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论文十篇

遗产管理论文篇1

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6月10日）前夕，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专门为遗产日撰写了“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长文，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本报今日摘发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一部分，使读者先睹为快。全文将于近期《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刊发。

人类文明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交流。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城市的发展是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过程。吴良镛教授指出：“一个城市是千百万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的载体（livingorganism），构成城市本身组织的城市细胞总是经常不断地代谢的”。因此应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工业遗产保护也应遵循这一理念，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互动与和谐共存。既要注重工业遗产保护对于城市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尽量发掘其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赋予工业遗产以新的内涵和功能，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发展。

1、工业遗产的普查与认识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它的价值认定、记录和研究首先在于发现，而普查是发现的基础和保证。我国计划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一步摸清文物家底，工业遗产应列为重要普查对象。面对数量庞大的工业遗产，通过普查及时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而建立起我国的工业遗产清单。同时普查与认定、记录和研究的过程，也是宣传工业遗产重要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过程，是发动企业和相关人员投入工业遗产保护的过程。《下塔吉尔》突出强调了工业遗产的认定和抢救性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各国必须对其需要为后代保留下来的工业遗迹予以认定、记录和保护”。“对地带和不同工业形态的调查必须确定工业遗产的范围。在这一信息的基础上，必须为所有得到认定的遗址创建编目”。同时，认定、记录和研究工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互为补充和支持。

科学认定是准确记录的前提。首先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标准，并与国际标准具有兼容性，用以认定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的认定应积极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使合理、统一的认定标准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应注意工业遗产的认定标准与其他文化遗产，特别是古代文化遗产认定标准的差异。工业遗产应是在一个时期一个领域领先发展、具有较高水平、富有特色的工业遗存。这样界定，既注重了工业遗产的广泛性，避免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文化遗产在不经意中消失，又注重了工业遗产的代表性，避免由于界定过于宽泛而失去重点，保证把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价值的工业遗产保留下来。在历史价值方面，对形成年代应给予合适的尺度，如建国以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过重要贡献和影响的企业遗存，尽管历史时间不长，也应在工业遗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准确记录是深入研究的基础。对工业遗产地的各类不可移动现状遗存应进行准确勘察、测绘，对各类可移动实体档案应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并以文字、图纸、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进行记录。不同工业领域的生产工艺流程具有多重价值，是工业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科学技术与人工技艺是重要的遗产资源，一旦失传不可替代，应详细记录并加以传授。记录还应包括收集口述历史在内的信息，当事人的记忆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独特资源，应尽可能加以记录。同时应注意在昔日就业者中广泛征集可移动的工业历史文物，并纳入记录档案。综合上述记录成果，建立起完整的工业遗产记录档案，并将数字化及网上查询方式作为重要目标，以作为未来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依据。工业遗产完整的外观特征和遗址保存状况应在受到任何破坏以前载入记录档案，因为如果在生产活动停止或者工业场所关闭之前做好记录，将可以获得并保留更为真实的信息。

深入研究是科学认定的保证。工业遗产保护需要制定系统的研究计划，以通过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调查，判别工业遗产的保护范围。有必要对工业遗产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我国工业化时间虽短，但是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近代早期工业就有外资工业、民办工业和洋务工业等，建国以后，不少企业又先后经历过私营、公私合营、国营、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丰富历程，通过分析上述演变过程，有利于工业遗产的科学认定和不同阶段的遗存和信息的保护。保护工业遗产还需要对其曾有过的用途有透彻的认识，它们往往随岁月的流逝发生过变化，因此需要对每次变更都给予关注和评价，使工业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充分保证。对工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是对工业遗产开展认定、记录和研究工作的基础，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必须按照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相同的高标准来开展考古研究，包括工业废料区所具有的潜在考古价值和生态价值也应得到重视。工业遗产研究需要从事历史、建筑、工业设计等多领域专业人员的参与，同时，由于众多工业活动之间所具有的相互依赖性，需要通过不同工业领域研究成果的资源共享、协调行动实现工业遗产的综合研究。

2、工业遗产的立法和保护规划

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在有关工业遗产的保护方面不够明确和完善，有待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因此应尽快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使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同时，鉴于工业遗产既是文化遗产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立法保护方面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使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切实的保护。并应设立专家顾问机构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提出独立意见。当前，工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必须对这类调整给工业遗产带来的潜在威胁进行预测，同时制定能够快速应对的各项程序，以防止工厂关闭停产后导致重要遗产元素被拆改、损毁或破坏。在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应立刻停止正在发生和计划中的对工业遗产的拆改行为。一旦工业遗产受到威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具备法律保障的权利加以干预、制止。

在将工业遗产的保护纳入国家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同时，应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规划，调整完善工业遗产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制定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措施。西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的A．麦格斯（AlisonMaggs）先生认为：“为了找寻恰当的用途，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制订包括管理政策在内的保护规划确定场所的重要意义。保护规划将有助于界定场所的文化意义，并将它与未来的有关问题相联系。政策也能为某一场所的恰当用途提供建议，这些用途必须考虑诸如法规控制和经济可行性等其他因素”。编制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应注意与保护年代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产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工业遗产在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特点，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对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及时明确界定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并应针对机械设备、地下设施、地面构筑物、综合性建筑群以及整体工业景观制定相关保护规定，针对其未来适应性改动制定修复与合理利用导则。

鉴于工业遗产保护具有的公益事业性质，保护目标往往需要通过资金援助和税收激励来实现。要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基本保护资金的落实。除国家拨款支持外，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和奖励等手段对保护措施予以鼓励，同时出台有利于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促进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还应出台税收、财政、土地使用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经济文化政策，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如美国“1976年制定的《税收改革法》，激励了人们改建历史建筑的意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公众对于老工业建筑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建筑业70％以上的工程与历史建筑的再利用有关。这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建筑行业对于能源、经济、建筑功用和历史特色所持的慎重态度”。

3、工业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工业遗产一经认定，应当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强有力的手段使其切实得到保护。工业遗产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不可再生性，只有认定和保护工作先行，才能防止对其随意废弃和盲目拆毁。因此，由各级政府按照法律程序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有利于使工业遗产的价值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确认。工业遗产也应根据其价值大小和重要程度明确不同保护级别，列入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则选择价值特别重大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最高级别进行保护和管理。在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以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骨干的各个时期和各种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遗产保护体系。

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功能和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原状保护必须始终得到优先考虑。特别是在考虑适应性改动的过程中，要慎重对待工业建筑或机械设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定保护规划过程中应解决如下问题：预期的用途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将会出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该场所的文化价值？变化是否达到最小或可逆？”必须认识到，为满足当前需要而对其实施的任何拆改，或对某些附属成分或辅助设施的随意处置，都可能影响其整体风格和质量，使工业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伤害。在一般情况下干预行为应具备可逆性，产生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程度。必须实施的任何更改都应得到记录，被拆卸的重要元素也必须得到妥善保存。

当前应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以便采取措施降低其继续破坏的风险。对已面临危险的工业遗产，应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制定相应的保护修缮以及合理利用的方案。必须注意到近现代工业遗产所用材料相对于历经风雨的古代文化遗产，往往性能寿命更短，老化的速度更快。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体现工业遗产重要价值的一些因素就得不到妥善的保护。目前，在发现问题和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在一些领域至今还没有研究出能够实现长期保护目标的维护或修复技术。如在工业建筑中广泛使用的钢铁、混凝土、马赛克，以及化学材料等，在工业档案文献中广泛使用的纸质材料、感光材料、电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多种物质载体的保护问题方面，还缺乏知识和技能加以解决，这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来说无疑是严重的问题。因此，在保护工业遗产方面，我们同时需要应对实践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分类研究保护工业遗产的办法。

4、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

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财富。只有把它当作文化资源，人们才能珍惜它、善待它。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性和适应性的合理利用来证明它的价值，进而使人们自觉地投入保护行列，并引导社会力量、社会资金进入工业遗产保护领域。“城市中所谓''''衰败地区''''（blightedarea），由于地区物质环境的衰败等导致地方税收之减少与市政补贴之增加，作好城市更新，有助于提高地区的经济活力，复苏经济，增加城市的繁荣”。工业遗产保护只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融入城市建设之中，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宽工业遗产保护的路子，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性再利用是赋予工业遗产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行途径。对于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性工业遗产，在严格保护好外观及主要特征的前提下，审慎适度地对其用途进行适应性改变通常是比较经济可行的保护手段，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理解。在制定保护性再利用方案时，对于工业遗产中的每一区域和每栋建筑都应经过仔细甄别和单独评估，并在考虑它与整个遗址联系的基础上，确定其最恰当的用途。同时，保护性再利用方案应对不同工业遗产地段和工业建筑设立明确的限制要求，新的用途必须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结构和材料特色，维护原始的人流活动，并且尽可能与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当保护性再利用方案中的利用功能与工业建筑和用地的遗产价值明显不相适应时，应重新进行调整。并应创造条件保留一定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生产区域，用于展示和解说曾有的工业生产用途。

工业遗产保护性再利用不应作为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重点应用于文化设施建设。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设立各种门类的工业技术博物馆、厂史展示馆、企业纪念馆或专题博物馆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如利用纺织厂房建设成为展示古代服饰，民族服装和国际时装的专题类服装博物馆等。但是A．麦格斯先生提醒我们：“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保持活力的博物馆数量都是有限的，愿意参观博物馆的旅游者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设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只是保护工业遗产的方法之一。要保护大量工业遗产，就必须根据不同工业遗产的性质，探索更为合理而广泛的利用方式，如美术馆、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等，也可以针对工业遗产建筑所特有的历史底蕴、想像空间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激发创意灵感、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创意产业的文化产业园区，开展美术创作、产品研发设计、科学普及教育等，既体现工业遗产特色，又使公众得到游憩、观赏和娱乐。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其特点为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性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形成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的新的文化旅游方式。首要目标是在展示与工业遗产资源相关的服务项目过程中，为参观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营造一个开放、富有创意和活力的旅游氛围。通过寻求工业遗产与环境相融合，成为工业遗产保护的积极因素，从而促进对工业发展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价值的保护、整合和发扬。在工业遗产分布密集的地区，可以通过建立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形成规模效益。在旅游者为工业遗产地带来利润的同时，工业遗产管理部门也必须平衡每年大量游客给工业遗产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工业遗产的保护，设立工业遗址公园可以成功地将旧的工业建筑群保存于新的环境之中，从而达到整体保护的目的。要对工业遗址公园及其环境进行统一设计，努力创造和设计出既属于现在和未来、同时也记录和体现过去工业成就的空间形态，在传统中融入新的形式和功能，使工业遗址公园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工业遗址公园内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可以向公众开放，通过引导式通道、视听同步装置、位置图、出版物和光盘逐步进行讲解和说明。由于在南方传统工业区往往依托天然河流或运河形成规模布局，因此，可以结合这些地区的整治，依托其人文资源，以穿城而过的河道为轴线，修复沿岸厂房、仓库、商铺和其他历史遗存，再现河道两岸传统风貌，形成工业景观与河岸风光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带。

5、工业遗产的宣传与教育

公众的关注和兴趣是做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没有全社会对于保护工业遗产重要意义的广泛共识，说服公众认可工业遗产的多重价值是很困难的，工业遗产将依然面临危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显示，要想获得所期望的公众支持，就要使人们分享对工业遗产认定、记录和研究方面的知识和兴趣，因此，宣传和教育非常必要。所有业经认定的工业遗产清单，均应及时向社会公布。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论坛、讲座等学术活动，对工业遗产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积极地介绍，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工业遗产的丰富内涵。工业企业的在职或离退人员在工业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工业遗产保护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对企业和职业的忠诚与眷念将使工业遗产的形象更加鲜活，他们的现身解说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行动，形成保护工业遗产的良好社会氛围。

专业性工业技术博物馆和处于妥善保护和开放状态下的工业遗产地都是宣传工业遗产价值和保护事业的重要场所。要保证社区居民和参观者方便地接近工业遗产，利用各种类型的工业建筑和丰富的工业文物精心设计各类专题展览，提高博物馆的展示水平，使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相统一，在具有独特氛围的场所中向观众直接形象地展示相关工业的发展历程，展示企业和产业工人的历史贡献，展示工业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这些工业遗址和工业文物可以用自身的独特方式向观众述说历史，使工业遗产的形象更加生动活泼，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起到更好地教育展示作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工业遗产宣传展示的途径和手段获得极大的丰富。要借助各种现代传播手段，采取多渠道的形式来展示、宣传工业发明创造，使不同年龄、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人群都能通过电子出版物、互联网以及其他媒体方式获得工业遗产的知识。

要使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保护工业遗产的意义，教育部门负有重要责任。应将有关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从小学、中学开始传播关于工业历史和保护工业遗产的知识，针对中小学校教育为学生编写具体教材。近代以来，我国涌现出大批富于创业精神的优秀企业和杰出企业家，孕育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工商文化，凝聚为一种尚德守信、务实创新的人文精神，这些都应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后纳入教材。学校应组织工业遗产参观学习活动，通过工业遗产中蕴含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高等教育则应在技术学院和综合大学中开设关于工业遗产保护方法、理论和历史方面专业教育的课程。如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建有工业考古学专业，设置了工业考古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工业企业应该是工业遗产的保护主体和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增强工业遗产保有者和使用者对这类特殊遗产的保护意识。

6、“为了明天保护今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新兴工业迅猛发展，新技术、新材料在生产和工程领域广泛应用，不断实现前所未有的业绩，尤其在一些大型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如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其建设规模、施工难度、发电量和防洪效益等多项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如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远距离、跨流域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贯通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兼有调水、防洪和生态环境等多种效益；如我国目前线路最长、管径最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西气东输工程，途经10个省市区，干线全长4000公里，输气量大、施工条件复杂，实现了多方面的技术突破；如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克服了常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严峻挑战。这些举世瞩目的大型工程都堪称为人类的奇迹，应当与阿斯旺水库、苏伊士运河、塞默灵铁路等一样成为标志一个时代的工业遗产。

文化遗产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每个时代人们的文化建树都应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不断创造新时代的文化遗产。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在我们生命中所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一些事物也将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传之后世，其中工业遗产无疑也是具有标志性的时代记忆。充分考虑创造和保护未来的工业遗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三峡水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等工程项目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其经济价值，更要充分认识到其现实和潜在的文化价值。在注重工程的建设质量和运行效益的同时，注重收集和保存这些工程项目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和实物，提高工程的文化含量，延续和发展历史文脉，使它们成为未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责任。

目前正在生产的一些大型工业企业，为了改善城市环境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等原因，也即将搬离原址，其中首钢和江南造船厂的搬迁和原址规划格外引人注目。首钢前身为石景山炼铁厂，始建于1919年，经历了几十年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首都钢铁公司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在全国工业企业中进行企业承包试点、创造了10年共为国家贡献96亿元，相当于10年增值了9个首钢的奇迹，轰动了国内外”。“2005年2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整治方案，由此首钢搬迁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当这座钢铁之城成为历史，炼钢的锤声渐渐远去，熔炉的烈焰慢慢熄灭，如何面对天空下的大片工业遗迹，保存这些反映时代特征、承载历史信息的工业遗产成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遗产管理论文篇2

1．1房屋建筑与附属设施质量问题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单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赶工期或者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造成房屋建筑与附属设施质量差。部分新建小区的质量问题只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墙体裂缝。由于施工现场的施工环境不好，比如施工时室内温度较低或者温度过高，导致混凝土和其他建筑材料凝结度不佳，造成墙体砌完之后由于温度的变化而造成墙体开裂，不仅外观上不好看，而且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安全问题。（2）屋面渗水现象。屋面渗水主要是由于楼层防水保护不佳，主要存在在卫生间和建筑物顶层，以及建筑物外墙部分。（3）楼地面不平的现象。楼地面不平是很多新建小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楼地面过高会影响地板的铺设。（4）新建房屋的门窗质量差。开发商为了节省成本，控制预算，在物业建设后期，使用一些质量较差的建筑物配件，存在着欺瞒消费者的现象。

1．2物业公司与开发商交接不善

在一些小的开发商所开发的房地产建设过程中，并没有物业对将要接管的小区进行前期介入，物业公司是在小区要入住的时候直接接管，物业管理公司对于房屋结构、房屋质量、建筑用材、小区的设施设备等物业信息并没有十分全面的了解，这样的接管方式就会为以后的物业日常管理埋下很多隐患，物业管理公司对于所要接管的物业在房地产开发阶段所出现问题和缺陷不知，在日后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就容易将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

1．3小区的配套项目不到位

小区的配套项目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保障性住房上。对于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的配建，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建设，而大多的保障性住房小区位于城市的城郊结合部，这样的建筑环境使得基础设施的配建任务更为繁重，需要的资金需求量更大，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政府制定的保障性政策以及资金很难全部落实到位，造成基础设施配建的缺失和滞后。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不完善是无法完全通过物业管理的手段来进行后期弥补的。

2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对物业管理的影响

2．1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对装修管理的影响

当消费者在办理完入住手续之后，在装修过程中很多在房屋查验中没有检查出来的问题就会逐渐暴露，比如卫生间的下水管道设计不合理，厨房排风口通风不畅，暖气不热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业主的不满情绪会不断增多。而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装修管理过程中与业主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业主装修过程中，为了使房屋更加美观或者使装修风格更能体现自己的个性，业主通常会选择改变房屋的主体结构、打掉承重墙等，而业主通常在违规装修时会以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作为借口，而物业公司面对这样的现状就会陷入两难境地。因此在业主入住初期就造成了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为今后的物业常规管理埋下隐患。

2．2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对收费管理的影响

一部分开发企业为了促进销售，在售房时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或者由于一些项目分期开发，市场发生变化迫使开发商相应地调整项目的总体规划，造成承诺的规划项目和配套设施不到位，以及房屋的延迟交工和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业主把矛盾指向物业管理企业，导致物业服务企业收费难。另一方面，很多开发商房屋销售阶段，为了促进交易量，会使用很多的促销手段，有的开发商甚至做出不切实际的宣传，使得购房者对自己所购买的房屋的期望值过高，而在真正入住之后，现实的境况与房地产开发商在销售阶段所描述的差距过大，很多业主就会选择拒交物业管理费，所以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使得物业管理企业代其受过。

2．3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对小区设备维修管理的影响

因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导致住宅小区维修改造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房屋结构不合理，无法满足业主正常的生活需要；二是房屋管线铺设不合理；三是卫生间下水管道设计不合理，造成下水堵塞；四是水电供应容量不足，不能满足业主的正常水电需求；五是空调位置设置不合理，无法正常安装空调等。上述现象的出现，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面对较多的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使得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增加，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维修保护的第一责任方，不可避免的承担起小区维修的责任。

2．4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对消防安全的影响

部分新建小区的消防安全检查并不符合规范，比如部分小区没有在楼宇公共区域摆放灭火器，或者摆放的消防栓无法正常使用，更有甚者在商业楼宇内设置假的消防喷淋安置点，消防通道指示灯不亮等。消防设施设备的设计不合理，对小区的消防安全管理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消防隐患随时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无法想象。而以上种种，有些问题能通过物业管理来解决，比如在楼内增加灭火器的安置点，更换合格的消防水带等，而消防喷淋的设计，消防通道的设计这些原始的设计问题都无法通过后期的物业管理来改善。

3解决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的对策

3．1建管分离、分业经营

建管分离就是物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分开经营。由于各种原因，部分物业管理企业还无法独立于开发商之外，每年仍需要开发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才能生存下去。可实施渐进式的改革方针，一是对新开发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项目，政府主管部门强制规定必须通过招投标机制来选聘物业管理企业；二是严格建管之间的接管验收工作，加强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接管验收条件的开发项目责令开发企业限期整改，从根本上分清建管之间的责任，化解矛盾。物业管理行业要想成功实现分开经营的发展模式，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起：（1）培育完善的市场主体。物业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服务性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2）严格执行物业管理招标制度。物业管理企业应该凭借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管理优势去获得物业管理项目。（3）重视业主委员会的介入。业主委员会应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利，选择适合本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对小区实施物业管理。

3．2重视前期介入、完善物业监管验收流程

物业管理前期介入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建设开始就从源头上严格把控房地产的建设质量，以“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提前为业主今后的居住把好质量关，以免业主的权益受到损失，使业主今后的居住生活能够更加舒适，以方便日后的常规性物业管理。物业管理的前期介入应该介入到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决策立项、设计规划、建设施工、竣工验收各个环节。物业管理前期介入的大致程序及主要内容随着介入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物业管理企业从建设单位接管物业，开始对物业实施经营管理，这就标志着该物业的管理风险从开发建设单位转移到了物业管理公司。物业接管验收工作的严格与否，直接关系到日后常规性物业管理是否能顺利开展，物业管理公司一定要认真做好接管验收工作，为今后的常规性物业管理的顺利开展争取利益。一方面要考虑物业质量问题对自己日后管理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应站在业主的立场上充分维护业主的权益。

3．3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

当物业小区业主达到一定比例，业主应在所属社区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组织第一次业主代表大会，从而选举业主委员会，第一次业主大会的开展以及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关系到小区业主的共同利益。为了能让业主委员会正常运作，持久有效的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建立一套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业主大会在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同时，还应选举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业主对业主委员会工作实行监督权，业主委员会应当就重大事项的处理进度主动向监督委员会报告和说明，监督委员会可以就业主关心的问题向业主委员会进行质询。

3．4建立业主、开发商及物业公司的三方交流平台

遗产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声像档案 法律效力

一、明确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法律效力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性由谁指定，怎样使电子文件具备法律效力，就成为当前档案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1）凭证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法理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一份声像档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取决于声像档案是否有足够的证明力度和是否有证据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或者是记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声像档案具有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客观事实的相关性和客观证据的合法性。

（2）可分离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具有法律效力的现实障碍。声像档案易于修改，而且改动后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不再具有固定的存储载体，根据利用需要，人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格式输出；电子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Adobe公司推出的视频编辑软件和图像编辑软件的不断更新换代迫使声像档案必须不断地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这种适应往往需要以自身结构、格式的改变为代价。这使得声像的法律效力的确认面临又一大障碍。

（3）法律手段――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具有法律效力的策略。除了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对声像档案制作、修改、收发、签阅和传递等工作环节进行控制，另外，还要采取法律手段对技术手段处理不了或不易处理的问题加以规范、解决。通过技术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机结合，当可以保障声像信息具有依据凭证作用，并实现其法律效力。

二、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真实性与法律效力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文化瑰宝，国家也非常重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3月26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于2011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有了法律保障。辽宁省文化厅于2008年9月16日在沈阳挂牌成立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于2010年9月6日颁布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为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机构支持和制度支持。

（1）规范管理，建立相关的机制。对于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保护工作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使得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部门可以通力写作共同做好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保护工作。

（2）及时归档。对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所收集的各种声像档案，经过档案人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人员的共同鉴定后，有归档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及时移交到专门的档案部门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部门，归档入库保管。

（3）保持原有的联系。对于即将进行归档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像档案一方面要保证所收集的声像档案的材料丰富、内容齐全，使档案能够全面地反映文化的风貌；另外一方面，需要保持档案内容之间的内部联系，禁止割裂文化所固有的体系和重复归档的现象发生。

（4）档案的分级保护。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第五条规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这是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管也应该遵循档案分级管理的工作原则，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声像档案的价值划分其档案级别，便于系统的管理和重点保护。另外一方面，某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会涉及某些作为保密的内容，对于反映这些内容的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管应该更加谨慎，要处理好保密和与利用之间矛盾的关系。要科学的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密级，做好档案的保密工作，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

三、改进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真实性与法律效力的措施

（1）健全法规和制度。任何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在颁布实施是都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滞后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对于改进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真实性与法律效力的措施，首先应该健全现有的、较为滞后的法规和制度，有了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有了制度的保障。

（2）提高工作人员的水平。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发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像档案也在逐渐地增加，这时需要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理论水平，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工作的认识，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可以更好地开展和进行。同时，派工作人员定期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部门以及上级档案业务指导部门进行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

（3）划立专门工作场所。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工作的逐渐开展，相关档案的数量将会迅速增长，这时需要面积更大的库房以及专门的管理工作地点来保管以及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

（4）更新工作设备。由于声像档案依靠电脑等机器才能够读取为了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读取，需要及时更换电脑等设备。当然，这不仅仅是硬件上的更新，对于软件业也需要更新，现在信息技术赈灾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病毒正在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更新软件以及网站的防火墙，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

（5）使用新型的档案信息载体。现在材料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来说，有了更多的新型的载体可以选择，这些新型的载体不仅仅使得保存的时间延长，而且经过加密可以更有效的保护所承载的档案信息，而且更加的坚固。

（作者单位为辽宁科技学院）

[作者简介：刘凤华（1977―），女，辽宁朝阳人，研究生，中级，研究方向：档案学。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声像档案的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L13DTQ017）。]

参考文献

[1] 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陈智为，邓绍兴，刘越男.档案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李焕军.探讨影响数字声像档案真实性的原因与对策[J].兰台世界，2011（8）.

遗产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232-02

一、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理论研究

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理论是指引。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门综合科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宗教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培养必须多元化，应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知识广博，对本领域有较深理解和独到见解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的科技型人才；三是熟悉掌握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的专业型人才；四是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规划、修复、考古、鉴定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五是熟悉文化遗产工作和规律，有大局意识、协调能力，懂经营善管理的管理型人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可以有几种培养方式：一是以专家引领项目实施带动人才培养。这种方式以大遗址考古发掘对人才培养尤其明显，如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培养了李济、梁思永等世界知名专家和一批优秀学者。二是以高校专业整合设置强化人才培养。这种方式主要是政府根据国家、地区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需要，对高校专业进行调整设置，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均开设有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三是以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助推人才培养。如贵州黔东南州举办的首期文物建筑勘察测绘培训班，以短期集中培训的方式，培养出一批能够对古建筑进行勘察测绘，运用CAD制图的专业技术人员。四是以联系科研院所合作共建，支持人才培养。五是以健全人才评价、考核、选拔和激励机制，推动人才在工作实践中自学培养。

人才队伍建设是理论研究的关键，理论研究促进人才队伍素质提升。文化遗产因受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很多不同的非健康状态，造成理论研究内容广泛，数量繁多，但归结起来需研究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理论研究，如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分类、鉴定、保护、管理、利用、传承等。二是法律法规研究，对长期使用的法规进行调查研究，做好修改准备工作，如《文物保护法》第66条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尚不构成犯罪，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要处罚款或吊销资质证书。这条间接说明属私人所有的建筑一旦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后，其产权就不完全属于居民私人所有了，居民要修缮、迁移、拆除必须报批，否则属违法行为，严重时还可能造成犯罪。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第71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不相适应。三是保护技术研究，如文物保护工程勘察适用技术及规范规程，保护材料和修复工艺，病虫害及霉菌防治等。四是安全性和稳定性研究，对古建筑、石质文物的安全稳定状态与损坏程度规律进行研究等。五是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信息研究，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奠定基础。

二、健全法律法规，制定保护政策

建立完善、丰富、具体的法规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目前，在国家层面文物保护现行有效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目前在征求意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年）、《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1991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在省级层面有其人大制定的文物地方性法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就贵州而言，相关法律仍需健全。贵州自1982年至今公布了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类型文物保护单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损坏的机理不同，应制定文物修缮保护实施细则，制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规程。2012年至2014年，国家公布了3批传统村落，目前相关保护发展条例未制定。

法律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而政策相对灵活，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制定政策无需投入过多经费，效果明显。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指出，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只有政府主导，大力支持，积极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才能保护好文化遗产。政策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来制定政策：一是研究制定适宜文化遗产保护的配套政策，对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决不能擅自拆毁、迁建、重建。二是改革当前搬迁补偿政策和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土地政策。三是制定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产权转让或租赁政策。四是制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优惠政策等。努力使政策与法规相辅相成，适宜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布特点和事业发展需要，建立起全方位保护、管理、利用、传承文化遗产的法律政策制度。

三、加强安全监管，适时动态监测

安全监管和动态监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和方法，良好的保护以强有力的监管和适时科学的监测为前提。通过监管和适时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和查处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对文化遗产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首先，根据文物所在区域和位置情况，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以及周围环境影响情况，开展定期、不定期和季节性安全检查、监测和行政执法，建立文物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巡查制度，使之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建立文物安全检查和动态监测档案，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病害，如古建筑的残损、糟朽、歪闪、变形，古遗址的坍塌、开裂、风化，古墓葬壁画颜料和色彩、霉菌，石质文物风化、霉菌等情况进行记录，对文物整体、单体、局部、细部、病害部位拍照，作出病害程度评估说明，针对各类病害努力提出解决的办法措施，对不同时间记录的病害分析比对，努力分析病害在各类文物中的发展速度和影响情况，探索其规律。

其次，完善文物安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执法制度，落实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文物安全责任制，实行文物安全责任追究制。建立文物督查考查评估报告制，对文物保护单位按级别确定考查时限，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实行每年考查评估，省级及以下级别文物保护单位考查评估时限逐渐延长，考查评估结果面向社会公布，纳入领导政绩考核、升迁评判标准，对于濒危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保护单位，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整改，不整改的追究相关责任。

四、经济支撑保障，科技创新保护

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离不开经济支撑，无论是保养维护、抢险加固、修缮、迁移等保护性工程建设，还是利用、管理、传承等都需要经费保障，离开经费保障，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将举步维艰。但是保护、利用、管理好文化遗产，不但能带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遗产地人民增收，还能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传承文化遗产奠定基础。因此，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传承等方面的投入。一是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将文物保护经费真正纳入财政预算，增长机制纳入国家法律规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人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环境尚待形成的情况下，向企业、个人募捐，向社会各界募资文物保护经费比较困难，政府作为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应把保护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列入正常增长机制，面向社会公布。二是文物保护经费应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对于同一级别文物保护单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扶持力度，要较发达地区大些。

科技创新离不开经济保障，离不开人才支撑，要以重大项目的实施带动科技创新，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如开展古建筑、砖石瓦作、油漆彩画传统工艺的研究，改进修复材料、工艺以适宜文物事业发展需求。应用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监测技术、遥感技术等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加强高新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五、广泛宣传教育，互惠自觉保护

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遗产尤其如此。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力量。政府是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青少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接班人。因此，宣传必须面向这三个群体进行。

一是向人民群众宣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做得好的地区，当地群众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较好，而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愉悦和享受。当然，遗产地群众要实现保护文化遗产成为自觉行动，在经济欠发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追求经济利益是目标。因此，对群众进行宣传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要让群众从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中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愉悦和享受。

二是政府教育部门要将文化遗产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组织相关部门编写教学课程，列为中学选修大学必修科目。介绍什么是文化遗产，有哪些文化遗产，保护哪些，文化遗产分布情况，保存现状，濒危情况，病害情况，各自承载哪些历史、社会、文化等信息。介绍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传承中采取的措施办法，方针原则，介绍各部门、个体应履行的职能职责等。

三是自上而下对各级政府领导，规划、国土部门的同志进行宣传，让各级政府领导真正履行保护义务，让规划、国土部门的同志在制定城乡规划、新农村规划、土地使用计划时，充分考虑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并积极与文物部门将文化遗产纳入总体规划保护。

六、组建专家团队，科学论证评估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门综合科学，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过程中，组建关注、支持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专家团队去指导文化遗产各项工作十分必要。专家团队的成员应该由具有文化遗产理论知识，熟悉保护技术、原则和方法，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较深研究，富有热心的专家组成。

专家团队应该对文化遗产做几项工作，一是开展源头调查工作，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它重大项目建设前，组织开展该区域文物考古调查、发掘、保护等工作。二是跟踪调查研究工作，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后，对其保护、利用、管理、传承进行跟踪调查研究，监督检查保护管理情况，对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应该明确具体专家负责。三是进行理论研究和科学指导工作，对基础理论，法规、政策、规范、方法，保护技术，保护所使用的材料，历史、社会、文化等信息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四是论证评估文化遗产相关事项，如价值，保护成效，使用的保护技术、材料、方法的可行性、可逆性，保护规划，各类工程方案，相关法规政策等。

七、制定科学规划，纳入城乡总规划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保护、利用、管理、传承文化遗产为重点，明确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项目的专项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以综合研究确定城乡性质、规模和空间发展形态，统筹安排城乡各项建设用地，合理配置基础设施，处理好远期发展和近期建设关系为主要任务。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属城乡建设规划范畴，经审批后，与城乡建设规划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调整修订城乡建设规划时应相应调整或继续执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内容。文物部门应组织人员对本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状况、历史年代、保存现状及特点等进行勘察，在取得详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根据文化遗产保存价值、保存现状及特点等，牵头研究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一并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以协调文物事业和城乡建设发展，为城乡发展和人民群众服务。

遗产管理论文篇5

最早的遗产税征收行为可追溯到古埃及时期,最早的遗产税成文法律文件形成于古罗马。近代最早的遗产税由荷兰人于1588年开征,但当时的制度极不规范,变化也较频繁,并无明确标准。具有现代意义的遗产税制度于1696年诞生于英国,这一制度确定了遗产税的适应范围、课征对象及具体的征收办法,成为后来各国遗产税政策的模本,世界性的遗产税制度18世纪以后才开始在各国设立,如法国于1703年开征,德国于1900年开征,而较贫困的亚洲、非洲部分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征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

一、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遗产继承权的存在和遗产继承的所得是属于不劳而获的性质,各国的学者们在对遗产征税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是,他们对于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具体地说,在西方财政、税收学理论中有以下几种关于征收遗产税理论依据的学说:

1.国家共同继承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布兰奇利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欧洲国家。该理论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财产,并非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还有赖于国家的帮助和保护,继承遗产并不是上天赋予的,对遗产的继承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承认。因此,国家对死亡者的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通过税收征收遗产税实现这些权利。依据这种理论,遗产税的开征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权利,将遗产税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并限制继承者的权利。

2.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理论以英国的边沁和穆勒为代表。边沁认为,遗产由其家属继承是遗产被继承人的意愿,对于无遗嘱的遗产应当由国家没收,这样还可减少由于继承分配而带来的矛盾。穆勒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遗产取得权不一定同财产私有权相联系,即使是准许继承的遗产,也应该限于继承人独立生活所需费用的部分,其他部分则应当通过征税形式收归国有。一些国家的遗产税税率按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设置,其依据就源于此说。

3.平均社会财富说又称为社会主义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马斯格雷夫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对遗产征税是平均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社会高收入阶层将遗产全部留给其子孙后代,往往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征收遗产税可对社会财富进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4.溯往征税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韦斯科特和法国的雪富莱为代表。该理论认为,遗产税不是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逃避的一切税收的追缴。他们认为,在对纳税人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时候,纳税人通常会通过各种办法逃税。所以,应在其死后无法逃税的情况下通过遗产税一次性追缴回来。

5.享益说。这种理论是早期正统学派的主张,流行于欧洲。该理论依据劳务费说、劳务值说、继承权利说这三种学说建立。享益说跟现代西方的公共财政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将国家政府视为营业机构,政府给予人们劳务以保护生命、财产等,人们就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税收。对遗产来说,国家法律保护了死亡者将遗产遗留给继承者,并保护其产权,这就给予了继承者以劳务或享益,继承者自然应该缴纳部分税收以作为代价或补偿。

6.能力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赛里格曼为代表。该理论把遗产税看作是一种对人税,是课征于继承遗产的继承人。既是对人税,就应当以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为标准。而衡量纳税人的能力标准主要有三种,即费用、财产和所得。由于这三个不同的标准,能力说又可分为三种说法:一是以费用为标准,主张以高税率课征于高遗产获得者;二是以财产为标准,主张以遗产税代替平时的财产税;三是以所得为标准,认为遗产税是一种特殊所得税,可采用累进税率,并要体现继承者的亲疏关系。

7.社会公益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瓦格纳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征收遗产税会鼓励富有的人们把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这样做,对个人利益无损害,还可以得到好名声,而且对社会发展有利。

二、中国征收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

虽然中国要开征遗产税在征管上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如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不健全,遗产数量难以确认,逝者信息难以及时获得、遗产在征收遗产税以前被分割或者转移,目前的征管环境和条件对形态多样的遗产难以做到综合性整体掌控,财产评估制度不完善、遗产价值确认困难、评估费用开支较大等一些阻碍遗产税开征的边缘性问题,但是,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最应该具备的基础的条件。参照国际上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经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指标:首先要看人均GDP,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次要看居民储蓄水平,若储蓄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就没有开征的必要;第三要看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比重,具体来说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以下是中国近期这几个指标的具体数据分析。

1.人均GDP。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30.06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3274万亿美元。按13亿人口计,人均GDP首度突破3000美元,达3266.8美元;

2.居民储蓄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同期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了17.25万亿元,其中,占储蓄总数20%以上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据分析,在全国高收入家庭中,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全国大概有1000万户以上。这说明了中国已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高收入阶层。2007年美国仍是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最多的国家,其次依次为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2008年底,中国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超过了德国。

3.基尼系数。近几年的政府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的国际警戒线附近徘徊。但许多民间非官方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中国人均GDP、居民储蓄水平、高收入阶层人数等反映收入财富占有差距的结构指标已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渐渐加大,这些都构成了开征遗产税的现实可行性条件。

三、国外遗产税给中国提供的借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中国开征遗产税应在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

1.在税制模式的选择上,选择总遗产税制。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总遗产税制实行源头课征,税源容易控制,操作简便,征税成本低,但是不考虑继承人的具体情况,所有的继承人同等负担税收。分遗产税根据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包括税率高低、宽免额大小、抵免优待等,有利于使税收负担与负税能力相一致、比较合理,但是税制比较复杂,征管因难,难以控制税源,容易发生逃税、避税。混合遗产税看起来既能控制税源又能兼顾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税制的复杂性和征管的繁琐。具体选择哪种遗产税制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的目标和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其中征管因素最为重要,它是实施税收政策目标的基础。

中国税制将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为补充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只能作为辅助税种之一。从征管水平看,中国目前征管尚不规范,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征管效率低,开征遗产税宜选择总遗产税模式,便于税源的控管,有利于税收政策的施行,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只能留待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进。

2.在遗产税与赠与税的配合征收方式上,选择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单独设立赠与税的方式。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征税,是遗产税的辅助税种,用于弥补遗产税的漏洞,防止纳税人利用生前的财产转移来逃避遗产税。故遗产税欲行之有效,必须与赠与税互相配合,同时为了防止纳税人进行避税,在赠与税的税率设计上不应低于遗产税的税率结构,从而使财产所有人不论以赠与方式还是遗产继承方式转移财产,其所承担的税负都是趋于均等,以堵住逃避税收的漏洞,最终发挥有效调节社会成员财产收入不均的作用。

3.在征税依据的选择上,中国可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混合使用的方法,根据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同时采用国籍标准、住所标准和财产所在地标准。

4.在课税对象的确定上,中国也应参照国际通用的做法,将课税对象确定为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对财产的估价采用市场价值,即以财产所有者死亡时的财产市价为标准。同时,在税基的设计上也宜采用宽税基,尽可能包括纳税人的各类遗产。

5.在征税范围的选择上,本着征税面宜窄不宜宽的原则。中国征收遗产税不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调节财富的分配、防止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促进共同富裕为目的,其调节对象是少数人的巨额遗产。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将产生的积极效应

1.开征遗产税可以完善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历史悠久,适应范围广泛,已经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开征遗产税还有利于充实中国的财产税制,是逐步完善中国税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2.开征遗产税可以弱化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征收遗产税是将一部分富人的遗产转化为国家税收,用于满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舒缓贫富悬殊的矛盾,对于创造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在其境内的遗产和本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而中国没有开征遗产税,等于自动放弃了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遗产和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遗产的税收管辖权,将中国政府应征的税款无偿奉送给了外国政府。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4.开征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遗产税在中国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税源,虽然当前可能征得的税款不多,但是对于一些财力并不宽余的地方政府来说也不无小补。另外,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是一个税源稳定并且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如果遗产税每年的收入能够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1%(纵观国际情况,遗产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一般都不高),以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000亿元计算,则至少可以达到500亿元,远远超过目前中国许多小税种的税收收入。

5.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增强人们的社会公共意识,鼓励人们向社会公益事业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捐赠。

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引入都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虽然中国目前还有一些制度不是十分完备,但我们不应该以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而将开征遗产税这种新的制度拒之门外,尤其是当我们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的时候。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是一种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外国税制概览[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

[2]潘雷驰.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博弈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

[3]刘佐.遗产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曹一鸣.我国遗产税立法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5]刘洪强.完善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国际借鉴[J].会计之友,2005,(10).

[6]王庆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7]邱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探讨和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8]课题组.河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11).

遗产管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遗产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征收的一种税收。中国已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相关条件。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有利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状态;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税收权益;还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最早的遗产税征收行为可追溯到古埃及时期,最早的遗产税成文法律文件形成于古罗马。近代最早的遗产税由荷兰人于1588年开征,但当时的制度极不规范,变化也较频繁,并无明确标准。具有现代意义的遗产税制度于1696年诞生于英国,这一制度确定了遗产税的适应范围、课征对象及具体的征收办法,成为后来各国遗产税政策的模本,世界性的遗产税制度18世纪以后才开始在各国设立,如法国于1703年开征,德国于1900年开征,而较贫困的亚洲、非洲部分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征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

一、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遗产继承权的存在和遗产继承的所得是属于不劳而获的性质,各国的学者们在对遗产征税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是,他们对于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具体地说,在西方财政、税收学理论中有以下几种关于征收遗产税理论依据的学说:

1.国家共同继承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布兰奇利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欧洲国家。该理论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财产,并非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还有赖于国家的帮助和保护,继承遗产并不是上天赋予的,对遗产的继承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承认。因此,国家对死亡者的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通过税收征收遗产税实现这些权利。依据这种理论,遗产税的开征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权利,将遗产税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并限制继承者的权利。

2.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理论以英国的边沁和穆勒为代表。边沁认为,遗产由其家属继承是遗产被继承人的意愿,对于无遗嘱的遗产应当由国家没收,这样还可减少由于继承分配而带来的矛盾。穆勒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遗产取得权不一定同财产私有权相联系,即使是准许继承的遗产,也应该限于继承人独立生活所需费用的部分,其他部分则应当通过征税形式收归国有。一些国家的遗产税税率按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设置,其依据就源于此说。

3.平均社会财富说又称为社会主义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马斯格雷夫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对遗产征税是平均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社会高收入阶层将遗产全部留给其子孙后代,往往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征收遗产税可对社会财富进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4.溯往征税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韦斯科特和法国的雪富莱为代表。该理论认为,遗产税不是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逃避的一切税收的追缴。他们认为,在对纳税人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时候,纳税人通常会通过各种办法逃税。所以,应在其死后无法逃税的情况下通过遗产税一次性追缴回来。

5.享益说。这种理论是早期正统学派的主张,流行于欧洲。该理论依据劳务费说、劳务值说、继承权利说这三种学说建立。享益说跟现代西方的公共财政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将国家政府视为营业机构,政府给予人们劳务以保护生命、财产等,人们就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税收。对遗产来说,国家法律保护了死亡者将遗产遗留给继承者,并保护其产权,这就给予了继承者以劳务或享益,继承者自然应该缴纳部分税收以作为代价或补偿。

6.能力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赛里格曼为代表。该理论把遗产税看作是一种对人税,是课征于继承遗产的继承人。既是对人税,就应当以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为标准。而衡量纳税人的能力标准主要有三种,即费用、财产和所得。由于这三个不同的标准,能力说又可分为三种说法:一是以费用为标准,主张以高税率课征于高遗产获得者;二是以财产为标准,主张以遗产税代替平时的财产税;三是以所得为标准,认为遗产税是一种特殊所得税,可采用累进税率,并要体现继承者的亲疏关系。

7.社会公益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瓦格纳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征收遗产税会鼓励富有的人们把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这样做,对个人利益无损害,还可以得到好名声,而且对社会发展有利。

二、中国征收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

虽然中国要开征遗产税在征管上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如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不健全,遗产数量难以确认,逝者信息难以及时获得、遗产在征收遗产税以前被分割或者转移,目前的征管环境和条件对形态多样的遗产难以做到综合性整体掌控,财产评估制度不完善、遗产价值确认困难、评估费用开支较大等一些阻碍遗产税开征的边缘性问题,但是,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最应该具备的基础的条件。参照国际上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经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指标:首先要看人均GDP,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次要看居民储蓄水平,若储蓄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就没有开征的必要;第三要看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比重,具体来说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以下是中国近期这几个指标的具体数据分析。

1.人均GDP。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30.06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3274万亿美元。按13亿人口计,人均GDP首度突破3000美元,达3266.8美元;

2.居民储蓄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同期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了17.25万亿元,其中,占储蓄总数20%以上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据分析,在全国高收入家庭中,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全国大概有1000万户以上。这说明了中国已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高收入阶层。2007年美国仍是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最多的国家,其次依次为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2008年底,中国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超过了德国。

3.基尼系数。近几年的政府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的国际警戒线附近徘徊。但许多民间非官方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中国人均GDP、居民储蓄水平、高收入阶层人数等反映收入财富占有差距的结构指标已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渐渐加大,这些都构成了开征遗产税的现实可行性条件。

三、国外遗产税给中国提供的借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中国开征遗产税应在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

1.在税制模式的选择上,选择总遗产税制。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总遗产税制实行源头课征,税源容易控制,操作简便,征税成本低,但是不考虑继承人的具体情况,所有的继承人同等负担税收。分遗产税根据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包括税率高低、宽免额大小、抵免优待等,有利于使税收负担与负税能力相一致、比较合理,但是税制比较复杂,征管因难,难以控制税源,容易发生逃税、避税。混合遗产税看起来既能控制税源又能兼顾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税制的复杂性和征管的繁琐。具体选择哪种遗产税制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的目标和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其中征管因素最为重要,它是实施税收政策目标的基础。

中国税制将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为补充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只能作为辅助税种之一。从征管水平看,中国目前征管尚不规范,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征管效率低,开征遗产税宜选择总遗产税模式,便于税源的控管,有利于税收政策的施行,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只能留待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进。

2.在遗产税与赠与税的配合征收方式上,选择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单独设立赠与税的方式。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征税,是遗产税的辅助税种,用于弥补遗产税的漏洞,防止纳税人利用生前的财产转移来逃避遗产税。故遗产税欲行之有效,必须与赠与税互相配合,同时为了防止纳税人进行避税,在赠与税的税率设计上不应低于遗产税的税率结构,从而使财产所有人不论以赠与方式还是遗产继承方式转移财产,其所承担的税负都是趋于均等,以堵住逃避税收的漏洞,最终发挥有效调节社会成员财产收入不均的作用。

3.在征税依据的选择上,中国可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混合使用的方法,根据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同时采用国籍标准、住所标准和财产所在地标准。

4.在课税对象的确定上,中国也应参照国际通用的做法,将课税对象确定为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对财产的估价采用市场价值,即以财产所有者死亡时的财产市价为标准。同时,在税基的设计上也宜采用宽税基,尽可能包括纳税人的各类遗产。

5.在征税范围的选择上,本着征税面宜窄不宜宽的原则。中国征收遗产税不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调节财富的分配、防止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促进共同富裕为目的,其调节对象是少数人的巨额遗产。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将产生的积极效应

1.开征遗产税可以完善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历史悠久,适应范围广泛,已经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开征遗产税还有利于充实中国的财产税制,是逐步完善中国税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2.开征遗产税可以弱化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征收遗产税是将一部分富人的遗产转化为国家税收,用于满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舒缓贫富悬殊的矛盾,对于创造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在其境内的遗产和本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而中国没有开征遗产税,等于自动放弃了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遗产和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遗产的税收管辖权,将中国政府应征的税款无偿奉送给了外国政府。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4.开征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遗产税在中国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税源,虽然当前可能征得的税款不多,但是对于一些财力并不宽余的地方政府来说也不无小补。另外,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是一个税源稳定并且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如果遗产税每年的收入能够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1%(纵观国际情况,遗产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一般都不高),以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000亿元计算,则至少可以达到500亿元,远远超过目前中国许多小税种的税收收入。

5.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增强人们的社会公共意识,鼓励人们向社会公益事业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捐赠。

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引入都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虽然中国目前还有一些制度不是十分完备,但我们不应该以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而将开征遗产税这种新的制度拒之门外,尤其是当我们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的时候。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是一种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外国税制概览[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

[2]潘雷驰.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博弈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

[3]刘佐.遗产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曹一鸣.我国遗产税立法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5]刘洪强.完善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国际借鉴[J].会计之友,2005,(10).

[6]王庆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7]邱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探讨和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8]课题组.河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11).

遗产管理论文篇7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对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42号）和《*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甘政发[*]48号）精神，切实做好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就加强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有举世闻名的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包括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在内的敦煌艺术；有以瓜州锁阳城、敦煌玉门关、阳关、金塔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为代表的古城遗址；有分布在全市7个县（市、区）的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的200多处4万多座古墓葬。还有遍布于全市各地的古郡重镇、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流沙坠简等文化遗存。全市有不可移动文物点1288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保护单位60处；全市有馆藏文物41100多件，其中珍贵文物1004件，一级品152件。同时，*有着较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宝卷、敦煌小曲子、*民歌、*地蹦子、阿克塞哈萨克阿肯弹唱、夜光杯制作工艺、肃北蒙古族民族服饰、马具制作、乐器首饰加工以及剪纸、刺绣、编织等，其中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3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项。*又是恐龙生存过的地区之一，据考证有十余种不同恐龙化石遗存和百余种动植物化石遗存。这不仅是我市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瑰宝。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一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整体风貌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等违法犯罪活动还没有完全遏制；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濒临灭绝；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现象仍有发生。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贯彻落实"*"重要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项目管理、建设为载体，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负责的原则。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行政执法力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到2010年，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完成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专门管护机构、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四有"工作；基本建成全市文物资源信息数据库；到2015年，基本消除全市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险情，使全市博物馆文物展示和保存条件有较大改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到2015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比较完备的、符合*市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基本形成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使我市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三、完善保护体制，创新保护机制

(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有博物馆和文物收藏单位要通过整合资源、优化结构，不断发挥在文物保护中的主体作用，文物遗存较多的县（市、区）要加强文物行政管理工作，大力鼓励、扶持民营博物馆和专题性博物馆建设，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办馆的格局。

(二)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力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精品实物和资料的征集、保藏、展示、研究工作。

(三)努力探索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制。各级政府要研究制定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努力探索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机制，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多渠道投资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格局。

四、夯实文物保护基础，不断提高文物保护工作水平

（一）全面掌握文物资源情况。我市是文物资源大市，准确、全面地掌握文物资源家底，有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实现由文物资源大市向文物保护强市转变。在馆藏珍贵文物调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基础上，要总结经验，结合即将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逐步组织开展全市馆藏一般文物和野外文物的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建立和完善全市文物资源数据库。制定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二）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保护。各级政府要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的保护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对文物古迹、代表性建筑等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载体进行调查、认定和抢救性保护，特别是在旧城改造拆迁、重大工程建设上要注意对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文物古迹、代表性建筑加以保护。要落实和明确所在地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切实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考核内容。积极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申报工作。

(三)加大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力度。统筹规划，集中资金，抓紧实施一批文物保护重点工程，排除重大文物险情。认真做好濒危珍贵文物抢救、维修工作，对濒危珍贵文物要及时进行抢救和维修，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和处理。有计划、有重点地立项完成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抢救维修任务，使我市各类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有效保护。要严格工程管理，把好工程队伍资质关，建立健全各类技术规范，确保文物保护重点工程质量。

(四)完善有我市特色的丝绸之路博物馆体系建设。配合甘肃特色的丝绸之路博物馆体系建设，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原则，在现有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重点扶持建设特色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陈列展览水平和安全防范能力，改善藏品保存环境，真正按照"三贴近"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五)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重大建设工程要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涉及文物保护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并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落实各项保护措施。文物、建设、规划、交通、水利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和协调，配合做好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如发现文物要立即停工，保护好现场，及时报告文物管理部门，并配合开展调查保护工作，待文物得到妥善处理后再进行施工。对不按照要求进行项目审批和在施工中发现文物不及时上报，擅自挖掘造成文物损坏的，要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严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整顿规范文物流通领域秩序。文化、文物、公安、工商、海关等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协调合作，严厉打击文物走私等犯罪活动，整顿文物流通市场；积极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物流通机制。

（七）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坚持既有利于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防止以开发的名义对文物造成破坏。在开发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时，必须有合理的保护规划和措施，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发利用。

五、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和安全防范工作

积极推进我市文化遗产保护法制进程，制定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各级文化、文物部门要加强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重点追究因而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单位或个人的法律责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文物管理部门要把文物安全防范工作放在首位，层层签定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把文物安全的责任落实到人，对文物安全情况要定期进行检查、登记，尤其是对野外文物保护单位要经常进行检查。公安部门也要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限期整改，通过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采取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消除不安全隐患。

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一)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各级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分级实施。要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和濒危程度，参照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指南》，分级、分类制定普查工作方案，全面了解和掌握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要运用文字、音像、数字化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分级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二)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各县（市、区）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根据《*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抓紧制定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提出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任务，分步实施。

(三)分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严格按照国家和省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标准，经过科学论证和认定，建立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筛选，经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部门联席会议审核同意后，由市政府批准、公布。县（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参照市级代表名录论证筛选办法进行确定，由县（市、区）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

(四)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同级政府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传承民间艺术、技艺。对年事已高、生活困难的代表作传承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资助他们开办"讲习所"或授徒，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后继有人。在非物质文化形态保存较为完整、特色鲜明，并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要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变单一保护为全面保护。要积极组织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的创建活动和民间艺术大师的评选命名活动。

七、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统一协调解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困难和问题。县（市、区）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议事协调机构，统一协调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要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市上将逐年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投入，各县（市、区）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到位。

（三）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根据我市野外文物众多，文物保护工作量大、面广的实际情况，文物分布多的县（市、区）要成立专门的文物管理和执法机构。对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要成立文管所（站）；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要成立文物保护小组或有专人进行管理。

遗产管理论文篇8

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遗产管理论文篇9

摘要：文化遗产的“安全管理”广义应当是指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体是指“保护”“保存”和“预警”。为进一步了解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的关键因素，笔者专门进行了一次实证性的调查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源中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法制制度中的专门法规，以及经济与科技中的技术标准落实，这些相对于其他是文化遗产安全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几个要素。

关键词 ：文化遗产；安全管理；影响因素；文化安全

一、概念与定义

文化遗产的“安全管理”广义应当是指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体是指“保护”“保存”和“预警”。遗产安全管理有“大”的安全和“小”的安全之分。“大”的安全涉及民族的“文化基因”安全，国家的“文化安全”；“小”的安全可能仅局限于文物主观恶意的破坏、盗窃、非法的境内外流通行为等等。本文兼顾“大”“小”两方面，全面考察可能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状况的因素或因子。

“保护”包括：保护的形式、直接保护、间接保护和禁止行为；文化遗产的变动（或移动）需要报告监督部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程需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等等。“保存”是指依照保存原则、系统规范和技术标准执行。

“预警”是基于安全管理标准，建立各种预警系统，一旦相关的文化遗产客体遭受破坏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系统及时发出信号，相关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积极措施，以保证文化遗产的安全。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遗产安全管理”两个是近似概念，其本质意义是一样的，但具体涉及内涵，结合本研究价值取向应当有一定的差异。即文化遗产安全管理，更强调现代技术应用、技术规程和规范，强调操作性和实用性。

安全管理还有战略上的理解。就是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民族的文化安全层面上。比如，众所周知的端午节被韩国在2005年申报为世界遗产，让我国人民十分遗憾。古人云，预亡其国，必亡其文。历史上，日本人占领东北、台湾后，不允许当地人学汉语汉文。我国有关遗产项目申报过程中，就引发过与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争端，这种争端还会持续下去[1]。在这种争端的背后，甚至影响领土完整，也有可能产生军事冲突。Hyung yu Park 撰文《Shared national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 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2]，探讨了文化遗产联系民族情感，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所以，文化遗产的安全管理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十分值得关注。

CCTV特别节目“文明密码”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也是保护行动。2014年春节一期节目涉及文化基因安全的保护问题。去年，中日韩掀起二战文物申遗的现象，也引人注目[3]。日本将“神风特工队”申遗遭遇批评，被认为是美化侵略历史。中韩两国学者联手抢救文献，为慰安妇申遗，中国南京明确将“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作为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的关键因素，笔者专门进行了一次实证性的调查与分析，以下为研究基本情况。

二、问卷设计

通过文献阅读、数据转换及部分数据的处理，找出了一些影响安全的相关要素，且对于要素的概念、内涵以问题的方式进行了解析。依据整理，将影响因素分为三个维度，即：人力资源、制度保障、经济与科技。从三个维度出发，每个维度又分为三个层次，合计细划为九个，每个层次又提出3 个具体问题，共提出27 个问题，如此构成一个三级指标体系，进行了测量。具体见表1。

通过问卷访问，了解公众对安全管理的真实诉求与认识，也通过这一结果验证一下国内对安全管理所作所为和受访者认识的相关度如何，从而对国内的遗产安全管理反馈一些客观意见，修正其管理偏向。

三、问卷发放与调查

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大学生朝气活泼，是一个有知识文化、有理想群体，他们对文化环境的关注程度相对于一般人较高。本次具体调查样本数57个，从数量看，略有不足。通过尝试初步摸清情况，确定方法路径，在此基础之上，修正调整调查问题，再度进行规模调查。

四、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spss软件统计得出，人力资源、制度保障、经济与科技三个维度的统计描述，见表2、表3、表4：

从描述性统计中得知：一是问卷中27项问题，在受访者心中普遍得到重视，数据均在3.0以上，可以认为，这27个问题是影响文化遗产安全管理的主要因素。数据进一步观察，受访者对人力资源3个方面的9个问题中的“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员”“人员素质”“专业训练”程度3个问题相对于其他，重视程度较高，分别为4.33、4.26、4.19，分布在人员的数量和结构两个层面。而我们常常谈论的“领导意识”不在其中，是不是可推论为，受访者比较偏向于“务实”的态度，或“领导的意识”也应当属于人的素质方面。在制度保障方面的9个问题中，“专门的法规”一个问题受重视程度高，均值达到4.35，说明专门法的重要性。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9个问题中，受访者对保护的“技术标准的落实”比较重视，均值达4.04，说明关键在于落实。总之，受访者反映的突出点在于专业人员、专门法和标准落实三个方面。这一信息对抓安全管理建设很重要，具有提示作用。

二是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差异较大。比如：文化遗产保护是国家的安全战略；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人员配备要与当地文化遗产资源数量相匹配；执法检查结果有公示等等。统计结果显示，标准差在1.0以上的数据有19个，其中，人力资源5个，制度保障8 个，经济与科技6 个，这样的数据分布离散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既多又复杂。说明在人力资源和经济与科技方面，受访者比较容易趋向一致，而制度保障相对于前两者，认识的统一性弱一些。我们经常谈到保护要有制度，而在调查中受访者看中的却是“人”和“经济与科技”，这是一个细微差异，也是一个发现。这一信息暗示管理者要眼光下移，中心下移。

同时，对遗产安全认识的高度不均衡、偏弱；对安全管理理解的维度不够全方位。这些问题反映出调查样本较少，调查对象单一，以后，应在此基础之上再次进行。

五、结论

通过调查与分析，初步评估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文化遗产安全管理主要影响因素是调查表中27个问题，通过调查与分析，其中：人力资源中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法制制度中的专门法规，以及经济与科技中的技术标准落实，是相对于其他最为关键的几个要素。

二是遗产安全管理的理念要提高，需要通过教育、宣传及相关措施落实。安全管理不仅仅是消防。需要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高度入手，从多维度、全视角看待安全问题。

三是安全管理中，人是第一要素，关心人、培养好人、配备好人，都是最为基础的工作。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人的问题要特别强调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员，要依据新环境和新常态，不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提高工作。

四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可操作性，尤其是一些专门的、特别的法律法规，建议搞单项立法。例如，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事业决议法案》，实际是1916年《国家公园管理基本法》的深入；印度规定中央政府可以对古物交易实行专营，专门制定《古物和艺术财富法》等。

一定意义上说，目前法律对一些破坏文物行为惩罚力度不够，犯罪成本太低。另外，有些法律的操作性不强，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原则性层面上，对事件的处理不力。遗产安全管理有时需要多部门协作，协同作战的具体务实上面，法律也应当明确权利与义务，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责任。

五是文化遗产安全管理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落实要加强。要建立遗产安全管理标准目录清单，加强技术标准的修订和完善，以适应新技术和新环境的要求。重点建立一批新技术工作下的新标准。

经济投入要加大，在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要充分认识到，遗产的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相一致。要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文化遗产安全管理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科学技术对遗产的安全管理有着直接支撑作用。要加大对以遗产保护为对象的技术研究，依据“麦子理论”，投入三分之一时间进行观察，投入三分之一时间建立评估标准，再投入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实质性保护活动。遗产安全管理，要一步步落实，通过观察、实验、再实验，最后，走向应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1]白庚胜.文化遗产保护诠说[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4.

[2]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ume 38,Issue 2, April 2011, Pages 520-539.

遗产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遗产税；征收制度；税制模式；配套法制

一、遗产税征收法律制度的国际比较

1.美国遗产税征收制度分析

同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征收遗产税之初也是几经波折，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税种。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06年提出制定永久遗产税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出台在经过近十年的激烈争论之后终于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得以通过。后来又开征相关的赠予税和隔代遗产转让税。但是关于遗产税征收法律制度的去留之争一直持续到今天。21世纪初，美国国会曾经两度表决通过废止遗产税的法案，规定在10年内逐步废除遗产税及其相关的赠予税、隔代遗产税，用20%的资本利得税取而代之，但两次都被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否决。

2.日本遗产税征收制度分析

日本遗产税征收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它对免征项目与数额的规定上。其次表现在继承精算制度的推出。日本可以说是亚洲法制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在政府法令中可以明确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这在遗产税征收也同样如此，遗产征收的每一个相关步骤都能够在法律条文中找到执行依据。

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可行性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在遗产税立法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这种可行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还表现在相关法制体系的完备上。

1.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备。我国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承认了公民合法财产的私有性。

2.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

再完善的税收制度也需要强大的征管能力来予以保障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对于即将推出的新税种而言，税收征管水平及税收征管能力的高低甚至可以决定着新税种推行的成败。税制改革以来，伴随着我国税收征管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完善，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己经积累了相对完善的税收征管经验。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使遗产税征收法律制度的设计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三、境外遗产税征收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研究国外遗产税征收制度的优劣，是为了给我国遗产税制度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上文的分析和论述，笔者对我国遗产税制度的设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对于遗产税纳税起征点的界定

对于遗产税起征点的设定，其关系着公民究竟继承多少遗产才能够成为遗产税的征收对象，这里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起征点和免征额度这两个概念。虽然在理论上这是两种非此即彼的制度，但在我国遗产税制度的设计中可以将两者进行创造性地融合。

2.遗产税征收税率的确定

遗产税征收税率的制定，是其能否真正发挥控制财富过度集中的关键。不可否认，遗产税的征收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库收入，但是决不能将这个当成遗产税制度出台的主要目的，不然则会因税率的过高而遭到社会的反对。如在我国内陆某二线城市，起征点设为300万，免征额度为15%，则该城市的遗产税税率制定如下表。

通过这种逐额累进的方式，可以尽可能地控制中产阶级的遗产税缴纳，而将富人阶层纳入到征税对象体系之中，这是比较契合我国征收遗产税之初衷。

结论

出台遗产税征收制度已经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境外也有若干国家和地区取消了遗产税征收制度，但是征收遗产税仍是国际社会对于公民遗产管理的主流。

最后是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现实中，各种思想、观念以及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立场千差万别，对改革的反对声音和避税现象是无法彻底消除的。既然如此，我国政府就应克服阻力，循序渐进，不断调整，逐步实现遗产税改革的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NathalieWeber-Frisch，RadiaDuquennois-Djoua.DomesticinheritancetaxrulesinEUMemberStatesregardingcross-bordersuccessions[J].ERAForum，2014，153：.

[2]李永刚.境外遗产税制度比较及其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1：124-127.

[3]冀云阳.中国遗产税开征的公平效应、经济效率与制度设计[D].东北财经大学，2016.

[4]Nissim Ben David.Efficiency aspects of increasing inheritance taxes while decreasing income taxes[J].Applied Economics，2009，4126：.

[5]畹.试论构建我国遗产税制度[D].福州大学，2014.

[6]辛斌.美国联邦遗产税制度研究及启示[D].华东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