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推翻十篇

清朝被推翻篇1

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产生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民族主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民族主义成为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首先揭开的战斗旗帜。

一、民族主义中的“反清”思想

“反清”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各个阶层开展了一系列救国救民运动。虽然最终结果并没有将中华民族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没有成功地挽救民族危机，更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但是顽强不屈的中国人民都未曾放弃探索。在这个时期，一些爱国人士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之所以遭到列强的强取豪夺，根本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清朝中后期开始，清政府日趋腐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整个统治机构都显现出腐败的特质。面对本国人民的统治，沉重的赋税、严苛的制度、残酷的刑罚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人民反抗不断，而清政府则是大举镇压之旗。对外清政府一改坚挺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味地妥协退让。清政府对内强硬、对外软弱，激起了民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救国救民，就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新的秩序。

为了打破封建专制主义，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1894年，孙中山率先提出“振兴中国”的口号，激励了中华民族的四万万同胞。1905年，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革命纲领，鼓舞人民起来反抗，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统治。近代中国深受双重压迫，然而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清政府不号召人民反抗侵略，而是与列强勾结，对内进行镇压政策。因此，解决国内民族矛盾成为众多矛盾中最紧要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为革命活动提供了指导和依据，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废除封建制度，推翻清朝统治，能够有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无论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或是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还是远在海外的游子，都能够组成“反清”统一战线。民族主义对辛亥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主义中的“反满”思想

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也体现出了一种狭隘的“反满”思想。孙中山早年的思想中包涵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反对满洲一族“宰制于上”。他提出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主张单纯的“反满”，而是在其基础上提出民权主义，主张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建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提出反满，并不是盲目反满，而是要根据民族革命的需要，但并不是满目排斥所有满族人民，也并非要消灭满族这一民族，反的是那些勾结洋人、镇压人民的满洲封建贵族统治。

但是，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将“反清”与“反满”两个不同的概念相混淆。反清本来是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割断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去除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去掉满清政府代表中国的权利。然而在革命的实际过程中，却变成了另一番景象。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出现了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反满”的“一民主义”。这种思想侧重民族光复，主张排除一切满族。虽然在当时，满洲贵族的封建统治与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民族主义”也成为“三民主义”之中最首要的“主义”，但是，这种极端的“反满”“一民主义”太过狭隘，它带有民族偏见，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并且更不利于革命的深入，甚至会阻碍革命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这一切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当革命党人在为推翻帝制而感到满足，袁世凯盗取辛亥革命果实之时，才发现革命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依然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中国人民仍旧没有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也没有得到改善。本来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用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手段，结果人们的眼光仅仅被排满的内容所吸引。民族主义无限膨胀，民族主义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于此同时，在强调“反清”的同时，却忘记了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更大的挑战――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民族主义指导着革命党人推翻了统治中国的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仍处于被人宰割的境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掠夺还在继续，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清朝被推翻篇2

1、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

2、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大都是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恶性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民常常是被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逼到了生存危机的最边缘，除了揭竿而起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3、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刘邦等人揭竿而起，在三年亡秦战争和五年楚汉战争中，这帮武林高手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4、经过秦的大一统和二世而亡，中国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此刻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揭竿而起，斩木为旗，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侠又大量的涌现，这种侠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5、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6、上几百次农民起义，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公共选择的形式，就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只好揭竿而起，通过农民起义的形式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7、如果说是暴力使其获得了权力，那是不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而且根据暴力的原则，其他人同样可以揭竿而起，弑君夺权，这显然不利于守天下。

8、如果君主体认天道，加强自我修养，开创善政，就会风调雨顺，反之则妖孽丛生，天灾人祸不断，民可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从而勾画出一幅天与民共同制约君主的理想图景。

9、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广东客家人洪秀全在岭南揭竿而起，直捣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又极大地激励了孙中山，所以年幼的孙中山，决心要做洪秀全第二。

10、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

11、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战乱频繁，终于迫使人民于水火中揭竿而起，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

12、农民受到官府和地主的压榨，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尤其是在大灾之年，流民日众，他们聚集到起义者的旗下，组成起义队伍，攻城掠地，打击地主势力。

13、新军的出世，不仅没能保住清王朝，反而是武昌起义南方新军揭竿而起，北方新军逼宫相迫，清王朝苦心孤诣培养的保卫者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14、现代生活已提出了反思和批判唯技术肌理观的要求，而现代艺术的实践已在应诺言它的要求，现代陶艺便是应现代审美要求揭竿而起的艺术实践。

15、比罗马共和国严重的是，秦还将法推向了一个极端，动辄严刑峻法，赭衣塞路，终于使不甘受专制高压统治的人们揭竿而起，秦只存在了数十年就被推翻了。

16、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东北女真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气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因而由气候而引起的黄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遏止。

清朝被推翻篇3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顽固派、死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时务俊杰。钱氏食明禄食了六十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的礼部尚书加宫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对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兵尚未临城,钱氏就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也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灰。可是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一天,乾隆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乾隆在一百五十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我给他拨乱反正。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已被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大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那么,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大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

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入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时务俊杰,到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

对大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有功劳,再怎么着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还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并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而钱谦益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大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儿功劳不轻!可是乾隆却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他脑子进水了?还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这个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并脚举手,此致敬礼,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价值观念颠之倒之;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楚。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了,忠超越亲之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式的忠诚,走狗式的忠诚。

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更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某年秋天,乾隆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此次多达三千余人。

乾隆如此作为,看起来好像姜太公封神,敌人那边的、我们这边的,都一同上封神榜,可是非常怪异的是,与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吗?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

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办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或是他疑心不忠于清者,都杀无赦!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于当朝盛世,更要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嘛,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是大大的好。

清朝被推翻篇4

关键词： 晚清法制改革；日本明治宪法；法律移植；宪法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4）03000307

近二十年间，沈家本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实际上，沈家本的学术研究已经从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众”研究，发展成为现在所谓的“显学”。在中国最全面的学术期刊搜索引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或部级期刊数据库里，关于沈家本的论文及著作至少有193篇。这些学术论著多发表于近二十年间，大部分研究肯定了沈家本在具有日本明治宪法的深刻印记的晚清法制改革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然而，国外研究似乎没有关注到这一有趣的现象。截至目前，关于沈家本的英文文献只有百科全书条目，未公开出版的沈家本研究英文文献也极为有限。在Wheeler[1]未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里关注到了刑事审判，却忽视了宪法、民法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对于晚清法制改革的作用。在Philip[2]关于清朝到民国时期法律现状的研究中，沈家本的作用被零星提及。Bourgon[3]认为，凌迟处死这项惩罚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项惩罚措施 在晚清被废除，沈家本在其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一位对1898年乌托邦式“百日维新”――稍早于新政改革（1901―1912）没有太多热情的清朝官僚，为什么会对中国政治突然具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当考虑了法制改革作为其中重要部分的新政改革要比失败的百日维新走的更远这一事实之后，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加重要了[4] 。另外，在寂寂无名这么多年之后，为什么在近二十年间，沈家本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突然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了呢？本文除了对以上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解释外，还希望能够阐释为什么尽管许多研究已经肯定了沈家本以及日本明治宪法对于晚清法制改革的重要作用，但分歧仍然存在。如陈柳裕[5]曾指出不要夸大沈家本在改革中的作用。莫纪宏[6]则质疑日本明治宪法在晚清法制改革中的作用。对于晚清法制改革是否彻底、是否走得太远，学者们同样存在分歧。Wheeler[1]认为，沈家本在晚清法制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太迟，而且作用也不大。Meijer[7]认为，沈家本主张的西方模式的法制改革不仅脱离社会实际，同时超过了晚清政府可接受的范围。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家本的生平，以及他在未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1901年，60岁的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前早年并不辉煌的经历。第二部分论述沈家本及其他精英在改革中所面对的英美、欧陆、日本等理论模式。第三部分是关于沈家本在改革中的活动，涉及到法律、留学、教育等方面。第四部分将讨论沈家本宪法思想的一些关键方面，如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最后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一、并不辉煌的早年经历

直到晚年前，沈家本一直是一个忠诚的、失意的、保守的旧式官僚，对清朝体制改革兴趣阙如。他1840年出生于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吴兴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沈丙莹是家族里第一位进士，曾任刑部郎中，1863年任贵阳知府。任职期间，曾抵抗太平天国运动。家庭背景对沈家本后来的政治立场是有影响的，尽管在学术及官场上的经历并不顺利，但沈家本对于清政府还是非常忠诚的。新政期间，沈家本领导的晚清法制改革不仅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同时也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

童年时期的沈家本似乎对历史比对八股文、法律更感兴趣，尤其是汉朝、三国时期的历史。随着年纪的增长，沈家本更热衷于考证（即基于证据的研究）而非理论研究，这种研究旨趣对他后来投身法律研究影响很大。这一知识背景同样决定了沈家本在后期并没有像他的同僚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撰写冗长的理论文章。不同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新政时期的法制改革也不以激烈的哲学辩论著称，而是实际的、渐进式的，这与沈家本的学术性格非常相投。1864年，在父亲众多好友的帮助下，沈家本进入刑部（受理重大案件的上诉法庭）供职，并且一待就是30年。这期间，他的职责包括搜索案件，找寻依据、先例以及起草一些基本建议。长年在刑部默默无闻的工作，让沈家本成为一个非常有经验且耐心的官员，这些素质是康有为、梁启超所不具备的。这些经历也帮助他在困难重重的晚清法制改革中蹒跚前行。

1865年，沈家本通过了举人考试。又花了18年，他于1883年成为进士。沈家本在科举考试中的挫折经历并不罕见。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晚年加入了废除科举考试的队伍。为了科举考试，沈家本很长时间都没有阅读他自己喜欢的书籍。除了在科举考试上的挫折，他在清朝官僚体制里也走了很远。他的保守态度与19世纪的历史背景其实是相悖的。那个时代正值中国的动荡时期，发生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始于1850年并蔓延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4年，53岁的沈家本被任命为天津知府，这一任命对于他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不再像供职于刑部的30年，这时的他有更多权力和资源。沈家本做了三年半的天津知府，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鸿章带他在天津参加了一个为外宾举办的宴会，使他第一次接触到洋人。虽然沈家本接触外国不多，但他所领导的以模仿日本为特征的清末法制改革成绩很大。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897年，沈家本前往保定担任知府。这对于沈家本来说是一次升职，因为保定和天津不同，它是当时直隶（现河北省）的省会。在任保定知府期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另一件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沈家本作为保守派官僚并没有参加百日维新，但他并不反对变法并且对于百日维新中丧生的“戊戌六君子”深表同情。

沈家本对于清朝法制改革的冷漠态度转变始于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1901年9月1日，沈家本被诬告支持义和团而被洋人拘留。实际上，他是试图阻止义和团运动的。当时正值八国联军（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奥匈帝国、俄国）侵华。1901年12月26日，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达成协议后，被拘留了3个月的沈家本被八国联军释放。这件事触动了沈家本，他开始推崇法制改革。原因在于一些西方国家承诺，如果中国律例与西方各国一致就放弃“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在沈家本被释放的16天前，慈禧太后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宣布开始立宪改革。1902年，沈家本被任命为法律修订委员会的成员。在接下来的10年中，沈家本对中国法律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订旧法（1902―1907年）；第二阶段是创制新律（1907―1911年）。

法律改革是新政的重要环节。就思想取向而言，新政是百日维新的延续。与新政一样，光绪皇帝期间的百日维新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1888―1898年间，康有为共上书光绪皇帝7次，有5次提出了应当向日本学习的主张。1904年6月21日，清政府宣布赦免除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外参加百日维新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尽管主要的人物仍然被认定为有罪，百日维新的核心思想却得以延续。

总的来说，新政比百日维新影响更深远，也更成功。从沈家本在晚清法制改革中主张设立法律馆的做法成功了，而康有为开设法律学堂的请求却被光绪皇帝拒绝，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很多原因决定了沈家本的法律改革成功了，而百日维新却不能。这首先是因为， 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康有为、梁启超没有从事与法律相关工作及从政实践，康有为在进士失败后因其私塾而出名，而沈家本曾在刑部任职30年，是一位老练的官僚，因此，他能够越过官场的繁文缛节蹒跚前行并实现他的主张。其次，沈家本渐进式的改革主张优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式改革，康、梁二人对于清朝体制的改革是缺乏耐心的。最后，新政的主要推动力――慈禧太后比推动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拥有统治精英更坚实的政治支持。

一、法制模式

将西方法律引入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发生于1840年。林则徐在担任湖广总督（湖南、湖北）时，就曾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著作，但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在当时的晚清法制改革时期，或者更普遍的说是在新政改革时期，统治阶层中的很多人都赞成向西方学习，如沈家本认识到西方法律体系的优点，很欣赏西方政府的三权分立体制以及法治观念。慈禧太后也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为当时的情境所迫，她也说：“我们的希望在于宪法”[8] 。1905年，五大臣出国之前，慈禧对他们说：“宪法对于清朝维持统治是有利的，我们可以通过立宪来替代革命”[9] 。

然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晚清统治阶层中的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英美的模式。具体来说，主要有四种态度：（1）主张采用日本明治维新的立宪体制，其体制是模仿德国；（2）对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持怀疑态度；（3）认为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4）倾向于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有选择的借鉴。访问美国的晚清政府官员载泽、端方等认为，晚清政府不能实行美国的宪法体制原因在于美国的宪法体制是建立在其工商业基础上，人权是非常重要的，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他们认为英国的模式也不适合中国，因为英国君主没有德国普鲁士和日本天皇那么大的权力[9] 。

英美与欧洲大陆的法律体系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过分强调私有资产和契约自由，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后者强调国家的权力，其建立法律体系的目标是体现国家精神和统一的民族文化，对于后者来说，国家是法律的来源，所有的法律都是国家法律。

郝铁川[10]指出，法律的系统功能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同那些欧洲大陆国家形成的法律体系拥有相似的文化。从政治上来说，这些国家强调中央集权和君主独裁的传统是中国采用欧洲体系最重要的原因。欧洲大陆的法律体系和中国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采用书面的形式并由政府起草，从罗马到法国再到德国，它们的法律也是由政府起草；在中国的古代，大部分的法律也是由国家起草的，包括秦律、汉律、金律、唐律、宋刑法、明律和清律。

贺卫方[11]列举了晚清政府不愿学习英美法律体系的技术原因，英美法律体系以判例为基础，这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但这一点晚清政府并不具备。他还提出，英美模式强调个人主义，这对于晚清政府来说也难以接受。在他看来，普通法将世界上所有英语语系的国家联系起来，它们也都是自由国家的法律，但当时中国需要的是现代化，而不是个人自由。高鸿钧[12]认为，英美的法律体系有着过于复杂的诉讼程序以及术语，对于生活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人们而言，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大多数采用英美法律体系的国家仅仅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后果，除此之外，很少有国家愿意采取英美法律体系。

然而，就法制改革而言，日本模式最初并没有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将日本模式引入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始于黄遵宪，他曾在1887年访问日本并撰写了《日本国志》。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对日本影响重大，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则很小。如1660―1867年，中国作品有109部被翻译成日语，而日本只有9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法律著作的情况更是如此，1861―1898年，有18部关于西方法律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没有一部来自日本[13] 。

到新政改革时期，向日本模式学习几乎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慈禧关于中国法制改革的命令主要是基于日本1881―1890年的经验。日本进入近代之前，主要是沿用中国的唐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方，并且在几十年内迅速成为现代强国。沈家本赞扬日本将大量的西方法律书籍翻译成日语的做法并指出，日本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在法律方面的学习使国家迅速繁荣昌盛，这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很多法律术语都是先翻译成日语后再传入中国的。 因此，沈家本倾向于学习日本法制模式，日本模仿的是德国模式，而不是英美模式。 他还指出中国应向日本学习的两个技术原因：（1）相比欧洲的语言来说，日语较为简单，便于学习；（2）学习英美和欧洲模式对中国来说还是太过复杂，而学习日本是一条捷径。此外，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也认为，由于在语言、文化以及地理上更加接近，清政府应该向日本学习。一些中国当代学者认为，这是晚清政府学习日本模式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语言、文化以及地理位置因素之外，晚清政府倾向于日本模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财政方面。晚清政府当时的预算过于紧张，而向日本学习的成本最低、花费最少。举例来说，法律编纂部门要求晚清政府提供70 000两白银，但实际上只收到了30 000两白银，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中国员工以及支持中国学生海外留学[13] 。

还有两个政治因素导致了晚清政府更倾向于日本模式：（1）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被视为是立宪战胜独裁的结果；（2）日本的法律体制具有现代性但并不民主，这确保了晚清政府及皇权的永久统治。有学者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行政部门相对于立法、司法具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可以在秘密会议上做出主要决定。在语言、文化、地理、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中，这可能是晚清政府向日本学习的关键原因，即日本模式更加符合晚清政府希望长期统治中国的愿望。由于

晚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弱化，而地方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加，统治精英希望重新恢复部分失去的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此前判处死刑是皇帝的权力，但如今地方政府也有判处死刑的权力，因为清朝当时的国内形势过于混乱，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太多的刑事案件需要处理，这会导致地方政府滥用权力。清朝中央政府想要收回曾经失去的部分权力。

二、改革进程

1立法

治外法权是新政改革聚焦于法律的直接原因。1898年8月，鉴于在保定处理治外法权冲突的经验，沈家本提出，晚清政府必须推进法律体制的现代化。当时，英国、日本、美国和葡萄牙等国承诺，如果晚清政府能够推动法制现代化，它们可以部分放弃治外法权。因此，晚清政府推进法制改革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观念，而不是某种普适性的一般原则，这一事实在中华民国总统曹锟推动1923年宪法改革中再一次重现，当时曹锟政府改革的主要目的也是摆脱治外法权。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皇帝名义宣布进行改革。1902年，光绪询问要求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安徽）刘坤一、湖广总督（湖南、湖北）张之洞、直隶总督（河北）袁世凯荐举一些对西方法律体制比较了解的人选，他们都推荐沈家本和伍廷芳。1902年，晚清政府授权沈家本和伍廷芳在考虑其他国家法制体制的基础上，对本国法律体制进行检查和修改。但是，伍廷芳更了解英美法律体制而不是日本法律体制，因而未能在法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1906年，伍廷芳以为父母守孝为由辞去职务，因此，晚清法制改革实际上是在沈家本的领导下进行的。

1903年，隶属于刑部的法律编纂部门（法律馆）开始将西方法律著作翻译成中文，沈家本是该机构的领导者，机构人员总共有44人[14] 。1904―1909年间，晚清政府翻译了103部西方法律著作，其中38部来自日本。那一时期，翻译工作进展很快。1905年，12部翻译作品中的7部来自日本；1907年，33部翻译作品中的15部来自日本；1909年，45部翻译作品中的13部来自日本[15] 。由于对日本法律的重视，根据法律馆翻译的法律书籍而制定的清朝法律被称为“日本法”。具体来讲，晚清政府在立法上对于日本的借鉴主要有日本宪法、民法、刑法、商务法以及破产法。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宪法的文件。该文件共23章，分为两个部分：（1）君上大权，共14章；（2）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共9章。其中规定，皇帝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但在序言和正文方面则体现着法治的原则，皇帝的权力受到国家机构的制约，建立政府机构的权力分立；个人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和私有权利等自由。实际上，《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是照搬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明治宪法中关于移民、宗教、言论和请愿等权利没有提及。

《钦定宪法大纲》的各项原则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晚清政府在文件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1906年，慈禧宣布采取君主立宪制；1908年，君主立宪正式开始实施，建立了两百多人的议会；1909年废除奴役制度。人们普遍认为，晚清最后的几年里，政府并不只是结构的变化，还融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开始有了发言权。

在此背景下，沈家本以及其法律编纂部门开始起草一些重要法律，如法院组织法、刑法、民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和民事诉讼法草案。1906年，光绪皇帝批准在借鉴日本《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首次建立了司法独立、刑事民事分离、刑事法律三个原则。当代学者指出，沈家本在成为“最高法院”领导者之后，积极促进司法独立以获得更多的权力。

晚清刑法的部分内容是由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起草的，而沈家本的刑事诉讼法律草案同样也是对日本法律的借鉴。沈家本对于日本明治宪法的司法独立大加赞赏，在向朝廷的上书中，他提议借鉴日本的监狱系统并邀请日本法律学者小河滋次郎制定监狱法。此外，日本的法律学者志田钾太郎还帮助起草了商务法、破产法，尽管在晚清没有被颁布和实施，却对晚清法律体系的构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人员交流

清朝被推翻篇5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那些辉煌的历史事件和英雄的故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其中辛亥革命的那段辉煌，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无数英勇无畏的革命先烈们不畏艰辛、顽强勇敢的拼搏，前赴后继的铸就了那辛亥首义的辉煌，用生命照亮中国人民心中前进的方向，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上了浓重、辉煌的一笔。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和大家一起重温辛亥革命那段历史，读小区里的一些画报，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红楼，观看革命纪录片《辛亥革命》等。当我如此近距离的感知辛亥革命的那段光荣而艰辛的岁月，了解到了那些革命者的英勇事迹，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使我热血沸腾，特别是秋瑾、徐锡麟、邹容等人的英雄故事，他们的不屈不挠、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的憾动了我。

英勇的徐锡麟，多么勇敢啊，可谓舍小义而取大义。他在官府假装为朝廷效力，安徽巡抚恩铭非常欣赏他，三个月就提拔他一次，半年就提拔他两次，对他有知遇之恩。可是，为了安徽的革命起义，在徐锡麟等仁人志士密谋的士官毕业典礼上，徐锡麟带头起事，用短枪击毙了他的“恩人”，尽管安徽巡抚恩铭对他有恩，并许诺他高管厚禄，但徐锡麟为了起义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还是杀了他，是何等的无私啊！后来，由于他们人少，弹药不足最终起义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汉宗被捕。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他神色自若的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 虽然起义失败，但是他们的辉煌永存！

秋瑾就义已经一百多年了，世事沧桑，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但秋瑾的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百年前旧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统治是那样顽固。秋瑾作为一个弱女子，敢于如此冲破思想牢笼，打碎封建精神枷锁，去崇仰真理，追求光明，主张共和，坚持男女平等。她面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满腔热血，一身正气，而且为了祖国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民众，唤醒中国。在被清朝政府抓到后，临刑前，她怀着满腔热血，悲愤地说：“同样的流血，同样的奉献，同样的牺牲，我用生命唤醒世人，我用生命去反抗这腐朽、没落的时代，所以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坚强的，他们会笑着面对死亡，我要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我要推翻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并写下如此壮烈的绝命诗篇：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

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既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她的壮举像遍布中国大地的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中国民众的光明前程。所以，她笑对死亡！

正是像徐锡麟、秋瑾这样的革命志士们前赴后继，为中国大地播下革命的火种，到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带领着这样的中国同盟会在武汉打响了第一枪，其他各地区也响应革命的浪潮，推翻清朝了那个腐朽，堕落的封建满清政府，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去回顾它、铭记它，并把那“燃烧自己、铸就辉煌、点亮他人”的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激发我们艰苦奋斗、勤奋自强！

清朝被推翻篇6

关键词：明清；传教士；文化；法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99-03

概言之，一地域内，诸如物质反映、民俗习惯、制度结构及民众心理等偏重精神者，皆可以文化一词叙述。文化虽“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但并非禁锢于一域之内。其亦可通过一系列载体进行跨空间地传递、跨时间地传承。法律文化，若攀附“文化”一词，自然可以解释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法律衍生的与法有关之现象的总和。若文化可以交流，则法律文化的交流毋庸置疑。

一、明清传教士促进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文化的交流，有着其必然的历史背景。本文论述的既是明清时期的中西法律文化交流，所以应当首先明确当时的历史性条件。

（一）明清时期的中国

此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内，依通常之观点，明朝时期开始出现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原始状态萌芽，然而这实际上并未对中国带来实质上的影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续占主导，且一度闭关锁国。这种天朝自我陶醉的安稳状态直到1840年被打破。之后，已经趋于落后的中国人被快速发展和极力扩张的西方世界推着向前走。从此各种坚船利炮打蒙了中国人，又使他们惊慌失措地觉醒着，不断斗争着。

（二）明清时期传教士来华概况

早在唐、元时期，就有景教传入中国，而真正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应属明朝之始。1552年，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受耶稣会派遣，到达广州西南150多公里的上川岛上，开展传教事业，仅四个月便病死，其被称为“耶稣会来华第一人”。 其后陆续有耶稣会派遣者到达已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活动。在期间不得不说的是利玛窦。利玛窦，生于1552年的意大利中部，青年时受到过良好教育，在数学、神学等方面均有造诣。1582年到达澳门，至1610年病逝北京，中国皇帝钦赐墓地。利玛窦在中国28年间，对西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继利玛窦之后，中华区耶稣会会长为龙华民。其1597年来到中国，后赴北京。然而龙华民不同于利玛窦那样宽容对待，而是对教务执行严厉政策，禁止中国人民祭祖、祭天的仪式，从而招致中国社会尤其士大夫阶层的不满，导致1617年明王朝下令禁教，从而驱逐了当时庞迪我、熊三拔等一大批传教士，称为“南京教案”。到天启、崇祯年间，因朝廷的需要，天主教在中国又逐渐复苏。至天启七年，即“1627年，信徒已有一万三千多，”[2]到崇祯年间愈盛。这一阶段主要有艾如略、毕方济、汤若望等。1644年清军入关，满清王朝并未因汤若望等帮助过明王朝而嫌怨，反而在顺治帝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通议大夫、太常寺卿，顺治尊称其为“玛法”。然而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中国政府与天主教廷、耶稣会内部的分歧，康熙下令，又一次禁教运动展开。自此，基督教的传教士活动在中国走入低谷。

传教士来华的再次高潮直至1807年，伦敦会马礼逊来华揭开了新的序幕。自此，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不断加强，来华传教士大增，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07―1840年，这一时期主要是新教教徒马礼逊。此时鸦片战争还未开始，文化交流还处于平等状态，而马礼逊之助手米怜成为第二个中国新教教徒。第二阶段，1840―186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使传教士获得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的特权，但不允许进入内地，并有法令加以严格限制。在根深蒂固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支配下，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关心程度十分低迷。主要有名的如：裨治文、郭实腊、雅裨礼、伯驾、合信等。第三阶段，1860―1900。此一阶段是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进一步为传教士进入内陆提供了条款保障。此时是基督教在华大规模传教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传教士有：丁韪良、傅兰雅、林乐之、花之安、李提摩太等。第四阶段，1900―1911年。在几大教案发生后，外国传教士自我反省，改变方式，1900年后在华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传教士人数、信徒人数和来华差会数日益激增。

二、明清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法律文化的途径

（一）译书立著

应该说，自利玛窦起，到司徒雷登，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很大一部分都把书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由此平台向中国人传播了诸多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了解到当时的史实，自然也是依靠这些书得来。而在与传教士们相关的书中通常分为传教士翻译的和传教士自己编著的两类。

1.翻译西方法学著作

在中国，最早的一批西方法学著作和法律术语大多是传教士翻译而来。比如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等人翻译的《各国律例》一书，“是中国历史上引入的第一本法学著作，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萌芽起了重要作用。”[3]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被迫开放，进入中国的西方法学著作逾见增多。丁韪良、傅兰雅、毕利干等人尤为热心于翻译。其所翻译著作主要有《万国公法》（Wheaton’s of International Law，1864年）、《公法会通》（Bluntschli’s International Law，1877年）、《法律医学》（Principles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1881年）等。

2.自行著书立说

外国传教士除了翻译西方已有的法学著作，同时还自行编写一些书目，以对国外风土人情、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做一介绍。这方面主要有郭实腊编写的《大英国统志》（1834年）、《治国之用大略》（1839年）等。其中对英国国会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诸内容均有介绍。除郭实腊外还有上文提到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7年11月完成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麦都思于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地理便童略传》均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法律有所涉及，并都详细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君主立宪与共和的制度。这些均是其民主法治思想，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法律思维的启发尤为关键。

（二）创团体、办刊物

在晚清时期，许多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出版机构。其中首推1887年由英国传教士威廉臣（1829―1890）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会，后易名广学会。其主要人员除威廉臣之外还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其存在期间出版大量西学书目，而前文所提及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便是其法学传播的重要书籍。除学会之外，刊物更是西学在中国传播之重要阵地。其中著名的有郭实腊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68年由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等。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最早引入西方、诉讼法学的中文期刊，而《万国公报》则是当时发行量极大，影响及广泛的刊登西方法学知识之刊物。

（三）办学任教

兴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借以传教的重要途径。首先是教会学校，自米怜1818年创办了英华书院起，这些教会学校虽主旨于传教，但其培养了伍廷芳、孙中山、宋庆龄等一大批中国法律人才与民主法治发起之先驱；其次是同文馆，包括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81年的中西书院。其中丁韪良、林乐知等人在馆内开授“万国公法”；再次是大学，1903年的上海震旦大学、1904年广州的岭南大学等，皆于课程体系当中设立法律教育；最后是清政府自办大学，即1895年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堂、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等，均有传教士如丁韪良、丁家立等人担任教习，教授法学知识。

（四）通过国人传播

从利玛窦起，传教士大多会与中国人，尤其和掌握权力的士大夫们相交甚好。他们把西学知识传授给这些人，或者通过这些有言论权的人去将西人之思维由上而下的推行开来。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没有一个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不与中国之有识之士、政府官员交往甚密。若非要以例说明，诸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林则徐、徐继等，甚至历代明清皇帝，难以尽举。而这些人在与传教士交往过程中，不仅向其请教，且对其给予帮助。共同译书、聘为顾问、尊其老师、甚至洗礼入教，无不利往。而许多西方法律思想也是传教士们通过中国人自身接受后又推向民众。

（五）借道日本，以日为鉴

我们在研究西学东渐之时，不能忽略一个要点，那就是日本。在新教传教士来华过程中，其目的除宣扬基督教义，同时又带着开化国人，西化国人之旨。他们“不仅继续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更注重西政的鼓吹。西方先进法律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和动机下进入中国。”[4]甲午海战，使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感到耻辱，关键在于日本明治维新，效仿西法，传教士们也关注到这一点。在林乐知与任延旭合译的日本人森有礼（1847-1889年）《文学兴国策》一书中，大量地论及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此外，日本维新改革之后国力渐强，传教士们便以日本为鉴，极力推荐清朝人效仿日本，如李提摩太在其《列国变通兴盛记》里专编《日本变通兴盛记》一卷。

三、明清传教士对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影响

明清时期传教士的主要任务在于传播宗教文化。前期其意图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由上而下，最终达到中国的全民族式皈依。而后到清朝晚期，传教士又承担着为西方列强殖民中国打前锋的作用，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法律思想方面

1.“礼法”与礼仪之争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法律通常除了诏令、律、格等，宗法制度应该说是一种由古而来的影响最持续、渗透最细腻的规范。这种在孔子继承周公“礼治”思想之后被更深刻发展的规范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依通说，“礼”是指包括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礼仪习俗，其基本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亲亲、尊尊”的理念下一切秩序都应该按照上下层级进行，不应该僭越，如果打破了这种秩序就会被视为违背规范，受到惩罚。

然而当传教士带着基督教《圣经》那上帝“人人平等”的思想来到中国时，诚然为中国人所轻视一番。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定位思维实在难以融合这种“平”的理念。虽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将儒家思想部分概念换至基督思想中，但已经完全异于原型。基督教这种平等观和神爱过于人伦之爱的思维与儒家三纲五常显然严重背离。

基于两种异质思想的冲突，从而因为一些反应各思想内容的外在礼仪发生碰撞产生了教案，并且导致政府的强制驱除以保护自身纲常与社会结构。

2.基督教思想的吸收与变异

如果说礼仪之争是异质思想冲突的产物，那么，在清朝后期，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思潮则是对于基督教义的吸收与变异。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参加乡试，适逢公理会传教士史蒂芬在考场布道。传教士赠予其梁发的《劝世良言》。洪秀全在第四次赴试未第后重新拜读此作，瞬间感悟并信奉拜上帝教，后同族弟洪仁■、同乡冯云天一起研读并传教。

1847年春，洪秀全同洪仁■赴广州向传教士罗孝全探讨教义。此后洪、冯又以紫荆山为据，发展教徒逾万人，并将圣经十诫改造为《十款天条》。1851年洪秀全因矛盾激化，揭竿而起，并于1853年建立起“太平天国”。在太平天国时期，“普天下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的思想，形成了男女平等，天下大同的纲领。这样一些天国法律制度，正是因基督教名义而生，它是异质文化纳入后的变异产物。当然，在这种制度的产生源头及过程中，传教士可以说“功”不可没。

（二）法律制度方面

1.法律：民主制度

无论是康梁的维新，还是后来的民主共和，应该说传教士在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引入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首先，他们来到中国的同时，也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律著作。其次，便是传教士们的直接干预与教授。最典型的当属李提摩太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直接性影响。甚至可以说，李提摩太对于中国之维新，之发动有着直接的亲密关系。他力促中国变革，且和伊藤博文在百日维新后被光绪皇帝聘请为顾问。

2.诉讼法律：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规定：“凡英国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馆处投禀……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同时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中英《天津条约》、1876中英《烟台条约》中亦有此类似规定。而这一致使中国丧权的制度正是由美国传教士伯驾签订条约时提出的。这真可谓传教士在晚清时期法律制度引入的一大“贡献”。

3.民事法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前文说到太平天国时期的一系列原则与制度。其中一夫一妻则完全是源自于基督教的文化。要知道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一夫多妻制度一直在延续。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新民主主义出现才打破这种不平等状态。而这一制度的改变必须有先入的因子，那就是传教士。如果没有传教士带着《圣经》来到中国，就无从说起这样一项事关民本、维护家庭安定、改变社会单位结构、冲击宗法等级的制度。

4.国际法：丁韪良的《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作者为美国著名律师惠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4年译成此书并由京都崇实馆出版。该书分四卷，分别是总论、论诸国自然之权、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论交战条规。此书有关规则在日后的实践当中为中国政府屡次援引。清朝政府认为该书颇有用处，便刊印三百部使之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通商口岸官员及一切涉外人员的必备用书。1875年清政府又援引该书内容解决了马嘉里案件。

（三）法学发展方面

在传教中，尤其是清朝时期，传教士通过创办教会学校，担任大学教员，开设法律课程、出版外国法律著作等方式，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产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在法学人才培养方面，教会学校为中国首创性地培养了一批职业法律人。其次在国人法律意识、法学意识的唤起上，大量涉及外国司法、的翻译著作出版，唤起了国人对于法制的思考。再者是法学概念、理论的引进。譬如陪审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元首、议会、立法等概念均自此始。

四、结论

传教士，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可以说是媒介、桥梁、使者、推进器。他们事实上带入了大批西方法律知识，带入了民主法治理念，培养了中国近代法学人才，推进了中国法律向近代化发展的步伐。这是历史必然的，必然于历史发展即如此，必然于宗教对于欧洲之影响，必然于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规律，必然于国人在中国被半殖民地后觉醒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 1994 ：1.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

[3]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5）.

[4]牛绵红.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从[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1947.

清朝被推翻篇7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清朝被推翻篇8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奕欣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发、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于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于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后，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后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戊戌变法，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后，《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后，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着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后所阐述的“三民主义”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后，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

清朝被推翻篇9

下面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下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成为了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其实也就是变相的给西方列强敞开了大门任其掠夺。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一带建立租界。列强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清政府无力偿还所欠西方列强的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对广大农民、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纷纷集结起来，准备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唤醒中国这条沉睡中的巨龙。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紧邻四川，因此亦被抽调了大批部队赶赴四川。武汉城防空前的空虚，这条消息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武器及各种钱物，只待时机成熟。

最终武昌起义的爆发却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屋内的滚滚浓烟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旗帜、武器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湖广总督下令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针对岌岌可危的现状，经紧急磋商革命党人决定冒险提前展开行动，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正式爆发了，晚八时，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最终起义军经一夜激战，终于占领了武昌全城，起义宣告取得成功。

稳定民心。但黎元洪害怕惹祸上身而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这份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清朝被推翻篇10

话得从前段时间的培训说起。一天，州某局的某某领导给我们讲课，说的是公务员的录用。他从我们国家的科举制度说起，于是提到了科举前的官员选拔历史，讲到了这么一句文言文：“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这句话来自《后汉书？张衡传》，本来是对张衡高洁品质的描写。但是，这句话在那位州局领导的口中被翻译为：张衡这个人做孝廉不行，在公府办事又能力不够。

我不知道当时有几个人在听他讲课，也不知道听者心中有何感想，我可是闻此就没有心情再听他的高谈阔论了，不论之后他讲得再怎么精彩。

我想，只要是学过一点古文的人，都不会这么解释这句话。哪怕是没学过古文，甚至目不识丁，但只要知道张衡是个什么人，也不会苟同那位领导的解释。

那么，我在此就试着翻译一下“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这句话吧。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孝廉。我们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在隋朝的科举之前，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很多，其中就有“举孝廉”。举孝廉是从汉代开始的。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向朝廷举荐道德高尚、行为清廉并且博学多才的人到朝廷任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想做官，博学多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和廉洁的品质。具体说就是孝敬父母，此即为“孝廉”之“孝”，清正廉洁，此即为“孝廉”之“廉”。只有具备“孝廉”之质，才能做官。“举孝廉”在这里就是说推荐张衡为孝廉到朝廷任职。“不行”，不是说能力不行。“行”是一个动词，就是行走、动身前往的意思，“不”，起着否定的作用。因此，“不行”就是不动身的意思。“连辟公府”的“连”是多次、屡次的意思，“辟”，是征召的意思，带有命令的意味，“公府”，简单说就是官府、朝廷。“不就”，并不是说能力不够。与“不行”一样，“不”起着否定作用，“就”是靠近、到达的意思，这里应解释为上任。所以，“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应该是“地方长官推荐张衡为孝廉到朝廷做官，张衡不动身前往任职；朝廷又多次下诏征召张衡到朝廷做官，张衡依旧不去上任”的意思，而不是那位领导所谓的能力不行，更不是能力不够。

我真是怀疑该领导没学过历史，甚至不知道张衡为何人。如果知道，怎么还会如此这般信口开河呢？