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十篇

信息经济学篇1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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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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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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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篇3

关键词自愿性披露强制性披露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披露是联系投资者和企业及其管理层的重要纽带。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企业管理层则通过披露会计信息传递企业的经营业绩、资源配置和财务风险等信息。可见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目前关于会计信息披露是采取自愿性披露还是强制性信息披露一直争论不休，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哪种披露方式，都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

1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的理论基础

理论、信号传送理论以及市场基础动力是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基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为什么有自愿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

1.1理论

理论（AgencyTheory）把公司视为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该理论具有两个基本假设：①不管是人（在契约中发挥管理职能的集团）抑或是委托人（资本或其他资源的提供者）都试图尽可能扩大自身的财富，但他们之间又需要相互合作。因此委托人和人如何从根据公司财务报告所作的决策中获益是理论所引发的最主要信息披露问题；②委托人和人都希望尽可能扩大自身财富从而导致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存在冲突，而契约是减少这种冲突的一种途径。契约的有效执行将引发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等成本，而成本一般是由人承担的，人为了减少成本，便有了自愿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

1.2信号传送理论

信号传送理论（Signaling）解释了为什么在没有强制性披露要求的情况下，公司会有在资本市场上自愿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上稀缺的风险资本，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自愿披露是必要的。会计信息向所有市场参与者传送有关公司资源配置、经营绩效和财务风险等信息，当公司高度依赖会计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活动及活动成果时，会计信息便无可厚非地成了再现公司具体存在的最佳信号。

对于业绩优良、资本结构良好的公司，在寻求资本的时候，有动机自愿披露会计信息。通过信息披露，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市场信誉，增强公司筹资能力。而且业绩优良的报告表明公司有很大的抗风险能力，从而维护投资人的利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的注意，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而对于一些业绩平平的公司，迫于资本市场的竞争压力和筹集资本的需要，也不得不对外披露信息，因为“沉默”往往被理解为公司不愿意披露“坏”信息,因此业绩平平的公司为了避免被怀疑为不良业绩，就不得不报告它们的经营成果。只有那些业绩差的公司可能不愿意披露信息，但是为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吸引投资者对其未来经营前景的期望，也将会迫使业绩差的公司对外披露信息，以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的信心。

1.3市场基础动力

市场基础动力（Market—BasedIn?鄄centivesforInformationProduction）源自经理人才市场的动力，正如Fama所探讨的，经理人员是隶属于经理人才市场的，其管理服务具有市场价值。理性的经理人员将更希望获得在同等情况下的高市场价值。由于他们在创造企业价值上所取得的成功很可能决定了其自身的市场价值，因而他们必然会努力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经理人才市场的存在主要从两个方面有助于对逆向选择等问题的克服，推动经理人员对信息的提供。第一，将降低经理人员逃避责任的可能，使其更愿意提供影响企业价值的信息。第二，经理人员将设法最小化企业的资本成本，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构成了经理人员向市场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动力，因为会计信息的披露将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提高企业的市场价格，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促进企业间的交易，从而提升其市场价值。另一个规范经理的基本市场是收购市场，如果经理人员不最大化企业的价值，企业就有可能被收购，而企业一旦被收购，通常将导致经理人员的下台，因此收购市场的存在也激励着经理人员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从而推动他们对信息的提供。

2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的理论基础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性质以及会计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一切构成了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的理论基础。

2.1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是指一家企业披露会计信息能够传导影响其他企业的现象。比如一家企业披露其销售额和利润大幅度增长的信息，能够影响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市场预期。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会引起市场缺陷从而导致会计信息披露需要管制，这是因为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背离，即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会计信息需求过度或供给不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比如一家垄断企业为了阻止另一家企业进入同一行业，可能有意不披露有关信息，使新的竞争者存在进入障碍，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而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会计信息供给过度或需求不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会计信息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政府就有必要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管制。

2.2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特性

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出现生产不足，或者说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会计信息的生产者通过别人对其产品的使用不能内在化其生产成本，即消费者不用为使用公开披露信息而付费，生产者的生产动机受到限制，企业会从利己主义出发有意披露对其有利的信息，而对于使用者有需求但对于企业获得资本不利的信息却可以含而不露，甚至极力隐瞒和歪曲事实。如果要让公共物品的生产满足需求的话，那么那些不用付费就可以消费会计信息产品的“免费搭乘者”的信息成本就必须由整个社会承担。政府显然就必须在这方面承担责任，即负责监督公共物品的生产。

2.3会计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里把参加交易的各方由于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即一方掌握其他方所没有掌握的信息优势称为信息不对称。在会计学中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比投资者更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他们有能力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真实———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经营管理人员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可能会粉饰会计信息，甚至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因此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应该进行管制。实际上，Spence最近也指出：“公司自身都有一种内在的动机和倾向，即操纵或伪造财务报表以误导投资人，这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必然现象。因此要以外部手段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经营者，使其能在行为上有利于投资者获取充足的信息。”

3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的对比分析

以上对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诠释，这些理论分析各执一词。下面将从信息披露产生根源对这两种披露方式进行分析和阐述。

3.1自愿性披露的根源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导致资本市场全球化扩张，企业融资模式由内部转向外部，企业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需提供更多更透明的信息。二是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及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使得投资者更为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增加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三是企业的信誉是其在竞争中获胜的一个关键因素，而经理人在经理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下，有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竞争力的动机，所以会将相关信息如实可靠地提供给投资者。

3.2强制性披露的根源

一是虽然迫于资本市场的竞争压力，企业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但这种自愿披露是建立在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这种自愿披露信息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误导和欺诈的，因此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二是信息披露成本的存在防碍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由于现存的资本市场为非有效市场，就造成了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披露成本超过信息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致使管理当局放弃披露部分信息。只有当披露成本较低且信息的社会价值大于市场价值时，公司才会愿意披露信息，产生了信息披露的经济约束。三是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看上去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实质上这两种披露方式是有内在联系的，无论是自愿性披露会计信息还是强制性披露会计信息，都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目标，两者是内在统一的。

4对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的建议和设想

近年来，关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是采取自愿性披露还是强制性披露，一直众说纷纭。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百花齐放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会计界关于会计信息披露采用何种方式的结论不够完善。笔者认为，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这两种观点代表了两种极端情况，它们都很具有说服力，但都不能产生定论，过分地强调单纯地选择哪一种方式，未免有失偏颇。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应朝着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相衔接的方向发展，而如何寻求两者的衔接，如何适度地披露会计信息，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4.1两种方式披露内容的有机衔接

强制性披露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必须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内容；自愿性披露是公认会计原则和其他法律、法规未作要求，而企业自愿披露的内容。强制性披露针对的是企业诸如上市公告书、财务报告之类的“硬信息”；自愿性披露针对的是企业诸如良好的商业信誉、人力资源等“软信息”，这两种方式披露的内容完全可以有机地衔接在一起。

信息经济学篇4

    一、会计信息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属性

    关于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属性,当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公共物品论、私人物品论、标签产品论。本文认为,一方面,会计信息在特定消费群内仍是私人物品,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因为会计信息具有专业性,一般情况下,缺乏专业技术人难以使用,并且会计信息的使用并非完全免费,投资方使用会计信息往往需要“付费”。另一方面,会计信息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会计信息逐步显示出公共物品的特性。也就是说,会计信息同时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特性。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私人物品在私人产权下使用是有效率的,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是有效率的”。而会计信息的对外披露是政府强制实行的,当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财务信息由私人对外提供时,必然会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出现会计信息的“搭便车者”,正是会计信息产权的模糊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会计信息失真。

    2.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指人们各种交易行为过程中的成本付出。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供给、需求和监督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会计信息的供给成本主要包括处理和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会计信息检验成本及成本。由于企业对外提供的是统一格式的会计信息,无法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因此,会发生依据各自决策和监督的需要而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需求交易成本。有些会计信息使用者甚至会直接从社会中介机构购买专业投资意见。会计信息的监督成本主要包括,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的费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会计信息进行审计的费用。

    3.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造成的,外部性问题与产权界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会计信息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会计信息的供求过程之中,企业的受托经营者既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受托经营者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作为信息优势的一方,受托经营者提供的会计信息偏向于首先满足自身的会计信息使用标准,即最大化的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信息。具体表现为,受托经营者利用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提高当期经营绩效,或者平滑各期收益指标,在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预期目标时,甚至采用会计造假的手段。这样,受托经营者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偏离委托者等利益相关者实际使用要求的,他们据此做出的决策很可能给自身造成巨大损失。

    二、我国会计信息造假的现状

    在我国,会计造假现象比较严重,一部分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的灵活性以及会计舞弊等违法手段,粉饰财务报表,严重损害了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利益。并且这种现象愈远愈烈,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十几年中,会计信息造假案件屡禁不止,甚至有“假账猛于虎”之说。例如琼民源、红光实业、中航油、ST郑百文、银广夏、蓝田股份、渤海集团等事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有琼民源、银广夏、蓝田股份。这些治理比较严格、规模较大的着名企业尚且如此,其他中小企业可想而知。

    从历年的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会计造假的程度相当严重。2010年财政部对114户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56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检查。经调查仍有部分企业执行《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不到位(例如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虚构销售收入8131万元),这些企业通过做账外账、私设小金库、编制虚假的财务报告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从现实来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丑闻的曝光,必然会动摇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会计信息造假必然会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隐患。

    三、会计信息造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会计信息造假的成本效益分析

    会计造假的可能成本包括:(1)做假账中所付出的物质耗费(几乎为零)。(2)企业的提供虚假财务信息被曝光后会受到各种经济处罚,例如罚款、并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等。(3)心理成本指责任主体担心造假被发现及受到处罚的成本。心理成本与企业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成正比,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心理成本越高。当企业的财务丑闻曝光后,管理者因为担心受到法律制裁心理成本会增加。(4)企业管理者提供虚假财务信息会面临道德风险,在相关行业的道德声誉受损。

    会计造假的可能受益包括:(1)对于企业而言,通过提供虚假的财务信息,能够获得银行信贷、偷逃国家税款、并能够使企业的股票增值等;(2)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通过粉饰财务报表除了能得到固定工资外,还能获得额外受益,如在职消费、高额薪金、获得晋升或重用机会等;(3)对于企业会计人员来说,因为其所处的从属地位,必然要听从管理者的命令,这样才能在保住职位、获得稳定收入的前提下,获得晋升的机会。(4)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其获得的收益主要是能保住并招揽客户,为事务所带来收入。

    当企业的造假成本高于其非法所得时,企业才会放弃这种“无效率”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虚假财务信息的产生。

    2.构建会计造假的“囚徒博弈”分析模型

    只要有利益,就会有博弈。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构建以下博弈模型。

    关于这个模型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两个企业都造假时的收益总和8大于都不造假时的收益总和4,原因是造假者以不正当的手段额外获取了本应属于其他人的利益,换言之就是损人利己。二是之所以造假者比不造假者获利更多,是因为在同等条件下,造假者隐瞒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从而获得超额收益。

    由模型可以看出:即使乙不作假账,甲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获得的收益也会比如实做账获得的收益大,这样,从理性经济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看,甲乙必然都会选择做假账以获取更多收益,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企业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的结果。

    财务会计信息的提供实际上是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如果所有企业都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会达到共赢的效果。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而其他企业都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以及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必然会诱导企业做假账,出现劣质会计信息驱逐优质会计信息的行为。若监管部门不对这样的恶劣行为进行严格惩罚,相当于为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会使会计造假行为更加有恃无恐。

    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十分精确,只是大概的一种设想,但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要想治理会计造假问题,就可以通过设计一种制度来使不造假者的收益大于造假者的收益,比如加大对造假者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对不造假者进行奖励等,虽然外界惩罚机制不会改变博弈本身的原则,却可以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效用预期从而改变最终的均衡结果。

    3.会计信息造假的制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具体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会计制度机制和会计职业道德机制可以有效约束会计行为,其中会计制度机制包括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会计法、税法、经济法、会计条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包括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相对于会计制度,会计职业道德归属于非正式的内在制度,会计职业道德是一种自律机制,能够内化到财会人员的行为意志中,成为自觉遵守的规范。从会计职业道德约束机制来看,会计信息造假作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归咎为职业道德的缺失。目前,从对企业监管的实际效果看,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监管缺少协调机制,社会经济监督的各监管主体限于本身的职能任务,所实施的监督各有取舍,而且缺少相互之间的横向配合,不能形成一个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的整体监督体系。

    四、一些关于治理会计信息造假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信息造假正是企业基于成本与收益对比分析后做出的选择,是财务欺诈约束制度不足的后果,那么就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着手管理:

    第一,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会计理论的研究,有效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以保证会计准则的中立性,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根据科斯第一定理可知,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稀缺有价值的资源,通过界定其产权,可以有效降低会计信息外部性造成的损失。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体现着会计信息的产权,并且因为不同会计准则会产生差异化的财务信息,企业作为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对会计信息拥有所有权,他们在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利用会计政策的灵活性以及会计舞弊等违法手段,侵占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利益,所有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避免产生这种行为倾向,保持准则的中立性,听取会计准则的使用者的建议。

    第二,政府要增强监管力度,以加大造假成本。目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改制形成的,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大部分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时,被处罚对象一般都归于上市公司,很难具体到责任人,政府相关部门并不会对做假账承担完全责任。而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监管不严,缺乏透明度的弊端,例如我国《证券法》中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只是采用行政处罚,很难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会计造假被查处的可能性不大,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有限的,以至于造假的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为此政府应加大立法、监管与处罚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同时也应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会计信息造假的被追究率。

信息经济学篇5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不完全信息情报经济学

[分类号]Fo

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在包括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已取得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解读。

1　解读之一：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其特征为从基本前提假设出发，通过数学演绎推理，得出结论。循着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演变，就能把握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因此，以不完全信息前提假设替代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前提假设，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成为信息经济学兴起的主要理论起点之一。由于经济学及其分支都是在一定的基本前提假设基础上，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推理来得出一定的结论的，当假设条件越是逼近现实时，其结论也就自然越是接近现实。现代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的理论局限，使经济分析的环境贴近客观现实，因而不完全信息理论或者说信息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发展新分支的经济分析结论也就必然更加趋近于真实生活的本来景象。不完全信息理论或者说信息经济学，一方面在经济学说史中被视作是西方经济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对新古典经济学十分重要的补充，认为其理论意义在于它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另一方面也被视作是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即经济学信息范式。经济学信息范式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在将经济人的理划分为心理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实施结果三个层次并予以严格区分的基础上，用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来扬弃新古典经济学中比较而言较为笼统的理性人假设(也即是说经济人始终是心理动机最大化，但是由于不得不面临诸如信息约束之类的经济环境的约束，因而经济人实现其动机的行为，换句话说，决策与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不得不会偏离于经济人的最大化心理动机，而只能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从而建立起一种用来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使得经济理论对于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够与经济现实尽可能地相吻合，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及其进展则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就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信息经济学的诞生导致了经济学信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其发展。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建立在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为基本假设之上的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各个领域的现实经济问题具有了较以往模型更多的解释力，而这一点也恰恰正是信息经济学对经济学科本身的贡献所在：有关信息经济学的认识深深地影响着对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至理名言的理解，并为那些如果不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解释那么就会很难理解的众多经济与社会现象提供了解释。

2　解读之二：一种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应用

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从该角度来讲，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就主要体现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信息经济学也脆视作就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作为国内最早影响最大的将博弈论系统地引入我国的信息经济学文献，在实现了两者精彩结合的同时，极力地宣扬了以上观点，强调博弈论研究的是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寻找博弈的均衡结果，而信息经济学则研究给定信息结构下最优的契约安排问题。经济学专业的信息经济学教材往往也持类似看法：例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又如认为信息经济学作为发展最快的经济理论领域，它旨在研究这样一种境况：“行为人力图克服与他们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的无知状况，从而设计一种获取新的信息或者避免某些无知成本的机制。当决策所需的信息在行为人中间不对称分布的时候，这些决策就包括了合约设计，以便提供激励和(或)诱导私人信息的披露”。总之，将信息经济学视作是博弈论方法的具体应用的这一学科解读，形象地比喻就是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前者是方法论导向，而后者是问题导向，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撑；前者是对于信息结构一定时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均衡结果给予实证研究，而后者则是对于信息结构一定时会有什么样最优的契约安排给予规范研究；前者源于对理性人行动的分析，而后者的许多理论则源于制度安排。

3　解读之三：一种经济学透视法

经济学透视法解读观点最有力的依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兹，曾将信息经济学看成一种新的透视分析法，其主要理由在于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独立学科的理论和基础：信息经济学的分析特别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基本上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而展开的，只是在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即是透视的角度上有所侧重―将传统的完全信息假设放松为不完全信息假设；将信息作为常数或可忽视条件改变为变量或必然存在的约束条件。在此之后的所有分析，除数学方法与观念的进步因素外，其他与传统经济学分析手段和基础没有本质区别。即使在宏观信息经济学或信息产业经济学领域，其研究也都基本没有超出宏观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范畴，而是更多地属于应用性质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信息经济学在其本质上能够看成是透过信息而对传统经济学的透视分析的结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信息经济学原理在相当程度上是揭示人性规律的一种透视角度，是对人类在一定信息结构下各种理规律进行琢磨的结果”，这种透视或琢磨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就体现为信息经济学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不偷懒，以使之尽心尽力地为委托人工作，这也恰恰就是理论界所存在的极力主张“信息经济学就是对付欺诈行为的经济学”这一学科解读观点。

4　解读之四：一门学科

将信息经济学当作一门学科的理由之一，在于认为信息经济学是经济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一门学科

“我们用‘信息经济学’这一术语来概括由于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有关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科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用信息科学这种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的行为和它的基本理论，这便是经济的信息学，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信息这样一种新的经济要素的经济行为和基本理论，这便是信息的经济学。于是信息经济学便可以定义为经济的信息学与信息的经济学的有机的综合”。

而理由之二，在于认为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下所形成的一门经济学新兴学科。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由“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假设组合而成的”，而此方法适用于人类行为更为广阔的领域，包括通常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犯罪、婚姻、教育、政治等等。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推动经济学超出自己的传统领域(至少是19世纪末期它给自己划定的疆界)，向其它学科领地进行了帝国式的扩张和渗透，形成了经济社会学、政府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教育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新的分支学科。依照上述思维方式，信息经济学其学科存，在也可以视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信息领域的扩张而形成的又一门学科，对于此观点，笔者曾撰文：作为情报学分支学科的情报经济学和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既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情报学这一学科领地进行帝国式扩张的又一具体表象。

5　解读之五：一个学科群

学科群解读观点多见于图书情报、经济信息管理领域，认为信息经济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有成果都还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并没有形成像信息经济学这一称谓那样的一个体系严密的、统一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有关研究成果都只是汇聚在信息经济学这一名目之下的围绕信息与经济相结合主题的，彼此之间还需进一步横贯沟通的若干个学科群体。

国内情报学界对于同样使用information和leconomics进行组配表达的情报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引发并推动学科群解读观点的重要动力源。早在1992年就有人从英文译名角度指出，西方信息经济学存在着以information为基础的具有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4个分支学科：信息经济理论(the economics 0f information)、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情报经济学(the)economics 0finformation)、信息经济论(information economy)。在这之后国内情报学界对情报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直至近年来作出如下最新阐述：信息经济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开放的动态体系，正在向相关的学科群组的方向发展，在信息经济学这个概论性的学科名称下，应该有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信息化理论、网络经济学、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政策研究、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机构的经济学(笔者注：最后两个子学科是由情报经济学发展而来)等一系列子学科。

国内经济信息管理学界对于有关经济信息及其管理的众多类型经济问题的探讨，则是引发并推动学科群解读观点的另一重要动力源。该领域认为信息经济学存在着三条基本发展思路，并相应的形成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支体系。信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群有狭义和广义之划分。狭义信息经济学就是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信息经济学在内的学科群，它具体划分为8个领域：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也即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的非核心领域、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信息系统经济学、企业的信息组织理论、信息的产业组织理论、网络经济学、国际信息经济学，而广义信息经济学除了包括狭义信息经济学之外，还包括三个子学科群，即纯信息部门经济学分支群，如广告经济学等；信息技术部门经济学分支群，如邮电经济学等；广义信息生产与分配部门经济学分支群，如情报经济学等。

6　信息经济学研究要努力朝着填平基于不同解读之上的理论鸿沟的方向前进

经济学信息范式、博弈论的具体应用、经济学透视方法、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信息领域的扩张多种解读的并存说明了仅仅是在经济学内部，一个以information为基础的统一的经济学科还尚未形成，理论鸿沟还有待填平。而在经济学界之外，这一点，在将信息经济学理解成学科群的观点领域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解读领域通常所指的信息经济学，也即是狭义信息经济学划分为对经济机制中引入信息范畴进行研究的微观学派和对信息经济整体分析的宏观学派。有人指出由于这两个领域中信息的表现形式和特征、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彼此各不相同，所采用的方法和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等差异较大，所以在目前它们基本上沿着两个领域向纵深发展，但大多又都使用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因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混淆。那么能否根据其内在本质联系建立统一的信息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呢?这正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急需将两大学派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便能够填平由于沿着各自已有发展方向纵深发展，从而彼此自成独立理论体系而所造成的理论鸿沟。事实上这方面工作也在不断尝试着去做。曾有观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具有自恰性”，指出两大学派虽从事研究的着眼点各异，所使用方法不同，但它们具有深刻的内在的统一性，即微观学派作为在新的层次上，寻求解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领域和范式上的鸿沟这一危机，以统一经济学理论为目的的一套新理论，它是从微观出发，为统一经济学的理论引入了信息变量，而宏观学派则正是研究对应于这种微观行为的宏观部门，因此传统经济学遗留下来的宏观与微观的胎记并不能够影响信息经济学现有理论的自洽性。对于该观点，我们认为其论证与真正构建具有严密逻辑的、完整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目标，还存在着巨大距离。因为该观点只是提及存在着一种自恰性的对应，而并没解决宏观学派是如何对应于微观学派中的微观行为的，即还没能够找到有机联接两大学派之间的有效“接口”来实证所谓的“自洽性”!因此理论界还需做大量工作来搭建联接“接口”以实证某种“自洽性”，从而填平信息经济学的理论鸿沟。

早前的尝试是将经济决策作为“接口”，即从经济决策是信息域与经济域的关联点、经济决策关系是信息经济领域最基本关系这一基点出发，在信息经济学中以经济决策为逻辑起点，以信息经济效益为核心范畴，以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为微观基础，以信息产业为中观层次，以信息经济总量与结构为宏观整体。这样信息经济学就涉及到经济决策与信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经济决策中的信息经济机制、经济决策与信息经济效益的关系三方面问题，而这些问题使得经济决策，一方面有机衔接起了宏观学派，这体现为经济决策的信息意识产生对信息的需求一拉动信息供给，也即信息的产业化发展与产业的信息化深化的相互促进、基于信息供需规律之上的信息市场的成长等一构成信息与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有序运动体系；另一方面又有机衔接起了微观学派，这体现为由于决策总是在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因而依靠特定信息条件下的决策的经济效益分析，才能合理地推论信息的经济效益，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系统地说明信息经济学的其他问题。

信息经济学篇6

一、宏观信息经济理论与测度

宏观信息经济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阐述：

首先，从相对静态观点来看，经济过程由两大领域组成，一是包含物质和能源的转换领域，一是包含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信息转换领域。这两个领域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物质和能源生产必须有相应的知识、计划、调节与控制的信息，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播又离不开物质和能源。在形成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这两个领域的一方如何为对方做出贡献及做出多少贡献，正是信息经济研究的课题。

信息经济，就是以信息商品及其服务为基础或基本形式的经济，这是一个与物质经济相区别的概念。马克卢普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信息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规定为生产信息商品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如厂商或研究机构、个人或家庭等，其目的是将这些个人或组织重新划分为教育、研究发展、通讯、信息服务和信息设备五个部分，从而限制信息经济的范围。然而，在波拉特看来，信息活动或信息市场才是信息经济的基本单位，其目的是将信息活动创造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范畴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经济看做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其目的是降低产品能源消耗，这种由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过程。在这里，信息经济已不再是一种预测理论，而是在向人们说明如何适应已经被信息技术改变了的现实经济活动。

其次，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分析，迄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在1880年前后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石油、内燃机、发电机以及电力的配置使社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再就是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属于物质（大众）经济，因而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仍然属于在同一形式下的经济转变。与第一次转变相区别，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却是由旧的经济形式向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变，因此，这种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第一次转变深远得多。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经济或物质经济与信息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在圈套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信息经济能否取代大众经济，而取决于大众经济在向信息经济转变过程中二者能否有机地溶为一体。

随着物质经济逐渐过渡到信息经济，信息部门的发展将受到怎样的制约并有什么后果呢？法国经济学家琼•沃格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基于n•帕金森定律和热力学中引出的定律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信息部门增长比整个经济快一倍；第二，当信息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这种增长就趋向于达到“经济成熟”的最高界限，物质生产将会出现倒退。然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信息经济在90年代得到行政机关发展的事实，使人们对沃格观点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宏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最早由马克卢普确立，后经波拉特和鲁宾等人充分发展。马克卢普认为，国家生产部门中知识及其分配活动的测度，可以分为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五个类别来进行。波拉特则认为，应该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以此分别测度这两个信息部门产值，从而计算出国家信息部门总产值。在测度方法上，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也不相同，马克卢普采用最终需求法测度信息部门产值，波拉特则采用增值法测度信息部门规模。从总体上看，这两 种方法各有长处，但目前许多测度模式都采用增值法计算信息经济规模。

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测算国家信息经济规模，是波拉特对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他创立的信息经济测度模式被称为波拉特范式。按照波拉特范式，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规模：一是信息部门或信息产业产值在国民（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波拉特范式的最大缺陷是对统计数据有严格要求，而当前许多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一般难以满足这种要求。这样，数据来源不同，应用波拉特范式测度的结果也就有所差异。尽管如此，波拉特范式仍然是目前较为准确地考察国家信息经济规模的理论模式。

二、第四产业与信息市场

第四产业及市场的形成，信息市场功能与特征，信息产业及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构成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第二部分内容。80年代后，以电子通信产业及服务为核心的狭义信息产业（市场）概念，渗透到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形式中。目前某些研究者使用的信息市场概念，已不再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人创立的广泛意义的信息市场概念。这样，研究文献中的信息产业（市场）概念出现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信息畜牧业（市场）主要指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处理产业（市场），广义信息产业（市场）不仅包括狭义范畴，而且凶手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产业（市场）。

费希乐—克拉克产业分类法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产业分类体系。然而，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却认为，作为信息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果，信息产业应当作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产业存在，也即所有国民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纳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大产业概念之下。这种观念最早出自波拉特，随后得到宏观信息经济学者的普遍赞成。但是，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业主要包括哪些产业部门或经济活动，西方学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第四产业是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与信息设施及服务相关的活动识别出来而形成的产业群，它主要由四大部门组成。（1）信息生产产业，即主要直接生产可消费信息。（2）信息处理产业，该产业主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经济与管理决策依据，不涉及信息生产。（3）信息分配产业，即从事信息传播与分配活动的社会部门。（4）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信息基础设施的生产、安装、操作及维修等社会部门。在此信息产业结构基础上，形成四种信息职业：（1）信息生产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市场研究与协调人员，信息收集者，咨询服务人员，艺术家和程序设计员等。（2）信息处理者，包括政府职员，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商人，办事员及领导者等。（3）信息分配者，包括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4）信息基础设施职业，包括信息机器操作人员如邮电通讯人员、打字员、信息交流员和数据加工人员以及专职为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保证信息畅通的安装、维修人员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及信息职业人员的社会活动，构成宏观信息市场。与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相对应，宏观信息市场也由一级和二级信息市场构成。在一级信息市场中，信息技术及信息的传递技术都由企业来组织，其交换价格按照确立的时间地点而形成。二级信息市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市场，因为其信息产品不在公共市场上交换，也不形成市场价格。但是，二级信息市场既发挥社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市场的功能，形成信息贸易内部化，同时，也起到支持一级信息市场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一级信息市场还是二级信息市场，其最终产品是知识。它们都具备符号性经验交流，学习乃至再学习，改变认识乃至确认某项知识，降低不确定性，扩大选择范围，实施合理选择，评价各种决策，控制经济过程，传递经济知识等14项功能。根据这些功能，宏观信息市场具备以下特征：所有权外在性，公共商品外在性，消费过程无损耗性，收入与财富再分配效应，生产与交换不确定性，技术外在特征，政府创造市场的能力和试题的局限等。

三、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从信息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系统可以分信息和生产两个子系统。为简化模型，假定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在生产子系统内生产；信息子系统所生产的只是经济数据（知识）的搜集、传递、加工、储存、检索，以及分析、命令或其它指示的联络与沟通、决策实施的评价中的反馈。如果市场参加者不断增加，职业类别将会增加，或者技术过程变得更为复杂，或者经济系统生产的产品及服务的种类越来越多。于是，信息过程变得更加集约化。据此，通过对信息子系统与生产子系统各自的投入效用与经济系统的实际产出效用的比较，能够得出信息生产效用，即信息的生产率可由实际产出对信息投入要素的比率而获得。根据该原理，研究认为，美国经济中的信息生产率除1929-1934年呈上升趋势外，1934-1974年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活动的扩大，为获得1美元的产出，生产者需要耗费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活动支出；信息环境“质”的改善与信息成本的上升似乎同步进行。运用乘数方法对其他国家信息生产率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经济学篇7

摘 要 地理信息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主要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按照地理信息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利用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地理信息的生产、将产品分配到社会各需要的阶层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研究地理信息市场的组织、结构等，促进地理信息市场的良性运作。

关键词 地理信息 微观经济学 经济地理

客观世界是一个庞大的信息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借助近代数学，空间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人们已能够迅速地采集到地理空间的几何信息，物理信息和人文信息，并适时适地的识别、转换、存储、传输、显示及应用这些信息，使地理信息逐渐成为对信息社会进行服务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基于位置的服务、数字城市等地理信息服务范围和服务领域的变化，社会化的应用客户日益增加，以地理空间位置为基础平台的社会经济数据加工和产品服务已成为现代信息服务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地理内容便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进入社会经济活动中。

一、地理信息与微观经济

1．什么是地理信息

地理信息是指与空间地理分布有关的信息，它表示地表物体和环境固有的数量、质量、分布特征、联系和规律的数字、文字、图形、图像等的总称；是有关地理实体的性质、特征和运动状态的表征和一切有用的知识，是对表达地理特征与地理现象之间关系的地理数据的解释。

2．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微观经济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主要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各种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因此实际上要解决的主要是既定的经济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3．地理信息与微观经济分析

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是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下，研究家庭、企业采用地理学基本原理和信息方法描述现实世界以及通过消费地理信息来支持经济博弈的微观经济模式的一种理论探讨。

当前大量的地理世界的描述和经济分析的工作基本以宏观为主，对个人、单个企业的描述方法则较为简单，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可能使一个社会个体的信息得到满足，也使在地理平台上的信息描述和规律分析开始遇到极微小尺度上信息内容分析的挑战，同时以信息、数据方式表现的地理内容也开始需要分析供给和需求问题，微观经济领域内容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挑战方式进入地理信息领域。

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不仅仅是描述信息技术支持下微观尺度世界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信息技术反应地理世界的方法，从事地理信息工作的企业如何能够在经济活动中生存、成长等问题。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领域研究地理信息生产和加工销售的厂商行为和经济学特点，以及应用地理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企业行为、地理信息消费者效用等。

二、地理信息微观经济与经济地理的区别

1．经济地理的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这些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包括微观上的企业区位与环境关系，中观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尺度上的经济全球化与环境条件利用等都是其研究的对象。

2．区别分析

为了更好的研究地理信息的发展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必须将其与经济地理学这一地理科学系统中最为发达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加以区分。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包括各经济部门在地域上的布局，也包括各地区经济部门的结构、规模和发展，以及地域布局和部门结构的相互联系，其经济活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相关，所以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与经济地理学是有差别的，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是直接将地理信息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进行研究，探讨的是它在要素和商品市场的表现与行为。

三、结语

地理信息产业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新兴信息产业，其产业成果已经在我国广泛应用并在国民经济的重大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着激烈的国外市场竞争，解决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是必要且迫切的。

在地理信息微观经济分析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企业的行为，这是长期以来地理信息行业研究十分薄弱的部分，企业加工微观地理信息的成本和收益将直接描述地理信息的市场和价格。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今后的地理信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日益激烈，美国和欧洲相继降低地理信息产品的价格，这为我国的地理信息建设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数据资源和产品，同时又给我国的地理信息产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此，我国应加强对地理信息微观经济的研究分析，加速有自主产权的空间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促进地理信息产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应用，从而增强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陆守一.地理信息系统实用教程.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蒋殿春,黄有光.高级微观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3]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信息经济学篇8

1 研究目的

利用信息论的理论和公式公理，用网络及其他通讯工具来处理经济信息的收集、存储、传输、解决等问题，是经济信息论的主要任务。

经济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如熵、信息效率、编码和译码等，都是从信息论移用过来的。熵是反映系统的不确定性的数量表述。经济信息的作用是消除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信息量等于熵的减少量。[1]

可是以往的“经济信息论”的学者不管信息论上对“信息”概念的定义，他们按照常识，文科的方式理解和使用“信息”这词。他们没有用数学的方法来衡量以及研究自己理解的信息和其价值，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获得Nobel prize，然而这些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被证明是并不实用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拨乱反正”，“经济信息论”这一理论的定义是正确并且符合未来发展，社会进步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将经济和信息用信息论的方法结合起来，真正地将“经济信息论”的定义和内涵发展出来，使之得出的理论实用于生活中。因为经济学影响社会的方面是那么大，一个徒有盛名却不实用的理论，在未被揭穿时对个人和公司的股票投资，公司和社会的经济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其危害结果也是巨大的。

并且本文致力于提出将信息论与生活、治国方向紧密联系的方法，中国是很适合走科学理论与前进指针相结合的更快更好发展道路的。

2 过程与方法

2.1 传统“经济信息论”的易出错性和不实用性

举影响力最为大和名声最为广的，传统“经济信息论”研究者的，获得Nobel prize的成果为例。

有效市场指的是股票价格能及时反映公司所有公开信息的市场。该理论认为，大部分市场是有效和近似有效的；但利用公开信息来进行投资完全需要所谓的“大红手”，公司变化本身是随机的导致利用公开信息投资盈利几乎靠运气。一小部分人肯定能盈利，因为他们有内部消息。然而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常识，所谓的财务和技术上的分析是完全无用的。 显然这一理论对投资者并无用处，哪怕是最理性的投资者也不能从这个理论上获得什么理性的分析和帮助。有效市场理论，这就是塞缪尔森获奖的原因之一。巴菲特一直试图驳倒这个理论，比如用几个“超级投资者”成功的例子，但他举的是自己身边的人的例子，那显然可以用“富人效应”来反驳。由于没有好的经济信息测度，同时多数人投资收益无法超过市场的这一点是能经起时间检验的，人们很难看清或者直接驳倒有效市场理论究竟错在哪，但是理论家们的实际行动为这质疑添加了重重的论证：他们不相信巴菲特的理论和投资能力，从学术上不相信，但他们把自己的钱投资给巴菲特的公司了！

1990年，马科维茨、夏普和米勒因为投资组合理论获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这说的是确认有效率的资产组合集合，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只考虑投资机会预期收益率的期望E（X）和风险，也就是用收益的均值和方差的函数来描述效用曲线。相同的风险水平下，投资者偏于选择预期收益率较高的投资；相同期望的收益水平，投资者偏于选择风险较低的投资。所以必定存在这样一个临界数值，在相同（或更低） 的风险下，没有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的组合收益率的期望更高；或者在相同（或更高）的期望 收益下，没有其他资产或者组合风险更低。这时候一项资产或者资产的投资组合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一理论较为实用，但它不能提供最优的投资比例，提供的风险测度在很多时候也不合实际情况。

J.Mirrlees和Vickery因为信息不对成理论获得1996年的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他们已经意识到经典的信息学理论的不足，但是未从根本上改变。所谓信息不对称理论，简单说来就是涉及的双方一方中被另一方隐藏了解部分信息，交易双方中有一方知道的信息量少，比如房产中介总是会对客户隐藏信息以达到更多盈利。但是，这个理论根本的问题还是信息概念在此中相当模糊的；效用函数仍如在博弈论中一样没有被解决。然而其实用性已经大大加强。

这些例子都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将经济和信息结合起来的理论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实用需求的，这也是上面三个例子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但是他们错在只是粗浅使用信息论，而将其精髓抛之脑后，并且没有发挥“经济信息论”本身的定义内涵。

2.2 信息学和经济学的相互交叉在社会生活中起到重大意义

信息论是美国C.E.香农（1916～2001）于1948年提出的。它是描述和度量信息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传递和处理信息的基本原理。信息是反映事物特征的形式，被认为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客观世界三大要素之一，正在日益变成人们劳动的对象和产物。[1]

信息学方法是一种抽象思维与经验处理相统一的方法，它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产生了成效。尤其是其中信息模型及其识别放，成效尤为明显。同时，经济学原理与分析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原则与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运用于信息研究，加速了信息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所以信息学和经济学的相互交叉在社会生活中起到重大意义。

举例来说：

1）早在几十年前，日本人就通过将信息和经济结合的方法，通过我国公开出版的报刊，准确地推断出大庆油田的有关情况，为日本向中国出售炼油设备的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

2）多年来的炒股人群，尤其是理智的股票投资者，通过网络，财政期刊，相关部门管理层发言等等判断投资的方向和时机。

3）近年来，网络购物的兴起，甚至拉动了全国经济增长，正是“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逆香农信息定义”的现实体现。

2.3 信息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必须运用科学理论，其理论研究结果必须具有实用性

从2.2点的论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信息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对现在以及未来社会是十分有用的，但是只有利用信息论的科学理论、信息模型和数学计算才能实现其实用性，避免走向原来“经济信息学”的老路。

2.4 信息论在经济学中的实用

2.4.1 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信息论实用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中国有其特别意义。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的是：简单说来就是涉及的双方一方中被另一方隐藏了解部分信息，交易双方中有一方知道的信息量少，比如房产中介总是会对客户隐藏信息以达到更多盈利，比如资者隐藏了信息利用金钱刺激被雇佣者和经销商努力工作，或者被雇佣者和人反过来隐藏信息等等。

在我们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原来铁路局的例子。铁路局隐藏信息，利用纳税者的钱贪污腐败，好大喜功。国家对国产企业没有成套的、有力的奖惩制度，国产企业哪怕常常因经营不善倒闭，其间中高层仍能享受高工资高福利。以及欺上瞒下的腐败事情，这种典型的信息不对成行为往往能给个人获大利，从中获利以及看到从中获利的人们就更加热衷于此。所以好好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为建设合适有力的奖惩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但是它的致命问题是“信息”概念的模糊，易给人造成混淆，这里将文字数据当作“信息”，而每个人对这含义不明的“信息”的理解也不同，那这种理论是难以实用到我们中国的经济管理体系里面的。

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不断改进对经济信息的记录、整理、传递、存贮、加工、处理、使用，并在扩大经济信息的数量、提高经济信息的质量的同时，加强对经济信息流的组织和管理。从长远看，为了适应经济管理现代化的需要，还需要建立使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网络的经济信息系统，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围绕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信息中心，形成国家、部门、地区和企业相互沟通的、共享信息资源的网络系统。[5]

所以解决方法如下：

1） 扩大信道容量

信道容量是信道的一个参数，反映了信道所能传输的最大信息量，其大小与信源无关。对不同的输入概率分布，互信息一定存在最大值。我们将这个最大值定义为信道的容量。

利用信息论信道容量的概念，我们知道，扩大传输的渠道本身，就能达到扩到经济信息数量的目的。

2） 设立经济信息系统

经济信息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承担社会经济统计和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的数据处理；进行各种统计分析和预测，逐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模型；为社会提供一定范围的公共信息服务等。这些都依赖于信息论的理论模型。

1） 信息熵：自信息量只能反映符号的不确定性，而信息熵可以用来度量信源X整体的不确定性，定义如下：

[HX=pa1Ia1+pa2Ia2+...+parIar=-i=1rpailgpai]

其中，r为信源X所有可能的符号数，即用信源每发一个符号所提供的平均自信息量来定义信息熵。

利用信息熵可以用于预测整体不确定性。

2） 信息增益计算[6]

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颗空的决策树，并不知道如何根据属性将实例进行分类，所以要做的就是根据实例集构造决策树来预测如何根据属性对整个实例空间进行划分。设实例训练集是X，目的是将训练实例分为n类。设属于第i类的训练实例为[Ci]，X中总的训练实例个数为 [X]，若记一个实例属于第i类的概率为P（[Ci]），则：

H（X|a）的值越小则I（X；a）的值越大，说明选择属性a对于分类提供的饿信息越大，选择a之后对分类的不确定程度越小。

2.4.2 最大熵定理的广泛应用前景

当随机变量X服从均匀分布，即其可能的各种状态x1，x2，...，xn出现的概率相等时，信息熵H（X）=log n 最大。X服从均匀分布对应于研究对象各部分表现出的某种宏观状态完全相同，系统各部分完全平等，系统不再演变，稳定性也最强。只要系统中各部分表现出的这种宏观状态有差别，各部分就不平等，系统就会自发地向无差别，平等的方向演变，直至稳定。

最大熵体现出了一种均匀，平等和稳定。这正是自然界的最终演变方向，在自然条件下，自然界的各种系统都将自发地朝着最大熵方向演变，因此最大熵状态是自然界最可能出现的状态。中国人向来崇尚中庸平和，最大熵状态正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中国人理念的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富强、公正、平等。随着社会发展，到达了人人平等的最大熵状态也就是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状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和谐富强的社会，是人类对美好的社会的终极追求。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平等，自然万物和谐安定，社会自成秩序。

由于最大熵状态是自然界最可能出现的状态，我们推断一个未知系统的状态时，推测其处于最大熵状态是风险最小、最可能正确的判断。

由于当X服从均匀分布时，信息熵最大。因此，利用最大熵原理求解得到的未知变量的概率分布在已知约束的条件下，我们未知的那一部分概率服从均匀分布。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在未对随机变量进行预测奇拿，随机变量的熵最大，我们对随机变量进行预测，就是试图降低该随机变量的熵。当我们对该随机变量有部分先验知识（即信息），就可以引入这部分信息，从而降低随机变量的熵。最大熵原理实质就是预测时引入的信息只能是真正确定的先验知识，不包含一点人为假设的信息，这样的预测风险最小，最能保留各种可能性。[7]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凡发展的事物必然有内部能差，这种能差会导致系统从低熵到高熵的发展，最终达到一种无差异状态，此时活动终止，系统达到最大熵。从这个个角度看，最大熵原理对未知概率分布进行统计推断也是非常合理的。[7]

最大熵原理提供了一个基于部分知识建立概率分布的构造性准则，它是一种最小可能偏差的估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接近于真实解。因此，最大熵原理广泛应用于统计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处理和股票预测区域。

信息经济学篇9

关键词：会计信息披露 市场失灵 信息不对称 经济学理论

一、企业是一个“黑匣子”

会计信息又称会计系统信息反馈，是指通过会计凭证，把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信息，系统、全面、准确、及时地汇集起来，再通过账务处理，揭示出反映经济活动真实情况的各种信息。Bruns将会计信息定义为“包含在企业一整套财务报表的内容”。而会计信息是基于现代企业的命题，要分析会计信息披露必须分析企业性质。

根据科斯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企业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从会计信息拥有的程度来看，经营者（契约的一方）作为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成为企业的“内部人”，实质上形成了内部人控制，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相比，经理人拥有较为完全的内部信息，而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或股东（契约另一方）作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成为了企业的“外部人”，所以在会计信息上出现了不对称的情况。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偿债能力等都无法确知，也无法预先判断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能满足其需求，最终买到的可能只是仅有少许价值或毫无价值的“旧车”。同时从双方的最优化目标来说，上市公司经理人的目标也往往与股东的目标不一致，股东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并希望能够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使其向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倾斜，而经营者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但却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如利润分享、股票期权、晋级、社会声誉等。因此作为“自私人”的经营者，基于其自身最大化利益的考虑，会更看重短期经济利益，利用手中的“暂时控制权”只提供信息披露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的信息量。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也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即经营者为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而操纵信息生成，甚至对有些不利信息不披露或提供虚假信息。所以必须进行会计信息披露。

二、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政府参与的作用

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是要具有充分对称的信息，而信息的经济意义在资本市场上也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即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最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获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且其披露日益受到各方关注，这是因为信息的披露不仅对行业监管、公司自身的稳定、社会资源的趋利性流动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直到最终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人们区分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为信息使用者(如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外部其他有关部门和人员)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以便做出企业决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透明、公正的信息是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政府又是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而应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措施规范信息的披露，以保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

三、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经济学分析

（一）市场失灵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角度考察，只要给公民追求自利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使社会达到最优化，政府只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明晰产权以及监督合约履行等手段保证经济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但是只有满足以下四个假定，市场才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1．商品或服务是私人物品；2．一种商品对潜在消费者的全部价值或效果都反映在该商品的消费函数上，不存在虚张声势，没有威胁和策略，所有消费者都有正确和诚实的偏好显示；3．生产该物品的所有成本都反映在供给曲线S=MC上；4．市场是竞争性的。

在现实中，这四个假定是难以满足的，明显存在着“市场失灵”，即市场不能达到资源最优化。会计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指财务报告在无管制状态下的信息产出在帕累托法则意义上并非最佳(Watts和Zimmerman,1986)。出现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在于，上市公司对其自身信息的垄断性，如果不对信息披露进行管制，就会为压缩信息的生产并为持有信息而获得垄断利润创造了机会。事实上，当市场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时，人们总习惯寻求政府的庇护。强制性信息披露发挥着类似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信息披露制度的一部分，信息披露制度又是会计管制的组成部分，而会计管制属于政府行为。相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缩短上市公司自愿信息供给和投资者信息需求期望之间的差距，并维持一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性水平。

（二）会计信息的公共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根据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当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会计信息市场的供需达到一般均衡（MR=MC），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将是最优的，社会处于“帕累托最优”，经济社会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即“看不见的手”，但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效率的。因为会计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以下特征：1．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 2．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排他的；3．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是不可分的，它不能分割出售。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及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好处并不能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所独享，而财务报告的提供者却不能要求那些“搭便车者”支付信息提供成本，信息一旦生产和披露，根本不能阻止和排除没有分担成本的信息使用者进行消费，“免费搭车者“能够不花任何成本地使用这些产品。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并无动力提供更多的信息，会计信息的生产动力不足，导致了外部性，这会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使得生产者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动机非常有限，这时，就需要政府参与。尽管部分高质量公司管理当局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但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性要求，许多公司也只愿披露对公司有利的信息，而隐匿对公司不利的信息，甚至披露虚假的信息。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这一特性，决定了政府应当对其进行管制。

（三）有效市场假设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197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财务学教授尤金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开创了会计界有关会计信息披露与证券市场效率之间关系研究的先河。根据该理论，可将投资者能够获悉的信息依据其公开程度分为三种类型：历史性信息、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所有信息（包括内幕信息）。相应地，三种类型的信息分别描述了市场效率的三种形式：弱式、次强式和强式。在资本市场上，决定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就是有关证券的信息是否能充分地披露和均匀地分布。构筑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基准，会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基准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阐述：

1．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可靠地反映客观事实。投资者把会计信息作为判断证券价格的依据，必然要求上市公司所公开的信息能够可靠地反映其经营状况。要使会计信息对投资者有用，必须保证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2．确保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决策相关联。以使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对证券市场投资者有用，有助于形成有效市场。

3．确保有利于证券市场效率发挥的会计信息均能够充分地披露。证券产品基本上是一种信息产品，消费者完全是按照证券产品所散发出的各种信息来判断其价值。

（四）信息不对称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完全竞争市场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买者和卖者都拥有完全信息，然而现实中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是有差别的、不对称的。通常情况下，卖方较买方拥有更为完全的信息。信息经济学认为，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将会导致两个典型后果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1．逆向选择问题。逆向选择是指人在建立委托――关系之前，利用掌握的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订对己有利的合同，而委托人则由于信息劣势而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最后在市场上会发生“坏车驱逐好车”现象。这样一来，将导致市场上质量的恶化，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导致次品逆向选择的问题是由于有信息的个体依赖于他的私人信息的贸易决策影响不拥有该信息的市场参与者而引起的。逆向选择是事前选择，会计信息市场上特指投资者错误地购买了公司的股票，选择了不称职的管理者。

2．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合同达成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只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委托人利益是否受损或从自身利益出发蓄意使其受损）而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道德风险是事后交易行为，在资本市场上，主要是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不尽心尽责，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或进行过度的在职消费，而不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并进行选择性披露，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虚夸业绩，从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和会计信息市场都不够完善，所以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行监管，构建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补充的信息披露机制才是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策略。

四、结论与建议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计信息由于其不对称和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为了获得一些特定的社会目标，政府必须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同时，也应注意到，通过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与竞争性，建立上市公司信誉评价体系，健全和完善经理人才市场和公司兼并市场，以及加重诉讼成本等措施可以促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但不管是强制性披露还是自愿性披露，都必须是真实、可靠、充分、及时的，而且必须追究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在我国的会计改革中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外部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的作用，提倡和促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政府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构建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披露作为补充的信息披露机制才是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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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篇10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 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 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 ”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 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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