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秋的诗句十篇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1

2、水晶帘不下，云母屏开，冷浸佳人淡脂粉。——晁补之《洞仙歌·泗州中秋作》

3、每圆处即良宵，甚此夕偏饶，对歌临怨。——吴文英《玉漏迟·瓜泾度中秋夕赋》

4、青雀西来，嫦娥报我，道佳期近矣。——文征明《念奴娇·中秋对月》

5、何处楼高，想清光先得。——吴文英《尾犯·甲辰中秋》

6、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史达祖《满江红·中秋夜潮》

7、寄言俦侣，莫负广寒沈醉。——文征明《念奴娇·中秋对月》

8、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苏轼《念奴娇·中秋》

9、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徐有贞《中秋月·中秋月》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2

叶绍翁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赏析】

节候迁移，景物变换，最容易引起旅人的乡愁。诗人客居异乡，静夜感秋，写下了这首情思婉转的小诗。

这首诗，写秋夜所见之景，抒发羁旅思乡之情。一句写梧叶，“送寒声”，巧妙地写出了夏去秋来之时，旅人的敏锐感觉。

草木凋零，百卉衰残，是秋天的突出景象。诗词中常以具有物候特征的“梧叶”，置放在风雨之夜的典型环境中，表现秋的萧索。

此诗以叠字象声词置于句首，一开始就唤起读者听觉形象的联想，造成秋气萧森的意象，并且用声音反衬出秋夜的寂静。接着用一“送”字，静中显动，引出“寒声”。在梧叶摇落的萧萧声中，仿佛含有砭骨的寒气；以听觉引起触觉的通感之法渲染了环境的凄清幽冷。阵阵秋风，触发了羁旅行客的孤寂情怀。晋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因思故乡的莼菜羹和鲈鱼脍，就辞官回家了。诗人耳闻秋风之声，牵动了旅中情思，也怅然欲归。这两句用“梧叶”“寒声”和“江上秋风”写出了秋意的清冷，实际上是用以衬托客居心境的凄凉。再以“动”字揭出“客情”，情景凑泊，自然贴切，弥见羁愁之深。

三、四句写儿童挑促织，表面上看似乎与“客情”无关，实际上是用儿童的快乐――无忧无虑，来反衬自己旅居的孤独和愁思。这两句，从庭内移到户外，来了个大幅度的跳跃。这两句是倒装句，按意思顺序，应该前后互移。诗人意绪纷繁，难以入睡，转身步出户外，以排遣萦绕心头的羁思离愁，但眼前的夜景又给他以新的感受。“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谢I《秋夜》）。那茫茫的夜色中，闪现在篱落间的灯火，不正是“儿童挑促织”吗？这种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举动，与诗人的凄然神伤、低回不已，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首诗也有这个意思。暗夜中的一盏灯光，在诗人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童年生活的片段：“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张C《满庭芳・促织儿》）眼前之景与心中之情相遇合，使诗人陷入了对故乡的深沉思念之中。他以“篱落一灯”隐喻自己的“孤栖天涯”，借景物传达一片乡心，与“江上”句相关联，收束全篇，仍觉秋思洋溢，引人遐想。

这首诗在写作手法有如下两个特点：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3

例一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显然，这个句子是欧化句子，按汉语的表述习惯，是绝不会说什么“我的不远千里”的。另外，“的理由”三个字也显多余，去掉它，前后分句的因果关系同样存在，还较含蓄。比如，按汉语的习惯，是不说“我的到这里来的理由，也不过想看看你”。如果硬要保留“的理由”三字，我们则习惯说“我到这里来的理由，是想看看你”，而不大说“我到这里来的理由，也不过想看看你”。由此，文中的句子可改为：我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例二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

这个句子逻辑性不到位。“味”对应的是“尝”，“色”对应的是“看”，“意境与姿态”对应的是“赏玩”，如果把这个句子复原，该是“秋的味，总尝不透；秋的色，总看不饱；秋的意境与姿态，总赏玩不到十足”。显然，这种说法精炼不够，而合并说就该是：“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尝不透，看不饱，赏玩不到十足。”这样的照应才合逻辑。我们不是说“味道十足”“秀色可餐”吗?其实，这种合说是一种修辞手法，由来已久。比如《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句中的“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就是“桀暴乱而汤征伐”和“纣暴乱而武征伐”二语的合说，这种缩略后的语句的意义其正确表达就由相关语词的对应关系来保证。所以，“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就不可以说成“桀纣暴乱，而武汤征伐”。再如，“君父至尊亲”(杨恽《报孙会宗书》)，是“君至尊父至亲”的合说，不能说成“君父至亲尊”。又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刊刑赏”(《出师表》)，分说就是：“若有作奸犯科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若有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赏”，反之，那就颠倒黑白了。这种合说的句子还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说・论文》)，“夫自衔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求自试表》)，“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同上)，“轮匠执其规矩”(《墨子・天志上》)，等等。

例三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

看到这个句子，你知道作者到底有多少年“不逢北国之秋”了?恐怕回答不上。问题出在“将近”和“余”两词的并列出现。“将近”的意思是“(数量等)快要接近”(《现代汉语词典》)，如“将近掌灯时分”，“中国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它相当于“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中的“且”。而“余”指的是“大数或度量单位等后面的零头”(《现代汉语词典》)，如“一丈余”。在这个意义上，“余”与“多”相等，我们也说“五百多斤”、“一丈多”。从“十一年”到“十九年”都属“十余年”的范筹。“将近”一词如果接数字，应该接具数，不能接概数。所以，我们可以说“将近五点钟”、“将近两千字”，或是“五点过钟”“两千余(或多)字”，而不能说“将近五点过钟”、“将近两千多(或余)字”。回到文中，如果是几年不逢北国之秋，就得说成“将近十年了”；如果是十多年，就要说“将近二十年了”或“十余(或多)年了”。

例四：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在这个句子里，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最好是在牵牛花底，有秋草作陪衬。可是，由于句中出现了“叫”“使”两个使令性动词，导致句子表述的实际意思成了：最好在牵牛花底，叫秋草使作陪衬。这怎么理解呢?“叫”作为使令性动词，是“致使”的意思，它“必带兼语”(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句中“秋草”是兼语，既作“叫”的宾语，又作“陪衬”的主语。因此，“使作陪衬”的“使”就是多余的了，应该删去。

例五：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这个句子简直太哕唆。既然是“家虫”，那当然是“养”的了；既然是“养在家里”，那还不是“家虫”还能是什么呢?难道有“养”在“家”里的“野”虫?根据意思，这个句子可以表述为：“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着的一样。”也可表述为：“这嘶叫的秋蝉，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着的虫子。”

例六：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

众所周知，“所以”是关联词，在因果关系的语句中表示结果或结论，常常用在后一小句的开头(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可是，句中“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和“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因果联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从该段下文的句子“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以及作者所举欧阳修和苏东坡写的有关秋的作品例子来看，两个分句所讲的都是事实，也就是说，它们应该是并列关系才对。

因此，“所以”应该删去。该句可表述为：“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又特别的多。”

例七：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

“但”在用法上跟“但是”基本相同，它表示转折，引出同上文相对立的意思，连接小句或句子，也连接词、短语、段落，要表达的重点在“但是”之后(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首先，既然说“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意思是说“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那它与上文就构不成对立的意思，语意间就并不是转折关系。

其次，作者也不是要强调外国诗人对秋的感受，只是说中外诗人对秋的感觉都差不多，强调的是对秋的感觉的共同性。所以下文才说：“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

因此，“但”应该去掉。

例八：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

句中将“欧阳子的秋声”和“苏东坡的赤壁赋”并列就不够妥当。如果都是指文章，那就应该说“秋声赋”而不能只说“秋声”，这里不可以蒙后省。另外，如果指的是他们写的作品，当然该用上书名号才是。教材在解释“欧阳子的秋声”时说：“指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秋声赋》。”也正是这个意思。

那么，作者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笔者认为是肯定的。既然先认定了“文字”里有什么样的“成语”，那么接下来说“读本”里该有什么呢?当然是有什么样的作品了。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对应“读本”，那么，“成语”就该对应作品。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4

①觉：醒。池塘春草：化自东晋诗人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简析

青春年少时，总觉得时光富足，总以为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然而，时光的脚步总是于无声无息中不停地往前挪移，就像早晨的太阳很快便会行至正午，没多久便西沉入山一样，年少之人转眼便会步入老年。老年人苦于时日无多，而又想在学问上有所成就，便会回望少年时代，发出如此感慨：一寸光阴都不可轻易抛掷啊！是啊，人生易老，岁月易逝。对于想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人来说，越是学得深入，越能感受到学习之乐，也就越发觉得人生短暂，光阴可贵。

写此诗时，想必诗人正处于人生的暮年，正在学问之路上努力攀登，攀登的过程中感受着学习之乐，同时却发觉人生时光已如此有限，不由感喟少年时光那么快就成了过往，感悟光阴实在不应轻易抛掷。而诗句也不由得从心中自然流淌而出。可是这样的诗句未免有说教之气。于是诗人转而描摹了两幅动人的画面。

溶溶春水，春光荡漾，池塘四围，春草萌生。绿绿的草芽儿舒展着娇嫩的叶片，在春阳中泛着鲜绿润泽的生命之光。春意可人，春容正美。陶醉在无边的春色之中，梦想随着春云飞……

秋风四起，秋凉袭人。阶前的梧桐叶渐黄渐干枯，它们轻轻离枝头，O@有秋声。春色已成昨，秋意转眼至！

春之鲜嫩，秋之干枯；春之温暖，秋之悲凉；春之梦想，秋之凋零……一春一秋，转瞬之间！

诗人就这样将无尽的话语转换成了鲜明的画面，画面中藏着诗人深沉的人生感悟：春天不及时播种，秋天就只能收获无尽的悲凉；如果只是让大好春光浸泡于空幻的梦想，那么很快到来的秋天就只能萧瑟一片……

春光转眼逝，年少要惜时！

诗人就这样将自己的人生体悟化成了一首情真意切且寓理于景的小诗。小诗看似“偶成”，实则融进了诗人丰厚的人生体验。

诗人朱熹其实还有更多的名号――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从这些名号中，已可以揣想他的成就之大。这样的成就从何而来？必是来自“一寸光阴不可轻”的惜时，来自刻苦自励的笃学……

是的，“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春光，珍惜人生，方可学有所成！

名句欣赏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5

关键词:寇准;诗歌艺术;晚唐体;突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50-02

寇准是北宋太宗､真宗时期一位功勋彪炳的政治家，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寇准古体､律､绝各体诗歌凡二百六十余首。寇准诗歌既有晚唐风致，又深受盛､中唐诗人的影响，是宋初“晚唐体”诗人中身份特殊､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然无法与其他宋诗大家相颉颃，但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一

“晚唐体”诗人多为僧､隐之士，借诗歌发穷苦之音。寇准被列为“晚唐体” 代表，并视为其盟主，表面看来这与他所处的显赫政治地位不相协调。究其实质，寇准及其所代表的“晚唐体”出现在宋初，一方面与宋初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晚唐五代以来延续的审美心理的积淀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他虽官至卿相，但在仕途上几起几落，屡经波折，在一次又一次的得意与失意､希望与失望的反复中，寇准的心态渐渐趋于淡泊，与“晚唐体”中的僧隐之士心态颇有相通之处。寇准本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 [1]，他十九岁中进士，本欲兼济天下却被放官到荒凉的巴东。此后在仕途上也屡遭，坎坷不平，尤其是晚年被贬至南海。寇准诗歌中大多染上了一层悲凉的时代感伤色彩，正是缘于迁谪流落，飘零不归之感。同时，寇准与同时代的“晚唐体”诗人如潘阆､魏野､林逋､九僧多有交往唱酬，从而深受晚唐诗风影响。寇准在青年时曾作诗示潘阆指正。他与隐士魏野交往尤为密切。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贬知陕州，与魏野来往甚多，曾题《赠魏野处士》和《赠隐士二首》赠予魏野，魏野回赠《和呈寇相公见赠》､《上知府寇相公》和《谢呈寇相公召宴》等。他与“九僧”也在一起交游唱和，《湘山野录》卷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寇准与惠崇一起唱和“探阄分题”的趣事。诗人之间的诗歌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交际和情感交流的工具，也有在相互酬唱中切磋诗艺，相互影响的重要一面。由于寇准位高身重，他被视为宋初“晚唐体”诗人的盟主。

寇准位极人臣，生性豪奢。然而，寇准诗歌创作也绝不类其生活环境和政治地位，寇准诗歌与晚唐诗相类，其诗多留连山水泉石之作，内容大多是寻道访友､登临感怀､或是与朋友吟诗酬唱､与僧道谈禅说玄。诗歌在季节的选择上，寇准多写秋天，有近一百首，如《秋怀》､《早秋二绝》､《秋日》､《荆南秋望》等。在一天的时段选择上，寇准偏好黄昏和夜间。这类诗中表现时间的意象多为夕照､暮烟､寒夜､归鸟､晚舟，与“晚唐体”诗歌在意象选择上有着同样的偏好，如《江上晚行》､《巴东驿秋日晚望》､《夜望》､《暮秋感兴》､《江上晚望怀所知》等。抒感多思乡念友､感春悲秋､伤老自怜等，情调清冷凄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云:“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3]《湘山野录》卷上曰:“然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4]《苕溪渔隐丛话》:“忠愍公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5] 在现存寇诗中，多数都表现出离愁别绪､乡思之愁，弥漫着强烈的感伤和悲哀的情调。其五律如《冬夜旅思》:

年少嗟羁旅，烟宵进未能。江楼千里月，雪屋一龛灯。远信凭边雁，孤吟寄岳僧。炉灰愁拥坐，砚水半成冰。

该诗情思凄婉，所描写的孤寒的景物，抒发的愁苦的情怀，都与姚贾诗相仿佛，很有姚贾诗的风味。

寇准诗歌与宋初其他“晚唐体”诗人一样，与姚贾诗风一脉相承，《瀛奎律髓》曰:“莱公诗学晚唐，九僧体相似” [2]。其作诗刻意苦吟，其诗歌中有许多描写自己苦吟情状的诗句。如“发白犹搜句”(《秦中感怀寄江外知己》)､“此夕南轩宿，论诗万虑忘。苦吟秋信近，寂坐漏声长”(《与诗友食宿》)､“孤吟终日对莎地”(《夏日晚凉》)､“江城初雨歇，孤坐役吟身”(《秋雨怀友生》)､“万事不关虑，孤吟役此生”(《书怀寄韦山人》)､“劳寻苦吟伴，独入乱山行”(《喜吉上人至》)等。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善于在狭窄的诗境中雕字琢句。许多诗歌旨在摹[前之景，抒一己之情，境界纤小，皆与林逋､魏野之作大体无异，如《水村即事》:

虚斋临远水，吟钓度朝晡。苇岸秋声合，莎亭鹤影孤。片云藏叠，野烧起寒芜。独步时吟望，离人隔五湖。

诗中“秋声”､“鹤影”互映，“合”､“孤”衬照，画出秋色之神。以“独步”､“五湖”回应开篇“虚斋”､“远水”，使写景之意象与抒情之意象重合。诗的结尾虽笔放五湖，但一个“隔”字仍将诗人牢牢限于“虚斋”的狭小境地，鲜明地体现“晚唐体”诗人“唯搜[前景而深刻思之”的创作特点。寇准的其他五律诗句如“少梦虫声碎，无风树影闲”(《夜坐有怀寄张士逊》)，“寒蛩啼暗壁，败叶下苍苔”(《楚江夜怀》)等，这些描写琐碎幽深之景､工致小巧的句子，与贾岛“茧从枯树出，蛩入破阶藏”(《寄胡遇》)以及姚合“蚁行经古藓，鹤毳落深松”(《过无可上人院》)等在情趣､基调上没什么区别。

二

寇准虽是宋初“晚唐体”诗人的代表，但他的诗歌风格不尽在“晚唐体”的范围之内，对“晚唐体”诗风有所突破。由于寇准身份的特殊，寇准的诗歌创作除效法姚合､贾岛之外，对盛唐和中唐诗人诗歌多有所取法。同时人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寇准少年时所作的《塞上》诗中“征人临迥碛，归燕别沧州”一联与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征蓬出汉塞，归燕入胡天”如出一辙。《春日登楼怀归》中的“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两句明显化自韦应物“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句。

“晚唐体”诗人刻意苦吟，反复推敲，使其创作在对句中显出极佳的功夫，常有沁人心脾的佳句，却少有浑然一体的名篇。寇准虽也崇尚苦吟，但是由于他具有比隐士､僧人远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因此不必单纯依靠冥思苦想和搜索身边琐细事物来寻求对仗之工稳，所以他的诗作并不全都拘泥于格律。他不一味专注于一联一句的刻画，而很注重全篇的浑融完整，诗歌首尾意脉贯通，注重“全篇构思”，从而有些诗歌突破了“有句无篇”的窘境。如《秋兴呈裴李二同年》(其一):

秋兴逐凉吹，飒风驱烦襟。人悲故乡远，叶落空山深。楚俗伤去恨，秦城稀来音。何当返烟渭，自乐于园林。

这样诗意圆融､自然流畅的诗作，不是单纯汲汲于追求“佳句”的诗人所能够作出来的。他的有些诗句也并不力求对仗工稳妥帖，因而显得生动流畅。如“故园应坠叶，昨夜又西风”(《秋思》)､“游子在何处，秋风吹五湖”(《江上晚望怀所知》)，“有时闻落叶，不语立残阳”(《暮秋感兴》)､“明月夜还满，故人秋未来”(《楚江夜怀》)等。

在诗歌体裁上，“晚唐体”诗歌一般于五律之外，其他各体诗歌的成就都非常有限。宋初“晚唐体”诗人中，魏野的五律为人所称道，至于“九僧”，更是“第自五言律外，诸体一无可观。”[6]他们当中只有寇准在五律之外另辟一片创作天地，是宋初“晚唐体”诗人中唯一擅长绝句的诗人，他在七律､五绝､七绝的创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七绝。从数量上看，寇准现存诗歌二百六十余首，五律和七绝的数量各有近百首左右，如着[于艺术成就，他的七绝成就应在五律之上。如《江南春》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柔情不断如春水。

明前七子之一何景明，认为“宋人诗不必观”，其友杨慎曾抄此诗问仲默:“这是何人诗?”仲默读过后道:“唐诗也”。[7] 崇唐抑宋的何景明曾把这首诗误认为唐诗，由此可见寇诗之风韵情调。寇准的这首七绝的确含蓄蕴藉，情韵绵长。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中选了寇准两首七绝，评曰:“他的七言绝诗比较不依傍前人，最有韵味。”其句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

在诗歌题材范围与情感抒发上，“晚唐体”多隐逸僧侣之士，他们远离现实，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本身生活圈子狭窄，诗歌题材不出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等之外，内容单调贫乏，抒发孤高傲世的淡泊情怀。寇准身为朝廷命官，活动范围不象“九僧”那样局促于僧舍庙宇之间，也不是如隐士那样终日与山水泉石为伍。寇准也无法做到隐逸诗人那种超越红尘般的平淡和冷静，他的一小部分诗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诗歌中充满慷慨不平之气，如《感兴》:

忆昔金门初射策，一日声华喧九陌。少年得意出风尘，自为青云无所隔。主上抡才登桂堂，神京进秩奔殊方。墨绶铜章竟何用，巴云瘴雨徒荒凉。有时扼腕生忧端，儒书读尽犹饥寒。丈夫意气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难。

诗歌回忆了昔日少年得意之状，充满了如今空有满腹才华而不得其用，怀才而不遇的牢骚不平，进而也表达对天下的儒门寒士的忧虑。寇准诗中有“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述怀》)的凌云壮志;也有“正是旅愁悲远宦，况逢边塞向残年”(《冬日偶成》)的羁旅穷愁;还有“我欲思投笔，期封定远侯”(《塞上》)的积极进取。这些世俗情感的诗歌都是“晚唐体”其他诗人所缺乏的。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等撰.宋史[M].中华书局，1985.9527.

[2]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一O[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42.

[3] [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65.1306.

[4] [宋]文莹.湘山野录[M].中华书局，1984.8.

[5] [明]胡仔纂.苕溪渔隐丛话[M]后集卷二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7.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6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前言】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于公元811年（元和六年）秋的一首山水诗。此诗再现了诗人经荒村去南谷一路上所见的景物，写得清朗疏淡，景情交融。

【注释】

⑴南谷：地名，在永州乡下。

⑵杪（miǎo）：树木的末梢。孙觌《西山超然亭》：“孤亭坐林杪，俯见飞鸟背。”引申为年月季节的末尾。杪秋：秋末，深秋。

⑶幽谷：深谷。《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⑷疏：稀疏。寂历：寂寞，寂静。韩偓《曲江晓思》：“云物阴寂历，竹木寒青苍。”孔平仲《深夜》：“寂历帘栊深夜明，睡回清梦戍墙铃。”

⑸微：指泉声细微。

⑹机心：机巧的心计。《庄子·天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又《魏书·公孙表传》：“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后指深沉权变的心计，柳诗化其意而用之。

⑺麋鹿：稀有珍贵动物，鹿属，形体庞大。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整个来看哪一种动物都不像，故俗称“四不像”。

【翻译】

秋末的大地披着一层浓重霜露，我早晨起来走向那幽暗的南谷。枯黄的树叶覆盖着溪上的小桥，荒凉的山村只有参天的老树。寒花开得疏疏落落何等寂寞，深谷的泉水细小而时断时续。机巧之心很早以前就已忘却，何以我还能惊动那机敏的麋鹿。

【鉴赏】

南谷，在永州乡下。此篇写诗人经荒村去南谷一路所见景象，处处紧扣深秋景物所独具的特色。句句有景，景亦有情，交织成为一幅秋晓南谷行吟图。

诗人清早起来，踏着霜露往幽深的南谷走去。第一句点明时令。杪，末也。“杪秋”，即深秋。“霜露重”，固然是深秋景色，同时也说明了是早晨，为“秋晓”二字点题。

中间四句写一路所见。诗人来到小溪，踏上小桥，到处是黄叶满地；荒凉的山村，古树参天。一个“覆”字，说明这里树木之多，以致落叶能覆盖溪桥；而一个“唯”字，更表明荒村之荒，除古木之外，余无所见。不仅如此，南谷中连耐寒的山花，也长得疏疏落落；从深山谷里流出来的泉水，细微而时断时续，像是快枯竭了似的。诗人触目所见，自然界的一切都呈现出荒芜的景象。四句诗，处处围绕着一个“荒”字。

诗人身临凄凉荒寂之境，触动内心落寞孤愤之情。这时又见一只受惊的麋鹿，忽然从身旁奔驰而去。他由此联想起《庄子·天地》篇里说过的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诗人借用此话，意思是：我柳宗元很久以来已不在意宦海升沉，仕途得失，超然物外，无机巧之心了，何以野鹿见了我还要惊恐呢？诗人故作旷达之语，其实却正好反映了他久居穷荒而无可奈何的心情。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7

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对“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等能力提出了要求。自2016年开始，福建省高考又转为使用全国卷，诗歌鉴赏的分值由6分提高到11分，诗歌鉴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高考诗歌复习中，我们常常遇到学生这样的疑问：“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在诗歌鉴赏题上拿高分？”“老师，诗歌题得分太考验运气了，运气好的时候分数就高，运气不好的时候甚至只得一二分。怎么做才能保持高分？”“老师，我明明熟练掌握了诗歌各种题型的答题技巧，为什么分数还是不高？”细究原因，很多学生并没有读懂诗歌，或者说没有完全读懂，只能凭借注释的提示或是诗歌中看懂的一些词句断章取义地来揣摩诗歌的情感内涵，于是就出现不完整甚至与诗歌的本意完全相反的答案。

一、古代诗歌鉴赏中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高考模拟考试中考查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

新秋夜寄诸弟

韦应物

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方用忧人瘼，况自抱微z。无将别来近，颜鬓已蹉跎。

注：①此诗作于公元783年。这一年初夏韦应物外调为滁州刺史，因秋来思念诸弟，感秋有此作。②人瘼：人民的疾苦。③无将：不要。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哪些情感？请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①对诸弟的思念之情。②对百姓疾苦的忧虑之情。③对自己的劝勉之情：珍惜时光，勤政爱民，有所作为。

阅卷后分析学生的解答，发现存在的问题很多：

其一，没有读懂诗歌。读懂是鉴赏诗歌内容与情感的基础。很多学生在考试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基础，而一味追求方法、手法等，在没有理解诗歌的情况下就匆忙做题，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新秋夜寄诸弟》试题解答中，很多学生都只答出了第一点，忽略了后两点，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看懂全诗，尤其是没看懂诗歌的后两联。

其二，断章取义。很多考生没有抓住诗歌的整体，只看到了诗歌中的只言片语，只了解了部分意思或者表面意思，没有考虑其深层次含义。很多学生只从《新秋夜寄诸弟》题目中看到了“诸弟”，或者有的学生看到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但忽视了诗人对自己的劝勉这层理解。

其三，没有把握情感内涵。情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灵魂。古代诗歌都是诗人在心灵自由、思维活跃、情感奔放时创作的，集中表现了诗人当时的心情心态。没有把握作者的情感内涵，就不能真正把握整首诗歌，而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离不开对景物的分析。《新秋夜寄诸弟》中，“秋夕”“星河”“高桐”“空斋”都渲染上了作者的思念之情。

二、读懂古代诗歌的思路与方法

学生的困惑和存在的问题提醒了我们，在教学中我们或许过于注重诗歌答题的形式和技巧，忽略了更为本质的内涵。如果一首诗，学生根本没看懂，哪里能够准确地答对题目呢？可见，读懂诗歌才是解答各种题型的关键和基础。那么，如何引导学生读懂诗歌呢？

1.读标题

阅读题目对于帮助我们了解诗歌内容、体悟作者情感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标题是诗歌内容的重要提示。有的标题直接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揭示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主旨等，如2014年新课标全国卷《含山店梦觉作》即点明了时间――夜里、地点――含山店，和诗人的精神状态。有的标题则揭示了诗歌的感情基调，如陆游的《书愤》诗题点出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是“愤”。还有的标题则点出了诗歌的题材，如2013年高考福建卷《送何遁山人归蜀》，“送”字说明了这是一首送别诗。

诗歌的题目使我们首先对诗歌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带着这样的认识来阅读诗歌，作答题目，避免了一无所知的茫然。《新秋夜寄诸弟》这个标题点出了时间――秋夜，点出了人物――兄弟，还点出了事件――在秋天的晚上写诗给兄弟。

2.读注释

诗歌的注释无外乎有以下几类。

一是作者介绍，包括作者的籍贯、成就、流派、经历等。学生最“喜欢”这一类，尤其是遇上作者有贬官的经历时，答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等总是能捞上几分。韦应物《新秋夜寄诸弟》的注①就属于这种。

二是时代背景。如一道关于曾几《发宜兴》的鉴赏题，注：“①曾几：南宋爱国诗人，曾因触忤秦桧去职。作此诗时，岳飞被秦桧谋害，抗金形势急转直下。②阳羡：宜兴。③张公、善权：分别指张公洞、善卷洞，都是宜兴境内的游览胜迹。”

第一和第二点就是我们平时在诗歌教学中尤其强调的知人论世。了解诗歌的作者经历和创作年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人的情感。

三是影响诗歌理解的字词的解释。如韦应物《新秋夜寄诸弟》的注②和注③。

四是典故的运用。如李商隐的《菊》中“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注释是《晋书・罗含传》：“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学生多数会知道“陶令”是指陶渊明，但如果不看注释，“罗含”估计学生就基本不会知道。

3.读关键词

在通读诗歌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关键字词。何谓关键字词？在这里指的是诗歌中直接抒情的词，如喜、怒、哀、乐、愁、愤、忧等；以及能表现喜怒哀乐的原因的词，如“飘零”“烽火”等，我们可以称这些词为气氛词。如韦应物的诗《新秋夜寄诸弟》中“忧”就是直接抒情的词，“归思多”“人瘼”和“蹉跎”就是提示情感的气氛词。

4.读意象和意象的修饰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句话是说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而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听到的就是“寒蝉凄切”。可见诗人描写的外部环境是自己内心的投射。基于此，我们可以根据诗歌中描绘的景物以及景物的修饰词来理解诗人的情感。

如韦应物《新秋夜寄诸弟》诗中：“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高梧是指高高的梧桐，是眼前景物的描写。在古代诗歌中，梧桐很多时候还是离情别恨的象征，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就是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离别之后的情景。诗人在此特别选取“梧桐”作为情感的载体，与下一句 “归思”形成呼应。

5.注意诗句的结构

诗歌的语言非常简短，诗歌的魅力就在于蕴藉，“文已尽而意有余”。这就要求我们在读诗的时候要充分展开想象，找到诗句之间的联系，从而理解诗人的情感。如何找到诗句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诗歌的结构入手。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8

鹧鸪天　酬孝峙①

[清]钱继章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　闲倚杖,戏临罾②。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③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作者简介】 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浙江嘉善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明朝曾为官,入清不仕,撰有《菊农词》。

【注】 ①孝峙:王屋,字孝峙,浙江嘉善人,明末文学家。②罾:用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③熏风:东南风。

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运用了什么手法?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诗词作品中的形象和表达技巧的能力。要分析词人的自我形象,可深入分析词的上片。这首词上片共四句话,前两句写词人头发很短,胡须很长,眉毛高耸,面带病容,颧骨凸起,比那光头垂眉、闭目参禅的和尚还要奇怪。三、四句写词人的心却仿佛终南山石缝中的一根青藤,一任严霜侵袭、暴雨击打,自己却等闲视之。由此不难看出词人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却坚韧不拔的形象。分析上片可知,词人刻画自我的外在形象时,运用了描写的手法;刻画自我的内在性格时,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答案: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坚韧不拔。用描写刻画外貌,用比喻突出性格。

2.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塞下曲

戎　昱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①。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

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

自有卢龙塞②,烟尘飞至今。

【注】 ①骎骎(qīnqīn):马跑得很快。②卢龙塞:古地名。

请概括首联描写的“塞下”环境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解析:本题分析景物描写所渲染的环境特别要注意“北风”“白草”和“胡马骎骎”等意象。

答案:特点: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作用:营造了肃杀的氛围,渲染了边塞紧张的战争气氛,为边将的出场勾勒背景(答“是为边将出场作铺垫”也可)。

3.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题目。

满江红①

柳　永

暮雨初收,长川②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③?平生况有云泉约④。归去来,一曲仲宣⑤吟,从军乐。

【注】①词人中进士后,被授予睦州团练推官,此词为赴任途中所作。②长川,即下片词中的桐江。③成底事:一事无成。④云泉约:指退隐山水之间的约定。⑤仲宣: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有《从军行》五首。《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

这首词的上片写景很有特色,请简要赏析。

解析:赏析写景的特色当然要先明确景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再据此分析作者是如何写景的。

答案:动静结合,以动衬静的特色。静景是傍晚雨停,桐江波静,舟船帆落,蓼草疏淡如烟等;动景是江上渔船飞、灯火闪烁等,这些动景更加衬托出环境的静寂。

课案训练

1.阅读下面一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

碧　瓦

范成大

碧瓦楼前绣幕遮,赤栏桥外绿溪斜。

无风杨柳漫天絮,不雨棠梨满地花。

这首小诗写的是春日即景,写得井然有序,诗人依照怎样的顺序描写了哪些景物?

解析:这首诗通篇写景。第一、二句中的“碧瓦楼”“绣幕”“赤栏桥”是人文景物,以下“绿溪”“杨柳”“棠梨满地花”是自然景物。四句诗就是四幅画:绣幕遮掩的碧瓦楼,桥外斜横的绿溪,漫天飞絮的杨柳,落花满地的棠梨。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花香水气,仿佛从画中溢出,给人身临其境之感。问中含有“怎样”“哪些”两个答题点。

答案:诗人是依照由近及远、由上到下的空间顺序写景的。近景有绣幕垂挂的碧瓦楼,远景有赤栏桥外横斜的清溪,空中有烟柳飞絮,地上则是棠梨落花。

2.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回答问题。

绝　句

道　潜

高岩有鸟不知名,欸语春风入户庭。

百舌黄鹂方用事,汝音虽好复谁听?

这首诗主要塑造了怎样的形象?请简要分析。

解析:本题的突破口是抓住鸟的生存环境和叫声,尤其是诗句的后两句,是鸟这个意象人格化及其所蕴涵的意义所在。“百舌黄鹂”善鸣“方用事”,在朝中受宠,专权用事,而“高岩有鸟”“复谁听”,受到排挤,无人欣赏。

答案:诗中主要塑造了一个不知名的高岩鸟形象。此鸟生活在高岩之中,鲜为人知,品种珍奇,叫声亲切诚挚,但飞入庭院之中,却不被人容纳,无人欣赏。

3.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军城早秋

严　武【注】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注】 严武(726-765):字季鹰,华阴(今属陕西)人。曾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764)秋率兵西征,击败吐蕃军队七万多人。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什么样的景象?有什么寓意?

解析:诗的第一句“昨夜秋风入汉关”,看上去是写景,其实是颇有寓意的。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武装,常于秋高马肥的季节向内地进犯。“秋风入汉关”就意味着边境上的紧张时刻又来临了。“昨夜”二字,紧扣诗题“早秋”,如此及时地了解“秋风”,正反映了严武作为边关主将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对敌情的熟悉。第二句接着写诗人听到秋风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很有个性的,他立即注视西山,表现了主将的警觉、敏感,也暗示了他对时局所关注的具体内容。西山怎样呢?寒云低压,月色清冷,再加上一个“满”字,就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这气氛正似风云突变的前兆,大战前的沉默。

答案:诗的前两句借助秋风、汉关、寒云、冷月、西山等意象,描绘出一幅初秋边关阴沉凝重的夜景。寓意边境局势的紧张

4.阅读下面一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江城子

秦　观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一个怎样的场景?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

解析:这首词的上阕借景抒情,情与景紧密相连,分析时抓住景物意象和抒情语句就可以。

答案:这首词的上阕描述了往昔送别的场景,暮春时节,杨柳依依,行舟远去,江水空流,表达出作者送别时依依不舍、无限惆怅的情感。

5.阅读下面一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西　楼

曾　巩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①,卧看千山急雨来。

【注】 ①钩疏箔:把帘子挂起。

诗的前两句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象?分别是从什么角度来渲染这种景象的?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9

本文通过 文献 考察认为，西周以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自春秋后期以至西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观并行，因而在《诗》的流传中也存在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大《诗》学系统。 

一、“以《诗》为史”《诗》学观的建立

记载《诗》在先秦时期流传的可靠资料是《左传》和《国语》。《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共计317条。其中春秋前人引《诗》3条（均见《国语》），《左传》载春秋人作《诗》5首;其余309条记载， 参考 董治安先生统计 ① 可分为:春秋前期（隐公至闵公）2条（均见《左传》引《诗》）、春秋中期（僖公至成公）72条（《左传》引《诗》45条、赋《诗》13条，《国语》引《诗》9条、赋《诗》5条）、春秋后期（襄公至哀公）183条（《左传》引《诗》82条、赋《诗》55条、歌《诗》25条，《国语》引《诗》14条、赋《诗》1条、歌《诗》6条），《左传》作者以“君子曰”、“君子以”等形式引《诗》52条。 研究 《左传》和《国语》这些记载，可见先秦引《诗》用《诗》 方法 的变化和《诗》学观的改变。

西周人引《诗》3条均见于《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谏周穆王勿征犬戎;芮良父引《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尔极”及《大雅·文王》“陈锡载周”，来劝谏周厉王勿“专利”以巧取豪夺。这种用《诗》谏政的方法，首先与时人对《诗》的 社会 功用的认识相联系。《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周厉王弭谤时曾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亦曾追述过此事。邵公云天子听政欲“事行而不悖”，必须使人献诗、曲、书，可见在彼时人们眼中，诗、曲、书所载内容都是朝廷施政的重要比照。周人是一个农业部族，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原始社会长老制的遗留，致使他们十分看重 历史 经验，甚至有《诗·大雅·板》所谓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之说。邵公强调诗、曲、书对谏政的重要作用，主要基于这一“先民之训”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从《国语·周语上》所载与邵公同 时代 的芮良夫以《颂》、《大雅》谏周厉王可知，他们所讲的“诗”中，当然包括后来编入《诗三百》的一些诗篇。从这一角度讲，是彼时人认为《诗》可以承载历史，《诗》是历史的反映;《诗》既可以反映周先祖、周初诸王的德政与德化，即《颂》与“正风”、“正雅”，也可以反映西周中期以来的乱政与黑暗，即“变风”、“变雅”。而它们所承载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后代施政的参照和对比，故《诗》可以作为谏政工具。这种“诗载史”思想，是后世“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滥觞。

春秋前期人引《诗》2条均见于《左传》:《桓公六年》载郑太子忽引《大雅·文王》“自求多福”来解释对齐辞婚的原因，《闵公元年》载管仲引《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劝齐桓公讨伐攻打狄人。两者所引，均将《诗》句作为格言。以《诗》为格言的观念，当建立在承认《诗》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或某些历史事件所生成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是“诗载史”观念的 发展 。以《诗》作为格言来引用，不仅承认《诗》的历史意义，并且将《诗》所包容的前人的历史经验外化为一种社会准则，从而使《诗》不仅具有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并且具有社会公理的指导意义。这种以《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准则、作为国家军事攻守策略之道的引《诗》方式，发展了西周“《诗》载史”的观念。

春秋中期人引《诗》53条，主要延续着前人“《诗》载史”的观念，沿用着前人以《诗》为史和以《诗》作为格言或公理的用《诗》方法。如《左传·僖公五年》载士蔫引《大雅·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以谏晋侯筑城、《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云云以论晋惠公之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富辰引《小雅·正月》“协比其邻，婚姻孔云”以劝周天子召回王子带，等等，都是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 为公理，而其基础则首先是把《诗》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看作历史经验;又如《左传·僖公九年》载公孙枝引《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等周文王作为来反比夷吾不能安定晋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子鱼引《大雅·思齐》所述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诸作为来劝谏宋襄公修德以胜曹，等等，都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国语》载彼时人引《诗》也同样将《诗》句作为格言、公理或历史事实。

自西周至春秋中期，“《诗》载史”思想指导下的以《诗》所述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连绵不断地发展。至春秋中期，终于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他们在引《诗》中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指导施政与攻守，以此规范社会与人生，反映着彼时“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形成。 

二、“以《诗》为史”《诗》学观受到挑战

但同时，春秋中期那“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也受到挑战，这突出表现在春秋中期人“赋《诗》言志”时所蕴含的对《诗》作用之认识的变化中。

《尚书·尧典》说舜时即有“诗言志”的观念，这未必可信。但春秋中期人赋《诗》以言志，见于《左传》者13条，见于《国语》者5条，却分明说明着此一时期“《诗》言志”观念的流行。赋《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即表现本人或本方的思想观点、愿望抱负。其所引，有的用《诗》的原始本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伯赋《小雅·六月》以示助重耳复国、重耳赋《河水》取“朝宗”之意答拜，如《左传·文公七年》载荀林夫赋《大雅·板》第三章以谏先蔑。但《诗》之本义的有限性与“志”之内容的无限性的矛盾，使人们在“言志”赋《诗》时往往偏离其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如《左传·成公九年》载季文子回国复命时，在鲁成公招待他的宴会上赋《大雅·韩奕》之第五章，此章的原始本义为赞美蹶父为其女韩姑找到了韩侯这一好丈夫而嫁到韩国。这本与鲁之穆姜无关，而穆姜却从厢房里出来两次下拜，并因《邶风·绿衣》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等句而赋此诗以答拜季文子，还联系自己的境遇加以解说。穆姜所理解、所接受的不是此章的原始本义而是其本义的泛化——由赞韩姑而引申到赞所有嫁给诸侯的他姓女。此类赋《诗》取用引申义的做法在此一时期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郑子家与鲁季文子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风·载驰》、《小雅·采薇》。这种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引申义的做法，将《诗》的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加以泛化，偏离了旧有的“《诗》载史”观念。

抛开《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这一现象可能是从鲁文公时期开始的。鲁文公之前人赋《诗》，《左传》载2条，均见《僖公二十三年》，系用《诗》之原始本义，已见上述;《国语》载5条，均见《晋语四》，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为同一事，即秦伯与重耳在宴会上分别赋《小雅·采菽》、《小雅·黍苗》、《小雅·小宛》之首章“鸠飞”、《小雅·六月》，皆取《诗》之原始本义。但在鲁文公时期，赋《诗》取义则起了变化。《左传·文公三年》所载赋《诗》尚用原始本义，而《左传·文公四年》所载赋《诗》则用引申义——文载卫国的宁武子聘鲁，鲁文公在宴会上为他赋《小雅·湛露》和《小雅·彤弓》，宁武子既不辞谢又不赋《诗》答拜，事后他自己解释原因为:此两 《诗》系天子宴诸侯时所用，“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故自己不对。抛开两者间的 政治 斗争成分不讲，单就用《诗》方式而言，鲁文公所用为《诗》的引申义，宁武子坚持的是《诗》的原始本义。宁武子敢在鲁朝廷上不答拜其所赋《诗》，并敢公开面对鲁行人坚持《诗》的原始本义，这说明在鲁文公前期，赋《诗》中取用《诗》的引申义的做法并没有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但在鲁文公后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取用《诗》之引申义的做法获得了广泛承认，《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鄘风·载驰》、《小雅·采薇》均取各《诗》引申义，及上举《左传·成公九年》穆姜对《韩奕》的理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此一现象继续发展，至春秋后期，“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受到更大挑战，其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春秋后期赋《诗》56条，主要取用《诗》的引申义。如《左传·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在鲁赋《召南·摽有梅》，杨伯峻注:“本意是男女婚嫁及时”，但范宣子“赋此，寄意于望鲁及时出兵”;又如《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小雅·瓠叶》取比喻义谓飨礼应从简;复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季武子赋《大雅·绵》之卒章，杜预注“以晋侯比文王，以韩子比四辅”，又载季武子赋《小雅·节南山》之卒章，杜预注“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又载季武子赋《召南·甘棠》，杜预注“以宣子比召公”，等等。这些赋《诗》，都不用《诗》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

如果说这些例子之取用引申义还是后人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当事人的解说。《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召南·采蘩》后自解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此《诗》本为采蘩以祭的劳动歌，赵孟用以比说大国小国，系取其引申义;又载子皮赋《召南·野有死》，赵孟赋《小雅·常棣》后解曰:“吾兄弟比以安，也可使无吠。”《野有死》本述情人避狗叫以幽会，赵孟用来比诸侯国间关系，系取其引申义。由此可见，用引申义赋《诗》的做法，已成为春秋中期人的常用方式。

用引申义赋《诗》的发展，是“断章取义”以赋《诗》的出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卢蒲癸答辩娶妻“不辟宗”之责问时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用“赋《诗》断章”作为不循旧章的论据，见其时“断章取义”来赋《诗》已成为彼时通行的方式。

其二，因为此一时期赋《诗》中用引申义成为常式，《诗》原始义的严肃性受到挑战，故诸侯或大夫僭用过去被公认的天子专用《诗》也被时人接受。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楚令尹享赵孟时赋《大雅·大明》之首章，杜预注“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意在……自光大”，赵孟对此僭越赋《诗》不满，也仅赋《小雅·小宛》之二章“以戒令尹”（杜预注）;而叔向听说此事后则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以实力而不以血统论可否得位，可否用某《诗》。出于叔向这种观念，故《左传·襄公八年》载鲁之季武子当着晋大夫范宣子的面赋《小雅·彤弓》时，范宣子不再像《左传·文公四年》所载鲁文公赋《小雅·彤弓》时宁武子那样既不辞谢又不答拜，而是马上应对解说，并言“敢不承命”。

用引申义赋《诗》，赋《诗》时不再顾及原有的品级规定，这种种现象说明着春秋后期一部分人不再把《诗》之所述作为历史，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表情达志的个人工具。这样，《诗》的固有的历史意义、 《诗》的严肃性便受到严重挑战。

其三，此一时期“以《诗》为史”的传统观受到严重挑战，还表现在对《诗》风成因的理解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鲁乐工奏《诗》乐而遍论《风》、《雅》、《颂》诸诗，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民风民气，如谓《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谓《邶》、《卫》“忧而不困”;或由此预言其发展前景，如谓《秦》“能夏则大”，谓《唐》“忧之远”;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政治风貌，如谓《小雅》“其周德之衰”，谓《大雅》“其文王之德”，谓《颂》“盛德之所同”。这些评说，皆立足于《诗》（当然还包括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先王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诗》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这种结合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来解说《诗》义与《诗》乐的思想方法，为《诗》的政治化，进而以《诗》作为教化工具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春秋后期，偏离“《诗》载史”思想倾向的、用引申义赋《诗》的现象更加普遍;《诗》不再仅仅作为历史载体，而且还具有表情达志等社会作用的新观念更加盛行。此种用《诗》方法和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发展到春秋末孔子解《诗》论《诗》时，终于确立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三、孔子“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

孔子《诗》学观的确立有一曲折过程。《左传》载孔子引《诗》6处计7首，均与《左》、《国》所载春秋人以《诗》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无大差异。如《宣公九年》载孔子引《大雅·板》诗句评泄冶谏陈灵公，《昭公五年》载孔子引《大雅·抑》诗句赞昭子“不赏私劳”，《昭公七年》载孔子引《小雅·南山有台》诗句赞孟僖子“能补过”堪为榜样，《昭公十三年》载孔子引《小雅·鹿鸣》诗句赞子产，皆以所引《诗》句作为评说人物的依据，可见孔子是将这些诗句作为广为流传的历史公理来看待;《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子产宽猛相济以治民，在引《大雅·民劳》“民亦劳止……以绥四方”后曰“施之以宽也”、引“毋从诡随……惨不畏明”后曰“纠之以猛也”、引“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后曰“平之以和也”、在引《商颂·长发》“不竞不……百禄是遒”后曰“和之至也”，均未像后世那样作“怨刺”之解，呈现出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昭公二十八年》载孔子赞魏献子时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后解曰“忠也”，当视诗句所述文王训诫语为格言才有是评。这些引《诗》解《诗》的观念和方法，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以《周颂·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比照三桓“以《雍》彻”为僭越的解《诗》方法和《诗》学观念相同。它们说明着孔子确曾有过“以《诗》为史”的《诗》学观阶段。这也是孔子以为《诗》有“博物作用”、“外交作用” ② 的思想学术原因。但后来随着孔子学术思想的逐渐政治化，即其“礼治”思想的确立 ③ ，孔子的《诗》学观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诗》的社会政治作用，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开始强调《诗》的道德教化功能，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基于这种《诗》学思想，孔子才称赞子贡联系道德修养来解《卫风·淇奥》“如切如磋”云云（《论语·学而》），才盛赞子夏联系“礼”来解说《卫风·硕人》“巧笑倩兮”云云的引申义（《论语·八佾》）。

孔子《诗》学观的前后变化，亦反映在 他的引《诗》实践中。随着“郭店竹简”和“上博竹书”等出土简帛的深入研究，《礼记》的先秦史料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礼记》载孔子引《诗》50则中，除《檀弓下》载孔子评“晋之觇宋者”、《表记》载孔子论“事君欲谏不欲陈”、载孔子论“后稷之祀”这3处引《诗》表现出“以《诗》为史”的思想观念外，其余47处或联系礼乐教化、或结合道德修身、或针对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都表现着“以《诗》作为教化工具”的思想观念，可谓孔子《诗》学观前后变化的佐证。

孔子《诗》学观发生变化的时间尚可寻绎。《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死时让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仪以利于以后出使外交。春秋时，引《诗》赋《诗》奏《诗》乐是外交礼仪的重要内容。孟僖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时孔子34岁。其前后孔子当以学《诗》后“使于四方能专对”为目的之一来教生授徒，孟僖子才有是举。这是可考证孔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最早记载。由《左传》作者引《诗》52条可见，《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详下）。而《左传》不载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之后的孔子引《诗》说《诗》言论，这或许是因孔子《诗》学观于是年后发生变化所致。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弟子与孔子年岁差异推算，《论语》载孔子与子贡联系道德进化解《淇奥》，与子夏联系礼乐教化解《硕人》，均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八年（时孔子38岁）后 ④ 。由此可见，孔子从“以《诗》为史”《诗》学观到“以《诗》为教”《诗》学观的变化时间，当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至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即孔子34岁至38岁之间。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上）

但孔子的《诗》学观在当时并不盛行，春秋后期广为流行的仍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春秋后期人引《诗》依旧把《诗》句所述作为格言或史实，依旧强调《诗》的“谏政”功能。如《左传·襄公七年》晋穆子举荐人时，连引《召南·行露》、《小雅·节南山》、《小雅·小明》诸《诗》句，将它们或作格言、或作公理以作为论人论事的标准;又如《左传·昭公十年》载晋陈桓子将所引《大雅·文王》诗句作为 历史 事实以比照自己的作为;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答晋侯问时仍强调“瞽为诗”的“谏政”功能。总起来看，此时期引《诗》 方法 与前两期引《诗》方法无多大变化，仍继承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其二，春秋后期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享鲁之穆叔时，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穆叔均不拜;而歌“《鹿鸣》之三”，穆叔却“三拜”。其自己解释原因为:《肆夏》是天子享元侯之乐，《文王》系两君相见之乐，故不拜;而《鹿鸣》是“君所以嘉寡君”，《四牡》是“君所以劳使臣”，《皇皇者华》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故下拜。《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会诸侯于温，强调“歌《诗》必类”，并因齐高厚之《诗》“不类”而谓其“有异志”欲“讨”之 ⑤ 。这种遵从某场合使用某《诗》的历史规则，并承认这种规则的合理性的观念，应是此时期“以《诗》为史”《诗》学观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两种《诗》学观都在延续。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前期人 ⑥ ，上博竹书《诗论》有6处引“孔子 曰” ⑦ ，显系孔子后之人所作。考察它们及战国诸子与《诗》的关系，可见战国人的《诗》学观。

《左传》作者引《诗》52条，其中解说诗篇意旨4处，解诗句13处，其余均为引《诗》作证、作结以论人论事。由这引《诗》论人论事的30余处记载可见，《左传》“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十分明显。它视《诗》句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如《文公二年》载“君子”（即《左传》作者）引《鲁颂·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和《邶风·泉水》“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为史实，以证鲁之“跻僖公”为“非礼”;它更多的是视《诗》句为历史上曾流传的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如《僖公二十四年》载“君子”引《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和《小雅·小明》“自诒伊戚”来论子臧之服“不称”而招祸。这都说明《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因此，《左传》作者在解说《诗》篇时不像孔子及汉代“四家诗”那样提倡礼乐教化说。如《左传·隐公三年》载“君子”论忠信时谓“《风》有《采蘩》、《采蘩》，《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前者取诗中采野菜以“荐鬼神”但诚心仍在之义，后者取诗中用劣器以“羞王公”但忠心不改之义，均与汉四家诗说如“夫人不失职”以祭、“大夫妻循法度”以祭、“周家忠厚”以养老、“召康公戒成王”等尚礼制、重教化之说（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有异。这些，可见《左传》作者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马承源先生从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整理出29支论《诗》竹简 ⑧ 。其 内容 有三，一为综说《诗》及《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二为解说具体诗篇（有时是篇中警句）意旨，三为对所引诗句的评说。

就综论《颂》、《雅》、《风》各类诗篇，竹书作者曰“《讼》平德也，多言後”（2简） ⑨ ，谓“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5简）;谓“《大夏》盛德”;谓《小雅》“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可见竹书综论《诗》，重视《大夏》对周先王功业的歌颂，重视《讼》对文王、武王功业的歌颂，重视《少夏》对周后世之王道德功业的批评，重视《邦风》对民间生活和上下关系的反映。由此看来，竹书作者是把《诗》作为历史史料来看待，作为一部反映周先王基业、文武功业、后代君王少功以及民间风俗政事的历史风俗画卷来对待。也就是说，竹书综论《诗》的特点在于“以《诗》为史”。

马承源先生整理的29支论《诗》简中，解《诗》有三种情况。（一）解整篇诗义者，涉及《清庙》、《生民》、《荡》、《鹿鸣》、《天保》、《小雅·杕杜》、《雨无正》、《节南山》、《关雎》、《木瓜》10处。其所重者为《诗》篇内容，并非刻意挖掘它的引申意义，更较少关涉《诗》篇产生的 社会 作用;它虽然也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没有道德说教。（二）解说《诗》句者，涉及《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文王》、《皇矣》、《大明》6篇。其所评《诗》句，看重的是《诗》句本身所反映的历史状况，而非此一历史状况所能引申和发挥的 政治 作用;虽有对先王道德的赞美，但并不刻意挖掘此种道德所能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三）表面上看似解《诗》篇而实际上是对《诗》中某些句子的解说。这类论说涉及到今本《诗经》存诗41首、逸诗7首。其解说方法与上同 ⑩ 。

《史记》某些篇章反映了战国时期某些人的引《诗》情况。《商君列传》载赵良曾引《鄘风·相鼠》和逸诗“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作为格言来谏商鞅。《春申君列传》 载黄歇上秦昭王书中曾引《大雅·荡》和《小雅·巧言》作为格言来谏秦昭王。

总之，战国时期，《左传》作者、上博竹书《诗论》作者以及赵良、黄歇等人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下）将《诗》引用在自己的论说和着述中的是先秦诸子。

学界一般认为墨翟活动在战国初年。《墨子》载论《诗》5处，其中2处言作《诗》（均见《三辩》）、1处言诵《诗》等（《公孟》）、1处言孔子善《诗》（《公孟》），今且不论;另1处谓“夏商之《诗》《书》曰”“有命论”系“暴王作之”，具有“《诗》载史”的观念。《墨子》载引《诗》12处，9处将《诗》所述作为史实，如《尚同中》两引《小雅·皇皇者华》、《兼爱下》引《大雅·大东》、《尚贤中》引《大雅·桑柔》、《尚同中》引《周颂·载见》及《周颂》逸诗等;而另外3处将《诗》句作为格言，如《兼爱下》引《大雅·抑》、《所染》及《非攻中》引逸诗。这些都表现着墨家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更能说明 问题 的是，就连那些渲染文王承受天命的《诗》句，墨子也当作史实看，如《明鬼下》引《大雅·文王》、《天志中》引《大雅·皇矣》、《天志下》引《大夏·皇矣》。这13处论《诗》引《诗》，说明墨家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孟子》载论《诗》6处、引《诗》35处。引《诗》中除去转述孔子引《诗》3处、齐宣王引《诗》l处、王良引《诗》1处不计外，孟子及弟子引《诗》30处中，以《诗》作为格言14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2次、《公孙丑上》1次、《滕文公上》1次、《滕文公下》1次、《离娄上》5次、《万章上》2次、《尽心上》1次），作为史实9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3次、《滕文公上》3次、《离娄上》1次、《万章上》1次），以《诗》论政教礼义6次（《梁惠王下》1次、《公孙丑上》1次、《万章下》1次、《告子上》1次、《尽心上》1次、《尽心下》1次），引申发挥《诗》义1次（《万章上》）。以《诗》作为格言和史实，说明着孟子对“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继承;而以《诗》论政教礼义，则说明孟子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的继承，如《尽心上》公孙丑问《魏风·伐檀》“不素餐兮”的含义，孟子用君子用国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来解之;又如《梁惠王下》把《小雅·正月》“矣富人，哀此茕独”与行仁政联系起来。

因为要把《诗》与政教礼义联系起来，所以有时孟子就不得不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如《万章下》载孟子将《小雅·大东》“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与“义，路也;礼，门也”等礼义论述联系起来;又如《告子上》以“饱乎仁义”解《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等。基于此，孟子主张解《诗》时可以抛开《诗》的原始义而引申发挥《诗》义，《万章上》载咸丘蒙问，从《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一格言式《诗》句出发，如何解舜做天子之后与瞽叟的关系时，孟子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来曲解，并由此发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论说，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 发展 。所以，孟子在“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指导下解《诗》时，更加远离《诗》的原始本义。如《告子下》载孟 子解《小雅·小弁》与《邶风·凯风》时，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对《诗》义引申之后再发挥，离《诗》的原始义甚远。

可见孟子的《诗》学观具有两面性，他既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又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较之于孟子，荀子更多地继承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荀子》引《诗》97次，论《诗》20次。考察这些材料可见，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说“《诗》、《书》之博也”（《劝学》），但又嫌它只是反映历史，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说“《诗》、《书》故而不切”（《劝学》）。因此，荀子特别强调解《诗》用《诗》与礼乐教化相结合，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不可以得之矣”（《劝学》）。基于此，荀子在引《诗》用《诗》时，既注意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劝学》引《小雅·小明》、《不苟》引《小雅·鱼丽》、《修身》引《小雅·小旻》、《非十二子》引《大雅·荡》、《荀子·荣辱》引《商颂·长发》），又特别看重它的礼乐教化功能，如《修身》引《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作结;如《儒效》引《小雅·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以言社会序列不乱;如《儒效》引《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宁为荼毒”以强调加强道德修养;如《议兵》引《商颂·长发》“武王载发……则莫我敢遏”以说明仁人当政则国泰民安;等等，均将《诗》句与礼义教化、道德修养、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对比上博竹书《诗论》和《荀子》对《曹风·鸠》一诗的引用和解说，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就更加明了。上博竹书《诗论》以“信之”解《尸鸠》11 ，而《荀子》除《劝学》所引为证明“君子结于一”与“信之”相近外，其余如《富国》、《议兵》、《君子》所引，皆与“盛德”或国家治理相联系，由此可看出《荀子》引《诗》解《诗》时，“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是主流。

五、两种《诗》学系统及其延续

综上可以看出:西周人以《诗》所载作为历史事实以为时王施政的比照，表现了“以《诗》为史”《诗》学观的萌芽。春秋中期士大夫大量引《诗》，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为公理，或把《诗》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从而确立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春秋后期人引《诗》时把《诗》句作为格言或史实，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依旧承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左传》作者引《诗》时或视《诗》中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或视《诗》句为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上博竹书《诗论》中，不论是综合论《诗》，还是解整篇《诗》义，抑或解说《诗》句，所重者均为其历史意义而不是它的社会政治意义，虽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不强调《诗》的政治功用，它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战国诸子中，明显延续“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是墨家。可以说，西周以至春秋士大夫引《诗》歌《诗》、《左传》作者引《诗》、上博竹书《诗论》论《诗》解《诗》、墨家引《诗》，延续着相同的《诗》学观，构成了先秦时“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人在赋《诗》言 志中，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论《诗》时立足于《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王教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酝酿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产生;孔子在后期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强调《诗》的思想教化功能，并联系礼乐教化、道德修身、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表现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孟子在引《诗》时虽有时也把《诗》作为格言或史实，但更多是用《诗》来论政教礼义，将《诗》与行仁政联系起来。因而往往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主张抛开《诗》的原始义而用引申义，提倡说《诗》时“以意逆志”，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又特别强调它的社会现实作用。所以在引《诗》解《诗》时既重视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又特别强调它的礼乐教化功能，主要传承着“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孔、孟、荀的《诗》学观和用《诗》实践，构成了先秦时期“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先秦时“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分别在汉代延续。

汉代“四家诗”，不管是作为今文的齐诗、鲁诗、韩诗也好，还是作为古文的毛诗也好，尽管其有差别，但它们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它们认为《诗》是用来教化世人，用来匡世救世的，故以“美刺”解《诗》是其共同特征。如《关雎》，鲁诗说毕公刺“康王晏起”，齐诗说“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韩诗说“刺时也”，毛诗说“后妃之德也”，皆以道德、礼乐、教化来解《诗》，与上博竹书《诗论》以“怡”解《关雎》大异12 ，其所继承的是孔子奠定“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而司马迁认为《诗》是历史的纪录，他在《史记·殷本纪》末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在《史记·平准书》末说“《诗》述殷周之世”。基于这种“《诗》载史”观念，司马迁才在《史记·周本纪》中取《大雅·生民》、《公刘》及《周颂》诸诗写姜螈、后稷、公刘、古公父之史，才取《采薇》等逸《诗》写伯夷、叔齐之高洁。司马迁还继承了春秋人以《诗》作为格言的引《诗》传统，他在《史记·孔子世家》末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绑（向）往之”，取《小雅·车》之言赞孔子;在《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末说“《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用《鲁颂·宫》之言斥淮南、衡山王之叛。这都说明，司马迁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不仅仅是司马迁，汉代帝王与大臣也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传统。《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帝除肉刑时引《大雅·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作为古训公理以为论据;《史记·封禅书》载有司贺武帝得宝鼎时引《周颂·丝衣》“自堂徂基”云云为历史证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引《小雅·六月》“薄伐弥狁，至于太原”及《小雅·出车》“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做格言以为出征匈奴的依据。《汉书》和《后汉书》中载汉人这类引《诗》作公理古训、引《诗》作历史古证的用法也很普遍，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注释

①董治安:《先秦 文献 与先秦文学》，第27页，齐鲁书社1994年版。

②《论语·阳货》载孔子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的博物作用。《论语·子路》载孔子谓学《诗》后使于四方则能“专对”，强调了《诗》的外交作用。

③详郑杰文:《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第71—75页。

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子贡少孔子31岁，子夏少孔子44岁。古人十五而就外傅，那么孔子最早于46岁收子贡为徒，子夏则更后。又，日本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板彭寅翁本《史记校记》言子夏少孔子30岁，即使此说不误，其师从孔子亦当在孔子45岁之后。

⑤“不类”之义，自杜预《注》至杨伯峻《注》多曲解为“与舞不配”。若仅“与舞不配”，只会受嘲笑而不会受讨伐，故应当是其所歌《诗》与其从盟的田级地位“不配”，所以才被视为“有异志”而欲“讨”之。

⑥参见王玉哲《左传解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34—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3页、129页、134页、145页、150页、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⑧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1—159页。

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之第2简。以下所引竹简编号及释文，均据此书。为排版方便，改古文为今文，改借字为本字。

有关中秋的诗句篇10

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曲仅五句二十八字而已，寥寥数语，惜墨如金。曲中前三句，九个名词前多冠以形容词组合成名词性短语，形成的意象如同电影镜头以“蒙太奇”手法依次呈现。这种纯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连缀成的句式用以写景抒情，叙事抒怀，在修辞学上有人称之为“列锦”，这种语言形式由于只列出一个个意象，所以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促使读者通过意象之间的联系并思索作者蕴含其中的情感，从而给予人们更多的审美。这种手法也非始于马致远。唐人温庭筠《商山早行》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即为“列锦”手法，历来为人称颂。梅尧臣曾对欧阳修说：最好的诗应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并举温的这句诗说：“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六一诗话》）古代旅客为了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诗人选择了六组名词状写了山区早行所见，使景物有声有色，宛然在目。尤其是“人迹板桥霜”句，尽管诗人已经起床够早的了，但出门一看小木板桥的白霜已有人足迹，还有比他早的！真可谓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读后稍思，羁旅之愁苦辛劳尽在不言中矣。

再看宋代诗人晏殊的《无题》：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被称为富贵闲人，又是一位风流情种。这是他的一首爱情诗，诗中道出了他思念情人而不可见，欲寄情书却无由达的悲苦惆怅之心志。其三四两句历代传颂，经久不衰，六个名词或名词短语耐人寻味。且不说这两句互文见意，我们且看它的描写：溶溶月光洒满院落，铺满池塘；春风徐徐，柳絮飘扬，梨花传香。这是多么清幽温馨、春意缠绵的境界，然而意中人不在，与谁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满腹愁怨，又与何人诉说？可谓“应是良辰美景虚设”。诗人触景生情，面对春宵花月，情思悠悠，往事再现，倍感惆怅。这“情”尽在这“景”中，真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这两位一言羁旅之苦，一抒相思之痛，虽然都用了“列锦”手法，但比较于《秋思》，未免有点单薄，缺少层次感。

秋，特别是晚秋之景，多是冷落、萧瑟、凄凉的，诗人常借以抒发悲苦情怀，所谓“秋入心则愁”也，作为游子，作为诗人，马致远在《秋思》中所抒羁旅之愁不算新颖。但在短短的五句二十八个字中，诗人为我们描写出这么一副绝妙的秋思图，读来确实令人哀怜。先让我们随着抒情主人公的脚步、视线和思绪想象一下吧：时已深秋，他骑着瘦马，冒着西风，在荒凉的古道上颠簸奔走。又到黄昏时候了！那纠缠着枯藤的老树上朦朦胧胧已有乌鸦在巢里栖息了，可哪里是他的归宿呢？一条溪水从小桥下流过，桥那边出现了人家，可那不是他的家呀！他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亲人。看看周围，太阳已经落山了，叩人家的门，要求借宿一晚？但那不是客店啊！怎么办呢？他叹了气，又勒紧一下腰带，振作精神，轻轻地拍拍座下的瘦马，继续沿着古道走向天涯，走向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