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十篇

异化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异化劳动；地位；意义

1异化劳动理论的渊源及建立

1.1异化思想的渊源

异化一词最先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卢梭提出，卢梭认为由于私有财产和专业分工的出现，人失去了自然自我，使自我陷于相互冲突，相互疏远的利己主义当中。卢梭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创造的文明但是却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思想家。

异化一词作为哲学术语，指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自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赋予异化概念丰富深刻的内容，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精神、自我意识、思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外化、异化为对象世界（主体、客体），这种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否定；但精神把本身的创造、表现当做外在的、生疏的、与己不适应的东西，最后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一切异化回到自身。

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前人关于异化理论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于1844年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从起源上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既成形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1.2异化劳动理论的建立

（1）劳动者同其本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份工人回到了野蛮劳动，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但表现在劳动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行为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活动。劳动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丧失自己的人性。

（3）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的本质就被贬低为手段。

（4）劳动中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和过程的异化，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2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这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成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及线索和构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仍是不成熟的，在晚年马克思已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

从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来看，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思想最初的一种经济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尝试。

异化劳动理论首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源，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的暂时性，从而揭示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异化劳动理论在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这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另一方面，涉及到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因素或性质的理解及其评价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核心所在；而有的观点则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残迹，是不成熟的一个标志。笔者认为，人本主义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东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遗产，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人本主义只具有价值评判职能，而不具有科学认识和科学分析的职能，即它不能用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人本主义必须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局限性妨碍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因此也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异化劳动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必然使其自身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必然使成熟马克思重建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既蕴含着产生唯物史观的新的思想因素，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的痕迹；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又慢慢失去其基础和其出发点的意义，逐渐地抛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术语和旧观点，保留了异化劳动的某些职能。马克思为了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这种非人化的影响，在晚期仍然使用异化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失去了原来作为认识或方法论的职能，而只保留了其价值评判的职能。

3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及现实意义

3.1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异化劳动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剖析，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利用物质关系来说明精神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使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研究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经济学的解析，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开端。

（2）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揭露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有力武器，揭示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就在于资本家支配和统治劳动者，奴驭压迫劳动者，说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为阶级都争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3.2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及时代价值

当代社会的主题是发展，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实施发展，加速发展，防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异化”现象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的异化”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起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反映到当代社会就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如果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反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那这就是发展的异化社会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与最终目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注重人性的发展。在我们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发展的最高尺度。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与衡量。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与决策者，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

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的。而人的发展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

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现代人在国民素质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内容。

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的必要条件和人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要将人的个性发展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不断地被物化的情况下，对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人本身，重新审视人在当代社会中人的作用，思考人类发展的前途，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和引导作用。

现在，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做到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对于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

异化理论论文篇2

一、关于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劳动理论，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中第一个规定阐发的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1页。）是一种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的表现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越大，自己占有的产品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越高，他自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成了统治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的产品的力量越大，统治自己的力量就越强，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工人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作为他产品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以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因而工人为了生活，必须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到了双重的丧失，即劳动者自身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说：“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2页。）

马尔库塞在新的条件下提出的异化理论，也阐发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做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注：《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马尔库塞这一番叙述表明了工人和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的关系，工人受消费品的压抑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自由，在强迫性的消费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完全受到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支配，是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奴隶。

由此看出，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论述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阐明的工人与产品的关系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产品而处于奴隶地位，马克思强调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而马尔库塞讲的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关系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是资本家利用他占有的产品强迫工人去消费，推销他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使劳动者成了产品的奴隶，他强调的是强迫工人消费的关系，这的确是马克思那时没有的新现象，马尔库塞指出来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忽视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这相对于马克思是一个倒退。

二、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异化劳动造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主要表现在价值形态的剥削、货币统治和人类的两极化的发展上。

1.关于价值形态的剥削

社会的剥削关系并不是从异化劳动的形成开始的，而是自阶级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它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是在异化劳动的关系下，剥削出现了特殊形态即价值形态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这种剥削体现为人对人的剥削，意味着把人当成一种商品，人遭到了无限的盘剥和残害，这种剥削不仅限于阶级之间，而且还延伸到阶级之内。如劳动力的买卖扩展到人类的一切能力的买卖，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等。

2.关于货币统治

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货币成了市民社会的万能之神，货币把人类的本质化约成抽象的数量，把人的个性和价值变成了一切可交换的价值。货币实现了物性对人的个性的绝对统治，货币具有使物与人的本质倒转的力量，它既是连结人们的扭带，也是离间人们的手段。“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3.关于人类向两极化发展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类向两极化发展。首先，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化，资本家成了财富的集中者，而工人成了贫穷的集中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穷。生活资料出现了两极化，资本家需要的生活资料精细化和多样化，而工人的生活资料粗陋和简单化；智慧上也出现了两极化，工人创造了智慧，却被统治阶级占有，而工人成了“愚钝”的人。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工人被排挤在人类正常生活以外，不成其为人，这种状况工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资产阶级才是出路。

马尔库塞认为，在生产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财富增多了，产品多种多样，任人消费，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矛盾已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体，没有任何反抗力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原因如下：

1.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高度发展使体力劳动者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改变了工人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工人主要是指出卖体力劳动的人，而资本家就是靠买到这种劳动力而起家的，是靠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的，工人也因此落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满意这种地位而起来反抗。但现在不同了，原来的这种状况不存在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注：《单向度的人》，第23页。）但这不意味着从要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地位，而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可以说，过去对工人的肉体的奴役，现在是心灵和灵魂的奴役，这种奴役形式的改变对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受奴役之苦，因而他们的反抗情绪也很少了。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职业分层显示出了同化的趋势。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出了个别劳动过程”。（注：《单向度的人》，第25页。）这种变化使工人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各种职业融合为一体。马尔库塞认为，今天的自动化改变了各行业的差别，也就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的这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今天决定生产力的不是别的产品，而是机器，今天的这种关系不是工人同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而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适应中，个人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人同机器浑为一体，被机器同化了。

3.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自动化的实现，不仅过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减少了，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消费品，使人们各种需要得到了满足，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舒适、幸福，因而工人失去了他不幸的意识，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工人不仅生活上感到满足，而且意识上也感到愉快。这样，工人从生活到政治意识方面都同资本主义社会融合为一体，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否定方面，只有肯定的方面。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当时的真实关系的揭示，而马尔库塞却是对今天的真实关系的曲解。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上也有明确的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在今天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一些阶层。

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异化世界，把工人阶级降到非人的地位，消除这种异化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这场革命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了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工人受的奴役是最重的、最典型的，它是人类奴役形式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它也是反抗旧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也是人类的奋斗方向，所以，工人阶级是消灭异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马尔库塞则认为，由于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它过去作为革命主体的作用。今天作为革命主体的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亚阶层，因为工人阶级已同资产阶级融合了，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他们不再反抗现行的制度和资产阶级了，所以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因素。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蓝领工人已失去了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那种革命性，工人阶级已变质。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人以外的亚阶层。他指出：“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种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是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注：《单向度的人》，第215-216页。）马尔库塞的这些论述无非是证明这些亚阶层受压迫最深，最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应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从马克思与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比较中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提出的，有不成熟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揭露，这种异化现象至今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明显存在。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尽管晚于马克思一百多年，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现象，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如资本主义新的奴役形成是对工人心理和灵魂的奴役等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中不成熟的因素更多。

1.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被融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是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更是如此。居里说：“科学并无罪，有罪的是不好的利用科学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艺术的进步，它是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强资本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资产阶级重视科学技术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科学技术的基本内容是资本，而资本累积的物质内容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抗加深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使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剩余价值率增大，这便是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提高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如美国1949年是146%，1957年是263%，西德1950年181.4%，1960年236.3%，1976年上升到276%等。

2.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被利用，缩短了必要的劳动时间，实际上对劳动者的剥削加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对工人生理和心理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自动化使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有所减轻，但紧张程度增加，从而对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的控制更加严格。由此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像马尔库塞说的那样工人被融合到资本家那里去了，而从实际上看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加深了。

异化理论论文篇3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就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广告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广告图像符号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本文将通过对香港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的分析，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香港回归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异化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沈从文哈代人性乡土文明文化批判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一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也不例外。这两位文学大家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从边城走来的沈从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契合。他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现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犷;翠翠纯真而又温柔;萧萧勤劳而又单纯;天宝和摊送胸襟坦荡，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态。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脚苗族寡妇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释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美、爱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对于扭曲变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和鞭答。《龙朱》、《柏子》、《萧萧》、《丈夫》演绎了在异质文明的挤压下，乡下人灵魂的堕落史。

哈代的“威赛克斯”小说创作始于《绿茵下》，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识地将叙述重点转移到人性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他曾谈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现出坚毅、刚强、勇敢的品格。虽然他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但却始终不向环境和命运低头屈服，为实现人生理想排除万难。随着创作的深人，哈代惊异地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扼杀，也目睹和感受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朴的民情已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取而代之的是以苔丝和裘德为代表的广大的乡村人民在现实与理想、灵与肉的冲突中被压垮、被撕裂。于是，在《绿荫树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苦苦地找寻着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反复吟唱着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来，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赛克斯”王国里人物命运的变迁与完美人性的失落。归根究底，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浸润和滋养这些乡村居民的文化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人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长的文化的变化。所以，通过考察人物命运和关怀生命本真，二人将笔触延伸到了现代文明重压之下急速蜕变、衰败的传统乡土文明与文化。而有特殊的时代语境使两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态: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蜕变时期。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即新兴的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取代之时。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②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及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为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从文构建了“湘西世界”的对立面—“都市世界”。他挥动手中的笔，剥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尽情展露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或是油腔滑调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众。总之，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都市人的种种丑态。在湘西的边城小镇，现代文明的浪潮滚滚袭来，在人们头脑中尊严和耻辱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与“义”之间的天平慢慢倾斜，勤劳、质朴、正直等传统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强力正加速离开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摊送的爱情在“渡船”与“碾坊”的较量中最终是走向了悲剧。因此，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以及为理想人性寻找“诗意”的寄居地就成为了沈从文边城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哈代身为乡土文明的产儿，他的小说敏锐地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给农业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也无比痛心地披露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悲剧命运。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人物都是传统文化的血肉化身。通过他们，哈代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机，使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战得以形象化、具体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二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三不同的选择与出路

沈从文与哈代都试图找到解除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办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湘西世界”的蜕变还处于最初阶段，仅有沈从文这样的思想先驱才能意识到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面对乡土社会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浸漫而颓然解体的现实，两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不断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从文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气，以完善道德和人性为宗旨建构他的文化故乡。湘西小说就是他这一哲学的艺术再现。他虚构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这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了最高的审美批判标准。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朴、正直，而有意略去了乡村生活的落后、贫困，也忽略了乡民的愚昧、无知、鄙陋。他的力作《边城》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小说不仅展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民情，而且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因为爱而消解，一切都笼罩在友爱和谐的氛围里，爱成为了构筑社会、弥合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人到老边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④，从而“弓}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见，沈从文坚持唯美主义的原则对边城、边民进行了审美化改造，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传达了其以爱与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与美德的愿望。

与沈从文重铸民族品德不同，哈代狠狠地撕碎了温情主义的面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抨击，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他把爱情和婚姻生活作为探索社会的切人点，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去关注人。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人孤独。苔丝作为他塑造的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融坚定、热情、谦卑和刚毅等优秀品质于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女性，被人引诱，受辱后又被当成了伤风败俗的女人。苔丝的毁灭，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厌倦了沉闷的荒原生活的游苔莎，最终死在了逃离荒原的途中;淑大胆地追求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约束的爱情。但当她与裘德同居时，却心生犯罪感和堕落感。在异教和基督的抗争中，她内心万分痛苦，最终为基督殉葬。哈代的作品表明，人是生活于“有毛病的”世界里，无奈、悲愤、绝望的情绪像影子一样跟随左右，而死亡和毁灭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不单如此，在展现人物现实生存困境的基础上，哈代进一步地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他由关注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冲突上升到关注全人类的悲剧性冲突，从个人的迷茫去理解全人类的困惑。他设计了“小时光老人”这一独特艺术形象，并借他来表达对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

异化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 归化异化理论 英文电影片名 翻译

引言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优秀外国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一门综合艺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让观众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为其了解绚丽多彩的异域文化、人文风俗提供了机会。电影片名能够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地揭示剧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观众接受异域风情的电影，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片片名的翻译若能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与影片内容完美结合起来，吸引译语观众，激发其观看欲望，则对于影片的市场推广与文化传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片名翻译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一部电影的浓缩和精华，由于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和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需要考虑在不同文化中翻译的可接受性和社会需求，传递独特的美学特征，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片名翻译应该按照一定的翻译方法，译者应通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扎实的语言功底来处理源语中独特语言形式和文化传统。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有两种处理方法：归化和异化。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了“归化法”（domestication）和“异化法”（foreignization）两种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策略是指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文化传统习惯来取悦译语观众，而异化翻译策略完全忽略目的语现成的表达方式，以符合源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进行翻译，追求新颖与异国情调。

一、片名的归化翻译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带来了电影片名翻译的不同取向。“归化派”认为译文应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进行翻译，创造目的语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标题，这样增加了本土化因素，符合本土文化特征、审美情趣与接受力，淡化了异国文化带来的理解障碍。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东西方的不同思维方式在语言文化上有所体现。西方人的思维是逻辑性的直线思维，崇尚个体，重分析和细节，从局部细节着眼，强调开门见山，具体准确，直截了当。反映在电影上则多以故事情节中的具体人、物、事、地点作为影片片名，如Rain Man，Hamlet，Casablanca等。中国人重共性，重归纳，赋有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曲线思维特质，强调含蓄婉转、迂回曲折。这种审美心理对汉语有巨大影响，中国观众习惯于接受概括影片整体内容的片名，因此，短小精悍、音韵和谐、简洁明快的四字格因其文字美感与音韵的回味无穷而备受青睐，如The Great Waltz《翠堤春晓》、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Bathing Beauty《出水芙蓉》、Moon Light《披星戴月》、Speed《生死时速》、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等归化译名因其满足中国大众的审美心理而极具感染力。

译者除了应发挥中文优势之外，还应常用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的四字结构，不拘泥于片名形式上的对应，用富有意境、概括影片内容、富有美感与情趣的语言进行翻译。如电影Salt of the Earth若是直译，则为“地球的盐”，这样的异化翻译只会让中国观众摸不清头绪。其实这个词组来源于《圣经》：盐非常贵重，并被认为是“尊贵”的象征，Salt of the Earth在西方文化中指代社会的精英，而电影里也讲述了美国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为争取权益与保障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影片按归化策略译为《社会中坚》贴近中国观众的欣赏心理，恰如其分地突出了电影主人公的豪迈勇敢。影片片名翻译如果不顾及文化因素，不顾及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就会直接影响到影片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另一部影片Mission Impossible讲述了中情局特工执行任务时遭遇内奸陷害，经过惊心动魄的交锋后，终于胜利归航的故事。此片名若直译为“不可完成的任务”，除了在文采与音韵方面无任何出彩之处外，影片中扣人心弦的情节也丝毫得不到体现。《碟中谍》的归化译法不仅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而且把环环相扣的紧张悬念充分体现出来。在美国影片Sister Act中，黑人女歌手迪劳丽丝为逃脱杀手追击，躲进修道院成为一名临时修女。她一改修女温顺内敛的形象，活泼好动，并在唱诗班大胆创新，使用通俗的流行曲调吟唱，她的热情开朗逐渐让人们开始接纳并喜爱上这位与众不同的修女。若采用直译法译为“姐妹行动”，就会给中国观众以误解，以为是一部动作片或警匪片。《修女也疯狂》这一译法概括了影片内容，突出了主角个性，当“修女”与“疯狂”联系在一起时，自然而然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很快记住。在影片Speed中，退休警官培恩在电梯内放置炸弹，并以13名人质要挟索要一百万赎金。特警通过机智勇敢排除了炸弹威胁，在关键时刻救出人质，但培恩趁机逃跑，特警跟培恩斗智斗勇，最终经过一番追逐搏斗，正义战胜了邪恶。电影片名被译为《生死时速》，给观众带来无限遐想，激起观众观看电影的强烈欲望。若按照异化翻译策略译为“速度”，则翻译语言就过于平铺直叙，难以引起中国观众心灵上的共鸣与震撼。电影The One是一部科幻片，讲述的是在平行宇宙存在的情况下，富有正义感的警察盖勃瑞不得不挺身而出，阻止邪恶的盖勃瑞称霸宇宙的故事。片名若被译为“这一个”，则会被广大中国观众迷惑不解，《宇宙追缉令》这一译法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电影风格与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归化翻译的译名使原题“本土化”，呈现出了意境美感，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接受力，拉近了影片与观众间的距离，产生了良好的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二、片名的异化翻译

电影片名的归化翻译多于异化翻译，但这并不否定异化翻译理论的可行性。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人们接受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不断提高，使异化翻译的存在变为可能。归化和异化翻译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矛盾共同体，不是相互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异化翻译主张保留源语的风格、特色和文化差异，避免使用目的语的表达方式。追求新颖、具有异国情调的语言，原汁原味地传递原文的异国文化特色，让观众领略到异域风情。

异化策略在片名翻译中的应用比较常见，观众可直接领略片名中所传递的独特西方文化，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如Rain Man《雨人》、The Shaw 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Singing in the Rain《雨中曲》、The Jurassic Park《侏罗纪公园》、Chicago《芝加哥》、Gladiator《角斗士》、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Saving the Private Ryan《拯救大兵瑞恩》、Schindler List《辛德勒的名单》等。

异化策略可以让观众置身于新鲜陌生的异域风格之中，增强文化差异意识。如果译者完全采取归化译法，片名所传递的文化差异就会被掩盖。旧时观众由于与外来文化缺少沟通交流，因此更多地依靠本土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了解外来文化，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现今的中国观众可以更加乐于以开放的姿态认识文化差异，感受源语所承载的异域特色，并坦然接受外来文化以扩展经验视野。随着观众对于外来语言与文化的不断加深与了解，片名翻译会逐渐由归化趋向异化。Bodyguard译为《护花倾情》是典型的归化翻译，但是《保镖》的异化翻译如今也备受欢迎和广为流传。电影Casablanca最早采用的是异化翻译《北非谍影》，此名概括了电影的大意，显得简约、明了。但如今，英语在中国的推广使得年轻人更易记住按照英文语音直接翻译过来的名称《卡萨布兰卡》。

观众欣赏一部影片的目的就是了解文化，外语影片译名应囊括电影的主题和内容，并为观众呈现西方文化的韵味和美感，因为重视文化内涵与差异，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为了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有责任让观众体验别样的“洋腔洋调”，将片名中文化信息真实地呈现给观众。因此，异化不失为促进文化交流，扩展文化融合的有效方法。

结语

电影是语言文化的一扇窗口，为丰富人们的生活，拓宽文化视野，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片名是画龙点睛之处。译者在翻译片名过程中应结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灵活合理采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方法，展现各自特有的艺术魅力，传递主题内容，提供审美愉悦，激发观众热情，得到译语观众的接受与喜爱。

参考文献：

[1]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2]杨宇光.黄关福.英汉英美社会生活词典[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3]郑春苗.中西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异化理论论文篇6

白素（1967—），女，汉族，河北西安市人，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摘 要：体态语是人际交往中非言语交际的一种沟通符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社会的互动交际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体态语符号系统的组成和释义，本文拟从符号互动理论的视角浅析中西文化中的体态语折射出文化差异。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体态语；中西文化

体态语是指用身体动作来传达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和文化信息的一种非言语交际手段，由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身体姿势和变化构成的一个图像符号系统。虽然语言是人类交际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是非言语交际同样在日常传播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占有重要比重的体态语被认为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长期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自然符号，其表达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族特征，因而不同民族体态语的文化差异就产生了。符号互动论中的“符号”是指带有意义的事物：语言、文字、图画、手势、姿态、表情等；“互动”则是人们面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主观反应。作为一个微观社会学的理论派别，符号互动论注重符号的沟通问题。

1.符号互动论同体态语的契合点

作为对符号互动论形成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阐释了符号互动论思想。他认为，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来进行的，人类可以借助符号理解他人的行为，也可以依靠符号评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但是，前提是交际双方对使用的符号有共同的意义理解，所以意义是在交流互动中产生的。在跨文化交际视域下，最明显的符号系统就是语言。人们通过接收或发送信息来实现人际间的交往，通过对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来表达和理解思维想法。同时，非言语交际：面目表情、手势、语音语调等同言语交际共同完成发话者思想意义的表达；而受话者对话语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他对发话者言语符号和非言语暗示赋予的功能和价值。符号之所以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是因为它所属的群体的人同意其代表的象征，而且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没有必然联系，具有任意性并且随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2.中西体态语差异浅议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中，美国萨莫瓦（Larry A.Samovar）等采用体态行为这一术语，并把体态语分为外表和衣着、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目光交流、接触语、气味语和副语言。由于篇幅有限，现就体态语中广泛应用的几类进行对比，拟探讨不同体态语中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2.1衣着场景

根据符号互动理论，情境是人们在行动之前所面对的情况，包括行动主体、角色关系、行为、时间、地点和场合等。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景中才能表达出确切的意义。所以，一个符号在不同的背景下意义会不同，甚至会完全相反。比如，在婚姻的殿堂里，西方文化中婚礼的地点一般都在教堂或较为安静的地方来突出庄重和圣洁。婚礼的主色调是白色，新娘的礼服通常选用不露肌肤的白色连裙装，头戴白色花环，象征纯洁和忠贞。新郎一般穿深色西装礼服。中国的婚礼一般选在交通方便，空间宽阔的院落或酒店，突出热闹和喜庆的气氛。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吉祥，象征亲热和幸福，于是人们把婚姻或庆祝的场合布置得红红火火，家里到处贴满红色的喜字。中华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是选用大红色的凤冠霞帔，喜庆、吉祥，其源自满族服装和旗袍。

2.2身体动作

符号互动论的中心观点是，“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一个人在其行动中对意义的使用包含着一个解释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如何对待意义的问题。所以，误解这并不是刺激本身的意义扭曲，而是互动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迷失。此外，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包括言语、文化、制度等，在个体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他的意义。一名中国学生和一名美国学生发生了一点小冲突，由于双方的外语都不熟练，有点势不可收。见美国学生用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的手势语，中国学生便更怒了，认为对方在挑衅。事后才知道手势语“V”在美国文化中表示双方和解的意思；但在中国文化中是胜利的意思。各国手势语的含义千差万别，理解错了就会产生误会，发生冲突。“翘大拇指”在中国是夸奖的意思，在英国和法国是要求拦车搭乘，在希腊是“滚开”的意思；“摇头”通常表示否定，但在土耳其、保加利亚、伊朗等过表示肯定。在符号互动中，人们彼此理解手势，并在理解过程所得到的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活动。

2.3面部表情

人的面部可以展示丰富的情感，是人类内在感情和态度在外部集中表露的信息符号。但我们从不同文化氛围人脸上读到的内容可能与从相同文化氛围人脸上读到的内容完全不同。在欧洲西部地区，扬眉通常是向熟人打招呼的方式之一；但在日本，扬眉是则认为是轻桃的、不庄重的表现。另外，在西方文化中，微笑表示赞许和认同；但是在日本人看来，微笑可以混杂着尴尬、害羞、不舒服和惊讶等多种感情，甚至可以同笑来表示厌恶和悲痛；俄国人则认为在公共场合向陌生人微笑是可疑行为。在美国的《当代生物学》杂志上，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西方人“害怕”的表情在东方人看来是“惊讶”；西方人“厌恶”的表情在东方人看来是“愤怒”。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表达感情的面部表情上存在差异，西方人是从整个脸来解读对方表情的，东方人则更注重眼睛周围的表情，这可能导致对相同面部表情的不同理解。

2.4眼神交流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体态语中最能表达心态思维的部分。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差异，人们用眼睛表达意思的习惯并不完全一样。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在谈话中会有频繁用眼神交流。他们把眼神的接触当作诚实、率真的表现，而缺乏眼神交流看作是不真诚，轻蔑，恐惧和心不在焉。美国人相信这样一句成语“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does not look you in your eyes.”（不要相信那些不敢直视你眼睛的人）。而在中国，人们打招呼的时候确实也会看对方，但是仅仅会持续几秒钟，尤其在晚辈听长辈谈话或下级听上级指示的时候，洗耳恭听却是一种谦逊和尊重对方的表现。在印度，成人在赞美小孩时不能盯着小孩的眼睛看，否则，其他的人会认为这个人的眼睛充满了邪恶，企图引诱别人。在异性谈话之间，西方文化中双方的眼神的互动是一种友好和尊重的意思，但是在中国，如果一个人盯着一个异性看久了，即使用欣赏的眼光看人，也会使对方生气并认为对你产生强烈反感。有教养的英国男子认为直接注视交际对方的眼睛是一种绅士风度，而瑞典人在交谈中用目光相互打量的次数多于英国人。日本人的目光的投射点一般是对方的颈部并认为眼对眼的谈话是一种失礼行为。

3.结语

文化的核心是观念的共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正确的使用体态语可以丰富自己的表达方式，理解别人的意图，避免文化误读。在符号互动理论指导下的体态语交际则凸显了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互动性和社会性，提供了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的探源视角。（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及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 J.法斯特.体态与交际.孟小平译[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5.

异化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李安；中西文化差异；融合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101-02

一、李安电影对“家”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李安从第一部电影《推手》开始，就喜欢用“家”这一主线来表述故事。看似固定在某一地点上的“家”，其实渗透着中西方关于“家”这一文化载体的不同内涵。其“家庭三部曲”的主要场景，大多体现在中国式的家庭中。中国家庭注重的是“同堂”的传统，这是一种“家国天下”的体现。然而在西方国家中，“家”主要以夫妻为主体，其子女成人后大都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喜宴》中，儿子伟同并未跟父母住在一起，二老飞到美国参加儿子按照西方习俗举办的婚礼，母亲为没有举办中式婚礼而落泪。“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饮食男女》，更是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饮食占据重要位置，餐桌上的所有事物都渗透着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渊源，一双筷子、家人围坐着一张桌子吃饭、先老再幼等诸多“规矩”，都有可追根溯源的文化内涵。

而在《冰风暴》里，美国家庭中“子女自由”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想要严厉却力不从心的父亲正好诠释了西方崇尚自由的家庭观念。子女并不因家庭的存在而有较强的集体思想，他们有独立的选择，不是家庭必然的附属，这种观念使本该有的家庭温暖被忽略了。西方家庭中，父亲对于子女的管教显得束手无策，人们遇到困难时首先是怀疑和不信任，对自我的满足和对自身的认同使家庭关系显得脆弱。直到生命消逝，人们才从自私中醒悟，决定相互温暖和依赖，最终得以自救。影片最后“回归家庭”的团圆结局，正是李安在影片中反衬西方家庭文化中缺少亲情和爱的表现，呼吁“家”的重要性。

二、李安电影对“父”与“子”关系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中西方文化中，“父”与“子”的关系显然大为不同，李安对于这种差异有自己的理解。中国的家庭文化中，家主为“父”，即“父权”，这是中国的传统。在李安的电影中，大多有父亲这一角色。最早的“家庭三部曲”其实也叫“父亲三部曲”，这三部电影中都有父亲这一典型的家庭角色，虽境遇不同，但他们均为传统的中国父亲。三部电影中的父亲分别是太极大师、大厨等，在各自的领域受人敬仰。不管是从《喜宴》中伟同为迎接父母到来而改变家中摆设，特别换上了父亲的书法作品，还是从《饮食男女》中父亲每周为家人相聚所准备的饭菜，都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父权是家中唯一而带有专治性质的，就好比“君权”，父亲在家中的地位最高，具有儿女和家族命运的决定权。《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父亲从未露面，但李慕白却充当着这种近似父亲的角色，坚持想要引导玉娇龙走向正途。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家庭是以夫妻为单位组成，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就不存在了。《冰风暴》中的父亲一直想要严厉管教子女，却总在管教之后心生不忍，就这样反反复复，再加上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文化，导致父亲无法建立权威的现象，更没有“家中父为大”的局面。《喜宴》中，艾伦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随意的口气和长久未曾见面的事实，也证明了其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李安电影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是威严的，且受到子女的仰望，而在西方文化中父亲似乎是一种挑战、反叛，甚至带有“弑父”的情节。比如说《绿巨人》中，当儿子得知自己是父亲的实验品之后所做出的行动，能看出李安所表达的中西方文化中父子关系的差异。

三、李安电影对爱情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卧虎藏龙》《理智与情感》这两部影片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爱情是保守的，而西方文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自由的。《卧虎藏龙》中，俞秀莲对李慕白的情感来自外界的压力，直到最后他们的爱恋才被彼此放到明面上来承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父命为大”，直接掌管着儿女的婚姻大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被普遍延续。

再看《理智与情感》，同样是阶级化严重的“封建社会”，面对父母安排的婚姻，两位女主角的爱情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大姐较为理智和克制，妹妹较为热情和直率，两人选择的恋爱对象和情路的坎坷，大多也是来自于社会的等级划分和现实的阻碍。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阻碍与《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凸显与融合

（一）李安电影将中国古典美学融入好莱坞。李安在台湾的生长经历和在美国的求学过程，注定他是属于世界的。李安进军好莱坞，他的影片运用了好莱坞典型的叙事结构和单一的线性情节，在受众的观影体验上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儿时的熏陶，使李安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把中国的古典美学融入到西方的叙事方法中，向全世界观众灌输着中国的文化和古典的美感。

李安电影镜头的运用如同中国国画的渲染手法，讲究中国古典美学寓情于景的含蓄，也讲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他总是通过细节向观众述说着镜头表面下的深意，与此同时，李安也喜欢长镜头的环境描写，把人物所处的大环境用一种大景别的长镜头慢慢表现出来，观众不知不觉地走入他所描绘的世界。如《断背山》中用大景别的长镜头表现两个牛仔的放牧环境，蓝蓝的天空、延绵的绿色山脉、满眼的星辰、流淌的河水，两个牛仔无聊的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柔和的氛围中滋生出的爱恋，是可以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异曲同工的安排还出现在《冰风暴》中，冰风暴在短时间内打破了人们的生活，它所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似乎是在这种冷漠的社会背景下酝酿已久的。而在《绿巨人》中，绿色基调奠定了影片的悲剧性和压抑感。

李安喜欢没有声音的画面，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在没有台词的画面中，凭借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加上环境所表现的情感基调，两者合二为一所表现出的张力和内在的情愫，正是李安所喜爱的。

（二）李安电影汇集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反思、交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早已显现，李安作为一个导演，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在电影中体现出来。从第一部影片《推手》开始，李安就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表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传承中国的传统美学，也对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既表现西方的开放和自由，也在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公正看待问题。“家庭三部曲”的故事均发生在具有典型中传统文化“父权”的家庭中，却也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推手》中，父亲与儿媳之间的摩擦，起因便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双方无法相互理解，直至最后矛盾升级，父亲离家出走。《喜宴》中，父母来美国参加儿子的婚礼，却不知道新娘是“假”的。西方开放的恋爱环境，同性恋已被社会逐渐接受，相比中国传统的恋爱观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显而易见，但反思和交融在李安电影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喜宴》中，李安对人们在闹洞房中的表现是坚决批判的。《冰风暴》中，李安对于西方的性自由观念，以及“派对”等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推手》中，儿媳开始学习太极，以及父亲偶尔去儿子家小住，表现了西方人在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化解了家庭中的尴尬。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喜宴》《饮食男女》以及李安的其他影片中。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中国视角的“家庭三部曲”，还是西方电影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等，传统观念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瓦解，再被重塑，中西方文化在李安的电影中冲击碰撞之后，大多重组，最终走向平衡。

（三）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不管是赞赏的眼光还是批评的声音，李安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作为华人导演，能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的并不多，且受到观众如此推崇的更是屈指可数。李安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化融合的探索。李安的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中国热”，或者说是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毕竟并不是所有华裔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的中国元素，都会被西方乃至全球的观众接受和吸收。

李安在好莱坞的大环境中，秉承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于文化的公正和客观的诠释，是他被世界接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中国观众对李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这一部分人认为，在很多中国题材的电影中，李安运用了好莱坞的叙事手法，并且对传统中国的再现有失水准。比如《卧虎藏龙》中，李慕白最后对俞秀莲“莎士比亚式”的告白。但是，这种方式使得绝大多数西方观众深刻体会到两人之间的情感，并且感悟到中国武侠世界儿女情长的无奈和神圣。

李安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他在思考和探索之后找到的平衡，一种影片外化的中西方文化的平衡，更是内在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所要达到的平衡和融合。

参考文献：

[1]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莫娃，付慧敏.阅读李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金洪申.家庭伦理与爱情伦理协奏曲――李安电影综论[J].电影文学，2007（02）.

[4]黄文杰.李安华语作品解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03）.

[5]胡智锋.影视文化前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异化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红楼梦》 饮食文化 文化负载词 异化与归化

引言

近年来涉及到霍译本的译评著作文章较重要的有肖家燕、洪涛、李晶和赵朝永等人，对两种译本中具体译例的优劣得失都有所论析，如回目、人名、颜色、宗教等内容的翻译特色及误译、漏译的情况等。钱亚旭与纪墨芳于2011年发表《霍译本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定量研究》（红楼梦学刊），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其翻译策略；肖家燕于2009年发表《概念隐喻的英译翻译》，注重研究文化负载词的隐喻。但仍不足以一一反映其细部特征，对其细节部分分析以及成因的研究稍显不足。本文拟就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出发对杨宪益和霍克斯所译（以下简称杨译、霍译）《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负载词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探索饮食文化负载词的有效翻译途径。

一、异化与归化的内涵

韦努蒂（Venuti）在1995年提出了两类翻译策略：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他把这两类策略的源头追溯到施莱尔马赫及其1813年发表的《论不同的翻译方法》一文。归化是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拢。

二、《红楼梦》杨霍译本中饮食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

1.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红楼梦》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也是红译研究的热点之一。总的说来，杨译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基本上忠实于原文，强调把中国的文化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而霍译本则向西方读者靠近，采取了归化于目的语读者的态度，其目的是期望译文更好的为西方读者接受。

2.杨霍译本的翻译策略在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体现。

①千红一窟

杨译： 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

霍译： Maiden’s Tears

杨译似乎是中性，而霍译文中明显带悲。其实，这个茶名最后一个字与“哭”谐音，所以霍将它意译出来。“红”在中文里也表“女性、少女”之意，杨在这里用异化把“红”直译成“red”，不加注释易使西方读者误解为“鲜血”与“危险”。本文作者认为，杨宪益最好在第一次将“红”翻译成“red”时加注释说明中英对“红”的不同理解，这样才能让中国的这种文化慢慢融入西方世界。

②黄酒

杨译：Shaosing wine

霍译：Rice wine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追溯历史，绍兴黄酒闻名古今。杨宪益将其译为“Shaosing wine”，是用“绍兴”这个地名来指代酒名，向外国读者展示此酒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霍克斯则将其译为通俗易懂的“rice wine”，读者一看即明其为何物，却感受不到任何文化底蕴。

③挂面

杨译：Noodles

霍译：Vermicelli

挂面是一种细若发丝、洁白光韧，并且耐存、耐煮的手工面食，有圆而细的，也有宽而扁的。中国人喜欢吃面食，尤其在北方。远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在食用这种“快餐”。杨宪益采用异化，将其译为“Noddles”，是为了传播中国挂面的独一无二；霍克斯采用归化，将其译为“Vermicelli”，在西方饮食文化中通常表示“意面、意粉”，于外国读者而言可减少阅读障碍，却无法呈现出中国文化特点。

三、杨霍译本不同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1.翻译目的不同。影响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翻译目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原则和过程。在翻译《红楼梦》饮食文化负载词时，杨氏夫妇是为了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因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保存原著的中国饮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注重译本的可读性。

2.主流翻译理论与译者文化不同。杨氏夫妇受到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影响，同时习得汉语且受中国文化熏陶，将“信”，也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在第一位。在霍克斯所处的西方，受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影响，且英语为母语，故翻译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做出的反应达到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因此，我们在《红楼梦》霍译本中见到最多的是归化和意译的身影。

参考文献：

异化理论论文篇9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不是取文化形象而舍语言结构，是不是阻断源语文化成分等等。论证归化与异化何去何从，必须首先承认这两个层次。混淆两个层面的矛盾，翻译研究就是无的放矢。

2.坚持异化：文学翻译的文化传递功能

笔者认为，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可以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两个层面得到恰当的定位。文化是倾向性的定位，采取归化或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感受。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translation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3］。文化异化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别国的表达法，给读者一种新颖的冲击，让读者置身于奇异的文化氛围之中。简言之，异化就是让读者体验陌生，以便可以接触异国文化。归化则是通过译者的修改，抹去文本表达的源语表达方式，通过对翻译的支配，将异国的文化改头换面或祛除。文学文本是各种文化的凝结，文学是关于人的东西。本国的读者阅读本土的文学作品，可以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异文化的民族，阅读文本也是体验新文化的捷径。当今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伴随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前进，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加。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语境下，翻译应该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尊重别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共存和共同繁荣。正因为如此，文学翻译在文化这个宏观层次必须坚持异化。例如中国古诗之中蕴涵的古典文化精华，在西方文化之中没有对应，就必须异化，才能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3.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操作上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decisionmakingranks）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ranks）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文化直入（thego-aheadmodel）

(2)文化阻断（theblockmodel）

(3)文化诠释（theannotationmodel）

(4)文化融合（theintegrationmodel）

(5)文化归化（theadaptationmodel）［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异化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异化；理性化；工业社会；马克思；韦伯

任何欧洲现代文明之子，身陷工业社会冰冷的运作逻辑之中，都无法回避一个充满悖论的现实:似乎被日益强烈的理性与技术光芒所照耀的人类，在蜿蜒前行的路上也投下了日益拉长而孤独的身影。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将这一现实的悖论引入到异化的分析之中。而比马克思晚了近半个世纪的韦伯，毕生关切的理性化无疑也从另一方面触及到工业社会的困境。作为“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曼海姆语)，韦伯更多地从维系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体系内部予以考察，他对文化合理性的批判与马克思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在更普遍层面上的社会理论领域互相呼应，互为补充与支撑。“韦伯合理化理论中这种批判向度的一个历史效果，就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通过韦伯理论的中介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1]

一、 马克思异化观:外在超越与自我超越

1. 外在超越——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回到社会本身

本文期待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论源头、新的内涵和逐步完善的阶段进行梳理后，能够寻求到韦伯语境阐释与充实的空间及其两种理论对话的平台。马克思引入的异化概念其实是近代欧洲哲学的概念。它主要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作为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主体亲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外在于人，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隔膜，甚至转过来支配人，奴役人[2]。马克思的异化观是一种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回到社会本身的异化观，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同时也实现自我超越的异化观。它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超越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完善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又通过赫斯的金钱异化观摆脱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束缚，从而回到了社会本身。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使人的活动机能与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于是由第一、二层面的异化可以推出第三个层面的异化，即“类同人的异化”[3]，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使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样的结果，也造成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4]。也就是第四个层面的异化。至此，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论述，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基础上实现了超越。然而，正如《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论述:“马克思这里肯定的是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的客观活动，并且是人的客观活动(劳动)。请一定注意的是，这个客观活动再前进一步就是实践。但这里还不是，因为这里还是人本主义的非历史的逻辑规定”[5]。

可以这么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虽然将“异化”从纯粹思辨和宗教人本主义中拉回到社会本身，然而，“这种劳动并不是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现实存在的感性劳动活动，而是一种具有人本主义逻辑含义的主体价值悬设”[6]。因此，这种对经济异化的总体逻辑的哲学批判，也不可能为韦伯理性化语境提供介入与阐释的空间。但是，当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与他人的关系，指向了私有财产制度，就为两种理论提供了对话交融的平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以及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而“人对他人的关系”，无疑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元素。在韦伯的理性化语境中，这种基本元素起源于社会行为。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他认为社会行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有目的的，二是行为指向他人。由行动者出发可以建构制度和社会。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续统的观点，在随后的霍曼斯与布劳的交换论以及舒茨的约定互动论中都有所体现。然而，并不是所有行动的结果都能与目的相符，在行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偏差甚至完全相悖的现象，在1844年的马克思看来，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异化，而结果则是私有财产。

2. 自我超越——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

其实，马克思的异化观不但是对前人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自身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是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的超越。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异化观超越与完善的轨迹。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异化”更多的是指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经验的事实”，而这种现象和事实受一定社会关系的控制。因此，异化现象必须与一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背景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不仅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本质，而且同一时代之中处于不同关系的人们也有不同的本质[8]。这也是说，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研究不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进行历史的唯物的分析。

马克思异化观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化的同时，他的研究视域也逐渐从哲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作为社会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似乎更多的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认为，不是异化导致了私有制和分工，而是相反。在韦伯的视域中，这种私有制和分工到了工业社会就变成了官僚科层制的庞大机器，在官僚化趋势下，人们失去了积极创新的活力，沦为顺服适应现状的小螺丝钉般的秩序人，他们表面上看来都拥有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的压榨下，在官僚科层体制中毫无选择自由，只能循规蹈矩地运转，“理性”逐渐沦为“非理性”，成为一个悖论(paradox)。韦伯无疑绕开了阶级对立这一领域，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科层制的分析还是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支撑马克思的异化观，他在体制内的分析补充完善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二、韦伯的理性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支撑与充实

乔治·瑞泽尔认为，虽然马克思不是社会学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尽管他的著作过于广博以至于不能全部放进社会学领域内，但一种社会学理论却是在他的著作基础上建立的[9]。韦伯所开创的理性化路径无疑是其中最为响亮的回音。韦伯谈及的“理性化”，似乎是社会各个行为领域逐渐分化的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逐步廓清界限，依据自身的运动规律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理性化”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一种悖论，它不仅意味着不同价值的冲突，也蕴含着价值与结果的背离[10]35。

正如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必须回到社会关系中阐释一样，韦伯将理性化的起点界定为社会行为。他认为社会“关系”包含在行为中:“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相互调节的，并以此为取向的若干人的举止。因此，社会关系毫无例外地仅仅存在于发生在其(意向)方式可以标明的社会行为的机会之中，而首先不管这种机会建立在什么之上。”[11]他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合理，价值合理，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他认为，进入工业社会后，后两种行为即情感行为与传统行为不再占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前两种行为尤其是目的合理。在经济领域中，这种行为要求有计划地分配和利用资源，以成本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生产因而不再是为了维持必要之生计，而是经过有效的计算与管理来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无疑导致了“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之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官僚科层制的膨胀。在韦伯看来，目的理性的彰显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无疑充满了勃勃生机，它为工业社会描绘了一幅前景无限的构图，而人也在图中被脚手架、摩天大楼、机器、烟囱遮蔽起来。他一直认为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社会生产力的保障。

马克思异化理论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中解脱出来，在现实劳动中对异化进行了批判。这一过程在韦伯的理性化语境中可以大致阐释为“解除魔咒”的过程。马克思异化劳动观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劳动活动中，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人都疏离异化了；而在韦伯的语境中，异化被表述为一种目的与结果的背离，即人们行动的效果常会违逆原先的企图。马克思与韦伯似乎都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有外在因素的介入。马克思的异化观将这个因素引入私有制，引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分析之中，而韦伯则将此因素放在私有制的具体制度——官僚科层制中进行论述。

在韦伯看来，工业社会中的官僚组织已凝固成为禁锢个人自由的冰冷外壳。官僚组织在其形式上无疑是合理的，是理性化的制度体现，然而正是这种形式的合理性的大行其道，束缚了实质合理性施展的空间。实际上，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出版之前，勒维史(lowith)就在《韦伯与马克思》中将韦伯“理性化”概念和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异化”概念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两者对资本主义的透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韦伯借由普遍而不可避免的“理性化”来分析资本主义，此概念就其本质是一个中性的观点，但评价上的意涵是暧昧的；相反地，马克思将他对资本主义的阐释立足于普遍但可改变的“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这样一个清楚明确的否定性概念之上。理性化或自我疏离，它们是对资本主义基本意义可供替换的两套描述，也包含着现代社会的特性[10]9。魏斯也认为，在所有“资产阶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中，韦伯不只是在核心问题——亦即有关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性、兴起条件及其社会文化的影响——上和马克思特别接近，就连韦伯的论证方式和引申出的价值关怀，如他对理性化后“铜墙铁壁”的现时代中个人自由丧失的警觉，也与马克思的“异化论”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性[10]52。

本文的意图旨在论述韦伯的理性化可以对马克思异化观进行另一个维度的阐释与充实，但并非认为两者完全契合或者可以相互替代，它们在论述路径、蕴含层面、最终结论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维度，但是它只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哲学理论，而在外显的层面上，马克思的关注中心更多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12]而韦伯的理性化包含着文化批判与制度批判，理性化的内涵并非文化哲学理论，它涉及的范围似乎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外显层面即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更为接近，这也就是说，在韦伯语境中得到很好地阐释与充实得更多的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外显层面。但是，上述种种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两种理论的隔离与排斥，恰恰相反，它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好提供了互为补充的平台。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从所有维度完美地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这就意味着，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它的现实解释力的大小，还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与包容胸怀，取决于它为其他的理论提供了多少“接口”，从而实现自身的“升级”。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异化似乎可以在韦伯的语境中得到阐释与充实:“在马克思那里，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的概念首先运用于雇佣工人的存在方式上……，随着具体劳动力转变为抽象劳动力的观点，异化概念便失去了它的规定性。这样，异化概念就不再涉及一种典范的实践模式的偏离，而是涉及一种作为自我目的表现的生活的工具化……”[13]。本文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韦伯语境中的阐释与充实，可以使异化更好地说明工业社会两难困境这一事实，将理性化的有效成分吸纳进异化理论中，可以从哲学思辨到抽象劳动再到具体制度与社会行动诸多层面对资本主义实施有效的批判。异化与理性化并非对立的两极，它们可以在扬弃中、在更大的层面上走向统一。

三、 困境的出路与理论的延续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呢?或者说，如何走出工业社会的两难困境呢?在马克思看来，对异化的扬弃必须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他为此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积极扬弃是既克服又有保留，克服一切消极的东西，保留一切合理的东西。如马克思所指出，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2]与马克思相比，韦伯对理性化悖论的解决则是一种含义模糊的语焉不详。他在字里行间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悲情，一种无处救赎的绝望之情。但是，笔者认为他之所以没有指出困境的出路更多是因为他志不在此。也就是说，身为一名学院派的大师，韦伯更多是遵循正统学术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决定了他的研究旨趣，也束缚了他的研究动机。于韦伯而言，韦伯语境中对异化的扬弃之路缺乏阐释与充实，但是，在韦伯理论的延续过程中，却有很多学者试图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结合起来，进而提出自己的救赎之道。在这批学者中，卢卡奇无疑是不可忽略的一位。在他那本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同时确立了对发达工业社会文化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这些都集中体现于他著名的物化理论中。与韦伯相似，卢卡奇在发表他的物化理论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未公开出版。卢卡奇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相结合，融入自己的创见，形成了物化理论。他给物化现象下的定义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情况，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14]他在对物化形式的剖析中，深刻地分析了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等形式。其中，人的数字化可以在韦伯理性化理论中的合理簿记中找到源头，而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则与马克思的异化的第三、第四个层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同马克思相比，卢卡奇更加注重从人的活动方式本身，即从文化层面来展示物化结构和物化现象的负面效应。从这种意义来看，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为主要形态的文化批判思路[12]。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通过韦伯理论的中介，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化批判精神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主体结合起来，形成了针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代表作，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则将技术进步对人的奴役进一步深刻地表述出来，认为人被消解在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哈贝马斯对“沟通的合理性”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系统研究，寄希望从中找出困境的出路，他认为从社会行为网络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互动行为模式的分析中可看出社会行为相互协调的基本机制，即“同意”和“影响”。为此，他批判并改进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扩展了韦伯的“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基本概念。哈贝马斯似乎倾向于认为，工业社会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要走出这一困境，在他看来，必须提倡一种基于沟通合理性基础之上的新型伦理学——商谈伦理学。可以这么认为，与其说哈贝马斯对笛卡儿以降的理性观进行批判，毋宁说他更多的是将其有选择性地吸收。既综合前人理论又有所创新，庞大繁杂而富有体系的沟通行动理论从封闭的内部来看的确精妙无比，但是，如果跳出其中，将它置于更为复杂的现实社会中来看，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其中蕴含的商谈伦理学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哈贝马斯无疑试图在马克思与韦伯之间进行理论的中和，商谈伦理学既不像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那样指向一个终极目标，也偏离了韦伯审慎的学术风格。因此，它也无法具备马克思的批判力度和韦伯的深刻洞见，失却了两位大师理论精髓的魅力。

在20世纪的社会理论长河中，关于工业社会困境的探讨是围绕着马克思开启的异化理论的主线进行的，无论是20世纪初的韦伯，还是其后延续韦伯语境的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都在自己的理论中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进行了阐释与充实。尽管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终究瑕不掩瑜。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洗尽铅华之后的诸多理论可以在更广的领域内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互契合，它们都可以看做是对异化理论的不同面向或维度的丰富与补足，抑或是对其未及详述而略显单薄的某些方面的理论支撑，它们与异化理论一起，共同揭示了工业社会的冷酷现实和深层困境，共同为人类智识的累积，为时代精神的丰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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