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论文十篇

产业集群论文篇1

本文立足于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时间跨度选择为2006年～2012年。样本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山西统计年鉴》（2007年～2013年）。

2对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的整体测度

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同时为了更全面清晰地反映其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将分别从产值和种植面积两方面来计算区位熵。

2．1产值区位熵法

依据前述区位熵计算公式，山西省农业产值区位熵为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年～2012年山西相对于全国的农业产业区位熵值均小于1，明山西农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农业产业仍处于劣势，还没有形成集聚。同时，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其发展变化情况，笔者绘制了山西省2006年～2012年这7年间的区位熵值走势图。可以看出，山西农业的区位熵值在2006年～2008年下降明显，从2008年开始，虽然上涨趋势明显，但仍未达到1，这一方面说明山西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迅速发展的势头，如果措施得力，则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形成集聚现象。

2．2种植面积区位熵法

同样地依据区位熵计算公式，山西省种植区位熵这种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了山西农业区位熵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关系，即用农业种植面积作为基数来计算分析，能够从农业种植面积反映农业播种的集中程度，从侧面反映农业的集聚规模。从计算结果来看，山西省各地市农业种植面积区位熵值均小于1，没有形成农业产业集聚，与产值区位熵法计算的结果出入不大。

3对山西省各地市农业产业集群的测度

由于各地市的农业种植面积数据存在获得上的困难，故笔者采用产值区位熵法和集中度指标，来测算2006年～2012年山西省各地市的农业产业集聚程度。

3．1区位熵法

产值区位熵法的计算公式为，山西省各地市农业产业集聚的专业化程度极不相同，区位熵最高的长治为3．31，最低的太原仅为0．29。这固然与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农业耕地较少有关，但作为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阳泉、忻州、吕梁区位熵同样很低（分别为0．39，0．51，0．64），位列倒数第二、三、四名。全部11个地市，区位熵值小于1的就有6个，达总数的55％，大于1的只有大同、长治、朔州、晋中、运城，就是这几个地区，农业区位熵差距也很大，长治、大同、运城区位熵大于2。这表明山西省各地市农业发展极不均衡，集聚程度也不平衡，山西农业要想快速发展，提高竞争力，必须在均衡发展上下大功夫。

3．2集中度法

依据前述集中度公式，笔者用CRn来代表山西省农业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地市的行业集中度，Xi代表山西省第i地市的农业产值，n表示第i地市的产值。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山西农产值较大的地市的农业集聚程度，笔者选取CR1，CR2，CR4进行研究，计算得出2006年～2012年山西各地市农业产业的集中度山西省林业产值前四名的集中度CR4都在60％以上，说明山西农业产业集聚在山西少数的几个地市。CR4和CR2的最大差额是29％，说明前二位遥遥领先于后两位（第三名，第四名集聚区域）。CR1的范围基本保持在30％左右，而CR2和CR1的差额在10％左右，这说明决定山西农业集聚程度的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而其中排名第一的运城则贡献最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7年间排名前三的始终是运城、临汾和晋中，这固然与这些地区的历史与资源优势有关，但其他地区发展劲头不足也是主要原因。

4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实证研究表明：山西省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且各地发展极不均衡。这固然与山西是资源型省份有关，但也与2006年～2012年山西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过度的依靠资源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忽视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产品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缺乏整体的农业区域发展规划，没有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资源优势，做到以“点”带“面”，农业联动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同时在农业发展方面技术含量不高、农业龙头企业较少、带动与示范作用不强、农民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也影响了山西农业的产业化进程。

4．2建议

依据上述分析与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4．2．1进一步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与引导力度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还处在集群化形成的初始阶段，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对于农业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一方面，山西省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惠民、利民政策，使更多的农民主动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另一方面，要继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理清农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结构与布局，制定山西特色的集群化发展战略。

4．2．2对农业产业集群进行合理的区域布局山西地处中国内陆，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对于农业产业集群化，山西省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市的发展实情，充分调研，形成合理的区域空间布局。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较慢，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如清徐的葡萄基地、晋祠的大米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也可与其毗邻的晋中、忻州特色相结合，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来形成联动经济。

产业集群论文篇2

关键词风险投资产业集群机理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

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

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性，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性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2.5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

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性。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

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性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性，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性，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性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性、来源有限性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性，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性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性。

5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性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性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形成、发展的战略思考[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2刘曼红.风险投资的第三要素——人、人、人(中)[J].中国科技信息，2000(20)

3孟薇，钱省三.印度软件产业研究[J].科研管理,2005(1)

产业集群论文篇3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和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是经济活动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它包含了某一产业从投入到产出以至流通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完备的经济组织系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不是靠单打独斗去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是组成特色产业集群，以集群的力量与大公司、大企业论短长。如果形成不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再大的企业，也做不强。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工业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都采取集群的方式。

在国外，因为有了硅谷和128公路这样的高科技信息产业集群，美国才能引领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在美国，有名的聚集群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产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意大利的家具、毛纺、陶瓷等产业集群创造闻名世界的“第三意大利现象”；日本东京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成为日本“机械工业的共同根基”。在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已十分普遍和成熟，基于产业集群而形成的集群经济早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板块和亮点。

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也在不断涌现，如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大量的产业集群，被誉为“亚洲硅谷”的印度班加罗尔是利用产业集群发展软件业，迅速获得了全球性强大产业竞争优势的典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产业集群，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正在不断涌现，它们导致了世界经济版图的“马赛克”格局不断变化。

我国的产业集群诞生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208年代初，几乎是与开发区同时发展起来的。20多年来，我国的产业集群已经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沿江地区初具规模，成千上万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和不同类别产业集群的形成，促进了沿海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外资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浙闽沿海经济区和胶东半岛集聚。比如：台湾新竹的计算机产业集群成为“台湾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广东省以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形成了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经济规模近4000亿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珠三角404个建制镇中，有四分之一的镇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目前浙江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8个，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等，星罗棋布的产业群成为浙江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一个个的产业集群蔚然成风，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国内外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被不少专家认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因为，产业集群有助于形成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和经济的创新与扩展，有效地结合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的优势，产生集群效应，即在产业集群区域内，形成高度的既竞争又合作的产业氛围，使分工更专业、更精细，使成本降得更低、技术创新节奏更快，同时，解决分工专业化与交易便利性之间的矛盾，形成高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有效地提升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可见，“集群化”带来“跨越式”，产业集群不仅是一种强竞争力的经济组织，也是一种可扩展的跨越式发展模式。集群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具有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是其他形式无法比拟的。产业集群形成的竞争优势提升了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为实现城市经济的高起点、跨越式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从世界范围看，集群化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产业呈现区域集聚发展的态势，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大多是集群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化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潮流，产业集群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产业集群的区域竞争优势所在

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能够产生高效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形成更好的供应、销售市场和渠道，企业更容易获得熟练劳动力、技术人才、设备和原材料。由于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存在，产业集群能够使原来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为基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大大加快企业的创新步伐。同时，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专业市场，建立区域性品牌，使企业获得区域营销优势。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载体，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产业集群作为由产业、人口、城镇、信息、基础设施等要素构成的非平衡态、非线形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通过内部要素的相互融合以及与外部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频繁交换维系着自身的存在。产业集群在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中，不断体现出对区域经济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即不断体现内部各要素的整合功能，并实现自身结构的自组织及有序化发展。产业集群就是通过其内部各要素作用力的耦合来提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通过促进企业的衍生和最大限度地将区域内资源要素组织起来获取正面市场竞争力，此外又通过简化市场交易对象的办法，即由原本千差万别的众多中小企业参与市场活动转化为在集群内部按网络关系（非市场机制）来完成各种交易和交流，而在外部则由单纯的一个产业集群来直接面对市场，杜绝了市场失灵或市场低效率，由此从反面获取了市场竞争力。这正是产业集群在世界各地长盛不衰的原因。

产业集群论文篇4

韩国大德科技园是典型的政府驱动的产业集群模式，是技术追赶者的发展模式，也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位置。大德科技园是亚洲最大的产、学、研综合园区，是韩国成功由发展中国家转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重要里程碑。大德科技园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第一，依托骨干产业，采取阶梯发展。大德科技园在技术引进上并不盲从，一开始就植根于韩国骨干产业，从重化工的技术开发，逐渐转向电子通信等高技术产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二，重视基础建设，不断吸纳人才。大德科技园始终把为研究人员创造优越的工作环境放在首位，并非常重视研发人才的继续培养，最终打造了完美的软硬件服务设施留住和吸引了更多的人才，这从根本上保证了高科技产业发展。第三，鼓励企业参与，实行产学研机制。为发展高科技事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初期效仿日本筑波，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建设基础设施，后期逐渐强化与生产结合，注意吸收民间企业研究所的进入。同时为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大德科技园建立了产学研机制，并加强与国外的高科技机构的协作，有效促进国内外各方的信息交流，使科研成果能迅速应用于企业生产，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共同特征

1.政府宏观调控，企业主导发展。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点，各国政府都很重视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长远规划，并给与大力的财政税收支持，从而引导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序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虽然政府的宏观调控至关重要，但市场才是真正的主体。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规律是由企业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即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根据OECD统计数据显示，所有国家的R&D经费最重要来源部门是企业，企业R&D投入至少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像美、日、中、韩四国更是超过了70%，显然企业是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2.官产学研结合，加快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包含若干的发展环节如规划、研发、生产、销售和再研发等，而官产学研模式是经过通盘考虑和计划的有机复杂系统，其联系不是单方向的矢量，而是有反馈回落的连环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由大学和机构进行研发，把研发成果及时转化到生产力上去，通过生产和科研之间的互动式的促进，在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和资源集成，完善创新产业化链条，以最快速度形成技术突破和实现产业化。

3.研发投入稳增，集聚大量人才。R&D活动投入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源泉，是保证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所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R&D投入基本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其中美国和日本R&D投入较稳定且投入强度居于领先地位，新兴工业国家韩国R&D投入快速上升，中国的相关投入虽增长很快，但投入强度仍远低于美日韩。显然要想保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加大R&D投入是当务之急。人才作为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载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纵观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将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

三、启示

美国硅谷因其拥有鲜明的特色产业“优先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不断产生新产业、新机制”和持久的创新文化而称霸于世；日本筑波因其照搬照抄，脱离市场，没有因地制宜而沦为“现代科技的乌托邦”；韩国在其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后，进行创新式的园区建设，使得大德科技园成为韩国最优秀的研发、人才培养、产业化和培育新产业的基地，并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成长的加速器。鉴于此,对我国特别是次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启示主要有：

1.转变政府作用，促进官产学研结合。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明确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定位。根据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结合国际上政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我国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将由行政职能转向服务职能。就我国目前而言，合理的战略规划、充分的制度供给和优惠的政策环境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需要的服务。要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和途径是我国应该借鉴的。要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官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转化机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投入结构与功能的系统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能力，从而全面提升我国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持续吸纳力。

2.承接产业转移，注重特色打造。在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要立足区域优势和现实条件,着重打造专业化的产业园区，形成相关产业的集聚区，建设专业性强的开发区。要想从根本上树立开发区的专业性特质，政府就需要在开发区发展规划方面，将专业品牌构建理念与发展规划融为一体。打造开发区的“专业”品牌特色主要通过构建“专业”产业特色和“专业”功能特色。首先，开发区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依托本地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实施差别化发展，找准战略定位，争取形成各具特色的极具竞争力的专业化产业。然而“专业”产业特色要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全国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和升级的大背景下形成，同时也要遵循产业区域分工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新区，由于受到经济基础以及开放条件的限制，面临当下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若要培育园区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更应该将地方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根据自身条件选取并发展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对传统产业提升作用明显的产业，实行专业化发展。其次，要构建开发区“专业”功能特色。目前我国国内开发区有很多类型，各种类型的开发区承担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并且各自采取的发展模式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均有较大区别。因此，开发区在形成各自的专业性特征之前，要定位好自身的发展目标以及未来前景。对开发区的总体功能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应该鼓励那些符合要求的开发区建立科技园区、保税区、保税仓库以及出口监理仓库等功能区，并且在区域发展规划中融入功能布局以进行整体管理，以促进开发区中各种经济功能区的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推动功能区相互之间联合发展，使开发区对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更加显著。如过去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经过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开发区中已有的传统产业在其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弱化，要保持开发区稳定快速发展，必须适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开发一些具有发展前景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新兴战略产业，转变区域功能。而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联南络北，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廉价，具有很大的区位优势，特别适合和需要发展现代流通业，成为全国的信息交通枢纽，因为现代流通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更能够大力支撑整个区域的产业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论文篇5

关键词风险投资产业集群机理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近年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都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综观各国成功的风险投资业，可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闻名世界的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都是风险投资业高度集群的地区。如果说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关注的行业，那么它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讨，但有关对风险投资业的集群现象却很少有人做过系统地研究。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风险投资业也具有集群效应呢？本文对此将做深入地剖析，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有所启示和帮助。

1产业集群理论的阐释产业集群始终是区域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最早对其做系统研究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一区域集群同一产业的企业越多，就越有利于企业所用生产要素的集群。而生产要素供给越多，就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随着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论还把规模经济、地理、文化与政治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会促进了企业及各种组织之间外部经济实现。对产业集群的另一解释则是以中小企业合作竞争为基础的新产业区理论。该理论揭示了新产业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区域社会经济特，这种区域经济特征与当地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分不开。在产业区内，人们有相同价值观，彼此相互合作与信任。该理论同样注重外部环境，指出企业之间应是完全对等关系，认为企业网络的形成及各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和积聚而使创新不断发展。波特也从创新角度对产业集群聚集现象进行了分析，其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因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需具备这四个条件。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动因，他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并从贸易成本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问题。他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但由于克鲁格曼只是通过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系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动因，却未考虑其他环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结论的应用受到挑战。

2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内在机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

波特认为，任何企业都可由价值链的重组来创造低成本竞争优势。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一个企业自身来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创新，或者不可能、或者会产生较高成本。而风险投资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流程仅靠一个企业是很难完成的。如果主导型风险企业劝说其他企业加入，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的团队，让其完成配套的技术创新，对风险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来说都可以获得降低成本的优势。正是这种专业化分工形成了风险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产业群，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风险企业集群创造的总价值(VGi)与单个风险企业创造的价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视为风险企业由于地理接近而获得的外部经济，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风险企业额外获得的知识溢出，其大小取决于网络中风险企业数量、专业化程度及创新质量。δ越大，企业集群就会越强大，也就会形成长期的多样化契约机制。这些契约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动风险企业间的共同开发创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区域的相互依存产业网络体系。它既有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等世界领先的主导大企业，也有很多相互联系的小风险企业。截止1999年3月，人员不超过50人的科技风险企业占80％，约有4800家。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生生灭灭的小风险企业，才共同推动与保持了硅谷持续的竞争优势。

2.2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家几乎都强调人的重要，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资成败的关键。风险投资家们常说：宁可投资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项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项目、第二流的人。这里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熟练掌握技术、管理和金融等多门知识经验的风险投资专家，同样也包括生产、销售、技术、管理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某区域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个地区就会对需要此技术的风险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同时，来自不同企业、不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员工也可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传递信息和技术，从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生和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就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储存的摇篮，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纪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外，还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能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1/3是各种软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许多人将技术、资本、经验和创新精神带到了班加罗尔，有效地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

2.3充裕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要想使风险企业快速成长，除了要受到人与技术的推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各国政府起初为了扶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纷纷采取财政补贴和建立风险种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财政状况，而且各地区又是有差异的，受惠对象也仅限于本地风险企业。而事实证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并不是发展风险投资业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了获得充足的风险资金，各国政府相继都采取了很多优惠鼓励政策，并加强了资本市场的建设，使得风险投资的供给主体向多元资金投入型发展，美国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2.4富于创新的人文环境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充满创新文化的环境下，可摒弃传统企业模式，追求企业的人化和个化，极大地调动控制人力资本的寻常人。在存在“勇于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创新文化气氛下，人们可以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观念、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速度，节省了交易成本，最终使风险企业蒸蒸日上，脱颖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至普通职工，每一个人都具有创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传递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许多工程师求职的信条是：富于创造力的小企业远胜过大企业。这也要归因于美国独特的民族气质，其核心就是“西部开拓”的创新精神，这种民族气质恰好与风险资本投资天缘巧合，构成了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土壤。2.5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风险投资是一项专业很强的投资，需要各方面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作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就成为风险投资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中介机构既是风险投资运作之必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国家中介机构的健全是体现其风险投资业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是风险投资顺畅循环、实现增值的重要保证。聚集可以使风险企业共享这些中介机构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风险企业，关键在于有比较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为风险企业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保障。

3风险投资业的产业集群模式

3.1产业关联型

产业关联型是指由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联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种类型既有生产同类产品或处于相同生产阶段的同产业企业，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生产互补品、配套品或具有专业化服务的辅助企业。尽管这类风险企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少数几个企业为主导，其余企业或为其提供互补品或配套品生产，或为聚集区内所有企业作专业化服务。如计算机产业发展就须电子、软件、材料行业的强力支持，一旦它们都得到专业化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规模经营才得以实现。

3.2资源共享型

资源共享型是指企业受益于某一区域特有的公共资源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企业最初选址要考虑范围经济，导致范围经济的共享资源包括产品原料体系、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等。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风险企业都有许多共享资源，这样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3.3知识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这种类型的企业集群有别于传统企业：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较高，绝大多数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受技术创新、吸收和应用的影响比较大，受技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较高；三是风险企业的成长严重受技术生命周期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四是企业经营的高附加值和高风险并存。

3.4外力驱动型

外力驱动型是指在外生环境驱动下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模式。外生环境各种各样，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态各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企业都属于由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它们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驱动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类是基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风险企业集群。如我国港澳地区的风险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台湾投资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资则集中在辽东地区；再有一类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风险企业群。像日本筑波的风险企业就是典型实例。不管集群属于哪种形态，维持和决定集群持续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风险企业的产业链，外生条件并不能长久地维系。

4我国风险投资的集群现状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风险企业网络体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国的风险企业大多是通过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优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间集群。这种集群模式使得许多风险企业大都是因为外部的优越条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赖内在价值链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样企业间就难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竞争能力相联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最终导致企业集群“先天不足”，价值链整合力度不够、结构单一、企业关联度低、缺乏协同效应和植根。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地区政策差距日益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很大脆弱，当某一区域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一区域内的一些风险企业就可能会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

4.2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的缺乏

风险投资是一种现代新型投资方式，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实践极强，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直接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败。而我国目前现状是，虽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术、管理，又有金融等专门经验的人才对其商业化前景的准确评估，致使现在大部分风险投资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员虽然有创业热情，创新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外资和民间资本虽然有进行风险投资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难找到可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复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风险企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风险产业来说，一个创新产品比较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当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的利润就降低，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策略一般有差别化竞争和低成本竞争。低成本竞争可能会因其他风险企业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该企业被淘汰，而采取差别化竞争的企业则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企业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是导致我国风险企业竞争力不够强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

国际经验表明，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等多渠道的民间资本，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则着重通过制度安排来扶持风险投资。而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规模较为狭小，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部分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获得。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的垄断、来源有限以及与风险投资本质的相悖，政府的过度参与必将极大制约民间风险资本的发展。

4.5风险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

风险资本从筹措、投入到退出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它是以消除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为目的，提供资金供求双方的匹配、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机构，但大多数独立较差、地方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一般中介机构都挂靠在行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主管部门等，很难保证人员、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独立，势必影响执业过程中的公正。此外，由于各类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行业自律管理和法规规范，导致中介机构降低职业职守，违规违法现象严重，从而削弱了其在社会上的中介地位。同时，在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业务的法律地位和准则明显不足，相关法律尚未制定；各个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执业标准体系，各地中介机构都按自行标准开展业务，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导致中介机构缺乏信用认知。

5对策与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产业组织的战略高度，选择合适的行业，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引导风险企业走集群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应尊重集群的内生规律，要注重某一区域内主导风险企业的培养，发挥它们的“羊群效应”，通过其产业环节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小企业，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产业技术链，从而推动整个风险企业集群化的成长和网络体系的形成。

(2)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的成功，人才无疑是第一大要素。为此，要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人才；要有计划地把国内有一定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员送到国外发达国家培训；要聘用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华人专家回国工作；尽快建立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3)疏通民间资本转化为风险投资的渠道，实现由单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发展的转换。为此，我国在目前法律体系的现状条件下，要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与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4)完善风险投资的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培育中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各机构进行分工与协作，发挥其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加强中介机构的自律建设。完善中介机构的外部法制环境，尽快出台和完善《证券发行和交易法》和《投资顾问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加强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加快各种信息服务业的建设步伐，形成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投资中介运作体系。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形成、发展的战略思考[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2刘曼红.风险投资的第三要素——人、人、人(中)[J].中国科技信息，2000(20)

3孟薇，钱省三.印度软件产业研究[J].科研管理,2005(1)

产业集群论文篇6

关键词：旅游产业集群竞争能力发展

我国旅游产业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当前，我国旅游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提高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产业集群是目前世界上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模式。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也出现了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我国旅游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产业集群特性与旅游产业集群

（一）产业集群基本内容

“集群”概念是由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引入，用于对围绕某个（些）产业的企业在一定地理空间上集聚这种经济现象的描述。所谓产业集群，是指包括企业、支撑机构及政府等参与者在地理上围绕某个（些）产业而集中形成一个网络，网络内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商业关系支持着各参与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就是把集群联系在一起的是“包括供求关系、共性技术、共同的市场导向、共同的劳动力市场和地方性文化等在内的一系列因素”。

产业集群具有以下特点：

区域特性。集群是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而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因而也就形成了特色各异的产业集群。

产业关联性。这是产业集群基本特征，是集群得以形成的基础所在，也是各产业集群共有的而又相互区别的重要属性。无论隶属同一个产业，还是前后向延伸产业，抑或是附助产业，产业关链性是他们聚集的最根本的特征。本文着重强调的即是集群的产业特征，故而称为产业集群。

专业化分工协作。各关联企业的“扎堆”，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可降低交易成本，创造了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进而促进创新，形成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获得竞争优势。

地方根植性。这是新产业区理论的主要概念，是其判断新产业区的标志性概念。其含义是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集群内各企业只有扎根于当地，形成地方人脉，融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网络，进而融入当地文化，形成产业的社会化网络，才能促进和推动产业集群形成。

（二）旅游产业集群的类型及特征

1.资源型旅游产业集群。以经营特定地域空间的旅游核心吸引物的企业为中心，以地接社、酒店、餐饮、交通运输公司为主体，以保险、银行等配套服务企业为辅的面向游客需求价值链的产业集群。

这类旅游产业集群发生在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的景观或事件(贸易展览或商务会议)对旅游者起着激发或吸引的作用，是旅游者的根本性需求。因此，提供或经营核心旅游吸引物的企业构成了旅游产业集群的中心。集群内的企业间直接关联性并不强。它们间的资源整合是在多点之间进行，通过联合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经历，形成某种“一揽子旅游产品”。这类旅游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关系的不稳定性。集群内企业的联系主要是信息联系，形成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价值网系统。价值网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供应链理论进行了实用化的系统思考，将企业的经营置身于现代网络环境，通过将链式思考提升到网状思维，即使原来是竞争对手的企业纷纷合作，把各自的价值链联结起来形成价值网络，使企业更能满足客户的独特需要。集群内企业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认同感。由于旅游核心资源的非流动性，因此要求这类旅游集群的管理体制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在我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大型旅游景区往往形成这类旅游产业集群，如大九寨沟国际旅游区，张家界大旅游区等。

2.专业市场型旅游产业集群。通常以具有销售中介职能的大型旅行社企业集团为龙头，以众多中小旅行社企业(或特许经营加盟社)为主体，相关旅游要素企业为依托而形成的旅游产业集群。

专业市场型旅游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旅游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相互依赖性较强。集群以旅游经营商或批发商为中心，它主要面对零售商而不是一般公众直接销售。处在的是专门面对消费者从事旅游咨询服务、收客业务的零售商或是专门从事地接业务的专营商。这类产业集群主要通过分工合作共同组成地域生产销售网络。集群内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也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集群内企业之间以电子商务为平台，形成批发、和零售的旅游网络。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市场的力量。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旅游服务部门特别是旅行社，其经营活动是以水平分工体系进行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在我国客源充沛的特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一些实力强大的旅行社率先应用资本和新技术，对旅行社的经营分工进行了再造，实现了旅行社的垂直分工和专业化经营。因此，以专业化市场为基础的旅游产业集群主要发生在我国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和东部地区。

旅游产业集群与我国现代旅游业

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的出现和逐步形成对于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旅游产业集群的出现代表着我国旅游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旅游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经营组织形式。它的出现打破了我国旅游产业长期以来的分散经营单一旅游产品的经营组织模式，是我国旅游产业的一次革命。旅游产业集群内各企业通过相互竞争和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而结成一个空间集聚体，成为介于市场与管理层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组织既有助于企业克服市场的交易分散性和不确定性风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克服多层次组织的低效率。旅游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发展将提高我国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

（二）旅游产业集群形成表明我国旅游产品和服务价值链的延长

较长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价值链，为旅游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可能，也为新企业的进入创造了市场发展空间。而新企业的进入是旅游集群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为它是保持旅游企业集群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三）旅游产业集群的运作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旅游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架起了桥梁。

旅游产业集群促进区域旅游生产率的提高。旅游产业内大量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很快形成区域旅游规模经济效应。一是旅游关联性供应商的聚集，不仅能提高区域内对旅游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同时也降低了旅游供应商的违约风险。二是旅游专业化市场的形成，从客源供给、服务产品支持到景点产品销售，旅游集群区内可以自然形成巨大的旅游专业化市场。同时，也促进地区就业率的提高。三是高素质员工的流入。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专业技术员工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流动风险，由此带来人才的集聚。四是专业信息的共享。有市场的、技术的与竞争有关的信息有可能在区域内大量会集并迅速传递。五是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又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旅游资本，引发相关配套资本的跟进，促进旅游产业的迅速崛起和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形成旅游产业优势。

旅游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竞争能力。旅游产业集群为区内旅游企业的竞争和合作提供了双重机会。竞争对手的存在迫使旅游企业不断采用新技术、创新旅游产品、改进旅游服务，树立区域旅游品牌。旅游产业集群内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与合作中得到优化。竞争使旅游产业内部分工更加专业化、服务质量标准化，合作使旅游企业间形成的产业链更加紧密。这一切又促使企业在更高的层面开展竞争。其结果形成对旅游消费者更大的空间吸引力。

我国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旅游产业集群是我国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加快发展我国旅游产业集群，是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有效途径。本文从我国旅游产业现状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一）抓住机遇快速创建旅游产业集群

目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旅游消费增加，旅游产业规模扩大。同时，旅游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仍然较低。这表明我国仅是一个世界旅游大国，但不是旅游强国。要成为旅游强国，我国旅游行业必须进行产业组织形式的改革，快速创建我国的旅游产业集群，提高我国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的增长为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背景条件。

（二）了解和遵循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规律和演进机制

我国的旅游产业是政府主导的产业，但真正的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政府不是主角。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是旅游企业有目的性的区域集聚，有一定的自发性。如果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强行聚合，人为“造市”，就丢掉了旅游产业集群的精髓。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市场环境，这是一种辅助作用。因此，在我国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变过程中要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

（三）完善和强化政府部门的公共行政服务

公共行政服务是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我国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府的公共职能包括：协助集群内企业进行宏观市场需求分析，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数据资料；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技术交易平台等要素市场的建立，创造便利条件；鼓励和引导公共服务机构发展，包括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和咨询机构，公证、会计服务机构等；通过政府活动促进企业间的各种交流和合作，倡导旅游集群文化和旅游产业经营和创新氛围；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发展旅游中介服务组织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行业协会将发挥政府难以替代的重要职能。这是世界各国发展集群产业的一个基本经验。目前，我国旅游行业协会、旅游法律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是旅游行业协会还具有较为浓厚的政府色彩，影响着公共职能的正常发挥。这些服务组织应独立经营，实现职能的专业化、服务细分化和运转社会化。

（五）努力培育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示范区

我国旅游产业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批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型著名旅游景区等。它们无论从旅游硬件或软件看，都适宜成为旅游产业集群的载体。因此，应加强规划和政策研究，在已具备旅游产业集群雏形的地区建成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示范区。培育集群旅游品牌，树立整体旅游形象，以推动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梦.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旅游学刊，2006，2

产业集群论文篇7

根据产业集群四阶段生命周期理论，产业集群依次经过萌芽-发展-成熟-衰落四个阶段，在这期间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一个钟形或S型演化轨迹（图1中曲线A-B-C-D，A、B、C、D分别对应从萌芽到衰退的四个阶段），文中称其为产业集群的四阶生命周期演化曲线。本文提出的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曲线（图1中曲线A-B-C-D部分-E）认为，当产业集群发展到“衰退”阶段后存在一个跨越点O，将集群演化曲线分化为上行的E曲线和下行的D曲线。E曲线表明，在O点时产业集群通过导入新技术、进入新市场、生产新产品等使产业集群进入到新的生命周期；D曲线则表明产业集群生命力“持续衰退”。在t4至t5之间的U型曲线是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的关键期，与阮爱清（2008）提到的产业集群成长的“困难期”相似，它是由于在产业集群转型过程中转型收益无法抵偿转型成本而形成的转型困难期，表现在企业层面就是企业转型收益无法抵偿转型成本。在这期间集群内会出现成员企业迁离、关停，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下降的状况，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原产业集群受益于转换期内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成功转型升级，并由于新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加入，使集群内组织结构更加符合现代产业集群的要求，即使在转换阶段有一定数量的企业退出集群，但集群整体能够维持临界水平以上的企业数量和综合竞争力，产业集群就从原生命周期A-B-C-D进入了新的生命周期演化阶段。

二、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中的企业行为选择模型

Capello（1998）认为产业集群演化的路径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在升级的每一个阶梯上都有可能停滞不前，因此很多产业集群的衰退是暂时的，是在某个发展阶梯上发展停滞的表现。产业集群持续演化的关键在于单个生命周期O点的跨越，整个产业集群演化的结果取决于集群内以网络结构相联系的个体成员行为的联合作用。下文通过构建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转换”阶段的企业行为选择模型，从微观视角分析产业集群内个体在这期间的行为规律，进而解释集群内企业行为选择对产业集群跨期演化的影响。

1．“转换”阶段产业集群内企业行为选择模型阮爱清等（2008）在运用模型仿真研究产业集群演化时，从网络结构角度构建了“种子-核-产业集群”的产业集群成长演化模型（图2上部），其中“种子”是形成产业集群的诱因,可以是一种资源、技术、市场甚至是企业、人才等，“核”是未来可能发展成为该区域产业集群的一种产业或产品的生产体系的雏形。本文以产业集群存续性为前提，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推演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转换”阶段中集群内企业行为选择模型。为简化分析，本文设置了5项假设条件：a.假设产业集群内的领先企业数量为1，且处于该集群产业链的最下游；b.假设产业集群内企业层次为2，分别为领先企业和一般企业；c.假设一般企业分为两类，一类与领先企业同处于产业链相同位置，即与领先企业的关系以竞争为主，另一类处于领先企业产业链的上游，是领先企业的供应商，且每一类都由若干企业构成；d.假设产业集群内跨期演化前不存在配套服务商和科研机构；e.假设该集群演化的结果是确定的———顺利跨期转型，因此集群内部企业的行为选择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只会影响演变的进程。图2模型描述了在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的单个“转换”阶段内集群内企业的行为选择。一个“转换”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先企业引入新“种子”，原产业集群网络瓦解；第二阶段，产业集群内一般企业行为选择，集群“核”网络重构；第三阶段，新成员进入，产业集群进入新生命周期。①第一阶段：领先企业引入新“种子”，原产业集群网络瓦解。从转型顺序来看，当产业集群发展至衰退阶段，以产业集群存续为前提的跨生命周期演化一般以产业集群内领先企业的率先转型为起点。龙头企业就地转型的较低风险，政府培育龙头企业和鼓励龙头企业转型的倾向以及领先企业的地域、产业、知识根植性（闫华飞等，2013）等因素对地域粘着性的增强，因此“就地就行业”转型成为领先企业最主要的转型路径（赵昌文等，2013）。鉴于领先企业对产业集群存续的重要倾向，本文在分析中忽略领先企业迁离产业集群去区域的可能。从转型方式来看，产业集群内的领先企业一般具有资源、能力优势，同时比集群内一般企业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领先企业的企业家也往往具有更敏锐的市场眼光和转型发展的意愿。此外，在产业集群的转型过程中，政策因素对推动领先企业转型效果更加显著。因此，领先企业一般会成为产业集群区域中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领先者。领先企业的转型过程，就是将新的“种子”（可以是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商业模式等）引入企业（如图2中的d1路径），并随着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和集群内知识协同和技术溢出等作用，为产业集群植入新的“种子”的过程，同时“核”（如图2中的路径d2）。这种行为模式主要是由于企业自身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对集群知识溢出具有吸收能力，对该区域内资源和产业、市场具有一定依赖性。第二种是离开原产业集群，以“种子”形式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核”，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如图2中路径d3）。这种行为模式一般发生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但受到地区政府管理的企业，如沿海发达地区的印染、造纸企业和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梯度转移”现象。第三种是结束企业经营，关停企业（d4）。这种选择的做出可能是企业家对于企业或产业失去信心，放弃经营，也有可能是为转行腾出资金。b.处于领先企业产业链上游环节的一般企业行为分析：集群内处于领先企业产业链上游的一般企业，即领先企业的原材料或部件供应商。其在“O”点的主要行为模式也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根据领先企业新需求，生产新产品，继续保持与领先企业的供求关系，构成新的“核”（如图2中路径d5）。这种行为模式主要建立在企业自身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对集群知识溢出具有吸收能力，并对该区域内资源和产业、市场具有一定依赖性的基础上。第二种是保持原技术和产品状态，放弃集群内最重要的客户（领先企业），寻找集群外新客户（如图2中路径d6）。这种行为模式一般发生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不论其最终是否离开原产业集群，但对本产业集群的产业关联性和经济贡献度都逐渐降低。第三种是结束企业经营，关停企业（如图2中路径d7）。③第三阶段：新成员进入，产业集群进入新生命周期。由于第二阶段中一些企业选择退出产业集群，为新进入的企业和机构腾出了一定空间与资源，同时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也对新成员的进入形成拉力。新进入企业中部分是领先企业的新竞争者，一部分是原材料和部件供应商，还有一部分是配套服务商和科研机构，这三类新进入者与产业集群内原生成员构成了新的产业链和网络结构。

2.企业行为对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的影响企业行为对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产业集群的“存续性”和跨生命周期演化性的影响。其中“存续性”从集群内企业数量、集群综合竞争力两方面分析；对跨期演化方向的影响，可理解为是否有利于产业集群跨入新的生命周期。下文以此总结了企业行为对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的影响。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的“转换”阶段实际上就是破坏原产业集群的路径锁定，重建核心能力的过程。首先，领先企业引入新“种子”，为产业集群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会破坏产业集群原有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引起企业数量和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的暂时波动，造成产业集群衰退风险，这也是对阻碍产业集群转型的“根植性”进行破坏的过程；其次，产业集群内一般企业的行为推演虽然受到模型简化和结果设定的限制，但基本展现了产业集群“转换”期间企业主要的行为模式，并且各种行为对产业集群跨期演化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一般企业的追随创新行为有利于集群内新“种子”的存活、新“核”形态的构建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发生，对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具有积极影响。一般企业迁离和关停虽然短期内会减少集群内企业数量，暂时降低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同时也可以为新企业的进入腾出空间和资源；最后，新企业和机构的进入对于完善产业集群功能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三、对策建议

将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曲线与企业在“转换”阶段的行为选择模型相结合，可以认为曲线上t4至t5之间“U”型关键期就是新“种子”嵌入产业集群后原“核”形态打破与新“核”重构的过程。根据该过程中产业集群内企业行为模型，本文以促进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为目的，给企业和政府提出若干建议。

1．企业方面推动产业集群跨生命周期演化并不是企业经营的目的，但产业集群的演化与集群内企业的发展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集群内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警惕产业集群衰退的出现，尽早防范，并为企业未来的行为选择做好准备。在“种子”引入阶段，对领先企业而言，在具备创新能力的前提下率先进行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不论是突破性创新或延续性创新）一般都有利于对企业长远发展，且依托集群资源的同行业领域内转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转型风险。在“核”形态重构阶段，对一般企业而言，如果不具备创新能力优势，可优先选择追随创新，从渐进性创新累积创新能力。一般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应当借助集群区域内的优势资源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尤其是基于合作关系的企业之间。暂时不具备创新转型能力的企业可以暂时采用梯度转移的方式缓和生存压力，但在转移后应当重视积累增强创新能力，在梯度转移时应当关注政策方面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优先选择进入配套条件较好的产业园，积累转型能力。一般企业如果选择继续留在原产业区且不参与协同创新而寻找新客户，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要尤其注意产业关联度和对本地经济贡献度的降低会减弱企业应对政府管制的能力。不论领先企业或是一般企业，都应有意识地利用产业集群内外网络关系，扩充社会网络资源，获取新“种子”；在增强“种子”吸纳能力和“核”重构能力方面，采取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弥补科研能力的不足，或集群内企业的合作关系进行创新活动，此外也可以考虑运用一些专利库获取技术资源，在突破性技术方面不占优势的企业可以考虑商业模式等另辟蹊径的创新方式。

产业集群论文篇8

[关键词]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内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内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1．指出FDI是导致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魏后凯、徐康宁、梁琦等人从FDI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因素导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区集聚。我国学者朱华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全球联系一直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对后者的技术依赖性增强。茹玉骢指出是跨国公司垂直型的FDI导致了我国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王剑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集聚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刘义圣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类：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外生式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指出外生式产业集群是FDI与当地的区位优势结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资为主的产业集群。李锋从实证的角度对江苏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苏产业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动型集聚，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对集聚网络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胜利通过台商在大陆投资特征的分析，指出台商目前已在大陆形成地域集聚，但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对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国内的区位优势与FDI链合的结果。黄德春指出，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

2．认为产业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状况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贺灿飞用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来解释我国207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实际利用FDI和协议FDI的分布，验证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FDI的重要作用。王焕祥以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加剧，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祖强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FDI纷纷投向中国，跨国公司的FDI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衷，指出我国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首先是因优惠政策、市场、资源等因素导致FDI流入，在路径依赖以及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又成为进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区位优势。如李锋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了区域的整体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降低了商务成本，从而增强了区位的引资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而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区位优势，如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FDI进入我国。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FDI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并引致本地与外资企业加入，导致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更多的FDI进入，从而使集群效应成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外资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已进入良性循环：区位优势——FDI进人——形成集群效应——区位优势增加——更多FDI进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效应。

(二)FDI与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加工制造业利用FDI数量最多，相应地外生性产业集群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中。随着近年加工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和若干制造业带。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各地工业增加值与FDI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区，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也高。

注：①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②FDI实际利用额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长江三角洲(苏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三大经济核心区，随着FDI在这些地域内的集聚，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带和辽中南(沈大)制造业带。这些制造业带，由最初的简单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后，由于集聚体内企业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已经开始由集聚向集群转化，形成产业集群化趋势。

2．FDI区域分布与各地产业集群数量分布呈现一致性。根据表2数据，2004年我国东部l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实际额共计46714984万美元，占全国FDI利用实际额的比重高达83.11％。2005年我国25个省(市、区)的产业集群数共计748个，而东部10省市的产业集群数为569个，占25省(市、区)集群总数的76.07％，产业集群数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东部。通过FDI利用额与产业集群数量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也位于全国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的区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FDI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and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人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人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Equipment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design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Brand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Manufac-turing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使用标准化技术，产品的专用性低，与EMS、OBM、ODM厂商之间的关系松散，被其他厂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讨价还价能力差，价值捕捉与创造能力差。

我国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经销商，其通过控制设计和销售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中的设计优势、品牌优势与全球营销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提品，构筑零售商、经销商与设计者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水平网络，从而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进入壁垒，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由于其技术难度不高，生产环节进入相对容易，但市场进人壁垒较高。在我国劳动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在产业的上游不具有设计优势，在产业下游不具有品牌与全球销售优势，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被动地以OEM方式为全球大型供应商提品，嵌入其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取微薄的工缴费。。

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由于无法进入到研发、设计与销售环节，缺乏生产的自主性，被动地依赖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这种“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国内企业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高，技术决定市场进入，加之国内缺乏产业发展的传统基础，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由生产环节进入到设计、研发与销售等高端环节面临的困难较多，摆脱OEM锁定还需要时日。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壁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较低，且国内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传统与基础，因此生产进入相对容易。国内企业通过多年为外资企业进行OEM生产，已开始普遍采用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外生性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已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两端扩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设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场开拓环节延伸，从而能够分享来自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集群所获利润相应提高。从内外资企业在集群内的融合发展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了集群的产生，也促进了本地民营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使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加深，增加了其对当地的本土化嵌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单纯合作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国内企业在依托OEM赚取稳定收益的同时，开始积极自创品牌，开拓国内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内近年来在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众多产业中已经涌现出大批知名国内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矛盾开始暴露，即内资企业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彼此间的无序竞争已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使竞争优势难以形成，集群发展后劲不足，不仅没能获得集群所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也较难摆脱OEM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将威胁到集群的存续。

综上所述，导致“OEM锁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我国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资作用下被动形成的，虽然形成的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在长期自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嵌入优势，而内生性嵌入优势才是产业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催生”了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国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内生性嵌入网络提高竞争优势，将与其配套的上下游厂商、服务商整体移植到我国，形成孤立于本土企业的具有较强的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复制群居链”，如东莞的台商IT集群。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廉价劳动力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因而基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也同样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培育出内生性嵌入优势，争取集群发展的自，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四、我国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缺陷

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要包括各类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见图2)。各类主体在集群的内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类企业，它们是集群的核心主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会平等互惠地进行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成本。其次是与企业具有各种联系的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主体。政府是产业集群中的建设主体，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活动中，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产业集群的活动方向，并刺激大学与研究机构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产业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在产业集群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们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节点，通过其自身的专业化服务促进集群内各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这些主体间的群内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关系性嵌入，与集群网络所处区域或国家宏观环境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性嵌入。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现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不足。

关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集群网络主体不健全，许多集群内的各种中介组织缺失，如商会、行业协会不健全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发育以及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等；二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间的联系不密切。目前许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形成集群内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基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体系。集群内的信息由跨国公司控制，呈单向流动。集群内地方企业之间(企业与竞争者、与协同者、与同一价值链上的供应商、销售商)、地方企业与本地其他行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公众)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网络水平联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不强，导致集群内集体学习能力有限、创新严重不足。而只与跨国公司结网，不与本土企业联系，会造成对国外企业的严重依赖，成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最终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结构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不当及市场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行政审批效率差，不适应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报国家审批，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2)海关的通关时间长，通关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关渠道)，境内外人员出入境手续繁琐，通关环节多，通关效率低，导致外生性产业集群中高科技人员流动不便，企业的产品运输不畅，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3)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缩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筹资能力。(4)优惠政策存在瑕疵，没有顾及价值链上的配套与协作企业，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发展。(5)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对集群内各类企业的规范与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创新与知识在集群内的传播，更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氛围的形成。(6)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缺少竞争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固有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国内缺少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密不可分。

五、结论

1．随着我国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中日益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与孵化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主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两类。

2．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一开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时间缩短，发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现有的外生性产业集群陷入“OEM锁定”状态，很难沿着产业链进行产业升级。

3．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嵌入性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手段。没有充分的内生性嵌入作基础，想通过单纯的外生性嵌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产业集群论文篇9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相关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日趋增多，且研究成果展现出诸多有益见解。国外学者Morosini认为，企业与集群内各种公共机构平台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实现了集体学习行为，这种行为有利于集群企业共享散布在集群中的关键技术和商业知识，而且有利于促进集群企业间的技术转移［3］。Molina-Morales等对西班牙传统制造业集群内288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虽然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但是各企业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网络关系，这些独特的网络关系使得集群内企业对共享性资源的利用程度不同，这些差异性可以解释各企业创造价值的不同［4］。Omokazu等对日本的三个产业集群进行了调查，并验证了三种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垂直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与大学、跨产业经营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效应［5］。Kanda和Deshmukh的研究表明，协调好集群企业的供应链资源能够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制造成本和运输成本，并有利于提高企业在所处区域的竞争力［6］。Sirmon和Hitt研究发现，集群企业会选择一系列资源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当企业所选择的资源与自身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行业领先位置［7］。

我国学者对产业集群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应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了两个市场，国内市场约占80%，国际市场约占20%。一些纺织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实现了从加工贸易、OEM贸易到拥有自主品牌的转变，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纺织工业的产业链结构［8］。顾志群等从核心技术、集群文化与市场营销三个方面对集群绩效进行了衡量，并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模型，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将评价指标予以量化，由此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评价［9］。罗国勋等分别从产品结构、市场竞争力等角度，对依托企业集团的小企业集群、中卫型小企业集群、空间集聚小企业集群、市场型小企业集群和网络式小企业的集群绩效进行了分析论述［10］。卞继红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绩效棱柱的思想和方法，构建了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系统，并从利益相关者满意、战略、流程、能力和贡献五个内在相互匹配的维度对产业集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设计［11］。宁军明认为，要提高产业集群绩效和促进集群发展，除了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不断优化集群结构与改善治理质量［12］。姜鑫和罗佳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产业集群在结构、行为与绩效三方面还没有实现协同发展，每一产业集群在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发展欠佳［13］。吴义杰、何健指出，在产业集群的衰退期，某些关键因素的改变导致了集群的衰亡，因此在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后，企业必须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开拓新的市场空间［14］。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和转型，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是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最紧迫而重要的问题，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构筑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15-16］。黄建康和蒋伏心认为，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是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路径。王娇俐等认为，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拉动机制转向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在动力机制［18］。蔡绍洪和陆琳认为，产业集群的动态共生稳定条件取决于集群企业博弈收益差距程度、实现自身收益变化方式等因素［19］。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从主观方面对产业集群的集聚度进行了研究，但对纺织企业产业集群的数据分析及定量方法应用性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对产业集群集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现状进行描述;其次，运用区位商法对全国各地的纺织产业集群进行量化，对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进行排序;最后，对各个地区的产业集群现状加以比较，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根据中国纺织经济信息中心的统计，山东省诸城市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男装名城”，山东省王台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机械名镇”，江苏省金坛市被中国纺织协会授予“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童装名城”和“第六批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等等。近年来，随着东南沿海纺织行业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加大和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崛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纺织产业的生产规模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新的产业定位:一方面加快产业水平的提升、发展;另一方面加速向内陆梯度的转移，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相继形成了一些纺织产业相对聚集地，其中有些还是起点较高的纺织产业集群区域［20］。我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区域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在实现纺织产业集群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西部有些省份的纺织工业园区建设已见雏形。比如，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于2009年4月被批准设立，它是以承接西安地区纺织企业外迁改造为依托，以全省纺织产业链企业入园提升为基础，以吸引东南沿海纺织产业梯度转移为目标的专业化、新型综合产业园区。2010年11月，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产业基地”，成为全国第十批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中被新授予的五个基地之一，也是全国28个纺织产业基地中唯一一个在西部地区的基地。在国务院最近批准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西安现代纺织产业园区被首次列入重点建设项目［21］。纺织工业是陕西经济发展中传统的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发展相对快速的产业，但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凸显，原有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已无法适应政府规划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大量东部沿海纺织类企业也面临着要素制约加剧、成本上涨较快、竞争优势减弱等问题。由此可见，新型产业园区承接纺织产业转移可谓是“顺势之举”。

与此同时，建设中的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称号，日本伊藤忠公司、正邦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美特斯邦威集团(集团区域总部中心)、埃迪蒙托居室用品有限公司(家纺产业项目)等四户重点招商项目已签订入园协议，四个项目总投资达60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1.8万个，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00亿元。另外，国内著名企业杉杉集团、雅戈尔集团等也有投资意向。延长的纺织工业园产业链为加快颇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建设进程奠定了基础。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在积极承接东部纺织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加快了在纺织服装产业后加工、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商贸流通等方面的发展，不断扩大、提升合作领域和层次，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形成了从纺纱织布、印染、服装设计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极大地带动了咸阳纺织企业做大做强。自2002年我国纺织产业集群开始试点后，纺织业工业总产值从2001年的962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839.16亿元。2011年1月至11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5%，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6个百分点，纺织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7%，较上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22］。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部和西部的纺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41%和27.5%(高于东部10.3%的增速);中部和西部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7.8%和25.9%(高于东部16.6%的增速)。“十二五”期间，纺织行业的整体布局将继续西进。预计“十二五”期间，纺织行业将基本形成发挥东部、中部和西部各个区域优势的产业布局体系，纺织业经济总量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分布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行业的比重将由2010年的17%提高到28%［23］。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能够使区域纺织业的外部经济规模和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并能带动集群内外的合作与竞争，从而有利于获得较大的区域经济效益和不断提升盈利能力。纺织业发达省份的成功实践证明，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纺织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区域层面产业集群的评价研究中，识别产业集群的方法主要有波特案例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和区位商(LocationQuotient，LQ)法。波特案例分析法需要依赖于专家的主观判断，这限制了客观性数据的收集;投入产出分析法是基于以往资料和数据所进行的分析，它在反映产业的动态变化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区位商法是西方国家识别产业集群的主要方法，是辨认产业集群的常用工具，用区位商法计算的集群集聚度能够反映区域主要产业特性，而且数据比较容易获得、计算方便。因此，本文采用区位商法，以我国纺织行业为例对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实证分析。区位商是评价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分析方法，它指的是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法是产业效率与效益分析的定量工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集群判别方法，其用来衡量某一产业在特定区域的相对集中程度。一般来讲，LQ=(Eij/Ei)/(Ekj/Ek)，其中Eij指i地区产业j的工业产值，Ei指i地区工业总产值，Eki国家k产业j的工业产值，Ek指国家k的工业总产值。通过计算某一区域产业的区位商，可以明确该区域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的优势产业，并根据LQ值的大小来衡量其专门化率，LQ值越大，专门化率也就越高。当某一产业的LQ值大于1时，则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具有良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显示出该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某产业的LQ值越大，则说明该地区该产业的比较优势越显著，竞争能力也就越强。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并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行业规模以上的纺织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假设1: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假设2: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不明显。本文采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来表示区位商(LQ系数)，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纺织业的产业集群集聚度进行分析。采用纺织行业工业产值计算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纺织业区位商如表1所示。若某地区的区位商大于1，则说明该地区的纺织产业存在集群现象;反之，则说明产业集群现象不明显。从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宁夏8个地区在2009年和2010年的区位商均大于1，这说明这些地区的纺织产业存在明显的产业集群现象，而其余各省市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则不明显。也就是说，江浙一带、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等几大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纺织产业集群程度明显，其中浙江省的区位商指数最高，说明浙江省的产业集群集聚度最明显。区位商较低的地区是甘肃、云南、贵州、海南、山西、黑龙江，说明这几个地区的纺织企业产业集群程度较低。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全国各地纺织企业的产业集群现象，本文选取了LQ大于0.5的省份，按照LQ值从大到小进行降序排列，得到如图2所示结果，蛛网从内到外表示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逐渐增强。从图2可以看出，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宁夏这8个地区的产业集群集聚度较高，LQ均位于蛛网高位分布区，而其余各省的产业集群现象也已初步显现出来。基于区位商的产业集群聚集度计算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即经济发达地区(如江浙、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存在明显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贵州、甘肃等省份)的纺织产业集群现象并不明显，这与中国的实际是相符合的。同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程度是影响产业集群形成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产业集群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文章探讨了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外部动力因素，构建了产业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并对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许多事实表明，内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尽管企业外部的动力要素对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作为外因，只有通过诱导、唤起、驱动而转化成内因，才能实现其动力效能。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要大幅度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的机制与模式，探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这种动力是存在于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和外部、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驱动力的各要素之和。

一、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和相对竞争优势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其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企业利益驱动。企业在参与技术创新活动之前，一方面要对创新活动的净收益和创新收益的滞后期进行预测，另一方面要对创新活动的风险和自身的创新能力进行估价，只有能在预期的时间范围内取得较高预期收益，又因风险适度、能力较强而能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活动，对企业就会有较大的激励力量。

2.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内部创新动力要素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对企业文化、激励机制、企业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相同的环境中，在相同的创新动力作用下，有的企业进行了创新，而有的企业却没有创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是否富有企业家精神。优秀企业家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者，还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者、指挥者，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至关重要。企业家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还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支柱。

3.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在技术创新动力机制中，与个人主体行为目标关联较密切的就是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因为个人主体参与技术创新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而能够帮助个人主体实现这一目的的动力要素就是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通过对个人主体的创新行为实施恰当的、丰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能够充分地调动个人主体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对个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所以，企业如果缺乏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必将导致自身的创新活动失去动力和活力。

4.企业文化。除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以外，在企业内部动力因素中，企业文化对个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个人主体的行为目标不仅包含着利益目标，还包含着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而在创新实践中长期积淀和形成的企业创新文化，会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使全体员工普遍地认同和崇尚创新，并将创新成功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从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活动。可以说，有利于创新的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5.企业科技专业人才技术创新的水平和创新能力。科技专业人才技术创新的水平和创新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重要的动力基础，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与企业所拥有的各类专门人才的业务、专业技术水平有必然的联系。能够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学科配套、起点高、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人才队伍是企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6.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指：技术发展的历史因素在决定未来的技术创新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这些历史因素包括：最初市场、技术管理、制度、规则、消费者预期等等。在它们的作用之下，技术创新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影响，进而导致成功的创新和采用新的技术取决于现有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些历史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赞同”采用现有的技术而“反对”采用新的技术。采用现有技术的收益递增导致创新锁定于现有的非优的、低效率的技术，并阻止采用好的、优越的、可替换的技术，并最终造成技术创新的低效率。

多数情况下路径依赖是技术创新的阻力，因此，需要企业进行路径创新，以积极正确的态度，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技术创新的成果，这就要求企业能够放弃眼前既得利益，采用打破现有技术创新路径，进行路径创新。

二、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动力

外在动力机制主要是指企业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所发生的推动作用，包括产权动力机制、市场动力机制、政府动力机制和科技动力机制等几方面。

1.政府政策因素。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有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体系，加强政府的财政、金融、信贷支持减免新产品税，加大R＆D投入，以及建立面向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观是强大的激励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政府行为会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2.市场驱动因素。市场是一种实施费用低、效率高的激励制度。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信息、经济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等功能，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组织的过程：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刺激促使企业产生获取超额利益的预期，逆向刺激则危及企业的生存：市场产生的正向拉力与逆向压力与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结合，是形成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基本动力。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激励是通过市场体系要素、市场竞争、市场结构与市场规则等变量进行的。

3.科技驱动因素。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品寿命周期变短，新产品层出不穷，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推动其不断发展。

技术创新离不开科学技术，科技的发展是促使企业进行创新的基础动力。技术发明和发现具有转化为现实财富的潜力。当科学和技术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会出现主动创造需求的情形，从而推动创新主体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完成创新活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周期较长，可是一旦成功，将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4.产权动力因素。产权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种。有形资产产权是指人们对实物的拥有权，无形资产产权是指人们对非实物形态的信息、知识等的拥有权。一般而言，任何一项创新活动都要进行物质资本(有形)的投入和智力、知识资本(无形)的投入，创新的结果就形成了新产品和新知识。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必须从法律上确立私有产权的地位，通过股票赠与、股票期权、优先认股权、员工持股和专利制度的建设来保护企业家和技术发明人的创新所得，对于一大部分未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而言，更应加快建立产权制度，创新产权激励的条件。这是一种最经济有效、持续的创新动力手段，因为它使资产所有者与资产发生最直接的经济关系，资产所有者因此成为资产能否增值的最直接的当事人，产权的法律性、持久性又会使人们具有一种安全感。技术创新在这样一种制度氛围中会获得强大的动力。

5.产业集群因素。产业集群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集群内大量的企业在竞争的同时也互相进行合作创新，而且集群内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当产业集群形成创新的氛围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将大大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

三、外部动力要素与内部动力要素的相互关系

除了在企业外部的动力要素之间、企业内部的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和影响之外，企业外部动力要素与企业内部动力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和作用。

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运作方式概括为：在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来自于产业集群内市场的需求引力和竞争压力、来自于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来自于政府政策行为的支持力，都将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企业利益驱动力，成为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企业家精神对利益驱动力具有感应与放大作用，它能够直接驱动企业主体从事创新，并通过企业文化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间接驱动个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企业创新能力则最终保障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而成功的创新活动又反作用于技术、市场、政府、环境，激发出新的创新需求。而利润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总之，诸动力要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产生了技术创新活动，而技术创新活动又反作用于诸因素，引发新的创新需求；新一轮创新又会推动企业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产业集群内企业就是在内外部动力的综合作用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使创新活动呈螺旋上升地不断进行。

参考文献：

1.姜劲，徐学军.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研究.科研管理，2006

2.张宗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路径依赖.中国工业经济，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