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范文10篇

异化范文篇1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translation和free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onhis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translationand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1]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Foeignizingtranslation/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Baker,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linguistics

2.(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cultural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adaptation)/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四、归化与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4]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五、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Schleiermacher的原语是：Thetranslatoracaneitherleavethewrit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readertohim,orhecanleavetheread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writertohim.(Schleiermacher,1838:47,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Bringthereadertotheoriginaltext’wouldcorrespondtorequiringhimto

processthetranslationincontextoftheoriginal;‘[Thetranslator]thustriesto

transport[thereader]toitslocation,which,inallreality,isforeigntohim.’

(Schleiermacher,1838:219,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2]黑体系作者所加。

[3]在MonaBaker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Iffreetranslationisnotbadtranslation)

2.(Iffreetranslationisnotranslation)

[4]不过，Gentzler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

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

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Revised2ndedition,MultilingualMattersLtd.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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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差异化营销差异化战略竞争优势构建特征核心能力

所谓差异化营销就是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凭借自身的优势之长，创造出个性突出的产品和服务，比同行竞争者更有效的满足目标颓客的需求。在需求创造市场的大背景下，“差异化战略”一经提出便受到企业的追捧。然而目前很多人只是简单的把差异化战略理解为特色化，或认为差异化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引入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对差异化战略进行解释，使企业对差异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以期对欲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有所裨益。

一、差异化营销战略的内涵

1．环境适应性。

差异化战略作为一种战略，首先是寻求对环境的适应而存在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史的考证》一书中便提出了“企业经营战略应当适应环境、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的主要思想。战略与环境相适应得到了后来学者的普遍认同，它强调了战略决策所依据的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理性的分析技术是基于环境的变量，战略的核心在于对环境的适应，战略能够使组织通过确定外部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获得组织与环境的协同与适应。

2．竞争位势与定位。

差异化战略是分析企业的竞争位势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定位。企业战略的核心应在于选择正确的行业，以及在五种竞争作用力面前寻找进退有据的地位，做出适当的定位。

面对上述五种竞争力，企业可采用三种基本的通用战略应对——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目标集聚。其中差异化战略就是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全过程的某些环节中形成与竞争对手的差别，形成竞争上的优势。差异化实质上就是追求垄断性要素的一种方式。它可以赢得顾客的忠诚，并在面对替代品威胁时，所处地位比其他竞争对手更为有利。

3．难以模仿性。

企业差异化战略的成功还在于自身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经济学家潘罗斯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指出，管理资源是制约企业成长的瓶颈性因素，因此，企业间的差别是一直存在的。由于管理资源产生于团队的互动和通过互动积累的经验，是组织通过长期团队工作、试验、学习和演化而来的组织特殊技能，所以管理资源是在别处无法简单复制的。

核心能力理论对企业的启示是企业在实施差异化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培育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使得自身的差异化不会因为竞争对手的模仿或替代而变得“不差异”。

4．动态能力。

由于竞争优势会随时间的发展而被侵蚀掉，企业必须能够使它们的资源和能力随时间变化而改变，并且能利用新的市场机会来创造竞争优势的新源泉。动态能力理论里所讨论的能力已经不同于前面提到的企业核心能力，而是改变企业能力的能力。从本质上来说，动态能力论表现出了一种动态的非均衡状态，认识到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环境中，企业需要对能力持续不断地维护、培养和开发，从而实现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

二、差异化营销战略的构建特征

1．环境扫描。

环境扫描是指对企业环境的整体作一般性的监视，它包括外部环境审视，内部优劣势分析以及企业经营目标的确定等。环境扫描的目的在于发现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的周围环境的变化，包括：政策或政府本身的变化，宏观或微观经济的变化，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内部资源评价则包括分析企业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有形资产是指那些很容易计价，可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的项目。无形资产是声誉、品牌、文化、员工知识、专利，以及累计的学习和经验。组织能力是指企业组织调动各种资源，培育出自身不同于其他竞争者的最根本的竞争能力和优势，用以持续的满足受众需求，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环境扫描和企业战略的形成、方案选择、实施和控制组成一个连续、并行的过程，环境扫描贯穿战略过程的始终。企业应不断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来调整以及创新转换，从而动态地形成和实施战略。

2．差异化营销战略选择。

差异化定位就是为顾客提供与行业竞争对手不同的服务与服务水平。通过顾客需求和企业能力的匹配来确定企业的战略方向。差异化战略是以了解顾客需求为起点，以创造高价值满足顾客需求为终点。因此，在决定整体定位差异化的时候，必须要把顾客的需求、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及竞争对手的服务水平三个要素综合考虑，做到三者的协调统一。

有差异化的顾客就有差异化的需求，有差异化的需求就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因此细分市场，以满足不同顾客群的多样化需求，成了眼下企业经营的着眼点。细分市场的确定，有助于企业找准目标顾客群，并通过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来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

差异化战略可以分为如下三种：产品差异化，指企业的产品在性能、质量上明显优于竞争对手。形象的差异化，企业通过塑造优势的品牌、成功的cI策划，借助公关传播，使企业在顾客心目中树立起优异的形象，从而对该企业的产品发生偏好。市场差异化，指由产品的销售条件、销售环境等具体的市场操作因素而形成的差异，包括在定价、分销、售后服务等方面形成自己的差异化优势。

3．差异化营销战略实施。

具体的差异化战略被选定后，就涉及到战略的实施过程。战略通常是由组织高层制定的，但是战略的实施却要触及公司的所有层面。具体来说，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制定计划、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领导、激励和奖惩。计划包括向组织成员传达该完成哪些具体的目标和活动、谁对这些具体目标和活动负责、何时进行活动及该获得什么资源等。相当于把战略转化为重大方案和项目、职能战略及政策和预算。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应当支持制定的差异化战略。此外，领导者应当不断地与组织内外的人们，将信息和意图传达给他人，使组织朝着既定的方向行动。同时，开发适当的激励和奖惩系统鼓励推动战略的员工行为。

三、有效营销战略的五大特点

1．要有一个独特的价值诉求。

就是你做的事情和其他竞争者相比有很大差异。价值诉求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准备服务于什么类型的客户?满足这些客户什么样的需求?你们会寻求什么样的相应价格?这三点构成了你的价值诉求。你的选择要和对手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和跨国公司竞争做同样的事情，就不太可能成功，因而必须制定一个战略，采取一种独特的视角、满足一种独特的需求。

2．要有一个不同的、为客户精心设计的价值链。

营销、制造和物流都必须和对手不同，这样才能有特色否则只能在运营效率上竞争。

3．要做清晰的取舍，并且确定哪些事不去做。

制定战略的时候要考虑取舍的问题，这样可以使你的竞争对手很难模仿你的战略。取舍非常之重要，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他们不愿意舍弃。如果你有取舍的话，对手学了你就会伤害他自己，这就迫使对手做出取舍：或者彻底放弃自己已有的核心优势，或者放弃抄袭，或至少不会有效地抄袭你。

4．在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必须是相互匹配并彼此促进的。

西南航空的低成本模式、戴尔的直销和大规模定制模式为什么难以模仿?因为他们的优势不是某一项活动，而是整个价值链一起作用。竞争对手要想模仿你不能只模仿一件事情而是要把整个战略都模仿过去才能有效。

5．战略要有连续性。

任何一个战略必须要实施三至四年，否则就不算是战略，如果每年都对战略进行改变的话，就等于是没有战略，而是跟时髦。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永远一成不变，首先你要不断地寻找先进的做法，第二总是要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实施你的战略。如果有了新的技术，那么就要问下我这家公司如何用这个技术使我的战略变得更有效呢?如果你有一个很清晰的战略的话，实际上，变化得速度更快，因为有战略你就会确定出优先顺序，确定出哪些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战略的话，所有东西你都会觉得是重要的，这样哪个先做、哪个后做反而搞不清楚了。

四、核心能力培育

核心竞争力的开发与维护需要企业在长期的差异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予以提炼、归纳、总结、创新。在实施差异化战略来开发与维护核心竞争力时，企业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失去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化，其成本是非常大且显而易见的；第二，核心竞争力需要持续的投资和强化，那些不能在差异化上持续经营的企业要想获得核心能力是很困难的。

异化范文篇3

一、科技异化之内涵分析

“科学”和“技术”并称“科技”，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和实践的观念总结。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趋向一体化的视域内，“科技”常被作为人类实践意识和价值观的总称。“异化”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在马克思那里，它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变成了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而丧失能动性，使人的个性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1](P131)。根据上述界定，笔者对“科技异化”做出如下定义：所谓“科技异化”，就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对象物，不但不能对实践主体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压抑和束缚了主体的本质力量，从而让科技的性质从“为我”蜕变为“反我”。不可否认，科技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优秀成果体系，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有力的助推器，但在异化的时代，科技已演变为一种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的存在，科技进步的成就背后，负效应的阴影也逐渐显现。爱因斯坦曾经作出这样的寓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二、科技异化的内在机理

1.自身异化———关于“我是谁”的拷问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物质生存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又成为社会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在科技异化的背景下，科技开始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产生侵害，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生理特性，支配并威胁人类的发展。故而，科技异化的第一步便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科技驱动对人生理机能的“改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寿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诸多问题：克隆技术让低级的无性繁殖介入有性繁殖过程，这种发展阶段上由高等向低等的倒退威胁到“人之为人”的本质；转基因技术将人工修饰过的基因进入生物基因组中，引起生物体乃至人体性状的改变，动摇了“人是自然产物”的固有观念；人工智能将某些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在人脑之外的环境模拟出来，引发了对“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质疑[3](P228)……当人由“万物之灵”的至高地位逐步沦为技术的工具性产物之时，人的本质也将受到严峻挑战，人类的生命伦理观和人道主义原则也将遭到冲击，最终损害人的价值与尊严。第二，科技引启人类生物性状的蜕变。人类智力和体力的解放无疑是科技进步的福祉，但人类主体发展的限制和对物化工具的依赖也因科技而起：数字技术使信息传输和处理更加深入和高效，同时也威胁到接触信息的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脑批判创造功能的销靡[4]；高技术器械和现代工具的出现，让人的肌体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导致了人肌肉组织的萎缩；各种人工合成的补品和营养元素逐渐介入人类的饮食文化，丰富人们餐桌的潜在后果是人类消化功能的退化；高科技面料和空调设备让人们在严寒气候中得以生存，同时造成人体自身调节能力衰退。由此可见，科技力量固然带来人类生活的便捷高效，但由此产生的人体机能下降、记忆衰退及精神荒芜问题却是高科技无法规避的负面效应———凡此种种，无不是科技异化进程中科技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分裂、科技与人本原则的背离的外显形态。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类因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无法正确区分出自身与外在世界而导致异化现象，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之中，高度理性的人仍因不能分辨自我与外在而受到科技改造，这不能不引启我们的深思。

2.环境异化———生存危机之痛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具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也就是说，科技不仅要依赖于对物质世界的充分认识，而且必然要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然而，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科技活动日益彰显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力量，其迅猛发展速度加深了科技和自然界的矛盾，加剧了人类社会遭受科技掌控的危险。一方面，科技异化直接诱发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人类来说，自然就是包括大气、水、土地和矿藏等自然因素的生存环境，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繁衍活动，是人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和生活实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但现代科技日益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势头，也使科技日益趋近功利化和非理性化：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和滥垦滥伐行为，直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工业产业的振兴和不断推进，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等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发生；由于人类对生态平衡的不断挑战，物种灭绝、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此起彼伏。恩格斯曾预见性地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P519)如若人类无休止地假借科技名义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掠夺，则势必会把人类自身推往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方面，科技异化间接改变社会环境的原貌。当今时代，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塑造出科技理念指导下的全新社会：数字化、标准化的经济模式消解了差异和个性，形成生产效率迅速膨胀与人性价值快速萎缩的鲜明对比；科技理性取代了个性和感性因素，社会政治变成由规范化制度和法律章程操纵的理性模型；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人成为了科技体系的附属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受机器体系阻隔的纯粹的物质关系，间接导致人性冷漠和人际疏远。无怪当代哲学家舒尔曼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疑将被现代技术控制和决定。”[6](P1)长此以往，人类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将逐渐被科技取代。

3.何去何从的未来之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科技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7](P9-10)。同样，作为人类理论的思维基本形态，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高度的文明。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不平衡态势，科技的发展日渐成为推动哲学的进步的力量。科技的日益强大的进程使人类对其产生了非理性崇拜而置人文思维于不顾；科技开始与道德疏离，科学逻辑也逐渐和价值分裂[8](P25)。如同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所言：“科学以‘表述’方式陈述经验事实，艺术以‘表达’的方式表现情感。若哲学履行科学的表述职能，那么它给予的只是幻象而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若哲学履行艺术的表达职能，那它既不像艺术一样震撼心灵，又无任何真理意义。那么，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9](P223)如果说哲学使人对自身反思和总结，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那么科技则使哲学淹没在科学逻辑的权威之中，人类也就走下了自封的神坛，成为科技意志塑造下的存在物。“科技把人变得更像技术，人把技术变得更像人时，人就是技术或技术就是人之间的纠缠，使得技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之间产生出本质上的混淆。”[10](P222)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使人类主体逐渐“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1](P9)：这种社会意识给人类带来不安和焦虑，使人沦为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单向度的人”。久而久之，人类将质疑自身理性思维而盲目依赖科学精神，人类固有的哲学逻辑也必定被科技逻辑所代替；摒弃了“人之为人”的哲学根本，人类将不再具有独立思想性和批判性，人类共同体终将在科技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三、科技异化的消解路径

认清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异化影响，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科技不是永恒真理，也不是万能钥匙，科技的最终目标是要服从并服务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故而，科技异化不可能依靠科技自身解决，而是需要人这一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消除科技异化的负面影响。

1.人本至上：从“凌驾于人”到“服务于人”人既是科技的发明者，也是科技存在的根本目的。因而改变科技异化的失当现状，必须坚持合乎人类主观目的的实践原则。一方面，要把科技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让科技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活动，从而使科技复归人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要把科技与人的主体实践目的、实践方式相结合，让人类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丰富自身文化生活，创造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操作层面上，首先要弄清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从源头上明确方向，避免走入科技异化的困境；其次，兼顾人的自身特性，让科技进步与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推进；再次，要以人的道德和文化为准绳，防止任何形式的科技异化人文精神的现象出现。总之，只有坚持人本原则，科技才能克服凌驾于人类的状态，真正成为“人”的科技。

2.生态为先：从“粗放索取”到“理性维护”“生态”是生物的生活状态，即生物的生存状况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中，人与自然无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辩证统一的关系，才能规避当前生态危机的风险，同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貌。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之下，利用自然的过程也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摆正科技这一工具的位置，抛弃原有的“科技中心论”和“唯科技论”的错误认识，把索取自然、破坏自然的消极行为变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积极行动，以求科技的长期繁荣和人类的持久进步；此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还要不失时机地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大力开发生态技术产业，将科技转变为造福人类、优化环境的有利工具，以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异化范文篇4

截至2017年的11月11日24点整，第九届天猫“双十一”全球购物狂欢节数据再创新高：全世界总计225个国家与地区加入了这次购物狂欢，全球消费者通过支付宝完成的订单笔数高达14.8亿，最终销售额达1682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的1207亿元增长40%。在越来越普遍的网络疯狂消费行为背后，折射出网络消费者的消费异化。狭义的网络消费异化，指在互联网这个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物中，消费者通过互联网提供的购物服务以体现自己的个性，却在网络媒介提供的无数符号中逐渐失去主观理性判断与自审能力，拜倒在符号化的商品面前。网络消费者执着于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依赖于网络媒介而导致行为出现偏差与异常，最终导致人在网络消费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丧失。①在当今网络时代，消费异化生成的原因更加复杂，本文拟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其原因。传受一体的消费者在过去的传播模式中，传者与受者之间界限分明，呈现一对多的情况：我们不是创作者便是欣赏者，我们不是生产者便是消费者。伴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熟，传者与受者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商家、生产者依旧是传播者，但消费者已经不局限于接受者，他们同样是信息的传播者。当今消费者的“个人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被激活”。②当消费体验完成之后，消费者中的部分人将会创造信息，即把自己的消费体验在网络上公之于众。诚然，消费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流，为他们获取有用资讯、探寻实用产品有着积极作用，但这同样也是消费异化产生的原因之一。勒庞在《乌合之众》之中指出，个体在处于独立状态拥有比群体更清醒的头脑与更理智的判断，这是因为当个体处于群体之中时，会产生“群体心理”，更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在社会化媒体情景中的购物过程中，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规划之外的冲动性消费。产生冲动性消费的路径包括两条：一是消费者参考并接受了信源其他消费者所提供的商品信息与评价，从而产生冲动性消费；二是消费者认为购买某产品，可以满足信源消费者对其的某种期望，即社会化媒体中消费者们的感情关联程度，会使消费者更加看重信源消费者的看法与期望。③另外，根据“把关人”理论，在群体传播中，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者把关人自身价值标准信息才能传播。把关人过去由专业的记者、编辑或者媒介组织担当。而新媒体具有“互动”“移动”与“匿名”等几大特性，信息传播呈现了“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动摇，传者与受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社会化媒体中，每个人都能成为把关人，但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削弱了外在的法规约束，也弱化了内在的道德约束。部分网络媒体编辑、网络购物达人等意见领袖贪图商业利益，大肆宣传其所承接广告中商品的符号价值，使用直观刺激的图片、生动形象的文案，用美丽、名誉、财富等符号信息挑拨着人们渴望成功的神经。更有甚者，在网络上宣传着与实物不符的虚假信息，本该建构网络健康消费环境的把关人缺失应有的素养，影响了消费者获得良性的购物信息。网络消费的符号性符号消费是造成网络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以符号价值为基础的符号消费理论最早由鲍德里亚提出，他将符号消费分为四个层次：一、表现在消费产品外观上，给予品牌生命力的示差符号；二、体现消费者社会地位与品味、个性的象征符号；三、影响对消费品消费过程的空间符号；四、消费的仪式符号。在当今的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为消费者构建了新的消费空间符号。消费者的网络消费不再局限于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愈加偏向对符号化商品内在“意义”的消费，即符号消费。但这种符号消费，往往是对虚假需求的一种追逐。一、网络消费的拟象性。网络购物为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与不确定性，使得符号消费充斥着鲍德里亚所说的“拟象性”，即网络符号的非现实性。在网络购物行为中，消费者是无法亲身观察、触摸商品，商品只是一种非现实的虚拟符号。由于缺乏现实的参照物，当消费者在网络上产生购买意愿时，大部分情况并不是因为消费者多么了解某个商品，也不是对其功能与优点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而是在网络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上的广告与意见领袖们有意引导下，产生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到不可知”的数据时代，淘宝、京东等网络购物平台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商品，但对于现实中的大部分消费者而言，琳琅满目的商品只是虚拟的数据、未知的符号。繁多的网络商品信息带来了认知与选择上的困难，人们变得盲目无知，越来越失去主观的理性判断与自审能力。在缺乏现实参照物的情况下，盲从媒体的广告与推荐似乎是人们了解自身消费需求的唯一方式。人与商品联系似乎只剩下消费其非现实性的符号价值，至于使用与否、实用与否，都交由未来检验。二、网络消费的炫耀性。

网络消费是一种炫耀性符号的狂欢，稍有不慎将异化为一种炫耀性消费行为。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轮》中首次论述了炫耀式消费，指消费者通过消费商品炫耀自己的金钱、地位、荣耀等，但是这种消费方式往往伴随着铺张浪费，因为消费的物品超出了实用性和生存的必须性。在当下这个数字信息技术主导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空间符号，加剧了炫耀性消费的广泛度与扭曲度。基于网络的开放性、隐匿性与交互性，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平民化的阐释权力。当新的潮流、新的科技带来新的商品，这类商品往往是代表着差异、个性、地位和品位等意义的符号载体。消费这些充斥着炫耀性的符号，成为了自我塑造与群体社交的手段。④因此部分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享受这些奢华、新奇商品的符号价传媒e时代点击新媒体值，更是为了在匿名且广泛的同好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消费者会将自己的消费体验与消费产品“晒”在社会化媒体上，以此与网络上的其他人关联，获得赞美与认可。网络空间对于炫耀性符号的扩散与狂欢就如同催化剂一般，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种虚拟的攀比之中。网络用户的符号性与现实世界相类似，在网络空间中的用户也是符号化存在。但与现实世界中的符号不同的是，网络空间的虚拟与匿名，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我的需求、喜好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符号，既可以是复制现实的自我，也可以是超越现实的自我。一、网络用户符号的互动性。在缺少权威性的网络语境中，充斥着消费主义的网络环境，使得网络用户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与他人的符号互动，从而完成对虚拟自我符号的塑造。错误的自我符号定位，将带来虚假的需求，网络用户为了展现“自我价值”，将盲目进行网络消费，去占据、去拥有更多的商品符号价值。正如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所描绘的那样，消费的意义已经被人们忘记，消费从一种使人愉悦的手段变成了目的。网络空间中人的自我符号价值判断不再依靠自身，而由网络消费社会主导，似乎只有通过不断的消费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人不再是以自身为目的了，人成为他人或者自己经济利益或者说是消费的工具，或者成为了非人的庞大经济机器的工具。”⑤“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一种投资，他的目的就是做个功成名就的人，即是说，尽可能有利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在这种社会中。”⑥人的本质已经被异化了，人将自己与物等同，将自己变成了“消费人”。为了进一步扭曲网络空间中人的符号互动，不少网络公司直接用“三六九等”的符号描述用户。如在苹果APPSTORE消费排行榜位列第一的《王者荣耀》中，游戏运营商便在游戏中设置了不同的贵族等级，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不同的特权与装饰，在游戏用户的账号名称旁也会显示该玩家的贵族等级。而为了获得贵族头衔，只能在游戏中充值消费一定数额的人民币。他人的欣赏与吹捧、追求“贵族”般的生活亦或是为了区分自身符号与其他所谓低层次的人，网络消费出现异化。网络消费的意义不再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而是证明自身价值、标榜与众不同的符号。消费的乐趣不在于人，而是其本身的过程。二、网络用户符号的数据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中的消费者也成为一种数据符号。消费者在网络空间的每一次操作行为都将带来新的数据流动，消费者的年龄、网龄、联系电话、消费习惯、消费偏好都可以是商家的囊中之物。获取了消费者的个人符号后，商家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从而对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行为进行预测，这也正是大数据精准广告营销的雏形。但大数据精准广告营销的相关技术仍处于一个发展初期阶段，存在着诸如隐私安全、高额成本、创意匮乏等问题亟需解决，对网络消费者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数据的采集过程与数据的相关算法。网络空间的虚拟与匿名、我国的网络环境总体开放度不高，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可以进行深度挖掘的质量数据并不丰富，而这必然影响到以“精准”为前提的广告营销。另外，大数据算法也不够成熟，算法无法分辨拥有类似网页浏览行为的网络用户，如在淘宝搜索关键字“鼠标”的消费者，可能是电脑设备发烧友或者网络游戏爱好者。算法也无法分辨账号共用、借用的情况，如一个家庭不同成员共同使用一个淘宝账号，大数据算法也无法分辨出他们各自真正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偏好。不成熟的大数据技术，使其定位与预测功能成为帮助虚假需求滋长的温床。结语网络消费异化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消费异化无视物质能量之间的转换，塑造的虚假需求导致生产与消费关系发生改变，它将扭曲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受到污染，这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对青少年而言，可能造成网络依赖、丧失道德准则等诸多问题。

作者:黄子豪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异化范文篇5

关键词：译语；异化；译语文化；优化

Abstract:AcommonmisunderstandingabouttranslationisthattranslationshouldnotreadlikeatranslationbutshouldreadlikeaworkwritteninChinesebytheoriginalwriter.Forthisreason,thelanguageusedintranslating,i.e.,thetargetlanguage,inourcase,Chinese,shouldbestandardChineseliterarylanguage.Inactualfact,however,thetargetlanguageisakindofdissimilatedChinese.Dissimilationisalinguisticbehaviourandaculturalphenomenoncommonintranslationworks.Thisarticlerevealsthemutualinfluencebetweenthetargetlanguageanditsculture,andpointsoutthatdissimilationofthetargetlanguagemaybeconsideredaconfrontationanddialoguebetweentwolanguagesandtwocultures.Agoodtranslationprovidespalatabledissimilationandthusachievesoptimizationofthetargetlanguage.OptimizationofthetargetlanguagewillbethenewtrendoftranslationinthenewageinChina.

Keywords:targetlanguage;dissimilation;translationlanguageculture;optimization

引言

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译语变异现象的剖析来窥探译语的形态，以便正确识别与其有关的理论问题。

一、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家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原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翻译理论。

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Linguisticturn)。在这种诗学潮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Derrida)、福柯（Michel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意义的可译性问题，或者从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的本质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解构主义学者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如此看来，博尔赫斯（J.L.Borges）的幽默（指他责怪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不无道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afterlife）。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他们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译作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德里达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自己创造的词汇，有区分、延搁、播散三重含义，有的学者译为“分延”)的概念来表示意义的不确定性，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的揭示。

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

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地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二、异化与译语文化

如上文所述，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提倡或者反对。而西方学者提倡在译文中保留语文习惯的差异，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提出来的，即以“异”为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文坛也流行过异化（欧化）之风，亦即以异化为美的文风。不少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国语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尽管当时提倡汉语欧化的作家们后来也克服了洋腔洋调的毛病，但译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汉语的欧化（异化）主要来自翻译文学的影响，而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语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原作语文习惯的同化，即传统翻译理论所谓的“直译”。译语的异化主要来自西方语言习惯的影响，同时，异化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审美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didyoutellthemtoleavethechairswhentheytookawaythe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shallreceivethecabinet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Ithinktheopenairandtheeveninglightwillhaveaquietingeffectonthem.Theycannotmakespeechesatmesoeasilyasinaroom.)

王后：准是那样吗？罗伯特问过布讷计斯，在哪儿学的，能讲演得那么漂亮，他说“在亥德公园”。

(Areyousure?WhenRobertaskedBoanergeswherehelearnttospeaksobeautifully,hesaid”InHydePark”.)

马格纳斯：是；可是那里有听众刺激他。

(Yes;butwithacrowdtostimulatehim.)

王后：罗伯特说你已经驯服了布讷计斯。

(RobertsaysyouhavetamedBoanerges.)

马格纳斯：（略）

王后：你不会因此得到感激。他们以为你只是戏弄他们呢。

(Yougetnothanksforit.Theythinkyouareonlyhumbuggingthe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的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是我国当代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英语水平也超过一般译者，按照常理，他的译语应该和他的创作语言一样，传神，生动，凝练，读起来琅琅上口。但从上面这段译文来看，我们很难相信它出自老舍先生的手笔。对照英文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译语在造句时尽量靠近原文。正是因为要和原文贴切，他才把Whydidyoutell按照原文的词序译作“为什么你告诉”；在“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一句里，除了“斜阳”在字面上与原文略有出入之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能与原文相对应；其他句子也尽量保持与原文的一致，因而显得有些不自然，不大合乎汉语口语的习惯。第一句话，如果译作“他们刚才来收拾茶具，你为什么要他们还把椅子留下？”不是更简练一些吗？最后一句Yougetnothanksforit译作“没有人会因此感激你”，似乎更符合汉语口语习惯。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熟知戏剧语言的特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汉语文学语言的要求，把肖伯纳的这个剧本译得更符合汉语习惯呢？朱光潜先生读过老舍先生这部译作，认为老舍是耍惯了大刀耍不开匕首。果真如此吗？

我们认为，老舍之所以放弃生动活泼的汉语戏剧语言，而采用上文所展示的那种苍白无力的译文，是受了“求同”观念的影响。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自然格外的虔诚。所以“信”字当头，不信则为异端，其中委屈不由分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与“创造性”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形成中国特有的译语与译语文化。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影响。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译学风气影响到译者的审美标准和表达方式。其实，老舍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是认真负责的、富有才华的译者，他们的译语与他们的创作语言之间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受了译语文化的影响，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诗学潮流中的必然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忠实于原作，其主体意识处于压抑状态，较少考虑如何使译语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译语文化对译语的影响，实际上

是文化语境与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把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语文化语境。译者在一定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他受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惯例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过去或当时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审美规范（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的审美理想、艺术法则、表达方式等），同时受到翻译活动内部的矛盾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外语的内容和形式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习惯去遣词造句，这就产生了译语。译语是译者在原作语言的土壤之上，在同原作对话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语境里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译语带有原作语言的某些色彩，但又与原作的语言形式有很大差异。译语在母语中生存，既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译语文化的影响。

译语文化对翻译观的影响直接在翻译效果上显现出来。就翻译观来说，大致可分为译而不作、译而作、译即作三种。译者在这三种状态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由压抑到自由，但始终没有摆脱译语文化的影响。罗新璋先生《释译作》一文对这三种情况做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对译作效果的影响。这里借用两个译例来看看翻译观对译语异化的影响：

译例1：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创伤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做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

（穆木天译）

译例2：

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

（傅雷译）

穆木天是个诗人，其使用汉语文学语言创作的能力不在傅雷之下。但是，从以上译例看出，翻译观左右着译者的翻译方式。穆木天译而不作，把翻译视被动的模仿，认为“译者永远地是感到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所以他在翻译中故意压抑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原作者的灵性，其译语相对于规范的汉语便发生较大程度的异化，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读汉语，倒像读外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作业。相比之下，傅雷的译文要灵活自由得多。傅雷的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译中有作，其译语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异化的程度较轻。

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像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传统观念，就需要理论上的照亮和创新意识的指引。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译语的异化是异国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侵蚀，我国固有的语文习惯在外语语文习惯的冲击之下不断地相机破例，作出妥协，所以，一开始，译语与汉语语文习惯的某些差异可能会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审美障碍。这种障碍久而久之又被人们所习惯，变成新的审美趋势。人们在阅读外国翻译作品时，那种由译语的异化造成的情调给人以美感。

三、异化与优化

我们认为，译语的异化是艺术传达上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审美的需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看待译本与原作的关系时，注重译本对原作模仿的逼真程度。其审美观念近似于文艺学里的“模仿说”，所以，“信”、“忠实”便成为一种审美原则。我们在上文所列举的老舍和穆木天的译文，就是这种审美原则的具体体现。可是，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造，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和变形是有限度的。状变而实无别，躯壳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然故我。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译作里把“燕山雪花大如席”异化为“梅山雨点细如丝”，恐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译语的异化，有程度的分别。西方语言（如英语和法语）之间在句法结构、文化内涵上差异不很大。如果按照苇奴蒂(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观，在译作中尽可能地保留外语的语文习惯，以表现不同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带有异国情调，这种做法在西方也许是行得通的。可是在我国，汉语与英、法、德、俄等语言之间在语文习惯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大得多，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在翻译中尽量异化，那么语文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作在汉语表达上的梗阻和文化上的“错位”，出现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的现象。

译语的异化，有层次的高低。就审美理想而言，中外翻译家都强调译语与原语之间的透明，不露翻译的痕迹。果戈理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像玻璃似的透明；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Thebesttranslationdoesnotsoundlikeatranslation)；钱钟书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些审美观念表明人们对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中外语言与文化相通而又相异，相通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产生可译性，相异使得翻译出现困难，产生对抗性，产生译语的异化。上文所指出的原语的语文习惯对译者的约束，迫使译者在“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保留原语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所以，好的翻译不可能听起来不像是译品，译作与原作之间不可能像玻璃那样透明，而译本读起来也不可能不像译本。这就是说，译语不可能不异化，不可能不变形。基于此，我们在确立译语生成的艺术法则时，提出“和谐性”原则，就是考虑到“和”中包含着“异”，而“同”中无“异”。

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译者把一部作品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其译语可以是浅陋的，带着浓重的翻译腔，读来佶屈聱牙，也可以是优美的、亲切的母语中带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像扑面的晨风给人以清新的愉悦。关键在于译者是否具有科学的翻译观和相当的艺术表现力。许渊冲先生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发现汉语与英、法等西方语言在修辞和审美效果上具有各自的优势，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势竞赛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我们从许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模式中借用一个“优”字，来把握译语的异化过程，避免译语浅化，争取译语的优化。

译语优化的过程，是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者努力消除两种语言之间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牵强的痕迹，使译语的生成尽可能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优化不是归化，而是异化，是适度的异化，或者叫做“美的”异化。

优化的对面是浅化，或者称为囫囵吞枣的异化。浅化往往是被动的译者所为。译者在翻译中缺乏创造性，俯首甘为原作者的奴仆，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后面爬行。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晰：

Thenthereweresighs,thedeeperforsuppression

Andstolenglancessweeterforthetheft,

Andburningblushes,thoughfornotransgression.

译文1：何况还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穆旦译）

译文2：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许渊冲译）

同是译语，译文1的浅化显而易见。译者只是用汉语的词语传达了原语的浅表意义，并且译者缺少创新意识。这样翻译只能造成译语的浅化。而译文2的译者显然有整体和谐观念，在译语的文化语境里把握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发挥汉语的优势，追求“和而不同”的审美效果。译语在译者的艺术再创造中得到优化。

优化是一种再创造。而经过译者再创造的译文往往给人以“不忠实”的感觉。这就出现了译语对原语超越的问题（这也是翻译理论深层次的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指出，“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也。”优化的译语，与原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审美形态上超然于原语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失真，实质上是真与美的统一，达到了较高层次的优化。著名旅美翻译家思果（蔡濯堂，Frederic.CTsai）在阐述他的“信达贴”原则时曾举以下例句，也可以说明译语异化的层次。张教授与李教授两位老先生约好时间在一家餐馆会面，临走时张教授说了一句：

“Well,I’llbethere…”

译文1：“好了，我会在那里。”

译文2：“好了，到时我在那里等你。”

译文3：“就这么说吧，我到时在那里恭候。”

从以上三种译文可以看出，译语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异化。译文1是典型的忠实译文，字当句对，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懈可击，但从审美效果来看，只是浅化的译文。译文2明白晓畅，是等化的译文。译文3同原文拉开了一定距离，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忠实，实际上达到了信达贴的效果，显然是译语的优化。

以上译例说明，译作与原文之间，不是简单的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而是一种整体的和谐关系。“和”包含着译者的忠实的态度，也包含着适度的优美的“异”。“异”就是译者的创新。译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表现原作者的原意，译语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具有不确定性。诗无达诂，字无定诠。西方人说，词无定义，义由人生(wordsdonothavemeanings,peoplehavemeaningsforwords)，译文里加入了译者的理解和再创造，译语只能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融通和对抗中寻求和谐。译语的表达既带有译者的主观情绪，也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色彩。

异化范文篇6

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娱乐等消费客体所设计的各色各样的网络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诱骗网民的“特码”、虚假购物网站上的水货、底价品、义卖物、“中奖”信息、求职者信息百花齐放式的争奇猎艳，色情、凶杀、暴力、恐怖等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竞相亮相，腐化和冲击着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消费者。影响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网络游戏了。网络游戏文化热潮开启了一个“我趣故我在”的娱乐时代。以网络游戏为例，作为大学生消费社会的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以意识形态的意义，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天堂2》、《天上碑》、《奇迹MU》、《仙境传说》等网络游戏，带着强烈的“我趣故我在”的个性元素与颠覆性的后现代气息，将大学生带入一个网络的逍遥世界，让他们在心理效应的异化中，享受其间的纸醉金迷。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消费群，是网络游戏的疯狂玩家，审美判别能力、道德选择能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不足，很容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游戏所制造的娱乐情境和时尚趋势，更加剧了大学生生活体验的荒诞感。有一些大学生，特别是富二代，走进了笑贫不笑娼的消费社会，糜烂的社会灵魂刺激着变异的消费行为。网络里展示的炫富飙车、竞技逞强、豪赌斗狠这些所谓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使不少大学生患上了“偏执与疯狂”症。盛大旗下的《永恒之塔》曾让一名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消费了万元学费，网络虚拟的泰兰德、大第安、复仇天神等“消费”了一个13岁男孩的生命……网络的匿名性与隐蔽性更容易激发大学生憋屈的冲动与欲望，网络的大量的有害信息加剧了他们心理问题的起伏性。当网络游戏作为符号商品被消费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时，行为怪僻、性格叛逆、生活放荡、环境荒诞、娱乐狂欢、实验性的自我实现倾向的另类景观卷起了今天大学生消费主义的种种黑尘灰土，并拉响道德反思的警报。为了一件大品牌衣服或者高档化妆品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失足女的报导已不新鲜。大学四年花费84万人民币的账单，出手如此阔绰的他，汶川大地震募捐时，“毫不吝惜”地捐了10元，学习用品实现了“零消费”。道德的真空状态、道德失范现象已成为当今高校的严肃话题。

消费方式是指消费主体与消费客体的结合模式。即消费主体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来消费消费客体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在由多元的生活元素组合的包罗万象的大学生网络消费社会里，消费方式较之前发生了异化。1．炫耀性消费方式炫耀性消费是把奢华、高档消费品及形象当作一种表征地位的符号载体。人，特别是年青人，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炫耀倾向，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大学生很容易接受炫耀性消费方式，并将它视为一种生活依赖，享受“凡勃伦效应”带来的满足感。在五光十色的消费旋涡中，喜欢有人欣赏和吹捧，喜欢装饰化的形式化了的标榜效果，追求贵族式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奢华的消费把自己与所谓的低层次者分开。在炫耀性消费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炫耀性消费效用。大学生爱体面，喜欢享受自己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的优越感，但是超越自身经济条件的炫耀性消费则是将人生的意义定位在炫耀的需求上，很容易扭曲人生价值观，甚至导致腐化堕落的行为。IPHONE手机似乎被贴上了炫耀性消费的标签，一拥有它，就好像比其他同学高人一等。一位纤纤弱体的护士在车站把玩IPHONE手机遇抢，抢手机的居然是一名“90后”的在校大学生。被称为“官二代”的尤异希“右手挎爱马仕，左手提一个LV”的照片，在“炫富”的催化剂下在网上疯传，炫出贪慕虚荣的拜金主义的丑行。2．调侃式消费方式调侃成了网络交际的一种伎俩，为了宣泄不满和无奈的情绪，严肃的话题可以被演绎成娱乐化的消费。没钱的消费者被调侃成“月光族”、“持卡族”，有钱的消费者被调侃成“高富帅”。2012年，大学生疯狂地以乐观幽默的调侃方式消费着“世界末日”，各种消费活动纷纷拿“末日”做噱头，淘宝、亚马逊、唯品网、网吧、百合网等成为世界末日前夕的大学生消费主战场。如今，曾经以“温文尔雅、含蓄温婉”形象出现的大学女生也被戏谑式地贴上了“网上商品”的标签，“大一学妹”被标上了抢手的新货，“大二学妹”成了“降价包邮”的过时货，“大三学姐”沦为“打折包邮”的抛货，“大四学姐”跌入“已下架”的压仓货。有正义感的大学生还喜欢用调侃的方式消费社会腐败现象。最近媒体铺天盖地消费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在黑色幽默的调侃中，以仿太史公之笔调，一吐为快地消费着不雅视频的女主角。大学生不仅有生存的需求，更有对精神家园的需求，一旦迷失在个人的孤独世界里，找不到自我，便会产生泄愤的心理冲动，于是调侃成了大学生的主要生活方式。3．冷漠式消费方式对物质的片面追求，引起了精神素质的缺失，没有精神生活的“单向度人”越来越多。在虚拟的网络交际社会里，微博、QQ、BBS等方式构建了“不在场”的交际模式，情感的交流是通过手指敲击冰冷的键盘来实现的。虚拟的人际交往代替了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由于虚拟的人际交往模式缺乏真实的情感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冷漠。一部分大学生逃避现实社会真实的交往，自我封闭，生活消费都在网络上进行，把网络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心理交往的场所。即使是共居一室的舍友之间，也很少沟通，大家都沉浸在网上与素不相识的网友聊得热火朝天。正常人际交往的缺失使部分大学生情感冷漠、行动变异、心理错位、心理失调，失去现实社会的人情味，出现“网络孤独症”等心理疾病，成为“病态人”。网络虚拟交易的网络购物又堵塞了一条传统人际交往的渠道。同时，部分违规商业行为在网络消费的环境下滋生，其负面影响又进一步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信任度。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消费，数字化的用语使之沦为数字的奴隶，成为淹没在数字符号信息中的“数字化的人”，进而出现道德滑坡、焦虑苦闷、心灵空虚、漠不关心等症状。

消费异化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弗洛姆消费异化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当代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行为。

(一)马克思的消费异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观可从他对拜物教的批判中窥见一斑。拜物教将商品的价值看作与身俱有的属性，劳动的价值消失在统治者赋予物品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商品拜物教，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两层面纱:第一，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关系所掩盖。商品属性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原子一样的行为，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形式，那种不受他们统制，并且和他们的个人意识行为相独立，不以它为转移的物质形式，首先是由他们的劳动产品一般采取商品形态这一件事而显现出来。”［2］市场的交换行为掩盖了隐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及其使用价值。从表面上看，商品价值取决于商品的市场效力，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取代了。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商品被人为赋予的超自然力量而发生了异化。拜物的意义起源于原始社会对“圣物”的朝拜。圣物，即被人认为显灵的山川或者树石，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精神寄托。这样，物就有了控制人的力量，人和商品关系的颠倒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分离、使得人的行为被异化了。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当商品从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基本消费品转向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载体时，消费就发生异化了，变成左右消费者的支配主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3］庞大的网络营销系统为大学生消费者打开了巨大的消费空间。在形形色色的物质诱惑下，拜物教走进了大学校园。大学这块净土也失落在物欲之中，物质崇拜在大学校园野蛮地疯跑，大学生消费心态表现为炫富、装穷、欺诈暴戾、冷漠、忽悠的负面形态。马克思的消费异化思想对拜物教的本质和产生原因的揭示，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抵制拜物主义。

(二)弗洛姆消费异化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的实质就是人与自身的脱离。“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他的主人。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同其他人一样，他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虽有感觉和常识判断，但却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4］消费不是因为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产生，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的消费使消费者成为消费活动的奴仆。在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里，即使是富人，也会因空虚觉得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无止静的消费欲望使得人只有通过不停地消费，才能感受生命的存在。“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一种投资，他的目的就是做个功成名就的人，即是说，尽可能有利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5］弗洛姆在审视和批评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的基础上，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试图构建人道主义伦理学，改变人们通过不停地消费来逃避自我的现象。“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6］弗洛姆消费异化论揭示了人不应该为消费而存在，启示大学生超越正常生活需求的盲目、冲动的异化消费是一种病态性的社会现象，要杜绝消费异化现象就要树立健康的消费伦理，使人格完善，回归本真。

(三)后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从人、劳动及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揭示了网络传媒语境下消费社会的消费客体的符号化倾向。他说:“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7］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了大学生购买奢侈品以及仿冒品的真相。富二代大学生购买LV包，不是因为它的存放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品牌知名度所带来的提升身份的符号价值的愉悦。代挂iphoneQQ的服务被疯狂地炒作起来的原因是，大学生一方面无力购买价格不菲的IPHONE，另一方面又有炫耀的需求，在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转向了iphoneQQ的代挂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我们会看到消费社会是如何把自己想像成这样并在幻象中进行自恋式思考的。”［8］这样，大学生消费主体成了网络的奴隶，“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9］。网络以其强大的信息存放与功能，将形形色色的文化、风俗等意识形态的消费客体及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体连接到浩如大海的网络系统中，赋予消费享乐的功能、炫富的功能，仿真商品以虚拟的影像呈现几乎成了定义现实的标准。在非理性的消费欲望中，消费主体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的梦幻仙境里，拜物教性的商品广告如解剖用的手术刀肢解着消费主体的心智，以神秘的色彩建构消费主体的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感，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总是消失在再现的技巧和卖弄的修饰中。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揭示了在异化操纵的社会里，虚拟镜像折射出的是大学生消费符码化、虚幻化的万花筒式的生活方式。人丧失了自我的真实，人也被异化了。虚假的镜像一旦被无情击碎，大学生消费者将走向崩溃。

加强大学生网络消费主体性道德教育

大学生网络消费的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课题。如何唤醒消费主体意识，发展健康的消费观，是德育的重要使命。

(一)养成消费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0］消费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人，在生产活动、生活实践和消费活动中，对消费文化，包括消费理念、消费环境、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自觉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消费文化的审视、反省和批判能力，剔除随波逐流的从众思想和高人一等的心理欲求，在抵制奢侈品的诱惑中逐步提升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观瞻自我、历练审美认知的能力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让个体重新回归本位。将外在的教育内容(客体)自觉地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信仰，并成为推动个体积极参与道德活动、主动承担道德义务的强大动力。

(二)建立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如果丧失自主、迷失身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对中国文化身份的维护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但中国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追求过度占有、崇尚满足自我的消费主义渗透大学生的消费思想和消费行为，导致了大学生崇尚国外名牌、模仿西方消费模式的各种盲目消费行为。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备受大学生的喜爱，肯德基、麦当劳深受大学生的青睐，韩国电视剧、好莱坞电影博得大学生的热捧。这些现象暗示了中国消费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文化自主的缺失。媚外消费、“面子”消费、追风消费使得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被扭曲。因此，彰显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建设中国消费文化是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

(三)构建网络消费文明消费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导向，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开展多种有益的消费引导教育活动，如开展消费问题研讨会、消费知识竞赛或有奖问答、消费品鉴别与鉴赏、消费投诉等实践活动，成立各种节俭组织，在校园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把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引向正确的方向。同时，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网络消费舆论，使学生形成科学的网络消费观，促进学生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学生的网络消费能力。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团讯、专刊专栏等传播媒介进行直观形象的网络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舆论等等。

结语

异化范文篇7

长期以来，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普通学校的艺术教育，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认为的德育异化现象，艺术教育往往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成为德育教育的附庸。

就整个学校教育范围而言，艺术教育往往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一问题具体反映在人们对于艺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与确定上，它或者被纳入德育的范畴，或者被纳入智育的范畴，名义上艺术教育姓“艺术”，实际上艺术教育姓“德”“智”，艺术教育因而差不多成了其他方面教育的附庸和“殖民地”。

使用“德育化”这个词，未必确切，这里指的是，在我国，一个长期困扰着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把艺术教育等同或附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艺术育人”或“寓教于乐”就是把艺术完全当作一种德育的媒介和手段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从而把艺术教育纳人到德育的轨道。

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考察了我国普通学校艺术教育后，曾写过一篇题为《中美艺术教育的区别》的文章，该文在对两国艺术教育的目的进行比较时指出：“同一般教育一样，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目的，并追求某种美学的目的。参加艺术活动被认为可以提高人的情操，激发积极的动机和善良的情感。衡量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的尺度，也是看其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在美国，艺术的政治、精神及道德目的都不明显。事实上，如果有人说艺术作品或艺术教育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服务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对艺术会提高人的道德或精神境界，他们也不以为然。事实上，美国人习惯于把艺术视为自我表现、创造力、自发性和个人变异的源泉，而不是那种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目的。”从加登纳的这种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美两国艺术教育的目的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应该说，从艺术的三大功能来看，教育功能是存在的，历史上也不乏例子，法国大画家大卫的名画《荷拉斯兄弟的誓言》、《马拉之死》就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美国人那样对艺术教育所具有的政治、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完全割裂开来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艺术不能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像我们这样把思想道德教育目的视为是艺术教育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并明确加以强调，却是绝对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借助于艺术形式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即突出艺术的教育功能；一个是能够潜移默化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艺术教育，即突出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挥艺术的教育功能。尽管二者都与艺术相联，都是通过艺术来进行教育，也都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很显然，二者的目的完全不一样，因而本质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借助于艺术形式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觉悟。如革命战争年代，战地文工团员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前线进行文艺演出，极大地鼓舞了战士的斗志。这里，文艺表演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鼓舞战士的革命斗志，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这种文艺表演并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或者说它的艺术成分并不高。事实表明，艺术本身审美功能容易使人接受的特点，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确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妨把这种通过艺术形式进行德育的做法称之为德育艺术化。

对于能够潜移默化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艺术教育来说，其主要目的绝不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而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审美修养，而这也正是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对于艺术而言，审美功能总是第一位的，虽然并不排斥它的教育功能。

因此，我们对艺术教育德育化现象提出异议，并不是否定在德育范畴内通过艺术形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即并不是针对德育艺术化而言的，而是针对艺术教育德育化而言的，即不赞成把整个艺术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把艺术教育仅仅是作为德育的一条途径，或者把艺术教育等同于德育的做法。

把艺术教育纳入德育范畴，其突出的表征就是把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确立为艺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我国，这一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古人认为，艺术可以“成人伦，礼教化”，从古自今，统治者就有意识地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建国以来，由于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种观念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可以说从上到下大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比如在1950年底，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与中央音乐学院曾联合进行过一次全国性中小学音乐教育问题调查，对于“为什么音乐课必须是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之一”这个问题，得到的普遍回答是：因为“音乐能陶冶学生新品德，能反映现实，与政治结合，并且在思想教育上比别的课程来得快。”可见，在那个时候，艺术教育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而存在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至于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时期，艺术教育已经完全依附于政治，艺术的教育功能被无以复加地扩大化，同时又极度漠视艺术的审美功能，这一时期的艺术教育几乎成了一片空白。

虽然“唱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这种观念对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这种观念在今天的学校艺术教育中依然不时地表现出来。我们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从1992年到2000年一共实施了8年)的有关规定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该《大纲》的“教学目的”的第一条就是这样规定的：“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把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透到音乐教育之中。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大纲》在“实施本大纲应注意的问题”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学音乐教学应寓思想教育于音乐艺术之中。要注意音乐知识教学、音乐能力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的配合。……唱歌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手段。“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艺术教育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是因为它是艺术，而是仅仅因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它，思想政治教育能取得好的效果。

比如参加教育部举行的全国中小学音乐、美术课教学评比的许多课的教案就专列了“德育任务”这一项。再比如，在一本《中小学优秀美术课教案集》中所收集的教案里，这一问题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小猴》、《青蛙》、《小猫》等绘画课教案，也都设立了“德育任务”一项，或在“教案简介”中注明“注意加强德育”，或在“教学目的”中提出“结合本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或以“希望同学们爱护动物”作为整个教学的结束语。如果是美术欣赏课，这样做或许还可以理解，但作为主要是指导学生动手操作的绘画习作课，这种做法就实在有些勉强了，也许这就是《大纲》导向的结果，因为这些优秀课例或教案更应该符合《大纲》精神。

如果与别国的《大纲》做一比较，我们的《大纲》的德育意识便更为明显了。比如《德国黑森州小学美术教学大纲》(1995年3月审查通过)的“教学目的”就是这样规定的:(1)加强和培养感官的感受和体验能力；(2)支持儿童的个人艺术兴趣，唤醒他们的审美创造愿望；(3)对艺术和文化的解释；(4)对媒体的了解。在上述关于教学目的的所有内容中，我们确实找不到有任何德育化的痕迹，其目的完全是围绕着艺术审美的方面来制定的。

令人欣慰的是，《大纲》存在的这一问题已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现行地《大纲》已有不小的改变，而正在研制的中小学音乐、美术课程标准则在这一问题上更是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突破。

不应否认，艺术教育的确具有德育的功能，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是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所派生出来的，没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何况，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教育功能的，如印象派的大部分作品，它们追求的就是色彩的和谐和愉悦，如果我们非要从中罗列出它的教育意义，不免让人觉得啼笑皆非。

应该说，真正的艺术教育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教育、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作为一种道德的教育而存在并产生德育效应的。艺术教育的德育效应主要还不是直接从艺术作品的思想政治内容中获得的，而必须是通过审美教育这个核心环节，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悟潜移默化来获得。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的发挥，并不有赖于直接向学生灌输道德信条、政治目标，而首先是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的审美情感得到培养和发展，审美情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使学生的审美趣味变得纯洁、审美能力获得提高。而健康的审美趣味又为高尚的道德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而“有了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因此，斯托洛维奇说，虽然艺术教育“具有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无论艺术的道德影响还是政治影响，只有当它们有机地编织进艺术的审美效用和艺术效用中，才有可能产生”。

异化范文篇8

长期以来，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普通学校的艺术教育，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认为的德育异化现象，艺术教育往往丧失自身的本质特征，没有突出艺术的特点，成为德育教育的附庸。

就整个学校教育范围而言，艺术教育往往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一问题具体反映在人们对于艺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与确定上，它或者被纳入德育的范畴，或者被纳入智育的范畴，名义上艺术教育姓“艺术”，实际上艺术教育姓“德”“智”，艺术教育因而差不多成了其他方面教育的附庸和“殖民地”。

使用“德育化”这个词，未必确切，这里指的是，在我国，一个长期困扰着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把艺术教育等同或附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艺术育人”或“寓教于乐”就是把艺术完全当作一种德育的媒介和手段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从而把艺术教育纳人到德育的轨道。

美国艺术教育家加登纳在考察了我国普通学校艺术教育后，曾写过一篇题为《中美艺术教育的区别》的文章，该文在对两国艺术教育的目的进行比较时指出：“同一般教育一样，中国的艺术教育也有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目的，并追求某种美学的目的。参加艺术活动被认为可以提高人的情操，激发积极的动机和善良的情感。衡量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的尺度，也是看其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在美国，艺术的政治、精神及道德目的都不明显。事实上，如果有人说艺术作品或艺术教育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服务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对艺术会提高人的道德或精神境界，他们也不以为然。事实上，美国人习惯于把艺术视为自我表现、创造力、自发性和个人变异的源泉，而不是那种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目的。”从加登纳的这种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美两国艺术教育的目的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应该说，从艺术的三大功能来看，教育功能是存在的，历史上也不乏例子，法国大画家大卫的名画《荷拉斯兄弟的誓言》、《马拉之死》就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美国人那样对艺术教育所具有的政治、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完全割裂开来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艺术不能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像我们这样把思想道德教育目的视为是艺术教育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并明确加以强调，却是绝对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借助于艺术形式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即突出艺术的教育功能；一个是能够潜移默化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艺术教育，即突出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挥艺术的教育功能。尽管二者都与艺术相联，都是通过艺术来进行教育，也都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很显然，二者的目的完全不一样，因而本质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借助于艺术形式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觉悟。如革命战争年代，战地文工团员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前线进行文艺演出，极大地鼓舞了战士的斗志。这里，文艺表演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鼓舞战士的革命斗志，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这种文艺表演并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或者说它的艺术成分并不高。事实表明，艺术本身审美功能容易使人接受的特点，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确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妨把这种通过艺术形式进行德育的做法称之为德育艺术化。

对于能够潜移默化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艺术教育来说，其主要目的绝不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而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审美修养，而这也正是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对于艺术而言，审美功能总是第一位的，虽然并不排斥它的教育功能。

因此，我们对艺术教育德育化现象提出异议，并不是否定在德育范畴内通过艺术形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即并不是针对德育艺术化而言的，而是针对艺术教育德育化而言的，即不赞成把整个艺术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把艺术教育仅仅是作为德育的一条途径，或者把艺术教育等同于德育的做法。

把艺术教育纳入德育范畴，其突出的表征就是把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确立为艺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我国，这一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古人认为，艺术可以“成人伦，礼教化”，从古自今，统治者就有意识地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建国以来，由于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种观念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可以说从上到下大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比如在1950年底，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与中央音乐学院曾联合进行过一次全国性中小学音乐教育问题调查，对于“为什么音乐课必须是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之一”这个问题，得到的普遍回答是：因为“音乐能陶冶学生新品德，能反映现实，与政治结合，并且在思想教育上比别的课程来得快。”可见，在那个时候，艺术教育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而存在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至于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时期，艺术教育已经完全依附于政治，艺术的教育功能被无以复加地扩大化，同时又极度漠视艺术的审美功能，这一时期的艺术教育几乎成了一片空白。

虽然“唱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这种观念对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这种观念在今天的学校艺术教育中依然不时地表现出来。我们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从1992年到2000年一共实施了8年)的有关规定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该《大纲》的“教学目的”的第一条就是这样规定的：“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把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渗透到音乐教育之中。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大纲》在“实施本大纲应注意的问题”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学音乐教学应寓思想教育于音乐艺术之中。要注意音乐知识教学、音乐能力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的配合。……唱歌教学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手段。“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艺术教育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是因为它是艺术，而是仅仅因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它，思想政治教育能取得好的效果。

比如参加教育部举行的全国中小学音乐、美术课教学评比的许多课的教案就专列了“德育任务”这一项。再比如，在一本《中小学优秀美术课教案集》中所收集的教案里，这一问题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如《小猴》、《青蛙》、《小猫》等绘画课教案，也都设立了“德育任务一项，或在“教案简介”中注明“注意加强德育”，或在“教学目的”中提出“结合本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或以“希望同学们爱护动物”作为整个教学的结束语。如果是美术欣赏课，这样做或许还可以理解，但作为主要是指导学生动手操作的绘画习作课，这种做法就实在有些勉强了，也许这就是《大纲》导向的结果，因为这些优秀课例或教案更应该符合《大纲》精神。

如果与别国的《大纲》做一比较，我们的《大纲》的德育意识便更为明显了。比如《德国黑森州小学美术教学大纲》(1995年3月审查通过)的“教学目的”就是这样规定的:(1)加强和培养感官的感受和体验能力；(2)支持儿童的个人艺术兴趣，唤醒他们的审美创造愿望；(3)对艺术和文化的解释；(4)对媒体的了解。在上述关于教学目的的所有内容中，我们确实找不到有任何德育化的痕迹，其目的完全是围绕着艺术审美的方面来制定的。

令人欣慰的是，《大纲》存在的这一问题已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现行地《大纲》已有不小的改变，而正在研制的中小学音乐、美术课程标准则在这一问题上更是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突破。

不应否认，艺术教育的确具有德育的功能，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是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所派生出来的，没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何况，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教育功能的，如印象派的大部分作品，它们追求的就是色彩的和谐和愉悦，如果我们非要从中罗列出它的教育意义，不免让人觉得啼笑皆非。

应该说，真正的艺术教育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教育、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作为一种道德的教育而存在并产生德育效应的。艺术教育的德育效应主要还不是直接从艺术作品的思想政治内容中获得的，而必须是通过审美教育这个核心环节，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悟潜移默化来获得。艺术教育的德育功能的发挥，并不有赖于直接向学生灌输道德信条、政治目标，而首先是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的审美情感得到培养和发展，审美情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使学生的审美趣味变得纯洁、审美能力获得提高。而健康的审美趣味又为高尚的道德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而“有了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因此，斯托洛维奇说，虽然艺术教育“具有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无论艺术的道德影响还是政治影响，只有当它们有机地编织进艺术的审美效用和艺术效用中，才有可能产生”。

异化范文篇9

一、差异化战略的内涵与优势

（一）差异化战略的内涵。所谓差异化战略，是一种以企业内部条件为重心的企业战略，它强调要依赖于公司现有的资源水平，向顾客提供在行业范围内独具特色的产品或服务，这种特色可以给产品带来额外的加价。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溢出价格超过因其独特性所增加的成本，那么，拥有这种差异化的企业将取得竞争优势。

所谓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的同类产品因质量、性能、式样、销售服务、信息提供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的产品间替代关系不完全性的状况，或者说是特定企业的产品具有独特的可以与同行业其他企业产品相区别的特点。同一产业内不同卖者之间产品可替代程度的大小经常取决于买方的偏好程度。通常把得到特定消费者强烈偏好的产品称为差异化产品，而把不具有这种的消费者偏好的产品称为非差异化产品。

企业制造差异化产品的目的是引起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特殊偏好，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对企业来讲，产品差异化既是一种市场营销行为，又是一种强有力的非价格竞争手段。非价格竞争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竞争策略，又是产品差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价格虽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市场竞争手段，但是长期运用价格竞争会导致竞争的无序和市场环境的恶化，最终使竞争者陷入困境。现代企业为诱发顾客的特殊偏好，获得或扩大差别优势，往往积极主动地实施非价格竞争策略，也就是在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产品品牌、产品包装、产品创新、产品广告、销售服务、销售渠道等诸多方面下功夫。因此，产品差异化改变了市场竞争手段，使非价格竞争更为激烈。

（二）差异化战略的优势。差异化战略是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产品差异化对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市场集中度、市场进人壁垒、市场绩效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某些消费群体的特殊需要，这种差异化是其他竞争对手所不能提供的，可以与竞争对手相抗衡；产品或服务差异化也将降低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不大可能转而购买其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企业避开价格竞争。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1)差异化本身可以给企业产品带来较高的溢价。这种溢价应当补偿因差异化所增加的成本，并且可以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大，所具有的特性或功能就越难以替代和模仿，顾客越愿意为这种差异化支付较高的费用，企业获得的差异化优势也就越大。(2)由于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是竞争对手不能以同样的价格提供的，因而明显地削弱了顾客的讨价还价能力。(3)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在应对替代品竞争时将比其竞争对手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购买差异化产品的顾客不愿意接受替代品。(4)产品差异化会形成一定的壁垒,在产品差异化越明显的行业，因产品差别化所形成的进入壁垒就越高。

二、实施差异化战略的风险

企业实行差异化战略并不一定能获得成功。如果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但使差异化成本与其他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过大，就可能导致产品价格过高，以至于使差异化产品丧失笼络顾客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舍弃差异化产品所提供的某些特性、服务，转而寻求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第一,差异化战略实施成本过高，导致差异化产品不能为市场所接受。差异化产品要求在产品设计、原材料、生产过程方面都与一般产品有所不同。当差异性增加时，这些产品间的协调难度增大，还会增加一些常用开支。企业对产品的某一方面实施了差异化，但如果这种差异化太过夸张，以至于使消费者觉得承受不起，市场就不会认同这种差异化，那么企业就不能从这种差异化中获益，甚至会亏本。没有市场的差异化产品对企业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企业提供的差异化一定要考虑市场容量和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不能提供与市场不相适应的差异化。

第二,不能准确把握市场偏好，追求不必要的差异化，不能获取预期收益。差异化的目的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某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偏好，盲目地为产品创造特殊之处，以图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事实上却并没有使购买者获得相对较多的收益，那么这种差异化注定会失败。盲目地实施差异化战略,就等同于企业用高昂的成本，创造了微小的没有必要的差异化，不但不能给使用者带来方便，反而增加了麻烦，这种华而不实的差异化也就不会为消费者所接受。

第三,只注重产品差异化，忽视了产品的其他重要方面。差异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企业的各个方面要相互配合，企业为产品增添某些有用特色的同时不能忽略产品的其他重要方面，否则会使差异化战略归于失败。因为产品某一方面的差异化虽然可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但如果产品的其他主要方面存在缺陷,影响了产品效用，则差异化的效果就会被消费者所否定。

第四,只重视最终产品而忽视整个价值链。部分企业只从实物产品的角度看待差异化，而不能从价值链的其他部分发掘形成经营差异化的机会、降低其他方面的成本,不能长期取得差异化战略竞争优势。

三、差异化战略与成本领先战略的耦合

企业的经营目的在于为顾客创造价值，只有为顾客创造更多价值，才能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要增加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可以采取扩充产品类型功能、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等差异化变量，也可以通过削减成本从而降低价格。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使这两种方式组合起来，在提高差异化的同时，使成本限制在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异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异化劳动；地位；意义

1异化劳动理论的渊源及建立

1.1异化思想的渊源

异化一词最先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卢梭提出，卢梭认为由于私有财产和专业分工的出现，人失去了自然自我，使自我陷于相互冲突，相互疏远的利己主义当中。卢梭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创造的文明但是却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思想家。

异化一词作为哲学术语，指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自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赋予异化概念丰富深刻的内容，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精神、自我意识、思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外化、异化为对象世界（主体、客体），这种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否定；但精神把本身的创造、表现当做外在的、生疏的、与己不适应的东西，最后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一切异化回到自身。

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前人关于异化理论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于1844年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从起源上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既成形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1.2异化劳动理论的建立

（1）劳动者同其本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份工人回到了野蛮劳动，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但表现在劳动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行为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活动。劳动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丧失自己的人性。

（3）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的本质就被贬低为手段。

（4）劳动中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和过程的异化，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2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这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成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及线索和构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仍是不成熟的，在晚年马克思已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

从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来看，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思想最初的一种经济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尝试。

异化劳动理论首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源，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的暂时性，从而揭示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异化劳动理论在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这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另一方面，涉及到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因素或性质的理解及其评价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核心所在；而有的观点则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残迹，是不成熟的一个标志。笔者认为，人本主义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东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遗产，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人本主义只具有价值评判职能，而不具有科学认识和科学分析的职能，即它不能用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人本主义必须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局限性妨碍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因此也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异化劳动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必然使其自身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必然使成熟马克思重建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既蕴含着产生唯物史观的新的思想因素，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的痕迹；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又慢慢失去其基础和其出发点的意义，逐渐地抛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术语和旧观点，保留了异化劳动的某些职能。马克思为了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这种非人化的影响，在晚期仍然使用异化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失去了原来作为认识或方法论的职能，而只保留了其价值评判的职能。

3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及现实意义

3.1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异化劳动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剖析，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利用物质关系来说明精神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使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研究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经济学的解析，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开端。

（2）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揭露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有力武器，揭示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就在于资本家支配和统治劳动者，奴驭压迫劳动者，说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为阶级都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3.2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及时代价值

当代社会的主题是发展，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实施发展，加速发展，防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异化”现象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的异化”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起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反映到当代社会就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如果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反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那这就是发展的异化社会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与最终目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注重人性的发展。在我们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发展的最高尺度。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与衡量。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与决策者，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

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的。而人的发展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

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现代人在国民素质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内容。

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的必要条件和人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要将人的个性发展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不断地被物化的情况下，对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人本身，重新审视人在当代社会中人的作用，思考人类发展的前途，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和引导作用。

现在，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做到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对于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