、扣押、冻结则需要报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长批准；《强制法》除第19条规定了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应在事后补批准手续外，其他情况下的查封、扣押、冻结于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是在查封、扣押、冻结实施过程中，《强制法》规定了当场进行理由、依据、权利、救济途径告知制度、制作现场笔录制度、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制度、交付冻结决定书制度，而《征管法》缺乏相关规定。三是在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间限制上，依据《强制法》第25条、第32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除情况复杂并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最长为60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查封、扣押期限另有规定、其他法律对冻结期限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律不得超过30日；《征管法》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未作规定，但根据其实施细则第58条、第88规定，《征管法》第37条所规定的扣押期限应为15日、第55条规定的查封、扣押、冻结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下的扣押、查封、冻结则无期间限制。四是在查封、扣押、冻结的解除条件上，依据《征管法》第37条、第38条规定，当事人在限期内缴纳税款的，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否则将依法拍卖或变卖扣押、查封物、扣缴冻结的存款；《强制法》第28条、第33条规定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五类情况，概括得比较全面、细致。不难看出，《征管法》关于税收保全措施的规定，不仅程序设计相对粗糙，而且在采取扣押、查封、冻结措施之后、实施强制执行之前缺少基础处分或行政处理决定。

（五）《征管法》与《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不一致

按照《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界定，《征管法》中除第40条明确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之外，第37条、第38条从整体上来看亦可归入行政强制执行之列，因为在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已经存在具体内容为限期缴纳税款的行政处理决定，至于所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则可视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个环节或者缓冲措施，如果该税收保全措施足以使税务管理相对人完成税款缴纳义务，则不需再行采取拍卖、变卖、划拨等强力方式。比较《征管法》与《强制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主要差别在于：前者须报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长批准，并规定了变卖制度；后者规定了催告程序、执行中止、终结、回转、和解制度及书面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等，程序相对复杂。

三、从冲突走向协调：《征管法》与《强制法》统一的路径选择

（一）以修订《征管法》为契机，完善税务行政强制立法

《征管法》自2001年修订实施以来，客观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协调日渐明显，重新修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为适应客观情势，《征管法》重新修订工作已经启动，相关草案也已交由各级税务机关讨论。由于《强制法》是在《征管法》修订草案完成之后出台的，有关的税务行政强制的规定基本维持原状。由于《征管法》与《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规定的冲突是全方位的，维持目前立法现状不仅理论上落后于行政法治要求，而且实践中将陷入困境。行政强制作为税收征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的《征管法》修订应当充分体现出《强制法》的新要求，以实现两部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因此摆在目前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对税务行政强制立法进行完善，而是如何完善，如何能够让《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与《强制法》无缝对接。这不仅要考虑实质内容的增删与重整，而且要注重立法技术的运用。

首先，要正确认识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科学合理的宏观性思维进路。前已述及，根据行政强制法律规范适用范围的不同进行区分，《强制法》为一般法，《征管法》为特别法，“就行政强制而言，《强制法》具有统领作用。”“《强制法》对行政强制制度以法典的方式，对行政强制的定义、范围、原则、种类和设定、操作程序、例外规定以及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作出了纲领性规定，这是所有行政强制的实施，也包括税收强制的实施都必须遵循的制度。”因此《征管法》关于行政强制的规定原则上不应与《强制法》相冲突，在进行重新修订时应特别注意。但同时基于《征管法》的特别法地位，也应当允许其在《强制法》授权允许作出特别规定的范围内，把实践上证明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特别立法。

其次，从立法技术上考虑，应注意借鉴《征管法》与《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分工与配合。《行政处罚法》是集中统一规定行政处罚的程序性法律规范，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执法领域。《征管法》主要是针对税务领域特点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实体性法律规范，即对那些违反税法规定需要处罚制裁的行为进行列举，并规定相应的处罚种类、幅度等。当然，《行政处罚法》也有一定的实体性处罚规范，《征管法》也有个别的程序性处罚规范。从长期以来的税收执法实践来看，《行政处罚法》的程序性规范与《征管法》的实体性规范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为税务行政处罚的运行提供一套系统、完整、明确、合理的处罚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又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实施提供严密细致、宽严相济、裁量适当的处罚实体依据，极大提升了税务行政处罚的法治化水平。因此，就《征管法》与《强制法》之间关于行政强制的立法关系协调而言，可以考虑将《征管法》中的程序性规范原则上予以删除，只保留或增加个别必要的程序性规定；同时在实体上按照《强制法》确定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强制类型、强制措施种类、强制执行方式、执行体制等重新整合与新增创设系统的实体性税务行政强制规范，并可以考虑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的部分实体规定纳入《征管法》之中。

最后，在微观层面上，建议修订《征管法》时对行政强制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一是用法律概念“行政强制措施”替换法律概念“税收保全措施”，便于税收行政强制措施直接适用于《强制法》的规定，并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相衔接。二是查封、扣押的范围应统一为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冻结的范围为存款、汇款。应保留《征管法》第42条的规定，即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排除查封、扣押在外，并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9条的内容纳入到《征管法》中。三是应将税收滞纳金理解为迟缴税款应付的利息，用“利息”替换“滞纳金”，同时取消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率，一方面避免与《强制法》中的滞纳金相混淆，另一方面滞纳金所具有的惩戒功能应通过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来实现。四是整合《征管法》中第37条、第38条、第40条、第55条、第68条、第88条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情形，予以系统化、类别化；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予以删除，具体程序直接适用《强制法》。五是补强《征管法》行政强制实体性法律规范，并补充具有可操作性行的程序性规范。除应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60条、第64条、第65条、第66条、第67条、第68条、第69条规定的内容纳入《征管法》之外，还应将非生产经营性纳税人列为行政强制对象，以确保税负公平。同时，鉴于冻结存款的高效、强制力弱、不易引起激烈冲突、强制成本低等优势，应该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的优势，加大其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依法向税务机关提供当事人的全部银行存款账户，以便执法机关冻结、扣缴税款。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4

[关键词] 行政复议 纳税争议 前置条件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表明，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行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税款或提供相应担保；否则将不能提起行政复议，即先行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是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

法律之所以规定纳税人只有在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后，才可以申请复议，主要是考虑税款的及时安全入库。但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税务机关依然可以依法执行其征税决定，保障国家税款的及时入库。这足以证明，税款的安全与申请复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海关法的立法修改实践，也足以证明税款的安全与申请复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国1987年海关法46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应当先缴纳税款，然后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凭证之日起30天内，向海关书面申请复议。经2000年修订后的《海关法》取消了关税纳税争议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该法第64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应当先缴纳税款，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WwW.133229.COM因此有学者提出：“关税的征收与税收的征收其性质基本相同，海关法可以取消缴清关税才能申请复议的条件，为什么税收征收管理法就不能取消这一限制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规定呢？”

在税务实践中，如甲县地税局认定a公司的行为构成偷税，向a公司送达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a公司在该年4月25日前缴纳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假设甲县地税局作出的对纳税人a公司的征税决定、行政处罚罚款决定确属违法或不当，而纳税人a公司又无力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相应担保，但a公司对该征税决定不服，于4月28日向甲县地税局的上级机关乙市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乙市地税局认为a公司未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决定不予受理a公司的复议申请。表面上看乙市地税局不予受理a公司的复议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既不能申请复议，也无法直接向法院起诉，税务机关的违法或不当征税决定无法受到监督，这显然是对纳税人救济权的变相剥夺，不利于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前置条件应当予以废止，理由如下：

第一,前置条件的设置不利于纳税人权益的保护

行政复议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代法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权利本位是现代法精神之首要因素。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意味着：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在税收法律关系上，纳税人权利是目的，只有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体现纳税人权利本位精神的义务设置才符合现代税法的精神。现行法律关于先行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担保才能申请复议的规定，不仅不能实现纳税人的救济权，而且阻却了纳税人救济权的实现。

在法律已为纳税争议司法审查设置了行政复议前置条件的前提下，再对行政复议设置前置条件，有违“有权利、必有法律救济”的公理。如果不经行政复议，将难以启动司法审查程序，税务机关的行为将无法得到监督，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符合逻辑的结论即：纳税人如果无钱或不能支付全部有争议的税款及滞纳金或无力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的担保，那么他不仅丧失了提起行政复议的资格，同时也彻底丧失了诉讼救济的权利。也就是说，当税务机关违法征税的税款额度巨大到纳税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纳税人的救济权利将不可能行使，纳税人所受侵害越严重，权利越不容易获得救济，这将是法治国家无法容忍的一种残忍的专横。

第二，前置条件的设置违背平等、公平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纳税人因为有贫富之差，因为缴纳争议税款有别，影响其享有的法律救济权利，显然有失公正。纳税人必须先履行纳税义务或提供担保,否则要丧失行政复议申请权,并最终丧失诉讼权，实质上是迫使纳税人在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内借纳税人自己之“自愿”达到税务机关变相“强制执行”的目的。先履行纳税义务或提供担保的前置条件显然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不利于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培养,更不利于税收法治目标的实现，不符合法律设置行政复议的目的。

当纳税人在缴纳税款之后，启动了行政复议程序,但这种行政复议却是对已经“强制执行”完毕后的征税行为进行的所谓“复议”,与法院未经审理而执行,然后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进行申诉又有何区别？这种 “先清债后说理”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明显疏于关注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问题，无疑有悖于现代税法的核心精神之一的公平。

第三，前置条件的设置涉嫌违反宪法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大法官”一系列的“释宪”，认为凡是以缴纳部分税额或保证金或提供相当担保作为救济要件的，均会导致人民丧失救济机会，亦均属于对人民诉愿权及诉讼权之不必要限制，故亦属当然“违宪”。经由司法审查及“宪法”解释，台湾与税法相关的限制行政争讼的条件，已逐一被认定违宪。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相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说明复议和诉讼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对税务机关侵害财产的行为申请救济，既是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手段，又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复议前置条件的设定，无疑增加了纳税人的救济成本,使纳税人无力启动救济程序，使得纳税人无法与税务机关进行抗辩，从而剥夺了纳税人申请救济的权利，同时也使其财产权无法得到合理的保护。因此复议前置条件有违宪之嫌，应当尽早予以废止。

第四，前置条件的设置使行政复议救济功能和监督功能难以实现

纳税争议复议前置条件的设定源自1986年国务院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40条的规定， 1992年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继承了条例关于纳税争议复议前置条件的规定。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复议申请”，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行政复议的基本法，并没有就行政复议设置前提条件。同时该法42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但2001年经全面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1款并没有与《行政复议法》衔接，而是继续保留了缴纳税款和滞纳金的复议前置条件。

行政复议的首要需求是恢复申请人受到侵害的权益，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只是实现其维权目的的手段。行政复议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是权利救济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当纳税人无力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无能力提供担保时（当然一般情况下，无力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纳税人，往往也无能力提供担保），纳税人就无法获得复议救济，法律所赋予的行政复议救济功能和监督功能将难以实现。

第五，前置条件的设置在实践中的困境

1.纳税人提供担保申请复议的实践困境。纳税人在提供担保后，对纳税争议可以申请复议，但纳税人提供的担保必须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的有效担保。在此前提下，如果作出征税决定的原税务机关故意推诿或拖延，对纳税人提供的担保不予确认，申请人的复议救济权利同样也无法实现。因为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的担保同样也有期限的限制，超过了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复议救济权利同样丧失。假设上文案例中的a公司于4月20日向甲县地税局提供了担保，但甲县地税局直至4月25日未对其担保予以确认，在已超过税务机关确定的缴纳税款的期限后，a公司于4月28日向乙市地税局申请复议，乙市地税局在是否受理复议申请上，就处于两难境地。

2.与纳税争议相关的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困境。现行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作出缴纳税款、滞纳金决定的同时，应当对纳税人作出缴纳税款金额一定倍数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但法律将征税行为、行政处罚的复议救济权作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征税行为引起的纳税争议设置了复议前置条件，对行政处罚则没有设置前置条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纳税人如果在没有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没有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确认的担保的情况下，直接对行政处罚的罚款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将如何进行审查？如果复议机关不审查纳税争议问题，则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的审查将无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复议也将无法进行实质性处理。如果复议机关对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进行审查，是否意味着对纳税争议进行了审查，是否意味着纳税争议的复议前置条件的设置失去其意义？如果复议机关不审查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那么复议机关又如何对罚款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复议审查呢？复议机关又如何履行其法定职责呢？

如果纳税人直接针对行政处罚的罚款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如何审理？人民法院如果审查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所涉及的事实、证据、依据，是否意味着人民法院审查了纳税争议，是否意味者人民法院违反了关于纳税争议的复议前置法律规定，是否意味着纳税争议的复议前置条件的设置失去其意义？如果人民法院不审查罚款的确定基数税款额，那么人民法院又如何对罚款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

由于行政处罚的罚款与发生纳税争议的征税行为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罚款的基数源于税务机关决定的税款金额,以及确定金额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前置条件的设置无疑使得对与纳税争议紧密相联的行政处罚的罚款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

行政复议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救济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法定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纳税争议，必须先进行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行政复议对纳税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复议的监督和救济功能，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应当尽快废止纳税争议税务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即废止先行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的是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赋予纳税人无条件的申请复议权利。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蔡小雪: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3]华建敏:加强行政复议工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06年12月4日，要闻版

[4]张光博张文显: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求是》，1989年第10期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5

关键词：行政强制；税收执法；法律衔接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029-03

一、《强制法》对税收强制措施的影响

（一）关于税收强制措施的种类

《强制法》明确了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和种类，税收执法活动中有以下行政强制措施：

1.查封财物。《征管法》第38条、第55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物。

2.扣押财物。《征管法》第37条：扣押经营的商品、货物；第38条：扣押商品、货物和其他财产；第55条：扣押商品、货物和其他财产；《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6条：扣押动产或不动产的产权证件；《稽查规程》第34条：扣押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

3.冻结存款。《征管法》第38条、《稽查规程》第34条规定，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4.证据保全。《处罚法》第37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5.收缴发票。《征管法》第72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

对“查封场所”、“冻结汇款”这两项行政强制措施税务机关是否适用，如何实施有待明确。

（二）关于税收强制措施的范围

《征管法》第37条、第38条、第55条规定的扣押、查封范围有所不同，第42条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排除在外。《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9条对“其他财产”做了解释。《强制法》第23条明确查封、扣押范围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两法比较，《强制法》规定“涉案”限制，《征管法》规定“单价五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限制；“涉案”限制是对税法极大地约束，扣押、查封纳税人财产（场所、设施、财物）必须和涉税案件高度相关，禁止税务机关扣押、查封与案件不相关的财产，即便涉案财物不足以足额抵缴税款。后者“场所”的内涵要大于前者，前者只能限于房屋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查封，后者则还包括营业场地的整体性查封。另外，《征管法》仅规定冻结存款，而《强制法》冻结的范围为存款与汇款。

（三）关于税收强制措施的程序

《强制法》第18条、第19条、第24条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必经程序，《征管法》第37条、第38条、第40条及实施细则第63条规定的程序包括责令缴纳、责成担保及批准程序等，《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规定比《征管法》的规定要更详细，不仅规定了系统的一般程序，而且又分别对查封、扣押和冻结规定了个别化的具体程序，并规定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以后，要么依法解除，要么在规定的查封、扣押和冻结期限内做出行政决定。显然《征管法》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不仅程序设计相对粗糙，而且在强制措施之后、强制执行之前缺少基础处分。结合税务行政强制实践完善程序已迫在眉睫。

（四）关于实施税收强制措施的期限

《强制法》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存款、汇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然而，《征管法实施细则》第8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重大案件需要延长的，应当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8条规定，扣押商品、货物，纳税人应当在15日内缴纳税款，扣押鲜活、易腐烂变质或失效的商品、货物根据保质期，可以缩短扣押期限。因此在强制措施的期限方面，征管法律与《强制法》的规定存在冲突。此外，强制法规定冻结存款时的“两个程序、两个文书”　”的要求也增强了税务机关冻结存款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必将对税收强制工作带来帮助。

（五）关于查封、扣押的保管费用

《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4条规定，税务机关扣押、查封财产的价值，应当包括滞纳金和扣押、查封、保管、拍卖、变卖所发生的费用。《强制法》第26条规定，因查封、扣押所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可见，《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税务强制保管费用承担责任与《强制法》规定不一致。税务机关在今后的扣押、查封时标的物价值不得包含保管费用，拍卖、变卖标的物的价款也不得扣除保管所需费用。

二、对税收强制执行的影响

（一）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根据《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定义与方式，税收执法活动中有以下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1.划拨存款。《征管法》第40条、第55条、第68条、第88条规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2.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征管法》第37条、第38条、第40条、第55条、第68条、第88条规定，可以依法拍卖或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3.加收滞纳金。《征管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4.加处罚款。《处罚法》第51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5.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征管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除《强制法》中的“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不适用于税务机关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外，其他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与《征管法》规定的税收强制措施基本相同。但“划拨汇款”是否适用于税收强制执行应予明确。

（二）关于税务机关先行催告义务

《征管法》第37条、第38条、第40条、第68条均对税务强制执行前的责令缴纳作出规定。《征管法》第55条却没有以税收行政强制前的向纳税人催告作为前提条件。因此，税务机关今后实施强制执行不得搞突然袭击，必须认真按《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切实履行行政强制前的催告义务，及时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或《税务事项告知书》等税务相关催告文书。告知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将承担的严重后果，使极端对抗走向相对缓和。

（三）关于税务机关与当事人签订执行协议

《强制法》突破传统征税观，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这就要求，在行政强制执行时，双方可以达成执行协议的，税务机关可不再继续执行行政强制。但要做好协议执行工作的跟踪，督促其按时履行。否则，中止的执行工作必须恢复。

（四）关于滞纳金的性质和限制

关于税款滞纳金性质之争议由来已久，国家税务总局对《关于对偷税处以罚款的同时能否加收滞纳金问题的请示》（国税发[1998]43号）的批复中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滞纳金不是处罚，而是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因占用国家税金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体现在立法中，滞纳金起算时间为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解缴税款之日止。但是按照强制法理论，滞纳金和加处罚款都是执行罚的一种，同属行政强制执行手段，有最高额限制，这符合执行罚之适当（比例）原则，且在税务处理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了税款，不需要再行缴纳滞纳金。

（五）关于申请法院执行

《强制法》的行政强制执行“双主体”制度规定，与《征管法》的规定不尽相同。目前，《征管法》规定的税收强制执行只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未按期缴纳税款无强制执行权。而《强制法》第46条规定，没有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税收执法实践之当前应对

当前，尽管税收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选择存在不确定性，但税收行政强制实践却不能因此停滞不前，而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体现出应有的执法能动性。

（一）明确《强制法》的法律宗旨

1.把握《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强制法》虽名为行政强制，但并不是要强化行政权，而是要通过制度来限制、规范、约束行政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其实质是一部控权法。针对中国行政强制制度突出问题，为了达到规范约束行政权的目的，《强制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明确了行政强制权的界限，对行政强制的定义、种类、设定和实施作了统一规范；明确了实施行政强制时的禁止性规定；对违法行政强制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明确规定了救济途径，更多赋予当事人复议权和权。

在税收领域，为保障税款足额入库，切实满足公共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税收征管立法早在1986年规定了税务行政强制，后又于1992年、2001年历经两次重大修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税务行政强制制度。但随着《强制法》于2012年1月起开始施行，其新理念新规定无疑会给税务行政强制实践带来适用难题，对税收强制措施、税收强制执行都形成约束。

2.理解与应用行政强制基本原则。《强制法》规定了五项法律原则，当前尤其需要重点把握应用好适当原则。立法表述为：行政强制的设定与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应尽量不采用行政强制，而只有当穷尽了其他所有的手段仍不能达到行政目的时，才允许实行行政强制。

（二）厘清《强制法》与《征管法》的关系

《立法法》对法律之间的效力适用与冲突解决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法”优于“一般法”，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强制法》与《征管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正属于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之间的冲突，两者不能够及时解决的话，无疑将会给税务执法实践带来尴尬难题，且机械地套用法律适用原则，会给税务依法行政执法实践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1.《强制法》规定有法律、行政法规除外事项的，应按现行《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执行。如《强制法》第25条规定的查封、扣押期限，设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征管法》第55条和实施细则第88条就可以优先适用，即查封、扣押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行政强制法》第32条规定的冻结存款、汇款期限，设定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6个月”期限，就不能适用，而应适用《强制法》。

2.《强制法》有规定，《征管法》没有规定，应按《强制法》执行。如《强制法》第45条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征管法》对加收滞纳金的金额没有相应规定，应按《强制法》执行。

3.《强制法》没有规定除外事项的，无论《征管法》是否有规定，应一律按《强制法》执行。如《强制法》第18条、第19条、第30条等条款，都明确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必经法定程序，税务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必须将法定程序及要件规定与税收执法实践紧密结合，细化行政强制流程，量化行政强制裁量标准，规范行政强制的实施程序。

4.《强制法》与《征管法》都有规定，但规定存在不一致时，应按照《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5.《强制法》没有规定，《征管法》有规定，且不与《强制法》抵触，可适用《征管法》。

（三）处理《强制法》与《征管法》的衔接

做好《强制法》与《征管法》的衔接工作，是直接关乎《强制法》在税收执法活动中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的关键环节。

1.依法规范行政强制实施主体。《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并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严格执法主体资格管理，一方面各级税务机关不得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行使；另一方面执法人员须具备执法资格。

2.依法规范行政强制程序。对于两法之间关于强制程序的冲突，依《立法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定如何适用，显然难以救急。基于《强制法》体现了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强制程序规定得也更为细致具体，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知情、参与等权利，因此，税务行政强制实践应依照《强制法》规定的程序加以完善。（1）批准权限的适用。《征管法》对审批权限已有特别规定继续适用，税务机关在实施冻结存款、扣押查封财产、扣缴税款、拍卖或变卖抵缴税款时，应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收缴发票、第37条的扣押措施要依《强制法》经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并适用《强制法》第19条情况紧急的批准手续。对加处罚款、加收滞纳金的批准权限，因《强制法》和《征管法》都未作规定，可不需要税务机关负责人批准。（2）制作现场笔录和签章的适用。《强制法》施行后，税收执法中采取相关税收强制，必须制作《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现场笔录》等。并在现场笔录上载明《强制法》规定内容，进一步严格实施税收强制程序。《强制法》规定“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这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的一般规定要严格。（3）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注意事项。一是申请执行的对象只能是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二是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不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三是自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申请。

参考文献：

[1] 莫于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释义与案例[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3] 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6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税法;问题;完善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上的体现及问题之检视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上的体现

1、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收滞纳金制度上的体现。我国税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信赖利益的保护,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征税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义务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征税机关可以在三年内要求补缴,但不得加收滞纳金。即由于征税机关的行为,纳税人基于信赖而作出少缴或未缴税款的行为,征税机关不得加收滞纳金,纳税人的信赖应该尊重。但因征税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征税机关在三年内仍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可见,我国税法在税收本金上未给予信赖保护,却在滞纳金方面给予了信赖保护,因而我国税法的信赖保护是有限的。

2、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收权利失效制度上的表现。(1)征税机关的权利失效制度:我国税法对征税机关权利失效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前述规定显示,征税机关行使税收债权,有个期限限制,超过该限制期限,税收债权即丧失,即称为征税机关的权利失效。(2)纳税人的权利失效制度:我国税法对纳税人权利失效的规定,主要见于纳税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即纳税人必须在三年内主张权利,否则其权利行将失效。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上存在的问题的检视

1、税法目的的设定没有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按照一般的观点,税法的目的应当不同于税收的目的,税收的目的主要集中在财政与经济方面,而税法的目的则是保护人民的权利。这既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治理念,也符合现代民主思想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的宗旨正是税法目的的体现。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中。《税收征管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从该规定看,我国税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有四方面:财政目的、纳税人权利保障目的、经济政策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立法将税收的目的与税法的目的交织在一起,并且以税收的财政目的为第一位,从而冲淡了税法保护人民权利的目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与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有关;二是与我国税法理论研究的薄弱有关。因此,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对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真正确立适合我国特色的税法原则,是当前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2、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没有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1)纳税人在我国税法中一直是以义务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权利主体的身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导致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地位不平等,不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因此,税收立法应当转变观念,确定纳税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实现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在身份上的平等。(2)对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不完善。从现代租税国家的法治理念出发,纳税人的权利不仅是税法上的权利,而且应当是宪法上的权利,关系到纳税人基本人权。

二、我国税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缺失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税收诚信总体状况差强人意,税收诚信缺失比较严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失信成本偏低的问题,同时还有深层次的制度因素:

(一)征纳双方的非诚信造成税收诚信缺失

1、纳税人的非诚信。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纳税人的种种非诚信行为是受其深刻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制度环境的影响,而绝非纳税人单方之责。造成纳税人非诚信的原因主要有:(1)纳税人存在税收错觉,认为纳税是对其财产和权利的绝对侵蚀。(2)征纳关系中,作为征收方的政府同样存在着非诚信行为,从而弱化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履行。(3)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舆论宣传上,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使得纳税人滋生逆反心理,甚至不惜违约失信、偷逃税款。对用税人和征税机关而言,则过于强调了其拥有的权利,而忽略了义务,这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障碍了政府在税收与其支出关系问题上的视线,导致在纳税人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征税和用税中的行为扭曲现象频繁发生,使纳税人的契约观念和诚信意识日趋淡化。

2、政府的非诚信。纳税人纳税的实质就是纳税人为满足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对政府的付费。它既是一种资源转移过程,又是一种社会交易活动。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是纳税人把资源委托给政府以期政府为其提供公共产品。那么根据市场经济的资源使用法则,政府作为者必须为委托者――纳税人负责,受纳税人的制约和监督。从交易活动的角度来看,双方的交易对象就是公共产品,根据商品经济的交换规律,双方必须等价交换。无论怎样理解税收及其实质,征收方(政府),缴纳方(纳税人)都必须遵守诚信原则。

(二)税收主体信息不对称造成税收诚信缺失

纳税人既作为纳税信息的强势方,又作为税收政策法规信息、税款数量、财政资金使用方向等信息的弱势方,具有不对称性;用税人、征税机关是税款使用信息、税收政策法规信息的强势方,又是纳税信息的弱势方,也具有不对称性。这种信息双向不对称性和不对称的强弱变化导致并决定了税收诚信的不稳固。

(三)失信成本偏低造成税收诚信缺失

所谓税收失信成本,是指税收诚信主体因失信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它包括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目前我国税收失信的成本均小于其收益,利益驱动使得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税收诚信主体,放弃诚实守信的做法,而选择失信违法的行动。

三、我国税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完善的若干构想

(一)我国税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立法完善的制度设计

1、税收立法制度诚信的完善。税收立法诚信,指税法、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如何,做出的优惠承诺是否及时、充分兑现:(1)要尽快组织制定税收基本法,健全和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体系;(2)加大税收立法力度,逐步提升税收立法级次,树立税法的法律权威,提高税收立法诚信;(3)规范清理税收法规,统一法律口径。征税机关法规部门应定期组织对税收法规进行清理规范,确保税收法律口径一致。

2、现有税法条文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完善。(1)第8条。对纳税人知情权的规定,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大,应将可公开的税收政策的有关信息包括进去。而且对于提供错误信息和不提供信息的行为也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2)第7条、第8条、第13条。在这些条款中提到要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但并未能解决征税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对于相对人信息的共享范围。(3)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的权利的规定,应进一步的理顺。例如,《税收征管法》中第51条规定纳税人的税款退回请求权,其中未提及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但依法理来讲,是应包括两者的。这一缺陷同时体现在第8条和第52条当中。(4)在《税收征管法》中对征税机关的通知义务规定的很少。在韩国、日本、台湾的法律中多规定国家有纳税告知的义务,纳税通知的义务,纳税延期通知的义务,还有扣押时对其他债权人的通知义务。这些通知无疑可以更加完善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5)在《税收征管法》中用具体的条文体现出诚实信用原则,而不仅仅在理论上进行体现,这样做使得征税机关执法有据,纳税人护权有方。(6)建立纳税人组织以便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权利,同时这些组织要保持独立性。

3、完善社会诚信监督体制。塑造良好的诚信关系,一定要加强社会的广泛监督:(1)法律的监督,不仅是有法必依,还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法律的尊严;(2)财税等部门的监督,财税、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应根据国家方针政策、法令法规,严格审查经济业务的合法合理性,监督各部门、各单位内部执行财政纪律,防止弄虚作假,抨击各种经济犯罪,维护国家财产的安全;(3)建立社会公示制度,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出现偷逃骗欠税失约失信,均可通过新闻媒体的进行公示,督促其自觉守信履约,形成社会诚信监督。

(二)我国税法上诚实信用原则运行的完善

1、政府税收执法上诚信的构建。(1)税收执法中诚信适用。要实现诚信税收,征税机关必须要为纳税人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税收环境。首先,正确执行税收法律是征税机关诚信的前提,在税收征管上,要严格以税收法律为依据,做到规范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要做到税负公平。在确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只能以税法为依据,而不能任意自由裁量;最后,依法办事、依率计征,杜绝有税不收和收过头税的现象。征税机关规范执法,诚信征税,能够使纳税人看到法律的公正所在,并自觉遵守税收法律。(2)用税诚信。用税诚信即财政诚信,这里特指使用税款的决策和具体操作过程的理财诚信。税款既要合理、有效地使用,保证纳税人的血汗不被贪污、浪费和滥用;又要民主、透明地使用,确保纳税人广泛、平等受益。

2、纳税人权利上诚信的构建。税收立法只有贯彻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从实体到程序都对纳税人权利给予充分的关怀,纳税人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其税法奉行的意识和水平才能得到极大提高,税收征管的诚信状态才能得到构建。(1)应当在宪法上完善纳税人的税收立法参与权、税款使用监督权。(2)在《税收征管法》和相关法律中进一步完善纳税人权利体系,以实现纳税人权利与税务机关权力的平衡,例如纳税人最低生活费不得被征税的权利、对非合法程序征税的拒绝权利、对征税机关不提供纳税服务或对服务不满意的投诉权利。(3)要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机制,当前主要是要扩大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受案范围,简化复议和诉讼程序,如将违反税法规定、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直接纳入复议或诉讼的受案范围,取消复议或诉讼中设置的前置条件。待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将美国的纳税者诉讼制度引进我国,即纳税人可以对与自己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违法支出税金的行为提讼,要求确认该支出行为违法或者返还税金。

3、税法解释的诚信适用。进行税法解释时,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方能维持公平和正义这一法的最高价值。除此之外,当税法规定存在欠缺或不完备时,也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准进行漏洞补充,才不致发生立法上的偏差。当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法律漏洞之补充,也须受一定的限制,否则就可能滥用诚实信用原则损害税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

1、王丽霞,柳向魁.论税法中诚实信用原则[J].凯里学院学报,2008(2).

2、苏如飞.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税法适用[J].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3、包子川.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J].税务研究,2002(8).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7

一税收优先权的性质

1、税收优先权是一项单独的权利

有观点认为税收优先权是一种特殊效力——优先受偿效力，还有观点认为它是一种特殊债权之间的清偿顺序。对此二者，笔者均不赞同。首先，如果税收优先权是一种特殊效力，就只需像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税收行使的顺位即可；而且效力应与债权相伴相依，然而税收优先权有自己独立的消灭原因，可因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而消灭。其次，清偿顺序说不能解释优先权所拥有的物上代位性和一定条件下的追及性等特性，而且它仅局限于债权范围内，不能解决优先权与其它担保物权的效力顺位问题。所以说，优先权与其担保的债权是两个独立又相依的权利。

2、税收优先权是一项担保物权

优先权具有担保物权的大部分权能，比如：优先权是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而设定，符合担保物权的担保特性；优先权设立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将来债权的变现率来提升债权，与担保物权变价性的特性相一致；优先权具有担保物权中的法定性、优先性、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包括特定性、位序性。优先权具有位序性无可争议，但税收优先权行使的客体并非全部是特定的。担保物权存在时无价值取得可言，故无须对其作有形的支配，其价值之取得藉其消灭即实行时而实现。所以，税收优先权无论客体是否特定，是以优先权实行时债务人总财产的价值之特定来实现的。只要优先权符合直接支配标的物之交换价值排他性地优先受偿这一担保物权的本质特征，客体的不特定性就不能成为否定其是担保物权的本质属性。

二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规范

（一）适用范围

首先，我国关于纳税人不按期申报而处以罚款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不应当优先受偿，对此无争议。其次，关于滞纳金的归属。有学者认为，虽然滞纳金超出银行贷款利息的部分带有罚息和制裁的性质，但主要部分相当于纳税人超期占有税款的利息利益，更多地具有填补税款被纳税人违法占用期间之损失的作用。由于无法将滞纳金中的利息和处罚截然分开，因此扩充理解《税收征管法》第45条，将税收优先权及于滞纳金是可以接受的。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偷税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滞纳金是纳税人因占用税款而应对国家做出的补偿，属于税款被占用期间的法定孳息，与滞纳税款不可分割”。但此文件是以国税函形式下发的，其法律位阶低于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不足以弥补《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税收债务与其他债权竞合、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人，应该给其他债权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受偿可能性。也即，国家在取得应缴税款，满足了其履行各项公共职能的需要后，应放弃滞纳金的优先受偿，使其与其它债权平等受偿或置于担保物权受偿之后。

（二）适用条件

第一，只有拥有合法税收债权的税务机关，才是行使税收优先权的适格主体。税务机关必须依法征税，在此前提下，其才具有税收债权合法性，才享有税收优先权。从现有法律规定及税收征管实践来看，税收债权合法就是要求税务机关主体合法、权限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等。

第二，纳税人的税收债务履行期届满，纳税人己超过税法上规定的或者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缴或少缴税款。税收优先权是针对债务人的财产而行使的，其若未到期，则难以判断债务人的清偿能力；优先权一旦行使，直接关系到其它债权人的利益，故必须要求债权到期。否则，纳税人及其它债权人的权利则有受损害之虞。

第三，纳税数额确定。依税法有关规定，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纳税款必须明确具体、数额确定并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认可，或税务机关依查帐、查验、查定、核定的方法确定的应纳税款明确具体、数额确定。

第四，在纳税人有多个债权人且债权都已到期的情况下，税收债权也未获清偿，这些债权之间发生了冲突，须依法确定实现的顺序。我国没有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税务机关的优先权主要体现为对纳税人的财产行使处分权，采取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对纳税人的财产予以拍卖、变卖等，并就所得价金中优先受清偿。而这些权利的行使均是以纳税人的财产上拥有多个债权人为前提条件的，其优先性也是相对于其他债权而言的。

（三）行使途径

与税款征收及实现有关的权利，只要税法有明确规定的，税务机关均有权行使。具体的行使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协议来决定优先权的实现方式。二是依我国法律中有关破产还债的程序规定进行。三是税务机关依税收征管法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进行。四是由税务机关向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来行使优先权。

三税收优先权行使的限制

（一）行使时间的限制

依据《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可见税务机关在欠税发生时方可行使税收优先权。在现行税法中，许多税种都规定了纳税申报和缴纳期限，超过法定期限不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才认定为欠税或逃税，此时才能行使税收优先权。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应以法定纳税期限届满之时作为欠税发生时间，笔者也同意此种看法。

（二）行使期限的限制

《税收征管法》第52条虽没有明文规定税收债权的有效存在期间，但可从该条推知，税收在三年内不征收的，税收债权消灭；特殊情况下，税收债权经过五年消灭。

税务机关行使优先权应严格依法进行，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一旦超出法定范围和期限，则构成，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税收债权自纳税人在法定纳税期限内不按期履行纳税义务时即在国家与纳税人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因而税收优先权与税收债权计算的起始时间应具有一致性，再结合《税收征管法》第52条之规定，将税收优先权行使的期间界定在税收债权行使的期间内，如法律有特殊规定的，应从法律规定。该期间应解释为除斥期间，不得中断、中止，税务机关在上述期限内没有行使优先权的，即视为其优先权丧失。

（三）适用范围的限制

1、税种的限制

从世界范围来看，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很窄，并不是所有税种都可以适用优先权制度。例如台湾地区仅规定了土地增值税、关税和营业税三种税收的优先权，法国仅规定了直接税收和营业税的优先权，美国仅规定了公司税和财产所得税的优先权。因此，我国应结合实际，明确适用优先权制度的税种范围。

2、数额的限制

从《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看，似乎凡是滞纳的税收，不论数额多少，都享有优先权。笔者认为有失妥当，除非出现偷税、欠税、抗税、骗税的情况，如果税务机关怠于征收，却又享有优先权，对纳税人和第三人都不公平。综观国外立法，普遍限制税收债权的数额。至于我国税收债权的数额以几个纳税年度为宜，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四）受偿顺序的限制

在行使税收优先权时，不同税务机关、不同税种的税款之间的受偿顺序如何确定呢？目前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税款发生时间先后来确定顺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税收债权同为优先债权，应根据债权平等原则，按比例受偿。笔者认为，国税和地税同为国家税务机关，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不同税种的税款之间，也没有优劣先后之分，因而不应片面规定国、地税之间的受偿顺序，而应采取以下做法：不同税务机关都提出优先权申请的，优先清偿先行提起申请的税务机关；同一税务机关提出的优先权申请涉及不同税种的，按照各税种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定受偿顺序；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清偿。

（五）效力的限制

为了弥补税收优先权无物权公示性的缺陷，已经建立优先权制度的国家均对优先权的效力作出一定的限制。首先，严格限制优先权的行使顺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采用物权公示原则。一是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动产优先权的追及力加以限制。二是用登记制度对就不动产行使的优先权加以限制。

我国可采取备案与欠税公告制度，在纳税人与他人设定抵押、质押时，必须到税务机关备案，否则就不能优先于税收债权；同时，税务机关应当将备案资料向社会公开。且首先应就动产受偿，不足部分才能先就无担保的不动产受偿，再不足部分才能就有担保的不动产受偿。

（六）程序的限制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8

一、企业纳税成本内涵界定

界定企业纳税成本的内涵，必须从分析企业纳税成本理论基础人手。企业纳税成本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和税收遵从理论。

首先，税收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手段，实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有偿活动，即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理应从全社会所得中提取或换取一部分补偿其投入，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活动。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产品”，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企业必须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即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受了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就要在企业取得的收入或利润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比例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税金，因此，企业缴纳税金的实质是向政府支付一种服务费用。从这一点看，企业缴纳的税金具有成本属性，是企业纳税成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按照税收遵从理论，企业在缴纳税金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不违背税法的纳税筹划以及按税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纳税，这些行为可能导致下列支出发生：(1)日常报税时需要准备财务凭证；(2)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纳税申报表并申报纳税，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等；(3)进行税收筹划；(4)聘请税务顾问和律师；(5)接受和配合税务机关的纳税检查，为接待税务机关的税收工作检查、指导；(6)未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处理涉税事项、未按税法规定期限缴纳税款需要缴纳罚款及税收滞纳金；(7)给企业声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以上方面的支出，在纳税人遵从理论中称为纳税遵从成本。

根据以上对企业纳税成本理论基础的阐述，企业为纳税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有形的耗费，也包括无形的耗费。所以，本文对企业纳税成本的内涵做如下界定：企业纳税成本(The Costs of Enterprise Paying Taxes)，是指在现存经济条件和体制下，政府实施税收分配全过程中，企业为了缴纳税收而付出代价，即企业为缴纳税收所耗费的各种费用之和。

二、企业纳税成本体系构成

企业纳税成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企业纳税成本单指企业上缴的各种实体税款，即企业的纳税实体成本。按照纳税实体成本与纳税筹划的依存关系，纳税实体成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固定实体成本和变动实体成本。广义的企业纳税成本不仅包括绮税实体成本，还包括纳税遵从成本，即为上缴税款、履行纳税义务而发生的与之相关的一切费用，既包括可计量的成本，也包括不可计量的成本，纳税遵从成本可以概括为纳税管理成本、纳税风险成本和纳税心理成本。

(一)纳税实体成本纳税实体成本即正常税收负担，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依照税收实体法的规定，依法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纳税款项，包括取得收入征收的流转税、取得的收益征收的所得税以及国家对纳税人征收的财产税等。按照纳税实体成本与企业纳税遵从成本的依存关系，纳税实体成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固定实体成本和变动实体成本。固定实体成本即固定税收负担，是指企业在最优纳税遵从方案下向国家缴纳的税收数额，即承担的最小税负。固定实体成本在企业经营状况一定的情况下是一个常量，也可以称为最优纳税实体成本。变动实体成本即变动税收负担，是指企业选择某种纳税遵从方案所承担的纳税实体成本与固定实体成本(或正常税收负担与固定税收负担)之间的差额。企业纳税实体成本与固定实体成本之间存在差额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对纳税管理成本和纳税风险成本的考虑，以及企业在纳税遵从过程中的失误。

(二)纳税遵从成本纳税遵从成本是企业在纳税过程中，在遵从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纳税方案的设计(即纳税筹划)、纳税过程的管理以及因纳税方案设计和纳税过程管理的缺失所付出的代价，具体还可以分为纳税管理成本、纳税风险成本和纳税心理成本。纳税管理成本是指企业选择某种纳税筹划方案时支付的办税费用、税务费用等，具体包括办税费用和税务费用。办税费用是指企业为办理纳税申报、上缴税款及其他涉税事项而发生的必不可少的费用，包括企业为申报纳税而发生的办公费，如购买申报表、发票、收据、税控机、计算机网络费、电话费、邮电费(邮寄申报)等；企业为配合税务机关工作和履行纳税义务而设立专门办税人员的费用，如办税人员的工资、福利费、交通费、办公费等；企业为接待税务机关的税收工作检查、指导而发生的必要的接待费用；税务费用是指纳税人为了防止税款计算错误、避免漏申报、错申报以及进行纳税筹划，需要向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税务咨询，或者委托注册税务师代为办理纳税事宜，向聘请中介机构缴纳的费用。纳税风险成本是指由于选择某项纳税筹划方案可能发生的损失，其与方案的不确定度呈正相关。方案越不确定，风险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纳税风险成本具体包括税收滞纳金、罚款和声誉损失成本。罚款是指纳税人在纳税筹划过程中因违反税法有关规定，而向税务机关交纳的罚金费用。税法对纳税人的下列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罚款处理：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未设立账册的、未报送有关备案资料的、未履行纳税申报的、违反发票使用规定的，以及偷税、欠税、抗税等违法行为。税收滞纳金是指纳税人在纳税筹划过程中未按照税法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声誉损失成本是指因纳税筹划方案失败被定为偷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被处以罚款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企业的声誉带来不良影响而发生的声誉损失。纳税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可能认为自己纳税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而产生不满情绪，或者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纳税心理成本与税法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程度以及纳税人的教育程度相关联，税法体系越健全越完善、纳税人的受教育程度越低，纳税人的纳税心理成本就越高。当纳税心理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纳税人会雇用人或求助中介机构，这时纳税心理成本就会转变为纳税管理成本。

三、企业纳税成本决策模型构建

把握企业纳税成本决策目标和纳税成本在纳税活动中表现出的特性，是设计企业纳税成本决策模型并进行决策的基础和前提。企业纳税成本决策的目标是设计企业纳税成本决策模型的出发点和归属点。理性的企业纳税成本决策目标是实现“帕累托最优”，即企业的纳税成本达到最低的同时不会带来政府税收成本的升高。但在现实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企业在纳税成本决策时的现实选择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征税法和税收征管细则等规范，实现企业纳税成本最小化。

企业纳税成本习性，也称企业纳税成本性态或企业纳税成本

特性，是指企业纳税成本总额的变动与纳税筹划活动之间的依存关系，即纳税筹划活动的力度与其相应的企业纳税成本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依存关系和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企业纳税成本固有的性质，故称“习性”。进行企业纳税成本性态分析，有利于企业设计纳税筹划成本决策模型和进行纳税筹划成本决策。(1)固定实体成本的习性。固定实体成本是企业在最优纳税筹划方案下向国家缴纳的税收数额，即承担的最小税负。固定实体成本在企业经营状况一定的情况下是一个常量，所以它与企业纳税筹划的方案选择没有多大联系。(2)变动实体成本的习性。变动实体成本是企业选择某种纳税筹划方案所承担的纳税实体成本与固定实体成本的差额。该项成本随着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化而呈下降趋势。变动实体成本降低额也可以说是选择某种纳税筹划方案的风险收益。(3)纳税管理成本的习性。纳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某种纳税筹划方案时支付的办税费用、税务费用等，它随着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化而呈上升趋势。(4)纳税风险成本的习性。纳税风险成本是由于选择某项纳税筹划方案可能发生的损失。它与方案的不确定度呈正相关，即方案的不确定度越高，机会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方案的不确定度又与企业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化程度(企业期望的纳税筹划收益高低)呈正相关，即企业越想获得较高的纳税筹划收益，纳税筹划方案的不确定度就越高。所以，纳税筹划的风险成本与企业的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化程度呈正相关。(5)纳税心理成本的习性。纳税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可能认为自己纳税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而产生不满情绪，或者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这时纳税心理成本是纳税人风险成本的一部分。而当纳税心理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纳税人会雇用人或求助中介机构，这时纳税心理成本就会转变为纳税管理成本。

如果假设企业纳税筹划力度(μ)与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化度成正相关，即企业纳税筹划力度越大，纳税筹划方案就越优；不单独考虑纳税心理成本，因为纳税心理成本有时表现为纳税风险成本，有时表现为纳税风险成本和纳税管理成本；企业纳税成本为EPC、固定实体成本为FEC、变动实体成本为VEC、纳税管理成本为PMC、纳税风险成本为PRC。根据以上对企业纳税成本的特性的分析，企业纳税成本、固定实体成本、变动实体成本、纳税管理成本、纳税风险成本分别为：EPC=E(μ)，FEC=F(μ)，VEC=V(μ)。PMC=M(μ)，PRC=R(μ)。那么，企业纳税成本决策模型可表示为：

minEPC=FEC+VEC+PMC+PRC

即minE(μ)=F(μ)+V(μ)+M(μ)+R(μ)

约束条件为F(μ)′0；V(μ)′0；R(μ)′>0。

因为FEC与纳税筹划力度不相关，VEC与纳税筹划力度负相关，PMC和PRC与纳税筹划力度正相关，PMC和PRC之和也就是除纳税心理成本以外的纳税遵从成本，而本文已假设纳税心理成本为PMC或PRC或PMC+PRC的一部分，所以，在决策时可以把PMC+PRC看作企业纳税遵从成本。设纳税遵从成本为PCC，其函数为C(μ)，则：

PCC=PMC+PRC

C(μ)=M(μ)+R(μ)

企业纳税成本决策模型为：

minEPC=VEC+PCC

即minE(μ)=V(μ)+c(μ)

约束条件为C(μ)′>0；V(μ)′

根据以上分析，企业纳税成本决策模型如图1所示：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9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世界税法协会（ITLA）主席、曾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起草组组长

2011，是税事连连的一年。从1月初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到2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的公布，4月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全社会的热议，再到10月份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旧闻重现，税法的争议始终贯穿全年。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从来没有被全社会如此广泛讨论，财税法学也由原本专业性极强的分支学科一跃成为综合性学科的显学。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财税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埋首书斋踏实治学的同时关注财税法的社会现象，建言献策，著作等身。日前，刘剑文接受本刊专访，解读中国税事。

《检察风云》：在当下中国，为何财税法学越来越引人关注？

刘剑文：我曾将中国财税法学的立场归纳为“公共财政、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国家”。

财税法是中国的“为官之道”和“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未来30年的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要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曾说：“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财税法的重要性因此不言而喻。我略举几例加以说明：第一，老百姓极度关注的房价居高不下，虽然主要是供求关系所致，但是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扩张、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不彻底、财政体制缺乏法律规范不无关系。第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出台的4万亿“救市”方案中，相当大的部分属于财政支出，在“救市”方案出台和实施过程中，财政民主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第三，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矛盾，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财税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强化财税的正义导向，强化财税的民主参与，强化财税的法律规范，有利于化解这些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第四，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财政法制滞后，与财政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机制息息相关。第五，对13亿人的社会保障而言，财政资金是其中重要的收入来源，财政部门还要承担最后付款人责任。健全的财税法制，有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保障资金安全。第六，国家每年2万多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目前既无法律也无行政法规控制，实体和程序正义难以体现。这不仅影响了资金分配的公平，而且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浪费严重。

可以说，今天中国一切深层次的诸多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都是与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滞后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的确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策。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根基在于政府和纳税人关系的和谐。如果财税体制不进行根本性改革，财税法治建设依旧滞后，政府和纳税人关系很难变得更加和谐，社会矛盾就可能随时集中爆发。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财税立法的现状？

刘剑文：财税法自成体系，一般应当由30~40部法律构成。目前，我国才制定5~6部法律，未来之发展仍可谓任重而道远。去年，国家宣布已经形成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在祝贺和高兴的同时，也十分遗憾地观察到，财税法本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头戏”，但其中绝大部分支架性法律仍然缺位，如政府间财政关系平衡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投资法、税法通则、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行政收费法、国债法等法律都是空白。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机关逐步认识到财税立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加快了财税立法的步伐，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检察风云》：您一直以来特别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原则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剑文：税法与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税收收入需要得到有效保障，而纳税人财产权也不能受到不当干预，因此税法必须具有规范性。税收法定原则所言的“法”是狭义的法，即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由于征税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种的开征与否一般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制定税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使得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固定性。

税法作为和人民财产权直接相关的法律，应主要由立法机关制定，这也是税收法制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不尽相同，据粗略统计，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规章大约有50部。现行有效的法律却只有4部，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今年新颁布的《车船税法》。

这直接导致中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整体效力级次不高。中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税收法律偏少，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偏多的状况，需要通过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加以改变。同时，中国目前还缺少一部在税收法律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统领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者是税收通则法。在税收实体法领域，也存在诸多缺失，如中国对证券交易征税是通过印花税的形式进行的，有些税种目前还没有依法开征。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指导，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基本思路，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构建一个更加规范、透明、法治化，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法体系。

《检察风云》：以往纳税人这个称谓多是从义务的角度来讲的，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

刘剑文：2009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详细列明了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包括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在内的14项具体的纳税人权利。同时，在由国家税务总局牵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升纳税人地位、强调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国家各处一端，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与权力相互平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是实现法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本质上讲，税收是国家基于其存在的正当性而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的“合法侵害”。从另一个角度看，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实现依法治税，实际上就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保护，以避免私有财产受到公权力的非法侵害。这是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社会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

从理念上讲，确立诚实纳税推定权，才能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纳税人诚实纳税推定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是缺失的。所谓诚实纳税推定权，是指纳税人有被税务行政机关假定为依法诚实纳税的权利，是税法应当确立、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税时，必须首先假定纳税人是诚信纳税人，推定纳税人在处理纳税事宜时是诚实的，并且承认纳税人所说的情况属实以及所递交的资料是完整和准确的，没有充足证据，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进行无端怀疑并采取相应行为。

从法律实践来看，纳税人的权利保护要改革纳税争议解决的前置制度，创新税务行政复议机制。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才能够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才能提讼。据此，我国法律对纳税争议的解决有两个前置性规定：一是缴清税款或者提供担保前置于行政复议；二是行政复议前置于行政诉讼。

税收滞纳金论文篇10

自5月初开始，历时50余天的全市重点税源专项检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经局党委研究，今天，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简要总结和通报检查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成绩，查找、分析检查中发现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及不足，并对本次专项检查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员进行表彰通报。下面，我根据局党委研究的意见，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专项检查的基本情况

这次全市重点税源专项检查，是局党委针对当前全局收入任务吃紧、而税源管理、税收征管等方面却存在管理不到位等薄弱环节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其目的不仅仅是单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可以检验我们的征管质量和管理水平，发现日常税收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促进税收管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同时，通过税收检查，严厉打击偷逃税行为，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推进依法治税，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遵从度。

为确保这次专项检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局党委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多次召开党委会，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就专项检查的组织领导、检查范围、人员调度、实施步骤等各个方面进行慎密部署，抽调XX多名业务骨干分成XX个检查小组，集中时间和力量，对从全市各个行业筛选出的XX户有代表性的重点税源企业进行重点检查。从专项检查情况看，效果比较明显，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局党委认为，这次税收专项检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组织协调好。集中抽调这么多精兵强将，历时近两个月，对全市范围内的重点税源企业集中进行税收专项检查，其规模之大，在XX地税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特别是临近半年，各单位工作头绪多，工作任务重，手头的各项工作都到了半年冲刺阶段，但无论是被抽调人员还是其所在单位，大家都能以大局为重，自觉服从局党委的统一安排，正确处理本单位、本职工作与专项检查的关系，团结一致，周密协调，积极为专项检查创造条件。检查过程中，被查企业所在单位在关系协调、交通工具、中午就餐等方面，积极主动地为检查小组提供方便；市局检查领导小组加强调度指挥，及时协调解决检查小组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检查小组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早出晚归，尽职尽责，以高昂的工作积极性投入专项检查工作，确保了这次专项检查的顺利进行。

二是检查效果好。检查中，大家坚持检查质量与检查效率并重、税收检查与税款入库齐抓的方针，尽心尽力，认真负责，都能按时完成分配的检查任务，并且大部分检查小组在检查完成后都能及时催缴所查处的税款，巩固检查成果，收到了明显成效。到目前，列入本次重点检查范围的XX户企业已全部检查完毕，累计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X万元，目前已追缴入库税款及滞纳金XXX万元。同时，通过专项检查，发现了一些日常税收管理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引起了各征管单位的重视和注意，检查中，各征管单位针对日常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整改，落实责任，认真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较好地做到了以查促管。

从查处税款情况看，查处税款较多的有：XX小组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X元；XX小组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X万元；XXX小组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万元；XX小组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万元；XX小组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万元。

在催缴税款入库方面，查处税款入库率达100的有XX小组，XX小组，XX小组，XX小组，XX小组。另外，XX小组，XX小组查处的税款入库率也都在80以上；XX小组，XX小组查处的税款入库率在70以上。

从入库税款绝对额上看，XX小组成绩突出，该小组查处的税款已入库XX万元，占本次专项检查全部入库税款的44.3；XX小组检查结束的X户企业共查处税款及滞纳金XX万元已全部追缴入库。入库税款及滞纳金较多的还有XX小组，XX小组，XX小组，XX小组。为表彰先进，局党委决定授予以上入库税款较多的六个检查小组为本次专项检查先进小组。

三是检查方法好。大家在检查中，除了认真查帐检查，还通过采取与征管部门合作沟通了解相关线索、实行延伸稽查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内查外调，发现偷逃税线索，提高检查效果。如，XX两位同志，在检查中与基层管户人员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管户人员掌握的线索，一举查处XXXX少申报缴纳营业税XXX万元，印花税XXX元，查处税款合计XXX万元。

各小组普遍重视对被查纳税人业务关联单位的延伸稽查，从源头寻找偷税线索，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XX小组在对X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XX项目部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XX市广播电视局收取有线电视安装费、收视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及时反馈情况，经领导批准后对XX市广播电视局及下属的广播电视传输站20__年1月1日至20__年10月31日的地方各税缴纳情况进行了检查，查处XX市广播电视局及下属的广播电视传输站少申报缴纳营业税XXX万元，印花税XXXX元，城市维护建设税XX万元，河道维护费XX万元，教育费附加XX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XX万元，文化事业建设费XXX元，查处税（费）合计XXX万元。XX小组在对XXXX有限公司地方各税缴纳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承包该企业透辉石采掘、运输业务的承包人XXX支取货款未按规定开具发票，顺藤摸瓜查处XXX、XXX二人少申报缴纳营业税XX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XXXX元，教育费附加XXXX元，个人所得税XX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XX元，查处税款合计XXX万元。XXX小组在对XXXX有限公司检查

时,通过账面记录发现个体运输户XX少申报缴纳营业税XXXX元，城市维护建设税XXX元，教育费附加XXX元，个人所得税XXXX元；发现XXXX人民政府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产未按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XXXX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XX万元，教育费附加XXXX元，查处税款合计XXX万元。本次检查中通过延伸稽查共查处税（费）款合计XXX万元。四是工作作风好。检查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能统一思想，端正态度，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良好的工作作风全身心地投入检查，工作中，始终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局党委负责的态度，增强责任心，排除干扰，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汇报。XX小组，XX小组，XX小组，XX小组XX小组，XX小组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征管和稽查部门不按规定入库税款的情况都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这些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顶住压力，及时反馈检查中暴露和发现的日常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局党委及时了解情况，制定相关工作措施，规范全局执法工作提供了依据。绝大多数检查人员都能正确处理专项检查和本职工作的关系，在X工作繁杂的情况下，合理调配时间，做到本职工作和专项检查两不误。如XX两名同志，检查期间由于机关工作需要，经常两头忙，两头跑，努力做到统筹兼顾；其他检查人员为确保检查工作不受本单位工作的影响，也牺牲休息时间，经常利用周六、周日处理本单位工作，确保了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在检查中都能模范遵守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早出晚归，廉洁自律，不接受被查企业的宴请和礼品，自觉维护检查人员和地税部门的良好形象。检查期间，全局没出现一起因检查人员违反工作纪律而受到纳税人投诉的现象。

总得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次重点税源专项检查工作进展有序，成效明显，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达到了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检验征管质量、增加税收收入的预期目标。借此机会，我代表局党委向大家近两个月来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地感谢！

二、专项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在实事求是地总结、肯定这次专项检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通过本次检查，也发现和暴露了不少问题。从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从检查工作自身看，一是个别小组对专项检查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检查工作比较被动。特别是检查初期，个别检查小组存有应付现象，检查过程中工作不够认真细致，发现的涉税问题不多，完成的检查户数也不多，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到底是业务能力原因发现不了税款，还是查处的税款都送了人情。

二是有些小组不能做到检查与税款追缴并举，税款入库效果不好。有些小组虽然税款查处的数量不少，但实际追缴入库的税款却不多。客观上讲，临近半年各个征收部门的税款入库任务比较紧，入库税款有一定的难度，但也反映出我们追缴税款的力度不够，工作不到家。

三是个别同志思想波动，特别是后期的工作不够安心。存在等、靠观点，工作进展缓慢。

从税收管理上看，暴露出征管、稽查环节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税务所为完成区县级税收任务，不按规定将纳税人实现的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区县级收入比重较大的税款提前征收，区县级收入比重较小的税款延缓征收，破坏了正常的税收征管，应予以纠正。

二是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税收征管不到位。本次通过延伸稽查，对广播电视局下设的XX个广播电视传输站进行了检查，没有一个广播电视传输站足额缴纳了税款，从申报纳税情况来看，从20__年到20__年申报纳税的广播站呈递减趋势。

三是稽查局部分执法人员，执法不够规范，执法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4、已完成检查的案件长时间不按规定出具稽查文书，使复查数据无法对比。应强化对稽查人员的管理，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和业务水平。

四是不少征管部门偏重于“引税”工作，忽视了本地区的税收管理，造成了所辖企业地方税收征管不到位。

五是稽查部门与征管部门的协作不够紧密，对亏损企业的纳税管理存在漏洞。

三、对专项检查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对已完成检查的案件，要把资料整理齐全，统一归档，作为今后征管部门和稽查部门的基础性资料。

（二）强化税款的催缴入库工作，确保查处的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对不能按时缴纳查处税款的单位，要区分情况，逐户落实，加大执法力度，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查处的税款及时足入库，巩固专项检查成果。

（三）专项检查领导小组要在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把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及时反馈相关科室和征管单位，各相关科室和单位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促进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