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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十篇

时间：2023-04-07 06:27:15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1

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四、全球化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2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与贸易相关的各种理论比其他问题的理论更加众说纷纭，每种理论深受各自支持者对效率、公平、自治和安全等不同价值观念孰轻孰重的看法的影响，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反映了不同学说对假设情况的阐述。与此同时，在贸易问题上的大多数理论似乎与事实更加脱节，因为在世界经济中，贸易关系的实际变化与各种理论假设有很大的差异：国际贸易的交换不只受市场力量和供求关系的影响，还是一部分经济谈判和一部分政治谈判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这些谈判不仅涉及各国在安全利益和商业利益上的交易，还涉及贸易各方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机会不平等、国内政治上关于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磋商以及公司关于获得可靠和有利可图的供应来源的决策[1]（P172）。在这种相互交织的讨价还价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充分考虑国际贸易中的政治性因素。

一、传统贸易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以及何时进行贸易？这个带有两面性的问题使经济学家们困惑了几个世纪。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于它的出口部门的生产而进口那些其他国家以较低成本生产的产品，则该国的国民收入即能得到最大化。如果能比其他国家更廉价地生产某种商品，这个国家对该商品的生产就有绝对利益。一个国家应该专门从事于它有绝对利益商品的生产，然后将其剩余产品出口。如果一国在生产所有的产品方面都有绝对利益，那它就根本不用进行贸易。

1817年，斯密的上述理论受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比较利益学说的挑战。后者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产品方面均有绝对成本优势，贸易动因仍然存在。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通常接受比较利益的思想并把自由贸易视为是有根据的。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指出，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他们的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为了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就要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根据上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然而，真实世界与纯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际上，建立在自由贸易理想之上的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没有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真正广泛地实施。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总是采取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各国的单边措施又往往使国际贸易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致使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现象频频发生。从特定部门的双边贸易争端到多边贸易问题，国际贸易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冲突[2]。

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创立了“新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1981年，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布兰德（JBrander）和斯彭斯（B．Spencer）在《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问题及垄断租金的抽取》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以下论点：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情况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从国外出口寡头那里抽取部分垄断租金。这个观点的提出引起贸易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从而拉开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论争的帷幕。在布兰德和斯彭斯论点的启发下，伴随着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西方一批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理论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建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模型，创立了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3]。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全面否定了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理论家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决定了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会根据市场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贸易政策。借助不同的政策行为，政府改变或支持本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并影响外国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行为，使对外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转变[4]。

布兰德和斯彭斯进一步指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一国通过政府行为改变企业战略行为的政策。在这里，政府是企业博弈的前提并影响企业在博弈中的行为，获得本国政府支持的一方可以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使竞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移。政府和企业的特定目标在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战略性贸易理论从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出发，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政府就要干预对外贸易，干预的目标不再是贸易收支的顺差，而是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或利润。在这种利润动机的驱动下，政府可能支持少出口(对出口征税)而采取多进口(采取抽取垄断租金而不是将外国厂商挤出市场)的战略。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政策，而是一个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针对不同产业或行业所实施的贸易政策，而不是一个宏观性的总体贸易政策。这与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有类似之处，而与凯恩斯主义的贸易政策有明显差异。

在贸易手段方面，布兰德和斯彭斯认为，国家总是把他们自己置身于有理可循的国际市场之中，出口补贴被视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手段。因为从国家角度说，出口补贴能够改善一国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帮助其扩展国外市场。补贴能够改善一个企业竞争的初始条件，虽然贸易转移出补贴国家，但其福利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就表现为出口国维持次优局面而执行的这种补贴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规模经济和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战略性贸易理论家正是以此为基础，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政府和国家可以依据自身的战略目的来制定各项贸易政策，而不是古典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这就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5]。

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还有其政治动力。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建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压力（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使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断寻求解决办法，并为他们拟采取的政策寻找借口[6]（P100 138）。例如，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到1998年差不多所有的贸易限制都将被消除。1985年，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通过欧洲统一法案。根据该法案，到1992年所有的内部壁垒将被完全取消。但就在这一时期，要求保护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呼声却哄然而起。发展达到饱和的产业继续进行游说以寻求更多的贸易保护。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自由贸易的公司如半导体公司、电信通讯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等，也正在积极寻求政府帮助。

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印度等国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日本、美国和印度较为典型。日本是最明显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战略思想使日本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张而吸取了“动态的国际分工理论”，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和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以及后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向来都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虽没有明确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美国政府在一些领域中，如对农业技术进步、国防和国家安全导向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对产业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中，确实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超级“301”条款作为改变贸易战略预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称得上是这一政策最为出色的运用。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实施其国家出口战略：（1）建立贸易促进与协作委员会（TPCC）；（2）放宽出口限制标准；（3）建立“出口援助中心”；（4）强化政府的商贸信息服务功能；（5）加强政府的金融服务功能；（6）推进对重要市场的支持和关键产业的出口。通过这些战略政策的实施，美国的出口及其竞争力取得巨大成效。印度可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功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典范。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政府通过对其软件产业实施一系列政策，使印度软件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得到迅猛的发展。最近6年来，印度软件产业均以50%的年综合增长率增长，比世界软件业平均20%的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7]。

另一方面，上述做法预示着一个战略性贸易摩擦时代的到来。因为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说，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凭借种种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该政策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些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的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见识。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毕竟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结论。由于贸易限制、贸易干预等贸易的单边措施，它们要么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要么与贸易摩擦紧密相连，因而可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贸易摩擦的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二、国际贸易中的政治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贸易干预中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大量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的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坚实的“科学”依据[2]，而且根据这些规范分析方法得出的逻辑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现象。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幼稚产业理论主张只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但一些发达国家所保护的往往是已经衰退、更无比较优势可言的夕阳产业。第二，考虑到国家福利，如果某些产业必须保护，应当选择那些保护成本较低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选择会造成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双重扭曲的贸易政策。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实施保护时，贸易政策工具特别是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通常的首选。第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贸易的“非零和竞争结局”的解释，一国的贸易所得并非以另一国之所失为条件，贸易各方均可从贸易中得到贸易利益，甚至是处于贸易劣势的一方同样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益，也即贸易具有一种互利性质。然而，贸易利益在各国间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结果是一国从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利益（通常改进该国的福利水平）并非以与世界福利增加的比率相同的比率增加的。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在贸易活动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雷达（2002）以国际钢铁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博弈。朱启荣(2004)的研究认为当美国取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后，美国纺织行业的相关厂商利益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贸易保护的要求。李丽(2005)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手段，更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她以美国的劳联产联通过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来阻挠中国入世谈判为例，分析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樊勇明、贺平(2006)认为，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证明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王亚飞(2006)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新老核心区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冲突（Gilpin，1975）、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KatzenstEin，1978)、落后的贸易伙伴进步超过了某一临界状态(Gomory and Baumol，2000)等都将引发贸易摩擦。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国内政治决定了政府的保护行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贸易保护、自由化及报复的过程是外国寻求保护的政治市场与本国决定报复以应对外国保护的政治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Gould and Woodbridge，1998)[8]。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近年来中美贸易贸易逆差已从2002年的4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33.2亿美元，增长了3.8倍多。中美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政治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1）。

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上。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中并存[9]。例如：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事件、1998年的华裔科学家“核间谍案”等，美国一次次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技术出口管制。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机密，使美国政府再度加强了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监督和限制，致使1994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美技术贸易再次遭受重大挫折。2001年，美国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仅2.27亿美元，占美国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中国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多达几千页的清单。这些“大棒”时常会视美国的需要打到相关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身上。

近几年来，美国舆论先是夸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论”，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等，然后，又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如纷纷报道中国如何削弱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大量美国工人的失业，如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如何抢走了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中国威胁论”引起一些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安和恐惧，纷纷附和美国的观点。这样，美国完成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舆论准备。接下来，美国开始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遏制，如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贸易配额限制[10]。据相关统计资料，1979年至2005年6月，国外对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共713起，发起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12起。2007年6月，美参议员舒默又提出新议案，为回避美国财政部国际汇率报告中中国未被认定操纵汇率这一事实，在新的议案中将“汇率操纵”改为“汇率偏离基本面”。根据新议案，一旦美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家的货币有“偏离基本面”的情况，即可视为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中存在“倾销”的行为，这样就把汇率问题直接和商品倾销联系在一起了[11]。

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20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最理想的方法[12]。美国的意图是要中国承担其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使中国未来仍旧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提供者，而不会像日本崛起那样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从而一步一步地掌控中国未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一直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所谓“仁慈的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利益集团是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贸易政策。作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互动机制的专门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直努力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国内制度的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国内制度对于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沙特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在《政治学、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13]。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从而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至难以采取政治行动[14]（P41）。

三、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

政治学家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要大大早于经济学研究，他们一般把一国的贸易政策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中考察。由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研究政府或国家的活动或行为（包括权力、权威和冲突），以及政治系统的“替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的功能，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将国家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即将人的行为抽象化，倾向于强调功能上的关系，这与经济学完全从个人理性出发推导出集体理性的方式大相径庭。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各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各个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围绕政府和霸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这些理论所研究的不同领域，可将其划分为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分析各国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影响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安排。

在实践中，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不论贸易政策的结果是支持或反对贸易自由化，实际上都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国家通过制定贸易政策来规制国内或国际上的贸易活动。J.A.熊彼特曾认为“政策就是政治。”[15]任何政策的制定过程都是各种政治力量多次反复博弈的过程。一国在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或其他原因，往往会产生支持和反对贸易政策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哪一方能够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俘获决策者，哪一方就能够赢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有时还存在政策制定者主动被俘获的情形，这时的政治博弈结果可能是双赢，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从政策制定中获利。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外交部门、国防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每个产业的管理部门都有其管理范畴，而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利益表达者对不同部门的接近程度不同、影响程度不同，政府部门卷入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程度也不同，从而使政策制定者产生实现利益的冲动，其结果是加剧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趋势[16]。

在许多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始终为政治利益服务，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由受到贸易政策影响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衡的结果。这方面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沙特施奈德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13]。在这本书中，沙特施奈德对利益集团在1929年~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50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表《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17]（P30 46）。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沙特施奈德和金德尔伯格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都主要借鉴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ock）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学者将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三类：直接投票分析方法、竞选分析方法及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

例如，依据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现任政府总是力图从公众那里获得最大的支持，而政治支持由净社会福利水平、政治献金[注：政治献金可以作为为赢得更多选民的政治支持而开展活动的经费。]以及对贸易保护的政治抵制决定。具体而言，政治支持函数G可以由如下的函数给出：

G=（W－C，C，B）

=（W－C）+a1C+a2B

=W+（a1－1）C+a2B

其中，a1>l，a2

显然，贸易保护通常不仅减少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还将收入从公众或消费者手中再分配给受保护的部门。然而一般公众通常并不知情。即使公众真正意识到贸易保护的成本，他们通常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尽管总报酬不低，但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其从中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小。在政治学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理性的无知”。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则被组织起来施加其政治压力，或者游说政府与政客去实施某项有益于其自身利益集团的政策。在竞选分析方法中，这些行动由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竞选献金体现[19](P48 49)。例如，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使美国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贸易政策上，这种变化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更加突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可谓泾渭分明。就贸易问题在国会投票结果来看，民主党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一般不超过50%，而共和党的支持率则超过75%。显然，民主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共和党则奉行自由贸易原则。从本质上说，两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无疑反映了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立场。为取得劳工组织支持，在制造业衰退的中西部竞选活动中，奥巴马的演讲极力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这些地区工会势力强大，不断向国会民主党议员以及奥巴马施加压力，反对当时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并要求保护劳工权益。劳工组织和多数民主党议员指责，布什政府利用贸易促进授权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以及巨额贸易赤字难以平衡[20]。2007年3月，美国工商业委员会和劳工－产业联合会等组织竭力阻止对布什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延期和推迟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为赢得劳工利益集团的支持，奥巴马在竞选中不时提出从劳工、环境、安全等标准出发，审查美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21]。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分析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是非常不平等的[1]（P179）。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阴影。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中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哪个更重要？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结构性权力更为重要。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来越难以区分。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了金钱就可以购买或垄断一种商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控制了权力就可以迫使别人或其他国家来顺从他或他的偏好。其二，结构性权力是分散和隐含的，是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组成。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的。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权力拥有者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与联系性权力事事要通过运用军事政治的强制手段迫使别国就范相比，结构性权力是在强制性力量尚未发挥作用之前已经由对方做出了符合自己需要的选择[22]（P115）。

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充分体现了贸易体系中强国权力的影响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阐述贸易问题时，往往从有关的国际组织开始谈起，这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印象：贸易关系实际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似乎就是贸易“体制”——各国政府同意的规则和安排，但实际上，贸易体制反映的是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和讨价还价的力量。国际贸易组织的目标是由集团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国之间的磋商来确定的。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将规定他们通过组织进行合作的范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目标是美国确定的，因此，这些目标要受到美国国会规定的政府权力范围的制约。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事实上都扮演着成员方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方调整国际关系的杠杆角色。比如，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国际外交的政治较量过程，美国主动提出将支持中东国家加入WTO，就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而美国与中国就中国加入WTO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更不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较量[23]。

以上的分析说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观点对国际贸易的阐释存在着误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转而以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贸易政策问题。这种分析吸收了政治学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从中提出关于国际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贸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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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篇4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跨国公司;中海油;并购

由于自身运作方式的特点,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研发全球化》指出:“跨国并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成为全球直接投资主要模式,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减缓后,于 2004年开始加速。”[1]统计数据表明, 2004年全球并购金额为0. 38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0. 08万亿美元。[2]在全球并购加速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不平衡现象,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并购总额少于在发达国家发生的并购总额,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出售的数额多于购买的数额,而发达国家却正好相反。2004年发达国家并购案中出售总额为0. 3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0. 1万亿美元), 购买总额为0. 3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0. 14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并购案中出售总额为0. 05万亿美元,购买总额为0. 04万亿美元, 2000年到2003 年同样的现象也出现过。[2]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而存在的经济,全球并购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分布的差异,除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实力不足的原因之外,还有发达东道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20世纪 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成为影响国际体系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经济要素之一,对这些经济要素进行政治学分析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范畴[3](p. 3-4)。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优尼科)的失败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例。

一、案例简介

近年来,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连年亏损,并申请破产。今年年初,优尼科挂牌出售。优尼科挂牌后,中海油有意对优尼科进行收购。同时对此表示出浓厚兴趣 28的还包括壳牌、戴文能源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在内的国际石油巨头。2005年3月份,中海油开始与优尼科高层接触,并向优尼科提交了“无约束力报价”,而优尼科当时的市值还不到百亿美元,但很快,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优尼科股价迅速上涨, 中海油内部对这一收购看法出现分歧。在中海油意见还没有统一之时,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同年4月宣布以160亿美元加股票的形式收购优尼科,收购计划包括25%的现金(44亿美元)、 75%的股票交换,以及接收优尼科的16亿美元债务。2005年6月10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雪佛龙的收购计划,此时,中海油失去了第一次竞购机会。但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该交易还需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只有在批准之后优尼科董事会才能向股东正式发函,在此后30天由全体股东表决。这说明中海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即在优尼科董事会发函之前提出新的收购方案,若被优尼科董事会认可,就有收购成功的可能。6月23日,中海油宣布向优尼科公司发出要约———以185亿美元的价格现金方式并购优尼科。 6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审查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案。7月19日,雪佛龙公司将收购价格提高至171亿美元。7月20日,优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并推荐给股东大会。对此,中海油深表遗憾,同时认为185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仍然具有竞争力,优于雪佛龙现金加股票的出价,并表示:为了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无意提高原报价。8月2日,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中海油宣布退出收购优尼科竞争。中海油宣布退出竞争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海油股票价格飙升3. 82美元,雪佛龙股票上扬88美分,优尼科股票下降5美分。[4]显然,优尼科的董事会做出接受雪佛龙公司方案的决定,并非出于经济收益的角度考虑。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的几个范式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理论又称为经济现实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国家主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家主义者主要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讨论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利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3](p.188)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彼得·卡扎斯坦、史蒂芬·克拉斯纳和罗伯特·吉尔平,他们分别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原材料的投资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角度对国家主义进行论述。[3](p.195) (一)彼得·卡扎斯坦的观点彼得·卡扎斯坦认为:国内政治结构是“决定和补充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组织的核心”;“国内政治结构既包括统治联盟也包括政策网络,统治联盟既包括国家官僚机构和政治党派(通常被成为“政治团体”),也包括有组织的社会力量 (通常被称为“利益集团”);政策网络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要素结合起来。统治联盟的职责是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政策网络决定政策的实行。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统治联盟中的国家官僚、政治团体和社会力量都努力在政策网络中寻求其制度代言人,这种制度在实施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系起来。”[3](p. 221)卡扎斯坦主张:研究一国对外经济政策时,“必须对国家与社会的联系和区别在不同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3](p. 220)在他看来,“英、美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自由的国际经济,它们大体上依赖几种有限的政策手段来影响整个经济,而不是依靠影响个别部门和个别厂商的那些政策,商业和国家的联盟对国家官员相对不利,联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政策网络相对来说不完整”。[3](p. 222) 同时,卡扎斯坦还认为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受国内和国际力量相互制约”,[3](p. 223)“从19世纪中期开始国内外因素就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纠缠着。国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英、德、美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变化。而这些国家又发现它们所处的国际背景反过来又影响着其国内结构,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它们所采取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今天……国内力量对制定对外经济策略的相对重要性 29就提高了。在过去的10年中,被关注的问题逐渐由军事安全转移到了经济问题,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结构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受国际政治经济明显影响的国内利益的数量在各国都要远多于其以前在国家安全政策时期里的数量。”[3](p. 226-227) (二)史蒂芬·克拉斯纳的观点史蒂芬·克拉斯纳在分析美国原料投资政策时指出:“国家主义的方法一定要从定义核心决策者所追求的目标开始,这些目标可以被称作为国家利益”。[3](p. 223)王正毅教授将克拉斯纳的观点归纳为: “在国家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国家一方面受制于社会,代表社会共同的、持久的喜好;另一方面,国家又必须克服社会的压力,特别时那些特殊阶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3](p. 235) (三)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是一个有等级结构的体系,即国际体系存在着核心或中心区与边缘区之分,而核心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边缘区处于从属地位;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核心只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在他看来符合现在核心区标准的国家只有美国),核心区和边缘区是一种功能的关系;国际经济体系的活动存在世界经济增长分布的极化和世界经济扩散两个过程,由于这两个过程对核心区和边缘区都有利,所以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并且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规则。[3](p. 207-210)吉尔平指出:“对外投资不仅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对外投资的‘政治化’尤为明显。”[3](p. 208)他认为:为了防止自身经济的下降,核心区国家将鼓励发展新的技术、新的工业以及资本流向那些核心区经济以往被忽视的公共产业,鼓励贸易而不是投资;当边缘区脱离核心区依附并且使得投资条件变得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将采取保护战略或建立某种有益于本国经济的体系。[3](p. 211-212)

三、中海油并购案的实证分析

(一)中美两国能源需求和供应的比较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同中国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能源生产总量高于能源消费总量,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199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而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1914万吨扩大到19000万吨;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0 年的14331万吨,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9026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992. 4%和53. 6%。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0年的-15147万吨标准煤。[5](p. 1)随着中国能源进口加大的同时,中国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但国内产量又在不断下降,供需矛盾上升。“从1980年到2000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从23. 8%下降到 21. 4%,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 20. 7%上升到23. 6%”,“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 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5](p. 2)而根据iea的预测,到 203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将达到每日1000万桶, 满足中国需求的80%以上。[6]因此,从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对以石油为主的海外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就是保障石油的供应。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 1990—2000年的10年间,美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 1.4%,石油产量年均下降3.1%。石油对外依存度由 1990年的46%上升到2000年的56%,……目前美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的24. 5%依赖进口,其中石油占 89%。……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能源政策,到202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将减少到510万桶/日,而石油需求量将增加到2580万桶/日,进口石油在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到64%以上。[7] 30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资料, 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占世界贸易量的6. 31%,美国进口原油占世界贸易量的26. 9%,日本进口原油占世界贸易量的 11. 3%,中国原油进口量是美国的23%,日本的 56%。[8]因此,中国海外石油进口和开发并不对美国的能源供应构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美两国战略石油储备差异的影响。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才刚刚开始起步且暂定储备数额偏小,[9]而美国的战略石油计划启动时间早,准备充分,储备充足,运转机制良好,[10]考虑到战略石油储备从建立到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未来20年内海外石油供应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要大于对美国的影响。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中美两国之间在能源问题上既存在着共同开发可替代能源的合作又存在着争夺有限能源供应的冲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冲突大于合作,因为即使开发出一种方便实用的可替代能源,也还存在着一个技术垄断的问题,何况这也并非短时间内能见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方面要进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开发替代能源,降低能源消耗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比值;另一方面也更为现实的是扩大可开采的能源储备,而近年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采取走出国门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战略就已经引发了美方的密切关注。2005年,国际原油市场价格飙升,中海油此时收购优尼科无疑触动了中美两国间敏感的“能源”神经,尽管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一方面不会影响美国的能源供应和国际收支,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 (二)中海油并购案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在能源供应上的结构性矛盾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优尼科公司背后的地缘战略因素。优尼科网站上公布的2004年年报表明:截至到2004年12月31日,该公司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为18亿桶当量,其中26%在美国, 6%在加拿大, 56%在亚洲,其他地区占12%,该公司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的33%来自美国, 7%来自加拿大, 54%来自亚洲,其他地区占6%; 2004年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和阿塞拜疆是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增长点。[11] 可以说,优尼科公司的优质资产都在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地区。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谋求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颜色革命”后美国对中亚的控制又进一步加深。东南亚地区一直是美国的关注重点,从越南战争到印度洋海啸,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并同该地区的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反恐战争打响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重要影响,加上几起针对西方人士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东南亚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重点地区之一,各种演习和交流频繁,而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希望将美国力量重新引入该地区以抗衡所谓中国的潜在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各种双边协议的方式,构筑了一条从日本到东南亚到中亚针对中国的环形地带,以防范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就在去年9月21日佐利克发表演讲希望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和美国一起参与世界管理时,他也依然不忘提及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12]这充分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中国发展的防备。中国在中亚地区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密切的经贸往来都被美国视为建立地区性霸权试图改变本地区国际格局的标志。这样,中海油一旦并购优尼科公司成功,从地缘政治的观点出发,美国认为这势必加大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影响,同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相冲突。 (三)美国国内政治团体的制约 2005年6月23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麦克莱伦在答记者问时,对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首次对新闻界表态:“这件事你们应该去问财政部。”[13]6 月27日在答记者问时,麦克莱伦态度发生了变化, 说如果中海油并购案通过,相应的针对与外国公司交易的审查程序将会启动,“以处理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14]美国财政部长斯诺6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将从国家安全角度,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案进行审查,同时他表示,美国政府是否批准并购案取决与并购协议具体条款以及并购案所涉及公司状况。[15]同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企 31业间正常的商业活动,不应受到政治的干扰。[16]7 月5日,针对中国方面的声明,麦克莱伦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当外国企业特别时外国国有企业试图获得美国公司时,一系列的行政和法律程序将会启动。”[17]去年7月21日,麦克莱伦在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中海油继续竞购优尼科,美国总统希望处理此类问题的相应程序能够启动。[18]7月25日,麦克莱伦再次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希望相应程序能够审查中海油并购案。[19]为跨国公司的并购,美国官方作出如此密集的表态是在罕见。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做法,中海油于2005年 8月2日声明撤回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并表示对美国政府刻意阻挠的做法表示不满,其声明中说: “中海油知道竞购交易将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按埃克松—弗洛里修正案(exon—florio) 的要求,中海油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主动承诺对优尼科在美国的资产采取措施,从而满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要求。中海油曾经积极考虑进一步提高收购要约中的条件。如果不是由于美国的政治环境,应已付诸实施。我们竞购交易宣布后,在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甚至要取消或更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程序,这实在令人遗憾,也有失公道。———这种非常遗憾的政治环境使我们很难准确评估成功的机率,对我们完成交易形成了很高的不确定性和无法接受的风险。尽管我们不情愿,但不得不撤回我们的报价,这对优尼科的股东及员工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20]

四、结　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5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6

关键词：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实体；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9.2

一、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欧美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全球FDI[外国（商）直接投资]的格局出现一些新变化，这种趋势在中短期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首先，各国国有跨国公司成为全球FDI流入的重要来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650家各国的国有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有8 500家。尽管各国国有跨国公司数量占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比重不到1%，但在2010年，其FDI投资总额占全球FDI流入总额的比重达到11%。[1]其次，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直接投资的新力量。2010年，流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全球流入量的一半，排名前20位的外国投资东道国中有一半是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最后，新兴经济体在对外投资的流出中也日渐重要。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增长2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只有其2007年高峰时期的一半。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流出量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的29%。在全球前20位投资国（母国）之中，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占据6个席位。在全球7 700家跨国公司（MNCs）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的数目已超过2000家。[2]2006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列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自工业产品、耐用消费品和电讯、制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前100位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出口方式进行国际化经营，还通过跨国并购方式积极推进跨国化发展。1985-2005年，这100家企业中有57% 的企业的并购活动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3]

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是指来自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在一个或多个国家从事价值增值活动并对跨国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国际化企业。[4]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来源国、所选择的产业、竞争优势、目标市场和国际化路径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但学者们通过对比较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其共同特征是政府在企业跨国经营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对外投资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国有经济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形成了一批由国家控股的大型国有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s），这些国有企业又被称为“国家控制实体”（State Controlled-Entities），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领域的生力军，并在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并购行为中呈现出明显的资产寻求动机（Asset-seeking Motives）。有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以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为并购方，分别以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为并购目标，所发生的跨国并购交易按价值计算几乎相当，表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跨国企业获取战略性资产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能源并购领域，这种趋势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见表1）。

表1 1987-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所实施前8位跨国并购交易，按销售额排名

目标公司（国家）收购公司（国家）销售额

百万美元并购的

股份（%）增加的储备

百万桶年份

PetroKazakhstan（加拿大） CNPC（中国石油） 4141 100.0 503 2005

Nelson Resources（加拿大） Lukoil（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 2000 100.0 .. 2005

Maxus Energy（美国） YPF SA（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 1844 100.0 209 1995

Egyptian LNG（埃及） Petronas（马来西亚国家石油有限公司） 1766 35.0 .. 2003

Sakhalin-1 consortium（俄罗斯） ONGC（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1700 20.0 460a 2001

Perez Companc SA（阿根廷） Petrobras（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1028 58.6 730 2003

Greater Nile Petroleum（苏丹） ONGC（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768 25.0 281b 2003

Reposl-YPF’ oil field in Indonisa GNOOC（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592 100.0 360 2002

资料来源：UNCTA，跨国并购数据库（/fdistatistics），增加的储备通过不同渠道的报刊媒体统计及相关公司网页。

a 总储量为2，300百万桶，根据所并购的股份20%折算得到增加的储备。

b 总储量为1，124百万桶，根据所并购的股份25%折算得到增加的储备。

上述所谓“国家控制实体”的发展引起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认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不仅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还能得到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支持。这些公司由于涉及国家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因此透明度相对较低，很少披露其资产结构、投资动机、投资行为以及投资收益等细节[5]51。近年来，“中国公司”（China Inc）的概念甚嚣尘上。2005年，泰德・菲雪曼（Ted Fishmann）在其《中国公司》（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n and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中国公司”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工业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严重消耗并威胁到世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工业和政府有一定的联系；（3）工业被国家领导了；（4）工业（尤其是资源工业）经常是政府的职能；（5）政府支持给予“中国公司”不平等的相对优势条件；（6）中国公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二、“国家控制实体”与直接投资规则

一般说来，规则就是约束或激励行为主体行动的规范，而所谓国际经济规则也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约束不同的行为主体活动的规范。就国际投资规则而言，自1959年第一份双边投资协定签订以来，截止2009年，全球共有2 750份双边投资协定和250份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大多以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为首要考量，要求东道国开放其市场、降低对投资者的绩效评估、为跨国公司及其资产提供种类繁多的各种保护，如免受任意的国有化，从而确保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充分的保护和安全等。[6]407尽管相关规定对投资者存在偏向性，但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因迫切需要引入外资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往往会采取积极主动态度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2-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共有2 748项变更，其中有89%正朝着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过去几年新兴市场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曾经的东道国正在慢慢转变角色，成为母国（见表2），更多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所谓“国家控制实体”（SCEs）成为全球市场上的投资者。目前，在全球跨国公司100强中，国有跨国公司占据了19席，其中一半以上（56%）的国有跨国公司都位于新兴经济体。[7]19哥伦比亚大学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Karl P. Sauvant 和 Jonathan Strauss的研究认为，“国家控制实体”（SCEs）控制着近2万亿美元的外国资产。[8]

表2 200家最大非金融跨国公司中总部位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

国有企业名称国别所属行业政府股权比例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多样化 100%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马来西亚自然资源 100%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运输、船舶和仓储 100%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巴西自然资源 6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自然资源 100%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委内瑞拉自然资源 100%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印度自然资源 74.14%

亚通马来西亚电信 97.72%

中化集团中国自然资源 100%

华润集团香港，中国自然资源 51.38%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自然资源 100%

马来西亚森那美公司马来西亚多样化 51.93%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建设 100%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自然资源 100%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自然资源 100%

淡水河谷巴西采矿巴西政府持股39.7%

塔塔钢铁公司印度金属及金属制品印度政府持股15.74%

南非移动电话网南非电信南非政府持股17.63%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香港，中国电器与电子设备中国政府持股10.37%

沙索化工工业有限公司南非化工南非政府持股30%

斯坦霍夫国际控股南非多样化南非政府持股14.89%

萨佩有限公司南非木材和纸制品南非政府持股11.9%

联想集团中国电子与电子设备中国政府持股36%

中兴通讯中国电子通讯与制造业中国政府持股32.45%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批发贸易中国政府持股35.06%

资料来源：Karl P. Sauvant & Jonathan Strauss：“‘国家控制实体’（SCEs）控制着近2万亿美元的外国资产”，《哥伦比亚外商直接投资展望》，2012年4月2日第64期。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生产和发展的非股权形式”，《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1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2008年10月初召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三次国际投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家控制实体（State Controlled-Entities）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规则是否需要变化？”。[9] 2011年，许多发达国家计划采取一些新政策措施，对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所主导的FDI进行限制。发达国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的所有权特点和治理结构会引起东道国对其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心。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而言，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带来了两大挑战。第一，以往的发达经济体多为母国，即便作为东道国，也往往是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中作为东道国，发达经济体之间享有历史性的“共荣”。如今，他们需要将曾经的东道国视为母国；第二，理念的冲突或许更为重要。在西方理念中，“国家控制实体”有违自由经济的基本原则，其在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规则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考究。“国家控制实体”不同于国际直接投资规则中的“投资者”概念，是一个介于“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概念，而既有的国际投资规则主要有利于“投资者”，防止“政府”对自由市场的“投资者”的侵害。如果将“国家控制实体”界定为“政府”，在既有的国际投资规则中，“政府”或以“母国”或以“东道国”的身份出现。但现实中的“国家控制实体”又是以“投资者”身份出现的，无法履行现有协议中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如果将“国家控制实体”界定为“投资者”，显然其相较于传统的“投资者”拥有更多垄断性权力和资源，在传统的自由市场中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会损害既有的“非国家控制实体”。

研究近年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外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对本国企业的并购，对其“加强约束”的比例越来越高。以美国例，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在白宫和国会的支持下正式通过。这份由布什总统于2007年7月26日正式签署的法案是对1988年《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的最新修订。2008年4月28日，作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牵头机构的美国财政部公布《关于外国法人在美兼并、收购和接管的规定》，并将其作为《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细则，旨在落实《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该法案的通过不仅使美国对外资交易的审查范围更宽泛，过程更加漫长，也标志着美国外资管制体制的基本成形。在新法案中，美国进一步明确了审查中的考虑因素：（1）并购对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技术的影响；（2）并购向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风险；（3）并购是否涉及外国政府所有的资产等。新法案还要求考虑该外国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外交一致性，在多边反恐、防止核扩散以及出口限制方面的政策一致性。[10]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不仅反映在国家层面上的正式法律约束和政策限制，还包括产业层面上的行业准入限制、企业层面上的股权比例限制以及社会层面上的民族情绪和文化抵制等。根据投资保护主义的分类，除了政府层面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还应包括产业和企业等层面的投资保护主义，如反垄断法、知识产权规定和环境保护的规定等。美国的反垄断法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横向合并指南》和《知识产权转让反垄断指南》等。行业准入规制包括《银行控股公司法》、《农业外资披露法》、《外国人注册法》、《联邦能源法》和《电信法》等。美国各个层面的投资保护主义法律体系十分完善，投资保护主义制度化的发展倾向也逐渐清晰化。

三、国际投资规则的转型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

美国等发达国家正积极倡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制定新的投资准则，中国必然是其目标甚至是主要目标，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居主导，财富基金也才刚刚设立。[11]65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制定可能的国际直接投资总协定中并不占有结构性权力的优势，就如同在关贸总协定中那样。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创始人之一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r）所创立的“结构性权力说”可以对国际投资规则的转型做出解释。她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前者是甲靠权力迫使乙去做或许他本来不想做的事，即是对过程或结果的控制；后者则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办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12]21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是海外并购的主体。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十分敏感，经常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产生质疑。哈佛大学教授拉胡尔・普拉哈卡（Rahul Prabhakar）以收购方企业国有化程度为争论点，分别选取联想成功收购IBM和迪拜港口收购受阻案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的国有性质在美国国会的审查方面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13]在具体做法上，近期许多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引入多种措施，以扩大东道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通过引入国家安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审慎措施、国际收支平衡与保护环境等一般性例外措施扩大东道国的监管空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安全考虑已成为当前许多国家进行投资并购审查的重要措施。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强化了国家安全措施，并对“国家安全”概念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为政府扩大审查范围、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审查保留空间。[14] 226

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规定，英国贸易部长有权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或有造成损害之虞的国际贸易，下令加以管制或控制。如果英国贸易部长认为跨国并购损及英国的利益，即要求在英国境内任何人或任何商业经营者应向其申报其所采取停止措施的行为。[15]172例如，2011年3月，华为公司出于作为上一届奥运会东道国公司为2012伦敦奥运会献礼的目的，欲帮助升级伦敦的地铁通讯系统，主动提出愿意出资5 000万英镑，即超过5亿人民币免费为伦敦地铁铺设手机网络，但英国政府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大礼。

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一直用其“国家安全”标准限制中国企业的进入，而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的便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无论是早先的中海油并购优尼科，还是近年华为对美国3COM公司及3Leaf Systems公司并购案的失利，从中都能看到CFIUS的身影。从设立之日起，CFIUS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商务组织，而是和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近年来，CFIUS的政治化倾向愈加明显。国会介入了大部分外商投资的审核过程，议员们利用媒体、利益集团等组织发挥政治影响力，企图在审查过程中施加影响。这一倾向在近年来的一些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并购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根据《经济学人》信息中心（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统计数据：2004-2009年，中国81%以上的海外并购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16]长期以来，活跃在海外并购市场上的企业主要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和武钢等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大型国有集团。国有企业主导虽然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具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海外并购时却成了“绊脚石”，因为东道国对国有企业以及财富基金的审查和限制往往比民营企业更为严格。例如，美国为了保护战略性工业的安全于2008年发表了《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家安全报告》。这些举措显然旨在加强对跨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的管理，尤其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以及财富基金需要“加强监管”，其中涉及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中司（我国的财富基金）。

关于如何应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面临的政治风险，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部分建议，包括熟悉投资环境、聘用东道国权威的财务法律顾问和加强对东道国政府与媒体的公关等。但在笔者看来，只有注重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更好地化解企业“走出去”时的阻碍。中国的经济推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型国有企业，这一点很容易遭致其他国家的诟病。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不够重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统计年鉴数据，在中国6 517 700家企业中，私人控股企业占据了5 126 400家，吸纳就业人数94 176 000人，在近年来的GDP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走高。[17]这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从应对跨国投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角度来看，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减少他国对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与发展时的敌意。另一方面也将在“非传统政治风险”频发的市场环境中为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赢得必要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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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EB/OL] Public Law 110-49-JULY 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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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小平.国际直接投资规则和协调机制的构建：现状和未来[J].市场营销导刊，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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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光华.竞争法与竞争政策之国际合作[J]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

[16]勇闯新天地.纵观中国的海外并购，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0.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M].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琼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国际体育资本主义

1 体育的新世界秩序和无畏的希望：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存在一个中心点，那就是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客观存在，或承认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当前资本的流动性很强，这是为了找到最佳增值环境而积累更多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商业体育继续在世界各地寻觅发展机会，而不仅仅局限在当地的某个地区或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就其规模和实力而言，这些跨国公司可以抓住一切机会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通过把部分体育相关生产从富国转移到相对贫穷的国家，抑或通过企业合并、收购或托管的形式。当代资本主义也在所谓的国际治理制度中得到体现，国际治理的目标是同时照顾到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的需求。

与此同时，经济比政治更占优势，企业对体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优势，私有体育利益比公共体育利益更占优势。很多情况下，体育就是资本主义结合这些优势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关体育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结束，其原因是作为资源分配者的市场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驯服以及商品化的惯常做法。即使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把体育当作有用的辅助工具使用的跨国企业，也承认大体上企业的运营理念还是以获利为中心的。跨国公司通常意识不到还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体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场崩溃，即使是暂时的，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全球化只代表着加速走向体育界的资本化，而不接受这种类比就是不加辨别地承认推进全球化过程是变异的资本主义，是对公共生活的驯服和商品化的一贯做法。

在某一价值层面上，依据新自由主义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务项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业的身份自行运营，不同体育领域的作用仅仅是争夺消费者而已。在另一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还提倡为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经济融合扫清障碍，前提是贫困国家的政府严格遵守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一套理性的复杂知识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它的政治观点是古朴而简单的，这是因为政治在市场制定的条款之外就没什么特殊意义了。接受这种逻辑就是要否认或弱化当代体育呈现出的实现社会改变和变革的诸多机会的重要性，而否认实现社会变革机会的观点仍然存在，这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身处十字路口这一状况缺乏认识，全球政治的新标准和社会经济合作普遍存在。换言之，缓解贫困的政策已经制定并执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中或得到发展或逐渐消失，这个全球空间一方面体现为生态政治，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体育中或通过体育实现社会改变的机会。

很多情况下，自由被简化为买卖的权利，并减少了和私有化的个人主义团结起来的机会。20国集团峰会也旨在成为新社会秩序建立的标志，一种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应对部分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贫困危机。美国曾经的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共识现已过时，现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来调节市场，而不是放任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体育的潜力不能被视为存在于体育提倡的价值中或某种资本主义形式中。

2 结语

资本主义运动通常和全球化同义，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有关资本主义的争议体现在两个理论维度，即解释性和惯常性。在有关国际主义、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和历史上与当今世界中的社会力量对体育的正功能保持沉默。足球经理们诸如阿森纳的温格和曼联的弗格森，最近也开始考虑世界经济面临的信贷紧缩或许是足球重新获得更好远景的机会，这一远景不只是依赖同一级别上的财富创造。虽然新自由主义已经式微，但和它有关的价值观念仍具有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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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经济学

问题的提出

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9

摘要：我国双语教学已推行十多年，在国内重点院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于多数高校来说，双语教学活动依然处于尝试阶段。笔者以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为例，在分析我国双语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因此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双语教学；高等学校；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高校推行双语教学的现状

2001年教育部颁发第一个推行双语教学的指导意见之后，2004、2005、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发促进大学本科教育、推进双语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各高校相继开展双语教学实践，相应组织机构也建立起来。2004年，以浙江大学牵头组建的全国高校双语教学协作组成立，全国共有35所高校为成员单位。2006年，由浙江大学承建的“全国高校双语教学资源网”开通运行，为全国高校师生提供双语课程、教师、教材等教学资源信息和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成果的在线交流与学习。

在上述背景下，国内各高等院校根据自身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推动双语教学的实施。从运行情况来看，目前开展双语教学的单位主要是国内一线城市的一些知名高校或重点院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些高校在英文原版教材的引进、专业双语教学开设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实现教育部文件提及的相关专业双语教学的比例不低于10%的目标。但对于国内众多高校特别是中西部高校而言，开展双语教学却任重道远，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就本文将探讨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而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山东大学等高校普遍使用双语教学，但鉴于目前国内尚未出版专门英文教材，有些高校则直接使用国外编著的英文原版教材，而其它多数高校主要是通过外语（主要是英语）教授汉语版教材。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教授这门课程，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高校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推行双语教学的活动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的高校特别是中西部高校还未实施教育部2001年就提出的双语教学目标。

二、推行课程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早已倡导在大学本科阶段开展双语教学，但在实践层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上一些多元化国家双语教学的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在开展的过程当中仍然有许多实际困难未能解决，这些困难严重影响了双语教学的进程。

1.认识误区

有人认为，双语教学就是外语教学，就是语言教学，这显然违背了大学课堂实行双语教学的初衷。首先双语教学强调的是“在非语言类学科中用外语进行教学，通过在非语言类学科知识的学习来习得外语”。双语教学的最终成果不仅要提高学生外语运用能力，而且不能因学习外语而丢掉专业知识的学习，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其次，双语教学强调课堂上师生的交流与互动，而不仅仅是学生被动地听老师用外语讲课。高校开展的双语教学，从学生的角度看，是通过外语学习学科知识；对老师而言则是通过外语教授学科知识。因此，外语教学是属于语言教学的范畴，而双语教学指的是“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主要用非母语进行非语言学科的教学，以非语言学习为主要目标，获取知识信息和技能经验。双语教学的重点首先是学科内容，其次才是外语”。①

2.双语教师匮乏

推行双语教学主要在于教师。我国高等院校以前并未设立双语教学专业，也没有双语教学的相关理论和技能课程，因此，当前大部分专业教师不具备扎实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的统一。具有较强英语运用能力的教师往往不具备某个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的老师又不具备运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能力。兼顾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的教师可谓是凤毛麟角。目前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主要来源于大学本科或硕士学习阶段是英语专业，而后期的学习则为其它专业，毕业后不仅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也具备教学必须的学科专业知识。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而言，它涉及到世界经济、政治以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其学习领域不仅涉及历史事件，也涉及当今时事热点问题，其双语教学不仅要求较高的外语语言能力，而且还必须具备较为扎实的国际关系知识功底，对双语教师的教学提出来很高的要求。

3.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其外语水平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双语教学课堂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的总体情况是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在重点院校，这种情况还不是很明显，在普通院校，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非外语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外语水平就相对较低。大部分学生在应付英语考试方面基本可以过关，但听说能力就显得非常薄弱，他们大多数对外语学习不感兴趣，甚至不希望专业课堂上用外语进行讲授。以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为例，笔者在推行双语教学上可谓是想尽一切办法，既要让学生培养起兴趣，在使用外语进行课堂互动的同时，又要让他们在外语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把握课程专业知识，做到两者兼顾。

4.没有形成统一的课程教材

在高校实行双语教学的理念或要求早就提出，但实际操作还不成熟，各高校对专业双语教学的条件不同，要求也不一样。时至今日，许多专业学科都没有统一的课程教材，一种是直接使用引进的外文教材，（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外文原版影印系列教材）另一种是自行编写不太规范的学习材料，还有一种情况则是直接使用汉语教材，运用外语进行教学。这种状况直接影响我国高校推行双语教学的效果，对专业学科双语教学的体系建设极为不利。就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学科而言，像复旦、浙大等重点大学主要使用引进的外文教材，其难度系数相对较高，尽管是一线城市的重点大学，学生们也普遍感觉难度太大，对本门学科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很大的困难，对于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而言，使用原版外文教材难度就更大了。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检测因学校差异而存在很大的不同，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就没有形成规范的管理和引导，在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随意性较强，这种状况下双语教学的效果和目标的实现就很难得到保障，同样制约着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

三、对策建议

结合当前国内高校课程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核心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结合实际编写教材

全球化背景下给中国高校提出的培养既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又具有较强外语运用能力综合性人才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无不倾注太多精力，但实际运行效果却不甚理想。结合专业学科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双语教材尤其重要，是顺利开展双语教学的基础条件。直接运用原版外文教材不适合国内双语教学的开展，一方面教材难度太大，不利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也不利于提高学生外语能力，在没有深刻理解课程的基础上，要提高外语运用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对于运用汉语教材用外语教学的情况，也不利于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课堂上教师部分使用外语教学，对于国内外语运用环境不充分的条件下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真正使双语教学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应该是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编教材，在保证专业知识系统化的前提下，可以借鉴原版外文教材，规范外文使用，使学生掌握地道专业外语。

2.加大力度培训双语教学名师

双语教师是双语教学的直接实施者，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外语运用能力直接决定了双语教学的水平。目前，我国双语型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法满足当前双语教学发展的需求，加大力度培训双语教师迫在眉睫。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⑴加入浙江大学“全国高校双语教学协作组”，共享双语教学资源，提高双语教师水平。国内一线城市重点大学不管是教育资源、教育投入，还是师资力量，中西部高校特别是西部地方高校是无法与其相比的，我们通过加入“协作组”，增加与先进高校双语教师的交流，向他们取经学习，提高自身双语教学能力。

⑵把“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要培养高质量双语教学人才，必须学习国内优秀大学的双语教学经验，甚至走出国门，与英美国家的一些学校联谊，学习他们的文化、提高我们外语交际水平，同时，聘请外籍教师担任双语授课教师，对校内双语教师进行培训指导，这不仅可以学习外国优秀教学思想，而且也可以学习纯正学科专业术语和真正的双语课堂教学。

3.科学设计双语教学方法与手段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主要涉及当代主要国家行为体的经济与政治，涉外性是其主要特点之一，因此，结合课程特点精心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十分重要，因为教学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有好的教学内容，还需要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⑴理论讲授和专题讲座相结合。本课程属于国际关系学科范畴，其教学内容包括国际关系的许多基本理论，同时也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许多基本知识与理论，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论以及课程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把理论知识的讲授贯穿到具体的系统知识中去，既避免课程单调乏味的情况，又能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课程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另外，由于课程紧贴时事的特点，以专题讲座的方式授课既可以使课程教学与时俱进，同时也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⑵采用多媒体教学。从课程内容上看，本课程具有信息量大，部分理论知识抽象复杂等特点，再加上使用的是外语教学，无疑更增加了学生理解和把握课程内容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授课教师必须根据课程内容，精心设计多媒体课件，力求通过多媒体课件，减轻学生理解课程内容的难度。

综上，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课程的双语教学活动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探索阶段，各级高等院校还需提高认识，树立双语教学理念，形成重视双语教学的氛围和环境，切实提高双语教学的水平。

引文注释

①刘洋.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参考文献

[1]周素勤“.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课程建设刍议[J].学理论，2011（11）.

[2]谈多娇.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J].教育研究，2010（10）.

国际政治经济学篇10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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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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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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