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十篇

案件调查报告篇1

案件调查报告范本

近几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也高度关注，为此，《侵权责任法》中就设专章对此类案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本院共受理两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一件已调解结案，另一件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从数据可知，本院辖区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理的病例相对大医院而言少且简单，因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二)明确医疗损害鉴定结论应接受质证。尽管鉴定结论由医学专家进行分析鉴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技术上的权威要经法庭认可，才能变

案件调查报告篇2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难度增大，再审案件调解相较原审更是难上加难，再审调解成功率相对较低。笔者作为从事审判监督工作多年的法官，对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感触颇深。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04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信访，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案件调查报告篇3

书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抢劫案件的基本事实：2007年7月22日晚9时许，被告人张某某窜至本村村民刘某家中盗窃时被刘某发现，被告人张某某遂持砖头朝刘某头部猛砸数下，后抢劫现金2600元及其他物品一宗。经法医鉴定：刘某系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本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姑母张某某的委托后，经过阅卷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现将有关调查结果逐一向法庭陈述如下：

一、张某某的家庭情况。

张某某的童年时代，父亲张**在某某县某某乡工作后转到德州**公司后来又去济阳承包窑厂，母亲王**在**县一棉储备库工作，父母平日对张某某疏于管理和教育，加之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在与父母生活期间，家庭并没有给张某某带来多少温馨。 二、张某某辍学后的主要经历。

在其2001年辍学后，家中本就无人管教的张某某又失去了学校的约束和教育。无所事事、生活无着的张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野孩子，整日在外流浪，形同孤儿。这段时间主要是和邻村（铁匠村）的同龄人周浩兵在一起，整日上网游玩度日。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支付上网费，除了从奶奶手中讨点零钱外，张某某主要靠捡破烂卖钱上网玩游戏，不上网时就自己在家看武侠小说。但张某某的奶奶没有精力和能力对其管理约束，自身生活极其艰苦更没有能力照顾张某某的生活。

亲友看到张某某整日沉迷网络，于心不忍。2005年其小姑张某为其联系了**县**纺纱厂（在**县***镇），张某某在该厂工作了4个月。期间表现还算可以，只是很少与工友沟通交流。因年幼且从没有喝过酒，在工友的婚宴上喝多了酒，自觉很是丢人，张某某辞去了工作。继续在社会上流浪，在网吧的虚拟世界中度日。

2007年春天，因小姑父何某某发生车祸在某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在荣庄针灸治疗，张某某在**县***镇*村和荣庄等地守候照料姑父三个月。姑父病情稳定后，张某某离开医院，在花完小姑给的部分生活费后，又回到从前的生活轨道。

三、张某某的性格特点。

幼年时父母疏于管理教育加之教育方式粗暴简单，后来父母相继弃年幼的张某某而离家出走，失去家庭温暖的张某某辍学在家、生活无着，其幼小心灵受到严重创伤，陷入极度孤独、自卑、怨恨的不良情绪中，越来越性格内向，自我封闭，除了和邻村的伙伴周**结伴捡破烂、上网游戏外，不愿与任何人交往，并逐渐对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失去兴趣，平日没有任何爱好，整日沉迷于打打杀杀的网络游戏。

四、实施犯罪前后的情况。

在实施犯罪前的几天时间，张某某一直在平原县城上网度日，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因为无钱支付上网费用，张某某不得不将衣服押在网吧。为了能填饱肚子，他徒步从**县城走回老家**镇*庄找奶奶想点办法。但奶奶不在家，他才想到前邻家偷点东西变卖。

作案后，张某某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依然回到县城、等地的网吧上网度日。

五、对张某某抢劫案件的思考。

张某某抢劫案件，虽属个案，但其反映的却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本案之所以发生，主要因为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是发生本案的深层次原因。家庭的残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因其他原因而失去一方乃至双方时，家庭结构完整性遭到破坏，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家庭的不完整导致家庭成员间情感交流失衡，人际关系冷漠，加之父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张某某逐渐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和厌世情绪。

2、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学校教育是发生本案的又一原因。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足起到弥补和矫正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由于过早辍学，使张某某失去了接受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的机会。

3、沉溺于上网是诱发赵子龙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性格孤独内向又无人管教，上网成为张某某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未成年人不成熟的心理无形中被无限放大。各种充斥着暴力拼杀等不健康内容的网络游戏对张某某的成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在未成年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就是模仿，网络上大量不健康内容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久而久之，耳濡目染，少数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现为极强的攻击性，遇事头脑简单，不计后果，容易导致暴力犯罪。同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解决上网费用和基本的温饱问题，赵子龙靠捡破烂、偷废铁卖钱来维持生计。也正是在实施盗窃的时候，才导致了本案的悲惨发生。

综上，张某某抢劫案件的发生，让人深感同情和遗憾。希望法庭能综合考虑到导致本案发生的各种综合因素，本着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针，对被告人张某某从轻处罚。

此致 山东弘正兴律师事务所

案件调查报告篇4

从该表可以看出，__*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的数量不断扩大，结案标的不断增加，尤其今年上半年的受理数量猛增。我们知道，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它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一般采取利息面议，直接成交的方式。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尚不规范，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现我们从存在的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提出建议三个方面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无借款借据。这类纠纷约占接案数的占5.6%。从审理的情况来看，案件纠纷的当事人一般是相知或相熟的朋友同事，借款的数额一般在5000元到20__0元之间，个别的有超过30000元的。借款人经常以“倒个手”或“有要紧的事”或“用几天”等理由向一方借款，由于对方催的急，另一方不问青红皂瞒着家人把钱借了出去，也不打借条，等到还款的时间，对方就不了见人影，逃避推脱。怕得罪朋友，不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处于两难境地。

2、 还款不索要借条。这类纠纷约占结案数的占10.5%。从审理的情况来看，一方还款不向对方索要借条主要表现在，还款时出借人没有携带借条、还款的地点不在出借人家里、把钱还给一方的配偶或者家人、甚至托人代还等等，由于借款人不注意还款的方式方法，不当面撕毁借据，一旦诉讼，他们就相互指责谩骂，甚至给对方施加压力，威胁人身安全，造成不良影响。如20__年6月15日，被告张某因购买电脑缺少资金，向原告刘某借现金3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20__年3月10日，原告以催要未果向法院。被告张某辩称，借款13天后我就清偿了借款，只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没有要回借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 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是被告张某出具给原告刘某的借条，从日常经验法则和交易习惯来看，原告持有借条，表明被告没有实际履行还款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完全消灭，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间不能形成证据链，其辩驳理由不足已原告提交的借条要主张的事实。原告持有的借条盖然性高、可靠性大，对主张的事实有证明优势，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清偿原告借款3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550元，被告在上诉期限内未上诉。

3、借贷设定的抵押物不规范。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23.1%。审理中存在“用某某的房子作抵押”的情况较多，他们抵押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借据中用文字的表述形式加以说明，但不另行设立房产抵押合同，更不在房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因而抵押没有法律效力，抵押权不能实现。另外还有3.5%的案件对不得抵押的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也进行抵押，这种情况虽然少，但危害性不能低估。农村一些“搬迁户”在借款时将耕地、宅基地抵押给他人， 引起多种纠纷。如20__年3月20日，原告虎生贵向被告赵家武借款14000元，并立下“欠钱证明”一张。该“欠钱证明”写到：被告赵家武以其自家的三间房子作抵押，单志福、赵家花二人签名担保，20__年农历10月1日归还借款，过期每天按500元还钱。借款期满后被告携妻外出下落不明，20__年3月3日原告虎生贵来院，请求三被告偿还借款14000元及利息7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欠钱证明”中约定的抵押物，未另立合同，也未对抵押物进行登记，抵押物不发生法律效力。单志福、赵家花为原告虎生贵实现其债权签名共同担保，且原告请求承担的担保责任在6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故单志福、赵家花的连带责任保证不能免除。由于原告虎生贵与被告赵家武约定的逾期利息，意思表述不明，不能支持。法院逐判决被告虎生贵清偿原告借款14000元；被告单志福、赵家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单志福、赵家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赵家武追偿。

4、担保借贷的方式不规范。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31.8%，一方面反映所谓的“保人”不懂民事担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担保法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审理中发现“担保人，某某人署名”的情形较为普遍。签名担保，履行见证，这是担保人的基本义务。但出借人没有要求将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期限写清楚，担保人的法律约责任得不到巩固，从根本上降低了借贷担保的风险。担保人为了逃避担保责任，常常离家出走。因此在出借较大数额的借款时，出借方除要求借方提供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单位，进行相应明确的担保外，还必须写明担保人的担保期限和担保的方式，以免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借款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或实现担保物权。

5、借据不规范，还款期限不明。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14.9%。审理中我们发现有的借条内容十分简单，比如20__ 年4月5日，原告王强强诉被告李晓明民间借贷案。原告王强强提供了一张借据，其内容是“李晓明借王强强现金18000元，20__年10月8日”。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王强强没有证据证实其借款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无法认定权利遭受损害的具体日期，故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判决驳回了原告王强强的诉求。这就充分说明，借据不规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6、将利息计入本金收取高息。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6.8%。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审理中发现民间借贷中的“计复利”是导致贷款额急剧膨胀的计利方法。贷款人都是因为急用钱，在没有办法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得已向出借人借款。出借人不会轻易借款，而是采取隐含、迂回、引诱、第三人担保等方法进行高息贷款。把一定时间段内产生的利息计[！]入本金，在出具借条，以增大本金数额，发生纠纷后，该借据就成了打官司的一张王牌。有的在借据约定了利息，但对方若不按期归还借款，形成所谓的”违约”，便把已产生的利息加入未归还的本金，重新更换借条，依次类推，谋取高利，有的直接把利息写明在借据里，如借10000元，每月利息500元。如20__年4月，被告樊建军向原告陈俊良借款20__0元，后被告樊建军给原告归还10000元，还剩10000元未还。20__年8月28日，被告樊建军给原告出具了一张写有“樊建军借陈俊良现金89000元，担保人韩学士”的借条。20__年2月28日原告陈俊良以被告樊建军拒不清偿89000借款诉讼来院。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实际向原告借款20__0元，后被告给原告归还10000元，原告诉请被告偿还89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告将20__0元借款计入本金谋取高息，没有法律根据，法院逐判决被告樊建军清偿原告借款10000元，被告韩学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还有借贷中存在的“三角借贷关系”等占结案件的3.8%。

总之，这些问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贷款规模的宏观调控，公民、法人等向非金融机构的个人借款的民间借贷越来越多，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由于民间借贷目前尚不规范，民间借贷的风险逐渐增大，酿成的纠纷不断出现，资本收益趋向膨胀，从而

导致资本聚集。

二、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区域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不能健康发展。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借贷资金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严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2.债务纠纷增加，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盲目性、不稳定性，易引起纠纷。同时借贷金额小，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发生欠债不还，有的通过暴力收回借款，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另外把借款用于、吸毒等非法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3. 助长了“高利贷”的存在。民间借贷资金利率一般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不利于借贷资金的使用者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4、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干扰国家的利率、信贷政策。 影响了银行资金的能力，对金融系统宏观调控不利。

三、 几点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资金配置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广泛活跃于民间社会，促进了城乡经济尤其是个体经济的发展，在银行、信用社从严控制信贷规模的情况下，以民间借贷方式调剂市场供需矛盾，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对于民间借贷我们应当采取“正确引导、促进发展”的原则。思想上要正视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用肯定的目光发现民间借贷的优势，发现它在社会信用构成和地方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疏导”并举。一方面利用政策宣传、融资知识教育、法制建设等多种手段，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切实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拓展渠道、疏通阻塞。

2、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部门要努力改善服务质量，为居民提供简便、快捷的存款服务，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

案件调查报告篇5

我庭20__年度共收案件一审106件，二审487件，其中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的相关法律纠纷分别为79件和453件，囊括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房地产投资开发、房屋买卖租赁、土地使用权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等诸多法律关系，涉及上至市政开发、党政机关管理活动、企事业经营建设下至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牵连着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脉动。就其基本数据来看，呈现出较普通民事案件所不同的独有特点。

1、涉案类型呈现不平衡状态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与租赁纠纷、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作为主要涉案纠纷，占据了总涉案数的二分之一强。其中，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在一二审中均占有较大比重，一方面反映了我市当前建设规模量不断放大的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建筑活动及相关交易急待规范的严峻现实。而二审中房屋租赁、买卖、迁让案件多发易发的数据则在显示我市市民相关法制意识大幅度增强的同时，表明了房地产一二级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良性有序的交易环境，仍处于诚信度较低、秩序较为混乱的初级发展阶段，易于引发法律纠纷与社会不安定事件。由于这方面情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乃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涉案主体类型出现多元化发展

就涉及主体来看，除传统的房屋租赁、房屋买卖、房屋迁让案件中涉及个人数量较多以外，随我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上升，个人房屋装潢、装修纠纷由于相关规范及管理的滞后也日益增多，较往年同比增长35.6％。此外，一个较为特殊的数据是建筑施工合同纠纷中涉及个私经济的案件数达47件，突出地表现出当前建筑领域中混合制经济旺盛的投资经营活力与亟需规范引导的现状。

3、二审案件呈现地区分布特性。

排除一二审法官法律适用的主观差异因素，二审案件的分布与比例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成正比”。鼓楼、玄武等五城区的二审案件量占了20__年全市法院二审案件的72.2，显现地表明了主城区内城建经济活动的活跃性，同时反衬出我市当前郊县经济发展规模与建设步伐相对缓慢的不争事实。在此基础上，各区县由于自身经济环境的不同与发展态势的差异，导致二审房地产案件依原审地区的不同而呈现较明显的区域特性。如玄武、鼓楼区由于经济活力较强特别是居民平均收入及个私经济发展规模较发达，房屋买卖、租赁、装潢纠纷案件量明显较其他区县为多；江宁区作为正处于建设开发高潮中的新城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与商品房买卖纠纷则成为其主要上诉案件的类型；又如秦淮区地处城南老区，人口众多，居民居住条件普遍较为紧张，反映在房地产纠纷上则是房屋迁让二审案件数居高不下，在全年二审案件总数66件中就达38件，占57.6，从而折射出较大的地区差异。

4、审结方式体现人文和解性增强

就审结方式来看，一审调解率平均达21.7，而二审改判率降至13.6，调解与撤诉比例则达到27.6，均优于普通民事案件的相应比率。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案件的政策适用性极强，当事人的利益冲突在有效的政策指导下其矛

盾得以钝化，同时也表明了我市法院在相关诉讼活动中较好地秉承了民事审判的宗旨与原则，充分考虑并有效运用了司法活动的法律指引与政策导向功能，“定分息争”的司法目标得到了较全面的体现，全市法院系统的法律统一适用性也得到相应提高。

二、当前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应着重应对的焦点问题

（一）亟待进一步整顿规范的房地产建筑市场

如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历来是房地产案件的重头戏，涉及工程价款结算、工程质量认定、工程分包协议等大量利益纠葛，并往往牵连出工程施工损害、拖欠施工工资乃至建筑物塌坏伤人等众多相关纠纷，是司法调控的重点对象。应该说，对照早些年我国建筑领域混乱重重、恶性竞争激烈的失控局面，1997年建设部开始全面整顿建筑市场后已有了较大改观，但现状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具体表现为：其一，建筑市场上建设方与施工方的不平等地位仍处于过度扭曲状态，施工方为承接工程项目不惜一切手段，或是不合理压低工程价格、或是应建设方要求垫付建设资金，其结果往往造成施工方为保证利润而通过偷工减料等方法来降低成本，从而难以保证工程质量而引发纠纷；抑或施工方因垫付资金造成资金大量匮乏而采用拖欠供货方、承揽方价款或拖延决算的方法来缓解资金周转的压力，从而导致双方因工程款给付问题产生人为纠纷。其二，建筑企业业务管理不规范，违法经营情况表现突出。我国建筑领域法律法规及《合同法》均对工程主体施工、分包等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并明令禁止建筑工程转包，但当前建筑市场上层层转包、无相应资质施工队伍挂靠营业、分包第三方以承包方名义作业施工等公然违法经营行为屡屡出现。这些不规范作不仅在相关问题出现时造成相互推诿、债务悬空的人为纠纷，更由于层层转手、层层牟利而极易激发工程发包方、承包方以及施工人员之间的矛盾，带来工程质量瑕疵或不合格隐患甚至群体性纠纷、集团上访等不安定因素，危害极大。其三，工程结算不到位，规范性差。由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特殊性，工程量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加之在货物交接中大多数当事人仍习惯于沿用行业惯例进行交易，手续完备性较低，为之后的工程决算带来隐患。不仅如此，相当数量的建设企业或是出于无力支付或是出于恶意普遍拖欠工程款，造成当前建筑行业内较为严重的三角债务现象，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引发大量法律纠纷，更极大地制约了我市建筑领域的健康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市招商引资的投资开放环境。

（二）应予反思与利益重构的城市房屋拆迁进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从1991年以来，我市政府围绕城市房屋拆迁在政策法规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领导上任以来，大力倡导以城建促发展的战略思路，直接导致我市城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市投资环境、居住水平都进一步得到改善与提高。然而，近几年轰轰烈烈的拆迁大潮同时也暴露了相当程度的问题与弊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首先是违章建筑现象。拆迁工作作为城市新一轮规划建设的先头任务，直接面对的就是历史遗留的众多违章建筑问题。违章建筑，从我庭调查来看一般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未经规划用地许可又未经工程建设规划许可的自行搭建、个人非法搭建的棚屋、简易房与出于多获拆迁补偿金的非法目的而临时突击搭建的简易棚屋、厂房等三类。其中第一类又多见于机关、学校、企事业等单位临街墙体自行出租开店，按规定应由建设部门审批，但由于机关等单位决策人治因素的干扰，该类规章制度鲜有得到全面执行，正是这种项目审批的无力性为违章建筑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我市最近一轮整体规划拆迁工作中，上述房屋的承租人、搭建人则因其既得利益受到剥夺而诱发相当的滋扰。虽然该类纠纷由于有绝对的法定处理依据而很少诉诸司法，但毕竟反映了我们工作中本不应有的空白与漏洞，给城建工作造成人为的阻碍。而后两类违章搭建则从反面映射出我市市民法制观念淡薄、长期行政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过大、时有对违法违规姑息放任的不良现象。正是由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对上述违章搭建现象未能做到常抓不懈、严格执法，导致拆迁工作迫于时间和任务的压力而难免妥协补偿了一些违章建筑，进而产生恶性循环，助长了部分素质不高的群众突击搭建愈演愈烈之风，为城市拆迁管理与新城建设带来不应有的压力与代价。

其次，就拆迁管理政策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与拆违行动中遇到的阻碍相比，拆迁政策本身的缺陷与弊端更具有较大的负作用。一是相关拆迁政策尚不够统一协调。尽管我市从1991年的8号令《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开/！/始，历经166号令、180号令直至20__年底的203号令，几经修改与完善，已转为全面推行单一货币补偿拆迁安置，较好地贯彻了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精神，但众多拆迁办法与政策规定之间仍具有相当的差距与冲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拆迁安置工作中引发了不小的纷争。如20__年国务院新的拆迁条例出台以及市政府203号令施行后，玄武门地铁拆迁仍然使用市政府23号通知，两种拆迁补偿办法差距甚大，直接导致动迁难度大，纠纷易发多发。又如市政府203号令明确将江宁区排除在外，导致江宁区在拆迁工作中只能继续沿用1996年的64号文《江宁县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由于我市在旧有拆迁办法基础上改动较大，造成两文件之间在执行程序、补偿标准、对拆迁人的界定范围等问题上产生明显差距，引发被拆迁人强烈不满，在拆迁工程中或聚众上访、或抗拒拆迁，不仅给司法部门带来极大困扰，也给我市整体规划拆迁工作造成应性滞碍。二是现行拆迁政策不尽然合理。其一，《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补助价格标准》中关于五、六级区位的补偿标准差距过于悬殊，远远高于其他区位补偿的级差。而如雨花台区等郊区因土地区位多属于五、六级，补偿价款相差过大，拆迁工程中经常由区位界定纠纷频发相关案件。其二，以区位作为房屋的单一拆迁补偿标准似尚有待商榷。考虑到拆迁补偿款在很大程度上将是拆迁户购置新房的重要资金来源，而现在商品房价格的制定则并不是完全根据区位划分，环境、学区等因素在房价中往往占很大比重。以月牙湖地区为例，根据区位划分勉强可列入四级，但该地区商品房价格如湖畔之星小区等起售即为6780元／平方米，甚至比上海路、华侨路一带中心地区的房价都高出一截。可见，在考虑区位补偿标准划分依据的同时，对于环境、学区等房屋外附加值的考虑应当提上相应的工作日程。三是关于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保护问题。在拆迁工作中，往往会涉及到一些贫 困户，依他们微薄的收入加上拆迁补偿金很难在原来的地方甚至郊县购买到适合自己全家居住的房屋，对于一些长期居住公房的困难家庭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虽然市政府在雨花和栖霞划出专门地块用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以缓解这部分人的购房压力。但是，从房屋拆除到入住新居期间的过渡费用随着商品房价格的飞升，出租房、居住权都在上涨；对于靠租住公房生活的人而言，一千余元的经济适用房也还是难以承受。如任此问题存在并发展，无疑会造成社会安定的隐患，也难免继续产生更多的法律纠纷。

最后，在拆迁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的稳定性与公开性不够等主客观原因，也导致某些拆迁安置工作出现不应有的异化问题。在我庭处理的拆迁安置纠纷中，部分案件存在实施拆迁主体不合格、或具备拆迁资格的单位将拆迁安置工作交给不具备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的违法现象。这类纠纷的根源往往是某些行政部门未能严格依法办事而导致，一旦被拆迁人对安置不满意引发纠纷，司法机关在审理中则不免陷入左右为难。面对违法拆迁的后果，法院如果依法处理，客观上不免扩大了国家财产损失；如果不依法处理，则无法保证公正执法。此外，在货币化拆迁过程中，由于市政府203号令施行时间不长，拆迁人员对相应政策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作中对诸如私有房屋租赁补偿、无合法权利实际使用房屋等情况的处理尚未明确统一；少数开发商不付或未付清补偿费、不重视安置房质量、任意变动安置房面积或地点甚至不履行安置义务，人为引发相应纠纷。又如《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细则》将传统上农民住宅按户内居住人口进行补偿计算变更为按户封顶220平米计算，则先行将户口迁在一处的农户便在补偿方面受了不小的损失。这一点在雨花台区迎宾大道工程拆迁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诚然，问题的产生确与某些群众贪图小利、企图钻政策法规空子不无关系，但无可否认，拆迁补偿政策的不稳定性、政策公布的不透明性(如公布的渠道不够多、时间上不够及时)等，正是问题产生的一大诱因。

（三）在政策与法律冲突之间寻求协调的城镇住宅建设

与单纯商品房买卖及租赁关系等普通民事案件相比，集体土地用于住宅楼建设所引起的纠纷由于涉及面大、人数众多、有关法律规定不甚明朗，且直接涉及小城镇建设的政策导向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而成为本次城市现代化建设法律纠纷调查的焦点问题。自1993年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江苏省政府从1995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新型小城镇活动，1996年3月28日南京市政府又以宁政发(1996)69号文件正式下发《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建委的通知》。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我市一批具备条件的乡镇辖区全面展开了这项工作，以“委托建房协议”等形式在集体土地上建造并出售了大批住宅楼，发放“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近千张，初见规模。然而，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买卖纠纷，仅大厂区葛塘镇一地就有20多户购房者以村委会等主体无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集体土地禁止流转为由拒付房款，将矛盾诉诸司法机关。我庭在案件审理中深入领会现行城镇建设开发的相关政策精神，认为：集体土地上的委托建房与城市房地产开发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国家倡导的小城镇开发建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小城镇的开发建设自应遵循一整套独立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应机械套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来调整。同样，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之所以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农村耕地的大量流失，避免农村廉价土地冲击城市房地产市场。而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确立了土地用途管理制度以后，我国已经具备了严格保护耕地的制度环境，只要土地用途制度得以有效实施，集体土地使用权有条件的流转并不会造成耕地的流失。诚然，放开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在短期内确有可能冲击城市房地产市场，使政府减少大量的土地收益，但是从长远看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仍是利大于弊，农村集体土地如形成市场可以和城市土地市场并存竞争，有利于发挥城市、农村各自功能的优势，促进我市小城镇建设的步伐与发展速度，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此外，就司法调控本身而言，若简单认定“委托建房协议”无效，必将影响到众多购房者集体土地上住宅楼买卖法律关系的有效性，引发大规模诉讼的雪崩效应，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也将造成该领域建设秩序的极大混乱，严重阻碍国家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以上述认识为出发点，我庭尝试提出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在审批手续齐全、所建住宅不进入流通领域的前提下，对于小城镇开发建设过程中集体土地建住宅楼的效力认定宜宽不宜严的主导思想，并以此处理了一批二审上诉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面对法律空白日益显现的物业管理纠纷

随城市建设开发进程的日渐深入，居民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作为新型案件开始出现并呈显著上升趋势，其常见纠纷主要涉及住户私自搭建、室内装修擅自改变房屋结构、业主欠缴拒交物业管理费、开发商拒不移交物业管理服务设施等矛盾冲突。众所周知，物管纠纷中的利益之争涉及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易发群体性矛盾与激化纠纷，需加以特别处理。但另一方面，由于下述现象的存在，当前物业管理领域仍处于相当无序的混乱状态，法律调整缺位的现象十分严重。第一，物业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难以有效规制物管纠纷。我市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发展较快，但目前尚无统一规范物业管理法律秩序的法规，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企业关系何如、业主委员会组建程序及权限、物业管理收费标准等基本上无章可循。立法上的空白导致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责、权、利不清，不仅容易诱发纠纷，而且纠纷产生后往往难以处理。第二，建管不分的管理体制，在根源上直接引发物业管理纠纷。据调查统计，物业管理纠纷中近70％由开发商遗留问题所引发。不少开发商在售房期间进行盲目承诺甚至欺骗性宣传，而业主入住后发现各方面配套不到位或是原先承诺未能兑现，其追究目标往往是与其发生直接联系的物业管理公司。加之物业管理公司大多从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这种建管不分的“父子关系”体制决定了物业管理依附、受制于开发企业，在验收和接管过程中难以真正为业主把关，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第三，物业管理公司角色错位，行为不规范。作为物业管理合同的受托方，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按照业主的委托从事物业管理事务，代表并且维护业主的利益，为业主提供服务，二者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现实中物业管理公司却往往将自己凌驾于业主之上，无视甚至侵害业益，有的只收费不服务，或者多收费少服务，甚至以押金、罚款、停水停电等不当手段强制业主服从管理，从而使矛盾人为激化。第四，业主未全面树立物业管理的消费观念、消费意识。部分业主只愿意付非常少的物业管理费，却希望得到最好的物业管理服务，甚至只享受服务而不交费，权利义务不对等，从而片面引发物管纠纷。加之很多物业管理公司都是从开发商手中直接接管小区，与业主之间并未签订合同或协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缺少沟通，互不信任，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一切都对我市的立法、房管执法乃至司法部门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当务之急必须就物业管理权性质、业主委员会职能作用及政府对小区管理干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主动探研、积极规范、合理引导，力争使我市的物业管理工作走上规范科学的发展轨道，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积极功效，真正起到服务群众、提升城市现代化运行层次的作用。

（五）城建进程阴影下的相邻关系纠纷

相邻关系纠纷作为传统上的普通民事案件，包含类型多、情况复杂，在房地产审判中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早先的实践中，该类纠纷主要表现为旧式房屋或 设计落后不合理、或建筑质量不过关，水电线路埋设安全性差、隔音能力低，居民进行现代装修致房屋不堪负担而出现漏水开裂等现象，影响相邻业主日常生活。而随我市城建活动的深入开展，建筑设计、施工材料等不断改进，该类纠纷的数量已悄然演化偃息。但与此同时，城建过程中所显现的某些弊端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整治，又进而助长了新型相邻纠纷的出现，令人担忧。例如，个别地区城管措施不到位、某些小区只收费不管理，放任一些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的群众违章搭建、违规改建，不仅严重影响周围邻里的安宁权、健康权和居住安全，还极易人为扩大事态，激化矛盾。而城建规划的无序性冲突直接引发的非个人性违章建筑公然出现，典型如前后楼之间间距不符国家规定的阳光权纠纷，由于牵涉行政部门的不当行政行为及巨额国家资产，民事审判部门仅能不彻底地暂时解决甚至难以解决，相关居民的合法权益因此遭到难以挽回的损害。此外，建筑物安装安全防盗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的标准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尚处于空白状态，不仅相邻关系方的私密权、安宁权易受到侵害，还易造成公共安全与个人安全的冲突隐患，均需及时加以规范调整。

三、我市房地产建设领域中民事审判司法介入的现状

针对上述日益复杂的房地产法律纠纷现状，我市法院民事审判部门在深入领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精神的基础上，齐心协力，认真应对，较好地驾驭了房地产审判的司法进程。

（一）公正执法，适度倾斜，认真及时地审理好每一起涉及我市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案件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精髓，是人民法院始终追求并努力实现的终极理想。我市两级法院系统的民事审判部门在审理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有关纠纷案件时，严格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坚持做到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处理拆迁合同纠纷等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案件中将保护力度适当地向作为弱者地位的被拆迁人倾斜，通过调解工作，使拆迁单位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对被拆迁人给予照顾，及时地宁纷息争，化解了某些可能酿成群体性社会冲突的纠纷。公正执法，不仅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强制等活动能得以实现，提高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如原告溧水县群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与被告南京康邺实业公司、南京基础设施开发公司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对某些工程量的计算范围和计算标准等发生争议，审判人员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通过多次走访调查查明了事实，分清了责任，考虑到原告所享有的债权中大部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工资和垫付资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经多方疏导和建议，终于主持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促使被告及时、主动地履行了义务。

(二)做好调解和协调工作，注重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涉及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法律纠纷一般均具有案情复杂、牵连面广、利益冲突大的特点，以调解方式结案，不仅可以及时化解纠纷，消除当事人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情绪，增强群众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顺利执行司法裁决，促进和保障城建工作的有序开展。我市两级法院民事业务庭的同志们审慎运用司法审判权力、积极探寻裁判艺术，针对不同的案件运用不同的调解思路、手段和方法，总结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调解经验，将调解工作充分贯穿于庭前、庭中、庭后，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就城建法律纠纷案件尤其是其中的群体性纠纷取得更好的审判效果，我市两级法院还相继建立了超前预防机制，积极主动从审判工作中捕捉、掌握各类矛盾纠纷的信息动态。不仅把好关口，对群众来访及一段时间内矛头相对集中的情况及时研究，制定解决对策，还经常与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等机关有关部门联络沟通，把握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对某些虽未诉至法院但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要求解决的各类群体性纠纷做到了然在胸。在处理我市城市现代化建设有关法律纠纷案件的工作中，有时党政领导从对全局工作负责的角度出发，对案件过问或作出批示；某些部门则从自身角度出发，对案件的处理施加影响。对此类案件，法院在作出裁判前都积极主动地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作好法律解释工作，并取得他们的支持。通过尽量运用调解结案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取得了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主动走访，为房地产建设单位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为了更好地把我市城建设工作同保护群众合法利益结合起来，我市法院民事审判部门的同志们主动出击，不仅与市、区土地资源局等相关执法部门保持常年联系，认真分析归纳房地产建设的发展走势与涉讼规律，还不定期地走访我市大型房地产企业，为建设单位的有关工作人员举办多种形式的法律培训班，并与有关负责人开展座谈，认真听取他们在法律事务上的疑难和要求，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为投资企业排忧解难，将法律纠纷化解在萌芽之初，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四、促进与保障我市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若干观念和思路

城建纠纷案件类型层出不穷，起因纷繁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却受着同样的时代背景与地方发展特色所左右。就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我市在经济总量、经济活力等指标上与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仍具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在外资引进方面尤为明显。加之我市众多的老国有、集体企业负担重、债务多，现有经济结构存在较严重的缺陷。外资经济、混合制经济参与性的匮乏，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导致房地产建设行业有效竞争不足，投资与绩效在整体上未能走上良性互动轨道，建设产业的市场发育远未达到规范有序的发展水平。与此相对应，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行政管理则呈现出相对落后僵化的局面，传统上政府主导型的过于优势地位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规范的缺位相并存，导致营造城市建设经营环境的合力失衡。政府的巨大影响力虽然在城建纠纷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直接而快捷的作用，但却超出了行政引导调控的必要界限，使市场经济规则在宏观调控下的自由运行机制在行政权力面前发生扭曲，干扰了市场法则与法治社会规范自身的调节功能。而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信用与社会责任观念普遍缺失，在对市场主体产生严重影响的同时也不免波及到一般群众，不仅市场主体缺乏必要的外在压力去过多思考经济交往中的诚实信用问题，普通市民中也出现了公德意识淡化、自私心态放纵的道德滑坡现象，大量相关法律纠纷因而得以蔓延。在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外资大量涌入的今天，信用与责任观念已成为考验城市管理水平与投资软环境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成为以城建促发展的关键环节，这其中的反差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由以上分析出发，我们提出以下设想与观点，以求对促进与保障我市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能有所裨益。

（一）认清形势，把握全局，提高参与城建中心工作的认知水平

1、强化大局意识，自觉将各项相关工作纳入到城建总体框架的进程之中。今年省领导集体调研我市工作时，回良玉书记着重指出：“‘十五’乃至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南京的城市规模和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综合实力和城市功能将跃上新的台阶……当前应围绕做强、做大、做优、做美中心城市的总体要求，按照建设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富有文化特色、人居环境优良的现代化新南京的目标任务，迅速拉开城市建设的新框架，塑造滨江城市的新形象，增强南京的综合竞争力。要注重特色，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建管并重，争创诚信、安全、文明、法治、生态的名城，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应该说，省市领导对我市的发展大局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与部署，要顺利开展这项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必须把整合各方面力量的配置放在任务的首位，着力强化大局意识，以完整明确的城建战略目标统领城市立法、行政管理执法、司法审判乃至基层群众自治等各领域的工作与相关社会资源，彻底摒弃长官意志至上、任意立项、机械执法、简单执法等弊端，改变以往工作中存在的或单兵作战、或多头管理，执法资源严重浪费的不合理现象，使各项相关管理活动都自觉地统一到我市当前抓城建、促发展的中心工作上来，为城建大局服务，为我市经济跨越式发展服务。

2、提高环境意识，增强城建工作在营造城市现代化环境中的地位与作用。市委、市政府在《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意见》中就营造我市现代化发展的综合环境作出了明确的部署，提出要实现政务环境、服务环境、信用环境、法治环境与发展环境的相统一。结合市委今年提出的要把我市建设成为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文化特色、人居环境优良的现代化滨江都市的战略目标，我们认为，城建工作的进程同时也正是打造我市现代化发展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在于盖起了多少幢高楼，建设了多少高档小区，更在乎于要构建起一种健康和谐、有序发展的人文、生活、生态环境，要作到上至政务管理，下至物业经营，都自觉地意识到是在为我市的投资环境服务，是为我市的现代化建设环境服务，作到城建工作中的人人是环境、事事是环境，真正实现人文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和互动。

3、树立利益均衡意识，保障城建发展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李源潮书记在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城市环境、市民居住和资本积累的三重开发效益，而就前几年的城建实践来看，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建设收费过多、拆迁安置补偿标准过低、变动过频，再加上作中的“缺斤少两”，相当一部分建设成果可以说是以牺牲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换来的。这一令人堪忧的状况不仅相继引发了众多的群体性纠纷，更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市建设发展的一大隐患。要化解这一矛盾，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严格树立利益均衡意识，在城市建设开发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城市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市民生活的现实利益之间取得均衡点，按照法治进程的要求慎重出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尊重市民作为城市建设参与主体和最终利益承受者的合法权益，切实让利于民，加大对城市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妥善处理城市建设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关系，使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旧城改造工作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人民的支持，真正形成以城建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全面提升我市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

1、以“经营城市”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城市建设开发新思路。市委报告中载明：“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用经营的手段配置和利用城市资源，整合城市发展要素，促进城市建设的良性循环。”从而在城建工作中正式提出了市场化运作和经营性开发的理念。就此，在我市着手对土地资源进行资本化运作、开展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出让的同时，亦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为城市建设开创有效的筹资渠道。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不可能完全自力更生。上海在城建过程中就曾在许多项目建设中通过国际招商共同开发等模式成功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这一方法对我市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2、突出规划的先导作用，提高城市建设规划的科学性、超前性和现代化水平。与市委的“超前做好城市发展的规划布局”要求相比，我市城建规划尚亟需提升内涵。据省建设厅城建调研负责人评价，我市规划的控制性“详规”相对滞后，城市功能分区不明显，缺少组团式的政务区、商务区和金融中心。此外，大批企业“退二进三”、开发商“以地补路”所得的地块基本上均位于主城区之内，由招标拍卖出让使用权所成交的“天价”土地均用于住宅建设，长此以往必将直接影响调整后的我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实施，严重背离了市委“一疏散、三集中”的城市空间布局方针。虽然我庭本次调查囿于民事审判的范畴，未直接涉及行政规划纠纷等诉讼，但从已有的相关民事纠纷来看，规划不当、规划紊乱是问题的一大诱因。由此，我们建议，在城市建设体系规划上还应强调：综合评价区域和城市的发展与开发建设条件，科学预测区域经济与人口增长，确定城市现代化进程各阶段目标；由本区域的城市发展战略入手，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区，进一步理顺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统筹安排各区域基础建设与社会设施，明确对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原则和措施，保证我市的古都特色和人居环境。

3、加强制度建设，合理理顺城建开发矛盾。我市在近年来的城建开发工作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科学现代的制度规范，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运行状况分析，当前尤其应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健全：其一，进一步加大土地储备力度，从宏观上对土地的供求关系进行合理调控，将土地上时规模化，灵活运用土地的投放量来调节市场供需。其二，规范房地产市场、控制房价，通过对商品房售价进行定期检验等多种方法确保公正有序、良性循环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得以正常运行，遏制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超高利润等不合理现象。其三，制定统一的拆迁安置办法，根据土地级养效差因素及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波动对拆迁补偿标准进行动态调整，可考虑通过一定的比例系数将被拆迁房屋与相同区位商品房价格挂钩，以确保被拆迁居民能够承受重新购产的经济压力。其四，加快物业管理、相邻规划等方面立法，明确物业管理的性质及依据，规范业主委员会职能与地位，加强社区管理及相邻建筑与设施使用的公共管理，以弥消纠纷，促进城建工作的顺利进展。

4、革新城市管理理念，以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传统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多着重于“管”、“卡”、“治”的观念，而在我国入世以后、城市建设管理迈入新阶段的今天，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以被管理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其满意为终结点。这方面昆山市已走在了我们前面，在20__年成立了综合性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统合了市容卫生、城市规划、园林绿化、 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以及市政管理等七个部门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基本实现城市管理领域的管理审批权与监督处罚权的适当分离；今年还荣获了德国RWTUV认证机构颁发的该系统全国首份ISO9001：20__版质量认证证书，从而不仅正式确立了科学化、人性化、“以被管理者为本”的全新管理思路，更以动态式目标的长效管理模式替代了传统上运动式、突击式的城市管理方式，实现了城市管理体系质的飞跃。如何借鉴国内外成功范例，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城建管理水平，正是亟待我们研究的课题。

（三）按现代化法治社会的要求，切实规范行政管理与司法服务活动

1、增加政策透明度，建立规范的政务公开制度，逐步实现由依政策办事向依法办事转变。如本次调查数据所显示，红头文件纷杂、政出多门、政令公开制度未得到彻底落实，是引发城建纠纷的一大流弊。为进一步适应加入WTO、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需要，政策应逐渐淡出一些具体执法领域，以体系严谨、责权利明确、稳定公开的地方性立法、政府规章对市民生活及执法活动加以规范。对制定的政策法规，应一体向市民进行公示，依靠具体细致、可作性强的规章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

2、切实解决我市现代化建设中的依法行政问题。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大量纠纷的产生与行政部门的执法观念、执法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我国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政府及时改革与国际规则不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行为方式，建立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运行机制，提高政府治理水平。落实到我市城市建设行政管理工作中，就是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全面树立法治意识和程序正当的观念，杜绝任意执法、滥用执法裁量权、执法行为不规范统一的现象，学会从法律中汲取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必要的执法资源，以法定程序规范自身管理行为，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切实承担管理责任与行政违法责任，消除执法死角。

3、加大司法服务的力度，为加快城市建设开发的进程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通过诉讼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终救济措施。在城市建设开发的进程中，社会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通常还带有一定的群体性和强烈的对抗性，要确保城市建设开发活动顺利进行，必然离不开人民法院全面、有力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司法部门发扬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总体部署，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增强为城建开发服务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调节城市建设开发中的法律纠纷，积极防范、及时化解各类法律风险，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提供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与法律保障。要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摸索和总结出对城市建设开发中有关法律纠纷的审理和执行的经验和做法，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城市建设开发的健康、快速发展。

（四）加强法制与道德建设力度，促进城建社会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1、以诚信为导向，促使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健康经营。如前所述，当前房地产纠纷案件的起因既有旧体制的桎梏，又有市场取向改革所带来的冲击，仅以单纯的“严刑峻罚”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完善城建法制，依法行政、依法裁判的同时，通过经济、行政、制度设置、道德建设等多种手段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走诚信经营的道路，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理性的经营方式、稳妥的经营作风与守法的经营意识，使其成为自觉学法、用法的“精明”经营者，彻底摒弃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要求的行为方式和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培育出健康合理的市场环境，进而以成熟的市场机制切实推进我市的城建工作。

案件调查报告篇6

关于邮政金融机构落实案件风险防控措施情况开展调查的自查报告

根据x邮金管[20__]96号《关于转发__银监分局%26lt;关于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案件风险防控措施情况开展调查的通知%26gt;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局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并结合邮政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实际,认真按照《__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防控工作必备指引》做好自查工作，现将自查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按照《__省邮政金融资金安全检查处罚试行办法》和《__省邮政储汇资金票款安全连锁责任制》以及《__州邮政金融业务稽查方案》等重要文件，对邮政金融资金实施有效监控，促进邮政金融业务稳定、健康发展。

二、认真开展省、州局安排的“对银行帐户管理及大额现金交易排查”、“对工资业务进行排查”、“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职工挪用资金买案件”、“中间业务专项检查”、“排雷行动”、“金秋行动”，以确保邮政储汇资金安全，捍卫经营成果。

三、认真落实资金票款安全局长负责制，实行储汇资金安全管理责任制，年初层层签订《__县邮政局金融资金安全责任书》。成立有专门的案件防控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实行绩效考核制度和问责制度。认真执行人员排查制度，全面施行轮换岗计划。建立了举报制度，每个职工均发有举报卡。

四、严格按照省局和州局的要求的频次和内容开展储汇稽查工作，采取突击检查、专项检查与常规检查相结合，对查出的问题和资金安全隐患进行追踪整改、督促落实。

五、认真按照《关于印发%26lt;__州邮政金融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26gt;的通知》（x邮金管〔20__〕105号）和《__州邮政金融内控制度评价、现场处罚标准及打分表》要求，积极开展邮政金融内控评价活动。在开展内控评价的同时，对中间业务管理、网点三级权限管理、电子稽查和智能令牌管理、支票印鉴分管、出纳库存现金、银行账户、大额权限审批、特殊业务处理、重要空白凭证管理、金库“五大制度”、押运钞管理、营销排查等高风险环节开展经常性的检查，及时排除资金安全隐患，确保储汇资金安全。

六、为强化邮政金融管理，结合本局实际，先后修定了《__县邮政局储汇资金安全管理办法》、《关于对邮政储蓄大额现金支付实行分级审批制度管理的通知》、《调整20__年储汇周转金定额明确超限提款权限的通知》、《金库管理考核办法》、《__县邮政局金库管理、上下班接送安全综合考核办法》以及各项应急预案。

七、不足之处：一是部分班组、支局长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检查职责；二是稽查人员杂务较多，稽查频次和质量未达到要求，稽查深度、力度不够。三是操作风险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制度执行不力。四是安防设施不达标，网点人员配备不足。五是保险业务管理较混乱，缺乏相互监督和制约机制。

通过开展此次自查活动，认真对照《指引》和相关案件防控规定要求，努力做到进一步加强案件防控工作，建立案件防控长效机制，进一步做好案件防控基础工作，完善制度和措施并提高执行力，确保我局邮政金融业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案件调查报告篇7

一是审查把关不严，盲目立案。刑事自诉案件往往是当事人一纸诉状，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严格的审查把关，致使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二是易立难审，久审不决。由于立案审查把关不严，受案后发现许多问题，加之双方争执较大，而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难于收集定案证据，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调又调不成”的局面。

三是滥用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属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可以撤诉,也可以与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决定对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应当严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态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对其采取逮捕措施。不仅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而且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决后,民事赔偿部分难以执行,案结事未了。由于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任意性和滥用职权，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触对立情绪较大，本来可以调解或和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不判决结案。而被告人难于接受，致使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难以兑现执行。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是要把好立案审查关。严格审查自诉 案件有关 刑事部分，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着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提起刑事诉讼，则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审理中的处理工作。如发现受案后刑事自诉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将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证据材料不足，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就应宣告被告人无罪。更不能认为需要被告人赔偿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案件调查报告篇8

【关键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机动车交通交通事故责任案件的特点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数量大

道路交通案件的数量大有其多重原因，一方面公民的安全意识不强，不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看红绿灯，甚至还有翻越隔离栏杆的行为，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随意行驶，造成事故频发。另一方面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淡化了交警部门的调解职能，改变了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规定的行政调解为提讼的前置条件，导致案件大量涌向法院。依某地法院为例，2013审判年度某地法院民一庭共受理案件共计811件，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419件，占当年民一类案件51%。2014审判年度该地法院民一庭共受理案件共计730件，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共计362件，占当年民一类案件50%。

（二）案件审理期限长

依某地法院为例，2014审判年度该地法院民一庭共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共计362件，其中需要伤残鉴定以及财产损失鉴定的案件为270件，约占总数的3/4。这类案件从立到审，大都经历较长时间的中止程序来进行鉴定，造成大量案件审理期限过长。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般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于人身受到伤害的，一般应自医疗终结后或者作出鉴定之日起一年内；对于财产受到损害的，一般应在二年内。如果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又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受害人将失去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方会立即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事故责任方逃避、隐匿、转移赔偿财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当事人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尽管此时受害方尚未医疗终结或作出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会采取中止审理的方式，避免案件超过审理期限。待当事人医疗终结后有些案件还需要经过司法鉴定这一个步骤，也就是说治疗终结后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无形中将该项程序纳入了法庭的审理步骤。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是，如果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属于提出反驳证据、相反证据、新的证据范围内的，提出鉴定申请的时间可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另外，对申请鉴定的事项涉及重大利益的，为了解决矛盾、平衡双方利益，提出鉴定申请的时间也可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在审理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的也不计入审限。这自然造成了案件审限过长，因此部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在审理时往往会因证据来源的条件显得较为繁琐复杂，由简易转为普通审理。

（三）大部分案件相对简单，但双方不容易达成调解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会根据现场情况作出责任划分明确的交通事故责任报告，此份报告是审理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且证明力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一方要求尽快得到赔偿救治。事故责任一方以及责任主体之一保险公司则表示在责任划分明确后进行合理赔偿。法院的审理往往就是在理清事故的责任、费用等问题后作出裁判。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该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应当在收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书。据此，可以理解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程序选择权，即可以选择申请公安机关调解或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责任主体之一保险公司也不认可调解书，交强险是一种社会性质的保险，它区别于商业保险，不盈利、不亏损是其自身特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事故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虽然调解书在执行上也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保险公司根据其自身的业务需要拒绝调解，往往双方当事人拿到的是调解而成的判决文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因制度缺陷，致使的现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是明确的侵权案件，机动车保险是典型的合同案件，二者属于两种案由。但为提高审判效率，保障当事人权利。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往往追加机动车责任方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直接参与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虽然有法释【2012】19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但法理依据欠缺。

案件自身特点（在这个链条中涉及到案件当事人、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司法工作人员、鉴定机构、审判组织、以及执行机构的参与其中）及监督制度缺失，造成因交通事故各个环节多又缺乏制度约束，各个环节的机构又很难统筹的达成更高的监督体制。造成部分司法及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利用法律漏洞（即不违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而进行牟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一些南方城市（已有向北方城市蔓延趋势）已经出现部分人员通过先行垫付治疗费用而盈利的现象。即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方在未得到赔偿又等不到法院判决执行款的情况下，部分人员提供先行垫付治疗费用，待判决生效后提取赔偿执行款中除治疗费用外更多的利益。

二、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一）部分案件较为复杂，需要具有经验的法官加以审理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虽然大部分是经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权责明确的案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复杂情形例如：判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车辆买受人、受赠人责任问题；判定车辆挂靠人、承租人、承包经营人责任问题；判定车辆借用人责任问题；判定驾驶员的责任问题；判定车辆被盗抢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判定车辆维修人、保管人的责任问题；判定学习驾驶员在驾驶培训机构学习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判定道路施工人、道路产权人、维护人责任问题；判定行为人的违法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或者破坏道路及道路配套设施的问题；判定无偿搭乘人责任问题等情况，这需要富有经验的法官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法律加以解决。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数量大，审判人员短缺，案件审理期限长且不易调解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数量大，通过数据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法院审判人员在未增加的前提下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面临较大压力。虽然有些案件案情相对简单，但因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自身特点造成审理期限过长且案件往往不能以调解结案。这样为审判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往往案件当年立案不能在当年审理结案变成积案转而给第二年的工作造成负担，影响法院的综合指标。

（三）案件执行难

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有《交强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但在实践中往往有很多事故责任者是未参加保险的司机或是摩托车驾驶人员，案件发生后有些人员责任方或逃逸或下落不明，有些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自身受伤需要治疗，没有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往往原告拿着法院生效的判决书对责任人不能执行，案件只能中止执行。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固有链条以及审理模式，在法律法规未作改进的情况下很难对案件进行快审快结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依据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模式。在这个链条中涉及到案件当事人、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司法工作人员、鉴定机构、审判组织、以及执行机构的参与，可以说动一发便触动全身。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下，这些人员及部门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为保障案件的公正，提高案件审判效率质量，即使通过加强管理，调配人员提高某一个环节也难以追赶上这类案件增长的速度。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一些思考

任何一项好的措施或者制度都是针对问题产生并随着事物的发展而随之变化，应以疏导为主，防治为辅。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规律。因此找到这一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还应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对交通安全的意识，完善法律法规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机动车交通案件的审理模式以及这一链条是在处理问题过程中运用法律与实践结合形成的，它已经形成了稳定模式。问题也突显出来，针对法院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优化环节，达到更好的效果。

思考一案件繁简分流，以一个审判庭为例，这个审判庭共9人在面对基数庞大的道路交通事故审理案件中，会遇到案件审理周期平均分摊在这9个人身上，尽管有大部分案件是权责明确极易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与此同时这9个人还负责审理较为复杂的合同及土地纠纷等一系列民事纠纷案件上，每名审判人员都要经过很长审理周期才能将案件审理完毕。这样造成案件无奈的积压，若能根据案件情况，划分出容易和复杂交通事故案件，由1-2名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集中负责这项工作，将审理周期长的交通事故案件由这几名同志负责处理，进而让其余审判员从案件简单且周期长得案件中解放出来审理其他案件，也许会在审判工作中达到很好的效果。但这个办法在实际中也会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整体上看，案件依旧滞留在我院只是将此类转移到几个人员那里去；这样做也会造成权利过于集中，审判工作中会产生带有个人色彩较浓不良的惯性。此法在实际操作中能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还需进一步实践。可以考虑定岗不定员的交流办法加以改进。

思考二案件审理前置，在司法实践中也有部分法院成立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庭，将此机构直接设立在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这样做会使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不久就能拿到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简化了诉讼程序。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全部法院，区域内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发生具有多样性、地域性、行政行为先行且分布不均等诸多特点。在操作过程中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思考三严控收案范围，为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部分法院采取限制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收案范围，即明确凡此类案件如原告未治疗终结或提出诉前保全便不予立案，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部分案件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就立即立案而在医院接受长时间的治疗，造成案件中止、积压。表面上降低了部分案件的收案数量，但于法无据。造成此类案件社会上的积压，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效果不佳。可以进一步改进为严控收案范围的同时扩大现予执行的受案范围。

思考四加强业务培训。在审判工作中更应加大对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以应对复杂多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可以加大普通案件简易审理的模式，将双方争议不大且权责明确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进行普通案件简化审理，做到案件的快审快结。

案件调查报告篇9

2019年8月26日、8月27日，黄某、李某某等27人分别向我队提交了《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投诉文书、居民身份证、欠条等复印材料，投诉安徽省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带班组长黄某某拖欠工资37万余元。我队于28日立案。现调查情况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9年8月26日10时30分，黄某、李某某等12人到市信访局反映某地块从事外墙油漆带班组长黄祚福拖欠民工工资37万余元的问题。获悉该事件后，我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由分管局长、监察大队大队长带队前往市信访核实情况。

经核实，黄某、李某某等人于2018年3月左右，进入某地块一期三标段A5号楼项目工地从事外墙油漆工作，反映班组长黄某某拖欠他们工资（有黄祚福开具欠条）的问题。由于黄祚福在2019年2月24日所开具，承诺在2019年8月24日支付仍未支付，并且与之联系电话打不通，无奈之下黄某、李某某等人才前往市信访局进行上访。

8月28日，我队大队长及经办监察员前往涉案施工方武汉某建筑有限公司及其分包方安徽省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调查，并向其送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

9月4日，武汉某建筑有限公司及其分包方某装饰公司委托项目负责人徐某某、程某某到我监察大队配合调查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对其工程承包，工程支付等情况进行调查（见《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

9月6日，经过大队多次电话和短信联系，涉案班组长黄某某到我监察大队配合调查，经查，带班组长黄某某在安徽省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某某介绍下，承包了某地块一期三标段的A5号楼外墙油漆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另查，该外墙油漆工程于2018年11月已完工，安徽省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按照合同与黄某某办理了结算并支付了全部工程款总计686553元。我局劳动监察大队根据调查27名劳动者提供的由黄某某签字认可的欠条，对黄某某进行了询问笔录。黄某某认可拖欠黄某、李某东等27名劳动者工资合计374102元属实。（详见《劳动监察调查询问笔录》），确定27人被拖欠的工资分别为：1、刘某某20000 元；2、戚某某4200元；3、戚某某 40000元；4、李某某27000元；5、盛某某18000元；6、吴某某7500元；7、杨某7700元；8、袁某13000元；9、张某16500元；10、刘某12900元；11、郭某19500元；12、曹杨杨21500元；13、黄某47352元；14、陈某某36000元；15戚某某24500元；16、王某某2200元；17、王某某2950元；18、刘某某6400元；19、朱某某5500元；20、刘某某6100元；21、刘某某6100元；22、刘某某9200元；23、刘某某6800元；24、刘某某2250元；25、刘某5550元；26、刘某某1150元；27、段某某4250元。

二、处理情况

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鄂人社发[2014] 39号）第八条；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关于办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武人社发[2015] 26号）第五条之规定，认定黄某某拖欠27名劳动者工资合计374102元。随即我局劳动监察大队对包头黄某某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依法下达了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于3日内支付黄某、李某东等27名劳动者工资。逾期，包头黄某某仍未支付黄某、李某某等27名劳动者被拖欠的工资。

三、涉嫌犯罪事实及理由

综上，黄某某所欠劳动者工资数额较大，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民工工资，且经我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 3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鄂高法发[2013] 2号）等规定，已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 3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关于涉嫌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移送的规定>的通知》（鄂人社规[2012] 1号），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鄂人社发[2014] 39号）等规定，现将本案移送区公安局，依法追究黄某某（34082319791105**** ）的刑事责任。

案件调查报告篇10

    一、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概念、作用、产生依据

    (一)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调查者,对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客观、全面、综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二)产生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有公诉人、辩护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

    (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缺陷之处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体,依照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的规定,由于是“可以”,而非“应当”,故从立法的角度,控辩双方、审判机关、以及受审判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形式,1、由控方或者辩方以访谈的形式,形成规范性的社会调查报告。2、由审判机关以问卷式或访谈形式,形成问卷调查表。3、建立一支特邀社会调查员队伍,这些社会调查员由熟悉青少年特点,热心青少年帮教工作的社会人士组成。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这项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院执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情况看,开始这项工作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形成书面材料,随着97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执行,法官居中裁判规则的确立,开始改变以前单纯由法官调查的情况,同时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通过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作,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由该机构完成其接受的援助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或庭审中将报告提交给法官予以参考。如果案件被告人自己聘请了律师,这项工作就由律师去完成。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但是这样做毕竟只是辩护方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性。而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工作,认为是其检察工作之外的工作内容,态度消极。即使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了解也是在审查起诉时通过案件了解的情况,很片面且不详细。

    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上述几种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二)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法律没有给予确定,由此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有可无。

    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意义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有无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应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其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故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制度在法院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履行,而且对社会调查报告没有作相应规定,加上缺乏制度进行监督,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程序之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施情况不好。既然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没有确定,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可有可无。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法律没有规定,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以和种方式出现、怎样展示,控辩审三方均感困惑。存有争议:

    1、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有两种观点:(1)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从证据的概念来看,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的范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然而社会调查报告只是对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的综合评定,并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从证据的本质特征来看,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交往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出具最终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调查报告只是与其犯罪的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

    从证据形式来看,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质证,其性质应属于品格证据。但随着调查报告在实际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其性质也越来越接近证据的范畴,为此,法律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

    (2)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