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相亲大会十篇

大型相亲大会篇1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在他们身上有值得称赞的优点，但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大学生也存在着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弱化的问题：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忽视他人、集体和国家的需求；性格孤僻，人际关系紧张；过分看重竞争，为达目的甚至开展不正当竞争；合作心理素质不高，等等。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赋予高等教育的明确职责与任务，而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是高素质人才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加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需要，也是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成长的需要。

不少学者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人类个体通过后天学习得来的，这也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首先要掌握和了解相关的影响因素，才能确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重视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开展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基础，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一、亲社会行为与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1964年，在美国纽约市发生的凯蒂?吉诺维斯案件中，有至少38人听到或者看到，但无一人相助或者报警。至此，亲社会行为成为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学者研究的焦点。由于学者对于亲社会行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目前亲社会行为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可以将亲社会行为视为一切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及趋向。

作为亲社会行为主要的构成类型之一，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的合作精神在社会交往中的具体表现，它是个体拥有平等相处、团结协作的观念，具备与他人为共同目标而工作的能力以及为整个人类社会前进而奋斗的信念，并在社会交往中体现出的实际行为及趋向。

二、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1、个体特征因素

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包括大学生的个人经历、性格、兴趣爱好、情感情绪、生活习惯等，这直接影响着其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培养。例如，一般而言，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相近的大学生容易开展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又如，大学生的移情也会使其在今后更好地开展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2、行为因素

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本身，即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对象、效率、成效、背景意义等也会影响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实施。

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方式是指大学生在合作中所采取的方法与技巧，正确合理的方式方法对于大学生的合作形亲社会行为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对象是指与大学生进行合作的对方的特点，例如性别、特长、个性等，这是不少大学生在实施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时可能会考虑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效率和成效是指在合作中，合作者之间能否高速、有效地完成既定目标，并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会促进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开展。而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背景意义是指实施该行为的目的、益处、作用等内涵，它从侧面影响着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实施。

3、情景因素

所谓情景因素，是指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环境或情况，主要有以下两种：

（1）社会情景

社会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重视与支持是重要的积极影响因素。比如，用人单位对具备合作素质的人才需求，可以激励大学生提升自己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其次，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对于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是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因素。例如，有的人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有的人在利益面前不择手段、破坏大局，这些事例影响了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使得他们对于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持怀疑和排斥态度。

（2）制度情景

一是奖惩制度。对先进典型的树立、表彰和宣传，对表现不佳的个人批评、教育、引导甚至处罚等。二是保障制度。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精神支持等。

4、观念认知因素

大学生在成长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某些思想和观念，而大学生对这些思想和观念会有自己的认识、理解、选择，并逐步渗透到自身的观念里，成为自身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过程称为大学生的观念认知。由于大学生的观念认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想，这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态度、看法和处理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生接触到的思想和观念可以是来自外界的，也可以是大学生个体内部的，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1）传统文化

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留给中华民族许多宝贵的传统文化，这令每一个国人引以为傲。对于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内容，需要辨证地看待和区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人心齐，泰山移”、“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传统文化观念教育和激励着大学生团结协作、不断进取。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某些传统观念对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使得大学生采取了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了两个“极端”和一个“中立”：一是“窝里斗”，与合作型亲社会行为背道而驰，破坏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氛围，这是一个极端；二是“做和事佬”，无原则性地“合作”，违背了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本质要求，这是另一个极端；三是“自扫门前雪”，对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态度冷漠，不闻不问，即所谓的“中立”。

（2）西方思潮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种思想交汇激荡，部分大学生易受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不良思潮的影响，对于嬗变中的真善美、假丑恶现象缺乏正确的辨别标准和相应的识别能力，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根本道德准则的社会本位价值观日趋淡漠，甚至形成自我中心的个人本位价值观。

（3）教育理念

“考试决定前途”、“学习成绩好什么都好”，诸如此类的教育观念在很多学校、家庭已经根深蒂固。不少大学生从小就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从小就经历着分数的考验，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也深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挑战，这种提倡应试教育而忽略素质教育的教育氛围，不利于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培养。

（4）自我意识

大学生处于发现自我、关心自我的青年时代，一方面，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本身就会造成大学生更为关心自我利益和自我发展，从而缺乏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与此同时，对于自身的探索、自身的评价所形成的自我观念，会导致大学生产生自我接纳和自我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自我接纳的大学生往往积极向上，乐于合作，善于合作；自我否定的大学生则会悲观低沉，对合作型亲社会行为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5、方法因素

全面、有效的培养渠道和方式是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又一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家庭系统

良好的家庭系统包括家庭成长环境、家长重视程度、家长教育方式等内容。

（2）学校系统

包括学校的重视程度、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与引导等内容。

（3）专业指导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实际培养需要相关背景学科的专业支撑，尤其是心理学的实践技能，如团体辅导、心理拓展训练、角色扮演、情景剧等。

（4）培养平台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还需要创造各种充足、适宜的培养机会，为大学生增强相关能力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

三、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及功能阐述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五种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一方面，各种影响因素可以单独直接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发挥独特的功能。另一方面，部分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对间接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1、观念认知因素的核心功能

观念认知因素除了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直接产生影响外，还会与其他四种因素相互关联，通过和其他四种因素的双向或者单向互动来间接影响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1）与个体特征因素

一方面，传统文化、西方思潮、教育理念等一系列观念认知因素可以影响大学生个体，如大学生的情感情绪、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其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的某些特点也可以对观念认知因素产生冲击，比如大学生的个人经历可能影响其对传统文化、西方思潮等的看法，最终影响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2）与行为因素

事实上，行为因素也会受观念认知因素影响，导致大学生对待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对象、背景意义等行为因素的观点和态度有所不同，从而间接影响了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3）与情景因素

情景因素包含的社会情景和制度情景会与各种观念认知因素相互碰撞，双向互动，共同影响大学生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4）与方法因素

可以看到，方法因素中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会受到观念认知因素中各种思潮的影响，对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2、情景因素的基础功能

通过社会的重视与支持、各类制度的保障，提供良好的条件，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个体特征因素的本质功能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要落实到人，落实到大学生，就是要提升大学生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水平。因此，大学生个体的特征是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

4、行为因素的强化功能

在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果能够采取恰当的技巧，具备较高的效率，从而顺利完成且取得一定的成效，这一合作过程本身就是对大学生很好的鼓励和赞同，将有利于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深入持续开展。

5、方法因素的推进功能

对于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锻炼和提升离不开合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从这一个角度而言，方法因素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会。

四、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的建议与对策

针对上述五种影响因素，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时，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加强思想教育――这是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关键

通过“三个结合”，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推动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首先，与主题教育相结合。将此项工作融入到班会、党团组织生活中，学习理论知识，学习先进事迹和人物，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其次，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通过课堂内和课堂外，集中教育和个别谈心的渠道及方式，提升大学生的合作意识。第三，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一方面，采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真诚、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走进学生的心灵，引起学生的共鸣。另一方面，借鉴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指导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塑造大学生健康的人格，提升大学生的合作素质。

2、挖掘锻炼资源――这是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重心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还要善于发现、运用、总结和创新各种有利资源，即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全方位参与，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培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视、支持和配合。二是多形式开展，要采用丰富多彩、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方法。比如，将此项工作与用人单位的见习实习联系在一起，与高校的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等等。三是重锻炼实效，这应从锻炼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各个工作阶段着手。也就是在相关工作开始前要拟订详细的工作方案，做到切实可行，在工作中要认真完成，不可流于形式，而工作结束后要做到及时总结、不断完善、逐步提升，确保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下去。

3、着力氛围建设――这是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保障

第一，通过网络、报刊杂志、展板、横幅、专栏等途径广泛宣传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意义和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第二，结合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制订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奖惩制度、运行制度、考核制度等，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提供必要支撑。

4、深入开展调研――这是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拓展

目前，在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仍有较广阔的空间。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开展包括影响因素在内的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理论和实证研究。比如，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的具体途径，等等，以此来指导和推动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

大型相亲大会篇2

关键词：亲子依恋 社会适应 问卷调查 大一新生

社会适应表示的是个人或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良好的关系状态，具体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从而使自己与社会环境协调、和谐的状态①。

依恋是“个体与他人间形成的亲密情感联系，以相互关爱和希望保持亲近为特征”②。如张春兴（1992）认为，“依恋是人际间在感情上甚为接近而又彼此依附的情形，所谓相依为命，即此之意”③亲子间的依恋是其主要形式。青少年与母亲、父亲的多重依恋关系具有独特性，受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波动，并影响到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

大学阶段是个体自我意识形成、自我同一性确立及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好坏不仅影响其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还会影响其成人后的工作和生活。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大一新生亲子依恋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这一课题。

本研究通过方便取样，选取安徽省两所普通高校大学生201名（男生102名，占50.7%；女生99名，占49.3%）。采用问卷法实测。并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①陈建文：《论社会适应》，《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1-15页.

②于海琴：《亲子依恋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第23-25页.

②张春兴：《张氏心理学词典》，上海：东华书局印行.1992年，第763页.

由余益兵等修订的青少年依恋问卷IPPA简约版，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安全型、焦虑型、拒绝型及恐惧型，问卷共12个项目，父亲、母亲分别1-5级计分，从1“特别符合”到5“特别不符合”。该量表信度良好，a系数为0.8482④。

由卢谢峰等编制的大学生社会适应性问卷，包含7个维度，问卷共66个项目，1-5级计分，分数越高，说明适应现状越好。该测验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各分测验a系数的范围在0.5790一0.7759之间，全量表a系数为0.8978⑤。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大一新生在社会适应总分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职业选择适应性维度和身心症状适应性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生得分均低于女生；其他维度得分上的性别差异均未达显著性水平。

①汪向东等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出版社，1999年第200-201页。

②卢谢峰：《大学生适应性量表的编制与标准化》，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第7-13页.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表明，亲子依恋各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及总分间大部分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149～0.433之间，尤其是母焦虑型与职业选择适应性、适应总分，母恐惧型与适应总分的相关系数达0.41以上。

注：*p

将同一维度的父亲、母亲依恋得分相加，并将拒绝型、恐惧型、焦虑型维度合并成一种维度，即不安全型，根据得分将被试划分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见表6）表明，大一新生在社会适应总分、人际适应性维度、身心症状适应性维度、职业选择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依恋类型差异，安全型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不安全型，其他维度得分上的依恋类型差异均未达显著性水平。

注：*p

男生在社会适应总分、职业选择适应性、身心症状适应性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女生，这一结果与近几年来有关“男生危机”的研究结果有关。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青少年发展研究所所长杨雄主持了一项针对90后进行的“2009上海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⑥”结果发现：90后女生的综合发展分值均比男生高。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孙云晓的《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男生比日本男生显得更娇气、耐力差、生存技能差，更是提出《拯救男孩》的呼吁。

课堂的静态教学是主要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下，男生处于明显劣势。因为从生理角度上说是存在性别差异的，相同情况下女生更易自我控制，更加理性；而与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等行为有关的杏仁核，男生普遍大于女生，也就是说，男生更易卷入暴力和危险行为；也有人提出男生天生的获得意义和英雄主义的内在驱动力，而以静文化为主的学校学习生活、禁止追跑打闹的校规班规的过度保护以及90后普遍受到的溺爱使男生的天性压抑了，更易沉迷于有关战争、暴力的虚拟游戏中以及其他行为问题⑦。现在推行的教育平等也使女生的语言、性格方面的优势体现，细致认真的特点使她们在现代教育制度下更显强势。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使现代女性更加独立、坚强，与传统柔弱无用的女性特征渐行渐远。然而现在社会赋予男生的责任仍高于女生，相比之下男生的压力更大，也更易出现问题。

①杨雄：《上海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②马戎戎：《男孩危机》，《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3期第03-31页.

亲子依恋与社会适应大部分维度存在显著相关，如学习适应性维度与母亲安全型、父亲焦虑型、母亲恐惧型维度显著相关；环境总体认同适应性维度与除父亲安全型、焦虑型维度外，与其他六个维度显著相关；人际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维度、适应总分除对父亲安全型外，与其他7个维度均显著相关；角色适应性维度与亲子依恋8个维度均相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149～0.433之间。因此可见，亲子依恋与社会适应存在中等程度以下相关，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推测其因果关系。

总体上看，安全型依恋维度与社会适应多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他的不安全型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如恐惧型与适应总分的相关系数达-0.44，呈非常显著负相关。从此可以做出推测，安全型依恋的被试适应性水平更高。根据被试得分分类后的差异检验也表明，大一新生在社会适应总分、人际适应性维度、身心症状适应性维度、职业选择适应性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依恋类型差异，安全型被试得分显著高于不安全型，这与以往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依恋类型对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依恋与人际交往适应性、依恋与身心健康适应性及依恋与认知模式。

1.依恋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具有不同的社会性和情感性模式，反映在他们的人际交往中。对于安全依恋个体而言，他们比不安全依恋的被试更容易接近[8]。在人际交往中有更强的人际吸引力，积极、利他行为比较多，而焦虑、反抗型依恋的被试常对人际交往对象做出消极、攻击的行为，因此人际吸引力差①。

2.依恋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依恋关系为安全型的大学生，同伴反映他们焦虑水平和攻击性低，他们自己也报告了较低水平的孤独和压抑②。

3.亲子依恋不仅与儿童的情绪、情感及行为表现有显著联系，与社会认知模式也关系密切，而且以认知模式来解释依恋的作用机制，这就是“内部工作模型”假设。研究表明，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对个体日后的人际相互作用有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对职业选择适应性及总体适应性产生影响。如安全型被试对积极关系结果的辨别反应更快，也就是说他们更敏感，而不安全被试对消极关系更敏感③。这与本研究发现不安全型显著负向预测个体总体适应性水平、不安全型大一新生社会适应总分显著低于安全型大一新生也是一致的。

①Hetherington E. M.， Parke R.， D， Child Psychology——a contemporary viewpoint 3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86，p.245-259.

②Lieberman M.， Doyle A.， Markiewicz D， Developmental patterns in security of attachment to mother and father in lat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associations with peers relations. Child Development，1999，70：202-213.

③Bowlby J， Attach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95，p.196

大型相亲大会篇3

关键词: 儿童 安全型依恋 影响因素 培养策略

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比(J・Bowlby)于1969年最早提出了依恋这一概念。在发展心理学中,依恋特指婴儿与成人(父母或其他看护人)之间形成的强烈情感联结。Ainsworth将婴儿依恋风格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情绪型三种类型。在面对威胁时,只有安全型依恋者才会适当地激活依恋行为系统寻求支持。依恋风格是在个体婴幼儿时期逐渐建立起来的。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婴幼儿时期安全型依恋的形成。对于婴幼儿来说,接触最多的是父母及其共同组成的家庭,形成何种依恋风格必然与家庭密切相关,当然依恋风格的形成与儿童的个性特征及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一、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因素

1.父母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儿童建立依恋关系时起,并不是仅仅针对母亲,而是对双亲都会形成依恋。儿童对父母情感上的需要是天生的,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所以父母对子女积极接纳的态度都会对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1)母亲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母婴情感联系是一种生物、社会现象,婴儿所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母婴情感纽带无以取代。[1]在婴儿建立和形成依恋风格的过程中,母亲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①母亲对儿童照料的敏感度。敏感的照护是指在孩子看来,母亲对自己的各种需要能够及时作出恰当的反应。Clarck-Stewart等[2]的研究表明:如果当有依恋之情的婴儿需要安慰与时,母亲能够给予立刻的满足。同时,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表情较为敏感,鼓励孩子进行探究,乐意与孩子进行密切接触,婴儿的依恋之情就会逐渐加深,并形成对自身的安全感,进而形成对周围世界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为婴儿个性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负责任、敏感、充满爱心的母亲常常能够与婴儿建立起安全型依恋,反之,则易形成反抗或回避型依恋。

②母亲的依恋风格与应激水平。母亲自己的依恋风格对儿童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3],母亲与婴儿的依恋风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66-82%),二者之间以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交互作用为中介。安全型的母亲对孩子更加敏感,更加积极地与他们交往,鼓励、支持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并随时提供适当的帮助,其子女依恋安全感较强。而不安全的母亲依恋经验与实际状况常常是冲突的,必然会阻断、歪曲新信息。Crowell等[4]的研究证实,相比较而言,安全型母亲的子女焦虑、抑郁水平较低,且较少有攻击倾向。另一方面,母亲的应激水平对儿童的安全型依恋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Moss等[5]的研究发现,母亲的应激水平与母婴交互作用模式有很大关系。当母亲经常处于应激状态时,会自觉能力低下、心境低落,抱怨有较多的健康问题,同时认为其子女能力较差,以如此消极的态度与孩子交往,必然影响母子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不良的交互作用模式会逐渐内化为儿童的依恋工作模型,不但影响自我调节机制的发展,而且可能将这种消极的互动关系泛化到其他人际关系中去,出现攻击或者退缩行为。

(2)父亲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这样认为,依恋关系的建立仅仅是母―婴依恋的建立,父亲对儿童早期依恋的形成不具有多大的作用,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从儿童建立依恋关系时起,形成的依恋是对父母两人的,有的儿童甚至对父亲显示出更多的接纳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反应。[6]虽然当儿童不安或害怕时更喜欢母亲的陪伴,但游戏时他们通常更喜欢父亲。当然,游戏的玩伴仅是现代父亲扮演的角色之一,他们中许多人事实上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抚养者,许多儿童在第一年的后半年里对父亲形成了安全型依恋。父亲通常与孩子一起从事一些游戏活动,而母亲的行为更直接是以减少儿童的不安且以满足、抚慰孩子为目的。就敏感性方面而言,De wolff等通过元分析发现,与母亲敏感性对依恋的重要影响相比较,父亲的敏感性对依恋的影响不明显,但父婴依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3)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父母婚姻质量对子女依恋安全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父母的婚姻质量高,则母亲的心态就会更加平和与健康,对子女的照顾也会有更多耐心,更能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父母良好的婚姻质量会产生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程度也更高,父母也更能以积极的心态与子女沟通,从而促进他们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父母婚姻质量低,甚至家庭破裂,常会对儿童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Davies等[7]研究表明,就父母婚姻功能与儿童适应之间的关系提出情感安全假说,认为儿童情感的安全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保持和促进情感安全是激励儿童行为和反应的主要目标。如果儿童感受到父母破坏性的婚姻关系,为避免威胁,他们会对冲突变得异常敏感并有所反应。他们或是过度被卷入父母的冲突,试图直接控制或扭转父母的情感状态,或是回避,视若与己无关。这不但会破坏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常的互动关系,而且最终会导致子女形成不安全依恋。

2.家庭氛围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最初环境,家庭氛围必然对婴幼儿形成何种依恋风格产生影响。温暖、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是形成安全型依恋极好的条件。父母对子女温暖的照顾,并以合理的方式养育子女,其子女多形成安全型依恋风格,而父母如果存在抑郁、药物滥用及人格障碍等行为问题,往往难以形成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从而会使子女感到在需要时无法获得关爱,并因此认为人际关系是不可靠的,造成疏离感增强,很难形成安全型依恋风格。

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儿童依恋形成有一定影响,在经济拮据的家庭中,儿童很少能一致地依靠某个个体,父母抚养孩子的敏感性、积极性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家庭经济困难与儿童的回避、焦虑呈正相关,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儿童的焦虑呈负相关。另外家庭得到的社会支持也会影响家庭氛围和父母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儿童依恋风格的形成[8]。

3.儿童的气质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安全型依恋的形成不仅与父母双方、家庭氛围有关系,而且与儿童自身的特点有关。Ven Den Boom提出依恋与探索行为的双向模式。发现可能影响幼儿依恋行为的因素有:幼儿内源性变量、幼儿内部工作模式、母亲的反应敏感性等。[9]幼儿的气质对依恋有重要的影响,不同气质的幼儿被照料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幼儿反应负性情绪的气质与不安全依恋有关,反应正性情绪的气质与安全依恋有关。一些婴儿天生很难照料,易烦躁,爱哭闹,而且不易被人安抚,不喜欢与人有密切的身体接触,拒绝照料者的亲近,这种气质的幼儿形成稳定的依恋时间就比较晚。相反,有的婴儿天生喜欢与人拥抱,并且得到别人的抚慰,喜欢与照料者积极交往,容易得到照料者的欢心、喜爱,也更容易形成安全型依恋。

4.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形成。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有其主导价值观和推崇的社会文化规范,每一个置身其间受其习染的个体,其行为表现必然会带上该种文化的烙印。例如日本的母亲期望孩子能更早地变得情感成熟、顺从、有礼貌,而美国和意大利的母亲则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更早地变得独立,能有更多的社交技巧,有自信的语言表达能力。德国父母鼓励孩子独立,虽然花很多时间在家陪着孩子,但有一种保持较远人际距离的倾向。而且断奶很早,使亲密接触减少。这使得德国的婴儿比美国的婴儿在与抚养者重逢时表现出更多回避型依恋的行为特征。[10]可见不同的文化父母的抚养期望是不同的。很显然,这种抚养期望必然会指导父母实际的抚养行为,因而使抚养行为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儿童的依恋风格的形成是受其影响的。

二、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培养

依恋对幼儿以后发展的重要性,虽已被越来越多的实验所证实,但心理学界对依恋的形成一直存在着“天性”与“教养”之争。抚养假说和气质假说针锋相对,但都不能解释所有的依恋现象。传统的心理学家认为气质是影响幼儿行为动力特征的关键因素,制约着幼儿的反应方式与活动水平,因而主张“气质决定论”。随着实验方法与现代技术的运用,人们逐渐认识到父母的依恋类型、文化程度、抚育质量及家庭氛围等同样影响着幼儿依恋的形成,这就对幼儿进行安全型依恋的培养提供了可行性。本文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对儿童的安全型依恋进行培养。

1.提高父母的抚养质量

大量研究表明,婴幼儿时期是依恋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父母应该在这一时期给孩子提供形成依恋的必要条件和环境,促进孩子安全型依恋的形成。父母在这一关键期要了解和满足孩子的需要。儿童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二者相互影响。大多数父母和抚养者认为,满足孩子需要就是满足孩子的生理需要,所以也尽最大努力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然而在生理需要满足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孩子心理需要的发现和满足,而这些心理上的需要多是通过隐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较少受到父母的关注和重视。父母如果能对这些心理信号敏锐地觉察出来并及时给予满足,幼儿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对于婴儿来说父母应多和他们接触,模仿他们的动作、声音和表情,多和他们说话、做游戏,让孩子获得一种愉快的感受;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拥抱和安慰,给孩子一种归宿感和信任感。另一方面,在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让孩子正确面对分离。在6个月到1岁之间,婴儿会随场景的不同而调整与母亲的距离,以求得亲近或接触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感。当依恋对象要离开的时候,婴儿会表示抗议或呈现出分离焦虑。这时如果我们可以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去向,孩子会认为父母是可获得的,离开是暂时的不是抛弃,就会有安全的依恋,这样的婴儿将能够忍受挫折、学会自我安慰、具有较高的自尊及自我认同。

2.重视父亲对儿童安全型依恋形成的作用

在前文儿童安全型依恋影响因素里我们知道父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父亲对儿童的接纳态度和积极接触会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父亲和孩子的交往虽然从时间上来看相对于母亲较少,但主要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游戏包含着很多的身体运动方面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和探索性,很受孩子的喜欢,父子依恋关系也在这样频繁的交流过程中建立起来。父亲要认识到自己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Karine等研究显示,与父亲有安全依恋关系的年幼儿童比不安全的在同伴相互作用中更能胜任,较少表现焦虑和退缩行为,这表明父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对儿童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父亲也更需要用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履行自己的教育责任,注重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孩子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助和沟通,让孩子发自内心地尊重父亲。

3.了解儿童的气质特点

发展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些幼儿从出生起就不喜欢别人抱,不喜欢密切的身体接触,易烦躁,易哭闹,不爱笑,这些幼儿往往较少得到母亲的关爱、注意。而另外一些幼儿喜欢别人抱,亲吻,抚摸,爱笑,他们与母亲交往积极,容易得到母亲的欢心。这也是传统心理学家坚持气质是形成依恋类型的关键因素。但气质和依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要父母调整其行为以适应儿童的需要,任何气质特点的儿童都有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可能,关键在于父母提供给儿童的抚育环境是否与儿童本身的气质特点一致。如果协调一致,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协同效应,否则便会影响儿童依恋的安全性。例如困难型的儿童活动性较高,但父母常对这类幼儿提出过多的、有时甚至是不现实的限制性要求。当孩子一有违反时,父母就会因他们不听话而责备、惩罚他们,久而久之,这些困难型的儿童逃避或者拒绝父母,并与父母形成不安全依恋。因此,父母有必要对孩子的气质特点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针对孩子的气质特点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提出合理的要求。只有在全面考虑他们的特点基础之上,采取适合的、有针对性的方式才能与孩子建立安全型依恋。

4.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对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是学前儿童生活的主要场所,儿童由于自身的心理发展具有可塑性极大的特点,既易接受外界积极刺激的影响,又易受到不良的消极刺激的影响,而他们自身的辨别能力较弱,所以,家庭成员为孩子营造一种温暖的、和谐的、互助的家庭氛围将有助于孩子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获得较好的依恋经验,从而有助于孩子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形成。相反,冷漠的、疏远的、拒绝的家庭氛围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的依恋经验,这些早期的依恋经验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良好人格的形成和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研究证明,在童年时父母离婚或分居的子女多形成不安全依恋。父母婚姻冲突、争斗及随之而来的离婚等与儿童攻击性高度相关。[11]分析原因可能是家庭冲突间接影响了父母对子女照顾的敏感程度。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难需要父母的支持时,往往得到的是冷漠或训斥,久而久之,孩子便没有了安全感,并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套错误的认知方式,通过依恋的作用机制―――内部工作模式对其将来的社会性情感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所以父母应该给予孩子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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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安芹.影响儿童依恋风格形成的家庭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4).

大型相亲大会篇4

(一)家庭教育

1．家庭束缚与父母期望家庭束缚指的是父母在处理孩子的相关事务时对孩子自由选择度方面的限制程度。在问卷中，孩子的自由选择度由高到低分为四种情况。在处理相关事件中，“由孩子决定”说明孩子在家庭中所受的束缚最少;“双方商量，以孩子的意见为主”表明孩子所受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双方商量，以父母的意见为主”表明孩子所受的束缚相对较多;而“由父母决定”则说明孩子在家庭中所受的束缚最多，自由选择度最少。为了更好地了解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家庭束缚程度是否有影响，本研究将父母的期望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型，即侧重于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有经济实力、有知识、有学问或者有能力的人;另一类为生活型，即侧重于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有兴趣爱好、有爱心或者普通而幸福的人。经过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他们对子女的束缚程度的差异显著(χ2=10．755，df=3，p=0．013＜0．05)。父母的期望为发展型的，在子女相关事务的决策中给予的束缚会更大:“双方商量，以父母意见为主”和“父母决定”分别占到了67．58%和8．79%，而“由孩子决定”和“双方商量，以孩子意见为主”合起来才只有23．65%。相比之下，父母的期望为生活型的，“双方商量，以父母意见为主”和“父母决定”分别占到了52．87%和4．60%，而“由孩子决定”和“双方商量，以孩子意见为主”共占42．53%。相比之下，后者对子女能力方面的期望较低，希望子女过上幸福快乐、追求自我爱好的生活，因而对子女的束缚较小。2．父母教育方式家庭教育方式是指父母对子女抚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是父母各种教育行为的特征概括。［1］但是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上是否不同?本研究把父母的教育方式分为了四种类型，即说教型、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说教型在问卷中对应的选项是“说教为主”，专制型对应的是“训斥为主”，民主型对应的是“民主、平等对话”，放任型对应的是“不太管，自由发展”。调查数据显示，在四种教育类型中，49．40%的父亲、46．30%的母亲为说教型，20．40%的父亲和19．60%的母亲为民主型，远高于其他两种类型所占的比重。在专制型中，父母所占的比例非常接近，差异不是很大。在民主型中，母亲所占的比例高于父亲4．80%。在放任型中，父亲所占的比例则高于母亲2．90%。关颖、刘春芬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同一类别的各种不同教育方式之间，还有其交叉性。［2］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父母亲在对小学生的教育方式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他们的共性表现在，说教型和民主型父母所占的比例比较大，专制型和放任型两种较为极端的教育方式所占的总体比重相对较小。

(二)小学生校外生活现状

1．小学生校外生活类型校外生活是与学校生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包括了周末、节假日和放学后学生的生活方式、交往对象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为了更好的研究小学生的校外生活状况，笔者把小学生的校外生活类型分为了四大类:自学型，包括了做学校作业和看课外书;他人辅导型，包括了请家教辅导或上课外辅导班和做课外班老师安排的作业;娱乐型，包括了看电视、和小伙伴玩以及上网等;实践型包括做家务等。为了更好地形成对比关系，笔者在设计问卷的时候，把平日和周末休息日进行了必要的划分。自学型的小学生所占的比重无论是在平日还是在周末休息日都最大，而做学校作业又占据了自学型的绝大多数。他人辅导型和娱乐型的小学生在周一到周五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到了周末比例会有较大提高，其中他人辅导型的周末比平日提高了13．05%，娱乐型的周末比平日提高了16．81%。而实践型的小学生无论是在平日里还是周末休息日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小，都不到1%。王亚琼的统计结果表明，有将近80%小学生的闲暇生活被学业所累［3］。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也与她有着相似的结论，小学生的校外生活还是以学习为主，即以自学型和他人辅导型为主。这表明小学生们的学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平日里，小学生看电视、上网、与小伙伴玩的时间少之又少。在周末休息日，学习的任务稍微有所下降，娱乐休息的时间也相对多了起来。可能由于小学生的年龄较小，校外做家务的比重都较少。2．小学生校外生活满意度描述小学生对校外生活的满意度指的是小学生对自己校外生活良好的主观感受程度。基于276人的调查发现，小学生对校外生活快乐程度的描述大部分为快乐和非常快乐，分别占到了46．80%和29．20%;而一般的占18．70%，不快乐和非常不快乐的加起来仅仅为5．20%。综上所述，对校外生活快乐程度的统计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小学生对自己目前的校外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希望学校和家庭能够继续保持;不过，依然有小部分小学生对自己的校外生活感到不快乐甚至非常不快乐，这部分学生的家长和所在学校都应该对此高度重视，具体分析他们感到不快乐的原因，对症下药，争取给他们一个美好快乐的童年。

二、小学生家庭教育对其校外生活的影响

(一)父母教育方式对小学生校外生活类型有显著影响

小学生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对小学生校外生活是否有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将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如前所述，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将家庭教育方式分为父亲的教育方式和母亲的教育方式，并且都进一步分为说教型、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同时将校外生活限定为平日校外生活，并且都进一步分为自学型、他人辅导型、娱乐型和实践型。经过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发现，父母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小学生平日里校外生活类型的影响差异显著(其中父亲的为χ2=32．834，df=15，p=0．005＜0．05;母亲的为χ2=170．471，df=18，p=0．00＜0．05)。父亲无论是哪种教育方式，他们的孩子在平日的校外生活都是以自学型为主，所占的比例都远超一半。父亲为说教型和放任型的，孩子为自学型的比例最大，分别为95．70%和96．67%;父亲为说教型的，孩子为他人辅导型和娱乐型的比例加起来不到5%，为实践型的比例为零;父亲为专制型的，孩子为他人辅导型的比例为零，为娱乐型的占到了12．20%;父亲为民主型的，孩子为自学型的比例相对略低一点，为实践型的比例为0，而为娱乐型的比例最大;父亲为放任型的，孩子为他人辅导型和实践型的比重都为零，为娱乐型的比例也仅有3．33%。母亲无论是哪种教育方式，他们的孩子在平日的校外生活都是以自学型为主，所占的比例都远超一半。母亲为说教型和放任型的，孩子为自学型的比例最大，分别为98．90%和93．75%。这点和父亲的教育方式类似。母亲为说教型的，孩子为他人辅导型和实践型的比例都为0，为娱乐型的有1．10%;母亲为专制型的，孩子为他人辅导型的比例为0，为娱乐型的占到了11．90%，为实践型的有2．40%;母亲为民主型的，孩子为自学型的比例相对略低一点，而为娱乐型的比例相对最大，为实践型的比重也为0;母亲为放任型的，孩子为他人辅导型与实践型的比例都为0，为娱乐型的比例有6．25%。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总的说来，无论父母亲的教育方式如何，小学生在平日的娱乐时间比较少，这与小学生平日的学习任务重，学习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有关。第二，平日小学生都以自学型的校外生活类型为主。对于刚刚步入学习生涯的小学生来说，父母还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学业。第三，即使父母对小学生子女的教育方式不同，在平日孩子们做家务的时间都比较少，甚至不做家务。

(二)父母教育期望对小学生校外学习方式有显著影响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把父母的期望归为两大类，发展型和生活型。本研究在问卷的分析中将小学生校外的学习方式分为四种类型:看书看报型，即通过自己看书或者看报等方式来学习;父母辅导型，即在父母的细心辅导下完成自己的作业;他人辅导型，即通过家教或者课外辅导班的方式来学习;网络电视学习型，即通过上网查询资料或者看电视来学习。如表1所示，经过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发现，父母的期望对小学生校外学习方式影响的差异显著(χ2=16．169，df=3，p=0．001＜0．05)。从表中可以看出，父母的期望为发展型的，孩子的校外学习方式主要为父母辅导型、看书看报型和他人辅导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3．54%、26．09%、26．08%，网络电视学习型只占14．29%。父母的期望为生活型的，孩子的校外学习方式主要为父母辅导型和他人辅导型:其中父母辅导型的比例最大，比父母期望为发展型的高出了12．7%，他人辅导型的比例也高出10．48%;看书看报型的比例低了18．56%，网络电视学习型的低了4．62%。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父母的期望为发展型的，孩子的四种校外学习方式是相对平衡的，说明父母希望孩子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来提升能力。父母的期望为生活型的，孩子的校外学习方式以父母辅导型和他人辅导型为主，这可能与小学生年龄较小，自学能力还相对较弱，父母愿意在他们的校外学习中提供更多的帮助有关。

(三)母亲教育方式对小学生校外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父母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小学生校外生活的满意度是否有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对问卷数据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经过方差分析发现，母亲教育方式的不同对小学生校外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F=3．743，p=0．001＜0．05)，而父亲教育方式的不同对小学生校外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小学生校外生活满意度量表(总分为5)显示，母亲的教育方式为专制型和民主型的，小学生对校外生活的满意度水平均值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分别为4．08和4．02。母亲的教育方式为说教型的，均值为3．96，排在第三。母亲的教育方式为放任型的，满意度最低，均值为3．05。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母亲教育方式为专制型的，小学生对校外生活的满意度最高。持专制型教育方式的母亲，在平时生活、校外娱乐、校外作业等方面对小学生的要求较为严格，能让小学生体会到母亲对自己的关心，正是母亲的重视和对其各方面的安排，使得他们的校外生活更加合理且令他们满意。而母亲教育方式为放任型的，由于感受不到母亲的关爱，虽然自由度较高，但满意度并不高。这给小学生家长的启示是，一定程度上对小学生校外生活的严格要求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满意度，特别是母亲的作用更为明显。

三、小结与讨论

大型相亲大会篇5

【关键词】一般学习模型；媒体接触；亲社会行为倾向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媒体各式各样的媒体，这些媒体不仅给人们的娱乐方式带来了变化，也给人们的行为倾向带来了改变。电脑作为现代媒体的主要代表，它在现代的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使用电脑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玩电脑游戏，电脑游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电脑游戏等媒体接触逐渐进入了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暴力媒体接触对人们行为倾向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暴力电脑游戏会导致被试攻击性认知、攻击情感的提高和攻击行为的增加。大部分暴力媒体接触对行为倾向的研究是根据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Model，GAM）进行解释的，该模型阐明了暴力媒体接触对攻击相关变量的影响机制。与此对应，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仅只有暴力媒体，同时还存在很多非暴力媒体，这其中就包括一些亲社会媒体。在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提出了一般学习模型（The general learning model，GLM）。

一、一般学习模型的理论观点

近年来，鉴于一般攻击模型并不能解释一些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个体成长的积极影响，因而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构建了针对不同媒体接触对个体行为倾向影响的一般学习模型，而这也为研究不同类型媒体接触对个体行为的不同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GLM认为外界的刺激都会通过一些学习机制对个体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一般学习模型认为，个体变量和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会激活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唤醒等这些内部状态，而这种内部状态会影响个体对当前行为的评价决策过程，从而影响个体最终的行为。在行为后果的反馈中，个体会实现行为的学习，这一学习过程可以影响个体变量，也可以对环境变量造成影响，从而构成循环的学习过程，从而出现媒体接触的即时效应。而长期保持某一种类型的媒体接触，可以改变个体的认知、态度、对客体的知觉方式和情感模式，最后会改变个体的人格特质，也就是会出现媒体接触的长时效应，而这种人格的改变也会接下来影响特定情境中个体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倾向。

二、相关研究

依据一般学习模型假设，任何外界刺激（包括媒体接触）通过几种学习机制会对个体产生短时效应和长时效应，在亲社会视频游戏中，被试玩以互相帮助和支持的非暴力方式游戏的游戏角色会增加个体短时和长时的亲社会行为。当前国内外的研究者做了大量关于暴力媒体接触对相关变量影响的研究，但是关于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亲社会相关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很少见，只有在国外进行了部分研究。2009年Gentile等人做了三个关于亲社会媒体接触（亲社会视频游戏）的研究。第一个研究是一个相关研究，研究的被试是727名新加坡中学生，研究接触亲社会视频游戏（prosocial game exposure）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考查数据的时间是2007年3月至5月。研究中Gentile对亲社会行为定义为：那些意图帮助他人的行为。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游戏经验调查问卷，调查被试最经常玩的三款视频游戏，评定每周花在视频游戏的时间（小时数）和游戏者在视频游戏中意图帮助他人的频率（7点量表）。每名被试亲社会视频游戏接触程度是这样计算的：游戏时间乘以游戏中意图帮助他人的频率，然后再除以3。从以下四个方面评估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合作与分享、特质同情、情绪意识。其中采用亲社会倾向问卷中的分量表测量助人行为、合作与分享这两个方面，采用儿童同情态度问卷和个人优势问卷中的部分项目分别测量特质同情和情绪意识这两个方面。通过这个相关研究研究者发现：亲社会游戏接触程度与亲社会行为倾向呈正相关。

第二个研究是2009年Gentile 等人做的一个纵向研究，研究在日本进行，被试是日本的儿童和青少年，研究者采用纵向研究来验证亲社会视频游戏接触是否会影响一段时间后被试的亲社会行为。采用下面的方法来评估被试的亲社会游戏接触程度，要求被试对自己过去一个月里经历的含有以下两种亲社会性质的视频游戏的频率（从1“根本没有”到5“经常”）进行评定，一种亲社会性质的游戏室是玩家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另一种是在游戏场景中表达友好、亲密的关系。通过被试对自己过去一个月做的亲社会行为的频率的评定范围从1（根本没有）到5（经常），来完成亲社会行为的评估。研究中包括两次亲社会游戏接触和亲社会行为的测量，首先在第一段时间里对被试亲社会游戏接触和亲社会行为进行测量，然后在3至4个月后也就是第二段时间再对被试亲社会游戏接触和亲社会行为进行第二次测量。研究的结果表明，亲社会游戏接触和亲社会行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联系，一方面玩亲社会游戏会增加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而另一方面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又会使被试选择亲社会视频游戏。

第三个是2009年Gentile 等人做的实验研究，研究者通过实验验证了：经历亲社会视频游戏情境的被试增加了其亲社会行为， 经历暴力视频游戏情境的被试增加了攻击相关的行为。实验中研究者所选用的亲社会视频游行、中性游戏和暴力视频游戏是适合每名被试的。亲社会视频游戏中包含着亲社会性质的内容，暴力视频游戏包含着暴力性质的内容。实验中被试平均年龄19.2岁的161名美国大学生，被试玩每种视频游戏的时间是20分钟，其结果表明：相对于中性游戏和暴力视频游戏，经历亲社会视频游戏情境的被试对同伴的帮助行为显著高于其他两种游戏情境的被试。经历暴力视频游戏情境的被试对同伴的伤害行为显著高于其他两种游戏情境的被试。

2009年德国的Greitemeyer以大学生为被试，设计了3个实验来考察亲社会性质的歌曲对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每个实验中随机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听亲社会性质的歌曲，另一组听中性歌曲。第一个实验通过词干补笔任务表明了听亲社会性质歌曲增加了个体亲社会认知，第二个实验通过状态共情评定表明了听亲社会性质的歌曲增加了个体更多的人际间的共情。第三个实验通过评估助人行为表明了听亲社会性质的歌曲增加了个体的助人行为。

2010年Greitemeyer又对亲社会视频游戏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为了给被试选择合适的游戏，实验前研究者对暴力视频游戏、亲社会视频游戏和中性游戏进行了帅选和评估，正式实验中被试玩每种游戏的时间8分钟，然后通过设计的三个实验情境来考察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倾向。第一种实验情境是实验室中主试掉了铅笔在地上，然后观察被试者是否主动捡起铅笔并记录数目，第二种情境是询问被试参加无偿实验的意愿程度，第三种情境是观察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主试遇到别人纠缠时表露出来的行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暴力视频游戏和中性游戏，亲社会视频游戏促进了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反应。在Sprafkin， Liebert等人的研究中，要求孩子们观看关于一只名叫Lassie的狗的电影：在亲社会条件情境中，当她的幼崽落难吠叫寻求帮助时，Lassie营救了她的幼崽；在控制条件情境中，没出出现亲社会行为。结果显示在亲社会情境中的孩子比控制条件情境中的孩子更有可能去帮助一只寻求帮助的幼崽。

三、结语

近年来研究者关于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亲社会行为倾向影响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亲社会媒体接触会提升个体的亲社会认知、亲社会情感，促进亲社会行为，这些结果验证了一般学习模型的理论假设，为一般学习模型的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亲社会媒体接触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既采用了相关研究方法证明了亲社会媒体接触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又采用了实验研究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者还设计了纵向研究得到了与相关研究、实验研究一致的结论。

目前关于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了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仅仅是一种短时效应，而根据一般学习模型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个体的影响也存在长时效应，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亲社会媒体接触对个体影响的长时效应。另一方面，当前研究中使用的亲社会视频游戏种类比较少，未来可以多加入一些亲社会媒体来研究对个体的影响，这样也可以拓宽亲社会媒体的研究，提高亲社会媒体发挥积极作用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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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相亲大会篇6

【关键词】Falconer 遗传度 中医体质

中图分类号：R22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2-063-02

1 问题的提出

中医体质学说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条件共同影响的结果。不同人群在生理状态下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适应上的某些差异性，以及病变过程中对某些致病因子得易患性和病变发展过程中的倾向性与个体的体质类型直接相关。

正如掌握了不同多基因遗传病的遗传度，在治疗和预防策略和方法上就会完全不同，结果也会大相径捷。掌握不同体质类型的遗传倾向性的大小，能够为不同体质类型的个体和人群的体质改进措施和易患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策略和方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并对发展中医体质学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不同的体质类型由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条件共同作用形成的，那么不同体质类型的遗传倾向性（遗传度）能否确定或估计？下边根据多基因遗传的遗传度估计的Falconer遗传度估计方法，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 基于Falconer遗传度估计的中医体质遗传倾向性（遗传度）估计的思路和方法

2.1 Falconer遗传度估计原理

Falconer公式（Falconer method）是根据先证者亲属的患病率与遗传度有关而建立的。亲属患病率越高，遗传度越大，所以可通过调查先证者亲属患病率和一般人群的患病率，算出遗传度(h2或H)[1]。

h2＝b/r（1）

（1）式中,h2为遗传度；b为亲属易患性对先证者易患性的回归系数；r为亲属系数。

当已知一般人群的患病率时，用下式计算回归系数：

b＝Xg－Xr/ag（2）

当缺乏一般人群的患病率时，可设立对照组，调查对照组亲属的患病率，用下式计算回归系数：

b＝Pc(Xg－Xr) /aC （3）

在（2）和（3）式中，Xg为一般群体易患性平均值与阈值之间的标准差数；Xc为对照组亲属中的易患性平均值与阈值之间的标准差数；Xr为先证者亲属易患性平均值与阈值之间的标准差数；ag为一般群体易患性平均值与一般群体中患者易患性平均值之间的标准差数；ar为先证者亲属易患性平均值与先证者亲属中患者易患性平均值之间的标准差数；qg为一般群体发病率；qc为对照亲属发病率， pc＝1－qc；qr为先证者亲属发病率。

Xg、Xr和ag、ar均可由一般群体患病率、对照亲属患病率和先证者亲属患病率查Falconer表得到。

2.2 根据Falconer公式估计不同中医体质的遗传度的思路和方法

由前边论述可以看出，Falconer遗传度估计公式是根据先证者亲属的患病率与遗传度有关而建立的。而正如前面所述体质也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条件共同作用形成的，具有多基因遗传性状的特点，因此可以运用，Falconer遗传度估计公式对哦不同体质类型的遗传度作出估计。

具体的方法是，当确定一个个体的体质类型，调查其亲属的体质类型，计算为相同体质类型的发生率，并随即对若干个体的一级亲属家系的体质类型进行调查，同时设立对照组调查该体质类型的发生率（即调查非本体质类型，其亲属是该体质类型的发生率）。这样，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一级亲属相同体质类型的发生率和对照组该体质类型的发生率，运用Falconer遗传度估计公式（1）和（3），对该中医体质类型的遗传度作出估计。中医体质类型的测试以2009年 4月9日，中华中医药学会公布的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设计测定不同中医体质类型的测试量表进行测试。

大型相亲大会篇7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西风劲吹，被人称为摩登时代，女性打扮都爱中西结合，以展示出东方女性特有的优雅气质和美感。

这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老照片，照片中两位美丽的小姐是一对孪生姐妹，姐姐叫刘燕芳，妹妹叫刘燕春。她俩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从小得到父母的宠爱，养尊处优，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曾是上海中西女中的一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姐妹花。

1936年，22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刘燕芳和刘燕春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女性22岁已是到了出嫁“高龄”了，做父母最操心的不是帮女儿寻找一份好的工作，而是寻找一个好的婆家。农历大年初一，母亲让姐妹俩穿上漂亮的中式新衣服到南京路上高档的新新美发厅烫发。

因为是孪生姐妹，所以两人烫的都是一样的中长型波浪式发型。一样大小的波浪，一样的造型风格，一样的发丝曲卷，使人一眼望去就能看出她俩是双胞胎姐妹。姐妹俩烫完头发后，母亲又把她俩带到南京路上的沪江照相馆拍一组半身双人艺术照。拍照前母亲还让化妆师为姐妹俩精心美容一番，还在发型的右下部戴上了漂亮的花朵。

离开照相馆时，母亲要求老板抓紧把照片印出来，对方答应当晚可来取照。在两姐妹看来，母亲让她们新年穿新衣烫新发型及拍照片是一件“新年新事”，非常好，说明长辈爱小辈。晚饭后，母亲有些迫不及待地亲自到照相馆取回照片，当看到两姐妹一张张拍得非常漂亮的照片时，情不自禁地说道：“我看有戏。”站一边的两姐妹当时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早上，母亲打扮一番后早饭也顾不上吃，同父亲耳语了几句就匆匆出门。约两个小时后，母亲微笑回来直接进了父亲书房，不一会就叫刘燕芳和刘燕春抓紧打扮，中午赴新亚饭店参加朋友的聚会。

大型相亲大会篇8

[关键词] 奉俊昊;侦探片;类型电影;母爱

ビ⒐电影符号学家、先锋电影导演彼得•沃伦曾指出:一个导演一生只能拍摄“一部影片”。这里所谓的“一部影片”是在强调,在任何电影艺术家的作品序列中,都必然存在着可直观辨识的风格特征。韩国导演奉俊昊的长片才拍到第四部,就已经很明显地具有作者电影的特征。奉俊昊是韩国导演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位,拍摄作品不多,但提及影片,部部叫好又叫座。中国观众熟识他是从2006年的《汉江怪物》开始。《汉江怪物》曾创下1300万人次的票房神话,而2003年所拍摄的《杀人回忆》,观众也达到570万之众。评论家们称奉俊昊作品兼具“社会问题意识”和“类型电影规则”,也就是说既遵循了人们熟识的商业类型片又加入了深层思考。他能用最通俗的商业类型片,完成历史与现实的思索。当年这两部影片不仅口碑甚佳,而且都成为韩国的年度票房冠军,并顺利地走向国际市场。2009年,奉俊昊依然秉承他一贯深度思考,新片《母亲》上映第一周就顺利突破100万观影大关,成为韩国周末票房榜冠军。并且在第30届韩国电影青龙奖上,《母亲》捧得了最佳影片的桂冠,获得了包括最佳女配角,最佳照明的三个奖项。也许他的电影模式能给亚洲导演如何把好莱坞商业类型本良化带来启示。

ヒ弧⒛赴的另类读解

ダ嘈突电影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观众实践证明了,如何叙述故事和表达主题能够最有效。就像工厂流水线的生产,同种产品都要按标准执行。在这里,只是产品换成了电影。因此,对于特定类型片的元素不能随意更改,否则极有可能观众不认同,造成票房惨败。

ァ赌盖住方彩隽艘桓鑫拗凑帐敫人看病的母亲(金惠子饰)的故事。她有一个已经28岁的弱智儿子杜俊(元彬饰),成年却愚钝的儿子让母亲非常不放心。在一次镇上的杀人案件中,儿子被当做杀人凶手关进监狱,并糊涂签下认罪书。为了还儿子的清白,孤立无援的母亲一次次努力接近事情的真相。

ソ彩瞿赴的故事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有中国电影《漂亮妈妈》、日本电影《母亲》、还有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相比之下,本文的母亲更接近《黑暗中的舞者》中的母亲。在描述歌颂母亲时,会自然联想到母亲普遍的几个特征,因此坚韧、朴实、勤劳、关爱的母亲是常见的形象,这也是电影中常见的母亲类型。本片“母亲”的元素也符合基本特征。单亲母亲、经营一家药材店――提供了生活艰辛的背景。儿子残疾――母爱有了更不可动摇的坚决性。本片为故事发展做好了必要性的背景铺垫,也迅速设置故事前提――儿子进监狱。然而故事却不是按照既定习惯的情节走下去,母亲的形象以及“母爱”也有了另一层意义。

ピ谡片的第一场中,母亲在店里切药材,暗调的背景下使母亲的脸尤为突出。她全神贯注在门外和朋友玩狗的儿子身上。母亲的眼神和儿子的天真通过镜头的反复对切,预示着事件的发生。在光线的设计中,通过门外的车经过时,把车窗反射的太阳光照在母亲脸上,使一进入故事就把观众牢牢钉在了母亲的身上。在这个叙事段落中,母亲切到手的同时门外的儿子被车撞,交叉剪辑形成强烈的紧张感,母爱也得到充分体现。儿子进监狱后,故事推进。儿子并非天生残疾,艰难的生活让母亲曾经一度想把儿子杀死,然后自杀,结果药效不够,造成孩子弱智。至此母亲带着忏悔或者是赎罪的心情在养育孩子,也是她心底最不能触及的痛苦。在寻查杀人真凶过程中,母亲不顾一切,花了大量的金钱,冒险查找各种线索,却意外发现儿子确实是杀人凶手。并且在询问的过程中,母亲情急之下杀害了惟一的目击证人。母亲的善良变成凶暴,包容变成包庇。看似简单的故事最后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母亲也成了帮凶。不仅包庇罪犯,自己也成了罪犯。“母爱”这一论题再一次提到了法律和人情的边缘上。在《黑暗中的舞者》中,母亲给儿子看病需要钱,为了得到那笔钱,她就算接受绞刑也不说出真相。“母爱”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可以放弃自己生命。但这里的母爱更多一层是“不能言说”。对于本片的母亲,对儿子所做的一切是根本不可能对别人提起的,否则一切前功尽弃,因此所有的悲痛只能憋在心里。这需要难以想象的忍耐,也就是为什么结局中母亲在大巴车上用针扎了穴位(之前情节中交代这个穴位可以让人忘掉痛苦的记忆)。可以想象在儿子出狱后和母亲吃饭的那个情节中,母亲的心情是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如果把故事层面放在法律范围,母亲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但在人情上,又能被人同情和理解。

ツ赴是人类中最伟大的、最具包容的爱。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母爱以及这种伟大包容下浇灌的恶之花。只是从这样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上,我们又一次感叹到人与法不可调和的无奈。故事设置得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人们不会责怪母亲的所作所为,因为理解。同《杀人回忆》故事一样,《母亲》的结尾也很精彩。正是在开放式结尾中,影片没有答案,没有注脚,才会让观众反复咀嚼个中含义。正是这样没有教条式说教的程式,才能让人找到故事的乐趣以及引人深度思考,对母亲的这个人物和身份的理解也更加多义。

ザ、类型平中见奇

シ羁￡挥辛讲康缬笆枪赜谏比税讣的。《母亲》和《杀人回忆》故事发生环境和类型非常相似。比如,都发生在韩国的小镇上,有办事不利的警察,有震惊的杀人案件,并且都是年轻女孩被杀。两部电影有太多相同的元素。《杀人回忆》故事的社会背景有更多关于韩国民族集体的历史回忆,当普通的侦探片加上历史厚度,无疑使得影片在深度和高度上使得同类型题材无人能及。相比较而言,《母亲》对韩国的政治背景置于更远的后景之中。在深度上还是输给了前一部。但是《母亲》依然有不同于类型片的另外的角度。

ァ赌盖住酚蟹缸镎焯嚼嘀兴有刺激的元素,却又把元素稍作改变。安静平凡的小镇、智力不正常的凶手、生活最底层的母亲、办事不利的警察、家庭贫困又随意交男友的女学生等。

ゲ槊髡嫦嘁曰骨灏,救赎是这类电影的基本主题。好莱坞有很多类似题材的电影。比如《肖申克的救赎》《飞越疯人院》等。

フ饫嘀魈獾男鹗率址ㄍǔJ且桓鋈跏迫禾宕表被莫名其妙卷入了一场误会中,失去自由。为了正义和自由,他们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弱势群体胜利了或者失败了。不管怎么样的结果,都能给观众以震撼的一击。最重要的是,这个弱势群体一定是被误会的,代表了普通人所有的特征,也肯定是无罪的、与误会事件毫无关联的可悲的人。《母亲》正是运用了这样的方式,在母亲看来儿子的弱智根本不可能犯下杀人的罪行。在坚定的信念下,母亲一次又一次努力寻找真相。然而与所有救赎主题不同的是结果,弱智儿子却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母亲从开始认定的假象成为真相,而案件的事实却变成假相,儿子无罪释放。代替儿子依然是弱势群体,一个精神病患者成为杀人犯。这非常明显带有导演的倾向,这又是一次创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无奈叹息――弱势群体依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对权力者、对法制社会下人们的警醒。社会问题巧妙地缝合在故事叙述之中,这样的唏嘘和无奈与观众心有戚戚。

ト欢,故事还不止于此。从母亲的身份看,是个没有施针执照的人。作为最底层生活的人,只能靠惟一的手艺过活。所以在当权者的庇护下,有公务员太太想在买药材上占便宜,搬出公务员身份向母亲施压。当母亲一步步查询真相时,向警察、律师这样身份地位的人那看不到任何希望。而帮助母亲的人都是邻居、小混混等普通人。因此在影片的开场中,杜俊才会被有钱人的车相撞。在这样的小镇中,却设有为高阶层的人服务的高尔夫球场。所以金泰才会为杜俊被撞不平,在高尔夫球场闹事。所以,仍然回到国家、权利、阶级这样的语义场中。这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主流电影批评所关注的内容。这也归功于导演有着社会学背景,才会设计在人物中,人物也更加立体真实。导演对电影类型非常精通,他用了类型的壳包装了母爱的核,更多的还有法律和道德的问题,权利阶级问题,发现故事表象下深层的社会问题。《杀人回忆》给观众留下没有答案的结尾,《母亲》在母亲癫狂式的舞步中结局。这两部电影都留下太多思考的空间。

ト、剧作技巧中的反作用

ゴ庸适陆峁估纯,《母亲》的结构很简单。以母亲的视角,线性发展,单一线索,故事情节清晰。侦探故事最大的看点是解密,在编剧中最重要的是设置悬念。本篇的最大的悬念是死者文雅中到底是被谁所杀。母亲为了还儿子的清白,做了很多努力。本篇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展现母亲查案等事件中。母亲从找警察到找律师都失败后,又查金泰。最后在金泰的提示下,让她从死者周边的人进行调查,继而发现死者的生平以及重要的手机照片。

ソ饷苁且向观众做重要暗示,暗示再推进故事的进展,主人公一步一步接近他预知的真相。因此,线索的指示是朝着真相的。每一个小的线索都在推进案情,作用是积极的。然而在本篇中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反的设置,母亲的每一个线索都与她想象不同。

ピ谡庵置扛鋈嘶ハ嗍煜さ男≌蛏,母亲用“行贿”等各种方式想以正当的步骤为儿子申冤,可是事与愿违。母亲只身前往金泰家发现了高尔夫球杆上有红色印迹,被错误当做重要线索,结果仅仅是口红印。母亲在一连串失败后,得到启示重新调查。调查了死者的同学,了解到死者曾经有个手机,手机里不可告人的照片可能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因此,凶手应该就在死者手机里的照片里。线索似乎非常清晰,观众也等待着论证的结局。母亲千辛万苦找到了手机,儿子也突然灵感来到想起凶杀当晚见到的人脸。故事的高潮也即将展开,观众等待抖包袱的,然而创作者在这里否定了全部的预想。照片上的男人是目击证人,他看到了儿子醉酒后杀人的一切。这个惊人的结论,让母亲完全崩溃,不愿意接受事实的她在情急之下失手杀害了目击证人。所以当再回头看这些案件线索时,发现是编者设置的陷阱,把母亲,也把观众引到陷阱中,再给人出其不意的答案。最后的线索不是指向预想的事实,而是残酷的现实。在本篇的剧情中反作用设置也是非常出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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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相亲大会篇9

【关键词】 客体依恋;代际关系;研究;儿童

【中图分类号】 B 844.1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8-0899-03

【作者简介】 徐济达(1953- ),男,江苏南通人,教授,主要从事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研究工作。

【作者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江苏 210029。

【通讯作者】 何源,博士,讲师,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江苏 210029。

关于依恋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发展心理学以及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者的关注。依恋的形成及其性质对儿童的一生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是儿童社会化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儿童向着更加适应生存的方向发展,并对个体的人格养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依恋的代际传递性。所谓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采用Van Ijzendoorm的界定:根据特殊照料者(通常为父母)有关依恋的心理状态可以预测婴儿与特殊照料者之间依恋关系的安全性,即父代的依恋模式与子代的依恋模式可以传递[1]。本文从依恋概念及模式着眼,对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研究进行归纳。

1 依恋的概念及其类型

1.1 概念 依恋(attachment)一般指婴儿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母亲)间最初的社会性联结,也是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志[2]。通常指的是存在于两个人或一个人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力量和某种情绪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依恋的主体既可以是儿童,也可以是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看护者;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依恋则特指婴儿与成年人(一般为父母)所形成的情感联结。

1.2 类型 国外关于依恋类型的测定有多种检测方法,如陌生情境测验(SS)、成人依恋访谈(AAI)、关系问卷(RQ)、亲密关系体验问卷(ERC)等,陌生情境法是最早测量儿童依恋模式的方法,也最为著名并得以广泛使用。

美国心理学家Mary于1969年创立了“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研究法对依恋的类型展开研究,即根据婴儿在陌生环境中的不同反应来评定婴儿的依恋类型。实验过程为:把婴儿置于陌生环境中,观察当婴儿的依恋者(父亲或母亲)离开,只留下婴儿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婴儿会有什么反应,以及当依恋者重新回来后,婴儿又有什么反应。通过观察与分析婴儿在陌生情境中的表现,Ainsworth将依恋模式分为3种类型:第1种为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也叫类型A),指当母亲离开,让婴儿与陌生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母亲重新返回时,婴儿躲避母亲或者不理母亲。这类婴儿即使是母亲在房间里,他也不太理会;而当母亲离开时,婴儿也不感到焦虑。第2种称为类型B,即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指婴儿在母亲离开后表现为苦恼、不安,当母亲回来时,婴儿会立即寻找与母亲的接触,对重新见到母亲感到非常高兴,这类婴儿可以和陌生人相处得很好,但明显表现出对母亲的偏爱。第3种为类型C,也称为反抗型依恋(resistant attachment),指婴儿对母亲的态度是矛盾的,存在2种相反的情感,母亲回来后,既想寻求与母亲的接触,但同时又反抗与母亲的接触[3]。

Main等[4]在前3种依恋类型基础上又发现了一种新的依恋类型,称为D型依恋即混乱型依恋(disorganized attachment),这类儿童常兼有A,C型儿童的特点,在陌生情境中易表现出混乱并缺乏组织的行为。有研究表明,D型儿童是最缺乏安全感的依恋类型,并且有较强的攻击性[4]。研究表明,安全的早期依恋关系不但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智力发展和社会性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完善过程[5]。

2 依恋模式代际传递性的理论背景

2.1 内部工作模式的提出 在依恋的理论背景中,不同理论流派对依恋有着不同的解读。几种主要的依恋理论流派分别是精神分析学派、社会学习派、习性学派以及认知学派。其中习性学派的依恋理论最具有整合性和系统性,并成为后来依恋研究的理论构架。Bowlby在解释母婴依恋形成的机制时假设人类进化过程中使婴儿产生了一种先天的倾向,即婴儿具有在无力照顾自己时发出信号(哭、笑、依附等) 以吸引成人接近,从而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倾向,同时成人也具有对这些信号做出适当反应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依恋[6]。其次,习性学依恋理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来对依恋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和解释。儿童关于自我与特殊照料者之间的内部工作模式是个体与其交往中形成并建立起来的,并对儿童以后的行为与情感、认知等有着深刻影响,形成儿童关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内在表征,使个体对外在环境作出自己的理解并对之进行适应性反应。

2.2 内部工作模式对依恋模式代际传递性的影响 内部工作模式不仅包括个体与依恋对象之间的内在表征或内部模型,还包括自我和他人有关人际交往的具体细节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体验。其中包括2种成分:一个是关于依恋对象的,指当婴儿有需要时,看护者是否可得、敏感并有反应;另一个是关于自己的,指自我是否有价值或值得关爱和看护[7]。随着认知功能的发展,婴儿的这种与照顾者的重复交往经历会内化成活动模型。当婴儿成为儿童直至成人时,个体与他们的主要依恋对象之间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仍旧对其依恋模式产生影响。内部工作模式的自我意象和他人意象仍然在预测同解释与依恋有关的自我行为与情感以及依恋对象的行为与情感。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稳定性,且在婴儿的潜意识中起作用,对儿童的各种人际关系会产生长远影响。也可以进行如下理解:如果个体的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有相对一致的看护经历,内部工作模式则会在重要经验与不断一般化的过程中稳固下来,如此,开始于特殊的婴儿-看护者关系的模式导致了涉及自己和社会更抽象表征的形成,这种表征一旦形成,就有可能自动和无意识地工作[8]630。一旦形成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式固定下来,势必会影响个体对其下一代依恋模型的类型。Crowell等[9]指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和家庭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家庭模式的代际传递中扮演重要作用。

我国王争艳等提出了内部工作模型发展结构的假设,认为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内部工作模式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精细,并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性,个体间内部工作模式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有些人具有简单的结构;另一些人通过整合各种不同的模式而具有复杂的结构,在成年人中可能有4种类型的内部工作模式,即简单依恋模式、爱情依恋模式、友谊依恋模式以及多重依恋模式[8]637。无论是哪一种依恋模式,婴儿期至童年期建立起的内部工作模式都非常牢固,与其他几种依恋模式非常相似,并对其余几种依恋模式起着指导作用。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依恋理论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儿童研究领域,1987年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使得依恋的研究拓展到成人阶段。研究认为,成人依恋“是个体一种稳定的倾向,去靠近其主观认为能满足其生理、心理安全的特定对象,而这种稳定的倾向由依恋内部工作模式所调节,并基于个人在其人际世界中的认知-情感-动机模型[10]。”从内部工作模型结构的理论构想以及关于成人依恋的概念中可以明确,作为依恋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内部工作模式伴随着人的一生并提供了理解从幼儿至成人依恋表达变化发展的依据及影响,有理由认为个体内部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理论与依恋的代际传递性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 国外关于依恋模式传递性的主要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所述,依恋现象应该具有代际传递性,子女的依恋模式与特殊照料者(通常为母亲)的依恋模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多研究者在其研究中验证了这一假设[11]。

3.1 照料者(母亲)与依恋模式代际传递的相关研究 许多研究揭示了不安全依恋的形成与母亲的照顾质量密切相关:依恋类型为A的婴儿其母亲倾向于拒绝和不敏感,缺乏耐心,表现消极;依恋类型为C的婴儿其母亲常常错误理解其需求,不能与儿童达成吻合;依恋类型为D的婴儿其母亲虐待儿童或患抑郁症的比例较高,常常对儿童看护不连贯、不规律,致使儿童情感矛盾,行为混乱[12]。

另外,几项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日本、德国以及以色列4个国家的婴儿类型分布各不相同:美国婴儿中A型婴儿为28.3%,B型婴儿为67.4%,C型婴儿为4.3%;德国婴儿中A型婴儿为32%,B型婴儿为61.7%,C型婴儿为6.3%;日本的3种类型分别为6%,62%和32%;以色列3种类型分别为31%,46%以及23%[13]。究其原因,西方文化中母亲在儿童1岁时就开始强调独立和自主,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自主探索精神;而在日本,母亲并不鼓励儿童表达情感,着重培养儿童的团结与顺从,使得儿童对母亲的情感和自身的要求相矛盾,从而导致C型婴儿较多,同时母亲参与照顾儿童生活较多,儿童无法忽视母亲的存在,所以A型婴儿较少;以色列的儿童其父母参与照顾的程度很低,从小就生活在统一的养育院,致使不同类型的依恋分布相差不大。

另外,从心理病理因素考虑,Leslie等[14]研究发现,母亲的心理病理因素和婴儿的依恋安全性呈显著相关;在父母中至少1位为酒精依赖患者的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需要常缺乏共情,使用体罚,并常常出现亲子角色倒置,很可能无法提供孩子形成安全依恋所必需的精心养育和接纳,从而导致了孩子长大后形成不安全的成人依恋类型[14]。

3.2 成人依恋模式与其子女依恋模式的关系 童年时期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会整合到个体的个性结构中并形成自己对亲密关系的行为表达方式,影响着以后为人父母时的情感与行为。父母对儿童的依恋模式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父母在自身的婴儿期或童年期的依恋经验至成年后形成自己的与依恋有关的内部工作模式可以迁移到下一代身上,从而影响对子女行为反应的敏感性,并对婴儿的依恋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在成人依恋访谈(AAI)中被评定为安全型依恋的父母,其子女往往表现出对父母的安全依恋模式;被评定为不安全型依恋的父母,子女往往也表现出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模式。另外,通过采用AAI对成人的依恋模式进行测评发现,成人依恋分为4种类型,即安全-自主型、不安全-忽视型、不安全-先占型、不安全-遗留型,这4种类型与婴儿通过“陌生情境”测验表现出来的4种依恋类型一一对应。AAI得到的是成人关于自己早期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内在表征,这个心理表征会对他们与自己孩子交往时所形成的依恋关系,也即成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形成了对自己孩子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如果父母双方都是不安全依恋者,其子女的不安全依恋模式的可能性则更大[15]。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有不幸童年经历的父母必然会成为不敏感的父母,进而形成不良的亲子关系。相反,这些父母看待其童年经历的方式似乎比他们实际接受的养育行为对其如何抚养孩子影响更大。如他们把新的信息融入内部活动模式的能力,忍受消极事件的能力,以及以理解和谅解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父母的态度等,都可能使其形成更积极的依恋表象[16]。

3.3 “将心比心”对依恋模式代际传递性的解释 近年来,对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研究更加深入[17];“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的概念为,父母把孩子看作有独立心理的个体的倾向,表现为使用心理特征的语言来描述孩子的倾向;母亲的敏感性不应该只是感知婴儿的信号,而且还包括对婴儿的信号有着正确的理解和认知,如此才能理解婴儿的心理状态。因此,母亲对孩子的将心比心是敏感性的重要条件,并且有可能建立孩子的安全型依恋模式。有研究发现,将心比心可以通过5个类别加以评定,其中“母亲对婴儿恰当的心理评价”是最好的评价指标,回归分析现实恰当的心理评价能够显著预测依恋的安全性。

母亲关于孩子心理的表征不但和父母关于依恋的心理状态有关,而且也和婴儿依恋的安全性有关,即父母越倾向于把孩子看作是一个有自主心理活动的个体,孩子就会形成安全依恋,即母亲的“将心比心”可以很好的解释母亲在AAI中的得分对儿童依恋安全性的预测。

3.4 儿童依恋代际传递性的干预研究 儿童依恋干预的原因是因为婴儿没有形成安全型依恋,其基本需要如得到理解并给予回应、被欣赏、被支持等没有得到相应地满足。目前对儿童依恋代际传递性的干预研究从内容上可以有如下几种。例如可以提高母亲的敏感性,改善母婴之间的互动,Juffer等[18]采用实验组控制组随机实验设计,对更可能形成混乱型依恋的被收养婴儿家庭进行干预,结果表明,短期干预是有效的。其次可以通过改善母亲的内部工作模式从而提高母婴人际互动的质量,尽管这样的干预研究并非都会成功,但在某些个别干预中却会取得较好效果。另外还可以对母亲进行综合干预,如提高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周围亲人的社会支持、“将心比心”的训练等。从干预研究的形式上可以分为预防性干预与临床治疗;预防性干预主要是针对父母进行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及抚养技能方面的培训,帮助父母从孩子刚刚出生伊始就能够向安全型依恋发展;临床治疗主要针对某些存有依恋反应障碍的特殊儿童,方法有亲子互动治疗、亲子游戏治疗等。

影响儿童依恋安全性的因素是多重的,既要考虑到主要看护人本身的因素,又要考虑家庭其他成员以及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对儿童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塑造应考虑各种因素及作用机制,同时也有赖于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依恋的相关理论。

4 研究评价与展望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外的研究者在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在内在机制的研究上仍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与研究热点仍然会聚焦于此。我国关于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研究非常缺乏,更多的是对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引入性述评与验证性研究,同时也说明这一领域的跨文化研究非常值得研究者关注。

儿童时期的依恋模式对人的智力发育、身心健康、社会化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父母是对儿童的依恋模式影响作用最大的人,在父母自身的诸多因素中,起到最根本影响作用的便是父母自身的依恋模式以及他们关于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进行探究意义重大。另外,对儿童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内在机制的探讨将会对儿童的教育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并对开展儿童教育与家庭教育提供实践操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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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琳,桑标.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心理科学进展,2005,13(3):267-275.

大型相亲大会篇10

最近，网上流传的这条微博，引起不少网友关注，也让大家大感意外。因为热播的影视剧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主角因为受伤而生命垂危之际，其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就会立即挽袖为其输血。难道这又是一个乌龙情节？那么，直系亲属之间到底能不能互相输血呢？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输血科张娟主任。张主任明确表示：“直系亲属之间献血容易引发移植物抗宿主疾病，而这种病是最严重的输血并发症之一。”影视剧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场景呢？张主任说也许是“为了煽情”，而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时，电视剧中卷起袖子“血管对血管”输血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地方级医疗机构不能采血，医疗机构的用血必须来源于合法的采供血机构。

直系亲属不能互相献血

直系亲属，是指相互之间有基因遗传关系的亲属，如父母亲及所生子女，因他们之间的基因在染色体一般为整段遗传，他们的单倍型基因一般是相同的。如果他们之间产生供受血关系，由于抗原的相似性较高，当受血者即宿主的免疫出现严重缺陷或受到抑制时，对外来的相似的淋巴细胞缺乏识别，“当成自己的”，此时，外来淋巴细胞就会“反客为主”，攻击宿主自身的组织，引起致命性的并发症，即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病发病率不高（仅为0.1%～1%，血缘关系越近，发病率越高，尤其是一级亲属，即父母与子女间，发病率要高10～20倍），但是死亡率却高达90%。这种并发症大概在输血后10～14天发生，开始时以发热、皮疹等多见，最终因感染致死。因此，如果不是医院出现“血荒”，是不推荐直系亲属相互输血的，危险性太大。

不过，如果Rh阴性患者出现生命危急的情况，医院又缺血，可以考虑有相同血型的亲属为其输血，先救人于危急，再处理并发症。

夫妻之间输血取决于血型

夫妻之间能否输血呢？对此，张主任表示，这要根据夫妻的血型来定。一般情况下，如果丈夫和妻子的血型吻合，是可以输血的。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是还未生育的夫妇，夫妻的ABO血型一致，但Rh血型不一致，就不能互相输血。因为妻子如果是Rh阴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熊猫血）是没有抗原的，如果接受了Rh阳性的血液，体内就容易产生抗体，怀孕后，抗体可以到达胎儿体内。如果胎儿恰在此时好是Rh阳性，就可能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

互助献血不等同于输给亲属

如果有亲人要动手术，医院会动员“互助献血”。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互助献血就是献血给自己的亲属。张主任介绍，医院大力倡导的“互助献血”，是为了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因为血液是不可再生或者合成的，只有靠人们相互献血才能保障这么多患者的用血需求。

但是，“互助献血”并不是直接输血给自己的亲属，而是指如果患者需要输血，而家属同意献血，患者可以免费获得与其家属献血量同等数量的血浆。如果患者本人有过献血记录，则在需要输血时可以免费获得当初献血量5倍的血浆量。张主任表示，对于互助献血有明确的细则，最终获得的血浆量由最初的申请量并视情况调剂而定。

而“互助献血”之后，血液中心在进行血液调配时也会经过严格的审核流程。一般互助献血的爱心人士，会让他填一张互助献血单，同时会注明患者在哪个医院，问清楚献血者是否和患者有直接亲属关系。血液中心在详细了解献血者的情况后，会在调配时把直系亲属相互输血进行规避。如果是直系亲属，血液中心则会将该患者亲属互助献血的血液调配到另一家医院，再将相同血型的血液调配过来。

血液不是越新鲜越好

躺在病床上，眼睁睁看着血液从自己的血管里流到别人的血管里，这种“血管对血管”也是电视剧中极为煽情的片段，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血液从血管里采出来，带着献血者的体温输给受血者是最好最有效的。但是张主任告诉记者，这种献血方式是不靠谱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也是不允许的。

张主任表示，输血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风险，新鲜血液中所含引起输血反应的白细胞等成分较多，经过保存的血液中淋巴细胞活性下降甚至死亡，可以降低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输血反应反而小。所以，不提倡输新鲜全血。

况且，很多疾病都是通过血液传染的，刚采集的血液没有经过病原体检验，是极度不安全的。国家规范要求每袋血液都必须对包括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艾滋病毒、梅毒、转氨酶等项目用两次不同检测试剂厂家或不同批号的检测试剂进行检测，两次检测无反应性者才能用于临床。另外，输血前还要做供受者间血液相容性检测试验，相合才能输注，这样才能保证输血的安全性。

张主任强调，只要在保质期内的血液都是新鲜的血液。血液从献血者血管到受血者血管这个过程很复杂，大家切不可为了追求“新鲜血液”而陷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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