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内涵论文十篇

哲学内涵论文篇1

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尼采曾经说过：“精神不能容忍回复到它已经经过的高度，它需要不断扩充”，尼采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综合体。从思考、到批判再到探索，尼采的超人哲学体现的是超越与创新的理念。

（一）酒神精神对人生态度的思考

酒神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赞叹，对生活本能的肯定。人们在欲望当中不断地进行现实性的探索，不屈服与客观的现实世界，用强烈的生命一致进行世界本质的探索。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崇敬性和批判性的统一，从孤寂到突破的转变。对待人生的思考是积极的，意志成为了人类生命的本质，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体现的是突破的精神，所以酒神精神对于人生的思考也是积极的。鼓舞人们挣脱生活的悲观主义思想，以超凡的勇气和决心来应对现实的不幸和痛苦，尼采的酒神精神是对待人生的思考给以现代人非常重要的启示。

（二）超人哲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超人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反应的离不开对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思考。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超人的哲学思想就是通过非理性的手段对于理性进行演绎和分析。批判理性主义在尼采所在时代思想的一种突破，不满足于现实的禁锢。不断的发挥着生命的本能，突破自身发展的实际能力，以坚定地信念和决心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看法和超越。

（三）超越意识对世界本质的探索

从对于个人到对社会再到世界本质的探寻，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实现了三个层次的不断飞跃和深入。强力的意志反应的是超越和突破的精神，世界的本质就是意志的超越，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必依附于上帝，形成自己独立的强大的精神世界，带领人们实现自身的超越和突破。不被世俗所束缚，不被生活所困恼，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升华自身，寻求强者的心境。将强大的内心世界作为追求社会价值的重要保障和支撑，从而探寻人生的真谛。

二、尼采超人哲学对现实的影响

尼采的超人哲学贯穿于哲学思想发展历史的脉络当中，不仅仅在尼采所在的时代，在现展的过程中尼采的精神也是哲学精华。哲学的思考离不开现实社会，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精神世界才能产生对现实世界有积极的影响的思想，超人哲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我们的时展需要超人哲学的指导。

（一）创新性和超越性的实践精神

超人哲学宣扬上帝已死，体现的是一种突破和超越的精神，对于尼采所属的时代而言这种一种对现实束缚的挣脱。我们的时展也需要这样不断的超越的精神，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创新的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创新思想运用到各个领域当中，不能安于现状，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广泛的吸纳人才，超越自身的发展的局限，突破瓶颈，从而在各个领域中创造出更多的实践的成果。

（二）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现实选择

超人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强力意志，虽然对于现实社会反映出非理性的思考。超人哲学肯定了个人的发展，对于个人意识的体现给予肯定和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引导的作用。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社会的发展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所以，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应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进行看待和分析。个人在实现突破和创新的同时也是对于个人社会价值的一种实现，人们在社会发展参与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能力，创造社会的价值，同时也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得以实现，这种状态的最佳的也是积极的。

（三）传统与现实的合理判断

对于超人哲学的分析应该坚持辨证分析的方法，对于一切的发展形式而言，无论发展的内容是什么样的，都是体现在新内容对就内容的否定上的过程，超人哲学承认这种否定和批判。在对于传统与现实这两个概念而言，我们也应该怀有辨证的思想进行判断，积极的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现实因素的合理的运用，通过创新的手段进行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思想。不断地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从而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精进，走的更加顺畅。

三、结论

哲学内涵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由于是物质决定意识,因此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又由于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将会对物质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错误的意识则会对物质的存在和发展起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为了推动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物质和意识之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那就是实践。因为离开了实践,就不可能产生意识,自然也就谈不上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决定”与“能动”作用了。同志就曾经说过:“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可见,实践在物质与意识之间的桥梁作用是何等的重要!由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层出不穷,人们在实践中必须充分运用在过去实践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但又不可能事事都按过去的“老经验”办。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要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寻求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良方妙策。既然是探索,难免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成功了就使我们获得经验,失败了也可以使我们获得教训。我们把在探索中获得的新经验、新教训加以认真的提炼和升华,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创新的过程。而要“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一种辩证的统一,统一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思想不解放,“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自然也就谈不上“与时俱进”了。至于那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搞所谓的探索和创新,那更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与时俱进”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因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要想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就必然要求在实践探索中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否则,时展了,客观事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你的思想观念却还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至于理论创新那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践问题时,一定要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

二、将“与时俱进”纳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体系之中,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党的思想路线

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激烈和深刻,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很显然,党的思想路线同样也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时代特色。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路线当然也不例外。在我党第一次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内形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观点,从而奠定了我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为这是思想的理论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哲学基础。但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并不排斥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在我党第二次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两个凡是”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摆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更好地继承、丰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展现了邓小平理论独特的哲学风采与魅力。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正是为了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出现蹬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来的。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要说马克思没有见过,就连邓小平也没有见过。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我驻南使馆的被炸、问题、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九一一”恐怖袭击等等。所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想在“本本”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如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将“与时俱进”纳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时展的客观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

十五大的胜利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而向世人宣告,在我们中国,关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惟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的问题。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转向,关键在党。因为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坚强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党”就成了第三次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破解的历史性课题。要破解这个历史性课题,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必须充分运用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这是确定无疑的。但这还不够,由于“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和我们党的自身状况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下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否则,是难以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的。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始终倡导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道理就在于此。早在,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一文中呼吁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号召全党“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事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从同志在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作风和学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键的时刻所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理论观点,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它充分展示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时所特有的哲学风采和魅力。

哲学内涵论文篇3

分析哲学从渊源上讲，是因剑桥大学的罗素和摩尔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新黑格尔主义不断抗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英美哲学中一直占据着主角地位。因此，在论及20世纪的哲学时，冯·赖特(g.h.yon wright)概言之：分析的方法“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纳普一度认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分析哲学所提倡和采用的所谓“分析的”方法，不但成为处理哲学问题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法，在哲学领域以外的一些知识领域，比如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借鉴这种方法来重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问题，已成为普遍的尝试和风尚，分析哲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对专名的内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历史渊源

从严格意义上讲，“分析哲学”这一名称并非特指哲学领域当中的某一新成员，亦非泛指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进入分析时代所对应的新名称。宽泛地说，分析哲学应当视作一种新的哲学流派，它倡导运用现代数理逻辑作为手段，进入传统哲学的各个门类，通过对语言成分的“分析”，进而阐述思想。正因为分析哲学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一些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就等于语言哲学，如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就把分析哲学定义为“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考察而实现对思想的哲学考察，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思想的’全面考察”。

从前人对翻译所下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翻译转换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还包括语言的意义。雅各布逊(jakobsod)从一般意义上认为，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语言符号进行阐释”。莱万德夫斯基(lawendowski)持类似观点，认为翻译可以定义为“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奈达(nida)则认为“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上，其次是风格上”。这些先贤对翻译的定义充分说明了语言不仅有指称还有涵义，专名也不例外。

专名即专有名词(proper name)，是专指包括人名、地名、机构、事件等名称的一类词。专名与概念词(concept word)相对，概念词顾名思义表达概念，而专名则是对事物的指称。专名的内涵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中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分析哲学诞生之后，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对专名进行过深入研究。自穆勒以来，西方语言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步形成两派。一派是以弗雷格、罗素等为代表提出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后来由维特根斯坦、塞尔等人予以完善发展的“簇攀状词观点”，他们认为专名既有指称也有内涵，专名的内涵是由摹状词或簇摹状词所给予的，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或一组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摹状词描述了对象的属性特征，专名的指称就是通过摹状词决定的。另一派是以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为代表提出的“历史的因果理论”，他们认为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涵义，它们只是一些纯粹的指示记号，是贴在对象上的固定标签。人们获得专名的指称不是通过对专名意义的了解，而是借助于与这个专名有关的历史事实及因果联系来了解。两派理论虽然在专名有无内涵的问题上持相反观点，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

二、分析哲学对专有名词翻译理论的贡献

作为分析哲学的先驱者——弗雷格对专名曾有过详尽的阐述，在《论意义和所指》一文中，他从“相等”(equality)出发分析了指称问题：“a=a和a=b显然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陈述；a=a是先天有效的，(康德称之为分析的)，而具有a=b形式的陈述则常常包含着对我们的知识极有价值的增益，而且不可能总是先天地确定的。”按照弗雷格的观点，专名不仅包括“亚里士多德”、“晨星”这些狭义的专名，还包括它们各自的摹状词。专名的指称是它所指的对象，而专名的涵义则是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即与该专名相关的摹状词。弗雷格认为，“专名的涵义比它的指称处于更根本的认识论地位，人们是根据名称的涵义去确定其指称的”。指号与指称的关系则是“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对象)相对应的可能是不只有一个指号。由于弗雷格并未把指称和涵义区分开。因此，上述的摹状词也被他列入专名的行列，这就使他的指称理论受到很大的限制。

罗素则强调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指出：“一个名字乃是一个简单的记号，直接指向某一个体，这一个体就是它的意义，并且凭它自身而具有其意

义，与所有其他字的意义无关。”摹状词则与之不同，它并不直接指示某一个体，是个不完全的符号，它在孤立状态下并不具有意义，其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从各个词的意义产生的。罗素通过实例进一步论述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包含一个摹状词的命题和以名字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词而得的命题不是相同的，即使名字所指的和摹状词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个命题也不一样。”罗素认为：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可以用一个相应的摹状词来代替它。他说：“几乎所有看来是专有名词的都可以这么考虑。”将专名等同于摹状词，实际上是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导致其观点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成为罗素摹状词理论的致命的缺陷。针对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等人又提出了“簇摹状词”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一系列摹状词的缩写，避免了将专名等同于一个摹状词的局限。摹状词理论显示了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强调了自然语言结构与逻辑命题结构的差异性，扬弃了肯定虚构事物的本体论，指出专有名词是实体的灵魂，被分析哲学家们誉为“哲学分析的楷模”。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但并不是缩略一个摹状词，而是缩略一组或一簇摹状词，专名的指称就是由这一簇摹状词决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涵义就是由描述其区别性特征的所有那些限定摹状词的总和构成的。这种替代的方法避免了弗雷格、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缺陷，得到了多数哲学家的赞同。但是，在克里普克看来，无论是摹状词理论还是簇摹状词理论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部分的修改和变通不能完善这种理论，必须将它们彻底，名称的意义必须用另一种理论——历史因果理论来说明。

克里普克对历史上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摹状词理论既不能作为专名的意义理论，也不能作为专名的指称理论，认为语言哲学的首要环节就是“区别用摹状词给出意义和用它确定指称，表明其作为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区别”。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只有意义没有指称，进而对意义概念进行了消除，批判了意义以及作为其不同形态表现的内涵等概念。克里普克指出，专名都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一般都是非严格指示词。“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就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即使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专名仍然指称亚里士多德。但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摹状词则不同，它在现实世界里指称的是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必然的，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他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此时，“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不一定是指称亚里士多德，也有可能指称的是另一人。可见，一个摹状词不是在对象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因此，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

在专名问题上持与克里普克相近看法的哲学家是普特南，但他更侧重于研究通名特别是自然物种名称的意义问题。他认为，自然物种的名称并不像弗雷格、罗素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内涵或意义，反对把名称还原为其所指称事物的一系列性质的合取。如若将“柠檬”分析为黄色的、皮厚的、味酸的等一系列特性的合取，在他看来就是错误的，因为发白的柠檬还是柠檬。与克里普克相似，普特南也认为在确定通名的指称时，“因果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普特南以科学名词为例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原子”、“电子”等科学名词与我们用以界说这些科学名词的摹状词并不是同义的，我们在确定这些科学名词的指称时，不是根据我们关于这些名词所指对象的知识或信念，而是根据我们与这些对象之间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因果链”，将不同的人与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联系在一起。

三、在专名翻译实践中引入分析哲学理论

由于语言是在交际中使用的，语言离不开语境。语境可以分为广义语境和狭义语境。狭义的语境是指语言内部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广义的语境则包括语言之外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历史背景，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关系、身份、职业、经历等等因素。语境原则在分析哲学的理论中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即只有在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语词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指称是在语境中的指称，涵义也是在语境中的涵义。这一要求通过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作用，成为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弗雷格的语境原则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发展完善后成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语境原则强调在逻辑推理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判断而不是概念，在确定意义的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句子而不是语词。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或作出判断，而孤立的语词或词组则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判断或句子的意义决定了其中的概念或语词的意义，概念或语词没有独立的意义。毫无疑义，专名的理解、使用、翻译也离不开具体的语境。

1　注意区分同一专名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内涵。我们假设张三面临的几种情境：(1)张三在散步时搂住女友的腰，女友嗔语：张三(脸红)!(2)张三看书时电话铃声响起，其妻大呼：张三!(3)张三正忙于工作，因小侄子不停捣乱而打了他致使侄子大哭，张母怒喝：张三!从这些不同场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虽然张三的指称是同一个人，可是它的内涵却不相同。第一种情境中表示提醒，第二种情境中表示催促，第三种情境中则是责备。按照分析哲学理论，我们在翻译时应当注意专名所在的具体情境。再如维也纳近郊的一个酒吧中，两人划拳时传唤侍者记下结果：“boy，fetch me a pen and a piece of paper，”有人将之译为：“店小二，且拿纸笔来，一边伺候。”因为boy一词根据不同的语境，可译成“男孩，”、“服务员”、“兄弟”等意，而本句的语境是在奥地利

小镇的一家酒馆，“boy”一词译为“店小二”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意思，但实际上是把现实语境纳入了中国古代语境。如此翻译就是混淆了不同语境下专名的指称和内涵，导致翻译错误。根据分析哲学的观点，指称是在语境中的指称，涵义也是在语境中的涵义。

2　考察专名内涵时应当采取辩证发展的观点。我们“不能把专名的内涵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应该考虑到由于外界事物的不断发展以及由于我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用以标志外界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babbit原是辛克莱·刘易斯所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过历史的变迁，成了“市侩”的代名词。dutch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指荷兰人，由于英荷两国在17世纪的敌对关系，在英语中与dutch有关的词语基本上带上了贬损的性质。因此，依照分析哲学理论的要求，在翻译时应根据语意变化，将dutch译为相应译入语：如double dutch为“糊涂话，莫名其妙的话”，in dutch是“遇到麻烦，处境困难”，dutch courage乃“酒后之勇”，dutch act是“自杀”，dutch uncle是“唠里唠叨训人的人”等。而the dutch have taken holland，之意已不是“荷兰人得到了荷兰”，而是“老话!并非新奇!”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遵从分析哲学理论的要求，关注专名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掌握它们的真实涵义并加以传达，必要时还要加上注解。例如，“like felix,i put it off to a moreconvenient season，”也像费力克斯一样，我把它暂且搁下，将来再说。(费力克斯是圣经中一个遇事拖延的法官。)

3　不同主体对同一专名的理解可能会大相径庭。由于认识主体对专名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对同一个专名给出不同的阐释。如在《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就出现了很多专名翻译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书名的翻译就不同：杨宪益译为a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克斯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其次是书中人名的翻译各不相同：如，贾母：the lady dowager(杨译)old ladyjia(霍译)；熙凤：fiery phoenix(杨译)peppercornfeng(霍译)；袭人：xiren(杨译)aroma(霍译)。

再者对地名的处理也各显神通：如，十里街：ten-1i street(杨译)worldly way(霍译)；仁清巷：the lane 0f humanity and purity(杨译)carnallane(霍译)；怡红院：happy red court(杨译)green delights(霍译)。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名的涵义不仅由语境来决定，还依赖于不同认识主体的阐释过程。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文选词择义与译者对原文深层意义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虽然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代表两种不同的哲学主题，不过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展示了分析哲学与解释学互补、融合的一种趋势。诚如李红所述：虽然“分析哲学和解释学是两个分歧很大甚至相互敌对的哲学流派，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哲学的纵深发展，这两个哲学流派在整体上呈现出沟通和对话的趋向，而且试图超越这种划分是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极感兴趣并认为是颇有前途的新尝试。罗蒂和阿佩尔被认为是积极推进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们从不同的哲学阵营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相同的哲学传统，对相同的哲学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代表了当代哲学中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

4　在专名翻译实践中时要注意术语问的内在统一。专名的指称和涵义虽然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指称是相对固定的。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十分小心，不可张冠李戴，尤其是在英汉语回译的时候。如，john kingfair bank是费正清；yue sai kan是靳羽西；鸦片战争的罪魁之一义律是charles elliot；赛珍珠是pearl s，buck。不过也有人会疏忽大意，竞把mencius(孟子)译成了“孟修斯”。因此，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名时，不仅要借助分析哲学的相关理论，而且要勤查专名字典，不能望文生义，生搬硬造出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人名或地名，导致读者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哲学内涵论文篇4

摘 要 通过对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本质的研究，发现仅仅通过体育哲学的理念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解释存在着不足，从西方引进的体育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存在着理论偏差。体育哲学思想不足以诠释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体育哲学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做出探讨，阐述了二者的区别，旨在揭示其内部本质规律。其意义在于丰富文化和哲学理论以及科学地应用哲学解决体育实践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体育哲学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思想涵盖

一、前言

中国传统体育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对体育养生就有著作《黄帝内经》问世，同时，道家多有休闲养身之法，道家及道教养生之道涉及中医、气功、按摩等多方面的内容。东汉时期更有华佗的“五禽戏”健身运动。在南北朝时期，达摩到达中土，创立禅宗佛教，其中少林武术便是禅和武的统一，少林僧人习武是一种修行，所以又叫“禅武”“禅武合一”。其中的“禅”体现的就是传统少林武术的文化思想。到了清朝，太极拳的出现，更是将传统的道家文化思想与武术完美的结合。因为道家文化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文化，道家文化从其一开始就蕴涵着传统体育思想，对我国传统体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道家文化构成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1]。特别到了当代，2006年6月，少林武术和太极拳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更说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是以少林武术的禅宗文化和太极拳的道家文化为代表。

在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前，应该对传统二字有所定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传”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代。“统”是指事物彼此之间连续的关系显然，“传统”不是指过去发生过、曾经有过的活动，更不包括已经死亡、消失了的，世代相传并延续至今应该是其重要特点。传统体育是指人类业已创造的和将要创造的能够经由历史凝聚而传承、流变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形态[5]。中国传统体育是我国所特有的体育项目，其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文中前言所提，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道家的思想文化，二是禅宗的佛教文化。

二、体育哲学对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涵盖反思

第一，从哲学方面进行反思，哲学二字本来就属于舶来品，从欧洲兴起，直到近代传入日本，再由日本引入中国，中国由于受近代闭关锁国的影响，其人文、社会、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世界乃至日本，而现代又由马列主义哲学思想作为党的思想方针路线引导建立政权。导致我国对哲学二字含义的理解，是不是将其功能无限扩大化了，毕竟，在哲学知识文化思想讨论的方面，哲学二字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它方面的意义。而且西方现代的哲学涵义，用于解释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领域内，二者不是共通的。这就好比，运用希腊的神话典故去解释涵盖中国的五行八卦一样。

第二，关于哲学本源性思考问题，和我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哲学的思考是建立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致力于追问“什么是存在？存在者是什么？”这种提问界定了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几千年来思想史上所谓哲学的主要含义和内容。而中国传统思想，以道家和佛教思想为例，都不约而同的提到“物我两忘”和“无我”之理，中国传统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否定存在。西方哲学奠基内容就是“什么是存在？存在者是什么？存在即合理，我思故我在”。而中国传统思想恰恰相反，中国的是“什么是不存在，不存在会是什么，不存在即得道参禅，我思考如何不存在”。从上面可以看出，一开始，东西方二者的思想就南辕北辙。那么怎么能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去解释涵盖东方这些古老的理论？因此，经过西方的哲学解释，中国的传统思想理论是错误的，唯心的。那么试问，如果这些思想是错误的唯心的，那这些思想孕育出的武术理论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如果这样，运用哲学解释中国传统体育，就相当于用一个尴尬的评价指标的体系来检测中国传统体育的合理性。

第三，西方哲学所解释不了中国传统体育抽象的东西，因为“气”“五行”“阴阳”这些中国特有的抽象词汇，哲学把它们简单归纳为“朴素唯物主义”，但“气”和“阴阳”是存在意识和物质之间的体系，并不能这样的下结论。最主要的是源于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这些抽象词汇的定义就是空白，西方世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理论，而现在我们还要套用哲学来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就会出现解释不通的情况。同时，现代学者认为“自然语言逻辑”是研究概念问题的最佳方法论基础，“自然语言逻辑”是现代的哲学最佳思维方式。但是禅学恰恰相反，认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特质，超越语言、文字，禅学认为言语文字乃是人世间沟通交往之方便工具，其基本功能为界定、设限，因此不予采纳。这样，学者还用哲学的自然语言逻辑法去分析，实在是多有偏颇。西方哲学所追求透过物质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中国传统禅学思想里是行不通，因为禅学思想“现象透处即本性；本体显处即现象”，现象和本质是一体化的，而不像西方哲学把现象和本质分开。

参考文献：

[1] 周志俊等.道教思想的基本主张[J].武当论坛.2004（12）.

[2] 曲秀岩.探寻哲学世界[J].理论学习.2008（4）：63-64.

哲学内涵论文篇5

关键词: 哲学逻辑;逻辑哲学;词义;辨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　哲学逻辑词义的 历史 演变

最早[论\文\网 lunwennet\com]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 发展 ,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 论文 ,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 规律 ;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 究竟什么是命题? 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 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 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 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 指称和述谓( ( 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 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 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　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 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 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 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 世纪20 - 30 年代开始兴起, 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 科学 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　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 deviant logic) ,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 alternative systems) ; 一是应用逻辑( app lied logic) ,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 extendedsystems ) 。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 logics) ,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 ( 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 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 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 = 3 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 规律 。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 理学 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 论文 网 ]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 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 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 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 , 把它与a 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 哲学 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 发展 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 (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 经使用分离规则, 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 g(pq) ( 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 年版,第36页。

②p. f. strawson: philosophical log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 年版,第17页。

④ s, wolfram: philosophical logic: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n. rescher: top ics in philosophical logic,d. reidel publishingcompany, 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4页。

⑧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哲学内涵论文篇6

关键词:哲学逻辑;逻辑哲学;词义;辨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最早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兴起，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logics)，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3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把它与A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G(pq)(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P.F.Strawson:PhilosophicalLogic，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S，Wolfram:PhilosophicalLogic:AnIntroduction，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N.Rescher:TopicsinPhilosophicalLogic，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⑧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哲学内涵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虚实；创作；隐秀；“永明”诗风

一、关于范畴研究的文学土壤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文学理论中许多重要范畴，与古代哲学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是在哲学的影响下实现转化并被广泛应用的。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提出、形成以及历经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莫不与道家和佛教哲学息息相关。但古典文论中范畴的形成，其涵义的丰富与革新，又并非全部来自思想与哲学史，丽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受着文学实践活动这片丰厚土壤的滋润和培育。对此，当前学界常常割裂了虚实与创作活动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对其发展、演变历程中与不同时代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还研究得不够。

一些学者论“虚实”时通常先从先秦哲学、美学中寻找其源头，但恰恰忽略了古典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詹福瑞认为近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范畴的哲学渊源，然而却忽视了影响文学理论范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其实这种忽视是很不应该的，毋宁说是对理论与实践、文论范畴与文学创作的一种割裂。党圣元先生谈到:“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认识的对象。比起哲学范畴，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多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来，建立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时置身于时代政治、社会思潮和士人生活共同构成的个文化场，它影响着某一个文论范畴的内涵与发展，只顾及一方必然会产生偏执。

虚实范畴是古代文论中一个异常复杂而又极具民族特色的元范畴。其含义在千年演变中不断扩大、增生，具有极大的派生可能性，并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艺术门类。胡立新等人曾对其多重不同义项进行过系统而详实的盘点，着重评析了其中八种常用义项，但这只是种横向层面上的历时性总结。文论作为对文学活动的一种总结，作为对文学思想的一种提炼和升华，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进程。“虚实”范畴由于打上不同时代哲学思潮、时代精神、审美心理或文学创作的印记，在不同时期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改造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含义指向是有所侧重的。在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玄学之争与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虚实范畴实现了由哲学、美学向文学、艺术范畴的重大转变，偏重于创作中的情景关系、主体素养与构思心态等。这里，笔者着重谈谈在魏晋六朝时期虚实范畴的产生发展及与当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虚实”在魏晋六朝发展原因探秘

道家哲学对“有”与“无”的认识直接构成“虚实”范畴的最初渊源。《周易》阴阳观具有涵盖万事万物的最高抽象符号的意义，它开启了虚实的辩证思维，也赋予了其诗性特征。在虚实范畴真正广泛运用于文艺领域之前，还存在一个由哲学、美学到文艺、文学的转向问题，这是虚实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转变就发生在魏晋六朝时期，是直接由魏晋玄学论争引起的，并且在实现这种转变之中和之后，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又为之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虚实内涵在此阶段大放异彩，呈现出全新的格局。

(一)玄学思想促进虚实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转变。汉魏时期，因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斗争黑暗激烈，两汉经学也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衰落了。士人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生死无常、得失骤变，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而魏晋玄学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核心是老庄学说，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尖锐地否定儒家纲常伦理，鄙视尘世间的沽名逐利、尔虞我诈，并以“心斋”、“坐忘”之法作“无待”之游。

玄学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们论证了本末、有无、言意等问题，把哲学上升到纯粹思辨的高度。尤其是其中有无、言意等范畴的讨论，极大地充实了虚实范畴的含义，导致了虚实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艺、文学范畴的重大转变。玄学思想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思想则将宇宙生成这一问题放在哲学、美学的层面来探讨，这对虚实范畴由哲学向美学、文学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庄子论哲学总在努力地抛弃“有”而专注于“无”，正是在这点上，他比老庄走得更远。这使中国后世文艺创作及批评相对地更加重视对虚境的营造和品味。

(二)人物品评引发的“形神”、“气韵”范畴对“虚实”的启迪。人物品评的渊源和发展，非本文所论，这里集中探讨它在魏晋六朝时期对虚实发展的影响。虽然先秦时期人们将人物品评运用于相书，以对人物的祸富、寿天等进行评论、预测或议说，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已包含将人物的内在精神(虚)同外在形体相(实)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东汉时期，由于选举、提拔、任用人才的需要，人物品评正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并因曹操倡导和影响，实现了由重“德”向尚“才”的重大转变。刘劭作《人物志》，分析了人的筋、骨、气、色、仪、容、言(可见、可听之“实”)与内在智慧、德行、情感、个性(凭借意识、心灵和思维等感悟的“虚”)的关系。自何晏始，人物品评便迅速从鉴别、任用人才的政治需要转向对理想社会、人生意义与价值、人物个性与才能的哲学探讨和审美品评，并且在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大批玄学家的推动和践行下，人物品评开始带有与追求理想人格和生活态度相联系的审美性质。

这种品评人物的“神鉴”法，器重人的内在神和理(虚)，而不太在意外在的形和名(实)。要求凭借形，但又不局限于形，而须于凡形中见出奇神来。《世说新语》品评、识鉴人物尤其注重风神，当时在对“人”的审美鉴赏和评价中对“虚”(人物神韵之美)是异常地器重，这不仅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品评，还波及绘画等艺术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转向。可以说，自此以后，中国古代艺术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在魏晋六朝开拓的“虚”之美中进行不断探索，熔铸着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生命追求，寄托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艺术境界。

而魏晋六朝“气韵生动”的命题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赋予艺术对象一种生命运动力，必须有某种“虚”之美，“虚”之况昧，而不在于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和描述，太“实”则作品缺少个性、张力和灵动。这对当时虚实含义的更新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虚实”当时在两个层面上涵盖了“气韵”、“神韵”以及“形神”范畴，或者说其涵义有主体才情素养和欣赏诗味虚美两个层面。

(三)言意之争引发对“虚实”内涵的拓展。在王弼“贵无”的哲学思想中，语言论意义的言意之辩又与本体论意义的有无之辩相辅相成。言意之辩引发艺术家对意的不懈追求，又为这一阶段虚实范畴中创作主情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玄学在认识论上足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为基本方法的。王弼关于“言一象一意”三者关系的论述源于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但又融合了易传的“立象以尽意”之说。“王弼的明象把玄学的贵无引到文学理论中，直接带来了文学理论的得意忘言以及重神轻形”。这为魏晋文论家总结创作中如何处理好外物摄取(象)与情感传达(意)，即当时“实”与“虚”的关系，如何生发出一种“味”来，从哲学的层面提供了理论先导。

可见，虚实思想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形成和丰富，是得益于玄学思想、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形成的磁场的共同作用。玄学之争根本一实现了这一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变。并且，玄学思想中言意之辩促使人“忘言”后去捕捉“意”，及人物品评思潮诱导下的重神轻形等，都极大地开肩了“虚”的范围，部分元素被虚实思想吸收后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美学思想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表现

经玄学思想的蔓延和传播，虚实在魏晋六朝有了全新的变化，实现上，上述转变后，其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提升，这与这一阶段文学的全面觉醒，以及在哲学与美学思想影响下日趋走向繁荣的文艺创作密不可分。虚实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各种复杂而激烈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态势对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激发和启迪，他们先后对“实”景与“虚”情等等关系进行了敏锐的探讨和及时的总结，对文艺言志、抒情特征作了深入的挖掘。虚实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具体含义，着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人格修养和创作心理状态，重点论及创作主体层面。“实”即充实，是指人生阅历的广博和学养的富足；“虚”指虚怀若谷的胸襟(心空、不拘、空阔等)，又指能忘怀尘俗的虚静心理(守雌、心斋、离俗、离欲等)。

虚实论的此种涵义在先秦至汉阶段就有了萌芽和端倪，只是魏晋六朝时期才被理论家正式鲜明归纳总结出来。刘勰在谈文艺创作的“神思”说时即是辩证地看待这种虚实关系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神思》)。作家在创作伊始，必先有一定的心理基础，既要虚静养心，“虚而待物”，清除心里的成见杂念，使精神纯净，才能达到最全的认识，义要积学明理，对人生阅历悉心体察，以获得充实的学问积养。这两方面结合才能“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是从儒、道两家的思想中辩证地吸收了儒家重“实”的精神和道家尚“虚”的传统，结合起来看待文艺家的精神修养，尤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视野、阅历、经验与学养等。

二是指向景物、物象与情思意理。这是从文艺作品内容的主客关系上着眼的，“实”指外界的人事景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有形的、具象的；“虚”指情思意理，体现于人的意识心灵，抽象或朦胧的，是无形的。这里，虚实论与情景论有着交叉的涵义。或者说，虚实关系即指情景关系，化景物为情思即是虚实交融的表现。

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只讲情，不言志。大胆地突破了讽刺教化文学的“言志”文学观，以情感作为文学的根本，从根本上肯定和激赏文学中的“虚”，为虚境争取了一定的空间和领地。其“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又看到了作家悲喜会因外界四时实景的变化而不同。刘勰在《物色》篇中进一步发挥了陆机“感物缘情”说，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四时景物的变化怎么激发了诗人的情感，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看，他始终兼顾了“虚”与“实”的二面。钟嵘论“物感”说时将“物”由自然实景的视域扩大到了种种社会现象，对“实”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要之，魏晋六朝时期批评家从创作表现的情和景、意理与物象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中讨论虚实问题。

四、“虚实”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之关系

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虚实连同，如情景、形神、言意等，相关范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文学创作活跃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主题关乎生死、游仙和隐逸等方面，是士人作家内心苦痛和挣扎的自然流露，他们对人生的短暂、生命的脆弱、政治的残酷、命运的坎坷溯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感悟，也奠定魏晋六朝文学悲剧性的感情基调，正是这种感悟、思绪、情感和体验的传达构筑了虚实内涵中“虚”之维。伴随着对传统礼法、名教的怀疑和否定之风，崇尚自然在文人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为蔑抛世俗、放诞不羁、顺任情性，表现为对个体人格尊严、个性自由、理想家园的执着追求。这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文人赋予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将文学放到了与立功、立德同等的地位，肯定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不朽价值。而且文人开始摆脱儒家的文学功利观来从事创作，由日常生活到作品内容，形象刻画等，都表现出对个体人格、尊严、情感、个性、自由等的强烈追求，各自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美学风貌来。这些都标志着一个艺术风格和流派多样化时代的到来。这一阶段，文学摆脱了儒教“止乎礼义”的束缚与麻醉，以及“温柔敦厚”之风的单一和刻板，日益体现出赏心悦目、抒情言志的审美特点来，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

作家人格的觉醒、个性的张扬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引发众多批评家进行总结和探讨的前提，极大地诱发了他们(其自身也是诗人，这种双重身份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繁荣和文论繁盛的先天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引导当时文坛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后世提供师法的楷模。魏晋六朝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是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诞生单篇作家作品评论(如曹丕《典论·论文》)或系统理沦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关乎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气质个性和对时世对人生抒发的复杂情感是虚实含义多元化产生的基础。

正是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等对文学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虚实思想准备了温床。那么具体到这一阶段的文本和创作呢?纵观魏晋六朝近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一部《世说新语》便是他们言行、思想和心灵的折射。他们在反叛和怀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视和怠慢中，散发出一种昂扬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哲学内涵论文篇8

处在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的现代社会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公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公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作为公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书籍时刻与公众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以及经济发展的推动，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书籍装帧艺术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成为现代图书市场商业化表现形式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公众选择书籍的一种重要参考方式。如何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在多种书籍形式充斥其中、书籍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不仅需要在吸收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而且还应该学习国外优秀的经验做法，寻求变革和创新。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开展对日本设计艺术哲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书籍装帧艺术影响的研究。

本选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1）本文以日本设计艺术哲学对中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设计艺术哲学中的优秀经验做法以及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存在的不足，丰富了对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的理论研究，能够为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提供理论指导。（2）本文在论述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存在不足的基础上，结合日本设计艺术哲学的优秀经验做法，提出了我国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对策，有助于我国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进而推动我国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

2.日本设计艺术哲学概述

2.1日本设计艺术哲学概念

日本设计艺术哲学是指运用于日本国内的，将艺术的形式美感应用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设计中，凸显出设计的特色与内涵，使之不但具有审美功能，还具有实用功能。[1]日本设计艺术哲学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通过不断的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后步入世界前列，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影响。

2.2日本设计艺术哲学与中国当代设计艺术哲学之间的关系

2.2.1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由于历史的渊源，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在文化深层上实际上是大异小同，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设计的问题上，为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照系统。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在文化思想方面，中国与日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以我国的佛教思想为例，我国的佛教禅宗思想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设计艺术有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在吸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2]我国在设计艺术上对日本的先进设计艺术方法予以借鉴，体现出了日本设计艺术哲学与中国当代设计艺术哲学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2.2.2相互促进的关系。处在当前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一国内部，还体现在国与国之间。这种国际发展环境，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无论是在经济交流，还是在文化、艺术等交流方面都得到了实现。这些有效的交流，使得日本设计艺术哲学与中国当代设计艺术之间相互促进，体现出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3.中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对日本设计艺术哲学的借鉴及受到的影响

3.1借鉴

3.1.1细节层面的借鉴

在书籍装帧艺术方面，我国当代的书籍装帧艺术可以从细节层面对日本设计艺术哲学进行借鉴。日本设计艺术哲学往往注重艺术内涵的表现，这种艺术内涵的表现常常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选择的设计素材、线条与颜色的运用等。我国当代的书籍装帧艺术可以从这一方面入手，从融入艺术内涵的层面对日本设计艺术哲学进行借鉴。

3.2影响

3.2.1设计思想的影响

日本设计艺术哲学在设计思想上，往往表现出了精巧、力争完美的设计思想，这种设计思想极大地提高了日本设计艺术哲学的品质，同时也影响到了我国当代的书籍装帧艺术。我国当代的书籍装帧艺术可以从设计思想上进行改进，除了在注重书籍装帧艺术的表现内容之外，还应该从设计思想上予以改进，也就是从设计品质层面提高我国改革开放后书籍装帧艺术的质量。

3.2.2装帧材质的影响

在装帧材质方面，日本除了运用传统的设计材质之外，还将现代社会中的高新材质运用到设计艺术当中，使得整体设计艺术不仅拥有传统的元素，而且还体现出了现代化的设计特色。在这一方面，我国当代的书籍装帧艺术可以从装帧材质方面予以改进，可以在选择传统的装帧材质时，还可以选取高新材质，如纳米材料、铜书、石玉文书、浮雕纸、图文纸等，从装帧材质方面提高书籍装帧艺术的品质与感官效果。

3.2.3意境构建的影响

从意境构建层面来提升设计效果，是日本设计艺术哲学中的特色体现，这种注重意境构建的设计特色赋予了设计艺术更多的内涵，能够让公众充分地感受到其中体现出了的认为关怀与艺术特色。日本这种意境构建的设计艺术哲学能够推动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从单纯的书籍装帧设计向意境构建的设计艺术转变，进而帮助读者更为全面地理解书籍装帧艺术的设计内涵。

3.2.4整体布局的影响

书籍装帧艺术的特色并不只是单个部分的特色体现，而是各个部分的充分结合之后的特色体现。在日本设计艺术哲学中，非常注重从整体布局的角度来表现设计艺术的特色，能够将设计的内容全面地表现出来。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可以从整体布局的角度进行改进，包括字体的选择、图片的选择、线条的选择以及材质的选择等，将这些充分地结合起来，使之构成一个完整而又统一的整体，进而实现对书籍装帧艺术的表现。

4.结语

作为我国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书籍装帧艺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书籍装帧艺术不只是一种设计艺术的表现，而且还有着显著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选题的定位、营造书籍外在的形态以及经营书籍内在的信息以及与读者的互动。由此，书籍装帧艺术作为设计的一个门类，不只是对一本书籍进行的创造性行为，它还包括了与这本书的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对此，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应多借鉴国外设计艺术的优秀经验，从材质、表现内涵、整体布局、画面效果等方面进行改进，进而提高我国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的设计水平与艺术内涵，推动书籍装帧艺术在表现书籍所固有的精神性、人文性、创造性的时候，将书的精神与人的思想充分地结合起来，使之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哲学内涵论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科内涵 建设思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这个世界，分析世界，进一步探索未知的领域和规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思想，马克思主义自从其上个世纪传入中国就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生根发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指导方针。所以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和建设思路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去建设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含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被赋予了新时期的特色，更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纲领性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含义指的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首先需要确立基本原理的学科含义，而这总是与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含义来说，必须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领域

（一）文献研究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查阅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的相关书籍资料，同时在知网，万方等知名网站上下载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而对收集到的资料数据进行整理系统归纳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研究的现状，分析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归纳现存的的主要研究成果，在研究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献中，摒弃作者的不足之处并且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经验。

（二）体系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和建设思路来说，首先从思维上来说，主要指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发展来形成的一个科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基本原理中深深蕴涵着的立场和方法，换个角度看，基本原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构建。

（三）现实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我国学界由来已久，无数哲学家、思想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穷其一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而在新时期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朝多元化、创新化发展，我国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以及加深，积极拓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以及中国化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因此在社会主义不断推进的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而是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偏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问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验结论而非理论结论，另一个问题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进程的主要参考依据，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全盘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建设思路

（一）科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进行构建的时候，必须要坚持科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原则，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当做是实践总结的经验而非指导理论，采取以点带全以及中国化研究视角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践成功的具体案例当做是某种经验方法的总结，仅仅是从实践层次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抽象概念和个别原理进行论述，而没有上升到理论的角度上开展相应的研究。尽管经验方法论可以解决中国当前的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够从整体方向上引领中国向前发展，也不能够就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理论解释，也不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中的作用。

（二）分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原则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的主要形式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尤其是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形形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逐渐产生，日益显露。人们的价值取向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而变得多元化，这种现象波及到了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校园，影响着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所以必须要坚持分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原则。

（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成果，是经历一次次革命与战争证明出来的。这种基于经验方法论的研究缺乏历史总体性的研究和思想史的反思，不能够系统完善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成果展现出来。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只有经过实践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适应中国需求的马克思主义。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命题的依据，但是尽管强调只有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光是实践经验，更是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思想指导。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和建设思路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是通过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和建设思路，所以必须要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列宁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哲学内涵论文篇10

关键词：以人为本;哲学内涵;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

一、“以人为本”的哲学内涵

（一） “人”的哲学内涵

关于“人”具体的哲学内涵，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黑格尔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人是具有大脑能够主观的进行思维的，并且人自一出生就是形而上学家，就是人天生就具有思维，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并且黑格尔崇尚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所以黑格尔把思维中的绝对性当做自己研究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概括来讲就是对人的现实的存在和社会历史现实科学的发展，下面我们具体来解析在马克思学说的哲学体系中，“人”的具体的哲学内涵。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本来就是自然地存在的生物，人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进化发展过程，可以说人是进化发展的形成物，人由于是存在于自然界的，所以人无论是本身的躯体还是生命都是属于自然界的，这就决定了人想要获得发展和生存就必须依赖自然界这个平台。自然带来的生命动力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本质能量，人可以具有主观能动性，并且利用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新奇的物质，并且这可以显示出人类生命自身的力量，可以说离开了自身所处的自然界，这个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另外，人是社会的存在物，这可以说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进行总结，究其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自然界的存在包括人自身所处的环境和人自身以外的自然存在。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存在物，这一点特性也是人有别于动物的一点，马克思认为：“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基本”。最后，人是具有自身意识，对所做的事情有自己的主观意愿，并且可以根据条件拥有非常强的塑造性的生物，可以说人的生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这一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

（二）“本”的哲学内涵

哲学上所强调的“本”，首先这个本它是本体论的一种说法，它主要指的就是社会的基础本物，在实际的哲学界，心、物都一度被当作过“本”，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本原，在马克思理论中期初对于本位论的思想是有严重的弊端和错误的，它没有以人存在的本质为主体，而是将人排除在外，仅仅是以一些抽象物进行认识，这样一来就使得马克思理论严重的缺乏公众认可性，这样就不能对世界的终极本原以及构成进行科学准确的探寻。因此，本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的主要矛盾点。逐渐的这一有弊端的理论逐渐走向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人本主义逐渐演变到以人为中心的本的含义;其次就是讲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中的“本”，在马克思理论中，人本的“本”是具有主体意义的是实际能动性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主观行为的实际依据。

二、“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依据

通过上述描写，我们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进行细致的描写，并且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实际的生活中和，我们追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这里“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群众都是国家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国家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发展据定了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再者就是发展观的唯物辩证性，发展是一种行为过程的主要的结合体，是代表着前进的主观行为，所以在人类的发展中，要正确的认识科学的发展，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的发展观。

三、“以人为本”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依据

在现实中，我们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把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最主要的依据和出发点，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需求，国家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必须对其进行满足，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尊重人民发展的主体地位，将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作为发展的动力，人的全面发展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特色社会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

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具体的内涵所在，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体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性探究，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因而在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重大目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是相互统一的，是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具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它对于我们对“人”、“本”的认识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统一性，我们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体现就是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