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十篇

环境公益诉讼篇1

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大的公司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日益增加并不断得到公众的关注。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在三大诉讼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公益诉讼。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诉讼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特点：1、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特殊性。传统诉讼方式的提起者必须是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而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范围较广，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社会成员，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2、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民事主体，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当其行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行政机构无力或不能干预时，即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国家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构成了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不作为时，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

3、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与环境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环境私益诉讼是为了私人利益提起的诉讼，即某种损害环境的行为直接损害到私人利益时，受害人针对加害人向法院提讼的制度。而环境公益诉讼的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切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而是因为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或有遭受损害的威胁时，向法院提讼，从而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4、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同时兼具补救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即可提讼。这就改变了传统诉讼事后的被动性，可以将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扼杀于萌芽之中。另外，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以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

二、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状况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的涉及环境保护的联邦法律都通过“公民诉讼”条款明文规定公民的诉讼资格。《清洁空气法》首创了著名的“公民诉讼条款”，以此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根据“公民诉讼”制度，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定或主管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的，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诉讼；以环保行政机关对非属其自由裁量范围的行为或义务的不作为为由，对疏于行使其法定职权的行政官员提起行政诉讼。美国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立法的规定，所以环境公益诉讼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意大利，团体诉讼最初仅适用于不正当竞争诉讼，后来被扩大到劳动诉讼中，最后又被扩大至环境法的范围。1986年7月8日的第349号法令规定，如果行政行为的许可、拒绝或者不作为违反了对自然的保护及对自然景观的维护，那么某些被认可的团体，即便其权利并未受到侵害，也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讼。[1]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对某些案件提起民事诉讼。英国在认识到传统法律不足以阻止环境侵害之后，也修改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认可对于公益妨害受害者本人或通过检察官都可提讼。

以上对国外公益诉讼的情况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2、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3、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相继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和环境保护合议庭，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了中国首个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规定——《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引入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程序设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讼。

但是，我国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还存在一系列障碍。主要包括：

（一）实体法上的缺陷

《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或集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涉及到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由于过于概括和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二）诉讼法上的缺陷

1、原告条件的限定。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之一是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即原告应当符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侵犯或者与其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讼，排除了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讼的可能性。

2、举证责任的限制。现行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应进一步明确。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违法者一般拥有着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原告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不易收集证据。

3、环境团体作用的限制。国外法律规定凡环保或其他团体或某一集团中的某成员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或生态破坏之害，该团体或集团及其中的其他人都具有了提起团体诉讼的资格，他们都可作为原告出庭。[2]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法律存在欠缺。这样，如果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时，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不敢，而环境团体由于不具有原告资格又无法，那么该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排除。[3]

4、诉讼费和律师费的减免缺乏规定。国务院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没有把公益性的诉讼案件明确纳入其中，这对大额索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和提高律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四、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

在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已经达成的共识。从立法及法律实践来看，我国现已具备构建这一制度的可行性。以下是几点制度设想：

（一）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

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的合法权利都应当提供充分和合理的救济途径。从我国现行立法情况来看，虽然一些法律有相类似的规定，但未有一部法律做出过明确规定，这就使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缺少法律制度上的支撑。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立法上对环境公益诉讼加以明确规定。首先应该在宪法中增加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其次在环境行政诉讼类的公益诉讼立法中，要立足于用司法审查来对抗行政权的滥用，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现预防环境问题的目的[4]第三对于环境民事诉讼类的公益诉讼，应当扩展环境民事损害的范围，扩大环境和其他社会团体行使环境民事权的案件范围；第四在环境单行法中，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只有以法律形式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才能给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免受侵害。

（二）适当放宽资格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是原告资格的确立，即谁有权向法院提讼。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将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及组织排除在诉讼主体的范围之外，因此，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突破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关于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不论被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资格。[5]具体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和检查机关。尤其是社会团体例如环保组织，由于其组织严密，在科技和法律问题上具备专业知识，应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所在。还应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优势，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与行政机关及污染企业相抗衡。

（三）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

1、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中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予以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这种规定对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原告是否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被告举证的具体范围等需要在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在民众和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而不易收集证据，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应得到坚持。

2、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被告仍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应遵循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即由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承担举证责任，至于其他方面的事实，仍应遵循“谁主张，谁学证”的原则。

（四）诉讼费用承担上的适当改进

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数目巨大，加之证据的搜集、鉴定等费用，因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很难承担。而且环境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收益人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因而，要求诉讼的提起者来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会挫伤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而笔者赞同以下主张，“公益诉讼基金说”主张建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基金会，公益诉讼基金来源可由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以及被告败诉后支付的无人认领的赔偿金或补偿金组成，公益诉讼的原告在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可以向公益诉讼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或在败诉后申请由基金会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6]据此，可以打消原告怕承担败诉费用的顾虑，同时又不增加诉讼法院的公益成本，公益诉讼费用申请的审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滥诉。

（五）原告奖励制度的建立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公益性质的诉讼，人提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私利。因此，在立法设计上，应当体现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原告方向法院，并使之能够胜诉。一是在诉讼费用的负担方面，原告因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我国传统观念来讲，个人出钱为公共利益打官司存在很大的限制，非经济能力微薄的公民所能承受，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为充分鼓励民众参与，应考虑对于胜诉或不完全胜诉但对公益促进有贡献的原告的合理的律师费用判由被告承担，并对胜诉的原告进行必要的奖励。[7]

（六）防止滥用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的扩大，举证责任的倒置，再加上诉讼费用的收取上有优惠措施，这些都为滥诉开启了方便之门。所以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最大担心就是滥用诉讼。因此有必要对滥用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进行防治。

首先，设立行政先置程序。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让人在提讼前一定期限内通知行政机关及相关当事人，如果行政机关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人才可以选择以直接侵权人为被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种行政先置程序对滥诉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其次，实行滥用环境公益诉讼侵权责任制。在美国，滥用诉讼构成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其基本含义是：被告恶意地、没有合理和合适的理由，使原告陷入一种刑事的诉讼或者民事诉讼，诉讼的结果有利于原告，即被告造成的诉讼失败，原告因此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以提起滥用法律诉讼的侵权行为诉讼。[8]这种滥诉侵权责任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制止滥诉的发生。我们可以在立法中借鉴之。

【参考文献】

[1]胡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公众环境权的程序法保障[C].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3，9，16.

[2]黄霞、常纪文：《环境法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3]常纪文、杨金柱：《国外环境民事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载别涛：《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4]SeeAlanMurdie，EnvironmentalLawandCitizenAction，London，EarthscanPublicationsLtd.，1993，P83.；

[5]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载别涛：《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6]张晓玲：《论行政公益诉讼权》，中国法律信息网，

环境公益诉讼篇2

【关键词】环境污染；公共环境；公益诉讼

2013年新年伊始，我们就在新闻上看到全国各大各大城市的空气PM2.5屡屡爆表，就连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对环境的恶化也有了直观的感受。那么，是谁污染了我们的环境？环境污染之后怎么去保护我们的权益？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公共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法学概念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述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的民事和行政诉讼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征：第一，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不同。传统的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提讼的主体是特定的，利益相对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才有资格提讼；而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直接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任何个人或为组织（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了维护国家、社会利益都可把侵害公共环境利益之人推上被告席。第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同。不同于民事和行政诉讼是为了保护特定人的私人利益，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具体来说是为了保护国家环境利益、社会环境利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追求社会公正、公平，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预防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出可能使社会公益受到侵害，即可提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内外的发展

环境公益诉讼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涉及环境保护的联邦法律均以“公民诉讼”条款明文规定公民的诉讼资格。根据“公民诉讼”制度，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定或主管机关核定之污染防治义务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以环保行政机关对非属其自由裁量范围内的行为或义务的不作为为由，对疏于行使法定职权、执行其法定义务的环保局长提起行政诉讼。这一针对环境受损的公益诉讼制度后为许多发达国家所采用，成为实现环境保护和保护环境公益的有效制度。

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长期都还只是一个法学概念，没有成为真正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得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确实的法理依据，环境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但是随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对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这些关于组织机构及法律制度上的探索都为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我国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当中的不足

1、环境公益诉讼缺乏法理依据。首先，环境污染所侵害之权益的性质属于民事权利还是行政权利没有定论。其次，在我国法律中，无论是民事诉讼中要求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还是行政诉讼中要求人必须是具体行政关系中的相对人，都要求诉讼提起人与案件直接相关，而环境污染往往是间接的、无形的，将环境污染的权限定于直接的受害者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但是，在环境污染侵害的权益性质没有定论的前提下，环境诉讼所能依据的民事和行政法律都不能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有力的法理支持。

2、环境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统一法律规范的缺位，必然导致案件判决标准不一致：在近几年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要么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拒绝受理案件，要么在案件审理中因缺少法律规定而难以做出判决。另一方面，法律规范的缺失也造成了法院判决后执法阶段的效力不足，影响法院判决的最终效果，从而不能达到救济的目的。

3、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明确。在现有的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中对环境污染的举证责任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但是，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牵扯的范围比较广、利益比较重大，所以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还应该进一步细化。

4、环境公益诉讼费用分配及原告胜诉后的赔偿分配规则模糊不清。环境公益诉讼是以不特定的人或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原告与法律事实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不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也不是胜诉后的直接受益人。所以，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无论胜诉或者败诉都不应该承担诉讼费用，与之相对应诉讼胜诉后的赔偿款项也就不应该全部或者大部分由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获得。而目前有关诉讼费用和索赔款项的分配问题在现阶段法律中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完善建议

借鉴外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经验，并结合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中的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范围和被告范围。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只有与侵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提讼，但如果直接利害关系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损害而不去或者没有能力，那么侵害人将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对于环境污染这种侵害范围广而且侵害表现不直接的事件，就需要有非利害关系人提讼来保护受害人的环境权益。此外，环境诉讼的被诉对象的范围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民事主体，对于不作为的环保行政机关也应该成为环境诉讼的被诉对象。

第二，合理分配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环境诉讼中，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让原告去负责举证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然而举证责任完全由被告负担既加重了被告的责任也容易使原告忽视收集必要的证据。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细化在环境诉讼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对于是否排污、能否造成污染、排污与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能否依法免责提供证据等问题由被告负责举证；对于损害的事实和严重程度等由原告负责举证。

第三，合理分配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公益诉讼是公益性质的，诉讼参与人并不是胜诉后的最大受益者。而且公益诉讼的影响比较大，各种取证、鉴定和律师费用花费巨大。鉴于公益诉讼的特殊性质，借鉴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固体废物处理法》中的相关规定，律师费用和鉴定费用等由被告承担合理的部分，以此来保护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权利。

第四，合理给予原告奖励和补偿。环境公益诉讼的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私益而，这其中必然耗费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为了鼓励环境公益诉讼，应该在胜诉后的赔偿中拿出合理部分补偿给人，这样才能刺激人的积极性，加强社会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注。

第五，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到时效限制。我国目前的法律对于时效制度都有明文规定，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否则将丧失胜诉权。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时效是三年，但环境污染往往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潜伏性，很容易错过诉讼时机；而《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时，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所以取消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时效限制是必要且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朱谦.公众环境保护的权利构造[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2]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

[3]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86

环境公益诉讼篇3

全国首例由社团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行政诉讼案,于9月1日在贵州省清镇市法院结案。

当日开庭后,被告贵州省清镇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法定职责;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诉讼目的已经达到”,当庭撤诉并获准许。

该案源于1994年,清镇市国土局向一冷饮餐厅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双方约定,若逾期一年仍无法完工,国土局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或附属物。但是,该工程至今仍未完工,且对周边生态造成威胁。今年7月2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向清镇市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清镇市国土局履行职责。7月28日,该案获得立案。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社团组织作为原告的环保公益行政诉讼,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否则法院往往会以原告主体不适合而拒绝受理。

此前的7月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在江苏无锡市中级法院还提起了全国首例由社团组织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该案亦获得立案,但目前尚未开庭。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尝试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认为中国的民间环境公益诉讼由此正式迈步。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一家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环境保护部主管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其现任主席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副主席中,包括现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等人,名誉主席中,有多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规格之高,非一般NGO(非政府组织)所能比。

不过,尽管中华环保联合会开创了成功先例,其行动的示范意义仍存在现实局限。

就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获得立案后不久,一家民间环保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下称重庆绿联会),也步其后尘尝试环境公益诉讼。

8月20日下午,重庆绿联会会长吴登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将两份民事书送至武汉海事法院,以重庆绿联会的名义,状告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和华能龙开口水电有限公司,要求两被告全面停止在金沙江上的相关水电建设项目施工,并治理环境损害。

该案源于今年6月,上述两水电公司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在金沙江中游建设水电站,被环境保护部叫停。重庆绿联会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展公益法律行动,纠正中国水电建设中的违法破坏环境行为。

美国公益法研究所(PILI)中国项目副主任张兢兢认为,重庆绿联会这样一个来自“草根”的纯粹NGO,其的案例才是真正考验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试金石。

截至目前,该案尚未立案。

现实之需与理论共识

所谓环境公益诉讼,一般是指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的情形下,公民、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公益是相对于“私益”而言的。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也规定,原告必须是被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或者组织。

因此,如果个人、团体等不能证明自己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往往会以原告主体不适格拒绝受理。这也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环境公益诉讼鲜有个例――除了个别的地方法院受理过检察机关提出的环境民事诉讼。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资源法教研室主任周珂告诉《财经》记者,环境污染事件最大的特点是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私利受损为立案标准,限制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导致维权举步维艰。

而实践中,以自己的名义打环保官司并非易事。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受害者人数众多,但受到的损害呈现出“利益分散”的特征。单个受害者如果所受损害额不大,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往往不愿提讼。

重庆绿联会诉讼的北京律师夏军向《财经》记者举了一个例子――2004年,一场暴雨之后,淮河发生大规模污染。夏军希望启动一个诉讼,来为受害者维权。但在损失惨重的“小龙虾之乡”江苏省盱眙县,尽管他愿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竟然找不到一个愿意出头的原告,当地官员则指责他“捣乱”。

直接的受害者难于,公益诉讼制度又未建立,与此相对应是正值工业化进程关键阶段的中国,近年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由环境纠纷引发的也多有发生。

美国公益法研究所(PILI)中国项目副主任张兢兢表示,美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公害泛滥,公益诉讼也应运而生。其《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环境法律中设有“公民诉讼条款”,公众可以通过诉讼,迫使污染者治理污染,或者使政府履行职责。

正是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创建,美国成功地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

目前的中国,尽管已有大量环境立法,但多偏重于行政管理,相对缺乏司法救济。因此,通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机制来缓解环境和生态危机,近年越来越成为广泛共识。

国家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认为,对于受害人不确定、环境权属关系不明确、受害人众多而又难以确定代表人、受害人众多但确实缺乏应有诉讼能力等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环境公益诉讼。而且,公益诉讼的价值不仅限于个案,还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促进制度完善。

别涛建议,通过几种途径确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一是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程序;二是通过《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单项法律的修订,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三是通过《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设定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程序。

事实上,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提出,“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而有关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人大代表 议案、政协委员提案不断涌现,学界和民间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

期待实践民间化

近年,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的案例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并取得胜诉。

无锡、贵阳、昆明等地的法院为此设置了专门的环境法庭,并对诉讼的原告资格做了扩大化规定,包括环保部门、检察机关和环保社团组织。但是,这些地方的环保法庭一度遭遇门庭冷落,例如,江苏无锡市的法院2008年5月即成立专门的环境法庭,但直到2009年6月,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在一起盗伐林木犯罪案件中,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才出现了当地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与此同时,由律师、普通公民和社团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则屡屡被拒之法院门外。

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2009年7月在江苏无锡和贵州清镇提起的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个诉讼,创造了全国社团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和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先例。

这两个案件表明,社团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开始获得司法机关的认可。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想通过这种尝试,逐步探讨社团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会发生什么问题,产生什么效果,从而促进确立一个比较好的程序,给其他地方做样板。”

马勇称,中华环保联合会选取无锡、贵阳两地作为试验田,也是考虑到当地成立了环保法庭的条件。他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应该主要由专业的社团组织来开展。尽管行政机关或者检察院都有权提起,但它们毕竟会受到自身职责的限制。而社团的天然使命就是维护公共利益,在人员和资金方面也有优势。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水保护管理处处长吴国平,在一个学术论坛上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实中环境污染不仅仅是企业造成的,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也是重要原因。如果行政机关对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认识已经到位,就应该用更好的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否则的话,很难指望他们作为原告去提讼。

长期从事环境法研究的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作为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连续几年在全国人代会上领衔提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议案。

吕忠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可以分为“环境公民诉讼”与“环境公诉”两类。前者由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发起,后者则是由国家机关(政府部门或检察机关)提起,以排除环境危害和赔偿环境损害所带来的损失为基本诉求,通过追究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目前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环境公民诉讼”的制度通道。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也认为,依法成立的以环保为宗旨的环保公益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公众个人虽有利益但缺乏诉讼能力,行政机关有诉讼能力但未必有兴趣。环保团体不仅有兴趣(其以环保为宗旨),也有能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不过,马勇坦承,中华环保联合会由国家环保部作为主管机关,其他的社会组织要想有突破性的尝试可能会比较困难。

而且,即使有官方背景,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尝试也颇为谨慎。目前选取的两个案例,均为案情比较简单、影响面不大、面临的阻力也相对较小的个案。

贵州省清镇市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看似结果圆满,实际上却遗憾不少,以原告撤诉告终,意味着未能在程序上充分尝试环境公益诉讼的各个环节,其效果也打了折扣。该案主审法官、清镇市法院环保法庭的罗副庭长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再有社团提起此类诉讼,法院会根据立案规则对其主体资格进行审核,“法院是否给予立案则不好说,目前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环境公益诉讼篇4

1．主体扩大化。

公益诉讼在古罗马已然形成，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公众的关注。因此，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仅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美国侵权法的新的规定，即“为提起禁止或取缔公益妨害的诉讼，公民必须具有作为一般公民的代表，或公民诉讼中的公民，或集团诉讼中的集团的一个成员所具有的资格。”在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也表明，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范围广，波及的范围有区域化功能化的特点，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下所做重新分配社会有限资源和利益的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环境和地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仅仅是个案的救济。因此，只有把诉讼主体做扩大化解释，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有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而把某些需要国家予以特别保护的情况列为例外。这样也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规定，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

2．鼓励诉讼。

自公众参与原则和公众知情权的确立，公众作为环境行政部门和污染企业的第三者，有最广泛的发言权。因此，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也是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主要环境立法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及返还诉讼费等措施。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清洁水法》规定，人胜诉后，败诉方承担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美国《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讼的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这些鼓励诉讼措施和推行律师和当事人“密切合作”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公众的环境公益保护意识。

二，责任原则

我们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得任务并非完全是私权纠纷得解决，它还肩负着形成社会环境公共政策得神圣使命。它通过具体解决环境公益损害纠纷，隐含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间接社会关系受到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得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得价值，甚至可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得制定和执行。

环境诉讼中，为追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许多国家结合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作出相关的规。根据法国民法典1384条的规定，如果某人控制下的物品或活动造成了损害，原告不需要证明占有者的过错，只需证明该物品或活动的存在以及是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则被告应承担责任。1985年7月25日的欧盟指令（EEC85/274）建立了一项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规定产品的制造者对使用者所期望的安全负责；据此，法国也规定了一种严格责任制度。例如，对飞机产生的噪声、核事故或向海洋排放碳氢化合物，原告不必证明致害者有过失，而只需证明发生了损害。在法国，有关工作场所的事故的赔偿也实行无过错责任，雇员只需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受到了伤害；一个工厂尽管遵守了所有行政上和法律上的规定，但如果对周围地区或邻居造成了烟尘污染或噪声污染，仍要承担责任，一个人可以对其邻近的工厂或邻居提讼（相邻损害诉讼）。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CA），规定了超级基金和有关补救责任，确定了有关当事人的连带责任性的严格责任，其法律效力具有追溯力，是对传统法理观念的一种突破。.

无论是侵权责任还是刑事诉讼，往往采取过错责任无罪往往面对的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一，惩罚原则

对于环境诉讼案件得处罚原则，因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得类型不同而不同。

1．刑事案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得刑事处罚措施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遏制犯罪和威慑力作用，然而，对环境来说，并没有得到补偿。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源，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去恢复，负担沉重。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在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经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

因为笔者认为，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对于实体法刑罚上面的规定，和方便实施，应该增加新的处罚程序，让类似于责令恢复环境，集中学习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措施作为程序的补充，以便于既可以制止进一步犯罪，方便调查，又使环境价值可得以恢复，让我国环境刑事处罚措施日益完善。

2．行政案件

我国行政诉讼中，当时人有扩大的趋势，不过在诉讼处罚中，往往力度不够。当地政府基于种种原因的不作为，常常使环境公益诉讼限于执行难的问题之中。更何况，所谓“地方保护”主义，说是为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乃是政府乃至少数官员的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因为，针对与环境污染牵涉利益广大和损害严重的特点，应该在行政诉讼中，加大处罚的力度，充分考虑执行难的问题，从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把任何拒绝对违法单位处罚行为单位的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者追究其个人责任。

3．民事诉讼。

在民事诉讼中，环保局，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提出。在今年5月21日陈法庆以挂号信函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环保总局5个部门各寄出了一封内容相同的建议书，其中提到：“现行的环境法律对污染者惩罚太轻，治理污染的投入比行政罚款高数倍甚至几十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污染制造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一些污染企业在当地是英雄，是政府的红人，在发展经济的口号声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弯路。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环境污染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现象了。”笔者认为，应针对环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违法人发出的民事责任裁决加大处罚力度，救济范围扩大，救济方法也包括勒令停产整顿，消除污染，预防污染，禁止生产提供详细信息报告和赔偿损失。以此杜绝因为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而造成的“怪”圈。综上所述，在完善公益诉讼实体法的基础之上，对于与之配套的程序法作出完善，促进环境保护和公众的环保意识，改变环境法的“软法”，“软指标”和“花瓶”的局面，为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道路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法庆何许人也》2004-06-14黄冀军中国环境报。

2．[法制日报]《公益诉讼呼唤立法》记者陈虹伟

3．2002年环境资源法学高级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执笔：罗吉、胡斌）（转自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社科动态》2002年第15期）

3．《民事公益诉讼鼓与呼》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马英杰

4．《例37日本水俣病损害赔偿系列诉讼案①案例教学》韩德培《环境资源保护教程》

5．《论环境责任原则》陈泉生周辉（福州大学法学院350002）

6．《完善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赵春（东北林业大学，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7．《国外加强环境法实施和执法能力建设的努力》蔡守秋（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汉43072）2003-5-15;

8．《从美日德环境侵害排除制度的视角审视我国排除危害诉讼制度》王小钢（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武汉430072

9、《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张建伟董文涛王宇（河南大学法学院475001）

10．《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1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赵杰

环境公益诉讼篇5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公诉权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学者间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

        与传统的侵权救济途径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1、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

        环境公益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所具有的独立的利益，区别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

        2、环境公益诉讼行为具有预防性

        环境侵权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一旦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中“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

        3、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二、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不足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中的“一切单位”从字义上理解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控告”一词，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并非所有的类似的诉讼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及早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案件的起诉权，建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弥补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这个缺憾。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条款的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这是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唯一的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而且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定为，仅在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不足

      

;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5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仅赋予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和支持起诉权，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也就更无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不能适应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

        三、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建议

        基于检察机关所具备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及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既可以是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广义上还包括环境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行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严格地讲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本文建议，应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即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公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的规定，虽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但这仅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的起诉资格，且在具体操作中规定了若干限制条件。因此，本文建议，在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放宽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行使环境公益诉讼公诉权的条件，从而充分维护被害人的环境合法权益。

        （三）《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建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和15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环境诉讼中，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不平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者一般是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性单位，他们是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政府机关等部门关系密切，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作为受害方的公众，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非常分散，难以形成共同的力量，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机理复杂、潜伏期长，侵权致害具有公害性、累积性、间接性，受害者缺乏相应的科技知识和监测手段以及有关信息资料，而举证困难，因而经常存在不敢、不愿或无力起诉的环境侵权案件。因此，本文建议，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自身现有的取证、侦查方面的资源优势，以支持起诉的身份帮助环境诉讼的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 诉讼主体

    一、环境污染概述

    (一)环境污染概念和特征。

    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环境污染主要是从油船与油井漏出来的原油,农田用的杀虫剂和化肥,工厂排出的污水,矿场流出的酸性溶液;工厂、汽车、发电厂等放出的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等空气污染,而主要的污染源来自工厂。

    (二)环境污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环境污染空间分布复杂。污染物和污染因素进入环境后,随着水和空气的流动而被稀释扩散。不同污染物的稳定性和扩散速度与污染性质有关,因此,不同空间位置上污染物的浓度和强度分布是不同的。

    第二,环境污染危害大。直接危及成百上千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例如,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发生特大井喷事故,导致243人因硫化氢中毒死亡、2142人中毒住院治疗、65000人被紧急疏散安置,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的严重后果。此次事故使得离气井较近的开县高桥镇、麻柳乡、正坝镇、天和乡4个乡镇9.3万人受灾。此外,还造成严重的房屋倒塌、牲畜死亡和环境污染。实际上,环境污染有时还会造成持续性的间接危害,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往往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

    第三,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和测算专业性强,间接地污染隐蔽性强,要求专业技术较高的人才能准确的给与评估和检测,其所要费用也较高,大多情形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这就需要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给以帮助。

    第四,与造成污染的主体相比,普通公民处于弱势,在受到环境污染损害后难以取证,其提起环境侵权诉讼很难获得胜诉。

    二、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二)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原告起诉时可缓缴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第二,环境公益提起诉讼的主体不一定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第三,环境公益诉讼的赔偿请求并不是其主要目的,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所在,其功能主要在于预防环境污染的发生。

    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必要性

    第一,环境以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属于人类的公共资源,而不是私人财产。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财产安全权、生活和工作环境舒适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建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是与宪法精神一致的。

    第二,环境污染侵权致使受害人数多,作为原告方的公民人数将会很庞大,很难达成一致的诉讼意见,而各自起诉将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虽然我国已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我国普通公民环境保护知识匮乏且差距较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意识淡薄,代表人诉讼很难操作。

    第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需要专业的评估、鉴定,所需诉讼费用较高,普通民众往往难以承受,特别是只有部分权利人提起诉讼时更是如此,此时,提起诉讼者会权衡得到的赔偿是否小于诉讼成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保护的标准逐渐发展,公民获取这些信息非常困难,甚至,一些生产企业并不愿意完全公开其环境处理的情况,从而加大了原告的举证难度,导致普通公民提起诉讼困难加大。

    第四,一些机关、社会团体(如专门的环境保护组织、律师事务所、人民检察院)有比普通民众更多的资源,由这些机关团体作为原告,能够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四、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之完善

    公益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已被提出,修正案“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明显不够完善。

    第一,有关机关、社会团体难以界定。建议“有关”二字做扩大解释,范围放宽,如人民检察院、环保部门、相关行政部门、企业等都可作为原告。

    第二,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收取应和其他诉讼有所区别。由于环境诉讼费用高昂,收取比例可适度降低,并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在一些意义重大的环境污染诉讼中可以免交,并由国家财政承担。

    第三,应当规定专门的环境污染鉴定机构和评估。目前,针对环境污染的鉴定机构层次不一,鉴定程序不规范,申请鉴定的主体也不明确,其鉴定结论证据能力不足。因而,为有效实施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在规定诉讼主体资格时,对其配套资格作出相应的规定,以期对环境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黎丁嘉 刘秀华,“关于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制度的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三期。

    [2]王凌翔,“论建构我国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北大法律信息网,2010.5。

    [3]张晶,“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载“《经济师》”2010年第12期。

    [4]赵杰,“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探讨”,载《科技风》2009年20期。

    [5]张俊,“环境问题及其对策”,载《法制与经济》 ,2008年09期。

    [6]李华清、国敏英,“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设想”,法制与社会,2008年32期。

    [7]邓世豹、马佳娜,“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特殊证据规则”,法治论坛,2010年02期。

环境公益诉讼篇7

    [论文摘要]:现实中屡屡发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在我国有着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目前立法规定却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要求格格不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费用和奖励机制、审查方式、诉讼时效及申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等方面对我国行政诉讼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在改革现有规定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或威胁到环境公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纠正、制止损害环境公益的行政活动的制度。

    诚然,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目前我国相关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却在有些方面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要求格格不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以下方面对我国相关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原告资格共有三方面的立法规定:一是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关于行政诉权的规定,二是第24条关于原告范围的规定,即确定原告的不同情形,三是第37-41条关于起诉、受理条件的规定。[1 ]﹝p502﹞依据上述规定,人们习惯于以行政相对人作为标准来判定原告资格,即受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行政相对方。在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中,又进一步规定了确立原告资格的新标准,即“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围,赋予了诸如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复议决定中的厉害关系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受害人,与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厉害关系的人等社会成员的原告资格。其进步意义勿庸置疑,但其却远远不能适应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要求,因为其最大弊端只在于个体利益的救济,而忽视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将公共利益推向司法救济缺失的空白地带。笔者认为,在今日之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违法行政普遍存在,民众普遍参与意识较差的大环境下,要在我国引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就应该改变相应的立法规定。我国可以效仿欧美发达国家,规定只要能够证明环境公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即采用“与自己无法律上的厉害关系”的标准。

    二、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大体上采用三种方式,即列举式、概括式和折中式。行政诉讼法第2条是对受案范围的总体划定,第11条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正面列举,共列举了8种具体行政行为,第12条是对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反面排除,将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由行政机关做最终裁决的行为排除在了行政诉讼之外。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条又增加了5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包括公安,国家安全机关依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和仲裁行为,行政指导行为,重复处理行为和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2 ]﹝p469﹞以上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总体思路清晰,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强,但是其却不利于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在前述的普遍存在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环境公益的情形中,有一类情形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环境,抽象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并且可以反复适用的特点决定了当某一行政机关通过做出某一抽象行政行为而损害到环境公益时,其影响的范围比具体行政行为更深更广,为了保护环境公益,必然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而我国相关的行政诉讼法律规定却是将其排除在外的。另外,公众环境权的预防性还要求受案范围应包括尚未实际损害环境公益但却有损害之危险的行政行为。在环境司法实践中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尤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被破坏,短时间内想要恢复十分困难,或者要付出更为昂贵的成本,所以必须在行政违法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前,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从立法层面,公众环境权的主体不特定性要求受案范围扩大到危害环境公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众环境权的预防性要求受案范围应该包括尚未实际损害环境公益但有损害之危险的行政行为。[3 ]

    三、对诉讼费用的承担及奖励机制的挑战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由于其公益性的特点,牵涉面广,专业技术性强,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上的花费和败诉的诉讼费用无疑会打击原告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无异于强迫原告放弃诉讼。但是又不能免收诉讼费用,这样会造成原告滥诉。对此,笔者认为,可以规定让原告交纳部分诉讼费用,经审查属合理合法起诉时,无论胜诉还是败诉,这部分诉讼费用全数退还。但是,如果经审查属故意捏造事实,无礼取闹,诉讼费用不予返还,以达到惩戒得目的。此外,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无对于原告提起诉讼的奖励机制,笔者认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加之行政机关的优势地位压力,一般民众是不愿提起的,为了鼓励原告敢于同破坏环境的势力做斗争,应在原告胜诉后由国家给予其适当的奖励。[4]这种奖励,可以从对被告的经济制裁中提取。

    四、对行政诉讼中“申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挑战

    笔者认为,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申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将受到挑战。环境总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才最终形成的,它的彻底恢复绝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所以环境公益一旦遭到环境执法行为的破坏,往往难以再挽回。因此,在有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后,为了环境公益,应该让违法的行政行为暂停执行。

    五、对诉讼时效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由于公益诉讼是基于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所需的,应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以使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行政行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受到法律的追究。

    参考文献

    [1][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环境公益诉讼篇8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境公共利益

一、环境公益诉的理论基础

197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关于公民诉讼的条款标志着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形态就此产生，而在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则将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从法学理论变成了我国的法律现实。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

（1）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维护私人的利益，而在于保护环境，维护整个社会及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环境公共利益。（2）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特殊性。根据环境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及其符合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只要发现污染环境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3）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环境公益诉讼在收集证据、鉴定损害后果等方面需要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体现出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范畴

（一）公民个人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首先，公民个人是公共环境的最直接利害关系人。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极易遭到过度利用，确立其原告主体资格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其主体的积极性，以避免“公地悲剧”的继续存在。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是一项国际惯例。在美国，根据“私人检察长”理论建立起公民诉讼，公民个人或法人团体因为获得了国家或法律的特别授权而成为公共权力的代表，有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最后，我国宪法为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进行背书。我国宪法第2条为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将环境公益诉讼建立在公民参与的基础之上有助于诉讼公正性的提高。

（二）人民检察院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检察机关都是提起、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中坚力量，在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环境侵权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特别是当前信息公开度较低的情况下，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需要丰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检察院相应的举证能力较强，能够广泛而有效地搜集证据，有利于案件的审明。

（三）环保NGO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在我国，最大的环保NGO是中华环保联合会，主要从事全国范围内环境投诉案件调查、诉讼、投诉人与政府协调处理环境案件等工作。我国现行法律虽未明文确定环保NGO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但地方司法实践实际上已经确认了其资格。

环保NGO是利益博弈中环境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言人。环保NGO作为生态法人，以保护环境公益为其目标，其非营利性的特征降低了其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的可能性。环保NGO除了以保护环境为其最高宗旨之外，不存在自身的特殊的利益诉求。此外，环保NGO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充分实现。NGO组织实质上承担了对于稀缺公共物品的保护的职能，这对于政府提高公共管理职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在理论上，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司法实践中，环保NGO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我国环境保护进程中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四）政府及相关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首先，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公共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政府除采取行政措施以保护公共环境利益外，也有采取司法保护措施的义务。环境行政机关作为公众受托人和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可以直接对侵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讼。其次，国外先进经验表明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最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把环境职能部门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应以立法形式确认公民个人、人民检察院、环保NGO和政府及相关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的主体资格，从而完善现行的环境诉讼制度。

三、武汉市餐饮油烟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餐饮油烟污染的广泛性和环保部门自身的局限性使得现行对餐饮油烟的治理存在诸多困难，治理效果也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就公民的餐饮油烟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而言，要完善监督机制、确立公民的诉权机制，依据宪法，在《武汉市环境保护条例》第6章――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中赋予受餐饮油烟侵害的公民以权，对提起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法律援助并给予一定奖励。同时，又要对公民滥用环境公益诉讼权利予以限制。具体而言，应当建立诉前的前置通知程序和诉讼费用两种机制。诉前通知的前置程序是指公民在提起公益诉讼前必须通知当地环境行政保护机关，后者在一定时间内不予处理或者未妥善处理，公民方可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诉讼费用制度是指若原告方胜诉，则由被告方承担诉讼费用；若原告方败诉，则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2）就人民检察院而言，武汉市各级检察院在提起餐饮油烟公益诉讼时，应当遵循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不得调解原则，对严重违反国家、地方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餐饮油烟排放行为提起公益诉讼。（3）就环保NGO而言，应采取多种手段发挥其环境代言人的重要作用。武汉市的环保类NGO的数量和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同时武汉市民环保意识也普遍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武汉市环保NGO的资金全部来自于会员会费，故其发展就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建立武汉市环保NGO协作网，加大政府投资，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技术支持和法律保障，使其在餐饮油烟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重要作用。（4）就政府及相关部门而言，应当将其原告资格限定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当某一行政行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时，由政府及相关部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符合诉讼当事人双方存在利益冲突的规定，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武汉市自2013年7月起，原环保部门承担的餐饮油烟治理等执法职责正式移交至城管部门。应当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配套的设备、专业的人才、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财政支持，使其取证更加迅速、准确，举证更加有效、便捷，真正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环境公益诉讼篇9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权；诉权；利益；公民诉讼

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的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的陆上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并起火，10月24日，原事故现场再次发生火情，连续事故给大连造成了严重污染和巨大损失。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海域周边的养殖户，原油污染也扩散至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滨浴场等区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从事故发生到现在，虽然清污工作及时展开，但是对于渔民的损失和受污染的海滨环境，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部分渔民无奈之下踏上上访维权之路。1类似的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事故，已不再是仅关乎个体损失的事了，而是威胁到人类共同的赖以生存的家园。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共利益是现阶段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或者组织，针对其他公民或者组织侵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请求法院提供民事性质的救济的诉讼。从诉讼主体和诉求可以看出，它是“私人对私人、私人为公益”的诉讼行为。具体说来，它具有如下特征：

1、当事人的广泛性

表现在原告的扩大化方面，环境公益诉讼中，只要有导致公益性环境损害或者损害危险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提讼。

2、诉讼目的的特殊性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环境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原告所要保护的公共环境与其自身利益之间存在的是间接的利害关系。3、救济内容的预防性

“任何所谓的成功治理环境污染的行为，都是不值得用来炫耀和受到褒奖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是针对已发生损害的救济措施，而是更多地指向未来，将环境损害遏制在萌芽状态，起到防范于未然的作用。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外立法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外立法现状

目前，公益诉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由“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如“污染防治法”、“废物清理法”等规定。

（二）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目前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是世界上发展最为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一。归纳起来，有如下值得借鉴的地方：

1、通过立法确定公益诉讼制度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专门立法，加上大量的判例，使公民诉讼得到完善。我国的宪法、环境保护法中关于公民检举、控告权的规定，被学者们视为进行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因为过于笼统而无法真正支撑起独立的诉讼。所以司法实践中也就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

2、突破传统的原告必须和案件有利害关系的限制

我国的诉讼制度均要求原告必须和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也成为我国公益诉讼遇到的最大障碍。美国对于原告的资格，只要求有“事实上的损害”即可提起公益诉讼，不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者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通过对行政法律规定使用扩大解释来放宽资格要件，对“不利影响和损害”逐步做了扩大解释，由“直接”扩大为“间接”，由“经济性”扩大到“非经济性”，由“特定个人”扩大到“大家”。

3、公民诉讼多由公民团体发起

美国高度发达的社团组织，极大的推动了公民诉讼的发展。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实际上很少是由公民个人提起的，它把团体看作是公民的自然延伸，大多数的公民诉讼是通过环境保护团体进行的。2

三、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国外公益诉讼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是一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范围很广，必须通过制定法来规定。它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存在较大冲突，而且要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同步完善，进而引发系列原则制度的变化，如原告资格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诉讼费用的承担、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等。笔者拟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1、立法完善

我国的《宪法》、《环境保护法》虽然有对公众保护环境的规定，但只是概括性的规定，不能作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直接依据。相关程序法中，也没有关于公益诉讼的条款。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若要形成体系，需要众多的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是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立法一度暂缓的原因之一。鉴于我国实行的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区分的立法模式，环境公益诉讼的实体法可以通过修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来实现。至于程序法，则可考虑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一个专门程序——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对公益诉讼进行专门程序的规定。

2、原告资格的认定

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范围的扩大，是亟待进行的。要做到宽而不滥，就需要对人资格加以限制。由于环境诉讼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备提起和实行诉讼的能力，实际损失能力的欠缺将不利于诉讼的展开。

环保组织多是由热心环保事业和具有环保相关法律知识的人组成，是致力于环境公益的团体，它们更能起到为公共环境维权的作用。鉴于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在环保团体的诉讼资格认定上应当采用开放性的标准，以鼓励更多的人关心环保，关心环境与发展综合政策的落实。

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角色作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管理环境的权利，对于要对损害环境的行为坚决的诉诸于法律。

3、举证责任的分配、费用的承担

需要用诉讼手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往往比较复杂，而环境纠纷本身又有因果关系认定不易、举证困难的特点，为了确保环境公益诉讼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必要实行特殊的证据规则。初步举证，即危险行为的存在、可能存在的危险后果由原告承担责任，实质性的举证由被告完成。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环保局等部门对相关环保专业问题进行说明。

四、结语

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既涉及到诉讼理论的变革与发展，又要求环境法制的更新甚至重建。它依赖于司法资源的整合分配，取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公民环保意识的进一步提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真正建立，不是简单地将国外经验移植，更多的是需要细致的时政研究和遵循司法运作的规律。

参考文献：

［1］ 汪劲，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何时才能浮出水面？

［2］ 谭兵、肖建华，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3］ 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关于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性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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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守秋.公益诉讼的几个问题[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9）：8.

[3]李普.民间组织首次就环境污染提起公益诉讼.[EB/OL].

[2014-07-10].http：///politics/2013-05/14/c_115758277.htm .

[4]王灿发.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及其争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3）：4.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Quo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XU Pe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