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关意识论文十篇

公关意识论文篇1

关键词：基层管理；公关意识；企业形象

基层管理者是企业中直接负责日常生产与经营活动的管理人员，与广大员工和顾客公众有着最直接、广泛的联系，是企业有效管理与企业形象建立的基础，更是管理层与员工、企业与顾客公众沟通的桥梁——企业基层“公关人员”。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形象的建立，员工对于企业目标和管理决策的理解都要通过基层管理者的工作来实现。企业基础管理的优劣也取决于企业基层管理者的水平。无论企业引进哪种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和模式，不重视基层管理工作，不关心基层管理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企业效率和企业执行力就无法实现。如果要真正提升基层管理者的素质与能力，就不能单凭招聘阶段人才的选拔与有限的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更要重视基层管理者公关意识的培养。

1公关意识在企业基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公关意识，即公共关系意识的简称，它是公共关系的原理和公关实践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化，包括形象意识、公众意识、传播沟通意识、服务意识、协调意识等。基层管理者不断增强自身的公关意识，（1）有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公众关系，有效实现基层管理目标。一方面，基层管理者肩负着企业管理层需求与员工需求实现的双重任务，也是二者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基层管理者的公关水平高，就能准确理解企业管理层的任务与要求并圆满完成，也能将基层员工的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向企业高层管理者及时传递。另一方面，基层管理者难免要经常与顾客公众交往，而当前市场的竞争性要求卖方必须以优质的产品、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良好的服务同买方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果基层管理者忽视员工的服务意识教育，漠视与顾客的沟通，就容易使顾客不满意甚至引发危机。

（2）基层管理者如果具备较强的公关意识，就能将企业的战略目标与员工的个人目标有机整合，使员工及时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向，让高层领导知晓员工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3）基层管理者良好的公关意识有助于树立企业形象。企业形象，就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综合评价后所形成的总体印象，它是企业精神、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经营作风、管理水平、人才实力、经济效益、福利待遇等要素的综合反映。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让企业得到公众的肯定和支持，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发展机遇，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但企业形象的树立并非独属公关部的任务，企业每个部门、每个环节都是企业形象的塑造者。企业要把公关思想渗透到经营管理的各部门、各环节，开展全员公关，就必须先增强基层管理者的公关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指挥、协调和监督作用。

2企业基层管理者应具备的公关意识

2.1形象意识

形象是公众对特定组织或某个人的总体印象或综合评价。形象意识指在决策和行为中高度重视声誉和形象，重视形象的塑造和管理，将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形象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基层管理者的形象意识主要涉及到个人、管理者群体以及企业三个层面的形象。

（1）个人形象。对基层管理者个人而言，塑造良好的形象对获得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基层管理者更易赢得内外部公众的信任和好评，促进公众对其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关心。基层管理人员要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不仅应具备丰富的管理知识与技巧，更应该遵循诚实守信、实事求是这一公关基本原则，对待公众客观、公正，工作中决策科学，正确处理员工之间、员工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这样基层管理人员就能充分展现其人格魅力，发挥其吸引力和凝聚力。

（2）管理者群体形象。基层管理者是企业管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直接执行者，与员工和顾客公众的联系最为紧密。公众对企业管理层的印象往往是通过与某个或某几个基层管理者的直接互动形成的，不可能与每一个管理人员交流后再做出总体评价。因此，基层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不光代表着他个人，也代表着企业管理层的群体形象。

（3）企业形象。所谓企业形象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环境下，公众对企业及其日常行为产生所产生的各种感知、印象、看法、感情和认识评价的综合体现。对企业而言，企业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转化为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命运。而良好的企业形象源于企业良好的行为，它离不开企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较长时间的投入与积累。基层管理者是企业管理链承上启下的枢纽，是企业执行力的具体实现者，基层管理人员对企业形象的认识与理解不但影响着广大基层员工的认识，而且会通过其自身行为与基层员工行为进一步影响顾客公众对企业的看法和评价，最终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形象。基层管理人员不但要重视自身的形象塑造，还要教育引导每一位员工自觉重视企业的形象与声誉，时刻注意维护本企业的形象。

2.2公众意识

公众指与特定的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的个人、群体和组织的总和，是公共关系的对象。公众意识就是指企业要自觉地将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依据，积极引导和影响公众，使企业与公众在长远利益上取得统一。公众对企业的评价取决于企业行为的好坏和公众需求的状况。为公众服务、让公众满意已成为任何一个企业存在的前提。企业要在竞争中发展，就必须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必须真正将企业的生存发展与自觉维护公众利益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为公众服务，让公众满意。

对于员工，基层管理者一方面要敢于按照规章制度、技术规范等要求他们，身体力行，把规定转变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共同遵守，并以自身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知识、精湛的技术和创新精神赢得下属信赖，根据上级领导的指导积极引导下属参与管理；因才用人，处理问题公正合理及时果断，有效维护企业和员工的利益，不滥用权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了解基层员工的需要，尽可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支持他们继续学习和创新，以关爱之心帮助员工认识自我，改进不足之处，不断增强企业凝聚力。

对于顾客公众，基层管理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与服务，能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并满足消费者随时变化、发展的需求，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还要及时关注顾客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尽力帮他们排忧解难，妥善解决顾客的产品和服务问题，加深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和好感，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

2.3传播沟通意识

传播是个人、组织、社会之间信息的传递、接收、交流、分享与双向沟通的过程。传播沟通意识指企业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与沟通方式，有计划地与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活动的意识。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重视企业形象的塑造，必须通过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充分了解公众对本企业的评价，及时改进工作。因此，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与方式将本企业的目标、工作重点、宗旨、取得的成绩等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全面地传递给公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公众对企业及其行为有良好的认知；另一方面，企业还必须时刻关注公众需求、建议与意见的变化，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以监测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为企业的科学决策与社会环境发展的趋势预测提供依据。基层管理者肩负企业内部信息传递、企业与外部公众交流信息的重任，是否具备传播沟通意识关系到企业与公众互动的效果，并会进一步影响公众对企业的评价。传播沟通意识要求基层管理者重视与公众的沟通，不仅要有主动与公众交流的意识，还要追求交流的效果。

（1）对内传播沟通，形成企业内部融洽的工作氛围。公共关系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沟通企业内部上下之间、成员之间的信息联系，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公共关系传播沟通是基层管理者与其部属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离开了传播沟通，下属无从了解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也无法了解员工。基层管理者与员工的传播沟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传播；基层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误解，也往往是由于沟通不足或信息失真造成的。对内传播沟通可以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层级传播和内部媒介进行，如会议、内部刊物、企业网站、内部广播、领导信箱、人际传播等方式，不但把管理层的决议、决定、计划等传播下去，而且要积极与员工交流，倾听员工的心声，满足员工的合理需求，形成基层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融洽的关系，提升员工对管理者、对企业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2）对外传播沟通，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也即任何一个企业都要与外界发生方方面面的联系，如消费者、新闻媒体、社区邻居、合作伙伴、政府部门等。企业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具有现代公关意识的基层管理者，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就应着力运用公关传播手段和方式，与公众建立联系、交流信息，使外部公众了解本企业，获得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效果。

2.4服务意识

公关意识中的服务意识，就是要真心实意地为公众服务，替公众着想，让公众满意，并以此为企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及时调整、改进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服务意识是企业赢得公众长期信赖，密切与公众关系，树立企业形象的关键，也是企业在竞争中形成自身优势，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基层管理者要做好公众的服务工作，一方面，必须增强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关注外部公众，尤其要引导员工重视顾客公众的需求与困难，尽力帮他们排忧解难。

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本细胞。他们每天要与许多顾客打交道，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企业的形象。他们在工作中良好的服务态度、和蔼可亲的微笑都会给顾客留下美好的印象。因此，员工在企业生存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搞好员工关系，基层管理者就要力争了解员工多方面的需求，尽可能满足员工合理的需求。首先要重视员工的物质需求，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增加员工收入，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使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有保障。其次，要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通过完善企业内部的信息网络，让员工共享有关企业的信息，唤起并强化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肯定员工价值，使员工产生归属感；通过鼓励员工参加培训、继续教育，帮助员工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身能力，不断适应新的技术、工作的需要。

顾客公众是企业最重要，最不稳定的公众，也是基层管理者经常接触的一类公众。顾客的多少与评价，决定着企业的存亡与兴衰。由于商品的不断增长与同类企业竞争的加剧，顾客真正成为市场的真正主宰，充分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由此，要让顾客满意，有效吸引顾客，基层管理者就必须让员工充分理解“顾客至上”的理念，即除了货真价实、物有所值外，无论在何时，都要真诚服务、细心周到，满足顾客的需求；使员工知晓顾客教育的重要性，使其盲目消费变为自觉消费；还要妥善处理各种纠纷，及时、认真、耐心、诚恳对待顾客投诉。

当然，除了顾客公众，基层管理者还有可能会与媒介公众、社区公众、政府公众产生联系，也要尽可能满足这些公众的需求，正视他们的批评。对于内容属实的批评表示感谢，并迅速查明事件真相及其原因，及时上报企业高层，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对于失实之处，应诚恳地向他们提供真实情况，澄清事实。

2.5协调意识

协调意识即企业充分认识到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通过调整自身行为，以协调企业与公众的关系，达到平衡、和谐的状态。由于企业与公众在利益和目标追求上总是存在差别，导致企业与公众之间出现矛盾与隔阂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公众对企业的理解与支持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只有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对于公众的需求，企业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让公众牺牲自己的利益，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对环境和公众的适应性，缓解双方矛盾，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共同协调发展。

基层管理者要有效地开展工作，就必须善于协调与公众的关系，使企业内求团结、外求和谐发展。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关系善于运用公关策略，按程序与上级有效协调，对员工之间的矛盾恰当处理，与其他管理者要经常交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与员工开诚布公地讨论建议、意见，从而达成企业内部的共识，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对外部公众，要实事求是地传播企业相关信息，出现危机时，应坦诚说明事实真相，宣传企业的处理措施，引导公众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企业。

参考文献

［1］张克非.公共关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纪华强．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谢玉华．公共关系教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公关意识论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梳理了“公民社会”的内涵，指出公民意识的普遍确立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土壤，而网络舆论的发展恰恰为中国公民意识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网络舆论展现出的强大力量基于其公开性、互动性、隐蔽性等技术特征，网络舆论带来公民意识的发展、张扬是一种“技术赋予的自由”；由“技术赋予的自由”转换到“自然觉醒的自由”还有赖于长期的政治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

近年来，网络舆论在中国的发展备受瞩目，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天价烟局长案、三鹿奶粉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等，类似事件的出现和解决均和网络舆论密不可分。在互联网上，网民针对关系到自身利益或是自己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浪潮。在针对这些公共问题的讨论中自然渗透着权利、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准则，表达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参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研究网络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崭新的论域。

公民社会的内涵

“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三种译法，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正如俞可平所言，三种译名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市民社会”是经典译名，源自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在言及“civil society”的古典意义时被广泛使用。“民间社会”是台湾学界的译法，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过于边缘化，不具备普遍性。“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的是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不少学者实际上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两种用法，前者强调的是其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①本文旨在探讨网络舆论与民主政治参与和发展的关系，故采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在此将其表述为：“公民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共同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和他们所结成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②

综观公民社会理论的演变，其内涵是随着社会时代和个人理性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完成了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经济社会的分离。究其实质，这种分离趋势正是公民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凸显和张扬。“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它包含了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现的社会制度，其中制度是实施权利的保障。”③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对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放眼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滞后，制度性、规范性的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不能急促冒进，但是公民意识，作为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土壤迫切需要改良。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公民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培养公民意识、发展公民文化成为必然要求。

网络舆论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所谓网络舆论，是在网络空间产生并传播的，通过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而产生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同意见或信念的总和。简而言之，网络舆论就是网络空间的舆论形态。”④互联网为网络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他们戴着面具在网络上针砭时弊，对诸多的社会问题发表林林总总的评论，网民正在快速成长为新的话语群体。

网络舆论同时具有公开性、互动性和隐蔽性的特征。网络舆论在网络空间具有公开性，是指网络空间不拒绝任何有意愿加入讨论的主体，为平等自由地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网络舆论的互动性首先表现在网民在网络平台的自由互动，能够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流，彼此互动，形成持续的关注和参与，同时还表现在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网络空间，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新闻来源和舆论导向上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网络舆论的隐蔽性主要表现在舆论主体、存在空间和舆论形态三个方面。“网络主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网络舆论处于隐蔽状态。”⑤网络舆论的匿名性，使其摆脱了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从而毫不保留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网络舆论的存在空间是虚拟的网络，这种环境下产生的舆论自然具有隐蔽性。只有关注网络舆情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它。再者网络舆论所讨论的许多内容，由于受到价值观或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无法在传统媒体上顺畅地表达，只能在网络上任意表达和呈现，这些潜在的舆论存在样态在网络空间被反复地讨论，时机成熟就会演变成现实舆论。

2008年对于中国和中国网络舆论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2008年被称为“中国年”、“汶川年”、“奥运年”，也被称为“中国网络年”。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年7月的调查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针对这些公共问题的讨论中自然渗透着权利、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准则，表达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参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如若审慎地思考，网络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内在关联呢？

网络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建构

构建公民社会有赖于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建立和发展；另一个是以权利、自由、平等、协商、理性等价值为核心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学术界一般认为：公民意识分为两个方面——公民主体意识与公民公共意识。主体意识包括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公共意识包括法律意识、协商意识、公德意识、爱国意识。网络舆论带来公民意识的发展、张扬是一种“技术赋予的自由”；由“技术赋予的自由”转换到“自然觉醒的自由”还有赖于长期的政治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

技术赋予的自由。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种权力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媒体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一种存在，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中国，长期以来，大众传媒的发展一直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甚至沦为政府的“喉舌”，丧失了其核心“批判性”，不能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然而网络在中国的发展、普及，打破了中国大众传媒的格局，并带来了一场悄悄的革命。在我们不曾知觉的时候，网上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网民针对那些关系自身利益或是自己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比在现实世界中会更积极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恐怕要归功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性革命。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着太多的官方禁锢与压力，有着太多的文化羁绊与束缚。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网络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互联网的公开性、隐蔽性、互动性等技术特征赋予网民们极大的自由。网络的普及使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一台电脑、一根网线，简单的操作知识不再只是“精英”的专利，更多的普通公众能够负担得起，也便有了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资格和路径；参与讨论的公众有着不同的地位、身份、信仰和价值观，一旦进入网络，便躲在一个个ID做成的“面具”背后，巧妙地掩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背景，进行平等地对话；网民戴着ID“面具”进行交流和评论，尤其是进行批判时无须面对巨大的现实压力，无须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过多的责任，因此更倾向于说真话。有学者在研究民主制度时指出，民主可能生成于移民社会。在一个原有秩序被打破的新社会，面对这样一种既有权威被的“自然状态”，秩序的重建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平等协商才能够达成，民主在参与和协商中应运而生。网络社会与移民社会类似，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背景的束缚，面对一片陌生的领域，唯有平等、民主、相互尊重、多元化发展方能求生存。网络社会作为一片虚拟的“新大陆”，网民们犹如登上“新大陆”的移民群体，臣民心态为移民心态所替代，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技术特征赋予了民众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成就了社会公众的公民主体意识，称之为“技术赋予的自由”。

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这种“技术赋予的自由”诚然可贵，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吹来了一阵清凉之风，但其远非一种“自然觉醒的自由”。网络毕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能简单地将虚拟世界体现的精神等同于现实世界的文化，这中间存在一个转换的难度。社会公众需要在实践中认知公民意识方能达到真正意义上“自然觉醒的自由”，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许多在网络世界积极参与和组织讨论的人在现实公共生活中却更多扮演沉默者的角色，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网络上的巨人、现实下的侏儒”。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传统表达渠道的不畅才导致网络舆论的发达，正因为现实的不自由，才有了对网络自由的高度关注。中国民众在理论上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切公民权利和自由，但在现实中公民权利和自由往往大打折扣。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轰轰烈烈的“”将《宪法》抛在了一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无情侵犯与剥夺，这种悲剧的根源正在于“臣民意识”余毒未祛，公民意识有待觉醒。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权利、自由、民主等基本价值观，张扬了公民主体意识，我们应该肯定网络在这一点上发挥出的积极作用。借助中国网络大力发展之东风普及公民主体意识，并逐渐扩展阵地，将公民意识渗透到现实社会公共生活中。经由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实践，公民主体意识方能得到深化和提升，由“技术赋予的自由”转换为“自然觉醒的自由”，最终确立起普遍的公民意识。

深入分析，“技术赋予的自由”仅限于“公民主体意识”的自由，而不必然促进“公民公共意识”的成长。公民公共意识的成长更有赖于长期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公众才能学会做公民。中国民众普遍不具备理性的公共意识，在网络舆论的发展轨迹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演化为谩骂甚至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缺乏一般公共知识，情感化倾向严重；表达民族情感过于偏激；网络舆论易控等。这其中有客观的禁锢和制约，但更多的是网民缺乏基本的法律、协商、公德意识和理性。譬如时下流行的“人肉搜索”，其中所隐含的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值得我们警戒和反思。然而，面对这些负面影响，不能因噎废食，一味地苛求、斥责、打击，更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引导网络舆论理性成长上。是不是可以把网络舆论阵地看成是中国公民社会的“试验田”呢？让网民们保持对政治、社会问题关注和讨论的激情，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政治参与实践，学习做公民；与此同时，应该在网络空间宣扬基本的公共意识价值，一步步引导网络舆论趋于理性。

注释：

①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②何增科：《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公关意识论文篇3

关键词：公民社会网络舆论公民意识主体意识

近年来，网络舆论在中国的发展备受瞩目，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天价烟局长案、三鹿奶粉事件、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等，类似事件的出现和解决均和网络舆论密不可分。在互联网上，网民针对关系到自身利益或是自己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浪潮。在针对这些公共问题的讨论中自然渗透着权利、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准则，表达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参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研究网络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崭新的论域。

公民社会的内涵

“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三种译法，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正如俞可平所言，三种译名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市民社会”是经典译名，源自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在言及“civil society”的古典意义时被广泛使用。“民间社会”是台湾学界的译法，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过于边缘化，不具备普遍性。“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的是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不少学者实际上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两种用法，前者强调的是其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①本文旨在探讨网络舆论与民主政治参与和发展的关系，故采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在此将其表述为：“公民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共同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和他们所结成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②

综观公民社会理论的演变，其内涵是随着社会时代和个人理性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完成了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经济社会的分离。究其实质，这种分离趋势正是公民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凸显和张扬。“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它包含了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现的社会制度，其中制度是实施权利的保障。”③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对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放眼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滞后，制度性、规范性的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不能急促冒进，但是公民意识，作为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土壤迫切需要改良。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公民个体主体性的确立，培养公民意识、发展公民文化成为必然要求。

网络舆论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所谓网络舆论，是在网络空间产生并传播的，通过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而产生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同意见或信念的总和。简而言之，网络舆论就是网络空间的舆论形态。”④互联网为网络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他们戴着面具在网络上针砭时弊，对诸多的社会问题发表林林总总的评论，网民正在快速成长为新的话语群体。

网络舆论同时具有公开性、互动性和隐蔽性的特征。网络舆论在网络空间具有公开性，是指网络空间不拒绝任何有意愿加入讨论的主体，为平等自由地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网络舆论的互动性首先表现在网民在网络平台的自由互动，能够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流，彼此互动，形成持续的关注和参与，同时还表现在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网络空间，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新闻来源和舆论导向上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网络舆论的隐蔽性主要表现在舆论主体、存在空间和舆论形态三个方面。“网络主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网络舆论处于隐蔽状态。”⑤网络舆论的匿名性，使其摆脱了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从而毫不保留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网络舆论的存在空间是虚拟的网络，这种环境下产生的舆论自然具有隐蔽性。只有关注网络舆情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它。再者网络舆论所讨论的许多内容，由于受到价值观或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无法在传统媒体上顺畅地表达，只能在网络上任意表达和呈现，这些潜在的舆论存在样态在网络空间被反复地讨论，时机成熟就会演变成现实舆论。

2008年对于中国和中国网络舆论而言，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2008年被称为“中国年”、“汶川年”、“奥运年”，也被称为“中国网络年”。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年7月的调查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针对这些公共问题的讨论中自然渗透着权利、自由、民主、平等等基本价值准则，表达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参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如若审慎地思考，网络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内在关联呢？

网络舆论与中国公民社会建构

构建公民社会有赖于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建立和发展；另一个是以权利、自由、平等、协商、理性等价值为核心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学术界一般认为：公民意识分为两个方面――公民主体意识与公民公共意识。主体意识包括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公共意识包括法律意识、协商意识、公德意识、爱国意识。网络舆论带来公民意识的发展、张扬是一种“技术赋予的自由”；由“技术赋予的自由”转换到“自然觉醒的自由”还有赖于长期的政治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

技术赋予的自由。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种权力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媒体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一种存在，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中国，长期以来，大众传媒的发展一直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甚至沦为政府的“喉舌”，丧失了其核心“批判性”，不能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然而网络在中国的发展、普及，打破了中国大众传媒的格局，并带来了一场悄悄的革命。在我们不曾知觉的时候，网上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网民针对那些关系自身利益或是自己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比在现实世界中会更积极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恐怕要归功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性革命。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着太多的官方禁锢与压力，有着太多的文化羁绊与束缚。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网络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互联网的公开性、隐蔽性、互动性等技术特征赋予网民们极大的自由。网络的普及使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一台电脑、一根网线，简单的操作知识不再只是“精英”的专利，更多的普通公众能够负担得起，也便有了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资格和路径；参与讨论的公众有着不同的地位、身份、信仰和价值观，一旦进入网络，便躲在一个个ID做成的“面具”背后，巧妙地掩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背景，进行平等地对话；网民戴着ID“面具”进行交流和评论，尤其是进行批判时无须面对巨大的现实压力，无须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过多的责任，因此更倾向于说真话。有学者在研究民主制度时指出，民主可能生成于移民社会。在一个原有秩序被打破的新社会，面对这样一种既有权威被的“自然状态”，秩序的重建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平等协商才能够达成，民主在参与和协商中应运而生。网络社会与移民社会类似，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背景的束缚，面对一片陌生的领域，唯有平等、民主、相互尊重、多元化发展方能求生存。网络社会作为一片虚拟的“新大陆”，网民们犹如登上“新大陆”的移民群体，臣民心态为移民心态所替代，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技术特征赋予了民众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成就了社会公众的公民主体意识，称之为“技术赋予的自由”。

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这种“技术赋予的自由”诚然可贵，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吹来了一阵清凉之风，但其远非一种“自然觉醒的自由”。网络毕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能简单地将虚拟世界体现的精神等同于现实世界的文化，这中间存在一个转换的难度。社会公众需要在实践中认知公民意识方能达到真正意义上“自然觉醒的自由”，在实践中学习做公民。许多在网络世界积极参与和组织讨论的人在现实公共生活中却更多扮演沉默者的角色，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网络上的巨人、现实下的侏儒”。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传统表达渠道的不畅才导致网络舆论的发达，正因为现实的不自由，才有了对网络自由的高度关注。中国民众在理论上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切公民权利和自由，但在现实中公民权利和自由往往大打折扣。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轰轰烈烈的“”将《宪法》抛在了一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无情侵犯与剥夺，这种悲剧的根源正在于“臣民意识”余毒未祛，公民意识有待觉醒。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权利、自由、民主等基本价值观，张扬了公民主体意识，我们应该肯定网络在这一点上发挥出的积极作用。借助中国网络大力发展之东风普及公民主体意识，并逐渐扩展阵地，将公民意识渗透到现实社会公共生活中。经由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实践，公民主体意识方能得到深化和提升，由“技术赋予的自由”转换为“自然觉醒的自由”，最终确立起普遍的公民意识。

深入分析，“技术赋予的自由”仅限于“公民主体意识”的自由，而不必然促进“公民公共意识”的成长。公民公共意识的成长更有赖于长期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公众才能学会做公民。中国民众普遍不具备理性的公共意识，在网络舆论的发展轨迹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碰撞演化为谩骂甚至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缺乏一般公共知识，情感化倾向严重；表达民族情感过于偏激；网络舆论易控等。这其中有客观的禁锢和制约，但更多的是网民缺乏基本的法律、协商、公德意识和理性。譬如时下流行的“人肉搜索”，其中所隐含的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值得我们警戒和反思。然而，面对这些负面影响，不能因噎废食，一味地苛求、斥责、打击，更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引导网络舆论理性成长上。是不是可以把网络舆论阵地看成是中国公民社会的“试验田”呢？让网民们保持对政治、社会问题关注和讨论的激情，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政治参与实践，学习做公民；与此同时，应该在网络空间宣扬基本的公共意识价值，一步步引导网络舆论趋于理性。

注释：

①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②何增科：《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③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⑤林凌、赵亚涛：《论网络舆论的基本特征》，《东方论坛》，2007（5）。

公关意识论文篇4

论文摘要：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公民教育有较强的现实性意义，但是当前公民意识教育在幼儿教师的培养中却受到冷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公民意识不容乐观。学校应该引起重视，进一步加大公民意识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通过环境创设、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等途径来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公民意识的强弱从根本上关系到整个国民的素质，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学前教育来说，幼儿教师的素质影响着学前教育的质量，影响着幼儿的发展。他们的公民意识如何，关系到幼儿的公民素质状况，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因此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公民教育有很强的现实性意义。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却忽视了这一方面，为此应该引起关注。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阐述。

一、公民与公民意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公民的含义

“公民”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属于城邦的人”。《辞海》指出:“公民通常是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并不是具有一定年龄的自然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公民是一种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人格，这就意味着公民只有在做公民的实践中成为公民，同时公民经过公民素质的教育提升才能是公民。”川我们进行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把“取得本国国籍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

2.公民意识的含义

“公民意识”是公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公民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民主意识。公民应认识到自己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树立起“人民主权”的意识，从而培养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活动。(2)法制意识。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在国家建设进程中需要公民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利用法律调节机制去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处理对外关系等等。(3)权利义务意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任何人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既平等地享有权利，又平等地履行义务。权利的实现要求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要求权利的实现。(4)责任意识。美国品德教育联合会主席麦克·唐纳曾说:“能力不足，责任可补;责任不够，能力无法补;能力有限，责任无限。”责任意识就是要求对人民、对我们的社会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5)公德意识。社会公德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社会准则，它维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和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6)全球意识。全球意识超越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是一种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关心。主要有关心地球、国家平等、友爱合作的国际态度以及相互理解、相互依存、求同存异的国际意识教育的培养。正如法国作家孔巴兹所言:“未来的学校应该培育灵魂，锻炼精神，优化情感，使学生成为热爱世界的主人。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在这六种意识中，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利和义务意识。

二、幼儿教师的培养:公民意识教育受到冷落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中都提出了要加强公民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公民人格。《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也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阐述了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再查阅其他的一些文献，我们看到了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不仅是我国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教育面向21世纪共同关心的课题。学前教育专业是否关注这一点呢?

我们先看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因为培养目标是教育目标的落脚点，其定位是专业发展的方向性选择，对课程体系的构建、实施和评价以及学生将来的社会适应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了解，当前对于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定位于培养系统掌握现代学前教育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从事学前保教工作、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课程通常包括三大类:通识类课程、专业类课程、教育实践类课程。通识类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和适应学前教育应具备的宽泛的文化基础，构建文化底蕴。主要有政治理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大学英语、大学语文、现代教育技术、体育、教师口语、写字等课程。专业类课程分为教育类专业课程和艺术类专业课程两部分，包括学前儿童心理学、学前儿童教育概论、学前课程论、学前游戏论、学前教育科研、钢琴、舞蹈、视唱练耳等等，目的是获得幼儿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艺术素质。教育实践类课程有教育见习、实习、科研训练与毕业论文、军训、社会实践等，目的是获得实践性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分析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主要是通过政治理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课堂讲授进行渗透，公民教育内容不够系统(其中本科教材内容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与邓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等)。由于这些课是公共课程，主要以合堂的形式讲授，因此教师讲解时很少结合学前教育专业来讲解，忽视了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成员的引导。另外，因为是合堂，学生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特别是随着新《纲要》的颁布和就业形势的需要，幼儿教师的专业知识的获得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一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社会实践、校园内开展的各项活动也都紧紧围绕此开展，却很少有人关注公民素质的培养，甚至对其忽略不计。尽管有些学生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生活技能，在学校里，也学会了为人处世的技能(尽管有时是消极性的)，但是，这并不一定说他们必定在履行公民的角色，承担着公民的职责，进行着公民的实践。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过程中，大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应是如何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三、现实生活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公民意识不容乐观

1997年11月，李慎之先生在《改革》杂志座谈会上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这句话是对我国公民意识现状的经典概括。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公民意识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就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思维敏锐，情感丰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关注社会发展，也具备一定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市场意识、环保意识等，但是我们又不可否定从总体上说，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公民意识不强甚至还很淡薄，高职的学生表现尤为突出。表现在:

公民基本知识缺乏，行为意识水平较低。据笔者的观察与调查，许多学生不知道公民是什么，不清楚公民意识的内涵，有些学生的公德践行水平更是很低，缺乏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与社会、他人和谐共处的能力。他们不注重公共卫生，乱扔果皮纸屑，损害公物，不遵守公共秩序，在公共场所乱写乱画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德意识本应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完成的任务，到了大学却不得不继续补课。

公民权利意识较强，义务意识较弱。很多学生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能正确理解，表现出的是对公民的权利了解较多，希望得到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权利。而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责任很少考虑，有的学生极力回避，不希望别人对自己进行约束与管理。

民主意识有所增强，责任意识较差。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幼儿教育对幼儿自身发展的价值，没有意识到教人者必先教己。虽然他们的自我意识、进取精神和成就欲望明显增强，但是他们的爱国救国责任意识、求学成才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较差，表现出了重个人本位轻社会本位的现象。

相当数量的学生法治意识和全球意识淡薄。许多学生在法律知识的学习中存在着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实用性较强的法律知识，忽视与实际生活联系较少的法理知识。在处理涉法问题时，也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的大学生，他们年轻气盛，遇到磕磕碰碰的事情常常采取极端手段。至于对全球人类面临的环境、资源、人权、和平以及发展等与之密切相关的种种全球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也知之甚少，不能全面地看待全球文化的差异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新时期我们过分强调了个人的能力、独立、个性、创造性，而忽略了公民起码的责任的培养，使得人们的功利心理趋强而公德意识淡漠，自我意识趋强而主体意识薄弱。再加上我国在最近十来年才开始重视公民意识教育。而在这之前，由于公民意识教育和提升的基础工作薄弱，导致了我国公民意识的缺乏和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受唯知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缺乏系统的公民教育。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公民品德意识、法治意识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方面的知识是零碎而不系统的。公民教育仍以课堂灌输为主，缺乏公民实践和公民行为养成的训练，导致公民意识的培养流于形式。

让我们来看看哈佛大学的教育状况吧。在哈佛人看来，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专家。具体而言，哈佛的教改有四大目标:(1)培养全球性的公民;(2)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3) 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4)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学要为学生面对现实生活作实际的准备，而不仅仅是提供专业知识。同样，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也这样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到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四、幼儿教师的培养:提高公民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

加强公民教育，培养公民人格，需要多种渠道进行。学校公民教育是公民意识培养中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环。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紧迫性，要让他们首先做一个好公民，然后才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人才。我们要研究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取向的特点与规律，增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科学性;要加大公民意识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应该在理论层面更加深入:应把世界各国公民的实践研究、流派发展、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权益关系、我国公民与公民社会发展等问题以公选课的形式体现出来。虽然教育部刚刚实施的新的大学公共课程改革方案规定大学公共课为四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史。但我们认为，这四门课程如果统一在‘社会主义公民’概念下的公民课程中，在教师资源和课程资源的优化和真正有效地培养高素质的中国公民方面，效果会更理想。这给我们以启发，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

公关意识论文篇5

论文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应注重校园环境的制约及营造；利用课堂、实践活动等载体，落实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焦国成.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臧宏.公民意识的蕴涵及思想政治教育策略［J］.教育评论，2009，(1).

公关意识论文篇6

2019年，*公司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党员干部为抓手，以宣传思想工作为载体，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牢固树立了“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增强了*公司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按照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公司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组，制定工作方案，完善相关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不断增强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生产、经营、社会稳定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评，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

高度重视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贯彻党的精神、系列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

一是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突出学习重点，打造学习型党组织。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党建平台作用，把理论学习放到重中之重来抓，重点学习党纪政纪及相关法规知识、谈意识形态工作、以精神为引领，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等文章，认真学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企业发展纪实》等讲话精神，严格执行《*公司机关员工行为规范十不准》，召开学习座谈交流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培育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二是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各自制定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和宣传思想工作要点，确定学习专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考勤签到制，建立健全了中心组学习档案，抓好学习的考核评分。2019年，共开展中心组学习12次。各党总支按照计划安排，相应开展学习。主要学习领会关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委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等，着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措施、破解难题的本领。

三是迅速传达*公司总部机关作风建设大会精神，及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深入围绕作风建设共性和个性问题，主动自查找差距、定计划、补短板，突出重点、强化监管，以严实作风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落实。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加强新闻信息的审核，搭建信息互通的平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二是强化阵地管理，占领舆论阵地。建立党群活动中心和宣传栏，设立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宣传、廉政法治文化、党风廉政建设、文明单位创建等内容。

公关意识论文篇7

关键词：公民意识教育；公权引导；公民参与；媒体传导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14-03

“实现由人到公民的转变，公民教育是一个不可省略的过程。”公民教育作为“人成其为公民”的塑造工程，“显然是‘课堂式’说教所不能够完成的；相反，只有在真实的实践过程之中，才可能实现‘人成其为公民’的塑造。”[1]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无论是在法律人才的储备，还是在公共法治事件等公民教育资源的积累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基于法治实践的公民意识教育事实上开展的也异常活跃，一种公权引导、公众参与与大众媒体传导联动的公民意识教育法治实践模式正初现端倪。

一、公权主导

从法治文化角度看，公民意识教育是更深层的法治文化教育。[2]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本身就是一项公民意识教育的伟大实践。而基于这一伟大实践的公权引导，简单说就是各级国家机关的法治实践活动对公民的教育引导。众所周知，法的运行过程本身具有教育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挖掘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活动的教育功能，对于公民意识教育而言无疑是一种更为直接、更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实践机制。

1.立法机关普法。在我国，普法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固有职能，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概莫能外。然而，也正是这种立法与普法各行其是的权力配置模式，造成了普法教育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数以万计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法律解释蜂拥而至，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包括国家机关在内）对现行法律规定又知之甚少。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宣传职能外，需要明确立法机关自身的普法职能。与司法行政机关事后普法不同，立法机关普法，主要应当是事前和事中普法，即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及法律解释过程中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通过征集法案、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对法案听取和征求意见、公布法草案、公开审议法案等形式创新立法程序，保障公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一过程，既是立法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立法机关普法的主要形式。其中民主立法强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普法强调立法机关职能的深化与充实。当前，围绕立法机关普法需要着重明确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明确立法机关普法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与立法职能并存的基本职能。各级各类具有立法职权的立法机关既要根据民主立法的原则依法履行立法职能，也要根据公众参与的原则依法履行普法职能。二是明确立法机关普法与司法行政机关普法不同，立法机关普法主要是立法过程中的普法，是事前和事中普法。三是要明确立法过程本身也是普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要拘泥于立法效率，而应更多地关注立法公正，因而广泛、反复、冗长的讨论和争论不是坏事，而是民主立法和有效普法的客观需要。唯有如此，制定出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法律解释才更科学、更深入人心，才能对公民意识的形成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2.执法与教育相结合。与立法相比，执法与公民的关系更为直接，执法实践的公民意识教育功能更为重要。执法与教育相结合作为行政执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尽管《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早有规定，但真正付诸于实践的效果不甚明显。我国当前的行政执法，重处罚轻教育、强调对相对人的公民意识教育而忽视对执法者的公民意识教育的倾向广泛存在。因此，切实发挥执法的公民意识教育作用，首先要解决行政执法的理念问题，即明确行政执法不仅仅局限于法的适用，公民意识教育也是行政执法的固有功能。教育什么？简单说就是教育公民在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基础上明晰其公民身份。其次要教育执法者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识，因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观念如何，是衡量一个执法者素质的重要标准，也是法治得以真正确立并实现良好运行的重要环节。“假如我们审视法律，就会发现法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于法律本身或其规则，而是来自于执法者的人为因素。”[3]当然，从根本上讲，真正落实执法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还是要尽快制定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将公民意识教育的理念体现到行政程序的各个方面。静态地分析，应当看到，行政执法中的政府信息公开、表明身份、听取相对人意见和说明理由等制度，既是对公民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民意识教育的一种形式。更何况行政执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恰恰正是一部公民意识教育的生动教材。如果行政程序法能够将行政执法过程纳入法定公开范围并付诸实践，尤其是经由大众传媒传播，对所有执法者和社会公众无疑都是一种很好的公民意识教育。

3.司法切实公开。司法作为保障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公民意识教育法治实践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而司法作用于公民意识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司法全方位公开。应当看到，司法公开，意义不仅仅在于监督，更重要的还是包括公民意识教育在内的教育功能。当前，拓展司法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改革检察官、法官和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在我国，成为一名检察官或者法官，不是司法职业资格考试最难，而是取得司法职业资格证书之后的选任机会太少。通常而言，这样的选任机缘，不仅与普通人无缘，就是对握有司法职业资格证书的法律人士也机会极少。因此，敞开、畅通检察官与法官选任制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一试身手，必将有利于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形成。而与检察官、法官选任制度相比较，改革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相对容易。将人民陪审员的遴选具体到每一社区、每一乡村、每一行业、每一单位不应该是一个太大的难事，同时让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到每一案件的审理之中，尤其是全程参与到与本选区有关的案件中来，相信会对每一选区的公民意识教育工作发挥独特作用。二是创新庭审公开方式，切实保障公民的旁听权利。庭审公开，不仅仅是公民自由进入法庭旁听（这一点目前在有些地方还做不到），还要求审判机关视案件类型主动公开庭审，如将法庭搬到农村、学校、单位等地进行“马锡五审判”，邀请媒体现场报道以及庭审直播等。三是公示判决书。除当事人要求不公示的判决外，将各级法院公开判决的判决书通过网络、公示牌等形式进行公开，方便公民查阅，是司法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一种极好形式和制度。相信随着司法公开在上述领域的不断拓展，司法对公民意识的教育作用会日益彰显。

二、公民参与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公民意识教育价值，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缺一不可。其中公民作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公民意识教育的接受者，在这一价值实现过程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审视公民意识在人类法治实践中孕育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博弈，还是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无不洋溢出一种强烈的公民参与气息。近年愈益受到重视的参与民主理论更是明确宣示，参与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4]因而，公民参与法治实践，尤其是参与一系列极具代表性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公共法治事件，无疑将是当代中国实现法治实践的公民意识教育价值的一种有效形式。这种参与，既包括个体意义上的公民参与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监督实践的动态过程，也包括组织意义上的社团、媒体等参与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监督实践的动态过程。

1.民主立法。公民参与立法，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看是一个立法民主化的过程，从公民的角度看就是一个立法实践的公民意识教育功能实现过程。这种参与，既可以是全民参与（如公布法草案征求意见），也可以是推选代表参与（如立法听证）；既可以参与法案起草（如专家立法），也可以参与法案审议（如旁听立法或立法审议过程直播）；既可以参与法律制定，也可以参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政府规章制定，还可以参与法律解释（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制定。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公民参与立法的深度、广度、力度以及相应的参与程序远未成型。围绕民主立法的深入推进应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切实实现立法全面公开。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所有立法活动无论是在草案形成阶段，还是在审议阶段，面向社会公开在技术和成本上早已不是问题，从内容上讲也没什么保密可言，全面公开立法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第二，严格规范公民参与立法程序。从征集法案到法的公布实施，无论是否与公民利益直接相关，公民参与应该成为必经程序。征集法案，既要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征集，也要向社会大众征集；既要征集法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更要征集法案的参考文本。法律草案形成，既要集中主要实施主体的意见和建议，更要听取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与建议，必要时由相关利害关系人或其代表主体（如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提出法律草案。审议法律草案，无论是对法律草案的说明，还是相应的审议过程，一律公开进行，尽可能让立法过程中的种种争议公之于众，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法律公布时，要一并归纳说明哪些法律草案的内容经审议进行了修改完善，公民提出哪些合理化建议得到了相应的体现，等等。建议今后修订《立法法》时，增加规定非经公民参与的法案不得通过的规定，并对公民参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第三，要注意调动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一是立法主体即立法机关的积极性。要让立法机关清楚认识到公众参与立法既是立法主体的职责所在，更是民主立法的必经程序。二是参与主体即公民的积极性。既要对公民积极参与立法实践的行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如为媒体全程报道立法活动创造条件，解决公民参加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活动的劳务费、资料费以及差旅费等，又要对公民提交的有价值的立法建议予以通报表扬或一定的奖励。例如，据报道，全国道德模范陈光标有10条建议入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笔者认为，类似这样的公民参与立法实践，立法机关不但应主动，而且应当对积极提出好建议的陈光标们大张旗鼓地予以表彰。

2.执法参与。公民参与行政执法，通过个案实现对其自身的公民意识教育的作法毋庸置疑。实践中，除公民参与行政执法外，公民自治的公民意识教育功能也不容小觑。我国目前的公民自治，多集中于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工作单位、生活社区、居住城市等。因此，建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单位自治、社团自治等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是当前我国深入开展公民意识教育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笔者认为，民主选举，应当成为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核心，健全以选举制为核心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单位自治、社团自治等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应该成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点工作。目前，应当以修改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贯彻落实为契机，着力健全以选举制为核心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单位自治、社团自治等社会自治机制。特别要全面总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20余年的经验与不足，全面落实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让每一个公民在感受实实在在的实惠的同时进而实现公民意识的自我教育。2010年10月28日，针对当前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村委会民主选举的主要环节和程序进行了细化规定，全面提升了村委会选举的质量，让广大村民能够从以选举制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实践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在城市，从1989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算起，居委会选举已实施20余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委会选举亟需各级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让城市居民真正体会到居民自治实惠的工作同样有待加强。此外，考虑到我国实际，单位、学校、社团等人口集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或领域），应当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率先推行民主选举制度，其负责人应当由辖区内的成员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的目标才能进一步落到实处。

3.公民法治监督。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民积极参与法治监督实践，是近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大的成就，也是最能发挥公民意识教育作用的一个的重要法治领域。但是，如何真正将公民监督与国家监督很好地对接，让发展中的公民监督与权力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司法监督等国家监督相得益彰，仍然是构建法制化的公民监督机制亟需创新的关键所在。当前，与公民意识教育相结合，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入推进公民参与法治监督的制度机制建设：第一，构建网络监督机制。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和普及，网民所显示出的影响力，不可等闲小觑。打开互联网，中国公众监督网、人民监督网、中国监督网、中国民间监督网、中国廉政监督网等数十家网站赫然显现。活跃在网络舞台上的网民，已经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建立在网络媒体之上的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对公民意识教育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公共舆论空间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近年来妇孺皆知的周久耕案、“躲猫猫”案以及“周老虎”事件等就是网络监督的范例。而构建方便快捷高效的网络监督机制，实现网络监督的法治化，亟需尽快出台网络法等法律。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罢免制度。罢免制度是最能体现公民监督权的一种制度。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罢免制度，即人大罢免、选民或选举单位罢免和村民罢免制度。人大有权罢免的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的是自己选出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村民有权罢免的是村委员会成员。建议首先可在县乡两级探索构建人大罢免与公民直接罢免或启动罢免程序并存的罢免制度，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第三，全面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让更多的普通公民进入检察部门、监察部门、预防腐败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等专司法律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在监督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同时也监督上述国家监督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第四，构建规范的举报制度。可通过修改《行政监察法》、《条例》等法律法规或者制定举报法，形成一套运作规范、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第五，从信息公开、法律保障、物质支持等方面为公民监督主动创造条件。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应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各类信息，及时回答公众关心的各类问题；尽快制定社团法，从法律和物质上支持社会团体大力发展，逐步形成“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强大力量，从而实现公众的批评、监督能够真正得到政府的尊重并切实采纳，等等。第六，对积极参与法治监督的公民、组织给予必要的表彰和奖励，并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予以规范和保障。

三、媒体传导

大众传媒和文学艺术，对公民意识教育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公权引导和公民参与只有与媒体相结合，才能在公民意识教育方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大众媒体是深入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有效而重要的平台，加强对媒体在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扶持与引导，是建构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模式的重要环节。国家在积极依托现有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和国家机关内的培训机构的同时，应当结合法制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大众传媒、文学艺术在公民意识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1.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公民意识的普及。鼓励中央新闻媒体和地方新闻媒体开设公民教育专栏、专题，支持公民教育刊物和各类公民教育网站的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公民意识普及教育。鼓励和支持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大众传媒，善于并及时宣传能够反映良好公民意识的新事物、新典型；通过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经常性地开展对公众参与民主和法治实践以及国家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行正面宣传；积极开展舆论监督，有力地批评背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违法犯罪现象；发动公民参与，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有关公民意识问题的人和事展开讨论。实现上述各项目标，既需要国家从法律和物质上保障和扶持媒体的宣传自由，又要建立有效的媒体管理机制，从而实现公权引导、公众参与和媒体的良性互动。为此，我国应尽快制定《新闻法》，将包括公民意识教育在内的公益事项明确纳入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范畴，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2.鼓励和扶持公民意识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旨在培育公民意识的电影、电视剧、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大力提倡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广告。鼓励大量生产群众喜闻乐见的公民意识教育文化产品，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在各种文艺评论、评介、评奖中，把是否有助于公民意识教育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国家应尽快制定《公民意识教育实施纲要》和《公民教育行动计划》，将扶持公民意识教育文化产业纳入国家规划，建立起公民意识教育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总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公民是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公人”、“政治人”，公民权即公民参与政治的“公权利”，与市民社会中作为“私人”的自然人、经济人及其“私权利”不能等同。[6]因此，在法治社会，要使公民尽快成为优秀的“公人”、“政治人”，法治实践教育的作用尤为突出。而法治实践教育功能在公民意识教育中的有效发挥，就我国的实际而言，亟需构建强有力的公权主导、有序的公众参与和大众媒体积极传导的有效联动机制。其中，公权引导是主体，公民参与是基础，媒体传导是重要手段。唯有如此，一幅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基础之上的公民意识教育壮丽图景才会逐步呈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1]江国华.宪法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与中国的未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7-8.

[2]李林.公民意识教育是更深层的法治文化教育[EB/OL].2009-04-28).法制网省略/0705/2007-11/20/content_743592.htm.

[3][美]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M].刘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74.

[4][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

公关意识论文篇8

关键词：舆论 民族特性

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党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錶"，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文革”期间，新闻媒体沦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宪政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 ，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 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专政。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 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5]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6]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8]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3、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孕育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而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舆论宣传上国家要求社会和地方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大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更是亦步亦趋。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较为敌视。舆论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舆论一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的，但舆论不一律的存在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卫慧和“宁当‘妓女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九丹，她们的作品和以及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陆文夫先生在苏州举行的“吴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上，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时说道“九丹——道德沦丧，是一种文化倒退”。这种对新生事物和意见的敌视是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上对舆论不一致的表现。

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9]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10]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唯书唯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这种缺陷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导致人们对皇权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引发“十年动乱”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的多元化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民主进程的建设。

2、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欠缺。

公民意识，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学说的主要话语，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但是封建遗毒的长期浸染，加之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识始终没有扎下根来。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可显著的增长，但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乏大大的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乏，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无法有效的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3、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制度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国权力运作的现行体制和机制还是高度集权机制，党和政府的职能过大，权力运行过程封闭和不透明，缺乏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体系无法真正建立，公共权力的运作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碍。新闻媒体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公器”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履行，新闻媒体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方面仍旧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媒体开辟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和主体资格。大众媒体对行政的依附特点，决定了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把关原则，导致弱势舆论与非主流舆论的疏忽与流失，不利于舆论的多元化。 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健全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梁启超指出，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他在1910年2月20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2]他同时指出，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贡献，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全的舆论，而健全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向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导健全舆论的形成，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2、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这里指的舆论监督的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马克思称之为‘广泛而无名的’）、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被混淆起来的统称”。[13]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我国政府和国家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 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堪称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首先是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导向问题。“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14]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 转贴于 注 释：

[1]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P.36.

[2]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P.56.

[3]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82.

[4]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63.

[5] [6][7] 《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8]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4

[9]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77.

[10] [11]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 《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cjr.com.cn/

[14] 《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赛弗林、 坦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本，P. 262.

参考书目与网页：

1、《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3、《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新闻舆论研究》，王雄，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新闻舆论与新闻文化》，秦志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8、《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宝文堂书店，1988年版。

9、《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张岱年，上海出版社，1989年版。

10、《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bookhome.net/jishi/other/zgrdxg/xu.html。

11、《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 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cjr.com.cn/

公关意识论文篇9

【关键词】 公益意识；公益组织；培育

当前，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已越来越为人们共识，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这就是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对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育国民公益意识的问题。

一、国民公益意识培育：我国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

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建设，建设一个健全、良好的外部政策法律环境，也需要加强微观制度建设，即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和自律性建设。在制度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培育人们的社会公益意识，即增强人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增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和奉献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意识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即使制度建设全部到位，但如果人们公益意识缺乏，还是无济于事。

目前，我国国民的社会公益意识还相当淡薄，已成为制约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慈善捐款为例，10多年来，我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济贫助残、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实施了“希望工程”、“阳光工程”、“安康计划”等大规模慈善救助活动，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国民公益意识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慈善机构每年收到的捐款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当然，公益意识强弱不仅仅体现在捐款方面。由于现代慈善范围的不断扩展、类型增多，许多工作单纯依靠金钱是无法解决的，除了捐款，人们还可以做志愿者(义工)、照看孤儿、看护病人等。这些要求人们付出比金钱更宝贵的爱心、体力或智力，这是普通钱物捐献难以取代的。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与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良好的国民公益意识，就不可能有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反之，要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就必须提高国民的公益意识。

二、公益价值观缺失：国民公益意识淡薄的根本原因

要提高国民公益意识，首先要分析国民公益意识淡薄的原因。一般来说，影响公益意识和公益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价值观)、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体制因素。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深深影响着人们如何支配金钱及时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由于我们公益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国民在学校期间并未得到普遍有效的公益价值观教育，在社会上尚未得到深厚的公益文化氛围熏陶，在全体国民心灵深处还没有牢固树立行善积德、捐助奉献、友爱互助的公益价值观。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出现了一方面大量的公益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我们已经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还存在富人为富不仁、一般民众公益意识淡薄的现象。

从经济因素来看，人们捐款和志愿服务的热情总体而言并未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而大幅度提高。这说明国民公益意识淡薄和公益行为迟钝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即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恰恰相反，或许可称之为“有力无心”，没有爱心、缺乏公益意识。为什么没有爱心、缺乏公益意识，归根到底是灵魂深处缺乏行善积德、捐助奉献、友爱互助的公益价值观。

从政治体制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虽然政府极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公益精神的提倡，但由于被过度政治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有些理想化和不切实际。所有这些都减低了人们的公益意识，而且这种习惯和意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完全改变。

三、公益文化建设：培育国民公益意识的重要途径

公益文化建设是包括政府、媒体、学校、公益组织、学者等在内的主体的共同责任。

1、党和政府要把公益文化建设作为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公益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制度环境。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着眼于国民公益意识的培育，对教育体制、文化宣传、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提供清晰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学校、媒体、民间公益组织等投身到公益文化建设事业中，对这些主体在公益文化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予以明确要求和有效监督，加强和改进对公益舆论宣传和国民公益意识教育的引导、管理和服务。

2、各种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纸、网络等，要加大对公益理念和公益行为的舆论宣传，为社会公益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是加大公益广告制作宣传的分量和力度。二是做大做强民生新闻。三是联合举办一些面向特殊群体或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与社会公益事业密切相关的活动。

3、各级学校，特别是中学和大学，要把公益意识培育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纳入思想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当中去。学校应针对中学和大学阶段学生不同的实际，采取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形式，例如，开展以社会公益为主题的学习讨论会、辩论赛或演讲比赛；有关公益活动的图文展览；有关社会公益的征文活动；邀请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人士走进校园，开展有关社会公益事业的讲座；组织学生步入社会，参与公益实践活动等等，培育学生的公益理念，倡导公益文化，弘扬公益精神。

4、公益组织要增强品牌推广意识，提升公信力。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无疑是增强社会对公益组织的认知、了解、接受和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现阶段，我国一些公益组织对自身的推广意识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弱了，以至近年来尽管我们社会出现了许多公益组织，却很少为人所知，其自身运作也就陷人困境。

公关意识论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范院校;公民意识;教育

党的十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这“三个倡导” 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价值要求。师范院校的大学生作为未来的教师，其公民意识水平将对今后的学生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师范院校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育，对于大学生的成长以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师范院校学生公民意识存在的问题

公民作为国家的成员，不仅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权利，同时也承担着各种社会义务。所谓公民意识即是指公民对其在国家中的地位和责任的自觉反映，体现了公民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定位。公民意识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了主体意识、权责意识、公德意识等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审视当前师范院校学生公民意识的现状，可以发现以下诸多问题。

（一）主体意识不强

师范院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具有积极健康的主体意识，但是仍然存在有的学生缺乏主人翁精神，对各种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情况。主体意识差的学生容易出现理想信念的缺失，社会责任感的淡薄以及价值观的扭曲等问题。如果缺乏主体意识，只看到个人利益，不顾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这样的学生就不可能具备成为教师的基本条件。

（二）权责意识模糊

法制教育的深入发展，使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法律知识越来越丰富，但仍然有一些学生只懂法律规定，并未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有的学生不参与社会事务，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有的学生甚至不顾自己的责任义务，为了满足私欲而侵犯他人的权利。作为未来的教师，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法律赋予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公民行为的限度和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必须对超越权利界限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矫治。

（三）公德意识不足

社会公德是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也是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师范院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具有公德意识，痛恨和谴责违背社会公德的现象。但是，在师范院校中仍然有一些学生公德修养不高，不屑于将社会公德落实到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于是，乱扔垃圾、浪费粮食、挤占座位等现象不断出现。大量事实证明，只有深刻懂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自觉将公德意识转化为日常行动的人，才能不断提升其公民素养。师范院校大学生作为未来的教师，其公德水平不仅决定了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也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师范院校公民意识教育至关重要。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师范院校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措施

作为将来的人民教师，师范院校学生必须明确自己与国家、社会、他人的关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激励、规范和导向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从课堂教育、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熏陶等方面着手建设全方位的公民意识教育体系。

（一）加强公民意识课程体系建设，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课堂教学是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必须加强师范院校公民意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使各门课程共同发挥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合力。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责任。例如，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让学生理解实践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自觉形成并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把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的根本性认识转化为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和行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学生不仅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事迹，并且从中认识到自己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应当肩负的重任，激发了学生全面提升其公民意识水平的内在动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还需要和社会现实加强联系，针对学生所关心的事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培养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区分真理与谬误的能力，树立并坚定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

其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师范院校各个专业的专业课教师也必须重视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以自己的言行教授给学生。尤其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课，应通过专业系统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全面认识教师职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培养学生形成教师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通过各门课程教师的共同努力，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教师对国家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对他人的关心友善，在潜移默化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作为公民应当具备的品格，作为教师应当具有的道德情操。

最后，在教学方式上，应把讲授法、探索法、情境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组合、灵活运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明确自己在教学活动中除了有获取知识的权利以外，还负有探索知识、积极思考等义务，克服依赖思想。使学生在平等交流、和谐竞争的教学活动中，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培养起责任感和公德心，塑造高尚的品格。

（二）加强实践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公民意识知行统一

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目前师范院校公民意识教育虽然在课堂中得到了重视，但是由于学生们社会实践经历较少，在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会产生困难，导致知行脱节。因此，师范院校应该通过建设实践教育的综合体系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

首先，应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学生进入中小学校、社区、田间去接触社会现实，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学到的内容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加深对公民的主体地位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其次，在学生的专业实习中促进公民意识的养成。师范院校的学生进入中小学校实习是其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在实习过程中应该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承担课程教学、学生管理等工作。站在讲台上的他们更能深刻体会到教师职业的神圣性。面对学生们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他们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通过承担班级管理工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班级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等工作，大学生在工作实践中把对教师道德品行的抽象理解转化为深刻的感受和体悟，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公民意识水平的提升。最后，应该发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多种实践方式，持续不断加深学生对公民意识的理解。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思想，青年志愿者活动则是帮助大学生深入生活的良好平台。许多的师范院校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参加了对残疾儿童、留守儿童的帮扶活动和对孤寡老人的关爱行动等之后，才深刻地体会到作为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义务，从而更加自觉地把公民意识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也是让大学生深入基层的重要途径。通过参加社区服务等活动，大学生们在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学会了鉴别哪些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哪些是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而且让他们亲身体验养成公民意识应该注意的方面和环节，从而自觉地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落实在点滴的具体事务上。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公民意识的生成环境

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师范院校应该以其厚重的学术氛围，传承的优良品格和健康向上的校园生活引导学生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影响，铸就人民教师的高尚品德。

首先，师范院校应该加强管理规范化和民主化，让学生在认识到自己在学校里的主体地位以及作为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当的义务之间的密切联系。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不仅激发了学生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而且在自我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学生的自信心得到增强，社会服务意识不断提升。其次，学校应该通过校园广播、校园网络、学术讲座等各种方式向学生进行宣传，让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从而转化为自觉的公民行为。学生们耳濡目染的校园文化发挥着重要的隐性教育功能。学生每天走过教育家们的画像，反复品味他们的经典话语，回忆他们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光辉人生，在学生的心中会不断激发起教师的使命感和自豪感。通过校园的广播、报刊、网络传播社会正能量，学生也会深受感染和教育。最后，应当加强班会活动、社团工作、宿舍文明建设等的作用，让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活动中发挥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大学生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对参加校园文化活动有着较高的热情。通过开展辩论赛、演讲赛等让学生们竞争中交流，在交流中提升公民意识水平。宿舍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通过宿舍环境的维护、宿舍管理的参与、宿舍文明的评比，可以让大学生体会到自己作为宿舍成员应该负有的义务和应当具备的公民素养。从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和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共同提高公民意识水平。

师范院校学生肩负着发展教育事业的重任，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努力探索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的途径，使他们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参考文献：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