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论文十篇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1

［关键词］纪录片；现代化进程；EDF效应

中国纪录片较之西方起步较晚，但现阶段已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态势。回首上个世纪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始终影响、刺激着中国纪录片的进程：

第一个因素是如何处理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从纵的、历时性的角度亦即从文化进化（Evolution）的角度来看的，姑且称之为“E线效应”；

第二个因素是如何处理中与外，主要是中与西即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关系，这是从横的、共时性的角度亦即从文化传播（Diffusion）的角度来看的，姑且称之为“D线效应”；

第三个因素是从上述纵与横、时与空的交叉亦即从文化功能（Function）的角度来如何处理“文”与“用”的关系，也就是纪录片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而在20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则是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姑且称之为“E线效应”。

在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切理论的论争、思潮的演变、实践的成败、创作的得失（包括主题思想与形式风格的变化），都无不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这三个问题往往是纠缠在一起才对纪录片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作用的，这叫作“EDF综合效应”。

一

和西方纪录片一样，中国的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电影的历史，实际上可称为电视纪录片的“史前史”。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式即观察式纪录片。但其发展进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曲折而艰辛的。我们知道，在它发展的初期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苏联人大开大合的蒙太奇式的创作手法，在我们很多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印记，比如说具有较高摄影、解说创作水准的《收租院》等。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期间，该模式大行其道，阻碍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与追求，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在中国这片缺乏影视传统文化的土地上又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囿，只强调纪录片的“工具”属性，而漠视它纪实的本性。

待到中国的大门再次向世界敞开时，纪录片以陌生的眼光打量一番世界的现状后，便开始如饥似渴的吸收起世界纪录片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来。中国纪录片复苏短短的几年后，关于纪录片的理解就不断的丰富起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当整个社会都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中时，纪录片也在探讨如何改革纪录片现状、向现代化迈进方面作出了努力，但并没有对那种主题先行的格里尔逊式的实质作任何改进。惟一的区别就是反映的主题切入了新时代的内容，表现方法更具技巧性，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被众人称道，树为典范的巨片，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庐山》、《让历史告诉未来》、《伏尔加日记》等。

直到90年代，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创作水平等方面与西方优秀纪录片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出于对主题先行模式假、大、空的反叛，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生存状态。在这方面，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作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随后，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如《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相恋》、《藏北人家》、《》、《中华之剑》、《壁画后面的故事》、《龙脊》、《远在北京的家》、《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等。但把“新纪实”运用到极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央视《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题材、拍摄方式的把握上以单一、简捷为主，注意抓取一段或几段有意味的生活流程，加以“过程化”的表现，使细节放大，过程“浓缩”，使“结果”在“过程”的展示中，逐渐地明晰、突现出来，使人感到顺理成章。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E线效应”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在这场论争中先后有三种观点。其一是否定批判，认为中国固有的纪录片简直不是纪录片，要想让中国的纪录片走向世界就只有西化的道路。这就以“文化绝对主义”的偏颇抹杀了中国纪录片的艺术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合理性，把纪录片的现代性（时）与民族性（空）完全对立起来。正是在这里，“E线”与“D线”发生了盲目的纠缠，造成了一个笼统的以“西”为“新”、以“中”为“旧”的“死结”。这种观点在日后的发展实践中如同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和改造原有纪录片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思想是求新，求变。纪录片的制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用社会变革中的新思想改造纪录片，产生了新内容与旧形式共存的局面。开始于80年代末的认同与重估的观点至今仍在继续。其特点是从更加“形而上学”的层面上重估与认同传统的纪录片审美价值。叙事结构的完整性、画面语言的静态性、宣传教化的模式性，均被从美学精神的高度加以总结、重估与认同。那些执著追寻人类生命本质，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纪录片，洋溢着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page_break]

二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问题——“D线效应”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上述的“E线效应”实际上来自“D线”的激发和驱动。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产生过一个认识和价值判断上的“死结”：“西化”等于“现代化”，“民族化”等于“复古”，或者反过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复古”就是“民族化”。这个“死结”使得“现代化”的呼唤似乎都带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色彩，又使得每一次“民族化”的讨论和倡导差不多都多少掺杂着对抗“现代化”的情绪和语言。尤其在“”时期，拘泥于上述“D线”上的“死结”，创作者们着意回避着“现代化”，而代之以“革命化”的口号，并以此统帅“民族化”。其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沿着“直线”和“单线”发展的。所谓“现代化”当然是民族的现代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里。

就纪录片而言，“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应有两条：第一，它的核心精神必须是充分现代的（即符合“现代人”的意识，包括民主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启蒙的意识等）；第二，它的艺术表现的物质外壳和符号系统及其升华出来的“神韵”必须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和思维模式。我国现代的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制作人并没有把“民族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相反，他们追求的恰恰是“民族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化”。就像时间、陈虻、张海潮这些深受西方理念濡染的现代纪录片制作人也从没有割断过自己的民族之“根”。在自己的专题纪录片中创作中成功的将我国传统的审美情趣运用到纪录片的制作中去。这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策划与创意中可见一斑。比如《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直接把摄像机对准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都透出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体验。那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使得国际纪录片制作人的眼睛都为之一亮，为世界纪录片的创作作出了来自地球东方的贡献。

在“D线效应”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70年代末我们打开国门后导致的与西方纪录片演变的“非同步性”，或者说是“逆向”与“错位”。当西方积累了几十年的各式各样的纪录片创作手法在改革开放前后一股脑儿的涌进中国时，这些手法原先在西方形成的历史先后的“链条”完全被打碎了。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手法都是新的，都要拿来在手上掂一掂分量从而决定是否“拿来”。所以当格里尔逊式在西方已经过时的时候，而中国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论宣传片。例如这一时期的《让历史告诉未来》、《边关军魂》、《的诱惑》等。而目前国内纪录片界对格里尔逊模式又采取了冷落和排斥的态度。出于对几十年宣传片的反感，对新手法的追求，格里尔逊模式已被冷落得太久。当纪实热“跟随、跟随、再跟随”“平视生活”被中国纪录片人视为圭臬之时，相反的，由于格里尔逊式具有信息量大的优势，正在大量地被西方电视台采用，他们播出的纪录片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手法。在各种电影节上，这种风格的纪录片一般也占入围片的1／4。这种“逆向”与“错位”现象正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历史在这里褒奖的不是最“先锋”、最“西化”的流派，而是艺术地选择了合乎国情的手法。即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纪录片的经验，又带上了深厚丰富的中国民族精神和本土文化的底蕴。

面对“西潮”，“逆向”与“错位”的艺术选择得到了历史的青睐，这其实是“F线效应”对“E线效应”和“D线效应”进行反弹即对其结构进行了解构、重组、整合的结果，因此，我们还须到“F线效应”之中去寻找答案。

三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中，当纵向进化的“E线”与横向传播的“D线”在现实的艺术实践中碰头并发挥着自己的效应时，它们只能影响到“F线”的形式；而“F线”（艺术功能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却决定着“E线”与“D线”的基本特征。上个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得与失、成与败皆出于此。

首先，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是与中国的革命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的许多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其思想伦理价值判断的标准，其收到良好社会效果的根本原因，均与中国现代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在十年，在急迫的政治革命运动中，没有机会和条件进行系统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研究。那时的人们狂热地进行着政治革命，于是，负载着传播功能的纪录片也不得不日趋政治化。而纪录片本身在紧迫的政治斗争冲击下有了一些结构的调整——政治行动导向的职能压倒了文化心态塑造的职能。这一变化直接制约着纪录片题材、主题的选择和创作方法的运用，使得从西方“拿来”的“格里尔逊式”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贫困化，从而丧失了传播信息量大、反映生活之丰富的固有长处，于是纪录片的创作也就渐渐远离了人们的审美要求，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几十年完全不同、甚至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路径：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即纪录片从对社会、政治色彩的迷恋转向对其文化、审美的追求。这一点使得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的“F线”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裂变。这次裂变的得与失，现在看来已经比较清楚了。向本体的回归，对艺术规律的充分重视，对其文化与审美的自觉追求，这一切无疑是对多年来的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反拨，是用现代文明的理性之光进行的透视，把我国的纪录片现代化进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让我们就以《神鹿啊，我们的神鹿》为例，作一个个案分析。从表面上看，该片反映的生活是远离主流社会的，描绘的是遥远的少数民族山林生活。但是编导却将鄂温克族祖孙三代女人的命运放在民族文化和时代巨变构成的矛盾冲突中来描绘，触及了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命题：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是否应该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编导把鹿当成了民族心灵外现的精灵，当成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象和自己创造意境的意象。当然，像《望长城》、《龙脊》、《回家》、《壁画后面的故事》等等这样的优秀作品，很显然，也比以往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多了一层文化反思的内涵，它的艺术本性及其给人的审美的享受也大大加强了。至于其中涉及的政治问题则退到遥远而又模糊不清的背景上去了。这真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末的纪录片“F线裂变”的一大收获了。

在我们结束对上个世纪纪录片的回顾时，禁不住感叹道：电视纪实的选题立意高，并不等于非要喊政治口号；立场要稳，并不等于要作直露表白；爱憎分明，并不需要签字画押。有些可以让政治理论工作者研究的问题，电视纪实大可不必去争夺“阵地”。有些学者说得好，电视纪实的历史使命就是借助真实生活去探究、解答生活之谜、生存之谜、生命之谜。这样，电视纪实才有别于其他各类电视形式，获得独立的品格和价值而不可能被取代。所以，电视纪实题材的选择定位应以此为宗旨，到生活的实际中去“寻根求源”。因此，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呼唤：重建纪录片的本体，召回纪录片理性之光，整合创作方法，让多种流派宽容并包、择善而从，形成多元化格局，照亮人类心灵。

参考文献：

1.张锦力（1999）《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2

生态现代化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学者，首先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于1982年1月26日首次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现代化理论逐步得到更为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纵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特征非常明显。一方面，它将环境问题视为对社会、技术和经济改革的挑战，而不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分析视角不同于以往的反生产力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另一方面，强调现代社会的制度转型，包括科学和技术、生产和消费、政治和治理，以及多层级规模上的市场（地方、国家和全球），促进整个社会实现生态转型是其目前的全新目标。

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来看，德国学者约瑟夫・胡贝尔、马丁・耶内克以及荷兰学者阿瑟・莫尔等认为，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被看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该理论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应该是协调的，强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强调技术革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改善；建议作为市场促进者和保护者的政府更多地使用市场调节手段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这一理论的核心命题是高度重视政府作用、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我国的生态现代化道路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世界生态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时期，也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着力实现现代化的突飞猛进的时期。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工业现代化的环境压力、生态现代化的环境需要，成为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生态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有益经验，并尽力克服其不足，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生态现代化道路。

首先，推进我国生态现代化的理念革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事实证明，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发展观，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同时关注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更加和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崭新思维方式――可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就成为当代我国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所谓“以人为本”的伦理观或思维方式，就是承认自然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本源意义，把遵循生态规律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承认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认为保护自然实质上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共同演进。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放在自然界的大局中考量，按自然生态规律办事。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考虑人类生存与繁衍的需要，又必须顾及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同步和双赢。

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来看，这种“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观已经强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并贯彻到党和政府的环境理念之中。简要地说，这就是：首先，“以人民为中心”和“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的价值追求，逐渐开始成为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第一政治准则；其次，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关注民生的政策指引下，生态可持续性与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标；第三，人民的健康生活而不是资本的赢利，将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机制；第四，对区域间、城乡间环境公平的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制度性保障，真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

其次，推动我国生态现代化主体的变革：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

从我国处理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我国政府在干预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这是我国走向生态文明之路不可忽视、也不可放弃的优势所在。这是因为，我国有一个凝聚力强的中央政府，它掌管着相当数量关系国家发展和未来命运的各类资源。因此，在这种特殊的国情之下，我国是否能在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成功，政府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渐严重，各界群众的环境参与意识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因此，在坚持“政府主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合理引导并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热情和巨大能力，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这是实现我国生态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第三，推动我国生态现代化的机制创新：市场机制与环境友好政策的良性互动。

就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讲，我国政府在致力于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处，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友好政策，并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突出国家和政府在宏观调控经济方面的巨大作用，努力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有效的奖惩制度来减少和防止市场主体“搭便车”行为的出现，从而使污染者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以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生态现代化水平。为此，可以制定并坚决实施如下环境友好型政策：第一，健全绿色税收、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等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引导鼓励公众、企业的环境行为。第二，以解决环境成本的外部化为出发点，健全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合理确定最优污染水平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合理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迫使他们为了使其在支付排污费后的收益最大化，自动地将生产规模缩减到能达到最大的社会纯收益的状态，从而根除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第三，调整产业结构，向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转化，走集约化生产和环境之路，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第四，恰当定价，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3

[摘 要]：欠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我国现代化早日实现的“基础工程”；欠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必须理清若干主要发展思路。 【论文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 现代化“基础工程” 发展理念 发展思路 在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如何认识和发展县域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题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欠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我国现代化早日实现的“基础工程”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行政区间范围内或其经济空间范围内的经济。包括县、市（县级）区经济。在实质上，我国当前的县域经济就是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全国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就东中西部各自而言，也都有各自的较发达地区的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本文是指一种较为宽泛的所有“欠发达”的县域经济。从发展经济学来讲，“欠发达地区”是有确定含义的，这个含义就是“非工业化现代化”的地区，或者说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地区。所以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实际上就是指占我国绝大多数的“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它是属于那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的一极。所以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其实质或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 从现实来看，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在全国县域经济GDP占六成，工业产值占七成，人口在八成以上，国土和农业在九成以上。在湖南这个比重更大，GDP占76.3％，地方财政收入占58.5%国土占96.6%，人口占91%，并提供66.6%的轻工业原料和工业品市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表现为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从未来发展看，发展县域经济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世纪。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这种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人们已有多种现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管哪种指标体系都离不开人均GDP，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城市人口比重等几大项。而最终决定这几大项水平高低的正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变化状况，因为它们的“比重”在我国实在是太大了。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要十分重视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也就是要十分重视发展县域经济。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也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所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任务，或基本手段就是实现农业市场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说这既是任务又是手段，一是因为这三化本身就是我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二是因为没有这三化，其它方面的现代化也无法实现，三是因为没有这三化，眼下的启动内需，抑制通货紧缩也难以根本奏效。或者说这三化的落后已经在滞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解决这“三化”或“三农”问题是县域经济的历史使命，是我国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二、 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农村经济而非城市经济，农业经济而非工业经济，传统的自然经济而非现代市场经济，落后经济而非发达经济。在这里发展经济的最大障碍是观念上的而非物质条件上的，既使有例外有人提供物质条件，观念问题不解决还是发展不了。所以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 1、树立“现代化工程”理念 。 现代化是我国人民的世纪梦想，是我国几代人追求的目标，这个梦想和目标将在本世纪实现。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一切都是朝这个目标前进。发展县域经济就是这个跨世纪工程的基础工 程。90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过剩”，农民收入增长趋缓，乡镇企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乡镇企业陷入困境，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二元社会经济”无法打破，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之一。只有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稳步增加农民收入，迅速拓展农村市场，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转移农业人口，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发展县域经济不仅是县域的问题，也是市域、省域、全局性的问题，关乎我国现代化的宏伟大业。 2、树立“机会均等”与“大市场”理念。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市经济，还在由政府经济转向社会经济，国际经济在进一步走向市场化，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而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是“机会均等”。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国民待遇。当然这里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它有三重要含义：一是不承认任何特权，不承认哪里有发展机会，哪里就没有。二是机会均等不是平均发展，关键是怎么样去发掘机会。三是市场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性，市场可以向外扩大到县外，省外，国外，也可以向内开发新的满足潜在需求的市场。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最早是英国，然后是美日等抓住了机会。21世纪中华民族有机会了，问题是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是农民，乡镇企业抓住了机会，深圳抓住了机会。90年代是上海抓住了机会，非国有经济抓住了机会。当然还有许多“范例”、“典型”，华西村、海尔、邵东县、湘计算机等等。它们都是“机会均等”“市场无限大”的突出实践者，各个县域经济都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成为这种“突出实践者”。尽管不可能县县如此，但至少是县县有机会的。 3、树立“跨越式”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表现在一方面可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技术，减少研究试验成本，少走弯路一步到位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吸取发达国家浪费资源，牺牲环境的教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发展。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性在于，只有跨越式发展，县域经济才能冲破二元经济结构，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新的强大的增长极，从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结束“短缺经济”时代，加入WTO，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将“三农”列入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问题之一的情况下，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当然各县的跨越方式是需从各县出发又各显神通的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当前来看，首先要贯彻中央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精神，搞好生态建设；其次对计划经济时代不利水土保持的某些工程，要从长计议，切实进行改造，甚至不惜推倒重来；第三，发展经济始终要把环境保护放在心上，放在首位；第四，尽可能采用节能等新技术；第五，计划生育，普及教育，切实提高人口素质。 4、树立农民增收是核心的理念。县域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农民增收为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农民增收意味着县域人均收入的增长，是财政增长的前提，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标志；农民增收是农村稳定的基础，农业积累的源泉，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农民收入增长了，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才有资金，搞规模经营才有资本，转移进城才有资格；农民收入增长了，农村市场才能拓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中国经济才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农民收入增长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叫做县域经济真正发展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三个代表”宗旨的具体体现，这在县域经济中就要落实在农民增收上。 三、 欠发达地区发展县域经济面对诸多选择 必须理清以下一些主要发展思路 （一）经济结构调整思路 。 经济结构调整是“过剩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根本出路，是“十五”计划的主线，也是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会。 1、以第二 产业为重点，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 图表 2000年湖南省益阳市各县市区三次产业结构表（据2001《益阳统计年鉴》整理绘制。） 项 目 赫山区 资阳区 沅江市 南 县 桃江县 安化县 综 合 一产业 28% 21% 36% 43% 37% 30% 32% 二产业 39% 45% 33% 31% 35% 39% 37% 三产业 33% 34% 31% 26% 28% 31% 31% 首先，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一般还是一种“一二三”或各占30%左右的结构（见图表），还处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工业化是县域济的长期任务和现代化的基础。重点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以本地资源为条件的加工工业是县域经济摆脱困境，获得发展甚或是跨越式发展的基本途径。其次，由于第一产业的比重仍30%左右，它就仍然是县域的支柱产业，县乡财政的主要来源，农民温饱的基本保障，并且农业现代化亦是县域经济的基本任务，所以第一产业仍要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再次，第三产业作为为一二产业和人民生活服务的产业，一方面它的落后会严重滞碍着整个经济的必展，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它还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标志，它的比重将逐步超过一二产业；一方面它是农民增加收入，走出农民变为市民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它又是改造传统产业促成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不能轻视其发展的。以第二产业为重点，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战略。 2、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在现实中，不管发展何种产业、何种产品，有效益，有积累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只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产业发展重点与方向，才可能是有效益能积累的，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比较优势”的确认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要分层次进行。首先是在县域以内，要从如何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如何打破制约本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扬本地资源优势来考察；然后是把视野扩大到一个个的地区经济圈；再扩大到全国；最后扩大到全球来考察。由于大家都在寻找比较优势，由于市场瞬息万变，“比较优势”就是一个动态的糸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就要不断地去调查研究，比较分析，最终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能不能找到、发掘、发扬光大自己的比较优势，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3、做大做强现有支柱产业。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富裕县还是贫困县，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无非就是占县域GDP比重较大的那些产业。其特点或是面广量大，或是地位高影响大，把它们调大了，调强了，对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各不相同的，但农业总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农业结构调整也总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农业结构调整也要强调调大调强其主导产品，粮、畜、果、蔬、水产品等。要提高品质并逐步实现标准化生产。既增加农民收入，又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还有二三产业中的一些项目。县域第三产业中的通路、通电、通信等由于当地及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已有长足的发展，各县之间的差距相对小一点，决定县域经济强弱的主要是第二产业。欠发达地区县域工业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的制约，就应把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在国际国内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加工中心的背景下，县域工业面临机遇。我们应当抓住机会，正确定位，战略眼光，做大做强。当然这并不排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尽可能地把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于传统产业。 4、全力发展特色经济。欠发达地 区县域经济，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雷同、自给自足的现象比较普遍。 县域经济又是一种地方经济，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机遇、程度各不相同，县域农业的结构、品种、质量，工业的强项与弱项，经济的支柱与潜力，区位的优势与劣势等等，总是各有特色的。特色就是“比较优势”，就有可能发展为特色经济。在西部在开发和加入WTO的大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已大为增强了。这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首先要找准“特色经济”的所在，这是不是特色，特色有多大，能作到多大，特色能否转变为经济等等，都需要广泛调查，深入论证。这是发展特色经济的前提。其次要全力壮大特色经济。要搞规模经营，搞龙头加基地，多就业，大产出。要改造传统工艺，尽可能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实行工厂化生产，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扩大规模，提高效益，使之成为县域新的支柱产业。第三要在市场运作上下真功夫。在作大特色产品的同时，要努力扩大其市场份额，把其推向县外市外，推向全省全国全球。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是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5、重点发展加工工业和传统制造业。特别是以农付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农业结构横向调整的重点是做强主打产品和发展特色农业，纵向调整的方向就是大力发展以农付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农付产品加工资源丰富，成本低，投资少，见效快，各地都有一定的基础，而且加工层次多，加工潜力大。农副产品加工的增值率国内平均是43%，国外是200%—300%。县域农副产品加工停留在低层次粗加工的较多，附加价值小。深加工潜力很大，市场也很大。发展深加工要大力培植龙头企业，要从本地资源出发广泛开展合资合作，积极参与新一轮的市场分工、合作与竞争。县域加工工业制造工业范围广泛，食品、纺织、服装家电、机械是大头，还有玩具，家具、建材、五金、电子、仪器、仪表、竹藤制品、矿产品、手工艺品…… 抓住几点，注入新技术，做大做强，都可以成为县域支柱产业的。县域传统农业已基本走到尽头，第三产业没有第二产业的扩展作基础亦难以迅速做大，县域第二产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毕竟不是优势 ，这样大力发展加工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和传统制造工业就成了县域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比较优势”和必然选择。 6、着力发展配套产业。县域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很难有大型企业集团或大型企业。在加入WTO经济全球化集团化大背景下的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县经济处于十分不利和无力的地位，努力与大型企业、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配套，着力发展配套产业，不失为县域经济参与新一轮世界大分工大协作有效途径。如益阳沅纸参与岳阳纸业集团，益阳桃江管件厂成为北京某企业集团的一个生产基地就是很好的例证。发展配套产业县域经济可以作大型企业集团的原料基地、生产车间、加工环节、分销网络、服务部门等等。这是一种双向选择，但主要是对方的选择。这要求县域经济先做强自己，使自己有特色并有一定规模，然后放下架子，积极主动。 7、发展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欠发达地区要结合实际，有目标、有重点地培育、扶持、壮大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带动力强、加工能力大、科技含量高、出口创汇多的龙头企业，在技术改造等方面要大力扶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提供便利，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农户的连接能力和带动能力，逐步把龙头企业培育成为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积极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实现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全面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8、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以市场来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市场上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生产什么，经济结构就往哪里调。市场是检测市场经济一切活动的标准，也是检测经济结构调整的标准。要研究市场，预测市场的真正走向，不能被市场的现象所迷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手段。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在于现存的经济结构体系已经老化，其“产品”已趋于饱和或“过剩”，调整就是要打破现成体系，淘汰过时的，开创新兴的，用新的“产 品”新的“服务”去扩大或开创新的市场需求与市场。这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质所在。新的产品和服务的产生，需要有新的“产品”概念，新的工艺、新的设备，也就需要新的投资、新的技术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新的技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就会事半功倍，效果显著。否则就容易产生失误。 （二）工业化城市化思路。 2001年，中共湖南省委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02年，中共 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显然，工业化城市化亦是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不可逾越的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信息化，等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些用词。它们之间的“关系”，关涉到县域经济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很重要的。 1、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受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人们似乎觉得我们可以越过工业化而直接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几乎没有人（湖南近期除外）认真提出过工业化的任务和口号。事实上正是那些一心一意发展第二产业，甚至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地方，悄悄地走在了现代化的前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湖南的邵东，醴陵等无一不是以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而那些老是追逐一些 “时髦”口号而从未脚踏实地努力发展工业的地方，在“市场”洗礼中，传统的加工工业优势丢了，新兴支柱产业由于既没有传统工业的积累又没有特别的大资金投入而无法形成。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首先，工业化是商品化，市场化的技术基础。“工业革命”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在于它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为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基础。使现代的社会分工，使某种产品的全球化供应成为可能。其次，商品化、市场化为工业化注入了内在的动力、现代的观念、提供了外在的市场。第三，工业化，商品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容。没有了工业，没有了商业，就没有了城市，哪来城市化呢。第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工业化、城市化正是商品化的外在表现与标志，也是不可逾越的。有了工业化，才有了商品化、市场化、城市化，有了工业化，城市化才有了人口的集中，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发展，才有了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发生作用的空间，才能有了现代化的基础与空间。 2、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避免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我们也曾试图绕过城市化直奔工业化；现在明白了，城市化同工业化一样，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不可逾越的阶段。首先，城市化与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是互相促进的；工商业的一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而城市的发展又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工商业的繁荣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交通、通信、人口、市场、服务，这就是一定的城市。随着工商企业的发展，对城市的投入增加，建设加速，就业增加，经济增长，这本身就扩大了城市；并且，市政建设的规模、速度与城市经济势力呈正比例关系。所以，城市化是工业化商品化的结果与条件，工业化商品化是城市化的内容和前提。要加速城市化就要加快工业化商品化。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就要更好地实施城市化。其次，城市化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产业的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人们苦于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不然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要大大缩小了。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甚至于一些中小城市或农村也不例外。20多年过去了，第三产业并没有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事实上，第三产业确切些说主要是城市的产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达75%以上，前提是它的城市人口占90%以上。我们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这是我们第三产业比重低的根本原因。城市化实现了，第三产业的比重才会高起来。第三，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在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里也是明确的。例如，初步的现代化城市人口比重必须在50%以上，而真正的现代化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达到95%以上等。 3、农业产业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一条捷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龙头加基地，产供销，农工商，科工贸一体化，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涵。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先专业化，后规模化；是先市场化，后工业化；是龙头带动、 市场拉动、特色推动。这在实质上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一般是以机械化为基本前提的，这需要土地资源丰富，货币资本集中，农业人口比重低三个基本条件，而中国恰恰是耕地少，资金缺，农业人口比重大。发挥我们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市场纽带、龙头带动等方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现代化的市场经营、工厂化、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加工同最原始的家庭经营、手工劳动结合起来。先专业化、商品化，先使农民富起来，使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这样，龙头企业本身直接推动了工业化，而当富起来了的农民一部分进城成为市民，一部分留下来搞规模经营的时候，我们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就又会大大地前进一步了。农业产业化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推动者和一条捷径。 4、信息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信息化”首先是指“信息社会”，也叫“后工业社会”，社会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均已信息化，信息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宰和主体。其次是指信息产业，包括电子，通信，互联网等。第三是指传统产业和社会生活内部运行及与外界联系的电子化，自动化，信息化过程。我国的信息化主要是在第二三含义上的。首先，“信息社会”还不是我们当前的目标，但如托夫勒所说，我们的确可以与发达国家分享“信息化”的成果。事实上，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发展速度最快前景最好的支柱产业之一；且由于起点高，发展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亦相对较小。其次，信息化不能代替工业化城市化，这一点我们必须十分明白。用锄头种地的农民通过互联网，通过“农业产业化”等，可以把自己与世界市场对接，但其经营规模，管理水平，生产手段，生产效率终究难以与国际资本竞争。这种情况在我国传统工业领域亦普遍存在。这也正是我国入世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出路仍然只能在深化工业化上下功夫——加速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第三，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用信息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有人视信息为继自然资源能源之后的第三国力，是有道理的。没有信息化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走向工业化城市化，有了信息化，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式”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应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信息化有利于我们迅速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市场，有利于高起点、高速度、高效率、少湾路、低成本。并最终促进我国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促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5、县域经济要以县城为中心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里首先是一个正确对待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问题。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成绩巨大，对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对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中国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将继续作出这种贡献。乡镇企业加小城镇是二元社会经济架构下县域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其发展“经典”是苏南。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思路应有所调整。第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是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但二者不能等同，二者是有区别的。乡镇企业布点分散、规模小、技术低、资源浪费、生态代价大，除上规模上档次在当地已成“气候”的外，有必要和可能的终将转移到城市“工业区”；剩下的主要是“进不了城”的和有本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优势的粗加工型企业；其它一般性生产加工再难以有“短缺经济”下的生存发展条件；事实上经过“改制”和经受“过剩经济”洗礼后名符其实的“乡镇企业”已经大为减少，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中更少；现行统计中的乡镇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就是县域个体私营等经济；乡镇企业职工离土不离乡，不利于城市化市民化，从而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现有小城镇面广、量大、规模小，几百几千到几万人口不等，如果没有吸引外地人口的实业作基础，仅为本地生产生活服务，其发展前途是十分有限的。“有城无市”的小城镇已不少见。这对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来讲既不规模也不经济。从整体上讲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所以，一般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提高质量，优化功能，注重特色，适当规模 ，顺势而为，不要强求。第二，集中力量，以县城为中心推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县城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扩散城市文明的枢纽。是县域企业集中的地方，是农村商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是银行、税务、金融和司法机构的所在地，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县城在县域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最好，条件最好。现有县城规模距城市规模下限10—15万人口已较接近，或比较容易接近，继续发展规模效益最好。以县城为中心还有利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本身的固有缺陷。县城发展的关键是要突出软硬环境建设，放宽进入条件，大力提升吸引力。吸引内外资金、民间资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先富起来的农民、外出打工仔、其它小城镇居民等来兴办实业，或购房居住。以迅速膨胀县城经济势力。第三，县城以外根据需要和可能，还可规划1—2处次级重点支持发展。其选取条件第一是基础好，其地位不可替代；第二是发展潜力大，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达到10—15万以上人口，或其经济势力有可能与县城接近。如“工业重镇”、“商贸大镇”、“历史名镇”、等。这样，可与县城成鼎足之势的小城镇将同县城一起发展成为小城市，一起推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一般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绝大部分将成为农民的“加工厂”和“居民点”。 （三）劳动力转移思路。 1、转移农业人口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改革以来农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农业就业不断下降，非农就业不断增加。1978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就业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0.5％下降到50.1％，平均每年减少近1个百分点。已有近1.4亿农村劳动力在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领域就业，比1978年的2180万增加1.18亿人。二是城镇化趋势明显，城市就业比重上升，农村就业比重下降。城镇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4.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上升到36％，平均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城乡就业分布由1：3.2变为1：2.2。据劳动部、国家统计局调查，到乡以外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1999年为5203.6万人，比1998年增加268.1万人，增长5.4％；2000年达到5515.8万人，比1999年增长6％左右。由此带来的劳务收入不断增加，1995年，外出劳务的报酬收入人均154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8％，1999年增加到240元，增长了69％，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9％，现还在不断上升。在欠发达地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十五”时期农村就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巨大。据测算，目前农业部门仍然沉淀着约1.5亿剩余劳动力。“十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1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二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1999年只增加了8万人，2000年也只增加了160万人。三是城镇化水平不高。加上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下岗等原因，一些城市制定的城市管理政策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间接目标或直接后果就是转移农业人口。农业人口转移的多寡即城市人口的多少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当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每人几分到几亩田土仍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村是无法实行规模经营的；没有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农业人口转移的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工业和城市发展；但在国内市场巨大，发展极不平衡，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且加入WTO的情况下，农业人口的转移并不就决定于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措施得当，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速度是可以也应当大大快于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并且加快这种转移应成为欠发达县域经济的一大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本地转移的同时，还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多地向外地转移。 2、为“打工”正名，把劳务输出确定为一种发展战略。在社会学意义上“打工”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农民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带来了温饱，“打工” 将为农民带来小康，并最终促成农民变为市民。“打工”首先是指农民的“第二职业”，然后是指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干部职工的“第二职业”，后来泛指所有人员以市场方式找到的工作，再后来人人都说自己是“打工”（为一把手或老板）的，最后位居高官的一把 手也说也是“打工”的，为党、国、为人民、为单位“打工”。可见这是一个社会意义广泛而深远的创造。在狭义上，市民社会视在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为“打工”，其意指此种就业不是“当家作主人”，没有社会保障和长期保障。在广义上，在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学意义上，“打工”就是就业：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将逐步消融国有和非国有就业的区别。所以，把“打工”或劳务输出确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在发展战略策略上是一大高明之举。其高明之处在于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一种资源而不是包袱；在于从主观上自觉地运用了县域少有的几种“比较优势”之一 ——剩余劳动力资源，将比别人“早一点”“多一点”地占有国际国内劳务市场。其具体好处有三，一是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打工”类收入已成为农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二是培养人才，“打工仔”学技术、学管理、学市场、学社会；回乡“打工仔”已成为各地发展二三产业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已成为农民的“留学。三是转移农业人口，首先是大量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2001年安排了7800万，占农村劳力16.3％）；然后是其中的一部分将逐步转变为市民；与其它办法相比，“打工”应是转移农业人口的“主渠道”。其间接好处或长远好处是积累了人才、资金、技术、知识，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3、搞好服务，有组织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针对目前劳动力输出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情况，首先要建立机构，劳动部门现有的机构要完善充实与强化、担起责任，此外还应鼓励民间的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劳务输出服务机构的组建与协作。其次要明确职责强化服务。其主要职责就是劳务输出，要建立供需信息网络、人员培训基地、劳务吸纳基地等，提供全方位服务。第三，规范收费。政府所设机构提供服务是其职责所在，是非营利性的，除了培训和某些证件的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它费用。民办机构服务收费应制定明确的标准，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与审计。 4、制定政策 鼓励和支持转移农业人口。一是制定和落实新的户籍管理制度。湖南已提出用湖南公民替代原湖南城市户口与湖南农村户口的基本政策，真正落实还要有一系列的具体规定，各城市和城镇都应有相应的逐步给与外来“民工”以“市民待遇”的规定。首先在投资、就业、办厂经商、劳动工资、劳动保障、在购房置物、用水用电、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同时取消过来针对打工者的各种不合理收费，规范收费和管理；然后是在社会公共福利、社会保障方面逐步实施“市民待遇”。二是制定和落实有利于农业人口转移的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实行“自愿”与“市场”两原则。首先，对于转移人口的承包田，愿意继续承包和要求放弃承包的，放弃了承包，返乡后一定期间内又要求再承包的都应当尊重其自选择的权利，以利于毫无后顾之忧地转移。对于被放弃了承包权的土地，应以“市场”为主的方式再承包出去，而不一定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利于土地的综合利用和规模经营。在这里，特别是当粮价低迷时会出现“抛荒地”，在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不必大惊小怪，还可用此机会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的生态建设。至于“抛荒地”的税费负担应由村或乡或县统筹分摊与减免，这亦可视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成本”吧。 （四）市场建设思路 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在根本上是离不开商品化市场化的。商品化市场化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这里只涉及直接与生产相对应的市场建设问题。市场建设对县域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欠发达地区县域市场发展缓慢有多种原因：①市场建设滞后。由于种种原因，县域部分干部的市场观念、市场意识淡薄，只重视抓生产而忽视流通组织的建设。盲目生产、内部竞争、无序流通、销售不畅。再有，各种市场建设规模小，专业化不强，没有特色，没有形成网络，配套设施差，服务功能严重不足，市场带动作用很弱。②农民购买力不强。这是制约农村商品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2001年，湖南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299.46元，同比增长4.7%，可支配收入2264.71元，同比增长4.9%；最低的镇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未来增收预期不稳，延缓了农民的即期消费。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从90年代以来一直在0.55-0.58之间波动。既有消费需求又有购买能力的农村居民只是少数，多数农民有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购买力不足是影响农民即期消费最主要的原因。 ③产品结构不合理。不少生产者和经营者，把开发新产品和推销商品的着眼点放在城市市场，追求高附加值，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设计多数是以城市需求为基础，造成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商品结构趋同性问题十分突出。④信息服务薄弱。主要体现在信息不足，真正用于县域生产、生活指导的信息不多，信息质量不高，鱼目混珠的现象时有发生，令人不敢轻信；信息网络不够健全，使一些信息无法送到需求者手中。农村信息服务发展滞后，农民不能得到必要的生产指导和市场销售信息，产销之间的联系度不够通畅，时常出现农副产品积压和卖难问题。⑤农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如农民的家用电器和各种农用机械及农用汽车近年来增加很多。但农村的供水、用电、道路建设和电视信息接转等基本问题，未能尽如人意；第三产业又难有作为。因此制约了很大部分商品的普及和在农村市场的开拓。⑥假冒伪劣商品多，影响购买积极性。主要集中在食品、日用品、农业生产资料上，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现代经济是商品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市场是商品、知识、信息最综合体现的场所，抓住了市场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应对挑战，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争取主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加强市场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作好规划。要立足实际，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市场建设规划。市场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经营规模大，辐射能力强。有规模才能有辐射力、有影响力、有经济和社会效益。具体到某个市场，则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规律，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二是市场布局合理，经营特色突出。培育形成一批综合性、专业性以及产地型、集散型等不同类型的市场，努力打造名牌市场。三是市场环境好，商业信誉高。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倡导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为商户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四是流通效率高，交易成本低。能够为客商和各类商贸活动提供全流程、全方位、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 2、完善市场体系。培育和规范批发市场。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依托经济结构调整和当地产品比较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批发市场。加强对各类产品批发市场的改造和规范，不断完善和提升批发市场交易功能和服务功能，促进批发市场上规模、上档次，规范批发市场的管理，努力把批发市场建设成为产品的集散中心、价格的形成中心、信息的中心、资金的结算中心，实现批发市场与现代流通方式的有机结合。要建好、用好农村集贸市场。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集镇的市场设施跟不上日益发展的农村交易的需要，有些集镇没有按规划建设农村贸易市场。因此，在农村电网改造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速市场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功能，在广大县域依据市场规模形成梯度规模的网络体系，使其为开拓广大的市场发挥更大作用。要积极发展专业市场。在特色经济与市场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批专业化市场，这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与条件。 3、积极促进现代流通方式向县域延伸。对县域现有流通网络进行整合，完善其功能。以县城、中心城镇为重点，积极培育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符合现代流通要求的流通方式，大力发展连锁超市、仓储式商场、专卖店等新型流通业态；要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流通基层网络，引导大型商业企业集团、供销合作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分阶段、分层次对其进行整合，逐步完善其功能，把他们建设成为统一配货的便民店，进一步发挥其便民、利民的作用。积极探索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引导农民通过网络查找信息，开辟销售渠道。 4、用市场的观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逐步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要让广大农民、市民、生产者、经营者深刻懂得市场规律，作为卖方市场，大家要知道自己生产什么产品更好，效益更高。作为买方市场，也要知道自己购进什么更有利于自己的生产效益和生活质量提高。 5、积极培育农村中介组织和农村经纪人队伍。努力提高全员进入市场的自觉性及其组织化程度。这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要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和其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 6、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优化环境，强化服务，依法治理，是市场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县域市场建设要在这三方面下真功夫才会促进市场发展。要全面开展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经营行为，下大力气整顿农村的农药市场和种子市场， 彻底清除假农药、假种子。规范农村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发展，加强对定点屠宰场的监督管理。大力发展“三绿工程”，引导绿色生产，促进绿色消费，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7、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应下决心精简机构、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金钱的彻底分离。切实推行费改税。同时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只有丰收，产品能够销售出去， 并卖个好价钱，才能实现扩大消费的行为。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宏观信息指导，使农民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建立大市场，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销比重，减少自产自食，扩大农村内部相互间的服务领域，促进第三产业更快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目的。 （五）国企乡企改革思路 县域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在经营规模、行业分布、运行机制、技术装备、市场环境等方面有许多共性。在国家“抓大放小”的大计中，它们都属于“放” 的范畴。阻碍它们发展的除了资金、技术、人才等客观因素外，最根本的还是机制问题，“放”的问题。“放”并不是不管而是要大胆改革，让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在新的世纪，在加入WTO后，改革再也不能拖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拖的了。改革越早越主动。 1、对已基本适应市场竟争，具有一定活力的企业，要舍得放手。放手让企业家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放手让市场去规范企业的行为。切忌资金、政策、税收优惠，把正在走向市场的企业拉回政府怀中，再造计划经济旧体制。同时果断实行适合其特点的现代企业制度。 2、重点是对为数众多的不死不活的国企乡企要舍得改革与重组。有人说，“不死不活”是国企的常态，实际上是指这样的企业占了国企乡企的绝大多数或是太多了。要下狠心打破这种“常态”。办法有二，一是改革与改制，先实行两个置换，然后走民营化的道路。二是重组，要舍得让人兼并，可以“靓女先嫁”，可以让人持股50%以上。 3、快刀斩乱麻，迅速处理。对已经停产或停产多年或将要停产且开工无望的企业，有整体重组可能的重组是最佳选择，无望重组的就分拆、民营、租赁、破产、拍卖、退二进三，快刀斩乱麻，迅速处理，使国有和集体资产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 4、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水、电、汽、城市交通等国企，要引进竟争机制，防止和打破垄断，加强内部改革和管理，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外部监督，努力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益，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5、实行国民待遇。政府及各部门要公平地对待国企乡企和其它所有企业，营造公平竟争的环境，这是国企乡企走向市场的条件，也是个体私营经济获得正常发展的条件，是政府对企业的最大支持。 （六） 中小企业发展思路 转制改革只是发挥企业活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为了使已经放开的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还必须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和增强它们自身的机体。在这方面，需要采取以下的措施： 1、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纳入法治轨道。虽然十五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发展要“鼓励、引导”，但在欠发达县域一些人的观念中仍存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不正确认识，从而导致许多地方仍然没有给予个体私营经济公正、公平的竞争地位，在政治上、政策上、管理服务上不一视同仁，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因此，还需要继续进行十五大方针和宪法修正案有关条款的教育，消除对放手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企业的思想障碍 的教育。此外，还应把十五大的方针和宪法的有关规定落实为具体的法律规范。首先，应对现行政策中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条款和规定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修订。同时，要仿效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制定“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法”，以便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提供法律依据。这将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根据中央的要求，国家经贸委已经建立了中小企业司，统一协调政府各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各级地方政府也陆续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此外各地还成立了一些免费的和收取少量费用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但在欠发达县域有些面向中小企业的行政机构还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改变自己企业的“上级主管机关”的形象，服务意识不强，工作内容也有待充实。根据对县域企业实际需求的调查，结合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下列服务：①搜集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市场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生产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材信息等，经过必要的加工后，通过各种传播工具提供给企业；②为中小企业提供经营战略、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会技术、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辅导；③聘请专家和组织志愿服务人员，为中小企业进行“诊断”，帮助它们发现经营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④为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以及企业的产品出口等进行牵线搭桥；⑤通过组织贸易洽淡会、交流展示会、学习考察团等形式，为中小企业创造开拓市场和开阔眼界的机会。 3、疏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对它们的金融支持。虽然政府和银行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①县域各大银行转变观念，对各类企业以诚信为依据，一视同仁。同时县域企业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诚信为本，建立良好信誉。②融资方式多样化，主要靠信贷融资外，还要开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其他融资渠道。③支持、规范、引导、监督民间融资。④支持有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它们开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借贷款业务。⑤鼓励各级政府协助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商业化经营的投资基金。⑥规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高它们的工作水平。⑦试办民间的或民办公助的风险投资基金。为使风险企业进入成熟期后有上市的机会和给风险资本留出退出的通道，应当努力做好开放第二板块市场的准备。 4、整顿市场秩序，端正政府行为。目前县域市场秩序混乱，“失信”现象严重，拖欠贷款和货款的行为普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与此同时，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诈骗舞弊、敲诈勒索乃至黑社会的有组织犯罪多有发生。这造成投资环境恶化，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许多企业在回答“当前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在哪些方面最需要政府的扶持”时，都提出了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活动的要求。县乡政府必须顺应民意，采取坚决措施，务求在近期取得明显的成绩。同时，着眼于市场交易规范的长远建设，进行深入系统的工作，逐步形成良好的经营和投资环境。为了建立市场秩序，政府机构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①取缔来自各级政府和权力部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三乱”和形形色色的“吃、拿、卡、要”；②制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行为；③进行司法改革，严肃司法纪律，实现公正执法。 5、 协助中小企业建立自治组织。目前我国行业组织还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的性质，从经贸委系统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都建立和联系了一些附属于行政机构的行业组织。这种状况，是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应当精简合并，并转变为民间性、自治性质的组织。县域行业性中小企业自治性协会组织的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维护自身的权益；通过行业组合形成集体力量，开发共用性技术，调剂资金，提高资信和开拓市场。此外，也可以以这种组织为依托，加强业界的行业自律，消除无序与恶性竞争。 6、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实施再就业工程结合起来，对下岗职工自行创业给予扶助。鼓励支持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个人或合伙创办企业、通过再创业实现再就业，应当成为再就业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县域经济可以考虑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创办企业适当减免某些课税，或提供一定的税收宽限期。实行凭下岗证明文件或单位辞职证明申请企业注册的办法 ，减化手续，降低收费(同时注销下岗人员身份)。欠发达县域还可降低修理业、零售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开业条件，其注册资金下限可以大幅度降低。对吸收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就业的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定数量的安置费和社会保险费补助。 7、进一步放开产业限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空间。目前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限制，很多产业明确规定不允许非公有或非国有经济主体进入，这也不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如规定了36种国家计划商品的批发业务，如粮食、食油、甘草、洗衣粉、普通灯泡、铁锅等，和41种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零售业务，如钢材、生铁、煤炭、木材、水泥、轮胎等，不准私营商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航空和铁路运输、电讯、石油、卷烟、金融、保险、出版、汽车回收等许多行业也不准个体和私营企业经营。现在看来，这些规定大多已经过时，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建议对类似的产业准入限制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适合放开的要坚决放开，暂不宜于一下子放开的，可以先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放开。 （七）环境建设思路 环境即经济建设环境，它构成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甚至有时它就是经济建设本身。经济环境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环境建设应包括两个大的方面，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包括自然、地理、气候、植被等生态环境和水利、矿藏、物产等自然资源。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往往破坏自然环境，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相协调。社会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又是人类继续发展的出发点，有硬环境和软环境之分。硬环境指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状况，市政建设，农村水利设施，城乡道路交通，电力，自来水，通信设施等。软环境在一般意义上，其核心是价值观与文化，在我国当前的现实中，其核心是政府改革，是政府由过去的主导计划经济转到当前的审批收费的转型经济再到将来的规范和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个转化搞好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也就会在根本上好了。欠发达县域环境建设十分落后，也十分重要。 1、要治理和建设好自然环境，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相对落后，工业化水平低，欠发县域的自然环境相对要好一点。但也要避免走“先破坏后建设”的老路。过去年代中破坏了的自然环境要有计划地建设和恢复过来。新的建设和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同时同步进行，再也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了。农村的水土保持、农药化肥的更新换代与科学使用，城镇的防洪工程、垃圾处理、空气质量保障是当前县域自然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点。应采取切实的措施。 2、要继续搞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过“九五”的努力、农村电网改造、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有较大改观，但任务仍然艰巨。乡村不通公路的虽然较少，但路况太差，通行能力弱，养护不到位，更经不起风雨的冲击；农村电网改造的任务还很重；电话普及率还很低；计划经济时代修建的水利设施大都老化，还有一些“造田工程”，“路渠工程”等当时的 “形象工程”需要改造与治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加大投入，并采取措施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同时发动农民兄弟出工出力，“三管齐下”一定会有效果的。 3、要继续加强县城及县域其它重点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县城建设要有长远眼光，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阶段实施。要尽可能地吸引外地资金和民间资金参与建设。要用市场的原则运作城镇建设。其它重点城镇建设的重点仍然是路、电、水、通信与环境保护，提高品位，以吸引农村和城市“居民”，其建设规模要有科学预测，不可盲目铺摊子，防止有城无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4、把软环境建设放在关键地位。软硬环境比较很难说谁更重要，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当交通、电力、通信等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时，硬环境建设无疑处在关键地位；在“瓶颈”被“九五”打破后，在世纪之初、在“入世”、“买方市场”、“西部大开发”下，软环境建设已处在关键地位。这还因为欠发达县域在资金、人才等经济要素的必定劣势下，硬环境建设亦只能必定劣势，而软环境建设却有可能取得优势。在欠发达地区县域软环境建设的状况，将 决定县域的机关作风；从而市场、信用、法制环境；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也就决定了县域内的资源整合率、利用率、凝聚力；决定了县域对外资、外智的吸引力；并最终决定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景。县域软环境建设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向“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机关顽症痼疾开刀，从治理和改善行政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和服务环境着手，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使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显著改善。要切实搞好县乡机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要“一幢楼办公、一门式服务、一个窗口收费”；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县；要与国际接轨，尽可能地减少审批与收费，最终实现城镇“费改税”；要打击各种违法乱纪、违法经营、黑恶势力；要依德治县，官员品质高尚、能力强有威信，老百姓精神文明。这样，不管其县域经济当前有多落后，基础有多差，位置有多偏，都会在新的世纪脱颖而出，率先走向现代化。附带说一句，目前许多地方把挂牌保护一部分重点企业视为环境建设的一重大举措，应当明白，这正是环境建设不到位的表现，是人为又造市场经济最忌讳的“不公平竞争”。是应尽早取消的软环境建设的任务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陈宗胜：《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马洪等：《中国发展研究》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年版。 易炼红：《第三产业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香港 国际展望出版社1993年版。 熊耀平：《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湖南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蔡思复等：《发展经济学概论》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 卢 荻：《变革性经济增长》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曹 新：《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湖南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周天勇：《中国经济基本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年版。 甘亚平：《入世中国各大行业发展问题分析》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2年版。 古建佳等：《县域经济学》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7年版。 邱志忠等：《区域经济发展概论》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中国县域经济创新》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00年版。 《中国市县区发展研究》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02年版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4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 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要我们不否认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那么，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就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所提出的问题，并理应是建立在对这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诚然，在当代中国，每天都有人在对中国文论提着问题，作着思考，发着议论，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在对中国文论提问题，作思考，发议论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应当主要是当下‘问题意识’的重建”，这就需要从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出发，并在对其有准确把握与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问题。

那么，到底应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呢?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文化现实处境。显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及其现实问题，都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这一背景中，显示出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呈现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存的社会文化样态。尽管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景观(这一事实，诚然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过度放大 ，然而，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由于不少人对后现代存在很多误解而产生颇多抵触，如将其与现代性作截然对立的看待，下文将作出论析)，而更多的地方还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阶段，甚至一些边远农村还处于刀耕火种、蒙昧落后的前现代状态。可以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现代性的推进是必须而且必要的，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自身发展的参照系。很明显，在西方，现代性的最初形态是一种反传统的“启蒙现代性”，它标举理性精神，与蒙昧的传统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它在带来社会物质方面的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的感性维度受到理性功能的压抑，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正是基于对这种“启蒙现代性”极端发展所造成的弊端的质疑与批判，从而产生了另外一种现代性，亦即“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一方面，“启蒙现代性”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要现性推进其现代性进程，而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反思，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现代西方社会所曾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反思现代性”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首先是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对应的 ，它在不可逆的时间之维不断“去蔽”而达到“澄明”，这也许对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发展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现代性”的权威理论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这些过去将不再被认为原本就是示范性的”，从而体现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由“启蒙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在“现代性”中所占据着的这种最深层的基础地位，而另一方面，人们嚷嚷不休的有着种种分歧的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据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对现代与后现代争论最热烈的地方就是中国 )，二者不仅可能在同一时间维度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砚显，并且还包括前现代)，而且实则也是在这最深层的时间维度达到统一，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释自身而已，注释自己的状况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完全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要。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可见，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也并非必然如很多人所认为是彼此逆忤的，相反，现代性完全可以后现代性为推动其进化的动力，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在与过去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而“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追求，不仅在时间概念上，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是指向未来的无休止创新的深层动力。

由是观之，具体到文学领域，没有现代性追求，就没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时期以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这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如董学文就压根不同意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而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纵观董文全文，尽管基于问题的敏感性，董学文语焉未详，但按照人所共知的理解，在董学文这里，现代性是被视为了一种西方的信仰与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很明显，董学文在看待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对其作了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政治图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指引，无疑会导致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的，以现代性为指引，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与放弃，用极左路线时期的一句话来说，甚或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笔者看来，实质上，钱中文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要以现代性为指引，没有错，董学文若是在真正意义上强调文艺理论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错，问题在于，董学文否定现代性，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未来的文化形态，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与现代性不相悖离，并可作为现代性追求的明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晚 清时代以来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就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初起的阶段，五·四启蒙运动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由此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激进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 的现代性进程中，首先必须消除包括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误解在内的种种曲解，如果还有人对现代性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无疑是自欺欺人，这是其一。

其次，还要消除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曾通过对“现代性”一词形态变化的考察指出，“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词以前是个单数形式，以显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征。人们认为这种特征能突出西方社会，并使西方不同于“其它社会”。但是在新的表达方式中，“现代性”复数化了，并用来指非西方社会。它的特指性降低了，但仍然保持了其吸引力。这一复数用法表明，由于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现代性，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某些东西具有了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当今面对的现代性，是“可选择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尽管只有一种全球化，却有多种现代性。

笔者以为，这种见解是有价值的，它无疑颠覆了一些人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对现代性一元的狭隘理解曾使很多人对现代性心存疑虑，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进程会致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导致民族性的丧失，从而导致一个可怕的单向度世界的产生。

显然，此种对现代性的狭隘理解及其产生的担忧，是在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看待。的确，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民族性成了一个不容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李西建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文论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内在失落，甚至产生所谓“失语症”的隐眭焦虑，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很明显，这种“根”关涉到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但现代性与民族性又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现代性是我们需要的，民族性也不能丢。谭好哲曾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中指出，现代性与民族性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学术语境，现代性是其价值追求，民族性是其文化身份的保证。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表里。¨ 诚如斯言，从历史上看，尽管现代性最早出现于欧洲，但在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进程中，任何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性，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构成一种交互重塑的关系，一方面，民族性通过现代性重塑而具有现代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现代性通过民族性的重塑而获得文化身份。但笔者要补充的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仅仅就是如此，现代性通过民族性的重塑不仅仅在于获得文化身份，更在于通过这种民族性的重塑，不同的民族一国家作为一种能动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民族一国家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赋予现代性不同的新的文化内涵，并使现代性呈现出多元发展路向。而实质上，全球化发展至今使得即便是西方国家的现代性也不再是那么纯粹的“西方”了，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当今的现代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因此，全球化不仅仅是现代性的扩展，而且构成了推动现代性进化的重要动力，并使当今的现代性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性并非一元，而是一源多元的。

消除对现代性的疑虑及其狭隘的一元理解，以更加开放的理论态度清醒认识并确立这种全球化演进中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发展的新路向，深刻了解全球化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对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与现代转型无疑是有益的。文论发展的现代性是多样性的现代性，它是以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为前提的。那么，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如何才有可能呢?显然，又是以双方之间的话语平等为其前提条件的，而不是以哪一方为中心，否则就会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话语”暴力，而谈不上什么对话。笔者认为，这就需要从根本上做到两个超越。一是在中国文论界的内部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话语权力与利益层面的纷争与纠葛，在对待问题分歧时，多一些学术立场上的彼此宽容与理解，少一些计较个人、集团利益的排挤与打压；多一些学术意识与学术关怀，少一些权力之争与利益、资源分配的考量，从而消除某些利益驱动的话语霸权中心。二是在对待古今中外不同文论话语的关系问题上，超越狭隘的或西或中或古或今的时空区隔与偏狭的意识形态理解，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外古今背景基础之上生成的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上，着眼于现实问题，从根子上解构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中心主义。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就是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问题，而任何或西或中或古或今(时新或时髦)形态的文论都只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不应构成什么中心。

只有这样，在多元共生的话语平台上，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建构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才有可能，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过程。很明显，这种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并不是也不应是仅仅为了转型而转型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对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学现实及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并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从而实现人的更加合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始终不能背离的人学基点，也是一切人类活动所不能背离的基点，显然，这又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文论建设在现代性进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了，只好留待另文详论。

参考文献

[1][16]赖大仁．新时期三十年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8(5)．

[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1)；《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J]．文艺争鸣，2003(6)．

[3]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8]哈贝马斯．论现代性[A]．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

[6]Zygmunt?Be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M]，Cambridge：Polity，1991．

[7]汪晖．死火重温[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J]．文艺争鸣，2007(3)．

[10]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 的趋势 [J]．文艺争鸣，2007(7)．

[11]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J]．文艺争鸣，2007(11)．

[12]布鲁斯 ·罗宾斯的与会发言[R]．“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国际高层学术论坛，武汉大学，2006年6月 17日至20日。

[13]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 的构建[J]．文学评论，2007(5)．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法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历史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学术界扑面而来，国别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外现代化理论的引进和本土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世界史的作品不断涌现。对于法国的研究虽不象英、美、日等国的研究那样炙手可热，但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法国和我国都是农业大国，法国现代化是一种内生型现代化模式，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法国这种现代化模式，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的法国史学工作者在1978年成立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统一规划和组织法国史的研究工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法国史研究人员，其优秀成果已被世界史学界同仁所承认。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题材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在现代化研究方面，马生祥，端木正，陈崇武、楼均信等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择其要者，在专著方面，如马生祥教授的《法国现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大革命与现代化：1789----1830年的法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沈坚的《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家宝《法国人口与现代化》（200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端木美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张丽和冯棠的《法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等。在论文方面如陈崇武《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1期）和《法国政治现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大革命头两年（1789—179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马生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教育现代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张丽《现代化冲击下的法国教育》（《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张小荣《近代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大同高专学报》1996年9月第3期）、钏佑洁和钟小川《法国百年教育现代化特征》（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张庆海《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郭胜利《关于近代法国现代化模式的思考》（《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楼均信《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4月第2期）、洪波《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与十九世纪政治现代化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程佩璇《近代法国政治现代化曲折进程的进步性和保守性》（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第6期）和《论农民在法国近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角色的转变》（《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3期）、张小荣和米海《论贵族“沙龙”文化对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的影响》（《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12月第4期）等。除此之外，还翻译了许多国外关于法国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作，为推动我国的法国现代化进程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在以上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法国现代化模式及其评价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及经济学界有些学者提出，在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中，除列宁所指的普鲁士及美国式道路外，还存在第三条道路，即法国式道路。如陈崇武在《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就提出是否还“存在着一条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法国式道路呢”？张庆海在其论文《大革命前后法国农业近代化的本质特征》中指出法国农业近代化历程属于美国式道路，只是与美国农业近代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西方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法国的工业化由于没有像英国、德国、美国等国那样出现明显的“起飞”阶段，法国经济的增长又给人一种相当“缓慢”的印象。因此过去一提到法国工业化往往冠之以“落后”“水平低”“缓慢”等评价，相对于英国的工业化而言，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则被当作失败的典型。不过近十几年来，一些从事法国工业化研究的学者，在新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工业化，对法国工业化失败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由沈坚撰写的专著《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采用了目前最新的工业化理论，通过对法国工业化道路全面分析，总结了法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对“法国是工业化失败的典型”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新论》一书共20余万字，除绪论部分，正文分9章。作者首先从理论入手，介绍了二战后世界工业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新的发展：即在讨论各国工业化的道路时，不仅强调共性，同时更强调个性；强调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构成工业化的各因素的表现形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力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道路必然也会有所不同。总结出法国工业化的九点特征，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一个特殊的典型，而不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另外，马生祥教授的《法国现代化》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对法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面扫描的专著。从工农业发展到改造，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从政党制度到人的认知，从城市崛起到人口转变。现代化研究的六大领域即经济现化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比较现代化，该书都有涉足。著名学者庞卓恒先生称“《法国现代化》是我国学术著作中全面阐述法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第一部专著”。①

二、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研究：国内研究近代法国经济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和早期工业化的英国，或者后期的美国和德国相比，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然而，对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攀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书中认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是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内的学者在对此观点认可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其它的原因，如陈崇武、金晓常《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特征问题》中认为对于近代法国社会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小企业的长期存在这种事实，不能采取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种从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小农经济就成了阻碍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因素。”张小荣的《近代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研究》中也认为发展缓慢除小农经济的原因外，另外又总结出三点：一是法国贵族的“沙龙”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农业社会为主的封闭式，超稳定型的社会结构和小生产者的心理状态是阻碍近代法国迅速发展的非经济性因素；二是家庭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使企业的资金少、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加之企业主的保守怎么狭隘缺乏昌险、创新精神，使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在生产发展缓慢；三是重视理论科学研究，忽视应用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脱离，人口的缓慢增长，降低了国内的需求压力，使工业缺乏劳动力的现象更加严重。同时在他另外的文章专门指出法国的“沙龙”文化使得资产阶级贵族化，使得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法国科技教育制度僵化，缺乏大量的科技应用人才。

三、关于法国现代化起点及政治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国内一些学者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法国现代化的起点，而丁建弘则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现代社会的某些要素在旧制度中业已存在，现代化的进程也早于大革命而开始起步，……”“法国大革命首先是现代化的产物。②”对于法国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最为突出的是洪波的《法国政治制度变迁》，该书28万字，内容涉及宪法、政体形式、议会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公民权利等到各个方面，清晰呈现了法国从大革命至第五共和国两个世纪的政治制度变迁史。同时在他另外的著作《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现代化》和《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与十九世纪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论文中，都认为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他说“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民主化，……法国大革命是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它加速了政治管理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的进程，为政治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楼均信《法国大革命反思》一文，在革命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也认为大革命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新典型，它提出了建立现代国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推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陈崇武的《法国政治现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大革命头两年（1789—1791）》，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法国大革命加以阐述和剖析，文中说法国大革命头两年的区域划分与行政改革是法国政治同代化开端的一项重要举措。文章最后还指出：法国今天的区域划分和行政组织基本上承袭了大革命时代所开创的区划和行政组织，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革命的头两年的区划和行政改革决不会有今天法国政治制度现代化。马生祥的《大革命与现代化》一书从现代化的大视野出发，研究大革命在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将大革命的终止时间定为1830年七月革命，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另外郭华榕的《法国政治制度史》，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资料翔实、论述有力，不仅反应了法国政治制度历史的全貌，而且突显了法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四、关于农村转型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农民如何成为现代人，这是任何一个农业大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都必须跨越的关隘。特别是目前中国也处在这一转型期，透视法国这一历史性巨变，以及法国农民与法国政治现代化这一内在的关联将会给人们以丰富的启迪，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具有很高的现实昭示意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矿区的流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因国民经济结构变化而引起劳动力配置改变造成的人口大变迁”。③这是王章辉、黄柯可等学者在其专著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下的定义，指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值得肯定的进步潮流。该书通过英、法、德、美等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轨迹，总结出四点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并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城市化和解决城市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中央和地方当局在此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肯定了国家的社会调控作用。许平的《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本书对农村社会转型的考察，不仅注意到经济结构、人口生态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变革异化，更注意对农民、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变化的探求。文中指出：法国的经验表明，在政治革命后，彻底建立解决农民问题的最基本的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端木美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与法国的现代化》回顾了从19世纪中叶起至20世纪初法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阐述了在一战后劳动力迅速转移的三个原因即战争的摧残、生产的发展及城市化的吸引，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流向，进而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法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在促使传统农村逐步衰落的同时，也正好顺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是法国在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程佩璇发表的《论农民在法国近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角色的转变》论文，也探讨了此问题。

五、文化教育、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方面：端木美《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农民·妇女·教育》一书从“现代化与人”为切入点，对农民、妇女以及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了大革命以来200年间法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的作用及教育的作用。《法国人口与现代化》主要论述自19世纪以来，法国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王家宝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法国的人口一直表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书中还对“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评论，认为“马尔萨斯主义”对人满的第三世界来说不无合理之处，但对于法国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而言则毫无必要。钏佑洁和钟小川写的论文《法国百年教育现代化特征》探讨了法国资产阶段大革命至一战前近一百年的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并着重从教育法制和课程变革两个方面，分析在此进程中其教育现代化有着明显的反复性和激进性的特征。马生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教育现代化》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是法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实现了教育的世俗化、普及了初等教育、抛弃了初等与中等教育的双轨制，建立了统一的、梯式的现代教育体系，初步实现了教育现代化。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6

关键词：小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现代儿童学习理论

小学语文习作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学内容，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语文能力、文字能力、书写能力与阅读能力。因此，合理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提高习作教学的生活化、多样化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简析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作为一项成熟理论，包括诸多内容，下面从理论发展过程、心理结构重要性、理论运用模式等方面出发，对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进行分析。

1.理论发展过程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的独特性。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学习理论作为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进一步论述学习的本质及其形成。因此，该理论重点探讨儿童学习的本质、过程、踊、方法和策略。其次，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应用这一理论能够让学生在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以及具体运算阶段都有着更加显著的成长，现今得到了许多小学教师的青睐与实践。

2.心理结构的重要性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对于儿童的心理结构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通常来说，心理结构的重要性在小学语文生活化习作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构成更应充分反映学生的心理结构。在第二阶段和初级阶段组成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为“练习”，在总结过程中的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形成的关键期，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应充实并完善习作教学内容，将内容生活化、多样化，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实现飞跃式提升。教师可以把习作内容与学生的实践生活相联系，更加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

3.理论运用模式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运用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学习是利用自己的经验，积极建构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认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学生的学习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和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学习模式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好奇心会得到满足，也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习作内容更加丰富。

二、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应当具有灵活性，下面将从开发学生智能、合理创设教学情境、形成学生自我认知等方面出发，对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进行分析。

1.开发学生智能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起到开发学生智能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发学生智能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深刻认识到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下，智力有八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在习作教学中起到的效果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会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方向和程度产生显著差异。因此，教师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教学方法，将生活中不同的内容与片段作为习作主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的写作素材更加充实。

2.合理创设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对于创设更加良好的教学情境有着重要的作用。小学语文教师在合理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应当为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自我表现机会，引导每个学生进行自我塑造。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创设各种情境，以便更有效地激发或支持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最终取得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学习效果。

3.形成学生自我认知

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形成自我认知。小学语文教师在让学生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首先应当着眼于采用有利于学生发展自知的方法，可以根据内部和外部的经验建构自我认知。其次，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维，最终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模式。

三、结束语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学生语言综合素质发展，因此通过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良好的习作学习体验有着极高的教学意义与教学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7

关键词：当代语境；文学理论课程群；教学改革；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43-02

一、高校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现状

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大都属于专业基础课或者专业必修课，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教学环境的变化，这些课程在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历史经典，很少顾及当下的现实生活。学生现在明显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知识僵化和老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解释当代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和审美体验，从而产生了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消极态度。第二，大都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任课教师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高高在上，少有对于文学问题的具体阐释和实践环节的锻炼。第三，各课程之间独自言说，很难做到相互融通。文学理论课程的本质是形同的，都是对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文学规律的把握。但现在一些教师往往将时间和精力局限于某一单一的课程，从而固步自封，缺乏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不能使学生获得触类旁通的学习效果。

针对以往局限于单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不足，因此有必要把文学理论课程作为一个群体来统筹考虑，实行文论间的现代转换，避免单兵突进，以有利于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的整体优化，产生规模效应。同时，坚持以当代意识为指导思想，在教学中注重补充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删减陈旧和晦涩难懂的材料，力争在规模上瘦身，在内容上新鲜，以适应新形势下教学的需要。

二、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1.关于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一，关于“当代意识”：广义上的当代意识是指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产生的并且能够反映这个时代本质的，具有指导和推动这个时展的先进意识、科学意识。狭义上的于“当代意识”是指文学理论课程教师置身于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环境，面对当代的社会现实，把握时代的精神特征，并将对于当前形成的感知、价值和理念等自觉地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和研究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具有当代意义的阐释，以此来促进文学理论课程健康发展的改革意识。第二，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从教学及其课程建设的角度出发，把从理论上把握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相关课程称为广义的文学理论课程群。在这个群体中主要有《文学概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诗学》和《美学》等课程。

2.关于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当代意识的研究：在此领域主要以徐一周的《文学理论教学论》（接力出版社，2006年）最为代表，指出了当下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的十一个问题，其中脱离现实的问题最为明显，解决的办法是必须具有当代意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发挥文学理论的审美作用和指导作用，提升其生机与活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还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或者限于局部的问题上，文学理论课程中的当代意识体现得还不明显。第二，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之关系的研究：对此理论研究，主要有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主张将古代文心与现代心理美学的互相阐释，以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顾祖钊的《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主张中西文艺理论的融合和将古代文论的范畴和理论做出现代的阐释，转化为现代文论的范畴，以防止某些西方文论的缺陷。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的研究上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继续做好文学理论课程之间的渗透和转换，发挥好课程间的辐射作用和课程群的整体效益。

3.当代语境中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的理论依据

第一，“课程群”理论。在20世纪的90年代，为了适应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和发展形势，提出了课程群的概念，它是指“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对教学计划中具有相互影响、互动、有序，相互间可构成独立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的相关课程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构建而成的整合性课程的有机整体”。本课题所指的文学理论课程群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和要求。第二，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认为文学观是冲突的产物，没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文学观念，任何文学观念都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处于一定空间位置的文学活动者建构的结果。因此，从事文艺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应该将文学观还原到其产生的文学场域、文化场域和社会场域，将经验分析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解读其背后的社会实践内容，不能将文学观念从其产生的“文学场”中抽取出来，进行抽象的分析。第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理论。1996年10月，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的会议上，正式拉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序幕，主张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其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以此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和文艺学教学方式。

4.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的内容

以当代意识为切入点，探讨文学理论课程群的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论与当前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之关系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已经远离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加之语言的陌生和现在学生对文献理解能力所限，导致古代文论与当下的教学环境有着一种将行渐远的趋势。但是，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特色文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充分发挥其对现实文艺的指导作用，努力缩短两者的距离，因此可以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把对古代文学理论的阐释植入到现实语境中，使两者之间成为有机的联系而不是互不关联的割裂体，以此来增强学生的亲近感，使他们在心灵上走进古代文论并且喜欢它。第二，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大都忽视了理论学科的应用性能，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应当努力打破学术与实用的界限，注重加强实践环节，对当前的文艺生活发挥指导作用，甚至可以来治疗当下文艺创作中的种种弊症。第三，文学理论课程群间的知识融通研究。文学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因此在整体而言，不管是古代文论或是现代文论，不管是中国文论或是西方文论都只是时间和地域上的区别，其实在知识上相互间是可以融通和转换的。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应特别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群间的知识融通，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来进行对话、交流，以相互理解，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其中各课程间融通的模式和特点是研究的重点。第四，坚持整体性研究原则，确定好文学理论课程群中的专业基础课、专业限选课和选修课，做到有主有次，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避免平均使用力量。

三、结语

通过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群的建设，在当代意识的指导下，对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进行精简和适当增添当代新的研究成果，侧重应用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文学理论课程群不是把每一门课程孤立的对待，而是把形态或者性质相关的课程当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有利于从大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性质相关的课程间的联系和各自特定的位置，从而在这个大的课程群的系统中相互促进，使这个系统充满生机。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徐一周.文学理论教学论[M].南宁：接力出版社，2006.

[3]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蔡钟翔.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M].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5]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王运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袁济喜：中国古代文论精神[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8]张少康.文艺学的民族传统[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9]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0]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述[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11]赖大仁.文学理论教学何为[J].中国大学教学，2002，（2）.

[12]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批评，2001，（5）.

[13]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前景[J].文学批评，2001，（3）.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8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9

关键词：文艺评论；文化传统；对话；价值转化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稳定的精神基座，这个精神基座大致是由集体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哲学理念等方面构成，但我们更为强调的是从哲学、艺术层面来谈论文化传统。如今，尽管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文化所影响，但是我们的哲学精神、审美精神依然保留着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文化传统的承传和积淀又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形成的，因此具有一种稳固的集体认同的精神力量。正因为文化传统的稳固与强大，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都会面临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今之争”“中西之争”一直是知识界争议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不断经受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和冲击以及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的不断反思和质疑，以往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原道”“宗经”“征圣”的文化传统不断地被瓦解。即便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一直都没有抛弃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传统之间并不是排斥对立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继承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中，我们总会看到两种相互对峙的力量——保守与变革，这两者既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又具有双面性。从保守角度看，保守者往往相信文化传统背后的稳定性与超越性，他们相信文化传统一定存在着不因时间而改变与褪色的价值，因此会有意识地去坚持并维护文化传统的价值，可是一旦文化传统的保守力量走到极端，则容易转变成一种不顾时代与现实变化而盲目固守的狭隘态度，从而阻碍文化的革新。从变革的角度看，永远会有一批人走在时代前沿，去发现文化传统自身的弊病，并自觉地努力推动文化传统的更新与再造，但是变革一旦走向激进和极端，就容易导致全面否定文化传统，从而滑向文化虚无主义。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既有“万变不离其宗”“原道”“宗经”等对文化的永恒价值的固守，但同时也有“道通为一”“惟变所适”“相反相成”等注重不同事物之间的变化关系的把握。文化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时空序列之中，我们既要看到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要看到其在不同时代的变异性。

我们应该立足于此来思考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评论之间的关系。文化传统要完成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离不开当代文艺评论的批评实践。一方面，从文化脉络来说，强调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的接轨与融合，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之根的体认与再造，也是当代社会弘扬文化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资源，应该以其继承性与超越性，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来源，进而对当代文艺理论的本土建构产生积极影响。而这，必须建立在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评论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之中。换言之，文化传统必须具有现代视野，与此同时，从事当代文艺评论者，又必须具有充分的文化传统意识。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评论之间的对话，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丰富的、具体的、鲜活的话语实践过程。首先，在文化立场层面，当代文艺评论与文化传统的对话必须建立整体性的文化视野。整体性的文化视野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注重文化传统的持久性与包容性。在回归文化传统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挖掘文化传统的永恒价值。毋庸讳言，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传统在世界格局的流动变化中一度受到强大的冲击和消解，如今，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民间社会几乎不约而同地重新呼唤民族的、本土的文化传统的回归。那么，在文化传统的进一步更新与重建过程中，我们又必须警惕，对于文化传统的回归不应该排斥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更多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当代文化精神的觉醒，应该以承认人类精神的多样性为前提，文化传统的复兴必须在世界视野中来获得比较和呈现。其二是注重文化生态的多元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勃兴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社会景观，同时，大众文化的大受欢迎也一度使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权受到了挑战和挤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既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消解的担忧，但也因为其表现出来的精英主义的批评立场，加深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不过，在当时显得新潮时尚的大众文化，比如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渴望》，如今看来其实更多表现的却是对传统的亲情伦理和世俗生活的回归与守护。大众文化并不完全是对文化传统的背离和抛弃，反而与文化传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今，在客观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多元文化生态下，如何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在文化的交融互动中重新探讨如何回归文化传统，弘扬文化传统应成为当代文艺评论者思考的问题。其次，在学理方法层面，当代文艺评论与文化传统的对话应自觉发掘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文艺理论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艺评论应该有意识地对传统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批评实践。当然，如果从广泛层面而言，文艺理论传统既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也包括近现代以来通过一系列译介进入国内，进而参与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的西方文论传统。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方众多前沿的、先进的学术思潮被大量引进和译介。但正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西方文论的迷恋和推崇，很容易将之拔高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从而不顾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西方文论来解释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正因此，如何在借鉴西方文论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思考本土文艺理论话语的生产和建构，已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方向。当代文艺理论的本土话语建构，必定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的参与。

现代化进程论文篇10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着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2.核心问题的浮现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终聚焦于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个核心层面,深刻表明学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3.“民族形式”理论的成型与拓展

1938年提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为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论争给出了理论依据。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既实践着他的政治革命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使“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得到进一步拓展,如周扬对民族化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阐述,光未然对民族形式表现的剖析,郭沫若对文艺民族新形式与大众关系的论述,以及潘梓年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是“民族形式”理论在各具体层面的展开与补充。

(四)文艺思想的形成

作为“中国形态”建构之典范的文艺思想,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分析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有在时代革命和新文化构想的实践中进行文艺批评的时代创新意识,有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民大众意识,也有大力提倡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批 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在译介方面的巨大贡献与文艺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鲁迅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文艺社会作用及文艺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的剖析,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新高度,这在的“鲁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树、“鲁迅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观力”与“人民力”的创新性以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都足以说明他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和文艺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成就。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的文艺源泉论的补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文化四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的新文化构想的启发等,都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史上值得书写一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周扬,其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及其与《讲话》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学界进行新的开掘。而胡风的实践性文艺观及其创造性转换并不因其后来的个人悲剧而掩盖其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主客观化合论”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体现了对异化问题的本土探索,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体现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关注,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则是对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疏漏的弥补。所有这些,都说明文艺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形态”进一步发展以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秩序。这一时段受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多次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其主流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态”的建构也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十年,由于“左”倾理论的盛行,“中国形态”的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产生了多种理论误区和现实灾难,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科学性、现代性理论改造与“中国形态”的巩固

“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艺批评以及以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科学化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形态”。这种科学性、现代性改造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以及为摆脱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进行的调整。比如: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仅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从民主性的理论高度提升了“中国形态”的理论品格,他带有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艺问题中的创造性运用,也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指明了民族化的努力方向。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取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作家的个人素质建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诸多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辩证的阐述,不仅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而且在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当时主流文艺方针与代表人物在对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的积极作用。比如,周扬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清算教条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对文艺艺术性、创作规律作了集中体认和阐发。他对形象化的强调,对艺术特殊性的重视,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方面的努力,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何其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文学史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厚今薄古”观念进行了反驳,他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的看法,他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的主张以及着名的“共名”说等,都使得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探索。三是那些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而又执着于真理的文艺理论家们在理论探讨的“破”与“立”中接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就“破”而言,有胡风在其体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以“主观战斗精神”对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文艺宗派主义”的批判;有秦兆阳在其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有黄药眠“生活实践论”对苏联教条主义文论的批驳;也有学界“干预生活”命题对苏俄“无冲突论”的突破。就“立”而言,在文学内部规律探讨中,有巴人的“人情”论、王叔明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张光年的“题材多样化”论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方面,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经验论对中国鉴赏家和艺术家美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新艺术创作论》对艺术辩证法的阐扬,以及《美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普及方面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变异

“”是形势认识和理论追求出现严重错位的产物。“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给文艺界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发生了断裂与变异。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推广与宣传者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念,反而在极“左”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完全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原则,将文艺的政治性、功利性推到实用主义的极端。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讨陷入了多重误区,出现了文艺性质认识中的所谓“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创作方法认识中所谓的“三突出”、“两结合”、“题材决定论”,以及文艺与生活关系认识中的所谓“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

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新时期开始至今(指“”结束至今)是“中国形态”建构的多元综合创新期。其中,“”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文艺理论界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期,文艺学的各种论争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指导地位、重启“中国形态”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的创新性、典范性成果。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形态”的建构在学界的理论自主性追求中稳步前行。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则具有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注重对话、注重理论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从“”结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问题的各种论争,“中国形态”的建构在论辩中发展,其间伴随着各种对立因子的碰撞与冲突,如文艺观念的旧与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浅与深以及政治气候的阴与晴等,将“”结束伊始理论界霜冻初解的历史场 景一并敞现了出来。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反复论辩,最终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次拨乱反正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对党的文艺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打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及其相伴而生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问题的论争,强调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突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区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清理了“写真实”与“写本质”的关系,开掘了艺术典型的多种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原貌。其中贡献尤大者是理论家陈涌,他以“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阶级性”、“美学”与“历史”等核心范畴构筑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注重培育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三感”的结合,始终坚持把握经典文论应回到经典作家的原着和回到对象(作品)本身。“两结合”问题论争中,王元化用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感性—理性二分法,廓清了学界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经典命题的惯性认知[1],对文艺界的“抓要害”、“抓本质”、“写本质”、“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观进行了认识结构上的纠偏。不少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应用,比如:在“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共同美”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取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上打破了言“人民性”必取消“党性”原则的理论,从“民主性精华”的理论高度上承认了“人民性”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一些论争则凸显出“中国形态”建构的自觉意识。如: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论争直接同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与文艺建设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过程中,周扬、黄药眠、王蒙、钱谷融等学者或从理论的自我批判、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或从创作经验的实际、或从人性共同形态与典型的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本土探索。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形态”建构的影响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文艺学界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深入进行“中国形态”的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通过纠正传统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深入探讨了文学主体性及艺术反映能动性问题。(2)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吸收传统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的有益成分,整合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自由象征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新说,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对文艺本质的认识。(3)在文艺理论哲学基础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映论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入拓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实践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4)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5)重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理论,初步建立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艺理论研究格局。

(三)实践论美学的拓展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美学大讨论,到了80年代演化为实践论美学的独树一帜,促其蓬勃发展者当推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突出了“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这对于推动美学摆脱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对于文艺学界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有着深远的意义。李泽厚的“积淀”说,虽然只是对“实践”范畴之于僵硬的心物、主客以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的超越等问题的理论猜想,但其对康德先验认知模式、荣格原型理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等西方思想资源都进行有效吸纳,并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等思想相互参证,不失为一种当时高出国内同侪的本土理论创构。朱光潜之于“中国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呼应李泽厚引用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做法,将其“美是主客观统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实践论融为一体,借以形成新的实践论美学观;更在于他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和对真理永不停息的寻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与不断发现。相比某个概念范畴或理论形态的建立,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中国形态”探索中更弥足珍贵。“美在创造中”是蒋孔阳自选集的书名,是其美学思想新体系的凝练,也是其学术品格与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他的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论,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诸如“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多个命题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研究和逻辑性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更显示出历史总结和再创造的品格。

(四)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在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特点。主要体现在:(1)对文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追求。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方法被纷纷引进本土文艺批评实践,并大致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它们对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作为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原有命题的深化努力,因其“主体”的先验给定性而陷入理论盲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理论也有所偏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主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冲突。它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发了学界对庸俗社会学之弊端的思考和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反思与批判。(3)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同时,整合本土理论创造(如王国维的超功利艺术本质观、鲁迅的“不用之用”文艺本质观、朱光潜的艺术审美本质理论、蔡仪的形象反映说、李泽厚的情感表现说、王朝闻的艺术审美反映说等),又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深入批判和对文学特殊性的深度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而形成的。可以说,它们既是中国当代学者的集体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延伸。(4)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五)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文学批评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追求中走向“众声喧哗”。“中国形态”的建构呈现出面向当代、注重比较与对话的特征。其建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现代性”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展开“现代性”的论争,由于“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多义指向,使得这一视阈下的文学批评实践陷入了某种困顿,但它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剖析、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学思潮发生之间内在联 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深度思考。它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则是借鉴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的本土拓展。

  2.“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这场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含义却甚为模糊的讨论作为“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2],主要是在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中去质疑交换原则和消费逻辑对精神文化的压迫。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是文艺学界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之失落的回应。这其中,“新理性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导下构建人文精神的新尝试。“文化诗学”主张在市场化、产业化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新回应。

3.“文化转向”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进入国内文学批评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归马克思。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批评建设的关系、为当代文化批评寻找坚实的理论支持,一直是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于“中国形态”建构具有启发意义的是:(1)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2)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文艺新业态的产生而兴盛的本土“文化产业”论。

4.“理论创新”时代的“中国形态”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激励下,文艺理论界掀起理论创新的热潮,“中国形态”的建构真正步入了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些理论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路向:(1)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其中的“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对中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展开了深入的探究。(2)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进程进行历史分期描述或研究,形成了“三期”说(经典着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和当代形态建构期)和“五期”说(启蒙、奠基、“十七年”、“”、新时期)①。(3)开始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等)[3]。(4)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4]。(5)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如提出“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相统一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6)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环节和重要理论成果。(7)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演变。(8)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作了解析、评估和展望。(9)初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10)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存在的问题,对“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或融合西方理论以标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各种“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5]。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铢积寸累、在曲折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是一个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真清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