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论文十篇

西医学论文篇1

1.在医学理论方面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丝路上往来胡僧继续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用印度医学普度众生，印度医学理论源源不断的传诵、运用，开拓了中医学视野，孙思邈是隋唐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医学思想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盖佛教戒律不茹荤血五辛，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多有体现，如《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所录诸方中，多提及忌食血肉有情之品及五辛。《大医精诚》文曰“：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这一方面体现孙思邈医学思想中的佛学理念，另一方面体现印度医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印度医学有“万物皆药”的思想，孙思邈吸收这种思想，在《千金翼方卷第一•药录纂要•药名第二》中载道“：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唐代丝绸之路上往来僧侣成为印度医学理论的交流载体，在高僧们用佛学、医学普度众生的过程中，印度医学理论得以释读，并丰富了中医学内容。

2.医治方式方面

隋唐时期除医学理论外，中医学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治疗技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眼科手术和颅脑外科方面的治疗方式，引起了中医们的极大兴趣，并效仿学习。《新唐书•拂传》曰“: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经行记》中也有“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的记载。再如眼医婆罗门治刘禹锡眼病,可见时人对这些技术的震惊和推崇。隋唐经丝绸之路往来于内地与西域的僧人既传播了佛法，又传播了医学，唐代胡僧医术甚至蒙上神秘的色彩。有故事讲述,健儿张国英在战争中箭镞中腹,医生断定其必死无疑。晚上,张国英梦见有胡僧给了他一丸药。第二天,便泻出箭镞,不治而愈。这则民间故事,用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唐代民众对西域，尤其是对僧人所赐药物的敬仰与期望，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方式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这种对西域药物药效的想象与肯定，甚至认为西域异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此外西域医学的独特治疗方式也深深吸引着唐代民众的心理认同。武则天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西域何国人释僧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西域医药学让中医药学欣喜的是西域当地的传统治疗法启迪了中医治疗方式的探索与发展。如琪针疗法就得益于褥特鼠治蛇咬病之事，贞观十六年（642），罽宾国给唐朝进献一种名叫“褥特鼠”的动物，凡被蛇伤之人，只要嗅一下褥特鼠之尿，其被蛇咬之伤口即获痊愈。

3.在长寿保健方面

受唐代统治者青睐的延年药是丝绸之路上特殊的药品，与此同时制造这种药物的药师和佛僧成了西域药物配制的传播者。那些掌握西域延年术的西域僧人，甚至得到了帝王的接纳。唐史有载，唐太宗常服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所制之延年药。高宗时，命天竺的僧人卢伽阿逸炼制长生药。还有一些西域药物如郁金香、安息香、胡椒常被唐上层社会当作保健药物应用。

4.方剂方面

西域方剂为中医学大家吸收后，普遍用于民众的疾病治疗。如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都收载了“西州续命汤”这首西域方剂。西域方剂的另一个用处是供皇室享用，西域回纥药司曾为唐顺宗炮制龙膏酒。龙膏酒是西域人民御寒爽神的滋补饮品。唐玄宗的“起凉殿”和内服的“冰屑麻节”就是西域人民面对沙漠复杂的生存环境，总结出的应对之策，被玄宗所采用。

5.药物方面

普通药物方面，主要促动因素是商品买卖，经济利益的带动下，商人们热衷于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一个重要商品就是番药和香料。这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产生影响最为卓著的一个方面。甚至勾起诗人的才思，如李白《客中作》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是自西域而来的药物，用它浸泡的美酒,具有活血、行气、止痛、解郁清心的功效。可见西域传来的物种大都在中原民众中广为传播，甚至为人所熟知。进贡药材也是西域医药对中医药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新唐书•西域志》记载，西域各地方政权向唐朝政府进贡的药材，有洋提葱、丹砂、石黄、胡药等。

二、西域医药学对中医药学产生影响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1.西域医药学在独特的生活环境下

创造了行之有效的西域治疗方式，加之西域独有的物产，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引起中医大家和民众的注意。尤其是在西域医药学在中原治疗效果突出时，更加促动了中原民众、中医学家对西域医药学的推崇和探索，这也使得丝路上西域医药学的东传更有现实意义。

2.影响范围广阔，各有不同来由

西域医药学在丝路上的东渐，对中医药学多有补益，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医治方式、长寿保健、药物、方剂五个方面。但这五个方面的成就各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在医学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印度医学理论、维吾尔族医学理论、藏医学理论，这些理论的中医化运用主要依靠中医学大家吸收、理解、解读、实践应用；医治方式，主要包括当时中医药学还未深入掌握的医学领域，如眼科手术和异于中医治疗方式的独特民族治疗法，这些技术有赖于掌握当时先进医治技能的西域医生传至中原，引入中医药学；长寿保健法传入中原，往往通过对皇室宫廷的延年药进贡和民间娱乐体育保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方剂则是民间治病过程中成效显著而广为流传，中医大师、民众、宫廷广泛应用，最终成为固定的中医方剂并促进了新方剂的配制；西域药物、香料对中医学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民族商人、中原商人的贩卖，此外还有朝贡方式引进。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依赖于唐代文化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包容特征。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从稿二编》中评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可见唐代文化的博怀，为西域医药学增补中医药学的内容营造了社会背景和实现通道。

3.西域药物对中医药学补益较多

丝绸之路上西域医药学向中医药学增补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增添了中医药材的种类，这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多有体现，可见西域药物对丰富中医药学的显著作用。丝绸之路上药品交流如此繁盛，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原具有西域药物的广大市场，这项事业能为从事此业的民众获益，所以交易鼎盛。《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唐代吐鲁番规模盛大的药材贸易。其中香料是大宗，买药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商人。

4.中医学兼容众少数民族医学的独到之处，在交流中发展

西医学论文篇2

西医学是以解剖学为基础,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与当今的科学发展思维一致。与西医学相比较,中医学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形成了以阴阳五行、整体观念和辩证施治为主导的系统论思维,进而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治则与治法[3]。中西医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体、健康和疾病进行了解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思维模式。虽然中西医都是以病人为服务对象,以治愈疾病为目标,但由于基础理论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等存在很大的差别。故中药临床药学应当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来开展合理用药得研究与实践工作。如中药、中成药的临床应用是否合理应以是否符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等中医药理论为判断标准。

2中西医治疗药物的差异

西药一般用化学合成方法制成或从天然产物提纯而成;包括阿司匹林、青霉素等。其化学成分单一,结构清楚,作用靶点明确。看其说明书则有化学名、结构式,剂量上比中药精确,通常以毫克计。相对于西药而言,中药属于由食物衍化而来的自然药物,药物成分十分复杂,多来源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等,药食相兼,注重君臣佐使配伍使用,起到增强、协同、减毒等作用。鉴于中药的特点,中药临床药学也具有一些自身的内容与特点。

(1)中药的质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药的质量受基源、产地、炮制等方面的影响较大,在目前中药质控模式及相关的监管机制尚不十分完善的背景下,中药师还应肩负起严格规范生产、提高药品质量的责任。

(2)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与化学药物不同,中药成分复杂,在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药代动力学研究、治疗药物监测等方面往往更为复杂,应探索建立与中药特点相适应的临床药学方法、模式和体系。

(3)中药的煎药方法。中药汤剂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武器之一,它具有可随证加减药物的优势,体现了中医辨证用药的精髓。与化学药物或中成药不同,汤剂往往需要临服用前再进行科学规范的制备。除了部分患者接受医院或社会药店的代煎药的技术服务以外,较多的患者选择自制。由于中药饮片种类繁多,煎煮时对加水量、火候、时间、煎煮程序、特殊煎法、等要求较多,这就需要药师耐心的进行煎药技术指导,防止因制药过程不规范而影响药物治疗效果或产生用药安全问题。另外,中药注射剂也是一类特殊的中药剂型,由于其具有疗效发挥迅速、成分复杂、用药安全问题突出等特点,也应受到更多关注。

(4)实施临床药学人才的差异。临床药学是一门多学科相关的综合学科,需要掌握药学、医学等许多知识。而由于中医药特有的文化属性,中药临床药学要求药师不仅应具备扎实的中药专业知识,还应同时具备中医基础理论以及中医临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以及西医药学方面的各类相关专业知识,才能胜任中药临床药学的工作。

西医学论文篇3

特殊临床表现的听力损伤，其诊断、处理皆有别于一般的感音神经性聋。Worthin

gton等［1］1980年报道了4例患者，他们都有可测得纯音听阈，但引不出听性脑干

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此后，又有学者报道相似病例［2

，3］，其中Kraus等［3］最早注意到这类患者的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

听阈，后来进一步发现这类患者耳蜗微音电位和诱发性耳声发射多正常。1993年B

erlin等［4］首先在2例患者中发现诱发性耳声发射对侧抑制消失，并提出了一个

“Ⅰ型传入神经元病”的概念。1996年Starr等［5］首次将其命名为听神经病，1

998年Doyle等［6］报道了8例听神经病患儿。这种病变表现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

注，顾瑞等［7］于1992年报道了16例中枢性低频感音神经性听力减退，根据听觉

电生理检查结果，应有部分患者符合听神经病的诊断；1999年梁凤和等［8］报道

了17例。

临床特点

听神经病发病率较低，且多自幼年起病。1999年Rance等［9］在5 199例新生

儿期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中检出109例ABR异常，其中12例引不出

ABR，但微音电位正常，即听神经病在这组高危婴幼儿中的发病率约为0.23 %。St

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患者均为散发病例，虽然就诊时患者年龄跨度较大，但

都是自婴幼儿或青少年期起病。听神经病发病率无性别差异。

1．病史：大多数患者主诉双耳听不清说话声，存有不同程度的言语交流困难

，少数病例伴有耳鸣等，且多自幼年起病。均无耳毒性及噪声接触史，可有耳聋家

族史。

2．纯音及言语测听：听神经病患者的纯音听阈呈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并

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听力图可以是以低频损失为主的上升型，也可以是为以高频

损失为主的下降型，还可以为平坦型曲线，但以低频感音神经性聋较多，Soliman

等［10］和顾瑞等［7］分别报道了一组病例，其纯音听阈都以低频损失为主。言

语听力差是听神经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患者言语识别率常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听阈

，Starr等［11］和Zeng等［12］推测言语识别能力差与听神经非同步化放电有关

。Rance等［9］则认为是到达更高位中枢的听觉信号发生语音畸变所致。

3．ABR：ABR引不出反应是听神经病最重要的特征之一。ABR无反应的原因包括

：①没有神经活动；②神经传导阻滞；③听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或同步化放电遭

到破坏［1］。从听神经病患者存有可定量测定的听力，即有一定的神经冲动传入

来看，第3种情况可能性较大。而导致有髓神经纤维非同步化放电最常见的原因是

脱髓鞘。

4．诱发性耳声发射及对侧抑制：这里主要指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

t evoked otoacoustic emission，TEOAE）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

oduction otoacoustic emission，DPOAE），在听神经病患者中，即使纯音听阈表

现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诱发性耳声发射仍然可正常或轻度改变，同时微音电位也

多正常，这是听神经病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正常人的诱发性耳声发射存在对侧抑制

，在测试中给对侧耳加一定强度的白噪声，TEOAE的振幅一般下降2～4 dB［4］，

但在听神经病患者中这种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等［4］比较了1位听神经病患

者与普通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TEOAE对侧抑制结果，两人虽有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

，但听神经病患者对侧抑制现象消失。Berlin认为可能的解释有：①Ⅰ型听觉传入

纤维非同步放电不足以激动耳声发射对侧抑制；②仅仅依靠Ⅱ型听觉传入纤维维持

某些频率区正常的纯音听阈；③初级听觉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受听觉传出系统调控，

即传出系统的功能障碍是疾病的首发因素。由于白噪声并不能使听觉通路神经元同

步化放电，说明耳声发射对侧抑制反射弧的激动并不需要听觉传入系统同步化放电

。听神经病患者在有足够声刺激传入的情况下对侧抑制现象消失，提示脑干听觉通

路或听觉传出系统存在病变，第3种可能性并不能轻易排除。另外还要注意可能出

现的继发性耳声发射引不出，所以必要时应同时检测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13］。

5．中、长潜伏期反应：听神经病患者中、长潜伏期反应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Starr等［5］报道的成人病例中约半数可引出，这可能是由于中、长潜伏期反应

的检测并不严格要求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

6．声导抗测试：听神经病患者的鼓室导抗图均呈“A”型，提示中耳功能正常

；镫骨肌反射引不出。Berlin等［4］ 2例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比较发现，他们有

着几乎相同的纯音听阈，都为2 kHz处正常，但听神经病患者镫骨肌反射引不出，

其对照则可引出，而按一般理解，其至少应在2 kHz处可以引出。与耳声发射对侧

抑制相似，镫骨肌反射的激动并不依赖于听觉传入纤维的同步化排放，听神经病患

者在有一定听觉传入信号的情况下仍引不出镫骨肌反射，提示听觉脑干通路存在病

变。

病变部位

听神经病的病变部位尚未确定。由于ABR的Ⅰ波是由耳蜗内听神经纤维发生的

，Starr等［5］根据听神经病患者ABR引不出反应推测病变可能发生于听神经的远

端部分，包括内毛细胞，螺旋神经节细胞，两者之间的突触连接及耳蜗内的听神经

纤维。

Harrison等［14］利用卡帕损伤灰鼠(chinchilla)耳蜗内毛细胞而外毛细胞基

本不受累的特性，以期建立听神经病的动物模型。他用纯音诱发的下丘单细胞电反

应阈值代表纯音听阈，将其与ABR相比较，发现ABR阈值不成比例地高于纯音阈值。

这与听神经病患者纯音听阈与ABR不协调相似。但该模型毕竟引出了ABR波形，与听

神经病不符，但可以说明仅仅有内毛细胞的损伤不足以解释听神经病的所有表现。

Ⅰ型螺旋神经节细胞与内毛细胞连接的解剖结构特点有利于神经元同步化放电

［11］。在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由于细胞连接结构的破坏而使神经元放电丧失了时

间锁定(time lock)，进而导致ABR引不出和言语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另外，两者突

触连接的病变，从理论上分析，同样可以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内毛细胞合成及释

放递质的非同步化，必然导致神经冲动排放的非同步化。

外毛细胞是产生听力所必须的，但其与内毛细胞的关系，及与之相连的Ⅱ型传

入神经纤维功能至今未明，故它在听神经病中扮演的角色还难以定论。虽然诱发性

耳声发射和微音电位提示外毛细胞微机械活动和发生感受器电位功能正常，但并不

能排除其他诸如神经递质合成、释放、外毛细胞与Ⅱ型节细胞突触连接等的异常。

但目前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

Starr等［5］报道的10例成人病例中，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外周神经病表现；有人报道［15-17］患有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的家系中，

部分成员出现听神经病表现，提示病变累及听神经。以上说明听神经病可能是一种

全身性神经病变在听觉系统的表现。Rance等［9］报道的12例听神经病患儿中均未

发现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可能是病变发展需有一个过程。

另外，根据听神经病的临床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特点，不排除同时存在两

处或两处以上病变的可能性。有些部位的病变为所有听神经病患者所共有，而另一

些部位的病变则为不同的患者所特有。

病因和病理

听神经病只是一个功能性诊断，迄今尚未确定其病因。由于听神经病多于婴幼

儿和青少年期起病，故患者新生儿期及婴幼儿期曾出现的疾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目前认为可能的病因有：①遗传性疾病如Charcot - Marie - Tooth综合征(包括

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Ⅰ型及Ⅱ型)和费里德赖希共济失调；②免疫性疾病如格林

-巴利综合征；③感染性疾病如麻疹、脑膜炎；④毒性物质代谢性疾病如新生儿期

高胆红素血症；⑤各种原因如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肺炎等造成的缺氧；⑥无明显诱

因。这其中以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尤为引人注目，Rance等［9］普查的12例听神经

病患儿中，6例曾出现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血清胆红素浓度超过350 μmol/L，另

外Berlin等［18］报道的5例听神经病患儿也均出现了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ABR既可以表现为反应阈值的升高，也可以表现为Ⅰ-Ⅴ波

潜伏期延长，提示胆红素可以同时影响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Gunn大鼠是一种极好

的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动物模型。高胆红素血症的Gunn大鼠表现为ABR异常，微音

电位正常，耳蜗核和斜方体的体积和细胞均明显缩小［19，20］。但胆红素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仍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如胆红素能否损伤听神经纤维？是作用于雪旺

细胞还是轴索？对内、外毛细胞和螺旋神经节细胞是否有损伤作用？对耳蜗支持细

胞和血管纹作用如何？胆红素对听觉系统的损伤到何种程度会产生听神经病的表现

？

部分听神经病患者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平均10年）出现外周神经病表现是本

病的又一令人费解之处。可能导致听神经病的病因除遗传性和免疫性疾病外，其他

致病因素都是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控制的，如高胆红素血症、缺氧、感染等，那么它

们为什么要在若干年后才引起外周神经病变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除部分遗传

性和免疫性疾病先后累及听神经和外周神经外，其他听神经病与外周神经病无相关

性，发生于同一患者纯属巧合；②听觉系统对上述致病因素更敏感，病变发展更迅

速。究竟如何解释有待相关资料的进一步积累。

由于缺乏相应部位的病理活检，故对听神经病的病理改变知之甚少。目前认为

听神经纤维发生不均匀脱髓鞘的可能性较大，其根据有：①听神经纤维不均匀脱髓

鞘可以解释ABR引不出，及言语测听不成比例地低于纯音测听；②患者伴有外周神

经病表现，且都以脱髓鞘为病变基础；③某些以脱髓鞘为主要病理表现的外周神经

病累及听神经可出现听神经病的表现［15-17］；④某些中枢性原发性脱髓鞘疾病

如多发性硬化累及听觉通路可出现类似听神经病的表现。Starr等［5］报道的10例

成人病例中，有8例在听力损伤若干年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外周神经受累的表现，

其中3例是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另5例仅有外周神经传导速度和腱反射异

常。Charcot-Marie-Tooth综合征的病理变化以神经脱髓鞘为主要表现，神经传导

速度下降及腱反射减弱也是神经脱髓鞘的表现。但Pareyson等［21］报道了对81例

脱髓鞘性和21例轴索性外周神经病共102例患者ABR的研究，其中44例出现异常，主

要表现为Ⅰ波潜伏期延长，Ⅰ-Ⅲ间期延长，少数为Ⅲ-Ⅴ间期延长，未发现引不出

反应的现象。如果听神经病仅仅是听神经纤维脱髓鞘的表现，那么这与脱髓鞘性外

周神经病累及听神经的病变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不同的ABR表现？听神经纤维脱髓

鞘到何种程度方引不出ABR，到何种程度只引起ABR波潜伏期的延长？听神经脱髓鞘

是由于雪旺细胞内髓鞘成分降解，还是由于雪旺细胞死亡所致，或着两者兼有？由

于雪旺细胞属于稳定细胞，可以通过增生修复损伤，如果脱髓鞘是雪旺细胞死亡所

致，不可逆性听神经病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抑制了雪旺细胞的再生？

治

疗

目前对听神经病尚缺乏十分有效的药物治疗，对于是否适合佩带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尚存有争议。Starr等［5］认为佩带助听器对改善听神经病患者的听力无

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负面效果。Rance等［9］的报道则积极得多，在15例佩

带助听器的患儿中7例在使用1年后无改善，另8例患儿的言语识别和一般听觉反应

都有明显的改善，这至少表明听神经病患儿存在通过佩带助听器改善言语识别技巧

的可能。因此Rance推荐所有行为听阈异常的外周神经病患儿都应该佩带助听器，

但这是否适用于成年人，尚待证实。

人工耳蜗植入可以明显改善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言语识别能力，但听神经

病大多数只表现为轻或中度感音神经性聋，其预后较难预料。在听神经纤维脱髓鞘

的情况下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如何？Shepherd等［22］报道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

神经，产生了可传导的动作电位；电刺激有髓鞘缺失的听神经纤维也可引出ABR［

23］。但髓鞘缺失与不均匀脱髓鞘是不同的。Rance等［9］报道1例听神经病患儿

人工耳蜗植入1年后，其言语识别能力没有任何提高。该患儿未引出电刺激诱导的

ABR，提示听觉脑干水平存在病变，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出现于每位听神经病患者

，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听神经病是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值得注意的问题

听神经病的出现提示对于一些听觉检查结果矛盾的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及在高危

新生儿听力筛选中，有必要同时进行ABR、TEOAE和DPOAE（和/或耳蜗微音电位）检

查，以免漏诊。

听神经病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的产生是由于病变不同还

是由于同一病变而程度不同，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这提醒我们在临床中对于不同的

听神经病患者应根据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综合分析，并采取不同的处理。

听神经病的命名是否恰当，其病因、病变部位、治疗及预防等都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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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Zhou R， Abbas PJ， Assouline JG. Electrically evoked auditory brainst

西医学论文篇4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西医学论文篇5

2006年10月，湖南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建议中医药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政府相关部门很快作出回应，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卫生部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虽然问题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澄清，但还是把中医的科学性问题提到了公众的面前。从当时学术界的反应来看，围绕这个问题的论争相当热闹，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样的论争其实早在近代中国就曾经出现，那时的相关讨论被命名为“中西医论争”，以后又有赵洪钧等的著作为之记录、评价[1]。这场论争与上海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所以我想从上海的角度，去回顾这一场中西医之争，这可能会对我们当前讨论中医存在意义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近代中西医论争之历史性回顾

中西医的区分比较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后出现的事情，鸦片战争时期，西医随教会医院在中国各地形成相当的规模，中西医论著的交流、以致相应的评价、论争也日渐频繁。受此思潮影响，侨居于上海等地的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6）作《废医论》，主张废止中医。以后其学生、活跃于上海政治思想两界的章太炎，也继承其观点，以西医理论为依据，对医学如何走出传统提出了看法。但章氏早年所著《医术平议》，基本上还是继承了《黄帝内经》中的思想，即便是以后被收入《章太炎医论》中的言论，也主要对中医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而非对中医作全面之舍弃。故其弟子章次公曾曰：“（我）执赘门下，言医药之学启发恳至，采获良多，而诏学成之者三事：贵习群方、用资证验，一也；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取元明诸家，以长沙为师者，二也；兼采元西之说，以资攻错三也。”[2]可见太炎先生在医学上是要求中西并用的。受到开展洋务运动的李鸿章、维新派梁启超及改良派郑观应等思想家的影响，上海于1904年创办了《医学报》。这被认为是医学界觉醒的重要标志。它提倡引进西医，对当时中医界存在的弊端加以批评，当然于批评中医方面则日趋峻急。这样中西医间的析辩有了一个学术上公开展现的平台。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多限于学术，尚不及反映体制的建置。至民国时期，西医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废止中医论者渐多，于是有了1916年的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主张全面废止中医。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曾受公费资助赴日留学，1916年于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后开业行医，主编过《中华医学杂志》等。除著有《灵素商兑》，尚有《医学革命论》一、二、三集，辑录关于批判中医的文章。他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在观点上有继承章氏之特点，但受时代的影响，更多取否定中医之态度。以后成为医学界排除中医入学系的中坚。1929年其作为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提出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为反对“废止中医”，国内医药团体曾两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四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请愿活动，影响十分重大。迫于医界压力，此提案最终被取消。医学界反驳余氏舆论中，最为典型的是恽铁樵（1878-1935），名树钰，江苏武进人。1916年因丧子攻学中医，曾兼上海各中医学校讲席。主要著作22种，被编为《药医学丛书》。他通过著《群经见智录》，对阴阳四时五行等医学理论做出分析，提出中西医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次年他又著《伤寒论研究》，再次通过阐明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对余云岫《灵素商兑》全盘否定中医的观点作出回应。以后他的弟子陆渊雷等又撰文，对他的观点作出呼应。期间，余云岫等人通过公开致函、发表文章等方式加以应答，于是形成中西医学术论战之高潮，而往复论争之中心仍是在上海。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请准中医入学系，中西医之争遂反复反映于上层。同年上海医师公会成立，以废止中医为核心宗旨。以后中西医学术之争不断，有时甚至相当激烈。直至建国以后，两家之争方暂时停息。值得注意的是，此间之大事件还是多发生于上海。虽然这中间我国的政局有许多变化，中央政府历居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然有中西医论争的事件则往往在上海发生，再蔓延于他处。所以可以说，这一场论战的核心还是在上海。其间原因，我认为与上海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前沿作用有关。地处沿海的上海，较早获得了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于是置身其间的知识分子，较早对如何改革传统文化科学，作出了思考。他们在当时时代起到的开先风气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分的。

二、问题核心在于中医理论体系评价

回顾这段历史，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从文化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于是注意到当时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着多样的角度，除了从政治、社会层面的思考，经验、疗效方面的说明之外，他们还较多地作出了学理层面的考察。余云岫曾说：“处今之世，为今之人，况在以科学救国为急务之中国，宜挟科学以号召乎？抑挟玄学以号召乎？”[3]这里就将西医等同于科学，而把中医归之于玄学之列。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玄学，几乎与传统儒学、甚至愚昧迷信地位同等。对于这一说法，已经有人加以反驳，有些学者指出，关于中西医关系的结论，不能下得过于独断，“务宜平其意气，去其主奴，广其思益”，[4]不然只是一个盲目者。这里蕴涵着如何看待中医，中医是否只是经验的堆积，它是否已经具有理论体系等问题。各位医学界人士对如何看待中医理论，它是否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许多学者对中医的阴阳学说展开探讨，指出它的合理性及在我国医学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但也有人对中医的五行六气说的合理性提出怀疑。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他提出《周易》《内经》的基础都在于四时，说：“易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之运行……故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5]这是就两者的基本理论提出看法。这样的见解在当时医学界还是很少见的。在此基础上，恽氏还吸取前人观点，对阴阳四时五行等医学理论做出分析。他说《内经》中反复谈五行，是由于“《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化收藏之变化，则予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也”。[6]另外他还就五行相生的顺序及四时递变作出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的结论，对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加以了提示。恽铁樵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被杨则民阐发为是辩证法的方法的体现，被医学理论界普遍地认可，以后成为中医学界公认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对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加以了比较。还有学者就中医传统理论的不足、缺陷加以思考，并就如何吸取西医之长，作出中西医汇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引出的后果非常积极，它成了对中医理论进行回顾、反思的契机，也是使中医得到触动与发展的好机会。

西医学论文篇6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西医学论文篇7

中西医结合遵循了现代科学高度融合的规律，发展迅速。我们及时开设了中西医结合专业，很好地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出现整体化、综合化发展，突出表现于学科的交叉、综合、融合，使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等交叉学科不断地兴起与发展。每一交叉学科的产生都给人们带来了新方法、新认识。“综合就是创造”。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它是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相互渗透的结果，它是以不断综合中西医药知识为基础进行知识创新的产物，它将在不断地综合中西医药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持续的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们中国的首创和独创。中西医结合的大思路具有深厚的中华和合文化底蕴，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它完全符合当代学科发展的自然与必然的规律。而我们在中西医结合学科方兴未艾之际及时地建立这一专业，可谓顺应潮流，独具慧眼。我们有强大的西医学科阵容和雄厚的科研实力作为建立这一学科的背景，这在国内众多的中医院校中是不可多得的优势。风云际会，恰逢其时。由上观之，这三种历史契机确实是可遇而难求。因此，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展宏图，这是中医药学院发展战略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关于学科建设中的基础理论教学

学科建设在我们的发展蓝图中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着重要谈的则是学科建设中的基础理论教学问题。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内容。2以)4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山东济南举办了中医基础类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问题高层论坛。会议明确指出:中医基础类重点学科建设不同于西医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学科，其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中医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即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方法，两者缺一不可。会上还特别指出了中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中医各家学说四个二级学科在中医基础教育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医学不仅具有医学性质和自然科学的属性，而且具有文化和哲学性质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在其学科建设中，要深人揭示其文化内涵、文化特征、哲学思想和人文价值，不仅要涉及到自然科学要素的整合与取舍，还要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因素的借鉴与链接。中医属于复杂性系统科学，多学科交叉融合是中医基础学科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医学基础课程之一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已经推出，并已在一些中医院校中试行。近日，邓铁涛老先生接二连三写文章，呼吁培养“铁杆中医”问题。邓老和任继学、朱良春、周仲瑛、干祖望等名老中医都强调了中医教育中的经典教学和古汉语、文化哲学素质的培养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医文史哲学素质的培养十分重要，这方面的教学内容不可削弱，对这方面的选修课和系列讲座要予以必要的支持和扶助。中医基础理论在当代面临着新的变革，中医基础理论将从古汉语基础、哲学基础、生理、病理、治疗、预防等方面进行学科体系构建，我们应当不断地积累各方面的教学经验，为建设结构合理的基础学科群做出我们应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中医教育工作者都要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个方面是中西医结合专业中的中西医结合导论课程的设置问题。我们的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计划设置有三十门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是中西医结合导论。前面已经讲过，中西医结合是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有许多问题还正在探索。正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创造。广东人历来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我们身居广东，应当发扬这种优良的传统。中西医结合系列课程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导论课程的建设非常需要这种胆略和气魄。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诊断学、内、外、妇、儿以及骨伤、眼科、五官科学、护理学、临床科研方法都已经先后相继推出。而中西医结合导论性的课程尚未产生。为了打造我们的学术品牌，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全国性精品教材的编撰工作，对于中西医结合这一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导论性课程的设置尤为必要。中西医结合在目前有许多不成熟的方面，两套体系在理论上具有不可通约性，那么，中西医结合导论究竟应该导什么?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中西医比较。要从两种医学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医学的源头及各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两种医学的当代形态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多方位的比较;还要从两种医学的不同认知方式和临床思维进行方法论的比较等等。这种比较有助于对两种医学体系特质作深刻的把握，有助于从他者观点更好地理解自己，从而突出自身优势以更有效地进行优势互补和融合，中西医的比较同时也有助于扩展人们的视野，以推进医学科学的多元化发展。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参与和更新人类生命科学建构的重要途径。

中西医结合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崛起的，全球化给中西医结合事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西医的比较肩负着中西医两套理论体系的对话、沟通的使命，它不仅能在这种对话、沟通过程中启发人们的思考，努力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途径，探寻中西医结合的具体运作方式，同时也将对中医理论的创新和西医科技发展中的困惑提供不可或缺的借鉴。比较方法已经不再是普通研究中的比较手段，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思维方式用于学术研究的产物。比较学科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它在众多学科中正在迅速成长为一门“显学”。因此，在中西医结合的导论性课程中以中西医比较为重要内容应当是势在必然的事情。

二、文献资料的学科建设和刊物的创办

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和二级学院的建立，文献档案资料的学科建设问题必然要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第一，要切实加强文献资料室的建设。文献资料的收藏、储存以及陈列对一个以教学、科研、医疗三位一体的机构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献资料、情报信息和档案的管理系统及建设规模是衡量这一机构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一个单位内外信息及科研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和门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着一个单位的学术和文化形象。国内外著名的大学，都对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非常重视。国内七所著名中医药大学亦然。新建后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最高最漂亮的九层楼就是他们的图书馆。当然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可能经费不足管理的并不太好，中医药方面因没有内行参与其管理则更差一些。以前我们是一个中医系的规模，而今后成为二级学院，我们自己单独的图书资料室的建设就不能不由我们来重点考虑。上海、南京、山东、黑龙江等中医药大学一个教研室的藏书都比我们整个学院的资料和藏书要丰富得多。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差距。

第二，文献档案的收集事关重要。近期我们准备举行建系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据说许多资料甚至十分珍贵的资料很难收集得到，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那么在今后是不是能尽量减少一下这种遗憾呢?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历史对于现实的发展太重要了。把中医系从形成、发展到现今建立学院的历史过程以实物、文献形式表达出来，把各方面的专家的著述，各类科研成果、教研成果以及多种多样的奖项以不同的形式陈列展示出来，这无论是对外进行交流宣传、扩大影响以塑造我们的外在形象，还是对内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以鼓舞士气，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现有水平，以加强我们的内涵建设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工作总是要一点一滴地，一步一步地来做，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注重专家著述和学术成果的收集，并认真地加以分门别类地整理，一些实物也应该注意妥善地保存。文献、图书、情报以及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一件十分认真细致且较为烦琐的工作，它需要事业心、责任心很强的行家里手来经营和管理。图书资料、情报信息、文献档案这是一个系列项目，它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可作为专题讨论。它也可以和中药馆的建设联系起来，它们虽各有不同的特点，但都属于具有丰富内涵的形象工程建设。我们要打造品牌，进行对外交流，不能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况且这一外在形象本身就有着很高的学术含量。随着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壮大，提出博物馆的构想都不能算是过份。

西医学论文篇8

随着西方医学的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因此，在社会上、甚至在我们的同仁中不断产生着“中医学科学吗”这样的疑虑，更有甚者用西医学的方法论来解释、验证中医理论。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不科学的东西能经得起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吗？因此，笔者以为对中医学与西方医学进行比较、探讨其异同点，对于我们学习中医学或者西医学理论，使二者互相取长补短，端正对中医学或西医学的看法、发展中医事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1 中、西医学的含义及由来

1.1中、西医学的含义

中医学即中国的传统医学，这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是与现代医学相对而言的。所谓传统医学是指：“在现代医学传播和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几百年的有生命力的医疗实践，而且至今在应用（《WHO第八次工作纲要》）”。中医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理论最完整、经验最丰富的传统医学，包括汉医、蒙医、维吾尔族医、藏医，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医等。西医学即西方医学，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科学。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它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技术，研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各种病因的致病作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从而达到增强人体健康和延缓衰老为目的一门科学。

严格说来，医学只有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之分。现代医学是传统医学发展的产物，现代医学是以西方医学为代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西方医学又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中、西医学之说的由来

几百年前，在我国是没有中医学与西医学之说的。其说是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而逐渐形成的。西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代，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影响并不大。直到19世纪，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的入侵，西方医学开始在我国日益广泛的传播：由沿海向内地、由开办诊所到建立医院、由办学校到吸引留学生、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100多年，在我国形成了中医、西医并存的局面。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中医、西医之称。清初学者戴震曾主张将中西知识结合起来，他曾说“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使“中西两面法权衡归一”。至清末唐容川等人提出系统的中西医学汇通之论，民国初年以降通派大兴于世。20世纪50年代，由于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将中、西医结合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在中国，人民习惯将医学划分为中医、西医。并理解为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这种划分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些混乱，也导致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某些对立情绪。因此，一些人用西医学的方法论研究、验证中医学理论的正确与否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中医、西医学的相同点

总的来讲，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医学的范畴，作为医学两者都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防治疾病、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者知识的实践活动。其共同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研究的对象相同

中、西医学都面对的是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的人，是研究如何维护与促进健康；如何预防与治疗疾病使人康复。从这一角度来讲，中、西医学都是探索人类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因此都能对人体的生命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

2.2认识疾病的角度相同

两者都是从疾病的现象去认识疾病的本质的。如对咳嗽的认识，中医多认为由于外邪侵肺，导致肺气不畅而上逆而引起，而西医多认为是多种外源性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使人的机体所产生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由此可见，两者都是从“咳嗽”这一现象而探求疾病本质，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治疗方法而治愈疾病。

2.3产生的基础相同

事实表明，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学是在通过实践――理论――实践这一无穷循环的过程而不断发展的，西医学则是通过实验―理论―实验的无穷循环的过程。换而言之，两者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医疗实践活动，再进一步地总结经验，形成新的、正确的理论。

2.4治疗疾病的目的相同

中、西医学不仅在研究对象、认识角度和产生的基础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治疗疾病的目的上也都是为了起到控制人体如对患者“细菌性痢疾”（下痢脓血、红多白少、腹痛、里急后重等）的治疗，西医可用黄连素、四环素、痢特灵等药物进行治疗；中医可用针灸治疗，即用针刺人体的某些穴位，使人体抵抗能力（吞细胞的活性）增强，并配以“白头翁汤”清热解毒、凉血止痢，从而达到痢止的目的。

综上所述，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都把行医防病作为神圣的事业，在诊治疗程上都是先诊断、后治疗，在治疗上多以药物为核心而治疗疾病。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实践检验，两者都是科学。

3 中、西医学的主要区别

3.1产生的时代不同

中、西医学两种医学理论是人类历史上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中医学起源于原始的生产劳动，产生于先秦时代，一般认为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至三国时期。西医学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和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大致经历了希腊的经验医学、近代的实验医学和现代医学发展的阶段。

3.2 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与西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下产生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形式来反映医学对象的。西方文化的基石是原子论。它认为世界的事物是可以分解、分离后，单独进研究的。而中医药在两千多年前就基本建立起它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认为世界事物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导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医学是为科学文化形式表达和反映医学对象的：诸如 细胞、细菌、病毒、器官、组织、免疫、神经传导、能量代谢等等，都是纯粹反映自然及其规律的科学文化形式，很少有民族区域人文色彩。这样的文化形式超越了民族区域的限限制，是任何人都无法不承认和无法不相信的。而中医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特定的人文背景，注重自然、环境、人体、心理诸要素的综合作用，注重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和整体效应，充分体现自然与人文的高度统一。其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如反映脏腑关系的十二官；反映药物类别的上、中、三品和寒热温凉四性；反映治疗原则的提壶揭盖、逆流挽舟、培土生金、水火相济等等无不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概念和范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医之间在理论上还不能沟通，其差别无法弥补的原因所在。因此，在讨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时，往往有许多论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难以理解，而从人文的角度思考则又容易理解。诚然，人文科学本身具有的间接性和模糊性不是现化实验可以直接验证的，但无庸置疑的是，中、西医有着异曲同工的效应。现在，很少有人用中医理论来解释、验证西医，那么为什么又要用西医的方法来解释和验证中医呢？我以为面对共同的医学难题应互相取长补短，把精力用在发挥各自的特长上。

3.3 对人体研究的方法不同

由于中、西医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对人体的研究方法有异。从总体上说，中医主要是采取以表知里的推导方法，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元气论，以及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界是整体系统论为基础的；西医学则是以元素分析的方法，利用精巧的解剖技术、高倍显微镜观察和精密的化学分析，以人体解剖生理学为基础的。如：西医把人体的神经系看成是人体中最主要的控制系统，虽然后来有所变化，把神经系统分为躯体神经系统和植物（自主）神经系统。近来又提出神经体液调节系统；而中医则根据天人合一的原理，观察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的现象，对人体提出“肾水蒸腾，心火下降”，人体的运动是“水火相济，心肾相交”，是一个自成的完整系统，并没有一个优先的控制系统来调节人体的运动。笔者认为，作为现代医学的西医学只要向前走一步，也会形成中医的这种对人体认识，因为其提出了人体分为9大系统，而这些系统又是相互联系的。按照现代系统科学的协同论，在众多的相互影响的系统由必然存在一运行同期最慢的基本运动系统。这就是支配原理，它支配着其他系统的运动。而中医则抓住了这升降浮沉（阴阳的、气血的、脏腑的、经络的）基本运动系统来进行理论论述的。

3.4 临床诊治疾病的角度不同

由于中、西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中医学采用的是综合、归纳的方法和运动辩证逻辑；西医学则是采用分析、演绎的方法和运动形式逻辑）。因此，中医学重视人体正气（如：“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个体特异性和因时因地之差，多从病理反推生理，其诊治疾病的单元是一定时限内疾病功能状态的“证”，即“审证求因”，从病证出发寻找病因，从结果追溯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顾及致病因素的物质实体本身如何，而是着眼于病因对人体整体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人体对致病因素的整体反映上认识病因。因此，如果人体无偏盛偏衰，无太过不及则为健康之“平人”；西医则从群体研究资料入手，诊治单元是从疾病的共同规律和以生理学为标准、以病理学为依据，按时间流程认识“病”，主要借助于近代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方法，着眼于寻找致病的物质实体―细菌、病毒、结核杆菌等病原微生物、水盐代谢、细胞变异、神经体液等。研究各种有损机体的物质因素，直接研究它们的属性、生活史及其对人体的危害作用，然后找出消除它们的措施。再者，西医在诊断疾病时，并不是医者直接从患者身上得出诊断，而是在医者与患者之间有一个中介系统，如X线、CT、磁共振。又比如各种系统检查，以及更为先进的生物基因实验检查等，中介一旦建立后，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可复制。同时，中介也是技术外化过程中形成的客体系统，它是诊断系统由技术内化的过程形成，就是说这个诊断依靠的是主体（医者）的把握力，是心的感悟和顿悟的作用。因此，在治疗疾病时，中医特别强调“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而西医则重视病因治疗，致力于寻找针对病因的特效药，如抗菌、抗肿瘤之类的药物。

3.5 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不同

由于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此，对药物的认识和在使用上亦迥然有异。例如，对出现感冒症状（咳嗽、咯痰、发热）的患者在给予解热剂、止咳药，以及必要时投以抗生素进行治疗时，不太考虑此时患者全身如胖瘦、强壮虚弱等体质的情况。实际上，是针对感冒这一病状进行治疗的。与此相反，中医治疗同样的感冒症状，对身体强壮（阳证）和身体瘦弱（虚证）的治疗用药选取的方剂和药物是不一样的，前者多用葛根汤，后者多用真武汤，这叫随证疗法。总之，西医学主要用单体化学药物与生物制剂，中医主用复方。西医学也有复方，其复方主要用于药物的协同作用或用以消减治疗药物的副作用，而中医的复方却有着多方面的用意（减轻某药的毒性或增强某味药的作用，或加强全方的作用等）。

4 中、西医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前者偏于整体看问题，后者则偏于局部的分析方法看问题。因此，二者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4.1中医学方面

（1）直观性：中医学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尤其是受孕育中医学的我国古代科学的这一母体的影响，也存在着学科分化的不足，在深入、精细、量化等方面存在问题，难以找到明确的二级学科的边缘、界线及学科前沿。另外，从方法论上讲，哲学层次、亚哲学层次的方法代替不了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它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如抽象、假设、模型等起作用。还应该看到，中医学在目前的自身学科的学术标准的基础性内涵建设方面还处于滞后状态。

（2）相素性：由于中医重视人的无形的关系本体，而相对轻视了实体本体的研究，故而不可能再建立另一套分析、实验的研究方法。也正是由于中医一开始就视人为天人合一的复合系统，很难将人体作为简单、线性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故而没有走西方对抗医学之路，去着力发展外科手术，合成药物疗法。在近代西医学的竞争中，中医长期处于受排挤、歧视和被改造的地位，中西医学理论上的差异便是20世纪以来中国医学百年衰落的根本原因。

（3）猜测性：中医将哲学引入其中，丰富了中医说理的表达，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心主神明等，但也把哲学的概念引入了中医的内容，使中医学的某些内容的理解出现了不同说法，产生了歧义性和由于中医学对人体的细节方面了解不是很充分，因此，在许多方面带有一定的猜测性。

4.2西医学方面

（1）不能完整反映活的人体：由于西医对人体各部分、各个过程进行分别研究的传统方法不能完整地描述活的整体现象，如：西医将人体分为9大系统，然后对人体的各个系统分别进行研究。这种按系统分别研究的方法近来也遇到巨大的困难。如内分泌系统，原来认为内分泌素是由内分泌腺体如垂体、性腺、肾上腺、甲状腺等分泌，现是发现心、肝、脾、肺、肾皆可分泌内分泌素，甚至连血管也分泌内分泌素。因此，用这种方法研究人体西医学自身受到很大冲击。中医则不然，在心、肾的升降运动上还必须有肝主疏泄、肺主肃降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升降浮沉的基本运动，这种协同运动还必须有“脾主运化水谷精微”的能量供给才能形成稳定的运行系统。

（2）解剖破坏了人体内在的特殊联系：人体毕竟不仅仅是一部要拆卸、可安装、可还原的机器，人是一个活生生的活动着的生物体。人至少具备以下5种不同的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心理属性的人、信息属性的人和组织结构（包括器官、细胞、分子）属性的人。因此，单纯针对人的组织和结构属性进行研究，破坏了人体与局部的、内在的特殊的（目前发现或没有被发现的）联系，妨碍了对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的探讨；在实施防病治病时，不能足以使生命最大限度地保持健康状态，这一见解已逐渐为现代人类所共识。

西医学论文篇9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教学 误区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4（b）-0090-02

中医历史悠久，讲究望闻问切。它以研究人体易产生疾病的病理，并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为主。19世纪开始，西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中医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在现代医学教学中，中医与西医的结合课程成为教学重点。中医伤害小，西医见效快等特点也使其结合成为必然。但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以及一些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医学课程教学上，对中西医治疗效果认识不清的问题。过分强调中医或过分强调西医的作用，这使得医疗机构在治疗方法选择上存在误区。因此，对于现代医学教学来说，明确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合理的结合才是关键。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文章对面现代中西医教学中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1 中西医结合中的误区

1.1 主从之争严重

医学教学在确定医学起源上，过分强调主从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医发展时间较长，因此西医应作为其从属部分。而一些人则认为西医在治疗时效及发达程度上均高于中医，因此中医应从属于西医。这样忽视了中西医本身的特点和疗效。实际上，中西医属于不同的发展体系，其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不具备从属关系，在治疗不同疾病时也应正确选用和区别对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首先，中医强调宏观调养，而西医强调微观治疗；中医强调辩证，西医则强调辨病；因此，我们在进行医学教学的过程中，应将中西医看作同等地位的两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中医与西医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医学教学的效果，从而在临床上合理运用中西医治疗，提高医疗效果。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并不是讨论谁是主流的问题，中西医有各自的优势，医护人员在进行结合时应以对病患的治疗效果为主。

1.2 理论知识混淆

中医是与西医分别强调不同的理论体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医讲究五行、阴阳，强调精、气、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论。通过观察人体的精、气、血判断病理，主张由表及里。一些学生甚至教师本身将中医学的指导思想看作是唯心的、不科学甚至是玄幻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套用西医标准理论来解释中西思想。实际上，中医与西医不同，如中西的五脏观察强调人的气色、饮食调理等方面。而西医则以解剖实验为主要手段，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中西医理论混淆，使中西医的特点均无法表现出来，也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无法正确选择中西医手段。中医与西医知识混淆还体现在医学研究上，对于一些医学研究者来说，在进行某项医学科研时，往往将中医思想和西医思想强加进去，或者将两种理论牵强的结合在一起，导致医学研究成果不具有实际意义。

1.3 理论与实践不符

在现代中医教学中，明显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理论教授的实践远远超过实践的时间，并且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医学实践基地不发达或设备较少，缺乏实践准备和实践经验。这是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差距，一些中医教学者为了提高中医教学实践水平，将中医教学理论与西医实践生搬硬套，不但没有达到理论结合实践的目的，反而是中医理论更加晦涩难懂，实践也无法验证中医理论。在教材方面，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只停留在表面上，高校在教学时也往往是中西医教学分开，不能时学生同时感受中西医的差距和差别。而在课时安排上，为了追求西医的专业性和先进性，西医课程的安排明显过多。总之，在现代医学教学中，中西医并没有真正实现结合，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技能，更无法满足临床需要。

1.4 盲目进行结合

中医与西医从属于不同的体系，因此其具有自身的特点，具有相通之处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现代医学教学时不能盲目的将二者进行结合，而是应该尊重其个性和特色，使其优势充分表现出来，这也正是现代医学教学存在的最大矛盾和误区。将中西医理论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理论和思想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中西医之间的差异要求医生在不同疾病面前要区别对待，而不是将某一种理论强加给另一种。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中医理论都能找到相应的西医实践，我们将中西医相结合是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促进临床治疗，而不是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望闻问切是中医独有的特点，不能盲目的与西医的听诊等混淆。现代医学教学习惯性的将中西医之间进行一一对应，这使得医学教学的实际作用大大降低。如何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中西医教学的结合发挥实际作用，就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重点。首先，医学研究者和教学者应平衡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平等对待两者，善于发现中医与西医之间不同的优势，这样才能为其正确的结合提供前提；其次，从教材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实现中医理论与西医实践的真正结合，提高现代医学教学效率。

2 如何解决中西医结合中存在的误区

中西医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在二者结合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但是在当今社会，中西医结合只是从表面上得到重视，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使中西医之间的结合更加密切，提高现代医学的治疗效率。其具体措施如下所示。

2.1 适当提高西医的主动权

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由于受传统中医思想的影响，西医往往作为跟从，即使是在某种疾病治疗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仅仅被作为辅助手段。结合面不够广，结合存在漏洞。因此应改善这一点，加大对西医的正确宣传，控制传统医学对西医的排挤，通过培训使其能够了解和接受西医中的先进思想和治疗手段。在医学科研上，应将西医和中医区别对待，而不是一味的将中医理论强加给西医，中西医之间的结合并不是理论上的一对一，也不是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以提高医学治疗效率为前提，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中西医结合。

2.2 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提倡，一些医院引进了西医技术。在技术方面实现了结合，但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教育往往将中西医分开，导致能够具有中西医两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偏少。实际上，医学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二者结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应结合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在高校教学课程的设置上，增加中西医结合的内容，并在临床实践上提倡两者之间互相交换实习场地，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2.3 建立中西医结合医院

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认可，目前，很多医学已经实现了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具体病症治疗上，选择西医还是中医问题上，往往并没有根据病情。而是根据医生个人的思想。这样不但没有将中西医完美结合，还使得医院的办院宗旨不明确，缺乏特色。因此在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立上，还应充分考虑各个疾病的病理，加强医护人员的培训，使其正确理解中西和西医的治疗手段以及结合要点。

2.4 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实践

目前，中西医的结合大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导致在临床治疗上效率低下。要实现中西医的真正结合，首先应加大培训力度，要求医生掌握中医治疗技巧和西医治疗手段，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缺乏实践的结合毫无意义。医院应建立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基地，逐步缩小中西医之间的差距，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2.5 加大政策干预能力

虽然中西医结合属于医学层面，与政治无关。但实际上，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就是由于政策不明确和干预能力不强导致相关人员对中西医结合重要性的认识不深刻。因此应加大相关管理部门的干预力度，要求卫生管理部门将中西医的结合看成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中西医的结合，并且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医疗事故的惩治措施，并建立合理的医护人员考核制度，要求其严格执行，这样有助于医护人员提升自身意识，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

3 结语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结合就成为必然。中医属于中国传统医学，其在预防某些疾病方面存在着优势，并且能够降低对患者的伤害，从根本上清除疾病。而西医的出现则提高了医学技术和治疗水平，是进步的体现。因此我们在坚持中医理论的同时，必须将其与西医技术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当然中西医教学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

参考文献

西医学论文篇10

关键词：西医院校；中医诊断学；教学质量；心得

中图分类号：R2-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49（2013）03-0-01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都很重视中医，强调中医后辈力量的培养，除了全国中医院校的人才培养外，还规定了全国西医院校的学生都必需进行中医的学习。中医学发展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良好局面。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课程， 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特点，由于课时有限，多将中医课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由于中西医理论和认识疾病的方式有很大差异，给西医院校开展中医课程学习带来很大困难，《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其基本知识是学好中医前提，如何提高学习效率、促进教学质量，提出相关教学建议，使学生对中医诊断学感兴趣，增强学习动力，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从事西医院校中医诊断学教学，总结了一些心得，以供同道参考。

1 掌握中医学科的特点

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在中医学的教学实践中，一定要向学生灌输这样的理念，确切掌握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确切含义，在对理解中医诊断、治疗始终以整体观念为纲，辨证论治为目，将相关知识统率在一起进行讲解。在具体中医诊断学的讲解中，因为时间有限，一定要教会学生运用中医学的特点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纵观中医诊断学，不管是那一系统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无不体现中医学两大基本特点的具体运用。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西医认为感染是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炎症”，从很多医生，特别是西医医生首先想到的是“抗感染”，如果开中药是也一定要选用一些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表明有明确的抗感染类中药，尤其以大量中医认为寒凉药为主，其实这就非常有饽于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知道，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很多病人表现为：张口抬肩，面色恍白，嘴唇紫绀，背心畏寒，少气，舌淡胖苔白腻，脉滑。按照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应该属于肺寒证，应用苓甘五味姜辛汤之类加减为宜。当然，我们不否认痰热雍肺等其它证型的存在。只有这样通过具体的实例，将中医的思维模式，运用到中医诊断学的学习中，才能将中医诊断学学好。

2 培养对中医诊断学的兴趣

在西医院校开展中医课程课时较少，中医诊断学学时总共不到20学时，这么短的时间里，教师要讲好，学生要学好，加上西医院校学生本身中医理论不够扎实，中医诊断学条条框框较多，中西医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又不一样，要学好中医诊断学，兴趣就很重要。传统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多采用板书的教学模式，讲课内容枯燥，呆板，也不强调对学生观察能力培养，容易造成学生困倦甚至厌倦的情绪。笔者认为，教学必须使学生感到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并愿意主动去学，才能达到互动教学的目的[1]。中医诊断学教学过程务必要利用尽可能多的多种教学手段，突出特色，增强学生对中医诊断学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3 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认为：研究东方文化，如果不研究中医，就只研究了一半。可见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中医诊断学，了解中国文化和其包含的哲学思想，就非常重要。中医之道， 根在中华传统文化。脱离中华传统文化， 中医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习中医理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开始。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以《易经》为哲学基础，在长期的医药学实践中建立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及养生康复等科学理论体系[2]。它不仅具有哲学属性，充满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而且蕴涵着自然科学属性。中华传统哲学是中医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源泉，它认为精气是宇宙与人类共同的构成本原，通过气的中介作用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精气学说是研究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及发展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只有站在中华文化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中医学，从而理解中医诊断学知识，才能正确理解、接受和运用中医诊断学为人类健康服务。

4 和西医诊断学比较学习，融会贯通

西医院校学生在学习中医诊断学内容之前，已经学习完西医诊断学，由于学生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很多同学会认为中医诊断学内容有很多缺乏客观性的东西，甚至认为感观性知识多一些，存在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其实我们应该引导学生，两门课程虽然有差异，但亦有许多相似相关之处。如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其中问诊其实与西诊诊断学中的病史采集基本相似，只是内容有不同之处； 望诊与西诊中视诊相似；闻诊相当于西诊中的听诊和嗅诊；切诊包括切脉和按诊两个部分，其中切脉与西诊诊断学中脉搏检查相似，只是更复杂而具体，而且将切脉和舌诊作为中医辨证论治非常重要的客观证据，而按诊与西诊中触诊相关。西医诊断是根据病史、体格检查的阳性体征、实验室及器械检查来诊断疾病，中医诊断是在望、闻、问、切四诊基础上进行诊断疾病、辨别证候，两者思维方式虽有差异却有相似之处。教学过程中把西医诊断学和中医诊断学相似相关内容联系起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要在西医院校提高中医学教学质量，教师的讲授是主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提高其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地学习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教学的初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证明，让学生掌握中医学科的特点、培养他们对中医诊断学的学习兴趣、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加深理解中医诊断学内容、以及西医诊断学比较学习，融会贯通，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