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地质年代十篇

时间：2023-04-07 17:10:48

地质年代

地质年代篇1

侏罗纪是一个地质年代，界于三叠纪和白垩纪之间，约1亿9960万年前（误差值为60万年）到1亿4550万年前（误差值为400万年）。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开始于三叠纪侏罗纪灭绝事件。虽然这段时间的岩石标志非常明显和清晰，其开始和结束的准确时间却如同其它古远的地质时代，无法非常精确地被确定。侏罗纪的名称取自于德国、法国、瑞士边界的侏罗山。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地质年代篇2

摘要：华北地台周围前寒武纪晚期的地层对比格架和演化历史逐渐成为地质学界研究的焦点，受到了国内外地质学家广泛的关注。其中，从蓟县剖面的侵入岩或者间层火山灰中测得的锆石U-Pb年龄已经为华北地台北缘中新元古代地层高精度年代格架提供了确凿证据。这些年龄数据不仅解决了这套中新元古代地层的划分和全球对比问题，而且为前寒武纪生物的起源和演化也提供了时间锚点。相比之下，由于缺乏可靠的同位素年龄制约，华北地台南缘的汝阳群和洛峪群，苏皖北部的徐淮群、辽南地区的金县群、五行山群、细河群、永宁群的沉积时限和地层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同样，华南南华系（也即国际上的成冰系）的底界及年龄、长安冰期和古城冰期的年龄以及南华系的划分及对比问题也一直未得到解决。华北地台北缘和南缘这套中-新元古代地层蕴含着丰富的疑源类和宏观藻类以及可能的后生动物实体化石和遗迹化石等生命信息，而且其沉积过程伴随着哥伦比亚超大陆的裂解。华南成冰系地层的沉积伴随着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裂解演化，冰期蕴含丰富的疑源类、宏观藻类和多细胞动物化石，因此，对华北地台周边元古代地层以及华南成冰系地层进行精确的年代约束、重新厘定其地层划分对比，将为哥伦比亚超大陆和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裂解演化以及早期生命的起源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新的年代学证据。

关键词：华北华南元古代地层沉积年龄

Abstract：Late Precambrian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framework and evolution history around the areas bordering the North China Craton （NCC）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target of intense research that attracted comprehensive domestic and foreign attention. Intermittent reports of zircon U-Pb ages from intrusive rocks or interbedded volcanic tuff beds within critical stratigraphic horizons have provided solid evidence for establishing high precision chronostratigraphic framework for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the Jixian Section， northern margin of NCC. These absolute ages not onl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eso-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NCC and its global correlation， but also have provided key age constraints on the origination and evolution of Precambrian biota， especially on the macroscopic algae. In contrast， owing to lack of reliable radiometric age constraints， the depositional ages and stratigraphic attributions of the Ruyang and Luoyu groups i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NCC， the Xuhuai Group in norther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the Jinxian， Wuhangshan， Xihe， and Yongning groups in southern Liaoning Province has long been disputed. Likewise， the age of the Nanhuan System （equivalent of Cryogenian） in South China is loosely controlled. The Proterozoic strata bordering the NCC contain abundant acritarchs， macroalgae， and possible metazoan fossils， their deposition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breakup of Columbian Supercontinent. Likewise， the formation of Nanhuan System was accompanied by the breakup of Rodian Supercontinent， and contains abundant acritarchs， macroalgae， and multicellular life fossils. Accordingly， precisely dating the depositional ages of the Proterozoic sedimentary successions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a blocks will provide new， reliable age constraints on the breakup history of Columbian and Rodian supercontinents， and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arly life.

Key Words：North China； South China； Proterozoic； Strata； Depositional age

阅读全文链接（需实名注册）：http：///xiangxiBG.aspx？id=51419&flag=1

地质年代篇3

关键词：白山市辖区；水质评价；地表水；地下水

中图分类号：X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07-0095-02

一、概述

评价基准年为2006年。评价项目分为:（1）河流、湖库水质评价项目：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等16项；（2）水库营养状况评价项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等5项；（3）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评价项目：常规项目：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挥发酚、砷等20项。评价标准为地表水水质评价标准采用国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范围为白山市八道江区、江源区。评价总河长68km。评价代表站：江源、三岔子、白山。评价方法采用“单指标评价法”，分全年、汛期（6～9月）、非汛期（1～5月，10～12月）三个时段进行。水库营养状态评价方法：查评价标准表将项目浓度值转换为评分值，监测值处于表列值两者中间者采用相邻点进行内插；计算5个评价项目评分值的平均值；用求得的平均值再查表得到营养状态等级。基本项目超过Ⅲ类标准限值，饮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超过标准限值即为超标，超标程度以超标倍数表示，计算公式为：

DO的

二、地表水水质评价

（一）地表水重点监测断面主要监测项目变化趋势分析

在地表水监测断面中选取浑江江源站、三岔子站、白山站3个监测时间系列较长的断面，对总硬度、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溶解氧、挥发酚、镉、总磷、总氮和氯化物等10项指标进行2000～2006年间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三岔子、白山五日生化需氧量呈上升趋势，其它化学指标多数呈无规律波动状态。

（二）评价结果

1．溶解氧：全年符合Ⅰ类标准的断面为三岔子、江源，代表河长为22km，占评价总河长的32.4%；全年符合Ⅱ类标准的断面为白山，代表河长为46km，占评价总河长的67.6%。

2．高锰酸盐指数：全年符合Ⅱ类标准的断面为三岔子，代表河长为12km，占评价总河长的17.6%；全年符合Ⅲ类标准的断面为江源，代表河长为10km，占评价总河长的14.7%；超V类标准的断面为白山，代表河长为46km，占评价河长的67.6%。

3．化学需氧量：全年符合Ⅰ类标准的断面为三岔子、江源，代表河长为22km，占评价总河长的32.4%；超Ⅴ类标准的断面为白山，代表河长为46km，占评价河长的67.6%。

4．氨氮：全年符合Ⅱ类标准的断面为三岔子，代表河长为12km，占评价河长的17.6%；全年符合Ⅲ类标准的断面为江源，代表河长为10km，占评价河长的14.7%；全年符合V类标准的断面为白山，代表河长为46km，占评价河长的67.6%。

5．挥发酚：全年符合Ⅰ类标准的断面为三岔子、江源，代表河长为22km，占评价河长的32.4%；全年符合Ⅴ类标准的断面为白山，代表河长为46km，占评价河长的67.6%。

5．砷：全年符合Ⅰ类标准的断面为三岔子、江源、白山，代表河长为68km，占评价河长的100%。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知，浑江流域从上游向下游水质状况由于污染而呈逐渐恶化趋势：三岔子全年属Ⅱ类水；江源全年属Ⅲ类水；白山全年属超Ⅴ类水。

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选为曲家营水库。汛期、非汛期、全年水质标准均为合格。

曲家营水库汛期、全年均呈中度营养状态，非汛期为富营养状态。

三、地下水水质评价

地下水水质评价根据全国第二次地下水资源评价《水质调查评价技术细则》要求，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的规定，以Ⅲ类水标准值的上限值确定为地下水水质控制标准，采用单指标评价法进行评价，并确定地下水水质类别。

（一）水质变化趋势

本区碳酸盐岩裂隙溶洞水水质普遍较好，可满足饮用水、锅炉用水、灌溉用水要求。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孔隙潜水水质较差，城区地下水水质已遭到一定的污染。

本区地下水中阴离子成分以重碳酸为主，阳离子受地貌、岩性控制。碳酸盐岩地区水化学类型为重硫酸钙镁或重碳酸钙水；河谷松散岩地区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钙镁或重碳酸钙水。

本区第四系地下水污染特征具体表现为：

1．矿化度和硬度明显增高。以1981年、1995年、1996年、2004年四年水质资料对比矿化度变化趋势为：

65.75～133.03mg/L250.00～1106.00mg/L

51.00～1386.00mg/L352.9～1460.5mg/L。

硬度变化趋势为：

1.63～45.68mg/L32.30～349.00mg/L

86.60～303.00mg/L165.00～602.00mg/L。

2．局部地段水化学类型发生改变，如由HCO3.Ca型变为HCO.SO4。

3．主要污染指标有：铵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硬度、硫酸盐、硝酸盐氮等。详见表7.2.1。

（二）水质现状

通过2008年水质监测成果及分析结果（见表7.2.2），评价区内地下水水质状况较前期水质状况没有太大变化。

（三）污染机制

导致第四纪含水层地下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在局部地段，因其所处的人文环境与地质环境的不同，地下水污染的原因、方式、程度、以及污染物各不相同。主要污染物途径有：

1．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通过自然沟渠排放或通过渗井、渗坑直接排入地下水中。这是城区地下水水质普遍较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2．工业垃圾的露天堆放、生活垃圾的任意堆放，特别在浑江两岸河漫滩上任意堆放，以及利用垃圾填坑垫道，使其中的有害成份经雨水、雪水淋滤渗入地下水从而污染地下水。

3．农田区化肥、农药下渗污染及用工业废水进行农业灌溉造成污染。

4．近河开采井取水引起受污染的江水倒灌污染地下水。

根据本区第四系地下水流场分析，浑江两岸，特别是南岸的河漫滩及一级阶地地下水较容易受到污染。

四、结论

地质年代篇4

【【关键词】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应用

一前言

前，地质年龄测定的方法很多，但是，很多方法并不能够准确高效的测定地质年龄，所以，采取同位素测定的方法进行测定，将可以提升测定的技术水平，保证测定的准确定。

二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简析

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起源于19世纪末，法国物理学家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在1896年发现金属铀的盐类能释放出不可见的神秘射线，这种射线很像X射线，也能透过各种物质，并能使照像底片感觉。这一发现是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的开端。这一重大的贡献使得1975年第十五届国际计量大会为纪念法国物理学家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将放射性活度的国际单位命名为贝可勒尔，简称贝可，符号Bq。在1898年著名的居里夫妇通过大量的实验发现了钍也有类似的放射性质，在这之后居里夫妇又通过实验发现了钋和镭这两种重要的元素。居里夫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放射性。

20世纪初居里和卢瑟福共同提出了通过利用矿物中放射性衰变的规律来测定矿物年龄的设想。在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卢瑟福和波尔特伍德分别利用氦法及化学铅法测得第一批的同位素年龄数据，得到了大约500Ma左右的年龄值。索迪于1910年提出了同位素假说，并于1913年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的位移规律，这一发现为放射化学、核物理学这两门新学科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与国外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测年方法研究方面，70年代前主要是建立了K-Ar法和锆石U-Pb法，80年代之后相继开发了Rb-Sr法、Sm-Nd法、常规Ar-Ar法、Re-Os法等。21世纪初，锆石原位微区离子探针（SHRIMP）测年技术、原位微区激光等离子质谱（LA-ICP-MS）测年技术和含钾矿物激光微区Ar-Ar测年技术的应用，将我国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解决众多地质年代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

前，我国已建立了各类常用同位素地质学实验室，拥有一大批先进仪器和数以百计的专家队伍，在基础地质研究、矿产资源勘查、生物演化规律研究、环境变迁规律研究等诸多领域都起到了相当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研究目前处在发展高潮阶段，其表现特征是：①大规模地引进先进的同位素测试仪器，大批建立相应的同位素年龄分析实验室。②地学各专业都对同位素年龄数据有着强烈的需求和依赖，因此推动了同位素热的进一步升温。③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已经渗透到地学的各领域，但目前更多的应用还是集中在基础地质、矿产勘查等几个传统的、最急需的领域。

三测年原理和前提

同位素地质年龄，简称同位素年龄（绝对年龄），指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定律，测定矿物或岩石在某次地质事件中，从岩浆熔体、流体中结晶或重结晶后，至今时间。放射性同位素进入其中后，含量随时间作指数衰减，放射成因子体积累。若化学封闭，无母体、子体与外界交换而带进带出，测定现在岩石或矿物中母子体含量，根据衰变定律得到矿物、岩石同位素地质年龄。

这种年龄测定称做同位素计时或放射性计时。计时的基本原理就是依据天然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规律，由此测定的地质事件或宇宙事件的年龄，谓之同位素年龄。

应用同位素方法测定地质年龄，必须满足以下前提：

1、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常数须精确地测定，并且衰变的最终产物是稳定的。

2、样品及其测得的N和D值能代表想要得到年龄的那个体系。

3、已知母体元素的同位素种类和相应的同位素丰度。并且无论是在不同时代的地球物质中，还是在人工合成物甚至天体样品中，这些元素的同位素都具有固定的丰度值。

4、体系形成时不存在稳定子体，即D0=0（对于衰变系列，也不存在任何初始的中间子体），或者通过一定的方法能对样品中混人的非放射成因稳定子体的初始含量D0作出准确地扣除或校正。

5、岩石或矿物形成以来，母体和子体既没有自体系中丢失也没有从休系外获得。也就是说，岩石或矿物对于母体和子体是封闭体系。

其中1和3两个前提是基本的，4和5两个条件则决定了岩石或矿物地质历史的一个模式。

四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具体应用

1 Rb-Sr介绍

Rb-Sr法主要是通过87RB中的粒子衰变转变为稳定的同位素，主要在测量相关矿物年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能够帮助地质学家更好地了解沉积岩形成的时间及形成过程，不仅如此，该项技术还能够对岩石、矿物等识别进行分析，并对成岩初始比值进行研究。一般情况下，大陆岩壳中富含碱金属等材料，使得其Rb更多，另外，由于Rb与Sr、Ca等在化学成分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由此，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地质学研究者通过发现K、Ca元素实现测量[2]。

2 技术局限性

相比较而言，Rb-Sr与其他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一样，自身具有一定局限性，比如：测量范围较小、方法易出现误差等，另外，很多元素处于半衰期状态，难以实现对其进行准确测量，与此同时，矿物和岩石一般在封闭的空间内，没有充足的母子体融入其中，增加了测定难度，使得技术测量的样本数据难以为地质年龄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同同位素比值的研究过程中，误差较为明显，且对后期地质改造作用不能够进行准确判断，而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测量要假设的前提条件，也是该方法的约束条件。基于此，在研究过程中，地质学家要立足于实际情况，从多个角度入手，取技术之精华、去技术之糟粕，促使该项技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3 注意事项

上文提到Rb-Sr与K等元素相接近，特别是这对花岗岩的研究，为技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促使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且在侵入岩、火山岩等地质年龄测定都具有有效性。

利用该技术等时线法对岩浆岩年龄测量过程中，能够获取显著效果，主要是由于Sr同位素能够实现统一化，且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当中，由此，只要能够采集到新鲜、且具有两种元素比值的样本，便能够测量岩体年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岩石融化重新融入，那么测量的年龄值相对要高，在采集样本过程中，要采集岩浆岩结构，尽量确保变质结构样品，避免在围岩接触带等地带采集，且为了避免数据过于密集，要注意采集同源，但是不同岩性的样本。

该项技术不仅能够进行地质年龄测定，还能够识别成岩、成矿物质来源等，二期，除了锶同位素特点外，利用海水中的元素比值，也能够进行地层学研究，为年轻地层划分等注入新力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先进、可行，能够准确高效的测定地质年龄，在今后的地质年龄测定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得到应用，为同位素地质年龄的测试提供可靠参考。

参考文献：

[1]李献华，赵振华，桂训唐等.华南前寒武纪地壳形成时代的Sm-Nd和锆石U-Pb同位素制约[J].地球化学：2014，20（3）：255-264.

地质年代篇5

一、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的发展历程

质询制度起源于英国，由请愿权发展而来。最早在1869年，英国下议院工作通告首次开辟题为“Questions”（即“质询”）的新栏目，议员在上面对内阁的施政方针、施政报告或其他重要事项提出质疑或询问的意见，要求大臣及时回答。该制度一经确立，因其极强的监督作用，在西方议会制国家中得到广泛实行。我国人大质询制度是在学习西方议会质询制度合理方面的基础上，结合人大制度特点建立起来的。1954年，宪法提出的质问制度，算是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的萌芽。60多年来，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经历了启动、废止、更名、停滞、再启动等阶段。虽然其发展历程漫长而曲折，但经过前辈们的努力和实践，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较为系统的人大质询制度。

（一）人大质询制度的初创和蹒跚前行阶段（1954年～1977年）。人大质询制度发轫于1954年。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随后，出台的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对质问制度进行了具体细化，将质问范围扩大到了地方政府。虽然此时尚未出现“质询”概念，但“质问”与“质询”性质基本一致。只是，此时“质问”的主体仅为人大代表、对象仅为政府。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就代表对同级政府提出质问的场合作出限制性规定，即可以在会议期间进行，也可以在闭会期间提出，大会主席团、人大常委会对代表提出的质问仅仅起“转达”作用，而非“决定”作用，并且当时开展质问实践情况在现有的史料中也难以追寻[2]。后来，因“”等特殊历史原因致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宪法把人大撤销决议命令、罢免、质问、特定问题调查等4种监督方式删除，只保留了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质询权被取消，但人大质询的种子已悄然埋入国家法制之土壤。

（二）人大质询制度的确立和积极探索阶段（1978年～2011年）。1978年，宪法将人大质询权恢复，将“质问”修改为“质询”，并且规定除全国人大代表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享有质询权，还授权法律对提出质询案的程序作出规定，这是我国人大质询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1982年宪法虽然修改了质询制度，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排除在质询范围外，但可喜的是，同年出台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以及先后颁布的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法律不仅对质询制度的立案标准、立案程序以及立案后的处理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且补充扩大了质询范围。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对质询制度也进行了细化，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3]。如，1983年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质询的暂行办法》，2001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处理质询案的规定》，对提出质询范围、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监督法，专章就“询问和质询”作出规定，对质询案的提出、处理、答复等作出较为明确规定。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人大质询制度在积极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无论主体、对象、提出、处理、答复等方面都有了框架性的规定。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期间各级人大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质询活动。特别是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以清华大学校长刘达为首的北京代表团179名代表，就新中国建立以来投资最大的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对厂址选择、建设规模、进口矿石、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质疑。时任冶金部部长唐克等，到场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详细介绍了有关数据，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史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还有2000年，在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28位省人大代表因环保部门处理珠江一宗污染项目不力，向省环保局提出质询，在三轮质询没通过后，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撤换副局长的职务，这被外界看成是“广东人大现象”，吸引各地人大前来取经。

（三）人大质询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明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进一步加强监督工作，围绕社会关切问题，要使用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刚性手段，加强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为我们推动人大质询制度与时俱进和质询实践创新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精神要求，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响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将推动人大质询制度与时俱进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细化质询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积极开展质询实践。其中，全国人大正在酝酿制定关于依法开展质询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江杭州、海南海口、甘肃庄浪等地出台了有关质询工作的范性文件，山东章丘、广西钦州、浙江丽水等地开展了质询工作实践，这些都为推动质询制度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特别是2016年9月，在河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13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就清东陵近期连续发生两起文物被盗案件所反映出来的文物保护和管理问题，对省文化厅提出了质询案，省文化厅主要负责同志到会答复质询。质询提案人对答复情况进行了评议和投票表决，并就更好地贯彻实施文物保护法和实施办法提出了意见建议。这是2007年监督法实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省级人大常委会首次就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质询工作。总结这一阶段，在中央最高层的宏观政策强力支持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启用质询这一刚性监督方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热情呼声之高涨前所未有，更为关键的是，强烈呼吁已悄然转化为积极实践，人大质询制度完善与实践创新可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我国开展质询存在的主要问题

质询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重要监督职责。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确立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地方各级人大，质询始终未能成为人大监督的常态，质询制度的落实情况不容乐观。据统计，1986年以来，80%的人大没有发生一起质询案，83.1%的代表从未行使过质询权。究其原因，当前质询工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开展质询的思想障碍比较严重，普遍存在“不愿开展”的问题。质询作为一种较为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是作为质询主体的人大，还是作为质询对象的“一府两院”，对质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认识不足，同时因为各种原因，在思想上存在严重的障碍。一方面，有的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存在畏难情绪，认为如果开展质询有为难被质询人的意思，往往担心被指责和“一府两院”唱“对台戏”，有不支持其工作之嫌，因而不愿行使质询权[4]。有的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监督责任意识不强，因与质询对象比较熟悉，而不好意思行使质询权。有的地方人大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开展质询，操作上只好“应景作秀”“犹抱琵琶半遮面”，走走过场、摆摆样子，追求一种“花拳绣腿”式的结果。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改革发展模式，在“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一府两院”是掌握实权的管理部门，承担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已精力不够，加上担心质询会严重影响自身的权威和形象，甚至觉得质询手段太过刚性怕被问责，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同时，有的地方领导，也因怕影响团结、弄僵关系，而不愿意让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行使质询权，进而说服改为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有的新闻媒体，对质询案件过度炒作，尤其在新闻报道中用过激的语言，从而导致人民群众对此反应过度，使监督双方产生了对立情绪。

（二）对开展质询的制度规定不够完善，普遍存在“不便开展”的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已确立了人大质询制度，但现行法律对质询的规定较为原则和笼统，在质询案的内容和范围、提交期限、准备时限、质询人的发问、被质询人的答复和辩解等均未作出详细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5]。同时，地方上也普遍缺少操作细则，即使有细则，也是根据自行制定的议事规则开展质询，这样造成各地形式也不统一、实际操作也不一致，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据统计，1980年以来，仅有上海、海南、内蒙古等3个省份出台过进行质询的地方性法规，在全国仅占不到10%，且多是10年前出台的。虽然部分设区市和县区也出台了有关质询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数量寥寥，即使有规定也是泛泛之规。正是因为这些法律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较弱和具体制度涉及存在不足等原因。因此，导致质询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代表回避、代表“官员化”、普通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很有限等问题。再比如，质询事项和质询程序不明确问题，质询对象方面存在对“两院”质询缺乏宪法依据问题，质询不能针对具体官员问题，没有紧急质询制度问题等等[6]。

（三）对开展质询的实施要求门槛过高，普遍存在“不好开展”的问题。考虑到人大质询权具有较强的问责意味，因而，我国法律规定了较高的实施门槛。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有利于避免质询权的滥用，但实施门槛偏高，也会阻碍人大质询权的正常行使。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才有权提出质询案。这就无形中增加了人大质询权行使的难度，因为如果某一质询案得不到法定人数的赞同，就根本无法提出。又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只能在各级人大会议或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提出质询案，其他时间则无权提出。而各级人大会议一般每年才举行一次会议，各级人大常委会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且各级人大会议和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本来就非常多，这就导致人大质询工作无法经常性开展，难以做到常态化，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有黑龙江、江苏、湖南、广东等7个省份开展过质询，全国2856个县区中仅有40个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过80次质询权，不少地方从人大常委会成立起就没有提出过一起质询案。究其原因，根据调查问卷显示，门槛过高是影响各地人大不愿开展质询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质年代篇6

关键词：榆树砬子组；中元古代；四堡旋回；中间构造层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榆树砬子组系长春地质学院辽东区测大队（1960年）创名，创名地在庄河市蓉花山镇榆树砬子（现称蓉花山）。当时认为其与下伏盖县岩组呈整合接触，与上覆永宁组（划属步云山群）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将其划属上辽河群，时代为太古代[1]。自建组以来，随着地质资料的不断丰富，其命名和划分方案存在多种意见：1973年姜春潮、金中奎仍将榆树砬子组放在辽河群内，但认为其时代属元古代[2—3]；同年沈字714部队和辽宁冶金勘探公司等单位，发现榆树砬子组与盖县（岩）组为角度不整合接触；1973—1975年辽宁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进一步确认榆树砬子组与盖县（岩）组之间角度不整合的存在，并认为其时代属中元古代[4—5]；1974年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情报组明确提出榆树砬子组不能划入辽河群，并将其置于上元古界震旦

地调项目：国土资源部1：5万庄河市幅等四幅区调联测项目（编号J4.1.7-3）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董万德，1961年出生，男，高级工程师，从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1:5万“庄河市”等四幅区调联测项目负责兼技术负责。

系底部[6—7]；1974—1975年段清春、迟维生提出将榆树砬子组改称为榆树砬子群，自下而上

划分为下部组和上部组，隶属元古界[8]；1975年，王东方认为其属震旦纪[9]；：1976年辽宁省

地质局1:20万区域地质总结、1981年姜春潮、1982年辽宁省区域地质志编写组均改组为群，时称榆树砬子群，时代为早元古代[10—12]；1986年张秋生等修改原步云山群含义，将榆树砬子群与庄河—三架山地区的永宁组合称为“步云山群”，改榆树砬子群为榆树砬子岩组，时代归属早元古代，但沉积时间晚于18—19亿年[13]；1992年辽宁省地矿局区调队在1:5万“傍式堡”等四幅区调联测报告中仍沿用“榆树砬子群”，并据同位素测年资料将其划归新元古代青白口纪[辽宁区调队. 1:5万傍式堡幅等四幅区调报告.1992.]；1998年辽南片区总结项目提出将其归属中元古代。

1996至2001年，笔者们承担了1:5万“庄河市”等四幅区调联测项目，工作区是辽东榆树砬子组出露较完整的地区，在结合前人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岩性岩相、上下接触关系、变质变形及同位素年代学等方面的详细调查研究，将其时代厘定为中元古代。

岩性岩相及上下接触关系

榆树砬子组主要出露于辽东庄河市蓉花山、三架山及盖州市太平庄一带（图1）。岩石虽经受绿片岩相浅变质作用的改造，但其宏观层序性、原生层理及沉积构造均清晰可辨，笔者们依岩石组合将其划分为两个非正式段：一段以厚层石英岩为主，底部层位由铁矿层、含铁石英岩质角砾岩（仰山式铁矿）、厚层状石英岩及铁质绢云板岩组成；二段以石英岩夹片岩为特征，绢云石英片岩的出现为其主要标志，局部见大理岩扁豆体。区域范围内厚度为215—4084m[12]。

一段下部具向上变细、变薄的旋回性基本层序，水平层理、交错层理、斜层理发育；上部具向上变粗、变厚的旋回性基本层序，斜层理、水平层理发育，二者均为前滨相。二段中既具向上变细、变薄的旋回性基本层序，又具向上变粗、变厚的旋回性基本层序，还可见韵律性基本层序，可见水平层理、斜层理、波痕等原生沉积构造，沉积环境由前滨亚相—浅海相—前滨亚相。总体反映了其主要形成于中等能量的砂质海岸沉积。榆树砬子组横向岩性及地层厚度变化明显，从东向西地层减薄，西部仅零星出露下部层位。区域上太平庄、步云山、许屯一带其厚度自东向西由3462.35m减薄至215.39m[5]，上下部层位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且以上部层位缺失为主。

榆树砬子组沉积时的古地貌变化和其底部的韧脆性滑脱构造导致了其下部层位的缺失；而永宁组沉积前榆树砬子组抬升接受剥蚀则是其上部层位缺失的主因。

从区域上看，前人资料已证实在盖州阎道西沟和香磨等地，榆树砬子组与下伏盖县岩组为角度不整合接触[5]。而在多数地段，二者之间的直接接触关系被韧-脆性剪切带或脆性断裂改造。上伏地质体永宁组则对榆树砬子组从东向西角度不整合超覆，在东部蓉花山一带与其二段较高层位接触，在西部砬子山一带则与其一段底部层位接触。笔者们于砬子山一带确已查明二者在露头尺度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图2），其特征如下：①永宁组与榆树砬子组接触面为凸凹不平的剥蚀面；②永宁组长石石英砂岩向下有灌浆现象；③永宁组下部见底砾岩，平行界面断续出露，砾石棱角—次棱角状，无分选，排列无序，成份与榆树砬子组岩性相当；④上下岩层产状呈微角度相顶。

2变质变形特征

2．1变质特征

榆树砬子组浅变质岩系主要岩石类型有石英岩类、云母片岩类和板岩类。其中石英岩类包括石英岩和绢云石英岩；片岩类可进一步划分为白云母片岩、黑云绢云片岩、绢云石英片岩和二云石英片岩；板岩类包括绢云板岩和砂质板岩。微量元素中Sr显著偏低，稀土元素中轻稀土强烈富集，配分模式曲线强烈右倾，轻重稀土分镏明显，并具弱负Eu异常。依各岩类氧化物成份（Al2O3+TiO2）--(SiO2+K2O)—Σ其余组分图解，榆树砬子组中石英岩落入石英砂岩、石英岩区，白云母片岩落入弱分异的泥质粉砂岩区，其与辽河群亲缘性和继承性明显，辽河群是其沉积作用的主要物源。而变质矿物组合则为白云母+黑云母+石英和绢云母+黑云母+石英，系绿片岩相单相变质作用，局部具区域热动力变质特征。

2．2构造变形特征

根据榆树砬子组中的构造形迹组合，利用构造解析的方法，查明其至少经历了两次构造变形。

2．2．1第一期变形

第一期变形为近水平的剪切机制，主要构造形迹为多级组合的韧-脆性顺层滑脱剪切带，伴生的次级构造形迹包括顺层韧-脆性连续劈理（S1-1）、斜交应变滑劈理（S1-2）、拉伸线理（L1）、交面线理（L2）、顺层剪切微褶（f1）等。

主剪切带沿榆树砬子组与盖县岩组之间原不整合界面发育，榆树砬子组为滑脱系统，盖县岩组为原地系统。宏观呈弧形展布，原始位态近水平，但因后期构造改造，其产状变化较大。宽度10-20m，自下而上分别发育石英绢云构造片岩（由盖县岩组被改造形成）、绢云石英构造片岩和糜化石英岩（由榆树砬子组被改造形成）。其中绢云石英构造片岩底部可见构造分异的石英脉体递进变形过程中形成的褶皱型布丁体（图3a）；糜化石英岩中应变滑劈理与顺层连续劈理斜交构成“S-C”构造组合（图3b），显微尺度亦可见到二者构成的S-C组构（图3c），均具运动学指向意义。主滑脱剪切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榆树砬子组底部层位的缺失，是榆树砬子组构造流失的主因。

次级滑脱带沿榆树砬子组内部石英岩与片岩接触带发育，继承了不同原始成份层的界面，具一定的拆离性和分划性，因规模较小，未破坏榆树砬子组大套层序，带内可见顺层连续劈理和拉伸线理。其中拉伸线理由拉长的砾石、暗色泥质沉积结核平行排列显示。对泥质沉积结核作三维有限应变测量结果为K=1.88，即1

笔者依据S-C构造、拉伸线理等指向标志判断，剪切带上盘相对下盘自南西向北东运动，这与1:5万“傍式堡”等四幅区调项目的研究成果（上盘由205°-220°向25°-40°方向运动）是相吻合的。

2．2．2第二期变形

第二期变形的区域应力场为NW-SE向的水平收缩，主要构造形迹为北东向开阔直立等厚褶皱（f2）。该期褶皱导致榆树砬子组原始层理及其底部剪切带改变了最初近水平的位态，是榆树砬子组在永宁组堆积之前经历的一次重要的水平收缩作用。伴生层间不对称揉褶皱、褶劈理（S2）及褶纹线理（L3）等次级构造形迹，形成机制为弯滑褶皱作用。其中褶劈理由顺层连续劈理形成的揉褶发展而来，显微尺度可见其与S0S1-1大角度相交现象（图3d）；褶纹线理则由层间不对称揉褶的枢纽平行排列形成，出现于顺层片理面上。

上述两期变形均属四堡构造旋回，后期该组受中生代构造活动影响，又发生了构造变形的叠加，在此不一一赘述。

同位素年代学特征

笔者们在榆树砬子组二段的云母片岩中采取分层采样的方法，采得一组Rb-Sr全岩等时线样品，样品的化学分离和质谱测定由长春科技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同位素室完成，最终选择了7个全岩样品。测定数据及等时线见表1、图4。从图4 中可以看出，5个云母片岩样品（其中4号样品点因比值较大而超出图标范围）相关性很好，等时线年龄t=1025±28Ma；（87Sr/86Sr）的初始值a=0.76258，斜率b=0.01466，相关系数r=0.9989。七个样品中存在相关性较差的两个样品，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①这两个样品中碎屑含量相对较高，在浅变质过程中Rb、Sr组分易于迁移②原岩变质过程中，因87Sr/86Sr初始值均一化范围较小而使得系统没有达到完全均一化③原生低温矿物在变质时再造并有物质迁移。

因地幔对流圈的主要转换时间发生在26亿年、18亿年、10亿年和2亿年前（S.K.Runcorn）,由此不难判断榆树砬子组岩石中的Sr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上地幔。但样品反映的初始Sr同位素比值远高于原始地壳初始Sr比值（0.702-0.704）[14]、BABI值(0.698990±0.000047)及上地幔初始Sr比值，因此其岩石中应有地壳Sr的存在，并进一步说明榆树砬子组泥质岩石不仅有陆源继承性，而且其经历浅变质作用所导致的初始Sr比值均一化程度很高。

总之，高的相关系数及相对较低的年龄值与87Sr/86Sr初始值误差表明全岩等时线年龄应代表区域变质作用导致Rb-Sr体系重新均一化的时间，其代表榆树砬子组主期变质年龄，说明榆树砬子组在中元古代末经历了一次较为强烈的区域动热变质作用。

4关于时代和构造旋回的讨论

榆树砬子组时代应归属中元古代，具体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榆树砬子组与辽河群沉积建造不一致。辽河群为复陆屑建造、火山复陆屑建造及具有

次稳定型蒸发岩建造（ss型）某些特点的灰岩、白云岩组合；而榆树砬子组则为单陆屑铁质建造。前者为大陆裂谷系沉积建造类型，后者则具有克拉通盆地或陆表海的建造特点。表明二者是地壳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

表1 榆树砬子组同位素（Rb-Sr）测试结果

⑵区域范围内榆树砬子组与辽河群盖县岩组、大石桥岩组不同层位接触；在盖州香磨等地榆树砬子组与盖县岩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笔者们在榆树砬子组建组地发现其与盖县岩组之间为韧-脆性滑脱剪切带，上下岩系构造平行化，二者无整合接触的证据。

⑶榆树砬子组与永宁组之间为微角度不整合接触，其与永宁组之上稳定陆表海沉积盖层不是同一沉积作用过程。

⑷榆树砬子组仅遭受轻微绿片岩相单相变质作用，而盖县岩组二云片岩中局部有红柱石、石榴石、兰晶石变斑晶出现，表明其变质作用在主幕达到中压低角闪岩相；同时，盖县岩组中线性紧闭平卧褶皱的构造样式也是榆树砬子组中所没有的，二者存在明显的变质变形上的不连续。

⑸榆树砬子组二段泥质岩石中获得的1025±28Ma的全岩Rb-Sr等时线变质年龄值与辽河群主期变质年龄值（2000Ma左右）不一致，同时也说明榆树砬子组的沉积时间应早于1000Ma。

依据上述理由，笔者们将榆树砬子组的时代厘定为中元古代。而由榆树砬子组的时代问题自然引申到变形序列和构造旋回划分问题。洪作民认为其属吕梁造山旋回，并以盖县岩组与榆树砬子组间的不整合-微角度不整合表达其第一幕，而以榆树砬子组与永宁组间的不整合-平行不整合表达其第二幕[15]；刘永达等认为榆树砬子组是辽东早元古宙沉降部位的尾声建造，是沉降辽河群的大陆裂谷隆起阶段的产物[16]；1：5万“傍式堡”等四幅区调项目则认为榆树砬子组沉积于燕辽旋回早期，而在印支—燕山期遭受变形改造（。

笔者们基于对榆树砬子组时代的厘定以及榆树砬子组的沉积、变质、变形特点，认为辽东地区发生在辽河群与太古宙界面之上，钓鱼台组之下的地质作用很难用吕梁旋回和燕辽旋回加以概括。

辽河群与榆树砬子组沉积建造是两个构造阶段的产物，辽河群与榆树砬子组之间的不整合与榆树砬子组沉积之后至中生代沉积之前的其它地层接触关系相比，应为吕梁期地壳褶皱回返的主界面，它限定在18-19亿年之间[12]。同时，榆树砬子组变质年龄是四堡期顶界年龄，不应为吕梁期的变质事件。

近年来在辽东地区获得了较多的中元古代的侵入岩年龄，一些年龄接近10亿年，与榆树砬子组变质年龄相当。如安波地区庙岭单元石英闪长岩U-Pb年龄值1361±12.03Ma [ 辽宁区调队. 1:5万万家岭幅等两幅区调报告. 1999.

](，甜水、青城子一带马家堡子单元斜长花岗岩年龄1040-1070Ma [ 辽宁地调院大连分院. 1:5万甜水幅等四幅区调联测报告. 2001.](，它们分别侵入于大石桥岩组和盖县岩组，代表了四堡期的岩浆事件。

笔者认为在辽河群褶皱回返之后永宁组堆积之前，榆树砬子组经历了沉降、隆起、褶皱这一完整的造山旋回——四堡旋回。区域范围内永宁组对榆树砬子组的明显超覆以及二者之间的微角度不整合是该旋回构造运动的直观表达。该旋回先是使榆树砬子组沿底面向北东方向滑脱，岩石发生绿片岩相浅变质，之后则在逐渐隆起过程中形成北东向宽缓褶皱。接着在造山后的山间盆地中快速堆积了永宁组类磨拉石建造。可以认为，永宁组的类磨拉石堆积是四堡旋回造山作用的响应，二者之间有继承性，因此，从构造属性出发，永宁组与榆树砬子组一起，构成了结晶基底向沉积盖层发展演化过程中的过渡构造层，是沉降辽河群的大陆裂谷隆起之后向稳定克拉通转变的过渡岩系，笔者将其命名为中间构造层。其下为太古代变质杂岩、古元古代辽河群和侵入岩构成的结晶基底，其上则为钓鱼台组以来的沉积岩系构成的沉积盖层。

综上所述，笔者们认为四堡旋回在辽东地区是以沉积作用、岩浆作用及变质变形作用为特点的地壳活动，榆树砬子组与永宁组是基底形成阶段向盖层发展阶段过渡的中间构造层，从而使得辽东地壳具多元化的三层式结构特点。

成文过程中承蒙陈荣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审阅全文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参考文献：

长春地质学院辽东区测大队新金分队. 1:20万“新金县”幅区域地质测量报告书[R],1960.

姜春潮.辽宁省东部前震旦纪地层的划分对比问题[J]. 东北地质科技情报,1973,第2期.

金中奎. 对辽东半岛前震旦纪地层的划分与对比的初步认识[J]. 东北地质科技情报,1973,第2期.

辽宁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三分队. 1:20万“庄河”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R],1973.

辽宁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三分队. 1:20万“归州”幅、“营口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R]，1975.

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情报组. 东北地区磷矿的分布概况及含磷地层[J]. 东北地质科技情报, 1974年增刊

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前寒武纪组(A). 辽东前震旦纪地层划分与对比[J]. 华北区前寒武纪地层专题会议地质资料汇编, 1975.

迟维生. 关于榆树砬子组隶属问题的商讨[J]. 中国人民建字810部队科技情报资料,1975, 2期.

王东方. 辽东前寒武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 东北地质科技情报, 1975, 3期.

辽宁省地质局. 辽宁省地质矿产概况第一分册, 地层, 1976.

姜春潮. 论辽东前寒武系[J].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1981, 2(1).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 辽宁省地质矿产志[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89.

张秋生等. 辽东半岛早期地壳与矿床[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86.

申浩澈. 同位素地球化学[M]. 长春地质学院内部出版, 1992.

洪作民. 试论辽宁地壳运动[J]. 辽宁地质, 1984, 1(1).

刘永达等. 辽东早元古宙构造环境及岩石圈结构[J]. 辽宁地质, 1992, 9(3).

辽宁地质学会.辽宁地层典[J]. 辽宁地质学报(特刊1号), 1985.

地质年代篇7

路迳似金伯利岩，位于赣州地区安远县蔡坊镇境内。在1∶20万寻乌幅称为“路径苦橄玢岩”，在1∶5万版石幅则称为“路迳似金伯利岩”，也被称为“路迳金伯利质煌斑岩”［1－2］。本文按照习惯和地质特征称之为似金伯利岩(金伯利质煌斑岩)。虽然赣南地区作为我国石英脉型黑钨矿的主产地，与黑钨矿有关的燕山期花岗岩已经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大面积花岗岩分布地区的基性超基性岩还少有关注。在20世纪70～80年代，江西909地质队［3］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池际尚教授［4］等专门开展了金刚石成矿条件的研究工作，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战明国等［5］也开展了构造背景的研究，但发表的成果不多，对其成因、成岩条件，尤其是与常见的钨多金属矿产资源之间是否存在某些方面的联系，认识还不足。2007年11月以来，本课题组先后多次对赣南地区的一些基性超基性岩进行了野外调查，并开展了室内研究，本文利用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离子探针(SHRIMP)锆石定年技术对路迳似金伯利岩(金伯利质煌斑岩)的成岩时代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成岩构造环境和壳幔相互作用及成矿关系进行探讨。

1地质背景及岩石学特征

路迳似金伯利岩呈圆筒状沿北东东向张性断裂或派生次级断裂侵入于晚侏罗世菖蒲群酸性火山熔岩中，在平面上呈近圆形，直径6～150m不等。以往的区调工作曾发现三个露头，但总出露面积不足0．1km2。本次调研的露头是由20世纪80年代江西909地质队在金刚石资源评价过程中用炸药爆破出来的，目前是一片桔子林地。路迳似金伯利岩见图1和图2。岩石呈灰绿色－黑色，角砾状、球状构造。碎屑含量可达50%～60%，可分为同源包体和异源包体，被火山玻璃和火山灰质胶结。其中，同源包体包括超基性岩结核(俗称“凤凰蛋”)、辉石橄榄岩团块和捕虏晶;异源包体包括中酸性火山岩、中酸性超浅成侵入岩、岩屑晶屑凝灰岩等角砾和岩屑。岩石具斑状结构、次生边结构、交代假象结构和交代残余结构等。矿物组合为镁铝榴石、镁橄榄石、次铬透辉石、透辉石、顽火辉石、紫苏辉石、黑云母、镁质钛铁矿和铬尖晶石等。岩石具有自变质和晚期热液交代蚀变的特征，其中，橄榄石、辉石和角闪石等斑晶的边缘常常有1～2圈的次变边，其成分与核心矿物基本一致;有时可见橄榄石或斜方辉石具单斜辉石次变边，宽度0．02～0．04mm，有时被碳酸盐交代。斜方辉石和橄榄石也常常蛇纹石化、滑石化。碳酸盐化比较常见，常沿解理和裂隙交代橄榄石、辉石和角闪石而形成“假象”。

2样品及分析方法

2．1样品特点用于挑选锆石进行SHRIMPU－Pb定年的似金伯利岩样品(LJ－1b)采自安远县城北偏东约20km处。显微镜下锆石长度0．1～0．3mm，宽度0．05～0．1mm，长宽比2∶1～3∶1，无色透明，浅淡褐红色，具有强玻璃光泽，正方柱锥状，外表光亮，具有熔蚀特征，晶棱大部分不清晰。前人资料显示似金伯利岩中Zr含量可达407．2μg/g［2］，本次从约2kg的半风化岩石(凤凰蛋)中挑选出的锆石颗粒124粒，一般呈近等粒状－短柱状，少见长柱状，未见针状(图3)。有的颗粒见破碎(半贝壳状断口)，但一般完整，裂纹不发育(区别于变质岩锆石)。锆石的韵律环带较发育，但往往不如花岗岩中的密集而平行细密，阴极发光图像中发光环带较宽且反差较小，扇形环带不明显，但铀含量普遍在400μg/g以上。

2．2分析方法锆石SHRIMPU－Pb年龄分析方法参照文献［6］，按常规方法分选出晶形完好、无裂纹和包体少的锆石颗粒，与标准锆石样品(91500)一起粘接在环氧树脂靶上。在年龄分析之前，对样品靶上的待测锆石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图像分析，据此选定被测锆石微区分析的点位。锆石微区原位U－Pb同位素定年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的SHRIMPⅡ仪器上完成。对测定结果用SHRIMP定年标准物质对U－Th和Pb含量及年龄进行校正。

3分析结果

3．1锆石SHRIMP铀－铅年龄表1列出了路迳似金伯利岩(金伯利质煌斑岩)岩筒中的锆石SHRIMPU－Pb年龄测定数据，图4为被测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及测定点位和相应的206Pb/238U视年龄。由表1数据可看出，所有测定点的Th/U比值在0．32～0．98之间，在阴极发光图像中，被测锆石内部结构清晰，具有岩浆结晶锆石特征。在206Pb/238U－207Pb/235U谐和图上，9个测点中有8个投影在谐和线上或线附近(图4)，这一特征也指示被测锆石未遭受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8个点的206Pb/238U视年龄为128．7～135．4Ma，谐和年龄为(132．0±1．9)Ma，MSWD=0．82。未投在谐和线上的点是LJ－6．1，其206Pb的含量达291μg/g，206Pb/238U年龄为1945Ma，显示为捕获锆石。在阴极发光图像上也明显可见，LJ－6．1的测点实际上被另外一个锆石颗粒包裹，即大锆石晶体中含有古元古代的小锆石晶体。这种现象在岩浆岩中是常见的，南岭的花岗岩中普遍可见(“专栏”文章讨论的赣南岩体中就是如此)，超基性岩中也不例外。

3．2锆石中铀和钍的含量基性岩、超基性岩中锆石的U、Th含量通常不高，一般为几十μg/g［7］，以至于Pb含量低而导致锆石测年的难度要大于花岗岩。例如，新疆扎河坝蛇绿岩中锆石的U含量为42～263μg/g，Th/U比值集中在0．48～0．87［6］。但是，本次研究发现赣南路迳似金伯利岩中锆石与众不同，其U、Th含量普遍在100μg/g以上，9个锆石平均U、Th含量为1031．56μg/g和689．67μg/g，变化范围U为402～2050μg/g，Th为288～1952μg/g。Th/U比值变化于0．32～0．98，平均值为0．64。

4成岩时代、构造环境和壳幔作用

4．1成岩时代对于路迳似金伯利岩岩筒形成的地质时代，前人有不同的认识。符鹤琴等［8］根据岩筒侵入于晚侏罗世的火山岩中，推断为白垩纪的产物，并认为与世界上大多数金伯利岩的形成时代相近。赖章忠等［9］报道了路迳金伯利角砾岩全岩K－Ar年龄为140Ma。但获得这一数据的角砾岩样品是混杂岩，其中含有20%左右的酸性火山岩的碎屑物质，由于似金伯利岩的钾含量很低，而酸性火山岩钾含量高得多，显然140Ma更多地反映了异源物质的贡献，而不能代表路迳岩筒的真实年龄。赖章忠等［9］也指出“路迳金伯利角砾岩K－Ar法年龄偏老，可能是样品中侏罗纪火山岩(年龄154Ma)角砾的干扰，导致样品年龄偏大”。战明国［5］报道迳岩筒金云母单矿物的K－Ar年龄为43．9Ma;中国地质大学叶松等［1］报道的Rb－Sr等时线地质年龄(37．6±2．2)Ma相近，可确定该岩筒形成的地质时代应为新生代老第三纪始新世晚期。本次测定的结果表明，白垩纪初期是路迳似金伯利岩的主要形成期，前人K－Ar和Rb－Sr等时线年龄不能代表成岩时代。

4．2成岩构造环境本次分析的9个测点中，除了1颗锆石具有古老地壳的206Pb/238U年龄(1945±34)Ma记录之外，其他数据均显示为白垩纪初期，8个点加权平均为(132．0±1．9)Ma，未发现125Ma之后的年龄数据，也没有发现早于137Ma的侏罗纪数据。因此，从锆石年龄记录来看，路迳超基性岩岩筒形成于白垩纪初期但可能捕获了古元古代的地质体，而不是形成于新生代但捕获了侏罗纪火山岩。综合分析，侏罗系上统菖蒲群火山岩喷发于陆相环境。菖蒲群火山岩的喷发代表了当时赣南地区大陆地壳开始发生“减薄”，而紧随其后的路迳似金伯利岩岩筒的侵入，又意味着地壳的“减薄”与幔源岩浆活动有关，甚至有可能正是地幔物质的上涌导致了地壳的减薄，或者地壳的持续减薄引发了幔源物质的上侵。无论是地幔物质上侵导致地壳减薄(类似于地幔柱环境)还是地壳减薄引发地幔物质上侵，都说明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赣南地区发生了区域性的构造运动(相当于中燕山运动第Ⅰ幕［10］)。似金伯利岩的地球化学特征也显示其独特性。如，其稀土元素总量(REEs)为329．24μg/g，LREEs/HREEs=5．59，配分曲线呈右倾型(图5)。这是上地幔或洋中脊玄武岩所不典型的，但对于洋岛玄武岩(OIB)或大陆溢流玄武岩来说则不奇怪。事实上，其微量元素图解(图5)也显示其与洋岛玄武岩(OIB)的亲缘性。地幔柱成因的，尤其是起源于核幔边界的地幔柱物质往往具有稀土元素含量高且轻稀土富集的特征［11］。本次对锆石的研究也发现其U、Th含量远高于一般基性超基性岩的锆石(如扎河坝蛇绿岩则锆石U含量为42～263μg/g)，也远高于很多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中的锆石［12］，而与地幔柱成因基性超基性岩中锆石的年龄相当，如与峨眉地幔柱有关的攀西裂谷碱性岩［13］、层状基入岩［14－15］、碱性岩墙［16］中锆石U、Th含量平均值都在1000μg/g以上，因此也意味着路迳似金伯利岩的岩浆可能来自于富集地幔源区。

4．3壳幔相互作用与成矿关系对于赣南乃至于整个华南地区基性超基性岩的研究程度，由于岩体出露少见而比较低，给科技工作者的印象始终是大面积出露的花岗岩，进而影响到对南岭地区“壳幔”相互作用的研究。显然，在缺少幔源岩石样品的情况下，要查明南岭地区的“壳幔”过程还是比较困难，因此，与南岭大规模钨矿成矿作用几乎同时的路迳似金伯利岩也就成为研究壳幔相互作用及其与成矿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次利用锆石SHRIMPU－Pb法获得锆石年龄132．0Ma，从宏观上证明在赣南发生广泛而强烈的以石英脉型黑钨矿为特色的成矿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存在强烈幔源岩浆活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不只是地壳岩石在发生重熔作用下形成大面积的花岗岩，而且“地幔”也是在活动的，幔源的岩浆乃至于幔源的流体和成矿物质也在发生迁移、聚集和成矿。江西909地质大队对路迳岩筒开展了调查研究，虽然没有找到金刚石，但发现岩体的Nb含量较高，说明至少Nb有富集成矿的趋势。后来的研究也发现(数据见表2)，路迳似金伯利岩中Cu、Ag、V、Ti等有不同程度的富集，其含量相当于同类岩石的3倍、10倍、33．7倍、650倍;Zn、Pb、Sn、Ga的含量也都高于超基性岩的维氏值;Mo、W、Zr含量是地壳维氏值的近3倍，高于超基性岩维氏值的13～165倍;只有Co、Cr、Ni含量低于超基性岩维氏值，但仍然是地壳维氏值的1．7～3．2倍［2］。本次利用阴极发光和SHRIMP定年研究也发现，早白垩世的锆石中除了包裹有古元古代的锆石外，还包裹有磷灰石、黄铁矿和黄铜矿的晶体(图3)，而U、Th含量远高于一般基性－超基性岩中的锆石，也显示了一些成矿迹象的存在。

地质年代篇8

生物质能，就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再生的碳源。按照生物质的特点及转化方式可分为固体生物质燃料、液体生物质燃料、气体生物质燃料。从本质而言，　生物质能能替代部分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

目前，固化成型生物质燃料在日本、欧、美等地已商品化。生物柴油在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已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巴西通过立法、制定标准及政策补贴等手段，推动以甘蔗为原料的生产。美国通过立法和政策支持燃料乙醇的推广使用。一些国际组织也在大力推动生物质能源发展。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消费结构单一，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高，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生物质能源对于缓解这些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

首先，中国是农业大国，生物质能源的蕴藏量很大，每年可用总量折合约5亿吨标准煤，仅农业生产中每年产生的农作物秸秆，就折合1.5亿吨标准煤。中国有不宜种植粮食作物、但可以种植能源植物的土地约l亿公顷，可人工造林土地有311万公顷。按这些土地20%的利用率计算，每年约可生产10亿吨生物质，再加上木薯、甜高粱等能源作物，据专家测算，每年至少可生产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约5000万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潜力巨大。这不仅有利于环保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也净化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产品不仅附加值高，而且市场容量几近无限，这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其次，以生物质燃料直接或成型燃烧发电替代煤炭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生物燃油替代石化燃油以减少碳氢化物、氮氧化物等对大气的污染，将对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贡献巨大。生物质产业的这种多功能性使它在众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替代，这种多功能性对拥有8亿农村人口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地质年代篇9

已经编撰完成了赣南10个县近5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矿产信息卡片”的红军后代、产党员、地质高级工程师杨衍忠，希望苍天再能给他10年时间，让他能顺利编撰完成一整套“江西南部18个县的地质、物化探矿产信息卡片”。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是他最大的梦想。

如今，年已77岁高龄且身患严重心肺病的杨老，依旧每天坚持在家工作五六个小时，整理地质资料、摘录笔记、绘制草图。从1993年退休至今整整20年，杨老一直坚持在家中编撰赣南18个县（注：原广昌县归赣州地区管辖）的地质资源信息卡片。为了珍藏这些宝贵的地质资料。杨老如同保管宝贝一般把它们全部放在自家的大衣柜里。

前些年身体较好时，杨老一天可工作10来个小时，现在他工作的时间已减半了。经过20年的编撰，目前他已完成了赣南10个县的“地质、物化探矿产信息卡片”，正在绘制一些草图补充进去。他真心希望自己还有10年的生命期，他要用这些时间，编撰成一整套“江西南部18个县地质、物化探矿产信息卡片”。杨老计划请人审核信息图片之后，再用电脑打印出来，无偿捐献给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做参考资料。

说到“中国梦”，杨老这位有近50年党龄的老红军后代格外兴奋，对提出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感慨很深。他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都离不开矿产做支撑，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就是要用毕生的精力找到更多的矿产，为国家的经济振兴与发展多作贡献。

颜定邦：“中国梦”需要人人参与、扎实奋斗

曾经在江西省龙南县足洞地区发现世界罕见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使赣州市享有“稀土王国”美誉的江西省地质矿产局赣南地质调查大队高级地质工程师颜定邦，他的梦想就是解决稀土生产中的环保问题，让稀土生产的回收率更高。

2012年10月，江西省赣州市获国家工信部批准被命名为“稀土王国”。但从目前反馈的稀土生产的信息看，我国的稀土回收率仅为50%，还有50%基本流失掉了。除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外，还造成了环境污染。

现年76岁、有着47年党龄的颜定邦老人最担心的就是对稀土的过度开采和开采中对环境的污染。他过去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通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发现了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后又在研究浸泡方法、提取矿物的生产工艺流程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世界稀土找矿史和稀土提取与开采史上的创举，该成果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颜老是赣州市专家库的专家，时常有政府部门的同志邀请他去考察矿业。这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限制稀土矿的开采，研究和创新稀土开采新的工艺流程。他希望有关部门在重视稀土开采的同时，要保护好环境，力求长远。着眼未来，给后代留下丰富的矿产资源。

颜老现在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但他依旧坚持对地质找矿理论进行钻研。他对江西地矿部门提出的实现“找矿贡献大、服务社会好、综合实力强、产业结构优、职工富裕文明、队伍和谐稳定”和“再造一个矿产资源江西”的目标感慨很深。他认为江西是一个矿产资源大省，钨、稀土、铜等矿产资源在全国占的比重很大，这就是我们几代地质工作者为服务社会作出的贡献。颜老深切地说：“一个矿区取得找矿突破，需要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达到目的。地质找矿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程。是科学就必须遵循其规律，要加大对其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要实现提出的‘中国梦’，需要人人参与，扎实奋斗。”

孙峻林：永远牢记入党誓词

自1957年起就在赣南从事地质找矿，1961年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的东北汉子孙峻林，早就与赣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着54年党龄、现年79岁的孙峻林，始终没忘记向党旗宣誓时的誓词。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地质工作者就是要为国家多找矿，为职工服务好。”

孙峻林从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工会主席岗位退休后，一直积极地组织带领离退休职工坚持锻炼身体，开展文体健身活动。他担任赣南地质调查大队老年体协主席长达12年。在他的努力下，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在赣州的四大基地都组织起了老年人健身舞、太极拳、门球、钓鱼、书画等协会，每个基地的老年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老同志们还经常代表大队、地方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和表演。

地质年代篇10

关键词：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2-0074-05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堪忧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经济难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农民工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堪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工资收入低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年均收入水平增长迅速，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有研究表明，2012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756元，同期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仅为2290元，较前者少了1466元。如果考虑到相比城镇职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等因素，其工资收入与城镇职工相差更大。①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即使本就不高的薪酬，新生代农民工也很难顺利得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的待遇诉求还未成为现实。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城市居民就业，出台一些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政策，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本就不高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

2.社会保障与福利不足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高风险、高强度、高危害的工作，因此，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他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是核心。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等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还比较低。据《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分别为4543万人、4996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分别为2702万人、7179万人，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7.3%、19%和10.3%、27.3%。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农民工的“退保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②除了社会保障覆盖不到位之外，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较为低下。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与其所在工作地的城市居民在子女入学、住房保障、带薪休假等方面享有同样的社会福利，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与水平。

3.就业环境差

近年来，随着国家就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社会整体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然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依然不容乐观。第一，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依旧仅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就业，且以非正规就业为主，成为受经济波动影响最大的就业群体。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然以亲友介绍等非正规渠道为主，而通过职业中介机构、社区就业服务站等正规途径就业的极少。③第三，由于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格局的客观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常常仅能从事城镇职工不愿意干的苦、累、脏、高风险的体力活，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甚至长期在高空、高温、有毒的环境下工作，就业自我保全能力较差，以至于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或者罹患职业病。

4.职业发展空间小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是指其在职业活动中，通过积累提高工作经验技能、管理沟通能力、扩展人际关系等，在个人职位层次、待遇及组织内部地位等方面逐步得到提升的过程。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程度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情况、资格证书持有情况、工种及职位晋升的可能性等方面来衡量。良好的职业发展对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其加快融入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空间仍然较为狭小。主要表现为：接受职业培训的数量少、水平低；从业资格证书持有率低；大多为非正规就业，“短工化”趋势明显，稳定性差；职位晋升机会少，前景堪忧。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空间狭小是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资本存量严重不足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5.就业满意度不高

就业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与福利、就业环境及职业发展等综合因素的主观满意程度，也是测查就业质量的关键指标。⑤就业满意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质量的预期高度相关。如果实际就业状况与预期相符，则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就高；反之，就业满意度就低。就业满意度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状况的主观感受将关乎其是否拥有幸福感。一般而言，就业满意度越高，越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幸福感，从而对于他们加快城市融入、提升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研究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普遍较低。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由于学历较低，专业技能掌握的也不充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的就业能力有着客观的认知，所以他们的就业满意度不高也在常理之中。第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他们常常不能得到有效的就业信息，不能顺利地把就业机会转化为实际就业，得到的工作技能发展方面的帮助也非常少，这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农民工对就业质量的满意度。第三，第一代农民工通常文化程度较低，能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知足常乐，但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相当明显，对就业具有更高的标准和全新的诉求，也容易导致就业满意度低。⑥

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释，社会资本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正如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所言：“解释就业质量、职业阶梯上的流动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功能。”⑦

1.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来的，后经卢里、科尔曼和普特南等学者的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术语。但是对于社会资本内涵的界定，学界却仁智互见，莫衷一是。布尔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均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⑨。普特南则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⑩。综观学界的已有观点，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能够为个体提供信息、财富、声望、权利等等有益于个体发展、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

2.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特征

第一，社会资本网络规模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来源于农村，其大部分社会资本仍存留于乡村，而乡土社会是以婚姻、血缘、地缘、宗族关系为媒介形成的社会网络，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则属于陌生的“他者世界”，他们拥有的城市社会资本极为有限。新生代农民工活动交往的范围仍主要拘囿于自己熟悉的、信任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亲戚、老乡等人，从而导致他们的社会网络宽度狭窄，规模极小。

第二，社会资本同质化严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科研人员、大学教师、法律工作人员等人群极少或从不交往；与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司机、产业工人等人群联系极为紧密。B11这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结构严重失衡。换言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以与其身份相同的农民工群体为主，而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拥有相同的生活地域、相似的生活经历、趋同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工作环境，导致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严重趋同或者重叠，异质性极差。这样的社会资本结构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固化在低级、简单的工作岗位上，对长远的职业发展不利。

第三，社会资本种类单一。从应然的角度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应包括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并且这三种社会资本应该是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这样，新生代农民工才能通过合理运用拥有的社会资本，达到提高就业质量、更好融入城市的目的。但现实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种类极为单一，主要以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并且存量极低，而组织型社会资本严重匮乏，制度型社会资本则缺乏公正。之所以以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主要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以亲缘、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传统所决定的；而工作流动性强，权利意识淡薄，“理性经济人”特征明显则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格局严重分割的残酷现实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有失公正的重要根源。

3.社会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由于人地两疏，其交往的范围和场域主要以家属、亲戚、老乡为主，与外界的联系极为有限，这样就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及时获得真实有效的就业信息。而此时，以亲缘、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属、亲戚和老乡构成的“强关系”社会资本则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大量及时、真实的职业信息。并且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大都是准入门槛较低的工作，面对同质化严重的新生代农民工，雇主在选择时往往无所适从。这时，倘若有与雇佣双方均熟悉的“中间人”的强力推荐与担保，新生代农民工求职则极易成功。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65%的新生代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外出就业的。还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就业信息76.1%来源于同乡、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B12

第二，有助于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搜寻就业机会的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个体来说，拥有越多的社会成员身份，他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密集，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就越具有将他人的资源联合起来的本质力量，就越能节省为某一目标而投入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减少个人和社会的交易总成本。”B13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管理还不够完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当亲戚、老乡、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为其提供职业信息或推荐、介绍工作时，因为彼此了解与相互信任，就免去了其搜寻、甄选、分析就业信息的时间，从而可以快速提高他们获取工作的成功率。这样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而且因为社会资本的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也可实现早就业，早挣钱，从而降低其就业的经济成本。另外，由于及时找到了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也免去了整天求职、漂泊不定的心理压力。概言之，通过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在搜寻职业或职业转换中，可以有效地降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

第三，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维护合法权益。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堪忧，其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就业环境、职业发展等方面均不尽如人意。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还处于弱势、边缘的境地，其本应享有的正当权益常受到剥夺和侵害。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些单位一般都没有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机构。二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淡薄，维权能力不足，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话语权和相关途径。“一个没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难以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的群体，他们的权利肯定会受到侵害。反之，企业由于没有与某一个群体之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它的运作，特别是它针对这一群体的决策，往往会出现某些偏差。”B14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均是以亲缘或地缘关系一起外出务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选择在同一企业工作。这些人恰好可以自发组织起来，以群体的身份参与企业的重要活动，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而提高就业质量和水平。

第四，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资本愈丰富，他就愈能摆脱外物、地域、民族等狭隘性的拘囿，在广泛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发展其自身。”B15具体地说，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能力。只有具备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才可以与他人相互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等各种资源，汲取他人的经验、智慧，使自身的就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资源获得能力、适应城市能力等得以不断提升，从而为其提高就业质量、促进职业发展奠定能力基础。二是可以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世界。社会资本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合作。新生代农民工在构建与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可形成相互信任、帮助、包容、分享等美好品质，并养成尊重城市习俗、规范、文明的意识和习惯，同时可摆脱远离乡村的孤独感与无助感，从而提升对工作的满足感、幸福感与归属感。概言之，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全面发展，最终为其提高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就业，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资源保障。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由于社会资本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作用重大，因此，从社会资本视角去探讨提升其就业质量的策略就显得尤为紧要和迫切。

1.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与信息支持，破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种制度

政府作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核心，应当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宣传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以消除城市居民的偏见，建立一种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B16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尊重是一种高级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上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更和谐地融入社会。另外，政府应当发挥其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创建必要平台，向新生代农民工定时招工信息，提供就业帮助，从而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区域和范围，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对同质社会资本的依赖。此外，政府还应当加快修订法律的步伐，努力消除制度，逐步放开外来人口户籍限制，使有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家庭迁移，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2.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等社会组织应当真正发挥作用，为新生代农民工搭建交流平台

邻里之间的关系和睦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更有利于个体之间的交往，形成新的友好关系。通过社区组织建立城市人口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网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参与程度，可以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联系。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等可以开展各种社区活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互动。譬如，让本地的热心居民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方言培训，为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了解城市文化提供平台；举办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联谊会，使他们之间加强联系，增进感情。这样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构建新型异质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他们在城市就业时产生幸福感、满足感与归属感，从而在精神层面提高就业质量。

3.用人单位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

作为直接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发挥着直接和关键的作用。第一，用人单位应该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民工同工同酬等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薪资待遇，不克扣工钱，不歧视，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统一所有劳动者工资水平与福利待遇。第二，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关工会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具有建言献策及表达正当诉求的通道和机会，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为提高就业质量提供组织保障。第三，用人单位应建立城市工人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互助制度，使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和衷共济、取长补短、互帮互助，这样既有利于彼此职业技能的提升，又有利于构建城乡工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4.新生代农民工应提升自身素质，学会构建并利用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不容乐观，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其自身的素养与能力也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异质群体交往时骨子里有一种自卑心理，行为上不自觉地自我矮化，或者故意虚张声势、蛮横无礼，这给他们与异质群体的交流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还有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情商较低，缺乏与他人正常交往的必要能力。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应当有意识地培养与他人交往的意识和技巧，善于与领导、同事、邻居、朋友等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参与到政府、社会组织、工作单位举办的活动当中，通过这些活动与当地居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并在需要时利用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为搜寻职业或职业提升服务。此外，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学历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3.04%，初中占47.49%，高中占13.37%，中专占5.66%，大专占3.64%。B17文化教育素质不高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参加函大、夜大等成人教育，来学习科学文化、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努力提升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应该积极、主动地接受各类职业教育培训，逐步提高职业技能和水平。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应当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向同事、领导虚心请教和寻求帮助，这样不仅有利于职业技能的习得，也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培养。

注释

①唐贝贝：《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研究》，信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6页。

②赖德胜：《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3页。

③徐永新：《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

④曾福生、周化明：《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1期。

⑤钱芳等：《农民工就业质量测算指标体系的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⑥曾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⑦[美]亚历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⑧[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⑨[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2―356页。

⑩Putnam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31―44.

B11赵如：《论社会资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