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十篇

人文精神篇1

人文精神

五年级二班李梦薇

在我们邯郸，我就见过一些好的人文精神，比如说：“让座、照顾妇女、儿童、老人等，一些好的品质。”

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去广场玩，看见有一个小妹妹摔了一跤，后面有个阿姨，我以为是***妈，但不是，我忙上前扶起了小妹妹，我问她：“***妈在哪？”她向远处指了指，原来***妈是个坐轮椅的，不方便。我把她送到***妈那，对她说：“以后不要跑那么快，不然，妈妈会跟不上你的。”她点了点头，***妈对她说：“快谢谢姐姐！”她不好意思的冲我笑了笑，***妈对我说：“她有点害羞，谢谢你了！”我说：“不要客气，老师教过我们要尊老爱幼，这是应该的！”这是我壮着胆子说出了这句话。

就凭我这句话，我以后要遵守诺言，要尊老爱幼。

人文精神篇2

当前，贵州省委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以及贵州的文化传统，以两个中国哲学命题为核心，提出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及其建设问题。为了进一步探讨贵州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我着重从“人文精神”的基本意思出发，进一步探讨贵州人文精神丰富、立体的内涵。

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古代汉语中，“人文”与“天文”对举，在《易传》中首次出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即是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来慢慢地改变天下的风俗。

现代汉语中，“人文精神”一词主要是用来翻译英文中的Humanism一词，有时译主义，人本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指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近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内容。

伴随着十九世纪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开始产生裂痕，人文精神是相对于科学的实证精神而言的，其存在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提倡人文精神，反对自然科学霸权，尤其是反对科学主义的霸权，就成为十九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人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文学都面临着科学主义的压力。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了新的宗教，但批评科学主义，并不是反对科学。因此，提倡“人文精神”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现实任务。

贵州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出贵州人文精神建设的新问题、大问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体现了省领导高瞻远瞩的发展眼光。

贵州人文精神的地方性与时代的普遍性关系

贵州属于欠发达地区，矿藏资源丰富，山区面积大，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人文传统有自己的独特性，多民族文化及其传统是丰厚的文化资源。

贵州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两个中国哲学命题为核心，并对其做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时代性与区域性阐释，表明贵州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了巧妙的历史“接合点”。

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内极其丰富，其重要内容之一即是指人类开发自然时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今天的贵州在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就应当弘扬贵州人文精神，科学、合理的开发贵州的自然山水，保护好生态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发生矛盾时，不是首先牺牲自然环境，而是要首先尊重、保护自然环境，暂时牺牲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GDP的增长率，从而保持贵州地区长期、永续的发展。

“天人合一”的观念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观念相一致。“自然的人化”主要强调改造大自然中那些不适宜人居住、生存、发展的条件与环境。这是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形成之前，人类长期在努力奋斗的一项事业。今天人类的生存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人化的自然”，即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有节制地改造、利用自然。

“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阳明学的精髓之一，主要强调道德之知要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落实。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行合一”的道德哲学命题，有着更为广泛、丰富的时代性的内容，需要一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去发掘、解释，也需要政府的文教部门用各种生动的形式去宣传，让古老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散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具体说来，贵州省提倡“知行合一”，就需要全省上下都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在政治理论方面，党员干部要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真学、真信、真懂，尤其要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在社会发展理论方面，“天人合一”就是适合贵州省发展的工作总纲，坚决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追求GDP的增长。在道德实践方面，认真学习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学习共产党人的人生哲学，然后在实际工作与生活中做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

如果能在以上三个层面做到“知行合一”，则阳明哲学的精神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也得到了极好的现代性发展。

贵州人文精神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

贵州“人文精神”的两个命题――“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有高度的吻合性。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又是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与资源的硬性约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要走一条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国家力量，并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来推进现代化事业。

相对于东南沿海与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而言，贵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属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资源的节制性开发。“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其实包涵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求天――即大自然符合人的要求，满足人的欲望。这方面内容在古代社会是合理的，进步的，但在今天，人类就应该慎重对待自然资源，不能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完全由计算理性来控制的自为的系统。人类在局部取得的成功很可能在一个无法计算的时刻被大自然所报复。这一道理，恩格斯早就在《自然辩证法》一书说过了。

“天人合一”另一方面是指，人的要求与欲望的满足必须符合大自然的法则，要在大自然可承受范围内。人类要尽可能地利用可再生自然资源，如太阳能、风能、生态系统的自循环等，对于贵州这个多山地而环境脆弱的省份来说，尤其重要。

“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在传统哲学中意义极其丰富，但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其主要的精神面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道德规范与道德行动的统一。

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说，“知行合一”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应当结合起来。“知行合一”不应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尤其是落实到各种考核制度中，这样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另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知，就要真懂、真信。行，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实践中努力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人文精神篇3

关键词　人文精神　心理访谈类节目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国社会也进入了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上也加快了脚步，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各种问题常常困扰着人们在心理上处于高度的不平衡状态。有人说：“人类进入了情绪负重的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人们在心理问题方面的困扰以及对社会压力的不适应，都会对人们的生活、工作构成很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将远远大于人们在身体生理上所受的创伤。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以一个崭新的节目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以其真诚委婉的理性姿态付出了媒体对社会大众应有的关爱，用其独特的沟通方式――融电视访谈类节目和心理咨询两种节目样式，积极主动的为大众提供最为诚挚的人文关怀。从另一个角度看，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积极的承担了电视媒体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正确的指引了大众的生活，真正体现了电视媒体所具有的人文精神。

自从心理访谈类节目走进荧屏，我们从节目中所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大腕、明星等公众人物，取而代之的是真真实实的普通老百姓。普通百姓走进荧屏使该节目更具亲和力，使节目更具平民化的特征，可以说是媒体关注民生的具体体现。节目改变过去那种居高临下、全知全能的播报方式。极力体现百姓视角。普通人向受众敞开心扉，倾诉自己的迷茫与困惑，让受众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解决他们的疑虑和困惑。中央电视台的《心理访谈》节目每一期所请到的心理专家都会对作客直播间的心理困惑者进行耐心积极的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为当事人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也向大众传达着另外一个讯息，那就是作客直播间的虽然是普通人，但他们一样可以面对镜头说出自己的内心故事，而且电视机前的受众分享，或许“你”和“他”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由此也证明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在被大家所关注的、受社会重视的，作为普通人同样也可以成为被关心的焦点。

心理访谈类节目始终注重和倡导全社会的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告诉人们用和谐的方法、和谐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精神，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以开阔的心胸和积极的心境看待一切。

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还要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用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有效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消除忧郁感、孤独感、失落感等不良情绪和病态的心理，让人们不仅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正是透过心理层面对大众心理情绪，进行心理疏导、心理指导、心理矫正、心理引导，帮助公众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众健康的心理文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文化。

人文是在大环境下的人与人的交流习惯而形成的一种环境。真正的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就是从实际出发正确的指导民众生活，促进人们的心理和谐，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人文精神存在于中外古今。人们对它的内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基本的共同点：关怀人类，弘扬人性。其表现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需求的关注。其二，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张扬。后者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文精神。一档优秀的人文谈话节目，它通过人类生活中最常见、最亲切、最便捷的交流方式――谈话，在作用于观众的过程中启迪心智、化育情感，从而帮助人们怀抱精神追求的兴味生活着。节目的话题从亲情、友情到爱情。从理想信念到道德责任，从世界观到人生观，从生活态度到行为方式，可以说是真正的在弘扬人文精神。

在节目题材的选择上，对于不健康的、低俗的内容，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应该予以抵制。目前此类的节目在内容上所表现的都是存在着心理问题的案例，应当适当的融入一些积极正面的具有引导性的案例等。这类节目是把“心理疏导，解除困惑”作为节目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反面案例的分析与指导来让人们认识到身体的健康不仅仅体现在生理上也表现为心理的健康。

某些心理访谈类节目中涉及到了相关人士的个人隐私及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当事人通过和心理专家的交流后，对其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信任，把不适合在节目当中暴露的隐私不经意间公开。比如，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段隐私是自己的一个不可弥补的伤疤或这段隐私涉及到其他人的私生活的权利等等。这样的电视心理访谈类节目就失去了本身应有的意义，也未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使一档本应发挥积极作用的节目，大大降低了本身所具有的格调和品位，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对于上述的情况，相关的部门应该对其电视媒体进行教育，并出台一系列可以约束媒体的规章制度，为受众营造纯净的心灵空间。

人文精神篇4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人文精神篇5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关系；和谐社会

一、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认识

（一）对科学精神的认识

对于科学精神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中的“科学”一词应指自然科学，科学精神是在人认识并改造自然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大胆探索，追求并坚持真理①。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不是指那些具体的科学原理定律，而是指科学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是科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②而笔者认为，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但是，要指出的是，不管怎么定义科学精神，其共同的内涵都要求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

（二）对人文精神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人文精神，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主要包括人的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③。有的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在自己文化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自觉规范自己行为引导自己趋向所达到的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具体的说，就是人类应具有的以人为本、仁民爱物、修己安人、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④笔者个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其精神核心是以人为本。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联系与融通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指的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能够同时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科学精神向人文的渗透，又表现为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⑤二者应当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人类的成长与发展，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切不可分割开来，否则人类将会面临各种问题。

（一）科学精神应该具备人文意蕴

科学精神是使科学探索永远进行下去的精神动力，为人类的幸福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的源泉力量⑥。正是有着这样的探索动力，才有爱迪生、贝尔等一系列伟大的发明家日复一日的执着，为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声音。而科学精神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都体现着人文的意义。科学方法主要有实验方法、经验方法等，这些方法都显示了科学的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和实证精神，能够让人们树立实事求是、追求理性的思想情操。一种暂新的科学思想有时能够颠覆一切，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奉为经典的牛顿运动学三大定律，使得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时间与空间，而其中恰恰体现了爱因斯坦的自信，体现了人对于自我的肯定；而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物理学家普朗克，他的思想始终禁锢在经典理论之中，对自己做出来的正确的实验结果却加以否认，致使其无法再进一步。

（二）人文精神应该具备科学素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文精神需要整合科学与人文特质，将科学精神融合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冷暖无常的人间百态，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爱情的碰撞，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态度去审慎的面对，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感情；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与问题，更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与解决，得出概括性的规律，再推广到整个社会。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不能一味地追求“浪漫”，追求理想中的境界，应当要具备一定基础的科学观念、现实观念，并将其运用到人文学科的探索之中，否则，只会成为“空想主义”，终究只能“纸上谈兵”，而不切实际。

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联系的当代意义

（一）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富裕了，但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却越来越荒芜了。为了金钱利益，“地沟油”、“苏丹红”、“三鹿奶粉”不断地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而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南京彭宇案”，“广州小悦悦”事件，反应出来的便是人们的道德滑坡。其实，“扶还是不扶”这本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人们的心倒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人文精神中能够指引我们朝着真善美发展，完善我们的人格，让倒下的心再次扶起来，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冷漠，不再为物质利益牺牲人的善良，真正让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挺起来，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二）有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层次。较低的层次是科学精神，较高的精神是人文精神。用科学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人文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⑦，这样更能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灵魂，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看作为一门学科或者是科学，而将对其的认识上升到哲学的领域，从而指导我们的生活与生产。

注解：

①俞吾金.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协调发展[J].探索与争鸣.1996（1）：4-7

②徐志远.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2001（6）：32-39

③戴艳君，王卫，房宏君.时代精神的滥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50-53

④李英姿.两种精神的融汇：一个被关注的领域――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汇的透视[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93（3）：32-33

⑤韦文荣，韦乔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通[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6）：15-17

人文精神篇6

[关键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融合性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68-04

反思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阶段，虽各有其特定的触发媒介’但无论是18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对科学的诅咒，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学者在社会转型期对市场价值的恐惧，他们共同反省的对象，都是社会物质生活进步与道德沦丧之间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可以说，对现代科学技术价值的不同估价，造就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野，因而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反思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结伴而行的。

一

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盛行着一种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冲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达到自身的目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当时，人们赞美、崇尚科学技术，相信科学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了欧洲大陆的上空。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尽管获得了关于自然界的有效知识，并赖此建立起了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人们发现，他们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的攫取过程中，却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的灵性。―方面，如席勒所看到的，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孤零零的断片上，机器的使人失去了生存的和谐与青春的激情。另一方面，人们在埋头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攫取时，却不追问人生意义的根据。这就是说，虽然科技的发展提高与扩展了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更有保障、更舒适、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但现代技术一旦出现，就成了一种异己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了入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史家亨克尔所指出的，“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中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在浪漫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中，我们感受到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首次对立，这两种精神的对立，在卢梭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卢梭作为浪漫主义对工业文明发起冲击的先驱，在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崇拜，并相信通过自己的理性，可以掌握自然规律，进而推进社会进步的时代氛围中，从现象的层面批判了科学精神导致的种种不良影响。

卢梭认为，科学的发展泯灭TA的本性，使人性受到压抑。他赞美原始的自然状态，“那时我们的风尚虽是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性格的不同。”相反，在他那个时代，“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文明的进化，使人性受到压抑。

卢梭把科学技术看成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科学技术生产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因此，卢梭认为是贫困使法兰克人战胜了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了英国。罗马帝国吞噬了世界的财富，却在奢侈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因而卢梭宣称，人类应该摈弃科学技术，返回到自然纯朴的原始生活。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知识、有智慧，而在于他有道德、有情操。卢梭这种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思想，揭开了近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分的序幕。

事实上，在卢梭之前，17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就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并直指其基础。作为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哲学家，帕斯卡尔在笛卡尔提出计算、技术理性的逻辑时，提出了心灵的逻辑。在他看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对科学太偏心，对人太漠视。理性是不可能认识人生的，心灵有其自身的逻辑，那是理智所不能把握的。如果说唯理主义重思维的逻辑形式，那么，心灵的逻辑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他将精神区分为两种：第一是几何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分析精确、习惯于从某些公理出发并依据这些公理推演出真理的特性；第二是敏感性精神，这种精神既非笛卡尔的理智能力，亦非经验主义的感知能力，而是类似于艺术家所拥有的那种微笑的感受性，敏锐的洞察力。这两种精神的区别，可以看做是人们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的早期表述。

人文精神篇7

关键词: 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 大学品位

1.人文精神的概念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追求、关怀与维护,是对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珍爱与尊重,是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一句话,人文精神就是要以人为本,有人情味。大学教育如果仅仅是专业教育,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与人的责任,忽略了教育的本质。

对于大学生而言,要成为有益于社会之人,必须具备两种精神:其一是科学精神,即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其二是人文精神,要懂得尊重人之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权利。大学不能仅仅是一个知识工厂,拥有了知识并不等于拥有了理解社会、分析社会的常规视角,大学正规教育中必须有引领学生自觉维护、弘扬普遍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人文教育,以提升人性境界,塑造理想人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价值。所以,大学既是传授知识之所,又是人性教育之地,我们应使大学成为“社会良心的发生地”。

2.大学为什么需要人文精神

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李燕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大学要避免培养“人文残疾人”。现在,常有媒体披露一些高学历者的犯罪事件,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教育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学只是教给学生以知识和技能,却没有成功地培养学生如何做人,那么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所以,有学者指出: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就失去了灵魂。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忘了人文教育,大学也就失去了他的精神和气质。人文教育的实质就是人性教育,其需要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熏陶,需要在广博的文化知识里滋养,还需要深刻的人生体验,学校要提供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环境。这不仅仅是多开几门选修课就能解决的问题,认为人文教育只是人文学科的教育,这是一种误解,它把人文教育简单化、机械化了。人文教育是用深厚的人文积淀、高雅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让心灵滋养、觉悟,使受教育者的人性境界得以提升。我们应该用整体文化的视野与知行统一观来看待人文教育。

总之,教育再也不能发生偏颇,再也不能培养那些有知识没文化、受教育没教养的人。大学培养出的合格人才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养:人文素养和技能素养,也就是“做人”与“做事”,这两者缺一不可。大学是文明之所,也是产生文明人的地方,一个文明人的标志是:具备同情心、恻隐心、尊敬心、自尊心等,如果缺失太多,就成为“人文残疾人”。如果这还是一种病态的残疾化的,问题就更大,它的潜伏期很长,何时爆发难以预料,危害相当大。人文是灵魂里的东西,人文素养很难量化考核,一个人的人文素养如何,常常体现在琐碎的生活与点滴的行为里,一时半会儿你无法去评价,得到证明也是在多年之后。由于教育最终的效果有着明显的滞后性,我们现在的人文精神缺失之痛,是在为过去的失误买单。同样,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现在再不去做,将来的情形会更为严重。一些学校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长期的应试教育、就业压力,使人们的目光功利而短视,教育中缺失了人文精神,教育的根本使命也就失落了,教育者没有把对人的教育作为教育的灵魂而贯穿于教育的始终,培养出的学生知识面过于狭窄,学生走向社会后缺乏持续发展的创新后劲,缺乏合作精神,最终导致不利于自身也不利于社会的结局。

我国著名的学者潘懋元教授尖锐地指出:德育工作长期以来“习惯于不断增加政治课、德育课的门数与时数,而不善于寓德育于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中”。在我们的教育中,知识与人文精神是分离的。只有在一些科目中充盈合作互助、尊重理解、关爱宽容、执着奉献等人文精神,润物细无声地将种种情感内化为深刻的信念,我们才能实现知识与精神的整合,才能实现大学的教育目标。

中国人文教育的缺失带来的教训是极为惨痛的。有些大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但人格扭曲,心理阴暗或极端自私、封闭。忽略健康人格的养成,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从现在起,学校教育就应该从如何做人上下功夫,让每个人都怀着希望去生活,学会珍爱生命、尊重他人、悦纳自我,一个人得到的爱越多,对这个世界也就越宽容、越欣赏。人文教育是学校的责任,如何将学生引到阳光下,让他们能感受温暖、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尊重他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大学是一个人群集中之地,而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应建立起一套预警机制,抓好人文教育,让我们的教育充满规则和美。一个有情趣、乐观、爱好广泛、喜欢琴棋书画的人,多半也是有着健康人格的人。

3.以人文教育提升大学品位

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尼尔・陆登庭指出,大学教育并不专门为学生的就业做准备,而应该为学生的一生和进一步学习做准备。一个在未来社会具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学生,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面,专业知识和交叉学科的知识(《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25日)。在谈到教育时他指出:“最好的教育不只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率,而是使我们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富于洞察,成为健全完善的人。”所以,专业能力是生存之本;科学文化知识是学业发展的基础,而人文素养则是一个人人格形成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是因为人有一种精神价值。许多调查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80%取决于“情商”、“德商”等非智力因素。可以说,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一个人很难达到事业的高峰。如果你有较深的人文底蕴,也就具备了可以自由全面发展到基础。

东南大学最先提出:以人文教育提升大学品位。他们不断邀请一些知名的人文学者来校给全校师生开讲座,比如请余秋雨作有关“现代人的阅读与阅读困惑”的讲座。教育达成的共识是:不应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树冠上,而应放在树根上。人,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而由精神存在,可追寻自身存在的价值。现代教育理念是以人文科学来解决精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的。一个好的大学,重视两种素养的培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有两种素养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

现实的尴尬是,大学里一些青年教师学位很高但授课索然无味,他们既抓不住重点,又找不出难点问题,症结就在于缺失人文教育,这样的老师自然也不可能给学生以人文教育,没有底气的授课将最终误人子弟。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有位大学教授这样说:“我想不出比读书更好的方法。”他倡议:“建立书香校园。多读书,多读一些文学书籍,多读一些中外名著。”对人文科学知之甚少的理工科青年教师及学生,都应抓住一切机会抓紧阅读。

人文精神篇8

一、人文精神

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语文教学是塑造人的艺术。人文精神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属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没有人，一切创造只是荒芜、徒然，没有终极目的。”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文化的人。中国文化灿烂古老，博大精深，语文教师作为传承祖国文化的人，根本责任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素养和有文化气质的人。怎样履行这一神圣职责呢？我认为：其一，语文教师自身要积淀一定的人文底蕴。《学记》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语文教师的作用，说到底，就是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腹有诗书气自华”，教师若能厚积薄发，自然会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其二，语文教学的本质是语言教学。而语言本身是人的一种特性，因而语言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没有语言，就没有人文。“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因此，语文教学必须以语言的感受、涵咏、领悟、运用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灵动，品味语言的气韵，提高学生学习语言与运用语言的能力。其三，语文教学应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情感是语文教学的生命。没有情感，就没有语文教学。从阅读学讲，文章本是情铸成，字字句句吐衷肠。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对话。从写作学讲，作文是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情到深处文自工。语文教学应把人文关怀、情感熏陶放在重要位置。

二、审美精神

美学是真正的人学。我主张，语文教学走审美教育之路，即从审美的角度研究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过程实际上是审美活动的过程。从审美的客体讲，现行教材中包含了众多审美因素，如小说中的主题、形象；散文中的画面、结构；诗歌中的意境、意象；戏剧中的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还有文章的构思美、立意美、结构美、意境美、语言美等等，这些都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从教学审美主体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伴随着审美心理活动，如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情绪以及审美灵感等。从课堂美的创造主体讲，教师授课讲究教学艺术，即教学活动具有可欣赏性、创造性和个性，这本身就属于教学的审美范畴。因此，说得直接一点，语文教学就是在审美。

三、研究精神

我国语文教育是在研究与改革之中发展前进的。但有一个事实：历来的研究与改革“投身者少，旁观者多”。现在仍然如此。教师既是教学的主人，又是教学研究的主体。只有当这个“主体”的研究意识真正形成了，教学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观。传统语文教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大一统的教学思想的束缚，导致了语文教师专业自力的缺失，造成教学的依赖性过强。语文教师拥有研究精神就要把“研究”作为解放自己的武器。加强教学的全程研究，形成自己的教学系统。语文教师成为研究者意味着自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老是照着专家、学者的法子去套，而是在实践中开展行动研究。有了研究精神，就能够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就能够在学生面前树立真实“自我”的形象，做语文教学的主人。

人文精神篇9

眼下文坛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历时两年有余、规模颇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近日却遭冷眼与批评，甚至相当尖刻的否定。如认为人文精神讨论不过是某些“好事者”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焦虑”心理的“炒作”；讨论存在“四大误区”，泛滥“道德浪漫主义”，笼罩“精英气息”“贵族倾向”及“文化冒险主义”。记得1993年6月《上海文学》由王晓明等青年学者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这究竟有什么错呢?否则，它也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人的参与。讨论之热持续之久，都是多年所罕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交替时代需要的话题，又为什么遭致批评与否定?我想，问题不在倡导人文精神，而是出在“讨论”上。

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批判了腐败世风、精神萎缩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功不可没，但它确也出现了批评者指出的某些缺陷。时至今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前一阶段的富有激情的猛烈批判转化为清醒的理论建设。讨论中提出许多亟待梳理与深化的命题，如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该定位在哪里?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势不两立吗?人文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是什么?人文精神与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文学作品有没有人文精神?如有，它的表现形态与特征是什么?这一系列极有魅力与冥想色彩的问号，既关系着文学价值及其走向，又令人分明感到它们极难回答，也可能是“自投罗网”，我愿将近期阅读的人文精神讨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感受与困惑写在下面，算作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吧。

二

人文精神，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了“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精神显然是针对市场经济背景提出的，但它在批评商品社会某些弊端时，将活跃的市场经济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却是偏颇的。它也是这场讨论收获不显、渐遭责难、由热变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啊，商品大潮与魔力无比的金钱，正在摇撼文学的神圣殿堂，在颤动中它怎能不发出危机的。你看，商业资本的投向不是文学的基础工程，而是灯红酒绿的歌楼舞厅或布设迷津的庸俗影视；书商钱袋对准暴力书刊，但对高雅艺术却冷眼而吝啬。生存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人们，当今之日谁能超越金钱的要挟呢?钱，钱，向来将“为稻粱谋”视为耻辱的文学家们，被金钱狂潮弄得斯文扫地。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艺术也成了买卖，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我们要追询的是，市场经济果真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掘墓者吗?在我看来，它带来了冲击与机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确立了商品地位与价值，当经济与金钱价值被视为包括精神产品在内的衡量一切的砝码时，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便浸入了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世俗，通俗降格媚俗，价值关怀也变为贪婪、“活着就好”的眼下生存状态的渲染，文学载道功能与传统理论价值顿然失色了。可是市场经济终结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确立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与多元的价值观。这不但使三江五岳、五行八作充满了活力，而且与弘扬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也给文学带来从未有过的朝气与自由。打破了单一与独统，激发了个人与个性的创造力，出现了多元互补、充满竞争的文学格局。我很欣赏冯骥才说过的一句话：以往作家挤在一个梯子上，现在作家各有各的梯子。流派多样，强化个性，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这种百轲争游、比翼齐飞的文学状态，显然与充满进取活力的市场经济背景是不能割断联系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由经济发达与发展两大板块结构而成的世界文学，统观它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因为商品经济冲击而使它失落与衰败。伴随20世纪钟声而发端的诺贝尔文学奖，截止到1995年的92位得主中，除来自印度、哥伦比亚、埃及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外，他们大多数生活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享此殊荣的如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加缪、肖伯纳、黑塞、罗素、海明威、斯坦贝克、贝娄、夸西莫多、川端康成、大江健三朗等这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正是在商品潮水冲击下而让世界当代文学历史更加辉煌。而且，这些赢得世界文学最高奖励的，不乏蕴含人文精神的杰作。正如福克纳1950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说的那样：“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所以说世界文学历史事实说明，巾场经济不但不是人文精神与文学的消解剂，而且是生发人文理想、激发创作活力的巨大因子。

作为有人文理想的文学家，为了自身生存与写作发展，也不必拒谈金钱或者拒绝金钱于吾门之外。事实上，作家谈钱甚至为赚钱而写出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失落人文精神的污秽不堪的废纸垃圾。巴尔扎克为挣钱偿债而写出的多卷本《人间喜剧》，却是他那个时代批判金钱罪恶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神经有点乖谬，也为金钱急赶稿子，但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勇于将巨额支票付之一炬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使《》成为批判腐朽社会的不朽之作。契诃夫要求家人，谁提供一个故事素材他就给谁钱，与出版商他更是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所以他的心理与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庸俗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说，“我意识到我是为钱工作，而钱是我的活动中心”。然而，在他一生发表的那些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用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恶习。因此，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在金钱与文学冲突中，我不赞同传统的文人固穷论与金钱有害论，尤其反对将这种传统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并将它跟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市场经济乃是经过坎坷历史、付出沉重代价而找到的，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与文学倘若要生存和发展，怎能离开金钱?文学家怎能幻想为了人文精神的纯正而生活于象牙之塔?海明威说得实在，“经济上的保障由于使你免于忧虑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以为，将文学塞人钱眼里必然庸俗与堕落；但拒绝金钱而陷入“固穷论”与“有害论”的窘迫境域，静心写作不过是奢谈。在人文精神、文学与金钱经济关系方面，两个极端都是荒唐的，应该在今日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中寻找二者的辩证关系。就此而论，伦敦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得有道理：“有一些人为了文学写作，脑子里不存在丝毫金钱思想，写出来的可能是垃圾；另一些人为了金钱写作，却可能创造文学。决定因素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与才能的报酬有关的计划。”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除了才能才华，一个成功的作家还须拥有丰饶的生活积累、深切的人生体验以及包括崇高人文思想在内的其他必备条件。

今日文学与市场经济关系还不仅仅是文人文学与金钱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一力量巨大的杠杆作用给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市场经济看来给价值观带来了某种混乱，但它击碎了陈旧过时的观念，又提供了新的人文价值观的沃土。自由、尊严、平等、公正，这些人文精神所主张的基本概念要求，其实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只有市场经济破除“官本位”与等级制度才能实现人文的追求。现在，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文人与文学对它只是初期的阵眩与不适应，而市场经济决非是危害人文精神与文学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它创造了张杨人文精神、推进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说，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存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乎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恰应该诞生那种拥有人文精神底蕴、探索现代人生存价值的伟大文学。

三

人文精神与新启蒙的关系。在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不知为什么，它轻视与排拒了另一声音的呼唤，这就是有些作家与理论家提出的“新启蒙。”如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中青年学者说，在社会转型期要“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此，文学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启蒙”。声音虽然不算强大，但人文精神讨论把它视为毫不相干却是一大失误。人文主义，西文humanism。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偏见的意思，如加以引申或通俗点说，启蒙运动是以人文精神照亮蒙昧首，用知识、理性使之摆脱偏见。事实上，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看，人文精神与启蒙，原本相生相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它怎样深入到民众灵魂呢?脱离特定时代的启蒙使命，它就会变得虚泛议论而不知它价值定位在哪里。批评者为什么认为这场人文讨论“玄秘而虚空”，本来具有“建设性的话题，变成了纯粹消费性、宣泄性，甚至表演性的话匣子”?其因盖出于人文精神抽象化，脱离现实社会与世俗环境，只谈终极文化关怀理论而与现实启蒙任务相脱节，致使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具体内涵、定位在哪里，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土地上关注的中心焦点是什么，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命题变得模糊了。

从历史说，人文主义一词的由来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它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旗帜。当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的彼得拉克(亦有译为佩脱拉克)，他的名字与人文主义联系在一起。彼德拉克原是科隆纳红衣主教的秘书而拥有显位，但他不迷醉于这种彪炳?@赫的生活，宁肯独守于沃克吕滋乡村幽室，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典籍，发现古代文科研究与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意义。按西塞罗的说法，那些包括语法、修辞、艺术、历史、涛歌和道德哲学等是一种“人文学科”。而“人文主义是历史学家给15世纪这种整体现象所起的名字，文化的‘再生’或‘文艺复兴’就是人文精神所引起的文化运动”(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所谓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入与信仰，人与自然，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次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明白点说，在今天，它是探索与回答人活着为的是什么?它是人文，知识分子要启示民众的生存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质问。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四

新时期文学的人文启蒙思潮的起伏与得失。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那么，90年代的近两年，可以视为第二次启蒙。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得明白：“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又说：“勇敢地去认识吧！坚持自己的理解!”这两次启蒙所针对的都是蒙昧，如果说上一次是从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解放出来；这次新启蒙主要是面对市场经济这一令人特别陌生特别困惑的商业社会环境与转型期的时代碎片，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与第一个启蒙潮不同，这次文学新启蒙没有宣言没打旗号，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人文精神呼唤中悄然涌动一种志在改变愚盲、浮躁、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这次新启蒙的反思意识与上一次的反思文学大不一样，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思自身，不是以“导师”自居，告别“张俊石时代”，而是寻找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历史定位；同时也反思与寻找处于世纪交替的文学位置与再造辉煌的使命。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潮虽曾一度断层但前后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近年启蒙的全新涌动，既是第一个启蒙潮的延伸又是对它不彻底性的一个弥补。前一个启蒙潮的功绩与意义，只要读一读“”覆灭之后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作品就不难理解的。就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是蒙昧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是反映了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了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说，《班主任》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其实也是开始了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了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碎了个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启蒙大潮中涌现的像《伤痕》、《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灵与肉》、《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拥有广泛轰动影响的佳作，我们没有必要从经典意义上将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及诗集《爱的梦想》、佩脱拉克《凯旋》、阿里奥斯托《狂怒的奥兰多》等相比较，但你读它们与阅览那些历史名作所感受的冲击力与灵魂震撼力却极其相似。这次启蒙虽未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但它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却蕴藉着人文精神，强烈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场启蒙也有它的盲点与不彻底性，有它的局限与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解脱出来的时候，文学并未清醒地意识到20世纪人文启蒙所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最基本的命题。文学在当时也曾为前景开了“药方”，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或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开明的路线。传统与路线固然是重要的，可它无法具体回答已经置身于八九十年代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困惑与价值的失落。即使那些在打破、开辟思想航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作家，如王蒙《蝴蝶》所描绘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复出担负国务院一位副部长重任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从坎坷崎岖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的历史联系。”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之后，那“摆脱黑影”的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这就是说，第一个启蒙潮的文学对于打破历史坚冰是勇往直前的，但它的脚步没有去追寻人之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于政治层面上，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恢复革命传统与正确路线就行了。

应该说当时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学，也注重人的发现，以人道精神呼唤人性与人的尊严，但它还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层面，而是借人性与人的尊严去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如宗璞《我是谁?》本是较早较为深刻的表现人性、人道、人的价值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佳作，主人公被变形为“蛇神”“牛鬼”“大毒虫”时，当她渴望加入“人”字形大雁队伍时，那幻想却回溯到1949年春，忆起从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国怀抱“投奔共产党、投奔人民”那种“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的经历与心迹。韦弥和许多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感情是无比神圣的，但小说那种回首往事却似倾诉与辩白个人冤屈，似乎以个人辉煌历史对于把她打成“牛鬼蛇神”的暴行提出政治抗议。那以大雁队形而对“人”的呼唤，那小说标题所寓示的“我是谁”原可以深一层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价值，如果从这一层面作为出发点，以大写的“人”去批判把人不当人的极“左”路线的本质，《我是谁?》将会超越拨乱反正这一政治框架，而进入人的生存终极关怀的境界。

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潮的一大遗憾。但它与其说是作家与文学的缺憾，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是历史限制它的思想高度，只能如此而已。然而文学的另一缺憾，却不能归咎别的而应由文学自身承担责任。这就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提出的—个口号：“文学回归文学”，或“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一块神圣的精神领地，它的独立与尊严自应得到保护与珍视，文学一旦遭遇非文学恶扰必将倒退与堕落。从这一点说，“文学回归文学”口号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回避文学的一个特质，即文学离不开精神的支点。这精神支点不是单一的，是人生、社会、经济、道德、哲学等多重价值观念的融会。人们常常对文学严厉地提出“境界”的要求，请问“境界”是什么?文论早已指出，“有第一等的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所谓“襟抱”与“学识”，显然不可能局囿于纯乎又纯的“文学”。即使今天讨论的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你能说它仅仅是审美的或技艺手法之类吗?所以说，“文学回归文学”的口号既有道理又是偏颇的。“八五”文化热自有其历史功过得失，我在这里不作详论，但当时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不深加辨析而无条件的狂热接纳，对“叙事圈套”、“语言颠覆”、“无价值判断”的一片喝彩，在“文学回归文学”口号下，连文学支点、人文精神与作家使命感一起抛掷一边，轰轰烈烈的第一个启蒙潮也随之夭折了。

启蒙的一时断层，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失态是有目共睹的。滑坡、下陷、低谷、危机，这是对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学不景气状态的描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存在“无魂的现象”，它反映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整个人文精神的衰竭”状态，文学亟须新的启蒙。1993年夏提出的人文精神，实际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萌发的、重新衔接一度断层的启蒙的前沿舆沦，也可以说是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反射作家理论家的良知与启蒙使命感。它的审视目光投向从小农经济方刚步人市场经济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从生存价值的蒙昧中探寻人的活法与铸造那承负跨世纪工程的伟大民族灵魂。奔小康之路自然需要物欲的满足，但人活～世该不该有信仰与道德理想?如果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民族，能够建成高度繁荣、物质充分富裕而又民主、自由、富强的理想社会吗?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奢糜之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人物欲与精神的价值体系?这一切，无不要求比新时期第一个启蒙潮更为深刻的、任重而道远的文学新启蒙。

五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近年文学新形态。人文精神讨论中另一个现象是令人惊诧的，人文精神起初显然是针对令人很不满意的文学状态而提倡的，可是当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却将当下文学事实弃而不顾了。既然人文精神不是虚浮天空而是贯通于文学之中，那么，与其理论上讨论有没有人文精神，还不如面对创作实际，考察它是失落了还是存在于作品之中，当下文学表现人文精神的形态与特征又是什么?从整体说，近年文学不少方面还是令人忧虑的，如虽有许多好看的小说，但缺少有思想的小说；有风格独异的个人性，却罕见时代性与历史感；有形形小故事的绘声绘影，却少有襟大风范；有题材多元多样的广度，却少见卓有穿透力的沉甸甸的深度与力度。不过，当平心静气地拨开平淡或平庸的作品，你将会发现，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近年文学潜动着回升，有不少佳作问世，它们透露出内在所渗润的人文启蒙精神的新特征：

第一，文学旗帜由写生存状态而趋向为生存与为人生的二者融合。为人生是我们文学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极“左”控制文学时那种假大空理想令人厌恶，但不能因为讨厌它连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价值理想也弃之不顾了。1987年兴起的新写实，它那关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打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连接，也是对前次启蒙潮局限所作的弥补。但它仅仅连接了20世纪生存意识的一半即物质生活状态，另一半即人之生存应有什么样的信念与价值观却被略之一边了。以“感情零度”与“原汁原味”所写的实实惠惠“过小el子”的生存故事，消解了社会人生价值。这一半的忽略，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由重启蒙而轻启蒙的一种退却，一种倒退。笔者文章中多次提出，不要把写生存与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二者不是对立而应融会为一体。近年来，新写实与其他品类作品，在勘探生存状态时开始重视了人之生存的真谛与价值理想，它是作家思想的升华又透出一个讯号，即文学摄取人文精华而开始了新的启蒙。此类作品并不鲜见，如曾写过《烦恼人生》而作为新写实台柱之一的池莉，新春伊始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它所描绘的大哥陆武桥正是池莉小说没有出现过的形象，沉浮商海而又义肠侠胆，两次动武方式粗野，但那挥动的老拳与对弟弟、李板眼晓明的大义，表现了新写实小说揉入的人生意蕴。新写实曾回避人生哲学，但这部中篇小说题目本身就透出它所追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的味道。至于说她的新作《化蝶为蛹》，写了一个从孤儿园里长大的小丁，当他成为腰缠万贯大亨之后，又将全部资金投入孤儿院的社会福利事业。他的人生设计与志趣所向，否定了大款流行时尚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寓示当代私人企业家重新选择生存的价值理想。方方的早期作品《风景》已经显示了独特的张力与力度，而她的《一波三折》，对于卢小波由“囚徒”而“大款”，并不是廉价的庆颂，而“我”更为敏感与警惕的是他大款之后那种毫无羞耻感的复仇方式。虽因生活“无常”而感“无奈”，但痛感其“可恶与可怜”，又示以自尊自励、好自为之的人格劝勉。读了这一类作品，你会感到它们不满足写人是怎样的活法，更为注重探求人应该怎样活法，流溢一种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交相浸渗的文学追求。

第二，文学功能由消解与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批判”二字在当代中国文学长期被误用与滥用了，它简直是“打棍子”、“政治宣判”的同义词，一提“批判”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原本意义的理性批判却是文化尤其文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人类就是在批判与建设中前进的。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法的阐释也有益于理解文学的功能与特性，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反思的时候，其锐利与深度就在于批判。真正意义的文学批判，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现状与理想价值的人文关注，出自良知与历史使命感。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常常“是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

当然，文学的批判并非是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由于它关怀的是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因此它以审视与批判的目光对待现实与现世种种生活状态。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文学陶醉于语言叙事圈套而丢开启蒙时，批判的旗帜也就降落尘埃了。迎合时尚、欺世盗名、拜金媚俗之作泛滥成灾。在此期间，有的作品也见批判锋芒，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那位曾有理想追求的大学生小林，为什么在几年机关单位与家庭琐事环境中竟然变得意志消沉、心理卑俗呢?我读他的小说感到作者很有才华，从小小“单位”与家庭的琐琐碎碎之中发现磨损人的美好天性的巨大惰力。这是小说闪耀批判之光的方面。但另一面，当它揭示了单位与家庭生存的“怪圈”与惰力之后，它不是给人以忧患与危机感，不是激发那种改变生存环境的奋击精神，而是向这习惯性惰力退让与归顺。你看，小林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卖鸭子干私活赚钱之中得出一个人生信条：“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他毫无愧意地收下县里送来价值数百元的烤箱时，反倒从这一“启示”中，相信了“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小林就这样从有理想有作为而向庸俗归顺，小说也就从理性批判又退了下来。它透示了生存环境中的怪圈与惰力，却又接受它的诱惑与归降。从这层意思说，《单位》《一地鸡毛》比起作者早期作品《新兵连》也是一种后退，它剖析了“集体”所诱发的妒忌与恶行，但不是适应与归顺，而是以一个个惨剧与悲剧，令人震悸与惊醒。对待生存的缺陷由悲剧式的提醒而喜剧式的顺应，这种文学批判的放弃，多少反映了几年年的人文启蒙精神的起落。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人文精神篇10

谈到白酒广告如何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塑造中国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价值观问题，就不得不引入“人文精神”的视角。同消费社会的概念一样，人文精神也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西方文艺复兴中时期的一种思想，英文为humanism，在中国也将它译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国内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内涵的具体理解又有所不同。本文对人文精神的解释主要参考了王蒙与张立文的说法。“人文精神是一个外来语，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界说，humanism从字面上看是人的‘主义’或‘学说’，那么，我们无妨视之为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或者更简单一点来说，人文精神我们姑且可以假定为一种对于人的关注”张立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因此，本论文对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的理解是“以人为本”: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尊重人的生命、自由、人格、价值、权利和需要，基于此种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展开泸州老窖广告的研究。

基于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于人的关注”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与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均有着深刻联系的白酒同人文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白酒广告中，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这些方面泸州老窖广告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从关注人类历史的纵深感，以及白酒企业工艺传承等角度，将白酒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厚重感通过广告符码演绎，让广告观赏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白酒，更能品味出其中“人性”的存在和关怀。这样的广告不仅能很好地传递商品信息，还能很好地宣传企业形象。泸州老窖特曲电视广告，在悠扬的曲调中，展开的不仅仅是优美的画卷，以及寻常可见的酒元素符号。一个富有男性魅力的嗓音比较低沉地发问:4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随后字幕上闪现着这样的内容:30119部经典遗失，2065项技艺失传，812处古迹被破坏，15种人类文明中断……最后男性的声音再起，“唯有珍稀之品，方可一脉永传，传世浓香，泸州老窖特曲”。这样的广告，在强调这款酒的历史、传承、稀有之外，更表达出了对于人类一些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长河中消失的深深忧虑，受众在被广告深深触动的同时，会对这样一个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企业产生深深的认同感。

然而，当下包括白酒广告在内的更多的商业广告，人文精神缺失严重，不仅仅影响公众的审美，而且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已经成为业界和学界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借助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从两个层面来探讨在消费社会中，泸州老窖广告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首先是对于符号的盲目崇拜导致了在其广告中，人沦为“物”的附属，作为人的主体性丧失的问题;其次是白酒广告日益增多，对人生存的现实世界的环境的破坏和吞噬的问题。为了将研究具象化，本文将以泸州老窖的公开传播的广告作为案例，其一是因为泸州老窖是中国酿酒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之一，产品自身人文价值丰富;其二，泸州老窖的白酒广告曾经是央视广告招标大会的“标王”，其广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消费社会的理论中，“符号”是一个关键的概念，鲍德里亚借用了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符号理论，认为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为商品附加上符号价值，最直接和常用的方式就是广告。但是鲍德里亚也表示了隐隐的担忧，他认为，“技术以它不断的演进，有一天会达到(完美的)模仿，……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神话，和与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在符号面前逐渐丧失的一个过程，广告无疑在加速这个过程。脸谱化的人物以及符号化的人类情感，这是部分白酒广告对人的主体性剥夺的最重要方式。

在多数白酒广告中，符号占据了主体地位，少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和质朴的情感。白酒有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资本，成功、友情、亲情是这类群体所追逐的目标，因此白酒广告中对此类场景的刻画比比皆是。这样的广告诉求本身可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表达这类诉求的方式。泸州老窖众多的广告中，场景、人物以固定化、脸谱化的符号出现，表现友情的广告就会出现朋友间握手击掌的画面，表现亲情的广告一定会使用家庭团聚、言笑晏晏的和谐场景，表现爱情的广告就会运用婚纱、戒指等元素。然而，这些都是冷冰冰的符号，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将人们的思维固化，指向消费的神话，仿佛消费白酒就能实现广告场景中梦幻般的生活。我们选取一则由知名歌手周华健参演的电视广告作为对象具体分析人物符号化、脸谱化怎样使人的主体性丧失，放弃了人文精神内涵的问题。2012年，周华健正式成为泸州老窖的形象代言人。此时，泸州老窖的特曲老酒也开始大范围地打出“友情牌”，在广告推广友情与白酒的联系。恰恰周华健传唱度最高的歌曲《朋友》中也有“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的歌词，这自然用在了泸州老窖之后的广告中。2012年，一则15秒的特曲老酒电视广告在央视播出，下面(表1)是我们根据广告内容整理的广告分镜头脚本。在这则电视广告中，周华健处于整个广告最中心的地位，所有人物都围绕他和他的歌曲展开，广告中饰演“友人”的演员达到20人左右，却没有一个能让观看者记住，他们或者在特写镜头中被虚化，或者在中景中混杂在人群中;同时，周华健与众人的互动也显得过于程式化:碰杯、握手、击掌等动作显得平淡而做作，离现实生活太遥远，缺乏基本的人性的共鸣。因此广告显得缺乏感染力，不能震撼和打动人心，自然广告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身体符号化，这是人在白酒广告中丧失主体性的另一种重要表现，而这里的身体专指女性身体。白酒无论在传统观念上还是现实的消费行为上，主体都以男性为主导，因此广告中女性身体的出现自然是一种对原始欲望的呼应。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

在白酒广告中，这种最美丽的物品的出现与白酒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作为一种男性话语权力的附属品出现，是一种炫耀性符号。如一则推广泸州老窖青花瓷二曲酒的平面广告中，一名身着青花瓷风格旗袍的女性侧身坐在木椅上，女子坐姿端庄，手拿一把古典风格的小扇子，表情妩媚。她侧坐的姿势完美地展示出了其曲线的身材。女子右侧则是青花瓷酒瓶的泸州老窖二曲酒。这幅平面广告中，青花瓷的酒瓶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是绝对的主体，女子只出现在画面最左侧三分之一且靠下的位置，这样的空间布局安排明显地显示出了一种主次关系，女子的出现只是二曲酒的附属品;同时，从该女性身体的造型来看，其曲线与酒瓶的曲线完美地重合，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即商品与女性身体的交融。在此类白酒广告中，女性身体显然已经失去了主体性，“严格地讲，它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种经过设计和包装的、能令人产生欲望的、并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消费品”。女性完美的身体曲线成为消费品，不得不说是对女性的一种亵渎。

二、拟像世界:白酒广告对现实环境的吞噬

如果说符号化的世界只是将立体的世界变为平面化的话，那么创造一个拟像的世界则是另一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果连真实生活的世界都无法被我们认知，那么我们将失去依托。如今，现代工业和技术创造出来的世界正在吞噬人们生活的现实环境。广告、传媒利用高科技创造的世界在现实中无迹可寻，却每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建构着我们的认知，这便是拟像的世界。所谓拟像(Simulacre)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制造了“模仿”，大量的复制;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拟像为特征，按照詹明信的解释，“仿像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白酒广告，尤其是走高端路线的白酒广告，往往追求一种宏伟的气势，多数皆以阳刚大气的形象示人。为了追求这种恢弘大气，白酒广告常常脱离现实生活的语境，刻意制造一种拟态环境。如泸州老窖特曲的一副平面广告，为了追求宏大的气势，在设计时动用了多种元素:狮子、八角亭、龙、拱桥、园林，这些元素在画面中按照远近高低依次排开，利用现代的绘图技术力求将这些元素综合于一体。

单独解读这些符码，其所指都与中国古代的“皇家”、“贵族”有联系，给人一种高贵、威武、圣神不可侵犯之感。但是这些重叠组合的元素很难达到体现白酒内在高贵气质的目的，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及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就是来自于拟像。广告将这些本来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龙)或很难见到的(如园林)场景叠加地放在同一个平面空间里，试图“充分”体现产品的贵族与高端。然而，这种超越真实的多元素生硬拼接，很难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同时那么多元素叠加在一起，使画面空间显得过于拥挤，缺少美感。这样的虚幻、生硬的广告风格，缺少了一丝平易近人的人情味，难以吸引消费者，更难对他们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最后，作为商品信息的这些视觉识别系统过于庞杂，也会增加受众的记忆负担，对广告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不仅在媒体上拟像的世界无处不在，广告还“入侵”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空间，将我们的客观生活环境“拟像化”。在公交车上、地铁上、广场上、建筑上，城市几乎已经被广告包围，无论在哪个角落总有广告的身影。这些广告或是平面广告，或是影音广告，通过LED、电视屏幕、灯箱广告、车身广告等各种方式进入民众视线。但是这些广告大多并没有人文内涵，其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受众每天将会受到广告的“疲劳轰炸”。这种利用强制接收式载体的广告，挑选了消费者很难逃脱广告制约的环境，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接收其传播的信息，其传播的到达率会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失去躲避广告的自由，他很快就会对广告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美誉度。泸州老窖的户外广告在这方面是有过典型的不成功案例。广州商业新区火车东站商圈在2013年前后出现过一栋“最牛广告大楼”，这是一座40多层高烂尾楼，占地近5000平方米，户外广告完全包住了整栋楼的四面外墙，这副户外广告也被调侃为“最牛户外广告”，其广告主正是泸州老窖集团。这副大型的户外广告颜色鲜艳，以深蓝色及大红色为主色，大大的酒瓶瓶身在广告中央位置，非常抢眼，因为广告覆盖了大厦四面外墙，再加之大厦拥有引人注目的高度，所以在天河商圈的任何位置几乎都能抬头就看见此户外广告。这样的户外广告无疑像一个“怪兽”安插在了城市里。由于广告本身粗暴地破坏了城市景观，使得市民在观看时会产生一种不真实感，产生时空错乱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将受众从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造成了视觉污染的同时，扰乱了市民对环境的感知。这就是“拟像的世界”所吞噬的现实。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