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风险论文十篇

财政风险论文篇1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基金。

具体而言，刘尚希博士曾提出提出第一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是金融危机，第二个是养老金风险，第三个是地方财政危机。[4]

三、财政风险的对策：

财政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动辄随之以社会危机、动荡。于是，防范财政风险也是一个全社会全面的工作，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财政学各个方面都需要完善。下面尽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与财政风险联系紧密的财税法学角度，谈谈对财政风险的控制。

（一）对经济、金融的规范、控制

1.完善经济责任制

2.增强银行独立性

银行的受信活动主要是银行以债务人身份与社会各界进行的信用交易，包括吸收存款、各种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形成银行的负债。银行的授信活动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客户提供融资，形成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信贷、信用证、进出口押汇、贴现等业务。银行的授信活动是银行效益的直接来源，但也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形成不良资产，严重的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引发社会动荡。[5]

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的银行呆坏账比率非常之高，在这样高的呆坏账比率之下，银行体系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声誉起了关键作用，相应地，国有银行集中的不良资产，也必然意味着巨大的财政风险。[6]从现实考虑，我国银行一旦独立，脱离了国家的声誉保护，不良资产引发的社会动荡的严重性可向而知。两者间这种过分的依赖大大增加了财政风险。故而，应当增强银行的独立性，逐渐进行银行改革：比如，增加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合理渠道，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债券，增加附属资本，确保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从社会上吸纳资金补充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减轻财政负担，缓解财政风险。要求商业银行提取充足的呆账准备金，如不能一次到位，应制定时间表，要求逐步到位，以建立呆账核销机制，减少虚假利润，保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同时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提高回收率。[7]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引致的财政风险。关键在于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机制。

1.完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避免困难地区财政危机爆发。财政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联邦主义对体制的要求则是实现“分级管理”向“分级所有”的转变，将权、责、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举债或进行地域间转移支付。

2.还可考虑适当扩大对社会公众扩大征缴范围，提高征缴率，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三）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体系

针对财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现象，结合财政法基本原则，在国债管理方面给予重视。

1.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民主原则要求人民通过一定得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要逐渐实现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刚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不够。财政部作为行政分支本身也需要制约。加强财政部对显性、隐性债务的调控能力，控制好支出规模。[8]

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及财政投资行为，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硬化预算约束，加强支出管理，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间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又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以缓解地方政府资金缺口。[9]

2.财政法定原则：我国目前的国债体系非常简单，法律制度不完善，在实行方面不免不够“依法”（很多复杂情况“无法可依”），只有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国债法制才能在此基础上，财政法定，加强国债管理，强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效益。

3.财政健全原则：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减少赤字规模是必要的，但除非出于修改不甚公平且为低效率的现行税制之考虑外，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提高税率和增加新税种方面，而应放在降低税率并强化税务征管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以及降低税务征管工作成本方面。[10]

4.财政平等原则：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例如，优化支出结构：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这一点分税制以来已经改善了很多；在项目和部门间的分配：比如中央财政似乎对基础设施的“软项目”投资不足。[11]

体现之一——教育。对职责之内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尽义务投资严重不足。例如，相当多的西部地区颇为贫困，农民很少或基本没有

现金收入，基层政权靠摊派来维持“民办学校”和自身的生存。

体现之二——农村投入。中央财政似乎漠视了农村仍然是持续的净剩余流出的地区。在县以下金融机构基本被撤裁之后，通过国有或民营金融机构向农村注资资本已不现实，那么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投融资便利就势在必行，但这一块却恰恰是比较匮乏的。

「注释

1参见《规范信用活动防范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陈志刚来源《金融时报》（2004年5月11日）《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2具体论述参见《财政风险及其定性、定量分析）张志超2003年4月的《经济学动态》

3见注1.

4《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5见注1.

6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思考霍宏涛《生产力研究》No。4.2004

7见注1.

8参见：财政风险来自政府花钱缺乏制约—《财经时报》

财政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县乡财政；运行风险；财政职责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总体上迅速增长。但处于基层的县乡两级财政的运行质量却每况愈下，财政风险日渐显化。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了部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为此，改进县乡财政运行质量，化解财政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财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风险的基本态势

（一）财政支出超常增长，收支矛盾突出，公用经费难以为继，事业发展能力低下

县乡两级政府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负有县、乡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职责。但近年来，我国一些省、市所属的县、乡财政甚至难以维持“吃饭”水平，用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已非常有限。

据统计，1994—2001年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平均占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的70.33%，而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仅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48.63%.超常增长的支出吞噬着增加的财力，财力的窘困必然制约地方公共事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县乡层面表现更为明显。2000年，全国2074个县的46%需要财政补助。而且绝大多数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挤占专款、拖欠工资、医疗费、差旅费等现象。如2001年，安徽省30多个县拖欠工资总额14.44亿元。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则更加尖锐。比如，现行村办公费、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主要来源于农业税附加，而农业税附加只有改革前村提留的二分之一。在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有限的条件下，乡村两级公用经费难以为继，县乡社会事业发展欠账严重。

（二）财政赤字规模巨大，债务负担沉重，基层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在我国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处于基层的县乡财政因回旋余地小，遇有风险往往难以外化释放。因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累积了大量赤字与债务。虽然其总体规模目前尚未作出精准的官方统计，但据专家预测，地方财政最终负担的债务很可能是以万亿计的天文数字，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放大。这一预测源于债务不同侧面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近40%的县一般预算呈赤字状态，部分县虽账面无赤字，却普遍存在巨大的隐性赤字，即以当年应付未付的各种支出拖欠，或以负债、寅吃卯粮等形式存在的赤字。所以，实际发生赤字县、乡的数量和赤字规模可能会更大。在财政赤字不断累积的同时，地方政府负债也日益加重。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政府均不同程度地负有不同形式的各种债务，而且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负债规模越大，债务负担越重。如乡镇基层债务额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负债则超过2500亿元。不仅如此，乡镇政府的债务每年尚以200多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三）财政收入质量低劣，财政支出刚性增强

依托于税法征收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确保了财政收入质量。但近年来，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增加不仅快于税收，而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收的正常增长。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政府基金等非税收入形式具有“列收列支”的性质，具有专项用途，难以形成地方政府正常支配的财力。另外，我国现行地方税收体系中，不仅多为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较弱的零星小额税种，而且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不规范举债、寅吃卯粮、“空转”收入等现象大量存在，财政收入“虚增”严重。

低劣的财政收入质量，伴随着刚性的财政支出，使基层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进程中，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性增资”项目，需要地方提供配套资金。如由地方自筹配套的粮食风险基金，按《农业法》、《教育法》要求高于收入增长比例的支出安排等，这些硬性规定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另外，虽然财政每年增收达1000亿元之多，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员也是大量增加，加之工资制度改革，一些地区新增财力的80%用于人员经费的增加，县、乡等基层的比例更高。

（四）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日益扩大，区域间的不平衡态势加剧

分税制体制实施以后，虽然转移支付制度在不断完善，但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却日益扩大。如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能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低于中部地区。资料显示，全国县级财政收支占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呈“反向”变动的趋势。与全国情况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收支占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则是“同向”下降，呈现县级财政萎缩趋向。

总之，我国县乡等基层财政运行质量堪忧，已经积聚并隐含了巨大的财政风险。

二、县乡财政运行风险的诱导因素分析

（一）经济运行质量低下，县乡财政运行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运行质量取决于总体经济运行质量。近年来，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失调、下岗职工增多、再就业压力增大、农民增收速度减缓、企业亏损增加、财政增收难度加大等。而这一时期，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每项改革最终都要财政兜底。各级财政不得不承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多重压力。所以，拖欠工资、赤字增多、债务累积形式上是财政问题，实质却是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经济未能充分发展导致的。譬如，我国除沿海地区和地处大中城市市郊的县乡外，大部分县乡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财源结构单一。而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增产不增收，农民因缺乏务农积极性而弃田抛荒，农业税税源萎缩，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县乡财政运行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人为加重财政负担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一般依据政府官员的短期“政绩”对其予以考核、晋职提升。浓厚的功利思想和政绩意识，常常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短期政绩而牺牲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比如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谋求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开发市场、招商引资等“政绩”，推出了一系列形象工程、献礼工程、达标升级工程，因缺乏调查研究，这些工程常常不得不中途进行调整，浪费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使捉襟见肘的基层财政雪上加霜。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造成了地方财政的人为负担。地方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追求还体现在同级政府间、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攀比行为中。竞争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则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引导及竞争中的急功近利行为，出现了大量简单粗放的盲目投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浪费与基层财政的困难。

（三）政府间职责划分粗糙，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矛盾突出

与依据具体的法律划分政府间事权的国家相比，我国宪法对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与责任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具体事务上的划分及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并不明确，经济性事务的划分更为模糊，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省、市、县、乡各级的财权与事权，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客观上迫使省市级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加强对财政资金的集中力度。根据权威资料调查，省级政府所集中的资金自1994年至2003年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市一级政府也在设法提高集中程度。不仅如此，不甚明晰的事权还在不确定地上划下移，致使事权与财力偏离，尤其是地方政府职责与财力矛盾突出。如，消防、预备役费用支出在分税制形成时属于省级财政负担，但1999年，支出下划到区、县；教育经费的承担责任也是逐级下划，越到基层可支配财力越薄弱，财政负担比例越重。加之一些基层政府在鼓励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同时，过分夸大税收优惠作用，为税源流失打开缺口，导致财政虚收，形成风险隐患。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庞杂，地区均衡效果不理想

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般由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为目标的均衡拨款及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专项拨款组成，并以前者为主体。但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过于庞杂，体现为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多种形式，并且均衡拨款的转移支付力度过小，而专项拨款的转移支付不仅规模庞大，且采用非规范的“基数法”安排转移支付量。其结果不但未能缩小地区收人水平差距，反而直接推动了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1995年推出“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尽管在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有了明显进展，但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而言，过度期转移支付的作用力度显得极其微弱。而县乡基层财政间转移支付甚至未能形成制度，区域间财政能力失衡是必然的。

三、县乡财政风险的化解与防范对策

对策之一：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县乡经济运行环境

我国县乡财政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改善县乡财政运行质量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财政实力，走出“三农”困境。因此，从全局着眼，国家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思路与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强化国家对农业、农民的投入支持，改革农村管理体制。譬如，通过有条件地减免及至逐步取消农业税，涵养农业财源；通过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农业公共品（如乡村道路、电网改造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供给范围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增加对农业科研、教学、新产品培育的财力支持，以无偿方式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对高科技农业及农业深加工项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提升农产品质量及国际竞争力。

对策之二：重新界定县乡两级政府职能，明确划分两级政府事权及财政职责

目前，尽管法律未对县、乡政府的职责作统一、具体的规定，但从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看，其主要职能是承担行政管理、法律与秩序维护费用支出，文教卫生等事业支出以及农村的道路、救灾、扶贫、社会保障等支出；而缺乏自、区域差异大的乡镇政府也要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服务、基础教育、医疗、灾害救济、法律与秩序的维护等事务等。这种模糊的事权范围和财政责任必须重新界定。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县乡机构改革以及财政改革的要求，事权的重新界定应侧重于县乡在教育、卫生、社保、公务员队伍建设等事业发展方面的责任，以充分发挥县乡各自优势。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主要将原乡镇的教育、卫生、公务员、离退休人员经费和优抚对象优抚金等社会保障事业职责划归区县级管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事权，原则上按受益范围确定管理对象，其中跨乡镇项目事权主要划归县市管理，乡镇范围内项目事权主要划归乡镇管理。从而明确区县本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强化区县经济发展、财源建设责任，减轻乡镇建设支出和财源培植等方面压力。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乡村政权正常运转，以及除教育卫生外的乡镇事业发展及辖区内的公共公益事业发展等。事权划清之后，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卫生、科学文化、民政等事业费，其人头经费原则上由县级财政管理，非人头经费则由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按比例分摊支付。

对策之三，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理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县乡财政体制的完善与确定，应以财权和事权相对称、有利于县乡两级财源建设并强化财政管理为原则，因地制宜地建立起激励与约束并重，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灶吃饭”机制。首先，在划分税种、核定基数、确定分成比例或结算比例上，应县乡统筹兼顾，既有利于县级适度集中财力、增强调控能力，又要考虑乡镇行使事权的财力需要，调动乡镇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其次，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县对乡镇的转移支付等补助形式应与其共享收入基数完成情况挂钩，乡镇公用经费节余部分留用，保证财政体制良性运转；第三，理顺乡镇财税机构体制，增强财税合力、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第四，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在合理界定县乡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合并方式，适度扩大乡镇规模，获得资源规模和集聚效益；最后，强化宏观管理，理顺县级财政对乡镇财政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在分灶吃饭条件下，乡镇财政的一些重大的财政决策如大项支出、举债、担保、投资等原则上必须与县级财政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能付诸行动。

对策之四，建立财政偿债基金与风险预警制度，化解与防范财政风险

首先，根据债务形成机制以及各级政府承担的支付责任，消化现有债务；其次，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并将政府融资项目投资额及项目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划转入偿债基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最后，建立有效的地方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根据地方债务特点建立一套既符合地方财政债务状况，又能反映地方财政风险程度及其变化发展趋势的风险预警系统，监测和预防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1]张守凯，李森。论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个性特征[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5）。

[2]吴德纯。谈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化解[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2，（1）。

[3]李生祥。建立地方财政预警系统的思考[J].四川财经，2002，（11）。

[4]刘向东，等。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困难的调查与思考[J].财税与会计，2003，（4）。

[5]何成军。县、乡财政困难：现状、成因、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2）。

[6]马晓河。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J].农业经济问题，2003，（2）。

财政风险论文篇3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资金遭受损失或财政支出出现困难而危及地方政权正常运转及其职能行使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方财政风险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

地方财政风险是由社会各种风险转化、综合而成，呈现出综合性特点。当社会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能够迅速转化为财政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将导致地方财政减收增支，地方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等等。同时，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所需要的经费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开支，一旦地方财政出现风险甚至于危机，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导致其功能严重失调。因而地方财政风险不应只看成是地方财政部门的风险，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风险，对社会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

2.地方财政风险具有普遍性，并逐步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

正是由于地方财政具有综合性和来源广泛的特点，使地方财政风险客观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系统。仅仅在财政风险问题日趋严重时，才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才着重于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研究。入世意味着我国将加快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之中，经济全球化在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势必对我国地方财政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地方财政入世后将面临怎样的财政风险，如何迎接挑战已成为急待探讨的重大课题。

3.不同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不同级别政府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

从横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环境制约因素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财政收不抵支，赤字突出是中西部地区财政运行的显著特点，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导致中西部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从纵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不同程度存在于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之中，其中省、地（市）级的财政风险程度较小，县乡两级财政风险程度较高，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财政危机。目前的地方财政状况是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却将事权层层下放，导致财政状况自上而下一级比一级困难。这使得县乡两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风险加剧，集中表现为财政增收难度加大，财政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欠发普遍化，财政可调控财力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等等。

4.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是地方财政风险的集中表现

首先，分税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增强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地位，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因而地方财力大幅下降。其次，财权财力分散、税收流失大大削弱地方财政实力。另外，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寅吃卯粮搞空转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了未来风险。据统计，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0%降至于1994年的44.3%，2000年略有回升到47.8%。近年来，地方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支出急剧增长，使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国家制定并实施的许多政策和措施都需要地方在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所投入的项目需要地方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为此地方财政支出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刚性，地方财政自给率严重不足。2000年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65.3%，地方财政支出增量达到14.7%，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62%。由于对政府债务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其道，多头举债，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了大量债务。举债行为的不规范致使债务的偿还主体、责任主体不够明晰，从而形成重借轻还，财政最终承担债务的情况，导致了财政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各级政府债务负担已成为困扰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5.地方财政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危害性大

地方财政既存在显性风险又存在隐性风险，但更多的表现为财政隐性风险，甚至一些财政显性风险会通过人为的手段被处理成隐性风险而埋下潜在的隐患。由于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财政风险处于隐蔽状态，这造成各部门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意识不强，加剧了财政风险的累积和膨胀。如果地方财政风险的积聚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化解，最终将会引发财政危机，导致地方经济萎缩，引发社会动荡。作为兜底财政，财政所存在的风险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风险，其危害性可见一斑。[NextPage]

二、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对策

1.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控制财政风险

我国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但该体制受到种种条件制约，带有强烈的过渡色彩，对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累积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化解地方财政风险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与界定。首先是确定哪些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哪些事权划归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事权交叉的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按照受益与付费相对称的原则，积极配合、主动协调以实现有效管理，如跨辖区的基础设施、江河治理等。然后是合理安排地方各级的事权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关系，明确省、市、县、乡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长期以来，省级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是造成地方各级财政风险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建立并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目前我国地方税收收入税源零星、规模过小、改革滞后，加重了共享税分享比例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也使地方政府调节经济力度不足，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地方税体系，适当扩大地方税规模，使地方本级收入基本能够满足地方财政的开支，增强地方以自身相对独立的财力来防范财政风险的能力。三是健全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而言，我国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应在两个方面完善。第一，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地方政府最低服务水准的实现。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自给率低，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潜在的财政风险更加明显。因此，在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地区的财政运行状况，实行转移支付倾斜政策，加大中央专项拨款力度。第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加强和完善。要加大省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转移支付资金要按规定使用，向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保证基层政权运转和农村教育。

2.调整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公共支出管理

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关键所在。第一，明确地方政府职能，合理界定地方财政支出的范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职能的客观要求，地方财政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方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域，加大公共需要的保障力度。第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主要是在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压缩一般性项目开支，增加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第三，改革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体制。要严格按照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确定预算支出范围，调整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延长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预算编制项目并加强预算论证；同时尝试开展部门预算，改变财政资金按性质归口管理的作法，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性资金统一编制到资金使用部门。第四，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加强采购的规范化建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政府采购的规范运行；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所有财政性支出均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

3.加强债务统一管理，适时推出地方公债制度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应从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强化财政在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的地位入手。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其内容不仅包括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也包括间接债务。债务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债务监控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二是规范地方政府担保，缓解潜在的债务风险。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多样化，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规范的担保原则，并逐步缩小担保债务规模，以财政贴息、补贴等方式来实现融资目的。三是加强政府债务归口管理，突出财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各级财政部门应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举借债务进行认真审核，监督债务资金的使用及偿还状况，承担起其所负有的监督管理责任。四是建立规范的地方财政偿债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资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五是建立地方公债制度，规范政府融资行为。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与分税制的客观要求，逐步建立规范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债制度，在中央严格审批和监管制度的条件下，允许地方财政发行统一的债券，筹集地方公用事业发展资金，以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及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4.增强各级财政风险意识，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财政风险论文篇4

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何教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判断。

何教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记者：今年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风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何教授：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记者：当前，我国的财政风险已成为财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

何教授：企业风险以及银行风险，这两种风险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而对财政风险问题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我看来，财政风险比其他任何社会风险都严重。首先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风险，如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部分最终都要转化为政府的风险，转化为财政的风险。所以说，财政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应当引起全社会充分的关注。

财政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财政风险；PPP模式；风险管理

[DOI]10.13939/ki.zgsc.2017.15.028

PPP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PPP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通过PPP模式不仅可以平滑财政支出，减轻当期财政压力，预先享用项目收益，缓解投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还可以规避财政限制。但在当前我国财政预算和会计制度还不完善的背景下，PPP模式可能不仅不能有效降低财政风险，还可能会形成新的财政风险。因此在运用PPP模式时，要保证PPP项目在生命周期的顺利运行，政府要严格控制PPP项目中的财政风险，而管理的关键在于将PPP项目的支出责任与地方财政的收入和增长建立相匹配的联系，从而将PPP支出责任有效地控制在10%红线以内。

1 PPP模式中财政风险管理现状

与其他公共投资模式中财政问题比较隐性、容易累积相比，PPP模式中的财政风险问题是比较显性的。在PPP实施方案设计中，会采用相关的财政工具合理地确定项目成本、内部收益率、项目风险分担等，会运用物有所值论证和财政承受能论证来对项目进行有效管理。合作双方对项目运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会预先设定解决方案，如：边界条件设置、重启谈判机制等。

（1）在PPP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法律顶层设计中财政风险管理的政策不完善，导致财政风险缺乏控制。PPP模式在我国已运行了一段时间，可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现行的法律规定大都出自国务院、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国家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部门，虽有形成一套监管制度，但其政策法规较为分散，不同部门出台的行政法规甚至存在重叠、“掐架”的现象，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PPP模式指导意见，从内容上看，专门针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政策很少，致使PPP在推进过程中财政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2）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蕴含的各种债务和风险分担，对财政风险管理造成负面影响。相对于传统公共融资模式，PPP模式拥有许多优势，可也隐含着各种政府负债问题，政府承诺在未来按照PPP合同规定购买社会资本供给的公共服务，形成政府直接负债；政府承担项目风险如政策风险、法律风险、最低需求风险和提供政府担保如价格担保、通胀担保、信用担保等形成或有负债。同时政府还将面临或有隐性负债，如破产风险、环境污染风险等。另外，PPP项目的投资控制难度大、运营周期长、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不足、政府换届等不确定性因素，都必然导致PPP项目面临较大的财政风险。

（3）地方政府缺乏专业人才，对支出责任无法完全进行科学的财务测算，扩大了PPP模式的财政风险。PPP项目是公共项目，涉及公众利益，执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类型的PPP项目，对财务支出的测算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才能合理确定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从而避免社会资本方通过看似合理的PPP实施方案，以政府的补贴方式获得超额利润。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PPP项目的顺利推进，往往会忽视有效的项目识别和科学的财务测试，加大了政府面临的财政风险。

（4）咨询机构服务缺乏深度，前期工作准备不足；物有所值论证、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方法有待改进。咨询机构是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参与方，在协助策划建设项目、选择运作模式、确立交易结构、跟踪融资计划和绩效监管等全生命周期中发挥着关键和顾问作用，但从目前一些落地的PPP项目的成效看，咨询机构一般只注重某一专业领域或核心环节提供专业服务，在项目识别阶段的物有所值论证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相对较粗，PPP项目运作中许多非市场化项目并没有相应的对比数据可以参照，特别是有现金流项目的财务测算；加上一些可研报告为了项目包装无法体现市场真实数据，导致项目定量物有所值评价难以推进，而定性评价指标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实际评价价值，避重就轻、粗略定性。甚至出现有些项目未全部完成概算批复就纳入PPP项目实施范围，仅在招标文件中约定设计变更和造价计取的规则，评审人员因资源不足，无法从科学角度进行审慎评估，导致前期论证工作难以发挥识别作用，加大了PPP项目的失败和违约的风险。

2 PPP模式中财政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PPP法律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明确财政风险的界定和规范。应该尽快形成国家层面的法律体系，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PPP法律制度保障，对PPP项目中的财政风险防范做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完善PPP合同，确保PPP合同的完整性、规范性和长期有效性，让合作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协调好各部门特别是发改委和财政部的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各执行部门之间的分工、协调、审批和财政风险监管问题，同时对PPP模式的五大环节的相关利益主体的财政风险监管和边界条件作出明确的规定，统筹协调各部门和地方的PPP政策文件，对现有的冲突文件进行调整和深化，出整的财政风险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

（2）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体系，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科学、全面评估和披露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建立财政风险评价动态监测模型，分行业建立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模板，完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置监测运行过程中的动态风险。改进政府的预算会计制度，结合中长期财政规划统筹考虑，将PPP支出责任纳入同级政府预算，按照预算管理相关规定执行，设置充分的财政风险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加强有效报告和披露PPP模式中的财政风险责任，将财政风险更好地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3）建立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的财政风险管理制度。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制度是有效防范财政风险的重要前提。PPP模式主要包括五大步骤：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和项目移交。项目识别的财政风险主要是“两论”的审定，有条件的项目尽量开展定量分析，有效地控制PPP支出责任不超过一般公共预算的10%；项目准备的财政风险主要是实施方案中风险分担、边界条件设置、绩效付费设置和重启谈判机制等，要科学合理地设置风险最优分配，保证合作双方承担其能最优管理的那部分风险，实现最优风险共享，实现合作收益最大化。项目采购的财政风险主要是确保采购过程的公平、公开、公正、合法、合规。项目执行主要的财政风险在于融资管理和绩效监测与支付，严格控制融资成本和按绩效支付对价；项目移交的财政风险主要是资产交割和绩效评价，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由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不同阶段参与监管的主体不尽相同，重点监管财政风险的职责也不同，各监管主体应根据不同阶段对项目的参与程度，明确各自的财政风险监管职责，提高监管效率，形成系统化的动态监管体系，切实将全生命周期的财政风险监管落实到位。

实践经验表明，PPP项目如果操作不好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加大财政风险，政府必须主动管理PPP模式的财政风险，根据对PPP模式的财政风险层次分析结果，建立每个步骤财政风险的监管主体、监管程序和监管职责，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PPP模式的财政风险，全力保障PPP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公众利益。

⒖嘉南祝

[1]刘薇.PPP模式理论阐释及其现实例证[J].改革，2015（1）.

财政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财政风险银行风险银行不良资产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28-03

一、分析银行风险向财政风险转移的原因

财政风险是指因政府财政收支的不确定性导致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的潜在可能性。它具有潜伏性、波及性、普遍性以及内生性与外生性并存的特点。同时，它又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经济实体的风险，银行风险、国企风险等最终都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即便是针对财政内部的风险而言，它都存在着由旧体制和银行体制遗留下来的债务风险以及由于各种不明担保而潜在的或有负债等风险问题。

尽管财政风险具有其特殊性，但在现实中，它通常与银行风险紧密相连，两者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财政负责政府资金的筹集与运用，而银行则负责信贷资金的存入与投放，两者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杠杆，两者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发展。从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银行受到体制和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时，它的效益会下降，从而形成不良资产并引发银行风险，于是它会通过使用一定的传导机制将这一风险转嫁给财政。比如，自1997年以来，韩国、印尼、泰国在解决银行破产、冲销坏账等方面就动用了大量预算资金。相反，当财政出现收支矛盾被激发进而形成风险时，它必将波及银行。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仅从银行或财政的角度寻求防范财政风险的原因，而应该将财政与银行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探明导致我国潜在财政银行风险或危机的成因，才能寻求根治的良策。

因为我国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化解和防范银行风险，往往采取如下财政性措施，于是这就造成了银行风险甚至银行危机最终落在国家财政上。

一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1998年3月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以防范银行风险。该措施极大地扩大了国债规模，但潜藏着财政债务风险。

二是债权转股权。1999年4月以来国家成立了四个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商业银行与企业原有的部分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资产管理公司与实施"债转股"企业之间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目的在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以化解银行风险。然而债转股的实施存在着不可低估的、潜在的财政风险。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接受的是不良资产，其真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在市场上最终实现的价值又低于真实价值，如此发生的巨大亏空只能由财政承担。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所需要的庞大资金，主要通过发行由财政部担保的公司债券筹集，向国内外银行机构借款筹集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无论是何种融资渠道，最终损失肯定由财政承担。所以，债转股对国家财政的压力很大。

三是中央银行贷款损失。在处理银行机构关闭、破产，或者为了化解银行机构的支付危机中，中央银行往往要损失部分过去的老贷款和增加新贷款支持。这是我国处理银行机构重组的一个特点，因为要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出钱十分困难，要中央银行出钱相对容易。但实际上中央银行贷款的损失属于中央财政资助。因为某国有商业银行在接受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债务后减免该银行一定期限内应交的中央银行贷款利息，这时实际上接受财政补贴；或者某国有商业银行偿付了被关闭信托公司的外债后，该银行上缴财政的利润减少。

综合上述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银行风险同财政风险并存，银行风险有财政原因，财政风险又含有银行诱因。所以，银行风险甚至银行危机最终将落在国家财政上。不管政府有没有能力做或者想不想做，一旦银行风险显化或银行危机爆发后，收拾残局的最终包袱都会落在政府财政身上。虽然由谁来收拾银行危机的残局在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论，然而，事实证明在全面银行危机的情况下，即使利率提得再高也是无济于事，这时必然要求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财政来挽救银行机构，以保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银行危机的最后损失总是由政府来“托底”，由财政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

二、防范银行风险向财政风险转移的对策

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基本思路应从推动制度变迁着手，按市场经济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机制，深化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资体系和财政分配机制。

1、按市场经济要求科学界定政府财政与银行之间的融资职责范围

在市场经济中，代表政府的财政只能起补充和配角的作用，财政应是外在于市场经济的角色，而银行的活动，除中央银行的活动具有政府的特性外，商业银行及其他银行机构的活动均以盈利为目的，其活动本身就是市场行为。因而，必须以此为出发点科学界定财政与银行在企业融资方面的职责范围，并落到实处。虽然在这方面早有相关制度和规定，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企不分，财政与银行、国有企业三者关系始终不清。

为此，一方面应考虑：优化企业的外部融资结构，坚持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前提下，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以优化银行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财政则应对一些政策支持的项目（企业）予以投资和贴息，以引导投资方向。

2、加快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信贷资产，增强其搞风险能力。

首先，必须对国企股权进行多元化改造，加强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财政）、银行、企业三者的关系处理不当所致。这部分不良资产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债权及其他违规贷款项目，据统计，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达3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不良资产的增量上，据权威机构统计，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在以每年2%的速度高速递增。

国企股权进行多元化改造，加强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的实现途径有：可以在增量资本股份化进程中以及在盘活存量资本过程中实现股权多元化；也可以通过联合与建立企业集团实现股权多元化以及通过企业接管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国企"三角债"问题，在目前通货紧缩背景下，可考虑央行选择部分绩效好的国企注入货币或与民间投资合作共同注资，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以确保有能力还债的企业清偿债务。这样可以打开债务链，打破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企业和财政之间的僵持局面，这实质上是用温和通胀来防化风险。此外，要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减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根据"最优激励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能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最大对应的机制"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利益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机制和荣誉激励机制。

其次，应该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理顺银企关系，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尽可能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出现，从根本上铲除滋生银行风险的制度土壤。

3、规范财政预算编制提高财政预算的完整性、规范性、透明性，提高财政风险的可预见性

提高财政透明度，有效管理财政风险首先要及时鉴别财政风险，明确区分各类财政风险并尽可能予以量化和及时的披露，提高财政透明度。在我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实施的大量的准财政活动不记录在政府的预算或预算报告中，以此逃避了公众和立法机构的监督，致使财政风险在暗中积累而得不到及时的鉴别和有效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财政风险。所以我国的政府预算应该提高财政潜在风险的可预见度。

首先，我国预算框架中加入或有负债的预算项目的备注附录，专门用于收录和核算或有负债的相关信息，对或有债务的规模做出恰当的估计。并且应该建立起一个处理财政或有负债的法律框架，对中央与地方的支出与负债责任的划分在法律上更明确地予以规范。应该取消自上而下的财政收入增长指令性指标。

其次，应将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管理并轨，推行零基预算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预算，只是政府收支的一部分，还有相当部分的资金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这种审议和监督也就失去了完整的和实在的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社会对财政预算的完整性、规范性、科学性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也就必须把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财政预算作为重要的改革任务，尽快取消预算外收支，将预算外收支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切实集中国家财力，提高市场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社会监督的透明度，进而提高财政防风险的能力。

4、建立财政预警指标体系和财政风险基金，及时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

通过分析隐性的因素对财政风险的间接影响程度，如国有企业亏损额及其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程度；商业银行不良债务额及其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程度。通过对各个指标的分析及时跟踪财政风险的变化动向，从而能够起到防范未然的作用。此外，还应考虑建立一笔专门的、稳定可靠的、可以逐年延续使用的财政风险基金。财政风险基金的来源构成可考虑：（1）参照总预备费的提取方法，在财政支出中按一定比例列支；（2）上年度尚未运用的总预备费；（3）其他来源。该风险基金和财政后备基金可共同构筑起财政安全的保护屏障。当然，考虑到偿债风险，避免债务危机，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选择建立国债偿债基金，对债务余额实行最高限额管理。基金的资金来源可通过：（1）从当年中央和地方财政中提取一部分；（2）国债受益地区财政缴纳一部分；（3）债务资金有偿使用收回的本息等渠道来筹集。通过建立财政风险基金达到防止财政风险扩散和稳定财政宏观调控效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魏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风险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2.马骏，财政风险管理：新概念与国际经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3.曾纪发：财政风险防治机制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4.徐仲民：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5.武彦民，我国财政风险的现实性和可控性[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财政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财政 风险 对策

    一、财政风险概念的界定

    目前对于财政风险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未来政府面临的筹资压力,即政府的负债,包括政府的借款和支出。我国的学者一种情况是不讲什么是财政风险,另一种解释是由风险概念推导而来。以刘尚希博士为例,他说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还认为财政风险不是财政部门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风险。本文认为,财政风险是财政行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财政风险也有其预期目标,若存在财政行为达不到其预期目标,从而给该行为主体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这里财政行为的主体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1)财政制度;(2)财政预期;(3)财政政策。财政行为的损失指财政不能履行或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能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风险表现

    (一)财政收入风险分析。衡量财政收入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很不乐观。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低而带来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不仅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而且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支撑,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极其不利。

    (二)财政支出风险分析。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财政支出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是呈下降趋势。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得以实现、财政作用得以发挥的媒介和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资金的稀缺性要求财政支出有效率。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状况离效率目标还相距甚远,财政支出负担沉重,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效率低下问题十分严重。

    (三)财政赤字风险分析。财政赤字是指国家财政收支相比,支大于收的非均衡状态,其反映的经济实质是财政支出需要与收入能力之间的缺口。短期的、偶尔的、小规模的财政赤字往往是由临时性的突发因素造成的,通常可以通过财政内部机制加以消化,对财政安全、经济运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财政赤字一旦成为经常性的、长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财政现象,其带来的不良后果超过财政自身承受能力,就会直接影响到财政安全和经济稳定,成为财政风险的一种最主要的外在表现。

    二、中国财政风险的成因

    1.不规范的政府收支机制:产生预算内财政风险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的特点可以大致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概括:财政统收统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计划价格和低工资制。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历史背景下,国家通过压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低工资制度使工业部门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

    2.不规范的财政、银行、企业关系:一种隐性负债的成因在不规范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中。政府的行为处于关键地位,直接影响到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它们之间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中任何一个主体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主体,而最终的风险都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

    3.不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风险的成因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于地方财政风险的提法主要指的是县、乡财政所面临的大困境。在中国,县、乡财政属于基层财政的范畴。当前基层的财政风险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一些地方正在演化成现实的危机。

    四、财政风险的防范

    所有财政风险都具有潜在性、隐蔽性、长期性、间接性、混合性等特点,某一财政活动的实际风险程度往往取决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理论与不断积累的实践经验,找出关键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来规避风险。

    第一,让政府公开所面临的各类型财政风险。

    第二,将财政风险因素融入正在进行的预算程序,从而使政府能够将直接支出和间接支出(实际上的风险支出)进行比较。 第三,对财政风险进行事前控制和管理,政府在事前把财政风险评估并且预先制定出政府能够承担的财政风险的标准,对于那些超过标准的财政风险等级,政府将采取拒绝承担其风险费用的政策。

    第四,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即政府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将所有或者一部分财政风险转嫁给私人单位。

    第五,适度控制赤字规模,加强国债管理,确保国家的财政安全及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人们之所以特别注重研究经济过程的变化与发展规律,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有目的的活动选择相对更好的实现方式或路径,而且更重要地是为了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尽量减少风险,增加确定性,以便节约活动成本并提高其价值。但是,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足以使人们认识全部风险。正如米塞斯说的:“科学并不给我们绝对的、最终的确定性。它仅在我们心智能力所及范围内,在现行科学思维状态下给我们某种保证。科学体系无非是对知识进行的无穷尽地累进性搜索和获取。”因此,经济学对财政风险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充分的,它只能对人们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所使用的各种手段进行有限的科学评。

    参考文献:

    [1] 韩文秀,刘成等 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和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财政风险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风险监管

 

近年来，为了更快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纷纷走上了过度举债的道路。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加上有限的偿债能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加剧，现已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很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与其监管具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地方政府债务及风险的内涵

地方政府债务其实就是地方财政的负债，最终由地方财政负担的款项全部都可以含括在内。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除了由法律和契约形成的偿付义务的显性债务，还包括由社会和公众预期、政治压力等原因而产生的一种道义上的推定义务而需偿付的隐性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是国民经济深层次上的风险，是指地方政府债务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社会经济各方面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是仅指地方政府难以履行其偿债责任的可能性，即发生偿债危机的可能性，还包括由其引起的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一种可能性。

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人民币，2011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审计工作报告中首次披露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风险监管，这一债务总额占2010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而2011年

和2012年两年债务到期将占总债务规模的41%左右。国家审计署于2011年6月27日的《2011年第35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充分表明了形势的严峻性。1997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长，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2010年的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18.86%，但增速下降43.06个百分点。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2010年的逾期债务率分别为2.23%和1.28%。

尽管中央在2009年和2010年共发行了4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用以缓解地方资金困难，且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11年度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继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以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但是这仅仅是暂缓债务危机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小论文。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

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分散，扩张迅速。

近年来，各地区、各级政府债务普遍增加较快，呈整体扩张态势。从债务产生发展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最早发生在1979年，有8个县区当年举借了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此后，各地开始陆续举债，至1996年底，全国所有省级政府、392个市级政府中的353个和2779个县级政府中的2405个都举借了债务。至2010年底，全国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且债务余额较大，增速也较快，2009年债务余额增长61.92%，2010年才有所下降。各级政府债务普遍扩张，且债务构成各有特点：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有80%集中在市、县两级；东部11个省（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余额占49.65%；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举债主体的政府性债务占46.38%。

第二，隐蔽性强，透明度差。

虽然《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负债，但鉴于政府债务在缓解财政压力、削减财政赤字、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举债来弥补本地资金缺口风险监管，保证本地经济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各级政府在举债问题上大都巧借名目，遮遮掩掩，再加上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机制，透明度极差。因此，尽管目前国家审计署了2010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但是仍有大量的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隐形债务尚未统计在内。比如，地方融资平台通过信托方式融资，从表面上看有的以负债形式出现，有的以股权形式出现，但是股权融资附带了股权回购协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回购承诺，本质上属于债权性质的融资，是地方财政的隐性负债。这些隐性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债务缺乏相应的监管，风险处于失控状态，一旦这些隐性负债出现还款困难，则仍需地方财政买单。

第三，缺乏约束机制，融资效率低。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发债的主体，地方政府为满足市政建设等的需求，依赖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通过银行项目贷款、发行企业债和信托私募融资三种方式进行融资。根据2009年数据测算，发行企业债的融资成本大约是7%，信托私募融资成本达10%，远高于同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另外，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融资，不仅用于农业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项目，也用于地铁和公路建设等兼有地方公共服务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同时用于房地产开发等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周期、还款方式、资金周转等都有不同的特点，其中部分的投资无法产生收益，但项目监管并没有根据项目类型而有所区分，也没有进行相应的风险定价和控制，造成一些项目的投资期限与还款期不匹配，这不仅增加银行系统风险，也降低了资金运用效率。

第四，偿债压力日趋沉重。

目前仅政府直接显性债务就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超过债务偿债率安全界限水平。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四种：一是项目单位筹资还款；二是各级财政预算内主动安排一部分或年终结算被扣减财力；三是中央财政直接援助或豁免部分债务风险监管，如养老金补助、国债转贷改补助；四是债务展期，当期应偿债务延缓至以后支付，但须经债权人许可。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并不是各类债务的直接责任人，使用借款的项目单位才是偿债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当项目单位不能履行还款责任，市场风险大到足以影响社会稳定时，就会转化为财政风险，而不论当事人是个人还是机构，是民营还是国有，也不论政府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甚至只是出于一种道义责任，作为全社会风险最终承担者的政府财政总是最后兜底。由于各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债务规模等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基层政府今后几年偿还债务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第五，举债规模失控与隐性担保风险增大

地方政府自行向银行、单位及个人直接借款和提供借款担保等债务的增幅比总债务增幅高7个百分点，大大高出法律许可的中央转贷类债务的增长幅度，占总债务余额的21.8%。一般而言，如果地方金融机构出现严重挤兑或者倒闭，地方政府出现担保违约、无力还债等政府信用危机，中央财政可能被迫介入，成为最终的“买单者”。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近年来中央补助地方拖欠养老金、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专项借款，豁免部分转贷地方国债资金债务等就是例证。中央帮助地方解决债务风险的方式和程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负债的隐性担保。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就是地方政府热衷于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和借款，追求局部地区的短期利益，而未来的成本则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承担，影响中央财政自身的可持续性小论文。

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

第一，控制政府举债规模。

造成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状况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职能缺失外，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不彻底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所引起的。适时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相关制度，确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深化分税制改革，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措施都将能有效地控制政府举债规模。

第二，加强债务管理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离不开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预警系统，严格实施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担保机制和债务资金的监督约束机制都完善起来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第三风险监管，完善政府偿债机制。

从制定地方政府债务规划到建立地方政府偿债基金，实现地方债务违约率的降低，都有利于政府及时偿还债务，形成良好的债务循环机制，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用，消除因延期偿债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缩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助于及时化解因债务累积产生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第四，建立风险监管体系。

建立中央——地方债务风险联合监管机构有助于改变目前债务风险管理“缺位”的现状，从而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管理职能，提高债务风险管理的效率。专门的债务风险监管机构可以从宏观到微观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可行性与风险性的研究与检测，及时发现风险并通过调整政府的财政行为，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总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政府面临的一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由于其特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地方政府债务一旦管理失控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将直接影响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进一步加深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债务管理运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国家审计署.2011年第35号文件(总第104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EB/01]. http://www.gov.cn/zwgk/2011-06/27/content_1893782.htm，2011-06-27.

[2]刘家义.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EB/01].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379/2754084.html, 2011-06-27.

[3]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EB/01].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003/t20100316_276816.html,2010-03-16.

[4]国务院.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EB/01].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103/t20110317_505087.html,2011-03-17.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地方政府债务课题组.关于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及其对策思考[J].商务周刊，2004（5）.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课题组.积极慎重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J].南方周末，2004（2）.

财政风险论文篇9

    目前对于财政风险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未来政府面临的筹资压力,即政府的负债,包括政府的借款和支出。我国的学者一种情况是不讲什么是财政风险,另一种解释是由风险概念推导而来。以刘尚希博士为例,他说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还认为财政风险不是财政部门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风险。本文认为,财政风险是财政行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财政风险也有其预期目标,若存在财政行为达不到其预期目标,从而给该行为主体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这里财政行为的主体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1)财政制度;(2)财政预期;(3)财政政策。财政行为的损失指财政不能履行或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能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风险表现

    (一)财政收入风险分析。衡量财政收入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很不乐观。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低而带来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不仅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而且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支撑,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极其不利。

    (二)财政支出风险分析。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财政支出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是呈下降趋势。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得以实现、财政作用得以发挥的媒介和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资金的稀缺性要求财政支出有效率。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状况离效率目标还相距甚远,财政支出负担沉重,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效率低下问题十分严重。

    (三)财政赤字风险分析。财政赤字是指国家财政收支相比,支大于收的非均衡状态,其反映的经济实质是财政支出需要与收入能力之间的缺口。短期的、偶尔的、小规模的财政赤字往往是由临时性的突发因素造成的,通常可以通过财政内部机制加以消化,对财政安全、经济运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财政赤字一旦成为经常性的、长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财政现象,其带来的不良后果超过财政自身承受能力,就会直接影响到财政安全和经济稳定,成为财政风险的一种最主要的外在表现。

    二、中国财政风险的成因

    1.不规范的政府收支机制:产生预算内财政风险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的特点可以大致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概括:财政统收统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计划价格和低工资制。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历史背景下,国家通过压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低工资制度使工业部门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

    2.不规范的财政、银行、企业关系:一种隐性负债的成因在不规范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中。政府的行为处于关键地位,直接影响到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它们之间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中任何一个主体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主体,而最终的风险都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

    3.不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风险的成因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于地方财政风险的提法主要指的是县、乡财政所面临的大困境。在中国,县、乡财政属于基层财政的范畴。当前基层的财政风险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一些地方正在演化成现实的危机。

    四、财政风险的防范

    所有财政风险都具有潜在性、隐蔽性、长期性、间接性、混合性等特点,某一财政活动的实际风险程度往往取决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理论与不断积累的实践经验,找出关键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来规避风险。

    第一,让政府公开所面临的各类型财政风险。

    第二,将财政风险因素融入正在进行的预算程序,从而使政府能够将直接支出和间接支出(实际上的风险支出)进行比较。

    第三,对财政风险进行事前控制和管理,政府在事前把财政风险评估并且预先制定出政府能够承担的财政风险的标准,对于那些超过标准的财政风险等级,政府将采取拒绝承担其风险费用的政策。

    第四,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即政府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将所有或者一部分财政风险转嫁给私人单位。

    第五,适度控制赤字规模,加强国债管理,确保国家的财政安全及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人们之所以特别注重研究经济过程的变化与发展规律,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有目的的活动选择相对更好的实现方式或路径,而且更重要地是为了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尽量减少风险,增加确定性,以便节约活动成本并提高其价值。但是,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足以使人们认识全部风险。正如米塞斯说的:“科学并不给我们绝对的、最终的确定性。它仅在我们心智能力所及范围内,在现行科学思维状态下给我们某种保证。科学体系无非是对知识进行的无穷尽地累进性搜索和获取。”因此,经济学对财政风险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充分的,它只能对人们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所使用的各种手段进行有限的科学评。

    参考文献:

    [1] 韩文秀,刘成等 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和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财政风险论文篇10

刘淑莲，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辽宁财经学院，开始了财务与会计的学习生涯,1982年留校任教至今。在此期间，师从著名财务学家谷祺教授，先后获得管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6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进行学术与教学研究访问，1996年被财政部聘为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特约专家，2005到2007年担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系主任，现为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刘教授从事财务与会计教学与研究工作近三十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投资估价、风险管理。作为财务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刘教授求真务实，勇于探索，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在财务学科建设、风险管理、股利政策等方面的学术探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

财务管理专业，究竟是把它定位在经济学还是在管理学，是财务管理专业设置以来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2005年，刘教授以财务管理的经典理论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财务管理专业学科范畴与课程构建的思考》等学术论文，分析了财务管理、会计、金融、管理学等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澄清了财务管理学科的地位与培养目标，提出了财务管理专业“学科定位与专业设置的逻辑混乱”的原因在于“Finance”这一概念在中西方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她认为从专业的研究范畴训，财务管理学科应该与微观金融学的研究范畴相一致，主要由金融市场、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三大领域构成，并提出了代表专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执业特色的课程体系，从而为财务管理培养模式、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框架，促进了财务管理专业的发展。

在风险管理中，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衍生产品市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衍生产品交易中套期保值与投机获利?由于我国在套期保值理论研究上相对滞后，处于主导地位的完全避险观，不仅难以指导套期保值的实践，而且给企业使用衍生产品带来了许多困惑。刘教授发表的《衍生产品使用的目的：套期保值或套期获利?》，以完全避险观、基差逐利观和投资组合观为基础，结合企业套期保值的实践，提出了衍生产品使用的目的不是单纯规避风险，也不是单纯套期获利，而以承担较小或固定风险为代价，转移较大风险，即通过风险承担获得收益，这一观点摈弃了传统的“期现对等就是套保，否则就是投机”的观念。刘教授指出，由于基差等因素的存在，不可能存在“期现数量对等”的理想套期保值方案，套保比率既不可能为零，也不可能为百分之百，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无论是通过使用衍生产品降低波动性(套期保值)提高企业价值，或是通过追求利润(套期获利)提高企业价值，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一观点为客观认识衍生产品交易中的避险与获利功能，合理评价衍生产品交易效果提供了依据。

在财务管理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刘淑莲提出了现代公司财务学的二大研究框架：一是通过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增值；二是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和资本结构的调整实现资本的扩张和增值。并以此为基础，将研究方向从公司理财向投资估价和风险管理延伸，形成了以公司价值评估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公司财务学研究方向。在教学与研究中，先后在《Nature and Scie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美国)、《会计研究》，《投资研究》等刊物发表《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分析与对策》，《基于因子分析的上市公司信用评级应用研究》，《上市公例违约风险评价：基于KMV模型的应用研究》，《Empirical Analysis of Cash Dividend Payment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等学术论文30余篇。先后出版《企业融资方式、结构与机制》、《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等学术专著3部，先后主编“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公司财务管理》；财政部“十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公司理财》和《财务管理》，国家重点学科会计学系列教材《财务管理》以及财政部系列教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等20余部，译注英文教材《财务管理基础》一本。近年主持财政部、教育部、辽宁省项目“企业财务风险控制”、“信用缺失与信用风险度量问题的研究”，“上市公司并购效应评价：基于价值创造的观点”等6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财政部、辽宁省项目13项。主编的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财务管理》，已版五次，发行量超过20万册，2007年获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等学校省级精品教材；主持财政部课题“公司财务风险研究”2003年获财政部课题优秀奖。主持开发的“公司财务管理课程网络教学资源整体解决方案”，2004年获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辽宁省第五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一发的财务管理课程，2006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主持开发的财务管理双语课程获2008年教育部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教学平台上的《财务管理》及双语课程资源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2001年、2004、2008年先后被评为大连市、辽宁省优秀教师称号和辽宁省教学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