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历史论文十篇

化学历史论文篇1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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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激发初中生作为青少年，心理状态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当历史教学的内容与生活实际脱节时，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会消减得非常快。这是因为初中历史课时有限，当学生在课堂外长期接触不到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关的东西时，对其的兴趣自然就会迅速下降。但当以生活化策略进行历史教学时，教学内容会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紧密联系，这样一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物会在课堂外激发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的联想，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也就获得了保持甚至提高。

（二）对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我国初中生的课堂教育存在一定的偏颇现象，侧重知识的灌输，轻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生活化的历史教学能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养成在生活中获取历史知识、分析历史知识、应用历史知识的习惯，这种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部分，换言之，生活化的历史教学拓展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素质，是一种“授之以渔”的教学方式。

（三）对学生个人性格特征的发挥虽然素质教育改革的大潮轰轰烈烈，但依然无法洗刷掉我国大多数初中的应试教育特征，学生个人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教学背景下被严重压抑，得不到发挥。生活化的历史教学对学生的个人思想、对历史知识的个人看法、对历史人物或时期的个人爱好都是持鼓励态度的，这有助于让学生的思想从硬性的教学中解放出来，发挥自身的性格特征。部分教师在进行生活化历史教学时采用鼓励学生辩论的教学方法，针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现代特征让学生展开辩论，实践证明对学生个性的发挥和解放有非常好的效果。

（四）对学生社会观察视角的强化初中生这个群体非常缺乏与社会的接触经验，而历史知识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生活化的历史教学既可以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本身的了解，又可以作为一道桥梁连接起学生和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学生可以通过历史去透视社会，也可以通过社会反向加强对历史的认识，二者的相互作用可以让生活化历史教学的作用反复扩大化，令学生更了解社会，也更了解历史。

二、初中历史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通过备课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生活化为了令初中历史可以实现生活化教学，在备课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筛选教学目标，利用历史教学目标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订立会与现代生活产生实际联系的综合性目标；其二，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关注学生实际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知识，以此为风向标决定教学内容；其三，深入挖掘教材，对教材中的内容进行分类，与学生熟悉的生活风俗、名胜古迹等相关的内容要当作教学重点，与生活完全脱节的内容要适当删减。

（二）通过教法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生活化生活化的历史教学不能再向传统教学一样以灌输为主，因为教师与学生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存在代沟，教师所认知的生活化教学未必与学生的认知相同。因此，教师在进行生活化教学时应采取互动性、了解性、引导性更强的教学方法。首先，对学生本身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与看法加以了解和尊重，因为学生的这种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知识生活化的体现，然后才能进行方向上的引导。其次，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活用，不能将历史知识看作死板的教材文字，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记述，因此可以利用场景对照法，对比古代与现代的同类场景，让学生感受到历史教学内容的生活化气息。

（三）通过学法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生活化如前文所述，生活化历史教学本身具有“授之以渔”的特性，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不只要考虑自己怎么教，更要考虑学生会怎么学。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效率，另一方面要注重这种学习方法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让学生的学法能不局限于课堂。以在生活化历史教学中效果显著的辩论学习法为例，教师可以提出一个历史事件，让学生自行陈述自己如何以现代视角看待这个事件，学生的意见基本都会产生分歧，这时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辩论结束后再由教师总结。这样一来学生会对彼此的看法有所了解，能从多种角度看到该历史知识与现代生活的联系。这种学习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效率高，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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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公开课，上课老师是在一种非真实的教学环境中上课：课全是别人准备好的，完全不是自己的思路，自己只不过是个表演者而已。我们不赞成这样的公开课。追求个性化的教学风格也是这次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同样，我们也尊重教师的个体差异，鼓励每个教师树起自己教学的旗帜，改变千人一法的局面，让每个教师能自由发挥。追求个性化的教学风格还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需要。所谓个性化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教师自身的特点，一个是学生的情况。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必然会考虑到教与学的统一，必然是学生承认和喜欢的。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在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形成个性化的教学风格。

初中历史教师要具备信息搜集能力。要搜集、了解初中历史教学的最新动向。搜集信息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可以是书面搜集(报刊、著作等)，会议搜集(参加各种会议等)，通讯搜集(与其他教师交流)，网络搜集等。通过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环境里，历史教师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具有现代信息素养能力便成了时代的要求。把课程学习与教学研究和信息技术学习结合起来，是历史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充分发挥个性化的训练方式推动因材施教

利用计算机强大的交互功能，设计(运用)全新的个性化的训练方式供学生学习。克服因为照顾差生放慢速度而使优生吃不饱、照顾优生加快速度或加大难度而使差生吃不消的情况，从而使优生和差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优生从被动等待中解放出来，差生从被动压抑中解放出来；将主动性、积极性、趣味性与个性化及历史学习融为一体，实现课堂教学多边互动、相互协作、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场面，每个学生都在自觉地寻求知识发展自己，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技能。

三、课件要突出个性化

教师在开发课件过程中，不但可以而且也应当借鉴现有软件的优点，但自己的教学思路不能被现有课件的模式所左右，造成照猫画虎的被动局面。比如，在教学实践中，教参上提供的教案不能照搬照抄，而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每个教师跟其他教师的教学风格不同，特点不同，所教的班与其它班不同，学生也有自己的特点。课件也是这样，别人做的课件模式不见得适合自己的班级，因此教师应根据历史教学的具体特点，结合个人的教学风格，综合考虑学生的特点，设计开发出针对性强、教学效果显著的课件。

教师在创作多媒体课件时，应突出历史课程的个性化、所教学生的个性化以及教师本人的个性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多媒体教学课件是为特定学科教学服务的，可以辅助实现特定学科教学的最大效益。因此，在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应对特定学科教学进行研究，执而开发出教学目标明确、真正为课程教学服务的优秀课件。我们应认识到历史教学作为一门语言课而有别于其它课程教学。

在开发多媒体教学时，既要设计一些像其它课程一样讲解知识的项目，又要包含一些培养技能和运用语言能力的内容这样，学生就有机会通过实践课文中所学的语言来提高运用历史交际的能力。只要教师重视历史教学的学科特点，就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各种优势，尤其是人机交互的特点，开发出多种形式的课件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高技能。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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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教学中挖掘传统节日中蕴含的知识

【案例1】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包含着深刻的蕴意，在传承中可以让学生懂得重亲情、重人伦、重礼仪、重和谐的精神和文化特征。春节贴春联、帖门神、放爆竹是一种民间文化，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并有期盼吉祥祝福之意。

问题：

1.对联即楹联，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学生对对联并不陌生，因为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可以通过读对联活动，增长学生的知识。

2.中国民间的除夕夜大多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辞旧迎新。为什么放鞭炮？它包含有哪些知识？如“辞旧”的关门放爆竹有什么寓义？“开门爆竹”又有什么含义？正月初一至初五为什么一直放，而过了初五，初六就停止放爆竹，这是为什么？亚运会里的焰火里含有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你能举出一两个例子吗？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案例2】每年端午节来临，不论城乡，家家准备着粽子、雄黄酒、端午草和菖蒲等。划龙舟既是一种有纪念性的活动，又是一种体育活动，现在国内还专门有划龙舟比赛项目。它有着深刻的寓义。

问题：

1.煮粽子、蛋时为什么要加车前草、猪牙草、戚戚草、艾叶和当年的新麦穗，有的地方还用煮蛋的汤水来洗澡，这是什么原因？

2.端午节喝雄黄酒、门窗上挂上菖蒲，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3.请简述划龙舟的含义。

【案例3】“拦街福”流行于浙江温州等地。据清乾隆《永嘉县志》记载，此俗在清初盛行。拦街福举行之日，通衢设红楼，扎花门，张布幔，悬灯结彩，气氛热烈。街头还上演戏曲、弹词、木偶，以及滚龙、踏高跷、猜灯谜和各种文娱活动，同时家家设祭台、摆盆景、陈花卉，称作“花祭”。店铺以减价招来顾客，各方游客云集。温州城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从康乐坊开始，至三月十五日五马街止，主要街道依次举行祈福活动，为温州地方性民间传统节日。

问题：

过去的“拦街福”活动与现在的“拦街福”活动形式不同。现在的活动丰富多了，除了保留传统的项目外，增加了小吃、儿童玩具、餐馆名菜推介、书籍、木偶类的工艺品等。那么，“拦街福”“变味”利弊如何？请说出理由。

通过对传统节日的深层次了解，使学生对各个节日的寓意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剔除其中的消极意义，弘扬积极的民族文化，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使其文化艺术功能得以传承。

二、历史教学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价值

1.促使民间文化的回归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并不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传递和教授给学生，而是把其中精华的、有价值的进行传授，以满足学生生活的需要。一切民间文化的演变都是嵌入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这种演变既包括原生地随着政治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结构因素历时性变迁导致的变化，也包含着共时性传播至异地后受当地状况制约而发生的“本土化”衍生。而民间文化各地的习俗也会因地域不同而不同。教师要把这些知识设计成问题，使学生学习兴趣高涨。教学的真正目的就是架起书本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把生活世界的教育资源与书本世界融通。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价值，才会产生学习的动力。

2.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承

保护民间文化，首先要有一个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既要学习汉语，又要学习本民族的语言。现在许多城市的孩子平时与家长交流都用普通话，长大之后，有的听得懂当地的方言，但不会说。于是，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保护这些方言文化的传承，利用广播、电视专门设置栏目和频道，用方言播放节目，既照顾当地老年人看不懂、听不懂普通话之苦，又能影响年少孩子学习当地方言。就连外来人员在本地区工作也能通过媒体学习方言。作为学校的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这些优秀文化，使之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民间艺术历史悠久、绚丽多彩，是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是华夏子孙长期的劳动生产、生活方式、精神追求的智慧结晶。在教学中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民间实例，灵活地根据教材的实际内容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准确地找到与学生契合的兴趣点，更好地根据本土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3.对乡土文化活动的创新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民间文化是历史文化，它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生活和情感归属的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和源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电视还没有普及，电影业发展也滞后，只是家家通广播。于是乡村的鼓词、南戏成了当地人们的精神食粮；随着大众传媒快速发展，影视业的普及，作为温州地区的鼓词、南戏一度走向低谷。要使该活动有一定的生命力、影响力，就要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添人们喜欢的内容。所以，大多地区在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时，选择了“先继承、后创新”的路子。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多向互补的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使传统文化显得更具有生命力。历史的变迁，需要教师通过课堂活动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反思和创新。笔者去年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听了一堂《侵略与反抗――话剧〈茶馆〉》，先用一组图片（外来船舰、吸大烟者、中国港口的沦陷），配以低沉的音乐来营造出一种教学氛围。学生自编自演，不仅把握住历史事件和文化知识，可贵的是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转换为一种崭新的曲艺课。于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话剧文化在学生心中扎根，同样，温州的地方戏、鼓词是本地节日不可或缺的节目。如果在教学中，也把温州鼓词的琴、快板拿过来在课堂中传授，一定会增强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4.注重节日文化的提升

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和“自觉活动过程”的统一。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而联系就是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如果没有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也就不存在事物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要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用什么去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精神培育呢?僵化的历史与抽象的泛泛空谈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关键是作为教师自己首先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健全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品格。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理性生活、道德生活和审美生活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因此，课堂教学中必须关照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美育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育要创设一定的文化情境，增加文化含量。如拦街福里的猜谜语、成语接龙都是品位较高的项目，学生通过体验，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感悟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既要注重本土文化资料的收集与积累，也可以安排一些探究性的项目放手让学生在探究中学知识，在收集的审美体验过程中，参与文化的传承，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学生对优秀民间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培养热爱乡土文化的情怀。

5.包容教育的民间文化表达

历史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有目的的“教”与“学”的活动，建构对社会中的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一般认识，以有助于学生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并最终有助于学生的成长。新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历史课程应该坚持时代性，培养全球视野，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全面体现历史教学的本质要求。历史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史学遗产，有益于人生修养，其中所蕴含的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分利用好、开发好当地有效资源，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上海世博会引来众多的游客来参观，就是100多个国家不同文化的吸引。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力不逊于科技。历史是一部丰富的人生教科书，历史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人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世界因多元而丰富，因多元而有生机，历史教育自然因其文化的多样性而丰富美丽。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想方设法营造环境，让学生从历史演变中汲取知识和智慧，在历史学习中吸取经验，在历史的传承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在对历史的尊敬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区分是非善恶。

传承本土文化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特色之一，它有利于消除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知识与实践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丰富的多样化，形成高尚的个性品质；有利于在共享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的同时，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让学生在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了解祖国、了解家乡，进而增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参考文献

[1] 王攀峰.走向生活世界的课堂教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

[2] 谯伟.论中学历史教育的时代性和全球意识.教学与管理，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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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流散文学研究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从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角度来阅读分析流散文学文本己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以库切的《耻》为代表从文化视角对流散文学进行深刻的剖析，关注流散的生存状态来唤醒 历史 意识，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历史文化根源，并对南非的实际存在状态做出了历史和现实批判，并试图构建新的价值观念以警醒族人重构文化模式。

在后 现代 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小势力受到了重视。这种现象反映到诺贝尔文学奖中，便是弱小国家、民族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是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期，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通过近几年流散文学的发表，可以说流散文学在新世纪的世界文学领域已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流散文学的一个重大特征就在于它实际上不是“移民文学”这样简单化的称呼所能概括的，它体现了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从而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南非作家j. m.库切(cj. m. coetzee, 1940一)，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其颁奖辞中指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的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库切代表作有《在祖国的心灵中》(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 ((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 ,((迈可尔·k的生命与时代))) ( li 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耻))(disgrace)等。本文尝试通过对库切这位在21世纪大门口获奖的流散作家作品《耻》的分析，寻找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以民族和文化身份为切人点来认识流散者在其文学创作中是怎样作着跨越民族、族裔界限旅行式的思考的。

作为殖民者流亡的库切对殖民地文化一直保持着清醒而尖锐的认知。面对他的祖国南非，库切始终在直面现实。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描述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悲惨后果及种族制度下个人存在的不自由。他是“南非种族隔离矛盾现实最好的阐释者之一”。库切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他是坚持为人类作证的作家，忠实于人类苦难记忆的作家，也是最富有时代感的作家”。

库切的所有作品中，长篇小说《耻》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部书中，库切用平淡、冷峻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南非的故事，揭示了新旧交替时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各色人种之间的种种问题，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和相当的无奈。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卢里。小说一开始就道出了他在老的 政治 背景和所谓新的政治变革中的生活处境和人生状态。他每周和一位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被校方发现后，不愿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前往女儿露西的农场寻求平静生活。然而，在农场里露西遭三个黑人打劫和。尽管卢里不愿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她宁愿委曲求全，隐居在乡下的农场上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一小片园地，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努力拓展一小片生存的空间，想按照自己价值观中那种理想的活法，为白人过去对黑人的非人道统治赎罪。

故事情节上虽然没有过于离奇的地方，却处处充满了耻辱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将南非种族之间的隔膜表现得淋漓尽致。单从书名“耻”来说，“耻”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大学教授每周定时召妓以解决生理需求之耻，有大学教授女学生进而丢掉教职之耻，有教授女儿“自甘堕落”之耻。透过字里行间，显然还有一种耻，那就是作者一直不愿直接提及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表达的南非的国家之耻一种族隔离制度。书中之“耻”，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个人之“耻”，同时更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之“耻”。

这一点在“耻”这个贯穿全文的线索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整部小说从“耻”字出发，串连起事件和人物，层次丰富。个人命运和国家历史紧紧相扣，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交相辉映。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记忆仍然深植在人们心中，尽管这种制度作为制度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历史记忆在现实中被一再地血淋淋地展现出来。在小说的全部叙述中，露西的被成为一个触目的“中心”:露西拒绝向警察告发此事:“我为什么没有向警察告发这件事?我告诉你，只是你从此不许再提它。原因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南非。”如果没有种族隔离的历史和由于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同种族、肤色间的现实仇恨，那么积淀下来的对抗性的文化中就没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桩案便会面对同一种文化认同下的道德评判。但是，种族隔离的历史一记忆使得社会道德框架内部产生了对黑人和对白人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

《耻》又具有超越南非社会现实的普遍意义，是一个后殖民世界中人类种族关系的寓言。殖民统治结束后，其危害仍在继续。小说中没有直接描述昔日的殖民统治，但从黑人对白人后代的仇恨中便可知道，当年黑人曾遭受白人殖民者何等残酷的蹂厢。三个黑人的行为既非为满足生理欲望，也非出于露西个人的原因，而仅仅因为露西是白人，为了发泄仇恨，是对白人殖民者的一种报复行为。三人当中有一个是小孩，如此自幼在心里埋下对白人仇恨的种子的孩子长大了会如何对待白人，是可想而知的!露西的命运则表明，白人殖民统治在南非的受害者不仅仅是黑人，还有他们 自己的后代。在历史上，白人是以自身所享有的优越感，以教化、拯救、征服而月_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在黑人土地上的，尽管这种越界行为被涂上了冠冕堂皇的色彩，但丝毫不能掩盖其侵略的本质。露西的被便是这种越界所必付的代价:她成了这一历史罪责的受害者，白人殖民者的替罪羊。露西选择“耻辱”地继续生活在乡村，表现的是库切对后殖民时代种族关系的一种认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赔偿形式，这笔债务是她作为一名白人不得不偿还的，因为她与数十年压迫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有着一种被动的同谋关系，她要直面过去的罪恶，寻找新的生活模式和希望。库切提醒人们注意: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已经取消了，但是殖民地的文化中种族对抗的阴毅并没有完全消除。作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要建造自己的权威，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去呈现死亡和受苦。”他以自己的文本完成了对历史意识的重建，“召唤听众遗忘了的东西”。尽管历史的积怨和露西无关，历史的轮回依然没有逃出这一戏剧性的反讽定律。历史的罪责必须有人来承担，即使她是无辜的。这就是她比卢里更能坦然面对这一暴力事件的原因。

殖民主义的代价首先在最为个人的层次上表现出来，露西决心承受任何耻辱，“却因为所有外在尊严的被剥夺而获得了新的力量”。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欧洲)文明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卢里的满腹经伦、满口外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遇到突况(家里遭抢劫、女儿遭)时，什么用场都派不上;他动不动要求得到正义的呼声如对牛弹琴;在佩特鲁斯家的聚会上撞见了施暴嫌疑人，立刻想打电话叫警察这样典型的西方式反应，显得那么滑稽可笑，又苍白无力;作为西方文化教养之人，居然没想到参加正式聚会应当戴条领带，如此等等。甚至连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载体、赋人以某种权势和力量的 英语 ，在南非这块大地上也失去了明晰性。语言也是一种文化最外在的品格，当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产生怀疑时，便会对语言本身的魅力失去自信。卢里有一段内心独白就是他这种心境的写照:“他越来越坚信，英语极不适合用作传媒来表达南非的事。那一句句拉得长长的英语代码已经变得十分的凝重，从而失去了明晰性，说者说不清楚，听者听不明白。英语像是头陷在泥潭里的垂死的恐龙，渐渐变得僵硬起来。要是把佩特鲁斯的故事硬压进英语的模子，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关节僵硬，没有生气。”真正有力量的，真正能恰当真实地传达人在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当地的土语。这样，强行进人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从根华到形式都被消解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库切等流散作家只是借用了英语这种语言作为文学书写的载体，但英语所蕴涵的传统却为其摒弃。因此，他木仅是身体上的流散者，也是信仰上的流散者。

文化批判不同于 政治 批判，也不同于道德批判，它是对于文化的梳理、考察、审视和反思。库切以真实的批判精神和思想的深刻性，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后殖民世界中意识形态对人的奴役以及颓败停滞的精神状态， 现代 人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引发的政治 经济 困难，而更多地是表现为意识形态等文化形态奴役下人们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

库切的《耻;.首先就表现出了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之中，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结构的形成并不是随机与偶然的，而是在社会统治层的诱导下生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生活中去。这一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批判理论颇有相似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认为，“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分裂与异化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美化现实生活而替现状辩护，这种辩护的功能不仅仅通过思想宣传来实现，而且已经通过其他手段内化到人们的心理机制件”。”马尔库塞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合理性即是指意识形态把否定思维变成肯定思维，理性没有了原先所具备的批判和否定意识，丧失了指导人们实现自由的价值判断。在技术合理性的名义下，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维度被成功地操纵和压制了，人成为麻木不仁的“单向度的人”。其实，马尔库塞批判现实社会就是要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不是指暴力斗争，而是要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否定和批判，不做单向度的人。

库切正是运用了形式语言的力量去摧毁异化现实的社会语境。“ 艺术 正是凭借形式超越了既有的现实，在现存现实中反对现存现实。”库切以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社会进行了病理诊断，提供了批判的灵感和武器，用否定的艺术的形式来拯救衰败，这是其对当代社会最可贵的现实意义。透过他的文化批判，可以看到他们在 历史 批判和现实批判中的自省，对一于南非实际存在状态的一种异在性、对抗性和超越性，可以看到体现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当代人文精神的理想特质。

库切的《耻》通过个人命运和国家历史的相互对照中实现的一种凝重的社会历史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政治权力的变迁对于根除人类的苦难显得无能为力。“流散，从一个具有专门意指的、鲜为人知的语汇，现在已经 发展 成为一种对当代后殖民文化与认同经验的总体解释，与全球化相提并论。流散，其实不必是物质性身体的移位。流散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又或许，流散是一种与母体撕裂的伤痛;但在富有创造性的后殖民理论家那里，流散又是一种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库切等流散作家在生活经验层面上寻找自我归宿、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中进行文化思索，在异国主流文化中确立文化归属这几个层面上完成文化认同，从而体现有着“文化本位”的特质。

当一种文化秩序窒息了人类的创造性时，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的建构来颠覆旧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即是文化重构的前提。文化批判不仅是否定性、消解性的，而且也是建设性、构成性的。库切批判的目标并不是批判本身，而是为了激发行动的力量，从而使得人们摆脱病态的存在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生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取代现存的异化的存在模式，也就是文化重构，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也就在此。

通过库切对意识形态压制人、约束人、奴役人现象的批判，可以看出后殖民地的文化应适应历史进程而重构出一种新型文化的最佳模式。一种成熟文化模式的创建，必须有价值系统的奠定来支撑。在南非，尽管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取消，但是小说中的人们始终还是处于种族隔离意识的阴影之下，吞食着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悲惨后果。南非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应该正视过去，更好地了解过去。在那片有着殖民历史的土地上，无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都是历史的替罪羊，没有人是自由的。库切希望人们通过关注生存状态而唤醒历史意识，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历史文化根源与历史的构成方式，从而构建新的价值观念。

化学历史论文篇6

1.1按地域划分

从空间一维角度来划分，又可以将整个人类文明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突出表现在是以空间发展为根本，受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而形成了属于本区域特色的独特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变迁中，由于地域环境的复杂产生以地域、地形为特点的文化类型，如草原文化、河谷文化、海洋型文化和山岳型文化。根据地理位置的发展，历史中又主要划分了几部分对人类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地域文化类型，它们分别为：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两河流域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和中国黄河流域孕育的古老文化。

1.2阶层文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阶级矛盾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出现了多种阶级和阶层，他们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符合其阶级定位的意识、价值观、和行为等，都构成具有其阶级或阶层特点的阶层文化。在我国的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萌芽期的奴隶社会、，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时期都形成了属于其阶级或阶层特色的文化，这对于人们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还分别产生了宗教文化、年龄群体文化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文化。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注重文化的趋同性，也要注重文化的差异性，适当安排教学，才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多元文化观，进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2.历史教学中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培养的途径

文化的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一某个人、某个群体或者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多元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这两个根本特征，积极进行学生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文化观，要正确审视本国文化，客观对待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创新做出贡献。

2.1要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

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的培养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通过教学让学生真正认识到民族文化，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学生可以充分领略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充分体验到我们国家灿烂辉煌的艺术，可以想象到过去繁荣发展的经济，甚至可以深入历史画卷，一品过去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同样，通过历史教学学生在品味过去的繁荣时，也可以认识到近代社会时期我们孱弱的大清王朝，可以体验到近代社会疲软的经济，可以了解到人们生活的苦难，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的思考，进而培养其爱国热情，培养其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发展观，增强学生的认知水平。

2.2要加强对其他文化的体验

在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学生还应该开拓自己的视野，着眼于世界其他的优秀文化，丰富其阅历，因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应该,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价值,让学生学会尊重、欣赏、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能够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交流与合作,学会站在他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文化的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从他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自己贡献。

2.3加强对历史资源的整合利用

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文化是其中最为瑰丽的一支，因此，学生要加强对多元文化的深入了解，最主要的就是要通过加强对历史素材的整合利用，进而加深历史文化研究。因此，教师在准备历史教学中，要善于从教材中找资源，要充分挖掘历史教材中的图片资料、影音资料、古籍资料和古迹名胜等，从而将这些作为进行多元文化教学的课程资源使用，在丰富学生的知识的同时，加强其多元文化意识的培养。

3.小结

化学历史论文篇7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AnalysisofNewHistoricismTrendofThoughtinLiteratureandArt

化学历史论文篇8

一、 小论文试题的基本特点

1. 能力要求专业化

历史学可以分为史实的考证、史事的理解、理论概括、史学评价四大能力层次，《考试说明》也规定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四大能力要求，而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就是属于史学评价层次范畴，要求同学们具有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要有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学科能力，这种最高层次的能力要求，要求同学们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历史试题对能力的要求显然具有专业化倾向。

2. 考查内容固定化

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第3问是“对材料三中的恩格斯的历史认识的评价”，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根据这段材料选择观点进行历史评论”，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第3问是“根据材料中历史学家陈旭麓关于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认识进行评价”，显然小论文考查内容都是以固定的、有范围的、具体的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作为依托材料，创设新情境，让同学们对固定的材料所涉及的重大史学理论和认识观点进行概括、提炼，形成逻辑严谨、阐释有序、主旨明确的历史小论文，所以试题考查内容呈现固定化特点。

3. 考查形式多样化

虽然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考查内容的呈现都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景”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这样共同特点，但考查内容呈现的具体形式各有特色：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其实是传统的材料问答题，是“老树开新花”，嫁接新高考命题意图；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一种创新题型，具有开放性特点，能够考查同学们从不同视角发现、解决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最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是史学探究题型，考查同学们探究能力和史证意识，也是一种创新题型，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和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这两种呈现形式将是历史小论文命题呈现的主导题型，因此试题考查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二、 小论文试题的备考对策

1. 做题方法科学化

做任何题型都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掌握做题技巧，才能事半功倍，提高做题效果，做历史小论文题型也不例外，小论文通常由主题观点、论点、论据三部分组成，有提出观点――证明观点――得出结论的逻辑顺序，所以做题第一步要从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材料中阅读、提炼要评析的观点，确立小论文要阐述的主题；第二步根据主题内涵具体分解为若干具体小论点，选择以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其中某一史学范式作为评论视角，论证主题内容的合理性，初步形成全文的思维框架；第三步联系自己所储备的史实来支撑每一具体论点，做到论从史出，史实与论点之间有严谨的逻辑顺序，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最终以清晰的思路来进行全文阐释，思维要有层次性、逻辑性、整体性。

2. 新史学范式运用常态化

历史学就是历史理论学，不仅新高考教材编写渗透着新的史学范式，而且新高考命题者也越来越关注史学前沿理论，而历史小论文题型是这些新理论的最好呈现形式，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整体史观等新史学范式，它们是认知历史和诠释历史的不同视角和方式，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和阐释历史，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全面、辩证地认识客观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历史本体的不同面，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以体现评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个性，所以在备考复习中要领悟新史学范式理论内涵，运用不同新史学范式理论对重大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理解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运用不同新史学范式理论构建、整合新的知识体系，串联构建中外历史发展的清晰主线与整体框架，为将来历史小论文的撰写提供史识、论点、论据。

3. 历史思维和史证意识培养化

撰写历史小论文通常需要具备很强的历史思维能力，即依据历史事实，分析历史思维、挖掘历史智慧的能力，既包括分析、概括、比较、评价、归纳、论证等历史学科学习的思维能力，也包括历史的眼光、观念和方法，是史学素养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历史学的本质要求。但较强的历史思维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同学们在备考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历史概念内涵外延的理解、以新史观范式为指导、以主题专题通史形式构建纵横交错的宏观知识体系、以学术前沿、热点焦点问题来联系历史，着力培养自己的历史思维能力，同时强化自己的历史实证意识，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使自己的每一个历史认识和判断都有坚实的史实作为支撑，形成史实越确凿、丰富、充分，由之得出的历史认识就越全面、辩证、有说服力，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做到史实与论点之间符合严谨的归纳逻辑，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

化学历史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文化诗学,流派,历史观

文化诗学又称为新历史主义，它产生于新批评之后。文化诗学批评家主要研究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文化诗学不同于新批评。新批评把文学看做完全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文化诗学主张文学与当时的宗教，政治等是相互作用的，从而抹掉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界限。格林布莱特认为，文本在很多方面反映当时的历史，历史对于文本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历史帮助构造文本，文本是对历史的反映，因此要学习文本，首先要学习当时的历史文化。其次，历史和文本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同等重要。历史不仅仅是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文本中可以找到历史。例如，在格林布莱特的《莎士比亚和驱魔师》中，当时政府对驱魔术态度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在莎剧中。驱魔术盛行了几个世纪，可是到了16世纪末却被称为骗术。因此，成书于1603 --- 1606年间的《李尔王》便对驱魔术持抵制态度。由此可见，历史不可以与文本相分离。同时文本还可以与其他文本互相作用。这就是说，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痕迹来佐证一个历史事件，并且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也有互文性。再次以《莎士比亚和驱魔师》为例，文中反映出的对驱魔术的态度在格林布莱特评述此书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在这个层面上，历史是可以被看成文本的，文化诗学流派通过这一事实重新定义了历史，从而得出结论：在文本中可以找到历史，历史也是文本。

迈克尔·福柯是文化诗学流派的又一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为这一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福柯重新定义了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即历史没有可遵循的明确的发展方向。历史是艺术、社会环境、政治等多种话语之间复杂作用的产物，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而福柯认为历史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历史也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同时，历史是由人记录的，这些记录者要受到个人见解的影响。其次，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权利，写作历史的人必然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尤其是当局所倡导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历史只是一个小群体而不是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再次，福柯认为历史是由很多零散的碎片拼接而成的，而连接这些碎片的线索便是各个时期人们所推崇的思想。

笔者认为， 格林布莱特和福柯的主张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历史是由权利集团控制的；历史和文本同等重要；历史是主观的。福柯的理论奠定了文化诗学流派的理论基础，格林布莱特的主要贡献便是继承并发展了福柯的历史理论。

总之，文化诗学是对新批评的反拨，新批评所主张的“阅读是针对文本自身的细读”的观点被推翻。首先，文化诗学主张文学作品应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研究。文化诗学把历史作为理论的核心并且宣称对于文本的任何诠释都不能脱离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文本是作者，社会，习俗等众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新批评所主张的只要反复细读作品并借助于悖论，反讽等修辞方法便可完全理解文本的主张便被驳倒了。第二，文化诗学批评家反对新批评派所倡导的客观阅读。文化诗学流派从两个方面反拨这一观点：首先，读者并非完全客观的。读者生活在一定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而做到完全的客观。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发现他们受到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作品中的时代的影响。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这两种时代影响的协商。第三，作者并不是客观的。作者也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抹去所处时代的痕迹。作者的思想，写作风格必然会受到当时文化氛围的熏染。从以上三个方面，文化诗学反拨了新批评派。

作为批评理论，文化诗学具有很多的优点和不足。与以往的理论相比，文化诗学再次关注历史问题，这一流派使读者和批评家相信，文学和历史一定要一起分析研究，把文本放到合适的历史文化中去研究，在研究文本的同时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笔者看来，这一理论打碎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泾渭界限，建立了二者之间的桥梁。批评家再次关注历史，这是文学批评的进步。然而，文化批评流派过多的强调历史的作用，特别是历史的多样性即“小历史”的作用。小历史类似稗官野史，其客观性大打折扣，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大历史）难免有瑕疵，但是却不能否认大历史的价值。小历史只能是大历史的补充，却不能代替大历史。把文本放到小历史中去研究未必是合适的做法，因为小历史中对待“历史”的态度有时过于极端。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使一个文本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每种可能都丧失了客观性，从而降低了解释的可信度。总之，文化诗学理论具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很多的不足，它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其理论还需要在应用中不断改进。

参考文献

化学历史论文篇10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　Ziegler，Traditions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　and　William．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of　World　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