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平衡十篇

贸易平衡篇1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贸易平衡篇2

摘要：中美贸易；汇率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新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是不完全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的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足的贸易完全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完全平衡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全球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国际贸易不完全平衡经常表现为“总量逆差”。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向，逆差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

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贸易平衡程度变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从一个较长时间看，一国在世界市场实现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个时期表现为顺差，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转为逆差。这种贸易不完全平衡的周期性演进，不仅和各国经济“景气交叉”的变化有关，而且和各国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调整、比较优势的消长、国际资本流动及各国政府政策的周期性变化等有关。

“入世”以来，中国进入周期性繁荣期。近5年中，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动着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外部动力。中国5年中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货物贸易顺差规模从225.5亿美元扩大到1，775亿美元。中国不仅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低通胀”成就，而且也为世界市场创造了巨大的购买需求，美国等贸易伙伴因此增加了就业机会，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海外人士只看到中国出口和顺差的快速增长，没有看到其进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没有看到中国进口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3.35％提高到2006年的6.81％。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中国虽然存在规模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但是一直没有改变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并且这种逆差规模还在扩大的趋向。

即使是从货物贸易的收支平衡的历史变化看，中国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发展的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全社会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提高，非凡是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中国选择出口导向战略，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入世”以来进入到顺差增长的顶峰时期。

全球化使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因工资和不动产价格快速提高从而投资成本不断提高且需求成长受到约束的新背景下，他们将全球产业链中的部分零部件加工和组装转移到工资和不动产价格相对低廉且需求快速增长的中国(还有巴西、俄罗斯、印度等转型经济体)，从而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生产分工体系。这个转移过程预计要到“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结束时才会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出现前，资本将保持净流入。由于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在生产过程末端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贸易经济体，只能从全球产业链的零部件加工和组装产品的出口中得到很小一部分“附加值”。

中国出口超常规增长，既有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原因，也有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原因。尽管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挑战而出台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调整而且目前正在调整之中，但由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国内发展阶段转换推动的外贸出口增长具有必然趋向，不应当用简单的货币法则来遏制它。假如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是由于双边经济结构和其它非货币因素的影响，那么汇率解决方案就可能是无效的。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2006年的货物贸易逆差8,830亿美元，比2000年的4,774亿美元增长85％，这个增长速度的确惊人，但这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功能形成的，将其仅仅归咎于中国“过度出口”并强迫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度升值是不公平的。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2000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只有8.83％，而德国和日本两国的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高达56.52％。2005年，中国的比重提高到28.33％，而德国和日本更是提高到76.75％。

相对于外因而言，美国贸易逆差形成主要在内因。其表现摘要：一是，推行“出口保护主义”，科技产品及能源资源出口受到限制，武器出口方面实行歧视性政策和禁售，离自由贸易越走越远；二是，“害怕和贫穷国家竞争”，“提高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对外国资本进行过多限制；三是，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长期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无限制地增加美元发行量，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流动性，让美元在全球市场上持续泛滥；四是，基于资产升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不断刺激美国人以高负债方式过度消费，家庭储蓄不足，带来几乎是永不满足的私人消费品进口；五是，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政府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2006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财政开支膨胀必然推动总需求膨胀，扩大对外贸易赤字。所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热议汇率时正确地指出；“美国贸易的真正的新问题在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失衡”，而“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非凡时期的产物”。其实，除了罗奇指出的“进口过度”以外，美国贸易逆差新问题还和“出口不足”高度相关。

二、解决中美贸易新问题，美国和中国应当做什么?

假如把贸易失衡的根源简单地算在别国头上，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对外市场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别国不公平，而且也会掩盖和激发矛盾。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新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边共同致力于消除引发这个新问题的因素。

美国方面应当做的工作是摘要：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为了控制过度进口，需要进一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改变多年来奉行的低利率政策，拧紧美元发行的闸门，控制美元在全球的供给量和流动性。提高联邦储备利率和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的过度私人消费。同时应当紧缩联邦政府开支，非凡是通过调整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开支，限制政府在高负债下的过度公共消费。控制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实现家庭收支和政府收支基本平衡，是解决美国贸易新问题的重要内部途径。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应当调整和全球化和WTO规则不一致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新背景下，美国的产业优势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军品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应用、生物制药、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假如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新问题做出新的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新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5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7.45％，但这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看来，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新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解决中美贸易新问题不能“头痛医脚”。

中国方面可以做的工作是摘要：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适当扩大进口的办法主要包括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继续调整涉外税制和税率，加强进出口准入管理，进一步限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品的出口。2007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采购团多次到美国直接采购技术和物资，增加即期进口；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吨位铁路救援用轨道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制造开发、电器机械制造业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等等。

只要中美双方按照共赢的思维和目标，持续推进上述有利于改善双边进出口关系的办法，其贸易不平衡新问题可望逐步缓解。

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不可能无限扩大

从动态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趋向开始有所收敛。2001年月均顺差18.8亿美元，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增加到25.3亿、21.3亿和26.7亿美元，这3年加速趋向不显著。但是2005年和2006年的月度顺差分别提高到84.9亿和147.9亿美元，这2年加速趋向明显。2006年10月突破月顺差200亿美元达到237.7亿美元后，经过了连续5个月的高位扩张，今年2月达到237.3亿美元。从趋向看，这个时点可能成为月度顺差增长趋向的“拐点”，之后虽然还会保持增长，不会很快进入到逆差阶段，但是只要涉外政策和战略的调整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月度顺差的“加速扩张”可能会出现缓慢收敛的趋向。

从构成看，一般性加工贸易正在从“加速增长”逐步转向“一般增长”。由于出口贸易的生产结构调整加快，越来越多的加工业由服务于外需转为服务于内需，来料加工贸易增长在2004年达到高点后出现明显减速，加上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长在出口导向政策调整步伐加快后逐渐放慢，都会限制出口的过度增长。当然，这个进程将是比较缓慢的、渐进的，因为在国内消费型内需持续增长的机制还未完全确立以前，出口增长减速太快会影响就业。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目前的外贸流量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广东、江苏、上海三省市进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2006年为59％，2007年头4个月为58.6％，下降0.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达地区产业因本地投入成本快速提高而将其部分转移给东北和中西部等后发地区，这一方面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外地区的外贸增长加快，另一方面也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正在调整外贸生产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原来的数量型外贸扩张正在向质量型外贸增长转换。外贸集中度较高地区调整外贸增长方式，可能会促使全国进出口贸易逐渐转向均衡增长。

从目的地看，中国和贸易伙伴的关系正在调整。“入世”前，中国外贸流量一半以上流入美、欧、日，2001年三大贸易伙伴占51.3％，而2007年头4个月降到42.36％。这说明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贸易格局正在从“相对集中”向“相对均衡”转变，对三大贸易伙伴的依靠程度逐渐降低。从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位次看，2001年美国第一，日、欧为第

贸易平衡篇3

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很多企业不敢接单或无单可接，为了缓解出口压力，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如何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本文提出笔者的思考。

一、加工贸易失衡的数据分析

一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遭受他国的贸易报复。从一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来看，贸易平衡应该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也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我国目前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才能尽量减少顺差，规避他国的报复行为，减少贸易摩擦，使我国进出口贸易趋于平衡、健康发展。

引起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我们主要从贸易方式的角度出发，通过对2005--2009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数据可知，2005—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长期贸易顺差的态势，且贸易顺差的额度都较大。其中，一般贸易成为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来源之一(2009年除外)，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加工贸易的贸易顺差呈递增态势。

按照通常的理解，既然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应该大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表-2数据可知，2005--2007年，加工贸易确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但2008--2009年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2009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在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占比为48.2％，加工贸易占比为41.2％。

从直接数据来看，这种进出口主要贸易方式的转变和贸易顺差的来源是相悖的。因为，一方面，贸易顺差一直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呈递增态势；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确呈递减态势。这种相反的变动趋势告诉我们，虽然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为了减少贸易摩擦，促使贸易趋于平衡，我们需要重点调整的是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因此，处理好加工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适当地将加工贸易外销的部分份额转向国内市场，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减少贸易顺差，实现长期贸易平衡的关键。否则，虽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预期，但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依旧，会招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既然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为什么一般贸易不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只有认清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

(一)从加工贸易内涵的角度

对加工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加工贸易理解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反映的是全球生产分工协作关系；另一种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国家对进口料件加工采取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方式，是政府部门操作层面上的保税监管加工贸易。本文所称加工贸易为第二种解释，加工贸易俗称“两头在外”贸易，即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辅助材料等全部或部分从境外进口，在境内加工装配后，成品销往境外的贸易。

从海关监管层面上看，加工贸易主要表现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又称为保税加工，加工贸易货物通常称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但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又不完全等同于加工贸易货物，加工贸易货物只有经过海关批准备案才能保税进口，经海关批准准予保税进口的加工贸易货物才是保税加工货物。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合同项下所进口的货物不全是保税的，只有海关批准才给予保税待遇。由于海关给予暂时免纳关税的待遇，减轻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导致大量外资涌入，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增多，加工贸易规模逐年增大，加工贸易呈现顺差。

(二)从加工贸易实质的角度

加工贸易顺差的直接表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从表-3数据可知，2005--2009年间，每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都大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且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速明显快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增速。

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的实质角度加以解释。传统加工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料件，在境内保税加工后返销境外。由于在境内加工生产，加工生产过程必然凝聚了物化劳动，导致加工成品出口价格必然高于加工料件进口价格。另外，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递增，导致加工贸易进口总值增加，进口总值增加又必然造成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加。于是，规模的扩大和成品价格高于料件价格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思考，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目的在于“限制”和“发展”。“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和企业分类管理来实现，限制“两高一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发展”主要通过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引导加工贸易健康有序发展。

1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之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丧失，以工资来衡量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出口成本优势降低，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比如鞋业、玩具业等。从近几年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来看，政策倾向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资”产业转向高附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政府也出台了对于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鼓励措施。在政策

调整的影响下，加工贸易进口的料件主要为资源性商品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出口的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于加工贸易进口产品附加值，于是造成加工贸易顺差。

2产业链条延伸因素。对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比喻现在已不那么合适，传统的“两头在外”要么出口创汇少、生产工艺简单，要么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来料加工，在只赚取加工劳务费的同时，反而招致大量的贸易摩擦。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本土企业参与较少，但加工贸易本土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本土加工贸易企业正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进”的方式，在国内采购料件的比重逐渐增大，延长了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了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出”的方式，向深加工、精加工延伸，允许企业开展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在外发加工税收优惠上给予支持。通过这种“大进大出”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使整个产业逐步形成积聚效应。这些举措，增加了国产料件的加工投人，减少了进口料件的数量，降低了加工贸易进口总值，提高了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增加了加工贸易出口总值。

(四)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角度

从2005年7月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升值态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初级产品成本降低，导致进口数量增加。而这些初级产品以料件的形式用于加工生产，转化为成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过多影响成品出口，因为进口的料件作为贸易性投人品投入加工生产，人民币升值已经自动反映在成品的生产成本上。但是，投入生产的国产原料由于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表示的成品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使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贸易性产品的出口，也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三、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促进贸易平衡

通过对加工贸易顺差原因的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适当增加加工贸易进口，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才能有助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发展。由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长期大规模小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因此，我们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研究重点放在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上。

(一)适时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

通过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的调整，一方面，将以往部分允许类商品纳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将以往部分限制类商品纳入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通过该目录的调整，将那些大量出口，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又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发展的产业纳入该目录之中，从而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目录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这样，通过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方式，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二)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制度是为鼓励出口创汇、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而产生的，在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对加工出口产品从国内采购的料件给予退税，会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因此，应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和退税比例。

(三)调整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

通过台账的“实转”、“半实转”、“空转”、“不转”，结合区域差别待遇、企业类别差别待遇，对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调整，可以灵活地控制加工贸易企业交纳的税款保证金，增加或减轻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调整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

(四)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政策

现行加工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超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改革开放增加外汇储备的产物，优惠政策导致加工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逐渐增大。在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措施，真正体现“国民”待遇，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五)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阶段保护论告诉我们，当一国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且具有发展潜力时，政府应当予以保护，当该产业发展壮大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或达到一定保护期限时，政府就应当减少或放弃对该产业的保护。借用阶段保护论的观点，我国应该将加工贸易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贸易形式，在当前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出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目的，对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应该结束或减少对其让利幅度；对那些依然需要政策呵护发展的加工贸易产业继续实施保护，以提高加工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向贸易平衡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加工贸易的产业退出机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从而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实质是基于一定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同特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采取不同优惠政策，直至取消优惠，引导加丁贸易的转型升级，适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的行为机制。

1建立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实施机制。现行国家的政策虽然作了相应的规定，将加工贸易产业(商品)进行分类管理，结合商品的税目进行细分，适时动态调整相关目录，明确哪些是鼓励发展的产业，哪些是限制发展的产业，哪些是禁止发展的产业。但相关政策调整后，企业往往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该政策，有时对相关政策理解也存在着偏差，这就要求政策调整应配套相应的调整实施机制，明确谁通知、谁解释、谁服务，让企业能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发展方向，调整企业生产。

2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除了对加工贸易产业进行细分评价外，还要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能力与水平进行评价，对我国外贸政策和外贸环境进行评价。运用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后，找出该加工贸易产业退出的“临界点”，当达到并超过该“临界点”时，表示该产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转为一般贸易。

3参照国际惯例，可以给予加工贸易产业一定的“过渡期”。当该产业达到“临界点”后，给相应企业预留一定的时间，让企业考虑如何将该产业与企业自身发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相结合，给企业技术创新或产业转型提供足够的时间，顺利实现产业退出。在建立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相关模型，以期对相关加工贸易产业的退出提供实践经验。

(六)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政策的调整

为了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压力，将部分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并给予税收优惠，调低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鼓励企业逐步建立国内营销和物流体系，创立自己的品牌，从而达到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目的，在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不变或正常波动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

具体而言，政府要将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作为政策大力宣传，改变企业长期固有的“外销”思维；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简化内销手续，商务主管部门、海关、税务、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积极探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建立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奖励机制，对创立内销品牌按规定给予奖励；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收款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现有资源，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打造企业内销的核心竞争力。

四、加工贸易平衡的调节器：内外销弹性调节机制

贸易平衡篇4

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包括其自身的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与其相关主体在贸易中产生的不平衡,也包括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也即外贸依存度大小的不平衡。

一、 贸易依存度与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1、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达到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自然来自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贸易。由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顺差贸易自然引发高发性贸易磨擦。进口影响供给,出口影响需求。需求扩张引发贸易磨擦。

这里引入外贸依存度这个概念。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对比我们国家的情况:1970年5.0%,到1990年一跃升为29.8%,2000年又创历史新高43.8%,2004年已达70%。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长过快,而且已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比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变化范围内。而且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趋势,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范围越小。

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仅会对我们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造成冲击,而且在目前经济过热的条件下,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

出口依存度结构来看,我国轻工业和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磨擦,增加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不仅减弱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国贸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且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程度较低,而且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单从国内GDP角度来讲,美国的第三业占GDP的比重超过75%,而我国的仅为33%左右。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GDP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而对外贸易增速越快则外贸依存度越高。

3.要减小外贸依存度,必须要在对外投资以及扩大内需,扩展国内市场上下功夫。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来看,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不一定就代表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系数会下降;同样,也不能说明国家的安全系数会上升。关键在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正确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规避外部风险的机制。

二、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增长的不平衡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包括货物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结构的不平衡。当然这其中有地区性的不平衡,也有贸易额方面的不平衡。

广义的进出口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处于何种程度的外在表现,即一国国内生产能力的大小。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均。

1. 货物贸易

2004年,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实现出口贸易额323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占出口总额比重54.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1665亿美元,同比增长50.2%高于出口增幅14.8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27.9%。

进口贸易中原油增长34.8%,成品油进口增长34.1%,煤同比增长73%,铁矿石增长40.5%,棉花增长1.2倍于上年同期,机械设备增长28%,主要作为中间产品的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增长36.7%,当然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属于内需拉动型国家。所以能在进口贸易中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这也有利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品,以达到平衡贸易、缓解贸易压力、避免及减少贸易擦的目的。然而在进口贸易中却要不断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以及对国内一些重要行业的扶持,引进必要技术,重要的是对技术的吸收及利用。中国出口贸易中也要不断得到出口结构的升级,商品结构的优化。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图实现科技兴贸的目的。国内也要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较高领域中寻找利润。争创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

2. 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境内通过商业现场或自然人现场向消费者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

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这之中仅有少数的行业如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处于顺差地位,绝大多数行皆处于逆差地位。

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2004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整个对外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的10%,较2003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另外,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主要以国有成份为主,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速

度,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发展。

其次,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项目和市场过于集中。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它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32%、29%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8%。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地区发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导致中国服务贸易抗冲击能力较差,易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

再次,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落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三、 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的不平衡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性质企业的规模在扩大。

1.外资持续稳定流入对贸易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2004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制造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仍保持在 70% 的较高水平。2004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3386 亿美元,增长40.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1%,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进口3246 亿美元,增长40%,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57.8%,较上年提高1.6 个百分点。

2.国有企业出口摆脱了近年来相对低迷的局面,实现了22% 的较快增长,增幅同比提高了19.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6%,同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增长59.8%,仍然大大高于总体出口增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34%,略低于出口总体增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 个百分点。

3.其它性质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除了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因素外,今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体制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建议、措施

要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平衡,首先,应注意对外贸依存度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贸评价体系,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地积极应对和优化解决贸易磨擦,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利用外资,并适时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在我国贸易增长高耗能的情况下,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贸易平衡篇5

论文摘要：“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不应提倡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思路，而要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以促进全球经济在合作、竞争、创新中和谐发展。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外汇管理体制下，这既给我国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同时导致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2010年3月份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及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可能是一定形势下中国“去顺差”的结果。

一、问题的提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逐步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体系，包括汇率、税收、融资、保险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自1994年以来进入持续顺差阶段，2007和2008年顺差额分别达到了2622亿美元和2955亿美元。

这次危机虽然对中国外贸造成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趋势。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下的中国仍然存在1960.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IMF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甚至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是频频升级。

二、从“压顺差”到“去顺差”

如果说对于2006年底“压顺差”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和贸易政策，试图主要通过“压制”出口或者说减少出口，进而达到“平衡”贸易收支的话，那么，在为了应对危机以及危机后仍将坚持的“稳外需、保出口”政策下，试图主动地并且主要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来“平衡”贸易收支，则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些专家学者所称的“去顺差”。我们认为，2010年3月份出现的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4月份出现的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现象，既不意味着中国贸易形势骤然恶化、从此将进入贸易逆差时代，也不能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将会从此平衡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主动地“去顺差”的结果。

从海关统计数据来看，进口的大幅增加是导致中国2010年3月份贸易逆差和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直接原因。3月份，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24.3%，而进口额高达1193.5亿美元，同比增长的幅度却高达66%，其增幅接近于出口增幅的3倍；4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9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5%；进口贸易额为1182.4亿美元，同比增长49.7%，其同比增速也是高于出口贸易的近20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一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去顺差”的结果，即进口的“大幅度”增加具有“人为”因素，而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结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从对3月份贸易收支的预测来看，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早在3月份就“预言”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因此逆差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诧异。而在此之前，除贸易摩擦不断外，由中美贸易不平衡所引发的汇率之争”就异常激烈，到了3月份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国会约有130名议员联合上书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有操纵汇率之嫌，并扬言要求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名单，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第二，从贸易差额构成的企业主体来看。3月份，国有企业贸易逆差急剧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仍然保持了小幅贸易顺差。其中，国有企业名下的贸易逆差1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净增加94.6亿美元，增长1.4倍，贸易逆差的绝对增加额也超过了72.4亿美元的总体逆差额。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分别保持了28.2亿美元和60.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4月份，国有企业名下的贸易逆差为159.3亿美元，同比增长49.8%。国有企业名下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似乎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去顺差”的存在性。

第三，从贸易差额构成的贸易方式来看。3月份，一般贸易项下的进、出口额分别为657.2亿美元和455亿美元，逆差额为202.2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出口额分别为358.6亿美元和587.6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229亿美元4月份，一般贸易向下的逆差也达到了127.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则实现了217.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与上述第二点密切相关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中国加工贸易的80%以上，逐渐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而一般贸易的企业主体大部分则是国内企业。因此，一般贸易项下所出现贸易逆差的大幅增加和加工贸易项下所保持的贸易顺差局面，再次说明了“去顺差”存在性的可能性。

三、“去顺差”不能有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

面对中国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局面，“去顺差”的方式能否有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是否应该“去顺差”?如何“去”顺差?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国现阶段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及其持续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要正确分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虽然，促成中国贸易顺差的因素很多，既有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原因，也有政策激励因素；既有产能过剩的影响，也有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等体制因素导致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首选进入国外市场的作用，等等。但是上述因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并非是中国外贸顺差形成的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中国持续性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因素在于：在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以其特有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承接国际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产业国际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快速增长，从1992年FDI的162亿美元利用额快速上升至2008年的8700亿美元的累计利用额。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有了大幅提高，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这对中国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持续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影响。

概言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承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转移，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因素。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以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促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会长期存在，因而，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虽然不断变化，但其趋势不可逆转，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仍将继续，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仍将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重组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国公司受利益驱动的理性选择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发达国家，要想走出危机的阴霾，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是根本之道，这必然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重组，这会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而产品内分工实质上更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内进行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不断提高其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第二，中国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具有长期性。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劳动力工资出现不断上涨的现象，但是，这种上涨并非是由于劳动供给短缺所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劳动者自身素质变化等因素所致。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农村人口在13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在50%以上。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即便在不考虑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中国将有近3亿－4亿的农业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

总之，中国劳动禀赋优势的长期存在性，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增值环节国际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决定了由此而形成的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

四、“去顺差”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结构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与中国特有劳动要素禀赋相耦合，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些决定因素将在长期内存在，因此，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长期贸易顺差局面，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利用中国比较优势的客观使然，是实体经济的一种均衡，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的表现形式，所以无论是“压顺差”还是主动地“去顺差”，都是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首先，“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经验证明，历史上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经济腾飞阶段都曾经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并因此而遭受剧烈的贸易摩擦。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也必将在充满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的环境下发展成长，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试图通过“去顺差”的方式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贸易摩擦，不仅不是根本之道，而且也没有必要。

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其实主要来自于美国。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一直试图“胁迫”人民币升值。但是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已表明，中美贸易失衡并非由人民币汇率造成，人民币升值根本平衡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点，美国人自己，无论是学界和是政界，也是很清楚的。其实美国试图“胁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在于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顺带让中国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缩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跃，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扩张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胁迫”人民币升值，从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美国真正目的之所在。

其实，美国这一出戏在历史上就曾上演过。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国际经济摩擦就是典型的案例。随着日本的崛起，美国不愿意看到与自己比肩的军事大国的出现，而一国的经济实力，能够转化为军事实力。出现一个经济大国，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削弱，即便日本是美国当时的一个“要好”同盟国。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仗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推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逼迫日元升值。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是“去”不了的。虽然“去顺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促进贸易平衡的作用，至少可以再次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非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贸易顺差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但是，中国外贸顺差的必然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因此，即便是为了暂缓贸易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去顺差”的方法也不宜长期使用，否则会造成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贸易平衡篇6

[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贸易平衡篇7

关键词：中关贸易；贸易逆差；统计误差；汇率；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9)02-0024-07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贸易对外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这一贸易格局，自然引起了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进而引发了许多政策性讨论和争议极强的论点。这些观点视角不同，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是仍难言正确全面，却带来了极大的政策性误导，同时也给中美之间的正常双边贸易关系带来极大的政策性风险。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统计误差论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差异　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离岸价格)，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到岸价格)，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1％，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也记入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2、香港转口贸易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统计差异是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不同处理方式。这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统计原因之一。由于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张，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美中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白皮书(1997)指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状况，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之所在；USCBC(2004)指出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香港的转口增加值达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国的进口值。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统计双边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导致公众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存在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计算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

3、服务贸易统计　谢康、李赞(2000)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反映，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务贸易时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下降。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尹翔硕(2001)也指出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低估的。

二、人民币汇率论

该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所引起的，而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论的推论自然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是中美贸易恢复平衡的根本性前提。

Chou(2000)分析了美中贸易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该文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的波动(具体说来是条件方差)对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当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美元波动很大的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相应减少。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分析并没有提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或名义汇率的汇值本身对中美贸易的格局有任何影响，它只是分析了汇率的波动性。该文的政策含义当然是不明确的，因为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人为地扩大汇率的波动性以此来减少出口。

光(2005)、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的文章分析的是中国对整体外国贸易格局的问题。其

都是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贸易为对象的。卢向前和戴国强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对1994～2003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成立，并存在J曲线效应。同时光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了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GDP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其中他们发现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3个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7个季度以后近于消失。他们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李稻葵、李丹宁(2006)收集了1980～2004年中美贸易的宏观数据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验证分析。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而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个正统计上显著的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占中国经济的规模。由于涌入中国的FDI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生产能力转向中国的表象，所以该研究支持了另一类观点，即外资论。

三、外资论

JialinZhang(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潘越(2003)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年的47.97％。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此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10％左右；Bruker(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TaikunJi(2004)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飙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其实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的变化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有显著影响，当FDI增长1％时，出口增长0.376％。

四、储蓄投资缺口论

从宏观经济统计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90年代中期，又提升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经济恰恰相反。美国的证券市场、地产市场不断高涨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由于民众已经拥有的资产组合不断升值导致消费上升。财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纸面效应，而消费是实际效应，所以纸面财富上升导致实际消费上升，实际消费上升导致储蓄率下降，所以美国经济处于一个低储蓄率的周期。同时美国经济随着早年婴儿出生潮步入老年阶段也使得美国消费上升储蓄下降。

李稻葵、李丹宁(2006)定量地分析由于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余额的变化。事实上，从1990～2005年，上述方法所讨论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所不能解释的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恰恰是两国储蓄的变化所带来的，因为，这是两国各自总体对外贸易余额的变化所带来的。1990～2000年，由于贸易结构发生方向性变化，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43.7％由世界贸易结构所带来。而2000～2005年间，由于美国储蓄率大幅降低，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差所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

五、产业转移论

该观点认为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于东亚的制造业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该观点与外资论有着共通之处。

Nicholas R.Lardy(1994)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Rubin(1997)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时期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Laura Tyson(1997)也明确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趋势已大体上被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地贸易逆差的减少所抵消。

尹翔硕、王领(2004)运用数据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对东亚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以及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虽然不断扩大，却并没有使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虽然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并未使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显著提高，由此得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结论。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可能比现在出现的还要大。这是因为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的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假定美国的需求总量不变，较低价格的进口使得美国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使美国在得到同样多商品的同时，付出比以前较少的成本，即在进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口总额降低；第二个推论是由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因此，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而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估计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造成的。

Jiawen Yang(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亢梅玲(2006)认为中国正在替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向中国转移。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服装和鞋类产品；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还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型相关。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已逐渐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对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锐减。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5)对美国对华贸易数据专门做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减少了从其他太平洋地区市场进口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均已把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例如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而同期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下降了12％；Greenspan(2005)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上升，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国，对华逆差替代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来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小得多，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逆差会大得多；Nicholas R.Lardy(2006)指出应该用全球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业中，一般最后制成品的价值的60％～70％都是进口的含量，而电子类产品中进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达90％。所以当中国越来越发挥加工厂的作用，其实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组装最后一道工序的环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产品，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贸易逆差的一部分。

六、贸易政策论

该观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阐明。首先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因此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有大量的政策上鼓励和制度的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最近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在美国比较流行。这一理论虽然由美国学者总结提出，但是在美国政界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术界的认同度。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刘向东(2006)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这种互补贸易产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若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贸易逆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Melvin＆James R.(1989)就指出当开展要素服务商品贸易时，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将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服务出口国在货物贸易上出现逆差，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这一实证结论说明现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及企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且改变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国，也同样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Jialin 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James Harding(1997)曾指出，如果美国取消对华出口管制，中美哪一方为贸易逆差还很难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上；周世俭(2006)认为中美贸易顺差其实是美国的作茧自缚行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缓和中美贸易顺差的唯一出路。

七、产业内贸易论

国外很多学者把近十几年来贸易量激增的原因归结为国际生产的垂直一体化，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与交易，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这两个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割，使得产业内贸易越来越盛行，因此，某些学者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试图阐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分析中国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目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有大约47％属于“来料加工”。这引发了对过去20年中国对外贸易成就与影响的重新评估。

贸易平衡篇8

关键词：贸易逆差；产生原因；理性看待；共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2-0064-06

2005年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硝烟刚刚散尽，经历了短暂的平静之后，由于美国商务部于2006年2月10日对外贸易统计报告的出炉，一石激起千重浪，又使刚刚平静的中美贸易关系，泛起新的波澜。按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为7 258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2016亿美元。仅就一个中国与其构成的贸易赤字就达到了逆差总额度的将近1／3。这一结果的推出，使得双方刚刚舒展的神经重新紧绷了起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甚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出口连续3年保持了增长，但就目前来看，双边贸易关系为两国提供的机会仍然‘不公平’，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未能信守某些承诺，包括知识产权执法不力，对国内某些产业政府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和扶持，以及不履行某些开放市场的承诺等”。并进一步声称：“中国在与世界的接触中获得了收益，但是，为了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必须为解决过去4年来，全球迅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全球不平衡承担自己的责任”。

虽然波特曼的这一番话未必完全正确，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高层对美中贸易逆差过大的极度焦虑。面对中美经贸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有可能再度升温的紧张局势，进入2006年2月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就一些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大贸易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美同意在商贸联委会框架下成立中美高科技与战略贸易工作组；启动并加强了知识产权合作机制；签署了《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卫生谅解备忘录》……。2006年4月11日随访的中国企业代表团就美国13个州、14个城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签署采购合同或协议108项，总金额超过了162亿美元。这一切都能显示出中国政府为扭转中美贸易失衡所表示的诚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然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致使20多年来中美贸易持续增长。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06年以来，中美贸易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据我海关资料显示，仅1-5月份，中美贸易额已达到了973．7亿美元，同比增长25．4％。其中中国对美出口738．2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235．5亿美元，同比增长21．8％。中美顺差达到了5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O％。截至2006年5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了50 289个，合同内资金额共计l 163．2亿美元。同时，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达7．92亿美元。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一些暂时的不和谐和摩擦也是难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为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双方首先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当前双方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以求共同推动中美经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国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也有双方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此外还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出现等多种原因。

一、双方统计标准不一致造成统计结果不一致

1．进出口产品统计数字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以来，中美就双边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且争论至今。按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了211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亿美元。但是按照美方的统计数字却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为285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为2434亿美元，自美国的进口为418亿美元。再如中国海关统计，美国于1993年首次出现对华贸易逆差，金额为62．76亿美元，到2005年达到了1142亿美元，是1993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的18倍。而美方统计，美国从1983年就开始出现了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4年猛增至1620亿美元，到2005年又突破了200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2016亿美元。并且认为是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的1983年的672倍。

以上两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双方统计数字时所采用的标准不一致，其呈现的特点是：(1)美方统计的贸易总额大于中方统计的贸易总额；(2)美方统计的逆差数字大于中国海关统计的逆差数字；(3)美方统计的中方出口数字大于中方统计的出口数字，而美方统计的中方进口数字却小于中方统计的进口数字。由于美方采用的统计标准与我方采用的统计标准不一致，从而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实性、科学性和可比性(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意被夸大的可能性)。

据我方了解的情况是：中国产品在出口时一般使用的是离岸价格(包括货物的成本、路途运输费和装船费)，而美国的产品在出口时使用的却是船边交货价格(只包括货物的生产成本和路途运输费，不包括装船费)。按世界银行的估计，同一批货物，采用离岸价计算的出口价格要比采用船边交货价至少高出1个百分点。因此说，同一批货物的出口用不同标准进行统计，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有时得出的结果相差还会很大。这也就是说，在美国的统计结果中，应该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减少相应的百分点；而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加大相应的百分点。只有进行了这样的较为科学的修正之后，对于来自(美中)两个不同国家统计的结果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经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每年经香港转口至中美两国的货物很多，通常称这类贸易为转口贸易。经香港转口的这类贸易，同样也会由于两国统计方法的不一致，导致统计结果不一致。

中国每年对外公布的进、出口商品的额度仅仅限于直接贸易：即中国生产并直接销往美国国内的产品，对于由中国生产、但是经香港进出口商购买后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不统计在中国的出口产品额度中。这一点美国倒同我们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即由美国生产并直接销往中国的产品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统计。美国生产，经香港进出口商购买后销往中国大陆的产品也同样不计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美国的进口数据则既包括直接贸易，同时也包括间接贸易：既包括由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同时也要包括经香港进出口商手中

进口的中国产品。这种统计结果显然使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数额无形中被增大了许多，最终导致美国统计的贸易逆差不合理地被放大。

3．经中国香港转口产品的加价对美贸易逆差的影响 香港的进出口商对于产自美国和产自中国的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也不一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来自中国的产品价格普遍偏低。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当进入美国时，考虑到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对于消费品的价格具有较高的承受力。因此，香港进出口商对于来自中国，并且即将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中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一般较高。相反，对于产自美国的产品，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因此美国产品价格普遍偏高。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产品当进入中国大陆时，由于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承受力较低，因此香港进出口商对于这些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幅度一般不是很高。

有资料显示，经香港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平均幅度为9．6％；而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增值加价的平均幅度一般为27％。这种增值加价幅度的差异，也就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对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无论是单纯对于出口的产品，还是通过转口贸易的产品，还是转口贸易产品的不同增值加价的幅度差异，都对增大美中贸易逆差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我们认为，中美采用的两种不同的统计标准，不能科学地、严格地反映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真实情况。大量的事实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没有一种共同遵守的统计准则，双边贸易的平衡与不平衡，不能真实地反映两国贸易的全貌。中美贸易有可能会随着中美之间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统计方法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也一定会越来越大。

二、中美两国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很难消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美国已经将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逐步淘汰和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从美国整体产业状况来看，美国经济现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可以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各国和地区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和部门，他们正在以全球市场为舞台进行资源、资本、人才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由此判断，美国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依据自身的优势和能力，承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来的一些中低端产品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对美国来讲，中国经济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品，一年将能为美国消费者节省1000亿美元的支出。 每年大批量日用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也是引起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缩小贸易逆差，首先应减少该类产品的大批量进口。但事实上，美国生活必需品的90％美国本土早已不再生产，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势必会从其他国家进口。然而，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早已深受美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这是消费者的选择，而不能算作生产者的过错。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不能忽略服务贸易的存在

当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时，美国反复强调的是货物贸易，而对于属于美国出口强项而属于中国出口弱项的服务贸易则往往不予提及。

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具有极强实力和竞争优势的美国服务贸易定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据美国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美国服务贸易总出口增速在11％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增速竟达到了20％。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0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了16亿美元，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渐兑现，我国服务市场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对外开放，如果能把美国服务贸易的贡献一并加以考虑，美中贸易逆差应该减少。

四、贸易方式不同使得贸易不平衡现象加剧

美国是拥有世界级知名品牌、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产业量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联合公布的2004年“世界百强品牌价值排名”中，美国有58家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国企业则无一家入选。在全球75个世界级名牌产品中，美国占据了42个。此外美国拥有着世界发明专利的50％以上。而中国的发明专利中，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目前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有约不足万分之三，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

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前进，需要大量的先进技术和专利，但是，在短时期内仅凭中国自己的力量确实还不够。还需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美国的很多高技术专利产品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是美国长期实行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对华限制政策迫使中国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也是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值不能大幅度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每年的出口量虽然很大，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出口总额中55％以上的产品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中，85％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所有；二是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三是在高新技术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占到了85％以上。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因此每年不得不将出口产品价格中的很大一部分缴于专利所有者或核心技术所有者。如中国是DVD生产大国，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因此对于每台售价32美元的DVD，其中专利费18美元，生产成本13美元，中国所能得到的利润仅仅为1美元。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很大的回报，但实际上最大的赢家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

五、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与美国的贸易逆差

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占中国引进外商投资的60％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加工中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将大量零部件运到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对美欧出口。所以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都是逆差，而对于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则构成了顺差。中美之间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是亚洲经济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量引进外资的政策感召下，美国的世界五百强的绝大部分企业也已登陆中国，他们同样看好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拥有13亿人口的广大市场以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也使得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了极强的互补性。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把部分产业(夕阳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对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承接了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美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腾出了空间。这也就使得过去美国通过货物贸易直接向中国出口产品，现在则越来越多

地转变为利用在华的投资企业生产并在中国本土上直接销售，这种贸易方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美国公司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所占份额，相对也大大减少了美国对华的直接出口。但遗憾的是，这一贸易方式的变化，并未在双方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上得以体现，既无法增加美国统计数字中的出口总值，也未增加中国统计数字中的进口总值，从贸易收支平衡上考虑，得益的显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30多年来，美中贸易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国际产业调整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广泛地进行新的国际分工合作的必然产物，美中贸易逆差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是美国市场的需求所致，有利于美国广大的消费者，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和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补充。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对美国的这种贸易逆差具有切实的了解，他认为，美国贸易的逆差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赤字，而是盈余。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也说，美国可以任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而安然无恙，美国的贸易赤字可称之为“无泪的赤字”。

六、加强相互理解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健康发展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由于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更多地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采用了“中国出口”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中国出口的绝对数值。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作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企业所有。在这种贸易方式下的“中国出口”仅仅是只有中国国家的地理意义。

关于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必须承认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要具体分析贸易总额和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实际财富和利益分配问题。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大，但美国受益始终大于中国却是铁定的事实。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两国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扩大经贸交往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种贸易方式的改变，是美国通过他们的脑力劳动，而中国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直接投资的贸易方式，使得美国比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虽然中国通过这种引进外资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与美国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实现的。

客观地来讲，作为一个生产能力庞大的国家，中国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国际市场，毕竟国际市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生产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造成的冲击都可能是巨大的，极易引发不满和摩擦。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中国需要在投资和消费方面寻找新的出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采取制度创新，自主技术创新培育国际化品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及时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政策，适度加大进口和重视内需的作用。同时，也要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样不仅可以缓解贸易不平衡，同时还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经贸往来。一旦在经济交往中出现摩擦，双方一定要冷静、理智地从贸易大局出发，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友好磋商谈判以达到解决。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不能仅仅满足于摆脱贫困和造就一个经济大国，要以尽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建设经济强国为最终目标。

当前中美经贸交往迅速发展的一种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深化互利合作。在合作中，双方都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思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来客观看待和处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将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往来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扩大，中美相互间的依存度也将进一步提高，这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经济结构关系也将预示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彼此都有着巨大的实际利益，美国把部分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也构成了中国产品能够长期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基本保证。这种经济关系也就构成了两国长期合作和繁荣的基础。中美双方应加强相互理解，共同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健康发展而努力。

贸易平衡篇9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相互开放市场，才能推动全球贸易的持续平稳发展，进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积极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既重视出口，也重视进口，为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放的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重视利用外部市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自身的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外贸年均增长17.5％，比经济增长平均快7～8个百分点，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与此同时，开放市场，扩大进口，对一国经济发展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通过进口，可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引入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资本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进口对中国生产率进步的贡献率约达46％。即使是进口消费品，也可以产生相应的示范效应，进而传导到生产环节，促进一国生产的发展。

在评价外贸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时，大家常常用支出法来测算，即以净出口来计算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但这种方法更多是统计意义上的计算尺度，不能全面反映外贸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更不能据此就认为进口对GDP增长是负贡献。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通过调整后的模型进行测算，认为从1987～2007年的20年间，外贸出口和进口对GDP增长率的年均贡献分别达到2.7和1.5个百分点。

因此，中国政府积极鼓励扩大进口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决策，有利于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扩大进口开启“双赢”局面

中国扩大进口不仅推动了自身经济发展，更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进口规模急剧扩大。中国货物进口贸易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了92倍。加入世贸组织9年来，中国每年新增进口规模均接近或超过千亿美元，这么大的进口增量是举世罕有的。中国进口贸易在世界进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也由过去的1％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8％，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二是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市场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9.8％，远远低予发展中国家46.6％的平均关税水平。今年，中国又进一步降低了部分原材料以及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同时，从7月1日起，分步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零关税待遇。在非关税措施方面，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目前已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管理商品。

三是市场潜力巨大。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较为充裕的资金要素，有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2009年，中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创1986年以来的最高实际增速，对GDP贡献率达52.5％。预计2010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总额。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危机肆虐的2009年，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不少国家对华出口增幅仍在20％以上，中国一举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呈现快速增长，据中方统计，1～7月，中国进口7665.6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增速高于出口11.6个百分点，顺差减少21.2％。根据有关国家统计，1-6月，美国对华出口增长35.7％，高于其同期总体出口增速13个百分点；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增长45％，高于其同期总体出口增速15个百分点；日本对华出口增长47.9％，高于其同期总体出口增速3.5个百分点；韩国对华出口增长48.7％，高于其同期总体出口增速14个百分点。

采取措施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出一个长期而庞大的内需市场，同时也会给其他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中国将一如既往，稳步推动市场开放，积极采取措施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首先，继续调整和优化进口结构。积极鼓励进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技术，特别是国内短缺的资源、先进技术和关键装备等；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和争端，努力扩大自主要贸易顺差国进口，尽可能促进贸易平衡；不断优化进口关税结构，目前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低于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引导企业扩大进口。

其次，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中国将进一步清理非关税措施，并对当前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措施进行修改和完善，继续简化和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减少进口环节和手续，降低进口费用和成本。近5年来，中国已分批取消了约800多个税目商品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改善进口检验检疫程序和海关通关环境，提高货物进口通关的便利化程度。

第三，不断完善进口促进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宣传介绍中国有关进口法律法规。提高政策透明度，设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为国内外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贸易环境。二是举办各类进口商品展览会、博览会、推介会，积极为扩大进口搭建更多的平台。其中，商务部将于今年11月在浙江义乌设立非洲产品展销中心，向非洲国家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帮助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三是积极研究运用各种金融、税收等手段支持扩大进口，包括为企业提供进口融资便利等等。四是支持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积极赴有关国家开展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有效减少贸易顺差。

贸易平衡篇10

[摘 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潜在市场，中美贸易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认清中美贸易关系存在的问题，通过采取政策协调措施、开展高层间战略经济对话平衡中美贸易差额，促进中美贸易健康、平稳发展，进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互利双赢是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的当务之急。 【论文关键词】 贸易失衡 对话机制 2008年6月17至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的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受到了全球经济界的瞩目，中美未来十年经济关系是此次对话的核心议题，对话产生了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即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的协议和启动了双边投资保护谈判，这将对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和贸易关系，乃至对世界贸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笔者由此次对话产生的深远意义展开了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回顾与分析，旨在探求中美贸易关系健康、平稳地发展。 一、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特点 中美建交29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24.5亿增长到2007年的3021亿美元，增长了120多倍。自1993年以来持续的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从2002年以后顺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贸易一直处在不平衡状态，“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便是一句形象而准确的概括。中美贸易差额连年上升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和反补贴领域。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二者的微妙关系主要表现在： 1.中美经贸关系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美国受益相对更多；2.中国对外贸易中50％以上是加工贸易，而中国仅从加工贸易中赚取到很少的加工费；3.美国在华投资多于中国在美投资。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成因 1.中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美双方对外贸易统计都是按照原产地原则进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存在较大误差。还有，如果把服务贸易计算在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定会缩小。 2.中美产业结构的差异。美国现在已经成功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国内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美国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其进口步伐。 目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约70%属于加工贸易，中国只能获得15%的加工费。同时，在向美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70%出自三资企业，属于中国企业增值的只有20%～30%，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利润还是流向了外资企业。 3.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性转移。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在美国表现为“产业空心化”，在东亚表现为“产业再次转移”，在中国则表现为“全球装配车间”。中国为全球提供加工组装，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后续生产都转移到中国。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实施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与返销相结合的策略，使得中国来自美国的进口明显减少，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大增加，实实在在地起到了支持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效应。 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除将近一半以上的“贡献”是由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为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则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转移过来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区域性转移导致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持续扩大。 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壁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主要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同时，美国许多高技术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但是，由于美国对华设置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美国进口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方面占有很大的原因 三、构建互利双赢、可持续发展的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双边贸易的正常现象，双方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思维、审慎的态度面对和缓解当前的贸易不平衡，积极寻求战略共识，为使两国通过贸易合作达到互利双赢而共同努力。 1.从中国方面来说。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采取积极的贸 易均衡措施，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储蓄率、适当扩大进口，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尽快完善符合WTO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协调，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 2.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经济崛起已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事实，试图用政策手段阻遏、延缓其发展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在当前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形势下，美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减轻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稳定美国的币值，对世界性资源性产品，原油、原料、粮食等价值起到稳定减缓作用。 3.从中美合作的角度来说。搭建沟通平台，有助于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 （1)对于矛盾和分歧，通过对话和沟通，增进理解，逐步加以解决，避免把经贸问题复杂化、政治化。（2)完善对话机制，增强战略互信，保持对话机制长久化，不仅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对全球经济也将起到正面推动作用。（3)深入落实对话成果，加强合作关系，增信释疑，互利双赢，更好地造福中美两国人民，进而为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建立了对话机制，持续至今已进行了四次对话。对话集中于长远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问题。中美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但消除分歧，增进共识，需要时日，更需要平台。目前，这一对话机制正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中美贸易关系在能够健康、平稳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中美经贸关系简况，2006年3月2日 亢梅玲: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