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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保险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31 21:54:16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2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3

一、推行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意义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3.实行再保险。应在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机构中进行相互的食品安全强制保险的再保险，以增加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有效降低降低单个保险机构因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而无力赔付的风险。通过再保险，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再保险人分担，原保险险人不必因为付出巨额赔款而影响其经营。同时，原保险人在转嫁保险责任风险时仍然可以取得再保险佣金收益，有助于巩固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4

一、责任范围

在本保险有效期内，由于被保险人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内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时，本公司根据本保险单的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对被保险人应付索赔人的诉讼费用以及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负责的诉讼及其他费用，本公司亦负责赔偿，但本项费用与责任赔偿金额之和以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责任限额为限。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即使没有这种协议，被保险人仍应承担的责任不在此限;

(二)根据劳动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

(三)根据雇佣关系应由被保险人对雇员所承担的责任;

(四)保险产品本身的损失;

(五)产品退换回收的损失;

(六)被保险人所有、保管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

(七)被保险人故意违法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造成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

(八)保险产品造成的大气、土地及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所引起的责任;

(九)保险产品造成对飞机或轮船的损害责任;

(十)由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后果所致的责任;

(十一)由于罢工、暴动、民众骚乱或恶意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后果所致的责任;

(十二)由于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及放射性污染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十三)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

(十四)保险单明细表或有关条款中规定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三、赔偿处理

(一)若发生本保险单承保的任何事故或诉讼时：

1.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对索赔方不得作出任何责任承诺或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在必要时，本公司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接办对任何诉讼的抗辩或索赔的处理;

2.本公司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为本公司的利益自付费用向任何责任方提出索赔的要求。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不得接受责任方就有关损失作出的付款或赔偿安排或放弃对责任方的索赔权利，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将由被保险人承担;

3.在诉讼或处理索赔过程中，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理任何诉讼或解决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本公司提供一切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二)生产出售的同一批产品或商品，由于同样原因造成多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或死亡或多人的财产损失，应视为一次事故造成的损失。

(三)被保险人的索赔期限，从损失发生之日起，不得超过2年。

四、被保险人义务

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严格履行下列义务：

(一)在投保时，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对投保申请书中列明的问题以及本公司提出的其他问题作出真实、详尽的回答或描述;

(二)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根据本保险单明细表和批单中的规定按期缴付保险费;

(三)保险期满后，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间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的总值书面通知本公司，作为计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实际保险费若高于预收保险费，被保险人补充其差额，反之，若预收保险费高于实际保险费，本公司退还其差额，但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所规定的最低保险费。

本公司有权在保险期内的任何时候，要求被保险人提供一定期限内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总值的数据。本公司还有权派员检查被保险人的有关帐册或记录并核实上述数据。

(四)一旦发生本保险单所承保的任何事故，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

1.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在7天或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以书面报告提供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损失程度;

2.在预知可能引起诉讼时，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并在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件后，立即将其送交本公司;

3.根据本公司的要求提供作为索赔依据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单据。

(五)若在某一保险产品或商品中发现的缺陷表明或预示类似缺陷亦存在于其他保险产品或商品时，被保险人应立即自付费用进行调查并纠正该缺陷，否则，由于类似缺陷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五、总则

(一)保单效力

被保险人严格地遵守和履行本保险单的各项规定，是本公司在本保险单项下承担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

(二)保单无效

如果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漏报、错报、虚报或隐瞒有关本保险的实质性内容，则本保险单无效。

(三)风险变更

保险期间，被保险人若生产、出售某种新产品或保险产品的化学成份有所变动，应在10天内书面通知本公司，并根据本公司的要求，缴纳应增加的保险费，否则本保险将不扩展承保该产品。除非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本保险单将在下列情况下自动终止：

1.被保险人丧失保险利益;

2.承保风险扩大。

本保险单终止后，本公司将按日比例退还被保险人本保险单项下未到期部分的保险费。

(四)保单注销

被保险人可随时书面申请注销本保险单，本公司亦可提前15天通知被保险人注销本保险单。对本保险单已生效期间的保险费，前者本公司按月比例计收，后者按日比例计收。

(五)权益丧失

如果任何索赔含有虚假成分，或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在索赔时采取欺诈手段企图在本保险单项下获取利益，或任何损失是由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纵容所致，被保险人将丧失其在本保险单项下的所有权益。对由此产生的包括本公司已支付的赔款在内的一切损失，应由被保险人负

责赔偿。

(六)合理查验

本公司的代表有权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被保险人的房屋、机器、设备、工作和产品或商品的风险情况进行现场查验。被保险人应提供一切便利及本公司要求的用以评估有关风险的详情和资料。但上述查验并不构成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任何承诺，本公司的检查人员如发现任何缺陷或危险

时，将以书面通知被保险人，在该项缺陷或危险未被排除并使本公司认为满意之前，对其有关的或因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本公司概不负责。

(七)重复保险

本保险单负责赔偿损失、费用或责任时，若另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存在，不论是否由被保险人或他人以其名义投保，也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本公司仅负责按比例分摊赔偿的责任。

(八)权益转让

若本保险单项下负责的损失涉及其他责任方时，不论本公司是否已赔偿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行使或保留向该责任方索赔的权利。在本公司支付赔款后，被保险人应将向该责任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本公司，移交一切必要的单证，并协助本公司向责任方追偿。

(九)争议处理

被保险人与本公司之间的一切有关本保险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按( )项解决：(1)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向法院提出诉讼。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5

2002年4月上海外建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投保天安保险公司，监理职业责任保险首次在我国试点试行；随后，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监理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例如，200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本市提倡监理单位参加监理责任保险，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中享有优先中标权”。2005年6月建设部“全国建设工程监理工作会议”在大连召开，会议上王素卿司长指出：“今明两年，我们要本着积极推进，稳妥发展，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的原则；选择两、三个省市进行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的试点。通过试点，积累经验。”2012年，经江苏省保监局的积极努力，在南京举行全省工程监理责任保险签约仪式；超过20余家江苏省内的工程监理公司与紫金保险江苏分公司签订了监理职业责任保险投保协议。自2002年在上海市首次试点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至今已十多年，我国工程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仍徘徊于起步阶段，始终未能实现全面的推广。主要体现在：①国内各监理公司投保监理职业责任险的比率非常低，社会认可度偏低；②发展不稳定，连贯持续性差，缺少可循规律；③未形成健全的保险体系，保险风险大，保险公司效益不佳等。

1.3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各界对监理工程师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建筑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各项风险责任的落实力度不断加大，监理人员所肩负的职业责任也越来越大。为了能继续推动工程监理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监理工程师从业人员职业风险的防范。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与现阶段国内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职业责任制度体系。受建设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影响，当有工程事故发生，对监理工程师责任的认定相当困难。因此，合理的划分和认定监理方在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所应承担责任已经成为关系参建各方切身利益的大事。2013年，住建部会执行新版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示范文本》。在针对监理人违约责任一项中明确指出：“因监理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监理人应当赔偿委托人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监理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其承担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这就突破了旧版合同范本中规定的“如果因监理人过失而造成了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赔偿。累计赔偿总额不应超过监理报酬总额（除去税金）。”[1]的赔偿上限。监理工程师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是一项国际惯例，在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发展成熟和稳定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工程师投保率普遍达到80%以上。然而目前我国国内6600余家监理企业中真正有效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投保业务的不足200家，企业监理责任险投保率仅3%。蓬勃发展的工程监理行业和冷清的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状况存在很多原因，我国各监理企业对市场上现有的各种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产品普遍兴趣不高，缺少投保主动性。这其中保险产品单一化、保险费率厘定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保险费率，既能够保障保险公司能够有序开展保险业务，具备充分的资金来对风险进行赔偿，提高保险公司产品竞争力；又能够对监理企业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使监理企业有兴趣参与职业责任保险，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社会投保群体，共同分担风险，最终促进我国工程建设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2保险费率影响因素和我国职业责任保险产品

2.1国内外对保险费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影响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的因素作了大量的分析讨论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下面举例分析。①2002年美国AIA，ACEC，NSPE三大机构联合对数家开展职业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进行调查，归纳得到影响保险费率的主要因素有六项，各家公司对这几种因素重要程度评价并进行排序，如表1。对上述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上述六种影响因素的排名顺序如下：1）承接项目类别；2）年营业额；3）索赔经历；4）企业经验；5）企业所在地；6）承接项目所在地。②2005年天津大学的齐勋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2]，依据调研保险公司、监理协会、监理企业的多位专家对六大因素的评价数据，构架出矩阵模型如下：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计算出上述六种影响因素排序结果如下：1）承接项目类别：2）年营业额；3）索赔经历；4）企业经验：5）企业所在地；6）承接项目所在地。③美国AIA/ACEC/NSPE于2006年再一次开展职业责任保险投保业务调研。在本次的调研中重新归纳了七项影响建设工程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因素，14家参与调查的公司分别给出了上述七大因素影响费率厘定的重要程度排序。同样对统计表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本次调研的七种影响因素排名如下：1）年营业额；2）执业类型；3）索赔经历；4）项目类型；5）公司经验；6）公司所在地；7）项目所在地。从上述三例调研和结论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各保险公司对厘定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影响因素的种类及各因素重要性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对几个主要因素的认可和排序总体来看还是具有相当强的一致性。

2.2我国现有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产品情况分析

由于我国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的时间较短，因此国内真正有效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并不多，各保险推出的保险产品普遍比较单一。保监会于2007年对我国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做出如下规定“：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对于一般的工程监理单位为0.8%，对于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工程监理单位为0.7%。并在此基础上视具体的风险状况，可作上下30%范围内的浮动。”下面列举国内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业务的两家保险公司的费率方案。①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方案[4]：②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监理责任保险费率方案：从上面举例费率表中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现行各监理责任保险产品的费率条款中对费率影响因素考虑普遍偏少，甚至对某些风险因素的影响一刀切，不能充分体现不同风险条件的投保差别，无法对投保人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保险费率的科学厘定是顺利推行该保险产品的基础因素，他直接决定投保人的投保成本和预期补偿期望的大小。我国现行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国家的做法，缺少与我国工程建设监理行业实际情况的有效结合，缺乏针对性，必须在此环节加以改进。

3总结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6

关键词：风险；食品安全；法律责任；肇事者原则；预防原则

中图分类号：DF36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6年贝克提出“风险社会”以来，“风险”一词逐渐成为解读当代社会的关键概念。贝克、吉登斯、道格拉斯、纳什、奈特、卢曼等人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反省过程中，分别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经济学、系统论等角度研究了风险与风险社会的一般理论、风险与文化的关系、风险与利润的关系，以及生态沟通如何可能等系列议题。这些理论影响到后世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也为社会理论界、政策研究界、实务部门和公众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与此同时，将风险理念引入食品安全领域，并构成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则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大量高科技，如生物技术以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对生物技术定义为例，生物技术系指运用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成分以制造或改良产品、或对植物或动物加以改进、或研发具有特殊用途之微生物组织之一系列科学方法或技术之整合。生物技术运用应可以被区分为基因医疗（包括基因治疗、DNA疫苗、基因药品等技术、胚胎干细胞移植），基因转殖与生殖技术(包括医学性质与一般性之基因改良人之制造与优生工程、器官移植等)，基因复制技术(如复制羊、复制人等)，基因改造作物(基因改造植物、动物等)，以及基因改造生物武器。(转引牛惠之.论开放生物科技运用所潜藏之社会冲击与法律省思――以法律对于GMOs之保障与规范趋势为例(简版)［J］.台湾第二届基因科技之法律管制体系与社会冲击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应用，食品加工包装技术、农产品中化肥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等的使用而产生的。由于技术运用于食品领域会产生高度的风险，因而许多学者对此颇有微辞，如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其著名的《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中，将我们现代充满着转基因的烟草、番茄、棉花、大豆、玉米、水稻以及马铃薯、茄子和辣椒等食品的世界称之为“杂种世界”，并指出人类若不想冒成为一种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妖怪――喀迈拉（Chimeras）的风险，就必须清醒地维持人、生物、机器等之间的科际关系。［1］海洋生物学家拉结尔•卡尔松（Rachel Carson）发表的一本题为《寂静的春天》的书，探讨了滴滴涕及其他化学药剂对世界的毒害。她将这本引起世界性轰动的控诉之书题献给了阿尔伯特•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zer），后者的一句阴郁的预言被置于全书之前：“人已经失去了预见和预防的能力。他将毁灭在他自己对地球的毁灭之中。”［2］可以说，在科学掌握了统治地位和话语权的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零风险”的食品，像席卷全球的英国“疯牛病事件”、比利时“二英事件”、日本“‘O-157’大肠菌事件”等已经证明食品安全中技术运用所带来的风险的不可忽视[注：

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尽管大量有害健康食品，如毒火腿、致癌大米、双氧水鱼翅、大头奶粉、瘦肉精、注水肉、结核奶、毛发酱油、毒粉丝、勾兑酒等非为科技因素所致，但环境污染、化肥农药使用等产生的致害食品也日益严重。这些风险性食品将成为政府规制的主流。(详细内容参见，任盈盈.现在我们还能吃什么――增订纪念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然而，责难归责难，问题似乎遭到了搁置。世界各国许多科学家、生物学者、食品安全专家等对科技在食品领域中的运用仍充满着乐观主义想象；公众态度也很暧昧，在指责这些恶性事件的同时，嘴上仍不忘品尝这些技术改良食品带来的美味。他们热衷于科技食品带来味蕾口感及其美好前景，同时一旦事情发生，危险来临时，则更多急急忙忙将目光转向了问题的制造者，似乎是他/她将我们引向了末路，并追问谁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承担责任？

这样的思维惯习是建立在一条我们熟知的规则上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寻找食品安全受危害的原因，然后号召政治家安排各种措施去预防新的食品危害给人们导致的损害，并要求法律去惩罚该受责备的当事人。然而，在风险社会条件下，这样的归责原则可能陷入了一个理论吊诡：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和我们的“无知”处境表明传统古典力学模式下的线性因果关系将被多元的、相互影响的元素间的互动所取代，传统所依据的“肇事者原则”（Verursacherprinzip）理论，通过一种归因法则，由法律来确定过失、肇事者、无辜者及其原因，并由此分配责任的理想显得日益艰难；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这些致害食品的危险熟视无睹，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因果关系链找出食品安全风险的肇事者并予以惩罚，减少心理恐惧。当世界遍布食品安全的风险时，吃还是不吃以及吃的健康与否，最后的争论都可能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食品安全责任上，人们寄希望保证，良好的责任机制将有助于人们食用放心的食品，并维持健康。

有意义的是：风险世界的背景下，这样的食品安全责任分配何以可能？它可能涉及两个方面的论题，一方面，面对风险，当因果关系链断裂时，“肇事者原则”还具有责任分配功能吗？另一方面，面对风险，即使能构建因果关系链，“肇事者原则”该如何分配责任？尤其当肇事者无力承担责任时，是不是意味着受害者救济无门？

二、风险、决定与责任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制造的风险，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西方社会中，主导性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也从全球化视角关注风险主题，表明由于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所带来的危害，包括生态危害变得不可能避免。［3］不过，在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危机进行诊断的问题上，最富有创见的当属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卢曼在《社会系统》、《风险：一种社会学的理论》、《对现代的观察》、《生态沟通――现代社会能应付生态危害吗？》等系列经典著作中都阐明了风险与决定之间关系的主题。

在卢曼看来，风险与危险不同，后者取决于人类的外部自然状态，而风险则与人类的内部决定紧密相关。可以说，哪里有决定，哪里就有风险。现代社会自己制造出它必须加以回应的危害，并且它可以学着将这种倾向理解成现下行动的未来风险。因而，“风险是个时间问题，确切地说，是个未来问题。透过当下的决定，人们就达成对未来的制约，这些制约虽然限制了未来的可能性，但正可以在未来，也就是在日后的某一个当下――诸决定在这个当下已经不可逆反地成为过去――受到观察。”［4］换句话说，在决定的瞬间，未来就可能充满风险。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现代社会之所以是一个风险社会，并不是因为它制造了危害、痛苦、毁坏和不幸――所有的过去的社会也是有相同的作为。反而，它之所以成为风险社会，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名之为命运或者不幸的宽容外衣可以裹在危害的上面。在现代里，近乎每一个当下那儿的过去与未来之不连续性都要求着一个决定，所有发生的一切必须归因导决定上。”［5］不管这些决定错误还是正确，其代价都是风险。

其实，现代社会，有没有风险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对这些风险及其构成风险的行动进行观察，以决定对谁来说是一种风险，以及对谁来说是一种危险？[注：

在卢曼的概念中，风险与危险的区分是如下判定的：“对决定者而言，决定的可能后果是表现为风险；对于自己不作决定的受害者而言，则表现为危险”。(参见［德］Georg Kneer, 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论导［M］.鲁贵显,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8:236.)]在行动及其产生的风险中，如何对风险进行归因，决定谁对风险承担责任？

因而，责任与决定相关，做决定者必须担负责任。既然每一个决定都是有风险的，则负责任的决定不能不评估风险。我们的“无知”处境只不过表明，既然风险与人的决定有关，而人的决定就会有风险，也就是说，人无法预先知道决定（累积的）后果。一方面，我们对“不可预知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又更注重“责任原则”，亦即要求做决定的人需为后果负责。“对不可预知性的认识”与“责任原则”的结合，便强化了风险意识，风险意识催促人们在做决定前对风险进行理性评估。然而，这里存在的吊诡就是：如果每一个决定的（累积）后果都是不可预知的，人们如何能为其决定负责？如果“不可预知”是普遍的，则对（累积）后果的评估则根本是不可能。［6］

三、食品安全归责原则中的知识依赖

借助对风险、决定与责任理论逻辑中的背谬观察，因果关系原则的引入则成了我们解锁的关键。从理论上看，食品领域中技术运用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尽管朝向未来的途中是不可预见的，但一旦在未来的某个当下发生并致害时，我们就可以利用因果关系原则（即归因原则），并依据风险与决定之间的密切关系找出肇事者，使其承担责任。这种逻辑推断，遵循的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所形成的思想实践一直秉承一种本体论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下，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按照因果关系的图式而进行的。在这种以单一线性时间顺序排列的因果关系链中，未来是由我们自己的决策而产生的。人们假定：一方面，如果原因不出现的话，就不会有这些后果。尤其在法律政策及法学里，人们依据“肇事者原则”（Verursacherprinzip）来分配负担与界定出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最大限度地遵循理性传统，在每一个决策中都穷尽可能性，也许就可以在未来尽可能地避免遭受健康危害。因而，利用因果关系从社会和法律制度中追究食品生产、加工、包装、经营等过程中的风险肇事者的责任，其立足点就是认为制度与法规“保障”了未来的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健康，使得食品领域充满着确定性的秩序。

然而，这些因果性假设实践有着知识前提。尽管早期大卫•休谟对客观物质世界与知识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彻底否定已被康德的先验因果关系理论所纠正，即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它是先天的、普遍的、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因果范畴的运用就足于保证事物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它的实现需要诸多的现实条件，需要具体因果关系之间的相互论证、推断和排除。可是，随着知识与技术的发展，我们认知与掌握的事物越多，就会越发现未知事物很多，越无法把握世界的偶然性，因而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对因果关系的准确判断往往也越充满着困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食品安全凸现的“风险问题”上，人们会把风险的理解、评估和决定的权力交给了所谓具有科学理性的专家知识，使其扮演着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立法者”［7］角色，即由权威话语来裁决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也可以从当代世界各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文本中所规定的、有关风险评估的详尽内容中得到佐证。[注：④可参见，例如，《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风险评估报告》、《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欧盟178/2002号法令》、《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2003）等都有关于风险评估的规定。

如，我国台湾《健康食品管理法》第6条明文规定：“食品非依本法之规定，不得标示或广告为健康食品。”爰依同法第21条规定：“未经核准擅自制造或输入健康食品或违反第六条第一项规定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同法第14条：“健康食品之标示或广告不得有虚伪不实、夸张之内容，其宣称之保健效能不得超过许可范围，并应依中央主管机关查验登记之内容。健康食品之标示或广告，不得涉及医疗效能之内容。”爰依同法第24条规定：“违反第1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违反第2项规定者，处新台币4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另外，非法专家知识对食品安全、风险、健康等方面的宣称，如与合法的专家知识制定的法律规则相冲突，会遭到禁止。如，夸大其词的不实保健食品广告或者宣传。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法作为法律系统的子系统，是从属于社会系统的，它本身要决定从社会环境中挑选什么作为合法的一方予以保护，以简化社会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如何在结构限制下进行挑选的过程。食品（安全）法决定将消费者的健康作为合法的标的予以保护，用健康/疾病的区分来进行运作，筛选出适法的对象食品。比如，德国食品安全的核心法律――《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Lebensmittel und Bedarfs-gegenstaendegesetz），又称《食品、烟草制品、化妆品和其它日用品管理法》，它就为食品安全的其它法规提供了原则和框架；主要目的是“全面保护消费者，避免食品、烟草制品、化妆品和其它日用品危害消费者健康，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正如对风险的专家评估与决定一样，法律同样需要去决定健康的标准，也需要法学家、食品专家、技术专家、医学生物学家等共同的专业知识来决定什么才可称之为“健康”，以及健康的标准是什么？或者，反过来说，从对“疾病”的界定和解释入手以确定健康概念，从而使得专家知识在法律上获得解释的合法垄断权。⑤

危险的是，借助于专家知识的“科学信息”也是含混不清的。也许今天某位专家指出，吃某种食品有利于身体健康，可过段时间，又会有另一些专家宣称吃这种食品对健康大大不利，如喝咖啡，饮红酒是否有利健康的争论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无论如何，当且仅当风险、健康等诸概念达成理解上的社会共识时，我们才可能构建起这样一个逻辑链：当在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贮存等上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决定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对消费者健康导致了什么损害，最后需要追究该决定者什么样的责任。用乌尔里希•贝克的提问方式，就是，（1）谁定义并确定产品的有害性、危险、风险？责任在于谁？是那些风险制造者，那些从中渔利者,那些潜在地受影响者，还是公共机构？（2）涉及到了哪一种对原因、维度和行为者等的知与不知？对于他们来说，有可以提交的证据和“证明”吗？（3）在一个环境风险的知识必定是有争议的和随机的知识这样一个社会里，什么可以算是充分的证据呢？（4）谁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决定用什么来构成未来灾害限度控制和规则的适当形式？［8］

因此，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从确立秩序的“立法者”角色向寻求共识的“阐释者”角色转换［9］，导致“肇事者原则”内涵也发生变化。从食品（安全）法的角度看，归责方式所追寻的规范正逐渐减弱，转而致力于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形成的解释性法律话语，并在此共同体的法律知识系统中获得理解，以促进食品领域中自主性的食品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并且，“肇事者原则”的重新定义，因为由受害者举证其遭受食品安全事件损害的原因的方式，由于条件所限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这种证明，因此又必须把一部分食品致害的举证责任推给可能的肇事者。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的肇事者必须证明：他们不是或者很有可能不是有责任者。可是，人们也很难证明自己不是有责任者，就像人们同样很难证明他人就是有责任者那样。这说明，食品（安全）法的举证责任，无论从受害者角度，还是从肇事者角度，都很难理清法律上直接的因果关系。[注：

比如，在某地区曾有一家工厂，它的烟囱排放了多种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飘落到一个临近的农蔬菜基地，使得蔬菜遭受到污染，并且导致吃这些蔬菜的人得病，于是，受害者采取行动把这家工厂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受害者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即他们都是这些有毒物质的受害者。但是，有一个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在附近地区还有好几家这样的工厂。这就导致因果关系的问题无法确定。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证实谁应对此事负责，于是法院宣告被告无罪。这样的例子说明，在没有查明关于有过错者与事故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之前，不能予以判决。]此外，一旦食品安全风险全球化，由于疆界限制和自我保护性政策，一国除了对食品进行安检以阻却外，似乎很难找到危害健康的食品致害根源，使肇事者承担责任，而更多是实现保护贸易主义的市场利益，力图通过食品的重新地方化来建立信任机制。

这正如贝克与威廉姆斯讨论的早期跨国界的风险模式问题时所举的“梅毒”例子（参见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我们也可以“疯牛病事件”为例观察：当疯牛病事件发生时，各国都会采取行动予以抵制并否认该由自己负责。德国会说疯牛病是在英国产生的，而英国可能会把责任推给法国，法国则可能会说该病爆发在西班牙，西班牙则可能会无辜地出于责任的末端，但它同样会予以否认，并会对外来游客宣称其吃的牛肉与有害健康的英国牛肉毫无关系，均来自本地。

四、食品安全责任的分配：从“肇事者原则”到“预防原则”

有一点需要明白的是，上述角度的论证并非要我们裹足不前。在现代多元的风险社会中，人类仍需放胆行事，不能老是依照既定的规范和固定的思维来确知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冒险行事，寻求机会。尽管在知识社会学上，风险往往与不可感知性、不确定性、偶然性等相关，但个体的人要生活下去，关注自己健康程度以存活的更久，必须依赖食品和食品的安全程度。因而，人类不可能将风险置之身外，有必要对维系着生命的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整个体系链条进行有效控制。首要的是将风险或者健康看成是可以把握的、可克服的外在客观对象，对风险进行计算。也只有当风险被看成外在可以把握的，甚至是可以估量时，我们才可以衡量其对消费者的益处（健康程度）到底有多少，才会产生“在科学和法律的美妙和谐中，我们继续采用所谓的污染者补偿原则作为认识和消除风险的方法。”［10］

倘若人类将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防治看成是对自身未来的控制与规范，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诚如吉登斯所论证的，有必要对风险作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与制造出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的二元划分。［11］也就是说，食品安全上的外部风险是指那些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产品风险，比如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的，甚至有毒的食品；而所谓食品安全上制造出的风险，则是指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食品领域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大多基因改良作物包括大豆、玉米、土豆、西红柿等组合成的转基因食品；遭受大气污染、工业生产、放射性物质等影响的污染食品。而且，可以看到，这种风险随着科技检测水平的提高和检测手段的精确，将会认知更多的新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法律系统内，“外部风险”所引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一般而言都可依据损害赔偿法上的“因果关系”原则，通过建立“违法性”与“应当负责”（Vertretenmüssen）之间的关联，找到食品致害的肇事者，并借助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责任达致补偿公正。而对于“制造出的风险”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来说，依据我们现在的观察：（1）即使可以依据传统“肇事者原则”找出风险决定者并使之承担责任，但证明的过程也极为复杂，并且要依赖于科技、社会与法律之间的联姻，确保决策机制在运作时公平与透明性；（2）一些无法借助归因法则完成证明过程的、不可预防的食品安全问题，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则是采行“预防原则”来防范，一方面，需加大食品生产决定者的决策责任，使之在食品生产加工上采取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则需通过引入保险责任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以化解风险。

1.肇事者原则

“肇事者原则”主要是依据谁制造了风险，谁就应承担责任，以及食品安全责任的确定要依赖于专家知识的分析结论。在此情形中，法律制度对食品安全责任的设计需考虑两个面向：一是技术标准；二是风险标准，并最终执行共同责任原则。

技术标准指的是食品安全责任的确定离不开食品技术的检验检测。它依赖于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前提，以及食品安全的技术性操作规则，比如由法律明确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限量规定。在国际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就多种农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量（MRL）制定了国际标准；而日本、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农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量（MRL）的限量标准甚至还高于CAC标准。这些国际协议与法律规定，其共同点之一就是，由法律确定食品安全检验检测部门，并依据某种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检测，以评估该食品风险比例有多大，是否安全。倘若认定某食品企业生产的食品超过此安全标准的，则责任的合法性依据就此发动。[注：比如,欧盟的食品技术标准就是通过诸如《通用食品法》、《食品卫生法》、《添加剂、调料、包装和放射性食物法规》等法律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委会单独或者共同批准，在《官方公报》（The Official Journal）公告的一系列EC、EEC指令来实施的，像关于食品添加剂与调味品的法律（Laws of Food Additives and Flavoring）的有2000/13/EC、2003/36/EC、2001/101/EC、2002/67/EC、2003/89/EC等；关于转基因食品与饲料法（Laws of GM Food and Feed）的有2003/1830/EC、2003/1829/EC、2004/641/EC；关于辐射食物法（Laws of Irradiated Foodstuffs）的有1992/2/EC、2003/1830/EC等。]

而风险标准正如前所述，它取决于专家知识对风险的评估。理论上，其确定除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科学技术能力外，还受到社会对风险容忍度的决定，在合理情况下，需要仰赖社会、经济与科学等专业人士的共同评估，以及公众参与才能有较合理的解决。某种程度上，其体现的更多是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社会态度及其价值理念的同一性。这种差异性，扩展到国际领域后，各个国家风险指标的迥异往往构成了世界技术贸易壁垒争端频繁的根源。在内国领域，许多国家在相关的食品（安全）法中，都赋予了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对食品中微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以及对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物质的安全性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权。因为一旦缺少风险评估，食品安全责任的追究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判准。

考虑到食品技术专家在解决一项问题时往往会造就其它新问题，故食品科技并非万能。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评判也会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而更新，因而由这些专家知识决断的食品安全责任不应是单独责任，在相当程度上应是肇事者与专家知识承担的社会共同责任，也就是阿贝尔（Apel）所说的“集体责任”。然而，现实中，这种共同责任最终却可能导向如贝克言及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2.预防原则

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建立起归因关系的场合，借助科技、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共同沟通机制才能实现“肇事者原则”。而且，即使依此找到肇事者，也会因为肇事者无力承担责任以实现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导致责任落空。另外，由于存在一些无法构建起因果关系链的食品安全风险情形，出现责任无法承担，因而需要实现“肇事者原则”向“预防原则”的转变，在“预防原则”理念下设计出新的、合理的法律制度来分散风险。

有据可查，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这个概念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Vorsorge法则，或是更远。当时，德国正开展生态学争论，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即使存在不安全的科学证据，人们也必须对环境问题（也可以推及其他形式的风险）采取措施。其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来寻求避免破坏环境。随后，预防原则发展为国际环境保护法和其它国家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注：

参见，《关于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第十五项原则，该原则指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的、充分的、确定的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并且逐步扩展到其它生态，甚至食品安全领域。例如，关于食品含量中铅和儿童健康的关系，如果因果关系已经确定，那么采取的行动就不符合预防原则，尽管行动也是预防性的。因为“实质上预防原则提供了一种在未经科学验证的情况针对一些行为或物质采取措施的理论基础，而不只是对这种正在研究中或还没有研究的行为继续怀疑。”［12］现实中，虽然有些问题是可以经由预见而预防的，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囿于知识而无力预见的，比如，未从国外引进福寿螺之前，我们如何预知其无天敌？当无力遇见，自然就无法预防！因而，就算预防原则的定义、法律地位等不具争议性，但我们仍不能因此认为只要有了预防原则，就可以万事大吉，可将所有的风险排除（如下图）。［13］故而，正如WTO《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所规定的：“会员应保证其检验与检疫措施之施行，仅系以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需要程度为限，该措施系基于科学原理，若无充分的科学证据不维持该措施。”[注：SPS协定，第二条第二项。我们决不能将预防原则看成解决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万能药”。

不过，尽管预防原则无法完全排除食品安全风险，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可起到防范或者分化风险的作用。一方面，鉴于食品对消费者健康的直接危害性，仍需加重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决策责任，构建其行业的责任伦理，即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同时在法律制度上设置食品召回、惩罚性损害赔偿，甚至刑事监禁责任制度，解决食品安全治理中“以罚代治”的单一责任模式；另一方面，对于无法通过因果关系寻求到肇事者的，当损害者有能力承担的，由其承担责任；其无能力承担或者无法确定损害来源时，则要由政府或者社会建立相应的救济与保障机制，构建责任保险、损害赔偿救济基金等制度。

如果以时间作为切分的标记来理解的话，依据“肇事者原则”产生的食品安全责任更多具有追溯性，是风险发生后的弥补；而“预防原则”体现的则是前瞻性，具有事先防范和事后分散风险的双重功能。

五、结语

对技术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的责任分配的追问，有点类似英•玛丽•雪莱著作《弗兰肯斯坦》中描述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技术开始支配人，那么人该怎么办？［14］面对由于技术滥用带来的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可不可能像荷尔德林所说的，“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

如果技术的本质如海德格尔所说，是一种自然的解蔽过程的话，那么人类接受风险也就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天命”，食品安全风险也就应是人类享受自然过程所必须偿付的代价。只是人类或许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维护健康以尽可能延续生命，又或许寻求大块哚颐之后的内心安宁，“肇事者原则”与“预防原则”这才可能在法律中获得了相应的地位，食品安全责任的分配也才有了正当性，否则，又如何像海德格尔所描绘的，“人诗意地安居于这个地球”？

参考文献：

［1］［英］乔治•迈尔逊.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M］.李建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1.

［2］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M］.Penguin Books: London, 2000:7.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9-110.

［4］［德］Georg Kneer, 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论导［M］.鲁贵显,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8:223.

［5］［德］Georg Kneer, 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论导［M］.鲁贵显,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8:228-229.

［6］孙治本.风险抉择与形而上学伦理［J］.当代.2006.(6):34-35.

［7］［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导论部分.

［8］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edited,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M］.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224-225.

［9］［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导论部分.

［1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74.

［1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6-32.

［12］《预防原则：一种行动哲学》［EB/OL］［2007-8-27］省略/cgi-bin/ut/topic_show.cgi?id=14136&bpg=4&age=0.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7

【关键词】医师责任险，SWOT分析，建议

一、医师责任保险的概念

医师责任保险是一种专家责任保险，承保医务工作人员的执业风险，被保险人是医务工作人员，指被保险人（医师）在执行医师业务时，因过失行为、错误、疏漏或业务错失，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患者受伤或者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医师）负担赔偿责任。在保险期间内，承保该业务的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医疗责任承担赔偿责任。

二、我国医师责任保险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国医师责任保险是中国保险市场中比较新的一个险种，是为了弥补医师个人保险上的空白，国内近段时间才逐渐发展起来。截止2006年全国执业医师及助理执业医师197万人，医生总数超过250万人，可见医师人数庞大，在医师责任险出现之前，市场上却没有一款面对医师个人的职业责任险。另外医师接受过高层次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待保险产品医师大多是冷静分析其中利害，不盲目地对保险产品进行排斥，随着保险公司的进一步宣传，医师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转移自身风险的必要性。当前医师责任险的发展与成熟的传统保险业务相比无论在渠道上，推广方式上以及保险产品设计上都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

三、医师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医师责任险属于新的一种保险险种，是针对医疗保险市场对于医师个人保险需求开发设计出来的，在缺少的竞争的新保险市场，利于医师责任险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份额。医师责任险参保条件设置低，只需拥有医师执业执照就能参保，而且保费低廉，赔偿额度高，保费单个医师最低需200元就能参保，并且最高保额能达到50万元。而医疗责任保险医院参保的保费最低不小于10万元，从价格来讲更具竞争力。

（二）劣势分析。发展医师责任险的专业人员不足，医师责任保险所需涉及的专业知识较广，囊括医学、保险学及相关法律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发展医师责任保险存在较大信息不对称风险。保险公司因为开发设计医师责任保险的历史较短，所以没有累积过多懂得医学以及保险知识的相关人才，在医师责任保险开发、承保及理赔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往往需要借助医学会、律师的外部力量来完成。医师责任险缺乏历史数据，费率厘定困难，传统保险产品有充足的历史数据来支撑费率的厘定，而医师责任险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国内无论从医疗机构角度还是保险公司方面都缺乏详实的历史数据统计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师责任保险业务的发展。

（三）机会分析。国家医疗机构体制改革随着不断深化，医院对待保险的态度势必也将发生变化，医疗机构体制改革的推进给如何妥善解决医患矛盾创造良好的契机，医师责任险的出现则是展示解决医患纠纷的方法。民营医院在医疗机构体制改革中数量逐渐增多，医疗服务能力不断加强，近年来民营医院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相比有着自身特有的优势，民营医院的资金来自于社会资本，民营医院实行企业化管理，民营医院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医疗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实惠。这些优点使得民营医院更加懂得如何管控医疗行为的风险，保险意识更强，并且由于自负盈亏，医师负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也就越大，医师责任险购买欲望则越强。

（四）威胁分析。医疗保险市场准入门槛低，保险产品容易模仿。保险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并不含太多的科技技术含量，保险产品是对被保险人未来的承诺，能看见的就是一纸合同。随着医疗保险市场的日趋成熟，其他保险公司进入该市场，必将提升整个市场竞争度，相似的保险产品也会逐渐增多，医师责任险是否能生存下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然而目前医师责任险投保比例低，该保险产品属于导入期阶段，没有被市场所接受认可，医师投保数量相当少，而个体医师医疗行为风险普遍存在，低的投保率不足以覆盖医师医疗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保险公司需要为医师责任险承受相当大的经营风险，并且存在在该产品上出现亏损的可能性。

四、发展医师责任保险的建议

（一）试推行强制医师责任保险。根据交强险经验，复制交强险模式，健全法制环境，实行强制性医师责任保险。医师作为一门高风险性的职业必须引入风险转移机制，不少发达国家将医师责任保险列入法定保险范畴。目前医师责任保险发展较为缓慢，根据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师责任险发展现状，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医师应当参保医师责任险，将医师责任险的发展纳入法制管理的一部分，不仅仅对投保人、保险人和患者有利，同时促进此险种在我国的良性发展

（二）发挥保险公司积极作用。医疗纠纷的处理问题是投保医疗机构乃至医师最为关心的问题，妥善处理好医疗纠纷，对于发展医疗责任保险至关重要。保险积极参与在医患纠纷中，稳定医患双方情绪，在解决纠纷时保险应当促成第三方鉴定调解机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是经保险公司委托，从事医疗责任争议的调查、调解处理、诉讼及防范指导等工作的社团组织或者社会中介组织，配备有相应的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人员，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处理工作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三）提升医师职业技能。医师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应该如实填写相应资料，遵守公平互利原则、协商一致原则、自愿订立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并在医疗活动中尽职负责，认真填写病例。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医师应当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并且要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平时应与保险公司多沟通，反馈信息。

参考文献：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8

关键词：食品召回，保险，监管

在欧美发达国家，食品召回保险的出现降低了企业召回缺陷食品的成本，是食品安全事故有效善后措施，对我国合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在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初步建立的情况下，食品召回保险尚处空白阶段，保险产品缺乏有效供给。找出其阻碍因素，是建立我国食品召回保险的关键。

一、症结与困难

（一）学术界对召回保险定义不清

学术定义不清主要表现为召回保险和责任保险定义的混淆。召回保险是以召回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为保险标的的独立险种，但目前理论界存在将产品召回保险归为责任保险的错误，将此类保险冠之以"召回责任保险"之名，如杜波认为食品召回责任保险是以食品召回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1]，这既不利于从理论上阐明召回保险的特征，也容易使厂商承担过重的保险负担。

而近些年，"召回保险"的使用频率呈现上升趋势，如曲建昌将"产品责任保险"和"产品召回保险"并列归类，尽管他提到产品召回保险可以作为产品责任保险范围的组成部分，但又称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并认为产品召回保险更有利于损失预防，这与风险管理的最优化目标一致 [2]，是中间派。而吴祥佑则明确提出产品召回保险不是厂商对私法责任的承担而是对公共义务的履行，是一种义务保险而非责任保险[3]。我们认为召回保险与责任保险，其产生时间、保险对象、责任范围都有所不同，是独立于责任保险的一种保险。

（二）食品召回保险市场需求少，投保动力不足

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商品供求关系变化的集中表现。保险市场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市场，同样具有完整的市场构成要素，体现市场供求关系，遵守市场供求规律。食品企业的召回成本与违法成本（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责任、信誉损失）的高低决定着召回保险推广的前景，当前者一定时，后者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企业违法成本的降低主要源于目前我国食品行业监管制度的缺陷。虽然主管机构在努力使我国食品行业向世界先驱行列迈进，但因我国食品行业本身技术的匮乏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致使食品本身安全问题较大。其主要表现为食品监管不成体系和召回制度缺乏救济措施。具体而言，今年6月国家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指出, 食品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清理完善，个别重要标准或者重要指标缺失，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提高，标准宣传培训和贯彻执行有待加强。其次，目前国内具体关于食品召回的法规仍旧处于空白状态，食品卫生安全类法规虽对此有所涉及，但规定较为笼统，适用性不强。而食品召回保险是建立在食品召回制度之上的，食品召回实施规定的缺少导致了食品召回保险的存在没有具体规则支持。此外，消费者缺乏有效自主救济渠道来督促企业开展召回，如美国日渐成熟的"公益诉讼"在我国鲜有出现。综上，召回机会少，成本低，企业没有必要购买高额的保险，即使召回后的产品又有机会"回炉重造"，再次包装后可逃避监管，重回市场，因此，召回的代价通过灰色渠道冲抵了，商家敢于采取违反道德甚至法律的方式来降低成本。

第二，食品行业自身特点也降低了投保动力。由于食品行业的生产量较大，小微型企业与加工型企业数量多，上下游企业联系紧密，在运输链的帮助下，某种食品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形成连锁反应。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若愿意承担风险，必然要求较高的保费，同时会对其客户进行一系列的深入了解，在合同书上对客户的权利进行限制。其结果可能是客户在出险后因不符合同的规定而无法获得赔偿，即使能够获得赔偿也是以支付大额的保险费为前提的。而保险费的支出必然要转嫁到成本上面，这与商家要降低成本的目标是相悖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我国食品问题的出现往往呈群发性，且伴随着严重的后果。问题出现后，在舆论的作用下，监管部门往往对问题行业施行定点整治。如2012年4月份的"问题蜜饯"事件发生后，全国加大了对食品的检查力度。但这种"剿匪式"的食品监管很大程度上受舆论推动，在出问题之前对生产商缺少监督，出问题之后对责任人严加惩罚，这样的体系对食品安全的保障很低。此背景下，生产商的投机心理会被加重，整个行业的风险继续加大，相关的保险更是无人问津。

（三）市场空白，保险公司缺乏有效供给

虽然我国在汽车、家电等行业召回制度保险日趋完善，但国内保险公司对于食品召回保险无经验，开发一个新保险项目的前期投入大，花费高，见效慢[4]，在信托责任尚未普及的情况下，风险控制难度较大，各类食品也具有复杂性，多样化，再加上保险公司在积累数据方面不足，难以计算损失率。

（四）消费者平均收入水平不高

由于企业支出的保费最终转嫁到食品价格上，由消费者买单，保险产品的推广需要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上升。原因有二：第一，只有消费者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增大消费后的剩余，才能提高保险的现实购买力；第二，现有财富量的增长会导致消费者风险财富增多，而大部分人是风险中立者和回避者，在设法规避风险时自然会增加保险的需求。我国目前的基本情况是，企业通过严格控制成本增强竞争优势，希冀用低价产品吸引更多消费者。因为企业深知即便生产出有质量保证的优质产品，高昂的食品价格也会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因此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下召回保险难以推广。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9

作为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对责任保险的探究，改进责任保险技术，培养精通责任保险、法律知识以及各种与责任保险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财产保险的责任保险得到健康发展。

关键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发展建议

责任保险的全面开展是保险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与国家经济实力、法律制度、国民的法制意识息息相关。责任保险的开展为顺利地解决各类民事赔偿责任事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渠道。

目前我国的供销市场，已经开始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量的需求转变为质的需要。只有通过刺激消费，同时促进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因此，健全法制，倾向于消费者，尽量满足他们的索赔要求将成为国家法律服务的主要目标。此时也正是保险公司大力开发该市场的最佳时机。

一、产品责任保险

目前，产品责任保险的费率不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测算出来的，而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这样的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外资保险公司有一套风险评估技术，则敢于承保，造成中资和外资保险公司的费率相差很大。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产品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与相关法律的健全紧密相连的,相比保险发达国家的严格产品责任原则，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仍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归责原则方面，已承认产品责任不是合同责任，但仍未明确规定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二是在产品的概念方面，《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而日本、美国等国对“产品”的定义则很宽泛，包括一切进入流通领域的物品，不论是加工的还是自然的产物。三是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比较分散，内容也不够系统、完整，有些条文在表述上也不够清晰。

二、公众责任保险

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试办公众责任保险（场所责任保险），深受公众的欢迎，前景看好。但由于受公众意识的局限，公众责任保险开展得还不够普及。虽然有些涉外单位投保责任保险意识比较强，但还是远远不够。

三、雇主责任保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合营企业、合作企业、股份企业、租赁企业等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在这些单位工作的雇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享受不到国家劳动保险待遇，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发展和完善雇主责任保险成为当务之急。

要大力发展雇主责任保险，立法是关键，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紧密相关，只有存在着对某种行为以法律形式确认为应负经济上的赔偿责任时，有关单位或个人才会想到通过保险来转嫁这种风险，责任保险才能因此产生和发展，雇主责任保险也不例外。而在我国，在雇主责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则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目前大量增加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

2.保险人承保的仍然是一种合同责任，还未上升为法律责任。从法律上讲，雇员要求赔偿的权利不是基于雇佣合同产生的，而是基于劳动保护所享有的权利；雇主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因其违反雇佣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是因其违反了法律赋予的一切人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普遍义务；雇主所侵犯的是雇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3.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其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差异较大，赔偿标准很不统一，因而既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又不利于保护广大雇员的正当权益。

4.雇主责任保险仍未成为强制保险。在发达国家，为了保护雇员的合法权益，都在劳工法或雇主责任法中规定雇主必须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但我国只有少数地区规定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主必须投保雇主责任保险。随着这些雇员的不断增加，他们的权益保障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10

关键词：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发展建议

一、产品责任保险

二、公众责任保险

三、雇主责任保险

四、职业责任保险

由于职业责任保险需要相当高的专业技术知识，并且风险比较特殊，因此在我国仍处于试办阶段，险种很少，业务量也比较小。目前，已经开办的职业责任保险有：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等，但这些只是在小范围内，在职业责任保险的开

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五、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时机已成熟

当下传统的有形财产保险市场趋于饱和，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是财产保险的当务之急。

1.从需求方面看，责任保险市场有潜在的和预期的需求。现在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旺，人们投保时首先考虑自身，对于“第三者”考虑还不够多，这与人们的经济实力和保险意识紧密相连。但不可否认，责任保险市场有潜在和预期需求。所谓潜在需求，即有支付能力但目前无强烈购买动机的需求，这正是开发责任险市场的意义所在。

从长期看，一定时期后有可能产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预期需求。保险市场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保险险源仍处在增长阶段，责任保险有着大力发展的空间。

2.从供给方来看，责任保险供给数量与质量不足，可发展空间大。在财产保险中，责任保险属较新险种，规模较小，开辟面较窄。在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多，市场竞争不断增强的今天，传统有形的财产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已经在较稳定的前提下，竞争的余地在变小，而只有开发较新的险种，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3.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

4.从责任保险的承保风险来看，目前我国判定的民事责任伤害赔偿金额都较低，不会出现人身伤害的巨额赔偿。这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同时，核保人在承保时也会对标的风险进行认真分析，通过限定承保条件来有效地控制风险。再加上强大的国际再保险的支持，没有任何的责任保险是高不可及的。

六、我国责任保险开发的建议

1.充分认识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在公司内部加强有关责任保险的研究和开发。改变以往单纯争取市场份额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只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开发新的领域和险种，不断细分市场，才能在新一轮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财产保险中，责任保险市场潜力巨大，可以成为财产保险市场新的增长点。在资源配置上向责任保险倾斜，加强探讨。

2.加强对民事责任法律的研究，培养法律方面的人。

首先在设计险种时，为了准确地把握责任保险市场的需求，合理控制风险，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条款，需要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保险公司如果有专门的法律人才关注相关法律的完善情况，才能根据需求开发相应的险种。由于责任保险涉及法律法规的内容比较多，条款的制定有其特殊性。只有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参与开发，才能保证条款的适用性和严密性，才能有效地控制风险。另外，有条件的公司可以挑选一些资深的核保人员派送出去进修法律专业，培养出既懂法律又懂保险的专业人才，以利于险种开发和风险控制。

其次，由于险种不同，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研究。比如在产品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国外的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原因是不同国家产品责任的规定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往往采用绝对责任，其规定比较严格，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在公众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有关公共场所的相关规定，比如旅游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条例，旅馆业、娱乐业等针对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的规定等等。在雇主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劳动法》以及雇员劳动保障方面的法规。在职业责任保险方面，重点研究各职业管理条例，明确各职业必须承担的赔偿责任。

3.引进比较成熟的险种和经营方式加以改造，以符合中国多样化的市场要求。

引进国外的成功经验，借鉴他们的条款，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造。目前企业对财产保险认识比较深刻，但对责任保险仍然认识不够。保险人能否考虑借鉴英美综合责任保单，为企业设计一揽子责任保险计划，采取菜单的形式，让企业选择投保的项目，以利于责任保险的推广。

4.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分类别、分步骤开发责任保。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保险认识程度的差别，决定了责任保险的开发不可能完全统一，必须根据不同的客户，有针对性的开发。比如开发产品责任保险，可以从出口产品的企业入手；开发公众责任保险，可以从涉外企业入手；开发雇主责任保险，可以从外资、合资企业入手；开发职业责任保险，可以从对外交往比较多，了解国际惯例的职业入手。原因是这些领域对责任保险的接受程度较高，推广起来相对容易。

责任保险的设计比较复杂，在开发时可以根据不同客户、不同情况设计专门的保险单，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也可以考虑在

财产主险中附加责任保险，让被保险人对责任保险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

总之，中国的责任保险目前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从国际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责任保险越来越成为财产保险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占财产保险保费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责任保险的技术逐步提高，向综合保障过渡，各险种之间的界限趋向于模糊。责任保险的特点是风险难于控制，所以在美国造成了巨额索赔不断增多。但由于美国政府和保险行业的努力，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险公司责任无限的情况正在改变，责任保险的发展也更加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