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十篇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1

出发前，我发现天津还有个盛事：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传奇一生——萨马兰奇纪念馆首展”仪式4月21日在天津举行，2013年正好是北京奥运会5周年，2008奥运会是北京历史性盛事，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很多面貌。所以我们决定把目标定在萨马兰奇纪念馆——与北京的5密切相关的地点。

到了天津火车站，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纪念馆，在空无一人的天津静海健康产业园里，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天津大学的同学，他正好有地图，也很乐意帮忙。

段博文，20岁，天津大学国际金融专业

问：哦，你怎么会有地图呢？你从哪里来？

答：我其实从北京来，西城区。

问：哦，你多久回北京一次？

答：大概一个月一次吧。我在这里等我女朋友，她也从北京过来。

问：那你怎么到天津来（念书）呢？

答：呃，呵呵，我高考没考好，本来我考的是北大！

问：那天津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特欣赏的？

答：嗯，天津人特好！海边也很美，我们学校国际金融专业也很强，天津的经济特区和港口也很有优势。

问：你一般5点钟的时候都做什么？

答：吃晚饭啊。

问：那个点儿你会吃一些天津特色的食物么？

答：你一说天津特色，我就想起了煎饼果子！但是晚饭我一般在食堂吃，米饭、面条什么的。

问：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萨马兰奇纪念馆呢？

答：我得在这儿等我的女朋友呢。

好吧，告别了段同学，我坐上了天津地铁3号线，坐到头，然后打了个车，跟司机说了好半天他才明白要去哪儿，过了好久才到纪念馆。刚钻出出租车，有一些当地的安保人员就试图阻止我们拍照片。“等等，我们这是为《大学生》杂志做采访呢，让我们进去吧！”“回家去！”他们说。后来我们绕过他们，顺利进入纪念馆。那里已经聚集了各路媒体、保安，还有100多位来自天津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志愿者要接待参观人员，包括萨马兰奇的家人。

我们开始参观纪念馆，在每件展品前拍照，我想准备这个展览肯定要花很长时间，因为许多手工艺品上都刻上了萨马兰奇的生平，还有他在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事迹。我们想采访一些人谈谈关于此次展览的经验。

婧璇，20岁，天津外语学院英语专业

问：你看上去很忙的样子，能给我五分钟时间吗？

答：好的，就五分钟！

问：为什么你要做这次展览的志愿者？

答：我们学校参加了这次展览筹备工作，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接触一些重要的人物。

问：你接触到了吗？

答：当然，你瞧瞧你身边的这些人！

问：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五年里，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答：5年前，我才15岁，这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我长大了！我还去了法国，开了眼界，还学会了法语。

问：哦，以后也许你会出国留学，这是你下一个五年想做的事儿吗？

答：当然！出国看看世界，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

问：你是天津人吗？

答：你呀，我在这儿长大！

问：我想问下，萨马兰奇和天津有什么特殊的渊源吗？

答：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我想这个纪念馆可以在任何地方建。天津是个和平、安静，而且安全的地方，节奏也比较慢。

问：这个健康产业园也很难找到啊！这个园区和奥林匹克精神有什么关系吗？

答：可以让我们拿的金牌越来越多啊！也让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纪念馆开展活动接近尾声，我们坐上大巴车回城区，在车上遇到了两个志愿者，彤彤和华华，她们都23岁。

问：你们好呀，我可以采访你们吗？

答：要多久？我们为了这次开幕式熬了通宵。

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呢？

彤彤答：我在天津外语学院学了四年英语，但是我的英语一般般，因为我没怎么好好学。

问：你们每天晚上都出去玩吗？

彤彤答：没有，我已经在天津的一个杂志社工作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原因，我们杂志也是这次的媒体合作方。

问：你们熬了通宵还怎么学习呢？

答：我们已经大四了，这个时候学校也没什么课。

问：这个展览值得你们为它熬通宵吗？

答：当然！

问：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学校的吗？

华华答：不是，我在天津工业大学学法律专业。

问：奥运会对天津来说重要吗？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2

“如果科学的意义是发现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加以解释，你必须在发现了某些情况之后，才能问它对我们是否有用。在此之前，如果你去问那些还在‘发现’过程当中的人，‘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他们估计也不好回答。”

“对很多从事学术的人来讲，发现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不需要去考虑万一发现的东西没有用怎么办。退一步讲，就算后来证实非常没有用，我们现在不走点弯路，难道让后人再走一遍?”

陶衍，剑桥大学心理语言专业内隐学习说方向(Psycholing uisticsimplicitlearning)博士一年级学生，这样诠释他对科学研究的终极理解——科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在剑桥火车站通往市中心的路上，“天天餐厅”的招牌响当当，这是剑桥镇最受欢迎的中餐馆。一日，斯蒂芬·霍金也来这里用餐。霍金患有运动神经萎缩症，全身仅一枚手指可以动弹。那天，有人给他喂饭，但饭还是撒了一地，把周围人都吓跑了——这个坐在牛顿教授席位上钻研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在剑桥镇似乎没有受到过多的“欢迎”。

“剑桥的牛人太多，霍金不稀奇!”学生问风传的轶闻提醒着初来乍至0者：这里盛产牛人，也盛产“怪行”。

“内隐学习说”，陶衍的心理语言学专业方向。在常人看来，它异常艰深。在无数次被问及“你能否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解释一下你的研究内容”后，他会这样说——

“当你在指向一个杯子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杯子?你怎么定义一个杯子?”

“盛放液体的东西?”

“那么把液体拿走，放入一堆糖果，这也能叫杯子么?用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词汇，是否能给一个事物下个定义?这种定义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

在听者被这一堆问题搞得如坐云端时，这个语言学博士生会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他的专业。“尽管人们掌握了某种语言，但可能并不真正理解每种具体语言的意思。他们不需要理解，但确实会应用这种语言去交流、生活。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时候，陶衍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专业。“许多人听不懂，我也更怕被人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所幸，身处剑桥，陶衍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自100多年前，这里就是“异类”的集聚地——大家只做学术，不关心“有用”。

打开牛剑的故事集，到处充斥着“不可知论”者的传说：对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充满好奇，追根溯源；裹扎“怪行”，亦不足为奇。

1670年前后，一个叫哈雷的男孩提着一堆天文观测工具，包括一个长达24英尺的望远镜，走进牛津大学皇后学院。20岁那年，他放弃了牛津本科学位，去圣赫勒纳岛建立了一座临时天文台；1705年，他回到牛津，着手改造位于新学院大街上宿舍，在顶楼按上了硕大的天象观测仪11758年，一颗被他成功预，测回归时间的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

1825年左右，在爱丁堡对医学失去兴趣的达尔文，跑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他登上比格尔号考察船，谁知在南美洲近5年的考察中，他的一系列观察与分析竟引发了一场世界观的革命—《论物种起源》(1859年)打破了《圣经》里的创世纪神话。当然，与他同时代的人很不喜欢猴子做祖先。

20世纪50年代，剑桥的两个学生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老鹰酒吧吃午餐。1953年的一天，其中一个名叫克里克的学生冲进酒吧，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不过，另一个学生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不管怎样，这个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至今镶嵌着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1962年，这两个剑桥学生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共享诺贝尔医学奖。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克里克形容，当时只是试图通过对大脑的研究，查出“灵魂到底是什么”。

最令学生津津乐道的学长还是那个来自林肯郡的农夫之子——埃塞克·牛顿。他17岁进入三一学院，学生时代的他，用速记法记录他的罪过，从逃避做礼拜到偷毛巾，“使用威尔福德的毛巾可以省下我的”；在三一学院的食堂通道上，他手拿一根钟摆测试回声的速度。1669年，他的老师将教授教职让给了他，因为老师认为学生的能力比自己强。这一年，牛顿27岁。谁知，此后的一个苹果，促成他的划时代著作《数学原理》。

为什么这些不算发达的乡村会如此密集地诞生那么多精英?许多人试图寻找答案。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告诉记者，或许就是对“未知的尊重”。

如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他们还要学习几何学。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就是力量

毕原也有苦闷的时候。跟着研究黑手党与犯罪社会学的意大利导师，将来是否能找到工作还成问题。“像我这样的年纪，还在用父母的钱，做着一些自己也说不出将来能干什么的研究，真是汗颜。”

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特别着迷于足球与社会学研究。有时，他会买张火车票，跑到外地去看英超联赛。“与国内的足球场建在闹市不同，比如上海的虹口足球场、八万人体育场；在英国，很多足球场都建在城外的偏远地带，周围可能是垃圾场、贫民窟，但一个光彩夺目的球场出现在那里，每周一次把城市人口带入这些落后的地方，对当地的经济、就业等发挥特殊作用。”看球，仿佛也是一种社会学研究。

在毕原的印象中，英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一条特殊的法令：规定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必须无偿赠送一本给牛津、剑桥。由于藏书越积越多，牛津大学图书馆甚至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同地上面积差不多的地下室。“理论上说，你要查所有资料，这两所学校都有，尤其是社会科学，这是做研究的好地方。”

在牛津的日子越长，毕原越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得找个女朋友”。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看来，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的日子令人羡慕。“钱锺书可以高高兴兴地做个书虫，有杨绛给他做饭!”可惜的是，中国学生集中在理工科或商科。有时，毕原会自觉孤独，他鄙视那些“来牛津就为了每周吃不同学院的晚宴，比较菜色的同胞”；偶尔，他也会蹦出一些怪想法：“为什么现在的留学生和民国时期有那么大的不同，当时的留洋派学的都是语言、人文等基础学科，那时是时髦，现在却成了冷门。”

在牛津的皇后学院，毕原和记者说起一则典故：皇后学院的徽章是一个野猪头，个中缘由是，很久以前学院里有个学生被野猪追着跑，情急之下，他把手中的一册书扔向了野猪，并大喊“这是希腊语的!”野猪啃在嘴里，转头就走了。事后考证，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对这所学校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力量依然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哪怕外人觉得“这传闻很没有依据，这说法很可笑”。

“到底什么研究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用的?谁说了算?”剑桥的校训是拉丁文所写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但陶衍更喜欢理解为“此乃智慧之源”。“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算，坚持自己喜欢的。”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3

一个文科生，去一所理工学校就读，确实有点别扭。那天，经过一夜的旅途劳顿，父母和我下了火车，从张家口这座塞外山城来到天津这个大城市。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灰蒙蒙的天，雾气昭昭，模糊了高楼和海河。几乎刹那，我就怀念起家乡蔚蓝的天空。

粗心大意犯下的志愿之错

来到大学，明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失望斗争。2010年初秋，天津理工大学最新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终于成形了。一群怀揣着文学热情的孩子都没注意到，招生简章上“汉语言文学”后面还有括号注明“对外文秘方向”。来到学校之后才开始抱怨自己的粗心大意，本意是文艺青年，怎么就成了文秘青年？当时班上有个同学，我都没看清长什么样子，他就收拾行李回家复读了。

我明白他是想有一个更好的起点。的确，比起名校，天津理工大学没有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致，没有上过“百家讲坛”的名师，甚至没有保送研究生的资格。所有的特征，都是普通。身处这样的年代，我们这样的年龄，怎会甘于普通？

生活不是游戏，可以在开局不顺时果断重玩。面临困境，我们只能奋力向前，学着在不同的道路追逐梦想。除了一往无前的勇气，我们别无他法。

有的人提前在学生会锻炼了社交手腕，有的人奋力考托福、雅思为出国做准备，有的人天天泡图书馆一心考研，甚至有的人接受了自己的秘书命运去报考“秘书资格证”……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我很徘徊，不知道应该作何选择。

后来想明白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不必参考别人。选择原本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适合自己的方式，不要去辜负青春，努力成长为我们自己就可以。

陪伴我的“姐姐”们

我们很幸运，住到了理工本部的公寓城。住宿条件基本上是最高级待遇，一个大套间，内有若干小房间。11个女生住在一起，俨然一个大家庭。天津人喜欢把女孩子叫做“姐姐”，亏了这群姐姐，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我一度是一个内向自卑的女生，面对陌生人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大学入学第一天开班会，每个人都要做自我介绍。我羡慕地看着别人侃侃而谈，轮到我，尴尬地在讲台前静静站了半分钟，才说了三句话，就愣了半天，只能说“没了”，然后低头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下讲台。

但是，在大学里我们要做很多活动，话剧、小品、辩论赛

姐姐们一个比一个热情，一个比一个多才多艺，她们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还一直鼓励我。我盛情难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勉强自己站在大众面前，渐渐的，我也就不再害怕。

如果说恋爱是大学的必修课，那么这门课我挂科了，哦，不对，是压根没选上。姐姐们努力为我补课，化淡妆，搭配衣服，跳舞——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取得预期成绩，但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不再认为把时间花在学习上才是唯一的正道，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形象负责。

翻看三年前的照片，拘谨而怯懦，面对镜头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真是不敢直视！随着年龄的增加，有的人成长了，而有的人只是年长，很感谢在这段重要的转折期，有这群姐姐们陪伴我、影响我，然后改变了我。

以为不会改变的却是这般天翻地覆

暮春三月，大家绕着水上公园踏青，不知怎么就来到天津师范大学的门口，衰草蓬门，好不冷清。师大基本上搬到了新校区，只留下这块门牌在此驻守。当时我们都有些叹息，谁能想到师范的老校区竟会这样清冷呢？哪知，时隔不久，同样的命运落到了理工的头上。

在我初来理工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成为本部消失的见证人。一批批的学生往偏僻的主校区搬去，渐渐地，本部仅剩两个学院在留守。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满清的遗老，眼看着割地赔款却又无可奈何。

平时都在宿舍宅着，偶一出门，才发现校门口“天津理工大学”的牌子都已不见踪影，仅剩下粉笔在墙上，歪歪斜斜地写出“理工”的字样，红红的，极为刺目。

搬出原宿舍的那天，大家多少都有些落寞。我看着空荡荡的大宿舍，知道我们的集体生活就此解散，轻轻一声叹息，居然回声久久。

某天傍晚，我回到原宿舍去取最后一批东西，走在无人的楼道里，看着夕阳的最后一点光芒消失在窗口，楼道里仅存的热量也被风带走了，突然觉得寂寞和难过。宿舍楼下的野猫进楼觅食，似乎也感受到整栋楼的异样，驻足和我对视。那一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傻乎平地对着猫说：“走吧，这里都没有人了。”猫警惕地看着我，扭头走了。我站在原地，努力想抹掉眼泪，却不停地流。总有些事情，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改变，但却天翻地覆，就如同我们的宿舍，以及这校园。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4

南美签证一波三折

他们自称“穷游”，但南美签证的问题让他们多花了不少银子，比如南极的船票。两人本打算去年12月就动身环游南半球，但获得南美国家的签证就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难题。

当时他们手里已经有美国、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亚的签证，其他国家的签证可以在第三国办理，但手里至少还需要阿根廷的签证。由于南美国家不受理个人申请，所以必须委托旅行社帮助办理旅游签证。

丈夫张广柱告诉我们，国内能够在使馆备案，获得申请资质的旅行社并不多，很多旅行社都是二级、三级甚至是四级，委托给他们，申请的难度同样很大。好不容易找到了有资质的旅行社，后面程序依然复杂，须由该旅行社联络阿根廷当地的旅行社制作行程、发出旅游邀请，阿根廷大使馆才能够受理。

张广柱说，他们直到第6次申请才见到了签证官。签证官告诉他们：“你们的材料没有任何问题，但我还是不能给你们签，因为旅行社的行程安排有漏洞。”最后两人只能按照要求，在北京提前购买了到南极的船票，又经过几次折腾才最终签下来。本来两人的“穷游”计划是到了阿根廷再买“最后一分钟船票”，快开船的时候，如果船上有空位，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票。

“当时就剩几天了，如果我们再不走，船票要作废，南非的签证要到期，机票又订不上，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因为这个我还哭了一鼻子，把我气的。”王钟津告诉我们，“我14点多又给阿根廷大使馆的中方秘书打电话说，我们就是要去阿根廷旅游，就这么简单的要求，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签不下来？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结果16点多大使馆打过来电话说，给我们签了。我们开始赶紧订机票啊，装行李，急急忙忙还得安排家里的事情，通知亲戚朋友我们要走了。那5天就跟疯了似的，我们就像逃难似的出发了。”

“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又觉得挺可笑的。”张广柱说，“我们被人羡慕嫉妒恨的原因就是三条：一是年龄很大，都是60多岁；二是像我们这样两个人一起走的几乎没有；第三就是不会外语，按我小外孙对我的评价，我的外语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不会外语的罗马假日

环球之旅起步于2008年，在这之前他们的脚步还停留在国内。2007年，两人到虎跳峡自助游，在那遇上了几个来中国徒步旅行的外国人。“有两个外国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连‘你好’都不会。这都敢来中国旅游，而且是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徒步。”张广柱说。

两人从虎跳峡回来后就开始琢磨这事，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向全家人宣布，他们要去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家里人都吓了一跳，你们从云南回来怎么成这样了，都打了鸡血啦！”接着就开始了全面的准备，学外语、查攻略，学习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同时每个星期爬一次山，锻炼身体，一年后开始了欧洲之旅，接着去了北美，此后有了周游世界的想法。

两人走出国门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罗马。“一下飞机，我就让他去问路，结果他跟我说，他不会说。”王钟津讲笑话似的呵呵直乐，“他在家照着书念还行，真一张口就不会说了”。王钟津的水平更差，但两个人却用“hello”、“ok”、“thankyou”几个单词在旅途上一路驰骋。

“这老太太不会说，还特爱说。”张广柱说。王钟津爱聊天，也会表达，有时候用中文也能跟外国人聊得不亦乐乎。在亚马孙河上，他们要在船上待6天。除了他俩之外，只有两个法国人和两个德国人，其余都是当地人。王钟津在船上跑来跑去，到处找人说话。中午刷饭盒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本地的老太太，两个人年纪相仿，虽然语言不通，但还是愉快地交谈起来。

王钟津跟记者学着自己当时的样子：“她用手在肚子上比画怀孕的样子，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有1个，她说她有9个，我竖着大拇指跟她说，哇，你太了不起了！我说，我的那个是女孩，一边说一边做一个梳小辫的动作，她说她有3个是梳小辫的。”王钟津说，后面两个人越交流越深入，当地人生活的艰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在船上要待好几天，大家都把衣服洗完拿出来晾，我看她身上只有一件衣服是合身的，其他都是别人的衣服重新缝过的。船上很多都是做小买卖的人，从大城市收来旧衣服，再坐船拿到小城市去卖。”

莫斯科・北京

在俄罗斯苏兹达尔乡下的一个破旧的火车站，张广柱和王钟津遇上了几个老人。“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中国’他们听不懂，但我们说‘北京’，他们一下就听明白了。我们往那一坐，他们就开始唱《莫斯科・北京》，好多人一起唱，还有人拉手风琴。”王钟津说，“他们都特别高兴，一下子就把记忆拉回到那个时代。

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不可能问到他们对以前的生活有什么想法。但俄罗斯的变革要比我们剧烈得多，以前那是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得很厉害。在车站摆摊卖菜的老太太就摆两个小纸箱，这边摆着两个土豆，那边两个西红柿、两根黄瓜。还有卖采摘来的小果子，就一小碗那么多。要不然就是别人买得少，要不然就是没有东西可卖。”令人看了很酸楚。

意外保险很重要

沟通的障碍并不是每次都可以轻松化解。在秘鲁的普诺，王钟津因为高原反应，再加上疲劳引发感冒，高烧至40℃，非常危险。在当地的急救中心里，大夫使用的是西班牙语，张广柱用Google翻译，只能和大夫进行简单的沟通，专业的医学术语就无济于事了。

这时两人买的意外保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张广柱说：“我们给急救中心的大夫出示了保险卡，当时他就说OK，让我们带上保险卡和护照就上医院了。到了医院，帮我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为我们找了一个会中文的服务生，这样才跟大夫交流了病情和治疗方案。”

两人在行走过程中总结了很多必要的经验。就比如这次生病时发挥了大作用的保险。王钟津告诉我们，一定要根据目的地去买保险，这次买的美国友邦保险，在当地是被认可的。“这回病情比较轻，一旦遇上了大的灾难，需要使用交通工具，保险公司的救援系统甚至可以提供直升机进行国际救援。

旅途千万别露富

除了提供赔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语言的支持。”根据《Lonely Planet》上的提示，南美地区的治安普遍不好。“《Lonely Planet》上说，如果你在巴西被偷被抢，一定是在萨尔瓦多，玛瑙寺是巴西骗子最猖狂的地方，你能想象的一些事情都会发生。”张广柱说，虽然治安不好，但两人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丢过一件东西。

“在路上走，我们都是一前一后，我在后面走，就把包背在前面。千万不要为了防身而带刀，抢劫都是带刀带枪的，你带了这些东西反而给自己惹麻烦。我们的方案是，遇到危险不抗争，把一些零钱放在外边口袋，遇到抢劫把钱给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放在贴身的小钱袋里。有些地方觉得危险，千万不要露富，我们去的亚马逊河一路上都不敢拿出单反相机来照相。”

两人在出发前做足了功课，都具备一些风险意识。在罗马他们曾碰到诈骗的假警察，竟然被着急气恼的张广柱呵斥住了。两人在罗马暴走一天，回旅馆的时候天色已晚，路上碰见一个人请他们帮忙照相，两人看看四周平淡无奇的环境，觉得可疑，没理他，继续走。

走了不远，又遇到一个人拿着地图问路。张广柱说：“我当时有点放松警惕了，因为我知道火车站怎么走，就打开地图告诉他。这时候来了个块头很大的人，掏出一个小本说，Police。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这是个假警察！

我们办理的是欧洲的申根签证，第一站到了罗马要到当地警察局报告，由此对他们的英语水平有所了解。当地人口音很重，但这个假警察却是纯正的美式英语。我一看他是假的，一着急就用中文大喊，‘什么狗屁Police’，拉着她就赶紧走。走了一段再后头看，发现他们3个人果然走到一起了，是搞连环诈骗的。”

但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削弱夫妻二人不断前行的兴趣。即使是那次高烧，他们俩心里想的也是“赶快好，赶快好，好了就能去马丘比丘了”。王钟津说：“从来没有打退堂鼓。心里总想的是还有哪儿没去，现在不去以后没机会去了，就怕会后悔。

我心里永远想的是还有更好的地方，更漂亮的地方。他老说我贪得无厌，‘你都见过这么漂亮的风景了，你还这样，那别人可怎么办啊’。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性格，有时候路上坐车，一车人都在睡觉，就我们俩看到美丽的风景在那大呼小叫的。”

幸福有了新含义

这次南半球之旅，两人从南非走到南美，从南美走到南极，再从南极走到澳大利亚，6次穿越赤道，经历了3次冬夏的季节交替。他们的行李从短袖衫到秋衣、毛衣、羽绒服一应俱全，再加上电脑、照相机、快译通、手持GPS、车载GPS、手机、电水壶，以及这些电子设备的电池和充电器，每个人的行李就有20公斤。

上次从欧洲回来，两人在博客里讲述了自己“10万元穷游欧洲16国的故事”。这次的南半球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钱？王钟津含蓄地说道：“一辆宝马。一点不夸张，我穿的都是我女儿不要的衣服，我们家这个房子是10年多了，乱七八糟的，回来一个多月，客厅灯都是坏的，顾不上修。把钱都花在玩上了，除了玩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干。”张广柱说，在路上走得多了，两个人对“幸福”的含义也逐渐有了新的理解。

在亚马逊谷地的秘鲁小城伊基托斯，两人在家庭旅馆里看书休息，一个哥伦比亚的流浪艺人看到他们桌上摆着中文版的《LonelyPlanet》，知道他们从遥远的中国来旅行，特别感兴趣，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张广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以前看到流浪艺人觉得挺害怕的，装扮太另类，鼻子上钉钉，以前只敢偷偷地给他们照相，还怕人家看见，眼睛一瞪就吓得我们够呛。

这个哥伦比亚人告诉我们，他的家乡风景有多美，屋里有很多照片，他指着照片比划着说，他的家乡比这还美。我们拿出护照告诉他，护照上没有哥伦比亚那个戳，去不了。他特别惊讶，他掏出自己的身份证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拿着这张身份证他们就可以在南美通行无阻。

他跟我们聊音乐、舞蹈，告诉我们桑巴和探戈有什么区别，他是欧洲人和黑人的混血，他讲当年非洲黑人是如何被贩卖到南美的。听他说完就感觉这些人非常有文化，不是想象中那种吊儿郎当、钱不知从哪来的感觉。他们非常快乐，非常热爱生活，很有修养，但又过着流浪生活，用很原始的材料，羽毛、布匹、草籽做工艺品为生。后来我们两个人就讨论，到底什么是幸福？他们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很低，居无定所，但是给人感觉他们生活得特别快乐。”

溜达让生活改变一下

每次出去玩回来，他们都会感慨迈出脚步的中国人之少，于是下定决心，多发帖子、发博客、发微博，让更多人能像他们这样来玩。“我们的理由特简单，也想让中国的老年人改变一下，老那样过，不痛苦吗？

老年人也是可以学习的，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的。即便去不了远的地方，在北京市溜达溜达不也挺好？”

王钟津说，但她后来发现，那些在网上热切回应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孩。“年轻女孩子老留言问我们情感生活，我想是不是她们对自己的婚姻特别没有把握，特别不安全。她们一个是觉得我们的感情特别好，另一个可能是承受的生活压力太大了，都想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觉得我们这种就是可以排遣压力、宣泄情感的方式。

我们在路上也吵，但路上只能跟他聊，看见东西只能跟他说。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彼此沟通越来越深入，双方也越来越了解。我记得，这次旅行回来第一个在微博上的留言是：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案就是，不跟他吵架了。”

我要过另一种生活

退休前，张广柱和王钟津在山西太原工作。王钟津是北京知青，插队在山西省的夏县，后来分配到了太原。“北京的姑娘当时在山西特吃香，而且我还是共产党员，好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没动心。当时流行找‘方向盘’、‘听诊器’和复转军人，但哪个都不吸引我，我觉得没劲。

我找到他之后，我们单位的人说，单位里面这么多年轻人，就你找了个坐办公室的，当时这根本不是社会的主流，很多人都觉得我奇怪。”张广柱当时在银行工作，是普通铁路工人家庭出身，但王钟津是高干家庭，一开始他们的婚姻遭到了王家的反对，但王钟津意志坚决。

婚后两人先后调入山西省社科院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张广柱响应国家的号召，下海经商，去海南一走就是8年。家里的独生女考上大学后，王钟津退了休，先去海南陪了丈夫两年，女儿在北京找工作后，她又回到北京和女儿一起住，老两口在北京团聚后，帮着女儿把小外孙带到6岁，这才开始了环球之旅。

刚回到北京，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能租房，王钟津说：“我跟我女儿AA制租一间房。那时候山西的退休工资特别低，我女儿出去工作，我也出去打工，打扫卫生，给人家做饭。我回来后就给以前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哪干活，有空聚一聚。我的同学都回来得很早，早就有了自己的房子，有时候我也有心理上的失落，也特别郁闷，满处的灯光没有一处是自己的，可是想一想，生活就是这样，你只能走下去。”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5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那英。今天我穿了件淡蓝色的衬衣，外面是一件黑色的外套，我很喜欢这样穿，显得很干练……”那英向孩子们介绍着自己，引起阵阵笑声。为照顾现场的聋儿，她刻意放慢语速，以便手语老师进行翻译。

那英介绍说，之前她在小雨的节目里为小听众播讲过美德故事《木兰从军》，播出后小雨告诉她“老有家长和小朋友赞扬我”。那英笑着主动请缨：“今后我是不是再给小朋友讲几个故事？”孩子们立刻鼓起掌来。

北京盲校小乐队表演了民乐合奏《赛马》，那英面带笑容，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聆听。“孩子们心里有对音乐的爱，所以演奏的乐曲很动听，谢谢仂卿]的表演。”那英提到了首季《中国好声音》的盲人女歌手张玉霞，鼓励孩子们像张玉霞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她同时期待能有盲校的孩子出现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让她转身。

一个叫佟俊杰（音）的盲孩子来到台上告诉那英：“您是我和我妈妈的超级偶像。”现场又响起一片笑声。男孩说，他不仅爱听那英的歌，还特别喜欢唱，想和那英合唱歌曲《征服》。唱完，他还要求那英点评。“你有点忘词了，你怎么和我一样有这个毛病呢。”那英笑道。一旁的小雨忙替男孩解释：“他太激动了，这两天他一直在练这首歌。”那英鼓励男孩多唱适合自己的歌，“好好练，到‘好声音’来，给我一个惊喜。”男孩大声回答：“行！”说完，他还提出一个请求，“那英老师，我能和你拥抱一下吗？”那英笑着满足了他的心愿。

之后，那英还和孩子们玩起了游戏，用手语与孩子们合唱了《爱的人间》。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那英、小雨以及中国狮子联会星光服务队颁发了“爱心大使”证书。

当天，那英是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她说，录音什么时候都可以录，但不能错过和残疾儿童交流的机会。她还透露，她的两个孩子本来也想跟她一起来，“他们很好奇盲校的学生是怎么生活、学习的，但因为当天有课没来成，下次再带他们来。”那英称盲校的老师很伟大，她表示，今后需要她帮忙的话她一定出手相助，并祝愿孩子们快乐成长。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6

所以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因为一年的时间不再那么刻苦的学习英语，英语水平不管是听力还是口语或者是阅读能力都已经下降了一大半儿。

如今在让我们重新拾起来，我想我们需要再找回一点，高考时的奋斗精神了。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样就开始适应了，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去图书馆抱着几本课外书看得津津有味，每天在宿舍的床上躺个一天睡懒觉。

也许有的时候去食堂吃顿好的就变成了大肥猪。就好像刚才看了新闻，国庆节这几天的旅游人数又那么多，每天都变成了人人人人我人人人人。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7

非洲女孩启发寻得商机

由于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英语不错的张谦在那儿交流没有问题，而且这里的人民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很快就办好了住宿和零售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半个月后，他在首都哈拉雷街上租了一个小门面房，出售蚊香和铁钉。来他这里买东西的都是当地的官员、自人以及少数富人。津巴布韦蚊蝇肆虐，中国蚊香在这里很受欢迎，他在济南按每包0.4元人民币批发的蚊香，在这里可以卖到5美元；铁钉在这里也是稀罕物，人民币一毛钱一个进的大铁钉，能卖到一美元。当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是1：8.4，他真是赚大发了。

为了扩大业务，张谦急需招聘一名精通当地财会制度的会计。他在当地报纸上登出了一则招聘广告，以每月一亿津元(相当于10美元)的“高薪”招聘会计。没想到，他招聘来的美女会计，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蒙莱莱1977年出生在哈拉雷，她父亲曾是穆巴贝总统的卫队军官，很早就去世了。蒙莱莱细腰翘臀，一头黑里泛黄的头发扎成了无数细小的辫子，大大的眼睛，好像总在害羞地笑着。她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1999年从财会学校毕业后，正赶上西方对津巴布韦实行经济制裁，所以一直没找到工作。在张谦这里，她除了干会计，还主动帮助张谦卖货、送货，张谦十分庆幸自己雇到了一个如此能干的员工。

2002年后，又有几位华人在哈拉雷开了几家中国小商品商店，大家打起价格战，钱越来越不好赚。张谦开始处理存货，准备回国。

见张谦要离开，蒙莱莱的情绪一落千丈，整天闷声干活不说话。张谦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两个月后，张谦处理掉最后一批存货，订了飞机票，准备回国。他给蒙莱莱开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并且给她加了一个50美元的红包。蒙莱莱接过红包，泪眼婆娑地望着张谦，好久才说：“你难道非得回中国?”张谦苦笑着说：“不回去，我还能干什么?”“你可以做些别的事业。比如，你可以办个农场。”蒙莱莱说。

办农场?这倒是个好主意。听说不少中国人在非洲办农场都成功了。可是，到哪里去买一个农场?怎么经营?张谦一点概念都没有。蒙莱莱告诉他，2000年以前，津巴布韦的土地基本上掌握在4500个白人农场主手里。2000年，津巴布韦议会制定了法规，实行。政府规定白人最多只能拥有一个农场，多余的农场一律没收，分配给当地黑人。但得到土地的黑人缺少资金和农业科学技术，所以一些农民就出卖自己的土地。在她的老家南马塔贝莱兰省就有好多土地待售。张谦立即断定这是一个绝好的商机，他决定退掉机票，留下来。

非洲妻子“智勇双全”

张谦花了17万美元，在蒙莱莱的老家南马塔贝莱兰省买下371英亩耕地70年的使用权。蒙莱莱显示了她超强的能力，招工人，买农机，买原料，由于她熟悉当地的情况，好多事情离开她还真不行。张谦对她也越来越信任，放手让她去干。

非洲大平原上的生活是寂寞而枯燥的。白天忙碌，傍晚收工后，没事可干，酒吧、饭店、夜生活都没有，电视信号也不好……

工房里的工人们早都打起了鼾，蒙莱莱悄悄走到张谦面前，递给他一杯咖啡，然后坐在他身边。一刹那，张谦内心的孤独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望着眼前这位黑皮肤的美人，内心充满了柔情……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就在农场成立的2002年秋天，他们结了婚，两人去南非开普敦蜜月旅行了一个星期。

有了妻子，张谦感觉生活幸福极了。刚来非洲时，他还看不习惯非洲女子的黑皮肤，可是现在，看着自己妻子的黑皮肤，他是越看越喜欢。她那模特般的身材、火辣辣的爱，都让他沉醉。蒙莱莱也经常为自己能有一个如此知冷知热的中国丈夫而感动得流泪。她像当地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的丈夫，张谦的衣服洗完晾干之后，她总要用电熨斗里里外外地熨一遍。张谦不明白，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当地有一种喜欢往人身体里钻的小虫子，叫芒果蝇，它们爱把卵产在晾晒的衣服上，人穿了以后，芒果蝇的卵就会钻到肉里，严重的会导致皮肤溃烂，甚至有蛆从肉里爬出来。用电熨斗可以把这些卵烫死。张谦问：“这种虫在津巴布韦常见吗?”蒙莱莱说：“不常见。但我不想让你有一点危险。”说得张谦心里热乎乎的。

农场需要很多人手，这里的劳动力非常便宜，张谦在当地招聘了30多个工人。为了减轻爱妻的辛苦，他还雇了一个家庭保姆。原以为，当地人都像蒙莱莱一样，又诚实又能干，可事实并非如此。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8

这时是下午3点钟，是闹表把我叫醒的。起床以后我开始了日常写作，撂下了这缕飘来的思绪。

4点零4分钟，电话铃响了，是《渤海早报》记者杜琳的电话采访，她说今天早晨谢晋导演逝世了!

我听到噩耗的瞬间反应不是悲伤，而是极度惊诧，乃至发自心底的震颤。按常理说，人们对于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无疾而终不会觉得意外，显然，悚栗源于刚才的飘然而至的午梦。不等记者提问我就倾诉起来，足足说了半个多钟头，反反复复问记者：你说真的会有心灵感应吗?真的会有亡魂托梦之事吗?我和谢导很多年未见面了，近来也没有想起他，刚才怎么会在半睡半醒的梦境边缘望见他了呢……莫非他尚未走远的英魂没有忘记前来道一声永别?莫非他放心不下他的智障儿子阿四而想起了在天津拍摄制作《启明星》的岁月……

光阴荏苒，17年前上苍赐予我与谢晋导演合作的幸运。

初见谢晋

1991年正月初七，我在上海见到了这位和我父亲同庚的大导演。在那之前，我曾为了征求意见，把描写智障儿童命运的电视剧本《启明星》送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等朋友一致推荐谢晋拍这个戏，因为他有两个智障儿子，对这个题材有感情，又有和智障孩子打交道的生活经验。回津后，我给上海打了电话，谢晋导演同意看剧本。剧本寄去之后一个星期，他就答复同意拍这个戏。我没有想到事情进展这么顺利，定板又这么快，于是刚过了春节就匆匆赶往上海，从此开始了我与谢晋导演的戏缘。

第一次赴上海去见谢晋导演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到达旅馆刚刚洗去一路风尘，谢导演就来了。他是属于那种先声夺人、高腔大嗓的爽快人，从高大魁梧的外型气质看，像个久经沙场的老牌球星，走路一阵风，到哪里都会带来一片笑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附近一家很洁净的饭馆，谢导设宴为我们接风，席间风趣地问我的笔名的来历，笑道：“你们北方女作家的名字怎么这么刚硬?航鹰，铁凝，太男性化!”他的酒量很大，几杯酒下肚谈兴更浓，谈起了对剧本的意见：“首先要确定一条，这部戏不能让聪明小演员去扮演智障儿童，孩子不会装假，让他们装成傻孩子会很做作，只能让智障小演员来演他们自己。”

我是自幼在天津人艺泡大的，深知排戏演戏之难，对导演提出的这一想法感到很意外，让智障孩子来演戏能行吗……理智又让我知道导演的设想是正确的，甭管心里多怵头我还是立即答应下来。如何挑选小演员的工作，起初谢导说要在京、津、沪各地挑选，我提出先在天津找，找不到再考虑外地。因为我这个编剧还兼任制片人，《启明星》是天津市的重点剧目。其次，出于经费方面的考虑，小演员如能出自天津本土将节省不少资金。令人惊喜的是这位大导演非常好说话，知情达理，同意了先在天津选演员。

一锤定音。谢导起用智障儿童演戏的这个大胆而睿智的构思，决定了《启明星》的真实感人和标新立异。为了在天津找到适合的小演员，我们到天津市六个区的启智学校来了一遍“地毯式轰炸”，普查以后根据剧中人的年龄、性格、命运编组，汇成摄像资料寄往上海。谢导从普选资料中挑出了50多个人选，亲自来天津做了两轮面试，最终所有的儿童角色都来自天津。

大导演启用16名智障儿童当演员，拍摄这部由众多智障孩子演出的戏超出了艺术创作的领域，跃为一项世界罕见的慈善活动。后来，谢导把他拍摄这部影片所得的稿酬，全部捐献给了天津的智障儿童。以他为榜样，我也捐出了稿酬。那是我的创作生涯中最为难忘的一段既是艺术的又是人生的高尚体验。

谢晋真性情

在长达一年多的合作过程中，我不仅向谢晋导演学习写戏，谈戏，改戏，更为宝贵地向这位老艺术家学习做人，交友，敬业。

谢导还有许多的“善”：善抓好剧本，善“榨”作者改剧本，善发现新演员，善排感情戏……在他诸多的“善”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却是他的善良。尽管在未见其人之前，早就听说了他有个“法西斯导演”的威名，但在接触中，我从未见他发脾气。或许是面对一群智障小演员，他无法发脾气，倒是他的善良，时时令我感动。在中青年同行面前，他是善良的艺术长辈；在智障小演员们面前，他是善良的谢爷爷。

真不知秀丽的江南水乡，如何造就出这样一位颇有北国男儿之风的豪侠之人，大概是烈酒多年浸泡的结果。我发现他善酒、善吃、善跑腿、善讲、善笑、善交友、善诙谐幽默……关于他的善睡和善跑腿，我实在是望尘莫及。睡不择席已属大福分，又能不择时，实乃少见。在拍摄场地，只要一有空隙，不管身旁有一排椅子还是破沙发，他坐着、倚着、躺着都能睡个香甜，打个盹起来精神抖擞重新指挥人马拍戏。每天晚上八点多钟，他才吃晚饭，饭后睡上一觉，十一点多钟爬起来召集主创人员谈戏，为第二天拍摄作准备，工作到后半夜。别人无法做到像他那样倒头便睡，有劳有逸，一个个熬得脸色蜡黄。他的善跑腿之快节奏，绝对不像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常年坐飞机往返于京、津、沪、穗，往返于东洋、西洋，旋风一般来来去去。他每次来天津，下了飞机毫不歇息，坐进汽车一路上就谈戏，进入工作状态。我常想：这老爷子功成名就，还这样拼命苦干，到底为了什么呢?

取自谢家的真人真事

在《启明星》剧本修改过程中，我根据谢导演提供的他的孩子阿三、阿四的生活素材，增添了不少真实的情节。所以，我虽未见过阿三、阿四，对他们却很有感情。摄制组的成员们，也都知道剧中哪些场面取材于阿三、阿四，可以说，他俩是剧中“虚出”(没有出场)的人物。

在谈剧本时，谢导演为了说明问题总是举一些阿三、阿四的生活例子。听者有心，我在修改剧本时，就把这些生动的生活素材写了进去。我第一次去上海时，谢导演说看了剧本深受感动，使他想起一段辛酸往事：在“”中，他的名片《舞台姐妹》被打成“大毒草”，他被押上十万人批斗大会，他都没有哭。挨完斗回家路上，他看见自己的智障儿子被人塞进垃圾箱，受顽童戏耍，他抱出儿子伤心地落下了眼泪。我听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稍作改编写了一场戏：知道了自己身患绝症的男主人公，正在为日后智障儿子晨晨无法独自生活而苦恼，又看到一群顽童把晨晨塞进了垃圾箱，谢导演看了之后对这场新加的戏很满意，只是提出时代背景不同了，二十年前的事移到现在是否合适?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歧视残障人的现象，这个情节旨在抨击那种不道德行为。“垃圾箱”一场戏拍得非常感人，很多人看了都一洒

同情之泪。

谢导演还讲过一些只有智障孩子家长才有的生活细节，他怕阿三、阿四走失，曾在他们身上挂着写有家庭住址、父母姓名、电话号码的小牌子。剧中晨晨给爸爸看小牌子一段戏，就显得非常贴近生活了。另外，谢导演为了启发主演刘子枫的感情，对他讲了自己的体会：疲劳一天回到家里，智障儿子懂得给爸爸拿来拖鞋，心里就觉得热乎乎的。刘子枫把“看儿子拿拖鞋”一段戏演得很深沉，显然因为有了真实的生活依据。

《启明星》的中心情节是刘子枫扮演的“父亲”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以后，担心日后智障儿子无法生存的忧虑。谢导深有同感，他曾对我说：“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是我身后阿三、阿四怎么办。我想赚一点钱交给老家上虞的慈善机构，日后作为阿三阿四的去处。”

可怜慈父心!谢晋一生拍过那么多辉煌的大片。相比之下《启明星》或许不算什么。但我确信只有这部戏的拍摄使他倾尽自己深藏的私人情感；只有这部戏拨动了这位年迈慈父心弦上那根最为脆弱敏感的颤音：只有这部戏寄托了他对自己两个智障儿子的超乎寻常的慈爱。

《启明星》的诞生与阿三的夭亡

谢导还对我说起过他在家里常为阿三、阿四刮胡子，这个细节叫我十分难过，一位年近古稀的老父亲还得替儿子刮胡子!他心中是怎样的滋味，是怎样的无望!但是，他说起这些时总是谈笑风生，似乎在讲些有趣的开心事。真不知他在何年何月，以怎样的毅力实现了自我超越，更不知他那表面不在乎的底下，隐藏着怎样深切的痛楚!

在《启明星》拍摄的紧张阶段，阿三病重住院，谢导怕影响拍戏，没有赶回上海去看儿子。在《启明星》剪辑阶段，他从南朝鲜回来听说阿三病危，赶往医院见了儿子最后一面。我总觉得，在他对《启明星》倾注的心血中，也有对阿三、阿四的深切父爱；在他对智障小演员们的无限爱心中，也有对阿三、阿四的骨肉之情。

十一月下旬，我再次来到上海，看到了《启明星》样片，庆幸一部成功的作品即将诞生。但是，谢导演为我接风那天，却正是阿三去世的“头七”。他强作笑颜举起了酒杯，我看到了一位悲伤憔悴的老父亲。

阿三去世于1991年11月15日。我是22日抵达上海的，清晨下了火车立即看粗剪样片，于黑暗中谢导演一如既往谈戏。中午，他为我们接风。他正处于失子之痛，为了招待我们，不得不周旋于酒席，我便如坐针毡。席间，谢导演主动讲起阿三去世前后的种种细节。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说些惯常的慰问之语。后来的几天，他也是时时突然谈起阿三，直到一个月后到天津审看双片仍然如此。这位生性乐观、善吃善睡的艺术家，失去儿子之后，吃不下饭睡不着党，眼前总是浮现着阿三从小到大的影子。眼看大导演如此不能节哀，上影厂的后辈们不敢劝。剪辑师韦纯葆以快人快语著称，又是同辈人，直言相劝：“说句话你别生气，你已为阿三尽了心，阿三走到你前面是他的福气，他走了对你也是个解脱。”谢晋当然懂得此话是对的，但还是叹息不已。无论是醒着还是梦中，白发苍苍的老父亲，都在千遍万遍地呼唤：阿三，阿三……

岁月久远，我记不清和谢导、邓朴方一起观看过多少遍《启明星》了。1991年6月11日，谢导、李瑞环、邓朴方专程来天津共同审看影片；6月12日，北京长城饭店电影招待会；7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北京首映式；9月19日天津首映式；9月22日上海首映式，若是再加上事先剧组内部的剪辑、合成、审片、修改足有十几次。谢导每一次观看时表情都很凝重，影片演到动情之处他的眼角都挂着泪花。我想，他已经分不清哪儿是故事哪儿是自己的人生了……

阿三的小小葬礼

在我这旁观者看来，阿三走了总算懂得孝敬爸爸了。这孩子不但智障，自两岁就患有哮喘，动不动就要抢救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仅那年最后一次住院，就化了一万五千元医药费。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把谢导拖累得一贫如洗

在当父亲的看来，什么样的孩子，哪怕呆傻，哪怕病残，都是可爱的小天使。谢晋对孩子的爱真是深过海洋，阿三有这样的父亲真有个傻福气

关于阿三之死，我还知道许多催人泪下的细节：

谢导演从南朝鲜归来一下飞机，迎接他的人说：“阿三不行了，您是先家还是去医院?”

“去医院。”谢导演直接赶往医院。阿三看见了爸爸，虽然小会以言语表达情感，却总是以目光追随父亲，他那颗愚钝的心也早已体会到，这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母亲远在美国，小知他在弥留之际，懂不懂想念妈妈和用怎样的方式想念妈妈。但慈父赶来了，见到了最后一面，他满足地露出了笑意爸爸问了一次又一次：“难过(难受之意)不难过?”每次他都回答：“不难过。”爸爸感到万分欣慰：“好，不难过就好。”

阿三咽气时，医生们还在做最后的心脏按摩。谢晋知道已足无济于事，决然表示：“算了，谢谢大夫。”我想，心软如水的老父亲下此决心，也是怕儿子被人按来按去整得难受……

阿三的葬礼是很简单的。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们纷纷打听：“何时大礼啊?”谢晋冷静地表示：“不要惊动任何人，阿三生到世上38岁，病了36年，是个废人，有家里人送送也就行了。”

阿三的灵前只有一个花篮，挽联上写着哥哥、姐姐和阿四敬献，表达了深厚的手足之情。按照风俗，长辈不能为后辈送灵，悲伤的老父亲在儿子灵前失声恸哭。

家里人没有把阿三去世的消息告诉阿四，但他意识到家里出了大事情，几天来变得胆小老实，十分听话。哥哥谢衍必须赶回美国去，当汽车开动时，他一下子跳到车门跟前，对哥哥说：

“握握手!”这是他头一次将意思表达得如此深沉准确，大概出于天然的手足之情。兄弟二人紧紧握住了手。从此天各一方，只盼后会有期。

谢导的阿三走了，但老父亲以一双慈爱的巨手，把天津的十六名智障孩子托上了电视屏幕。十六个智障孩子代表所有的残疾孩子在替阿三说笑，替阿三唱歌。《启明星》替阿三表达了他的未尽之言：所有的生命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

谢衍导演也走了

《启明星》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很少再见到谢导了。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每年春天赴北京开会，谢导是全国政协委员，两会期间我俩在人民大会堂重逢时总是分外亲热。后来我回到了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没有机会再与他碰面了。但是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电视节目里只要出现他的身影，上海电影节啦、长春电影节啦、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啦、电视记者采访他啦……他的音容笑貌总是让我心头发热，回忆起17年前我们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

今年春节，突然有人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自报家门说：“您是航鹰吗?我是谢晋的长子谢衍呀!”

虽然未曾谋面，但我早已从谢导那里听说了他这位在美国攻读电影编导的儿子。他说他正在帮父亲整理资料，希望我寄给他《启明星》的剧本、剧照、摄制组工作照片等，我满口答应，很快就寄了去。后来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问他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再三向我致谢。当时我深为谢导有这么一位事业上的接班人而感到高兴。

不料，这位在电影道路上起点很高的小谢导演竟于今年8月23日离世了!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9

不能进入心仪的大学念书自是遗憾，但“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便利用语言学习的这段时间苦攻雅思――我出国留学通过中介，并没有考雅思，故终究觉得底气不足，而身在蓝眼睛白皮肤的新西兰，若英语不过关，也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目的明确，又有语言环境，再加之“革命加拼命”，只用了五个多月，我的雅思便考过了六分，一向以严厉著称的语言班老师彼得也笑着夸奖道：“你半年就走完了人家一年走的路！”

下一步怎么办？是按部就班读完该院的预科再升“规定”的本科，还是通过其它途径转入奥克兰大学的预科就读？从内心来说，我当然愿意进入奥大：一来文凭含金量高，二来可以节约留学时间，三来也满足了我的“名牌大学学生”的虚荣心。但我怎样运作才能如愿以偿呢？我还是感到有点迷惘。当我把心事告诉彼得老师时，岂料，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是在崇尚个性发展的新西兰，只要敢想，就能创造奇迹。你是个能创造奇迹的人！”不过，他却没有教给我具体的运作方法，只嘱咐道：“记着，不要按常规出牌……”

刚开始时，我还是按正规渠道进行申请。但我给该校招生办发去的传真和电子邮件不见回音，打去电话，又屡被工作人员的洋官腔阻击：“现在已过了申请时间，等我们研究以后再答复你。”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已有思想准备，故而也没觉得沮丧――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就不信前面无路可走！

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还像往常那样到社区图书馆去看书报，以寻找机会。拿起新西兰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新西兰先驱报》正翻着，突然，一则黑体大标题的新闻撞入我的眼帘：《牛津大学校长花落他家，奥克兰大学副校长当选》。原来，奥大副校长约翰・胡德博士当选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他将于2004年10月走马上任，接替牛津原校长科林・卢卡斯爵士。据说，这是已有900年历史、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牛津大学首次聘任英国以外的人士担任校长。

读罢这则新闻，我眼前骤然一亮：“我完全可以直接写信给胡德博士申请入校，走一条别人不走的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国留学生，竟给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写信要求免考入学，这不啻是异想天开――人家能理你吗？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却没有觉得自己有多“疯狂”：“胡德博士能当选牛津的校长，足见其学识、人品和威望，我的申请，他不会置之不理的。再说，试都没有试一下，怎么就知道不行呢？”

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接通图书馆的公用网络，只是几分钟，我便在奥大的网页上查到了胡德博士的联系方式。本来，我可以马上将我电脑里现存的资料及申请书发一份给胡德博士，但想着“不打无准备的仗”，我旋即打住：“‘书到用时方恨少’，还是把案头工作做足再说。”

接连两天，我都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收集有关资料和信息，几欲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从这些信息里我得知，胡德博士曾是上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他担任奥克兰大学副校长之前，曾出任新西兰多家公司的负责人，自称“学者出身的商人”，他目前还是新西兰总理“增长和创新顾问委员会”成员。虽然这些资料在我重新制作申请书时用不着，但不知怎么的，我总相信这不是无用功。

参考了彼得老师的意见，我把申请书设计得简洁、大方、明了，能吸引眼球。而在内容上，我也尽量“入乡随俗”――虽不像西人求学、求职时那样“有九说十”，但也特别强调了自己的优点，如学习能力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热衷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彼得老师看后称赞道：“写得不错，在新西兰求学，就不能过于谦虚。但你还是要作好‘没有回音’的心理准备。”他没说原因，我也没有问――人在异国他乡，事事都得靠自己，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大可能长成“大树”的。

当晚，我便用电邮将这份申请书发给胡德博士（这时，他已经升任奥克兰大学的校长），同时还附了一封言词恳切的短信，以叙述自己渴望到奥大就读的心情。怕网络不稳当，我又用传真将这些资料再传了一遍。然而，过了两三天都不见回音，于是我便接照奥大网页上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了校长公开电话。岂料，接电话的却是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胡德博士到英国开会去了，过几天才回来……请耐心等一等，我们会处理你的信件的。”

就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刹那，我似乎明白了彼得老师所说的“没有回音”的意思――作为新西兰一流大学的校长，胡德博士公务缠身，实在太忙，于是，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出于好意，很可能有意拦截和分流了一些“小事”，以减轻他的负担，而我的那份申请书就属于这一类“小事”。也就是说，我的申请书并就没交到胡德博士的手中，说不定它现在还压在那本公文夹里睡觉呢。

我能够理解工作人员的“好意”，也不否认我的转学比起胡德博士的高校管理只是小事中的小事，如果有时间，我当然也可以“等一等”，但可惜我没有时间“等一等”了――奥大的入学分两个学期，第一学期2月开学，第二学期7月开学，而现在已是6月中旬，如果赶不上7月初开学时转入奥大，那我至少还要再等半年！

“不能‘等’以待毙，我得想办法面见胡德博士！”于是，我便天天看报、看电视，注意其行踪。与此同时，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案头准备工作，如熟记奥克兰大学的情况、胡德博士的成功历程等等，以便面谈时“对症下药”。此外，我还仔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优点和缺点，以便面谈时扬长避短。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我甚至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面谈“演习”，大到交谈的内容、见面的礼节，小到说话的语气、就座的姿势等等。有时半夜三更难以入眠，还要翻身起床到后花园散步，思考面谈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细节，以便消灭隐患，未雨绸缪。

功夫不负有心人，6月20日，我终于从报上“捕捞”到胡德博士的行踪――从英国讲学回来，他目前正在郊外的一座小牧场休假……在新西兰，公众人物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我很快就打听到那座小牧场的确切位置，即城南威卡托河西岸的一个名叫布克的小镇，离奥克兰市区有40多公里。

心动不如行动，第二天清晨，我便开着自己的二手“福特”风驰电掣地上路。

博士的小牧场风光旖旎，如诗如画，但我却没有多少闲情逸致来欣赏。“西人见面，一般事先都要电话预约，我就这样直接去敲人家的门，是否有点唐突？”然而，箭已搁在弦上，不射都好像不行。在停车处的草坪上徘徊了片刻，我便鼓足勇气向那幢围有木栅栏的白色小屋走去。

快走到栅栏门时，却见小屋里走出一位金发碧眼、气质高雅的中年妇女。也许是附近人迹稀疏吧，她看见我这不速之客，眼里掠过一丝惊讶，然而只是一瞬便“阴转晴”：“中国女孩，你找谁？”“我找胡德博士，我想转学到奥克兰大学读书，”我当即表明来意，“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女孩？”她指着我肩上的伞笑道：“那上面有中国字……”于是，我方才想起这把伞是我乘国内航班时送的礼物，上面有“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的字样。见她认识汉字，我惊喜得叫了起来：“夫人认识中国字？”“不，不，我只认识‘中国’两个字……我随胡德到中国访问时学会的。”原来是胡德夫人，我心中不由得一阵暗喜。

与夫人聊了一小会，她便指着后院道：“你不是找胡德吗？他正在后花园打理他的宝贝花木。”与我道别后，夫人便独自到牧场的草坡上散步去了。

时值秋末（南半球季节相反），胡德博士短衣短裤，一身休闲打扮，正拿着一把剪枝钳给无花果剪枝，一改电视镜头里所见的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绅士形象。他见我到来，竟像老熟人似地打招呼：“嗨，你好！请帮我把树扶着，我要把那根多余的枝条剪掉。”也许是有心理准备吧，尽管面前站着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但我一点也不怵，也像老熟人似地上前去搭手帮忙：“你应该站在那边，免得树汁溅出来脏了你的衣服。”来新西兰后，我曾多次帮助房东打理花园，学了不少园艺知识，见博士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便操起袖珍剪篱机修剪起花坛边的球柏来――等忙过这一阵，我再说来意也不迟。

“嘿，你的园艺技术不错嘛，”博士夸奖道，“在哪儿学的，中国女孩？”这是我今天的第二次惊讶：“跟房东学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女孩？”博士幽默地眨了眨眼睛，半开玩笑道：“我会猜呗……我们学校有3000中国学生，接触多了，我听得出口音。”“哇，我有口音？怎样才能消除口音呢？”“这简单，多练、多听、多说、多参加社会活动，不出一年，包你操一口地道的新西兰英语！”

就这样，我与博士一边打理花园，一边天南海北地侃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博士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时间，竟听得我神思飞扬。不过，待博士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时，我还是记起自己的来意，便趁机说明：“我在中国国内高中毕业，然后通过中介到马陆坎商学院就读，目前雅思已考过六分。我想转学到奥克兰大学来读预科。”博士听后顿时醒悟：“呵，原来你是想转到我们学校来读书？我还以为你是夫人雇来帮助打理花园的短工呢！”沉吟了片刻，他又问道：“你想学哪个专业？”我说：“我想学护理专业，毕业后好找工作，而这份工作也适合像我这样的亚裔女孩。”“好想法！投资好的学校和好的专业是一件好的投资，非常有意义。不过，你还是得把你的有关资料交给我，等我看完后再答复你，好吗？”一听这话，我连忙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递上。

花园快打理完时，博士到屋里去给夫人打了一个电话。“你今天表现得不错，”临别时，他不无夸张地做了一个剪枝的动作，“包括做‘短工’修剪花木。”逗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天津外国语大学怎么样篇10

2009年我社区围绕街党工委、计生办下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要点开展各项工作，在迎奥运创和谐之年，我社区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抓住机遇，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及《决定》做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从中掌握工作思路和技巧，提高办事效率，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利用辖区资源，下面，我将计划生育200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 辖区基本情况

认真学习计划生育微机管理系统，掌握一定技能，按时做好月报表、季报表，并与微机数据相符，截止5月底我辖区共有2241户、6337人，有育龄妇女1385人，流动育龄妇女38人，新生婴儿26人。

二、 为育龄群众办实事

1、2009年1月7日我向阳楼街计生办举办“救助困难母亲启动仪式”，我社区困难妇女郭萍、崔文玲受到救助。春节前为把政府温暖送到困难育龄妇女家中，为陈玲、陶玉英、华玉子、王叔仙、杨慧臣、李佩琴等送去现金、大米、食用油等，合计人民币1200余元。

2、对辖区内26名新生儿家庭及时入户访视服务，宣传优生优育知识和新生儿护理常识，并送去避孕药具及宣传材料。

3、经常深入到育龄妇女中，宣传生殖健康知识，了解她们的生产、生活、生育等情况，发现她们有各种心理障碍及时沟通解决并进行心理调适。半年来为重点人员送药具136盒。为提高妇女身体健康，3月26日组织12名妇女进行免费生殖健康查体，5月28日组织14名妇女参加了优惠价格妇科查体，提高了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做到有病早发现早治疗。

三、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作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计划

结合辖区情况，今年协会项目定为：“关爱流动人口，共创和谐社区”。围绕此内容开展以下活动：

1、2009年1月30日，我社区举办“迎新春联欢会”，有43人参加，丰富了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品位。

2、2009年2月1日，为加强社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社区对假期学生进行法制安全教育讲座，有58名学生参加，教育学生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及出行安全，不进网吧，拒绝毒品，遵纪守法，过一个健康快乐的假期。

3、2009年2月19日，社区为寒假学生举办“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趣味运动比赛，有65名学生参加踢毽、跳绳、钓鱼、投沙袋等活动，学生兴致高昂，各自发挥特长，团结友爱，将活动推向高潮。

4、2009年2月21日，我们邀请社区内因南方冰雪灾害滞留在津过年的流动人口12人，请他们一起品尝天津元宵，感受津城元宵佳节，让外来人口感到大雪无情人有情，虽然在异土他乡时刻有关爱他们的天津人，使外来人口感受到真情和温暖。

5、2009年3月5日，我社区在国际“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组织社区妇女21人参观天津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通过参观使大家对我们中国古老的文明历史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妇女从中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6、2009年3月28日，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喜迎奥运，文明礼仪”英语培训班，由社区刘老师给居民讲怎样学习外语，见到外宾如何打招呼，及简单日常用语，大家认真听讲，体现社区文明和谐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