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技术论文十篇

同步技术论文篇1

同步建模模式相对于传统建模方法相比而言，可以再更简单,更开放的环境中进行高效率的设计。不限制模型中一系列特征操作的时间顺序；同步建模命令在修改产品特征时,不考虑产品建模的创建过程；因为同步建模操作命令没有顺序关联要求。在此模式中,某些NX命令,如孔、倒圆、倒角和同步建模的尺寸命令被处理为”同步特征（SynchronousFea-ture）”。主要适用于由解析面如平面、柱面、锥面、球面、环面组成的模型。不是说必须是简单的部件，复杂模型也是由这些类型面组成的。在独立于历史模式中,在建模的当前操作状态，其建立的特征操作与时间顺序之间不相互依赖。如图2所示。同步特征是一个在独立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同步特征在修改产品的某个特征时，不需要更新和回放产品创建过程的特征，设计效率可以成倍的提高。产品设计进行局部修改时，同步建模的模式是非常高效的。对后续修改加工，独立于历史的建模模式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同步建模的方式中,可以使用许多与传统建模相同的特征。有些命令创建产品的个别特征时，特征的操作命令会排列在部件导航器中，虽然同步建模命令在部件导航器中看上去和传统建模的特征类似，但可对产品的局部特征进行快速的修改。

2基于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的技术转换

从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模型参数被剥夺，如特征支持同步模式,它被转换成一个同步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边倒圆，倒角，孔和螺纹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产品设计中的某个特征是在基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一个同步特征能对某个特征进行修改，不需要对产品构建的过程特征数进行实时的更新和回放。某些同步建模特征也被转换到同步特征，这个包括线性尺寸，角度尺寸，和径向尺寸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也可以从部件导航器或通过在图形窗口中双击它们去编辑同步特征。草图曲线的约束在草图中被维护起来，但在草图内没有任何目标与草图外的对象是关联的。不呈现非同步特征的特征.从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到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模型参数再次被剥夺。在模型中大部分同步特征被移去，草图和基准被保留为可编辑的特征，可以利用草图去建立新特征。如图3所示。

3结论

同步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 TFP 东亚NICs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一、引言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以下简称为东亚NICs）在1960―1995年期间经历了年均增长率约为6%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增长理论自Solow（1956）之后，开始尝试用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逐渐形成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如Romer（1986，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和Lucas（1988）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R&D活动、“干中学”、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等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模型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此外，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经验性分析中主要使用TFP计算方法来测算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了一种要素的投入，而TFP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TFP是一个“余值”，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在内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Solow（1957）最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达出来，提出了一个计算TFP的方法。而关于TFP的实证分析，则通常以Kendrick（1961）和Denison（1962）的结论为代表。采用TFP分析方法的一些经验性分析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典型的经济增长现象得到了理论和经验的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却长期持有争议。

一些学者依据Solow（1956）和Swan（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Lucas（1988，1993）和Young（1991）等用具有代表性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来解释东亚NICs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是，关于增长因素的核算却发现，东亚NICs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技术进步来解释（Krugman，1994）。其具体表现为，在这些国家中，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劳动的快速增长，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它们的非农部门的TFP的提高既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不能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更出色（Young，1994a，1994b，2000）。此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与理论的背离称为“东亚悖论”。

二、TFP计算方法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解释

Krugman（1994）依据Young等人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TFP对其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从而，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也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东亚NICs在1960―1990时期的经济增长似乎真的属于所谓的“消耗型经济”，不可能持久了（Krugman，1994）。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NICs国家受到明显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许多人认为Krugman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此后的危机，因而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此后，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试图沿用Krugman的立论所依据的TFP计算方法分析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以此判断东亚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通用的估计TFP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法，其理论模型简洁，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TFP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

Kim and Lau（1994）的研究表明，东亚NICs的规模收益均显著地大于1，其中，香港为1.288，新加坡为1.34，韩国为1.381，台湾为1.37。如果把规模收益归于TFP增长，那么，由Kim and Lau计算得到的NICs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提高到20多个百分点。如果连同人力资本的贡献一起加起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40%以上（郑玉歆，1999）。

Young（1994）估算了亚洲各国（地区）的年均TFP，认为要素积累是东亚NICs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估算的1966―1991年期间NICs的TFP增长率分别为：新加坡-0.7%、台湾2.1%、韩国1.7%、香港2.7%。而Chang-Tai Hsieh（2002）认为Young低估了东亚NICs的TFP增长，并重新进行了估算，所得的结论为：新加坡2.2%、台湾3.7%、韩国1.5%、香港2.3%。

1978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逐渐替代东亚NICs成为东亚最受瞩目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学家习惯将东亚NICs的发展经历拿来与中国作比较，并将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它们归为同一种类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开创性研究者之一是Chow（1993），他认为在1952―198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Chow（2002）发现1952―1978年TFP保持不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1978―1998年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10%、28%；1952―1998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

易纲等（2003）提出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所估算的东亚NICs的TFP增长率的不足之处。张小蒂、李晓钟（2005）针对Krugman提出的香港TFP生产率较低的事实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兴旺的起始阶段，其TFP增长率往往较低。林毅夫、任若恩（2007）则从TFP的测算历史角度出发，指出Krugman（1994）的依据为Young（1992，1994）的研究结论，而Young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王兵等（2008）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包括东亚NICs在内的17个APEC国家和地区1980―2004年包含CO2排放的TFP增长及其成分。考虑到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全球变暖的现实，他们强调了对CO2排放的限制。其研究结果发现，估算的17个APEC成员国家和地区中TFP增长最快的3个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2.49%）、台湾（1.56%）和香港（1.48%）。

由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对于NICs的经济增长现象到底是不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问题，通过TFP计算方法的分析还不足以给出完整的答案。因此，还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判断NICs的增长动力因素。

三、东亚NICs增长源泉的新解释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继续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与专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支中，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并且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认为它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动力，缺一不可。

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不同的是，他假定对R&D投入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tpion）。

基于这一类微观模型的实证研究常常需要对技术进步作出直接的测算，而TFP计算方法只能间接反映技术进步，由其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存在明显的弊端。从Solow余值的定义可知，TFP中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包括如生产能力的利用系数、劳动力储备、经济的无效率等因素（Comin and Hobijn，2004）。而对技术进步进行直接的测算的最大障碍是可获得的有关技术的微观数据比较有限，因而直接测算技术进步的经验性研究一般局限于研究个别国家的个别技术进步的情况。其中，典型的代表是Caselli and Coleman（2001），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从OECD国家进口计算机设备的数量的变化来反映计算机技术在这些国家中的扩散情况（引进速度、使用的强度等）。

为解决直接测算技术的微观数据的获得问题，Comin and Hobijn（2004，2009）和Comin，Hobijn and Rovito（2006）根据现有的不同技术统计指标的特征，规范了技术的统计口径，整理获得了CHAT（Cross-country Historical Adoption of Technology）数据集。该数据集统计了104种技术在106个国家的扩散情况。

此后，Comin and Hobijn（2006，2008，2010）等建立了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模型，并使得该模型能够适用CHAT数据集中的微观统计数据。Comin and Hobijn（2010）提出的模型，可以用于估算一个经济体在采用新技术时的时滞。采用技术的时滞为一个经济体初次采用某一种技术的时间与该技术的发明时间之间的延迟时间，可以用来评价该经济体采用这种新技术的速度。采用时滞越长，说明其采用这一技术的速度越慢。

在这样的新视角下，Comin and Hobijn（2010）对东亚NICs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重新做了评价。他们使用了15种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在166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测算出不同经济体所采用的技术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1/4。此外，他们还分别对8种GPT在东亚NICs的采用速度进行了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NICs采用同一种技术的时滞都比较接近，已有的文献对于这一现象给出了若干解释。Comin，Dmitriev and Rossi-Hansberg（2013）分析了Comin and Hobijn（2010）所揭示的现象后指出，与世界技术研发中心国家的空间距离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因此，相临的地理位置使得NICs国家的技术采用时滞大致相近。Spolaore and Wacziarg（2011）也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由于拥有共同祖先的民族、相似的文化渊源和生活习惯，因而对于技术采用的选择往往也是相似的。显然，NICs同受儒文化影响渊远流长，因而从文化起源角度来解释似乎也是可行的。

表1第8列显示的是NICs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与世界平均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之差（NICs时滞-世界平均时滞），可以看出NICs国家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在明显加快，尤其是对于1973以后出现的技术的采用速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恰好是NICs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NICs采用的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通过图1来表现。

除了NICs以外，Comin and Hobijn（2010）也分析了日本从1867年“明治维新”时代至1920年技术采用的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日本自1945年至1980年的经济增长时期，其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Comin and Hobijn通过直接测算技术的扩散水平的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对NICs增长奇迹作用，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由于其采用的微观数据能够直接反映技术进步的状态，因此用这种方法解释技术进步对NICs增长奇迹的作用就更加具有说服力。然而，当前用直接测算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的文献还不多见，不过可以预见，未来相关的研究会更加丰富和完善。

四、结语

本文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了研究NICs增长奇迹的源泉的系列文献，以考察技术进步在NICs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Solow模型提出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此后新增长理论尝试将技术进步视为受内生因素影响。许多经验性文献采用OECD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方法却不能获得一致的解释。NICs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由技术进步来支持，以及东亚奇迹能否可以持续下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使用TFP计算方法来解释NICs增长奇迹，却没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研究技术进步的经验分析方法的改善，经济学家开始从微观角度建立增长模型，并尝试使用微观技术的统计数据来直接测算技术扩散的水平。Comin and Hobijn等人从微观视角对“东亚悖论”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在NICs奇迹发生的时期在这些经济体中确实发生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当然，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的文献研究继续对这一问题提出更有效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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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mer，Paul.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

[3] Grossman，Gene M.and Elhanan Helpman.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1）.

[4] Lucas，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5] Swan，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1956，32（2）.

[6] Young，Alwyn.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

[7]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5）.

[8]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TFP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9] 张小蒂、李晓钟：对我国长三角地区TFP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10]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2007（8）.

[11] 王兵、吴延瑞、颜鹏飞：环境管制与TFP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5）.

[12] Chow，Gregory 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

[13] Lloyd-Ellis，Huw and Joanne Roberts.Twin engines of growth：skills and technology as equal partners in balance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2）.

[14] Kosempel，Stephen.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5（1）.

同步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VAR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6]胡磊.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1(8).

同步技术论文篇4

本文首先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分析技术进步的总体作用。然后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方程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鉴于任何一个经济计量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上，为此本文首先给出构建模型的假设条件：

（1）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相互替代的，并且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相组合。

（2）生产函数的形式采取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3）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的质量变化全部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

（4）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并按固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

（5）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由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会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全部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所以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假设有利于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分离出来。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可以得到包含技术进步但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Yt=A0ertK■■L■■■e■

式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r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a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并且满足经典假设。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lnYt=lnA0+rt+alnKt+blnL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y=r+ak+bl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可得到包含知识的经济计量模型（2）：

Yt=A0ertK■■L■■■e■

其中，Ht是t时期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在此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e是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lnYt=lnA0+rt+alnKt+blnLt+elnH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y=r+ak+bl+eh

其中，h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在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lnYt=-1.948+0.03913t+0.599lnKt+0.427lnLt

标准差 （7.173） （0.033） （0.323） （0.424）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云南省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的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913%。同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略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略显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云南省1978年-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lnYt=-4.094+0.0222t+0.727lnKt+0.467lnLt+0.303lnHt

标准差 （8.456） （0.48） （0.421） （0.442） （0.618）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产出弹性为0.303，它表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产出就增加0.303%。同时还可看出，技术进步率为2.22%，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27，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467。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提高到0.72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7提高到0.467。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3%，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3%下降到2.222%。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其中1.691%=3.913%-2.222%。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同样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

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3%下降到2.222%，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91%。既然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率是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那么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究竟是被体现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128，其中0.128=0.727-0.599，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其中0.04=0.467-0.427，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即0.303。

此外，由回归方程②发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实证结论同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中，第t年的产出是由第t年的技术水平、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以及第t年的劳动力投入共同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被假定为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也被假定为是考柏――道格拉斯形式的。这样可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tK■■L■■

在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时，上式可变为：

Yt=AtLt

进而有：

Yt/L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时，上式可变为：

Yt=AtKt

进而有：

Yt/K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资金产出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b的值都大于是0且小于1时，上式又可变为：

Yt/（K■■L■■）=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以上罗列了三种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不难发现，三种指标中，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能合理地度量技术水平，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地考虑了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并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进步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把前者定义为人化的技术进步，同时把后者定义为物化的技术进步，那么可把云南省的技术进步率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化的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是物化的技术进步率，即有：r=r1+r2。

本文采用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投入质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把人化的技术进步看作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这个变量而引起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

设Yt/（K■■L■■）=Wt

这样上式可变为：

Wt=A0ert

在上式两边对t求全导数，有

■=A0ert·r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Wt，有

■/Wt=■=γ

取■/Wt=w，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有：

w=γ

该式表示技术进步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H■■

进而有

Yt/（K■■L■■）=A0ertH■■

令Qt=Yt/（K■■L■■），则Qt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有：

Qt=A0ertH■■

在上式两边对t求导，有

■=A0ertH■■·r+A0ertH■■■■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Qt，有：

■/Q■=r+e■/H■

取■/Q■=q，表示受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取■/H■=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

这样有：q=r+eh。

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出弹性之积。

根据回归方程①，结合等式w=r，有（A）

w=r=3.913%

该式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等于3.913%。

根 据 回 归 方 程 ② ，结 合 等 式 q=r+eh，有（B）

q = 2 . 2 2 2 % + 0 . 3 0 3 h = 2 . 2 2 2 % + 0 . 6 7 8 % = 2 . 9 %。

该 式 表 示 受 知识或人 力 资 本 影 响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速度等于2.9%，并且表示这部分2.9% 的增长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2.222%；另一部分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0.678%。

对比（A）式和（B）式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由3.913%下降为2.9%。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A）式和（B）式还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由3.913%下降到2.222%。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但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到哪儿去了呢？答案在于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第二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化的技术进步率为1.691%。其中，人化的技术进步率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同时易知我省物化的技术进步率为2.222%。

四、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国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劳动力获得知识的最优途径。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所以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究其原因是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据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在1983年是0.87%，而美国在1981年为32.2%，日本在1980年为14.3%，分别是云南省的37倍和16.4倍；到1990年云南省这一比重上升到1.87%，而美国在19994年上升为56.5%，日本到1990年上升为20.7%，云南省用了7年的时间这一比重才上升了1个百分点，而在相当于7年的时间里，美国这一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4.5个百分点。造成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的原因在于云南省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够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在1991年～1995年期间，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云南省目前的水平。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因而为了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云南省应该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期尽快提升我国或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依据》，《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2、李京文、张国初：《现代人力资源经济分析——理论·模型·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沈利生、朱运发：《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4、郑玉歆、许波：《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资本度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

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10年版。

同步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技术进步；就业量；数据包络分析； ARDL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66-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技术进步也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依然存在。201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8万人，到201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变为92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失业人数在不断增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中的两大经济目标。在当代，经济增长的实现离不开技术进步，而充分就业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全面、正确地研究技术进步与就业间关系，及找到协调二者关系的可行性措施，对于促进就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量出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进而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分析其原因之后提出相应对策。本文第二部分为已有的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第三部分是运用DEA方法测量出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指标，第四部分是运用ARDL模型分析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效果，最后是简要的结论及政策。

一、文献回顾

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一直是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话题，技术进步究竟是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还是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新古典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在长期均衡中属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因而长期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正面效应会抵消其短期负面效应。

以内生经济增长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尝试通过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来分析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如Pissarides（1990）通过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得出技术进步对就业有间接补偿的“资本化效应”。Aghion和Howitt（1994）通过构造出一个失业和增长模型，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后在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若出现较高生产率来取代较低生产率方式的生产率增长时，失业人数会增加。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强调当存在各种因素使得工资趋于刚性时，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会引起失业水平的显著上升。

实证方面仍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如Mincer and Daniger（2000）通过对美国1970—199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低技能工人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整体就业人数则在增加，而Timorthy C.Sargert（2001）运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影响是不存在显著差别的。

尽管国内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关注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但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机制较为复杂，不易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国内研究大多数都还是经验性的。昌盛（2005）通过对1978—200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促进效应。姚战琪等（2005）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抑制就业人数的增长。

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拓展：

一是运用DEA方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绝大多数国内学者使用索洛残差法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但这种方法有较高的约束性，存在一定缺陷，即要求企业必须具有100%的技术效率水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生产，这显然不能在实际中做到。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无需对生产函数进行假设，从而避免了一些理论约束，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测量，进而较好地刻画出技术效率对TFP的影响。

二是在计量方法使用上。国内研究普遍使用EG两步法和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而本文尝试使用一种较新的协整检验方法（ARDL模型），它对于数据的平稳性要求不严格，数据序列可以是I（0）或I（1），并且对于小样本估计更为稳健和适合。基于以上优点，本文使用ARDL模型，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技术水平拆分与测算

（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DEA方法

相对于狭义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它包含了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人力资本、要素配置、管理水平等因素。本文采用DEA方法，并使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来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直接利用了线性优化给出了边界生产函数与距离函数的估算，无需对生产函数进行假设，避免了一些理论约束。通过DEA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这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不同影响。

（二）数据选取及结果

为正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本文采用实际GDP、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来作为产出和投入指标，变量均选自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由于1998年重庆设为直辖市，为保持数据连续性，我们在样本中剔出了重庆市的数据，最终采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的《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所使用的各地实际GDP，是以1952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得到的。资本存量则是运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原值来代替再以1952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所得到的数值。使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如图1所示）：

我们可以从图1中得知，全要素生产率有两个时间段出现迅速增长现象，即1985—1989年和1993—1996年。而在这两个时期中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一致，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功于技术变化的增长。1982年，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的变动呈明显的相反趋势，此时全要素生产率却在直线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技术效率对其的影响。

总体上看，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形势一致。

三、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分析

（一）模型、变量和数据

（二）计量方法

为准确检验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是我们通常选用的两种方法。通常，比起VAR模型，ARDL模型是一种较优的技术选择。ARDL模型是一种较新的协整检验方法。它是由剑桥大学教授Pesaran（1996）等人提出，运用的计量软件是Microfit软件。而传统的协整检验方法：E-G两步法（以残差值为基础的ADF方法）和Johansen最大似然法（基于VAR模型提出的），它们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要求变量均为同阶单整的，而现实中有些情况是不能实现所有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

与传统的检验方法比较，ARDL有如下优点：一是对数据平稳性要求不严格，不要求变量序列为同阶单整，I（0）或I（1）均可放入模型进行分析。二是ARDL方法对小样本的估计更为合适和稳健。三是模型中通过简单线性变换可以得出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ECM），该ECM模型同时可反映出长期与短期动态。

（三）检验结果

尽管ARDL方法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所有的变量均为 I（0）或I（0），这是运用ARDL模型的硬性的前提条件。因而，我们须在采用该模型之前对各数据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结果可知，就业人数、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的一阶差分均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三个变量都属于I（1）。因而，所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均不超过1，满足ARDL方法的应用条件。

对于方程滞后阶数的选择，我们通常根据AIC、SC或HQ准则中取最小值的原则来选择的。比较之下，本文采用AIC准则较为合适，所选的滞后期数3。然后，利用边界临界值对滞后变量系数进行检验，检测结果显示F值较为显著，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我们应该拒绝原假设，即变量间系数不全为零，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TECH系数为2.0536，表示技术变化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变化每增长1个单位，就可以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由DEA计算出的技术变化，通常表示为因企业生产技术改进或产品研发投入的增加而带来的技术进步。这可以反映出技术变化对就业有着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即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的延伸，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行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更多的就业。

再从（7）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出，其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具有统计的显著性。这说明LABOR具有较强的自我修正机制，在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可以迅速向均衡状态回复。LABOR不仅受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的短期影响较为显著，而且短期内受自身因素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同时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变化短期内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系数分别为-0.22585和-0.12241，这与长期协整方程估计到的结论不是很一致。这说明技术变化在短期中，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会对就业产生抑制效应，在长期中会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带动更多的就业。而技术效率短期内对就业是呈负向作用机制，且较为显著，回归系数为-0.29619，这与长期协整方程估计的结果是较为一致的。这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技术效率的增长都能有抑制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简要的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通过DEA方法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在此基础上，运用ARDL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的两个分解项（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技术进步总体上为正，在1985～1989年和1993—1996年间技术进步增长较为迅速。在这两个时期中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一致，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功于技术变化的增长。1982年，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变化的变动呈明显的相反趋势，此时全要素生产率却在直线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技术效率对其的影响。总体上看，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形势一致。第二，从长期协整方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可以看出，技术效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在短期中，技术变化当期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而滞后期技术变化的改善也会对就业人数的增加产生抑制效应，同时，在长期中，技术变化对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带动就业量的增加。

为保持中国更好更快更和谐的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并鼓励企业提升产品技术研发能力。从上面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技术变化在短期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说明短期内技术进步有可能导致技术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而在长期，随着产业链的发展，技术进步促进就业人数的增长。企业自主创新并提高自身的产品研发能力，是技术效率改善的体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改革，可以有效地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产业链的延伸。这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效带动就业，解决中国现存的劳动力失业问题。因而，中国应加大鼓励企业自我创新的支持力度，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产业链的升级与发展，促使经济更好发展和带动更多的就业。第二，大力提倡制度创新与改革，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管理水平的改善，是技术变化改善的体现。针对中国一些企业存在的冗员问题，我们应大力提倡制度改革，改善企业的管理水平，这有利于冗员问题的有效解决。因而，我们应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提升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进而解决过重的冗员问题。第三，加大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就业的根本在于教育，我们应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发展。为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我们可以强化劳动者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对技术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用能力，这可以有效地帮助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就业人数的增加。

参考文献：

[1] 李博，温杰.中国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J].经济学动态，2010，（10）.

[2] 陈勇，唐朱昌.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J].经济研究，2006，（9）

[3] 刘书翔，曾国彪.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6[J].经济学家，2010，（4）.

[4] 昌盛.科技进步对就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2005，（1）.

[5] 姚战琪，夏杰长.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5，（1）.

[6] 韩剑.全球套息交易的机制、根源及规模测量[J].经济学家，2011，（9）.

[7] Aghion，P.P.Howitt，Growth and Unemployment[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4，（61）.

[8] Pissarides，C.A，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M].BasilBlackwel，lLondon，1990.

[9] Timthy C.Sargent.St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anada，1990-1999.Department of Finance Working Paper，2001，No.03.

同步技术论文篇6

如今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重视引进、消化、吸收上积累自身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最终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韩国、台湾；一种是满足于技术引进的短平快、拼资源、拼劳力和资本依赖，不重视技术能力的开发，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社会动荡不安，如南美一些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

1　科技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李斯特[1] 的研究：“每个国家的现在是建立在以前的发现、发明的改进、完善和应用基础之上的，这些构成了现在社会人类可资利用的智力资产，而每个国家现在的生产率和它能够获得和使用的智力资产以及增加这些智力资产的能力密切相关”；“不存在与物理、机械、化学、数学、工业设计等科学无关的工业；在科学研究中也没有任何发现、发明和过程不会对工业和生产产生任何作用，因此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也很普及。”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英国的崛起依靠的是纺织、炼铁、航运以及水力等工业部门生产技术的革命，美国的发展则是依靠石油、钢铁和电力等主导产业部门生产技术的进步，德国19世纪末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则是第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实现追赶的工业部门[2]。narin等的研究表明，近年美国的公共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最近oecd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知识社会中，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强化”[3]。

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重要因素，对于20世纪末的后来者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在新的产业中进行重大创新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而只能沿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进行模仿和学习。dosi[4] 等通过对比研究韩国、台湾与巴西、墨西哥的追赶过程发现，60年代的韩国、台湾还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们成功的追上了发达国家，而后者却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rapini研究发现韩国和台湾的发展中存在以下明显的特征：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之间高度相关，其科学水平和技术能力是同步增强的；同时经济增长和科技产出之间也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他们并不是如逆向的线性模型（注：指一些学者推断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基础科学资源配置—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呈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基础科学发展”的逆线性模式。） 所说，等到经济发展了才去增加科技的投入，在他们追赶的最初阶段就已经非常重视科技资源的分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bell和pavitt[5] 的研究指出，考虑到技术创造和变革中的知识需求，现代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的差距无法自动逾越，因此单纯依靠外来的技术建立大规模的工厂并不能提高技术引进国的技术能力，积极的学习对于克服后发劣势非常重要，起步阶段模仿的作用非常大。cimoli和dosi[6] 指出，把技术引进和学习结合起来后，从模仿到创新只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模仿的效果和内在的技术能力有关，起步阶段和追赶过程中都需要一个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2　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古代的发明大多为技术而非科学，真正的科学观念没有深入人心，而我们常说的科技一词很容易使人们忽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严格来讲，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研究主体。按照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一般来说大学和研究机构负责科学研究，而企业专注于技术开发。区分科学与技术对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好，在成为科学强国的同时也成为技术开发的强国和经济强国，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却不成立。由于起步阶段科学技术非常落后，急欲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对技术相当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则更多的是和关系国家经济军事安全的学科联系在一起，对和产业技术开发密切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不足。

pavitt[7] 在研究“为何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时指出，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技术进步的直接来源，而且它是对科技人员的一种很好的科学训练，可以提高其科研技能，同时科学成果也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应用。rosenberg[8] 在讨论企业缘何从事基础研究时指出，基础研究是进入信息网络的“入场券”，正如cohen和levinthal[9] 讨论研发的两面性(创新和学习)时所说的这是一种开发吸收能力的有效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科学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创新过程中的学习，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r&d过程中学习和创新的程度会有所变化。

除了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以外，科学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扮演了另外几个重要角色：

(1)科学研究相当于一个“探测仪”，的科学研究可以探测国外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可资利用的科技资源，可以检测到对本国经济发展可能有用的新技术。因此，即使在暂时无法介入的行业中保持一定科学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2)国家的科研能力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证，它为进入和发展关键产业提供必要的知识。perez和soete[10] 指出，公共的科学研究降低了新兴行业的进入门槛，是抓住机会窗口进行追赶的必要条件。(3)科学知识和增长之间还存在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关系，如科学进展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况。(4)现在的技术创新主要产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引进和模仿必须考虑技术在新的环境中(国家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人口结构等)的适应性而进行改进，在一个技术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的时代，这个技术改进过程包含了更多的科学内涵。

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rosenberg认为科学是外生的，技术领先于科学；klevorick等则指出，基础科学研究为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机会”。因此，企业非常重视追踪大学和科学机构的研究进展。当然对于不同的工业部门来说，基础研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事实上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技术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技术范式的变革由科学推动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技术的发展对于促进科学研究的作用也日益显著。nelson和rosenberg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科学研究既是技术发展的“先导”，同时又是技术发展的“追随者”。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发展趋势，使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互为前提，互相推动，促进了科学技术连续体的形成。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停滞和低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科学和技术之间不能协调发展。bernardes和albuquerque[11] 对120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越发达，科学向技术转化的转化效率越高。

3　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而众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很好的验证了这个结论。然而在我国到底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更大的挖掘这种潜力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从前人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性函数关系，而且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我们希望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连续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隐含在数据背后的统计关系。

3. 1　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选择了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重庆(在所选时间段内，行政划分有所变动，造成各项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故没有入选)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1992-2002年间发表的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以后简称人均论文，用pp表示)、人均国内授权专利数量(以后简称人均专利，用pt表示)以及人均gdp(用gdp表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注：由于笔者数据搜集的条件所限，这里的数据为1992-1994，1997和1999，2000-2002三个时间段共8个年份的数据。数据来源为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科技论文(ei，sci，istp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用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论文是一个最为常用的表征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指标，然而由于国内发表的科技论文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我们选择国外三大检索收录的科技论文数作为衡量指标，它代表了该地区高水平的科学产出，是众多衡量指标中较为满意的一个。某一地区的技术水平用人均专利产出来衡量，这也是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的一个最常用指标[12]。人均gdp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最为方便的指标，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用工业品出厂指数(1985=100)对人均gdp数据进行了平减。当然，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三个指标无法反映出三者关系的全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探索，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3. 2　基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是基于“省份-时间”的数据组合，建立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进行估计。30个省的资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问题的全貌，然而不同省之间由于经济、科技实力又存在着区域差异，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这种差异。此模型与单独的截面数据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相比，不但可以描述某一时期样本数据的规律，还可以观察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更好的捕捉科学和技术交互作用的影响。基于以上数据，我们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建立了下面这个一般的线性panel data模型：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μ[，it]

i=1，2…30，t=1，2…8

其中gdp[，it]，pp[，it]和pt[，it]是第i个省在1992-2002年间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国际科技论文和人均国内授权专利观测值向量；μ[，it]是随机干扰项8×1向量；e是8×1单位向量，α[，i]是待估计参数，它反映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个体影响。在应用eviews3.0软件的分析中，我们采用了white一致性标准差和协方差以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无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16352 0.006262 2.611031 0.0095

pt 0.134681 0.019732 6.825603 0.0000

pp×pt fixed

effect(略)

r-squared 0.888487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71867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8777 sum squared 0.718575

resid

f-statistic 1657.250 durbin- 1.64296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等于0.8885，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1.6429，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关，从整体上讲该模型的效果不错。

从回归结果来分析，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很大的差异。人均科学论文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016个百分点；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获得成功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还很薄弱，由基础科学研究开始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产业化的源头重大创新能力在大部分领域中还不具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紧密联系的主体，但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能力二者是不同的主体完成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到技术能力的建立不是自动发生的。国外的经验表明科学和技术水平相互促进和提高，科学和技术的良好互动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反之，很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科技实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常见。因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考虑了科学和技术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修正后的模型为：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β[，3]pp[，it]×pt[，it]+μ[，it]

i=1，2…30 t=1，2…8

其中pp[，it]×pt[，it]反映了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他各项含义同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有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69491 0.011837 5.870763 0.0000

pt 0.135956 0.017232 7.889929 0.0000

pp×pt -0.012114 0.002327 -5.205433 0.0000

fixed effect

(略)

r-squared 0.912233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98665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2270 sum squared 0.565559

resid

f-statistic 1075.756 durbin- 2.09220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调整后的r[2]为0.8986，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模型1；dw值为2.0922，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各方面来看，模型2都更好地反映了数据间的关系。

对比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模型2中考虑了交叉项的影响之后，回归的结果和模型1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增强，人均授权专利的系数从0.1347上升到0.1359，即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59个百分点。人均科技论文的系数变化很大，从0.0164变为0.0695，新增交叉项的系数为-0.012，这说明在模型1中由于没有考虑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影响，明显的低估了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够健全，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而影响了经济水平的进步。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经典的理论不符，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亦不一致。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以高校和政府的研究机构为主体，财政拨款始终是基础科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科学资源分配制度也不尽完善，造成长期以来基础科学研究与产业技术发展脱节，与经济发展脱节。因此，基础科学研究的提高消耗了社会的科技资源，却没有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贡献。改进这一状况，从短期来讲就要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基础科学和产业技术的相互作用关系；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推进科技管理体制的完善。

此外从实践上来看，我国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大多数企业是依靠引进-模仿的方式建立最初的技术能力。虽然经过了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大多数企业仍不具备自主研究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总体基础较弱，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发展路子。我国近几年的成功实践也是由于成功地实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引进——改进——创新”的二次创新过程，更注重硬件设备和生产线的引进，长期不能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而只能完成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组装、制造等环节。中国的企业虽然已经进入产业链条，但是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但是那些成功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国家经验之一就是，他们更注重引进专利、技术许可证等软技术，较少引进生产线等硬件设施；注重引进国外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后期、尚未商业化的技术，这样能使他们快速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是无法满足我国自身发展对科技的需求的。实践一再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基础科学研究有待于和产业技术发展进而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技术进步需要和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完成从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地转变，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分析30省市的数据可知多数省市的科学研究、技术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三者的和谐发展将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较为理想的情形是基础科学和技术进步紧密的结合起来，二者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面对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变：

(1)在保证科技财政投入总量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科技管理决策机制，完善科技资源分配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转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决定了科学研究机构不能像企业那样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因此探索构建适合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及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一个关系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2)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以中介机构为纽带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学成果向产业技术的转化。探索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有效转化的模式和途径，在提高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效果的同时，帮助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建立核心技术能力。在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省市，可以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建立非营利性的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机构。充分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并以此建立开放性的平台来联系大学、企业和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和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

(3)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实现二次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变，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企业是创新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也是我们最为薄弱的环节，我国很多企业都以起步晚，资金、技术实力薄弱为由满足于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在很多制造业产业部门，尤其是传统产业部门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谁得到了最先进的设备，谁就可以获得低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然而，我们赖以竞争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不断侵蚀，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因此激活企业的创新机能，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者，才能使我国从世界制造车间变为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世界制造中心。

同步技术论文篇7

摘 要： 通过进口贸易有效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成为开放新阶段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与评述，总结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其吸收的能力因素，并得出当前我国应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平衡技术吸收与自主创新等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 & 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 & 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 & 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 & 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 & helpman在grossman & helpman “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 & 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

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

coe 、helpman & 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因变量的选择与相关数据资料分析的拓展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 & 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 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二）如何计算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以及权重的选择问题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 & 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 & 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 & 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 （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四、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一）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

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三）关于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研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结论

（一）更加注重进口贸易的溢出进步效应是我国获取贸易动态收益的必然选择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参考文献：

[1]岳金桂.基于进口与fdi传导机制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河海大学博士论文，2007.

[2]仇怡.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d]，2005.

[3]李小平，朱钟棣.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j]国际贸易，2006（2）.

[4]仇怡，吴建军.对外贸易与技术扩散——一个文献综述[j].科学决策，2009（3）.

[5]赵伟，管汉晖.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12）.

同步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技术发展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凡伯伦的《工程师与价格系统》。技术决定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针对"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相对于其他观点，技术决定论给出了一种传统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诺斯所说"目前最广泛的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马克思的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大致是：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给定不变，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但外生， 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准内生性和完全内生性。这条轨迹同时体现了"技术逐步被明显化、内生化的理论进程"（何恒远）。在技术决定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中，不乏出现过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大家。最早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30至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等人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发展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20世纪50至60年代，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这一著名的"索罗命题"，改变了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今天，技术决定论已成为一个较大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技术决定论可以划分为：乐观的技术决定论与悲观的技术决定论，狭义的技术决定论与广义的技术决定论，强技术决定论与温和技术决定论等。也正因为此，在对技术决定论内涵的界定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当谈及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

有关对技术决定论的评价，经过对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赞成者居多，少量的反对者主要是针对技术决定论中的"强技术决定论"，即"技术进步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批判，例如胡东原认为"技术决定论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其它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不符合科学技木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事实的"。但不管怎样，技术决定论在学术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制度决定论

承上文所述，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是资本、劳务的投入以及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新制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另辟蹊径，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从而得出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的结论。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美国出版）是阐释制度决定论的创新之作，制度决定论也因此得到广泛的关注。在这本书中，诺斯实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即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推广这种经济理论，发展出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以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在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与其互为补充。诺斯是制度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对其观点进行阐述。

正如该书所述，"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个条件，个人才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是明确产权。同时，诺斯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即"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他指出："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的更快"。随后，作者通过对公元900年到公元1700年间历史的分析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制度决定论的重视也正反映出他（应该用它吧 指制度决定论的成功）的成功。《西方世界的兴起》问世之后，赞扬之声就从未停止。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诺斯的制度决定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带来的影响。例如对其的评价："诺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新研究，证明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诺斯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荣之君，曹琪）。但是，还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也指出了制度决定论的不足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其结论的偶然性凸显，即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产生是偶然地符合了政府的财政需要，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是偶然地产生在了某些国家"（张杨）；还有学者认为："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并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经济增长观，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而且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谢恋）。

三、有关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围绕"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有很多。经过归纳总结，笔者认为，除了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技术与制度共同决定论"。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不多，但是也表达了国内外学者的呼声。在国外，代表性人物有制度学家拉坦。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在《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中，作者胡雁与徐艳虹不仅同时承认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更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高于技术，技术可以使经济增长，但制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度"。

四、新教伦理决定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新教经济伦理在于个人积累，他们不断的财富积累是因为新教的天职观；财富积累和创造的动力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此观点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种从精神内核出发去解释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诞生了。

韦伯的方法论工具即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是从一个时代某些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经验材料中高度抽象出来的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抽绎不同经验材料所建立的不同理想类型，其功能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分类与比较（斯蒂芬・卡尔伯格，2002 ）。韦伯将历史考察方法与逻辑考察方法相统一，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因果链条进行分析，抽象出了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链条，并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说是独具新颖性的，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学者对新教伦理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韦伯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或者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经济自身发展因素；他将新教伦理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孤立出来，还将宗教改革与欧洲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割裂开来，很多观念并非宗教一力而为之"（李春华，2003）。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对新教伦理决定论给以足够的重视。

五、其他观点

针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以上三种观点是笔者认为目前在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颇具影响力。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的"英国清教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在查阅相关文献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些解释这个问题的"独家观点"，例如，黎海波在《数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正是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落后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张佳生在《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基督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余军华和李贞芳总结了哈罗德和达得利的研究成果后，在《印刷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印刷术的发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革"的观点。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学术界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该问题的思考。为了使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笔者认为在研究该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进行"立体化"的思考，即将有关该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在内，并且将它们联系起来，认真考证，严谨分析，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进而得出最佳观点。笔者认为，上文提到的一些"独家观点"角度较为单一，有些形而上学，因此其理论有待完善；其次，在分析原因时，应仔细分析"因果"关系，孰因孰果非常重要，例如，究竟是"技术进步对完善的制度提出了需求"还是"制度的完善促使技术进步"，须知正确的"因果关系"是理论严谨的保障；再次，由于学术界中观点众多，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相互借鉴，博取众长，又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只有这样，理论体系才会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 著

[2]《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 胡雁，徐艳虹 著

[3]《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刘立 著

[4]《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谢恋 著

[5]《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 韦森 著

同步技术论文篇9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同步技术论文篇10

论文摘要:　科技进步对司法制度的完善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一是科技进步对司法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二是科技手段对司法方法的渗透和充实,三是科技成果对司法手段的更新和提高。科学技术既是建立 现代 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础,又是现代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司法制度 发展 完善的可靠保证。

一

“科学”一般被解释为人类关于 自然 、社会和思维等客观事物和现象的知识体系,它以概念和逻辑形式反映事物现象的本质 规律 。所谓”技术“从生产体系的劳动手段角度来看,是人类利用科学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手段和工艺方法,是劳动手段的总和。在古代,科学知识专属于 哲学 领域,而技术归由工匠掌握。技术的产生要先于科学。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跃,科学与技术互相接近,关系日趋密切。直到19世纪,科学逐渐形成体系,技术渐次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由于科学与技术相互交叉,以至密不可分,故两者并称为“科学技术”而被广泛使用。科学本身的巨大进步丰富了科技体系结构。过去,我国一般把科技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门,而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 总结 。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力地驱动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等多种学科的结合、交叉和融汇,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出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科学的鼎足之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广泛利用技术成果,实现 经济 增长和社会结构优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科技进步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其一,在生产诸要素中,科技进步发挥关键性作用,从而全面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二,科技进步不仅是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巨大变革力量;其三,科技进步既是物质文明的主要支柱,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传播科学思想,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

司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现象,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用以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司法活动是适用 法律 处理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的活动,是一种形式特定的执法。司法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 历史 阶段的产物,是建筑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司法制度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发展,并趋于消亡。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人类历经了制造人力工具、发明动力工具、生产智力工具三大过程。与此相适应,司法制度也随之不断变革和演进。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显著,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因此,科技进步对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作用和地位将进一步被认识。

二

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高新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毫无疑问地对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科技进步对司法思想的启迪和影响

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贯穿和渗透在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司法上的集中体现。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在其被制定和适用的时候无一不是贯穿着和遵循着一定的指导思想。我国的人民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法律要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命题。毛泽东同志在1963年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1985年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包括 政治 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这是当代我国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我国的司法思想也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在实际中也启迪和影响着司法思想。一方面,科技进步启迪和影响着对司法起着指导作用的法律意识,例如,随着 计算 机技术、 网络 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借助于电脑、网络,甚至卫星广泛开展 电子 商务、电子信息交流和传播等活动。由于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的信息传输逐步数字化,使司法管理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再如,随着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生命科学应运而生,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在法律上究竟应继承“心脏死亡”还是接受“脑死亡”;是否要对犯罪的精神病理因素持宽容态度;在法律上又如何对待克隆生物(包括可能出现的克隆人);如何认定基因嫁接、基因修补、安乐死等等。这些社会现实在给我们的司法活动带来困惑和挑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启迪着我们建立新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视野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的现实也促进了人们司法观念的更新。例如,基于科技进步的新的法律思想、新的法学理论的不断产生,法律信息论、法律系统论、法律控制论等的产生就是明显的例证。再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打破了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疆界的同时,长期存在的各个法系之间的差别在缩小,法学理论派别之间也在不断地分化、重组和产生。这些变革必然会反映到司法人员的思想中去,引起司法观念的更新,并带动司法工作、司法制度的变革,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 

(二)科学技术手段对司法方法的渗透和充实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工作基本上采用了纯法律的工作方法,对在司法工作中引用或应用科学技术方法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这是亟待改进的。首先,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其应用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几乎是密不可分的。司法制度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门,是国家制度,也是社会制度,必然与科学技术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表现在科学技术促进着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发展,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当今社会,许多法律问题都涉及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司法工作的对象除了表现为法律上的是非曲直外,越来越多的表现为或涉及到科技上的真伪与先进程度。这就迫使司法工作在适用法律时不得不根据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否则很难不犯错误。再次,司法和科学技术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相通的。实践告诉我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法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也为处理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不但是司法制度进步和完善的必要,而且是司法实践的可能。

例如,西方有些法学家在研究法官行为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等多种科学方法;在解决司法领域内某些问题时运用了概率论的方法;在司法的更多方面广泛采用了计算机及相关技术。我国也有科学家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研究课题,其中也包括司法制度的内容;等等。再如,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进行的改造罪犯的新的措施的试点对比,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生物学分组对照控制实验方法在法学实践中的尝试。科学技术的方法已经不断地渗透到司法制度中,司法制度也在愈来愈自觉地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因而,法学科和法科学已经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

(三) 科学 技术成果对司法手段的更新和提高

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刺激了司法手段的更新,促进了司法效率的提高。首先,科学技术的成果一经推广应用,形成新的生产力,势必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相继出现,因而引发一系列有关的 法律 问题。为了调整这些法律关系,国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立法,因而促进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产生,进而促进了整个法律体系的 发展 。这一结果首先就为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活动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弥补原有司法手段的陈旧和不足。例如,18世纪以后,随着 工业 革命的兴起,发明创造以财产权的形式跃上 历史 舞台,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颁布了专利法,建立专利制度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现代 高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立法,调整科技领域中的新的社会关系,一些高新技术法律纷纷登台,甚至形成了一些高新技术的法律门类。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着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法律,并形成新的法律体系,为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手段。

其次,科技知识及其成果在法律领域内的大量运用,使法律内容更趋科学化,科技成果成为许多司法工作的依据。例如,有关亲子关系的司法鉴定,主要是运用dna技术,但鉴定结论则是司法工作的依据。再如,犯罪分子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施高技术、高智商的犯罪活动,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将先进的科技手段用于侦查、取证等,这些科技成果也就转化成为现实的“破案力”。再次,科技成果直接装备于司法部门,使其成为现代司法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有效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司法机关把各种现代化先进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司法实践,大大提高了破案率和办案质量,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有效地维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依法治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科学技术在现代司法制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居于非常关键的地位。

(一)科学技术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础

现代司法制度的内核是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最终体现,也是国家 政治 制度的集中反映。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 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人类的文明在呼唤着整个社会的民主与法治,而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又离不开国家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的司法制度也只能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来构架和建设,这是人类发展历史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或逆转的。

(二)科学技术是现代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

现代司法制度的运转表现为准确、高效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司法实践。司法实践的准确基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司法实践的高效基于对法律规范的适应,司法实践要适应社会发展则基于对社会发展的融汇和支持。在当今社会里,科学技术知识和成果为司法制度运转中的准确性、高效性和适应性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使之成为现代司法制度运转的基本动力。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技术作为司法制度运转的基本动力是积极的、主动的。一方面,现代科技需要具有相应素质的司法人员去使用、去操作、去控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也抑制其消极作用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将十分无情地淘汰不具备相应素质的人员,淘汰不合理的设置。因此,科技知识与成果在推动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同时,对司法人员的选任和司法制度的设置提出了更高的和更合理的要求。 

(三)科学技术是促进现代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可靠保证

科学技术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国家的法制在不断完善,这一些都促使司法制度也必须不断地改革,不断地进步,通过不断地发展,以达到完善的目标。在当今科技时代,社会发展的初始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将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相当程度上循着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向前发展,这就建立了科学技术和司法制度之间的一种有机的密切联系。因此,科学技术进步也就成为促进现代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并臻于完善的可靠保证。

主要 参考 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